２周刊
责任编辑：安沙圆园园８年１１月１日星期
六 专 纪念中关村２０年大型系列报道之中关村科技园区批复 题 矗立在中关村黄庄路口的中关村村标，是一座金色 “ＤＮＡ”模型雕塑，是两个缠绕上升的螺旋。
在于滨眼中，这个雕塑也意味着中关村科技园区与中关村
软件产业的关系：“中关村打造了一个价值链，它发展了电子市场，带动了整个电脑的销售，在人们使用电脑改善工作质量之后，发现软件的出现能够根本上改变工作的效率，于是催生了中关村民族的软件产业。
就像这个村标，是互相缠绕的关系，虽然不相交，却永远互动延伸、共同提升的螺旋。
” ———访中关村软件国际孵化软件协会会长于滨 □本报记者戴欣平 洪荒时代 在中关村软件发展的初期，于滨称之为 “洪荒时代”，在那个时代，编写程序没有微机，有一台终端就会幸福得要上天，而且，中国的软件产业还没有“软件保护”的概念。
在那个刀耕火种的时代，软件作为一个听得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其存在的物理形式就是一张五寸盘。
别小看了这张成本不过一块两毛钱的软盘，其中大有 乾坤，保存着当时中国第一批民族软件程序员们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心血成果。
因为要学习美国的某些风格，当时的软 件定价很讲究尾数上带个９，所以软件的售价基本上就是几十到一两千元之间，上万元的软件还没有出现，最贵也就是三四千元。
和所有时代的程序员一样，那个时代的 中关村软件开发人员把追求新鲜的软件作为 一种时尚。
出了一个新软件都会争抢，都会拿来试一试，看一看，到底新在哪儿。
“那是一个拷盘交换的时代。
”于滨说。
软件就像书一样，被借来借去，不同的是，借了书之后，你可以要回来，但软件借完以后，你就要不回来了，都拷在电脑上了。
其实当时岂止缺乏对软件产权的保护意识，甚至软件市场都是一片荒芜。
在于滨看来，北航的计算机系一直是国内实力最强的，北航计算机系当时承接了国家科委的一个项目，开发了一个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软件开发测试软件，但是在北京展览馆展出了多天，却无人问 津。
“因为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软件开发 企业’，也没有企业会觉得自己有软件方面的需求。
没有这个需要，怎么会有人买？”于滨说，“但是科委的项目是要验收的啊，验 收的重要一环就是用户的反馈，可现实就 是，中国当时的工业环境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用户就是没有，怎么办？” 困窘了一段时间的北航计算机系只好托关系找了天津的一家企业，倒贴给人家１２００元的辛苦费，来试用了一番这个软件，写出了一个报告，最后把整个验收材料凑齐，算是过关。
“中关村软件的发展，可以显现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过程。
其实中国软件的起点很高，专业水平也很高，并不比美国差多 少，但是我们就差在整个工业环境的发展上， 差在市场需求上，一个产品一个技术，如果没有市场就形不成产业，就无法产生正常的循环。
”于滨说。
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就是即用即开发，需要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手边问题的。
软件产业的发展也一样，所幸的是，当时已经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个趋势，开始向这些领域发展。
于滨真正意识到市场的需要与软件的无形价值，是在他为北航开发了一个分房管理软件之后。
分房是那个时代中国人一生中的最大利益之
一，而高校分房更是一个大事件，不管是多么有学术成就的专业大拿，也不管是平时多么温文尔雅的教授导师，到了这个时候，大都得抹下脸来寸土必争。
因此分房往往是一个长期的、充满着纠纷与争议的、各式各样表格雪片般飞舞的过程。
于滨开发的这个分房软件，将各种参数标准程序化以后，整个分房过程显得格外顺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３天内完成了过去３个月才能完成的事，而且争执纠纷大大降低了，因为一切都明明白白了。
” 从３天到３个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的飞跃，这是一个“效率的改变”。
于滨用了“改变”一词，而不是“提升”，足以说明这个分房管理软件对当时的传统工作方式带来的冲击之大。
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于滨体验到软件所隐藏的价值。
北航出了个软件分房省时省力又 省心的“成功案例”因口口相传，一时遍及中 关村、全北京各大高校。
于是这些高校纷纷遣使前来观摩。
最后，这套软件被北航方面，以 一套７０００元的价格，转售给了其他多所高校，而于滨当时只收到了１０００元的劳务费。
