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周刊 责任编辑：安沙圆园１０年１１月２７日星期
六 编者按 历史不应该忘却，要铭记于心！为改革大潮所涌动的，中关村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多少人物和多少故事，铺垫了今日之中关村！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小岗村１８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３日，陈春先在妻子的眼泪中坚持对新技术扩散理念的大胆尝试，扔掉铁饭碗、抛弃光明前途，创立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随后，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中关村第一代创业企业集群，拉开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大幕“，中关村精神”由此传承、发展。
农村改革有“小岗村”“，中关村”则唤醒了中国民营科技。
两个“村”通过对所有制的大胆突破，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最强音。
回首３０年之路，中关村从燎原的星星之火，发展经历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科技园区，２００９年国务院批复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今天，中关村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历史责任，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中心之
一，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策源地，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突破口……但是，中关村的发展需要发扬什么、规避什么、创新什么？与产业和区域发展相匹配的文化，又该如何迈开前进的步伐？重温历史，并通过回忆与追溯，梳理出对今日中关村发展的经验、教训、理念、文化和精神。
科学时报社、中国民协研究中心“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３０周年大型系列报道”，旨在通过对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及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通过今天影响中关村发展和未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企业家的采访，还原历史，并建言示范区发展。
中关村 激情燃烧的 岁月 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３０周年大型系列报道 阴于维栋 小岗村与中关村冲击所有制问题 ３０年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春先为首的７名科技人员在北京市科协支持下成立的民办科技机构，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新事物之
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的崛起，它的影响和重要意义，可以和小岗村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发生的包产到户的事件相提并论。
所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农村，一个发生在城市，而且是在北京；而相同的是，都涉及所有制的问题，而所有制问题则是经济关系中最主要的、最核心的问题。
就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历程来说，３０年来大体上经历了３个阶段：即电子一条街（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北京新技术产业试验区（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和中关村科技园区（１９９８至今）。
这３个阶段实际上是走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子。
第一个阶段即电子一条街的阶段，是探索着发展城市经济的一种新的企业形式，即民营科技企业，它的特点是“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加上科技“四自”有活力，科技有竞争力。
从民办发展到民营，表明它兼容了各种所有制而强调了机制。
“问题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企业的运行机制”（见《希望的火光》）；第二个阶段是探索发展一种以园区的形式来发展城市工业经济。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实践表明，这种形式已经取得成功并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个阶段是“中关村”的 概念已经突破了园区的范围，在探索 发展以新兴产业群和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路子，这条路子正在走着。
总之，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３０ 年走来的是一条城市经济发展的新路，这条路子起步的时候没有小岗村走得那么顺利。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小岗村 生产队长严宏昌把１８户农家召集开会，决定“把土地分了”并立下了生死契约，第二年秋天获得了大丰收。
小岗村的成功带动了周围的农村，１９７９年秋收之后，许多农村已经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一夜之间就把田地和耕牛划分到户。
１９７９年９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决定，充分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见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１９７９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１０％。
１９８０年达到２５％，１９８１年底已经达到５０％。
但是中关 村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出现了陈春先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 务部”之后，两年之内没有出现新的民办科技机构，服务部的账目被查封，人员受到审查。
１９８３年１月，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陈春先的事件做了指示，指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之后，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才逐步发展起来了。
１９８２年底王洪德成立了京海公司，１９８３年陈庆振成立了科海，１９８４年万润南成立了四通，倪振伟成立了海华，彭伟民成立了时代，柳传志成立了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金燕静成立了信通等。
到１９８５年３月，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提出“允许集体或个人建立科学技术或技术服务机构”，这才得到中央文件的肯定。
我们这里做一个比较，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提出到１９７９年９月，就得到中央文件的肯定，不 到一年；而中关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出现的民办技术服务机构，到１９８５年３月才得到中央文件的“允许”，花了４年多时间。
这里城市改革先行的探索者所经历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无论是小岗村还是中关村，开辟的都是一条新路，正如鲁迅所说过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路。
可见新路不是一个人所能走出来的，而是要有一群人先走，尔后又有许多人不断跟上，不断地走，才能形成的。
不管先走后走，各自都对这条路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小岗村和中关村的路子都是群众走出来的，而不是哪位英明的领导人提出来的。
这说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当然，首先发现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首创的领导人，也是足够英明的了。
历史奠基“两村”的突破 要评价中关村和小岗村的新路的历史意义，我们还得把视野再向前移３０年。
１９４９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他没有说。
