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版式设计：张慧 E-mail:w3@Tel:010-68928853 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 □王东京 “基尼系数”一直被看作是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指标。
关于目前 我国的基尼系数，最近的版本有好几个，而官方发布的数字为0.46。
我没见到具体的数据样本，是怎么算出来的不得而知。
而既然是官方发布，权威性当然不用质疑。
事实上，对我写这篇文章来说，具体数字是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理解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
人们拿“基尼系数”说事，是希望政府关注收入差距问题。
但为了把问题说明白，我们应该先弄清何为收入？或者收入差距到底应该怎么计算？举个例子，某民营企业一年利润2000万元，而某员工一年工资10万元，请问企业2000万利润算企业主收入么？倘若这么算，那么企业主收入就是员工工资的200倍，差距可谓大也。
问题是，员工工资多数是用于个人消费；而企业利润少量会用于企业主消费，大量则用于投资，两者肯定有不同，读者是否注意到这其中的分别呢？ 说到收入，我们不能不提到美国经济学家费雪。
当年费雪写那本大名鼎鼎的《利息理论》，开篇就讲“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什么意思？费雪用三个概念解释。
一是享用收入。
费雪强调，货币只有当用于购买食物、衣服、汽车等进行享受时才成为收入。
二是实际收入。
享用收入是心理感受，没法度量，所以他认为可用实 际收入（生活费用）来近似反映，比如我们用晚餐或看电影，其享受虽无法用多少元衡量但却知道花了多少钱。
三是货币收入。
这个简单，就是指用于支付生活费用所得到的货币。
很显然，在费雪那里所谓“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是说收入是一连串的消费（享受）。
他讲得很形象，以家庭门限为界，不管你赚多少钱，把面包、黄油、衣服、汽车等买进家门并立即消费了是收入，否则就不是收入。
还是上面的例子，某企业主一年进账2000万，若支付生活费用为20万，那么这20万是他的收入；剩下的钱若存银行是储蓄，买了机器是投资。
但无论储蓄还是投资，都是企业主财产（资产）而非收入。
费雪如此界定收入，或许有人不同意，因为不仅教科书上不这么说，而且与人们惯常理解也大相径庭。
不过就我本人而言，却完全接受费雪，并非盲目崇拜，而是觉得只有从他的收入视角才能解通世事。
我自己的例子，当年从人大毕业求职，本可去一家外企就业，月薪3000元；也可到党校任教，月薪300元，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党校而放弃外企，为什么？因为外企薪酬虽是党校的10倍，可党校能提供住房外企却没有住房，这样一来，在党校教书的收入（消费）并不低于外企。
以上说的是自己选择职业，若再换个角度，让我与那些私企老板比又 如何？昔日师友今天在商界的成功者不乏其人，人家开公司日进斗金，而我做教授月入不足2万，你认为我会羡慕他们吗？说实话，一点没有是假的；但如果你认为我会后悔当初自己没下海那就错了。
曾与一位做老板的师兄探讨过，表面看，他的收入（生活费用）确实比我高，但除开商界应酬，单论个人收入（消费）却也相差无几，至少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大。
绝不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
我说自己与老板（师兄）收入相若，那仅是从个人消费看；若转从财产看就不同了，他资产过亿，而我呢？除了所住的房子别无其他，两者当然没法比。
由此见，我等工薪阶层与私企老板的差距，主要是在“财产”而不在“收入”。
不信你再去读读《资本论》，会发现马克思揭示资本积累趋势也是从财产角度讲的，所谓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比较的并不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个人收入。
回头再说基尼系数。
有个误会需澄清：不少人以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差距；学界也有人这么看。
事实上，这个看法是错的。
基尼系数虽也包含收入差距，但那仅是一小部分，无足轻重，它所反映的主要还是财产差距。
比如有人讲中国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富，显然说的是财产而非收入。
既如此，于是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若基尼系数高是指财产差距大，那我们如果只单调收入不调财 产岂不是避重就轻？是的，比起收入差距来，目前财 产差距的确更大，也正因如此，与其调收入就不如调财产。
再说，政府调收入的办法也并不多。
前文讲，收入即消费。
这样调收入实际是要调消费。
问题是消费怎么调？最近拜读了不少学者的文章，来来去去似乎就两条，即对工资“限高”或者“提低”，可困难在于工资乃劳动力之价，高低要由市场定。
政府“限高”只能针对国企，对私企则鞭长莫及；当然，政府可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但前提是得先减税，若只加工资不减税，失业增多反而麻烦更大。
至于如何调财产，限于篇幅容我只说重点：第
一，将农村资源变资产，并为农民资产确权。
农民有了财产权，才能取得财产性收入。
第
二，对财产课税。
现在不少富人到处买房置地，你钱多买什么别人管不了，但政府要调收入应对其征税。
第
三，开征遗产税。
此事已说多年，但不知为何至今未开征，也不知究竟难在哪里，若再久拖不决，日后财产差距会越拉越大。
大力发展“养老+”新业态 □尹德挺营立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9亿人，占总人口的13.5%，我国开始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国际通行划分标准14%的水平。
与此同时，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10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群体增加约7181万人，总人口占比增加4.6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
2021年5月31日，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从增量人口层面缓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然而，针对已有的存量老年人口，如何顺应老年人口的新需求，大力发展“养老+”新业态，不断推进养老事业产业的协同发展，成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必要举措。
加丰富，也意味着服务方式更加智能、更加有效，这就要求将互联网、物联网、生物识别等技术手段与养老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开发与养老需求相匹配的服务产品、创新与养老场景相关联的服务方式，推动线上养老与线下养老相结合、现场服务与远程关怀相结合、社会支持与老人自助相结合，为科技养老赋能。
以“养老+金融”增强养老新保障。
金融是实现社会资本配置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养老+”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养老金融的保障，规范发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等商业险种，积极开发养老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养老金融产品，既能满足老年人的金融需求，也是养老产业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持。
