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南燕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 目录 前言邓演达瑰奇的一生丹心如铁 ——黄琪翔传略章伯钧传略革命元勋华侨楷模 ——彭泽民传略霜叶红于二月花 ——季方传略春风秋雨总坚贞 ——丘哲传略郭冠杰传略一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中华英才郑太朴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 ——朱蕴山传略爱国爱民忠心赤胆 ——李世璋传略丘学训传略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中国学者陈启修江董琴传略肖秉章传略“赤色律师”潘震亚忠诚的民主斗士杨逸棠昂首呼青天，我是铁炼汉 ——谢树英传略
2 万灿传略罗任一传略王枕心传略雪泥鸿爪 ——丘萼华、詹显哲、李毓九传略杨树松传略邹兰甫传略一干会址查寻记黎锦晖与农工党的点点滴滴后记
3 邓演达瑰奇的一生刘南燕 邓演达(1895－1931)，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主革命政治家、军事家。
邓演达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光辉旗帜，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持反帝反封建，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的一生短暂而光辉夺目，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名优秀战士。
十年磨剑 邓演达，字择生。
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
父亲邓镜人是清光绪年间秀才，继承了客家人知书识礼的传统。
他无意仕途，热心教育事业，在家乡创办了鹿颈小学，后被淡水镇崇雅学堂聘为教员，曾写下“培植资时雨，英雄起草茅”的条幅自勉。
淡水镇是当时对外通商交往的重要口岸，外来文化和社会新思想大量传入，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流并兼容。
邓镜人同情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信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学说，并以此为子命名。
长子名演存，字竞生；次子名演达，字择生。
邓演达10岁时跟随父亲到淡水镇读书，在父亲启蒙下，开始接受新思潮教育。
当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
自幼目睹种种不平，邓演达萌发了朴素的爱国情感。
1909年，邓演达追随在广东陆军小学堂一期就读的大哥演存，考入该校第四期就读。
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当时全校仅有同盟会会员20余人，同级好友郭冠杰是其中一位。
1910年，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由于事起仓促而失败，清军到处捉拿革命志士。
在白色恐怖中，邓演达、郭冠杰等陆小学生身着军服，佩戴校徽、臂章，秘密携带传单标语，避开军警，由黄埔进城，四处散发传单。
反清宣传品的出现使清廷官吏怵目惊心，同时激发了人民反清的斗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志士在武昌高举义旗，全国各省纷纷响应，邓演达、郭
4 冠杰与陆小同学十多人被派往潮汕，参加以姚雨平为首的革命军的敢死队，初露头角。
反动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
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邓演达感到失望。
他随广东北伐军撤回广州。
1912年，邓演达与郭冠杰一起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做插班生。
他悉心研究一切学术科目，每试必名列前茅，对经史子集亦多有涉猎。
邓演达1913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时，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立即参加了由邓铿筹划的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积极投入北伐的准备工作。
由于炮兵叛变，反袁北伐军未及行动即宣告解散。
各地反袁起义亦接连失利，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终。
广州起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相继失败，使邓演达认识到没有强大的革命军队是革命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
一。
他决心继续在军校深造，将来从戎报国。
1914年，19岁的邓演达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原陆军中学堂）。
陆军中学堂是清王朝于1907年建立的4所陆军中学堂的总称。
学堂设置了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逻辑、图画等课程。
清王朝以德国陆军为建新军的榜样，要求军官懂德语，以便于向德国学习与交流，因此还开设了德语课，聘用德国人任教。
1916年春，邓演达以优等生资格毕业，和黄琪翔、叶挺等一起，直接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
学习之余，他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讨论时局，探讨中国的前途。
他与同学严重、陈式恒发起组织革命学术团体断金学会，“断金”一词出自《周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音“秀”）如兰”。
断金学会不断扩大，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其中有季方、丘哲等。
1919年2月，24岁的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整整10年，经4所军事学校的系统学习、3次武装起义的实际锻炼以及中国同盟会的陶冶历练，具有朦胧爱国意识的少年邓演达成长为体魄健全、意志坚忍、目光远大、有很强组织领导能力的有志青年，他在革命理论、军事理论、道德情操、文化修养、组织能力、实践经验等诸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以后从事革命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粤军新秀 保定军校毕业后，邓演达被派赴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任排长。
1920年初，应粤军参谋长邓铿急召，邓演达赶赴福建漳州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加入
5 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军队，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
25岁的邓演达被任命为宪兵连连长。
援闽粤军组织庞杂，纪律松懈。
邓演达上任后，充分发挥宪兵职能，大力整顿，一时军纪严明，社会秩序良好，博得群众好评。
由于邓演达英勇善战，8月被提拔为少校营副。
10月，粤军经过3个月苦战，终于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的势力，打回广州，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
为使粤军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孙中山特派参谋长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为其他部队作示范。
11月，粤军第一师成立。
邓铿任师长，调邓演达任师部少校参谋，专门负责编练工作。
此时粤军已有八九万人，但成分复杂，名为革命部队，实际对于革命、政治、军人职责及现代军事技术等都不甚了解。
而且不少官兵沾染了吸鸦片、赌博的恶习，花天酒地，鱼肉百姓，营私逐利。
为建立一支革命新军，邓演达从建立新式编制、健全人事行政、加强军事装备、建立教育训练机构等四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并调入许多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的青年军官，成为部队骨干。
特别设立了军官教育班与学兵营，官兵教育同时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重。
邓演达兼任军官教育班班主任。
邓演达成为邓铿师长的左右手。
邓师长不仅平时常找邓演达商量大计，而且在检阅部队、召集军官训话时，也多以邓演达作示范，请他当场解答一些军事技术问题；加之邓演达严于律己，团结官兵，所以很快得到全师官兵的爱戴和尊敬。
邓演达在第一师的职位并不算高，可是他为官兵所拥戴，也深得师长邓铿的信任，无形中成为第一师的核心人物。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第一师官兵面貌显著改变，战斗能力大大增强。
邓铿根据邓演达的建议，派邓演达组建工兵独立营，为全师部队进行根本改造的示范。
邓演达首先从建立官兵感情和改善官兵生活入手。
他经常约见各连、排、班长谈心，同时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人事升迁则根据各人的特长表现，力求公正。
他与士兵同吃同住，对患病的官兵予以特别照顾，全营官兵深受感动。
邓演达个人严肃的生活作风，为全营官兵树立了严守纪律、勤俭奉公的榜样。
在军事教育方面，邓演达把实战教育放在首位，实弹射击、战斗教练、夜间和敌前作业等，反复实施务求动作娴熟，运用自如。
野外演习后，必进行讲评，指出优缺点和待改进之处，因而部队的军事技术进步很快。

6 独立营成为全师的模范。
其他各团营经常派员到该营参观，效法邓演达的治军之方。
工作之余，邓演达继续研读德文，不仅能看，而且能讲。
他省吃俭用，想积攒一笔钱，有机会去德国留学深造。
东征西战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他决心以广东为根据地，出师北伐，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孙中山下令把粤军扩编为两个军。
陈炯明为第一军军长，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
11月，孙中山亲赴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
当时的中国局势，南北对峙。
北方以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为首，盘踞中央及华北、华中各省；被打倒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等，与之暗中对抗。
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筹划北伐，声讨曹锟、吴佩孚；但潜伏在广东内部的军阀陈炯明，却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暗中反对孙中山。
12月下旬，邓铿派邓演达护送段琪瑞的代表徐树铮秘密赴桂林与孙中山磋商国是，同船西溯的还有蒋介石，他奉孙中山之命在广州与徐树铮磋商军事合作问题后，同赴桂林参与制定北伐计划，途中历时14天。
到达广西梧州后，鉴于广西初定，土匪出没，道路阻塞，增派总统警卫团营长叶挺率全营护送他们到桂林。
在桂林，邓演达第一次见到了所景仰的孙中山。
孙中山在广西准备北伐，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负责为北伐筹措经费和物资。
但他处处设置障碍，许多战备物资无法落实，严重拖延了北伐的时间。
孙中山派邓铿为首席联络官，敦促陈炯明的各项筹备工作。
陈炯明视邓铿为眼中钉，派人暗杀了邓铿，自己乘机兼任第一师师长，拉拢、收买、分化团营长，造成派系斗争，第一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邓演达忧愤异常，致函在桂林的叶挺：“照我看来，仲元先生之被刺，不仅是妨功害能，实有企图破坏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之大计，以利其更大的阴谋。
吾人今后不仅要替仲元先生报仇，更重要的是要高举革命旗帜，与保卫革命的前进，请相勉力至盼……” 孙中山立即解除了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改道由江西出师北伐。
陈炯明公开叛变，诱拘财政次长廖仲恺，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逃往永丰舰。
邓演达冒着生命危险，深夜潜入廖宅，与廖夫人何香凝商量营救廖仲恺的方法。
廖仲恺
7 经营救脱险后，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会合。
陈炯明统治了广东。
孙中山指挥北伐军回师靖难。
第一师上层拥护陈炯明的占多数。
为使第一师掌握在 革命派手中，邓演达联合李济深、张发奎、李章达等人密谋反陈计划，大家公推邓演达前往上海请示。
邓演达秘密经香港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告广东和第一师的情况，请示今后行动计划，受命回广东秘密联络滇、桂、粤军中的革命将士，组成西路讨贼军。
由于第一师师长及参谋长均消极抵制，孙中山任命邓演达为前敌总指挥，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西路滇、桂军配合粤军第
一、三师起义，于1923年1月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进驻大元帅府，亲自掌握军政大权。
孙中山下令整顿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
因邓演达讨陈有功，拟提拔为第一旅旅长，邓演达认为自己还年轻，坚辞，并推荐陈铭枢任旅长。
邓演达出任第三团团长后，提出民主建军的具体要求，反对独裁专制，凡属人事、财政等重大决策，必须经民主讨论决定。
部队选举出财政委员会，民主管理财务；各排成立小组会议，每周开会讨论国内外大事；连队建立革命军人共乐会，学习革命理论，开展文娱活动。
这是邓演达民主建军思想的萌芽。
部队经整顿训练，战斗力大大提高。
4月，沈鸿英在肇庆叛变。
孙中山调兵平叛，邓演达的第三团为攻城先锋。
肇庆城郭坚固，易守难攻，部队伤亡很大。
连长陈诚身受重伤，邓演达亲自率队猛冲，将陈诚从火线上抢下，血染军衣。
邓演达率领地雷队，在东门外麒麟里城脚进行坑道作业，埋置250斤火药地雷两个，拂晓时将城垣炸开一大缺口，步兵沿缺口冲进城内，全歼敌军并生擒敌指挥官。
肇庆攻取后，大元帅府所辖滇军突然叛变，孙中山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形势万分火急。
孙中山5月19日亲自下令：“邓演达部即日来省担任大本营卫队。
”赠照片一帧，上有亲笔题词“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邓演达连夜行军，赶到大元帅府。
取肇庆后，邓演达所在的第一师又占广西梧州，把肇庆与梧州连成一片，声势浩大。
在广西省内割据的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俞作柏等都是保定军校出身，邓演达劝说他们参加革命，统一广西，他们同意了。
三团进驻梧州后，负责驻城治安。
原驻守梧州的桂军冯葆初为保存实力，佯装归顺。
邓演达将计就计，以共同维持治安为名，设立了
8 军警督察处，既可调查监视冯部，又使已经投向大元帅府的桂军黄绍竑等可以自由进出梧州共商大计。
待时机成熟，邓演达借口发大水，黄绍竑部遭受洪水围困，将其调来梧州。
当晚，与黄绍竑在酒楼宴请冯葆初。
冯葆初丝毫未察觉，率领七八个马弁高高兴兴地去赴宴。
孰知此乃“鸿门宴”，深夜，酒过三巡，邓演达亲自将冯拿下，并解除了马弁的武装，将驻扎在市内的冯部全部缴械，整个过程兵不血刃，仅用了几个小时。
盘踞在广东惠州的陈炯明得到北洋军阀的接济，又蠢蠢欲动。
孙中山拟调邓演达部回广东再次讨伐陈炯明。
7月29日，邓演达见到孙中山手谕，当即复信：“达部现在梧州，负维持梧州全市治安之责……恐一时不能返省。
如先生定有别种任务令达担任，则请再电知李师长办理。
如不甚急，则可暂调一营返省拱卫帅府。
达自己或随先生或留梧州均无不可也。
”31日，孙中山复信，阐述东江战局之重要和前线战况的危急，“切望兄与全团来东江以资随卫……万勿迟延”。
邓演达接信后，迅速率部回粤，抵达东江前线，进驻博罗。
博罗一役，战斗非常激烈。
不足3000人的邓演达团坚守叛军攻击最激烈的北门一带城垣，以密集的火力，连续压倒5000叛军的3次反击，甚至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苦战了十几天，得友军协助，终于击败敌军，守住了博罗城。
11月初，陈炯明兵分两路，再次进犯广州。
邓演达率团参与左翼的迎击，打了一天一夜，邓演达身先士卒，突入敌阵。
夜间以猛烈火力压倒敌人3次袭击，次日拂晓全线出击，将敌人击溃。
这次战斗异常激烈，伤亡惨重。
陈炯明在香港报纸造谣说：“第一师健将邓演达，已在东江作战阵亡，粤军第一师丧失了一员年轻有为的健将，从此必衰弱不振，孙军不足畏矣！”由此可见陈炯明对邓演达的惧怕。
谣言传到大元帅府，孙中山大为震惊，派陈友仁查实后，才放下心来。
邓演达战功赫赫，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说：“干革命，有两达（指张民达、邓演达），革命有希望。
”其威望不仅深入第一师，粤军其他部队的军官对他也甚为推崇。
第二师师长张民达曾公开对他的亲信军官说：“择生兄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而且忠于革命，品德高尚，又有魄力，他的前途是非常远大的。
你们千万不要小视他现在是一个步兵团长，我看将来他才是我们的总司令，也唯有请他来领导我们，才能巩固与发展革命军队的势力，使革命事业日进不已。
” 邓演达迁居广州东山瓦窑后街，与广东陆小第二期生陈铭枢同住一幢洋房。

9 致力黄埔 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27年上半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邓演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孙中山下令筹办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
孙中山确定了“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办校宗旨以及“亲爱精诚”的校训，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邓演达为7位筹备委员之
一。
军校筹备遇到许多困难，滇、桂军把持广东税收、财政，抗拒孙中山命令，在军校经费拨款上进行刁难；同时国民党一全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没有蒋介石的位置，诸多原因，使蒋介石在递交辞办军校的呈文后，不待孙中山表态，2月21日擅自离粤返浙。
2月25日，孙中山派邓演达专程赴浙江奉化劝蒋介石回粤。
3月初，邓演达抵达奉化，蒋介石向他诉说了苦衷，坚决不肯返粤。
邓演达于5日致电廖仲恺、汪精卫报告：“赴甬促介（石）返。
介谓彼去，实因保持与先生（孙中山）之感情，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
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并促展、汝回（胡汉民，字展堂；许崇智，字汝为，时二人均负气在沪），则彼可回。
其意坚决，盼陈先生，且警哲生（孙科，字哲生）醒悟，确定办法”。
此电文可看出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理解和同情。
邓演达返回广州后，面陈孙中山，并致电蒋介石，报告“达养抵粤垣，即谒先生，已允解散财团，刷新党政，此后共图大业，诸同志应各负责”。
蒋介石擅自离职后，该职由廖仲恺代理，邓演达与廖仲恺等人一起积极完成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3－4月，邓演达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工作，并受孙中山特派，到上海劝许崇智回粤任建国粤军总司令，同时在上海延揽人才，招收学员。
邓演达不像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那样靠同乡办事，而是广纳贤才。
邓演达多次让张申府推荐在国外留学且有才识的人士，张申府向他提供了一个15人名单，第一个是周恩来，其次是周佛海…… 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函电交催下，蒋介石于4月21日返回广州。
邓演 10 达的奉化之行打下了蒋介石对之信任的基础。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亲临军校大礼堂主持开学 典礼。
近500名学生，身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发表长篇讲话，他热情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严厉地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勉励军校学生努力，将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
孙中山还发表了对黄埔军校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该训词后定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孙中山亲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为专心办学，8月，邓演达辞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职务。
饯别时，大家依依不舍。
李济深师长说：“没有仲元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成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诚，就不可能有团结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
” 邓演达根据孙中山的办校方针，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友好相处，全身心投入了办校工作。
黄埔军校在教学上分为两部分：教授部主管学科，由教授部主任王柏龄主持；教练部主管术科，即操场野外教练以及军纪、风纪等项，主任李济深挂名而不到职，由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邓演达主持。
在这两部分之外，设有总教官一职，其主要职责是助理术科方面的教育事宜，何应钦担任总教官。
黄埔第一期学生编为4个队。
邓演达先从政治教育入手，设置了政治时事课，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他每周给学生讲一次国内外形势，讲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讲怎样做一个革命军人。
邓演达高大结实，方脸，两腮肌肉棱角分明，显示出他刚强的个性。
他穿着黄斜纹布的军服，脚蹬擦得锃亮的皮马靴，昂首挺胸，情绪饱满。
他背着手，在讲台上来回踱着方步，用带着浓厚客家音的普通话，向台下的学生们投掷烈火般鼓动国民革命的词句。
他短促而坚决的声调，时时燃烧着一腔烈火——这是忧国忧民的火，是嫉恶如仇的火，是对于朋友友爱的火。
他常对学生说，黄埔是培养革命军人的地方，不是制造军阀的地方，这里不容有军阀作风。
他要求学生做一个新军人、革命军人，爱国家、爱百姓、不爱钱、不怕死、负责任、守纪律、精诚、团结、友爱。
他自己愿以身作 11 则，身体力行，与学生们共勉。
态度既亲切又严肃，循循善诱，学生们很受感动。
他的政治、时事讲话内容丰富，思想清晰，极有吸引力和鼓动性；他不但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军事实践，而且有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他的军事课大家也非常爱听。
邓演达住在校内，与学生们朝夕相处。
每天早晨他和学生及带队的长官一块儿绕长洲岛跑步，全长有10公里。
每次野外演习，邓演达必亲自参加并进行讲评。
他恪守军纪，精力充沛，学校举行全校师生大会，他总是正襟危坐，不论时间多长，天气多热，精神抖擞，毫无倦容。
邓演达喜欢穿马靴，走起路来“嗒嗒”作响，总是昂首挺胸，精神饱满。
每遇他查课堂，查宿舍时，老远就听到他的马靴脚步声，同学们肃然起敬。
清寒的家境和长达10年的军校生活，造就了邓演达一向严肃的生活作风及清廉、正直的品质。
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严于律己，其品德与学识深为同学们所敬重，有些同学甚至把邓演达的举止动作当作规范加以仿效，被称为“邓演达式”学生。
蒋介石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表面上赞成革命，常以革命者、左派的面目出现，但他的实际思想却是反苏反共。
他在黄埔军校内培植自己的亲信，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周恩来语）在校中把持校政。
对约占学生十分之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则是提防、限制。
邓演达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人，鄙视、痛恨王柏龄之流的腐化堕落。
蒋介石对刚毅正直、表里如一的邓演达这一类型的人就同对共产党员的态度一样，表面尊重，实则不亲，而对王柏龄这类谄佞面谀的人却是言听计从。
周恩来对此评价说：“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
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
” 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迷信日本的军事教育和施教方法，不大赞成苏联的东西，政治思想极端反共；而邓演达比较赞成苏联的教学方法，政治思想上同情共产党。
两人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时常意见分歧，争论颇为激烈。
每当争执不下时，校长蒋介石就出面说合，有时偏重何应钦，有时又勉励邓演达，好像不偏不倚，实则偏向何应钦，并有意维持两人对立的局面。
邓演达尊重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真诚合作，彼此亲密无间，开诚布公，成为国共合作的典范。
邓演达坚持革命军事教育的方式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得到副总队长严重的紧密配合。
12 邓演达在军校的盛名和对国民党右派的批评，引起蒋介石的猜忌。
蒋介石这一时期伪装革命、工作严肃认真，口头上经常挂着革命词句，背地里却纵容王柏龄监视邓演达，造谣有人排斥校长，诬称邓演达和恽代英、张治中、高语罕为“黄埔四凶”，千方百计排挤邓演达。
邓演达感到处处掣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总是干得很不痛快。
按照传统军事教育，培养一个下级军官需3年时间，为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苏联顾问制定的教育期限为7个月。
黄埔第一期学员定于11月毕业。
邓演达10月辞去军校职务，公派赴欧洲留学、考察。
在上海办理出国手续期间，邓演达致信友人张难先：“本拟俟一期终业然后行，而岂知其终不能忍而即行也！”说明此行匆匆的原因。
信中还说明了留学的目的：“天下未有不学而闻能成功者。
吾党至今飘摇，岂有他故？无真实人材为之也。
达自问此行为出于至坚至诚之心志，而愿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欲望效其死力”，“达学稍有可述之年，即可挺身以出，为国尽力”。
1925年3月17日，邓演达抵达德国柏林。
很快与当时由朱德任执委的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取得联系，与朱德、高语罕、孙炳文、章伯钧等结成好友。
柏林阿尔洛顿堡区康德街122号是留德学生总会成了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到柏林。
邓演达组织、主持了孙中山逝世追悼会并致悼词，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为三大政策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
会后，由邓演达、朱德为领队，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示威大游行。
邓演达专心于学术研究，涉猎经济、政治、社会各学科，所读书籍包括马克思著作在内，不下数十种，还收藏了很多书。
他一面阅读名著，一面与朋友们深入探讨。
同时研究军事科学，约请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职军官讲授大战时的战略战术评述及其它军事问题。
邓演达还经常去柏林大学或其它场合听名人演讲，学识增长很快。
邓演达能看、写、说德文，通过学习，还能懂得英、法文。
4月，邓演达在写给夫人郑立贞的信中说：“我此次辞去一切来德国，也就是因为要研究革命的道理，并且研究使百姓明白革命道理的法子。
”嗣后他在信中多次阐明他出国的目的：一是学习“革命的道理”；二是学习“革命的法子”。
国内“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广州沙基惨案消息传来，侨胞、留学生纷纷声援。
邓演达密切关注国内事态的发展，并积极参加在德国的国民党组织活动，到柏林西部莱 13 茵河流域几个城市发表演说，向德国人民介绍中国情况，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8月初，邓演达离开柏林到莫斯科，“要实地看一看革命成功的俄国的样子，并且顺 带求革命的知识”。
邓演达在莫斯科学习、考察约两个月。
“看了不少的新书，这里的书在德国同中国都是买不到的，所以很觉得有进步”。
参观考察了苏联的各方面情况，会见了苏联的许多人士，讨论和研究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写了几万字的笔记，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
邓演达深刻认识到联俄的极端重要性。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要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因为俄国系共产的国家，他们不愿意共产，所以反对他（它）。
但是，中国的革命，的确是要同俄国联合起来，才可以成功。
” 大约在10月初，邓演达返回柏林，继续学业。
这期间，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背叛三大政策，8月刺杀了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接着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反革命议案。
国民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即将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邓演达在“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堪虞”的情况下，毅然弃学回国。
12月，邓演达回到广州。
他虽然只离开了一年多，但朋友们发现他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1926年1月，邓演达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报告，说明国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广东国民政府为欢迎中国国民党二大代表举行的宴会上作《关于游欧的报告》，突出阐发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意义。
邓演达的报告博得了与会代表的赞赏，认为他学识渊博，令人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之感。
会上，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一道痛斥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主张继承孙中山遗志。
1月8日，军委会任命邓演达为黄埔军校教育长，主持校务。
1月19日，邓演达与毛泽东等同时当选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二大”有效地打击了西山会议老右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却乘机扩大了势力，蒋介石是被当作国民党中派、军事领袖而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邓演达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
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说：“我实在对你不住，因为我 14 自从回国以后，同你谈话的时间不及数小时……我现在每日至少做十八点钟的工作，半夜十二点半钟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日间连食饭的时间还在工作，真是叫人摆不开呵！但是我已经认定，在现在的学校以及将来在任何革命的工作，永久努力的向前去做，绝不畏难怕苦以及怨人。
我一定是要为革命而牺牲的……我每次到家，不等半小时一小时就行，当然叫你十分难过，但是我为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做的工作，虽叫我粉身碎骨还不能做到希望的目的。
” 黄埔军校内共产党人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右派势力。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右派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之对抗，甚至收买流氓打手袭击左派分子，左派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共产党员小组会往往等值星官查过铺之后，深夜悄悄到讲堂开会。
这些活动有几次被邓演达查夜时发现，邓演达叮嘱望风的学员说，我知道共产党员在开会，不欲走进去干涉，你们要小心些，会议时间不宜过长，免得耽误睡眠，影响明天的操课。
学员们“敬佩邓先生是革命的支持者”。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邓演达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肩合作，一再强调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现，必须与三大政策相结合，而搞好国共合作则是贯彻三大政策的重要关键。
邓演达依靠左派力量，大力推行各种改革。
将训练部分解为训练部和教授部，进一步加强军事战术、技术的训练和军事理论的学习，从整体上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
支持中共提出的增设政治科的建议，从1926年2月始，单独招收500名政治科学员，专门培养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干部。
健全政治部，由20余人扩编到70余人。
聘请专职政治教官10余人，临时政治教官10余人，增加对学员的政治课教育。
组织来宾来校参观，组织学员到地方参加群众大会，使学员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从而走出一条军事与政治并重、开放办学的新路子。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邓演达经常深入课堂听课，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及时解决。
为使学生学习好、生活好，他还常到食堂、宿舍视察。
在食堂，他鼓励炊事员做好饭菜；在宿舍，他向同学们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地关怀。
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邓演达为“黄埔军校的好教育长”。
15 苏联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洛夫率领一个代表团到黄埔军校参观，邓演达向他们介绍了经验，纯熟的德语，加上精湛的军事理论和政治教育思想，布勃洛夫事后对邓演达赞不绝口：“邓教育长了不起，是个出色的人才！” 国民党“二大”以后，蒋介石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革命力量的增长，日益加紧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处心积虑地篡夺革命领导权。
1926年3月，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指使其党羽散布“共产党要暴动”、“共产党阴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等谣言，并以此为借口，宣布广州戒严；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包围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及全市的共产党机关；包围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住宅；拘捕了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苏联顾问团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层采取了退让政策和妥协措施，部分苏联顾问被辞退回国，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蒋介石全面控制并篡夺了第一军的领导权。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引起各军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蒋介石作出解释。
在各种压力下，蒋介石勉强写了“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的呈文，同时，对在该事件中大打出手的当事者予以处分。
释放被拘捕的共产党员，发还被收缴的枪支。
3月24日，邓演达在广州国民政府为苏联代表团饯行，在致词中说：“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苏俄本属最好同志”，“今后本党本政府之联俄亲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较前益加亲善及进步。
” 4月2日，蒋介石自虎门回到广州，邓演达和张治中再次到东山官邸面见蒋介石，邓演达直言“3月20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指责这次事件破坏了孙总理的政策，破坏团结，削弱革命力量，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革命。
本来蒋介石对邓演达就有疑忌，便将邓演达调离黄埔军校，任潮州分校教育长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明升暗降”。
邓演达根据出国考察的体会：革命成功要靠群众做基础，中国国民革命要与外国革命相联合，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系工农群众、支持工运农运上。
5月1日，他发表了《今年“五一”节的意义》，把国民革命成功的历史任务寄托在工农群众身上，号召广大农民和工人不仅要作迫切需要的经济斗争，还要联合起来作政治斗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做国民革命的神圣工作”，并喊出“全世界的工人阶 16 级万岁！”的响亮口号。
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
它以政治教育和军事 教育并重。
军校开创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后来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级部队，促进了军队的革命化。
黄埔军校共办了6期，仅1－4期毕业的学生就达4981人。
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成为革命武装力量的核心和中坚。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说：“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1924年到1927年的时代”。
“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邓演达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并造就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投身北伐 1925年至1926年春，国民政府经过近两年的斗争，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了军政、财政、民政，实现了两广的统
一。
但全国多数地方仍处在北洋军阀封建割据的统治之下。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他们开始发动对国民军的进攻。
为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联合围攻，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先发制人，出师北伐。
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北伐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帝反封建。
1926年春北伐开始紧张筹备，邓演达就任总司令部政治部（简称总政治部）主任。
就任仪式上，邓演达扼要地说：“国民革命军的任务，是在扫荡革命的障碍，特别是北洋封建军阀。
政治工作是宣传和教育军队，提高政治认识，服膺三民主义，发挥战斗精神。
同时进行民众运动。
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使与军队合作去完成政治任务。
”邓演达尽量延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作为总政治部骨干，如恽代英任秘书长，孙炳文任秘书室主任，宣传科长郭沫若，组织科长季方，总务科长江董琴。
北伐出发前，邓演达忙得不可开交。
偶尔到一下总政治部，就又下去处理问题。
总政治部的各项工作往往在晚上开会研究。
一次，政治部负责干部去他家开会。
他家房子很小，十分简朴。
他抱歉地说，白天无法抽出时间，只得在晚上请诸位同志前来商量部内工作。
随后，他简 17 单介绍了即将出发的北伐的军事情况，并加强语气叮嘱这是军事秘密，要注意保密。
大家详细讨论了总政治部的各项准备工作，作出发前最后的检查。
接着宣布孙炳文为后方留守主任和出发日期，邓演达说，在行军期间，他个人可能要跟随军队在前线，总政治部的行军事宜，由季方任军事指挥官，负责指挥。
在会议中，邓演达对郭沫若很是尊重，每商讨一件事，都客气地问：“沫若同志意见怎样？”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
在誓师大会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讲话，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翻译成广东话向群众传达。
邓演达坚持并发扬了黄埔军校的优良传统，积极推广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扩大健全总政治部组织机构。
总政治部在各个军设立政治部，军之下各师也设立政治部。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除第
一、五军外，全部由共产党员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如李富春、朱克靖、麦朝枢、林伯渠分任第
二、三、
四、六各军政治部主任。
各师团政工人员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总政治部成为国共合作的典范。
邓演达时常邀请周恩来、恽代英、顾孟余、郭沫若等以个人身份参加讨论组织、运动、宣传上的各种计划，并拟定方案。
有好些计划，大抵出自周恩来之手，邓演达极其佩服周恩来，对郭沫若说：“实在羡慕恩来的计划性和组织能力。
”在制定国民革命军宣传队组织条例时，邓演达指定了三位共产党人负责审查。
邓演达认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在平时提高军队的政治水准，使明了责任，实现主义；在战时则为提高战斗精神，摧毁敌人，争取胜利。
而唤起民众，积极参加革命，争取民心，实行军民合作，以及瓦解敌军士气同样是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基于此，他主张“民主建军”，在军队内部官兵只有职务上的分别，生活上应没有大的差别；人民的武力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官兵的生活要同农工平民的生活打成一片。
邓演达号召政工人员：“此去是要唤起广大农工平民大众，自己起来解除自身的痛苦”，要求大家沿途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土地分配情况，每到一处立即协助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邓演达创办了机关报《革命军日报》，郭沫若兼《革命军日报》主编。
邓演达亲自查阅创刊号的版面和内容，研究消息来源和印刷数量、发行情况等等。
邓演达喜欢读书，在北伐途中，他挤出时间读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的德译本， 18 坚持不懈，直至通读一遍。
即使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他若认为有利于政治工作上所需的资料，必定划出一笔经费，向世界各国采购书刊杂志，令其部下摘要译出，以供参考。
在邓演达的领导下，北伐军的政治工作紧张而热烈。
政治部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廉洁政府等深得民心的口号。
北伐军所到之处响彻“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国民革命军军歌以及“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响亮歌声。
每到一地，政治部即协助当地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会，深得民众的拥护。
革命军的士气旺盛了，纪律严明了，战斗力大大增强，北伐军事得以顺利进展。
北伐途中，邓演达还亲任战役指挥，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
他经常参与总司令部的军事工作并与作战部队一起行动，指挥督战。
由于经常一清早就要动身，夜间往往行军床都不取出，和衣睡在坚硬的石板地上。
每于战斗激烈时，他总是出现在第一线。
在攻占汀泗桥、贺胜桥等重要战役中，他直接参与了担任前锋的第四军军部的指挥工作。
9月初，北伐军逼近武昌。
武昌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华中军事重镇，地势十分险峻。
吴佩孚派3万主力驻守，武昌城久攻不下。
邓演达住在第四军军部，参与指挥各军作战。
他亲临城下指挥，日夜与俄国顾问铁罗尼一道辛勤督战，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
敌人凭城固守，居高临下，以逸待劳。
敢死队多次在夜幕的掩护下奋勇爬城，冒死仰攻，伤亡惨重。
邓演达走出指挥所，亲率卫士发动猛烈的进攻。
敌人的炮弹不时在他身旁开花，卫士多有伤亡，邓演达却泰然自若，毫不畏缩。
卫兵劝他回指挥所坐镇，他说：“我不是站在武昌城头，就是倒在武昌城下！今日之事，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攻下武昌城，我们北伐军是无法在武汉立足的，更不要说继续北伐！”激战中，一颗子弹从邓演达右肋下穿过，军服的袖子被打穿一个洞，所骑战马头部被流弹击中，战马当即倒地毙命。
邓演达镇定自若，退到长春观，那里地势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距离相隔也就二三十丈，邓演达以土墙为掩护，用驳壳枪与城上的敌人对射。
敌人用机关枪扫射，枪弹像雨点一样密集。
铁罗尼的翻译、共产党员纪德甫探头观察外面的形势，正回头向坐在墙脚下的邓演达报告时，不幸中弹牺牲。
19 邓演达吃在战壕，睡在战壕，浑身是泥。
有时一连几天寝食俱废。
设在洪山脚下的攻城指挥所地势低洼，潮气甚重，时值初秋，暑气尚盛，邓演达忙得顾不上洗澡换衣。
他一方面要布置和指挥攻城，另一方面，作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他还要主持和安排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的接管和善后等工作。
他在汉口宴请各界代表时讲话：“对于湖北政治，必彻底整理，其对于各县县长任用，决定考试录取，再予以适当之训练，务使为地方造幸福，为人民解除痛苦。
”次年2月政委会通令各县县长不得擅离职守，同时更换了大批县长，为湖北省的政权建设、为定都武汉奠定了基础。
北伐军将武昌城围得水泄不通，4周后城内发生粮荒，兵士斗志全无。
敌军司令宋大霈派人秘密到汉口与邓演达接洽反正事宜。
9月初，包惠僧受陈延年、周恩来指派，偕周恩来写给邓演达的亲笔信，与西北军代表刘骥、李鸣钟等取道上海，20日抵达汉口。
大军云集武汉，但汉口各租界仍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丝毫没有战后荒凉的景象。
邓演达会见了西北军代表，努力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密切联系，之后拉着包惠僧到南湖视察攻城部队的作战情况。
小火轮沿江北岸到武昌望山门外的南湖，船过龟山头晴川阁下，正是江面最窄处。
放眼望去，只见武昌城墙上敌军哨兵没精打采地走来走去。
包惠僧对邓演达说：“如果敌人向我们开火，我们这只小火轮必然被打沉。
你是攻城军的工兵司令，倒是死得其所，我怎么算呢？将来烈士祠中不好安我的座位了。
”邓演达说：“这样的危险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们以前是绕道渡江，最近敌人差不多是弹尽粮绝，市民的粮食更缺乏，武汉绅商发动和平解围，可能一二天内有和谈代表出来，双方停火已经3天了，如果有危险，我也不会拉你来。
”邓演达与包惠僧谈到北伐战事，说：“人生总有一死，如何死法，也是碰机会，不过我愿意战死沙场，不愿意像岳飞那样死。
”孰料，竟一语成谶。
5年后，在南京惨遭杀害。
10月9日，北伐军再次发动总攻，10日终于攻克武昌，活捉敌军长刘玉春、鄂军总司令刘嘉谟，生俘敌军官兵1．1万人，缴获机枪40挺，步枪1．5万支，大炮20门。
这时，邓演达才抽出时间洗澡，发觉身上长了虱子，肋下因渍汗已腐烂，洗澡后露出一大片红肉。
当卫兵忙找来医护人员为他敷治时，邓演达早已若无其事地换好衣服，主持会议去了。
武昌一役在北伐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役后，北伐军决定移主力于东南战场， 20 集中力量去消灭军阀孙传芳。
武汉主政 拿下武昌后，武汉三镇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
邓演达和徐谦等人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中央党政机关职权。
蒋介石设总司令部于南昌，汉口设立了总司令部武汉行营，在武汉执行总司令职权，蒋介石委任邓演达为行营主任。
北伐主力、铁军——第四军扩编为两个军：第四军和第十一军。
张发奎、陈铭枢分任军长。
邓演达主持了对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扩编事宜和人事分配。
在北伐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叶挺、黄琪翔提升为师长。
作为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负责节制在湖北武汉的军队。
蒋介石兵败南昌，几至被俘，武汉有些人隔岸观火，等着看蒋介石笑话。
邓演达以大局为重，命张发奎率4个团协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援蒋，并调黄埔工兵科、第八军山炮营和中山2号、5号飞机赴江西参战，并向江西运去大批军械、弹药，有力地支持了江西战局，给军阀孙传芳以沉重打击。
为争取和改造长江上游的四川军阀，邓演达命朱德带几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川军杨森部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朱德为杨森第廿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派刘伯承到四川去运动邓锡侯的军队；并派人对西北冯玉祥部和浙、闽一带的部队做了大量工作，稳定了革命形势。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总政治部向各地来归附的军阀部队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协助工作。
10月16日，邓演达成立政治训练班筹备处，选派包惠僧任筹备处主任，拟招学员500人，以适应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办黄埔军校政治科，令黄埔军校政治科第五期学员迁武汉学习。
11月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由广州迁到武汉，邓演达任政治科主任。
他召开政治科会议，决定所设科目和编写讲义的人员。
其中毛泽东写“中国农民问题”，周恩来写“中国最近社会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实施方法”，邓演达写“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国民革命军之军事政治组织”，李达写“社会科学概论”，恽代英写“中国国民党宣言政纲及一切决议案”，李立三写“国际职工运动”，李汉俊写“三民主义总纲”。
教官有：毛泽东、恽代英、邓演达、铁罗尼， 21 李汉俊、李达、包惠僧等；担任特别演讲的有鲍罗廷、董必武、李立
三、张太雷、宋庆龄等。
同时组织以他为首的招考委员会，派人在全国招考学员。
各地有志青年踊跃报名。
经严格筛选，录取了986名男生，并破天荒地招收了195名女生。
1927年1月初，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800余名、工兵科400余名学员也迁到武汉学习，武汉的军校已不仅是单纯的政治科，19日，国民党中央将其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亦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邓演达担任代理校长。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继承了黄埔军校传统，训练、教学、生活紧张活跃，“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黄埔校歌在军校上空回响。
它是黄埔军校当时四个分校中最出名的一所学校。
一大批共产党员、优秀青年在这里工作或学习。
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团政委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女生队中的“一杰”；陈毅、徐向前等在这里担任教官。
武汉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
邓演达一身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数职，挑起军政财三大重担，成为当时武汉地区党、政、军的中枢人物。
他领导着新生的革命政权，夜以继日地工作。
他精力充沛，有会必到，各方介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他都尽可能亲自接见，认为合适的人选，就安置到合适的岗位。
他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常常饭也顾不上吃。
日本记者永井龙太郎回忆说，邓演达在武汉“以不眠不休的精神，应付一切军事政治工作。
当革命最高潮的时节，邓氏因过劳的结果，陷于极度的神经衰弱症。
然犹不自爱惜，无日不蓬头垢面，乘着小汽车，东奔西走，为革命尽瘁。
他的这种精神真令我们日本人也受了异常的感动，即帝国主义者也在暗暗的惊叹！”邓演达常说：“我们只有做‘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而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为群众工作是安慰的！” 在主持武汉工作期间，邓演达做了几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
第
一，坚决反帝，为收回英租界作出重要贡献；第
二，关心农民和土地问题，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立下不朽功绩；第