对于这个转让，于滨当时犹在鼓里，直到收取了１０００元的劳务费后，才感到震动，在最早的一批中国软件开发人员看来，软件行业的发展空间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大到何等程度，却一直没个准谱，而北航分房软件的前后身价对比，给了他们一个惊叹号：原来软件的价值可以有这么大。
于滨开始逐渐走出开发领域，向市场拓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关村的软件产业迎来了 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英雄时代 １９９１年，于滨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软件公司微宏科技公司，后来转型成为微软在中国的第一批代理商，并逐渐发展成为其金牌代理商。
这一时期，一大批日后在中国软件产业版图上各据一方的英雄们也开始踏上了振兴中国软件产业的漫漫长路： 最早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的金益康公司也在略早前成立。
这一年，刚刚走出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的雷军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曾经开发出一个加密软件并在中关村卖得很是红火的他，最后选择了与求伯君共赴ＷＰＳ，直到１６年后，一手将金山带上香港主板，成为中关村软件企业成长中划时代的人物。
１９９２年前后，市面上开始流行防病毒卡，各种防病毒卡多达五六十种。
就在这个时候，王江民开始进入了电脑防病毒软件领域，“一个人一个企业占领了一个行业”的神话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孕育。
１９９１年底，朱崇君推出了用Ｃ语言改 写了程序，同时增加了一系列功能的ＣＣＥＤ４．０版。
这样的人物，当时还有很多，吴晓军、宋朝弟、王志东、周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１０年，是中关村软件产业发展的“英雄时代”。
风流人物备出，各领一方，独占风流，激情豪气干云。
可以说，这个时代是属于软件程序员的，他们是一个人唱出了一台戏。
在中国人的美学认知中，英雄身后往 往悲歌环绕。
这一时代的软件英雄们也大多不能摆脱，最终受囿于此。
洪荒时代不注重软件产业产权的使用习惯，最终令绝大部分这个时期的英雄将相们折戟沉沙。
“我们在洪荒时代，就没有将产权保护落到实处，这给第二时代的开拓者们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于滨如是总结。
１９９２年，于滨“无意中”打了中国第一起软件侵权案。
当时的中国对软件产权的 认识之缺乏，以致当时处理此案的接待法 官居然没有听说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最后于滨的微宏公司打赢了这场官司，但是只获得了相对低额的经济赔偿。
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大胜利了，宣告了中国是保 护软件产权的，这也是这个案子所承载的另一重大意义。
在这个官司的基础上，中关村地区３０家软件渠道企业及５０家“海归”软件公司共 同发起成立了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
但是仅有一个官方的态度并不能根本 上解决市场上的盗版行为。
那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软件英雄、软件企业，如今 剩者屈指可数。
在经历了斯巴达式生存法则的筛选后留下的这些软件企业，无一不是精英。
然而，纵然是精英，也需要对时代和趋势妥协，并在妥协中进一步谋发展。
企业要发展，时代要推力，这力源从何而来？ 求存时代 中关村软件产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进入的“求存时代”，用两句诗来形容就是：“好风凭借力，众志可成城。
” 但，好风来得不容易。
１９９４年，软件产业的税收由３．２７％上升 到１７％后，导致中关村软件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软件企业负重前行，困难重重。
为什么政策调整反倒造成新的不平等竞争环境？为什么民办软件企业总是要承受更多的艰难？难道真是天要降大任于中国的民办软件企业，所以才要用最困难的处境磨练它们？这３个“为什么”萦绕于 心，久不能去，终于迫使于滨在深入调研了３０家软件企业后，撰写了一篇题为《沉重的翅膀》的文章。
文章为中国民族软件产业的疾苦大声疾呼，迅速在国内引起轰动。