“养老+”新业态的 “养老+”新业态的 丰富内涵 发展机遇 “养老+”新业态是党和政府推动养老产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规范发展，培育养老新业态、新模式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多次就壮大养老新业态、激发养老新动能作出重大部署，提出“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保险、教育、健身、旅游等相关领域的互动发展”“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新业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与养老服务业结合”“鼓励金融、地产、互联网等企业进入养老服务产业”等发展要求，引导探索“养老+”“加”什么、“新业态”“新”在何处，为“养老+”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以“养老+关联产业”满足养老新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时代老年群体对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充实的生活、更高质量的休闲、更有品质的居住、更有趣味的旅游需求更多且期待更高。
这就需要将满足生活照顾、家政服务、康养护理等需求的传统养老服务业与健康、旅游、教育、健身、休闲、地产等关联产业融合发展，将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与美好生活需求有机结合，形成“大养老”的市场服务格局。
以“养老+智慧”创造养老新方式。
“养老+”不仅意味着服务内容更 新业态的发展、新产业的崛起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新发展阶段，“养老+”新业态的发展机遇与新阶段老年群体的新特点紧密关联，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密切相关，同时与发展新格局释放的新红利联系在一起。
老年人口新特点带来新机遇。
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空前庞大、增长空前迅速、类型空前多样，如此庞大复杂的老年群体需求所蕴含的市场潜能势必成为引导养老业态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动力，夯实“养老+”新业态发展的基本盘。
培育“养老+”新业态，必须要植根于老龄需求的新场景，打造老龄供给的新服务，推进老龄产业的新开放，探索为老服务的新基建，促进老年人群的新消费，在“五新”中进一步激活银发经济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与“老一辈”的老年人相比，作为老年产业“消费主力”的低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期许更高、更愿意为具有创新性的养老服务新模式新业态付费，为“养老+”新业态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新技术革命浪潮蕴含新机会。
数字服务、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正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
养老服务产业是受到新技术革命影响较大、形成产品较多的
一 个领域，近年来各种涉老可穿戴设备、慢性病治疗设备、即时通讯设备、生活服务设备等层出不穷。
数据化、智能化、智慧化不仅改变了养老服务手段，也重塑了养老产业链条和服务流程，从而为这一行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新发展格局释放新红利。
国内巨大的老龄消费内需，为老龄事业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潜在空间。
逐步发展“养老+”新业态是挖掘发展新亮点、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内容之
一，可能成为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发展潜能巨大的领域。
引领“养老+”新业态高水平发展 充分利用“养老+”新业态的发展新机遇，面向人民群众的服务新期待，必须更加重视精准、融合、创新、规范、安全，让“养老+”有的放矢，让“新业态”欣欣向荣。
精准服务。
始终坚持“业态发展以需求为导向”的原则，将人民需求作为推动服务改革、促进业态创新的主要抓手。
深入研究不同类型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日常偏好、照料场景等，开发更加贴合日常需要的设施设备与服务项目，提升为老服务的精准化水平。
融合发展。
构建“大养老”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一般性养老服务供给与拓展性为老服务项目之间的相互嵌入，注意梳理产业融合过程中不顺畅、不合理之处，逐步形成“大医院 医疗、二级医院康复、社区照料中心调养、居家日常护理”等多养老服务主体“串联”模式，以形成全链条的养老服务大循环。
创新引领。
“养老+”新业态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这既包括不断创造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也包括对企业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
将养老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创新引领型产业，充分激活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要素，为创新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规范行动。
发展“养老+”新业态离不开规范、制度、法律法规，特别是在金融养老、地产养老、以房养老等养老形式中尤其要时刻牢记行为规范，始终保证法律法规的权威。
安全保障。
要始终关注“养老+”新业态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以底线思维做好风险防控工作，杜绝“小风险”向“大风险”的转化。
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养老产业升级革新与良性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养老+”新业态发展特点及趋势，深度挖掘老年群体的需求特点，抓住智能化、多元化、系统化的产业发展要求，探索集聚精细化、混合化、分层次的业态整体状况，遵循供给与需求协同的实践要求，进而促进“养老+”新业态发展繁荣发展。
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STUDYTIMES 03 为进一步优化我国人口结构，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下简称“三孩政策”）。
党中央作出实施“三孩政策”重大战略决策，不仅进一步放宽了计划生育限制，还赋予了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更加注重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和落地见效。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人口结构的重要举措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
