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人：从精神分裂、人格解体、离体体验……探索自我感从何而来
TheManWhoWasn’tThere：InvestigationsintotheStrangeNewScienceoftheSelf
（美）阿尼尔·阿南塔斯瓦米（AnilAnanthaswamy） 著
李恒熙 译
ISBN：978-7-111-57503-
0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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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 沿着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和拉马钱德兰、桑德拉·布雷克斯勒《脑中的幻肢》的步履，阿南塔斯瓦米娓娓道来，借助于神经心理学将我们带进那样一些人的心理世界，他们与我们经历着迥然相异的现实。
——《华盛顿邮报》 阿南塔斯瓦米对人类“自我”的探查既让人们见识了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疾病，又是一次绚烂新奇的人脑之旅。
——《娱乐周刊》 对一个个患者传神而又细腻的刻画令人难忘，让人想起了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阿南塔斯瓦米是技艺娴熟的科学记者，让理论概念和实验程序易于理解、引人入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
——《科学》 讲述阿斯伯格综合征和精神分裂症的自传作品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作品在它们的叙述与科学文献之间留下了一段空白。
阿南塔斯瓦米将经验与实验、具体的个人与一般的数字联系起来，令人信服地在这段空白之上建立起桥梁。
——《自然》 当说到“海滩阅读”，你大概不会想到神经科学。
但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就有这个本事，让每一个人都不怵那些困难的主题。
——《男人帮》 一次激荡思考的阅读……阿南塔斯瓦米讲述了许多有趣的进展，与此同时，又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是谁。
——《科学美国人·心智》 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娴熟地审视了在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之间令人困惑的联系……他带着友善与敏锐进入到那些令人不安却又揭示了人的面貌的失常状况中，读者会被他的记录深深吸引。
——《出版家周刊》重点评论 如果你喜欢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那么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新书就不会让你失望。
——《图书馆杂志》 心理虚弱的疑病症患者也许不想碰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但是其他人应该会感受到本书的魅力。
从那个坚持自己已经脑死亡（尽管他仍在走路、说话、进食，还有乘车）的人到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见本书）和更多其他病症，阿南塔斯瓦米展示了人们所感知的自我何以是无所不在的。
——《书单》 知识深奥，语言却简单通俗，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延续了已故伟大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的传统。
这些展示了脑及其创造自我复杂性的一系列故事，对患者抱着深深的同情，即使他们的疾病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印度潮流》 我们自我的本性是最后未被踏足的神秘之地，是名副其实的终极前沿，本书是对它极有力又颇有趣的考察。
——丹尼尔
J.勒维廷，《有组织的心智》《你的音乐之脑》 极赞……富有诗意又深刻敏锐。
每一个患者都独一无
二，通过他们揭示出健康或虚弱的心智独特的东西，这简直难以置信。
阿南塔斯瓦米发现了自我这个观念难以捉摸的本性并理解它。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迈克尔
S.加扎尼加，《谁说了算？》《双脑记》 阿南塔斯瓦米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既理解了这些不幸个体的不同之处，又抓住了他们作为人的共同之处。
当你读罢此书，会醍醐灌顶，开始刨根问底地思考你是谁这样的问题。
——尼可拉斯·汉弗莱，《一个心智的历史》 和奥利弗·萨克斯一样，阿南塔斯瓦米的叙述透着博学与敏锐，我们由此所收获的就像我们从科学家那里收获的一样多，甚至更多。
他的作品会让你再次惊奇于有关自己的熟悉经验。
——阿尼尔·赛斯，《意识的神经科学》主编 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许多简直就是离奇）流畅地交织着来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的洞见。
这是一次对深奥的人性问题的探索，信息量大、激动人心，还有点儿惊悚。
——大卫·波佩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主任、纽约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 在阿南塔斯瓦米流畅且迷人的分析中，自我看起来是一个错觉，虽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它。
既然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心智之锚，自然就干脆给我们创造一个。
——弗朗斯·德·瓦尔，《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 序言 食人魔吃人的寓言最早出现在古代印度中观派（Madhyamika）的佛教文献中，时间大概在公元150~250年，这算是佛教对于自我的真实本质的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展示吧。
一个长途跋涉去远处的人发现了一处荒废的房子，他决定在这里过夜。
午夜，一个食人魔带着一具尸体来了，它把尸体放到这个人身旁。
很快，另一个食人魔尾随而至。
两个食人魔为这具尸体吵了起来，都声称是自己把这具尸体带到这里的，并想把尸体据为己有。
由于争执不下，它们转向那个看到它们进来的人，让他做出裁决，究竟是谁把尸体带进了这间房子。
这个人很清楚欺骗两个食人魔是没有用的，因为一个不杀他，另一个也会杀他，于是他实话实说，是第一个食人魔带着尸体来的。
第二个食人魔恼羞成怒，它扯下了那个人的胳膊报复他。
接下来才是这个寓言骇人的情节：第一个食人魔立刻从尸体上摘下胳膊安到这个人身上。
事情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第二个食人魔拿掉这个人身体的哪一部位，第一个食人魔就从尸体上取下相同的部位安到这个人身上。
到头来这个人的身体和尸体整个换了一个遍——胳膊、腿、躯干，甚至头都调换了。
最后，这两个食人魔分食了尸体，抹了抹嘴巴，走了。
食人魔走了以后，这个人完全懵了，亲身经历让他不知所措。
打他出生就有的身体已经被食人魔吃掉了，而他现在的身体完全是由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构成的。
他现在究竟有没有一个身体呢？如果他有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呢？如果他没有身体，那么他能看到的有身体的他又是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这个人启程上路了，但困惑丝毫未减。
后来他遇见了一群佛教僧侣，他迫不及待地问这群僧侣：他到底存不存在？而这群僧侣反问他：你是谁？这个人不确定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一个人，他还向僧侣们诉说了自己遭遇食人魔的悲惨经历。
如果这个人去问当代神经科学家“我是谁”这个问题，他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尽管有些神经科学家可能会说食人魔干的那些事从生物 学上来说近乎不可能，但他们还是会给出一些“撩拨”人的答案，这些答案致力于阐明“我”是什么，而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第1章 活死人那个说“我不存在”的人是谁 人们要知道，我们的愉悦、快乐、欢笑，我们的悲伤、痛苦、眼泪都来自脑，而且只来自脑……我们所遭受的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来自脑……疯狂是因为脑的潮湿。
——希波克拉底 如果我尝试抓住自我，那个我确实感到的自我，如果我尝试界定并把握住它，那么我所得到的就好像从指尖划过的水，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
——阿尔贝·加缪 亚当·齐曼（AdamZeman）不会忘记那通催促他立刻赶到精神科诊室的电话，他说，那就像一个精神科医生发出的蒙提·派森式（MontyPythonesque）的召唤。
有一个病人声称自己是一个脑死亡的人。
齐曼觉得他好像是被叫去重症监护病房，而不是精神科诊室。
但是齐曼对我说：“那并不像通常从重症监护病房打来的电话。
” 患者叫格拉汉姆，是一名48岁的男性。
在和第二任妻子分居以后，格拉汉姆变得深度抑郁，还尝试过自杀。
他进入浴缸，把电热器放到浴缸的水里，想电死自己。
所幸，保险丝烧了，格拉汉姆逃过了一劫。
齐曼说：“看起来这没有给他造成什么身体上的损伤，但几个星期以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脑已经死亡了。
”齐曼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神经病学家。
这是一个诡异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让齐曼和格拉汉姆之间的谈话听上去非常奇怪。
“你看，格拉汉姆，你听得到我说话，看得见我，理解我在说什么，记得住你的过去，而且你也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你的脑在工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齐曼对格拉汉姆说。
格拉汉姆会说：“不，不，我的脑已经死了。
我的心智还活着，但我的脑已经死了。
” 更糟糕的是，自杀未遂这件事让格拉汉姆神思恍惚。
“他是一个活死人或者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齐曼对我说，“实际上，他会去墓地，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因为他觉得他在那里的时候才是和自己在一起。
” 齐曼问格拉汉姆问题，想从中了解是什么造成了格拉汉姆的这种想法。
很明显，有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发生了变化。
格拉汉姆对自己和对他的世界的主观经验变了。
他不再觉得有吃喝的需要。
那些曾经带给他快乐的事情不再带给他快乐了。
“当他点上一支烟的时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齐曼对我说。
格拉汉姆声称，他从不需要睡觉，从来都不觉得困倦。
当然，吃、喝、睡这些事情他都照做不误，但是他对这些事情的欲望和感受的强度已经大打折扣了。
格拉汉姆失去了一些我们都有的东西：对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的敏锐感受。
那些出现人格解体症状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这种情绪上的迟钝或单调。
抑郁也能够造成类似情绪失去棱角的状态，但是这些患者并不会继续发展出如此明显的自己不再存在的妄想。
在格拉汉姆的这个病例中，鲜活的情绪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随着经验的改变，他会得出他的脑必定是死掉了的结论。
” 齐曼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在这种彻底的妄想中起作用。
第一个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世界的感觉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格拉汉姆这个病例中，情绪的小垫子被从他的脚下抽走了。
第二个是一个人针对世界的主观经验做出推理的能力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方面在格拉汉姆的病例中似乎都存在。
”齐曼说。
格拉汉姆的妄想不受相反证据的影响。
在和格拉汉姆的对话中，齐曼会引导格拉汉姆承认自己的妄想，让他看到自己妄想的不实之处。
格拉汉姆承认自己所有的心智能力都是完整的，他能看，能听，能说，能思考，能记忆等。
于是齐曼会对他说：“格拉汉姆，你的心智明摆着是活着的。
” 他说：“是的，我的心智是活着的。
” “心智和脑的关系很密切，可以肯定你的脑是活着的。
”齐曼会这样开导他。
但是格拉汉姆不会上钩。
“他会说，‘不，我的心智是活的，但我的脑死了。
它死在了浴缸里。
’”齐曼对我说，“你可能已经差不多拿出了在你看来坚实的证据，但他就是不接受。
”有趣之处在于，格拉汉姆发展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妄想——因为他的大脑死了，所以他也就死了。
要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定义并不包含脑死亡的时代里，他的妄想会有不同吗？ 在行医经历中，齐曼只遇见过另外一次声称自己死了的案例。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齐曼还是英国巴斯的一名初级医生，他要治疗一名女患者，这名患者做过多次肠部手术，身体被一次次的手术所蹂躏，罹患严重的营养不良。
“她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死了，”齐曼说，“很奇怪，由于她经历了如此可怕的创伤，所以我好像可以理解她认为自己已经死掉了的这个想法。
” 齐曼了解格拉汉姆的那些症状，他的诊断是格拉汉姆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这一病症最早是由19世纪的法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儒勒·科塔尔（JulesCotard）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疾病确认下来的。
●●● 行走在巴黎第六行政区的医学院街，你会看到一根巨大的廊柱。
这根廊柱是笛卡儿大学的门廊，由建筑家雅克·贡杜安（JacquesGondouin）在18世纪晚期设计，是法国新古典建筑的突出代表。
就像设计者的初衷那样，廊柱的外观引人注目，让人感受到开放与欢迎。
我穿过门廊去拜访医学院图书馆收藏珍贵手稿的部门，去查阅记录儒勒·科塔尔生平的一份档案。
这份档案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安东尼·利提（AntoineRitti）在1894年写的一篇悼词，这距他离世已经快五年了。
科塔尔的女儿患有白喉，他一直倾力照顾自己的女儿，后来他自己也感染了白喉，在1889年去世。
我们对科塔尔的了解大都来自这篇悼词。
悼词的一份拷贝放在皮面装订的卷宗之中，在卷脊上写着MéLANGESBIOGRAPHIQUES，即传记杂集。
我翻到这篇悼词，在第1页上有致当时大学医学系主任的一句话：“Hommagedeprofondrespect.”签名是安东尼·利提。
科塔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描述了被称为虚无妄想或者déliredesnégations的症状，但在他提出这个说法之前，在1880年6月28日举行 的医学心理学协会的会议上，他就已经提到了“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精神错乱”，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一个43岁的女患者，声称“她‘没有脑、神经、胸或内脏，只有皮肤和骨骼’‘没有什么上帝和恶魔’，她不需要食物，因为‘她一直活着，而且还会永生’，她请求在她活着的时候就烧死她，还屡次试图自杀”。
之后不久，科塔尔创造了déliredesnégations这个说法，在他死后，其他医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病征。
“科塔尔妄想”逐渐被用来指这个病征中最突出的症状——相信自己死了。
不过这个病征本身指的是一系列的症状，这其中并不一定包括自己死了或不存在的妄想。
其他的症状还包括相信身体的各个部分或器官正在消失或腐烂、负罪感、感到被诅咒或责难，甚至还感到自己会永生，这有点儿自相矛盾。
但正是这个自己并不存在的妄想提出了有趣的哲学上的挑战。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断言“我思故我在”，一直到最近，这都是西方哲学的基石。
笛卡儿建立了心灵和身体的毫不含糊的二元论，其中身体属于物理世界，这个世界由占有空间并在时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而心灵的本质是思想，它并不在空间中延展。
在笛卡儿看来，“我思”并不意味着思考就是独立于感觉的清晰和明确的理智知觉。
按照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尔（ThomasMetzinger）的看法，笛卡儿哲学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心灵的内容上出错”。
这种笛卡儿式的看法已经在许多疾病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这些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
科塔尔综合征也是这样的一种紊乱。
梅青格尔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一个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家将此称为有关某种紊乱的现象学。
“患者不仅可以明显地述说自己死了，而且会述说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尽管这看起来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明显活着的人却声称自己并不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有关科塔尔综合征的现象学的一部分。
我离开图书馆，再一次来到医学院街，我转到廊柱的另一面，端详着校名“笛卡儿大学”，它蚀刻在廊柱顶端的石头上。
在以笛卡儿命名的大学里研究儒勒·科塔尔是一件有趣的事。
因科塔尔而得名的这种妄想会对笛卡儿的观念说些什么呢？科塔儿综合征的患者是在说“我思故我不在”吗？ ●●● “那个了解身体之我的我是谁，那个有一个关乎自身的图像，并且有一种历时同一感的是谁，知道我有持久的生命力的是谁？我知道所有这些，而且我知道自己知道它们。
那个透过这一视角去把握住这些的那个东西是谁呢？” 的确，是谁呢？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Allport）的这段优美的沉思捕捉到了作为人的核心困惑。
我们天然地就领会到奥尔波特指的是什么，而且这是一种亲密的领会。
我们醒着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我们睡着的时候，它就溜走了，也许会再次降临我们的梦境。
它是一种与我们所拥有并为我们所控制的身体扭合在一起的感受，我们从这种感受中感知世界。
它是一种人格同一性的感受，这种同一性在时间中延展，从我们最初的记忆一直到想象中的未来。
所有这些都被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它就是我们的自我感。
然而，尽管我们和自己之间有这样私人的亲密性，要阐明自我的本质仍旧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回顾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自我都让人深深着迷，惊奇而又困惑。
古罗马治下的希腊旅行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记述过铭刻在德尔菲神庙里出自古希腊七贤的箴言，其中一句是：“认识你自己。
”印度经典中最具分析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奥义书》（Upanishad）是由这样的话开篇的：“是谁命令和指挥心灵接触外境？谁的意志驱动人的言语？什么力量指引着人的耳目？” 在论及时间的时候，圣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但要回答那个问我的人，我倒不知道了。
”其实他也可以针对自我说同样的话。
从佛陀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人一直在求索自我的本质。
自我是真实存在的吗，抑或是一种幻觉？自我位于脑中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是在脑的哪里呢？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自我感是脑和身体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是神经过程的产物，每一刻这些过程都在修正着我们的自我感，它们串联起来让我们产生一种从不停顿的人格的感受。
我们时常听到人们说自我如何是一种幻觉，说自我是自然最精致的把戏，但所有这些把戏也好，幻觉也好的说法都忽视了一个基本 的事实：若是把自我取消了，就没有了可供玩出这种把戏的“我”，也就没有了那个幻觉的主体。
从笛卡儿大学出来，沿着学院路经过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步行30分钟就到了萨伯特慈善医院，1864年儒勒·科塔尔就是在这里作为一个实习医生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
我到那里去拜访戴维·科恩（DavidCohen），他是医院幼儿和青少年精神分析科的主任。
在科恩医生实习和执业的过程中，他见过不少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
由于这种病并不常见，所以这些相对来说为数不少的患者就可以让科恩对科塔尔综合征有密切的观察。
我们聊起了一个特殊的患者，只有15岁的梅，她是有科塔尔综合征记录以来年龄最小的患者之
一。
科恩负责她的治疗，并在她康复以后和她有过广泛的交谈，由此科恩将她的妄想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让他一窥即使在科塔尔综合征这样的妄想中，自我如何受到一个人的个人叙述，甚或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在去科恩诊所的前一个月，梅开始感到难以自拔的悲伤和抑郁，最终发展到表现出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妄想。
在被收治的时候，梅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紧张性精神症患者——既不说话也不活动。
“即使是护士都被她吓着了。
”科恩告诉我。
在几天焦躁的精神分析治疗和照顾之后，梅的症状有所缓解，每天可以说出一些词语，护士们会不辞辛苦地记下她说的东西。
从梅的这些时不时的提示以及和她父母的谈话中，科恩拼出了梅的故事。
梅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姐姐比她大10岁，嫁给了一个牙医。
这个家庭有抑郁症史。
在梅出生前，她母亲就遭遇过严重的抑郁，而她的一个婶婶还接受过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therapy，ECT），就是向大脑施加温和的电脉冲以诱发抽搐。
电休克疗法常常可以有效地治疗严重抑郁，尽管这基本上是最后的稻草了。
梅的妄想是典型的科塔尔综合征。
“她告诉我们她没有牙齿，没有子宫，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科恩说。
他努力地用英语描述梅的情况。
“我不知道mortsvivants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
”他说。
后来我查了一下字典，字面的意思就是活死人（thelivingdead）。
“她想被放进棺材里下葬。
”科恩说。
在进行了六周的治疗和服药以后，梅的病情并没有改善，于是科恩建议采用电休克治疗。
由于这个家族有抑郁症的病史，她的父母立即就同意了。
在六周的治疗以后，梅看起来康复了，于是科恩停止了电休克治疗，但病情很快卷土重来，这让科恩又恢复了电休克治疗。
这一次，梅的确恢复了，除了有些头疼、轻微的紊乱，以及轻度混乱的记忆。
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整个人就好像刚从一场噩梦中醒过来。
科恩和梅交谈，他请梅在他提到她的妄想时，毫无顾忌地说出在她脑海中想到的东西，聊天的结果令人吃惊。
例如，她没有牙齿的这个妄想似乎和她的姐夫（牙医）有关。
科恩觉察到她对姐夫有好感。
她提到绝不想让姐夫来治疗她。
科恩又一次努力地寻找正确的词语来描述梅表达自己的方式。
Pudique，他用法语说道，就是“羞怯”的意思。
梅谈到姐夫的样子让人觉得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裸体出现在他面前。
她失去了子宫的妄想似乎和她的手淫经历有关。
“她觉得那有罪，她想那可能会让她不能生育。
” 科恩的观点是：妄想的具体方面与一个人如何设想自己以及文化的情境有关。
为了支持文化情境这一观点，科恩回忆了在20世纪90年代来他这里就诊的一名55岁的男子，科恩对他的诊断是患有科塔尔综合征。
这名男子的妄想之一是他患上了艾滋病，实际上他并没有。
科恩认为他的这种妄想与他对在患躁郁症期间的性欲亢进（这种亢进发生在这一疾病的狂躁阶段）的负罪感有关。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如果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疑病症妄想涉及性传播的疾病，那么这些妄想几乎总是与梅毒，即那个时代的文化毒瘤有关。
有趣的是，这个男子年轻时在军队服役期间的确感染过梅毒（这在科恩给他做抗体检测的时候得到了确认）。
几十年以后，他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他所出现的妄想并不是关于梅毒的，而是关于艾滋病的，艾滋病在一种更宽泛的文化中取代了梅毒，这种更宽泛的文化就是“上帝对肉体罪恶的惩罚”（在科塔尔综合征的疑病症妄想中，梅毒几乎不再出现了）。
“这是唯一的一个病例，（但）我认为这个病例是很富有启发性的。
”科恩说。
对于科恩来说，科塔尔综合征揭示了自我的运转。
这种病让患者深深地陷入了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混乱之中，它显示出自我与一个人 的身体、一个人如何叙述自己，以及与一个人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关。
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
●●● 回到埃克塞特大学，亚当·齐曼在格拉汉姆这里碰到了类似的状况。
格拉哈姆的妄想是他的心智活着，但他的脑已经死了。
“这是科塔尔妄想在当代的升级版本。
一个人要能够说出单单是自己的脑死亡了，他需要脑死亡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相对来说是近期医学发展的结果。
” 齐曼还发现了甚至更有趣的事情：在格拉汉姆的妄想中有着固有的二元论——“非物质”的心智是独立于脑和身体而存在的。
“我认为这一点相当完美地显示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二元论，”齐曼说，“脑死了心智却还能活着的想法是二元论的非常极端的表达。
” 抛开哲学上的思考不谈，格拉汉姆的处境让齐曼觉得伤心。
“他缓慢而呆滞，声音中几乎没有情绪的调整。
我偶尔能捕捉到一丝微笑，但很少能看到面部表情……”齐曼说，“你会觉得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存在是完全晦暗的，就连思考都是一件费劲的事。
” ●●● 科塔尔综合征患者常常都极端抑郁，这种抑郁要比我们大多数人能想到的严重得多。
另一个法国的精神病医生威廉·德·卡瓦洛（WilliamdeCarvalho）让我了解了这一点。
我在卡瓦洛位于巴黎维克多·雨果大街上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一个穿着考究的法籍塞内加尔人，说话中带着乡音。
他给我看了一张呈现抑郁程度的线形图表，图中标示出了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抑郁程度。
图表的左侧是“正常”状况，右侧以同等的间隔提示“悲伤”“抑郁”“很抑郁”“非常抑郁”。
在这之后就是省略号，抑郁不再以线性的方式呈现，在省略号的末端写着“科塔尔综合征”。
卡瓦洛说：“对于科塔尔综合征患者来说，情形就好像是有一堵巨大的从地球一直延伸到土星的黑墙，你一眼望不到边。
” 卡瓦洛有一家私人诊所，但他也在巴黎著名的圣安妮医院工作。
他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治疗过的一位科塔尔综合征患者，这名 患者表现出了典型的“欧米茄抑郁”（melancholicomega）。
这一说法来自于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ExpressionofEmotionsinManandAnimals）一书中对抑郁的面部表情的描述：“在这种面部表情中，鼻子和眉毛之间的皮肤会出现皱纹，看起来就像希腊字母欧米茄。
”达尔文写到了面部的这些“悲伤的肌肉”。
1878年，德国精神病医生亨利希·舒勒（HeinrichSchüle）在达尔文形象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欧米茄抑郁”这一表述。
卡瓦洛提到的这个男性患者55岁，是一名工程师和诗人。
他掐着妻子的脖子佯装杀死她，然后停下来，让她报警。
警察来了以后看到的是一个心神不宁，甚至有些怪异的人，于是他们把他直接送到了圣安妮医院，而没有带他去警察局（这个男子的行为有点儿照猫画虎。
在1980年，罹患抑郁症的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掐死了自己的妻子，之后他被送往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德·卡瓦洛在圣安妮医院见到了这个男子。
“我问他，‘你为什么试图杀死你的妻子？’他说，‘哦，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我才够得上被砍头。
’他希望被杀死，即使在法国并没有死刑。
” 这个人展示出了科塔尔综合征另一个典型症状的极端形式，那就是负罪感。
“他对我说，他比希特勒还邪恶。
要我帮他了结自己，因为他对人类是一个祸害。
”德·卡瓦洛说。
这个人体重下降，胡子拉碴，也不洗澡，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洗澡，那会用太多的水。
当他还陷在科塔尔综合征中的时候，医院出于存档的考虑决定拍摄有关他的影片。
在拍摄正进行的时候，这个人拉起一张白色床单罩在头上。
他对在摄像机后面的德·卡瓦洛说：“我太糟糕了，我不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影片被这么坏的东西玷污。
”德·卡瓦洛向他解释说那只是一个影片，他不可能因此而影响到任何人。
可是他说：“我知道，但是那也差不多；我实在太坏了。
”更宽泛的文化也影响到这个人的妄想。
他深信自己要对艾滋病的流行负责，还相信人们只要看了这部影片就会染上艾滋病。
在这名男子痊愈（对他也采用了电休克疗法）以后过了很多个月，德·卡瓦洛和他一起看这部影片。
在这部20分钟的电影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人转向德·卡瓦洛说：“哦，这太有趣了，但这拍的是谁呢？”德·卡瓦洛以为他在开玩笑。
“拍的是你呀。
”德·卡瓦洛对他说。
“不，那不是我。
”这个人回答说。
很快，德·卡瓦洛就意识到让他相信这一点毫无意义。
他已经不是那个陷入科塔尔综合征黑暗中的人。
考虑到患者在科塔尔综合征期间极端的抑郁症状，精神病医生都很好奇为什么绝大多数患者都没有试图自杀。
一部分原因在于患者不能活动，就像是被车前灯照射的鹿。
但是德·卡瓦洛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试图自杀，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怎么还能再死呢？” ●●● 齐曼和格拉汉姆的谈话让他意识到格拉汉姆的抑郁和妄想的程度，他怀疑所有这些都有着底层的神经学上的原因。
有一些东西改变了格拉汉姆的自我感和对环境的觉知。
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神经学家史蒂文·洛雷（StevenLaureys）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
齐曼征得格拉汉姆的同意，把他送到了列日大学，随行的还有一位社区的精神科护士。
格拉汉姆来到列日大学医院求助于洛雷医生。
助理打电话来：“医生，这里有一个病人，他声称自己死了，请您过来看一下。
”就像齐曼一样，洛雷也忘不了这通电话。
●●● 洛雷见过的许多患者情况都非常糟糕。
有一些人昏迷不醒，有一些人处在没有反应的醒觉状态（以前这被称为植物人），另外有些人只有最低意识[1]（minimallyconscious），还有些人患上了闭锁综合征（这些人有意识但完全瘫痪了，有时候他们只能够移动自己的眼睛）。
在与这样的患者和健康的被试接触了十多年以后，洛雷的团队确认了一个由额叶（位于前额后的脑皮质）和顶叶（位于额叶后方的脑皮质）的关键脑区形成的网络。
洛雷认为这个网络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觉知的标志。
洛雷告诉我，这个觉知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分析。
第一个维度就是对外部世界的觉知：你经由感官所感知的全部东西，无论 是视觉、触觉、嗅觉、听觉还是味觉。
另一个维度是内部觉知，这是与自我关系更为密切的东西，它包括对自己身体的内部感知、无论是否通过外部刺激而产生的思想、心理图像以及白日梦，它们中的许多都是针对自我的。
洛雷强调说：“虽然把我们称为意识的这种非常丰富的复杂性划归为两个维度是一种过分的简化，但我认为采用这两个维度是有价值的。
” 实际上洛雷的团队已经表明，与有意识的觉知相联系的额顶网络（work）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网络。
其中一个网络的活动与对外部的觉知相关联，这个网络由侧额-顶叶的诸脑区构成，这些区域位于额叶和顶叶的外侧。
另一个网络的活动则与对内部的觉知相关联，并且潜在地与自我的各个方面相关，这个网络由沿着脑中线的脑区构成，也就是额叶和顶叶的内侧部分，靠近将脑分为两个半区的裂缝。
对痊愈的患者所做的研究表明，觉知的这两个维度有着相反的关联：如果你留意外部世界，与外部觉知相联系的网络活动就会增强，而与内部觉知相联系的脑区的活动就会减弱，反之亦然。
除了额顶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个关键的脑区——丘脑也参与了有意识的觉知。
丘脑和额顶网络之间有着双向的长距离连接，洛雷提出，正是由于这些区域中的信息交换与处理的动力过程，才使得我们由单纯的唤醒状态进入到有意识的觉知状态。
然而在我们的整个交谈过程中，洛雷一再重申“我们不应成为新颅相学家（neo-phrenologist）。
”这是针对由德国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JosephGall，1758—1828）开创的可疑的颅相学而言的。