三，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
北伐军进抵武汉时，帝国主义为保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横陈在中国领海内的军舰达170余艘。
汉口江面的英国舰艇配合吴佩孚炮击北伐军，英租界内设置沙包、电网、 22 机关枪，与革命为敌。
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还策动各国领事，共同向武汉政府“抗议”，要求取缔工人运动。
英舰上的水兵多次上岸，干涉群众的反帝活动，不断制造事端。
凡此种种，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国民革命军进入汉口的第二天，邓演达冲破严禁中国武装进入租界的禁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江汉关英租界。
邓演达一人端坐在轿车内，汽车两旁的踏板上，一边站着两个武装卫士，荷枪实弹，威武无比，英国巡捕惊惶失措间，邓演达的座车已飞驰而过，从英租界，到法租界，再到日租界，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胜利回到总政治部。
此举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这以后，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军人都可以随意进入租界了。
1927年元旦刚过，英帝国主义在汉口屠戮庆祝北伐胜利的群众，制造了“一三”惨案。
英国舰只炮衣卸下，租界戒严，形势险恶。
当时邓演达和其他政府要员正在南昌参加军事善后会议。
在接到总政治部的急电报告后，邓演达当即在会上宣读，并慷慨陈辞：武汉租界和炮舰威胁革命，民众已自动奋起为政府后盾，革命政府应执行驱逐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的任务，借此一举收回在汉口的英租界，作为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第一战。
邓演达发言慷慨激昂，满座为之动容。
5日，武汉政府决定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英租界内一切公安行政事宜，被英帝国主义盘踞了66年的汉口英租界被收回。
6日，英帝国主义又在九江制造“一六”惨案，邓演达7日赶赴九江调查处理。
一面严函贺师长负责维持，并加派第六军一营人入界，一面于8日晨亲赴英租界视察，决定组织治安临时委员会，推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任主席。
当英国妄图鼓动各国干涉并向武汉调兵时，邓演达义正词严：“英国人欲用武力恢复，我等亦当以武力应付，盖中国人对于外国枪弹之恐怖，已成过去。
”10日，在邓演达主持下，“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
汉口、九江英租界相继被收回，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一次空前壮举，维护了国家主权，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在武汉政府内部，围绕农运问题和土地问题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攻克武昌的第二天，邓演达就把总政治部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民运动方面。
邓演达明确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而“农民要 23 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
他说：“现在我们中国的农民问题，是有它和前代不同的意义……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
这样才是表示农民要求的进步，和农民与工人性质接近、利害共同的实在性，就是农工联合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远景。
”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推翻封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肃清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统治，厉行民主政治，使农民得到解放，而且要建立农业的基础——农业的工业科学化，和广大的工人联合起来，成为利害与共的实体，建立社会的新秩序。
所以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是有社会革命性质的。
并且认为中国革命是向封建制度作战，除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之外，同时中国又在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下，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又担负着世界革命的使命。
这就是农民革命的性质。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非难农民运动的鼓噪，邓演达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的批评，拒绝为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
”他说：“目前的农民运动，是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运动，……赞成建设这个新的秩序的、组成捣毁‘旧的腐败的残酷的剥削的秩序’的便是革命的朋友；自己觉悟起来参加这个工作的，便是革命者，便是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反对这个工作的、要保存利用这个旧的社会秩序、旧的农民社会关系的，便是反革命者。
如果是存在着这种心理，或者是虽然口头赞成而客观的行动在与那种工作相反之，那无论是否进了什么党，一样的是机会主义者，是反动派。
” 1926年10月，总政治部成立农民运动问题讨论委员会作为专门研究开展农民运动的机构，聘请李达、恽代英、毛泽东、郭冠杰、陈启修等为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委员，毛泽东和苏联顾问都曾到会报告农民问题。
1927年3月4日，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时，邓演达被聘请为大会名誉主席，应邀为大会作政治报告，旗帜鲜明地宣讲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驳斥“糟得很”、“痞子运动”等攻击农民运动的论调。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组织了阳新惨案委员会，指定邓演达和毛泽东、吴玉章三人为委员，责成他们与湖北省党部、省政务委员会、省农民协会开联席会议迅速处理此事件，从而有力支持了阳新县的农民运动。
大会选举邓演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邓演达和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名义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 24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经会议通过，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布，宣布：“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大目标使农民解放。
”邓演达上任后明确宣布：“目前农民运动，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做一个分水岭”，“目前大半是军事行动，因军事而胜利，今后革命要进到广大的农民的革命”，“这算是换了一个新的纪元”。
为满足各地对农运人才的需要，邓演达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邓演达以百忙之身，亲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陈克文是常务委员。
3月15日，在中央农民部主持下，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中央农讲所开幕，邓演达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之
一。
大会通过了《河南全省武装代表大会宣言》、《关于河南农民状况决议案》等，选举了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
在总政治部，每星期六下午都举行农民土地问题讨论会，股长以上人员参加。
每次会上邓演达都要来讲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之后，由郭沫若主持讨论。
邓演达要求军队的政工干部及军事干部都要推动农运工作，调查研究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和土地分配情况。
同时学习农民的优秀品质，与农民建立融洽的关系。
北伐战争前，农民运动主要在广东，北伐战争开始后，农民运动的重心转到了湖南。
1927年上半年，农民协会的组织已遍及17个省，全国有组织的农民激增到915万人。
为加强对迅猛发展的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指导，3月27日，由邓演达、毛泽东担任常委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总政治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筹组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
30日，在武汉湖北省农协召集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邓演达主持会议。
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推选出邓演达、毛泽东、徐谦、谭延闿、谭平山、孙科、唐生智、彭湃、方志敏等13名执委，共产党人占4席；5位常委中，共产党人占2席。
邓演达兼任宣传部长，毛泽东兼任组织部长，彭湃兼任秘书长。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制定了《今后农运规划》，对于发展各地农民协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政权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土地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经邓演达提议，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
为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土地委员会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到5月6日又召开 25 了扩大会议。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常委、一些重要军事将领等都参加了会议。
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会议产生了《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决议案》等7个决议草案，其中邓演达、毛泽东等起草的极敏感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未获通过，被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7个决议草案只通过了2个。
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仍是秦汉以来第一个深入、系统、严肃认真地研究、讨论农民土地问题的会议，开中国历史之先河。
在毛泽东提出“武装农民”的同时，邓演达主张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
他说：“至于农民政权，在政治上已经承认，并且有过决议，给农民的武装，使有充分的力量，消灭受土豪劣绅操纵的民团团防等。
欲使土地问题得解决，国民政府应定出自治机关组织条例，使政权掌握在农民手里。
”1926年10月，邓演达主持的总政治部呈请国民政府将前方所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拨给各省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
12月，总政治部公布了解决民团与农军纠纷的十条办法，规定：民团需在主管官厅立案；各县长不得批准民团成立；民团以乡为单位，不得抽捐；已有农军之乡而无民团者，不得再成立民团等。
当敌人攻击农民运动时，4月11日《湖南民报》登载邓演达讲话，热情赞扬农民运动。
他说，湖南农民运动“在前次北伐期间进展更速，斗争激烈，且乡村政治日即清明，如赌博、鸦片、盗贼之风日益减少，此全由农协监督之力，所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昔人传为美政者，不意于数月之间，实现于今日、前此之赀议农运者，今且歌功颂德矣！” 4月19日，第二次北伐誓师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发动河南广大农民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开展农村革命。
由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及总政治部各推一人组成常委，公推邓演达为主任兼组织科长。
此委员会的任务是使河南“百万的农民组织”，“造成革命的力量”。
为发动河南农民群众支持支援北伐，经邓演达提议，武汉国民政府决定：
1、农民所得的枪支，归农民自有；
2、出师布告中郑重声明，免除河南所有苛捐杂税。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毛泽东基本一致，毛泽东盛赞邓演达在农民运动方面同他的合作，说：“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周恩来也说过：“当他（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 26 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当时的苏联顾问巴库林写道：“谁在统治武汉呢？邓演达将军。
他是国民党左派、 南军总政治部主任、优秀的指挥官。
”一位日本海军翻译回忆说：“那时候，真是国民革命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总政治部的伟大活动，真是令人惊叹。
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即是邓演达氏，……谁都深知只有邓演达是武汉政府内部的柱石，他的实际势力也远远超于汪精卫之上。
” 反对独裁 作为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始终与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武昌负责处理、协调湖北及周边地区的军务，支援长江下游的战争。
他主持接受王天培、贺耀祖部的归顺；迫使杨森归附；与冯玉祥代表刘骥、魏益三接洽合作；策反长江舰队和浙军周凤岐部、皖军陈调元部；接待孙传芳和谈代表。
为保证前线军械供应，他将其兄、第四军参谋长邓演存调任汉阳兵工厂厂长。
北伐军初到武汉时，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远在广州，蒋介石自己远在湖南前线，不能参与决策；同时为抑制唐生智、防止汪精卫回国控制党权和政权，因此蒋介石力主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此时，湖南、湖北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基本上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天下，把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显然于革命有利，邓演达坚决支持。
但1926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联席会决定暂不迁都。
邓演达奉蒋介石之命，于11月22飞赴广州，说服动员尚在广州的中央委员去武汉，以形成多数，争取主动。
正是由于邓演达不懈的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1月26日决定迁都武汉，以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
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政府及国民政府北迁。
第一批北上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于12月10日到达武汉，13日，与在武汉的邓演达、吴玉章、董必武等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
但当第二批北迁人员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等12月31日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却出尔反尔，扣留到达南昌的中央委员，不让他们前往武汉。
1927年1月，蒋介石公然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并宣布于3月1日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
蒋介石为了与武汉国民党 27 左派（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在内）争夺党权、政权以及军权，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完全纳入他的控制之下,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挑起了“迁都”之争。
邓演达旗帜鲜明，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
蒋介石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之后，同一天又召开军事善后会议。
邓演达是蒋介石12月25日电召至南昌商量对策的，在会上却支持武汉方面的决议，反对迁都南昌。
会后，邓演达与蒋介石彻夜长谈，晓以革命大义，毫无结果。
邓演达连夜赶回武汉。
1月6日，邓演达与宋庆龄、徐谦、陈友仁致电南昌：“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既定策略来鄂”。
12日，蒋介石偕加仑将军来到武汉。
邓演达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和总司令下属始终陪同在侧。
武汉政府召开30万人的欢迎大会，邓演达主持会议，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与会群众对邓演达“一句百和，备极热烈”。
苏联顾问鲍罗廷在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强调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不能由个人独裁，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
蒋介石恼羞成怒，迁怒于苏联顾问，决意驱逐鲍罗廷。
15日，蒋介石设宴招待武汉各界代表，会上许多代表当面质问蒋介石“总司令为何不同意迁都武汉？”在16日视察总政治部时，蒋介石露骨地警告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并指责《革命军日报》的言论和报道。
武汉之行未达到说服武汉联席会议成员移驻南昌的预期目的，一周后蒋介石回江西，上了庐山牯岭。
蒋介石看到工农运动的高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并感到与邓演达之间的分歧在扩大。
为了拉拢邓演达，并通过他说服联席会议成员，蒋介石邀请邓演达上庐山开会。
为商讨中央党部和政府迁武汉，并劝说在南昌的中央委员来武汉，邓演达与何香凝等25日来到牯岭。
会上，蒋介石攻击武汉方面“潜移党权，毒害本体，分子复杂，抗拒命令，为共产党驱使”。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邓演达在会上未做正面发言。
当晚，邓演达与蒋介石二人长谈，就国共合作问题、军事发展后政治上的设施问题、农民问题、党的组织和领导问题等交换意见。
邓演达再一次提出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则强调要坚决驱鲍（罗廷）分共，农民问题待他统一全国之后再办，其他问题不必谈了。
邓演达坚决反对驱鲍分共，蒋介石不听，当即给武汉的徐谦发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蒋介石还要邓演达留在南昌任总司令南昌行营代理参谋长，此举一则拉住邓，二则削弱武汉方面的力量。
至此，蒋介石已明确地向邓演达表 28 示放弃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背离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两人的分道扬镳已势在必然。
邓演达极为气愤和忧虑，大哭一夜，准备第二天赶回武汉。
第二天是除夕，邓演达与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乘火车由九江赶回南昌，途中遭遇兵变，在街上险些中弹。
当晚，他与郭沫若告别，说他要立刻离开南昌，他从武汉乘来的小火轮停靠在九江上游一个隐蔽的地方等他，他不愁没有办法回武汉。
即将离别，邓演达流泪要郭沫若小心。
他说：“我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
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邓演达内心十分痛苦，从追随孙中山东征西伐，到致力黄埔军校，到北伐浴血奋战，他与蒋介石共事十余年，蒋介石一直以“左倾”的革命面目出现，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也得到邓演达的尊重。
蒋介石后来的许多倒行逆施，邓演达虽十分反感，坚决反对，但要彻底认清蒋介石的庐山真面目，还需假以时日。
此后，邓演达多次奔走于武汉、南昌之间，为中央党部和政府迁武汉一事而努力，此举遭到蒋介石训斥，蒋介石指责邓演达在武汉有附共行为。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进一步叛变革命，武汉方面开展了恢复党权运动，邓演达是该运动的倡议人之
一。
2月9日，国民党左派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邓演达和吴玉章、徐谦等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方针。
邓演达受委派两次飞赴广州，动员尚在广州的中央委员去武汉。
21日，武汉联席会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地中央委员，务必于3月1日前来武汉开三中全会。
经邓演达等的说理斗争，蒋介石不得不让被阻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赴武汉。
蒋介石迁都南昌的图谋终未得逞。
在“迁都之争”的同时，邓演达在战略上也与蒋介石持不同看法。
蒋介石为了在东南一带建立自己的基地，竭力主张立即攻取南京、上海，邓演达却坚决支持武汉方面的决议，主张由武汉进兵河南，直接攻取北京。
邓演达与蒋介石开始彻底决裂。
邓演达经常为黄埔军校学生作报告，反复从理论高度来阐述反对独裁和提高党权的 29 重要性和必要性，用事实说明军权超越党权的危险性。
邓演达的报告“总是声贯全场，深深吸引着每个听众”，“那旺盛的精力和雄辩的才能，都无处不感到由衷的钦佩”。
2月17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党员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轰动一时的《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的长篇演说，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意义和性质。
首先，他说明了革命者、革命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
他说：“革命是伟大的群众要求，是伟大群众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整个地人类社会进程中一个小小的工具，都不过是在某个时代中整个社会的一个微尘。
”“如果是不能代表群众的要求，便是自私个人的行动，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实在性，就必定陷于孤立，走到绝路。
”“每个革命者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群众，交给社会，交给党。
”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中国被压迫的人们当中最觉悟最进步的分子底集合体，是被压迫群众的先锋队，他的责任是代表着他所立脚的被压迫民众、农工商人去要求解放，去为他们的利益、为他们自由解放而奋斗。
”“如果人们要问‘党在哪里？’那我们应该答复，党在被压迫民众里面，党在民众的呼声里面，党在革命民众觉悟分子团集的地方，简单一句话，‘党在需要党的地方’。
”第
二，他论述了这场斗争的性质。
他说：“我们目前的争斗是要促进而且保持党的统
一，更是促进军事的统
一。
”“目前的争斗是恢复党权，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
”第
三，他阐述了联共政策。
他提醒人们注意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已经形成，并忠告蒋介石：“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那一刻离开了党，那一刻违背党的规定，那一定立刻失掉军事的权威，立刻丧失自己政治的生命。
”这篇讲话18日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全文发表，各报章争相转载，轰动一时。
2月24日，武汉举行党员大会，邓演达在会上讲演，提出：“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腐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有人以为我们这种举动是破坏党的统
一，殊不知我们若要保持本党的革命精神，则此举正所以促进党的统
一。
” 邓演达的言行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
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以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为中心， 30 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邓演达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努力，使大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案》、《裁撤中央军人部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
会上免去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邓演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会后，邓演达多次发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
陈铭枢与谢晋奉派到南昌去见蒋介石，促劝他速来武汉开会。
蒋介石让陈铭枢转告邓演达：“目前是北伐第
一，军事第
一，革命也要服从这个要求。
希望你们：第
一，不要做共产党的尾巴，跟共产党跑得太远。
因为现在是国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第二要顾全大局，不要使北伐前功尽弃，功败垂成，使亲痛仇快，要对得起前方流血的将领。
”邓演达听了之后，激愤地说：“我们革命的人是光明磊落的，决不隐瞒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违背总理遗教，反对总理三大政策，倒行逆施，个人独裁，他不来武汉我反对他，他即使来武汉我也反对他。
这不是我和蒋介石有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实质上是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现在中国革命已面临严重的考验关头，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正受到严重的考验。
现在是革命的团结起来，不革命的、反革命的淘汰出去，没有妥协的余地。
作为一个革命者，决不能接受一个反革命的领导。
” 3月17日，蒋介石在离赣东下之际，派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曾扩情、余洒度（中共党员）持其亲笔信去武汉，请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
信中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
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
”邓演达当即表示：“对蒋个人别无他意，但他的做法违背三大政策，这样做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只有与一切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胜利。
如他采纳我的主张，我接受他的领导，当不当参谋长无足轻重。
”此时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在最后关头，仍竭力拉拢邓演达，希望他能为己所用，邓演达深知蒋介石已决心背叛革命，这只不过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和调虎离山之计罢了，断然拒绝。
蒋介石公然解散和捣毁革命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九江市党部，总政治部派林祖涵 31 等赴九江质问蒋介石，追究其原因，“如蒋承认是其指使，则以各军名义请中央取消其总司令名义。
” 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准备成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湖北省政府，指定邓演达、吴玉章等负责审查委员人数和确立成立时间。
4月4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反蒋斗争的一个胜利。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蒋介石为实现其野心，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
为与左派和共产党员占优势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相抗衡，蒋介石把闽赣两省的权力抓在手中，4月3日，在“蒋介石直接命令下”，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南较场召开“拥蒋护党”大会，提出：“拥护国民革命军领袖蒋总司令在军政时期行使全部职权”；“肃清跨党分子”；“惩办”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左派领导人徐谦、邓演达、顾孟余和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中共党员谭平山、恽代英、于树德等16条反革命口号。
福州“四三”政变后，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律实行“清党”，并发出解散总政治部的通电，电文中指名道姓地诬蔑、攻击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摘引如下：“总司令部之设置政治部，目的在整个地国民革命军中统一政治训练，团结战士精神，使全军将士皆成总理之信徒，为三民主义而作战。
乃自出发以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传训练等工作，只图破坏国民革命军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军之力量，以故军事训练之进步愈速，内部之纠纷愈多，若不严加制止，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将因受私惠而分离，因分离而崩溃。
中正受总理付托，膺党国重寄断不忍视其如此。
不特此也，政治部职责，原为军队中政治的训练，而若辈利用与将士有直接往来，竟破坏军令之统系，对三民主义之忠实同志，尽量排斥，对阿附过激之私交，则尽量延致，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
因此之故，牺牲生命以求三民主义实现之战士，遂成为别有肺肠者之前驱。
”接着，蒋介石还恶毒诬蔑邓演达，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说他：“丧心病狂，假借名义，潜植反动势力，妨碍北伐进行，甚至嗾使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此种行为，无异内奸，中正又何能任其如此。
根据以上事实之指示，中正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实行三民 32 主义计，乃不得不将淆惑军心，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革命势力，破坏国民革命战线之总政治部，下令禁封，并按治其首从。
” 这段奇文，正说明邓演达为了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信任并重用共产党人；也说明邓演达是敢于和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坚强战士，是坚决执行和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诚卫士。
4月10日，上海报纸攻击武汉政府徐谦、邓演达等人。
4月12日，蒋介石撕下伪装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此前，4月6日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李大钊等20人英勇就义。
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在严峻、残酷的斗争考验中，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尖锐对立。
虎口余生的郭沫若、季方、叶剑英、蒋先云等从各地逃往武汉；在武汉的反动分子周佛海等则投奔南京。
汪精卫4月初由欧洲回到上海，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国共合作。
他是“中山舰事件”后被迫出走的，一向以革命左派面目示人，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对他均寄予厚望，邓演达对他也非常尊重，武汉的党政大权逐渐落到汪精卫手中。
4月中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集会讨论惩治蒋介石的问题。
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销其本兼各职，并下令通缉。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处置蒋介石的决议。
邓演达和其他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历数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后，号召民众，尤其是革命军人，按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为国民革命涤此厚辱”。
在反蒋斗争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一支极为活跃的生力军。
武汉军校宣布改组，撤销了蒋介石校长的职位，改为校委员会制度，由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三人为常务委员。
在邓演达和恽代英的领导下，成立了学生讨蒋大会筹备会，在武昌阅马场召 33 开了讨蒋大会，出版了《讨蒋特刊》，发表了《讨蒋通电》和《讨蒋宣传大纲》，通令开除28名拥蒋学生的学籍，“呈请中央明令本校各期学生武装为讨蒋前驱。
”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有深刻了解，旗帜鲜明地参与并领导了反蒋斗争，引起蒋介石的切齿痛恨，南京政府在成立第二天即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和其他著名活动家197人被列入“通缉”名单。
此时，奉系军阀出兵河南向武汉进攻，武汉政府受到严重威胁。
武汉中央决定继续北伐，将奉军逐出河南，迎接西北方面冯玉祥出潼关，然后移师讨蒋。
4月19日，北伐军在南湖广场举行誓师大会。
宋庆龄、何香凝、汪精卫、孙科、彭泽民等国民党中委到会，官兵、群众有几万人参加，邓演达致词。
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500余人随军出征。
宣传品装满了一列火车，车厢上画满启发民智的图画，从汉口开往郑州。
每到一站，便召集民众，讲演、散发刊物。
政治部工作人员每天按时给士兵上政治课。
对军官是转发政治部专供军官们阅读的各种宣传品，利用各种集会作政治宣传，包括部队中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集会。
部队谈革命、谈政治的风气日浓，纪律也逐渐严明。
尽管由于在土地问题上受到谭延闿、孙科等人的排斥，邓演达情绪有些低沉，但他仍然亲自参加第四方面军第一路纵队的指挥作战，出入火线。
邓演达利用直系与奉系军阀的矛盾，派人游说驻马店附近的吴佩孚残部靳云鹗。
之后邓演达亲自赶到靳云鹗处面析利害。
靳云鹗有鸦片瘾，邓演达平素对鸦片深恶痛绝，但为了做分化工作，不惜生平所恶，身着军服，躺在靳云鹗的烟榻上对谈至深夜，力劝他不做奉军的挡箭牌。
靳云鹗果然被邓演达说动，移师避免与北伐军接触。
邓演达和俄国顾问铁罗尼骑马到前线阵地视察。
听说第四军的大米被抢，马上下令把总政治部的大米拨给第四军，总政治部的人只能吃窝窝头。
邓演达有空就和战士聊天，了解民众疾苦，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北伐的意义。
邓演达对官兵们的健康很关心，经常询问，深受战士的爱戴。
而当时他自己正身患疟疾，他的心脏也不很好，手脚每每发冷发麻，但他把这些置之度外。
河南临颍是奉军主力驻地。
敌城寨河水环绕，仅东西两桥可通，桥上布满障碍物，防守火力严密。
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指挥，北伐军猛力进攻，自晨至午，伤亡极大。
邓 34 演达与兵士共生死，兵士莫不感动。
此役击溃奉军主力。
对于邓演达在第二次北伐中的工作，当时的报纸给予崇高的评价，指出：“总政治部邓主任率领全部人员，随军赴前方工作，于军事政治两方之进展，卓著功绩。
”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武汉遭到反革命势力的军事攻击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的内部危机日渐暴露。
趁北伐军向河南进军，5月17日，驻武汉西部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昌。
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6月5日，蒋介石以“煽动暴乱”的罪名下令通缉邓演达、鲍罗廷等人，汪精卫于同日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
6日，朱培德叛变，在江西驱逐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出境。
北伐军把奉系军阀赶至黄河以北，实现了与冯玉祥部会师中原的计划，巩固了武汉根据地。
然而北伐军主力损失过剧，而且冯玉祥违背当初的约定，先后与汪精卫、蒋介石召开了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促成宁汉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邓演达对汪精卫突然趋向反共十分不满。
曾于深夜两次走访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劝他挺起脊梁，负起重任，仍可挽回危局。
并指出只有依靠民众，才是生路，依靠军阀枪杆，结果是死路一条。
汪精卫默然不语，最后明言自己无能为力，请邓演达自便。
邓演达坚定地说：“国民革命到今天是告流产，孙总理革命任务又一次失败，然而人民终归要起来，起来解除自己的压迫、束缚，我们今天不做，不切实去履行任务，明天自会有人去努力，去求实现，时代的任务是不能移越的，时机的把握稍纵即逝的，我们各奔前程吧！”邓演达又去劝说唐生智，也是不欢而散。
鉴于形势日益恶化，国共分裂迫在眉睫，5月间，邓演达分别与宋庆龄、谭平山、彭泽民等商谈，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
计划抛开汪精卫等，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主张，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然而组党活动虽在进行，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
汪精卫集团加紧了叛变革命的步伐。
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保持了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
他与谭平山、苏兆征等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极力反对与共产党分裂。
邓演达不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的指责，为维护国共合作和工农群众运动，为挽救革命做最后的努力。
他毅然把储藏在总政治部的200多支枪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 35 袖郭亮。
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对革命力量取包围之势，邓演达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争取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两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
邓演达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研究应变措施，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
6月29日，何键发出反共“清党”训令，残酷捕杀共产党人。
30日，蒋介石派兵溯江而上，扬言“解决武汉”。
邓演达本想极力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然而革命形势急剧逆转，局势已无法控制，邓演达决定从武汉出走。
6月29日，邓演达最后一次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会议，次日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信，悲愤地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
”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摈斥，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必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
邓演达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屠杀农工群众，屠杀忠实党员”的罪行，说明自己的辞职是“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的反省”。
并且“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的纲领……立刻回来工作”。
针对“马日事变”的反革命风暴，邓演达7月3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
文章阐述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及其与革命群众、特别是与农民问题的关系，尖锐地提出“革命进行到了现在，已达到一个死点（机械的名词）。
这个由动极到静极的死点，是中国国民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生死问题”，号召“中国国民党的信徒，革命的党徒……要紧紧拿着真正的青天白日的旗子，革命的旗子”，“要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要保持总理及革命党的使命；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而讨伐蒋介石及其他一切叛徒”。
7月6日，亲蒋卫戍司令、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弃职离汉，邓演达召集该军军官谈话，以稳定官兵情绪，并任命张发奎代领十一军。
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李立三等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于7月13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反对革命、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声明退出武汉国 36 民政府，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斗争。
同一天，邓演达在北京《晨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谴责国民党中央一些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向蒋图谋妥协”、“与共产党相分离”、“残杀农工”等行径。
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邓演达与宋庆龄虽未参加，但仍被推举为由何香凝、恽代英、周恩来、林伯渠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并与恽代英、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共7人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嘱奋斗到底”。
号召“全国同志在此期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
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
邓演达一行经陕甘蒙古的大戈壁，穿越西伯利亚，历时45天，于8月15日到达莫斯科。
探索新路 在莫斯科，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开始探索组建新党的工作，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既可统一步调、团结群众，又可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对国民党右派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于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宣布其任务是：宣告国民党中央的罪恶，终止其职权；筹备召集各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
《宣言》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等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论述了三民主义的真义，宣告“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的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他们已经是“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
《宣言》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势力统治，必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提出革命的动力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农工群众。
革命的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 37 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的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
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并宣告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
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最终使命，是为了能在“伟大领袖中山先生精神领导下，去领导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群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莫斯科不少领导人非常敬重邓演达的“政治和军事业绩以及他的领导潜能”，共产国际召开了欢迎会，邓演达应邀在会上发表《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演说，十分感谢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但他仍坦诚直言，中国革命纯属中国自己的事，反对外界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认为中国革命“不应置放于第三国际的范畴，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第三国际只应作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任由第三国际摆布，这种民族自决的精神，是在任何环境中皆应该存在的。
” 斯大林曾与邓演达彻夜长谈，从晚上8时一直谈到凌晨2时。
并给了他难得的礼遇——会谈结束时亲自送他到外面门口。
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认为：中国革命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即进入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两个阶级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
这样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排斥于革命联合阵线之外。
所以，苏联对邓演达强调的“中国革命有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仍需恢复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主张予以冷峭的批评。
宋庆龄、邓演达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受到广大苏联人民、中国留苏学生的普遍崇敬。
宋庆龄、邓演达先后到中山大学看望师生并发表演说。
邓演达在演说中，引用了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来反对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规定的战略战术，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的关系应该保持的是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这些话却遭到部分听众“用开关电灯和脚跺地板”的方式起哄，使邓演达感到难堪。
邓演达深感自己的思想主张与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方针不尽一致，遂于12月匆匆离开苏联前往德国。
随后，宋庆龄也移居德国。
在柏林，邓演达为宋庆龄安排在里城堡大街7号居住，“虽近闹市却宁静清幽”，宋庆龄十分满意。
邓演达还安排政治可靠的年青人章克照料宋庆龄的生活。
他经常与宋庆龄交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国内讯息， 38 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商讨如何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
宋庆龄把邓演达看成可以信赖的知己，很多事委托他做，很多需要绝对保密的事情、自己的行踪都及时告诉邓演达。
1928年7月2日柏林警察局长给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报告中说：“（德国）外交部于6月13日、14日直接告知，中共党人邓演达目前一直在孙中山遗孀的陪伴下逗留于柏林。
”无独有偶，1927年《广州民国日报》曾赫然登出“省令通缉共产党要犯徐谦、邓演达”的通令。
邓演达从未参加过共产党，却都把他说成“共产党要犯”，这反映了邓演达当时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
邓演达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考虑重建新党以及党的纲领等问题。
他意识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
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
他开始闭门读书，做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博览群书，攻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家名著，还用通信方式同国内外的朋友和专家学者交换学习心得，研究革命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宋庆龄曾评价邓演达说：“看他的信，像小说一样，常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看不完的。
” 邓演达星期天外出会友，与朋友们聚会研讨学术，在柏林期间，与黄琪翔、章伯钧、万灿、詹显哲、谢树英等时相过从。
更多的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带着面包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
给朋友写信或写作一般在夜间，他认为“夜间恬静，思虑澄清，不受干扰，舒展自如。
” 邓演达生活十分简朴，居住在公寓，每月的生活费不超过中国当时的币值150元，多用于购买书籍，他回国时带回的就有300余册。
邓演达治学严谨，他阅读过的书籍，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或德文，许多用红蓝铅笔圈画过，重要处有眉批。
邓演达在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正如宋庆龄所说：“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接近他的人，都能获得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
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他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
” 邓演达在德国期间，还花了很大精力帮助宋庆龄提高汉语水平。
他选了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做范文，他们的文章深入浅出，易读易学。
邓演达向宋庆龄详细讲解文章中引用的成语和典故，使之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了解，这对提高宋 39 庆龄的表达能力大有裨益。
