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发展· 2021年第3期55 论民国图书馆碑刻的史料价值* 张向月 摘 要清末民初以来的图书馆在建造发照过程中，竖立过不少碑刻，这些碑刻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另外这些图书馆碑刻还具有补史之阙、正史之谬的重要作用。
近代图书馆与以往的藏书楼有很大的不同，在民国碑刻中主要表现为藏书思想、藏书种类、受益对象的转变，其中一些碑刻还详细记载了图书馆经费的来源，这些对历史学、图书馆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民国碑刻史料价值图书馆藏书分类号 G252DOI 10.16810/ki.1672-514X.2021.03.010 OntheHistoricalValueoftheInscriptionsintheLibraryoftheRepublicofChina ZhangXiangyue Abstract SincethelateQingDynastyandtheRepublicofChina,manylibraryinscriptionshavebeenerectedintheprocessofbuildingandissuingphotos.Theseinscriptionscontainrichhistoricalandculturalinformation,andtheselibraryinscriptionsalsoplayanimportantroleinfillingthegapofhistoryandthefallacyofofficialhistory.Modernlibrariesarequitedifferentfrompreviouscollections,intheinscriptionoftheRepublicofChina,itmainlyshowsthechangeofbookcollectionthought,bookcollectiontypesandbeneficiaries,andsomeinscriptionsalsorecordthesourcesoflibraryfundsindetail.Theseresearchesonhistoryandlibraryscienceareofgreatvalueandsignificance.Keywords InscriptionofRepublicofChina.Thevalueofhistoricalmaterials.Library.Bookcollection. 金石碑刻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故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1]。
虽然碑刻文献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运用，主要原因是由于碑刻散落各地,且经风雨侵蚀，多有磨损和漫漶，识别不易，加之碑文散见于各类史志、家谱及报刊文集，且受形质所限，而且与档案、地方志相比，碑刻中的史料又是碎片化的,需要耐心研读。
现今，利用信息化和数据库等网络资源平台，可以很快检索出与图书馆有关的碑刻、碑文，再加上传统的书籍资料和实地考察相联结，能大致了解民国时期为图书馆树碑的概况。
本篇论文主要从收集到的图书馆碑刻中遴选出几通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碑刻，以此来补充、印证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
1民国与图书馆相关的碑刻简介 《阳江图书馆记》立于1917年，于1982年在阳江 县城东郊军事驻地里被发现。
碑身高178厘米，宽67厘米，厚7厘米，重约160斤；碑质为白石质。
碑额刻篆书“阳江图书馆”六字，碑文字体为隶书，阳江梁观喜撰文，南海伍德彝书，顺德梁振藻篆额，碑体现存于阳江市文物普查队。
该碑主要记载了清廷饬行州县筹设图书馆之时，阳江县苦于钱款，多年并未设立图书馆，致使当地百姓有较多意见。
梁先生遂慨然为己任，先后嘱托自己的儿子绍榘、绍桐择地建立图书馆，之后购置书籍并捐出自己的家藏数千册的事迹，同时也记载了梁先生平时在阳江县的很多义举，如建学校、育婴堂等。
《荣熙泰先生铜像记》立于1919年，是年，荣德生捐款资助上海交通大学建造图书馆，校长唐文治在校内建立荣熙泰先生铜像，并亲撰《铜像记》镌刻于铜像底座。
碑高190厘米，宽33厘米，厚14厘米。
碑为花岗岩质，碑文为楷体。
该碑主要记载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亲撰碑文以纪念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的事情。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图书馆创建发展过程中的碑刻辑考（”项目编号：2019BZH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56 张向月：论民国图书馆碑刻的史料价值