加尔认为每种心智官能都是特定脑区的产物，这些脑区创造了颅骨上特有的隆起。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用手“勘察”一个人的颅骨来搞清楚脑内这些“器官”的相对强度。
在洛雷看来，自我并非是我们可以在某个局部的脑区中找到的东西。
●●● 洛雷见到格拉汉姆的时候，也觉察到格拉汉姆是一个非常抑郁的人。
洛雷注意到了格拉汉姆变黑的牙齿，他已经不再刷牙了。
格拉汉 姆重复告诉齐曼相同的说法：他的脑死了。
“他可不是在杜撰什么，所以我们为他做了脑扫描。
”洛雷告诉我。
“他反对做脑扫描吗？”我问。
“他说，‘我不在乎。
’”洛雷说。
尽管有这样的病状，但格拉汉姆仍旧使用第一人称的代词“我”来指称自己。
洛雷的团队对格拉汉姆脑部做了磁共振成像（MRI）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
MRI显示并不存在结构性的脑损伤，但是PET的影像却揭示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与外部与内部觉知相联系的额顶网络的代谢活动水平非常低。
负责内部觉知的网络就是所谓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work，DMN），研究表明，它在自指的活动中处于活跃的状态。
这个网络的核心枢纽是被称作楔前叶的脑区，这是脑中联系最为密集的区域之
一。
在格拉汉姆这一病例中，默认模式网络和楔前叶都太过安静，其活动水平几乎低到了洛雷在处于无反应醒觉状态的患者那里看到的水平。
格拉汉姆的确在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洛雷认为仅靠药物治疗并不能解释新陈代谢减弱的程度。
代谢活动的减弱也会传递至额叶的侧表面，特别是某些已知参与了理性思考的区域。
虽然洛雷和齐曼都告诫不要由一个案例得出太多的结论，但结果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有可能在中线区域减弱的代谢活动造成了格拉汉姆自我经验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许就是严重削弱的自我感。
但是由于减弱了的代谢活动传递至额叶的其他区域，他无法从那种变化了的经验来谈论自己。
他开始相信自己脑死亡了。
2014年11月发表的对一个近期案例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设。
这个案例中的患者是一个65岁患有痴呆的老妇人，当两名印度医生开始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她已经显示出了典型的科塔尔综合征的迹象。
在给我的邮件中，印度阿格拉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Naidu）医学院的萨扬塔纳瓦·米特拉（SayantanawaMitra）对我说：“病人向我们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比如‘我认为我死了，而且我并不是我’‘我不存在’‘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个真空’，以及‘它是传染 的，我传染了我的关系紧密的亲戚，我要对他们所有的病痛负责’。
” 米特拉的团队为这个老妇人做了扫描，磁共振成像显示额-顶叶脑区已经萎缩了。
他们尤其注意到一个被称为脑岛的深层脑区在脑的两个半区都已经严重损伤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脑岛负责我们对身体状态的主观知觉，这种知觉是我们有意识自我经验的一个关键方面。
所以，损伤的脑岛可能妨碍了这个老妇人的自体感觉，而且痴呆让她很难纠正错误的知觉，这导致她声称自己死了。
医生对她进行了温和的抗精神病和抗抑郁症的药物治疗，这让她恢复到可以参加心理治疗了，治疗师用她的磁共振成像作为证据“向她证明她的脑袋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腐烂掉了”。
治疗师动摇了她的错误想法，她最终获准出院，并继续通过药物治疗来改善。
格拉汉姆最终也康复了。
尽管偶尔会采用电休克治疗，但庆幸的是，科塔尔综合征在大多数患者那里持续时间都很短。
齐曼对我说：“我觉得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妄想是隐喻对明喻的一次胜利。
有时候，我们大多数人起床后还会觉得自己恍恍惚惚，半死不活的（half-dead）样子，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明喻所表达的经验变化也并非那样罕见。
但是科塔尔综合征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半死不活这样的明喻对于患者来说就像是真的一样。
这样一种情况必定会对人们的理智造成困扰。
” ●●● 由于缺少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目前对造成患者妄想的神经基础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科塔尔综合征让我们可以一窥自我的本质。
就拿哲学家肖恩·加拉格尔（ShaunGallagher）所称的免疫原则来说吧，这个原则可以回溯到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做出像“我认为地球是平的”这样一个陈述，我可能在地球是平的这一点上出错，但在做出这个断言的主观自我，也就是“我”这一点上，我们不可能出错。
当我们使用代词“我”，这个词指的是经验的那个主 体，而不是其他人。
关于这个主体我不可能出错，或者我有可能出错吗？ 就好像各种其他病症，比如精神分裂症所做到的一样，科塔尔综合征的妄想的确会引发哲学家们的思考（如果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刺激的话）。
在这种妄想中，“我不存在”的这个坚定信念看起来挑战了免疫原则。
但即使产生妄想的人在关于其存在的本质上错了（这个错误可以和地球是平的这一点做一个类比），免疫原则还是对的，因为仍旧有一个做出断言的“我”，这个“我”不可能指的是任何其他人，而就是那个体验到自己不存在的人。
那个“我”是什么或者是谁呢？这是贯穿本书的问题。
无论这个“我”是谁或者是什么，它都将自身呈现为一个经验的主体。
但是大脑是如何在其物理和物质的过程中产生了看似非物质的、私人的心智生活呢（位于这个生活中心的似乎就是“我”，那个主观性）？这就是所谓意识的难题。
到目前为止，神经科学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科学能够解决吗，它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是一个随着我们对脑的理解越来越细致就会消失的问题吗？哲学家对这些疑问的回答大相径庭。
本书并没有对意识的难题给出神经科学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回答。
但是本书的确要处理自我的本质问题。
思考自我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自我的诸多面向。
对于其他人，甚或对于我们自己，我们都不只有一面，而是呈现出许多面。
伟大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给出了自我的至少三个面向：物质性自我，它包括所有那些被我看作是我或属于我的那些东西；社会性自我，它依赖于我和其他人的互动（“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并在他们的心中对他有所看法，他就有多少社会自我”）；精神性自我（“一个人内在的或主观性的存在，他的心理官能或倾向”）。
在对自我的寻求中，根据“作为客体的自我”和“作为主体的自我”这两个范畴来思考自我也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说，自我的某些方面是其本身的对象。
例如，如果你说，“我很高兴”，那么这种高兴的感觉就是你此刻的自我感的一部分，它属于作为客体的自我的范畴，是被你作为你的一种存在状态而意识到的。
但是那个感觉到快乐的“我”，即那个觉知到它自己的快乐的东西，则是作为主体的自 我，它更加滑溜，更加难以捉摸。
这同一个“我”既可以抑郁，也可以欣喜若狂，或者是在介乎二者之间的任何状态。
我们可以用这种区分来分析洛雷的研究。
按照洛雷的研究，健康被试的额顶网络的活动不断在内部觉知和外部觉知之间来回切换，这种切换中的变化看起来就是一个人意识的内容：从对外部刺激的觉知到对一个人自我诸多方面的觉知。
当你觉知你的自我，在其中你意识到你的身体、你的记忆、你的生活历程，你的自我的诸方面就成为你意识的内容。
所有这些构成了作为客体的自我。
有可能科塔尔综合征患者并没有鲜活地经验到作为客体的自我的各个部分。
在我们的意识中，对象会被贴上各种标签，是我的或不是我的，自我或非自我，无论那个贴标签的是什么，它都可能会失灵（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些贴标签活动背后的机制）。
在格拉汉姆的案例中，通常被归为一个人身体和/或情绪的属我性（mineness）或鲜活性有可能失去了。
结果，由于他侧前额叶的活动和功能微弱，所以他相信自己脑死亡了的这个想法就乘虚进入了他的有意识觉知。
但是无论一个人觉知到什么，难道不是始终有一个作为经验主体的某人吗？纵使你完全沉浸在外在的事物中，比如说忧郁的小提琴独奏，这时你意识到的内容没有任何是与自我相关的信息，无论是你的身体的信息还是对自己工作的担忧，但你拥有那些经验的感受难道就消失了吗？ 为了更接近某些回答，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些遭遇了各种自我变化的人都发现些什么，这可以作为我们透视自我的窗子。
每种神经心理学紊乱都会说明自我的某个断面，它被紊乱侵扰，有时会造成可怕的疾病。
“我出了点儿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以前的自我完全破碎了，但出现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东西。
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她不是真实的，她不是我……她是我，因为我仍旧控制着我自己，即使我是一个疯子，我也一定以某种方式和自己打交道。
”这段话出自莱拉·杰弗森（LaraJefferson）《我的姐妹们：精神错乱的内部之旅》（TheseAreMySisters：AJournalfromtheInsideofInsanity）一书，它让我们明白地看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受到的损害。
但是透过这样的损害，我们会看到是什么把我们造就成我们所是的人。
这些疾病对于自我的研究，就是脑损伤对于脑的研究：它们是呈现在自我图像中的裂纹，让我们可以经由它们去研究那些一直在进行的，从未停止的神经过程，如果没有这些疾病，这些神经过程几乎是无法进入的。
尽管接下来的章节并没有穷尽所有扰乱自我的神经心理学疾病，但我选择的疾病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
一，这些疾病对研究自我的某些显著方面而言更便利；第
二，当前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科学专门从自我的视角来研究这些疾病。
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里看到他们不能完整地叙述自己。
如果是因为你不能再记起你自己，或者因为那些可以让你回想这些特征的脑区受损了，使得你不能用陈述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是理查德”“我是一名退休教授”等），那么你就已经失去了你的自我感吗？如果是这样，你是完全失去了，还是部分失去了呢？尽管你做出连贯叙述的认知功能丧失了（有些人将这种连贯叙述的功能称为叙述自我或自传自我），但你的其他方面仍旧发挥功能又会怎么样呢？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被认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他写的关于记忆及其在塑造我们之所是自己的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文字很有说服力，但很奇怪，爱默生对自己的痴呆症无动于衷。
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患者有时候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自己的认同被破坏了，其中也包括认识到自己患病这一点。
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阿尔茨海默症以及这种疾病是如何毁伤患者的，同时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在这一疾病的晚期，脑已经严重受损，但自我的某种本质还保存在身体中吗？著名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AaronCopland，1900—1990）罹患阿尔茨海默症。
有时他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但是仍旧能够指挥他的签名管弦乐组曲《阿巴拉契亚的春天》（AppalachianSpring）。
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挥动着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呢？ 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是一种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患者会感到他们身体的某些部分，通常是四肢不是自己的，这常常会导致他们做出要切下自己身体部位的可怕举动。
透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我们可以一睹大脑怎样建构起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就是他的身体自我。
精神分裂症会造成患者的分裂，这种分裂的部分原因在于对能动性的一种折中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觉得自己是我们行动的发起人。
这种感受是自我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会怎样呢？它会导致精神病吗？ 接下来就是人格解体障碍，这种疾病会剥夺构成自我的情绪基质，让我们对自己感到陌生，因此这一疾病能够突出情绪和感受在创造自我中所发挥的作用。
自闭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发展中的自我。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通常没有能力本能地领会其他人的心智，这造成了社会交往的问题，但是自闭症患者所缺少的这种能力也与一个人读懂自己的心智，因此也就是与自我觉知联系在一起吗？一些颇具挑逗性的新研究显示，这种障碍的根基在于自闭症患者的脑不能理解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这首先造成的是一个不确定的身体自我，然后就是行为问题。
离体经验和更为复杂的分身效应（doppelgangereffect，人们感知到他们自己的另一个身体，并和这个身体互动）揭示出即使是绝大多数我们想当然以为的最为基础的东西也可能被扰乱，这就让我们可以一睹对构成低层自我来说必要的成分，而低层自我可能要先于所有其他方面。
狂喜癫痫[2]的患者会感受到一种神秘的、超越的合一性，尽管他们在当下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近乎处在一种与此相反的丧失了边界的状况中。
这种状况会让我们更接近自我，一个也许只是持续瞬间的自我的本质吗？在关于是否存在一个自我的争论中，这是核心的问题。
最后，我们将前往印度，踏上鹿野苑之旅，大约2500年前，佛陀在印度的鹿野苑开始了他的传法。
佛陀的无我观似乎与现代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有所共鸣。
按照这些哲学家的看法，自我是一个幻觉，但是果真如此吗？经验证据支持自我是一个造作的实体这种说法吗？与自我相关的疾病让我们获得了各种洞见，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古老的问题，也许还会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
●●● 当我到巴黎拜访戴维·科恩的时候，我问起梅，就是他的那个15岁的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情况。
“那个说她自己不存在的东西是谁呢？” “这就是精神病治疗的奥秘之处，”科恩说，“我们总是会说即使在最疯狂的状态下也仍旧有某种东西与真实的世界相关联。
” 史蒂文·洛雷的博士生雅典娜·德梅尔茨（AthenaDemertzi）在列日大学帮助洛雷扫描和研究格拉汉姆。
她告诉了我一些格拉汉姆的事，这些事也提醒我，尽管格拉汉姆有脑死亡的妄想，但仍旧存在一个保持不变的本质。
格拉汉姆刚从扫描仪中出来，德梅尔茨就问他：“你还好吧？” “不错。
”格拉汉姆回答说。
“这不是好好的吗？”德梅尔茨问。
“那还用说。
”格拉汉姆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我既格外强健又异常脆弱。
我们是谁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希望本书能够让我们领略到这个基本的矛盾。
[1]最低意识状态是一种不同于持续的植物状态和闭锁综合征的意识紊乱。
最低意识状态的患者还部分具有有意识的觉知。
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最近才被归类的意识紊乱，目前对这种意识紊乱尚没有详尽的研究。
2013年F1方程式赛车车王迈克尔·舒马赫在滑雪时头部严重受伤，之后即陷入了最低意识状态。
参见/wiki/Minimally_conscious_state。
——译者注[2]狂喜癫痫是癫痫惊厥症状的一种表现形式。
宽泛地说，癫痫惊厥可以分为两类，全面性和部分性，在前一种类型中，放电会弥漫整个脑的外层、皮层，通常这会造成意识的丧失；而在后一种类型中，放电活动局限在脑的一小块区域，处在惊厥状态中的人通常保有意识。
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狂喜癫痫的最著名的患者，因此这种癫痫又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厥。
作者在本书第8章详细讨论了狂喜癫痫。
——译者注 第2章 破碎的自叙记忆、叙述与一个人 凭借非凡的力量，记忆在做着不可能的事：它将不可思议的神秘之事联系在一起，将过去与现在编织在一起；它在过去与现在之中存在，又注视着过去与现在……它赋予了人的生活连续性和尊严。
它维系着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朋友。
没有记忆，就不可能有一个家。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所有那些瞬间都将消逝在时间中，就像在雨中消失的泪水。
——《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罗伊·巴蒂 阿兰、米歇尔和我坐在他们加利福尼亚家中的客厅里。
阿兰在一
张高靠背的棕色皮质大沙发里窝着，白色胡须、变秃的脑袋和令人诧异的深色眉毛让他显得很扎眼。
乍一看去，我也说不清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米歇尔坐在阿兰旁边的椅子上。
我问阿兰有没有兄弟姐妹。
他说没有，但又立刻改口了，“哦，我有一个痴呆的弟弟。
” “是智力低下。
”米歇尔轻声纠正他。
“对，是智力低下。
”阿兰附和着说，“大家到他大约4岁的时候才知道他智力低下，那时候我18岁。
情况我了解得不多。
” “但是他4岁的时候你才10岁。
”米歇尔说。
“好吧。
”阿兰说。
“阿兰，关于你弟弟，你还记得些什么吗？”我问道。
“说起来让人伤心，”阿兰说，“因为他不能和人交流。
我带他
去散步或做些其他的事，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
” 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补充说：“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 “不，亲爱的，他死了，”米歇尔说，“他是在我们认识的那一年死的。
” 阿兰和米歇尔大约是在30年前相遇的。
那时阿兰是社区学院的一名哲学教授，而米歇尔40岁，是一名助产士，在觉得自己到了人生转折点之后，她又回到了学校。
“你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米歇尔问道。
“我想他大概是在睡梦中死去的。
”阿兰说。
实际上，阿兰的弟弟是因为血栓住院，在住院期间，他从高层的窗户上掉下去摔死了。
那个时候，也就是30年前，阿兰对米歇尔说，他的弟弟由于智力低下，所以不会是跳下去的，大概是想回家了，他以为从窗户走出去就可以到达底楼。
当米歇尔在我们的谈话中提醒阿兰的时候，他说：“哦，那是我想忘记的事情，但不是的……从窗户掉下去……”他嘟囔着，语无伦次。
“在医院的时候他们说过些什么呢？”米歇尔问。
“我太伤心了，年纪又太小，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阿兰说。
米歇尔转向我，对我说，在他弟弟死的时候，阿兰已经50岁了。
●●● 1995年12月21日，德国的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已经尘封近90年的蓝
色纸板做成的档案。
这个档案包括有一个名叫奥古斯特·D（AugusteD）的女性患者的病例报告，这名患者51岁，来自法兰克福。
档案中的一份手写记录标明的日期是1901年11月26日，这份记录记载了奥古斯特和她的医生阿洛伊斯乌斯·“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Aloysius“Alois”Aizheimer）之间的对话。
德国的研究者将这份手写记录发表在1997年的《柳叶刀》（Lancet）杂志上（奥古斯特的回答用加黑字体标出）。
她坐在床上，一副无助的表情。
你叫什么名字？奥古斯特。
你姓什么？奥古斯特。
你丈夫的名字是什么？我想是奥古斯特。
问的是你丈夫的名字？哦，我的丈夫。
看起来她并不理解这个问题。
你结婚了吗？结了，和奥古斯特。
是D先生吗？是的，是的，奥古斯特·
D。
你来这儿有多长时间了？她看起来像是在努力回忆。
三周了。
我向她出示了一根铅笔，这是什么？一支钢笔。
钱包和钥匙、日记本、雪茄烟这些东西她都认对了。
午饭的时候她吃了菜花和猪肉。
当问她在吃什么，她说是菠菜。
在她咀嚼肉的时候问她她正在嚼什么，她回答说是土豆，然后又说是辣根。
拿一些物件给她看，过上一会儿她就不记得刚才给她看的是什么东西。
在这之间，她总是谈论着双胞胎。
三天以后，阿尔茨海默做了进一步的记录。
你住在哪条街？我可以告诉你，我必须等一会儿。
我问你的是什么？哦，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你住在哪条街？瓦尔德马街，不是，不……你什么时候结的婚？我现在不知道。
那个女的住在同一层。
哪个女的？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女的。
这个患者大声说G先生，G先生，这儿更进一步，她住……我让她看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本书，她都能正确地说出是什么。
我刚才让你看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有点儿困难是不是？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我向她伸出三根手指，这是几根手指？三根。
你还紧张吗？我刚才向你出示了几根手指？哦，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奥古斯特死于1906年4月8日。
那时，阿尔茨海默已经离开法兰克福去了慕尼黑的皇家精神病诊所，所以他让人将奥古斯特的脑寄到了那里，对脑组织做了薄片采样，（并且）用银盐给这些样本染色。
阿尔茨海默将这些切片置于玻璃载片之间，熄灭了习惯抽的雪茄，去掉夹鼻眼镜，仔细地看着他的最先进的蔡斯显微镜。
在放大了700倍以后，他终于发现了奥古斯特的疾病。
夏去秋来，在那一年的11月4日，阿尔茨海默向在蒂宾根召开的第37届西南德国精神病医生大会提交了他的发现。
他说，奥古斯特患有“进行性认知障碍、病灶症状、幻觉、幻想，以及心理社会失能”。
更准确地说，她的大脑皮质细胞表现出奇怪的异常。
之后的一年，阿尔茨海默发表了论文《大脑皮质特有的严重疾病》（ACharacteristicSeriousDiseaseoftheCerebralCortex），在这篇论文中，他仔细描述了这种异常。
有一种异常发生 在神经元中，“在因这种疾病而不再正常的细胞的中心，有一根或几根突出的纤丝，它们特别厚且牢固。
”阿尔茨海默还发现在细胞之间有“粟粒状的中心”，他看到在这些中心聚集着一种奇怪的物质。
这是一种新型的痴呆。
1910年，皇家精神病诊所主任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Kraepelin）用“阿尔茨海默症”命名这种奇怪的痴呆病例，他写道：“对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临床解释尚不明确。
虽说解剖学证据表明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老年性痴呆，但实际情况是这种疾病有时候早至快到50岁时就发病了。
” 阿尔茨海默在奥古斯特的脑部所发现的这些异常我们如今称为神经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
虽然神经科学家还在争论神经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哪个先发生（有一些神经科学家怀疑是否还有这些神经病状的前兆存在），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异常的蛋白参与了这种疾病的无情发展。
如果奥古斯特在今天接受神经科医生的诊断，结果就将是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米歇尔都是一个未经专门培训的助产士。
那个时候，在加利福尼亚，接生还没有受到严格的管理。
但是由于工作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越来越棘手，米歇尔决定回到护士学校去学习。
在她的学业中有一门课是哲学，授课的是一名教授，50岁的年龄，魅力不凡。
他穿着皮夹克，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壳角质眼镜，步履悠闲地走进教室，头发花白，蓄着胡须。
在课上，他谈论哲学与政府，见识敏锐独到。
“我认为应该让罗马的吉卜赛人和芭蕾舞演员来运作政府，而不是那些独裁者和贪婪的政客。
”米歇尔回忆着他说过的话，完全被迷住了。
他们不久就彼此有了好感。
那时他正和妻子闹离婚，借酒浇愁，而她也正在糟糕的婚姻中挣扎，就在回到护士学校的时候，她的婚姻也破裂了。
他们两个人都有孩子，但孩子们都不反对他们两人在一起。
在我遇见阿兰的那一天，我向他求证米歇尔说过的话，问起他是怎样令米歇尔倾倒的。
“哦，我们是两情相悦。
”他说，声音沉稳而 自信，听起来让人惊讶。
“那就像是……”他努力要找到合适的词，“就像是那种在空中旋转上升的东西。
”龙卷风，我提醒了一下。
“龙卷风。
”他附和我说。
最终，他们一起买了房子（我去拜访过），结了婚，一起旅游，常常去欧洲，彼此都是对方生活的重心。
米歇尔记得她的一个儿子在他们婚礼的祝酒词中说：“我妈妈和阿兰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们做到了……他们为自己生活，虽然有诸多阻力。
” 阿兰的性格让米歇尔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当那些症状开始出现的时候，我没有想象过，从没有想象过他会是一个患上痴呆症的人。
”她说。
最初的迹象出现在2003年春季。
米歇尔和阿兰去加利福尼亚北部的艾尔河去度周末，他们住在加伯维尔的本波历史酒店。
当他们周一回到家里，发现他们的答录机里都是阿兰系里的秘书和学生留下的信息。
阿兰完全忘记了那天他安排了期末考试。
那是最早出现的严重迹象：阿兰的记忆出了问题。
在那年的9月，他们去欧洲度假，米歇尔发现阿兰处理不了任何新的事情。
他总是迷路，在法国的乡间找不到路，他会把提款卡放进租来的放映机里，甚至收拾自己的行李箱都有麻烦。
回到加利福尼亚，阿兰开始出现更进一步的痴呆迹象。
他女儿的家离他们住的地方并不远，但他忘记了怎样去女儿的家。
还有其他一些事似乎也出了问题。
“我回到家，看到他正在清洗热水浴缸，浴缸上的断路器还开着，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可能会触电。
”米歇尔告诉我，“我让他去关了断路器，他会到车库里去找，而车库在房子的另一边。
” 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看神经科医生。
阿兰未能通过一些标准的测试（比如从100每次减7倒着数，这要求患者集中注意力，目的是检测认知能力的衰退），但是他仍旧表现得不错，医生将此归功于阿兰的高智商。
磁共振成像显示血管有一些小的闭塞。
医生诊断阿兰处于血管性痴呆（由于脑中血流受阻造成的认知衰退）的早期阶段。
几年以后，医生对阿兰的诊断改为了阿尔茨海默症。
与此同时，阿兰的性格也变了。
在他们相爱和做出诊断之前的婚姻生活中，阿兰是一个友善、和蔼的人。
就像所有的夫妻一样，阿兰和米歇尔也会拌嘴，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通过开诚布公的交谈化解问题。
“他通情达理。
”米歇尔对我说。
但在阿兰患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就不再是这样了。
一点点口角阿兰都会重重地摔门，愤怒地冲出家，开上车就离开了。
他也经常地写便条，他的这个老习惯让我们可以窥见阿兰正在改变的性格。
“有些便条真的很下流，”米歇尔说，“如果我请他帮点儿什么忙，他会写一张下流的便条。
这些便条也反映了阿兰对诊断出痴呆症的极度痛苦。
米歇尔回忆起其中的一张便条写着“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洞”。
阿兰读遍了他能找到的有关这种疾病的所有书籍，甚至读了《最后的出路》（FinalExit）这本书，这本书说的是如何让那些病入膏肓的人通过辅助自杀获得解脱（这本书就在他的床头柜上放着）。
他对米歇尔说：“我不想在大小便失禁中死去。
我不想死在疗养院里。
你要把我带到海湾那里推下码头。
”米歇尔知道自己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我不能那样做，阿兰，那样我会坐牢的。
”她回想起她对阿兰说过的话，“我会被控谋杀的。
如果你想做的话，我完全理解，但是这得你自己做。
我会支持你，但我不会帮你，至少不会为你这样做。
” 面对阿尔茨海默症，阿兰敏锐的理解力和他理智的性格成了一把双刃剑。
“想到他的脑正在慢慢地消失是最恐怖的事，因为那是他最珍视的东西：他的脑就是他的才智。
”米歇尔说。
●●● “阿尔茨海默症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再没有比下面这样的事情更可怕的：他想到他在生活中积累起了全部记忆、全部价值，所有关于住址、家庭、社会关系这样的信息，但现在有一种疾病逐渐地入侵，每一天都在蚕食这些连接，撕裂了实际上定义作为一个人我是谁的那些组合。
”哈佛大学的神经学教授鲁道夫·坦齐（RudolphTanzi）如是说。
在PBS[1]的一部纪录片《遗忘：阿尔茨海默症的一幅画像》（Theetting：APortraitofAlzheimer’s）中，坦齐教授一语中的地讲述了阿尔茨海默症最终的可怕场景。
无论和米歇尔这样的护理者如何谈论他们的爱人，人们最终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结论：疾病摧毁了一个人存在的本质，至少从外部看起来是这样的。
“伴你成长的人在你眼前消失，那实在难以忍受。
”克莱尔说。
克莱尔是挪威裔人，住在加利福尼亚。
她90岁的父亲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晚期，家里人把他送去了辅助生活中心。
克莱尔和她的妈妈常常去看望他。
“当你看着他的眼睛，看上去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眼睛不再有神了。
”克莱尔低声地对我说，“真的不再有神了。
” 海量的医学文献都印证了克莱尔的说法。
下面这些用语都是用来描述阿尔茨海默症的影响的：“对自我的稳定的侵蚀”“自我的萎缩”“缓缓地消亡”，甚至是“自我完全的丧失”。
尽管有这样一些说法，还是有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对此提出质疑。
如果阿尔茨海默症侵蚀自我，那么这样的侵蚀会全面进军直到真的一无所剩吗？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症会破坏认知能力，使得患者丧失照顾自己、穿衣刷牙的能力，更不用说记住日期和时间，或者认得家人的能力了。
但是假若人们的感觉与运动功能还在，那么在一个人的认知与随之而来的能力失去的情况下，还有任何属于一个人自我的东西保留下来吗？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看哲学家、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认为自我是什么。
有些人主张自我根本上是一个叙述性建构。
自我的一个关键方面的确就是叙事，也就是那些我们告诉别人，实际上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些有关我们是谁的故事。
这些故事依赖于记忆和想象。
“个体建构起私人和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将他们生活中纷繁的事件联系成一个统一的、可理解的整体。
这些是关于自我的故事。
它们是人格同一性和自我理解的基础，它们为‘我是谁’这个问题提供了回答。
”心理学家唐纳德·伯金霍恩（DonaldPolkinghorne）写道。
我们的各种叙事是自我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并不难接受，但自我只是由叙事构成的吗？或者它还有其他的方面，这些方面在叙事形成以前就存在。
有些哲学家主张叙事就是自我的全部，一旦叙事停止了，就什么都不剩了。
对这些哲学家来说，“自我最终不过就是相互交织的叙事形成的一个密集群，是一个涌现出来的存在，它从我们讲的以及讲过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中逐渐展开。
” 作为自我的叙事（narrative-as-selfhood）这一观念甚至将构建叙事的认知活动置于自我的核心位置。
但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经验至少对自我的这一观点提出了两项质疑。
第一项质疑针对的是认知及其在创造叙事中的作用是自我的核心这一看法。
多伦多大学的皮娅·康托斯（PiaKontos）观察痴呆症患者已经十几年了，她认为这样的自我概念是有问题的。
康托斯对我说：“在我们是谁这一点上，有一些东西是与认知分离并独立于认知的。
” 她认识到这个主张是有争议的。
“这样一个视角挑战了整个西方式的对自我的建构，因为在我们对自我的理解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合理性、独立性，以及控制。
这种建构多少可以回溯到笛卡儿，他分开了心智与身体。
这不仅仅是在心智和身体之间的划分，而且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二元论概念，身体在这种概念中被贬低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
它只是一个空壳，而实际上，根据自我感、能动性和意向性而考虑的一切都归属于心智。
”康托斯想把身体带入到对自我、能动性，甚至是记忆的叙述中。
所以，即使我们要把自我视作是一种叙事，这个叙事也不会只是认知的事，身体也有它的话要说。
阿尔茨海默症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抗拒“将自我仅仅看作叙事”的观点，它挑战了一些人的主张，他们认为最好将自我理解为由叙事构成，并且被叙事构成，而且除了这些叙事之外一无所有。