于滨呼吁，“为国家本来就缺少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扶植政策，既然改革已经给软件企业增加了新负担，就更应该研究软件产业的特殊性，比如可以参照软件工程中通过人年估算软件成本的方法，可请软件专家给软件成本制订一个简单计算方法，结合中国软件登记中心的软件登记工作，请国家税务 总局制订出一个特殊的扶植软件企业发 展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对土著软件公 司不利，鉴于软件产业的振兴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性，迫切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软件产 业的特殊性，制订出有中国特色的振兴软件产业的政策。
” 这篇文章先后被《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计算机世界》等十几家报纸转载，引起了科技部对软件产业的极大关注，从而引发国家出台优惠政策，使所有软件企业的增值税由１７％降为３％，极大地缓解 了软件企业的经营压力，促进了中国软件产业向良性发展。
这是于滨认为自己做得最得意的４件事之一：“这也是一个影响整个行业发展的事件，可以说是一篇文章为中关村，甚至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划出了一道分水岭。
标志着中国软件产业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 获得了政策大环境的支持，命运多舛的中关村软件产业开始开上了高速路，但跋涉的过程远算不上一帆风顺。
１９９８年，因为当时在ＩＴ界发行量最大 的某报开出了极高的广告收费标准，而令 刚刚获得一些发展，看到市场前景的中关 村软件企业叫苦不迭。
由于广告费在软件销售企业总体成本中占比例很大，高昂的广告费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为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于滨与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成立了谈判委员会，聘请律师与其交涉。
开始对方态度强硬，拒绝合作。
于是，协会发起联合行动，签订“联合行动协议”，推选代表就降低广告费用与广告商进行集体谈判，声明如不降低广告收费标准，则３０余家企业 将全体拒绝在该报纸做广告。
在谈判僵持的３个月中，没有广告支 持，企业销售收入下降，甚至在组织内部出现少数逃兵的情况下，中关村软件企业依然顶住了压力，最后迫使该媒体统一下调广告费用三分之
二。
一家企业，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要想推动一个行业的发展，就必须团结整个行业的力量。
于滨说：“中关村软件产业要求存，一定要团结。
不团结没有出路。
只有团结，才能获得产业发展的推力。
” 理性时代 进入新千年，中关村软件产业发展迎来了一个充满挑战，同时也充满机遇的时代。
这个时代，需要中关村软件人更为理性的态度和心态。
于滨还是用他当年为北航开发的分房软件做例子：“软件在ＩＴ产业中的地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年的这套软件，只‘卖’７０００ 元，我个人只获得１０００元劳务费，但是运行它的微机，在当时却需要花费４万元，现在完全倒过来了，７０００元可以买一台很不错的电脑，而一套功能齐服务硬的管理软件，恐怕不是区区４万元就可以拿下的。
” ７０００、４万，在１０年功夫里，所对应的对象与承载的内涵发生了一次换位，这代表了时代的变迁，说明了中关村的进步，也 是中关村软件产业发展的结果。
现在的中关村还在不断进步中，中关 村软件产业也在不断地进步。
在于滨看来，在理性时代中，中关村的 软件企业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加快自身的发展，而这一切是企业自己天生的短板：“中关村的软件企业掌门人大多是技术人员出身，他们的学识与经历决定了，他们不 可能有太高的管理能力，他们需要提升管理的档次，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才。
对他们而言，来自政府方面的帮助，甚至指导很重要，中关村在引进和提供软件产业的公共服务上，还大有可为。
” 随着英特尔、微软等更多跨国企业将其研发中心落户中关村，将来的２０年，中关村将会是一个国际化的中关村。
在过去２０年 里，中关村用电子市场普及电脑的使用，从而带动了中关村软件产业的发展；在将来的２０年中，随着中关村进一步的国际化进程，中关村软件产业也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国际化。
“过去是硬件的普及催生软件的发展，在ｗｉｎ９５之后，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软件对硬件发展水平的推动与促进，这个趋势在将来只会越来越明显。
”于滨对中关村软件产 业的发展充满了自信，“过去我们说中关村的村标，是硬件和软件两只手共同发展，现在看来，其实是软件产业与中关村之间的互动，产生了这种相互的影响与促进。
中关村软件需要感谢中关村在促成全民使用电脑这个环境上的成功，但是在将来，软件产业也一定会成为中关村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