ZhangXiangyue:OntheHistoricalValueoftheInscriptionsintheLibraryoftheRepublicofChina 《捐助图书馆常年经费碑记》立于1924年，碑高160厘米，宽60厘米，厚13厘米，正书字径3厘米，碑题字径5厘米，全碑共16行。
该碑下部有缺失，据推测每行缺字3到10个。
萧耀南撰文，宗懿书丹。
碑刻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前一部分为捐款碑记，后一部分则为训令。
该碑记载了民国时期曾主政湖北的萧耀南捐资重修湖北省图书馆并为该馆设立发展基金一事，是我国早期公用图书馆创建与经费运营的宝贵史料。
《乌尤山乌尤寺新建藏经阁记》立于1927年，碑身高2.3米，宽1米。
普陀山印光撰文，李在瀛书丹，崇正立石。
该碑记载，佛教藏经阁藏书主要分为经藏、律藏、论藏、续藏，但是入藏者只有百千分中之一
二，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乌尤寺决定修建藏经阁广藏佛法书，期望达到让普通民众诵读进而广传佛法的目的。
《邢台县中山图书馆碑记》立于1928年，碑身高152厘米，宽55厘米。
邢台县县长王兰塘撰文并书丹。
如今碑依然存在于邢台县清风楼上。
该碑记载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北路军总司令鹿钟麟率领的北伐军到达邢台后，为了在冀南重镇弘扬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精神，捐巨资在清风楼上建立中山图书馆的经过。
《（新乡）中山图书馆碑记》立于1928年，碑身高120厘米，宽60厘米。
碑镶嵌在图书馆的墙壁上，至今尚存，由冯玉祥撰文、陈连富书。
该碑记载了陈连富在新乡任县长时，用在北关查获赌局一案时所获得的钱款赈济地方、设立中山图书馆的事迹。
《创修郑莫祠附设图书馆记》立于1930年，碑仅存上半截，质地青石，残高100厘米，宽90厘米，厚15厘米。
碑额篆书，由右至左横刻着“创修郑莫祠附设图书馆记”11字，正文竖行，楷书，由右至左刻21行。
赵恺撰并书，损坏前的拓片藏于遵义市图书馆。
该碑记载了北防司令、二十五军四师师长黄道彬来到遵义后，为了实现关风化、系人心、导后进的目的，创建郑莫祠并附设图书馆一事。
碑文同时也记述了办馆初衷、资金来源、设立缘由等。
《黑龙江图书馆碑记》立于1930年，碑长98厘米，碑文共520字。
由万福麟撰文、张伯英书，碑在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古楼三楼楼梯口正对面的墙壁上，碑质为大理石质，字体为正楷。
该碑记载了省政府主席万福麟督黑龙江边防军务时，为了扬厉雅教、崇奖学校，在城南望江楼旁边建设图书馆之事。
《史城镇苍逸图书馆碑记》立于1938年，由三块碑组成，三碑均高94厘米，宽59厘米。
碑在大理市喜洲镇喜洲完小内苍逸图书馆前，大理石质，碑体为楷书。
白族赵甲南撰，大理县长王仲杰书。
该碑记载了严 子珍捐赠新币十二万四千零三百六十二元，合国币六万二千一百八十一元，于1928年1月在史城镇建造图书馆，第二年9月竣工一事。
《钧培图书馆序》立于1942年，碑身高160厘米，宽80厘米，青石质，方形。
乔运亨撰文，蒋阿仙书丹，竖行阴刻隶书。
该碑现立于镇远县第一中学校园内，记载了镇远县受到祸乱时，所藏图书或丢失或遭焚毁，1935年镇远县建立省立师范学校后，为了改变这一现象，镇远县谭均培之孙家栋、家炜将劫余图书（除残缺不计外）全部捐给师范院校，此后该校图书馆更名为钧培图书馆的事迹。
2碑刻中的民国图书馆史料分析 2.1 藏书思想的变革旧时藏书较为封闭，明代祁承煠澹生堂藏书楼便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祁承煠对自己的子孙及其藏书楼的管理有着明确的规定“：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毕则入架，不得入私室。
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
”[2]从中可看出，祁氏对藏书采取的是严格的封闭措施，连子孙和亲友都要受到限制，外人就更无缘问津了。
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冲击，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意识到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事务了解甚少，开始组织人翻译介绍欧美国家的情况，或者到国外进行实地考察，在亲眼目睹西方图书馆发挥的社会教育作用后，逐渐意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
于是，国内便兴起了创办新式藏书楼（图书馆）的思潮，郑观应曾在《盛世危言》中建议“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