当这种疾病破坏了患者拥有并讲述一个连贯故事的能力时，也就是一旦这个叙述性的自我瓦解时，还剩下什么这一点并不太清楚。
哲学家丹·扎哈维（DanZahavi）写道：“如下这种说法绝非一目了然，即认为留存下来的任何经验都只是匿名的、没有所属的（unowned）经验片段，因此‘主体’不再将感受作为自己的来感受疼痛或不舒服。
”在叙事性自我消失以后还留下了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瞄准使自我得以产生的那些脑活动。
例如，扎哈维主张，在成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叙事自我之前，自我必定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成为经验的主体。
所以，尽管会造成无情的退化，但阿尔茨海默症让我们可以用更加层次化也更加精细的方式来检查自我。
这样一幅正在形成中的有关 自我的图像将会让我们看到处在阿尔茨海默症晚期的患者是怎样的状况，并且影响到我们要怎样护理他们。
●●● 大约就在克莱尔的父亲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那个时间，他徒步走到当地的警察局。
警察局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以北，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在警察局，他将自己的枪交给了警察。
他告诉克莱尔说：“我要远离手枪，因为我害怕会用它来自杀。
”不久之后，由于已经照顾不过来农场了，克莱尔的父母就卖掉了农场，搬到了一栋更小的房子里。
在克莱尔四岁的时候，她的父母亲从欧洲移民到美国。
他的父亲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科学家，在提前退休以后，他为家里购置了一处农场，克莱尔的母亲一直就想要这样一处农场。
在那些农民、农场工人和牧场主中间，他们过着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生活。
有一次，克莱尔回农场小住，她留意到一些不对劲的事。
他们正在烧烤的时候，精于烤肉的父亲转向克莱尔说：“我完全不会烤了。
”克莱尔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毫无疑问是会烤肉的。
“哦，别逗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她说。
“不，克莱尔，我是说真的。
事情有些不对劲。
”他说。
这样的不对劲就和他想不起一些词语的时候如出一辙。
更早的时候，他对克莱尔说，他时不时地要寻找合适的词来表达心里的事（就好像阿兰费很大的劲去找“龙卷风”这个词）。
克莱尔意识到父亲遇上了大麻烦。
克莱尔对我说：“也许人们都会说到他们父亲的这种现象，对那些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但就我的情况来说，我真的认为父亲遇上大麻烦了。
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人，会说七门语言，而且门门都很精通。
语言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当他开始忘词的时候，他就忧心忡忡。
” 这种担忧与日俱增。
克莱尔还记得父亲的状况明显恶化的一个关键时刻：事情就出在他钟爱的航海上。
他是一个熟练的水手，夜晚凭借星星都可以在海上航行。
他常常租下大型帆船，邀请朋友去大湖区，甚至是加勒比海航行。
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和一些航海爱好者还驾船去过圣巴托洛缪岛（克莱尔记得还有两个阿根廷人，而她是全船唯一的女性），那一次，那一带刮起了风暴，克莱尔想的是赶快离 开，但是他父亲（船长）不为所动。
系在帆船上的小艇被狂风和海浪拍打着掉落到水中，拉扯着他们的帆船。
所有的人都想放弃小艇，但克莱尔的父亲拒绝这样做。
在风暴中，他一直都机敏地留心着他的船。
即使是在午夜已经下了锚，大家都睡觉了，有许多次，他都知道锚还没有落稳当。
他会把克莱尔叫起来，然后一起重新把锚放置妥当。
十几年以后，克莱尔和她的堂兄决定带父亲出海旅行。
那时他们都知道他在航海上已经不比当年了，所以这一次，克莱尔的堂兄作为船长，克莱尔任大副，而她的父亲只是一个水手。
克莱尔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还是老当益壮，是航海的好手，但他不再乐意管事，不让他当船长也不觉得气恼。
”但是他已经开始显露出吃力的迹象了。
有时，克莱尔和她的堂兄正在艰难地调整帆船，她的父亲会站起来，这很危险，因为可能会被摆动的吊杆击中。
克莱尔只得向他大吼，要他坐下。
然而，当他们设置了航线，把他安置在舵轮后面，他又能够调整罗盘的方向，让帆处在必要的位置上。
但是，他会突然说：“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 几年以后（在他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克莱尔和她父亲在海岸小镇的镇中心散步，遇到一场教堂拍卖。
展品中有一个模型帆船，克莱尔的父亲把它拿起来。
“他看着它，一直看着它。
他知道那是他感兴趣的东西，但我觉得他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它感兴趣。
”克莱尔告诉我，“他一言不发，只是怔怔地站着。
看上去他像在看着什么，但我在他的眼中看不出有任何的理解。
”曾经技艺精湛的水手现如今已经认不出眼前的帆船了。
那个时候，克莱尔知道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所破坏的已经不只是短期记忆了。
●●● 有关记忆和支撑记忆的脑结构的许多知识都来自对一个异乎寻常的患者的研究。
这名患者叫亨利·莫莱森（HenryG.Molaison）。
亨利生于1926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学者都称其为患者
H.M.。
无论好坏，亨利的记忆都停留在他27岁那一年。
10岁的时候，亨利开始出现癫痫的惊厥症状，这可能是由于早几年他头部的一次微小创伤（但是亨利患上癫痫的确切原因并不清楚。
考虑到亨利的堂兄也患有癫痫， 也许他的癫痫有遗传上的诱因）。
亨利的惊厥症状日益严重，抗惊厥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了，以至于在高中毕业以后，他几乎无法顺利地在生产打字机的流水线上继续自己的工作。
最终，在1953年，也就是亨利27岁那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毕歇·斯科维尔（WilliamBeecherScoville）决定冒险为亨利实施实验性的外科手术来治疗他的癫痫。
斯科维尔在亨利眼窝上方钻了两个洞，将扁平的脑压板（brainspatulas，神经外科医生用的类似压舌板的东西）插入洞中，脑压板会分开两个脑半区中的额叶和颞叶，这样一来，斯科维尔就可以达到内侧颞叶这一脑结构，比如可以接触到杏仁核与海马体。
接着，斯科维尔取下了一大块正常的脑组织，包括杏仁核和海马体这两个脑组织的很大一部分。
这个外科手术对亨利（如今在学术文献中都把他匿名地称作
H.M.）所造成的影响是神经科学的一个传奇。
H.M.仍旧服用抗惊厥药物，虽然他的癫痫大发作无论在强度和频率上都大幅减少了（从一周一次减少到一年一次），但是他的记忆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状况。
他“再也认不出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找不到去浴室的路，而且对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他似乎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斯科维尔和蒙特利尔神经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BrendaMilner）提到了对
H.M.所做的心理测评：“1955年4月26日做了心理测评，
H.M.的记忆缺陷一目了然。
他报告的日期是1953年3月，他27岁。
就在进入测评室之前他还一直在和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Pribram）交谈，但他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而且否认有人和他谈过话。
在测评中，他不断重提儿时的事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过手术。
”
H.M.再也形不成新的记忆（被称为顺行性遗忘），而且对于过去的回忆也受到了限制。
米尔纳继续对
H.M.进行研究，她的学生苏珊娜·科金（SuzanneCorkin）则秉承了她的衣钵。
1984年，科金写道：
H.M.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手术后的31年中，他的症状都保持稳定。
他的顺行性遗忘完全没有改观，他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谁照顾他，或者他上一顿饭吃了什么。
他对眼下是哪一年的猜测可以与实际的年份差上43年，若不是专门计算，他对自己年龄的估计会比实际小10~26岁。
1982年，他认不出自己在1966年40岁生日的时候拍的照片。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些记忆的孤岛，例如他知道某个宇航员去过外 太空，知道一个名叫肯尼迪的公众人物被刺杀了，知道摇滚乐是一种新的音乐。
H.M.的状况突显了我们拥有不同类型的记忆，
H.M.的其中一些记忆保存完整，其他的记忆则受到了破坏。
他的短期工作记忆是完好的，能够将一串数字记住十几秒钟，但是外科手术伤害了他某些形式的长期记忆。
他的语义记忆，也就是记住事实和概念的能力基本保持完好，但这只是针对在他手术以前所经历的那些事情，而他的情节记忆，也就是记住所经历的情节（关乎具体的地点和时间），即使是在手术之前的情节记忆，也被毁掉了。
语义记忆和情节记忆是被称为陈述性或外显记忆的长期记忆的不同形式，这样的记忆需要我们有意识地接触信息。
H.M.的顺行性遗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对手术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他都没有陈述性记忆（
H.M.的确设法记住了他术后所住房屋的空间布局，1958~1974年他一直住在这里。
这些年知识的逐渐积累，在某种程度上帮助
H.M.形成了他对住地的记忆。
就身体的位置在形成与脑相一致的自我这个方面而言，
H.M.的情况是很有说服力的）。
长期记忆的另一个显著类别被称为内隐记忆、非陈述性记忆，或者说程序记忆。
这种记忆并不需要有意识的接触。
比如知道怎样骑自行车就属于这种记忆，我们是无意识地提取这种记忆的。
米尔纳在1962年发表的对
H.M.的经典研究表明，这些各种类型的记忆涉及不同的脑结构。
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向
H.M.出示了两个星形图案，一个图案在另一个图案当中。
研究者要求
H.M.在内外两个图案之间画出一个星形图案。
为了让
H.M.所做的事情更加复杂，他在画出图案的同时必须看着自己的手、铅笔，以及这些图案在镜子中的影像。
令人惊讶的是在三天之中，
H.M.越来越好地完成了任务，尽管他对于从事这一任务没有丝毫的记忆。
很明显，外科手术并没有破坏他的程序记忆。
问题是精确地来说，在
H.M.所做的外科手术中，医生切除的究竟是什么脑结构？斯科维尔在1953年为
H.M.实施手术之后所写的论文在当时是极富启发性的，但措辞并不清晰。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
H.M.又做了几次脑扫描，但就像所有的扫描一样，这几次扫描都是非侵入式的，因此在精确显示所切除的脑区方面多少还是受到了限制。
进一步的发现要等到
H.M.去世以后。
H.M.在2008年12月2日去世。
他的遗体被运到马萨诸塞州查理斯顿的麻省总医院，神经科学家在这里花了九个小时为他的脑部成像。
之 后，一名神经病理学家娴熟地将
H.M.的脑从他的颅骨中取出。
基于大量的细粒MRI扫描，上述这些工作形成了
H.M.脑的高解析度的3D模型，这样一来，就最终有可能在计算机中详细研究
H.M.的脑。
新的成像确证了早期MRI扫描所揭示出的东西：在脑的两个半区，
H.M.的海马体的后半部分（斯科维尔以为他已经将这一部分完全切除了）都保持完整。
但斯科维尔完全切除了其他部位，即内嗅皮层，内嗅皮层是海马体和新皮层（皮层中唯哺乳动物才具有的部分）的交界处。
阿尔茨海默症开始于内嗅皮层并向外扩展。
基于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在所有的皮层区域中，内嗅皮层是这一疾病中损伤最为严重的。
” 虽说
H.M.这个令人难忘的健忘症患者已经去世了，但他在科学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他的严重的健忘症激起了有关在手术之后他是否拥有自我感这一问题的争论。
如今那些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 当我们绝大多数人想到自我感的时候，想到的是头脑中有关我们是谁的那些故事。
如果你一定要给其他人（或者就是给你自己）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你也许只能潜入自己的情节记忆库里，这些情节记忆定义了你。
让我们把这样的自我称为叙述自我［正像皮娅·康托斯所言，这一自我的各个方面不仅是认知的，而且是具身的（embodied）］。
明确来说，一次叙述就是呈现连在一起的一系列情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看起来严丝合缝的叙述。
就是我们自己。
作为人，我们也能够将所叙述的故事投射进未来，因此，我们的叙述自我不仅仅记住了过去，而且能够想象未来。
过去十年，大量的研究表明，构建未来场景所用到的脑网络与记住过去的事情所用到的脑网络相同。
例如，如果你是一个驾船高手，就像克莱尔的父亲一样，那么你记住去年的航行经历与想象此后几年你驾船出海的场景这两者所使用的脑网络是相同的。
形成这些网络的关键脑区涉及内侧颞叶（更加靠近中线的部分）的各种结构，包括海马体和内嗅皮层。
阿尔茨海默症常常首先影响的正是这些区域。
这种疾病正是在这些区域站住脚跟，然后开始毁灭性的肆虐，最终侵蚀了一个人构建起连贯叙述自我的能力。
在有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里，叙述自我的这种瓦解一开始表现为疾病失认症（anosognosia），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阿尔茨 海默症。
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Babinski）在1914年创造了“疾病失认症”这个词语（在古希腊语中，agnosia的意思是缺少知识，nosos的意思是疾病）来描述有些左半身完全瘫痪的病人所表现出的极为奇怪的行为。
在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巴宾斯基写道：“我想关注一种我此前有机会观察到的心智障碍……患有这种障碍的病人似乎觉察不到或者无视自己瘫痪的状况。
”巴宾斯基的病人不仅否认或者意识不到他们瘫痪了，而且会为他们对自己的状况缺少了解提出各种说辞。
巴宾斯基提到了一个病人，“要是要求她移动右臂，她会立即照做。
但如果要求她移动左臂，她好像充耳不闻，呆呆地站着，就像这个要求是提给别人的一样。
”我们会在Anton综合征［根据神经科学家加布里埃尔·安东（GarbrielAnton）命名］患者那里看到一种极其严重的顺行性遗忘，这种疾病的患者由于顶叶两侧的损伤而失明，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能够看到的。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表现为从对自己症状的轻度失察到彻底否认，不一而足。
神经科学家威廉·古杰斯（WilliamJagust）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阿尔茨海默症专家。
他在临床实践中碰到过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反应。
“家人带着患者来看医生，患者却说，‘我没病，你是疯了吧。
’他甚至会动起手来……但更常见的是患者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疾病，他们是没有觉察，而不是否认。
”古杰斯对我说。
在古杰斯和患者及其家人紧张的会面，告诉他们诊断的情况以后，患者经常很快就忘记了这些诊断。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是这样。
“在你告诉他们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不能再开车了以后，他们还会想去开车。
家人对他们说，‘医生已经说了你有阿尔茨海默症。
’他们会说，‘医生没说过！’” 阿兰也不想放弃开车。
但在正式的诊断做出之前，他在开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感到恐慌了。
所以他只在城里有限的地方开车，即使如此，米歇尔也提心吊胆。
在阿兰的车上，米歇尔会看到一些难以解释的凹痕，甚至是和其他车剐蹭过的痕迹（阿兰总说这是其他司机的责任，但米歇尔怀疑这些都是阿兰的过错造成的）。
阿兰曾经试图给被剐蹭了的挡泥板喷漆来掩盖事故。
阿兰所在诊所的社工警告米歇尔说，要是阿兰摊上事故的话，他有可能被起诉（现在阿兰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
阿兰的医生向机动车管理局报告过阿兰的情况，机动车管理局致信阿兰，要求他去管理局重新进行笔试和路考。
“要是他没有通过考试那太糟糕了，我真的无法相信。
”米歇尔说。
后来，阿兰的车被小偷偷走后丢弃了，这对阿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却 让米歇尔松了口气。
“他伤心极了。
他在一张黄色的纸上为他的本田车写了一篇悼词，说到本田车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失去了自主性如何是一个悲剧。
他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就好像他的自我感正在受到侵蚀。
”米歇尔对我说。
与那些瘫痪的人否认自己的瘫痪相比，阿兰的顺行性遗忘也许是轻度的。
然而，阿尔茨海默症让我们可以了解顺行性遗忘背后的神经机制以及这种遗忘和自我感之间的关系。
牛津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瓦纳·张伯尼（GiovannaZamboni）正在研究的就是这种机制。
在她的一项研究中，她发现具有顺行性遗忘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判断他们亲近的朋友、护工或者亲戚的特征方面要远远好过判断他们自己的。
那些在fMRI扫描仪中完成的任务揭示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内侧前额叶和左前颞叶在自我评价任务中的活跃性比不上在评价其他人的任务中的活跃性（正常的控制组与那些有着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差别）。
研究表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不仅是有关记忆的问题，也是有关自我的问题。
“这种顺行性遗忘非常具有选择性，它丧失了更新有关自己信息的能力，却没有丧失更新有关别人信息的能力。
”张伯尼告诉我。
罗宾·莫里斯（RobinMorris）是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院的神经心理学家，他也同意这样的看法。
莫里斯认为比起记不住自己已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来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来自一个更大的问题。
照莫里斯的看法，我们都有一种特殊形式的语义记忆，也就是一个自我表征系统，它关乎有关我们自身的知识。
这个“个人数据库”不同于有关对象和事实（这些事实是关于世界和其他外在事物的）的语义知识。
我在伦敦莫里斯的办公室和他见面时，他对我说：“自我表征是极其与众不同的。
”莫里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无法将新的信息整合进他们的自我表征当中”。
莫里斯认为这种自我表征从本质上来说是情节记忆，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有关自己的语义记忆，也就是说它们被语义化了。
患者
H.M.的状况佐证了如下的观点：我们的情节记忆的本质含义被把握和储存在一种与其他情节记忆相分离的语义化形式中。
当苏珊娜·科金问
H.M.：“你留下的关于母亲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他回答说：“啊，这个嘛，我只记得她是我妈妈。
”科金发现虽然
H.M.记得 他的童年，但他“无法说出有关母亲和父亲的情节记忆，他甚至不能叙述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
尽管如此，
H.M.对于手术前的自我还是有某种感受的。
如果我们的自我表征系统运转正常，那么情节记忆就会持续转化为语义记忆，由此创造出我们是谁的根据。
在阿尔茨海默症当中，这样的过程似乎中断了。
顺行性遗忘表明了脑持续更新自我表征的能力被破坏了，但一个人叙述自我的变化更加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变化中，叙述的形成变慢，甚至停止了。
患者向深处寻找他们的记忆，一直回忆到他们的叙述弧的基底形成，回忆到他们持久的同一性形成的时候。
让我们在时间中得以回溯和前瞻的那种自我感，也就是哲学家将其称为自知意识（autonoeticconsciousness）的东西，让我们得以回忆或创造我们的同一性的那种东西，是在我们的儿童期最后才成熟的认知能力，但当阿尔茨海默症袭来的时候，它却是最先开始崩溃的东西，我们只能将此称为命运无情的曲折。
●●● 在遇见阿兰的那一天，我和他交谈，他了解现状，看起来也很迷人，这让人有些吃惊。
米歇尔很高兴阿兰能这样。
米歇尔说，在每天午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会儿时间阿兰的意识会比较清醒，之后就会陷入一种很难相处，甚至是无法沟通的状态。
我问阿兰：“接下来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到担忧的？” “没有什么担忧，我想我不会再考虑未来了。
”他回答说，“我如今已经70或71岁了。
”（在说这话的时候阿兰已经81岁了，他是在70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我的生活不错，比想象的好多了。
我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两个儿子，现在还有两个孙子。
这很不错，看看我在空军服役时那个世界的样子。
”阿兰曾随美国空军驻扎在德国，在那里他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荼毒。
参观达豪集中营让他深受触动，这强化了他一直有的一个想法：比起独裁者和政客，吉卜赛人和芭蕾舞者会把世界管理的更好一些。
米歇尔告诉我，在阿兰这里，吉卜赛人和芭蕾舞者代表着“那些没有什么手段的人和那些热爱艺术的人”。
米歇尔曾经提及，而我也注意到，阿兰不断地回想起他最强烈的记忆，是从在空军服役的那段时间一直到他成为一名哲学老师。
阿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阿兰强化了他的身份认同。
罗宾·莫里斯告诉我说：“我们认为人们会将他们的记忆更加强有力地整合进他们的自我感，然后形成更为丰富和持久的表征……那些基本的模块，也就是界定你是谁的那些关键概念，并不会随着人们的生活历程而改变，或者只是有细微的改变。
” 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晚期，疾病也会入侵这些基本模块，但眼下，阿兰的状况还可以让他回忆起18岁时的光景。
那个时候他因为抽烟被三次退学，学校的辅导员建议他参加空军，阿兰照做了。
他被派往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基地，在那里他成为一名飞机技师。
22岁的时候，他回到旧金山，在联合航空公司工作，并在社区学院进修。
他想当一名广播员，但是他的一个老师说他的声音成不了广播员。
这个老师鼓励他学习哲学，事后看来这是一个中肯的建议：阿兰喜爱哲学，不久就开始教授哲学，而且成了受人爱戴的老师。
当我和阿兰聊天的时候，阿兰在细节或顺序上总是出错（阿兰的事情米歇尔都已经向我交代过了）。
比如，说到那个建议他学习哲学的老师，阿兰说：“他告诉我，‘既然你被退学了……香烟，你为什么不去参加空军。
’”但实际上，在阿兰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参加了空军，而这个老师建议他去上哲学课。
要是米歇尔之前没有告诉我阿兰过去的经历，我就无法理清阿兰记忆的时间顺序。
那天在见面快要结束的时候，米歇尔留我和阿兰单独聊了一会儿。
我又问了一些关于他过往经历的事情。
在已经提到空军的事情几次之后，阿兰又谈起了空军的事情，下面是逐句记录的我们的对话。
“我们在这里参加了空军，等待着情况的变化……每个人都想驾驶飞机，但这不可能，你必须学过几何学。
有些人说我没有学过几何学，我也这样说过。
好吧，我们要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上了去旧金山的火车，我们去了波士顿，在那里上了船，那艘船和这间屋子差不多大，船上有12~15个人。
最糟的是这些人里面许多都生病了，我没有生病。
我们不得不出去呕吐。
我还保留着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下了火车。
在大约两天之后我们到了慕尼黑，慕尼黑是德国的中心，我们就 驻扎在那里。
……美国人和德国人在一起。
我们在那里……嗯……待了两年，然后就回来了。
我去了联合航空公司上班，在那里干了几年。
接下来人们都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因为我一直都在读书，一些侦探类的书。
” 在我们的交谈中，阿兰几次提到了一个鲜活的记忆。
他记得当火车穿越农田时那些向士兵们挥手致意的农民的景象。
阿兰透过车窗看到这些农民的时候，他已经18岁了。
但如今他已经记不清楚究竟是在得克萨斯还是在德国看到这些农民了。
虽说阿尔茨海默症还没有摧毁阿兰最鲜活的记忆，但是它已经搅乱了阿兰的叙述。
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罗宾·莫里斯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出现的两个关键变化。
其中之一我们早前已经看到，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能获得关于自己的新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更新他们的叙述自我。
另一个变化是，可能存在负责我们自我的脑结构，阿尔茨海默症会攻击这一结构，如此一来，患者就会求助于他的叙述中最具有弹性的部分。
有关自己的这些弹性观念是在青春期的后期和成年的早期形成的，阿兰从他那杂乱无章的记忆里回忆起来的基本上就是有关他自己的这些弹性观念。
即使是健康人在被要求回忆他们的生活……经历时，他们回忆起来更多的也是10~30岁之间的事情，而不是在这段时间之前或之后的事情，心理学家将此称为回忆高峰（thereminiscencebump）。
这个高峰对我们的自我有着重要的影响。
马丁·孔维（MartinConway）是伦敦城市大学的心理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记忆和自我。
孔维认为个体的目的是具有层级的，这个层级会分解为越来越小的子目的，而随着子目的范围越小，目标也就越具体。
比如，你的目的也许是成为一名运动员，那么子目的越小，所涉及的目标也就越具体，可以具体到每天跑五千米的距离。
基于这种目的层级，孔维定义了“工作自我”这一概念，工作自我所要做的就是协调具体目的（成为一名运动员）与当前状态（比如说，坐在沙发上），并且确保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差距最小（通过让你离开沙发去跑步）。
换句话说，工作自我调控行为。
除了这个工作自我，孔维还提出了概念自我。
作为我们的自我的一个方面，概念自我包含着有关我们是谁的各种认识，这些认识的基 础是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往，包括我们的家庭、朋友、社会，以及更广泛的文化。
在孔维的模型中，工作自我所要做的是调控行为，并且帮助与概念自我及其目的相一致的记忆的形成与建构。
一致性并不意味着精确性。
比如，就短期而言，记住我是否关了厨房的煤气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短期记忆必须要和实际情况高度一致。
否则的话，我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我们的脑不可能无限期地保存这些短期记忆（至少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照相机般的记忆）。
所以，长期记忆较少要求精确性，而是更多地关心是否一致，也就是说，无论什么进入长期记忆，它们都不应该与我们的概念自我和目的（其本身有收到现存的长期记忆的影响）相矛盾。
正如孔维所言，长期记忆中的自传性知识会“约束我们的自我图像，无论是现在的、过去的，还是可能的”，工作自我则是指令什么可以进入长期的自传记忆以及这种记忆能够被通达的难易程度。
我们叙述的故事会影响到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以及我们可能的面貌：什么样的开头就要求什么样的结尾，叙述的故事会成为我们的现实。
在孔维看来，执行工作自我的神经过程也保证了，比起那些与我们的目标和自我知识并不一致的长期记忆，我们更容易通达那些与我们的目标和自我知识相一致的长期记忆。
关键在于，一个人所形成的对满足他的生活目标非常重要的那些经验的记忆似乎与自我及其历史保持着更为强有力的联系。
这把我们带回到了回忆高峰。
按照罗宾·莫里斯的说法，“在青春期的后期和成年的早期有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你定义了你的自我信念和自我概念。
”在这一时期，我们形成了叙述自我的核心。
所以，叙述自我受到了那些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影响，这一自我，或者说与这些事情相联系的记忆，又影响到了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因此决定了我们的叙述会如何演进。
自我对于一致性的需要是最为重要的。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叙述自我在诸多方面都受到了破坏。
从一开始，患者形成新的情节记忆的能力就被削弱了，而且将这些记忆以要点或语义化记忆的形式合并成为患者的叙述的能力也衰退了。
丹尼尔 ·莫格拉比（DanielMograbi）是莫里斯的博士生，来自里约热内卢。
莫格拉比将上述破坏称为僵化自我：一旦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一个人能够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就中断了。
当一个人的叙述自我运转正常时，生活中的情节就会依次形成故事。
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阶段，疾病阻止了叙述弧进一步生长，将叙述弧限制在疾病开始时的样子。
阿尔茨海默症会继续侵入患者的叙述，直到所剩的东西只是一系列相互分离的情节。
最终，就连这些相互分离的情节也消失了。
莫格拉比的一些同事并不特别接受“僵化自我”这个说法。
“这好像是在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像死了或者了无生气一样，”莫里斯说，“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意思，所以我对这个说法还是很有同感的。
一方面，在用概念刻画人们的时候，我们的确应该注意；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因为考虑政治正确而限制科学的发展。
你不能把那些人们都不愿面对的真相隐藏起来。
” 真相就是当叙述自我开始僵化，紧接着开始退化的时候，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会返回到关键的叙述自我，返回到那样一些记忆，这些记忆是在他们的叙述自我被最有力定义的那段时间形成的，在这段时间，叙述自我的本质被深深地蚀刻在一个人的身体和脑中。
然而阿尔茨海默症最终还是会影响到关键的叙述自我。
虽然阿兰还可以回忆起他的青春期和成年的早期，但米歇尔很长一段时期都感觉阿兰这个人像是消失了。
她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空空如也。
所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护理人员都会认同米歇尔的经验。
“在那里你几乎再也看不到一个人。
”米歇尔对我说。
但是这样一些说法是照顾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护理人员的推测，还是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真的没有意识呢？莫里斯认为科学有义务来表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是没有意识的，有义务表明他们没有自我。
●●● 皮娅·康托斯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最终将失去自我这个主张颇不感冒。
她论证说，即使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样遭到严重的认知衰退，一种内嵌在身体中的前认知和前反思的自我仍旧存在着。
康托斯的想法来自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
在她 看来，“布迪厄和梅洛-庞蒂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身体在我们和世界的沟通（这种沟通并不依赖于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
” 康托斯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长期护理中心做研究，在这里她目睹了可以展示这种“具身自我”（embodiedselfhood）的例子。
对一名患者的详细观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住在护理中心的一名老年男性，他的认知能力已经严重损伤，只能说出单个词语。
有一天，恰逢犹太人庆祝西赫托拉节（SimchatTorah），长期护理中心的住客都去了犹太教会堂。
这个老人站在队列中，等待着被招呼去布道坛上唱颂祈祷文。
康托斯告诉我说：“我看见这位老人站在队列里，我记得我当时整个人都很紧张。
我想，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因为他不能连着说出两个词。
” 但接下来的事情让康托斯大吃一惊。
当叫到他的名字时，这位老人自信地走上布道坛，非常流利地背诵出了祈祷文。
有人可能会说他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他仍旧保留有某种完整的认知。
但康托斯并不这样看。
“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在各种因素之间有一种协调。
正值托拉节，现场有拉比，大家又都在这里聚会庆祝，这在他那里引发了布迪厄称为‘习惯’的东西，但我将其称为‘具身自我’，这才使得他在那个场合有此表现。
要是你把这位老人带到他自己的房间，并让他背祈祷文，他就做不到了。
”康托斯说。
具身自我是这样一种观点：身体的习惯、姿态，以及行动会支撑并传达出人性和个体性。
梅洛-庞蒂认为我们生来就有一个能够与世界周旋的原始身体。
“没有人完全是非物质的。
”他写道。
他用盲打来举例子。
如果一个人是盲打高手，那么他在盲打的时候就不需要去想按键在键盘上的位置。
梅洛-庞蒂论证说：“盲打的知识是现成在手的，只有在做出身体努力的时候，这种知识才会展示出来，而脱离了这种努力，这种知识就不可能流畅地表达出来。