《莫斯科宣言》的发表，给国内许多政治上彷徨苦闷的爱国者极大的鼓舞。
在上海 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及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响应《莫斯科宣言》，由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发起，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草拟了《党纲》、《政纲》，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
由于中华革命党的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
该党成立后，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作为舆论阵地，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
谭平山在上海，与在柏林的邓演达常通讯联系，交换有关复兴中国革命的意见，邓演达总是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乃至有限的经济上支持谭平山。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谭平山当即函告邓演达。
1928年夏，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太虚法师出国讲佛学，中华革命党指派郑太朴充当其翻译，借机携中华革命党纲领，与在德国的邓演达等商议关于正式建党的诸多问题。
邓演达看了谭平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党纲》后，告诉郑太朴，总的印象是认为“行不通”，并认为“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也还要考虑。
邓演达说，目前第一大事，确实是要决定一个纲领。
他要郑太朴将他的意见转告谭平山。
郑太朴与邓演达畅谈了国内外情况，力促邓演达回国主持革命工作。
邓演达表示对革命不容卸责，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回国与同志们共同奋斗。
邓演达草拟了建党《纲领》和《宣言》，于11月6日复印，12月18日分别寄给丘萼华、彭泽民和季方，请他们转给谭平山，并嘱咐最好由谭平山负责征集各人的意见汇总告诉他，“好做以后的商量”。
邓演达大力支持谭平山在国内的活动。
考虑到谭平山的艰难处境，多次致函郭冠杰、季方、丘萼华、丘学训等人，说：“谭平山的意见和我不是原则上的不同而是策略上的分别。
这是大家应该明白认识的，盼望不要错认了这一点，并且要帮助他，谅解他，听从他解决一切目前的问题。
”“我与谭平山原则上永远不会分离。
但在目前的工作进行上，我的意思是应该重视在文化工作上下功夫。
此外，是难在最近的将来获得效果。
”邓演 40 达还多次催促季方等在国内的同志把书店、印刷所办起来，以在革命爆发前大造革命舆论。
在热情支持的同时，邓演达十分关心建党的问题。
他认为建党的事问题十分重大。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可靠同志之集结和团结以及对他们的生活安排问题。
邓演达认为：“团体的基本要素现时还未具备：第一是中心的思想体系；第二是构成在那个系统上的干部。
两者具备之后，才能着手建党。
我近日的一切用功，都是在‘中心思想体系上用力’。
” 邓演达不但注意理论的研究和提高，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1928年暑假，邓演达由汉堡乘轮船到北极圈探险旅行。
1929年8月，化名石登生，先后到法国、英国、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考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以及那里的工人、农民、市民等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记下了大量笔记，积累了大量知识。
他在德国时考察了南德贫困山村，到一些最贫穷的农民和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家庭中进行考察，由地窖到楼顶，衣食住行都一一看过，“发现他们的生活与我国的工农生活相对照，真有天堂与地狱之差”。
德国最贫困的农村与我国当时工农生活相比犹如天堂，使他引发出“我国工农的这种地狱生活是否还能容忍，是否应该改革而又如何改革”的令人深思的问题。
邓演达在《资本论》的诞生地伦敦考察了半年之久。
邓演达说：“我只承认相对的真理。
因为一切规律无不受时间及空间的约束和限制。
”他锲而不舍学习、考察、思索近3年，形成他的一套民主革命的体系：
1、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
2、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
3、中国革命的发展前程——社会主义，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归宿。
1929年下半年，中华革命党的境况渐趋复杂而混乱，步履维艰。
主要骨干对谭平山的主张和做法感到不满，领导层不团结，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组织受到反动势力的打击，谭平山已无法应付这支离破碎的局面。
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肖炳章、王枕心6人多次举行密谈，商定劝谭平山离开组织休息，请邓演达回国主持党务，谭平山拒绝离休。
在国内同志的敦促下，1930年1月，邓演达从英国回国投身革命。
行前，向宋庆龄告别，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又残酷的。
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 41 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的仇敌。
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脚步，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聚会。
”表明了邓演达以身殉国的决心。
邓演达从英国取道意大利，经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伊拉克、印度，5月乘船到香港。
他与彭泽民、丘萼华会晤，彻夜长谈。
邓演达称中国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有阻力，然而时代车轮终究是前进的。
要以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复兴中国革命。
革命责任、革命精神是在群众斗争中自我奋发、自我锻炼出来的，所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邓演达很欣赏这句话。
初步交换了组党的意见，邓演达没有会见他在香港的家人，甚至妻子，旋即秘密回到上海。
秘密建党 邓演达回到上海，立即投身组建新党的工作。
他同谭平山多次交谈，谭平山采取了合作态度，作暂时休息离开了组织。
中华革命党从1927年冬到1930年春延续近两年半，虽然有名称、有纲领、有组织、有活动，但一直是非正式的、松散的、脆弱的，属于筹备阶段的政治团体，可它为邓演达组建新党打下了组织基础。
邓演达白天在寓所内潜心研究革命问题，起草《政治主张》；晚上则外出联络，商讨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探讨如何开展反蒋活动。
见面方式很特别：登门拜访，怕牵累老朋友；到自己住处来，万一机关被破坏，对老朋友也不利。
所以常常是“人约黄昏后”，在僻静的马路上边散步，边聊天。
如果朋友懂德语，则干脆用德语交谈。
在上海滩说洋文司空见惯，不会引人注意，还可以畅所欲言。
邓演达回家总是步行，白天蜗居在家，晚上的散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他曾经开玩笑地说，他昼伏夜出，过的是“耗子生活”。
在
六、七月间，邓演达每逢周六都邀集一些同志到拉斐德路翁洲饭店进行讨论，常参加讨论的有郑太朴、章伯钧、李世璋、朱蕴山、谢树英、季方、万灿、罗任一等，有时也邀请陈翰生、杨杏佛等参加。
讨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如“党的名称要不要同国民党‘绝缘’”，“党是以三民主义还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等等。
邓演达认为，要领导好中国革命，必先解决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制定恰当的方针、策略，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有争 42 论的问题，通过反复讨论，一般都能接受邓演达的阐释，最后达到共识。
关于党的名称，邓演达认为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较好。
因为国民革命是孙中山所制定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
考虑到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孙中山革命的社会基础，以及现有军队中，仍存留着孙中山的革命形象和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的称谓，这样就要适当地运用这些关系。
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作用。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党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关于指导思想，邓演达说，我们对马列主义还不熟悉。
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以为愈少愈好，因为多了，易有冲突及附会的嫌疑与误会。
通过邓演达的阐释，总的结论是：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不断挣扎而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这种社会就规定了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
革命胜利后必须是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通过节制资本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去完成到达社会主义的任务。
在国际上，苏联是依靠不上的，利用列强的矛盾将是引狼入室，只有联合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才是最重要的。
政治纲领经过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得到统
一。
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得到认可。
诸事初定后，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邓演达秘密主持召开了有十多个省区30多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邓演达首先致开幕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
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到责无旁贷，挺身而出，重上战场。
”邓演达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代表们热血沸腾。
邓演达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接着说：“今天是我们重新战斗的开始，是继续推进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
请大家起立，向孙中山革命以来的先烈们致敬！”一分钟默哀毕，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 43 中制的组织原则。
”大家举手庄严宣誓，尽管口音不
一，但声音铿锵有力。
全体一致通过《我们的信条》后，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代表们全体起立，互行一鞠躬。
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郭冠杰、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学训、陈启修、江董琴、肖秉章、丘萼华、潘震亚、詹显哲、杨逸棠、谢树英、万灿、罗任
一、王枕心、杨树松、李毓
九、邹兰甫等25人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
会议确定了中央机关各工作部门的负责人选。
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机关设立7个工作委员会，每个工作委员会设主席委员1人，委员5－7人。
计有：郑太朴任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章伯钧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黄琪翔、季方任设计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李世璋任民运委员会主席委员；季方、罗任一任财务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彭泽民任侨务委员会主席委员；邓演达兼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
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159号（今绍兴路41号）。
开会地点是借用黎锦晖的住宅，伪装宴客从晚7时开到夜间10时。
“一干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以下简称临委会）正式成立。
8月10日，临委会中央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告“民国十六年七月以后……整个的中国国民党已尽为反动势力所占据。
”“现时南京的统治已明白的投降了帝国主义。
”“改组派的改组实在只是改换主人，去组织联合的反动政权。
”“我们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应该加紧的团结起来……去继续进行革命。
”“本会受各省市革命同志的付托，已于本年八月九日重新集会，决定临时中央干部，并决定行动纲领。
以后凡属本党忠实同志应即本此行动纲领坚决的向前奋斗。
” 8月16日，在中央各部门联席会上，决定将《我们的政治主张》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共分六章。
第一章中国社会的结构；第二章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第三章我们斗争的目的；第四章我们斗争的手段；第五章我们的具体方案；第六章我们和共产党及改组派的区别。
这个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就是 44 “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
临委会在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曾几度易名，但都是以这个纲领作为基本纲领。
9月1日，临委会向外界发布《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上海各大报纸惧于蒋家权势，不敢刊登消息，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新闻》摘要刊登了，却称之为“第三党”，邓演达披阅后很不以为然，立即派人前往交涉更正。
他认为，中国不需要第三党，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
蒋介石裹胁的那一批人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应该清除的叛徒，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去完成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才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 邓演达在上海的寓所，最初由组织给他租赁过两次，一次在愚园路的愚园坊，一次在格罗西路的大福里，月租40－50元左右。
邓演达认为太不经济，力主不可。
他说，现在工人每月平均不过5元，农民才3元，我们的职责是代表农工及平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牺牲的，因为职务和工作的关系，固然应尽力保持身体的健康，但总不能和平民大众的生活相差太悬殊，否则会脱离群众，甚至不免腐化贪污，变节投降，革命必不能成功，而且根本失却了革命者的素养。
不但目前的生活要有劳苦平民的锻炼，即使将来革命成功获得政权时，我们革命者的生活标准亦不能过高，只有农工平民大众的生活提高以后，我们的生活才有提高的权力。
他认为刻苦是革命者的“伦理”。
但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怎能容许他那种理想生活？为了应付环境，宜于工作，他化装成官僚或买办的样子，反容易行动得多。
他的寓所必须有相应的排场来掩护。
后来，幸得他一个朋友，招待他住在自家一所中等小洋房的三楼上，所幸那位朋友的家出入的人不多，且往来的朋友也都是没有政治关系的，起居饮食一切都方便，房租、伙食自然全免。
邓演达回国后，即脱去西装，改着一套“自由布”的长袍，到排场比较大的朋友家去时，那里的仆人都叫他“乡下人”，他笑而领之。
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很容易使外人产生怀疑，要替他置办几套好些的衣服，但邓演达总是不许。
后来，还是他一位有钱的至好朋友硬拉着他叫裁缝量尺寸，还送了些曾经穿过的外套和皮袍，他才勉强接受。
而他自己得到的公私馈赠，悉数用于工作和接济贫困的同志。
自己没有车资零用时，反而向 45 管财务的要，每月用不了10元钱。
1930年深秋，上海新亚饭店。
深夜，邓演达化了装，身穿深色布长褂，头戴毡帽， 戴着墨镜，与大哥演存、妻、女见面。
大哥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
邓演达1918年奉父母之命与郑立贞在家乡结婚，没有子女，大哥将女儿过继给了他。
妻子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他坦然地说：“不必为我担心，我的一切都是为革命的。
”大哥再三叮嘱他注意安全，他只坐了半个小时就走了，临走时他将7岁的女儿邓京育拉到怀里，送她一枚从国外带回的用彩色小颗粒镶嵌而成的精致的小提琴别针，嘱咐她说：“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做个有用的人。
”邓演达生前极少回家，女儿只和他见过几次面。
临委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民运和军事工作。
组织工作。
提出组织工作“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形成新的革命势力；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随时随地能发动起来去斗争；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每个分子都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
要整理原有组织（原中华革命党的组织），重新甄别党员，以确实能工作为原则建立新的组织，按“忠实、决心、认识、能力”等条件吸收一批基本党员，训练一批党务工作人员，“从斗争中去健全组织，扩大组织”。
邓演达对党员有严格要求：政治上要忠实党的纲领；行动上要作革命群众先锋；生活上要和农工平民大众不相悬殊。
临委会在中央之下，设立了大区组织，每个大区按地域辖若干省市组织，省之下有县市组织，基层组织为小组。
中央区以上海为中心，辖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北方区以北平为中心，辖北平、天津、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西安、兰州；南方区以广州为中心，辖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和香港地区。
地方组织每月须书面向中央报告工作。
中央用《通告》、《指令》指导地方工作。
必要时向地方派出通讯员或特派员传达命令，指导工作，中央和地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临委会的中央机关一建立，即有严格的工作制度。
每周一由邓演达亲自主持，举行各工作部门的联席会议，由组织、宣传、民运、设计、侨务、财务、训练7个委员会负责人汇报上周的工作执行情况，提出本周的工作安排，讨论后作出决议。
46 宣传工作。
临委会成立后，把宣传工作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邓演达认为：“中国工农业都很落后，必须唤起广大民众。
而又应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要着重向知识分子阶层作积极宣传。
”中央宣传委员会制定的《宣传大纲》，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内容。
经常性的宣传资料是《政治通报》，每期都有对“国内形势”、“国际形势”的扼要分析和评论，其目的是使全体党员“深切的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的转变形态，以便对任何政治或经济现象作有系统的讨论”。
9月1日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这是“发表平民的呼声与斗争的意志”的大16开杂志，每期约
六、七万字，由邓演达主编。
其宗旨是“唤起全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我们的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准备向仇敌斗争”。
主要内容是“阐明临委会的《政治主张》，评述国内外的政治事件”。
由设在愚园路612号的大同印刷所印刷发行。
该刊物从“发刊词”开始，每期都有邓演达一篇带头文章。
邓演达注意国内外形势变化，每当国内外重要事件发生，他都抓住问题的要点分析、批判，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
临委会对此发表《对时局宣言》。
指出“北方政府”是反动叛徒与最腐朽的北洋余孽及官僚政客相勾结的军阀官僚统治，是企图与南京政府作屠杀人民掠夺人民的比赛，它和南京政府一样是人民的仇敌，是革命的仇敌，必须根本推翻它人民才有出路。
同时，邓演达发表“中国到哪里去”一文，揭露“北方扩大会议”的一伙都是革命的对象，我们决不能因为它反蒋而轻视了宽恕了它的反动本性。
邓演达文思常如潮涌，运笔快捷若飞，万言长文一气呵成，但字迹龙飞凤舞，颇有唐人描写怀素狂草“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之风，常须找人清稿以便付印，每每他一人所为之文，往往
二、三人抄之而不及。
因此，邓演达常叹息中国文化工具之滞笨。
从回国到被捕前的15个月里，邓演达于百忙中起草的文件、宣言及论文计20多篇，近20万字。
《革命行动》旗帜鲜明，内容新颖，文字犀利，切中时弊，出版后影响极大，发行量剧增。
但发行到第四期，即被国民党当局勾结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予以查禁。
第五期改用《银行周报》为封面继续出版，仍被查禁。
为继续展开宣传，1931年4月又在上海创办了《革命行动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
邓演达具体指导《革命行动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主要登载 47 国内外要闻和政治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蒋。
它刊登的国内外新闻和时事评论在国统区其它报刊上很难看到，群众争相传阅，发行量激增，就连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和监察院里也有不少人看，有的人甚至不惜高价求购。
《革命行动日报》在邓演达被捕后被迫停刊。
大革命时期参加总政治部编译馆工作的日本友人中村农夫，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及每期在《革命行动》上发表的文章翻译成日文在《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新闻》上发表。
邓演达在文中抨击汪精卫反复无常，几次沉默“出亡”，都因“有奶便是娘”，唯枪杆子是从，结果屡遭军阀遗弃。
汪精卫恼羞成怒，痛恨邓演达，污蔑邓演达收买了这两家日文报纸。
以致“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言和时，粤方拟议，提出以释放胡汉民、李济深、邓演达为条件，汪精卫极力反对释放邓演达，因此在言和条件中未列入邓演达的名字。
民运工作。
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由平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要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就要得到平民群众的支持。
因此，临委会十分重视民运工作，积极开展工运、农运、青运、妇运和商运工作。
邓演达说，中国革命之彻底完成，民主主义之彻底实现，都以民众力量为最后之决定因素。
但是，在落后的中国，群众遭受政治压迫与文化剥夺的程度比任何国家为甚，故群众的兴起不是短时间所能完全达到的，这就意味着民众工作不但要主动积极地开展，而且要耐心细致地进行。
为了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民运工作，中央建立了现代青年社、全国农民解放同盟、全国工人俱乐部、全国商业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现代学术研究社和国民会议期成会等群众组织，并指示地方组织成立民运工作机构，组织和指导当地的民众运动。
军事工作。
邓演达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强调“军事第一”，把武装斗争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
其军事思想可概括为五点：一是坚持武装夺取政权，二是反对军事投机，三是革命运动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是军事必须听从政治，五是开展军事运动要两手抓——一方面建立平民群众的军队，一方面瓦解和争取蒋介石的军队。
根据上述观点，邓演达亲自拟定了《军事方针》。
对现役军人、黄埔出身的、保定和各讲武堂出身的、各军事教育机关出身的以及土匪等等，都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对待的办法。
对全国各个部队的种类、派别、实力、驻地、训练情况、装备情况都 48 做了切实的调查统计。
邓演达回国之后，即以其个人的关系和威望积极联系各方面的军事将领。
尤其是他打起“国民党“招牌”，举起“反将”的旗帜，很具吸引力。
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以及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争取了不少人，严重地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军事基础。
如邓演达的老部属十八军军长陈诚，西北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四川的郭汝栋、孙震、邓锡侯、李家钰、刘湘等，江西的陈铭枢，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或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与邓演达联系，有的表示愿意响应、配合邓演达起义，有的加入了临委会。
以上举措是为了“搞垮蒋介石的军队”。
为了建立平民群众本身的军队，在邓演达亲自指导下，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
总会设在上海，下分长江流域为中央区，黄河流域为北方区，珠江流域为南方区。
区之下的各省市为分会、分会之下为小组，未成立分会的叫支部。
全国有北平、山西等6个分会，四川、南京、香港等12个支部，入会黄埔生近6000人，占全部黄埔毕业生的一半还要多，多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
军事运动的开展，也为临委会开辟了经济来源。
为了支持邓演达举兵反蒋，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慷慨解囊。
如李济深捐助10万元，孙科15万元，并允诺一旦起兵反蒋，可助100万元，冯玉祥2万元，杨虎城、陈诚每月5000元。
没有各方面的经济援助，临委会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为了解各地情况，特别是华北、东北的政治、军事情况，1931年初，邓演达从上海搭乘日本货轮到大连，然后到鞍山、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深入到群众中考察经济生活情况与社会、政治动向，会见了若干可靠朋友、中下级军官。
2月，打扮成商人模样经天津抵达北平。
邓演达在北平10天，几乎出席了每个城区的支部会议，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会议是在故宫博物院的会议室。
身穿长袍马褂的邓演达笑容可掬地走进会议室，尚未介绍，他就风趣地说：“啊，你们都做起皇帝来了！”会场气氛立刻就轻松了。
邓演达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他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帝国主义侵华野心不可轻视，指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已完全变成独裁统治，我们不仅要倒蒋、反蒋，而且是要推翻军阀、 49 官僚、地主、豪绅整个的统治，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解放中华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他的讲话极大地振奋了同志们的斗志。
邓演达到石驸马大街94号参加了三次会议：小组生活会、各小组组长参加的基层干部会、妇女会。
一次出席西城区某支部会讲话归来，在寒风凛冽的深夜，邓演达与临委会北平负责人张含清各坐一辆人力车回东长安饭店，经过天安门，望着巍峨的城楼，庄严的华表，邓演达思绪万千，忽然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喊道：“含清，我们都担负着历史任务啊！”清越的声音在朔风中久久回响。
邓演达喜欢深入社会各阶层做调查研究，他喜欢同劳苦群众攀谈，每每低声细语地询问到最琐碎的细节。
他访问过摊贩较多的隆福寺，之后步行至北海前的金鳌玉蝀桥，并去过西山各地。
邓演达从北平回到上海，与各方面的联络更多了，关系也更加广泛。
因工作需要，将原“设计委员会”改为军事委员会。
由邓演达、黄琪翔、严重、邓宝珊、季方任委员，邓演达任秘书（相当于书记）。
1931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伪“国民会议”。
邓演达亲自起草“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及“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深刻揭穿“国民会议”的欺骗性与反动性，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召开劳动人民群众的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
该“宣言”大量投入到南京的许多邮箱，向全国许多机关、团体和个人寄发。
同时，趁深夜潜入会场，将这两份揭穿南京反动统治真面目的文件散发到每个座位上，第二天，伪国民会议大为震惊。
南京的军警、特务严厉追查此事，终无所获。
邓演达回国后，曾多次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商讨，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
邓演达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分析，以及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本来有可能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但时值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的左倾关门主义对邓演达采取了错误的政策。
周恩来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曾指出：“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邓演达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
” 50 以身殉志 1931年上半年，临委会的组织活动和起兵准备已有相当规模，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
2月，蒋介石幽禁胡汉民，举国哗然，宁粤分裂，国内政治局面更加动荡。
立法院长孙科彷徨自危，躲到上海，蒋介石命吴稚晖追到上海，劝其回南京，并且买好当晚二人回南京的车票。
晚上，孙科对如约而来的邓演达说要回南京调解宁粤分裂。
邓演达劝他说，回南京只能起替蒋介石说话的作用，要起调解作用，只有在蒋介石控制范围之外。
今日情势，反蒋始能救中国，救国民党。
何调解之有！孙科觉得有道理，于是托词拒绝回南京，转赴广州参与反蒋。
南京统治内部丁超
五、陈铭枢，华北方面冯玉祥、西北方面杨虎城，还有黄埔学生、保定军校同学胡宗南、李延年、严重、陈诚、胡伯翰等，均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徐铭鸿经麦朝枢引见，与邓演达商谈了如何恢复中国革命和举兵反蒋问题。
随后，邓演达在上海与陈铭枢、杨杏佛等会晤。
商定陈铭枢赴赣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剿共”，将部队开回广东，与广东部队联合，树起“反对内战”“反蒋”的大旗，在南方建立基地，牵制蒋军的行动。
临委会的活动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根基，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合谋侦察临委会的活动，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形势十分险恶，同志们都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心，严重、陈友仁、谢树英力劝邓演达去日本或香港暂避，邓演达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反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何况帝国主义同蒋介石一样，到那里以后，他们对我即使不明捕，也会暗杀的。
”并说：“指挥这么大的事，不在国内不行。
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全，要别人牺牲呀！”为了回答同志们的关怀，激发全党斗志，邓演达在党中央的《政治通告》中说：“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
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
”所以，邓演达本着“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的原则，一直坚持留在上海。
为使临委会党员和干部认清形势，从思想理论上武装起义干部的头脑，以推动武装起义计划的顺利进行，邓演达在一个月内先后撰写了《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 51 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急务》等文章，阐明蒋介石政权灭亡的必然性及推翻蒋介石政权的迫切性，指出在武装夺取政权前后所应该做的主要工作。
8月上旬，起兵反蒋的一切准备逐步就绪。
临委会最后商定：由邓演达率得力干部，亲赴江西指挥陈诚的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首先攻取南昌。
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四川、河南、福建等地所有联络好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
为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临委会应各地要求，在上海举办为期两周的训练班，由在上海的临委会负责人讲授政治主张、组织工作、宣传方法、调查研究等专题，然后将受训干部派往各地指导、推动工作。
培训地点借用邓演达保定军校同学任援道的私宅——英租界高档住宅区愚园路483弄内（今愚园坊20号）。
邓演达亲自给训练班上课。
讲中国社会的性质，讲临委会的政治主张。
他身着西装，不打领带，朴素大方。
邓演达铿锵有力的话语，使学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那深沉而有力的目光，使人受到坚定信仰的强烈感染，增强了为革命奋斗的勇气和信心。
邓演达讲课时，左手总是习惯性地捏着香烟，讲着讲着，讲到激动兴奋处，常常忘了吸，而是用拇指和中、食指来回搓揉着香烟，结果下课时往往烟灰缸里的不是烟头和烟灰，而是被搓成一节节的“纸绳”。
临行前三天，邓演达到朱蕴山的住所话别。
朱蕴山患严重的胃溃疡，吐血不止，病卧在床。
邓演达走近床边对朱蕴山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
”朱蕴山说：“外边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
”邓演达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最后，朱蕴山允诺负责留守，邓演达说完后，叮嘱朱蕴山好好养病，旋即离去。
8月17日下午1时，第二期干部训练班结业，邓演达主持结业式，参加者有经北平、江苏组织保送的学员9人，还有上海组织负责人罗任
一。
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
曾任黄埔军校军医处司药、北伐第三军卫生材料库库长，1928年夏混入中华革命党。
1931年4月见了邓演达，负责上海的组织工作。
任职后，经常强调家庭生活困难，伸手要补贴；在组织内拉圈子，做小动作，轻视组织纪律，不到3个月，上海组织被他搞得越来越乱。
经再三考虑，组织上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并调他去福建。
起初他拒不受命，多方劝说无效。
谁知过了20多天，他突然表示愿去福建。
原来，他受到邓演达批评，又被停职，觉得没了前途；革命又没钱花，不如 52 另找出路——决定卖党求荣。
8月3日，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给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写了封信，说知道邓演达的行踪，“如有需要于我者，请速派人前来联系，唯愿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掩护，并希能资助出洋。
”还说“接信后请用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地点。
”为探得邓演达的行踪，陈敬斋同时给邓演达写信，要求“谈话”。
8月9日—12日，上海《时事新报》果然连日登出《钟国昌启事》：“岑弟如唔：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
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林品石君一唔为盼。
”于是陈敬斋与特务接上了头。
8月1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已将临委会中央各部门的地址侦察清楚，并预先拿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逮捕邓演达、沈维岳、季方（化名张诚安）、陆某（即陆志宁，罗任一的化名）的《拘捕证》，前3人的地址是爱麦虞限路，陆某为霞飞路和合坊57号，他们随时可以动手，并一直跟踪陈敬斋。
收到陈敬斋要求谈话的信，邓演达让罗任一把陈敬斋带到会场，听完课后再谈话。
陈敬斋听讲半小时，就假装肚子痛，一定要告假出去买药。
出去后即奔向特务告密。
下午3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共租界巡捕房将愚园坊20号团团包围，邓演达等被脚镣手铐押送到公共租界的静安寺巡捕房。
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临委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
在西摩路威海卫路741号党的总机关、罗任一（化名陆志宁）寓所，抄得银洋610元及7000元存折一个，书籍数百本；在愚园路612号大同印刷所，逮捕了职工9人；晚7时15分，在中央机关爱麦虞限路159号逮捕了沈维岳，抄走装有党内重要文件的4只藤箱和2只网篮；晚7时50分，至麦根路32号逮捕郑太朴，抄去部分党内文件；夜间12时，在拉斐德路桃园新村8号（今复兴中路1295弄）“黄埔革命同学会”总会，抓走余洒度等20余人。
同时，蒋介石密令在西安逮捕了连瑞琦、王人旋、周力行（周士第）等人，在山东逮捕了何世琨等人，临委会各级组织均遭破坏。
上海各大报章对邓演达的被捕作了报道，8月20日的《申报》说：“邓演达被捕时，身穿深灰色哔叽西装，体格魁梧，面留八字短鬚，发作蜷蓬，颇为宏壮。
” 被捕当天，公共租界巡捕房传讯邓演达，邓演达凛然宣告：“我的政治主张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我现在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事，那边的工作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
” 被捕的同志们被关在巡捕房的临时监牢里。
这个牢房，三面是水泥墙，一面是比大 53 拇指还粗一倍的钢条做的栅栏，地面和房顶都是水泥的，只有一丈见方。
下午3点多钟被捕，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给吃点泡饭，大家又饿又渴，十分气愤。
邓演达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并安慰大家说：“不要怕，不要急，一切有我负责。
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看他们有什么把戏。
” 在巡捕房临时监牢里，邓演达很沉默，不肯轻易讲话。
他与罗任一谈到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要设法把被捕的消息传播出去；二是要设法安慰同难的同志。
邓演达估计，被捕的事公开了，蒋介石不至于加害。
罗任一问到如果南京要以你投降作释放条件，你的意见怎样？邓演达坚定地回答：“决不！它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早在1925年9月7日，邓演达在致夫人的信中就说过：“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不过为人民，为大家去死，才能够死的得当就是了。
” 8月18日9时30分，公共租界巡捕房将邓演达等解送高等分院第一刑庭提讯。
到庭旁听者众多，庭长以此案未便公开，禁止旁听。
法庭首先问邓演达：“你是不是第三党领袖？”答：“我是。
”又问：“你为什么反对政府，你是不是共产党？”邓演达侃侃而谈：“我不是共产党，但我要革命。
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民主政权……”张志让（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蔡六乘两位律师为之辩护。
淞沪警备司令部将邓演达移交法院后，即赶办公文，要求引渡邓演达。
邓演达及其辩护律师极力反对：邓演达等“全无危害民国之可言，既在公共租界被捕，管辖权属于法院，请勿为司令部提去”。
直至下午2时许，辩论才结束。
尽管从17日晚至18日没有喝过一滴水，而且从上午9时半一直站到下午2时，大家又渴又累，但邓演达依然精神抖擞，不吃不喝，始终保持严正从容的态度，使难友们十分敬佩，连法官也不能不表示同情和敬意。
经律师斡旋，给邓演达送来一杯茶，邓演达只轻轻地啜了一口，随即递给身旁的难友：“请大家稍微润润口吧！”同时，邓演达要求律师再弄几杯茶来。
休庭半小时后，法院裁决“移送”。
律师当庭声明对裁决提出抗告，无效，邓演达等被引渡，于19日晨押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
当晚，侦察队一个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从侦察队到法租界不过2里地，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 54 打开牢门与邓同逃。
邓演达婉拒：“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
我若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
” 8月21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南京。
《申报》次日报道：“警备司令部已奉国府电令，将邓演达解京。
故于昨日上午，由司令部特派第五师26团下属的机关枪连1排，计武装兵士36人，由司令部派副官，和该连连副、排长率领至白云观，会同探员，乘专车，于11时由龙华开至北站，改乘12时40分快车赴京。
21日晚到南京。
”临行前，邓演达从容地对大家说：“你们放心，到了南京之后，我总设法子告诉你们那里的情况及其他的一切。
……” 蒋介石逮捕邓演达后，不免心虚，生怕临委会报复，自己返回南京的时间、地点都虚晃一枪。
据1931年8月21日《时事新报》载：“（本埠消息）国民政府蒋主席日前来沪，恭送岳母宋太夫人之丧，现以事毕，已于昨日上午9时50分由沪西真茹车站乘京沪特快车晋京。
……蒋主席原定9时30分乘京沪特快车晋京。
迨至该车开行时刻，而蒋氏尚未到站。
各欢送者守候良久，未见蒋氏驾临。
当用电话询问，谓蒋主席已乘汽车离贾尔业爱路迳赴真茹车站上车。
并经蒋氏随从卫队到站通知，嘱即开车，欢送人员始各散去。
” 邓演达被关在羊皮巷军法司“优待室”。
9月15日，被捕的其他同志也一齐解到南京，关在军法司的临时监狱。
看守邓演达的吴营长系军校出身，素仰邓演达的为人，对他奉侍唯谨，曾请邓演达书联赐教。
邓演达手书“人生当自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一联给他。
在军法司囚禁期间，邓演达阅读书报，思考问题，并通过狱卒传递，给罗任一等写过5封信，亲切关怀被捕同志的生活、健康，询问大家的饮食情况，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得到的外面的消息告诉大家，还把外面接济他的钱转给大家使用。
同狱的难友伙食很差，天凉了缺少衣被，邓演达亲自向当局交涉，争取改善他们的待遇。
邓演达还写信给宋庆龄及其他方面，请他们设法营救这些同志。
更多的是勉励大家多读书：“大家宜乘此时机，多读书，好好修养。
我们出去时必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担负。
我们的时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养，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
” 第五封信是11月3日用红色铅笔写在草纸上的：现移南京城外炮垒中，今后恐不能通一字矣。
55 “九一八”事变后，邓演达给郑太朴写过一张纸条，鼓励郑“不要悲观”。
同时，也给南京的万灿等写了3封信：一是谈他的狱中生活；二是谈“九一八”以后，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三是谈他不知将迁往何处，今后无法通讯。
邓演达被捕后，临委会立即开始营救，举行了有邓演达胞兄邓演存参加的紧急会议，推举朱蕴山主持营救工作。
不少人建议劫狱，在南京，有黄埔生自发组织武装营救队，不幸事败，被蒋介石通缉。
10月，黄埔二期学生许沅圃（临委会成员）从南京潜往上海，向朱蕴山提出具体的营救计划。
他说，邓演达被关押在三元巷军委会后面，他有一个排驻防三元巷，负责监护邓演达。
他的亲信卫兵一个班，每星期日夜间值班，可以营救邓先生出狱。
但要先筹好5万元，把这全班10个人的眷属转移到上海安排好后行动。
朱蕴山、季方等研究同意，找到黄琪翔，筹足了5万元。
为了实现营救计划，朱蕴山特由上海迁居南京，为避免引起特务注意，特地把岳母和5岁小儿也接到南京同住。
派人在临河的水西门旅馆租好两套房，事先包好了船，作为邓演达出狱后的临时转移地。
计划在三元巷后面的电影院夜间散场时动手，散场时人多，邓演达混杂在人群中，不易被人发现。
劫出后即在水西门旅馆换装，乘船由水路逃离南京，经上海出走香港。
换装的衣服也准备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正要实施营救时，邓演达被移解到紫金山麓的荒屋内，营救计划落空。
蒋介石对邓演达软硬兼施，先以高官厚禄引诱，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的要职，要邓演达放弃自己的主张，解散组织。
邓演达不为所动，说，革命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个人是代表人民要求而行动的。
如能接纳人民要求，举行真正的国民会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则有商量余地，除此之外，个人一无所求。
早在1925年，他说过：“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不过为人民，为大家去死，才能够死得得当就是了。
”1927年，邓演达在文章中写道：“每个革命的人们，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与社会的生命打成一片，能够这样，才可以去拼命革命，去拼命同残酷的社会奋斗，每个革命者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群众，交给社会，交给党，才能够把生时的工作不当作是自己的工作，才能够把死后的生命寄托在整个的社会，寄托在后来繁荣发育的社会群众身上。
”他在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蒋介石被迫下野。
蒋介石又派人劝邓演达，只要公 56 开声明解散临委会，即任命为剿匪副总司令，与他这个剿匪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邓演达严辞拒绝：“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正如宋庆龄所说：“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未曾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以之不屑一顾。
” 蒋介石十分恼火，但邓演达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杀之可惜。
最后，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又派人找邓演达，只要求邓演达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不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仍遭到邓演达的断然拒绝：“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
”“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当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校长释放邓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
这时，戴季陶又进言：“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
”蒋介石在宁粤谈判中同意下野，他深信只要有黄埔系和军队的支持，他就会复出。
但现在他担心下野后，两广方面会释放邓演达；邓演达也许会与孙科、陈铭枢、甚至胡汉民合作，利用自身优势控制黄埔系，进而控制军队，自己再想重新上台，困难将会大得多，邓演达是他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纵之可畏呀！ 何应钦、何键等联名电蒋杀邓，称邓演达“在武汉时期为共产党张目，现又背叛党国。
此人不除，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云云。
邓演达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心，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在铁窗中，他读书、看报，如饥似渴地学习，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矛盾缓和，他估计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会向他举起屠刀，他对蒋介石的阴险毒辣还是估计不足。
1931年11月29日夜，蒋介石在下野前夕，派其卫队长王世和谎称移居汤山，带领卫士将邓演达秘密押送，至麒麟门外沙子岗，诡称汽车抛锚，要邓演达下车。
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一代英豪，惨遭杀害。
在邓演达被害前，邓演达的哥哥邓演存天天都去陈铭枢处打听消息，陈一再告诉他：“蒋介石到了这个时候，决不敢对择生下毒手，放心吧！”陈铭枢认为，蒋介石已快被迫下台了，他还敢冒此大不韪吗？只要蒋介石离开南京，孙科确实掌权，释放邓演达还不容易吗？当时宁粤妥协的条件之一就是蒋介石释放囚禁在南京的所谓政治犯，胡汉 57 民、李济深等都因此获释。
邓演存满以为他的弟弟也会平安回来，特地准备好了一应衣物，谁知传来的消息竟是秘密杀害！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于12月初透露出来，临委会派人向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打听虚实，陈铭枢对此一无所知，茫然地说：“要是被杀，我是会知道的。
” 12月14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得到有关邓演达的传闻后，当即从上海赶至南京见蒋介石，说：“国难当头，你与择生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
你把择生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
”蒋介石默然不语。
宋庆龄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择生，我先同他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
”蒋介石仍默然。
最后，宋庆龄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介石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
”宋庆龄当即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
蒋介石窘迫地躲上了楼，宋庆龄愤然离南京返沪。
噩耗传来，陈铭枢极为震惊，立即派员，经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岗荒野上找到被特务草草掩埋的邓演达遗体，烈士面容模糊已不能辨认，幸以其身材魁伟、所穿其兄送来的手制棉衣可证。
陈铭枢为之料理后事，葬于南京通往汤山的荒山坡上，陈铭枢在碑上亲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下款直书“陈铭枢题” 宋庆龄回到上海，发表了《宋庆龄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痛斥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12月16日，临委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要在悲愤、惨痛中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
至此，蒋介石已不能掩盖其罪行，急令伪造军政部军法司特别会审邓演达的“判决书”，妄加罪名，宣布邓演达死刑，在报上登载。
邓演达殉难的消息传来，临委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无不涕泣。
他们不畏白色恐怖，不顾个人安危，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散发《宋庆龄宣言》，刷写“打倒蒋介石”、“邓演达先生精神不死”、“坚决为邓演达先生报仇”等标语。
北平的党员把“打倒蒋介石，还我邓演达”的标语贴到北平卫戍司令部。
连蒋介石营垒的一些人也表同情，一个姓吴的看守营长，辗转送出邓演达的遗物。
58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权由孙科出面组阁。