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3]，希望借此达到遍惠士林、成就人才的目的。
这样的藏书观念，我们也可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碑刻中看到： 《阳江图书馆记》“：既成，名阳江图书馆，示弗敢私也。
今而后，莘莘学子,朝夕浏览其中,寻古学之渊微,沦新知之奥窍，我知一邑文化,其从此蒸蒸日上也。
”[4] 《钧培图书馆序》“：公念宰相须用读书人，然必先使人人有书可读……民国廿四年，教育当局于镇远设省立师范学校，划黔东二十县入镇远学区，以及门冯生吉扬为校长。
其校舍就镇远十县联立中学改修，惟苦无图书参考，冯生乃商诸公之文孙家炜，将劫余图书全借入校……与其出于借，不如慨然捐。
”[5]正是这种藏书思想的改变，才使得“以物权私有利益为基础的中国藏书思想转向为以物权公有公益为基础的西方图书馆思想”[6]。
虽然我国也有一些藏书家曾 ·事业发展· 2021年第3期57 大胆抨击藏书楼的自我封闭性，并提出藏书开放的思想，但真正向广大民众开放的只有近代才形成的图书馆。
在图书馆内藏书向民众开放的过程中，民众也开始逐渐了解西方、认识西方，进而努力向西方学习，与当时盛行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相结合，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2.2 图书馆启迪民智 图书馆自成立起，就发挥着启迪民智、保存国粹的作用。
民国成立后，学部便改为教育部，下设有社会教育司，省设视学，县设劝学所，执掌社会教育事业，从中央到到地方，社会教育行政系统逐渐完备。
1915年教育部又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规程》，重点在于图书馆的普及，随后各地开始陆续成立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公众阅报所。
1927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是图书馆事业的兴盛时期，全国各地图书馆数量持续增加，普及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引导民众顺应时代潮流。
这些均可在下列碑刻中得到印证： 《新乡中山图书馆记》“：时值革命期间，所有旧日劣习亟应一律铲除，以造新的社会……赈济地方无衣无食贫苦同胞，以副民生主旨，建设中山图书馆以开民智。
”[7]《邢台县中山图书馆记》“：择地清风楼建设中山图书馆，原址久圮。
命兰塘董其事重修，鸠工庀材，不数日而焕然一新，从此琳琅满架，全县民众皆了然于三民主义之精神、五权宪法之奥义。
将见市无游民，野无弃材，人人工作，家家康乐，熙熙攘攘，以进大同。
”[8] 这两通图书馆碑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在树立过程中，国民党地方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建造图书馆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启迪民智、维持地方。
虽然在《邢台县中山图书馆记》碑文中确有夸大之处，如全县民众皆了然于三民主义之精神、五权宪法之奥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新三民主义在民众间已开始传播，为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2.3 图书馆藏书种类西化 “中国藏书的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皇家、私家、书院、寺观四大藏书体系”[9]，但受古代科举考试的影响，人们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憧憬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生活。
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又比较固定、僵化，明清时期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加之清代文字狱的深远影响，在藏书种类方面，不外乎经史子集，所谓的异端邪说之类长期被排斥于藏书体系之外。
中华民国成立后，我国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 进程，藏书思想发生改变，在藏书方面开始注重西方国家的科学书籍，藏书种类趋于近代化、西方化。
如《国立北平图书馆记》中记载“：三年以来，规模略具，共购置中文书籍八万余册、西文书笈三万五千余册，分类编目，与各种书笈杂志索引之纂辑，均次第举行。
”[10]《地质调查所图书馆记》亦记载：“派与巴黎和会，以暇搜罗欧美载籍，彼都专家亦竞以新著见饷，总万数载以归。
”[11]《黑龙江图书馆记》记载“：馆中储聚群经、诸子百家之书，以及东、西各国哲人巨著，无虑数千万卷。