” 布迪厄扩大了身体的作用，使其不再局限于它生来就有的能力。
在布迪厄看来，身体整合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习性。
这就是他所说的“习惯”。
康托斯写道：“习惯由倾向和各种形式的专门技能组成，它们在认知阈限之下发挥作用，是在前反思的水平上运作的。
”按照布迪厄的看法，在这里，倾向指的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习惯状态……一种趋势、偏好，或者意向”。
康托斯将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身体与布迪厄的习惯结合起来，提出了具身自我这一概念。
“我们都有具身自我。
你有，我也有。
只不过在我们的认知保持完整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它。
它在背景中隐而不显，但当我们的认知出现故障，它就会变得显著起来。
”康托斯说，“这种和世界打交道的前反思的能力甚至会在出现认知故障的时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成为和世界打交道的首要方式了。
” 具身自我模糊了身体和心智之间的分界，它赋予了身体在自我的形成中以应有的分量。
由于笛卡儿的缘故，西方的神经科学抬高心智，而将身体贬抑到只不过是个容器而已。
虽说神经科学已经逐渐摆脱了笛卡儿的阴影，不再在身体和心智之间划出判若分明的界限，但是经过数个世纪，这样一种思想还是让我们误入歧途，认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完全丧失了自我。
“由于笛卡儿主义长期对身体的贬低，当我们失去认知能力的时候，人们迅速就认为自我也丧失了，”康托斯说，“但我们存在的这一基本维度并没有消失。
”如果我们完全抛弃笛卡儿的遗产，不再在身体和心智之间做出区分，那么我们就会开始用新的角度来审视自我。
所以具身自我包含着脑以及身体，但这种包含中并不一定要涉及认知。
宽泛地说，脑由三个生理区域组成：大脑皮层、小脑以及脑干。
小脑在我们的程序记忆以及协调身体运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阿尔茨海默症很晚的阶段，小脑的完整性才会受到破坏。
所以即使大脑皮层萎缩、认知功能衰退，脑与身体复合体（theplex）的某些部分还是会继续储存并展现我们自我的诸多方面。
另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让康托斯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状况。
这名患者是一位老妇人，她有严重的认知障碍，不能说话，甚至也不能穿衣吃饭，大小便失禁，完全依靠轮椅。
当她的护理员推她去餐厅，给她戴上围嘴。
准备吃饭的时候，她奋力把手伸到围嘴下面，拿出她戴着的一串珍珠项链，把它放在围嘴上面，这样就可以让人们看到它。
“直到完成了这件事，她才会吃饭，”康托斯告诉我，“从严重的痴呆中，她也强烈地展示了自己的存在。
如果那不是一种自我表达，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了。
” 但是复杂叙述自我（认知的或具身的）的构成甚至还包含着更为基本的东西：一种单纯地作为经验主体的能力。
当我遇见阿兰的时候，尽管他的叙述有些颠三倒
四，但很明显，他还是那个经验着他自 己混乱叙述的人。
也许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极晚期，当一个人的叙述自我被破坏殆尽，在患者那里还剩下的就是作为主体的自我（theselfas-subject），它会经验到那些甚至在叙述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我的方面。
人们可以认为，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自我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它并不是一个人的叙述。
但这个作为主体的自我是谁或者是什么呢？很遗憾，对阿尔茨海默症的了解还不足以让我们把握没有叙述自我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就是这样的提问都让人感到难受。
我们不得不转向其他的线索来理解这种主体性的基础。
比如，要使盲打要成为一种具身的能力，成为我的延展的叙述自我的一部分，我需要感受到指尖在触碰按键，并且知道我在触碰按键，而不是感受到好像是其他人在这样做吗？或者，就此而言，我难道不需要感受到手指是我自己的吗？这些问题听起来太过狂野，但是在下一章，通过实验和病理学，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我们是身体的所有者”这样的想法不再站得住脚了。
而就病理学情况来说，结果可能骇人得超出我们的想象。
当我停下车去看望克莱尔父亲的时候，我的车载收音机正放着比利·乔（BillyJoel）的《仍旧摇滚》（It’sStillRockandRolltoMe）。
“我穿的这件衣服有什么不对吗？你难道看不出来你的领带太宽了？”加利福尼亚午后的阳光灼人，我车里的空调就像是个废物，让人更难忍受。
克莱尔在楼外面等我。
她输入了安全码，我们进了楼。
这个安全码不是为了防止外人进入的预防措施，而是让建筑里的居民（主要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要出去游逛，他们总会这样做。
我们穿过走廊，经过她父亲的房间（上个月他过90岁寿诞时祝福的话语还挂在门上）。
一对老妇人对我们报以微笑，其中一个说：“早上好。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或者是下午好，我搞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沉浸在某种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幽默中。
但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弥漫着一种轻松和乐观的氛围。
我们走去大厅看望克莱尔的父亲，那场景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过。
大厅里坐着约莫20个人，有男有女，全都是老人，有些无精打采，有些多少保持着警惕。
电视了正放着迈克尔·凯恩（MichaelCaine）最近的电影［我后来知道是他的作品《摩根先生的第二春》（Mran’sLastLove）］，声音很大。
克莱尔指了指她父亲，他正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那把椅子是克莱尔的母亲买的，坐起来要比这里按标准配备的椅子舒服。
他睡着了。
克莱尔走过去轻轻地推推他，叫着 “爸爸，爸爸”。
他醒过来，显得不安和烦躁。
克莱尔抓着他的手，但他气恼地拍打克莱尔的手。
她试着再次抓住他的手，他伸出手，做出要握手的样子，却扭着克莱尔的手，克莱尔把手伸了回来。
被叫醒明显让他不高兴了。
我们留下他自己待着，然后去了他的房间。
克莱尔打开她父亲的房门，房间是上了锁的，要是不上锁的话，病患们会四处“串门”。
房间的陈设很简单。
相框挂在墙上，记录着克莱尔父亲过往的生活。
其中有一张是他在帆船的舵旁照的，非常帅气。
还有许多家庭的照片。
桌上放着一个小孩会用到的用五颜六色的美术纸做成的剪贴簿。
这个剪贴簿是克莱尔的姐姐做的，像快照一样记录了她们父亲人生中的关键时刻：一张是他17岁时的照片；她们的父母在欧洲登记结婚；当这对新人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船友举着船桨，做成一个拱门的样子，让他们从下面走过；当他们来到美国，一家人在加利福尼亚的莫罗湾的海滩，那时候，克莱尔和她姐姐都还是小姑娘；他们在明尼苏达定居，克莱尔就在那里长大；克莱尔的父亲在家里建了一座烧烤炉；克莱尔的父亲登上了公司杂志的封面，是一张他作为船长的照片；为结婚周年纪念进行的旅行，那时候他大约70岁；还有一张10年前的照片。
克莱尔告诉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父亲的情形开始每况愈下。
克莱尔的姐姐想用这个剪贴簿唤醒他父亲的记忆，让他重拾对自己经历条理清晰的叙述，重新寻回他的自我，但克莱尔觉得这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回去看克莱尔的父亲，这一次他让克莱尔抓住他的手，但时间很短。
他甚至还会捏住克莱尔的手指关节。
克莱尔向父亲做了几个飞吻的动作，他微笑着做出相同的回应。
我问克莱尔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父亲认得她，克莱尔说她也不知道。
克莱尔的父亲什么也不说，不知道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我也试着握住他的手，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回应，但很快，他微笑着，有力地握着我的手。
接着，他也捏着我的指关节。
但也不知道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但或许克莱尔父亲也透露出了一些信息。
捏着克莱尔手指关节的动作让克莱尔回到了她的童年，那个时候父亲会捏着她的手指关节逗她玩。
克莱尔记起来，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很不情愿，而他的父亲会大笑着说：“逗你玩啦。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克莱尔的父亲并没有消失：他的自我的片段，那个高大魁梧的人在和他的女儿嬉戏的景象仍旧留存在他的记忆中。
●●● 在我拜访阿兰大约一个半月以后，米歇尔带他去了一家寄宿与护理之家。
阿兰已经大小便失禁一段时间了，腹泻得很严重。
米歇尔要彻夜不眠地为他换床单，给他洗澡。
米歇尔知道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她带阿兰去了这处环境宜人的护理之家，这所护理之家后院绿树成荫，它的下面是一家公园。
阿兰看起来很喜欢这个地方。
在他们从家里去护理之家的路上，米歇尔问阿兰“去那里会不会觉得不安”。
阿兰的回答让她出乎预料，“我觉得很好，会很好的。
” 阿兰不假思索地回答让米歇尔感到很愧疚。
“哦，阿兰，我感觉糟透了。
我会很想你的。
把你送去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 “没关系的，”阿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一起。
” “我真的很感动，”米歇尔对我说，“那天他的表达异乎寻常的清晰。
虽然之后他再一次陷入沉默，但那天我感觉离他非常近。
” 阿兰在寄宿与护理之家只度过了两周的时间就离世了。
在阿兰过世几周之后，我见到了米歇尔。
我们坐在我第一次见到阿兰的那间客厅里。
在阿兰的棕色皮质沙发旁边是一张小桌子，米歇尔在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小花瓶，里面插满了从他们的花园里摘来的鲜花，在阿兰钟爱的书籍上面，米歇尔放了一只泥塑的乌龟。
在放置他们两人年轻时照片的相框旁边燃烧着淡紫色的蜡烛。
在沙发的后背上，米歇尔小心地用布覆盖着阿兰的棕色灯芯绒夹克衫。
[1]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
——译者注 第3章 不想要自己腿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拥有感是基于实际的 状况吗 这条腿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状况，或者更准确地说（虽说不是那么形象），失去了它的所有特征。
它变成了一个异质的、难以想象的东西，我虽然看着它、触摸着它，但完全不觉得它是我的腿，或者它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盯着它，心里的感觉却是：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奥利弗·萨克斯 从理论上说，身体的几乎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有幻部（phantom），当然脑除外。
按照定义，是不会有幻脑的，因为脑就是我们认为幻部出现的地方。
——
V.S.拉马钱德朗 这已经不是戴维第一次尝试着腿部截肢了。
他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试过用止血带来做腿部截肢，而他的止血带是用一只旧袜子和结实的打包绳做成的。
戴维把自己锁在卧室里。
为了不让血流进止血带，他用绑着止血带的腿抵着墙站着。
过了两个小时以后，疼痛实在无法忍受了，戴维整个人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
虽然止血带已经让他的那条腿严重缺血，但解开止血带是致命的。
被止血带挡住的那些受损的肌肉会带着有毒物质流遍全身，这会引起肾衰竭。
但最终，戴维还是自己松开了止血带，万幸的是，他其实并没有掌握扎止血带的方法。
虽然截肢未能如愿，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戴维想要摆脱这条腿的欲望。
这个欲望攫住他，让他欲罢不能。
这条腿虽然长在自己身上，却不像是自己的，反倒像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东西，像一个入侵者。
戴维无时无刻不在想要摆脱这条腿，他用那条“好”腿站着，试图不给那条坏腿任何负担。
在家里，他单腿跳着移动。
坐下来的时候，他常常将这条腿推到一边。
这条腿简直就不是他的。
戴维会抱怨这条腿让他还是单身。
他一个人住在城郊的一处小房子里，害怕交际，又渴望着有朋友，但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过着单腿的生活。
戴维并不是他的真名。
他从来都不会在没有匿名保护的情况下谈起自己的情况。
在他同意以后，我们在一家很不起眼的购物中心（这家购物中心坐落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外围）里一家很不起眼的餐馆等候区见了面。
戴维很帅气，长得像是某个很有型的影星，但是他担心我说出这一点，因为他害怕这个影星的名字会让同事们对他津津乐道。
他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很好，我才是第二个他吐露自己腿的秘密的人。
餐厅等候的地方传出欢快的吉他曲，和戴维的心绪很不协调。
当他说起自己的消沉与低落时，数度哽咽。
在之前和他通电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他的声音有些奇怪，看着一个大男人如此痛楚，我还真的有点儿不知所措。
餐厅里的提示器响了起来，我们的位置已经安排好了，但是戴维不想进去，即使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他也不想中断和我的交谈。
在之前的电话里，戴维对我说，他现在一回到家就开始哭泣。
“我看着别人，看着他们都生活得很如意，而我陷入悲惨之中。
我的心思困在了这种挥之不去的奇怪念头里。
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想法很坚定：我现在就要行动起来，否则等待得越久，我的机会就越发的渺茫了。
” 戴维终于敞开了心扉。
我们在早前刚认识的时候，他很腼腆和拘谨，也毫不讳言并不善于谈论自己。
他总是回避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害怕这会让他的工作不保。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正在滑向深渊。
他开始把孤独与消沉的感受归罪于他住的地方。
很快，他回到住所就只是为了睡觉，他没有办法白天待在家里，因为这样的时候他总是以泪洗面。
大概在我见到他之前一年的一天夜里，戴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打电话给他最要好的朋友。
戴维对他的朋友说，有些事情他憋在心里不吐不快。
他朋友的反应是完全理解戴维，特别理解他想要做的事。
甚至在戴维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与此有关的东西。
“他告诉我说，打他认识我，就在我的眼中觉察到了点儿什么东西，像是一种痛苦，一种我不愿意告诉他的东西。
”戴维对我说。
一旦不再将自己封闭起来，戴维就发现他其实并不孤单。
在网上他发现了一个群，在这个群里的也都是一些绝望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体 某个部位的人，通常想要切除的都是四肢中的某一个，有时是两个。
这些人都患上了一种通常被称为身体完整认同障碍（bodyintegrityidentitydisorder，BIID）的疾病。
关于BIID是否是对这种病况的正确命名，科学界尚有争议，其中也有人提议称其为异肢症（xenomelia），这个说法来自古希腊语中的“异质”和“四肢”，但我在这一章仍旧坚持使用BIID这个名称。
对BIID的患者来说，网上由病友组成的群是一个福音。
通过这个群，许多人发现他们的痼疾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这个群有自己的一些网站，数千名成员，甚至还有“爱好者”组成的分支。
这些“爱好者”常常是出于性方面的缘故对被截肢者很着迷，或者对他们很感兴趣，但他们自己并不想要截肢。
“想要截肢的人”（wannabes）自己强烈地渴望截肢，而那些“必须要截肢的人”，他们截肢的欲望尤其强烈。
一个想要截肢的人向戴维提到了一个从前的BIID患者，这个人过去一直在其他想要截肢的患者和一个亚洲的外科医生之间牵线搭桥。
为了赚钱，这个医生会实施无记录的截肢手术。
戴维联系了脸书上的中间人，但是一个多月也没有得到回音。
随着手术的希望日渐渺茫，戴维愈发抑郁，而那条腿也愈发频繁地闯入他的头脑中，他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尝试自己动手。
这一次，戴维没有再用止血带，而是试着用干冰。
在BIID群里，干冰是人们给自己截肢的时候偏爱的一种选项。
他们会用干冰将患病的肢体冻伤，直到医生没有办法而只能给他们截肢。
戴维去当地的沃尔玛超市，买回来两个大垃圾桶。
他的计划虽然很骇人，但非常简单：首先他会把腿浸在装满冷水的桶里直到腿失去知觉，然后他会把腿挪到另一个装满干冰的桶中，直到腿冻伤无法恢复。
戴维买了很多卷绷带，可是他找不到干冰或者处方止疼药，如果他要将腿在干冰中一直放上八个小时，就需要止疼药。
戴维拿着两个垃圾桶和那些绷带沮丧地回到家中，心里已经想好隔天出去寻找剩下的东西。
止疼药是必需的，要是没有的话，他无论如何都办不到。
接着，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戴维去看了一眼他的电脑。
有一条信息：中间人想谈一谈。
●●● 我们才开始了解BIID，然而有证据表明，它载于文献已经几百年了。
现有的医学通常将这种状况看作是一种反常，但这无济于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神经生理学的领头人彼得·布鲁格（PeterBrugger）提到了18世纪末的一个英国人的案例，这个人去法国请求一名外科医生将他的腿截肢。
当医生拒绝了他的请求时，这个英国人用枪指着他，强迫他给自己做手术。
回到英国以后，他给医生寄去了250基尼[1]和一封感谢信。
在信中他说他的腿过去一直是他追求幸福生活无法跨越的障碍。
1977年，《性研究》（TheJournalofSexResearch）期刊出版了一篇关于“apotemnophilia”（想要成为一名截肢者）的论文，这算是现代最早对BIID的研究。
这篇论文将截肢的欲望归结为性欲倒错，性欲倒错就像是“万金油”，各种不正常的性欲都可以归入其中。
尽管大多数想要成为截肢者的人的确都是因为截肢在性方面的吸引力，但将截肢的欲望说成是性欲倒错只是给误解贴上了一个方便的标签。
毕竟同性恋也一度被贴上了性欲倒错的标签。
格雷格·福斯（GreggFurth）是1977年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之
一，他后来在纽约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
福斯自己也患有BIID，后来他成为地下BIID的主要人物。
他想帮助人们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是对BIID的医学治疗总是争议不断，这也完全说得过去。
1998年，福斯介绍了一个朋友给一个无证的外科医生，这个医生同意在墨西哥蒂华纳的一家诊所为福斯的朋友做腿部截肢手术。
福斯的朋友死于坏疽感染，这名外科医生也因此入狱。
与此同时，苏格兰福尔柯克地区皇家医院的一个名叫罗伯特·史密斯的外科医生公开地为BIID患者志愿实施截肢手术，这给这些患者带来了法律上的希望，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在2000年，由于媒体的狂轰滥炸，英国官方禁止了这一举措。
史密斯事件激起了一系列讨论BIID的文章，有些文章认为仅仅确认并定义这样一种状况就可能引起它的传播，这将会是一种文化传染病。
福斯并没有灰心，他在亚洲找到了一名外科医生，这名医生愿意实施截肢手术，收费是6000美元。
但是福斯并不是要给自己做截肢手术，而是做起了中间人，让BIID患者和这名外科医生接触。
他还和迈克尔·弗斯特（MichaelFirst）建立了联系，后者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临床精神病医生。
出于好奇，弗斯特针对52名患者做了一个调查。
他的发现很有助益。
所有的患者似乎都沉迷在一种与身体有关的想法中，这个身体以某种方式与他们所拥有的身体不同。
在他们关 于自己身体的内在感觉与他们实际的物理身体之间似乎有着一种错位。
在这之后，弗斯特奔走呼告，让BIID获得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
他开始确信自己所目睹的是一种认同障碍、一种自我感的障碍。
在弗斯特看来，最初提出的“apotemnophilia”这个名称明显是有问题的。
“我们想找到这样一个表达，这个表达就类似于性别认同障碍（genderidentitydisorder，GID）这个说法。
GID这个说法突出了性别认同，也就是一个人对自身是男性或女性的感知，这样一种功能发生了紊乱。
所以，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类似的概念是什么呢？BIID假设有一种正常的功能出了问题， 这种功能正常时，一个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整合感到完全协调。
” 2003年6月，弗斯特将他的研究成果提交给纽约的一次会议。
罗伯特·史密斯、福斯和许多BIID患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些人中就有戴维的那个中间人，我叫他帕特里克。
福斯没有打招呼，径直走向帕特里克和他的妻子，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
“我们站在那里吃三明治，他对我说，‘你会对选择进行外科手术感兴趣吗？’”帕特里克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都能感到BIID的压力，他根本就没有犹豫。
“天哪，那当然。
当然、当然、当然，我完全同意。
”帕特里克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天福斯会选中他。
帕特里克不信教，但他感到一种更高的力量正在指引着自己。
第二天晚上，帕特里克和妻子去到了褔斯的公寓，他要做一个评估。
褔斯严格地询问帕特里克以确保他是认真的。
帕特里克想要截肢的欲望是因为BIID还是处于性方面的迷恋（sexualfetish）？这种欲望在过去怎样影响他的生活？类似的询问持续了两个小时。
帕特里克一一作答，他害怕通不过评估。
他通过了评估，福斯同意推荐他做外科手术。
一切就此开始了。
十个月以后，帕特里克做了他梦寐以求的手术。
在那之后不到一年，帕特里克自己就成了一个中间人。
●●● 帕特里克的家在美国一处靠海的乡村小镇，坐在自己的家里，帕特里克回忆起他被妻子发现痴迷于截肢时的光景。
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就像几乎所有的BIID患者一样，帕特里克也着迷于截肢，所以他 开始从互联网上下载截肢者的照片，把它们打印出来。
一天，他的妻子坐在电脑前，帕特里克坐在一个高后翼扶手椅里。
他的妻子注意到一摞打印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些男性的照片，但是“都衣装整齐，看不到裸体”。
那是一个尴尬的时刻。
“她想我也许是个同性恋。
”帕特里克回忆当时的景象，“我一定脸红了。
”帕特里克让她再看得仔细一点儿，她照做了，很快就发现所有那些男性都是截肢者。
帕特里克告诉他的妻子，从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自己的腿怪怪的，这样一种感觉最终发展成了一种不可遏制地要摆脱腿的欲望。
帕特里克的妻子感到震惊：他们结婚几十年了，知道这么多年他都向她隐瞒着这件事，这让她难以接受。
但是坦白也带给他解脱。
40多年，帕特里克一直独自承担着这个秘密。
在一个美国小镇长大，父母很保守，那时“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去看什么心理健康医生”，帕特里克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感受。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候帕特里克已经是一个少年，对截肢者和截肢的痴迷驱使他去附近州府的图书馆，他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
让他吃惊的是，绝大多数截肢者的照片都被撕掉了。
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不是只有他才被这样奇怪的痴迷占据着。
“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帕特里克对我说，“但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特里克挣扎在各种关于腿的想法中：“我怎么才能摆脱它？我能做什么？我如何才能做到？我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一命呜呼。
”看见截肢者的照片，或者更糟糕的是在街头看见截肢者，都会让他心绪难平。
“那只会让我心烦意乱，”帕特里克告诉我，“这种烦乱会持续几天的时间，我只想一件事，那就是我要怎样才能摆脱我的腿。
”焦虑让他乞求上帝和魔鬼：“拿走我的腿去救别人吧。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在他生命的前45年里，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孤独感几乎要压垮他。
在被妻子发现之前不到一年，帕特里克在当地的城市新闻报纸里偶然发现了一个匿名的分类广告。
登广告的人承认自己想要截肢，他是一个想截肢者。
帕特里克给广告上登出的邮政信箱写信，开始了和这个人的通信。
后来他们会面，这个想截肢者和帕特里克提到了其他一些寻求截肢的人。
对帕特里克来说，这真是一次释放。
“哦，老天，我不再孑然一身了，”帕特里克回想起他当时的想法，“我可没有发疯。
” 但是找到了和自己面临着相同状况的人，并没有丝毫减少帕特里克截肢的渴望，相反，他的绝望有增无减。
他考虑过自己动手截肢。
他以前听说过有人横在铁轨上让火车碾过他的胳膊或腿，或者用猎枪枪击腿部。
“卧轨是很危险的，要是火车正在高速行进，这样做可能就是在自寻死路，因为你会被火车卷起来，又甩出去。
”帕特里克说，“我真的不想因为截肢而死掉，我还不知道一条腿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呢。
” 另一个自己动手做了截肢的截肢者建议帕特里克先试一下自己来，于是帕特里克决定切除一截手指算是腿部截肢的预演。
他用一支钢笔和一根橡皮筋做了一条止血带，然后将手指放进了一个装满冰块和酒精的保温杯里。
等到那一截手指麻木，而且无法弯曲之后，帕特里克拿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砍下了这根手指第一个关节前的部分。
不仅如此，帕特里克还砸碎了这一截砍下来的手指。
“这样一来，他们就别想再把它接回去了。
”帕特里克对我说。
帕特里克要掩盖自己为什么砸碎这截手指：医院员工听到的说法是重物砸到了手指上。
当医生给他受伤的手指注射止疼药时，帕特里克佯装针扎着很痛，而实际上他的手指仍旧是麻木的，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 大约在十年前，帕特里克最终成行，去亚洲见格雷格·福斯介绍给他的那名外科医生。
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他被安排进了医院，但是一直等到周六晚上，他才被推进了手术室。
帕特里克告诉我，那是他生命中最长的一天。
第二天他才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我向下看，简直不敢相信。
它终于不见了，这让我欣喜若狂。
”帕特里克截肢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更早做这个手术。
“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要回那条腿，没有它我是多么幸福。
” 在帕特里克的家里，我能感受到如今的状况令他舒心。
在他做手术以前，他的孩子们送给他一个肯娃娃（Kendoll），他把这个肯娃娃保存在一个塑料盒里，这个盒子里塞满了他在早年收集的截肢者的照片。
这个玩具娃娃穿着一条红色的短裤，其中一条腿只有膝盖以上的部分，膝盖下面是一条假肢，包缠着白色的纱布绷带。
在帕特里克的家里，我看见一个悬挂在枝形吊灯上的装饰性骨架，但我并没有多 想。
“仔细看看。
”帕特里克催促我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骨架也缺了一截腿和一截手指，就像帕特里克一样。
在壁炉台上，有一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这个雕塑也缺了一截腿。
家里人都知道帕特里克所遭受的痛苦，都为他摆脱BIID获得自由而感到高兴。
如今的帕特里克对自己的身体看起来是真正的满意了。
在科学家研究过的因为BIID而截肢的人当中，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一种因截肢而带来的宽慰与解脱的感受。
这样的证据至少应该减轻伦理学家对BIID表达的一种恐惧：一旦你切除了一个健康的肢体，那些患者非但不会康复，最终反而会变本加厉。
但实际上，除了那些从一开始就不止一个肢体出了问题的BIID患者以外，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福斯在2005年因为癌症过世，到最后自己也没有进行截肢手术。
当他在考察帕特里克是否可以接受外科手术的时候，帕特里克告诉福斯，在截肢手术后，他会试着帮助其他BIID患者。
在去世之前，福斯致电帕特里克，问他是否会接受与亚洲外科医生联络的中间人这个任务，帕特里克接受了。
他为BIID患者充当中间人已经九年了。
在这九年中，这些患者最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到了帕特里克。
就在戴维要用干冰来自己解决的时候，他也找到了帕特里克。
●●● 在帕特里克做手术之前大概一年，一个心理学家问他要是吃药就能治愈BIID，是否还要寻求手术治疗。
帕特里克想了片刻回答说，要是他现在年纪尚小，那倒有可能不会寻求手术治疗，但他年纪已经不小了。
帕特里克说：“这已经成为决定我是谁和我是什么的关键。
” “我就是这样的人。
”（ThisiswhoIam.）我采访过的，或者我听到过的每一个BIID患者都会用类似的话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在他们完整的自我设想中并不包括视他们各自情况而定的不同的腿或胳膊。
在BBC于2000年推出的纪录片《心魔》（CompleteObsession）中，福斯对制片人说：“我的身体似乎在我右腿大腿的中部就完成了……剩下的不是我的身体。
” 也是在《心魔》这部片子中，苏格兰外科医生罗伯特·史密斯对一个采访者说：“这么多年我已经深信，有这样一小群病人，他们的四肢是正常完整的，但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并不完整。
” 我们绝大多数人很难想象这样的状况。
就和我一样，你的自我感大概也与有着完整四肢的身体联系在一起。
我很难去想竟然有人在我的大腿上动刀子，那是我的大腿。
这种所有感对我来说是想当然。
戴维却不是这种情况，BIID患者也不是这种情况。
当我让戴维描述他腿的感觉时，他说：“就像是那里没有我的灵魂。
” 过去的十几年中，神经科学已经向我们表明，我们对身体部分的所有感是可塑的，即使是在那些正常健康的人身上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奇怪。
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做了一个很精巧的实验。
他们让被试坐在桌子前，把左手放在桌子上，并在这个真手旁边放着一个橡胶手。
研究人员在两只手之间放了一个隔板，这样被试就只能看到橡胶手而看不到真实的手。
接着研究人员用两个小画笔同时轻触真手和橡胶手。
在这之后向被试提问，他们回答说，最后感觉到画笔轻触的不是他们的真手，而是橡胶手，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完全知道画笔轻触的是真手。
更重要的是，许多被试都说橡胶手就好像是他们的手一样。
橡胶手幻觉清楚地显示出我们经验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方式是一个多么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感觉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整合。
视觉和触觉信息以及来自关节、肌腱和肌肉的各种感觉［这些感觉让我们从内部感知到身体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神经科学家将这种感知称为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结合在一起，让我们产生了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感。
这种感受是我们自我感的至关重要的组成成分。
只有当创造这种所有感的过程出了问题，比如说脑接收到相互冲突的感觉信息，就像在橡胶手幻觉中那样，我们才会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脑有可能运用不同的机制创造出所有感。
例如，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脑会创造出一种感觉，让人们觉得他们是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发起者。
当你捡起一个瓶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做出了这个行动，或者你想着什么事，你会觉得是你在想着，而不是其他人。
这就是所谓的能动感。
对于拥有你的行动和你的思想来说，这种能动感是关键（当这种能动感出了问题，一个人就可能陷入虚弱，包括精神病性幻觉和精神分裂症）。
所以，要是我们能感觉自己好像拥有诸如橡胶手这样无生命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能拥有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吗？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
那些失去了肢体的人有时候会感到它的存在，这通常发生在手术 之后，有时甚至在截肢之后数年都会这样。
1871年，美国医生西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WeirMitchell）创造了“幻肢”一词来描述这种感觉。
有些患者甚至能够感受到他们幻肢的疼痛。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主要是由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朗（
V.S.Ramachandran）开创性的工作，人们已经明确幻