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等作保，同邓演达一道被捕的郑太朴等12人，均于1932年1月6日获释出狱。
他们在关押期间，都表现得十分坚贞，没有辜负组织和邓演达对他们的期望。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判陈敬斋死刑。
1955年，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组成由朱德为团长、黄琪翔为副团长的謁陵代表团赴南京参谒中山陵。
谒陵后，黄琪翔陪同朱德到沙子岗参谒邓演达墓。
在邓演达墓前，朱德感慨地说，邓先生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1957年，烈士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立；重修陵墓，树立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石碑，并在碑后镌刻烈士生平。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
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他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拘泥于现成结论，追求真理，独立思考，思想深邃，勇于探索，表现了超人的大智大勇。
在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邓演达坚持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着遭受挫折而分散的同志继续奋斗。
“当时所有忠实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低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地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所分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
”（宋庆龄《纪念邓演达》）邓演达在武汉时期的革命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他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一致之处，他的革命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相互呼应。
邓演达高风亮节，用鲜血为自己革命的一生写下了绚烂的最后一页，以浩气感召着他的同志们在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不屈不挠地前进。
他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他的伟大功绩永远是中国革命史册上光辉的一页。
正如许德珩在他殉难50周年时题写的对联所说：“坚贞不屈，献身民主。
碧血丹心，照耀千古！”毛泽东赞邓演达烈士“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61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周恩来1944年说：“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
”“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在纪念邓演达先生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称邓演达先生“为国家民族的 59 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
” 邓演达的爱国主义精神，气贯长虹，与日月同光。
【参考书目】
1、《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2、《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
3、《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邓演达研究新论》华文出版社2001年
5、丘挺《邓演达年谱》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周恩来选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
7、屈武《中国国民党史》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
8、郭沫若《革命春秋》
9、吴玉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情况》10、《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11、《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2、杨逸棠《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3、陈铭枢“关于邓演达反蒋活动情况”14、《中国民主党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15、袁继成《国民革命武汉时期的辉煌与邓演达的功业》 60 丹心如铁 ——黄琪翔传略刘红梅 黄琪翔，字御行，曾化名黄仪清，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
一，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黄琪翔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他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变革时期，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黄琪翔的一生，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少怀壮志投身革命 黄琪翔1898年7月17日诞生于广东省梅县水车墟茶山乡的一个山村里。
黄家祖辈世代务农，由于家计艰难，其父黄富霖被迫远渡南洋谋生，先做小商贩，后改做水客，替侨居南洋谋生的同乡带信、带钱、带物，来往于梅县、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借微利维持家小生活。
母亲刘桂伍居乡务农，勤俭持家。
黄琪翔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这样描述：“在大家庭中，我的母亲辈次最低，年纪最小，吃的是稀饭和白薯，穿的是又破又烂的衣服。
她得刻苦的工作着，从来没有懈怠过，也没有任何的怨言和不满。
她好像下意识地认识了自己的责任和命运似的，笑容永远充满她的脸上，得到一家大小的爱护和同情。
她希望我能够读书成名，将来过个好日子。
” 黄琪翔幼年家贫，从乡里读私塾起，一直得到他伯父黄锡铨（黄钧选）的资助。
他13岁那年（1911年）拖着辫子离开家乡，到梅县务本中学求学，在辛亥革命浪潮冲击下，他愤然把辫子剪掉。
次年，就读广州优级师范学堂附中，此时进一步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激发，毅然投考广东陆军小学。
1912年起，黄琪翔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入伍生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第六期学习。
他小小年纪就只身离家，漂洋过海，求学上进，乡里人称赞他是“泡沫鱼游大江”，像是才由鱼卵孵出的小鱼，就敢随春汛泡沫顺大江而下，志向远大。
在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村的凄苦环境中 61 成长起来的黄琪翔，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
他很早就走出小我的天地，希望能求索一条能把他周遭的农民父老以至全国人民都救出苦海的道路。
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黄琪翔被派到北洋政府的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任排长，不久，又调回保定军官学校任分队长。
陈诚是黄琪翔分队里的学生。
黄琪翔带兵有方，陈诚很是钦佩，因而两人私交很好。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
黄琪翔目睹北洋军阀政府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又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遂于1922年毅然辞去保定军官学校的职务，回到革命根据地广东参加革命，从而成为一个爱国的革命军人。
他说：“无数中国人的母亲是替代了我的母亲而成了我惦念和牵挂的对象。
” 东征南征屡建战功 到广州时，黄琪翔在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任少校参谋。
不久，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粤军第一师全部参加。
军队行至江西时，留守在广州后方的陈炯明叛变。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北伐军回师讨逆，至此北伐被迫告终。
粤军第一师辗转回到江西候命。
孙中山调集滇桂军驱逐陈炯明，邓演达率独立营，自任前锋，配合友军，重占广州。
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
张发奎随孙中山回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辎重营营长，黄琪翔任副营长。
1923年春，第一师重新整编，辎重营扩充为第一师第二团，张发奎任团长，黄琪翔任该团第三营营长。
黄琪翔与张发奎共事，直到大革命失败，离开第四军为止。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黄琪翔加入了国民党，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
他曾说：“1924年国民党改组，与共产党合作，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军队改为国民革命军。
……思想上才懂得军队打仗与政治工作的关系。
”在此期间，黄琪翔常与邓演达共同作战，深受邓演达革命意志和艰苦战斗精神感染，对孙中山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的理解逐步加深，愿为理想的实现，竭尽自己的力量。
1925年春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
以许崇智为总指挥，蒋介石为参谋长，黄琪翔任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
讨逆军士气甚旺，前仆后继，血战兼旬，一举将陈炯明据守的惠州城攻陷。
接着淡水一役，又挫陈炯明前锋。
蒋介石急 62 调第一旅第一团直取兴宁县城，张发奎团长即派第三营黄琪翔部队为前锋，向兴宁挺进。
黄琪翔率部将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晚。
黄琪翔听到神岗山枪声集密，判断尚未夺得山头阵地，而该山是控制兴宁城的制高点，夺得该山，兴宁城守敌将不攻自破。
黄琪翔于是率领部队直绕敌后，将敌军包围攻击。
城内敌军听到枪声，惊疑不定，远望神岗山尽是国民革命军，以为神兵天降。
黄琪翔率部奋勇击杀，击溃了敌军的多次反扑，后续部队此时也赶到，敌军终于溃败。
此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及战利品，可扩编好几个营。
事后，俄国顾问加伦将军到前线视察，对机动灵活、英勇作战的官兵极为赞赏。
黄琪翔以寡胜众，取得辉煌战果，其军事指挥才能初露锋芒。
第一次东征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即把陈炯明部击溃，残敌被逼流窜于闽赣边境。
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盘踞在广州图谋不轨的滇、桂军。
此役粤军第一师第一旅也参加作战，并于6月10日在广州东郊将叛军歼灭。
接着，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役。
战后，第一团扩编为独立旅（旅长张发奎），黄琪翔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
同年8月，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随后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师长陈可钰、副师长张发奎），黄琪翔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
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第二次东征，黄琪翔激励全团官兵努力拼杀，大挫敌锋，后会同增援友军猛攻，将敌军击溃，从而解除了滇、桂全部武装，奠定了革命根据地。
在革命军进行东征时，盘踞在广东南路附近作乱的邓本殷部，乘机进兵侵犯，国民政府命李济深为南征总指挥，率部南征。
1926年1月，第十二师分乘帆船200余艘由雷州之外罗港渡海，直向海南岛的新埠港进攻。
占领新埠港后，黄琪翔率领部下欧震营斜出铺前港，一面掩护友军登陆，一面攻击该地之敌以作牵制，使友军于1月3日克复琼州府城。
同时临高、儋县之敌也被击溃。
最终使邓本殷力穷势蹙，狼狈逃往越南。
至此，盘踞南路多年的军阀邓本殷被根除，四分五裂的粤局遂告统
一。
黄琪翔在两次东征和南征战役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为统一广东作出了贡献。
北伐名将“铁军”名扬 国民革命军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封建军阀割据的黑暗统治下，面对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发布宣言再次北伐。
北伐第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夺取武汉。
63 十二师黄琪翔的三十六团及三十五团从海南岛回到韶关，已是8月初。
这时十二师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已达湖南。
独立团纪律严明，一路不拉夫、不筹饷、不扰民，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
随后而至的黄琪翔和其他各部深受影响，将独立团作为学习的榜样，军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第四军向醴陵推进途中，广大民众为了欢迎北伐军，组织了运输、侦察、宣传、救护等队伍前来援助；并将醴陵一带重要地形制成图表送给北伐军，给北伐军作战带来极大便利。
7月上旬，第四军发起进攻，军民配合，将株萍铁路以南地区的敌人完全肃清，于7月12日收复长沙，8月中旬到达平江。
8月19日拂晓，平江战役正式打响。
平江之敌据守外围高地，负隅顽抗。
黄琪翔建议：正面佯攻，而以迂回攻击为主。
邓演达、张发奎同意这一战斗方案后，即命叶挺率独立团扫荡平江西南面外围之敌，黄琪翔率三十六团迂回平江东北敌后，用火围攻，一举攻入平江，歼敌一万多人，敌军头目陆沄饮弹自杀，不到一天，城内外残敌全线崩溃。
当时的上海《民国日报》盛赞：“此役第四军三十六团黄琪翔作战甚猛。
”黄琪翔事后深有感触地说：“胜利的获得系由于当地农民和军队配合得好，军民共同作战的缘故。
这使我第一次感到政治工作在军队里所起的作用。
事实也教育了我，使我对共产党有好感，我愿意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并且合作得很好。
” 攻下平江之后，北伐军乘胜追击，8月25日到达汀泗桥南岸与敌人对峙。
这次战役是北伐成功的关键，也是军阀吴佩孚的生死决战关头。
8月26日拂晓，北伐军向汀泗桥发起猛烈攻击。
敌人凭借地形优势，居高临下，北伐军仰攻，又受河流阻挡，伤亡很大，一旦吴佩孚援军到达，局势将更为险恶。
紧急关头，黄琪翔白天派人在上游乔装侦察，得知该处河水浅，可涉水过河。
经深思熟虑，黄琪翔向师部建议：由他率领三十六团为前锋，利用黑夜从汀泗桥右翼约50里的上游渡河，迂回敌后突袭；并命令万不得已，不准开枪，用刺刀歼灭守敌，以攻其不备。
与会人员均赞成此计，俄国顾问尼基金盛赞此建议是胆识俱全的奇谋胜算。
会后，依计而行，令十师师长陈铭枢协同作战。
三十六团在黄琪翔率领下，拂晓前出奇制胜，占领了敌军制高点和汀泗桥北面阵地。
到8时前，北伐军完全占领了汀泗桥，并于同日午前进占咸宁县城。
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不到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吴佩孚援兵刘玉春部到达时，大势已去，败退武昌。
北伐军乘胜猛追，勇夺贺胜桥，直抵武昌城下，在邓演达卓越指挥下，10月10日攻克武昌。
64 9月，蒋介石在江西被孙传芳打败，第十二师奉命入赣援助。
11月2日凌晨，黄琪翔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率第三十六团突破德安车站以南敌阵，沿铁路南进，追击逃敌，全歼孙传芳部谢鸿勋师。
之后又协同第七军夹击德安城之敌。
中途遇敌据高地抵抗，黄琪翔命一部份部队由乌石铺渡河，攻击敌右侧背。
守敌害怕被包围，纷纷溃退。
黄琪翔当即率部一举攻占德安车站。
这时，马回岭战况激烈，黄琪翔率部星夜兼程北进增援。
他以主力攻击西南端，以第二营抄袭北端，血战至晨，占领孤山主峰阵地。
攻占马回岭后，黄琪翔即率三十六团驰援第七军，挫败反攻之敌，粉碎孙部的反攻企图，在军事上取得了全面胜利。
北伐军的胜利进展和黄琪翔瓦解孙传芳在江西主力的消息很快传到广东。
黄琪翔随同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率第四军三十六团从广东入湘，在攻克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诸战役中，屡建奇功，被破格提升为少将团长，北伐军中获少将衔的团长只有叶挺、黄琪翔二人。
此后第四军奉命回师武汉。
在这阶段战争中，第四军克敌制胜，俘获甚多，战绩卓著，被群众誉为“铁军”。
重归武昌之日，各界人士联电致贺，数万群众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庆祝胜利。
武汉民众为“铁军”铸了一个铁盾，铭文为： 烈士之血，主义之光；四军伟绩，威震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催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为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铁军”名扬，不仅是对第四军英勇善战、功绩显赫的褒奖，也是对第四军密切联系群众，深受百姓爱戴的赞誉。
部队修整期间，第四军扩编为两个军，即第四军和第十一军。
张发奎任第四军军长，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
黄琪翔升任第四军十二师师长，叶挺升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 65 长。
黄琪翔就职之日，邓演达代表军事委员会亲临会场，宣布命令，气氛隆重热烈。
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支柱。
在北伐进程中，革命阵营内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清党”，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总司令职，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四个集团军，以唐生智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
此时，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离开武汉，武汉政府令张发奎暂兼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任十一军副军长。
黄琪翔任第四军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
黄琪翔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拥护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一边。
为了打破困难局面，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
时任副军长的黄琪翔担当第四军前敌总指挥，进军河南。
黄琪翔率部沿铁路向开封进攻。
5月15日，第十二师在上蔡城北十里铺与敌遭遇，敌退守东西洪桥，据险顽抗。
黄琪翔偕同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亲自到前线视察，布置作战，经过三昼夜激战，终于将敌击溃，占领了东西洪桥，迫使上蔡守军富双英旅投降。
接着，黄琪翔率部配合兄弟部队，攻击临颖城东北两端之敌。
6月27日下午，黄琪翔的第十二师到达苇塾附近时，敌军大部据守七里及十里头一带，并筑有坚固工事，布防甚严。
黄琪翔令三十四团于黄昏时向敌攻击，激战昼夜未能攻克。
28日晨，黄琪翔部向敌军发起全面进攻，敌凭借良好工事和优越兵器顽抗。
自晨至午，苦战半日，伤亡甚众，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牺牲。
此时全线情势危急，张发奎和黄琪翔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激战至下午3时，第十师赶到增援，才反守为攻，全线出击，敌军不支，弃坚固阵地溃逃。
这是北伐战争中最严酷艰苦的一次战役，这一关键性胜利，奠定了二期北伐胜利的基础。
黄琪翔指挥第四军坚定勇敢，与全军共生死，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临颖城。
6月5日，又协同友军攻克开封。
奉军向郑州败退。
北伐军进击奉军时，困处在陕西的冯玉祥部乘机东出潼关，进占洛阳，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并召开郑州会议。
冯玉祥以举足轻重之势，提出与蒋介石调解、妥协的主张。
北伐军遂退回武汉，将河南全境交冯玉祥接管，第二次北伐也告终结。
革命失败彷徨困惑 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七一五”政变，将枪口对准了昨天的战友——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
这对黄琪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得人心的倒退，使革命遭受了挫折。
他坚决抵制这种行为。
汪精卫对此很不满 66 意，认为黄琪翔不可靠。
回驻武汉后，黄琪翔升任第四军军长。
7月15日，第四军移驻江西南昌、九江一带， 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
29日，黄琪翔参加了汪精卫等在庐山召开的“分共”会议。
他派人连夜下山，秘密通知共产党人高语罕、于树德、恽代英等离开该军，免遭不测。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主张回师广东。
就在这时，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
最初由广东出发参加北伐的第四军，至此已分成两部分，叶挺、贺龙的部队在南昌参加起义；由黄琪翔率领的另一部分驻在九江。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第四军部队交由黄琪翔统率，他遂与汪精卫等转道赴上海。
因不愿与共同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战友同室操戈，黄琪翔对起义军采取了“互不相犯”的态度。
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这样急剧的变化，实是黄琪翔始料未及的，他感到迷惘。
他坚信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希望能在广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客观形势又非主观愿望所能决定。
昨日的战友，已各奔前程，他不愿追随蒋、汪反共反人民，但由于政治上缺乏正确的领导，在张发奎控制下，感到无所适从郁郁于怀。
他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
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所存军中若干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
”此时这位年青的“铁军”将军，心中无比孤独和困惑。
9月初，汪精卫因在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中没掌握实权，企图据有广州，另组中央党部和政府与南京特委会对抗。
于是勾结张发奎，命黄琪翔带领第四军回粤。
不久，黄琪翔领部从九江出发，开回广东。
但要统一两广，首先要把当时广东的实权派李济深和盘踞广西的黄绍竑赶走。
于是汪精卫等假借和李济深联袂赴上海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为由，把李济深骗离广州，同时准备幽禁黄绍竑。
事变是在11月17日拂晓发动的。
当时黄绍竑已逃脱。
第四军以护党的名义将驻广州的桂军和李济深留守广州部队包围缴械，由张发奎直接指挥第四军。
李济深抵上海后，始知受骗，乃呈请南京政府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精卫。
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
这就是所谓的“张黄事变”。
这一事件完全由汪精卫策划，黄琪翔对此突然事件无从判断，在张发奎的指挥下才参与其事。
12月11日晨，共产党发动了广州起义。
张发奎、黄琪翔避到广州李福林第五军军部，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调东江和西江的部队全部回师广州。
13日拂晓，薛岳、黄镇球、 67 李福林等部配合第四军进攻广州，起义被镇压下去。
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铭枢为东路军总指挥，黄绍竑为西路军总指挥，由李济深率领会攻广州，并下令查办张发奎、黄琪翔。
张发奎为保存实力，决定将部队撤出广东，自己出国游历。
广州起义是在“张黄事变”反对李济深运动后20余天内发生的。
汪精卫为卸脱自己，采取了丢车保帅的手法，保护张发奎，以便东山再起，将一切责任推到黄琪翔身上，公开通电指责黄琪翔掩护和引用共产党，造成广州暴动。
第四军内部亦因此对其不满。
共产党也有人指责：“是黄琪翔的第四军镇压了起义军。
”在纷乱矛盾局势下，黄琪翔才看清汪精卫是一个政治骗子，自己受了欺骗，百词难辩，无以自解，只有告别情同手足的战友，离开第四军。
流亡德国不忘救国 带着满腹心酸和惆怅，黄琪翔于1927年12月15日秘密离开广州，前往香港。
社会上一般议论以至反动政府都以为他是制造广州暴动的罪人，香港政府也开始注意他。
黄琪翔赴港时，香港政府已准备将其逮捕。
梅县同乡丘哲等获悉此事后，先将黄琪翔接上游艇，未告知随来家属，直接送到香港日本人开设的旅馆里。
黄琪翔在香港逗留月余，于1928年春与丘哲同赴日本，同年7月赴德国，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
这时宋庆龄、邓演达、叶挺、陈友仁等先后经莫斯科转道来到柏林。
黄琪翔非常高兴能与老朋友在柏林见面，过去在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内部右翼势力的斗争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劫后重逢真是感慨万千。
同在柏林的邓演达，正在作社会科学的研究。
特别对于中国今后应该往何处去，作了详细研究，并着手建立新的革命组织。
他非常需要志同道合的战友黄琪翔与他共同会商，他平生最信服“三人同心，其义断金”。
黄琪翔深深感佩邓演达的学习精神，对他的见解主张表示赞同。
他们同在柏林，朝夕相处，共同研讨中国的时局。
老战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虽然远在异国，他们仍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愿意共同为复兴中国的革命而积极努力。
黄琪翔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同时在德国各地旅行考察，时时关注着国内局势。
这期间宋庆龄、叶挺等先后离开柏林。
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邀，护送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的“奉安典礼”。
68 经宋庆龄介绍，黄琪翔和蒋介石作了礼节性会晤，不久，黄琪翔即陪同宋庆龄回到上海，完成了这次任务。
参与建党艰危受命 黄琪翔在上海经常与邓演达书信往来，交换意见，对于重新组党，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30年5月邓演达由欧洲回到上海，黄琪翔与他会晤，积极参与建党工作。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黄琪翔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委员。
临委会反对南京反动统治，复兴中国革命，在黑暗的统治下独树一帜。
然而，临委会的活动早已为蒋介石所注意。
他早在邓演达的周围布下耳目。
1931年8月间，反动的南京统治者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利用叛徒告密，逮捕了邓演达等数十人。
反动当局企图一网打尽，也派特务去逮捕黄琪翔。
因黄琪翔当时经常在外开展组织活动，进行军事联系工作，深夜未归，特务就在黄宅守候。
所幸家人特意把亭子间的电灯拧开，全楼灯火通明，黄琪翔情知有变，绕道逃离，才幸免于难。
邓演达被捕后，上海满城风声鹤唳，警笛声不绝，黄琪翔与章伯钧、季方等人冒死东奔西走，为营救邓演达竭尽全力。
无奈天不遂人愿，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
临委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无形停顿，各地方组织逐渐涣散，同志们分散各地，转入地下。
在这严重的情况下，黄琪翔手握亡友的遗稿，如同捏着一团火，人死了，可他的精神不能死，无论如何，要让邓演达的思想播扬出去，唤起更多的民众……同是客家人，黄琪翔更觉对亡友承担着一份责任。
留在上海和分散各地的同志一致要求，继承烈士的遗志，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支撑下去，各方瞩望黄琪翔主持中央工作。
于是，在上海一隅，多少个夜晚，总有一盏灯彻夜不息。
黄琪翔毅然接过邓演达手中的火炬，主持党务工作，负责与各地联系，提出“倒蒋抗日”十条行动纲领，发挥着中坚作用。
他夜以继日，编印出了数千册的《邓演达遗著》，同时，将柳亚子、彭泽民等人悼念邓演达的诗文，编成《邓演达纪念集》，还创办了《演化》周刊，让邓演达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以重新团结同志，集结力量。
黄琪翔主持工作后，根据实际情况，开始有重点地整理组织。
1931年底，黄琪翔派万灿、郭冠杰、杜冰坡、郭一岑、詹显哲在广州成立南方委员会，重建南方组织，使南 69 方党务工作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全党加强了组织纪律和工作机密。
在短时间内，各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投降主义面目暴露无遗。
抗日呼声响遍全国。
国民党内部纷争，由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分裂亦借此妥协，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进行宁粤合作，调蔡廷锴部十九路军警备京沪保持秩序。
蔡廷锴驻军上海，在全国抗日呼声影响下，也要求奋起救亡。
黄琪翔与蔡廷锴是北伐前后第四军老战友，关系甚好。
此时在上海又比邻而居，时有来往。
对当前形势，屡经研讨，认为非抗日不足以图生存，非反蒋不足以言抗日，默契之下，关系加深。
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本侵略军向十九路军进攻，淞沪抗战爆发。
十九路军抗拒南京撤退命令坚持苦战月余。
黄琪翔曾至前线参与作战，并发动在上海的临委会同志组织义勇队参加战斗，发动群众支援战争，进行募捐慰问工作。
淞沪抗战在蒋介石妥协政策下，因断绝支援而告失败。
“闽变”失败再次出走 蔡廷锴深感政治环境险恶，与黄琪翔商议如何打开局面，开辟新路，两人关系更加密切。
黄琪翔应蔡廷锴之邀，介绍周力行（即周士第）担任十九路军特务团长。
1932年春，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企图一箭双雕。
1933年6月间，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击败十九路军，情势危急。
黄琪翔在上海和章伯钧、麦朝枢、彭泽湘等会面，认为只有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合作，十九路军才能生存，便转请陈公培与中国共产党联系。
陈公培在上海设法转知了江西中央苏区，并秘密通知在福建的蔡廷锴。
1933年8月间，陈铭枢由欧洲回到香港，与李济深等协议联系国内反蒋势力，进行反蒋策划，计划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
于是陈公培由福建延平西南地区进入苏区，与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怀见面，商议停战，彭德怀答复同意，前线情势缓和下来。
9月，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麦朝枢等来到香港，与陈铭枢、李济深等商议联络各方组织政府。
一面以反蒋抗日、提倡人权、实行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为纲领，进行工作，做好准备；一面与中共联系，由陈公培、徐名鸿到江西中央苏区商议合作。
11月上旬，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麦朝枢、彭泽湘等来到福 70 州。
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致开幕词，并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
随后大会通过《人民权利宣言》及《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此后升起了上红下蓝中嵌一颗五角黄星的国旗，整个会场一片欢腾。
会上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
22日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国号为中华共和国，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
这就是当时报章所载的改元易帜的“闽变”。
临委会在福建事变中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在福州、厦门、闽北、闽西等地把开展群众工作和发展组织相结合，积极扩充组织。
尤其在闽西，建立了一支2000余人的武装部队。
冬季，黄琪翔派人潜赴北平，尽快集结冀南豫北一带的旧部，迅速渡过黄河，到鄂皖边境待命。
陈铭枢对临委会的组织和军事活动很不满意，对临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解散组织，共组新党——生产人民党。
临委会的同志们俱感不平，宁愿离闽不干。
黄琪翔也认为不能接受。
蔡廷锴目睹现状，感到不安，力劝黄琪翔，重新合组新党，团结一致，共赴时艰。
黄琪翔与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等在福州的同志们反复商议，为着革命利益，不得已忍痛接受要求，以“中央干部会”名义宣告解散组织。
所有参加各党各派的成员，一律退出原组织，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蒋介石为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派兵向福建大规模进攻，一面派飞机轰炸福州，一面调遣嫡系军队30个师包围福建，直指福州。
十九路军处于孤军奋战的困境。
尽管如此，十九路军士气旺盛，抵御数倍蒋军，英勇战斗，伤亡惨重。
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未足两月，终因兵力悬殊，最终瓦解。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身为人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的黄琪翔，曾与蔡廷锴同赴前线视察，不避危险。
当福州告急时，他和蔡廷锴是人民政府领导人中最后离开福州的，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反蒋救国的决心。
黄琪翔自始至终都是“福建事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
一，是福州大会上第一个领导群众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中国国民党”口号的勇敢者。
他在军事、政治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加上章伯钧、丘哲、郭冠杰在人民政府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杨逸棠、邓次侯等参加了闽西的土改工作等，这些后来成为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的同志在“福建事变”中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
71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以及参加“福建事变”的同志，先后来到香港与彭泽民会晤，总结事变经过。
他们认为在政治总方针上主张实行民主，团结全国，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土地问题，是当前正确方向，今后仍须继续进行。
他们为着恢复组织做好准备，分别派遣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联系；同时因“福建事变”后，形势严峻，决定负责同志分别离开香港，以减少外界注意。
黄琪翔去欧洲，章伯钧、郭冠杰去日本，彭泽湘在香港负责联络。
是年夏黄琪翔秘密离开香港赴欧洲，到达德国柏林。
柏林完婚重建组织 黄琪翔第二次流亡德国后，深感自己多年戎马倥偬，生活极不安定。
他期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与他风雨同舟，共同追求光明。
两年前，经江苏省烟酒印花税局分局长曹鎏介绍，黄琪翔与在该局工作的20岁的郭秀仪相识。
经过交往，彼此印象很好，感情日深。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黄琪翔亲临前线视察，郭秀仪也积极向社会募捐，支援前线。
“福建事变”期间，黄琪翔不得不与郭秀仪暂别，但仍以书信往来，互通心曲。
“福建事变”失败后，黄琪翔为使郭秀仪免遭牵连，托日本记者中村农夫带信给郭秀仪，嘱她立即辞去工作，迁往亲戚家暂避，郭秀仪照办了。
经历了不平凡的恋爱生活，黄琪翔从遥远的德国向郭秀仪发出了求婚信，恳切地希望她能同意，并到柏林来完婚。
郭秀仪十分仰慕黄琪翔坚持革命、爱国爱民的思想品德，欣赏他机智勇敢、温文尔雅的儒将风度，愿意与他永结同心，患难与共。
1934年7月郭秀仪乘意轮康德罗素（红伯爵）号到意大利威尼斯港，恰与程思远先生同船。
黄琪翔特意从柏林来接。
这也是黄琪翔和程思远的第一次相识，彼此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郭秀仪抵达柏林后，与黄琪翔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
婚后，两人和谐相处，同甘共苦，一时传为佳话。
在柏林期间，黄琪翔加入了留德中国学生组织的“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在中共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一次，该组织召开大会，国民党驻德大使馆通知希特勒政府派出警察干涉，并将主持大会的黄琪翔、朱江户抓走。
郭秀仪得到消息，立即赶往使馆，和爱国留学生、进步华侨一起进行交涉和抗议。
经过斗争，国民党使馆不得不通知希特勒政府释放黄琪翔、朱江户。
72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不断高涨。
流亡在日本的章伯钧等一批同志受到极大鼓舞，一致议定重振组织，参加抗日民族战线，并写信到德国征求黄琪翔的意见。
黄琪翔立即回信表示赞同，并特别强调：“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要革命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
”同时筹集经费3000元汇寄香港应用。
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
通过了以抗日为中心任务的《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举当时还在德国的黄琪翔为总书记，并确定了各部门和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
《告同志书》是中国最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一个宣言。
会议要求国内团结，实行民主，进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官僚政府和对日妥协政策，以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这次会议开始了同中共合作的新历程。
投身抗日再振军威 1936年10月，黄琪翔接陈诚电报要他迅速回国参加抗日。
黄琪翔收信后，当日写下一首《抒怀》： 磨砺已多时，今朝快壮图；人生得意事，报国效前驱。
随后立即动身回国，共赴国难。
黄琪翔由德国回到香港，与彭泽民、章伯钧、丘哲、彭泽湘、郭冠杰、杨逸棠、陈卓凡、李伯球等会晤，一致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实行民主团结，联合抗战。
黄琪翔也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说：“我是一个军人，在民族危难当中，抗战救亡是责无旁贷，应当运用一切可能机会，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
”黄琪翔由香港到上海时，正值发生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派周恩来等来到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妥善解决了西安事变。
黄琪翔对此英明决策深为钦佩，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光远大，对国家、民族负责精神感人至深。
1937年1月，黄琪翔前往南京会见陈诚，由陈诚引见了蒋介石。
不久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发表黄琪翔为中将高级参谋，这是一份闲职。
黄琪翔对陈诚表示他个人回国是为团结抗战，有抗战前途，始能安心住下，当前沉寂闷人，殊为失望。
1937年春，由陈诚建议，任黄琪翔为训练总监部 73 炮兵监，主管炮兵训练。
黄琪翔不便再拒绝，暂时接受下来。
由于“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逐渐成熟，延安和南京间进行了谈 判，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重要领导人，到南京和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团结抗战重要决策。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同黄琪翔常有交往，并希望黄琪翔起些推动和促进作用。
黄琪翔在这些交往中受到很大鼓励，他完全同意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的团结全国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愿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
一次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又到黄琪翔住所访问时，黄琪翔便约了国民党的张群一起来谈。
黄琪翔留他们在家里共进便餐，之后在庭院合影留念。
这张照片历经劫难保留至今。
据郭秀仪回忆，十年动乱期间，这张照片的底片在一个信封里装着。
红卫兵抄家时将所有的照片都抄走了，这个信封却失落在地上。
黄琪翔用眼色暗示郭秀仪把它捡了起来，黄琪翔说：“这很重要。
”郭秀仪将它收藏好，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这张照片现在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见证。
由于形势的变化，团结抗战的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逼迫着蒋介石、国民党不能不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
1937年，蒋介石召集各地高级将领在庐山集训，以加强团结为号召，借此笼络各方军事力量。
黄琪翔也在陈诚的推动下，参加了庐山的集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蒋介石被迫进行抗战，在庐山召集各方代表开会，发表了宣言，表示决心抗战。
庐山的训练团暂告结束，黄琪翔回到南京。
8月，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
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副总司令，防守上海。
其后战争日紧，伤亡极大，所有部队，都尽了最大努力支撑残局。
9月下旬，黄琪翔调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作战。
在此败军之际，危难之间，黄琪翔义无反顾，走上前线。
11月5日，日军以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攻上海。
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淞江，抽调部队驱逐登陆日军无效，又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军前进，保障淞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
黄琪翔沉着指挥，在几张方桌上铺开地图，专心分析判断，头上飞机隆隆作响，附近不断有炸弹爆炸，黄琪翔镇定自若。
他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
经两昼夜激战，终于不支，日军坦克于8日开进淞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转道嘉兴。
至此，上海抗战遂告失败，全军西撤。
黄琪翔到嘉兴后转赴后方兵站所在地徽州。
他认为对日抗战必须是全民抗战，要动 74 员全体人民一致参加，首先要在政治上有开明表现。
在军事上，必须确立战区防守部队，即驻所在战区的永久部队。
阵地能守则死守不退，阵地被突破或被全占，所有防守部队也不能离开所属战区地面，坚持在敌人占领区内，配合当地人民作广大、持久的游击战，绝不允许向后方溃逃。
一方面是整饬军事纪律；一方面是改变战争指导方针扭转战局。
黄琪翔根据这种设想电报向蒋介石建议，但未被采纳。
1937年底，黄琪翔由安徽徽州回到武汉。
这时南京陷落，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大都被日军占领。
1938年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了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
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亦接受蒋介石、国民党的邀请，派周恩来为副部长，并约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厅长。
这是作为团结抗战的一种表示，也可说进步的表现。
黄琪翔在政治部与周恩来合作共事，友谊甚笃，经常对时局交换意见，努力扩大团结抗日的影响。
周恩来送给黄琪翔一张与邓颖超的合影，上款为“琪翔兄、秀仪妹惠存，”下款是“弟恩来、颖超敬赠”，黄琪翔珍惜地挂在卧室墙上。
但是，政治部中反共势力日益嚣张，为防止黄琪翔左倾并制止其政治活动，要求他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
黄琪翔为弥缝裂痕，委曲求全地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
1938年3月，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国民党派CC团学生捣乱。
新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的黄琪翔穿军装莅会，喝令捣乱学生不得扰乱会场，即被国民党认为他“袒护共产党”。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即挥戈北向，企图攻下徐州，连贯南北战场，以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特托黄琪翔邀请中共周恩来和叶剑英就对敌作战的指导思想会商。
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徐州会战应采取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的方针。
此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指挥作战，白崇禧亦被派往协助，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一方针，从而获得了血战台儿庄的伟大胜利。
黄琪翔参与了徐州会战作战方针的拟定。
黄琪翔在政治部期间，坚持团结，共同抗日。
但不容于政治部，1938年8月，黄琪翔被调任为军训部次长，离开武汉前往桂林任职。
1939年秋，黄琪翔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湖南邵阳，准备应付日本侵略军进攻长沙。
不久又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设指挥所于湖北枣阳，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在随县、枣阳、当阳、荆门一带布防，由黄琪翔和汤恩伯、张自忠分别担任正面和左右翼作战。
汤恩伯为保存实力， 75 不战而退。
枣阳暴露敌前，黄琪翔不得不撤至襄樊。
张自忠被包围，在激战中壮烈殉国。
黄琪翔满腔悲愤，撤退时在办公室黑板上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随同人员无不感动。
十一集团军总部撤至襄樊之后，坚持作战。
由于黄琪翔临危不惧，指挥适当，将士勇猛，于1940年7月收复了枣阳。
黄琪翔特召集总部全体人员及驻枣阳军队追悼张自忠总司令和阵亡将士。
黄琪翔在致悼词中泪流满面，屡次哽咽不能成声，悲痛心情，发自肺腑，与会官兵，尽皆感泣。
黄琪翔指挥作战总是沉着、冷静、胆大心细，详尽研究敌情，核查地图，缜密思考。
敌机在头上盘旋，炮声在耳边轰响，他都若无其事，镇静如常。
在他的总司令部内，任用了一些进步人士，如廖沫沙、朱洁夫、陈卓凡等。
夫人郭秀仪也以战场为家，随同工作，不避危险，组成战地服务团，救死扶伤，赠医施药，鼓舞士气，安定民心，在保卫襄樊之战中，作出了贡献。
1940年9月间，“枣宜会战”告一段落。
在此次战役中，黄琪翔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将士，英勇作战，战果辉煌，世人共见。
但第十一集团军却被蒋介石以整编为名，取消了番号。
黄琪翔率部撤离襄樊之日，当地群众夹道挥泪送别，依依不舍。
1941年初，黄琪翔被调回重庆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为了某种意图，托黄琪翔向解委会转达他的意见，谓第三党（指解委会）是继承邓演达遗志，现在全国抗战是进行民族革命，也是邓演达主张的一部分，第三党的朋友们应列入全国一致的抗战行列，在艰苦抗战中，也应该由政府分配一些实际工作。
拟由政府拨出一笔款项，指定一定地区，由第三党主持进行实验工作，安定秩序，组织生产，以厚国力，继续抗战。
黄琪翔与邓演达的旧友及章伯钧等商谈，一致认为当前抗战，我们实际上参加了，各人有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应尽的职责。
民族革命为邓演达基本主张之
一，我们在颠沛流离中，始终不渝地进行着。
在团结抗战大前提下，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以达到抗战的目的，实为万幸。
由政府分配实际工作和拨款资助及划定地区进行工作实非必要。
黄琪翔见众意坚决，同他的想法一致，当即表示，同志们在艰难困苦中，不受影响，不动摇，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这种精神值得钦佩，愿大家继续共同努力，并根据大家意见，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意见。
76 1941年冬，黄琪翔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
第六战区辖长江南岸鄂西、湘西地区。
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沦陷，产粮地区除四川平原外，仅有洞庭湖以西一带的湘西地区。
粮食是战争之宝，在第六战区成立了湘谷转运处，由陈诚任处长，后来陈诚因事务纷繁，改由黄琪翔任处长，主要任务是把湘西的粮食抢运到鄂西以供各军。
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成风，陈诚等皆知其实况，却无从抑止。
黄琪翔在湘谷转运处任内一年多时间，深感国民党的腐败是从根上烂起，常说对贪污作战，比对敌作战还困难。
黄琪翔在第六战区的时候，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俘，他正义凛然，不为势屈，蒋介石批交陈诚在恩施拘禁看管。
北伐战争时期，黄琪翔与叶挺并肩战斗，为第四军赢得“铁军”荣誉，功绩卓著。
而大敌当前，叶挺却深陷囹圄，无法施展才能，实令人愤慨。
黄琪翔不避嫌疑，时常探望，给予照顾。
夫人郭秀仪为叶挺送去他最爱吃的广东家乡菜。
这是对国民党政府破坏团结抗战、发动皖南事变的无言抗议。
其后，黄琪翔过肇庆旧居有诗曰：“时花异草知何在？红叶长留天地间。
”即为纪念叶挺之作。
协同盟军远征立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袭击美国海空基地珍珠港﹐并进而于1942年1月发动了侵缅战争。
中国政府应英国请求组成远征军,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作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的国际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为盟军在缅甸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2年5月，日军相继侵占畹町、芒市等战略要地，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国际通道，国际援华物资运输因而中断。
为解决这一问题，盟军开辟了“驼峰航线”，但是由于运输难度大，运输量受到极大限制。
因此打通中印公路这条物资补给线对中国抗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中国远征军一部在缅甸防御战失利后撤退到印度东北部，改编为中国驻印军，由美国派教官训练并提供全部装备，又陆续从国内空运兵员，扩充为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
1943年，中国驻印军发动缅北反攻战役，中印公路筑路工程与战役同步开展，驻印军队在前面攻击日军，掩护筑路；筑路部队修通公路支援作战部队前进。
与此同时，集结在大理、保山等地的中国军队成立中国远征军，并于1943年4月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陈诚为司令长官，黄琪翔、郑洞国任副司令长官，萧毅肃为参谋长。
77 郑洞国指挥中国驻印军队，陈诚、黄琪翔指挥滇西远征军。
由美军组织盟军以印度为基地，进攻缅甸的日军，我国的基地则在云南。
由于龙云在云南的势力极强，黄琪翔亲赴昆明和龙云商量在云南建立远征军基地的问题，得到龙云的同意和支持，遂在昆明成立了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
不久陈诚因病调回重庆，蒋介石另派卫立煌将军接任，他对北伐名将黄琪翔将军非常敬重。
远征军当时总兵力有十余万人，师以上将领百余人，有蒋介石的嫡系，也有所谓的“杂牌军”，人员复杂。
黄琪翔以抗战大局为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受到各方尊重。
他特别与卫立煌及参谋长萧毅肃搞好团结协作，统一意志，指挥作战。
黄琪翔与盟军的关系也很融洽。
当时联系最密切的盟军是中印缅战区最高司令官、美军上将史迪威委派的Y部司令官窦恩将军。
一次，黄琪翔让夫人郭秀仪将她喂养的两只很驯顺、逗人喜爱的小老虎送给窦恩。
窦恩很珍视黄琪翔夫妇的馈赠，特意将小老虎空运回华盛顿。