但是我们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实践，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想法。
在农村，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运动；在城市，从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到大跃进，从大炼钢铁到超英赶美，从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都表明他在想找一条新路（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这条新路的目的，是迅速在经济上赶上英美，又能实现共同富裕。
根据书本的理论，工农群众生活之所以贫困，根源在于私有制。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一系列的政策，都是以改变私有制（由私有向公有集中）为主线的，而且步子越来越 快。
但是２０多年的实践结果并不是走向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
在农村，许多人吃不饱饭，在城市，日用品越来越短缺，以至于不得不靠发票证 来维持老百姓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和英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且扩大了。
毛泽东去世之后，在中央指导下，党内进行了一次真理标准的讨论，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原理。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
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人们对所有制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有制必然会不断调整的。
但是所有制的调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调整所有制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条件下，把所有制调整到什么状态，什么程度，这完 全要看怎样最好体现自己的目的来决定。
在这里，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水平是第一位的。
在党内高层基本上统一认识的基础上，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
显然，这时候讲经济建设，并不是指重复过去２０多年的经济建设的作法，而是要走一条新路。
这一条新路的具体形式是什么？文件上并没有说。
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小岗村，就是在群众的实践中冒出来的新路，这时 候党内的一批英明的领导干部抓住并支持了这个新事物，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成了燎原之势，这是农村经济所有制调整一次重大突破。
正如我们在过去３０年的实践结果看到的那样，这次调整使农业生产力空前发展，农民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奔向全面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关村的路子出现得慢一些，发 展得曲折一些，这是因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所有制的调整，要比农村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然而不管怎样，３０年中关村的路子走过３个阶段，总体看来，走这条路子使生产力不断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综合国力增强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了。
应该说，这条路子是成功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如果将小岗村的路子和中关村的路子做一个对比，它们共同之处是都是来自群众，来自实践，经得起检验，是成功的。
不同之处是一个适用于农村，一个适用于城市，更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模式只是对于小农经济，才是有活力的。
３０年过去了，农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当农业从小农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候，这里的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步是要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达到城乡相当的水平。
这种情况下，过去３０年适用的模式已经陈旧了，需要创造新的模式，探索新的路子。
相比之下，３０年前中关村科技人员创造的模式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这条路子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放眼未来３０年 我们今天来回顾中关村３０年走过的路子，肯定这条路子，不是为了给谁评功摆好，而是为了继续走下去，创造更好的未来，要着眼于今后３０年。
我们要总结经验，继续和发扬中磁村的创新精神，培育中关村的创新文化，充分发挥中关村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先锋带头作用，为在本世纪中叶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什么是中关村的创新精神？中关 村的创新精神，是“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把爱国主义和科技创新的实践结合起来。
这是过 去３０年中关村的创业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在创业中获得取之不尽的动力的源泉，这是今后仍然要继承和发扬的。
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造就一批又一批创新型企业，就要培育中关村的创新文化。
在中国革 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时期，中关村都涌现过大批的社会精英，并且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今后几十年中，中关村能否出一批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能否出一批掌握世界前沿高端技术的企业？能否出一批世界知名高技术的品牌？能否出一批诺贝尔获得者呢？全国人民都在期待，中关村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也都在努力实践。
但是问题不在于主观 愿望，而在于创造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临渊羡渔，不如退而织网。
我们现在应该说经济基础条件是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政策条件也是有了，最缺乏的，还是观念形态跟不上，创新文化的良好氛围，还有待大力培育和提 倡。
我们现在还有许多浮躁和华而不实的东西，封建的、保守的、小农的观 念，不时还在我们的头脑中作怪，不断反映到我们的工作中来。
不清除这些东西，创新文化的建设，就会遇到重重阻力。
这一方面，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
建设中关村的创新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引起重视，形成合力，共同努力。
中国民协作为一个群众团体组织，也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
这里我们提出一件事，是可以操作的，就是建立创新文化基金，其近期的工作，是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关村的几代创业者的奋斗历程中，发现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进行归纳和整理，加以传播。
文化不是口号，文化就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
创新文化，就体现在创新者身上。
所以中关村的创新文化，不要从外国人身上去找，也不要从中国古人身上去找，而要从当代中关村的创新者的创新实践中去挖掘、整理、传播，去培育和发扬。
这件事的作用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却仍然是值得去做的。
（于维栋：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央联合调查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顾问） 主办：科学时报社中国民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