六 专 纪念中关村２０年大型系列报道之中关村科技园区批复 题 矗立在中关村黄庄路口的中关村村标，是一座金色 “ＤＮＡ”模型雕塑，是两个缠绕上升的螺旋。
在于滨眼中，这个雕塑也意味着中关村科技园区与中关村
软件产业的关系：“中关村打造了一个价值链，它发展了电子市场，带动了整个电脑的销售，在人们使用电脑改善工作质量之后，发现软件的出现能够根本上改变工作的效率，于是催生了中关村民族的软件产业。
就像这个村标，是互相缠绕的关系，虽然不相交，却永远互动延伸、共同提升的螺旋。
” ———访中关村软件国际孵化软件协会会长于滨 □本报记者戴欣平 洪荒时代 在中关村软件发展的初期，于滨称之为 “洪荒时代”，在那个时代，编写程序没有微机，有一台终端就会幸福得要上天，而且，中国的软件产业还没有“软件保护”的概念。
在那个刀耕火种的时代，软件作为一个听得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其存在的物理形式就是一张五寸盘。
别小看了这张成本不过一块两毛钱的软盘，其中大有 乾坤，保存着当时中国第一批民族软件程序员们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心血成果。
因为要学习美国的某些风格，当时的软 件定价很讲究尾数上带个９，所以软件的售价基本上就是几十到一两千元之间，上万元的软件还没有出现，最贵也就是三四千元。
和所有时代的程序员一样，那个时代的 中关村软件开发人员把追求新鲜的软件作为 一种时尚。
出了一个新软件都会争抢，都会拿来试一试，看一看，到底新在哪儿。
“那是一个拷盘交换的时代。
”于滨说。
软件就像书一样，被借来借去，不同的是，借了书之后，你可以要回来，但软件借完以后，你就要不回来了，都拷在电脑上了。
其实当时岂止缺乏对软件产权的保护意识，甚至软件市场都是一片荒芜。
在于滨看来，北航的计算机系一直是国内实力最强的，北航计算机系当时承接了国家科委的一个项目，开发了一个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软件开发测试软件，但是在北京展览馆展出了多天，却无人问 津。
“因为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软件开发 企业’，也没有企业会觉得自己有软件方面的需求。
没有这个需要，怎么会有人买？”于滨说，“但是科委的项目是要验收的啊，验 收的重要一环就是用户的反馈，可现实就 是，中国当时的工业环境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用户就是没有，怎么办？” 困窘了一段时间的北航计算机系只好托关系找了天津的一家企业，倒贴给人家１２００元的辛苦费，来试用了一番这个软件，写出了一个报告，最后把整个验收材料凑齐，算是过关。
“中关村软件的发展，可以显现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过程。
其实中国软件的起点很高，专业水平也很高，并不比美国差多 少，但是我们就差在整个工业环境的发展上， 差在市场需求上，一个产品一个技术，如果没有市场就形不成产业，就无法产生正常的循环。
”于滨说。
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就是即用即开发，需要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手边问题的。
软件产业的发展也一样，所幸的是，当时已经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个趋势，开始向这些领域发展。
于滨真正意识到市场的需要与软件的无形价值，是在他为北航开发了一个分房管理软件之后。
分房是那个时代中国人一生中的最大利益之
一，而高校分房更是一个大事件，不管是多么有学术成就的专业大拿，也不管是平时多么温文尔雅的教授导师，到了这个时候，大都得抹下脸来寸土必争。
因此分房往往是一个长期的、充满着纠纷与争议的、各式各样表格雪片般飞舞的过程。
于滨开发的这个分房软件，将各种参数标准程序化以后，整个分房过程显得格外顺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３天内完成了过去３个月才能完成的事，而且争执纠纷大大降低了，因为一切都明明白白了。
” 从３天到３个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的飞跃，这是一个“效率的改变”。
于滨用了“改变”一词，而不是“提升”，足以说明这个分房管理软件对当时的传统工作方式带来的冲击之大。
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于滨体验到软件所隐藏的价值。
北航出了个软件分房省时省力又 省心的“成功案例”因口口相传，一时遍及中 关村、全北京各大高校。
于是这些高校纷纷遣使前来观摩。
最后，这套软件被北航方面，以 一套７０００元的价格，转售给了其他多所高校，而于滨当时只收到了１０００元的劳务费。