为了表示对黄琪翔的友好和敬意，窦恩回赠了一辆新型吉普指挥车，并特意在车前镶了三颗表示上将的五星。
黄琪翔常驾这辆车外出视察。
远征军的战略目标是东西两路并进，以打通中印公路，胜利会师。
滇西远征军统帅部常常是彻夜灯火通明，经过多少不眠之夜的周密计划和部署，1944年5月的一天拂晓，在卫立煌、黄琪翔将军的共同筹划、指挥下，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滇西反攻战役。
怒江对岸5万多日军盘踞在高黎贡山脉的崇山峻岭中，筑有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坚固工事，由擅长丛林作战的王牌军羊佑中将率领。
在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配合下，与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战役遥相呼应，滇西远征军顺利拿下龙陵，收复腾冲，最后围攻松山。
经过长达6个月的顽强战斗，终于在11月上旬粉碎了日军的顽抗。
截至战役结束，5万多日军生还或被俘的极少，他们不是被击毙就是以武士道精神自戕了。
抗战以来，打这样的硬仗，一举消灭这么多日军精锐部队是空前的，为抗日战争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自此以后，又经过许多曲折，东线盟军一面围攻八莫，一面沿南坎公路向西疾进。
同时，远征军统帅部下达卫立煌、黄琪翔两将军追歼残敌的命令，几十万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穷追不舍。
12月11日攻克遮放，全歼守敌，收复了滇西全部失地38000多平方公里。
1945年1月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粉碎了日军对滇缅公路长达两年的 78 封锁。
滇西反攻战役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上最先开始战略反攻的一次战役，解除了对中国抗日正面战场背后的威胁，而且在国内首先将日本侵略军干净、全部、彻底地驱逐出国境。
当时在昆明出版的《民主周刊》发表评论：“失地收复，实滇省为最。
”这一评价如实反映了滇西反攻战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1945年2月22日，美国驻印缅军总司令索而登将军正式宣布：史迪威公路更名为中印公路，正式通车使用。
至此，被日军封闭达3年之久的1300多公里的中印公路得以重新开放，结束了我国被日军围困的局面。
蒋介石专门发表题为《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的广播演说。
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专程从重庆到畹町来主持通车典礼，黄琪翔将军也出席了典礼。
5月，中印大输油管道竣工，绵延千余里，汽油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
抗战胜利后，黄琪翔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负责油管警卫。
对于中印公路，黄琪翔不仅看到了其战略意义，而且看到了它对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意义：“查中印公路实为沟通中外之大动脉，设使路途安谧、交通繁盛则地方赖以繁荣，国民经济资以发展即兴。
”因此，他在4月1日就职后，边向云南省政府通报启用“关防”，边赶赴保山组建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行事迅速果断。
为改善将士的生活状况，使之安心护路工作，保障道路畅通和地方安宁，黄琪翔上任伊始，即筹设“官兵合作社”，“官兵多从远处而来，滇中物价更较别处为高，所属数万官兵待遇甚薄，生活极感困难，琪翔深念同人责重事繁，亟欲安定其生活，使得专心于所司，冀能达成任务，不负长官及国人之期望，爰有组设官兵合作社之议”。
为解决合作社资金短缺的困难，他亲自给“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滇分处”写信，申请贷款：“唯是本部经费有定，合作社资金尚费踌躇，拟请贵处按照官息拨借基金1千万元，俾本社得以成立。
”黄琪翔爱兵之情，溢于言表。
黄琪翔对发展中印公路（东段）沿线的文化也极为重视，并积极为之呼吁。
他给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驻昆明的机构发电：“滇西幅员辽阔，国境内中印公路延长约千公里线上，风气闭塞、文化落后。
”因此，他希望新闻报纸能“就地发刊”，办理保山分版，“俾利提高边区文化”。
黄琪翔还勇于为民请命。
“民妇赵彩凤当龙陵沦陷为日寇所虏，威胁利诱使谍报国军情形，该妇深明大义……进行反间谍工作，掩护我便衣人员侦探敌情，我便衣人员有陷敌手者，则证明为良民，奔走营救脱险者不下百余人。
及至反攻，仍冒 79 险工作，领导我军进攻阵地。
”但是，日军赶走后，赵彩凤却因病衣食无着，不得不四处求助，“向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黄琪翔司令请求，蒙令饬潞江土司线光天每年发给谷子三十箩”。
由于名望高，黄琪翔曾被推举为中国红十字会保山分会名誉会长。
从1945年2－8月，共有368支车队通过中印公路，将8万多吨军用物资运到中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战场的对日反攻，这其中凝聚了黄琪翔的心血。
1946年，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撤销，黄琪翔回到重庆。
在八年抗战中，黄琪翔转战东南，几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建立了特殊功勋，被授予中国最高奖励“青天白日勋章”、“抗日战争胜利勋章”和美国的最高奖章“自由勋章”。
他的夫人郭秀仪，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事妇女救亡运动和保育战时孤儿的工作并随军在前线慰劳前方战士和伤员，创办医疗队，对抗战作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亦被授予“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抗战期间，为了便于工作，经组织同意，黄琪翔未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身份，但他的一些重要活动，都是与解委会其他负责人共同商定的。
黄琪翔对组织和同志非常关心，为了解委会的工作和发展，时刻倾注着他的心力。
他不仅在抗战前线立下显赫战功，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坚定不移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方面，也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反对内战心向人民 1946年仲春，黄琪翔回到重庆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实际上却被解除了军职。
其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共两党通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黄琪翔对此感到非常振奋，他曾在重庆各界欢迎李济深、田汉等来渝和庆贺叶挺、廖承志出狱的宴会上说：“我从军队中来，报告一点军中消息：胜利之初，军人很兴奋，但跟着就渐渐烦闷。
很多官兵来问我，他们担忧内战爆发。
我当时多方说明国内外大势要趋于和平，保证内战不会发生。
但后来事实一天天证明与我见解相反，心里很难过。
后来政协开会，给我以恢复自己的希望，天天看报收听广播，结果完满，停止冲突已成定案，心里转而高兴。
虽然问题不简单，波折仍有，但从大处看，内战已绝不可能了。
今天内战停止，相信个人绝无不欢迎的，我衷心希望政协决议的实现。
”表达了他当时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
在抗战胜利后，黄琪翔以现役军人的身份，第一个站起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 80 绝不参加内战。
”他的这些公开反对内战的言论，自然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去了。
蒋介石通过陈诚警告黄琪翔：“以后不要乱讲话。
”以后事态的发展，与黄琪翔的愿望大相径庭，也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重庆举行政协会议后，各界人士和各党派间亦在酝酿国民代表大会名单，黄琪翔原拟由解委会提名，后经商议，为了解委会多一个名额，同时便于做工作，黄琪翔遂通过陈诚，由国民党提名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集团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即于当天下午宣布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违反政治协商决议所规定的“国民大会”。
这个分裂的、独裁的大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黄琪翔与章伯钧商量，认为这个大会毫无意义，但为着能了解些政治内情，从中起些作用而出席了大会。
“国民大会”闭幕后，国内形势日益恶化，国共两党谈判的大门已被关闭，内战已不可避免。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决定撤回延安。
周恩来和邓颖超于1947年离开上海回延安前，借上海靖江路黄琪翔寓所举行了一次聚会，和各方面人士话别，其中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几十位。
大家都坚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相聚。
在这种形势下，不愿卷入内战的黄琪翔接受了陈诚的建议：出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7年6月，黄琪翔偕夫人赴柏林任职。
出国前，黄琪翔与夫人拜访了宋庆龄，向她辞行。
宋庆龄知道战败后的德国物资严重匮乏，便送了很多吃的用的东西，给他们带去德国。
在柏林，除按月向国防部汇报当时国际情况外，黄琪翔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书报或外出考察，密切关注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
他进一步认识了民主力量必胜，反民主力量必亡的道理。
1948年秋，解放战争已进入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阶段。
蒋介石寄希望于美苏战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挽救失败的命运。
是年9月，黄琪翔在柏林忽接一封蒋介石署名电报：“闻柏林美苏关系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可能，究竟情况如何，希即回国报告。
”黄琪翔即回南京见蒋介石，向其分析大战不可能发生，希望恢复国共和谈。
黄琪翔明明知道他的这些看法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但为了国家的前途，还是坦率陈词，这使蒋介石极为失望和不满，便让黄琪翔回去仔细考虑，第二天再来。
当黄琪 81 翔第二次见到蒋介石时，仍然坚持他原来的意见。
蒋介石更加不耐烦了，极为不悦地对黄琪翔说：“你不必再回德国了。
”并说：“你可到台湾去看看陈辞修（陈诚）。
”当时陈诚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正在那里养病。
此时，傅作义来南京参加军事会议，也住在励志社招待所，黄琪翔得以和他来往。
黄琪翔殷切希望停止内战，恢复和谈，希望傅作义能在结束内战、促进和平方面发挥作用。
傅作义听后沉默不语。
次日再谈时，亦无表示。
黄琪翔即不再深谈。
解放后，两人再次在北京见面，忆及此事，傅作义对黄琪翔当时的胆识和坦诚称赞不已。
黄琪翔在会见蒋介石后所有幻想都破灭了。
蒋介石要他到台湾去看陈诚，这明白是要借陈诚的关系留黄琪翔在台湾备用，以考验他的真实态度。
黄琪翔经考虑后决定往台湾一行，在台湾会见了陈诚。
他劝陈诚出来从事奔走和谈工作。
陈诚表示蒋介石对内战坚持到底，他无能为力，主张黄琪翔将家搬到台湾，共图国事。
黄琪翔见事无可为，便托词回上海接家眷，离开了台湾。
黄琪翔回到上海，决心去解放区，准备先到香港，以便与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联系。
当时他的行踪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黄琪翔化名为黄仪清，经过化装，偕同家属，从上海潜往广州。
经农工党员欧阳平的帮助，黄琪翔到达香港。
随即发表了声明：
一、完全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任命；
二、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三五年内不可能打起来；
三、国内战争的形势是破碎的旧势力必败，人民的力量必胜；
四、中国的前途将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的声明在香港及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黄琪翔很快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表示要立即到解放区去。
不久，该负责人接到上级指示，转告黄琪翔，广东尚待解放，希望他暂时在南方做些工作。
因此，黄琪翔留在香港。
此时中国农工民主党在香港继续进行组织活动，黄琪翔极力支持。
黄琪翔并与在港的各方面爱国人士，进行民主活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
1949年8月间中共方面通知黄琪翔到北平去，并且准备好了船位，他十分兴奋，带着全家老小，并将他在香港唯一的花园洋房变卖。
他说：“我连一根草也要带回祖国去。
”当时有些农工党的同志经济上比较拮据，黄琪翔便拿出三万元港币给予资助。
黄琪翔在解放后的北平，又见到了周恩来，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周恩来代表 82 中国共产党向他表示欢迎，详细询问了他和他的家庭情况，对他慰勉有加。
1949年9月21日，黄琪翔以特邀代表的资格，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体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这时，他真切地感到，他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了。
参加政权为民效力 全国解放后，黄琪翔夫妇将原存在上海的一对大瓷花瓶捐献给国家，并将在南京上海路的一幢洋房（即1937年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张群合影的处所）捐献给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安排黄琪翔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北平刚解放，民主党派尚无经费来源，黄琪翔从自己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党务活动的必要开支，直到建国后民主党派的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为止。
1949年冬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黄琪翔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执监会议秘书长。
1950年春，周总理为推进统一战线，加强各民主党派领导工作，建议原与民主党派有关的民主人士归队参加工作，以便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等实际工作。
自此农工党进行整理组织工作，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以章伯钧为主任，黄琪翔为副主任。
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黄琪翔被任命为委员兼司法部部长。
此后黄琪翔经常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兼顾农工党中央和中南司法部的工作。
同时，黄琪翔以强烈的责任感，做好农工党武汉市委会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黄琪翔以极大的热情，旺盛的精力，参与各项工作和社会活动。
他勤读书，对马列经典著作作了系统研究，并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观察事务和分析形势。
1953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改组为中南行政委员会，撤销中南司法部，黄琪翔改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黄琪翔参加赴朝慰问团，任副团长。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将位于广西桂林桃花江畔甲山的一座三层楼房连同20多亩花园捐献给国家。
1954年大区撤销，黄琪翔调回北京。
是年9月，黄琪翔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法案委员会委员。
11月，黄琪翔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黄琪翔在国家体委担任领导职 83 务虽然只有两个春秋，但他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两年中，黄琪翔出席了1955、1956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参与总结工作经验，商讨制定了发展体育事业的“六项方针”，经过中共中央批准，迅速得到贯彻执行。
基层体育协会相继建立，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各项竞赛活动相当活跃，促进了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体育干部培训，国际体育交往日益增加；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武术，亦开始挖掘整理和推行。
1955年国务院组织了赴西藏慰问团，陈毅任团长，黄琪翔为副团长。
他在西藏不顾高原气候带来的不适，坚持参加各种会议和慰问活动。
在这几年间，黄琪翔夫妇同周恩来、邓颖超及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贺龙、陈毅、习仲勋等经常见面，并约他们到家中聚会。
黄琪翔和其他兄弟党派的领导人接触也较多。
他总想为农工党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尽到自己的力量。
黄琪翔从建党以来，解决和缓和了党内许多矛盾，增进了党的团结。
他对干部的生活和健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次，他到办公室，看到有些办公桌较矮，就让总务部门的同志找木工将桌腿接高一些，以免影响干部的身体健康。
1956年，黄琪翔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
9月间，黄琪翔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请，作了对台的录音讲话，呼吁在台湾的老同事、老部下和亲朋故旧，要顺乎潮流，合乎民心，为和平统一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祖国的和平统
一，一直是黄琪翔关注的问题，他始终为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
经受考验矢志不渝 1957年3月间，农工党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和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黄琪翔被选为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在反右斗争中，黄琪翔被错划为右派。
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
这一年的国庆，他又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观礼。
他兴奋得连连说：“真没想到”，“中央的政策真英明”。
1965年7月，李宗仁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怀抱。
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去世后，周恩来特嘱黄琪翔夫妇以及其他友好陪同李宗仁前往华东一游。
这次参观访问，使他们耳目一新，深深感到，国家在解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前途似锦。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黄琪翔受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 84 害。
1966年8月底，几十名红卫兵冲进黄琪翔的住宅，抄走全部财物，并将他们赶出家门。
他们只得搬到农工党的宿舍去住，在这里又受到造反派的残酷迫害。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派工作人员到农工党宿舍看望黄琪翔夫妇。
造反派听说周总理派人来过，对黄琪翔稍微缓和了一些，让他做个“走读生”，早上七点钟去，晚上十一二点放出来回家。
每天一个人在小屋里写交代材料，要挨斗或陪斗。
黄琪翔在精神上实在承受不了这种迫害和折磨，便写信给周总理。
他的夫人从地安门步行到天安门，用挂号寄到国务院，并在信封里附了一张便条给邓颖超：“我有封信请您交给总理。
”总理收到信后，马上派人来看望。
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70年5月，黄琪翔夫妇搬到北京永安里灵通观居住，他们深深感激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四年里，黄琪翔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他始终深信这黑暗、混乱的局面，绝非出自中国共产党。
虽然黄琪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从没有淡漠对长期合作共事的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爱戴。
因长期的折磨，精神上压抑，黄琪翔终于病倒了。
1970年12月10日，黄琪翔因心肌梗塞，医治无效，在困境中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总理得悉后，立即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送花圈表示哀悼。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讣讯，这在当时是极为不易的。
黄琪翔曾在病中反复叮嘱夫人：“在‘运动’中有些亲属、同事和朋友揭发了我，即令有些不实之词，或过火的举动，那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你不要记恨他们，要原谅他们。
如果将来他们有困难，你有条件的话，仍要尽力帮助他们。
”他还说，坚信将来会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和平统
一。
他盼望能看到这一天，如果他有不幸，希望郭秀仪能继承他的遗志，努力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积极工作。
在黄琪翔精神的感召下，文革后，郭秀仪将北京大羊宜宾胡同三亩多地的私宅献给了全国政协，希望为统战事业竭尽绵薄。
丹心可表诚如铁，“铁军”将军黄琪翔最后的心愿道出了满腔赤子情，拳拳爱国心。
【参考书目】
1、《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81年 85
2、《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3、《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4、《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5、《黄琪翔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
6、《邓演达》人民出版社1995年
7、《流金岁月——郭秀仪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86 章伯钧传略 刘奕 章伯钧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建立一个独立、统
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一 章伯钧，安徽枞阳（原属桐城）人，1895年11月12日（清光绪二十一年阴历十月初一）生。
6岁丧父，与弟弟伯韬、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
幼入私塾，继入桐城中学。
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英语系。
1920年毕业，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恽代英、萧楚女等任职不容于当局，一年即被解职。
1922年，章伯钧以安徽省公费生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哲学，与他同船赴德国留学的有朱德、孙炳文。
在柏林大学，章伯钧与朱德同住一室。
1923年，章伯钧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5年，章伯钧在柏林结识邓演达，思想深受邓演达影响。
章伯钧在柏林大学完成4年学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26年春与孙炳文一道回国，来到广州，由孙炳文介绍给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受聘为文学院教授。
同年7月，章伯钧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
1927年1月，章伯钧任武汉国民政府人民裁判委员会委员；3月改任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积极从事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章伯钧离开武汉。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在主任郭沫若未到任之前代理主任职务，章伯钧参与了《“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起草和南昌各界群众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
“八一”起义失败后去香港，遂脱离共产党。
二 87 1928年初，章伯钧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宋庆龄、邓演达《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与谭平山等酝酿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主张推翻南京反动独裁统治，继承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恢复中国革命。
1930年章伯钧在上海参与以邓演达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创建工作，当选中央干部会干事、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积极投入反蒋反帝活动。
邓演达被捕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面对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压迫的卖国残民政策，黄琪翔、章伯钧等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大行动纲领，主张立即对日作战。
邓演达殉难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章伯钧与黄琪翔等继续团结同志，坚持组织活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临时行动委员会派出义勇军，编入十九路军补充一团，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
章伯钧等发表了《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谴责“南京统治阶级对内屠杀剥削民众，从事连年不断的野蛮内战，而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无心抵抗，反至勾结招引”，痛斥南京政府“误国殃民”的政策。
指出“中国统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有信任自己，依赖自己，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击碎这双重束缚的镣铐。
” 1933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逼近平津的同时，又大举进犯察哈尔东部地区。
章伯钧与临时行动委员会部分党员到张家口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同年秋，章伯钧与黄琪翔等代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商定以“抗日、倒蒋、联共”为号召，发动“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钧担任文化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该委员会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进攻福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未及两月就失败了。
章伯钧流亡日本，在东京继续团结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联系爱国人士，筹划重振组织，实现“倒蒋抗日”。
流亡到日本的章伯钧、李士豪、何世琨、郭冠杰、李伯球、李健生等十余人编为3个小组，每周集会一次，就国内外形势交换意见。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发动新的攻势，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 88 安内”的政策，并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中国民族危机益深。
章伯钧同李士豪、李伯球、何世琨以及所联系的中外友人郭沫若、田中忠夫等十余人，以避暑为名在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讨论如何重振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惟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要重振组织的目的。
章伯钧将这些情况函告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复信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必须同共产党合作”。
1935年，日寇向华北发动新的攻势，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媚日卖国政策。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发表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章伯钧备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
在日本的李士豪、何世琨等催促章伯钧速回香港，重振组织参加民族抗日阵线。
随后章伯钧等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建议组织反日阵线。
该《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共《八一宣言》，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1935年秋，章伯钧从日本回到香港，与彭泽民、丘哲、郭冠杰以及陆续到达香港的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商议重振组织参加民族抗日阵线的具体事宜。
经过酝酿，1935年11月10日，章伯钧与彭泽民、彭泽湘等在九龙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简称“二干会议”），会议决议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
响应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同共产党合作，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会上章伯钧当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宣传委员会书记。
黄琪翔未参加会议，在黄琪翔旅德期间，实际由章伯钧和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主持党务。
“二干会议”标志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历史转折。
一方面从党的名称上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并取消了“临时”观念；同时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上了新的里程。
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为了推动抗日，1936年初，章伯钧到广州与邹鲁联系，4月又到广西梧州与李济深商谈，策动他们同胡汉民等建立联盟，发起反蒋抗日的军事运动。
6月1日，两广的李 89 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联合发动了“六一”事变，打起反蒋抗日的旗号，宣布北上抗日。
章伯钧代表解委会到广西参与、策动并积极支持这一举动。
在南宁召开的各党派团体联席会上，章伯钧多次发言，强调“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一要靠红军的胜利，二要靠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
直到“两广事变”被蒋介石瓦解后，章伯钧才离开南宁回到香港。
1936年10月，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等在香港召开会议，以统一认识，推动联合抗日。
与会者认为，蒋介石受国内外形势的逼迫，表现出对日态度的某些改变；中共中央为了推动抗日，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对蒋的政策应由“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
章伯钧等一致认为：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推动全国联合进行抗战。
以往连年内战，在党禁森严的情况下要搞联合是非常艰巨的，但在目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有了分裂，共产党已经发出了联合抗日的号召，这就有可能促进联合抗日的实现。
我们在国民党中间作促进联合的工作，对推动联合是大有裨益的。
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政策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密切配合，加紧了推动联合抗日的工作。
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
章伯钧等解委会负责人于7月10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大政治主张。
其主要内容是：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现最低限度的民主政治；建立特殊机关，统一各党派所领导的民众活动，武装全国民众抗日；实现战时计划经济；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并取消以前有碍民众运动的各项特殊条例。
这八项政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但与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有抵触，蒋介石置之不理，且拒不承认解委会的存在。
7月17日，蒋介石邀请国内各党派、民主团体、社会名流在牯岭举行“庐山谈话会”。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致要求下，发出了“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抗战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著名的“抗战宣言”。
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参政会，名曰“集中意见，团结御辱”，邀请了国民党以外的党派领袖和社会名流参加。
由于章伯钧提出的八项主张为蒋介石所不容，因 90 此被蒋介石排除在庐山谈话会和国防参政会之外。
当李济深建议邀请“第三党”章伯钧时，蒋介石却说：“邓演达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
”在庐山谈话会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与蒋介石商谈两党合作抗日问题，而中共代表也同样不在邀请名单内。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直至“八一三”事变后，迫于抗战形势的急速发展，蒋介石才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的谈话，并表示对爱国民主党派“无不开诚接纳”。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章伯钧受邀赴南京共商国是，1937年10月从香港抵达南京，进行民主抗日活动。
他多次与中共代表叶剑英、秦邦宪等会晤，积极联络各方民主人士，商讨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问题。
同时，为表示抗日的诚意，分访国民党当局，陈述民主抗日的主张。
1938年1月，章伯钧等解委会负责人来到武汉，并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由香港迁至武汉。
章伯钧经常与中国共产党驻武汉代表团讨论对时局的看法，对内对外力主联共联苏，呼吁民主、抗战。
他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赞同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章伯钧在解委会机关刊物《抗战行动》和《前进日报》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如“抗战与团结”、“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等，大力宣传全面抗战与民主改革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揭露亲日派妥协投降的阴谋。
为了明确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在抗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章伯钧、彭泽湘在2月间同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王明在汉口举行会谈。
双方在亲切的气氛中回顾了两党之间的关系，交换了当前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一致表示今后应加强合作，共赴国难。
会谈中最令章伯钧受到启发和鼓舞的，是明确了中共的“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抗战方针，深感参加这次伟大的抗日战争“心中有底了！”章伯钧发表文章，希望国民党接纳各党各派的政治要求，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商定全国一致遵守的以民主为骨干的政治纲领。
会谈后不久，1938年3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汉口璇宫饭店召开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以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为确定新的行 91 动方针，统一思想认识，巩固党的组织。
会议通过了由章伯钧、彭泽湘等起草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
要实现全面的持久抗战，必须改革政治方针，实现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
章伯钧继任临时中央执委会委员。
决定在黄琪翔总书记未公开履职之前，由章伯钧担任总联络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成为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这些主张与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基本一致，是对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支持，也是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否定。
解放行动委员会为贯彻上述主张，在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面，作了积极努力。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应邀出席了会议。
三四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
在章伯钧的领导下， 解委会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我们对于抗战建国纲领的意见》，要求国民党及早使纲领更加具体化、实际化，更应号召全国人民和在野党进行讨论，发挥和补充这个纲领。
蒋介石在汉口几次约见章伯钧和彭泽湘，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成立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但交谈中不能达到一致的认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7月上旬，章伯钧作为解委会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
在会议中，章伯钧与中共参政员、各党派及无党派的许多参政员进行了广泛接触。
著名记者邹韬奋参政员在《“来宾”中的各党派人物》一文中说：解放行动委员会被请的唯一代表章伯钧“对于改善政治是很积极的，对于促进党派的团结他也曾费了不少的工夫”。
在中共参政员的带动与影响下经过斗争，会议确定了抗战到底的国策，宣布了实行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方针。
会后，各党派的参政员掀起了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政运动。
章伯钧代表解委会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积极参加有关实施宪政的活动。
章伯钧提出：“希望国民参政会从半民意机关发展到完全的民主制度。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应当确定各在野党派参加国民参政会，由其自行推选参政员，要保障参政员的权利。
” 1938年秋，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中心由武汉转移到重庆。
章伯钧等解委会负责人也从武汉撤到重庆，在重庆半山新村3号设立了中央联络点。
周恩来等 92 中共领导人同章伯钧等经常就国内外形势、抗战政策、国共关系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沟通信息，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并在实际斗争中协调行动，互相呼应。
章伯钧也不断从中得到帮助和启迪。
在重庆，章伯钧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大声疾呼，批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宪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取缔特务活动，惩治汉奸和贪官污吏。
并坚决抗拒国民党当局的拉拢与压迫。
陈诚奉蒋介石之命要求章伯钧取消组织，与国民党合组“三民主义青年团”，章伯钧断然拒绝。
10月，为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坚持团结抗日，章伯钧与张澜、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了宪政座谈会。
章伯钧被推为宪政促进会常委会委员。
到1943年3月，先后召开了8次宪政问题座谈会，广泛讨论如何推进宪政运动及宪政与抗战的关系等问题。
蒋介石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和施行排除异己的政策，促使民主力量增强了联合的决心。
1939年10月，章伯钧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等一部分国民参政员，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大后方开展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
为解决经费问题，章伯钧提出了“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计划，并通过关系，从赈济委员会申请到一笔资金，在北碚创办了“民利制革厂”并附设一个农场，章伯钧任经理。
为党组织提供了一些活动经费，还收养了不少难童。
后又在重庆市民生路开设“正义书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1939年，国内政治斗争复杂化。
解委会内部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
极少数负责人慑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提出“在国共之间采取超然态度，绝对中立”的主张。
章伯钧等绝大多数负责人坚决反对。
认为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
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
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
这种原则分歧日益尖锐。
为了统一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1940年秋，章伯钧在重庆主持解委会整党。
党员都须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并宣誓：“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三大目标奋斗到底”。
主张“绝对中立”者离开了组织，吸收了一批新的力量，解委会“吐故纳新”，增强了团结。
1941年春，解委会以章伯钧、丘哲为代表，在重庆曾家岩50号同中共领导人周恩 93 来、董必武、叶剑英举行正式会谈。
会谈中，章伯钧表示了加强同中共合作的诚意，请求中共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予以切实的援助。
周恩来表示赞成，答应予以种种援助。
会谈后，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俄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们建立了密切之合作。
3月间中共中央的《政治情报》中也说，第三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皖南事变”后，章伯钧积极联络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当局迅速停止其反共内战政策。
章伯钧为祝贺《新华日报》三周年在该报发表《新春感言》说，国民党必须改变反共分裂、排斥异己的政策，务求举国党派之真诚合作，始能驱敌寇于国门之外。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章伯钧同共产党密切合作。
他为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谈话。
他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员期间，在会上极力要求改革政治，提出了结束党治、立施宪政、改革政治等提案，并为促进党派团结费了不少心力，以致在第
二、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中遭到无理排斥。

四 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反共活动，使各抗日党派对蒋介石日益不满和失望。
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又使他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章伯钧、丘哲等解委会负责人向各方面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以抗拒蒋介石的压力。
在筹建过程中，章伯钧与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罗隆基等连续召开会议，商讨有关事宜，章伯钧还起草了组织规程。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稍后加入）三党三派联合，于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章伯钧当选为五人常委之
一，并任组织部长。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允许个人参加组织，大批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入盟。
章伯钧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盟自成立起，组织工作一直由章伯钧主持。
由于解委会历史较久，有一定的社会联系、组织基础和干部班底，因此章伯钧对民盟初期的组织建设发挥了骨干的作用。
民 94 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内部多党多派，情况比较复杂。
章伯钧与其他领导人为民盟的巩固和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民盟内部，解委会始终同盟内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坚持了比较正确的政治立场。
在反对蒋介石的分裂活动中，在旧政协会议的斗争中，为民盟同中共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9月，林祖涵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9月24日，章伯钧与沈钧儒等召开了有500多人参加的民主宪政促进大会，积极响应中共的这一号召，一致提出“实行民主、挽救危机，召开国是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
章伯钧随后在各党派、各界人士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
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
”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给予了积极支持。
1945年1月，共产党具体提出了“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并提出立即着手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圆桌会议。
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国共和谈的恢复，以及中共“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解委会意识到中国政治的重大问题，是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而增强了争取民主和抵制蒋介石压迫的勇气和信心。
章伯钧代表解委会频繁地参加发起和主持有关宪政运动的活动。
为对抗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坚持召开其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
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章伯钧带领解委会完全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提议。
为配合这一斗争，章伯钧于同年2月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半月刊，亲任主编。
章伯钧连续为该刊撰写文章，旗帜鲜明地揭露、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反共行径，支持共产党关于召开各党派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组成临时联合政府的建议。
章伯钧多次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召开紧急时局会议，建立民主统一政府，实行宪政。
4月，章伯钧被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7月1日，章伯钧同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和商谈国是，历时5天，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正式会谈举行了三次，双方各抒 95 己见，畅所欲言，非常坦率友好。
气氛自然、融洽。
当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闭时，毛泽东风趣地接过话题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
三次正式会谈后，中共方面将会谈的综合纪要郑重委托六参政员转交国民党当局。
在延安，章伯钧说：“我过去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同党的关系。
现在我虽然还不准备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但我要为党尽力的心愿从未改变。
抗战开始，我在重庆就向周恩来先生正式表示，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各派表态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
” 会谈之余，章伯钧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进行了参观、考察和访问，延安的进步与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重庆后，章伯钧在半山新村3号向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干部介绍了延安之行。
他笑容满面，愉快地说，这次我们去延安，受到共产党领导人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热烈的欢迎和热情接待，关怀备至，使人感到温暖。
在会谈中，共产党几位领导人阐述了共产党对国事的主张，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办法，还耐心地做了团结教育争取工作。
共产党的态度是真诚而坚定的，希望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章伯钧以坚决的态度说，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我坚决拥护；国民党政府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排斥异己，破坏团结，破坏抗战，我坚决反对。