0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客服热线：+86-10-68995265 客服信箱：service@ 官方网址： 新浪微博@华章数媒 微信公众号华章电子书（微信号：hzebook） 目录 赞誉序言第1章 活死人 那个说“我不存在”的人是谁第2章 破碎的自叙 记忆、叙述与一个人第3章 不想要自己腿的人 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拥有感是基于实际的状况吗第4章 告诉我，我在这里 什么时候你的行为感觉不像自己的，而它又对你的自我做了什么第5章 我仿佛是一场梦 情绪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第6章 自我的初音 对于发展中的自我，自闭症说了些什么第7章 当你在自己身边 离体体验、二重身、最小自我第8章 此时此地，无人存在 狂喜癫痫和无限的自我尾声编后记注释 赞誉 如果你只想读一本精彩的科学作品，那么非本书莫属。
——《福布斯》 沿着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和拉马钱德兰、桑德拉·布雷克斯勒《脑中的幻肢》的步履，阿南塔斯瓦米娓娓道来，借助于神经心理学将我们带进那样一些人的心理世界，他们与我们经历着迥然相异的现实。
——《华盛顿邮报》 阿南塔斯瓦米对人类“自我”的探查既让人们见识了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疾病，又是一次绚烂新奇的人脑之旅。
——《娱乐周刊》 对一个个患者传神而又细腻的刻画令人难忘，让人想起了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阿南塔斯瓦米是技艺娴熟的科学记者，让理论概念和实验程序易于理解、引人入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
——《科学》 讲述阿斯伯格综合征和精神分裂症的自传作品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作品在它们的叙述与科学文献之间留下了一段空白。
阿南塔斯瓦米将经验与实验、具体的个人与一般的数字联系起来，令人信服地在这段空白之上建立起桥梁。
——《自然》 当说到“海滩阅读”，你大概不会想到神经科学。
但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就有这个本事，让每一个人都不怵那些困难的主题。
——《男人帮》 一次激荡思考的阅读……阿南塔斯瓦米讲述了许多有趣的进展，与此同时，又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是谁。
——《科学美国人·心智》 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娴熟地审视了在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之间令人困惑的联系……他带着友善与敏锐进入到那些令人不安却又揭示了人的面貌的失常状况中，读者会被他的记录深深吸引。
——《出版家周刊》重点评论 如果你喜欢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那么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新书就不会让你失望。
——《图书馆杂志》 心理虚弱的疑病症患者也许不想碰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但是其他人应该会感受到本书的魅力。
从那个坚持自己已经脑死亡（尽管他仍在走路、说话、进食，还有乘车）的人到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见本书）和更多其他病症，阿南塔斯瓦米展示了人们所感知的自我何以是无所不在的。
——《书单》 知识深奥，语言却简单通俗，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延续了已故伟大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的传统。
这些展示了脑及其创造自我复杂性的一系列故事，对患者抱着深深的同情，即使他们的疾病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印度潮流》 我们自我的本性是最后未被踏足的神秘之地，是名副其实的终极前沿，本书是对它极有力又颇有趣的考察。
——丹尼尔
J.勒维廷，《有组织的心智》《你的音乐之脑》 极赞……富有诗意又深刻敏锐。
每一个患者都独一无
二，通过他们揭示出健康或虚弱的心智独特的东西，这简直难以置信。
阿南塔斯瓦米发现了自我这个观念难以捉摸的本性并理解它。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迈克尔
S.加扎尼加，《谁说了算？》《双脑记》 阿南塔斯瓦米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既理解了这些不幸个体的不同之处，又抓住了他们作为人的共同之处。
当你读罢此书，会醍醐灌顶，开始刨根问底地思考你是谁这样的问题。
——尼可拉斯·汉弗莱，《一个心智的历史》 和奥利弗·萨克斯一样，阿南塔斯瓦米的叙述透着博学与敏锐，我们由此所收获的就像我们从科学家那里收获的一样多，甚至更多。
他的作品会让你再次惊奇于有关自己的熟悉经验。
——阿尼尔·赛斯，《意识的神经科学》主编 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许多简直就是离奇）流畅地交织着来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的洞见。
这是一次对深奥的人性问题的探索，信息量大、激动人心，还有点儿惊悚。
——大卫·波佩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主任、纽约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 在阿南塔斯瓦米流畅且迷人的分析中，自我看起来是一个错觉，虽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它。
既然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心智之锚，自然就干脆给我们创造一个。
——弗朗斯·德·瓦尔，《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 序言 食人魔吃人的寓言最早出现在古代印度中观派（Madhyamika）的佛教文献中，时间大概在公元150~250年，这算是佛教对于自我的真实本质的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展示吧。
一个长途跋涉去远处的人发现了一处荒废的房子，他决定在这里过夜。
午夜，一个食人魔带着一具尸体来了，它把尸体放到这个人身旁。
很快，另一个食人魔尾随而至。
两个食人魔为这具尸体吵了起来，都声称是自己把这具尸体带到这里的，并想把尸体据为己有。
由于争执不下，它们转向那个看到它们进来的人，让他做出裁决，究竟是谁把尸体带进了这间房子。
这个人很清楚欺骗两个食人魔是没有用的，因为一个不杀他，另一个也会杀他，于是他实话实说，是第一个食人魔带着尸体来的。
第二个食人魔恼羞成怒，它扯下了那个人的胳膊报复他。
接下来才是这个寓言骇人的情节：第一个食人魔立刻从尸体上摘下胳膊安到这个人身上。
事情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第二个食人魔拿掉这个人身体的哪一部位，第一个食人魔就从尸体上取下相同的部位安到这个人身上。
到头来这个人的身体和尸体整个换了一个遍——胳膊、腿、躯干，甚至头都调换了。
最后，这两个食人魔分食了尸体，抹了抹嘴巴，走了。
食人魔走了以后，这个人完全懵了，亲身经历让他不知所措。
打他出生就有的身体已经被食人魔吃掉了，而他现在的身体完全是由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构成的。
他现在究竟有没有一个身体呢？如果他有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呢？如果他没有身体，那么他能看到的有身体的他又是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这个人启程上路了，但困惑丝毫未减。
后来他遇见了一群佛教僧侣，他迫不及待地问这群僧侣：他到底存不存在？而这群僧侣反问他：你是谁？这个人不确定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一个人，他还向僧侣们诉说了自己遭遇食人魔的悲惨经历。
如果这个人去问当代神经科学家“我是谁”这个问题，他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尽管有些神经科学家可能会说食人魔干的那些事从生物 学上来说近乎不可能，但他们还是会给出一些“撩拨”人的答案，这些答案致力于阐明“我”是什么，而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第1章 活死人那个说“我不存在”的人是谁 人们要知道，我们的愉悦、快乐、欢笑，我们的悲伤、痛苦、眼泪都来自脑，而且只来自脑……我们所遭受的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来自脑……疯狂是因为脑的潮湿。
——希波克拉底 如果我尝试抓住自我，那个我确实感到的自我，如果我尝试界定并把握住它，那么我所得到的就好像从指尖划过的水，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
——阿尔贝·加缪 亚当·齐曼（AdamZeman）不会忘记那通催促他立刻赶到精神科诊室的电话，他说，那就像一个精神科医生发出的蒙提·派森式（MontyPythonesque）的召唤。
有一个病人声称自己是一个脑死亡的人。
齐曼觉得他好像是被叫去重症监护病房，而不是精神科诊室。
但是齐曼对我说：“那并不像通常从重症监护病房打来的电话。
” 患者叫格拉汉姆，是一名48岁的男性。
在和第二任妻子分居以后，格拉汉姆变得深度抑郁，还尝试过自杀。
他进入浴缸，把电热器放到浴缸的水里，想电死自己。
所幸，保险丝烧了，格拉汉姆逃过了一劫。
齐曼说：“看起来这没有给他造成什么身体上的损伤，但几个星期以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脑已经死亡了。
”齐曼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神经病学家。
这是一个诡异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让齐曼和格拉汉姆之间的谈话听上去非常奇怪。
“你看，格拉汉姆，你听得到我说话，看得见我，理解我在说什么，记得住你的过去，而且你也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你的脑在工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齐曼对格拉汉姆说。
格拉汉姆会说：“不，不，我的脑已经死了。
我的心智还活着，但我的脑已经死了。
” 更糟糕的是，自杀未遂这件事让格拉汉姆神思恍惚。
“他是一个活死人或者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齐曼对我说，“实际上，他会去墓地，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因为他觉得他在那里的时候才是和自己在一起。
” 齐曼问格拉汉姆问题，想从中了解是什么造成了格拉汉姆的这种想法。
很明显，有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发生了变化。
格拉汉姆对自己和对他的世界的主观经验变了。
他不再觉得有吃喝的需要。
那些曾经带给他快乐的事情不再带给他快乐了。
“当他点上一支烟的时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齐曼对我说。
格拉汉姆声称，他从不需要睡觉，从来都不觉得困倦。
当然，吃、喝、睡这些事情他都照做不误，但是他对这些事情的欲望和感受的强度已经大打折扣了。
格拉汉姆失去了一些我们都有的东西：对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的敏锐感受。
那些出现人格解体症状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这种情绪上的迟钝或单调。
抑郁也能够造成类似情绪失去棱角的状态，但是这些患者并不会继续发展出如此明显的自己不再存在的妄想。
在格拉汉姆的这个病例中，鲜活的情绪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随着经验的改变，他会得出他的脑必定是死掉了的结论。
” 齐曼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在这种彻底的妄想中起作用。
第一个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世界的感觉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格拉汉姆这个病例中，情绪的小垫子被从他的脚下抽走了。
第二个是一个人针对世界的主观经验做出推理的能力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方面在格拉汉姆的病例中似乎都存在。
”齐曼说。
格拉汉姆的妄想不受相反证据的影响。
在和格拉汉姆的对话中，齐曼会引导格拉汉姆承认自己的妄想，让他看到自己妄想的不实之处。
格拉汉姆承认自己所有的心智能力都是完整的，他能看，能听，能说，能思考，能记忆等。
于是齐曼会对他说：“格拉汉姆，你的心智明摆着是活着的。
” 他说：“是的，我的心智是活着的。
” “心智和脑的关系很密切，可以肯定你的脑是活着的。
”齐曼会这样开导他。
但是格拉汉姆不会上钩。
“他会说，‘不，我的心智是活的，但我的脑死了。
它死在了浴缸里。
’”齐曼对我说，“你可能已经差不多拿出了在你看来坚实的证据，但他就是不接受。
”有趣之处在于，格拉汉姆发展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妄想——因为他的大脑死了，所以他也就死了。
要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定义并不包含脑死亡的时代里，他的妄想会有不同吗？ 在行医经历中，齐曼只遇见过另外一次声称自己死了的案例。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齐曼还是英国巴斯的一名初级医生，他要治疗一名女患者，这名患者做过多次肠部手术，身体被一次次的手术所蹂躏，罹患严重的营养不良。
“她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死了，”齐曼说，“很奇怪，由于她经历了如此可怕的创伤，所以我好像可以理解她认为自己已经死掉了的这个想法。
” 齐曼了解格拉汉姆的那些症状，他的诊断是格拉汉姆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这一病症最早是由19世纪的法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儒勒·科塔尔（JulesCotard）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疾病确认下来的。
●●● 行走在巴黎第六行政区的医学院街，你会看到一根巨大的廊柱。
这根廊柱是笛卡儿大学的门廊，由建筑家雅克·贡杜安（JacquesGondouin）在18世纪晚期设计，是法国新古典建筑的突出代表。
就像设计者的初衷那样，廊柱的外观引人注目，让人感受到开放与欢迎。
我穿过门廊去拜访医学院图书馆收藏珍贵手稿的部门，去查阅记录儒勒·科塔尔生平的一份档案。
这份档案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安东尼·利提（AntoineRitti）在1894年写的一篇悼词，这距他离世已经快五年了。
科塔尔的女儿患有白喉，他一直倾力照顾自己的女儿，后来他自己也感染了白喉，在1889年去世。
我们对科塔尔的了解大都来自这篇悼词。
悼词的一份拷贝放在皮面装订的卷宗之中，在卷脊上写着MéLANGESBIOGRAPHIQUES，即传记杂集。
我翻到这篇悼词，在第1页上有致当时大学医学系主任的一句话：“Hommagedeprofondrespect.”签名是安东尼·利提。
科塔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描述了被称为虚无妄想或者déliredesnégations的症状，但在他提出这个说法之前，在1880年6月28日举行 的医学心理学协会的会议上，他就已经提到了“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精神错乱”，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一个43岁的女患者，声称“她‘没有脑、神经、胸或内脏，只有皮肤和骨骼’‘没有什么上帝和恶魔’，她不需要食物，因为‘她一直活着，而且还会永生’，她请求在她活着的时候就烧死她，还屡次试图自杀”。
之后不久，科塔尔创造了déliredesnégations这个说法，在他死后，其他医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病征。
“科塔尔妄想”逐渐被用来指这个病征中最突出的症状——相信自己死了。
不过这个病征本身指的是一系列的症状，这其中并不一定包括自己死了或不存在的妄想。
其他的症状还包括相信身体的各个部分或器官正在消失或腐烂、负罪感、感到被诅咒或责难，甚至还感到自己会永生，这有点儿自相矛盾。
但正是这个自己并不存在的妄想提出了有趣的哲学上的挑战。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断言“我思故我在”，一直到最近，这都是西方哲学的基石。
笛卡儿建立了心灵和身体的毫不含糊的二元论，其中身体属于物理世界，这个世界由占有空间并在时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而心灵的本质是思想，它并不在空间中延展。
在笛卡儿看来，“我思”并不意味着思考就是独立于感觉的清晰和明确的理智知觉。
按照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尔（ThomasMetzinger）的看法，笛卡儿哲学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心灵的内容上出错”。
这种笛卡儿式的看法已经在许多疾病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这些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
科塔尔综合征也是这样的一种紊乱。
梅青格尔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一个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家将此称为有关某种紊乱的现象学。
“患者不仅可以明显地述说自己死了，而且会述说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尽管这看起来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明显活着的人却声称自己并不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有关科塔尔综合征的现象学的一部分。
我离开图书馆，再一次来到医学院街，我转到廊柱的另一面，端详着校名“笛卡儿大学”，它蚀刻在廊柱顶端的石头上。
在以笛卡儿命名的大学里研究儒勒·科塔尔是一件有趣的事。
因科塔尔而得名的这种妄想会对笛卡儿的观念说些什么呢？科塔儿综合征的患者是在说“我思故我不在”吗？ ●●● “那个了解身体之我的我是谁，那个有一个关乎自身的图像，并且有一种历时同一感的是谁，知道我有持久的生命力的是谁？我知道所有这些，而且我知道自己知道它们。
那个透过这一视角去把握住这些的那个东西是谁呢？” 的确，是谁呢？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Allport）的这段优美的沉思捕捉到了作为人的核心困惑。
我们天然地就领会到奥尔波特指的是什么，而且这是一种亲密的领会。
我们醒着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我们睡着的时候，它就溜走了，也许会再次降临我们的梦境。
它是一种与我们所拥有并为我们所控制的身体扭合在一起的感受，我们从这种感受中感知世界。
它是一种人格同一性的感受，这种同一性在时间中延展，从我们最初的记忆一直到想象中的未来。
所有这些都被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它就是我们的自我感。
然而，尽管我们和自己之间有这样私人的亲密性，要阐明自我的本质仍旧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回顾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自我都让人深深着迷，惊奇而又困惑。
古罗马治下的希腊旅行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记述过铭刻在德尔菲神庙里出自古希腊七贤的箴言，其中一句是：“认识你自己。
”印度经典中最具分析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奥义书》（Upanishad）是由这样的话开篇的：“是谁命令和指挥心灵接触外境？谁的意志驱动人的言语？什么力量指引着人的耳目？” 在论及时间的时候，圣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但要回答那个问我的人，我倒不知道了。
”其实他也可以针对自我说同样的话。
从佛陀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人一直在求索自我的本质。
自我是真实存在的吗，抑或是一种幻觉？自我位于脑中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是在脑的哪里呢？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自我感是脑和身体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是神经过程的产物，每一刻这些过程都在修正着我们的自我感，它们串联起来让我们产生一种从不停顿的人格的感受。
我们时常听到人们说自我如何是一种幻觉，说自我是自然最精致的把戏，但所有这些把戏也好，幻觉也好的说法都忽视了一个基本 的事实：若是把自我取消了，就没有了可供玩出这种把戏的“我”，也就没有了那个幻觉的主体。
从笛卡儿大学出来，沿着学院路经过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步行30分钟就到了萨伯特慈善医院，1864年儒勒·科塔尔就是在这里作为一个实习医生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
我到那里去拜访戴维·科恩（DavidCohen），他是医院幼儿和青少年精神分析科的主任。
在科恩医生实习和执业的过程中，他见过不少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
由于这种病并不常见，所以这些相对来说为数不少的患者就可以让科恩对科塔尔综合征有密切的观察。
我们聊起了一个特殊的患者，只有15岁的梅，她是有科塔尔综合征记录以来年龄最小的患者之
一。
科恩负责她的治疗，并在她康复以后和她有过广泛的交谈，由此科恩将她的妄想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让他一窥即使在科塔尔综合征这样的妄想中，自我如何受到一个人的个人叙述，甚或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在去科恩诊所的前一个月，梅开始感到难以自拔的悲伤和抑郁，最终发展到表现出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妄想。
在被收治的时候，梅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紧张性精神症患者——既不说话也不活动。
“即使是护士都被她吓着了。
”科恩告诉我。
在几天焦躁的精神分析治疗和照顾之后，梅的症状有所缓解，每天可以说出一些词语，护士们会不辞辛苦地记下她说的东西。
从梅的这些时不时的提示以及和她父母的谈话中，科恩拼出了梅的故事。
梅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姐姐比她大10岁，嫁给了一个牙医。
这个家庭有抑郁症史。
在梅出生前，她母亲就遭遇过严重的抑郁，而她的一个婶婶还接受过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therapy，ECT），就是向大脑施加温和的电脉冲以诱发抽搐。
电休克疗法常常可以有效地治疗严重抑郁，尽管这基本上是最后的稻草了。
梅的妄想是典型的科塔尔综合征。
“她告诉我们她没有牙齿，没有子宫，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科恩说。
他努力地用英语描述梅的情况。
“我不知道mortsvivants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
”他说。
后来我查了一下字典，字面的意思就是活死人（thelivingdead）。
“她想被放进棺材里下葬。
”科恩说。
在进行了六周的治疗和服药以后，梅的病情并没有改善，于是科恩建议采用电休克治疗。
由于这个家族有抑郁症的病史，她的父母立即就同意了。
在六周的治疗以后，梅看起来康复了，于是科恩停止了电休克治疗，但病情很快卷土重来，这让科恩又恢复了电休克治疗。
这一次，梅的确恢复了，除了有些头疼、轻微的紊乱，以及轻度混乱的记忆。
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整个人就好像刚从一场噩梦中醒过来。
科恩和梅交谈，他请梅在他提到她的妄想时，毫无顾忌地说出在她脑海中想到的东西，聊天的结果令人吃惊。
例如，她没有牙齿的这个妄想似乎和她的姐夫（牙医）有关。
科恩觉察到她对姐夫有好感。
她提到绝不想让姐夫来治疗她。
科恩又一次努力地寻找正确的词语来描述梅表达自己的方式。
Pudique，他用法语说道，就是“羞怯”的意思。
梅谈到姐夫的样子让人觉得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裸体出现在他面前。
她失去了子宫的妄想似乎和她的手淫经历有关。
“她觉得那有罪，她想那可能会让她不能生育。
” 科恩的观点是：妄想的具体方面与一个人如何设想自己以及文化的情境有关。
为了支持文化情境这一观点，科恩回忆了在20世纪90年代来他这里就诊的一名55岁的男子，科恩对他的诊断是患有科塔尔综合征。
这名男子的妄想之一是他患上了艾滋病，实际上他并没有。
科恩认为他的这种妄想与他对在患躁郁症期间的性欲亢进（这种亢进发生在这一疾病的狂躁阶段）的负罪感有关。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如果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疑病症妄想涉及性传播的疾病，那么这些妄想几乎总是与梅毒，即那个时代的文化毒瘤有关。
有趣的是，这个男子年轻时在军队服役期间的确感染过梅毒（这在科恩给他做抗体检测的时候得到了确认）。
几十年以后，他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他所出现的妄想并不是关于梅毒的，而是关于艾滋病的，艾滋病在一种更宽泛的文化中取代了梅毒，这种更宽泛的文化就是“上帝对肉体罪恶的惩罚”（在科塔尔综合征的疑病症妄想中，梅毒几乎不再出现了）。
“这是唯一的一个病例，（但）我认为这个病例是很富有启发性的。
”科恩说。
对于科恩来说，科塔尔综合征揭示了自我的运转。
这种病让患者深深地陷入了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混乱之中，它显示出自我与一个人 的身体、一个人如何叙述自己，以及与一个人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关。
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
●●● 回到埃克塞特大学，亚当·齐曼在格拉汉姆这里碰到了类似的状况。
格拉哈姆的妄想是他的心智活着，但他的脑已经死了。
“这是科塔尔妄想在当代的升级版本。
一个人要能够说出单单是自己的脑死亡了，他需要脑死亡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相对来说是近期医学发展的结果。
” 齐曼还发现了甚至更有趣的事情：在格拉汉姆的妄想中有着固有的二元论——“非物质”的心智是独立于脑和身体而存在的。
“我认为这一点相当完美地显示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二元论，”齐曼说，“脑死了心智却还能活着的想法是二元论的非常极端的表达。
” 抛开哲学上的思考不谈，格拉汉姆的处境让齐曼觉得伤心。
“他缓慢而呆滞，声音中几乎没有情绪的调整。
我偶尔能捕捉到一丝微笑，但很少能看到面部表情……”齐曼说，“你会觉得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存在是完全晦暗的，就连思考都是一件费劲的事。
” ●●● 科塔尔综合征患者常常都极端抑郁，这种抑郁要比我们大多数人能想到的严重得多。
另一个法国的精神病医生威廉·德·卡瓦洛（WilliamdeCarvalho）让我了解了这一点。
我在卡瓦洛位于巴黎维克多·雨果大街上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一个穿着考究的法籍塞内加尔人，说话中带着乡音。
他给我看了一张呈现抑郁程度的线形图表，图中标示出了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抑郁程度。
图表的左侧是“正常”状况，右侧以同等的间隔提示“悲伤”“抑郁”“很抑郁”“非常抑郁”。
在这之后就是省略号，抑郁不再以线性的方式呈现，在省略号的末端写着“科塔尔综合征”。
卡瓦洛说：“对于科塔尔综合征患者来说，情形就好像是有一堵巨大的从地球一直延伸到土星的黑墙，你一眼望不到边。
” 卡瓦洛有一家私人诊所，但他也在巴黎著名的圣安妮医院工作。
他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治疗过的一位科塔尔综合征患者，这名 患者表现出了典型的“欧米茄抑郁”（melancholicomega）。
这一说法来自于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ExpressionofEmotionsinManandAnimals）一书中对抑郁的面部表情的描述：“在这种面部表情中，鼻子和眉毛之间的皮肤会出现皱纹，看起来就像希腊字母欧米茄。
”达尔文写到了面部的这些“悲伤的肌肉”。
1878年，德国精神病医生亨利希·舒勒（HeinrichSchüle）在达尔文形象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欧米茄抑郁”这一表述。
卡瓦洛提到的这个男性患者55岁，是一名工程师和诗人。
他掐着妻子的脖子佯装杀死她，然后停下来，让她报警。
警察来了以后看到的是一个心神不宁，甚至有些怪异的人，于是他们把他直接送到了圣安妮医院，而没有带他去警察局（这个男子的行为有点儿照猫画虎。
在1980年，罹患抑郁症的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掐死了自己的妻子，之后他被送往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德·卡瓦洛在圣安妮医院见到了这个男子。
“我问他，‘你为什么试图杀死你的妻子？’他说，‘哦，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我才够得上被砍头。
’他希望被杀死，即使在法国并没有死刑。
” 这个人展示出了科塔尔综合征另一个典型症状的极端形式，那就是负罪感。
“他对我说，他比希特勒还邪恶。
要我帮他了结自己，因为他对人类是一个祸害。
”德·卡瓦洛说。
这个人体重下降，胡子拉碴，也不洗澡，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洗澡，那会用太多的水。
当他还陷在科塔尔综合征中的时候，医院出于存档的考虑决定拍摄有关他的影片。
在拍摄正进行的时候，这个人拉起一张白色床单罩在头上。
他对在摄像机后面的德·卡瓦洛说：“我太糟糕了，我不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影片被这么坏的东西玷污。
”德·卡瓦洛向他解释说那只是一个影片，他不可能因此而影响到任何人。
可是他说：“我知道，但是那也差不多；我实在太坏了。
”更宽泛的文化也影响到这个人的妄想。
他深信自己要对艾滋病的流行负责，还相信人们只要看了这部影片就会染上艾滋病。
在这名男子痊愈（对他也采用了电休克疗法）以后过了很多个月，德·卡瓦洛和他一起看这部影片。
在这部20分钟的电影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人转向德·卡瓦洛说：“哦，这太有趣了，但这拍的是谁呢？”德·卡瓦洛以为他在开玩笑。
“拍的是你呀。
”德·卡瓦洛对他说。
“不，那不是我。
”这个人回答说。
很快，德·卡瓦洛就意识到让他相信这一点毫无意义。
他已经不是那个陷入科塔尔综合征黑暗中的人。
考虑到患者在科塔尔综合征期间极端的抑郁症状，精神病医生都很好奇为什么绝大多数患者都没有试图自杀。
一部分原因在于患者不能活动，就像是被车前灯照射的鹿。
但是德·卡瓦洛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试图自杀，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怎么还能再死呢？” ●●● 齐曼和格拉汉姆的谈话让他意识到格拉汉姆的抑郁和妄想的程度，他怀疑所有这些都有着底层的神经学上的原因。
有一些东西改变了格拉汉姆的自我感和对环境的觉知。
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神经学家史蒂文·洛雷（StevenLaureys）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
齐曼征得格拉汉姆的同意，把他送到了列日大学，随行的还有一位社区的精神科护士。
格拉汉姆来到列日大学医院求助于洛雷医生。
助理打电话来：“医生，这里有一个病人，他声称自己死了，请您过来看一下。
”就像齐曼一样，洛雷也忘不了这通电话。
●●● 洛雷见过的许多患者情况都非常糟糕。
有一些人昏迷不醒，有一些人处在没有反应的醒觉状态（以前这被称为植物人），另外有些人只有最低意识[1]（minimallyconscious），还有些人患上了闭锁综合征（这些人有意识但完全瘫痪了，有时候他们只能够移动自己的眼睛）。
在与这样的患者和健康的被试接触了十多年以后，洛雷的团队确认了一个由额叶（位于前额后的脑皮质）和顶叶（位于额叶后方的脑皮质）的关键脑区形成的网络。
洛雷认为这个网络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觉知的标志。
洛雷告诉我，这个觉知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分析。
第一个维度就是对外部世界的觉知：你经由感官所感知的全部东西，无论 是视觉、触觉、嗅觉、听觉还是味觉。
另一个维度是内部觉知，这是与自我关系更为密切的东西，它包括对自己身体的内部感知、无论是否通过外部刺激而产生的思想、心理图像以及白日梦，它们中的许多都是针对自我的。
洛雷强调说：“虽然把我们称为意识的这种非常丰富的复杂性划归为两个维度是一种过分的简化，但我认为采用这两个维度是有价值的。
” 实际上洛雷的团队已经表明，与有意识的觉知相联系的额顶网络（work）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网络。
其中一个网络的活动与对外部的觉知相关联，这个网络由侧额-顶叶的诸脑区构成，这些区域位于额叶和顶叶的外侧。
另一个网络的活动则与对内部的觉知相关联，并且潜在地与自我的各个方面相关，这个网络由沿着脑中线的脑区构成，也就是额叶和顶叶的内侧部分，靠近将脑分为两个半区的裂缝。
对痊愈的患者所做的研究表明，觉知的这两个维度有着相反的关联：如果你留意外部世界，与外部觉知相联系的网络活动就会增强，而与内部觉知相联系的脑区的活动就会减弱，反之亦然。
除了额顶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个关键的脑区——丘脑也参与了有意识的觉知。
丘脑和额顶网络之间有着双向的长距离连接，洛雷提出，正是由于这些区域中的信息交换与处理的动力过程，才使得我们由单纯的唤醒状态进入到有意识的觉知状态。
然而在我们的整个交谈过程中，洛雷一再重申“我们不应成为新颅相学家（neo-phrenologist）。
”这是针对由德国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JosephGall，1758—1828）开创的可疑的颅相学而言的。