对于这个转让，于滨当时犹在鼓里，直到收取了１０００元的劳务费后，才感到震动，在最早的一批中国软件开发人员看来，软件行业的发展空间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大到何等程度，却一直没个准谱，而北航分房软件的前后身价对比，给了他们一个惊叹号：原来软件的价值可以有这么大。
于滨开始逐渐走出开发领域，向市场拓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关村的软件产业迎来了 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英雄时代 １９９１年，于滨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软件公司微宏科技公司，后来转型成为微软在中国的第一批代理商，并逐渐发展成为其金牌代理商。
这一时期，一大批日后在中国软件产业版图上各据一方的英雄们也开始踏上了振兴中国软件产业的漫漫长路： 最早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的金益康公司也在略早前成立。
这一年，刚刚走出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的雷军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曾经开发出一个加密软件并在中关村卖得很是红火的他，最后选择了与求伯君共赴ＷＰＳ，直到１６年后，一手将金山带上香港主板，成为中关村软件企业成长中划时代的人物。
１９９２年前后，市面上开始流行防病毒卡，各种防病毒卡多达五六十种。
就在这个时候，王江民开始进入了电脑防病毒软件领域，“一个人一个企业占领了一个行业”的神话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孕育。
１９９１年底，朱崇君推出了用Ｃ语言改 写了程序，同时增加了一系列功能的ＣＣＥＤ４．０版。
这样的人物，当时还有很多，吴晓军、宋朝弟、王志东、周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１０年，是中关村软件产业发展的“英雄时代”。
风流人物备出，各领一方，独占风流，激情豪气干云。
可以说，这个时代是属于软件程序员的，他们是一个人唱出了一台戏。
在中国人的美学认知中，英雄身后往 往悲歌环绕。
这一时代的软件英雄们也大多不能摆脱，最终受囿于此。
洪荒时代不注重软件产业产权的使用习惯，最终令绝大部分这个时期的英雄将相们折戟沉沙。
“我们在洪荒时代，就没有将产权保护落到实处，这给第二时代的开拓者们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于滨如是总结。
１９９２年，于滨“无意中”打了中国第一起软件侵权案。
当时的中国对软件产权的 认识之缺乏，以致当时处理此案的接待法 官居然没有听说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最后于滨的微宏公司打赢了这场官司，但是只获得了相对低额的经济赔偿。
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大胜利了，宣告了中国是保 护软件产权的，这也是这个案子所承载的另一重大意义。
在这个官司的基础上，中关村地区３０家软件渠道企业及５０家“海归”软件公司共 同发起成立了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
但是仅有一个官方的态度并不能根本 上解决市场上的盗版行为。
那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软件英雄、软件企业，如今 剩者屈指可数。
在经历了斯巴达式生存法则的筛选后留下的这些软件企业，无一不是精英。
然而，纵然是精英，也需要对时代和趋势妥协，并在妥协中进一步谋发展。
企业要发展，时代要推力，这力源从何而来？ 求存时代 中关村软件产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进入的“求存时代”，用两句诗来形容就是：“好风凭借力，众志可成城。
” 但，好风来得不容易。
１９９４年，软件产业的税收由３．２７％上升 到１７％后，导致中关村软件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软件企业负重前行，困难重重。
为什么政策调整反倒造成新的不平等竞争环境？为什么民办软件企业总是要承受更多的艰难？难道真是天要降大任于中国的民办软件企业，所以才要用最困难的处境磨练它们？这３个“为什么”萦绕于 心，久不能去，终于迫使于滨在深入调研了３０家软件企业后，撰写了一篇题为《沉重的翅膀》的文章。
文章为中国民族软件产业的疾苦大声疾呼，迅速在国内引起轰动。