”[12] 这表明我国近代藏书体系挣脱原有的桎梏，开始注重搜集西方书籍，藏书种类逐渐西化。
民国时期图书馆中的西书相对古代社会而言，无疑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尤其是图书馆免费向民众开放，西学对民众的社会教育作用进一步强化，加快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
2.4 图书馆资金的来源 一座图书馆的建造与资金密切相关。
在民国时期，有许多地方长期苦于资金，最终不能建立图书馆。
吴澎时认为图书馆的建立有两种形式“：一为由税收公款支持的公立图书馆，一为由私人捐助的私立图书馆。
”[13]其实这也说明了大多数图书馆建立时的资金来源问题，图书馆碑刻中于此多有详细记载： 《新乡中山图书馆记》“：兹在县属北关查获赌局一案，分别惩罚，冀其悔改。
适值总司令冯旌麾莅新，慰劳官兵，当即禀明奉谕将此罚款赈济地方。
”[7]最终建成中山图书馆。
通过碑文可以看出，该馆的资金是县政府查获赌局一案而获得的罚款。
《捐助图书馆常年经费碑记》“：湖北省图书馆前由本督军兼省长捐廉六万串修建房屋，购置图书……以息金二万串为率，暂以十年为筹备期，如将来款能变通，缩短期限，或三五年办理完竣。
……兹特将本督军兼省长个人所有该公司银二万两之股份，捐作该馆，逐渐扩充。
”[14]碑文涉及到萧耀南为了发展湖北文化先捐钱六万串，作为省图书馆整修馆舍和购置图书的费用；随后，为了湖北省图书馆的长久发展，又将自己的股份二万两捐出，以股息作为图书馆运营的经费。
《创修遵义郑莫祠附设图书馆记》“：于是即筹二千元，县长金君章筹五百元，为创始之费，择地今中学校荷花池，继北防司令蒋君在珍亦筹一千元。
”[15《]史城镇苍逸图书馆碑记》“：本镇教育会委员严子珍先生，早见及兹，以为图书馆所关甚大，极应设立，尝蓄此意矣！适两级女子小学告成，其西隙地颇广，可为馆址，因邀集众议佥曰：善，先生遂慨然捐资创建。
”[16] 《乌尤山乌尤寺新建藏经阁记》“：其阁五楹两层, 58 张向月：论民国图书馆碑刻的史料价值ZhangXiangyue:OntheHistoricalValueoftheInscriptionsintheLibraryoftheRepublicofChina 备极庄严,所费约三千数百圆,皆远近檀越感度师之德而欢喜布施者。
”[17]该藏经阁的资金来源可能有人认为有些偏离吴澎时先生所认为的建造图书馆的两种形式，但从碑文可知，所花费的三千数百圆皆是受度师感化的人民所布施，符合私人捐助的私人图书馆形式。
《荣熙泰先生铜像记》“：荣熙泰先生殁后二十二年，其子宗锦、宗铨捐钜金于吾校图书馆。
荣氏诸宾朋为醵资建先生铜像于馆内，属余为之记。
”[18] 从上述五通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图书馆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公款和私人捐款两种方式。
在动荡的民国时期，正是政府支持建立的公立图书馆和私人捐助的私立图书馆相结合，才让我国图书馆在民国期间快速发展，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式的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
3结语 图书馆的发展在我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传承中，发挥了桥梁的作用。
在民国时期，图书馆碑刻数量众多，蕴含着丰富的图书馆历史信息，通过上述对民国图书馆碑刻资料的剖析，我们对民国图书馆的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由上亦知，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兴盛，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个人的慷慨相助。
因此，目前遗存下来的民国图书馆碑刻，是图书馆发展的真实记述，可以弥补传统纸质文献记载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不足，补史之阙、正史之谬是碑刻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同时，图书馆碑刻的史料价值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潜心挖掘和研究，也需要在技术手段、研究方法上有更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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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450001。
（收稿日期：2020-07-20 编校：左静远，陈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