章伯钧又激动地谈到在延安的见闻和感想。
他说，我们在延安参观了机关、部队、学校和街道，印象深刻。
延安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是愉快而振作的。
不管干部、战士和群众都是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积极工作，不畏困难，一片兴旺的抗战景象，使人深受感动和鼓舞！但是我们看看国统区：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享乐腐化，上下争利；压迫剥削，民不聊生，这种情形，谁不痛恨！最后，章伯钧肯定地说：国民党政府腐败已极，已失掉民心，是没有办法的了，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希望！ 7月7日，中共发表声明不派人出席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章伯钧亦坚不出席。
对于会议激烈辩论的国民大会问题，未出席会议的章伯钧于18日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主张停开国民大会，立即召开政治会议。
章伯钧的态度引起国民党仇恨，国民党内部文件《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关于商讨国民大会问题的情报》称章伯钧“甘 96 为共产党作应声虫，托词其弟病危不出席大会，并响应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之建议发动渝市同盟直属区分部反对同盟参政员出席，对国民大会亦妄加讥评，受其蛊惑不出席参政会者，有同盟主席张澜。
该党与共党勾结之行动由此次不出席与破坏国民大会之行动更可窥见一斑矣”。
五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章伯钧坚持不懈地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积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反对独裁、内战，为争取民主、和平，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25日，共产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蒋介石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共产党采取了以和平谈判为掩护和积极准备武装进攻解放区的两面政策，他在发动内战的同时，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来到重庆同蒋介石和平谈判。
9月2日，民盟中常会设宴欢迎毛泽东。
在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会见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章伯钧等，盛赞民盟为民主和平而斗争。
14日，章伯钧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对时局谈话”，揭露蒋介石假和平阴谋。
他说：“现在全国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民主建国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
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都将遭到国人之坚决反对。
”“希望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予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章伯钧说：“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
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
” 在国共谈判期间，10月1日－12日，民主同盟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章伯钧与盟内倾向蒋介石的青年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彻底改变了青年党把持盟务的局面。
11月初，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和王若飞邀集民主人士商讨如何动员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
章伯钧积极行动，解委会于11月12日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表明了反对内战的原则立场。
《宣言》谴责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集团发动中国内战，呼吁全国人民急起自救，须以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制止危害国家的内战。
主张迅 97 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全国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根据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切实解决有关问题。
解委会对时局的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二是渴望国共两党及全国各党各派和平建国。
这些主张和要求，是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
12月1日，章伯钧在《中华论坛》上发表“谈内战问题”的署名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实质。
认为共产党对和平民主是有诚意的，内战是国民党发动的。
因为国民党把国家政权当作党派的政治权力，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和国家的前途。
文章号召，我们全国人民理当挺身而出，把内战之火及早扑灭下去。
12月29日，章伯钧与沈钧儒、罗隆基、史良、李公朴等一起，以“陪都”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名义致函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停止武装冲突，使民主建国大业早日顺畅推行。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同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开幕。
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会议。
开幕式上，周恩来致词说：政协会议要商讨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宪法问题，要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
在讨论“共同纲领”时，章伯钧发言说，“共同纲领”应定名为“和平建国纲领”，内容应包括改组政府、地方自治、人民自由权利、军事调整、党派关系等，应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约法作为制定“纲领”的依据，同时要把中共和其他政党的政纲及各界人民的意见都拿来参考。
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军队和政权问题。
国民党坚持必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实行政治民主化。
章伯钧发言告诫国民党：“莫要崇尚单纯的武力，轻视人民。
对于国共之争，切莫在军事上打主意，最安全的道路，是走政治的途径。
” 1月30日，章伯钧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经过争论和斗争，旧政协会议在31日的闭幕式上通过了五项决议。
章伯钧在会议中同共产党合作，为促成旧政协作出决议作出了努力。
1946年5月，章伯钧等来到南京，继续同中共领导人团结合作，受到了教育与鼓励。
5月底，当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之际，章伯钧在夫子庙邀集到达南京的解委会负责人和干部座谈。
鼓励大家做好继续斗争的准备。
他说，内战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全国范围 98 内进行下去，共产党的军队将会向黄河以南推进，扩大战果。
蒋介石虽然有美国武装起来的几百万军队，长期打下去，将以失败告终。
在分析形势之后，他强调，随着当前局势的变化，国共两党以外的政治力量将进一步分化，有些人要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们要继续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下去。
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
7月3日，蒋介石擅自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章伯钧当即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指出这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不是经过政治协商的国民大会。
“这样的国民大会，结果只会造成分裂的局面”，“各党各派是不会愿意参加的”。
指出：“世界的潮流是民主的潮流，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是一个各党各派所组织的民主联合政府”，他谴责了蒋介石集团推翻政协决议，致使民主联合政府未能成立的罪行，坚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和平是有希望的，局势是可以扭转的”。
11月，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书面的《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并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章伯钧和民盟其他领导人紧密团结，同共产党采取了一致行动，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拒绝参加，坚持了一个爱国民主战士的正义立场。
1947年2月，章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解委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继续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而奋斗”。
章伯钧在会上作了《党务报告》，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四干会议《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假民主阴谋，呼吁全中国各阶层人民共同反对内战，抗拒帝国主义入侵，促成和平统一之实现。
“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工作上确定了农工党的航向：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一时期，无论在重庆，在南京，还是在上海，章伯钧都坚持了一个爱国民主战士的正义立场，任劳任怨，奔走呼号，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旧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抗议美帝干涉中国内政。
1947年3月9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被迫全部撤回延安，和谈之门关 99 闭，蒋介石随即进攻延安。
同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疯狂进行内战的同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加紧迫害民主进步势力，农工民主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章伯钧11月秘密赴香港，继续进行民主活动。
农工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香港。
1948年1月，章伯钧与沈钧儒等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提出了坚持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政治纲领。
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领导全盟工作，使民盟发展史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48年初，章伯钧在香港收到毛泽东的“关于当前局势的声明”，邀请章伯钧、李济深、蔡廷锴等配合解放战争，开展军事运动，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发挥作用。
因此在9月召开的农工民主党中央执监委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中指明，今后的具体任务，是彻底打败美国扶日援蒋的侵略政策，加速反动统治的崩溃。
决定“本党应加紧团结南京统治区的农工平民大众，与解放军并肩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
”《决议》严肃批评了“中间路线”，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
”“要加紧团结国统区人民，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斗争，组织武装。
必须尊重中共战友，按照实际需要，在武装斗争中统一指挥，巩固合作”。
农工党中央执监委联席扩大会议之后，遵照由“中共战友统一指挥”原则，又开展了新的军事运动。
六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后，章伯钧与沈钧儒代表民盟，联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通电响应，同时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
9月，章伯钧等4人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离开香港，于9月29日第一批到达哈尔滨，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章伯钧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又和彭泽民等联名发表书面谈话，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实现真正和平民主的八项条件，为新政协的召开和 100 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949年9月，章伯钧在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 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长， 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光明日报》社社长。
章伯钧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开展对外友好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他曾长期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为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建立与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过显著的功绩。
章伯钧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章伯钧在一生奋斗中，也是有过曲折的，然而他能不断地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
纵观章伯钧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有过积极的贡献。
【参考书目】
1、杨静仁“在章伯钧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1985年11月12日
2、“纪念著名爱国民主战士、政治活动家章伯钧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2日
3、周谷城“怀念章伯钧同志——纪念章伯钧同志诞辰90周年”《人民政协报》1986年6月13日
4、《中国民主党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5、《中国民主党派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
6、《画说中国农工民主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7、江西《工商报》1927年8月2日
8、金城“六参政员的五日来去”《人民政协报》1985年1月18日
9、周竞波“章伯钧谈延安之行”1987年 101 革命元勋华侨楷模——彭泽民传略刘南燕 彭泽民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竭诚拥护者，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爱国华侨的楷模，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
一。
他从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终生为建立独立、统
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息。
南洋谋生追随中山 1877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年丁丑十月初三），彭泽民出生于广东四会县清塘镇白沙村一个佃农家庭。
原名彭泽文，字锦泉，号镛希。
为彭家长子，另有姐、弟、妹6人。
8岁入村塾接受启蒙教育。
因家贫且勤奋好学，深得塾师同情，学费全免。
断断续续念了7年，同时跟随伯父学习中医，饱览中医古籍，熟背许多中医汤方。
15岁时，父亲年老多病，丧失劳动能力，彭泽民辍学糊纸盒补贴家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洋货充斥市场，小手工业日渐衰微，彭泽民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不满日增。
24岁时父亲病故，彭家制作纸盒小铺濒临破产。
为生计所迫，彭泽民1902年只身前往南洋谋生，在吉隆坡当过杂货店店员、小学教员和锡矿场文书等。
在锡矿场做工时，他白天随队探矿挖掘，晚上僻地栽种橡胶，很快发展成自有的垦植园，并先后将国内亲属迁赴南洋。
这段时间彭泽民领略了劳动神圣的真谛，认识了劳动群众的高贵品质和革命要求。
他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联。
在劳动创业时，彭泽民用中医中草药为群众治病并取得成效，受到当地侨胞和马来族裔百姓的爱戴。
20世纪初，南洋华侨反清革命运动兴起，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吉隆坡举办了“中和讲堂”，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彭泽民只要有时间就到“中和讲堂”听讲，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 102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彭泽民决心追随孙中山革命，积极筹备成立同盟会吉隆坡分会。
1906年6月底，孙中山到新加坡宣传革命，筹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7月，孙中山前往芙蓉，与当地华侨座谈，揭露清政府假维新的骗局，宣传革命。
彭泽民出席了座谈会，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8月，孙中山到吉隆坡，推动成立了同盟会吉隆坡分会，首次吸收会员12人，彭泽民被推举为书记。
英国殖民当局视同盟会为“乱党”，监控甚严，禁止其公开活动。
彭泽民与其他革命党人，借用当地基督教宣道堂内座作为革命机关，成立革命外围组织“青年益赛会”，宣传同盟会的宗旨，发展同盟会会员，拥护策划各种革命行动。
如：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筹款，秘密购置及转运武器弹药，组织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起义等。
为避开敌人耳目，发展组织，也为当地侨胞办实事、好事，“青年益赛会”设立了一家中医诊所，彭泽民亲自担任中医。
他曾用中草药研制出“中华戒烟药水”，劝诫、帮助沾染鸦片瘾的华侨戒掉恶习。
“青年益赛会”不久即成为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革命中心，影响日益扩大。
1908年10月，为了加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领导并筹办军饷，孙中山化名“李竹痴”，与胡汉民等自新加坡出发，赴芙蓉、吉隆坡等地活动。
为了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彭泽民发动全体同盟会会员担任警卫工作，自己则亲自守卫欢迎大会的大门，防备保皇党的破坏，保证了孙中山先生的安全演讲。
同年秋，根据孙中山“改良扩充，以求其进步”的指示，吉隆坡同盟会支部进行组织整顿和扩充，彭泽民被推选为吉隆坡同盟会副会长、“青年益赛会”总理。
在彭泽民的领导下，同盟会会员不断增加，活动逐渐开展。
彭泽民协助孙中山筹募革命经费十几万元，准备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前，彭泽民组织了一批青年同盟会员回国参加起义。
最早与他一道从事秘密活动的李晚、罗成英勇就义，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失败波及南洋，在吉隆坡的同盟会和“青年益赛会”被取缔。
同盟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分散在矿场、橡胶园进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同时宣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中华民国成立。
吉隆坡同盟会支部亦由地下转为公开活动，并改组为国民党吉隆坡支部，彭泽民当选支部理事。
“青年益赛会”此时也恢复了活动，会员猛增至数千人。
彭泽民在会内为 103 群众治病很有成效，信息为国内所知，因而获中华民国内政部颁发的由孙中山亲笔签名的医师执照。
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昔日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剧烈分化，推翻清王朝后迅速膨胀的国民党却失去了革命性，有些地方组织竟自动解散。
面对失败，孙中山毅然另组“中华革命党”，进行二次革命。
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9月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提出所有国内外国民党未解散者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915年3月孙中山特派许崇智、宋亚藩到南洋指导改组，岂料在吉隆坡的改组工作受阻。
彭泽民即与许、宋商量研究，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雪兰莪总支部，坚决服从孙中山领导，清除蜕化分子，吸纳新生才俊，实行二次革命。
孙中山任命陈占梅和彭泽民为总支部正副部长。
当袁世凯窃国称帝时，总支部组织华侨“讨逆军”归国讨袁。
彭泽民负责为“讨逆军”筹措军饷。
在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中，由华侨组织的“讨逆军”进入广东东江，参加了讨伐袁世凯在广东的走狗龙济光。
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讨伐声中毙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称遵循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恢复国会。
1917年4月，北京的黎元洪政府决定增补第二届参议院华侨参议员，请海外华侨派代表团参加选举。
陈占梅、彭泽民同被选为南洋华侨代表到了北京。
彭泽民在海外侨居十余年后第一次回国，第一次当华侨代表。
来自海外的华侨代表们以为在政府内有了议政的资格，殊不知由美、日帝国主义分别豢养的军阀黎元洪、段祺瑞，在主子支持下为争权夺利大打出手，美国支持黎元洪罢去段祺瑞总理一职，日本支持段祺瑞包围国会，强压参众两院解散，华侨代表参选议政亦随之被废黜。
彭泽民愤然返回南洋。
严酷的事实让他醒悟，帝国主义操纵的大小军阀绝不会实行共和，绝不会实行《临时约法》，华侨代表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忠诚于孙中山的彭泽民等人，以中华革命党雪兰莪总支部为基础，扩大成立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与新加坡总支部、庇能总支部并列，成为马来亚联邦中国国民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支部下设总务、党务、财政3个部，彭泽民被选为副总理、陈占梅为总理。
彭泽民领导总支部办青年图书社、学校，吸引进步青年，培养人才，工作活跃。
1921年初，彭泽民担任吉隆坡《益群日报》总经理，该报创建于1919年，是当地 104 唯一一份华文报纸，也是唯一的革命喉舌。
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曾派其党羽刘党天插手该报主持笔政，但刘党天常混淆是非，腐败无能，《益群日报》日渐衰微。
彭泽民接任后，立即着手对该报进行改造。
他确立了办报宗旨——以孙中山革命大纲为主旨，聘用了许甦魂、董方成、包惠僧等一批思想进步、精明强干的青年到编辑部任编辑，成为报社骨干。
《益群报》迅速恢复生机，既宣传革命，介绍国内革命发展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还专栏介绍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学说，并开设“祖国之光”专栏，向侨胞介绍杰出的政治、军事、思想家和科学家故事，介绍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华侨社会影响很大。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彭泽民将其党羽刘党天开除出报社。
由于《益群报》不停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英殖民当局一直怀恨在心。
华民政务司传讯彭泽民，指责《益群报》攻击陈炯明，影响“邦交”，勒令停业。
彭泽民据理力争，驳得英官员哑口无言，但仍以执行命令强令停业。
彭泽民将谈话情况公之于众，深得华侨绅士朱嘉炳同情。
朱嘉炳以政议局议员身份出面为《益群报》辩护，并经各方支持，《益群报》非但没被取缔，而且在华侨中威望更高。
就任海外部长组建华协华讲所 1923年，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此举在国民党内部遇到很大阻力。
3月，彭泽民回国，专程谒见孙中山，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阻挠。
孙中山得知后，特发给彭泽民特别通行证，并约定每天下午3时来谈话。
孙中山向彭泽民详细解释了三民主义和以俄为师、联合共产党、扶助农工群众三大政策的关系。
他说：“三民主义是最好的种子，三大政策是最好的园地。
有了最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园地，也是无用的。
所以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开的。
”彭泽民对孙中山这一精辟解释铭记在心。
数月之间，他们交谈了国内政治、军事及南洋党务等多方面的问题。
彭泽民原名“泽文”，孙中山建议他改名“泽民”，寓意“厚泽于民”，并为此手书横匾“博爱”字幅相赠。
从此，彭泽民把三大政策作为自己政治生活的行动准则，坚持不渝。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
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召开有4000群众参加的悼念孙中山大会。
彭泽民在会上演讲，追述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矢志不渝。
105 1925年9月，彭泽民被选为芙蓉总支部出席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准备回国，突遭英殖民当局发出驱逐出境令，为避免拘捕押解，不得已秘密绕道泰国，回到广州。
10月，同回国参加国民党二大的华侨代表成立了“海外代表办事处”。
开会前夕彭泽民广泛接触、结识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林祖涵（伯渠）、周恩来、彭湃、吴玉章、谭平山等。
是时，以“西山会议派”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活动猖獗，反对国共合作和召开二大。
彭泽民心情沉重，对国民革命的前途感到忧虑，特向毛泽东讨教。
毛泽东说：“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
”彭泽民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得到许多启发。
11月20日，海外代表办事处召开大会，讨论如何敦促国民党中央尽早在广州召开“二大”，彭泽民被推为会议主席。
在许甦魂（中共党员）等华侨代表的支持下，国民党右派扰乱会场、煽动华侨代表不参加“二大”的阴谋未能得逞。
随后，彭泽民与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和海外华侨代表在广州集会，坚决反击西山会议派，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坚决主张在广州召开“二大”。
彭泽民与来自海外各地的华侨代表就团结华侨、组织华侨群众团体以适应革命需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联名提交了《以实力保护华侨》、《组织中国国民党海外协会》等提案。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努力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1日－19日在广州召开。
会上，彭泽民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维护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斗争。
彭泽民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二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海外部部长。
根据彭泽民等华侨代表的提案，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华侨协会的决议。
之后，彭泽民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从此结束了20多年的侨居生活。
1月31日，彭泽民走马上任海外部长，立即剔除了以林森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在中共支持和秘书长许甦魂的协助下，海外部进行较彻底的改组，吸纳了30名共产党员及爱国华侨、进步青年到海外部各部门工作。
海外部革命精神旺盛，国共两党合作气氛浓郁。
在创造中国初期富有革命色彩的侨务工作，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在动员海外华侨支持北伐，声援中共领导的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组织动员华侨 106 反对恶势力，反对破坏三大政策，以及后来在支持北伐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彭泽民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和衷共济，在整顿和指导海外党务、维护华侨权益和推动华侨支援祖国革命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海外部堪称国共合作的典范。
华侨历来是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
国民党右派一面派人到海外游说，一面利用报纸、刊物等在华侨中造谣中伤国内革命势力，挑拨离间华侨与国内革命势力的关系。
为使海外华侨了解国内革命的真实情况，彭泽民委托秘书长许甦魂出版海外部机关报《海外周刊》。
在广州期间，《海外周刊》出版了35期，海外部迁至武汉后，续出10期，它记载了1926年3月至1927年7月间国内革命斗争和华侨支持国内革命斗争的历史。
《海外周刊》是一份颇受广大华侨欢迎的革命刊物，在宣传革命、反对国民党右派、维护国共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立华侨协会的决议确定后，彭泽民在许甦魂的配合下，着手组建华侨协会。
国民党改组之后，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工会、农会竞相成立，华侨爱国运动却呈散沙状，当务之急是把华侨组织起来。
彭泽民被推举为华侨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全面工作，并决定立即在海内外发展华侨协会会员。
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观点的差异，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的错综复杂，以及出身和侨居地域、语言的不同，多数华侨团体封建宗派色彩浓郁，以致华侨社会山头林立。
我行我素，各自为政。
华侨协会成立初期，只有会员100多人。
彭泽民、许甦魂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使驻穗的16个海外华侨团体集体加入华侨协会，各地归国华侨也纷纷入会，至1927年初已拥有20万会员。
分散的华侨凝聚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926年2月初，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率代表求见彭泽民和许甦魂，要求华侨协会援助省港罢工运动。
海外部和华侨协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援助省港罢工问题。
会议决定：（一）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的名义，电请海外华侨继续支持省港罢工；（二）致函省港罢工工友，表示声援和慰问。
2月11日，彭泽民和许甦魂联名向海外各党部、各侨团发出通电，号召华侨在经济上援助省港大罢工，做他们的后盾。
2月25日，广东各界召开有20万群众参加的援助省港大罢工大会。
彭泽民在会上宣读总理遗嘱并作演讲。
会后，彭泽民等为领队，领导了示威游行。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
蒋介石继策划中山舰事件后，又在会 107 上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名，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等。
蒋介石企图以此削弱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
在讨论《整理党务案》时，彭泽民率先发言反对，柳亚子鼓掌赞同，何香凝继之发言响应。
第二天，国民党右派在报上公开辱骂他们为“三怪”。
陈独秀、张国焘等继续退让表示完全接受。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原来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等被迫辞职，一些右派分子窃取了国民党中央的部长职位，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为他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彭泽民无力回天，在孙中山遗像前失声痛哭。
5月27日，海外部发布了《防止反动派之反宣传》的通告。
7月下旬，英帝国主义拒绝接受解决罢工的条件，中英谈判中断。
29日，彭泽民主持召开援助省港罢工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彭泽民的建议：以华侨协会的名义起草解决省港罢工意见书，呈送国民政府；通函海外各地华侨团体继续募捐，接济罢工工人粮食，誓为罢工后盾。
8月18日，“罢工支持周委员会”召开公众团体代表会议，彭泽民和许甦魂作为华侨协会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25－31日为广东各界第二次援助省港罢工周活动时间。
会后，华侨协会召开动员大会，彭泽民主持。
许甦魂传达了广东各界援助省港罢工周会议的精神，陈友仁和邓中夏报告了中英谈判的情况，“会场听众，大为动容”。
会议决定：（一）全力以赴进行援助；（二）成立“华侨援助省港罢工总会”，统一领导华侨援助省港罢工的斗争。
会议推举彭泽民等9人担任总会执委，彭泽民任筹款部部长。
在华侨协会的组织领导下，支持和援助省港罢工成为海外华侨爱国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至1926年8月，华侨援助省港罢工的款项达到300万元，另有大米、衣物、药品等物资，这对于罢工斗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支持国内反帝斗争的同时，华侨协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华侨的压迫，积极维护华侨权益。
7月25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召开大会，欢迎被驱逐回国的40多位新加坡华侨。
会后，彭泽民根据他们的志愿，将他们介绍到黄埔军校学习，华侨 108 们倍感祖国的温暖。
8月17日－24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
会议中，农民领袖 彭湃亲率会议代表及广州市郊农民千余人举行“广东省农民协会七路代表团请愿示威大游行”，前往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要求严惩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不法军队、反动民团、土匪恶霸。
彭泽民代表中央接见了请愿代表、接受了请愿书，并向游行群众发表演讲，旗帜鲜明地支持广大农民的革命行动，表示立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督促政府早日为民除害。
彭泽民的演讲受到游行群众的热烈欢呼。
华侨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急需一支有理论、有理想、有组织才能的骨干队伍；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海外各级党组织改组、整顿和充实，干部严重缺乏。
因此培养华侨运动骨干，成为当务之急。
1926年10月，彭泽民和许甦魂向国民党中央递交的开设“华侨运动讲习所”的提案通过。
彭泽民亲自担任华侨运动讲习所所长，任命中共党员张航先为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讲习所所址选在广州东皋大道。
彭泽民亲任考官，经论文、演讲、英语口试等几轮考试，80位学员于11月正式开学。
根据彭泽民的提议，华讲所聘请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熊锐、陈其瑗、韩麟符、肖楚女等担任兼职教员，容保辉任军事训练员，陈碧海为事务员。
一大批既有政治理论素养、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形成教员主体，为实现华讲所的培养目标——把学生培养成既懂革命理论，又懂实际斗争的干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彭泽民在百忙中抽时间给学员讲课，讲授《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海外的交通及华侨的状况》等专题。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分析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由来、殖民政策对华侨的危害，分析华侨国际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和华侨爱国主义的深刻根源。
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感人，学员们深受教育。
为把学生培养成适应海外华侨运动所需要的人才，彭泽民参照农讲所的经验，在理论学习的同时，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
他亲自组织学员到华侨协会听取各地开展华侨工作的经验，研究华侨在海外所处地位、特点以及如何开展华侨运动等，还组织学员到各侨团驻穗办事处，宣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由于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华讲所只举办了1期，1927年2月结束，80名学员毕业后分赴海内外从事华侨运动，不少人后来成为国内革命骨干和海外华侨工作积极分子。
109 这是20年代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培养华侨干部的成功尝试。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为革命中心。
彭泽民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
二 批北迁人员离开广州，前往武汉。
途经南昌时，蒋介石亲自出面，把他和何香凝、宋子文等接到行辕，殷勤款待。
彭泽民对这种“特殊”待遇高度警惕，当他从何香凝处得悉蒋介石迁都南昌的无理主张后，当即密访邓演达。
邓演达将蒋介石阴谋攫取党政军大权的详情一一相告，彭泽民恍然大悟。
12月下旬，彭泽民与何香凝、于树德等到九江出席九江民众欢迎大会，彭泽民在演讲中指出：“孙总理三大政策国人应当一致推行，这就是国民革命最大的力量。
” 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偕加伦将军、海外部长彭泽民、宣传部长顾孟余、妇女部长何香凝前往武昌，蒋介石让彭泽民、何香凝等与他同坐一车，彭泽民无法自由行动。
抵达武汉后，蒋介石立即把他们送到行辕，企图扣留。
第二天，乘蒋介石出席武汉民众欢迎大会之机，彭泽民迅速秘密转移，在汉口一家小店住下，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
3月，彭泽民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等一起，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中央的企图，取得了反击国民党新右派的重大胜利。
会上，彭泽民继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继续担任中央海外部部长。
声讨蒋汪参加起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东南各省一片白色恐怖，武汉形势凶险。
彭泽民于4月22日同宋庆龄、毛泽东、邓演达、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等联名通电反蒋。
4月23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召集武汉各界40万人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
彭泽民在会上发表演讲，愤怒揭露、声讨蒋介石。
他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
我们要革命，要拥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非打倒蒋介石不可！”5月3日，彭泽民应邀到湖北省党部作政治报告，揭露、声讨蒋介石、张作霖等屠杀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
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彭泽民在声讨夏斗寅大会上严正指出“夏逆叛变毫不足惧”，号召民众遵守革命纪律，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坚决 110 与反动派作斗争。
28日，彭泽民和许甦魂签署了海外部紧急通告，声讨并揭露蒋介石及其爪牙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屠杀爱国华侨，捣毁广州华侨协会和海外部留守处，抢劫华侨支援北伐战争的捐款和财物等血腥罪行，号召海外各党部和各华侨团体一致声讨蒋介石，肃清一切反革命派。
同日，在宴请太平洋劳动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的会上，彭泽民讲话。
希望代表们回国后，将蒋介石叛乱的罪行明白地向华侨宣告，使他们清楚知道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的真相。
鉴于形势日益恶化，国共分裂迫在眉睫，邓演达分别与宋庆龄、谭平山、彭泽民等商谈，计划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奋斗到底。
计划抛开汪精卫等，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主张，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然而组党活动未及进行，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汪精卫集团也蠢蠢欲动。
彭泽民找到汪精卫，向汪指陈利害，力劝汪精卫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改变立场，放弃分共。
汪精卫暴跳如雷，大骂彭泽民“叛党投共”。
彭泽民问汪精卫：“我听人讲，宁汉两方将要合作，这话是否属实？”汪精卫矢口否认：“并无此事。
”彭泽民说：“若有此举，则中央威信扫地！惩戒的墨迹未干，又与叛者合作，国民党的前途不堪问了！”汪精卫又一次怒吼而起，彭泽民毫不妥协，坚定地说：“我与你20多年同志，向来言无不合，先生今日之见，我绝不赞同！倘若先生坚持如此，我认为切切不可。
我是一个海外华侨，政治经验当然不及先生，我自知力薄识浅，不够有为，不能协助，只有将一切职务告辞，再返南洋，不复留此有累先生了！”说罢，昂首离去，与汪精卫彻底决裂。
7月14日晚，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中央主席团“分共”秘密会议，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均被排斥在外。
汪精卫在会上极力主张“分共”，陈友仁代宋庆龄发言极力反对。
彭泽民亦坚决反对“分共”，他愤怒地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总理遗留给我们的。
总理新亡，你们便变更他的政策，我不同意！”何香凝等也激烈反对，但终因势单力薄，汪精卫一伙强行通过“清党方案”。
会议结束已是深夜12时，彭泽民悲愤地离开会场。
他深知共产党人今后的处境将十分危险，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找到林祖涵和吴玉章通报分共会议的情况，叮嘱他们早作应对准备。
第二天清晨，彭泽民即通知海外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华侨迅速转移，并发给每人旅费100元大洋。
彭泽民 111 在危急时刻果断采取的紧急措施，使一批共产党员幸免于难。
彭泽民当天也秘密离开武汉，和一班革命同志奔赴南昌，7月底抵达南昌，与刘伯承同住一处。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彭泽民积极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1日上午，彭泽民出席了由起义前敌委员会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彭泽民等25人被推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邓演达与宋庆龄虽未参加会议，仍当选委员，并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
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这次起义。
同日，彭泽民参与了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毛泽东、吴玉章、林祖涵、宋庆龄、邓演达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联名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并斥责蒋、汪的叛变行为，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号召全国同志“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
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速调主力向南昌进逼，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自8月3日起，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沿途多次作战。
两鬓斑白的彭泽民偕夫人邓冠梅跟随叶挺的24师辗转南下。
天气炎热，给养困难，部队中多是青壮年，仍深感长途行军之苦。
彭泽民已年过半百，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随军当医生。
他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徒步行军，并沿途为伤病员诊病，其夫人为病人煎药，使战士们尽快康复，投入战斗。
一次在总指挥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恽代英、郭沫若讲话后，彭泽民讲话。
他痛斥蒋、汪及其一伙背叛革命的罪行，尤其在讲到汪精卫主持召开“清党”紧急会议，要清除共产党时，他激愤地呼喊：“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泽民的演讲，极大地振奋了年青士兵精神，鼓舞了士气。
起义部队在两次会昌大捷后，回师瑞金。
傍晚，队伍在河滩上集合。
叶挺陪同彭泽民来到队列前，请他讲话。
彭泽民高兴地说：“前几天听到你们打了大胜仗，我也不觉 112 得老了。
”彭泽民痛斥蒋、汪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尤其是讲到他们“清党”的罪行后，又加重语气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当时天气还很热，大家听了彭泽民的讲话，好似清风徐来，令人心爽。
50多天的行军战斗生活，彭泽民始终跟随着队伍前进。
9月，蒋汪合流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作出决议，宣布对邓演达、彭泽民以“附逆有据，永远开除党藉，通缉归案严办”，随即查抄了彭泽民在广州的家，没收了所有存款。
起义军一路南下进入广东潮汕地区，受到数倍敌军包围，军事失利，不得不分散转移。
10月3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总指挥部在广东揭阳县流沙镇天后庙召开会议，安排撤退事宜，彭泽民参加了会议。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与叶挺同乘一艘渔轮，流亡香港。
流亡香港坚持革命 彭泽民化名何君勉（也叫“梅五叔”），开始了长达20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他因参加革命遭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已无回南洋的退路；在国内则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而无立锥之地，存款被没收，家产荡然无存。
彭泽民不能公开从业养家，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其夫人翁会巧在胶鞋厂做工所得，每月十五六元。
为了糊口，翁会巧经常把活带回家夜里做。
全家十口人，没有一张床；南方多雨，大雨倾盆，买不起一把伞，生活十分拮据。
在友人的帮助下，彭泽民每天夜晚到陈伯坛开办的中医专科学校系统学习中医。
陈伯坛是香港著名中医，“他博览经史，精周易，尤笃好医学，于历代医书无所不窥。
返本穷源，最后致力于张仲景医学，寝馈于《伤寒论》、《金匮》，凡数十年”。
陈伯坛不仅医术精湛，而且是医学教育家。
他自设学校，治学甚严，有弟子百人，学成者多成为港澳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执业名医。
陈伯坛医德高尚，且富于正义感，常常扶贫济困。
对于彭泽民这个被通缉的特殊学生，他不仅不怕受牵连，而且学费分文不收。
此时，蒋介石的说客上门，许以高官厚禄，妄图拉拢彭泽民。
彭泽民嗤之以鼻，说客气急败坏，恶狠狠地说：“等着瞧，有你好看的！”不久，香港英国警察局长胡乐普亲自出马，带着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便衣，凌晨突然包围彭家。
彭泽民80多岁的老母和孩子们吓坏了。
警察、便衣翻箱倒柜，如狼似虎，什么都没搜到，仍以“窝藏共产 113 党”罪拘捕了彭泽民。
提审时，英国警官声色俱厉，问：“你为什么反对蒋介石？”彭泽民不假思索，义正词严地回答：“我反对独裁！”彭泽民几次过堂时大义凛然，堂上法官理屈词穷，加之并无确切在港控告证据，又有全港名医陈伯坛出面担保，港英当局有所顾忌，只好宣告无罪释放，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引渡的阴谋未能得逞。
此后，彭泽民更加刻苦学习，以答谢陈老师搭救之恩。
每天夕阳西下后，年过半百的彭泽民便起程，他没有钱乘车，步行近20里崎岖山路，到市中心的医校上课，风雨无阻，从不缺课。
他没有伞，在狂风骤雨中，或台风时的倾盆大雨中，他只能找地方躲雨。
他没钱买书和笔记本，就用草纸逐字逐句抄下来，装订成册。
这样的生活整整坚持了6年，1933年终于毕业。
毕业后，彭泽民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悬壶行医。
在他家阳台外，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国医彭泽民寓”招牌，蓝底白字，十分醒目，是病人求诊的指示牌。
当地的劳工、雇员、海员、城市贫民来求诊，彭泽民有求必应。
他为住在贫民窟、或露宿他人屋檐下的病人出诊，从来分文不取，还赠送成药。
彭泽民身着中式大褂，脚踏圆口布鞋，一手扶杖，一手提着药箱，出入于九龙仓码头，为码头工人看病。
香港、西环沿海岸一带码头，有众多原在英军中服役、香港沦陷后又成为日军俘虏的印度人看守货仓。
这些人无论在本国还是在香港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倍受歧视。
彭泽民不仅常为他们看病，而且用马来语和英语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
彭泽民曾主动担任香港先施化妆品厂、广生行化妆品厂、陈李济制药厂、永安蒲包仓库四大工厂全体职工的义务医师，免费为他们治病。
还为患病工人向厂方争得部分医药补贴。
医馆门外还挂着一块更大的铜招牌，上面镌刻有“国医彭泽民寓”几个大字，那是四大工厂职工为感谢彭泽民捐资铸造的。
彭泽民以他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患者解除痛苦，四大厂职工敲锣打鼓，在鞭炮声中向彭泽民赠送了这块铜招牌。
彭泽民家里摆满了热带的奇花异草、热带鱼，墙上挂满了工人联名赠送的镜子、铜匾，这都是感激、爱戴他的民众送的。
“国医彭泽民寓”招牌也是革命同志寻找彭泽民的标志。
在挂牌行医的同时，彭泽民忧愤国事，心存革命，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二十余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彭泽民接济了众多落难的共产党人。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的革命 114 者，凡经港转移的只要找他，皆得到他的接应和资助。
如当时中共领导人张国焘、李立三秘密过港转移，突然出现在彭泽民医馆时，他毫不犹豫，迅速安排他们更衣、理发、住宿，并筹足盘缠让两人安全转入内地。