加尔认为每种心智官能都是特定脑区的产物，这些脑区创造了颅骨上特有的隆起。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用手“勘察”一个人的颅骨来搞清楚脑内这些“器官”的相对强度。
在洛雷看来，自我并非是我们可以在某个局部的脑区中找到的东西。
●●● 洛雷见到格拉汉姆的时候，也觉察到格拉汉姆是一个非常抑郁的人。
洛雷注意到了格拉汉姆变黑的牙齿，他已经不再刷牙了。
格拉汉 姆重复告诉齐曼相同的说法：他的脑死了。
“他可不是在杜撰什么，所以我们为他做了脑扫描。
”洛雷告诉我。
“他反对做脑扫描吗？”我问。
“他说，‘我不在乎。
’”洛雷说。
尽管有这样的病状，但格拉汉姆仍旧使用第一人称的代词“我”来指称自己。
洛雷的团队对格拉汉姆脑部做了磁共振成像（MRI）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
MRI显示并不存在结构性的脑损伤，但是PET的影像却揭示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与外部与内部觉知相联系的额顶网络的代谢活动水平非常低。
负责内部觉知的网络就是所谓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work，DMN），研究表明，它在自指的活动中处于活跃的状态。
这个网络的核心枢纽是被称作楔前叶的脑区，这是脑中联系最为密集的区域之
一。
在格拉汉姆这一病例中，默认模式网络和楔前叶都太过安静，其活动水平几乎低到了洛雷在处于无反应醒觉状态的患者那里看到的水平。
格拉汉姆的确在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洛雷认为仅靠药物治疗并不能解释新陈代谢减弱的程度。
代谢活动的减弱也会传递至额叶的侧表面，特别是某些已知参与了理性思考的区域。
虽然洛雷和齐曼都告诫不要由一个案例得出太多的结论，但结果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有可能在中线区域减弱的代谢活动造成了格拉汉姆自我经验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许就是严重削弱的自我感。
但是由于减弱了的代谢活动传递至额叶的其他区域，他无法从那种变化了的经验来谈论自己。
他开始相信自己脑死亡了。
2014年11月发表的对一个近期案例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设。
这个案例中的患者是一个65岁患有痴呆的老妇人，当两名印度医生开始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她已经显示出了典型的科塔尔综合征的迹象。
在给我的邮件中，印度阿格拉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Naidu）医学院的萨扬塔纳瓦·米特拉（SayantanawaMitra）对我说：“病人向我们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比如‘我认为我死了，而且我并不是我’‘我不存在’‘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个真空’，以及‘它是传染 的，我传染了我的关系紧密的亲戚，我要对他们所有的病痛负责’。
” 米特拉的团队为这个老妇人做了扫描，磁共振成像显示额-顶叶脑区已经萎缩了。
他们尤其注意到一个被称为脑岛的深层脑区在脑的两个半区都已经严重损伤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脑岛负责我们对身体状态的主观知觉，这种知觉是我们有意识自我经验的一个关键方面。
所以，损伤的脑岛可能妨碍了这个老妇人的自体感觉，而且痴呆让她很难纠正错误的知觉，这导致她声称自己死了。
医生对她进行了温和的抗精神病和抗抑郁症的药物治疗，这让她恢复到可以参加心理治疗了，治疗师用她的磁共振成像作为证据“向她证明她的脑袋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腐烂掉了”。
治疗师动摇了她的错误想法，她最终获准出院，并继续通过药物治疗来改善。
格拉汉姆最终也康复了。
尽管偶尔会采用电休克治疗，但庆幸的是，科塔尔综合征在大多数患者那里持续时间都很短。
齐曼对我说：“我觉得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妄想是隐喻对明喻的一次胜利。
有时候，我们大多数人起床后还会觉得自己恍恍惚惚，半死不活的（half-dead）样子，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明喻所表达的经验变化也并非那样罕见。
但是科塔尔综合征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半死不活这样的明喻对于患者来说就像是真的一样。
这样一种情况必定会对人们的理智造成困扰。
” ●●● 由于缺少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目前对造成患者妄想的神经基础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科塔尔综合征让我们可以一窥自我的本质。
就拿哲学家肖恩·加拉格尔（ShaunGallagher）所称的免疫原则来说吧，这个原则可以回溯到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做出像“我认为地球是平的”这样一个陈述，我可能在地球是平的这一点上出错，但在做出这个断言的主观自我，也就是“我”这一点上，我们不可能出错。
当我们使用代词“我”，这个词指的是经验的那个主 体，而不是其他人。
关于这个主体我不可能出错，或者我有可能出错吗？ 就好像各种其他病症，比如精神分裂症所做到的一样，科塔尔综合征的妄想的确会引发哲学家们的思考（如果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刺激的话）。
在这种妄想中，“我不存在”的这个坚定信念看起来挑战了免疫原则。
但即使产生妄想的人在关于其存在的本质上错了（这个错误可以和地球是平的这一点做一个类比），免疫原则还是对的，因为仍旧有一个做出断言的“我”，这个“我”不可能指的是任何其他人，而就是那个体验到自己不存在的人。
那个“我”是什么或者是谁呢？这是贯穿本书的问题。
无论这个“我”是谁或者是什么，它都将自身呈现为一个经验的主体。
但是大脑是如何在其物理和物质的过程中产生了看似非物质的、私人的心智生活呢（位于这个生活中心的似乎就是“我”，那个主观性）？这就是所谓意识的难题。
到目前为止，神经科学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科学能够解决吗，它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是一个随着我们对脑的理解越来越细致就会消失的问题吗？哲学家对这些疑问的回答大相径庭。
本书并没有对意识的难题给出神经科学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回答。
但是本书的确要处理自我的本质问题。
思考自我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自我的诸多面向。
对于其他人，甚或对于我们自己，我们都不只有一面，而是呈现出许多面。
伟大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给出了自我的至少三个面向：物质性自我，它包括所有那些被我看作是我或属于我的那些东西；社会性自我，它依赖于我和其他人的互动（“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并在他们的心中对他有所看法，他就有多少社会自我”）；精神性自我（“一个人内在的或主观性的存在，他的心理官能或倾向”）。
在对自我的寻求中，根据“作为客体的自我”和“作为主体的自我”这两个范畴来思考自我也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说，自我的某些方面是其本身的对象。
例如，如果你说，“我很高兴”，那么这种高兴的感觉就是你此刻的自我感的一部分，它属于作为客体的自我的范畴，是被你作为你的一种存在状态而意识到的。
但是那个感觉到快乐的“我”，即那个觉知到它自己的快乐的东西，则是作为主体的自 我，它更加滑溜，更加难以捉摸。
这同一个“我”既可以抑郁，也可以欣喜若狂，或者是在介乎二者之间的任何状态。
我们可以用这种区分来分析洛雷的研究。
按照洛雷的研究，健康被试的额顶网络的活动不断在内部觉知和外部觉知之间来回切换，这种切换中的变化看起来就是一个人意识的内容：从对外部刺激的觉知到对一个人自我诸多方面的觉知。
当你觉知你的自我，在其中你意识到你的身体、你的记忆、你的生活历程，你的自我的诸方面就成为你意识的内容。
所有这些构成了作为客体的自我。
有可能科塔尔综合征患者并没有鲜活地经验到作为客体的自我的各个部分。
在我们的意识中，对象会被贴上各种标签，是我的或不是我的，自我或非自我，无论那个贴标签的是什么，它都可能会失灵（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些贴标签活动背后的机制）。
在格拉汉姆的案例中，通常被归为一个人身体和/或情绪的属我性（mineness）或鲜活性有可能失去了。
结果，由于他侧前额叶的活动和功能微弱，所以他相信自己脑死亡了的这个想法就乘虚进入了他的有意识觉知。
但是无论一个人觉知到什么，难道不是始终有一个作为经验主体的某人吗？纵使你完全沉浸在外在的事物中，比如说忧郁的小提琴独奏，这时你意识到的内容没有任何是与自我相关的信息，无论是你的身体的信息还是对自己工作的担忧，但你拥有那些经验的感受难道就消失了吗？ 为了更接近某些回答，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些遭遇了各种自我变化的人都发现些什么，这可以作为我们透视自我的窗子。
每种神经心理学紊乱都会说明自我的某个断面，它被紊乱侵扰，有时会造成可怕的疾病。
“我出了点儿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以前的自我完全破碎了，但出现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东西。
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她不是真实的，她不是我……她是我，因为我仍旧控制着我自己，即使我是一个疯子，我也一定以某种方式和自己打交道。
”这段话出自莱拉·杰弗森（LaraJefferson）《我的姐妹们：精神错乱的内部之旅》（TheseAreMySisters：AJournalfromtheInsideofInsanity）一书，它让我们明白地看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受到的损害。
但是透过这样的损害，我们会看到是什么把我们造就成我们所是的人。
这些疾病对于自我的研究，就是脑损伤对于脑的研究：它们是呈现在自我图像中的裂纹，让我们可以经由它们去研究那些一直在进行的，从未停止的神经过程，如果没有这些疾病，这些神经过程几乎是无法进入的。
尽管接下来的章节并没有穷尽所有扰乱自我的神经心理学疾病，但我选择的疾病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
一，这些疾病对研究自我的某些显著方面而言更便利；第
二，当前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科学专门从自我的视角来研究这些疾病。
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里看到他们不能完整地叙述自己。
如果是因为你不能再记起你自己，或者因为那些可以让你回想这些特征的脑区受损了，使得你不能用陈述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是理查德”“我是一名退休教授”等），那么你就已经失去了你的自我感吗？如果是这样，你是完全失去了，还是部分失去了呢？尽管你做出连贯叙述的认知功能丧失了（有些人将这种连贯叙述的功能称为叙述自我或自传自我），但你的其他方面仍旧发挥功能又会怎么样呢？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被认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他写的关于记忆及其在塑造我们之所是自己的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文字很有说服力，但很奇怪，爱默生对自己的痴呆症无动于衷。
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患者有时候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自己的认同被破坏了，其中也包括认识到自己患病这一点。
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阿尔茨海默症以及这种疾病是如何毁伤患者的，同时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在这一疾病的晚期，脑已经严重受损，但自我的某种本质还保存在身体中吗？著名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AaronCopland，1900—1990）罹患阿尔茨海默症。
有时他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但是仍旧能够指挥他的签名管弦乐组曲《阿巴拉契亚的春天》（AppalachianSpring）。
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挥动着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呢？ 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是一种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患者会感到他们身体的某些部分，通常是四肢不是自己的，这常常会导致他们做出要切下自己身体部位的可怕举动。
透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我们可以一睹大脑怎样建构起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就是他的身体自我。
精神分裂症会造成患者的分裂，这种分裂的部分原因在于对能动性的一种折中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觉得自己是我们行动的发起人。
这种感受是自我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会怎样呢？它会导致精神病吗？ 接下来就是人格解体障碍，这种疾病会剥夺构成自我的情绪基质，让我们对自己感到陌生，因此这一疾病能够突出情绪和感受在创造自我中所发挥的作用。
自闭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发展中的自我。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通常没有能力本能地领会其他人的心智，这造成了社会交往的问题，但是自闭症患者所缺少的这种能力也与一个人读懂自己的心智，因此也就是与自我觉知联系在一起吗？一些颇具挑逗性的新研究显示，这种障碍的根基在于自闭症患者的脑不能理解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这首先造成的是一个不确定的身体自我，然后就是行为问题。
离体经验和更为复杂的分身效应（doppelgangereffect，人们感知到他们自己的另一个身体，并和这个身体互动）揭示出即使是绝大多数我们想当然以为的最为基础的东西也可能被扰乱，这就让我们可以一睹对构成低层自我来说必要的成分，而低层自我可能要先于所有其他方面。
狂喜癫痫[2]的患者会感受到一种神秘的、超越的合一性，尽管他们在当下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近乎处在一种与此相反的丧失了边界的状况中。
这种状况会让我们更接近自我，一个也许只是持续瞬间的自我的本质吗？在关于是否存在一个自我的争论中，这是核心的问题。
最后，我们将前往印度，踏上鹿野苑之旅，大约2500年前，佛陀在印度的鹿野苑开始了他的传法。
佛陀的无我观似乎与现代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有所共鸣。
按照这些哲学家的看法，自我是一个幻觉，但是果真如此吗？经验证据支持自我是一个造作的实体这种说法吗？与自我相关的疾病让我们获得了各种洞见，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古老的问题，也许还会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
●●● 当我到巴黎拜访戴维·科恩的时候，我问起梅，就是他的那个15岁的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情况。
“那个说她自己不存在的东西是谁呢？” “这就是精神病治疗的奥秘之处，”科恩说，“我们总是会说即使在最疯狂的状态下也仍旧有某种东西与真实的世界相关联。
” 史蒂文·洛雷的博士生雅典娜·德梅尔茨（AthenaDemertzi）在列日大学帮助洛雷扫描和研究格拉汉姆。
她告诉了我一些格拉汉姆的事，这些事也提醒我，尽管格拉汉姆有脑死亡的妄想，但仍旧存在一个保持不变的本质。
格拉汉姆刚从扫描仪中出来，德梅尔茨就问他：“你还好吧？” “不错。
”格拉汉姆回答说。
“这不是好好的吗？”德梅尔茨问。
“那还用说。
”格拉汉姆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我既格外强健又异常脆弱。
我们是谁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希望本书能够让我们领略到这个基本的矛盾。
[1]最低意识状态是一种不同于持续的植物状态和闭锁综合征的意识紊乱。
最低意识状态的患者还部分具有有意识的觉知。
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最近才被归类的意识紊乱，目前对这种意识紊乱尚没有详尽的研究。
2013年F1方程式赛车车王迈克尔·舒马赫在滑雪时头部严重受伤，之后即陷入了最低意识状态。
参见/wiki/Minimally_conscious_state。
——译者注[2]狂喜癫痫是癫痫惊厥症状的一种表现形式。
宽泛地说，癫痫惊厥可以分为两类，全面性和部分性，在前一种类型中，放电会弥漫整个脑的外层、皮层，通常这会造成意识的丧失；而在后一种类型中，放电活动局限在脑的一小块区域，处在惊厥状态中的人通常保有意识。
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狂喜癫痫的最著名的患者，因此这种癫痫又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厥。
作者在本书第8章详细讨论了狂喜癫痫。
——译者注 第2章 破碎的自叙记忆、叙述与一个人 凭借非凡的力量，记忆在做着不可能的事：它将不可思议的神秘之事联系在一起，将过去与现在编织在一起；它在过去与现在之中存在，又注视着过去与现在……它赋予了人的生活连续性和尊严。
它维系着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朋友。
没有记忆，就不可能有一个家。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所有那些瞬间都将消逝在时间中，就像在雨中消失的泪水。
——《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罗伊·巴蒂 阿兰、米歇尔和我坐在他们加利福尼亚家中的客厅里。
阿兰在一
张高靠背的棕色皮质大沙发里窝着，白色胡须、变秃的脑袋和令人诧异的深色眉毛让他显得很扎眼。
乍一看去，我也说不清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米歇尔坐在阿兰旁边的椅子上。
我问阿兰有没有兄弟姐妹。
他说没有，但又立刻改口了，“哦，我有一个痴呆的弟弟。
” “是智力低下。
”米歇尔轻声纠正他。
“对，是智力低下。
”阿兰附和着说，“大家到他大约4岁的时候才知道他智力低下，那时候我18岁。
情况我了解得不多。
” “但是他4岁的时候你才10岁。
”米歇尔说。
“好吧。
”阿兰说。
“阿兰，关于你弟弟，你还记得些什么吗？”我问道。
“说起来让人伤心，”阿兰说，“因为他不能和人交流。
我带他
去散步或做些其他的事，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
” 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补充说：“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 “不，亲爱的，他死了，”米歇尔说，“他是在我们认识的那一年死的。
” 阿兰和米歇尔大约是在30年前相遇的。
那时阿兰是社区学院的一名哲学教授，而米歇尔40岁，是一名助产士，在觉得自己到了人生转折点之后，她又回到了学校。
“你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米歇尔问道。
“我想他大概是在睡梦中死去的。
”阿兰说。
实际上，阿兰的弟弟是因为血栓住院，在住院期间，他从高层的窗户上掉下去摔死了。
那个时候，也就是30年前，阿兰对米歇尔说，他的弟弟由于智力低下，所以不会是跳下去的，大概是想回家了，他以为从窗户走出去就可以到达底楼。
当米歇尔在我们的谈话中提醒阿兰的时候，他说：“哦，那是我想忘记的事情，但不是的……从窗户掉下去……”他嘟囔着，语无伦次。
“在医院的时候他们说过些什么呢？”米歇尔问。
“我太伤心了，年纪又太小，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阿兰说。
米歇尔转向我，对我说，在他弟弟死的时候，阿兰已经50岁了。
●●● 1995年12月21日，德国的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已经尘封近90年的蓝
色纸板做成的档案。
这个档案包括有一个名叫奥古斯特·D（AugusteD）的女性患者的病例报告，这名患者51岁，来自法兰克福。
档案中的一份手写记录标明的日期是1901年11月26日，这份记录记载了奥古斯特和她的医生阿洛伊斯乌斯·“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Aloysius“Alois”Aizheimer）之间的对话。
德国的研究者将这份手写记录发表在1997年的《柳叶刀》（Lancet）杂志上（奥古斯特的回答用加黑字体标出）。
她坐在床上，一副无助的表情。
你叫什么名字？奥古斯特。
你姓什么？奥古斯特。
你丈夫的名字是什么？我想是奥古斯特。
问的是你丈夫的名字？哦，我的丈夫。
看起来她并不理解这个问题。
你结婚了吗？结了，和奥古斯特。
是D先生吗？是的，是的，奥古斯特·
D。
你来这儿有多长时间了？她看起来像是在努力回忆。
三周了。
我向她出示了一根铅笔，这是什么？一支钢笔。
钱包和钥匙、日记本、雪茄烟这些东西她都认对了。
午饭的时候她吃了菜花和猪肉。
当问她在吃什么，她说是菠菜。
在她咀嚼肉的时候问她她正在嚼什么，她回答说是土豆，然后又说是辣根。
拿一些物件给她看，过上一会儿她就不记得刚才给她看的是什么东西。
在这之间，她总是谈论着双胞胎。
三天以后，阿尔茨海默做了进一步的记录。
你住在哪条街？我可以告诉你，我必须等一会儿。
我问你的是什么？哦，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你住在哪条街？瓦尔德马街，不是，不……你什么时候结的婚？我现在不知道。
那个女的住在同一层。
哪个女的？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女的。
这个患者大声说G先生，G先生，这儿更进一步，她住……我让她看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本书，她都能正确地说出是什么。
我刚才让你看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有点儿困难是不是？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我向她伸出三根手指，这是几根手指？三根。
你还紧张吗？我刚才向你出示了几根手指？哦，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奥古斯特死于1906年4月8日。
那时，阿尔茨海默已经离开法兰克福去了慕尼黑的皇家精神病诊所，所以他让人将奥古斯特的脑寄到了那里，对脑组织做了薄片采样，（并且）用银盐给这些样本染色。
阿尔茨海默将这些切片置于玻璃载片之间，熄灭了习惯抽的雪茄，去掉夹鼻眼镜，仔细地看着他的最先进的蔡斯显微镜。
在放大了700倍以后，他终于发现了奥古斯特的疾病。
夏去秋来，在那一年的11月4日，阿尔茨海默向在蒂宾根召开的第37届西南德国精神病医生大会提交了他的发现。
他说，奥古斯特患有“进行性认知障碍、病灶症状、幻觉、幻想，以及心理社会失能”。
更准确地说，她的大脑皮质细胞表现出奇怪的异常。
之后的一年，阿尔茨海默发表了论文《大脑皮质特有的严重疾病》（ACharacteristicSeriousDiseaseoftheCerebralCortex），在这篇论文中，他仔细描述了这种异常。
有一种异常发生 在神经元中，“在因这种疾病而不再正常的细胞的中心，有一根或几根突出的纤丝，它们特别厚且牢固。
”阿尔茨海默还发现在细胞之间有“粟粒状的中心”，他看到在这些中心聚集着一种奇怪的物质。
这是一种新型的痴呆。
1910年，皇家精神病诊所主任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Kraepelin）用“阿尔茨海默症”命名这种奇怪的痴呆病例，他写道：“对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临床解释尚不明确。
虽说解剖学证据表明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老年性痴呆，但实际情况是这种疾病有时候早至快到50岁时就发病了。
” 阿尔茨海默在奥古斯特的脑部所发现的这些异常我们如今称为神经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
虽然神经科学家还在争论神经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哪个先发生（有一些神经科学家怀疑是否还有这些神经病状的前兆存在），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异常的蛋白参与了这种疾病的无情发展。
如果奥古斯特在今天接受神经科医生的诊断，结果就将是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米歇尔都是一个未经专门培训的助产士。
那个时候，在加利福尼亚，接生还没有受到严格的管理。
但是由于工作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越来越棘手，米歇尔决定回到护士学校去学习。
在她的学业中有一门课是哲学，授课的是一名教授，50岁的年龄，魅力不凡。
他穿着皮夹克，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壳角质眼镜，步履悠闲地走进教室，头发花白，蓄着胡须。
在课上，他谈论哲学与政府，见识敏锐独到。
“我认为应该让罗马的吉卜赛人和芭蕾舞演员来运作政府，而不是那些独裁者和贪婪的政客。
”米歇尔回忆着他说过的话，完全被迷住了。
他们不久就彼此有了好感。
那时他正和妻子闹离婚，借酒浇愁，而她也正在糟糕的婚姻中挣扎，就在回到护士学校的时候，她的婚姻也破裂了。
他们两个人都有孩子，但孩子们都不反对他们两人在一起。
在我遇见阿兰的那一天，我向他求证米歇尔说过的话，问起他是怎样令米歇尔倾倒的。
“哦，我们是两情相悦。
”他说，声音沉稳而 自信，听起来让人惊讶。
“那就像是……”他努力要找到合适的词，“就像是那种在空中旋转上升的东西。
”龙卷风，我提醒了一下。
“龙卷风。
”他附和我说。
最终，他们一起买了房子（我去拜访过），结了婚，一起旅游，常常去欧洲，彼此都是对方生活的重心。
米歇尔记得她的一个儿子在他们婚礼的祝酒词中说：“我妈妈和阿兰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们做到了……他们为自己生活，虽然有诸多阻力。
” 阿兰的性格让米歇尔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当那些症状开始出现的时候，我没有想象过，从没有想象过他会是一个患上痴呆症的人。
”她说。
最初的迹象出现在2003年春季。
米歇尔和阿兰去加利福尼亚北部的艾尔河去度周末，他们住在加伯维尔的本波历史酒店。
当他们周一回到家里，发现他们的答录机里都是阿兰系里的秘书和学生留下的信息。
阿兰完全忘记了那天他安排了期末考试。
那是最早出现的严重迹象：阿兰的记忆出了问题。
在那年的9月，他们去欧洲度假，米歇尔发现阿兰处理不了任何新的事情。
他总是迷路，在法国的乡间找不到路，他会把提款卡放进租来的放映机里，甚至收拾自己的行李箱都有麻烦。
回到加利福尼亚，阿兰开始出现更进一步的痴呆迹象。
他女儿的家离他们住的地方并不远，但他忘记了怎样去女儿的家。
还有其他一些事似乎也出了问题。
“我回到家，看到他正在清洗热水浴缸，浴缸上的断路器还开着，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可能会触电。
”米歇尔告诉我，“我让他去关了断路器，他会到车库里去找，而车库在房子的另一边。
” 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看神经科医生。
阿兰未能通过一些标准的测试（比如从100每次减7倒着数，这要求患者集中注意力，目的是检测认知能力的衰退），但是他仍旧表现得不错，医生将此归功于阿兰的高智商。
磁共振成像显示血管有一些小的闭塞。
医生诊断阿兰处于血管性痴呆（由于脑中血流受阻造成的认知衰退）的早期阶段。
几年以后，医生对阿兰的诊断改为了阿尔茨海默症。
与此同时，阿兰的性格也变了。
在他们相爱和做出诊断之前的婚姻生活中，阿兰是一个友善、和蔼的人。
就像所有的夫妻一样，阿兰和米歇尔也会拌嘴，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通过开诚布公的交谈化解问题。
“他通情达理。
”米歇尔对我说。
但在阿兰患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就不再是这样了。
一点点口角阿兰都会重重地摔门，愤怒地冲出家，开上车就离开了。
他也经常地写便条，他的这个老习惯让我们可以窥见阿兰正在改变的性格。
“有些便条真的很下流，”米歇尔说，“如果我请他帮点儿什么忙，他会写一张下流的便条。
这些便条也反映了阿兰对诊断出痴呆症的极度痛苦。
米歇尔回忆起其中的一张便条写着“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洞”。
阿兰读遍了他能找到的有关这种疾病的所有书籍，甚至读了《最后的出路》（FinalExit）这本书，这本书说的是如何让那些病入膏肓的人通过辅助自杀获得解脱（这本书就在他的床头柜上放着）。
他对米歇尔说：“我不想在大小便失禁中死去。
我不想死在疗养院里。
你要把我带到海湾那里推下码头。
”米歇尔知道自己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我不能那样做，阿兰，那样我会坐牢的。
”她回想起她对阿兰说过的话，“我会被控谋杀的。
如果你想做的话，我完全理解，但是这得你自己做。
我会支持你，但我不会帮你，至少不会为你这样做。
” 面对阿尔茨海默症，阿兰敏锐的理解力和他理智的性格成了一把双刃剑。
“想到他的脑正在慢慢地消失是最恐怖的事，因为那是他最珍视的东西：他的脑就是他的才智。
”米歇尔说。
●●● “阿尔茨海默症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再没有比下面这样的事情更可怕的：他想到他在生活中积累起了全部记忆、全部价值，所有关于住址、家庭、社会关系这样的信息，但现在有一种疾病逐渐地入侵，每一天都在蚕食这些连接，撕裂了实际上定义作为一个人我是谁的那些组合。
”哈佛大学的神经学教授鲁道夫·坦齐（RudolphTanzi）如是说。
在PBS[1]的一部纪录片《遗忘：阿尔茨海默症的一幅画像》（Theetting：APortraitofAlzheimer’s）中，坦齐教授一语中的地讲述了阿尔茨海默症最终的可怕场景。
无论和米歇尔这样的护理者如何谈论他们的爱人，人们最终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结论：疾病摧毁了一个人存在的本质，至少从外部看起来是这样的。
“伴你成长的人在你眼前消失，那实在难以忍受。
”克莱尔说。
克莱尔是挪威裔人，住在加利福尼亚。
她90岁的父亲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晚期，家里人把他送去了辅助生活中心。
克莱尔和她的妈妈常常去看望他。
“当你看着他的眼睛，看上去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眼睛不再有神了。
”克莱尔低声地对我说，“真的不再有神了。
” 海量的医学文献都印证了克莱尔的说法。
下面这些用语都是用来描述阿尔茨海默症的影响的：“对自我的稳定的侵蚀”“自我的萎缩”“缓缓地消亡”，甚至是“自我完全的丧失”。
尽管有这样一些说法，还是有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对此提出质疑。
如果阿尔茨海默症侵蚀自我，那么这样的侵蚀会全面进军直到真的一无所剩吗？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症会破坏认知能力，使得患者丧失照顾自己、穿衣刷牙的能力，更不用说记住日期和时间，或者认得家人的能力了。
但是假若人们的感觉与运动功能还在，那么在一个人的认知与随之而来的能力失去的情况下，还有任何属于一个人自我的东西保留下来吗？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看哲学家、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认为自我是什么。
有些人主张自我根本上是一个叙述性建构。
自我的一个关键方面的确就是叙事，也就是那些我们告诉别人，实际上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些有关我们是谁的故事。
这些故事依赖于记忆和想象。
“个体建构起私人和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将他们生活中纷繁的事件联系成一个统一的、可理解的整体。
这些是关于自我的故事。
它们是人格同一性和自我理解的基础，它们为‘我是谁’这个问题提供了回答。
”心理学家唐纳德·伯金霍恩（DonaldPolkinghorne）写道。
我们的各种叙事是自我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并不难接受，但自我只是由叙事构成的吗？或者它还有其他的方面，这些方面在叙事形成以前就存在。
有些哲学家主张叙事就是自我的全部，一旦叙事停止了，就什么都不剩了。
对这些哲学家来说，“自我最终不过就是相互交织的叙事形成的一个密集群，是一个涌现出来的存在，它从我们讲的以及讲过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中逐渐展开。
” 作为自我的叙事（narrative-as-selfhood）这一观念甚至将构建叙事的认知活动置于自我的核心位置。
但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经验至少对自我的这一观点提出了两项质疑。
第一项质疑针对的是认知及其在创造叙事中的作用是自我的核心这一看法。
多伦多大学的皮娅·康托斯（PiaKontos）观察痴呆症患者已经十几年了，她认为这样的自我概念是有问题的。
康托斯对我说：“在我们是谁这一点上，有一些东西是与认知分离并独立于认知的。
” 她认识到这个主张是有争议的。
“这样一个视角挑战了整个西方式的对自我的建构，因为在我们对自我的理解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合理性、独立性，以及控制。
这种建构多少可以回溯到笛卡儿，他分开了心智与身体。
这不仅仅是在心智和身体之间的划分，而且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二元论概念，身体在这种概念中被贬低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
它只是一个空壳，而实际上，根据自我感、能动性和意向性而考虑的一切都归属于心智。
”康托斯想把身体带入到对自我、能动性，甚至是记忆的叙述中。
所以，即使我们要把自我视作是一种叙事，这个叙事也不会只是认知的事，身体也有它的话要说。
阿尔茨海默症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抗拒“将自我仅仅看作叙事”的观点，它挑战了一些人的主张，他们认为最好将自我理解为由叙事构成，并且被叙事构成，而且除了这些叙事之外一无所有。