于滨呼吁，“为国家本来就缺少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扶植政策，既然改革已经给软件企业增加了新负担，就更应该研究软件产业的特殊性，比如可以参照软件工程中通过人年估算软件成本的方法，可请软件专家给软件成本制订一个简单计算方法，结合中国软件登记中心的软件登记工作，请国家税务 总局制订出一个特殊的扶植软件企业发 展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对土著软件公 司不利，鉴于软件产业的振兴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性，迫切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软件产 业的特殊性，制订出有中国特色的振兴软件产业的政策。
” 这篇文章先后被《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计算机世界》等十几家报纸转载，引起了科技部对软件产业的极大关注，从而引发国家出台优惠政策，使所有软件企业的增值税由１７％降为３％，极大地缓解 了软件企业的经营压力，促进了中国软件产业向良性发展。
这是于滨认为自己做得最得意的４件事之一：“这也是一个影响整个行业发展的事件，可以说是一篇文章为中关村，甚至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划出了一道分水岭。
标志着中国软件产业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 获得了政策大环境的支持，命运多舛的中关村软件产业开始开上了高速路，但跋涉的过程远算不上一帆风顺。
１９９８年，因为当时在ＩＴ界发行量最大 的某报开出了极高的广告收费标准，而令 刚刚获得一些发展，看到市场前景的中关 村软件企业叫苦不迭。
由于广告费在软件销售企业总体成本中占比例很大，高昂的广告费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为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于滨与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成立了谈判委员会，聘请律师与其交涉。
开始对方态度强硬，拒绝合作。
于是，协会发起联合行动，签订“联合行动协议”，推选代表就降低广告费用与广告商进行集体谈判，声明如不降低广告收费标准，则３０余家企业 将全体拒绝在该报纸做广告。
在谈判僵持的３个月中，没有广告支 持，企业销售收入下降，甚至在组织内部出现少数逃兵的情况下，中关村软件企业依然顶住了压力，最后迫使该媒体统一下调广告费用三分之
二。
一家企业，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要想推动一个行业的发展，就必须团结整个行业的力量。
于滨说：“中关村软件产业要求存，一定要团结。
不团结没有出路。
只有团结，才能获得产业发展的推力。
” 理性时代 进入新千年，中关村软件产业发展迎来了一个充满挑战，同时也充满机遇的时代。
这个时代，需要中关村软件人更为理性的态度和心态。
于滨还是用他当年为北航开发的分房软件做例子：“软件在ＩＴ产业中的地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年的这套软件，只‘卖’７０００ 元，我个人只获得１０００元劳务费，但是运行它的微机，在当时却需要花费４万元，现在完全倒过来了，７０００元可以买一台很不错的电脑，而一套功能齐服务硬的管理软件，恐怕不是区区４万元就可以拿下的。
” ７０００、４万，在１０年功夫里，所对应的对象与承载的内涵发生了一次换位，这代表了时代的变迁，说明了中关村的进步，也 是中关村软件产业发展的结果。
现在的中关村还在不断进步中，中关 村软件产业也在不断地进步。
在于滨看来，在理性时代中，中关村的 软件企业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加快自身的发展，而这一切是企业自己天生的短板：“中关村的软件企业掌门人大多是技术人员出身，他们的学识与经历决定了，他们不 可能有太高的管理能力，他们需要提升管理的档次，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才。
对他们而言，来自政府方面的帮助，甚至指导很重要，中关村在引进和提供软件产业的公共服务上，还大有可为。
” 随着英特尔、微软等更多跨国企业将其研发中心落户中关村，将来的２０年，中关村将会是一个国际化的中关村。
在过去２０年 里，中关村用电子市场普及电脑的使用，从而带动了中关村软件产业的发展；在将来的２０年中，随着中关村进一步的国际化进程，中关村软件产业也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国际化。
“过去是硬件的普及催生软件的发展，在ｗｉｎ９５之后，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软件对硬件发展水平的推动与促进，这个趋势在将来只会越来越明显。
”于滨对中关村软件产 业的发展充满了自信，“过去我们说中关村的村标，是硬件和软件两只手共同发展，现在看来，其实是软件产业与中关村之间的互动，产生了这种相互的影响与促进。
中关村软件需要感谢中关村在促成全民使用电脑这个环境上的成功，但是在将来，软件产业也一定会成为中关村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