叶剑英广州起义失败后经香港转移时，彭泽民让夫人翁会巧典当了当时最为珍贵的长皮袄，在六国饭店为之秘密饯行，还将剩余钱银赠与叶剑英作盘缠并亲自护送安全离港。
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秘书许甦魂，起义失败后撤到香港，为彭泽民收留，住宿半年后转广西参加“百色起义”。
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1929年8月在上海英勇就义，其妻头一年在海丰被杀。
他们年幼的次子彭仕禄四处躲避，终被拘捕，关押在潮安监狱，国民党扬言要斩草除根。
彭泽民四处奔走，通过时任国民党汕头专员陈卓凡（临委会成员，后担任过农工党中央委员）等国民党老朋友帮助，全力营救彭仕禄出狱。
陈卓凡夫妇还将彭仕禄及彭湃的母亲安顿在自家，悉心照料，后帮助转移到香港彭泽民处避难。
尽管当时彭泽民自己经济也很困难，但仍不间断接济他们一家人生活，直至日寇大举入侵，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彭仕禄被秘密送往延安（后到苏联留学，成为中国核动力专家，解放后任六机部部长），其祖母及其他亲属被送往东江纵队根据地。
彭泽民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斗争和北伐战争，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都是为了挽国家于既倾，拯人民于水火。
此后，他寓居香港20余年，为革命做了大量好事，充分体现了孙中山题赠“博爱”的真谛。
彭泽民擅长诊治当时流行的肺结核、哮喘以及妇科病。
当时的中医师一般处方多为12－13味药，甚至超过20味药，价钱也较贵。
彭泽民的药方多不过七八味，少则三四味，每味药剂量较大，常以“两”计。
病人服药后，多数一至二次处方即可痊愈。
除重危症外，很少有老病号。
彭泽民认为，中医处方，贵在“随症化裁，不蹈陈规”，足以治病为度。
须知人体本身存在多种多样抗病物质，服药不过是加强其自身的抗病机能，不必开上一堆药，既耗费药物，又损人钱财，实不可取。
彭泽民根据祖传秘方，研制出“小儿急惊风散”，专治小儿惊厥、休克，是一种特效、快捷的小儿急救药，也可作中风病人急救使用。
当家长抱来昏迷不醒、牙关紧闭、全身抽搐的病儿时，彭泽民不用多问，就判断出是小儿惊风，随即取出药散，打开药管用温水调匀，用小铜勺一口一口喂入口内。
药散喂完，病儿便苏醒过来。
“小儿急惊风 115 散”三四十年代在香港注册生产，以彭泽民头像为注册商标，由香港著名的中药堂制作，畅销港澳地区和新马泰等国，风行了20多年。
参与建党主管侨务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汪的反革命罪行。
《宣言》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
同时，宋庆龄、邓演达写信给彭泽民，邀请他共同发起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恢复中国革命，彭泽民表示完全同意。
1930年邓演达归国，5月途经香港。
他与彭泽民会晤，彻夜长谈。
邓演达流亡德国后与彭泽民一直保持着联系。
彭泽民对邓演达说：“孙先生逝世后，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上层分子中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个人孤掌难鸣，虽满腔热血，亦无可洒之地，常为之怅然若失。
”邓演达称中国革命不能中断，须共同努力，以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复兴中国革命。
彭泽民深为赞同，对邓演达建立平民政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解决土地问题等主张，也极赞赏，决心同邓演达一道创建新的组织，追随邓演达继续革命，为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奋斗。
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彭泽民因当时隐蔽处境未赴上海出席会议，仍当选中央干部会干事，侨务委员会主席委员，负责中央侨务部门的工作并主持南方区党务。
一干会议后，彭泽民在香港建立南方干事会，成员有丘哲、林希圣、周士第、杨逸棠、陈卓凡、徐光英。
彭泽民任干事会主任。
1931年7月，彭泽民被香港英国当局无理传讯并拘捕入狱，邓演达即驰函慰问。
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
彭泽民闻讯，忧心如焚，冒着被蒋介石通缉“归案严办”的危险，化名何君勉，火速赶往上海，找到黄琪翔、季方，共议请宋庆龄出面营救。
作为一个与反动派誓不两立的政治流亡者，彭泽民不顾个人安危，为营救邓演达冒险奔走。
11月底，彭泽民惊悉邓演达被害，悲恸不已，痛哭数日，赋七绝四首，深切悼念邓先生。
摘其二首如下： 116 其一：被捕劳君问讯驰，君因为我自忘危。
何期尺素遥颁日，即是承君永诀辞。
其二：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
救济民主人士投身抗日救亡 1933年，彭泽民参与“福建事变”，极力反对内战，主张与红军合作。
“福建事变”失败后，彭泽民和章伯钧、黄琪翔等一批同志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按邓演达的纲领，继续战斗。
为了缩小目标，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临委会决定“各路分兵”，章伯钧、何世琨、李士豪、郭冠杰等去日本，黄琪翔、万灿等去德国，另有同志去上海、广东、北平，党的中心设在香港，由彭泽民、丘哲负责与各方联系。
临行饯别时，彭泽民语重心长地说，邓演达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率领大军北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结果为军阀、政客所乘，最后被害。
他的光辉事业，有待于我们大家和全国人民去完成，国家民族的前途才有希望。
同志们将要分赴各地，希望大家兢兢业业，为前途计，只有义无反顾，努力向前。
香港我所住的地方，是大家可靠的后方，临别依依，望同志们珍重。
临委会不少同志“福建事变”失败后陆续逃亡香港，上岸后，仅询问两三位路人，就被领到彭泽民家，这得益于彭泽民在港行医的知名度。
彭家只有三个小房间，其中稍大一间挤作诊室，兼客厅、餐厅。
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用于切脉和处方的书桌也破旧不堪。
彭泽民已年过半百，前额宽广、两鬓斑白，步履轻健，清瘦但腰板硬朗。
彭泽民与来客亲切握手，为他们安排住宿，再三叮嘱些注意事项。
彭泽民的热情一扫大家多日沉积的郁闷。
此后，各地民主运动人士来港找彭泽民的日有所见。
不管是来自广东的还是来自其它省的，不管是本组织的还是其他组织的，彭泽民一视同仁，殷勤接待，除安排食宿，临行还提供盘缠。
这笔不小的费用，多是彭泽民东挪西借而来，借无可借时，就典当衣物。
彭泽民自己十分俭省，全家一天伙食费不超过1港元，儿女的衣服补了又补，大人 117 的衣服也满是补丁。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向华北发动新的攻势。
国民党政府 继续推行媚日妥协退让政策，民族危机更趋严重。
彭泽民焦虑万分，寝食不安。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彭泽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行动起来，与从华北、广东、日本等来港的同志就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如党的路线、名称、纲领、指导思想等交换了意见。
11月10日，在九龙大埔道召开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农工民主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彭泽民与章伯钧、彭泽湘一道主持了会议。
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
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
《纲领》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是一个为世人所震惊的事实”，强烈要求蒋介石政权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告同志书》是农工党经历过失败和损失领袖后的一份重振组织的文告，是在中国最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宣言书，宣告以“反蒋联共抗日为党的总方针，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它标志着农工党的历史转折，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为她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干会议上，彭泽民当选监察委员会书记。
会议决定在黄琪翔总书记回国之前，党务由彭泽湘、章伯钧、彭泽民、丘哲、郭冠杰集体领导；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分别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的两大原则下，形成巩固的统一战线”。
该《宣言》率先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1937年上半年，中华民族已到生死的最后关头。
5月，彭泽民在香港创办《抗战华侨》，致力于海外华侨的救亡活动，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抗日。
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中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大 118 捷，号召华侨支持抗战。
6月15日，彭泽民响应中共逼蒋抗日的号召，发表《致全国各界领袖书》，要求国民党革新政治，顺应民意，迅速实行民主政治，各政治党派平等合作，共赴国难。
卢沟桥事变后第三天，彭泽民与章伯钧联名致电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
同年冬，彭泽民满怀抗日救国热情，冒着蒋、汪对他“通缉归案严办”之险，由香港到汉口，住在八路军办事处。
他积极联络冯玉祥、李烈钧、李公朴、王造时等，谋求实现民主改革，发展抗日力量，竟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斥，不久被迫返回香港。
5月，彭泽民在香港创办《抗战华侨》，致力于海外华侨的救亡活动，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并继续关注着抗日的全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后，由中共南方各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为新四军，国共双方同意任命叶挺为军长，叶挺从欧洲返国就任。
途经香港时，秘密探访彭泽民。
战友重逢，实属不易。
彭泽民向叶挺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先生创建的党坚持不懈斗争的事迹及邓演达牺牲的经过，对叶挺国难当头及时返国指挥新四军抗日充满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临别，叶挺拿出莱卡相机与彭泽民合影，还为彭泽民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在夜幕中匆匆离去。
未想这次会晤竟成永诀。
彭泽民致力于海外华侨的救亡活动，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四处奔走为新四军购买药品、衣物等军需品，并通过掌握渠道送往新四军，支援抗战。
1938年2月，解委会机关报《抗战行动》创刊。
彭泽民发表了“怎样动员华侨”一文，鼓励华侨成立“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
3月，解委会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政纲。
10月，彭泽民领导成立了“大鹏人民自卫总队”，在广九铁路东、大鹏湾、大亚湾一带打击日寇，配合中共的敌后抗日斗争。
1939年1月，彭泽民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通电，声讨汪精卫通敌卖国行径。
1939年底至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尤以“皖南事变”为甚。
彭泽民义愤填膺，当即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在香港联名发表了《关于皖南 119 事变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委书》，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消灭抗日有功部队，严正要求“不得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遵守总理遗训，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这封信由中国新闻社延安《新中华报刊》登载，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彭泽民一家颠沛流离。
两个女儿励平、子平刚从凇沪抗战前线抗日义勇救护队返港。
当日本登陆攻打香港时，香港居民自发抗击日军，彭泽民让女儿们上火线抢救伤员。
1943年后，彭泽民两次被日军拘捕，第一次关押在赤柱监狱，受尽酷刑，全身浮肿，奄奄一息，仍凛然不屈。
最后经丘哲通过大革命时期的日本友人中村农夫奔走协助才得以出狱。
中共香港地下党对彭泽民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度评价。
贺诗一首： 蔓延烽火到香江，日寇凶残似虎狼。
刺刺血腥魔掌下，几人事敌几人降。
我公义烈独非凡，誓将气节斗蛮番。
身陷网罹荆棘里，抗声骂贼单常山。
1944年10月，彭泽民67岁，在“生日述怀”一诗中，他记述了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生活的困苦和环境的恶劣： 行年六十
七，光阴流水疾。
体力已渐衰，事功应作毕。
奈何遭事变，竭尽谋生术。
斗米十余金，担柴银百
一。
饔餐将不继，俯仰心战栗。
亲朋音讯疏，子女垂踪失。
避地费图谋，归途皆阻窒。
倚仗瞻天涯，挑灯坐斗室。
危巢苟复安，藐躬非所恤。
寸哀若悬针，解去知何日。
香江反内战北上商新政 120 抗战胜利后，彭泽民致力于爱国民主运动，曾任“反战大同盟”的常委。
他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团结，成为南方民主运动的领袖之
一。
各党各派为坚持民主团结和抗战而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爱国知识分子和有影响的社会民主人士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获得迅速发展。
彭泽民与丘哲等于1946年元旦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彭泽民为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负责海外及华南地区事务。
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民盟和中国共产党默契配合，互相支持，一起邀请了34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名流，组成政协代表团顾问团，为民盟和中共政协代表团制定提案提供咨询。
彭泽民受聘为华侨问题方面顾问。
彭泽民发表了《致侨领书》，发动华侨配合全国人民，共同制止内战，挽救和平。
1月10日，彭泽民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发表谈话。
对国民党政府“直到今天还没有实践释放政治犯，及保障民主自由的诺言”表示抗议，“希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热烈的展开民主运动，以促进政治民主化”。
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飞机失事遇难，彭泽民不胜悲痛。
叶挺从欧洲返国上任新四军军长，经香港密访彭家时，曾送他一盆雨伞草，如今绿草犹存，斯人已逝。
赌物伤情，赋七绝一首： 谁云木草尽无情，对此情根百感生。
何必春王多雨露，纵依泉石亦繁荣。
内战即将全面爆发，5月23日，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梅园新村。
当天，周恩来致函彭泽民：“自日寇投降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
目前，东北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已演成大战，全国内战危机严重已极，人民权力自由到处遭到极大之剥夺，扭转危局端赖全国民主力量之一致努力，庶可促使当局改变政策，和平民主乃有实现之望。
时局如此，至望先生与华南民盟暨景然、贤初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
”彭泽民反复研读，深知其份量之重，责任之大。
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揭露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
1946年6月23日，全面内战爆发前三天，彭泽民、何香凝、蔡廷锴等联合港澳各界民主人士共98人，同时发出3份“万急”电报：一致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国会参众两 121 院，严正要求美国政府“迅速采取公正而有效步骤，停止一切足以助长中国内战措施，恢复中国和平”；二致国内外报馆、通讯社、杂志社、舆论界并转各国基督教会及各宗教团体、慈善救济机关，“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无论任何争执均应以和平谈判解决”，并希望他们向美国总统呼吁“以公正合理的态度调解中国纷争，勿再继续作单方面的军事援助以致助长战焰”；三致蒋介石、毛泽东及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无派社会贤达，指出“时局险恶，祸起萧墙，国脉奄奄，民不堪命……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咸盼国共两党相忍为国，其它党派与社会贤达竭诚斡旋，共促谈判于成，以慰民望而固国本。
” 两天后，即6月25日，彭泽民、郭冠杰等在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委，邀李济深一道致电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反对美国贷款。
指出：“任何国家有助长中国内战的行动，皆足以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反感。
现在在国民党独裁派控制下的政府，又迫切地要求你们予以大量的借款了，我们希望你们断然拒绝，因为在目前情况之下无论以任何方式接济中国都变成助长内战的资料。
这样的债务，中国人民绝不能承认，必将实现的民主联合政府，绝对不负清偿之责。
”紧接着，彭泽民以个人名义发表《斥蒋介石告国人书》、《纪念廖仲恺先生》等文章，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
7月22日，宋庆龄发表《对时局主张》后，彭泽民立即撰文《孙夫人对时局主张代表了全中国人》予以响应，要求国民党立即接受宋庆龄的主张，实行停战，恢复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
彭泽民虽然年近七旬，仍然像一名勇猛的战士，奋战不息。
国民党特务暗算他，1946年1月，把他从没停稳的电车上推下去，彭泽民右臂骨折，当场摔掉两颗门牙。
彭泽民极其愤怒，却毫不畏惧，赋诗自勉： 老来何必伤迟春，古木春归又出芽，世界沧桑问几许，认清猿鹤与虫沙。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监委会主席，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主要负责人之
一。
每当邓演达先生忌辰，农工党中央驻港办事处均设灵堂吊祭，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和各党派住港民主人士均来吊唁。
彭泽民面对邓演达遗像泣不成声，涕泗横流，他鼓舞勉励大家学习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精神，继承邓演达烈士遗志，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1947 122 年11月29日，为纪念邓演达殉难16周年，彭泽民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文章说：“邓择生同志被独裁者和法西斯集团杀害，忽忽又十六年矣，今日法西斯毒焰未消，造成内战，烽烟弥漫，哀鸿遍野，追念前人，缅怀国事，曷胜悲愤……盗匪横行，天下同愤，是非所在，马鹿分明，历史之铁轮从无感情，时代渣滓，势必清除，群起覆秦之竿，共歼害民之贼，愿民主人士，全国同胞，团结一起，汇合一切革命力量促使独裁统治早日崩溃，是国家民族之厚幸。
” 解放战争时期，彭泽民始终站在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激烈斗争的前列。
仅1946、1947两年，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的声明、专论、纪念文章和记者访谈就有40余篇，通电14次，他旗帜鲜明、高瞻远瞩、鞭挞时弊，为人民说话。
1947年大批民主人士云集香港，民主运动一波接一波，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声浪高涨，同国内民众“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遥相呼应。
重新正名的农工民主党，因有彭泽民长期在香港坚持斗争的影响和经验，有中共的信任与支持及长期建立的合作关系，党内干部力量较强，特别是章伯钧、黄琪翔等领导人均在香港，领导层力量坚强，因此在香港当时的进步民主运动中表现最为活跃，并有相当的影响。
彭泽民一面行医，以自己不多的收入接济本党及其它党派有困难同志的生活。
除参加本党领导工作外，更多时间从事有利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协作工作；还利用他广泛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募捐筹款，支持革命活动，如：受东江纵队（后称华南人民解放军）之托，为东江纵队推销根据地生产的盐以筹措军费，这项任务从194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中。
他还出面建立“华南救济会”，以每年赈济水灾名义，筹款支持东江纵队在华南作战。
“华南救济会”是中共地下党在港的一个外围组织，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连贯与彭泽民一道领导该会业务并掌握银行帐户。
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方方、连贯、谭天度、章汉夫等与彭泽民结为朋友。
一次，狂风暴雨中，章汉夫为甩掉跟踪特务，在大街小巷中转绕，不幸被一根掉下来的大竹竿击穿头部，血流满面，跑到彭泽民家。
彭泽民马上给他上药包扎，安排他暂在家治伤避险。
日后，还嘱夫人到章家换药，直至痊愈。
彭泽民还同一批民主人士一道创办了汉华中学和纪念被蒋介石杀害的张炎将军的南光中学，两校安置了大批从内地撤离到港的中共党员学生和进步人士任教，与后来相 123 继成立的培侨中学、香岛中学成为港九地区有名的进步学校。
陈其瑗自美国返港，一直住在彭泽民家。
当陈其瑗筹办香港达德学院时，彭泽民又不遗余力予以支持协助，许多著名民主人士都曾在该院讲课或演讲，达德学院成为香港颇具影响力的重要民主阵地。
建国前夕大批学员转赴内地参加革命工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
1947年，彭泽民除担任农工党中央监委主席、民盟南方总支部主委外，还担任民盟中央常委，直接参与民盟领导工作。
是年秋天，彭泽民按周恩来指示精神，主动联络在港九地区聚合的国民党民主派，积极开展筹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并与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六人联名写了《上孙夫人书》，恳请宋庆龄出面领导工作。
彭泽民受委托执笔。
民革正式成立时，彭泽民考虑自己已担任农工、民盟、救总等多项领导工作，恳请免入民革领导机构并获大家谅解。
自遭国民党特务暗算后，农工党内同志对彭泽民的工作环境和安全格外关心。
刚从印度返香港参加农工党组织的林继铭主动担任彭泽民的安全保护工作，林继铭的身段、相貌衣着、又兼通英语乍看起来极像一位英国探长，他每日准时在彭家出现，叨着烟斗，作低头看报状，吓退许多陌生人，避免了特务流氓的再度干扰。
彭泽民受伤后，林继铭让自己懂武艺、能治跌打损伤的侄子在彭泽民出门时紧随左右，既保护他的安全，也为农工党及其它党派同志联络时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更值得一提的是农工党青年党员施堪（音）冒着生命危险住在山上，用超短波每日准时收录延安新华电台广播，送到彭泽民手中；中共地下党经常到彭泽民住处联络传递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彭泽民因此能较及时地收到中共的信息，使农工党在港九地区的民主运动中开展得更为活跃。
1947年11月3日，由何香凝、李济深等发起，在香港的李济深、马叙伦、朱蕴山、陈其瑗、郭沫若等71位民主人士欢聚一堂，庆祝彭泽民70华诞。
古稀之年的彭泽民红颜皓首，精神矍铄。
在港的中共领导人方方、章汉夫、连贯、许涤新、尹林平、刘宁
一、乔木（乔冠华）等一齐到会祝贺，包括方方、连贯等负责人在内的14位中共党员用大红绸布联名写了祝词： 五岭之南有彭老，品地真纯气节高。
少具热心从革命，誓驱鞑虏真英豪。
离乡别井往南洋，仆仆风尘底事忙， 124 唤起侨胞齐救国，追随孙氏有主张。
满室虽倾志未懈，三民主义更高唱，北洋军阀势嚣张，海外归来作部长。
握发吐哺勤政事，鞠躬尽瘁邦人仰，谦和恳挚见胸襟，朴素庄严明志向。
国事伤心竟转非，孙氏三策弃如遗，投降分裂翻全局，革命大功一篑亏。
党徒如是商何言，风雨鸡鸣亦枉然，惆怅狂澜非易挽，飘然远引到南天。
心怀祖国总依依，每念苍生泪眼低，余绪小抒怜此日，不为良相为良医。
蔓延烽火到香江，日寇凶残似虎狼，剌剌血腥魔掌下，几人事敌几人降。
我公义烈独非凡，誓将气节斗蛮番。
身陷网罗荆棘里，抗声骂贼学常山。
法西流毒最堪憎，覆辙相寻何未醒。
姜桂老来辛愈烈，斗争气概胜年轻。
内战独裁人厌恶，和平民主众追求，再接再厉无反顾，不达目的誓不休。
钟灵毓秀诞此公，人瑞由来自不同，道貌岸然须发白，目光如炬气如虹。
人生七十古来稀，德劭年高更足奇，历久弥坚松柏节，人人应学此良师。
声应气求岂等闲，志同道合倍相关，一瓣虔心欣祝愿，愿公高寿似南山。
这样的赞颂，彭老受之无愧。
共产党人对彭泽民的高度评价和祝福在民主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使处于黎明前黑暗的民主人士精神振奋，团结战斗。
125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八个民主党派及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竭诚拥护，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电报上签了名。
年逾七旬的彭泽民已是香港名中医，生活稳定，收入颇丰，海外众多子侄亲朋都期望他能“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当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向他转达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时，他毅然答应了。
12月15日，漆黑无月之夜，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彭泽民脱下穿着数十年的中式大褂、布鞋、布袜，西装革履，由周而复陪同，悄悄离开了家，离开了妻子和6个尚未成年的儿女，与李济深、朱蕴山、茅盾、柳亚子等分乘驳船，秘密登上停泊在港外的苏联油轮“阿尔丹”号。
旅途中，这20多位同行者，不顾年迈船颠，每日推举一人讲述革命掌故，第二日轮到彭泽民主讲，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
海上颠簸了12个昼夜，终于顺利到达东北解放区。
彭泽民曾赋诗记述道： 海面狂涛姑忍渡，春风将近到吾船。
”踏上东北的土地，彭泽民回顾往昔，展望未来，心情激动，因赋七绝一首： 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
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
彭泽民与章伯钧以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名义，于次日发表谈话，响应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22日，彭泽民同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共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献其绵薄”，“革命必须贯彻到底”。
这就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月24日，彭泽民与章伯钧、丘哲联合发表《为南京政府制造和平阴谋的书面谈话》，指出蒋介石元旦发表的声明，和“行政院”宣告无条件停战的决议等一系列的欺骗行动，是蒋美一贯串演的伎俩，中国人民决不会再上当。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项和 126 平主张，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实现中国永久和平之唯一的办法。
2月25日，彭泽民等35位民主人士由沈阳抵达北平。
过万里长城时，彭泽民心潮 澎湃，赋诗曰：北上商新政，成群士气张。
为求前进捷，亟盼入关忙。
忽报长城站，欢呼似浪狂。
廿年思故园，今日见金汤。
旗帜红光接，秧歌锦簇彰。
览兹山海镇，尤其甲兵强。
远近风声播，军民意志扬。
翻身非个体，解放彻乡邦。
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进入北平并在西苑 机场举行隆重的阅兵式，彭泽民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热烈欢迎。
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彭泽民欣喜异常，赋诗祝捷：雄师崛起震遐陬，举世欢腾仰亚洲。
叛逆蠢思延伪统，幺麽蛆集肆奸筹。
一闻壮士方飞渡，三竭残军若渍丘。
不信强梁甘冒矢，等如插帜卖人头。
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研究新政 协筹备情况，彭泽民出席了会议。
6月15－19日代表农工党出席了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
1949年9月21日，以彭泽民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团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是主席团成员，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
他代表农工党在会上发言：“我们全党同志，从此以后，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着共产党，积极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
尤其要在行动、工作和态度作风上，表示我们拥护的诚意。
”政协会议后，彭泽民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央人民政府。
127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特派彭泽民担任中央慰问团团长，率团赴豫皖灾区慰问。
回京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详细汇报灾情和救灾情况，毛主席很快发出指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 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彭泽民全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
毛主席同彭泽民、翁会巧和他们的6个子女一一握手、问好，逐个问孩子们的名字，将来想干什么。
孩子们从香港回来不久，操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抢着回答：“要做劳动模范”，“要当人民解放军”“要争取做共产党员”。
毛主席拍拍孩子们的肩膀，抚摸着孩子们的头，慈祥地笑了。
饱经沧桑的彭泽民一家享受着温馨与幸福。
毛主席总把获赠的礼物分赠给在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分享，彭泽民品尝到了金日成赠给毛主席的香蕉苹果，并珍藏了毛主席送的一张虎皮。
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庆祝大会上，彭泽民代表农工党献词说：“中国农工民主党是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背叛革命而产生的一个政党。
在抗日战争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走上了今日中国人民的胜利道路。
”他还代表农工党郑重表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感谢他们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的许许多多帮助和指导，要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紧紧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识做官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此外，他还担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侨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十多个领导职务。
他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但仍然挤出时间为人看病，他有句名言：“自己不识做官，只识做事。
”他以自己是一名医生为荣，以能为他人解除病痛为乐。
彭泽民常为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张澜、李济深、何香凝、邓颖超等老朋友诊病，军队将领叶剑英、肖劲光、许光达、王平等也常登门求诊。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中，他们积劳成疾，甚至演成顽疾。
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患“头风症”，头痛不已。
初诊时由2名警卫员搀扶着进来，彭泽民对症下药，夫人亲自煎药，来复诊时，肖劲光已行走自如，很快恢复了健康。
时任朱德总司令秘书廖盖隆的爱人李蓬恩，重病住进北京医院，苏联专家束手无策，医院发出病危通知。
朱总司令亲自打电话给彭泽民， 128 请他去看看，是否还有一线希望。
彭泽民立即赶到医院，用中医中药的急救方法同西医密切配合，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后服中药调理，恢复健康。
解放初期，干部实行供给制，没有多少钱买药，彭泽民常用自己的津贴买药，或制成成药赠与病人。
谢觉哉来信说“屡蒙赠药，殊感不安”，“视力已比前有进步了”。
来求诊的更多的是普通干部、战士及其家属。
彭泽民利用上班前后、周末、节假日为机关干部、军人、工人、教授等看病，到农工中央开会时通常都提前到达，为本党机关干部及家属把脉诊病，一律分文不收，也不接受任何礼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治愈者口口相传，求诊者络绎不绝。
患者常挤满他小小的临时诊室，一个月求诊者有时多达600人次。
他认真为每个人诊治，经常为此耽误了自己午饭的时间。
彭泽民利用繁重政治活动之余，为许多求医者解除病痛，尤其是为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治愈顽疾，越来越被中央领导重视。
中央军委派办公厅主任朱早观将军亲自上门聘请彭泽民担任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军委疗养院及某军医院义务医生。
每日早上用两小时及下班后，专门接诊持有这些单位介绍信前来就诊的患者并可报销药费，每周还定时到军委疗养院和某军医院出席会诊。
彭泽民亲身参加过南昌起义，对解放军将士怀有深厚感情，他独特高超的医术使许多伤病员恢复健康，有些还重新投入战斗。
1952年，侵朝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掷细菌弹，为向全世界揭露美帝国主义罪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赴东北各地及朝鲜前线实地调查。
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古稀之年的彭泽民亲自出征，领导了东北分团的工作，于3月15日到东北鸭绿江沿岸调查。
一开始工作不太顺利，有些同志有急躁情绪。
彭泽民坚信能找到更多的证据，并认为现场目击者的证据就非常有力。
彭泽民与许多证人谈话，对聚拢来的群众发表演说，还在现场向世界民主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发表讲话，斥责敌人的细菌战。
徒步上、下山观察现场时，他常常走在年轻人的前面。
东北分团在辽宁鸭绿江边的宽甸县发现敌人投下的细菌弹残骸，与朝鲜分团的证据一起被国际科学委员会所确认，收录在该委员会的报告书里。
途中，彭泽民终因劳累过度在一次躲避空袭中心脏病发作。
此后，其健康状况逐渐变坏。
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彭泽民总是说：“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岂能枉对盛世，虚度余生！” 1953年底，彭泽民被任命为“处理战犯条例起草委员会”主任。
委员会系由中共及 129 各民主党派代表组成，农工党黄琪翔亦系委员会委员，还聘苏联法律专家鲁涅夫为顾问。
《处理条例》很快获批准。
在执行处理战犯期间，尤其是在遣送获释日本战犯时，彭泽民多次在第一线参加审查和遣送工作，勉励获释日本战犯巩固改造成果，日后为中日人民友好多做有益工作。
一些战犯经过改造成为日本友好人士，访华时要求会见彭老表达对中国人民感激之情，有些人还特意带来日制精致工艺品。
早在五十年代初，彭泽民就着手在新中国优越的政治环境下振兴中医中药。
他亲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校长，除亲自授课传授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经验外，还接受学员随他临诊观摩，使学员的诊治水平提高很快。
1953年11月，军委卫生部长傅连璋主持的中华医学会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聘请彭泽民为首任主任委员，这开辟了中国医学史的先河，振兴中医中药在新中国从这里开始。
1954年7月17日，彭泽民出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卫生部联合召开中西医座谈会，钱俊瑞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
第二天卫生部傅连璋及另一位崔副部长邀约彭泽民讨论中医工作问题，听取发展中医中药意见。
彭泽民随身带去自己珍藏多年的中医书珍本——陈伯坛著的《读过伤寒论》和《读过金匮论》，建议重印这两本书。
卫生部领导当即拍板交付人民卫生出版社重印发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出版发行的中医系统理论书籍。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彭泽民讨论振兴中医问题。
毛泽东说：“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也不能搞一条腿，要搞两条腿，中西结合。
”要彭泽民注意从事中西医学术交流工作。
彭泽民向毛主席阐述自己的观点说“中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有着丰富的内容，如果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今天中国医药人才还很缺乏，团结广大中医的问题更显得重要”。
毛泽东对他的见解十分赞同。
不久，中央决定创建中医研究院，起初委任彭泽民为院长，后考虑他年事已高，在视察细菌战期间操劳过度，健康受损而改任名誉院长直至逝世。
彭泽民是国家高级干部，但从未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私利。
他总是鼓励子女自力更生，遵纪守法，到生产第一线去锻炼。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泽民把15岁的儿子 130 送去参军。
儿子复员后，又教育他安心当仓库工人。
彭泽民生活异常简朴。
客厅铺有地毯，他要求子女脱鞋进客厅，说：“要爱护地毯，这是公家的东西。
”他要求并督促子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努力为人民服务。
彭泽民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任内，虽年逾古稀，犹常常战斗在第一线。
他多次率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到河南、安徽淮河水灾区，到内蒙、广东抗旱第一线，到东北、内蒙的林海、草原慰问和视察受灾群众和少数民族，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在内蒙和东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视察访问时，除着重检查民族政策落实情况外，还特地带去一批医护人员，为少数民族开展义诊，宣传卫生知识，抑制了以性病为重点的传染病蔓延。
1954年，彭泽民被安排以华侨代表身份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5年，彭泽民已是78岁高龄，一次在中南海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时心肌梗塞，突然晕倒。
周恩来立即中止报告，指示全力抢救，当即送往北京医院。
1956年春出院，彭泽民仍以“一息尚存不容稍懈”的精神为他人解除痛苦，并奋力参加各种国务活动：欢迎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参加检阅国庆节盛大的群众游行，出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与各地的归侨代表亲切交谈。
彭泽民当选第一届全国侨联副主席。
他笑着说，我还只有80周岁，还想看到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实现。
10月15日，彭泽民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再次发作，住进北京医院。
作为一位名医，他自知病情严重，让夫人翁会巧将他扶起，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信。
信中谈到毛主席对他“怀爱之深”，“感而自疚。
窃念庸朽无能，叩承挚谊，残羸日甚，伏枥悲鸣，报称无期。
然而心有所系，尚欲为主席言者，吾党自邓演达同志遇害，同志者多遭蒋介石迫害，辗转流离……”彭泽民强打着精神写下去，然而身体不支，写至此，已不能终笔。
他“心有所系”，他是放心不下他参加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他想对毛泽东主席说，邓演达创建的农工民主党，历经挫折，来之不易，愿在他去世后千万不要迷失方向，拜托毛主席多加关照和指导。
这封委以后事的绝笔书，足见彭泽民为农工党语重心长，鞠躬尽瘁。
信未写完，故没有寄出。
131 彭泽民留下遗言：大局方兴，忍言归去；生机活泼，何用悲为！临终前几分钟，他愉快地说，我觉得很好，感谢北京医院的医生。
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他喃喃地说：“同盟会……同盟会……”他是在回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吧……18日，彭泽民安详地离开人世。
彭泽民的灵堂设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内，开放3天让各界人士前往吊唁。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亲来向遗体告别，周恩来率20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公祭仪式，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1位。
起灵时，周恩来等亲自执绋。
彭泽民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7年11月7日，农工党中央举行彭泽民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农工党中央主席周谷诚主持会议，农工党中央在京领导同志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侨联、致公党中央等单位领导人叶飞、杨静仁、张国基、邢西萍、杨拯民、黄鼎臣，以及和彭泽民一道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肖克等等出席。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高度评价彭泽民“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彭泽民先生的一生，是光荣的革命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追求真理、艰苦奋斗的一生。
他所走过的道路，反映了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战斗历程。
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坚定立场，向黑暗势力坚决斗争和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华侨的楷模，我们要永远学习他，纪念他。
”主管侨务工作的叶飞副委员长还为纪念会送来“革命元勋华侨楷模”题辞。
1992年2月29日，广东省四会县清塘镇白沙村举行彭泽民故居重修暨铜像揭幕典礼。
【参考书目】
1、《纪念彭泽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2、《毛泽东与他的友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132
3、《四会文史资料》第五辑，四会县政协出版，许肖生“彭泽民传”
4、《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7日 133 霜叶红于二月花 ——季方传略王鑫帅 季方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名誉主席。
在一生的奋斗当中，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而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走过了一条真诚追求进步、炽烈寻求真理的光辉道路。
他为农工民主党的建设、进步和发展以及坚持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为坚持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下求索 1890年农历三月初
四，季方出生在长江口北岸、与崇明岛隔水相望的江苏省海门县悦来镇一户农家里。
相传季方的高祖季力行，一根扁担挑两筐行李，由崇明岛迁来，垦种新围海滩沙田百亩，勤劳俭约致富，竟盖起了一所20余间的砖瓦巨宅。
可是传到季方的祖父，因吸食鸦片且不善经营，家业开始中落，房屋田产几乎典当一空，不得不在旧宅旁搭起三间茅屋栖身，全家只有依靠剩下的十来亩田，耕织度日，农闲时做点小买卖贴补家用。
季方是季氏家族的长房长孙，就出生在这个小茅屋里。
季方12岁时其二叔去世，身后负债累累，父亲被迫维持清理，于是卖了仅有的十来亩田，举家搬到三阳镇二叔家宅居住。
在这里，年幼的季方常见债主上门逼债，甚至有带着恶丐流氓来坐吃坐讨，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忘的、屈辱的创痕。
身居困境的父辈仍然希望孩子们读书成材。
9岁时，父亲克服重重困难，腾出一间厢房做家塾，先后延请先生教季方学习《四书》、《古文观止》等。
季方的祖父虽然不善于管理家务，但是耿直仗义，年轻时读过书，是位有浓厚民族意识的人，常常为他讲述清兵入关镇压汉人的残暴，以及太平天国造反的故事。
季方从祖父那里开始接受历史知 134 识的启蒙教育，种下了民族革命的种子。
1906年，年方十六的季方去崇明岛应童子试。
童子试虽然中选，但到太仓应州考时 却落榜了。
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季方家无钱供他上洋学堂，恰逢南洋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在南京创办新军向江苏各县征兵，早已抱着“富国强兵”志向的季方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曲折的军旅生活。
季方的上司，就是后来黄花岗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赫赫有名的革命党人赵声；所在第三营的管带先是赵述庆，后为冷遹，队长任鹤年，都是名噪一时的富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军官，季方受他们的影响很深，打下了最初的革命思想基础。
入伍三个多月后，因为年纪小，季方被保送入江苏陆军小学学习。
1909年春，季方从陆小毕业后升入陆军第四中学，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基本上没有接触到什么革命活动，两年后就毕业了。
1911年暮春，季方升入保定军官学校。
半年的入伍生队训练尚未期满，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就爆发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极度恐慌，害怕近在咫尺的保定军校入伍生队中的革命火种会燃起京畿大火，于是下令解散入伍生队。
季方南下到上海参加了沪军都督陈其美领导下的“北伐敢死队”并担任排长，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
不久，他受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同乡友人王敢邀请，到南通组建了一个独立营，担任教练长，同时还兼任南通师范学校的兵式操教员。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
1912年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窃柄上台，南北暂告统
一。
原军校学生求知心切，纷纷回校复课，季方也于是年秋天辞职回到了保定军官学校。
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后重返军校学习的很多青年民主主义意识有了提高，因此，他们对校长赵理泰、教育长毛继成等人的官僚习气，对大多数教官、队长的不学无术都产生了不满，终于在保定军校酝酿出一场从未有过的罢课斗争。
季方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他们推举代表四处呼吁求援，北洋政府陆军部不得不答应了学生的一些要求。
1913年年初季方和全体离校同学回校复课时，校长已经换成了著名的军事学家蒋方震（字百里），校园里一片生气勃勃。
这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日益暴露，派凶手在上海车站暗杀了主张“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孙中山赶回国内号召举行“二次革命”，南方各省纷纷酝酿讨伐。
保定军校的学生们纷纷离校南下，投向讨袁斗争的第一线。
1913 135 年夏，季方到达江西九江之后，投入李烈钧部，不久调任长江七省讨袁军总司令部任警卫营营长并参加了湖口起义。
7月，在与北洋军阀李纯部队的沙河镇战役中交战失利，季方所率警卫营混乱中同总司令李烈钧失去联系，遂同其他溃散的部队合编成一个支队，由李烈钧部军官黄九言统率向南昌、抚州等地撤退。
途中发现黄利用这支队伍向地方勒索钱财，富有正义感的季方感到败军难治，保民不足扰民有余，便果断脱离了黄部，并遣散了所率连队。
1914年初，季方回到家乡后，迫于生计，重返南通王敢部队任警备队连长。
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袁世凯的反动嘴脸暴露无遗。
1915年随着袁世凯正式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宣布复辟帝制，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
1916年初，季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积极酝酿反袁斗争。
为了响应蔡锷讨袁护国起义，他密派排长周祖培、班长易龙标潜赴上海与国民党人联系。
3月，易龙标带领十几名国民党人来南通，不料刚到芦泾港就被警察局诱捕。
国民党人当晚即被枪决，季方被撤职软禁。
这时任镇守使署参谋长的丁鸿飞，原是季方在陆军中学的监督（教务长），他暗示季方，不要承认周、易二人是季方派去上海的。
生性耿直的季方却不假思索地答道：“周、易二人是我的下级，他们服从我的命令，接受我的派遣，如果否认了，我还能做人吗？”一口承担了责任，结果被判十年徒刑。
大事未举身陷囹圄，季方心有不甘，但是越墙逃跑而未果，第二天就被押解关进了苏州陆军监狱。
在狱中，季方尽量摆脱世俗一切烦恼，认真反思过去。
放风时他结识了一位曾与黄兴共创华兴会，辛亥革命期间组织过无锡军政府，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的老国民党人秦毓鎏（字效鲁）。
共同的反清讨袁经历，使他们二人放风时总喜欢凑在一起聊聊。
在他的影响下，季方似懂非懂地读了《庄子》中的《齐物论》、《逍遥游》等篇。
庄子清静无为的虚无主义和季方当时报国无门苦闷彷徨的思想心态正相吻合，他想：人生在世，绝无自由可言，即使走出牢门，也不过进了一个更大的监狱。
蝴蝶庄周，人生如梦，天堂即监狱，监狱即天堂，都不过是意识问题，又何须烦恼？季方当时对“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深信不移，暂时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
1916年8月底9月初，袁世凯帝梦破灭死后两个多月，在孙中山总部的直接干预下，季方和一批政治犯才全部从陆军监狱释放出来。
在近半年的囚禁生活中，季方通过“读 136 庄悟道”和“自我反省”，已经对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丧失了信心，尤其认为当下级军官只能做军阀的工具，因而决心不再当军人。
1917年春节过后，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做了私立海门中学的兵式操教员，兼教地理课。
这时的季方开始感到，“老庄”的一切“听其自然”、“无为”的思想不可能解决人生的现实问题，于是更醉心于佛教大乘哲学的研究，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震撼了贫弱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开始活跃起来。
针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有些知识分子和政客制造舆论要求地方自治。
刘仁航在上海开办“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登报征求学员。
季方既为这种呼声所吸引，于是就在1919年春辞去教职来到上海，进入该所学习。
刘仁航对于东方哲学较有研究，季方对他十分尊敬，对他的玄学和乌托邦思想，也很容易接受并深信不移。
六个月学业结束后季方回到家乡，立即邀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海门地方自治研究会”，试图将自己所学付诸实践。
但是一些封建豪绅也抢先打着“地方自治”的幌子实行封建割据而谋取私利。
为了揭露黑暗、抨击邪恶，季方愤而向上海《民国日报》投文《请看土皇帝修公路的黑幕》，却遭到了县政府的秘密拘捕。
幸得友人通风报信，才辗转逃到了上海避难。
不久，在“劳工神圣”的旗帜影响下，季方脱去长袍到上海的厚生纱厂当了临时工人，勉强维持个人生活。
劳动中他看到了机器生产的威力，开始懂得了一点工人受剥削的道理，在思想上留下了新的认识。
但是他并没有碰上知识青年和他所想象的先进工人，反倒是帮会势力很大，欺侮压榨工人。
季方既为自食其力而自豪，又为受帮会势力欺侮而感到孤立自馁，加上亲戚朋友的不理解，深感苦恼迷惘。
两次在沪期间，季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不仅能使他思想上采撷众人之长，而且为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也带来了不少方便。