当这种疾病破坏了患者拥有并讲述一个连贯故事的能力时，也就是一旦这个叙述性的自我瓦解时，还剩下什么这一点并不太清楚。
哲学家丹·扎哈维（DanZahavi）写道：“如下这种说法绝非一目了然，即认为留存下来的任何经验都只是匿名的、没有所属的（unowned）经验片段，因此‘主体’不再将感受作为自己的来感受疼痛或不舒服。
”在叙事性自我消失以后还留下了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瞄准使自我得以产生的那些脑活动。
例如，扎哈维主张，在成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叙事自我之前，自我必定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成为经验的主体。
所以，尽管会造成无情的退化，但阿尔茨海默症让我们可以用更加层次化也更加精细的方式来检查自我。
这样一幅正在形成中的有关 自我的图像将会让我们看到处在阿尔茨海默症晚期的患者是怎样的状况，并且影响到我们要怎样护理他们。
●●● 大约就在克莱尔的父亲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那个时间，他徒步走到当地的警察局。
警察局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以北，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在警察局，他将自己的枪交给了警察。
他告诉克莱尔说：“我要远离手枪，因为我害怕会用它来自杀。
”不久之后，由于已经照顾不过来农场了，克莱尔的父母就卖掉了农场，搬到了一栋更小的房子里。
在克莱尔四岁的时候，她的父母亲从欧洲移民到美国。
他的父亲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科学家，在提前退休以后，他为家里购置了一处农场，克莱尔的母亲一直就想要这样一处农场。
在那些农民、农场工人和牧场主中间，他们过着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生活。
有一次，克莱尔回农场小住，她留意到一些不对劲的事。
他们正在烧烤的时候，精于烤肉的父亲转向克莱尔说：“我完全不会烤了。
”克莱尔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毫无疑问是会烤肉的。
“哦，别逗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她说。
“不，克莱尔，我是说真的。
事情有些不对劲。
”他说。
这样的不对劲就和他想不起一些词语的时候如出一辙。
更早的时候，他对克莱尔说，他时不时地要寻找合适的词来表达心里的事（就好像阿兰费很大的劲去找“龙卷风”这个词）。
克莱尔意识到父亲遇上了大麻烦。
克莱尔对我说：“也许人们都会说到他们父亲的这种现象，对那些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但就我的情况来说，我真的认为父亲遇上大麻烦了。
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人，会说七门语言，而且门门都很精通。
语言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当他开始忘词的时候，他就忧心忡忡。
” 这种担忧与日俱增。
克莱尔还记得父亲的状况明显恶化的一个关键时刻：事情就出在他钟爱的航海上。
他是一个熟练的水手，夜晚凭借星星都可以在海上航行。
他常常租下大型帆船，邀请朋友去大湖区，甚至是加勒比海航行。
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和一些航海爱好者还驾船去过圣巴托洛缪岛（克莱尔记得还有两个阿根廷人，而她是全船唯一的女性），那一次，那一带刮起了风暴，克莱尔想的是赶快离 开，但是他父亲（船长）不为所动。
系在帆船上的小艇被狂风和海浪拍打着掉落到水中，拉扯着他们的帆船。
所有的人都想放弃小艇，但克莱尔的父亲拒绝这样做。
在风暴中，他一直都机敏地留心着他的船。
即使是在午夜已经下了锚，大家都睡觉了，有许多次，他都知道锚还没有落稳当。
他会把克莱尔叫起来，然后一起重新把锚放置妥当。
十几年以后，克莱尔和她的堂兄决定带父亲出海旅行。
那时他们都知道他在航海上已经不比当年了，所以这一次，克莱尔的堂兄作为船长，克莱尔任大副，而她的父亲只是一个水手。
克莱尔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还是老当益壮，是航海的好手，但他不再乐意管事，不让他当船长也不觉得气恼。
”但是他已经开始显露出吃力的迹象了。
有时，克莱尔和她的堂兄正在艰难地调整帆船，她的父亲会站起来，这很危险，因为可能会被摆动的吊杆击中。
克莱尔只得向他大吼，要他坐下。
然而，当他们设置了航线，把他安置在舵轮后面，他又能够调整罗盘的方向，让帆处在必要的位置上。
但是，他会突然说：“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 几年以后（在他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克莱尔和她父亲在海岸小镇的镇中心散步，遇到一场教堂拍卖。
展品中有一个模型帆船，克莱尔的父亲把它拿起来。
“他看着它，一直看着它。
他知道那是他感兴趣的东西，但我觉得他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它感兴趣。
”克莱尔告诉我，“他一言不发，只是怔怔地站着。
看上去他像在看着什么，但我在他的眼中看不出有任何的理解。
”曾经技艺精湛的水手现如今已经认不出眼前的帆船了。
那个时候，克莱尔知道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所破坏的已经不只是短期记忆了。
●●● 有关记忆和支撑记忆的脑结构的许多知识都来自对一个异乎寻常的患者的研究。
这名患者叫亨利·莫莱森（HenryG.Molaison）。
亨利生于1926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学者都称其为患者
H.M.。
无论好坏，亨利的记忆都停留在他27岁那一年。
10岁的时候，亨利开始出现癫痫的惊厥症状，这可能是由于早几年他头部的一次微小创伤（但是亨利患上癫痫的确切原因并不清楚。
考虑到亨利的堂兄也患有癫痫， 也许他的癫痫有遗传上的诱因）。
亨利的惊厥症状日益严重，抗惊厥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了，以至于在高中毕业以后，他几乎无法顺利地在生产打字机的流水线上继续自己的工作。
最终，在1953年，也就是亨利27岁那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毕歇·斯科维尔（WilliamBeecherScoville）决定冒险为亨利实施实验性的外科手术来治疗他的癫痫。
斯科维尔在亨利眼窝上方钻了两个洞，将扁平的脑压板（brainspatulas，神经外科医生用的类似压舌板的东西）插入洞中，脑压板会分开两个脑半区中的额叶和颞叶，这样一来，斯科维尔就可以达到内侧颞叶这一脑结构，比如可以接触到杏仁核与海马体。
接着，斯科维尔取下了一大块正常的脑组织，包括杏仁核和海马体这两个脑组织的很大一部分。
这个外科手术对亨利（如今在学术文献中都把他匿名地称作
H.M.）所造成的影响是神经科学的一个传奇。
H.M.仍旧服用抗惊厥药物，虽然他的癫痫大发作无论在强度和频率上都大幅减少了（从一周一次减少到一年一次），但是他的记忆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状况。
他“再也认不出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找不到去浴室的路，而且对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他似乎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斯科维尔和蒙特利尔神经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BrendaMilner）提到了对
H.M.所做的心理测评：“1955年4月26日做了心理测评，
H.M.的记忆缺陷一目了然。
他报告的日期是1953年3月，他27岁。
就在进入测评室之前他还一直在和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Pribram）交谈，但他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而且否认有人和他谈过话。
在测评中，他不断重提儿时的事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过手术。
”
H.M.再也形不成新的记忆（被称为顺行性遗忘），而且对于过去的回忆也受到了限制。
米尔纳继续对
H.M.进行研究，她的学生苏珊娜·科金（SuzanneCorkin）则秉承了她的衣钵。
1984年，科金写道：
H.M.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手术后的31年中，他的症状都保持稳定。
他的顺行性遗忘完全没有改观，他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谁照顾他，或者他上一顿饭吃了什么。
他对眼下是哪一年的猜测可以与实际的年份差上43年，若不是专门计算，他对自己年龄的估计会比实际小10~26岁。
1982年，他认不出自己在1966年40岁生日的时候拍的照片。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些记忆的孤岛，例如他知道某个宇航员去过外 太空，知道一个名叫肯尼迪的公众人物被刺杀了，知道摇滚乐是一种新的音乐。
H.M.的状况突显了我们拥有不同类型的记忆，
H.M.的其中一些记忆保存完整，其他的记忆则受到了破坏。
他的短期工作记忆是完好的，能够将一串数字记住十几秒钟，但是外科手术伤害了他某些形式的长期记忆。
他的语义记忆，也就是记住事实和概念的能力基本保持完好，但这只是针对在他手术以前所经历的那些事情，而他的情节记忆，也就是记住所经历的情节（关乎具体的地点和时间），即使是在手术之前的情节记忆，也被毁掉了。
语义记忆和情节记忆是被称为陈述性或外显记忆的长期记忆的不同形式，这样的记忆需要我们有意识地接触信息。
H.M.的顺行性遗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对手术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他都没有陈述性记忆（
H.M.的确设法记住了他术后所住房屋的空间布局，1958~1974年他一直住在这里。
这些年知识的逐渐积累，在某种程度上帮助
H.M.形成了他对住地的记忆。
就身体的位置在形成与脑相一致的自我这个方面而言，
H.M.的情况是很有说服力的）。
长期记忆的另一个显著类别被称为内隐记忆、非陈述性记忆，或者说程序记忆。
这种记忆并不需要有意识的接触。
比如知道怎样骑自行车就属于这种记忆，我们是无意识地提取这种记忆的。
米尔纳在1962年发表的对
H.M.的经典研究表明，这些各种类型的记忆涉及不同的脑结构。
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向
H.M.出示了两个星形图案，一个图案在另一个图案当中。
研究者要求
H.M.在内外两个图案之间画出一个星形图案。
为了让
H.M.所做的事情更加复杂，他在画出图案的同时必须看着自己的手、铅笔，以及这些图案在镜子中的影像。
令人惊讶的是在三天之中，
H.M.越来越好地完成了任务，尽管他对于从事这一任务没有丝毫的记忆。
很明显，外科手术并没有破坏他的程序记忆。
问题是精确地来说，在
H.M.所做的外科手术中，医生切除的究竟是什么脑结构？斯科维尔在1953年为
H.M.实施手术之后所写的论文在当时是极富启发性的，但措辞并不清晰。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
H.M.又做了几次脑扫描，但就像所有的扫描一样，这几次扫描都是非侵入式的，因此在精确显示所切除的脑区方面多少还是受到了限制。
进一步的发现要等到
H.M.去世以后。
H.M.在2008年12月2日去世。
他的遗体被运到马萨诸塞州查理斯顿的麻省总医院，神经科学家在这里花了九个小时为他的脑部成像。
之 后，一名神经病理学家娴熟地将
H.M.的脑从他的颅骨中取出。
基于大量的细粒MRI扫描，上述这些工作形成了
H.M.脑的高解析度的3D模型，这样一来，就最终有可能在计算机中详细研究
H.M.的脑。
新的成像确证了早期MRI扫描所揭示出的东西：在脑的两个半区，
H.M.的海马体的后半部分（斯科维尔以为他已经将这一部分完全切除了）都保持完整。
但斯科维尔完全切除了其他部位，即内嗅皮层，内嗅皮层是海马体和新皮层（皮层中唯哺乳动物才具有的部分）的交界处。
阿尔茨海默症开始于内嗅皮层并向外扩展。
基于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在所有的皮层区域中，内嗅皮层是这一疾病中损伤最为严重的。
” 虽说
H.M.这个令人难忘的健忘症患者已经去世了，但他在科学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他的严重的健忘症激起了有关在手术之后他是否拥有自我感这一问题的争论。
如今那些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 当我们绝大多数人想到自我感的时候，想到的是头脑中有关我们是谁的那些故事。
如果你一定要给其他人（或者就是给你自己）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你也许只能潜入自己的情节记忆库里，这些情节记忆定义了你。
让我们把这样的自我称为叙述自我［正像皮娅·康托斯所言，这一自我的各个方面不仅是认知的，而且是具身的（embodied）］。
明确来说，一次叙述就是呈现连在一起的一系列情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看起来严丝合缝的叙述。
就是我们自己。
作为人，我们也能够将所叙述的故事投射进未来，因此，我们的叙述自我不仅仅记住了过去，而且能够想象未来。
过去十年，大量的研究表明，构建未来场景所用到的脑网络与记住过去的事情所用到的脑网络相同。
例如，如果你是一个驾船高手，就像克莱尔的父亲一样，那么你记住去年的航行经历与想象此后几年你驾船出海的场景这两者所使用的脑网络是相同的。
形成这些网络的关键脑区涉及内侧颞叶（更加靠近中线的部分）的各种结构，包括海马体和内嗅皮层。
阿尔茨海默症常常首先影响的正是这些区域。
这种疾病正是在这些区域站住脚跟，然后开始毁灭性的肆虐，最终侵蚀了一个人构建起连贯叙述自我的能力。
在有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里，叙述自我的这种瓦解一开始表现为疾病失认症（anosognosia），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阿尔茨 海默症。
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Babinski）在1914年创造了“疾病失认症”这个词语（在古希腊语中，agnosia的意思是缺少知识，nosos的意思是疾病）来描述有些左半身完全瘫痪的病人所表现出的极为奇怪的行为。
在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巴宾斯基写道：“我想关注一种我此前有机会观察到的心智障碍……患有这种障碍的病人似乎觉察不到或者无视自己瘫痪的状况。
”巴宾斯基的病人不仅否认或者意识不到他们瘫痪了，而且会为他们对自己的状况缺少了解提出各种说辞。
巴宾斯基提到了一个病人，“要是要求她移动右臂，她会立即照做。
但如果要求她移动左臂，她好像充耳不闻，呆呆地站着，就像这个要求是提给别人的一样。
”我们会在Anton综合征［根据神经科学家加布里埃尔·安东（GarbrielAnton）命名］患者那里看到一种极其严重的顺行性遗忘，这种疾病的患者由于顶叶两侧的损伤而失明，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能够看到的。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表现为从对自己症状的轻度失察到彻底否认，不一而足。
神经科学家威廉·古杰斯（WilliamJagust）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阿尔茨海默症专家。
他在临床实践中碰到过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反应。
“家人带着患者来看医生，患者却说，‘我没病，你是疯了吧。
’他甚至会动起手来……但更常见的是患者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疾病，他们是没有觉察，而不是否认。
”古杰斯对我说。
在古杰斯和患者及其家人紧张的会面，告诉他们诊断的情况以后，患者经常很快就忘记了这些诊断。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是这样。
“在你告诉他们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不能再开车了以后，他们还会想去开车。
家人对他们说，‘医生已经说了你有阿尔茨海默症。
’他们会说，‘医生没说过！’” 阿兰也不想放弃开车。
但在正式的诊断做出之前，他在开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感到恐慌了。
所以他只在城里有限的地方开车，即使如此，米歇尔也提心吊胆。
在阿兰的车上，米歇尔会看到一些难以解释的凹痕，甚至是和其他车剐蹭过的痕迹（阿兰总说这是其他司机的责任，但米歇尔怀疑这些都是阿兰的过错造成的）。
阿兰曾经试图给被剐蹭了的挡泥板喷漆来掩盖事故。
阿兰所在诊所的社工警告米歇尔说，要是阿兰摊上事故的话，他有可能被起诉（现在阿兰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
阿兰的医生向机动车管理局报告过阿兰的情况，机动车管理局致信阿兰，要求他去管理局重新进行笔试和路考。
“要是他没有通过考试那太糟糕了，我真的无法相信。
”米歇尔说。
后来，阿兰的车被小偷偷走后丢弃了，这对阿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却 让米歇尔松了口气。
“他伤心极了。
他在一张黄色的纸上为他的本田车写了一篇悼词，说到本田车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失去了自主性如何是一个悲剧。
他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就好像他的自我感正在受到侵蚀。
”米歇尔对我说。
与那些瘫痪的人否认自己的瘫痪相比，阿兰的顺行性遗忘也许是轻度的。
然而，阿尔茨海默症让我们可以了解顺行性遗忘背后的神经机制以及这种遗忘和自我感之间的关系。
牛津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瓦纳·张伯尼（GiovannaZamboni）正在研究的就是这种机制。
在她的一项研究中，她发现具有顺行性遗忘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判断他们亲近的朋友、护工或者亲戚的特征方面要远远好过判断他们自己的。
那些在fMRI扫描仪中完成的任务揭示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内侧前额叶和左前颞叶在自我评价任务中的活跃性比不上在评价其他人的任务中的活跃性（正常的控制组与那些有着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差别）。
研究表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不仅是有关记忆的问题，也是有关自我的问题。
“这种顺行性遗忘非常具有选择性，它丧失了更新有关自己信息的能力，却没有丧失更新有关别人信息的能力。
”张伯尼告诉我。
罗宾·莫里斯（RobinMorris）是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院的神经心理学家，他也同意这样的看法。
莫里斯认为比起记不住自己已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来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来自一个更大的问题。
照莫里斯的看法，我们都有一种特殊形式的语义记忆，也就是一个自我表征系统，它关乎有关我们自身的知识。
这个“个人数据库”不同于有关对象和事实（这些事实是关于世界和其他外在事物的）的语义知识。
我在伦敦莫里斯的办公室和他见面时，他对我说：“自我表征是极其与众不同的。
”莫里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无法将新的信息整合进他们的自我表征当中”。
莫里斯认为这种自我表征从本质上来说是情节记忆，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有关自己的语义记忆，也就是说它们被语义化了。
患者
H.M.的状况佐证了如下的观点：我们的情节记忆的本质含义被把握和储存在一种与其他情节记忆相分离的语义化形式中。
当苏珊娜·科金问
H.M.：“你留下的关于母亲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他回答说：“啊，这个嘛，我只记得她是我妈妈。
”科金发现虽然
H.M.记得 他的童年，但他“无法说出有关母亲和父亲的情节记忆，他甚至不能叙述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
尽管如此，
H.M.对于手术前的自我还是有某种感受的。
如果我们的自我表征系统运转正常，那么情节记忆就会持续转化为语义记忆，由此创造出我们是谁的根据。
在阿尔茨海默症当中，这样的过程似乎中断了。
顺行性遗忘表明了脑持续更新自我表征的能力被破坏了，但一个人叙述自我的变化更加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变化中，叙述的形成变慢，甚至停止了。
患者向深处寻找他们的记忆，一直回忆到他们的叙述弧的基底形成，回忆到他们持久的同一性形成的时候。
让我们在时间中得以回溯和前瞻的那种自我感，也就是哲学家将其称为自知意识（autonoeticconsciousness）的东西，让我们得以回忆或创造我们的同一性的那种东西，是在我们的儿童期最后才成熟的认知能力，但当阿尔茨海默症袭来的时候，它却是最先开始崩溃的东西，我们只能将此称为命运无情的曲折。
●●● 在遇见阿兰的那一天，我和他交谈，他了解现状，看起来也很迷人，这让人有些吃惊。
米歇尔很高兴阿兰能这样。
米歇尔说，在每天午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会儿时间阿兰的意识会比较清醒，之后就会陷入一种很难相处，甚至是无法沟通的状态。
我问阿兰：“接下来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到担忧的？” “没有什么担忧，我想我不会再考虑未来了。
”他回答说，“我如今已经70或71岁了。
”（在说这话的时候阿兰已经81岁了，他是在70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我的生活不错，比想象的好多了。
我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两个儿子，现在还有两个孙子。
这很不错，看看我在空军服役时那个世界的样子。
”阿兰曾随美国空军驻扎在德国，在那里他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荼毒。
参观达豪集中营让他深受触动，这强化了他一直有的一个想法：比起独裁者和政客，吉卜赛人和芭蕾舞者会把世界管理的更好一些。
米歇尔告诉我，在阿兰这里，吉卜赛人和芭蕾舞者代表着“那些没有什么手段的人和那些热爱艺术的人”。
米歇尔曾经提及，而我也注意到，阿兰不断地回想起他最强烈的记忆，是从在空军服役的那段时间一直到他成为一名哲学老师。
阿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阿兰强化了他的身份认同。
罗宾·莫里斯告诉我说：“我们认为人们会将他们的记忆更加强有力地整合进他们的自我感，然后形成更为丰富和持久的表征……那些基本的模块，也就是界定你是谁的那些关键概念，并不会随着人们的生活历程而改变，或者只是有细微的改变。
” 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晚期，疾病也会入侵这些基本模块，但眼下，阿兰的状况还可以让他回忆起18岁时的光景。
那个时候他因为抽烟被三次退学，学校的辅导员建议他参加空军，阿兰照做了。
他被派往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基地，在那里他成为一名飞机技师。
22岁的时候，他回到旧金山，在联合航空公司工作，并在社区学院进修。
他想当一名广播员，但是他的一个老师说他的声音成不了广播员。
这个老师鼓励他学习哲学，事后看来这是一个中肯的建议：阿兰喜爱哲学，不久就开始教授哲学，而且成了受人爱戴的老师。
当我和阿兰聊天的时候，阿兰在细节或顺序上总是出错（阿兰的事情米歇尔都已经向我交代过了）。
比如，说到那个建议他学习哲学的老师，阿兰说：“他告诉我，‘既然你被退学了……香烟，你为什么不去参加空军。
’”但实际上，在阿兰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参加了空军，而这个老师建议他去上哲学课。
要是米歇尔之前没有告诉我阿兰过去的经历，我就无法理清阿兰记忆的时间顺序。
那天在见面快要结束的时候，米歇尔留我和阿兰单独聊了一会儿。
我又问了一些关于他过往经历的事情。
在已经提到空军的事情几次之后，阿兰又谈起了空军的事情，下面是逐句记录的我们的对话。
“我们在这里参加了空军，等待着情况的变化……每个人都想驾驶飞机，但这不可能，你必须学过几何学。
有些人说我没有学过几何学，我也这样说过。
好吧，我们要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上了去旧金山的火车，我们去了波士顿，在那里上了船，那艘船和这间屋子差不多大，船上有12~15个人。
最糟的是这些人里面许多都生病了，我没有生病。
我们不得不出去呕吐。
我还保留着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下了火车。
在大约两天之后我们到了慕尼黑，慕尼黑是德国的中心，我们就 驻扎在那里。
……美国人和德国人在一起。
我们在那里……嗯……待了两年，然后就回来了。
我去了联合航空公司上班，在那里干了几年。
接下来人们都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因为我一直都在读书，一些侦探类的书。
” 在我们的交谈中，阿兰几次提到了一个鲜活的记忆。
他记得当火车穿越农田时那些向士兵们挥手致意的农民的景象。
阿兰透过车窗看到这些农民的时候，他已经18岁了。
但如今他已经记不清楚究竟是在得克萨斯还是在德国看到这些农民了。
虽说阿尔茨海默症还没有摧毁阿兰最鲜活的记忆，但是它已经搅乱了阿兰的叙述。
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罗宾·莫里斯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出现的两个关键变化。
其中之一我们早前已经看到，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能获得关于自己的新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更新他们的叙述自我。
另一个变化是，可能存在负责我们自我的脑结构，阿尔茨海默症会攻击这一结构，如此一来，患者就会求助于他的叙述中最具有弹性的部分。
有关自己的这些弹性观念是在青春期的后期和成年的早期形成的，阿兰从他那杂乱无章的记忆里回忆起来的基本上就是有关他自己的这些弹性观念。
即使是健康人在被要求回忆他们的生活……经历时，他们回忆起来更多的也是10~30岁之间的事情，而不是在这段时间之前或之后的事情，心理学家将此称为回忆高峰（thereminiscencebump）。
这个高峰对我们的自我有着重要的影响。
马丁·孔维（MartinConway）是伦敦城市大学的心理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记忆和自我。
孔维认为个体的目的是具有层级的，这个层级会分解为越来越小的子目的，而随着子目的范围越小，目标也就越具体。
比如，你的目的也许是成为一名运动员，那么子目的越小，所涉及的目标也就越具体，可以具体到每天跑五千米的距离。
基于这种目的层级，孔维定义了“工作自我”这一概念，工作自我所要做的就是协调具体目的（成为一名运动员）与当前状态（比如说，坐在沙发上），并且确保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差距最小（通过让你离开沙发去跑步）。
换句话说，工作自我调控行为。
除了这个工作自我，孔维还提出了概念自我。
作为我们的自我的一个方面，概念自我包含着有关我们是谁的各种认识，这些认识的基 础是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往，包括我们的家庭、朋友、社会，以及更广泛的文化。
在孔维的模型中，工作自我所要做的是调控行为，并且帮助与概念自我及其目的相一致的记忆的形成与建构。
一致性并不意味着精确性。
比如，就短期而言，记住我是否关了厨房的煤气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短期记忆必须要和实际情况高度一致。
否则的话，我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我们的脑不可能无限期地保存这些短期记忆（至少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照相机般的记忆）。
所以，长期记忆较少要求精确性，而是更多地关心是否一致，也就是说，无论什么进入长期记忆，它们都不应该与我们的概念自我和目的（其本身有收到现存的长期记忆的影响）相矛盾。
正如孔维所言，长期记忆中的自传性知识会“约束我们的自我图像，无论是现在的、过去的，还是可能的”，工作自我则是指令什么可以进入长期的自传记忆以及这种记忆能够被通达的难易程度。
我们叙述的故事会影响到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以及我们可能的面貌：什么样的开头就要求什么样的结尾，叙述的故事会成为我们的现实。
在孔维看来，执行工作自我的神经过程也保证了，比起那些与我们的目标和自我知识并不一致的长期记忆，我们更容易通达那些与我们的目标和自我知识相一致的长期记忆。
关键在于，一个人所形成的对满足他的生活目标非常重要的那些经验的记忆似乎与自我及其历史保持着更为强有力的联系。
这把我们带回到了回忆高峰。
按照罗宾·莫里斯的说法，“在青春期的后期和成年的早期有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你定义了你的自我信念和自我概念。
”在这一时期，我们形成了叙述自我的核心。
所以，叙述自我受到了那些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影响，这一自我，或者说与这些事情相联系的记忆，又影响到了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因此决定了我们的叙述会如何演进。
自我对于一致性的需要是最为重要的。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叙述自我在诸多方面都受到了破坏。
从一开始，患者形成新的情节记忆的能力就被削弱了，而且将这些记忆以要点或语义化记忆的形式合并成为患者的叙述的能力也衰退了。
丹尼尔 ·莫格拉比（DanielMograbi）是莫里斯的博士生，来自里约热内卢。
莫格拉比将上述破坏称为僵化自我：一旦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一个人能够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就中断了。
当一个人的叙述自我运转正常时，生活中的情节就会依次形成故事。
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阶段，疾病阻止了叙述弧进一步生长，将叙述弧限制在疾病开始时的样子。
阿尔茨海默症会继续侵入患者的叙述，直到所剩的东西只是一系列相互分离的情节。
最终，就连这些相互分离的情节也消失了。
莫格拉比的一些同事并不特别接受“僵化自我”这个说法。
“这好像是在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像死了或者了无生气一样，”莫里斯说，“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意思，所以我对这个说法还是很有同感的。
一方面，在用概念刻画人们的时候，我们的确应该注意；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因为考虑政治正确而限制科学的发展。
你不能把那些人们都不愿面对的真相隐藏起来。
” 真相就是当叙述自我开始僵化，紧接着开始退化的时候，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会返回到关键的叙述自我，返回到那样一些记忆，这些记忆是在他们的叙述自我被最有力定义的那段时间形成的，在这段时间，叙述自我的本质被深深地蚀刻在一个人的身体和脑中。
然而阿尔茨海默症最终还是会影响到关键的叙述自我。
虽然阿兰还可以回忆起他的青春期和成年的早期，但米歇尔很长一段时期都感觉阿兰这个人像是消失了。
她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空空如也。
所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护理人员都会认同米歇尔的经验。
“在那里你几乎再也看不到一个人。
”米歇尔对我说。
但是这样一些说法是照顾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护理人员的推测，还是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真的没有意识呢？莫里斯认为科学有义务来表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是没有意识的，有义务表明他们没有自我。
●●● 皮娅·康托斯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最终将失去自我这个主张颇不感冒。
她论证说，即使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样遭到严重的认知衰退，一种内嵌在身体中的前认知和前反思的自我仍旧存在着。
康托斯的想法来自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
在她 看来，“布迪厄和梅洛-庞蒂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身体在我们和世界的沟通（这种沟通并不依赖于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
” 康托斯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长期护理中心做研究，在这里她目睹了可以展示这种“具身自我”（embodiedselfhood）的例子。
对一名患者的详细观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住在护理中心的一名老年男性，他的认知能力已经严重损伤，只能说出单个词语。
有一天，恰逢犹太人庆祝西赫托拉节（SimchatTorah），长期护理中心的住客都去了犹太教会堂。
这个老人站在队列中，等待着被招呼去布道坛上唱颂祈祷文。
康托斯告诉我说：“我看见这位老人站在队列里，我记得我当时整个人都很紧张。
我想，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因为他不能连着说出两个词。
” 但接下来的事情让康托斯大吃一惊。
当叫到他的名字时，这位老人自信地走上布道坛，非常流利地背诵出了祈祷文。
有人可能会说他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他仍旧保留有某种完整的认知。
但康托斯并不这样看。
“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在各种因素之间有一种协调。
正值托拉节，现场有拉比，大家又都在这里聚会庆祝，这在他那里引发了布迪厄称为‘习惯’的东西，但我将其称为‘具身自我’，这才使得他在那个场合有此表现。
要是你把这位老人带到他自己的房间，并让他背祈祷文，他就做不到了。
”康托斯说。
具身自我是这样一种观点：身体的习惯、姿态，以及行动会支撑并传达出人性和个体性。
梅洛-庞蒂认为我们生来就有一个能够与世界周旋的原始身体。
“没有人完全是非物质的。
”他写道。
他用盲打来举例子。
如果一个人是盲打高手，那么他在盲打的时候就不需要去想按键在键盘上的位置。
梅洛-庞蒂论证说：“盲打的知识是现成在手的，只有在做出身体努力的时候，这种知识才会展示出来，而脱离了这种努力，这种知识就不可能流畅地表达出来。