人口问题不仅仅只是社会问题，更是关系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8—2020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从24949万人上升至26402万人，上涨14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7.9%上升至18.7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具有多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是能够充分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二是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三是有利于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降低老龄化峰值水平，减少未来的社会风险。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推动“三孩政策”落地见效，实现“三孩政策”的预期目标，释放出优化生育政策的积极意义，需要有良好的配套政策机制设计。
这需要深入分析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从家庭因素和外部环境制约因素等多个维度着手，剖析低生育率的内在根源。
同时，优化生育政策顶层设计，系统整体性地谋划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提高生育意愿、提升生育率。
健全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一是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
家庭生育决策受到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影响家庭生育选择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5.1%，“没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因此，要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一体考虑纳入指标体系，科学全面地评估影响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因素。
二是组织定量评估影响人口的经济社会政策实施效果。
在构建影响人口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定量分析各项政策因素对人口出生的影响程度，生育率对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各项成本的敏感程度，逐一逐项对照、精准分析判断，出台更加有效、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营造良好社会风气，降低家庭婚育成本。
生育率低，既是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年轻人成本与收益综合考虑的结果。
一是婚育的直接成本偏高。
近些年婚嫁方面花费的彩礼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有的地方车、房成为结婚标配。
在房价高企的大城市，年轻人的结婚成本大大增加。
二是养育耗费较大的间接成本。
除了直接的经济负担之外，一个家庭还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在孩子的养育和教育培养上。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年轻人价值观、生活观也发生变化，更加崇尚自由、注重生活品质和实现工作价值，生育意愿逐渐降低。
只有建立健全社会化的养育托育支撑体系，保证家庭的 生 育 配政 套策 □汪衔有 接彬 张世 变 国要化 跟 上 生活品质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同时，中国0—3岁的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
因此，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成为必然之举。
同时，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体责任，整治校外培训无序化发展，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充分运用财政、金融等工具手段调节生育水平。
一是建立生育优惠政策的激励机制。
短期刺激政策与长期的长效机制相结合，短期内采取货币补贴刺激政策，长期内制定激励长效机制。
而且政策必须富有弹性，设计阶梯式，在政策试验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可以逐步加码刺激，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是使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工具对生育的调节功能作用，从降低家庭经济负担入手，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提高生育意愿。
比如，优化配套的税收政策，可以加大子女教育方面的个税抵扣幅度，或以家庭户为单位进行个人所得税申报；在住房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购房政策的倾斜和照顾，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给予贷款利率优惠政策，以及为低收入婚育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或购房补贴。
建立健全打消生育顾虑的相关服务支撑体系。
养老负担和不健全的养老体制已成为制约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和变量。
首先，建立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健康支撑体系。
其次，充分考虑女性因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而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最后，在教育方面优化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托幼机构，把托幼、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统筹人口政策的宏观规划设计。
一是加强人口发展的战略性布局，统筹兼顾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问题。
在人口数量方面，释放生育潜力、促使生育率回升，增加劳动力供给，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延续人口数量红利；在人口质量方面，坚持全生命周期理念，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坚持中央和地方相结合，中央层面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地方结合中央精神和自身实际，统筹规划、政策协同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在考虑区域特色、人口状况和财政实力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