” 布迪厄扩大了身体的作用，使其不再局限于它生来就有的能力。
在布迪厄看来，身体整合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习性。
这就是他所说的“习惯”。
康托斯写道：“习惯由倾向和各种形式的专门技能组成，它们在认知阈限之下发挥作用，是在前反思的水平上运作的。
”按照布迪厄的看法，在这里，倾向指的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习惯状态……一种趋势、偏好，或者意向”。
康托斯将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身体与布迪厄的习惯结合起来，提出了具身自我这一概念。
“我们都有具身自我。
你有，我也有。
只不过在我们的认知保持完整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它。
它在背景中隐而不显，但当我们的认知出现故障，它就会变得显著起来。
”康托斯说，“这种和世界打交道的前反思的能力甚至会在出现认知故障的时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成为和世界打交道的首要方式了。
” 具身自我模糊了身体和心智之间的分界，它赋予了身体在自我的形成中以应有的分量。
由于笛卡儿的缘故，西方的神经科学抬高心智，而将身体贬抑到只不过是个容器而已。
虽说神经科学已经逐渐摆脱了笛卡儿的阴影，不再在身体和心智之间划出判若分明的界限，但是经过数个世纪，这样一种思想还是让我们误入歧途，认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完全丧失了自我。
“由于笛卡儿主义长期对身体的贬低，当我们失去认知能力的时候，人们迅速就认为自我也丧失了，”康托斯说，“但我们存在的这一基本维度并没有消失。
”如果我们完全抛弃笛卡儿的遗产，不再在身体和心智之间做出区分，那么我们就会开始用新的角度来审视自我。
所以具身自我包含着脑以及身体，但这种包含中并不一定要涉及认知。
宽泛地说，脑由三个生理区域组成：大脑皮层、小脑以及脑干。
小脑在我们的程序记忆以及协调身体运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阿尔茨海默症很晚的阶段，小脑的完整性才会受到破坏。
所以即使大脑皮层萎缩、认知功能衰退，脑与身体复合体（theplex）的某些部分还是会继续储存并展现我们自我的诸多方面。
另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让康托斯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状况。
这名患者是一位老妇人，她有严重的认知障碍，不能说话，甚至也不能穿衣吃饭，大小便失禁，完全依靠轮椅。
当她的护理员推她去餐厅，给她戴上围嘴。
准备吃饭的时候，她奋力把手伸到围嘴下面，拿出她戴着的一串珍珠项链，把它放在围嘴上面，这样就可以让人们看到它。
“直到完成了这件事，她才会吃饭，”康托斯告诉我，“从严重的痴呆中，她也强烈地展示了自己的存在。
如果那不是一种自我表达，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了。
” 但是复杂叙述自我（认知的或具身的）的构成甚至还包含着更为基本的东西：一种单纯地作为经验主体的能力。
当我遇见阿兰的时候，尽管他的叙述有些颠三倒
四，但很明显，他还是那个经验着他自 己混乱叙述的人。
也许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极晚期，当一个人的叙述自我被破坏殆尽，在患者那里还剩下的就是作为主体的自我（theselfas-subject），它会经验到那些甚至在叙述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我的方面。
人们可以认为，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自我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它并不是一个人的叙述。
但这个作为主体的自我是谁或者是什么呢？很遗憾，对阿尔茨海默症的了解还不足以让我们把握没有叙述自我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就是这样的提问都让人感到难受。
我们不得不转向其他的线索来理解这种主体性的基础。
比如，要使盲打要成为一种具身的能力，成为我的延展的叙述自我的一部分，我需要感受到指尖在触碰按键，并且知道我在触碰按键，而不是感受到好像是其他人在这样做吗？或者，就此而言，我难道不需要感受到手指是我自己的吗？这些问题听起来太过狂野，但是在下一章，通过实验和病理学，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我们是身体的所有者”这样的想法不再站得住脚了。
而就病理学情况来说，结果可能骇人得超出我们的想象。
当我停下车去看望克莱尔父亲的时候，我的车载收音机正放着比利·乔（BillyJoel）的《仍旧摇滚》（It’sStillRockandRolltoMe）。
“我穿的这件衣服有什么不对吗？你难道看不出来你的领带太宽了？”加利福尼亚午后的阳光灼人，我车里的空调就像是个废物，让人更难忍受。
克莱尔在楼外面等我。
她输入了安全码，我们进了楼。
这个安全码不是为了防止外人进入的预防措施，而是让建筑里的居民（主要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要出去游逛，他们总会这样做。
我们穿过走廊，经过她父亲的房间（上个月他过90岁寿诞时祝福的话语还挂在门上）。
一对老妇人对我们报以微笑，其中一个说：“早上好。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或者是下午好，我搞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沉浸在某种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幽默中。
但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弥漫着一种轻松和乐观的氛围。
我们走去大厅看望克莱尔的父亲，那场景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过。
大厅里坐着约莫20个人，有男有女，全都是老人，有些无精打采，有些多少保持着警惕。
电视了正放着迈克尔·凯恩（MichaelCaine）最近的电影［我后来知道是他的作品《摩根先生的第二春》（Mran’sLastLove）］，声音很大。
克莱尔指了指她父亲，他正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那把椅子是克莱尔的母亲买的，坐起来要比这里按标准配备的椅子舒服。
他睡着了。
克莱尔走过去轻轻地推推他，叫着 “爸爸，爸爸”。
他醒过来，显得不安和烦躁。
克莱尔抓着他的手，但他气恼地拍打克莱尔的手。
她试着再次抓住他的手，他伸出手，做出要握手的样子，却扭着克莱尔的手，克莱尔把手伸了回来。
被叫醒明显让他不高兴了。
我们留下他自己待着，然后去了他的房间。
克莱尔打开她父亲的房门，房间是上了锁的，要是不上锁的话，病患们会四处“串门”。
房间的陈设很简单。
相框挂在墙上，记录着克莱尔父亲过往的生活。
其中有一张是他在帆船的舵旁照的，非常帅气。
还有许多家庭的照片。
桌上放着一个小孩会用到的用五颜六色的美术纸做成的剪贴簿。
这个剪贴簿是克莱尔的姐姐做的，像快照一样记录了她们父亲人生中的关键时刻：一张是他17岁时的照片；她们的父母在欧洲登记结婚；当这对新人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船友举着船桨，做成一个拱门的样子，让他们从下面走过；当他们来到美国，一家人在加利福尼亚的莫罗湾的海滩，那时候，克莱尔和她姐姐都还是小姑娘；他们在明尼苏达定居，克莱尔就在那里长大；克莱尔的父亲在家里建了一座烧烤炉；克莱尔的父亲登上了公司杂志的封面，是一张他作为船长的照片；为结婚周年纪念进行的旅行，那时候他大约70岁；还有一张10年前的照片。
克莱尔告诉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父亲的情形开始每况愈下。
克莱尔的姐姐想用这个剪贴簿唤醒他父亲的记忆，让他重拾对自己经历条理清晰的叙述，重新寻回他的自我，但克莱尔觉得这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回去看克莱尔的父亲，这一次他让克莱尔抓住他的手，但时间很短。
他甚至还会捏住克莱尔的手指关节。
克莱尔向父亲做了几个飞吻的动作，他微笑着做出相同的回应。
我问克莱尔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父亲认得她，克莱尔说她也不知道。
克莱尔的父亲什么也不说，不知道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我也试着握住他的手，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回应，但很快，他微笑着，有力地握着我的手。
接着，他也捏着我的指关节。
但也不知道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但或许克莱尔父亲也透露出了一些信息。
捏着克莱尔手指关节的动作让克莱尔回到了她的童年，那个时候父亲会捏着她的手指关节逗她玩。
克莱尔记起来，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很不情愿，而他的父亲会大笑着说：“逗你玩啦。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克莱尔的父亲并没有消失：他的自我的片段，那个高大魁梧的人在和他的女儿嬉戏的景象仍旧留存在他的记忆中。
●●● 在我拜访阿兰大约一个半月以后，米歇尔带他去了一家寄宿与护理之家。
阿兰已经大小便失禁一段时间了，腹泻得很严重。
米歇尔要彻夜不眠地为他换床单，给他洗澡。
米歇尔知道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她带阿兰去了这处环境宜人的护理之家，这所护理之家后院绿树成荫，它的下面是一家公园。
阿兰看起来很喜欢这个地方。
在他们从家里去护理之家的路上，米歇尔问阿兰“去那里会不会觉得不安”。
阿兰的回答让她出乎预料，“我觉得很好，会很好的。
” 阿兰不假思索地回答让米歇尔感到很愧疚。
“哦，阿兰，我感觉糟透了。
我会很想你的。
把你送去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 “没关系的，”阿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一起。
” “我真的很感动，”米歇尔对我说，“那天他的表达异乎寻常的清晰。
虽然之后他再一次陷入沉默，但那天我感觉离他非常近。
” 阿兰在寄宿与护理之家只度过了两周的时间就离世了。
在阿兰过世几周之后，我见到了米歇尔。
我们坐在我第一次见到阿兰的那间客厅里。
在阿兰的棕色皮质沙发旁边是一张小桌子，米歇尔在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小花瓶，里面插满了从他们的花园里摘来的鲜花，在阿兰钟爱的书籍上面，米歇尔放了一只泥塑的乌龟。
在放置他们两人年轻时照片的相框旁边燃烧着淡紫色的蜡烛。
在沙发的后背上，米歇尔小心地用布覆盖着阿兰的棕色灯芯绒夹克衫。
[1]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
——译者注 第3章 不想要自己腿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拥有感是基于实际的 状况吗 这条腿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状况，或者更准确地说（虽说不是那么形象），失去了它的所有特征。
它变成了一个异质的、难以想象的东西，我虽然看着它、触摸着它，但完全不觉得它是我的腿，或者它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盯着它，心里的感觉却是：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奥利弗·萨克斯 从理论上说，身体的几乎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有幻部（phantom），当然脑除外。
按照定义，是不会有幻脑的，因为脑就是我们认为幻部出现的地方。
——
V.S.拉马钱德朗 这已经不是戴维第一次尝试着腿部截肢了。
他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试过用止血带来做腿部截肢，而他的止血带是用一只旧袜子和结实的打包绳做成的。
戴维把自己锁在卧室里。
为了不让血流进止血带，他用绑着止血带的腿抵着墙站着。
过了两个小时以后，疼痛实在无法忍受了，戴维整个人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
虽然止血带已经让他的那条腿严重缺血，但解开止血带是致命的。
被止血带挡住的那些受损的肌肉会带着有毒物质流遍全身，这会引起肾衰竭。
但最终，戴维还是自己松开了止血带，万幸的是，他其实并没有掌握扎止血带的方法。
虽然截肢未能如愿，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戴维想要摆脱这条腿的欲望。
这个欲望攫住他，让他欲罢不能。
这条腿虽然长在自己身上，却不像是自己的，反倒像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东西，像一个入侵者。
戴维无时无刻不在想要摆脱这条腿，他用那条“好”腿站着，试图不给那条坏腿任何负担。
在家里，他单腿跳着移动。
坐下来的时候，他常常将这条腿推到一边。
这条腿简直就不是他的。
戴维会抱怨这条腿让他还是单身。
他一个人住在城郊的一处小房子里，害怕交际，又渴望着有朋友，但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过着单腿的生活。
戴维并不是他的真名。
他从来都不会在没有匿名保护的情况下谈起自己的情况。
在他同意以后，我们在一家很不起眼的购物中心（这家购物中心坐落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外围）里一家很不起眼的餐馆等候区见了面。
戴维很帅气，长得像是某个很有型的影星，但是他担心我说出这一点，因为他害怕这个影星的名字会让同事们对他津津乐道。
他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很好，我才是第二个他吐露自己腿的秘密的人。
餐厅等候的地方传出欢快的吉他曲，和戴维的心绪很不协调。
当他说起自己的消沉与低落时，数度哽咽。
在之前和他通电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他的声音有些奇怪，看着一个大男人如此痛楚，我还真的有点儿不知所措。
餐厅里的提示器响了起来，我们的位置已经安排好了，但是戴维不想进去，即使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他也不想中断和我的交谈。
在之前的电话里，戴维对我说，他现在一回到家就开始哭泣。
“我看着别人，看着他们都生活得很如意，而我陷入悲惨之中。
我的心思困在了这种挥之不去的奇怪念头里。
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想法很坚定：我现在就要行动起来，否则等待得越久，我的机会就越发的渺茫了。
” 戴维终于敞开了心扉。
我们在早前刚认识的时候，他很腼腆和拘谨，也毫不讳言并不善于谈论自己。
他总是回避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害怕这会让他的工作不保。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正在滑向深渊。
他开始把孤独与消沉的感受归罪于他住的地方。
很快，他回到住所就只是为了睡觉，他没有办法白天待在家里，因为这样的时候他总是以泪洗面。
大概在我见到他之前一年的一天夜里，戴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打电话给他最要好的朋友。
戴维对他的朋友说，有些事情他憋在心里不吐不快。
他朋友的反应是完全理解戴维，特别理解他想要做的事。
甚至在戴维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与此有关的东西。
“他告诉我说，打他认识我，就在我的眼中觉察到了点儿什么东西，像是一种痛苦，一种我不愿意告诉他的东西。
”戴维对我说。
一旦不再将自己封闭起来，戴维就发现他其实并不孤单。
在网上他发现了一个群，在这个群里的也都是一些绝望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体 某个部位的人，通常想要切除的都是四肢中的某一个，有时是两个。
这些人都患上了一种通常被称为身体完整认同障碍（bodyintegrityidentitydisorder，BIID）的疾病。
关于BIID是否是对这种病况的正确命名，科学界尚有争议，其中也有人提议称其为异肢症（xenomelia），这个说法来自古希腊语中的“异质”和“四肢”，但我在这一章仍旧坚持使用BIID这个名称。
对BIID的患者来说，网上由病友组成的群是一个福音。
通过这个群，许多人发现他们的痼疾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这个群有自己的一些网站，数千名成员，甚至还有“爱好者”组成的分支。
这些“爱好者”常常是出于性方面的缘故对被截肢者很着迷，或者对他们很感兴趣，但他们自己并不想要截肢。
“想要截肢的人”（wannabes）自己强烈地渴望截肢，而那些“必须要截肢的人”，他们截肢的欲望尤其强烈。
一个想要截肢的人向戴维提到了一个从前的BIID患者，这个人过去一直在其他想要截肢的患者和一个亚洲的外科医生之间牵线搭桥。
为了赚钱，这个医生会实施无记录的截肢手术。
戴维联系了脸书上的中间人，但是一个多月也没有得到回音。
随着手术的希望日渐渺茫，戴维愈发抑郁，而那条腿也愈发频繁地闯入他的头脑中，他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尝试自己动手。
这一次，戴维没有再用止血带，而是试着用干冰。
在BIID群里，干冰是人们给自己截肢的时候偏爱的一种选项。
他们会用干冰将患病的肢体冻伤，直到医生没有办法而只能给他们截肢。
戴维去当地的沃尔玛超市，买回来两个大垃圾桶。
他的计划虽然很骇人，但非常简单：首先他会把腿浸在装满冷水的桶里直到腿失去知觉，然后他会把腿挪到另一个装满干冰的桶中，直到腿冻伤无法恢复。
戴维买了很多卷绷带，可是他找不到干冰或者处方止疼药，如果他要将腿在干冰中一直放上八个小时，就需要止疼药。
戴维拿着两个垃圾桶和那些绷带沮丧地回到家中，心里已经想好隔天出去寻找剩下的东西。
止疼药是必需的，要是没有的话，他无论如何都办不到。
接着，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戴维去看了一眼他的电脑。
有一条信息：中间人想谈一谈。
●●● 我们才开始了解BIID，然而有证据表明，它载于文献已经几百年了。
现有的医学通常将这种状况看作是一种反常，但这无济于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神经生理学的领头人彼得·布鲁格（PeterBrugger）提到了18世纪末的一个英国人的案例，这个人去法国请求一名外科医生将他的腿截肢。
当医生拒绝了他的请求时，这个英国人用枪指着他，强迫他给自己做手术。
回到英国以后，他给医生寄去了250基尼[1]和一封感谢信。
在信中他说他的腿过去一直是他追求幸福生活无法跨越的障碍。
1977年，《性研究》（TheJournalofSexResearch）期刊出版了一篇关于“apotemnophilia”（想要成为一名截肢者）的论文，这算是现代最早对BIID的研究。
这篇论文将截肢的欲望归结为性欲倒错，性欲倒错就像是“万金油”，各种不正常的性欲都可以归入其中。
尽管大多数想要成为截肢者的人的确都是因为截肢在性方面的吸引力，但将截肢的欲望说成是性欲倒错只是给误解贴上了一个方便的标签。
毕竟同性恋也一度被贴上了性欲倒错的标签。
格雷格·福斯（GreggFurth）是1977年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之
一，他后来在纽约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
福斯自己也患有BIID，后来他成为地下BIID的主要人物。
他想帮助人们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是对BIID的医学治疗总是争议不断，这也完全说得过去。
1998年，福斯介绍了一个朋友给一个无证的外科医生，这个医生同意在墨西哥蒂华纳的一家诊所为福斯的朋友做腿部截肢手术。
福斯的朋友死于坏疽感染，这名外科医生也因此入狱。
与此同时，苏格兰福尔柯克地区皇家医院的一个名叫罗伯特·史密斯的外科医生公开地为BIID患者志愿实施截肢手术，这给这些患者带来了法律上的希望，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在2000年，由于媒体的狂轰滥炸，英国官方禁止了这一举措。
史密斯事件激起了一系列讨论BIID的文章，有些文章认为仅仅确认并定义这样一种状况就可能引起它的传播，这将会是一种文化传染病。
福斯并没有灰心，他在亚洲找到了一名外科医生，这名医生愿意实施截肢手术，收费是6000美元。
但是福斯并不是要给自己做截肢手术，而是做起了中间人，让BIID患者和这名外科医生接触。
他还和迈克尔·弗斯特（MichaelFirst）建立了联系，后者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临床精神病医生。
出于好奇，弗斯特针对52名患者做了一个调查。
他的发现很有助益。
所有的患者似乎都沉迷在一种与身体有关的想法中，这个身体以某种方式与他们所拥有的身体不同。
在他们关 于自己身体的内在感觉与他们实际的物理身体之间似乎有着一种错位。
在这之后，弗斯特奔走呼告，让BIID获得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
他开始确信自己所目睹的是一种认同障碍、一种自我感的障碍。
在弗斯特看来，最初提出的“apotemnophilia”这个名称明显是有问题的。
“我们想找到这样一个表达，这个表达就类似于性别认同障碍（genderidentitydisorder，GID）这个说法。
GID这个说法突出了性别认同，也就是一个人对自身是男性或女性的感知，这样一种功能发生了紊乱。
所以，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类似的概念是什么呢？BIID假设有一种正常的功能出了问题， 这种功能正常时，一个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整合感到完全协调。
” 2003年6月，弗斯特将他的研究成果提交给纽约的一次会议。
罗伯特·史密斯、福斯和许多BIID患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些人中就有戴维的那个中间人，我叫他帕特里克。
福斯没有打招呼，径直走向帕特里克和他的妻子，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
“我们站在那里吃三明治，他对我说，‘你会对选择进行外科手术感兴趣吗？’”帕特里克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都能感到BIID的压力，他根本就没有犹豫。
“天哪，那当然。
当然、当然、当然，我完全同意。
”帕特里克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天福斯会选中他。
帕特里克不信教，但他感到一种更高的力量正在指引着自己。
第二天晚上，帕特里克和妻子去到了褔斯的公寓，他要做一个评估。
褔斯严格地询问帕特里克以确保他是认真的。
帕特里克想要截肢的欲望是因为BIID还是处于性方面的迷恋（sexualfetish）？这种欲望在过去怎样影响他的生活？类似的询问持续了两个小时。
帕特里克一一作答，他害怕通不过评估。
他通过了评估，福斯同意推荐他做外科手术。
一切就此开始了。
十个月以后，帕特里克做了他梦寐以求的手术。
在那之后不到一年，帕特里克自己就成了一个中间人。
●●● 帕特里克的家在美国一处靠海的乡村小镇，坐在自己的家里，帕特里克回忆起他被妻子发现痴迷于截肢时的光景。
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就像几乎所有的BIID患者一样，帕特里克也着迷于截肢，所以他 开始从互联网上下载截肢者的照片，把它们打印出来。
一天，他的妻子坐在电脑前，帕特里克坐在一个高后翼扶手椅里。
他的妻子注意到一摞打印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些男性的照片，但是“都衣装整齐，看不到裸体”。
那是一个尴尬的时刻。
“她想我也许是个同性恋。
”帕特里克回忆当时的景象，“我一定脸红了。
”帕特里克让她再看得仔细一点儿，她照做了，很快就发现所有那些男性都是截肢者。
帕特里克告诉他的妻子，从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自己的腿怪怪的，这样一种感觉最终发展成了一种不可遏制地要摆脱腿的欲望。
帕特里克的妻子感到震惊：他们结婚几十年了，知道这么多年他都向她隐瞒着这件事，这让她难以接受。
但是坦白也带给他解脱。
40多年，帕特里克一直独自承担着这个秘密。
在一个美国小镇长大，父母很保守，那时“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去看什么心理健康医生”，帕特里克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感受。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候帕特里克已经是一个少年，对截肢者和截肢的痴迷驱使他去附近州府的图书馆，他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
让他吃惊的是，绝大多数截肢者的照片都被撕掉了。
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不是只有他才被这样奇怪的痴迷占据着。
“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帕特里克对我说，“但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特里克挣扎在各种关于腿的想法中：“我怎么才能摆脱它？我能做什么？我如何才能做到？我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一命呜呼。
”看见截肢者的照片，或者更糟糕的是在街头看见截肢者，都会让他心绪难平。
“那只会让我心烦意乱，”帕特里克告诉我，“这种烦乱会持续几天的时间，我只想一件事，那就是我要怎样才能摆脱我的腿。
”焦虑让他乞求上帝和魔鬼：“拿走我的腿去救别人吧。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在他生命的前45年里，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孤独感几乎要压垮他。
在被妻子发现之前不到一年，帕特里克在当地的城市新闻报纸里偶然发现了一个匿名的分类广告。
登广告的人承认自己想要截肢，他是一个想截肢者。
帕特里克给广告上登出的邮政信箱写信，开始了和这个人的通信。
后来他们会面，这个想截肢者和帕特里克提到了其他一些寻求截肢的人。
对帕特里克来说，这真是一次释放。
“哦，老天，我不再孑然一身了，”帕特里克回想起他当时的想法，“我可没有发疯。
” 但是找到了和自己面临着相同状况的人，并没有丝毫减少帕特里克截肢的渴望，相反，他的绝望有增无减。
他考虑过自己动手截肢。
他以前听说过有人横在铁轨上让火车碾过他的胳膊或腿，或者用猎枪枪击腿部。
“卧轨是很危险的，要是火车正在高速行进，这样做可能就是在自寻死路，因为你会被火车卷起来，又甩出去。
”帕特里克说，“我真的不想因为截肢而死掉，我还不知道一条腿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呢。
” 另一个自己动手做了截肢的截肢者建议帕特里克先试一下自己来，于是帕特里克决定切除一截手指算是腿部截肢的预演。
他用一支钢笔和一根橡皮筋做了一条止血带，然后将手指放进了一个装满冰块和酒精的保温杯里。
等到那一截手指麻木，而且无法弯曲之后，帕特里克拿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砍下了这根手指第一个关节前的部分。
不仅如此，帕特里克还砸碎了这一截砍下来的手指。
“这样一来，他们就别想再把它接回去了。
”帕特里克对我说。
帕特里克要掩盖自己为什么砸碎这截手指：医院员工听到的说法是重物砸到了手指上。
当医生给他受伤的手指注射止疼药时，帕特里克佯装针扎着很痛，而实际上他的手指仍旧是麻木的，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 大约在十年前，帕特里克最终成行，去亚洲见格雷格·福斯介绍给他的那名外科医生。
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他被安排进了医院，但是一直等到周六晚上，他才被推进了手术室。
帕特里克告诉我，那是他生命中最长的一天。
第二天他才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我向下看，简直不敢相信。
它终于不见了，这让我欣喜若狂。
”帕特里克截肢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更早做这个手术。
“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要回那条腿，没有它我是多么幸福。
” 在帕特里克的家里，我能感受到如今的状况令他舒心。
在他做手术以前，他的孩子们送给他一个肯娃娃（Kendoll），他把这个肯娃娃保存在一个塑料盒里，这个盒子里塞满了他在早年收集的截肢者的照片。
这个玩具娃娃穿着一条红色的短裤，其中一条腿只有膝盖以上的部分，膝盖下面是一条假肢，包缠着白色的纱布绷带。
在帕特里克的家里，我看见一个悬挂在枝形吊灯上的装饰性骨架，但我并没有多 想。
“仔细看看。
”帕特里克催促我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骨架也缺了一截腿和一截手指，就像帕特里克一样。
在壁炉台上，有一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这个雕塑也缺了一截腿。
家里人都知道帕特里克所遭受的痛苦，都为他摆脱BIID获得自由而感到高兴。
如今的帕特里克对自己的身体看起来是真正的满意了。
在科学家研究过的因为BIID而截肢的人当中，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一种因截肢而带来的宽慰与解脱的感受。
这样的证据至少应该减轻伦理学家对BIID表达的一种恐惧：一旦你切除了一个健康的肢体，那些患者非但不会康复，最终反而会变本加厉。
但实际上，除了那些从一开始就不止一个肢体出了问题的BIID患者以外，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福斯在2005年因为癌症过世，到最后自己也没有进行截肢手术。
当他在考察帕特里克是否可以接受外科手术的时候，帕特里克告诉福斯，在截肢手术后，他会试着帮助其他BIID患者。
在去世之前，福斯致电帕特里克，问他是否会接受与亚洲外科医生联络的中间人这个任务，帕特里克接受了。
他为BIID患者充当中间人已经九年了。
在这九年中，这些患者最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到了帕特里克。
就在戴维要用干冰来自己解决的时候，他也找到了帕特里克。
●●● 在帕特里克做手术之前大概一年，一个心理学家问他要是吃药就能治愈BIID，是否还要寻求手术治疗。
帕特里克想了片刻回答说，要是他现在年纪尚小，那倒有可能不会寻求手术治疗，但他年纪已经不小了。
帕特里克说：“这已经成为决定我是谁和我是什么的关键。
” “我就是这样的人。
”（ThisiswhoIam.）我采访过的，或者我听到过的每一个BIID患者都会用类似的话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在他们完整的自我设想中并不包括视他们各自情况而定的不同的腿或胳膊。
在BBC于2000年推出的纪录片《心魔》（CompleteObsession）中，福斯对制片人说：“我的身体似乎在我右腿大腿的中部就完成了……剩下的不是我的身体。
” 也是在《心魔》这部片子中，苏格兰外科医生罗伯特·史密斯对一个采访者说：“这么多年我已经深信，有这样一小群病人，他们的四肢是正常完整的，但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并不完整。
” 我们绝大多数人很难想象这样的状况。
就和我一样，你的自我感大概也与有着完整四肢的身体联系在一起。
我很难去想竟然有人在我的大腿上动刀子，那是我的大腿。
这种所有感对我来说是想当然。
戴维却不是这种情况，BIID患者也不是这种情况。
当我让戴维描述他腿的感觉时，他说：“就像是那里没有我的灵魂。
” 过去的十几年中，神经科学已经向我们表明，我们对身体部分的所有感是可塑的，即使是在那些正常健康的人身上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奇怪。
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做了一个很精巧的实验。
他们让被试坐在桌子前，把左手放在桌子上，并在这个真手旁边放着一个橡胶手。
研究人员在两只手之间放了一个隔板，这样被试就只能看到橡胶手而看不到真实的手。
接着研究人员用两个小画笔同时轻触真手和橡胶手。
在这之后向被试提问，他们回答说，最后感觉到画笔轻触的不是他们的真手，而是橡胶手，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完全知道画笔轻触的是真手。
更重要的是，许多被试都说橡胶手就好像是他们的手一样。
橡胶手幻觉清楚地显示出我们经验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方式是一个多么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感觉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整合。
视觉和触觉信息以及来自关节、肌腱和肌肉的各种感觉［这些感觉让我们从内部感知到身体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神经科学家将这种感知称为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结合在一起，让我们产生了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感。
这种感受是我们自我感的至关重要的组成成分。
只有当创造这种所有感的过程出了问题，比如说脑接收到相互冲突的感觉信息，就像在橡胶手幻觉中那样，我们才会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脑有可能运用不同的机制创造出所有感。
例如，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脑会创造出一种感觉，让人们觉得他们是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发起者。
当你捡起一个瓶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做出了这个行动，或者你想着什么事，你会觉得是你在想着，而不是其他人。
这就是所谓的能动感。
对于拥有你的行动和你的思想来说，这种能动感是关键（当这种能动感出了问题，一个人就可能陷入虚弱，包括精神病性幻觉和精神分裂症）。
所以，要是我们能感觉自己好像拥有诸如橡胶手这样无生命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能拥有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吗？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
那些失去了肢体的人有时候会感到它的存在，这通常发生在手术 之后，有时甚至在截肢之后数年都会这样。
1871年，美国医生西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WeirMitchell）创造了“幻肢”一词来描述这种感觉。
有些患者甚至能够感受到他们幻肢的疼痛。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主要是由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朗（
V.S.Ramachandran）开创性的工作，人们已经明确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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