离开工厂不久，经老国民党人徐谦介绍，季方加入了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主办的“中华道路协会”任干事，参与编辑发行《道路》杂志，宣传“修公路”的实业救国思想。
此外，他还参加了徐谦组织的“查经班”，引据“圣经”宣传“共产主义”，幻想把耶稣的天国搬到地球上来。
他还效仿苦行家张墨池组织的“保定兵丁贫民共产团”，搞了一个“江苏兵丁贫民共产团”，成立了公开性的“人道社”，但是由于解决不了实际的社会问题，不久就无疾而终。
137 此时的季方尚未寻找到革命的真谛，流连徘徊于五花八门的新思潮面前，难免苦闷彷徨。
但是，他崇尚真善美的心灵和执著追求、勇于探索的精神，已注定了他最后的人生归宿。
百折不挠 1921年，一直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立场的孙中山在广州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并且决心以俄为师，正在酝酿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季方对国民党有了新的希望，本着抛弃幻想、面对现实、追求真理的精神，经同乡、资历颇深的国民党党员茅祖权介绍，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次年即被吸收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总务部工作。
在总务部，季方任书记（相当于文书干事），主要办理海外华侨支部的文件收发。
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部长彭素民和共产党人、副部长林伯渠爱护后进，平易谦和，对他都很器重，因此季方在这里工作得十分愉快。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国共两党正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为了推动国民革命，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开办黄埔军校，并派邓演达到上海招考学生并物色教职员。
在上海季方第一次见到他慕名已久的邓演达。
他原来就听说邓演达是一位“很有才干而思想进步”的人，这次见面更感到了邓演达“态度很诚恳而豪迈”，加上两人又是保定军官学校前后期同学，于是就接受邓演达的邀请毅然南下进入黄埔军官学校。
经过战略战术考试，季方被评为少校特别官佐，派在训练部办公厅协助邓演达处理日常工作。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主持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这是季方首次见到闻名遐尔的孙中山先生，激起了他高昂的革命激情。
初创时期的黄埔军校“很有朝气”，季方是在旧式军校学习和生活过的人，此时与新式的黄埔军校对比，引起了他深刻的感触，对国民革命充满了信心，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军校的建设上。
期间，季方与邓演达接触最多，对邓演达也最佩服：“感到他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办事精干勤勉而有计划，工作效率高”，“每对学生集合讲话，总是内容丰富，思想明晰，听后令人有一种斩钉截铁似的痛快之感。
” 第一期学员500来人，6个月毕业后即以这批学生为骨干组成了第
一、二教导团。
138 1925年初，季方被调至第一教导团任营长。
二三月间，广东革命政府对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举行第一次东征。
季方调到第二团第二营任党代表兼代营长。
淡水战役中由于团长王柏龄指挥无能，季方孤军深入被俘，第三天他机智脱身，并带回了他了解到的敌军情况，旋即被派往第一营任党代表。
5月，东征军奉命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将叛军随营学校学生编入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期第十队，调季方任队长。
三个多月后这批学生毕业。
这时，因受排挤而出国的邓演达已经重回黄埔军校任教育长。
经他提议，季方被调到校长办公厅任主任副官，主要处理日常函件和公文。
因校长和教育长是同室办公，季方又与邓演达朝夕相处，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信任。
季方感到邓演达自国外归来以后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经常强调唯物的人生观，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这段时期的经历为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共同组党反蒋，进行“平民革命”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并建立起生死不渝的革命友谊。
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8月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势力蠢蠢欲动。
1926年3月20日晨发生“中山舰事件”后，邓演达坦诚力争，宁愿以身为质，请蒋介石停止军事行动，调查事实真相。
季方作为校长办公室主任副官，也把中山舰曾就行止向校方请示过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但是蒋介石却只说：“此事现在不要外传，将来总会明白。
”后来，季方还听见蒋介石对学生说：“这个真相现在不能公布！要公布啊，只有在我百年之后，才能明白！”看到蒋介石将错就错以此为借口进行所谓的“整理党务”，大肆排斥共产党人，独断专行，季方大失所望，不愿与之为伍，于苦闷消极中借送妻柩回籍为名，离开了黄埔军校。
不久，季方接到黄埔军校催其返校准备北伐的电报。
虽然对蒋介石已经感到很失望，但是邓演达劝他说，“革命不能因噎废食，要耐心地干”，并且说郭沫若也愿意来和他们一起工作。
于是季方重新鼓起信心，返回广州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北伐军总政治部的筹备工作。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总政治部随国民革命军一起出征，邓演达主任率领宣传大队与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一起打前站，后续部队由季方率领随同总司令部一起行进。
第四军叶挺和黄琪翔部队冲锋在前，连战连胜，很快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
不 139 久，季方随后续部队也赶了上来，与前锋胜利会师于武昌城下。
鉴于中路战场南昌之役出现反复，蒋介石要求总政治部一部分人随同总司令部开赴南昌战区。
而当时邓演达正兼任武昌攻城总指挥并亲自指挥攻城，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又不愿意与蒋介石打交道，而季方原在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工作过，于是就被委以总政治部代主任的身份率领二十多名组织、宣传干部随蒋介石赴南昌参战。
11月8日，北伐军克复南昌，季方作为委员之
一，参加了以白崇禧为首的江西善后委员会。
在打击土豪劣绅等问题上，季方坚持了正确的政策，与白崇禧的意见格格不入。
年底，总政治部派郭沫若来南昌接任了季方的工作，季方被调任新编22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到任不久，该师划归以白崇禧为总指挥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赴浙江前线，不久进占了杭州。
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获得成功。
白崇禧坐收渔利，所率北伐军不费吹灰之力开进上海，蒋介石的总部也随后到达。
“北伐的胜利，真似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为辛亥革命以来历次战役所未有”，怀着这样的欣喜心情，季方和师长陈继承将部队暂驻杭州后，赴沪向蒋介石汇报请示工作。
蒋介石询问了一些杭州情况，转而要季方回总司令部工作。
季方回杭州交代好工作后，急匆匆地赶到了上海。
那时他还不知道中国的上空已经阴霾四合，一场腥风血雨即将铺天盖地而来。
季方一到上海，就听到议论纷纷：蒋介石对外已与帝国主义妥协，对内已与封建势力、江浙财阀勾结。
看到的则是蒋介石把各级部队的党代表一律撤销，显然有要成为军事独裁的架势。
进而得知，蒋介石封闭了武汉中央派来的总政治部驻沪办事处，北伐军的一切政治口号和革命目的全部落空。
事情的进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有些不知所措，于是托病住院。
不料过了些天，蒋介石总部竟把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的任命状送到医院来，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立夫并附函嘱咐说，薛岳师长已率师部开赴南京，要求季方带着政治部马上出发。
季方见已到了不容犹豫迟疑的关键时刻，就急忙找参加过同盟会的老国民党党员、曾任二十六军党代表的好友赵舒商量。
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具备了一些反共独裁的资本，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共清党恐怕势在必行。
4月初，他们俩化装乘轮船悄然离沪赴汉，与蒋介石“不辞而别的永别了”。
季方潜离上海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 140 命群众都倒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此时武汉的革命形势还在不断高涨，季方回到武汉后仍在总政治部工作。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开始继续北伐，总政治部仍同第四军一起行动。
季方任总政治部前方行军指挥官，在行军和宿营时，经常同邓演达、苏联顾问铁罗尼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特别是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
铁罗尼还经常和季方开玩笑，称季方为“开封府”（原计划攻下开封后由季方组织政府）。
他们对具体政策虽然常常争辩，但是对于土地必须改革等总体革命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可谓志同道合，十分亲密。
临颖大战胜利后，奉军主力溃退黄河以北。
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却迅速走向反动。
6月10日至11日，冯玉祥与汪精卫等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了“分共”和“宁汉合流”的阴谋，会后唐生智率北伐军回师武汉，以整休和巩固江防之名，行镇压工农运动之实。
季方随军撤回武汉后，奉命将东南反蒋归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编为教导营，担任营长职务。
在指导该营进行军政训练过程中，季方得到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负责人、共产党员恽代英的支持和鼓励。
7月，武汉上空已经阴云密布，汪精卫加速了清党反共的脚步。
此时，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吴玉章、恽代英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已先后秘密出走，同汪精卫集团彻底决裂。
季方与张发奎、黄琪翔所领导的第四军商定，将教导营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合编为第四军教导团，以东征讨蒋为名一起离开武汉，冀图回到革命策源地广州。
教导团刚到九江，就传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
因参加起义的有原属第四军的叶挺师，教导团又素有“赤化”之名，张发奎恼怒之下，缴了教导团的枪，事后未见异动，旋又将枪发还。
教导团原负责人侯连瀛愤而辞职，季方被要求接任该团团长。
季方因形势复杂，情况不明，原来所熟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已离去，无所秉承难以负责，坚辞不就而只身离去，连夜上了庐山。
教导团后来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率领参加了12月的广州起义。
庐山滞留月余，季方辗转回到了上海。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汪精卫联手，在广州打起了“护党救国”的旗号，声称要以广东为根据地“有所作为”，召请旧属同僚助威。
季方被公推去广州看看情况，没想到头晚刚到香港，次晨就从报上看到了教导团在广州暴动的消息，喜出望外，当即赶往广州。
不料甫一登岸，只见尸横遍野，广州起义已经失败。
季方无奈只得怅然返回上海。
141 组党反蒋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又沉入黑暗。
但是为光明的中国而奋斗的人们，从血泊中站起来，寻找着新的道路。
1927年11月，宋庆龄、邓演达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莫斯科宣言》），号召继续高举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旗帜，清除蒋汪叛逆，重建与健全国民党。
在此影响下，1928年春，国内因白色恐怖而陆续到达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以谭平山为代表，筹建了“中华革命党”。
季方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的筹建活动，也被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此后一段时期，季方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开设了一家规模很小的“爱的书店”，作为中华革命党创办的《突击》和《灯塔》两个刊物的总代办处，专门向国内外发行，以扩大影响。
1928年至1930年邓演达旅欧期间，和季方书信往来频繁，就国内外形势、革命的指导思想、策略和具体纲领交换意见。
信中邓演达还十分关心季方的思想进步，他认为季方出身下层社会，受墨子思想影响较大，虽然在落后的中国社会里，“老墨的哲学为一切合革命性人们的唯一依据”，“但是根本在下意识潜伏着的是唯心论”，因此要求季方按照他的治学纲要学习。
“无情未必真豪杰”，邓演达有时向季方倾诉他的婚恋烦恼，季方也诉说自己的失子之痛，他们相濡以沫，互为劝勉。
1930年，邓演达从国外回到上海，主张团结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熏陶、不满于蒋介石统治的人，并且坚持认为“国民党这块旧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
季方和大多数成员都表示赞同，积极协助邓演达进行了党的改组工作。
8月9日，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召开，一致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干事会，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
季方是25名干事之
一，任总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并且曾与邓演达同住作掩护。
夜间他常陪邓演达一起散步，邓演达说：“我们只有做‘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工夫，只有为群众工作是安慰的。
”季方深以为然。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宣传、组织、军事等各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季方积极地参加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他和施方白、毛晓岑还在江 142 苏省建立了由他负责的江苏省干事会。
6月，临委会讨论了武装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问题，并成立了由邓演达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制定武装起义的计划和指挥武装起义的部队。
这个委员会共有5人，季方就是其中之
一。
临委会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酝酿武装起义的活动，使得悬赏30万元巨款缉拿邓演达的蒋介石极端恐慌，派出大批特务到处追踪、侦缉邓演达，季方也上了黑名单。
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主持干部训练班结业式时，因叛徒陈敬斋的出卖，不幸被捕入狱。
同时遭捕的还有罗任
一、邓维亚等十余人。
季方因为有病请假侥幸得免，当晚巡捕上门来抓时，季方机智地找黄琪翔借钱买放而脱身。
邓演达对自己的信仰和反对蒋介石的态度矢志不移，11月中上旬，他给季方等传出一张亲笔字条说，自己准备做白发囚徒，把牢底坐穿，并且要季方供给大量社会科学书籍。
季方协同黄琪翔、朱蕴山等多方奔走营救，做过无数次的努力，但终未奏效。
“九一八”之后四面楚歌、即将被迫下野的蒋介石，认为邓演达是唯一能取代他掌握黄埔嫡系部队的人，是他东山再起的最大障碍，于是在1931年11月29日秘密杀害邓演达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季方自从在黄埔军校与邓演达结识共事以来，相识相知，生死相托，一直对他很敬重，乍闻噩耗，痛彻心肺。
在邓演达被害周年时，季方悲呼：“为问中国果还有这样的一个人吗？！还有这样的一个人吗?
！”直到他晚年九十多岁时，仍痛叹：“呜呼，一代人杰，于今安在！” 邓演达的牺牲，对于刚刚成立一年多的临委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中央领导成员被迫作了调整，由黄琪翔总负责，季方继续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为了安排一部分成员的工作和生活，季方远赴北平，在兵马司胡同创办了北辰中学，徐图东山再起。
1932年8月，季方又团结平、津的部分同志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除了出版两期《行动通讯》外，主要做了恢复组织的工作。
但是苦于经费匮乏，难以为继，于是在9月中旬，季方化名季中原，借口为北辰中学筹款，去西北试寻出路。
一路上，经潼关、西安、兰州，穿过宁夏，转入绥远，抵达包头，最后返回北平，行程数千里，费时一年多，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所到之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军阀部队任意勒索，百姓离乡背井，更加坚定了季方的革命决心。
143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的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和临委会的黄琪翔、章伯钧等，在福建建立了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季方闻讯赶到福州后，被安排在军事委员会以黄琪翔为主任的参谋团，任高级参谋。
福建政府与工农红军达成抗日停战协议，但是蒋介石却坚决“围剿”，不仅拉拢两广军阀，甚至不惜勾结日寇。
季方在福州呆了不久，便向军委会提出建议，由他到西北，联络驻包头孙殿英部为基础组织西北军分会。
建议被采纳后，他便化装开始了第二次西北之行，但是才行至天津，便从报上得知福建人民政府已被蒋介石集团摧毁了，不得不败兴转回上海。
“福建事变”的失败，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季方的救国心。
他决定再过隐居的生活，于是化名张君达，在上海市郊的真如镇租了三亩菜园，与一工友合作生产草莓和鲜花供应市场。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体味一番田园生活的乐趣，1934年夏，由于旧友被捕的牵连，并且被军警在自己住处查抄到一箱临委会的文件，他再次被捕。
受审过程中，季方针锋相对，据理辩驳，令法官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一些好友也从各个方面想方设法营救他。
最后，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允以交保释放。
获释后季方回到上海，在《申报》上发表了一个简单声明，一为感谢营救他的各方朋友，一为说明自己自1921年正式加入国民党以后，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贯忠实积极地期望其彻底实现。
不意北伐胜利以后，蒋介石反而背弃了总理的遗教。
他曾与一部分同志，另谋组织，幻想继承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中国革命，但是事与愿违，一无成就；但如果全党同志，能按照孙中山先生遗教，切实执行，本人愿意回党待罪。
事实上，此时的季方在思想上已对“第三条道路”难以走通有所认识。
正因为这个原因，自“福建事变”失败后，季方再也没有参加农工民主党（1947年2月更改此名）的活动，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农工民主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准备参加新政协，他才同农工民主党恢复了组织关系。
既然隐居不成，索性公开活动。
1934年下半年季方溯江而上，经武汉，到宜昌，拜访了几位在国民党内关系较深的老朋友，落脚于宜昌行辕主任陈诚处。
陈诚在考虑季方的具体职务时，要他先和蒋介石见见面，但这正是他决不能接受的：“自1927年在上海和蒋介石不别而行以后，加上‘四一二’事变，又加上‘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杀害邓演 144 达，我纵不能为革命为朋友复仇，还能够反颜事仇吗？”正如季方的同乡张伯英(台湾已故工商界知名人士)后来所说，季方一生清贫，他如果对蒋介石稍微软一点，高官任做，骏马任骑；但是蒋介石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他与蒋势不两立，真是穷而弥硬啊！道不同不相为谋，绝不同流合污。
季方打定主意不当蒋介石的官，不久就以老母病重为由，告别了陈诚回到海门。
当时农村已陷于贫困破产，自青少年时代就立志唤起民众以构成真善美世界的季方，幻想通过办“合作农场”来复兴农村。
1935年春，季方联合百来个中小农户集资五千多元，在江苏省灌云县云台山前购置荒地两千来亩，组织起一个“大汪新村合作社”。
惨淡经营两年，新村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难以为继，季方携夫人赴北平争取亲友经济上的支持。
不料刚抵北平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南北交通顿时中断，季方陷入了行止失据的困境。
他的一个远房族妹季挹清的丈夫池宗墨做了汉奸，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官员，季方对他晓以大义，直言劝告，迟却执迷不悟。
季方恐直言南归无法脱身，于是托言到北戴河休假离开了北平。
终悟大道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历史关头。
1938年春夏之交，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季方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了相知很久、素所尊敬的共产党员王绍鏊。
王绍鏊问他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季方回答说，“抗战必胜，但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如依靠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则抗战必败”。
季方还表示，作为个人，即使回到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必须参加到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里面去，有领导地进行活动，才有意义。
王绍鏊很欣赏他的意见，就介绍他参加了以宋庆龄领衔发起的“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联络争取杂色部队抗日。
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明这时的季方在思想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从青年时代就孜孜不倦寻求真理，经过曲曲折折的历程，终于认定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就在这一年5月，由王绍鏊介绍，季方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季方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陈少云的秘密领导下，仍以“武抗”成员的身份进行抗日活动，奔波于海门、启东、南通之间，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联系，进行联络和改造地方杂牌部队的工作。
当时南京已经沦陷，蒋介石政府迁至武汉，而“国军”西撤后， 145 苏北还有二十多个完整的县没有敌人据点。
土匪帮会蜂起拉队伍，老百姓称之为“游劫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
但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89军军长李守维等，一方面放任“游劫队”为非作歹，一方面凭借“正统”地位，假抗日之名吞并剪除异己，扩大势力，而其军纪同样败坏。
民间有“大地主上海跑(尚有租界可以苟安)，小业主三上吊(言无力逃跑，又无力应付，只好被土匪吊打或自杀)，游‘劫’队数钞票”之谣，真是成了人间地狱！季方回到上海向“武抗”和江苏各界旅沪人士汇报反映了苏北各杂牌部队的混乱情况。
各界有正义感的江苏旅沪人士曾联名电告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控诉并质问他：“政府还要不要敌后的人民？”顾竟置之不理。
于是大家推举季方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反映。
1939年春，季方经香港飞抵重庆后，先后拜访了陈诚、李济深、何应钦、张治中等旧日僚友，广泛反映敌后情况，并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国共现已再度合作，宜到“抗战领袖”处挂号，免得成为“黑人”，公开活动不方便。
季方勉为其难，几天后，蒋的侍从武官贺耀祖代为接见，令陈诚安排季方在总政治部工作，却不问敌后情况。
季方不甘心在陪都“陪蠹”，就和李济深、邵力子等人商量，拿一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头衔重返敌后开展工作。
但是季方不愿再和蒋介石打交道，宁可“辞尊就卑”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名义，离开了乌烟瘴气的重庆。
季方带着敌后人民的殷切期望而来，怀着失望的心情而归，途中又在上海法租界因受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而被拘捕了两个月，与陈少云的联系也因此中断。
1939年秋，几经辗转他才潜回苏北，即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身份到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兴化韩德勤处报到。
从此，他以此合法身份，往返于兴化、泰州、海安、曲塘等地，巧妙周旋于韩德勤及李明扬、陈泰远等蒋氏嫡系与非嫡系部队之间，给他们晓大义、讲利害、陈得失，动员他们同新四军联合一致抗日。
同时，也加强了同当地颇有声望的爱国士绅韩国钧（号紫石，曾在北洋军阀时代任过江苏省长）为代表的上层人物的联系，争取其协助。
季方在“团结、抗战、反顽”斗争中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新四军的东进起到了积极配合作用。
1940年10月初，在陈毅的指挥下，新四军大败背信弃义、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韩德勤部，取得了黄桥决战的伟大胜利，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 146 基础。
在海安，季方同韩国钧出席了各界欢迎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将士的大会，亲自聆听了陈毅关于团结抗战的讲话，备受鼓舞。
会后，季方按照韩国钧的意见同败退回兴化的韩德勤联系，再次转达了新四军的主张，希望他改弦更张，真诚团结抗战。
韩希望季方能去接任四区专员的职务，以维持地方秩序。
在陈毅的鼓励和支持下，10月中旬，季方到了如皋县掘港镇，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身份，召开了国民党系统的党政军联席会议。
会上，季方提出为民族大义计，与新四军民主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当即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并决议成立苏四区（当时南通为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公推季方为指挥。
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成立后，虽然表面上使这一地区的地方武装都集结在指挥部名义下，实际上却表里不
一，各有各的打算。
季方看到这些人不过是想利用他来应付新四军，自己已不可能领导他们与新四军合作抗日，这种所谓的“中立”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于是审时度势，毅然动员苏四区各界人民团体联名电请新四军对苏四区的政治军事财政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
陈毅当即命令陶勇率新四军第三纵队进入苏四区，将苏四区游击指挥部改组为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分区司令部，由季方出任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兼任副司令员。
后来，陈丕显同志高度评价了季方的这段历史：“当时在南通，季方是最有威望的。
这个人的德行很好。
他赞成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到南通来，召集苏四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了苏四区游击指挥部，他任总指挥，陶勇同志在他后面来的。
没有季方，就得靠打，才能统一通如海启。
有了他，那些杂牌部队收编过来了。
” 加入新四军后，季方很快将所属部队分别进行整编和充实，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出现在苏四区，带动了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
原苏四区游击指挥部副指挥徐承德率部在石港深沟高垒，与新四军顽固对抗，季方单枪匹马亲自到石港说服无效。
12月下旬，徐竟乘季方、陶勇外出开会、三纵主力西调之机突然围攻掘港指挥部。
留守部队苦战三昼夜，季方、陶勇闻讯赶回，调三纵主力增援反击，击溃并彻底消灭了该部，巩固了根据地。
屹立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使日寇万分恐惧，频繁扫荡轰炸，斗争日趋激烈。
在空军的配合下，日寇出动大批地面部队占领了苏中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掘港镇，在一些重要县城和集镇建立了据点。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季方率领部队四处伏击敌人，拔掉了敌 147 人的许多据点，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掘港放弃后，司令部几乎天天移动，季方随带部队“江海大队”不过一连人，坚持打游击，战士们亲切地称他“大队长”。
1943年起，敌伪势力把苏四区作为清乡重点地区，进行了所谓的“梳篦式”清乡。
这时，季方和陶勇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厉行精兵简政，将主力部队全部跳出樊篱，在外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竹篱笆内只留下民兵和便衣队顽强与敌周旋。
在主力部队掩护下，在苏中其他分区支援下，他们在300里长封锁线上联合行动，烧篱笆，割电线，锯电杆，挖公路，使日伪惨淡经营三个月的篱笆封锁毁于一夕，四分区军民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第一期清乡”的胜利。
苏中区党委予以嘉勉，并号召向四分区学习。
1943年秋，季方奉命到新四军军部修整学习半年多，经常听到陈毅、张云逸、罗炳辉等同志的报告和谈话；夫人和孩子也被接来团圆，生活比较安定，这对颠沛流离、饱经战乱、戎马半生的季方，真是一次难得的修整，更是一次可贵的学习机会。
在这里，他和陈毅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4年春，季方回到苏中，调任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实际主持了苏中行署的全面工作。
此时苏中解放区已经同其他解放区战场一样，开始了对日寇的局部反攻，车桥战役胜利后，淮安、宝应以东地区已为新四军全部控制，环境已很安定。
季方参加了整风运动，受到了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日寇投降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为迎接这次会议，季方负责的苏中行政公署于1945年8月召开了苏中人民代表会议。
季方等12人当选为出席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还当选为苏中行政公署主任。
心向宝塔山，遥想延河水。
怀着难以压抑的激动心情，季方同其他代表一起踏上了去延安的旅途。
一路上风尘仆仆却不觉疲倦。
但是到达皖北修整时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将在重庆举行有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顾全大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停止召开。
季方等兴奋而又不无遗憾地踏上归途。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蒋介石妄图发动反革命内战，消灭共产党，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中国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前夜。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连成一片的淮南、淮北、苏中、苏 148 北四个行政公署合并成为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为李一氓，季方被任命为副主席兼高等法院院长。
边区军民在政府领导下，加紧了自卫战争的准备。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7月初，5个整编师的国民党军在汤恩伯的指挥下，向苏皖边区发动了进攻。
7月13日至8月27日，粟裕指挥我18个团，以地方武装配合，七战七捷，将汤恩伯由南通、扬州沿运河北犯的15个旅约12万人，歼灭近半。
季方代表边区政府，冒着敌机轰炸，亲临前线向官兵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问候。
1946年秋，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为配合山东野战军夹击沿津浦路北犯的徐州之敌而主动北撤。
华中局决定把苏皖边区县、区以上不需要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200多名行政干部转移到山东地区。
行前，把这批干部编入华中行政干部学校，组织决定季方任校长。
这所学校在季方的率领下，边行军，边学习，胜利转移到达目的地。
季方完成任务后，即同副校长戴伯韬带了两个警卫员，一匹马两辆自行车，循海岸线环游了胶东半岛，进入慕名已久的八路军老根据地参观学习。
1947年七八月间，由范汉杰指挥的国民党军20个旅的胶东兵团，在海、空军配合下，侵占了胶济路东段。
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运动作战，季方随后勤人员转移到了渤海区惠民一带的机关驻地。
这时的渤海军区，已经成为整个华东反内战战场的大后方。
华东军区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高级军官教导团，监管着1000多名被我军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对他们施以教育和训练。
季方到后，接替江靖宇任团长。
季方具有丰富的阅历，他本人的经历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
因此，当他面对着这些曾为反动派效力卖命，而如今已成为人民的囚犯的人们时，能够针对他们的具体思想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促使他们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
1948年9月中旬，济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
随着解放军俘获的蒋军官兵越来越多，季方领导的俘管单位肩负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淮海战役前，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华东高级军官教导团改建为华东解放军官教导总团，下设若干支团与分团，并把各军区的俘管处划归总团建制，季方被任命为总团团长。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战役，65天的激烈战斗，歼敌55.5万，活捉杜聿明、黄维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季方领导的教导团日均接收战俘五六千人，自然十分繁忙。
季方对工作极有 149 信心，紧张而又细致。
他将新民主主义结合国民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遗教分析阐明，很切合国民党高级战俘的思想心理；他作风严正而又和蔼耐心，说服教育效果极佳，享有很高的威信。
一些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久即转变态度，到电台讲话，使蒋介石极为恼怒沮丧。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31日又以北平和平解放结束了平津战役。
季方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准备随渡江大军渡江，接收新的战俘。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通知他在2月底3月初赶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季方办完移交手续后，立即离开前线前往北平，迎接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
勇挑重担 季方是由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章伯钧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作为农工民主党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的。
此时，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前身的农工民主党，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各地组织纷纷由地下转入公开活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反动当局的镇压和迫害，人员鱼龙混杂，组织紊乱，问题很多，例如北平解放时，“出现了两个农工民主党组织，一个是以杜冰坡为首的华北支部，一个是以张云川为首的北平支部”；南京、上海的组织也“纷乱如麻，成员很复杂，领导意见很不一致”，等等。
为了把这个“最靠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之一”的农工民主党，整顿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服务于新中国建设的统
一、团结、坚强的组织，季方经常来往于北平、南京、上海之间，在当地中共统战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进步分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消除分歧，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开展了正常的工作。
由于季方等人的努力，农工民主党的组织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季方作为农工民主党的代表之一出席了会议。
当时章伯钧任第一组副组长，协助组长李维汉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
因为农工民主党只有10个正式代表名额，章伯钧为使农工民主党多有几人参加新政协会议，提议将季方、韩兆鹗改为区域代表。
中共中央统战部尊重并接受了他的提议。
于是，季方以华东解放区代表的资格参加了政协会议。
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会议进行了9天，季方举手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并投票选 150 出了政协和国家的领导人，全身心地洋溢着主人翁的自豪感。
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季方站在观礼台上，面对着欢腾的广场，思绪如潮，感慨万千，完全沉浸在幸福和欢乐的气氛之中。
建国初，季方已年届花甲，但是他如同新生的共和国一样，朝气蓬勃。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季方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几年后又回到家乡担任江苏省副省长。
他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为发展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江苏省的建设事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身居高位，但是严于律己，不搞特殊，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南京，都留下了许多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佳话。
季方在交通部工作时，有小汽车不坐，有时竟骑警卫员的自行车上下班，被警卫员劈头盖脸地数落：“您这么大岁数，出了问题我们怎么交待！”。
同志们看到他不顾高龄骑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深受感动，曾不止一次地劝阻，但均被婉言拒绝。
周总理知道后，当面劝他：您这么大年纪了，北京的交通这么拥挤，出了事情不好办，还是坐小汽车吧。
总理的关怀，犹如春风温暖着他的心。
后来季方到江苏省任副省长，有时还坐公共汽车上班。
当时百废待兴工作头绪繁多，他在匆忙之间不是丢了手表，就是丢了钢笔，难免受到大家的“奚落”，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小汽车。
到农工民主党中央工作后，因为住处离办公室比较近，他就走路上下班。
“古人尚且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们当干部的更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己先享福”，季方经常以此告诫子女。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季方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并参与审议通过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7年4月中旬，季方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连续当选为第
二、三、
四、五届常委会委员。
他忠实地履行了人民代表的义务和权利，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
1954年12月，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季方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又当选为第
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
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崇高的荣誉，反映出季方代表农工民主党为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58年4月4日，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季方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12月举行的农工民主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季方被推选为农工民 151 主党第七届中央主席团主席。
根据农工民主党七大的精神，季方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除了 抓好全党路线方针大事外，还特别注意抓好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工作和生活上非常关心干部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50年代后期，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干部轮流下放劳动，年逾古稀的季方总要下乡亲切地看望大家，热情给予鼓励，对于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总是惦记在心，或写信慰勉，或解囊相助。
正因为他待人以诚，工作有方，所以大家都信服他，敬佩他。
在他的带动下，农工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能落到实处。
1960年8月，在季方的主持下，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二中扩大会议，特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
3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季方和大会成员，并合影留念。
9月初，季方在会议闭幕式上指出：“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我们这次会议所以能开得好，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
”他强调，“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党向我们提出来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
”“就我们农工民主党的组织来说，也是要紧密接受党的领导和逐步进行组织与成员的自我改造，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实现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这次会议对于农工民主党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提高自觉、鼓舞干劲，与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同舟共济渡过三年困难时期起了积极作用。
在十年浩劫中，农工民主党同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组织瘫痪了。
季方本人虽然是周恩来总理指明重点保护的对象，未受太大冲击，但是仍然“心如刀绞，忧心如焚”。
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肆虐，尽管他无可奈何，但是仍旧时不时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爱国名将黄琪翔遭到残暴的批斗，季方听说后，毫不顾忌地说：“应该历史地正确看待黄琪翔，他对民主革命是有贡献和功绩的，不能把他当作牛鬼蛇神，火烧、抄家。
今后我们还要做台湾工作，应该广泛地团结起来，争取实现祖国统
一。
”“如果连黄琪翔这样的朋友都不要了，我们还要不要做台湾工作了？”当看到陈毅元帅横遭迫害时，季方始终坚定地相信陈毅的高尚品格；陈毅被迫害致死的噩耗传来，季方夜不能寐，痛彻心肺，毅然挥笔拟了一副挽幛，讴歌陈毅的革命 152 业绩和高尚品格。
他在白绸上写好，第一个亲自送到陈毅家里。
目睹党和国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与自己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被迫害致死，为了表示无言的反抗，他把他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翻出来，放大以后挂在屋内，寄托自己的哀思和对“四人帮”的控诉。
1975年1月，季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在小组会上提出：“文化大革命”进行几年了，毛主席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
有些代表和季方熟悉，既钦佩他坦率发言，又因为当时形势，示意他公开讲话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家人也都担心地劝他不要引火烧身。
他镇定地说：“大不了就是死，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什么？” 但是，季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他时时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以此标准教育子女。
季方和钱讷仁结婚后，共有四个子女。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
1973年，在哈尔滨工作的女儿季明回北京探亲，正赶上年迈的双亲都因身体不好轮流住院。
季明给周总理写信，反映了家里的困难和自己想留在北京照顾两位老人的愿望。
周总理很快将此信批给了中央统战部，统战部便打电话向季方征求意见。
季方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女儿调回北京，并说自己有国家照顾，不必再给组织上添麻烦。
事后，季方还同女儿打了一段“笔墨官司”，在信中批评女儿有封建思想，是不安心边疆工作。
就这样，直到“文革”结束后，还是组织上考虑到季方年事已高，才把季明调回了北京。
1974年，季明的公婆从武汉来北京治病，需要用车，季方跟女婿说：“你父母看病是不是坐出租汽车去，车费由我来付。
” 十年动乱终于过去了。
季方不仅亲身感受到这场内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还幸运地看到了党和人民的胜利。
他没有消极地总结“文革”的教训，没有产生所谓的“信仰危机”；相反，他从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真理战胜谬误的历史进程中，愈加体会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老骥伏枥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了，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
看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季方感到莫大鼓舞，衷心拥护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他不顾自己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再次挺身而出，以难以想像的精力担当起为农工民主党恢复活力、落实政策的繁重任务。
153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了会议，会上，乌兰夫部长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
农工民主党由季方、严信民、徐彬如三人组成过渡性质的临时领导小组，季方为小组召集人，着手恢复工作。
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各级组织也先后恢复了活动。
1979年10月，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农工民主党21年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会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农工民主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实现祖国统
一，为加速四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德高望重的季方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当选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为了落实全会确定的工作任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
针对我国中药生产经营活动比较混乱，中药的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等突出问题，1982年11月27日，季方、胡厥文、胡子昂分别代表农工民主党、民建、工商联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信，为振兴和发展中药事业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说：“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
”“请你们把这个材料转给专管此事的同志，并请他们同这批党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这份建议为改变我国中药业的落后状况、促进中药事业的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几个月后，农工民主党等联合创办了“中药专业咨询服务联络中心”，有力地推动了中药事业的发展。
“三老上书”已经成为爱国统一战线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1983年，《邓小平文选》刚出版，当时已经93岁的季方，视力已经大大减退。
他得到这本书后，每天督促女儿抓紧为他诵读，甚至比许多明眼人更早学完。
他还要求农工民主党的全体同志“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本书”，把这本书称之为“治国安邦的良策”、“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季方领导和带领下，农工民主党重又生机勃勃，越来越多的成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刻苦钻研业务，热情献身四化，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季方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非常怀念在台湾的故旧袍泽，多次寄言台湾当局以国 154 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商统一大计，为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而努力。
在他晚年发表的文章中，对在台湾的当年黄埔军校的同事和学生怀着深深的眷恋和期望，发出了“但愿还活着的黄埔故人，能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呼唤。
一生崇尚“真善美”的季方，晚年更加关心残疾人的福利事业，他还是创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发起人之
一。
1983年4月，季方同赵朴初、胡子昂、华罗庚、黄鼎臣、张邦英、昊作人和李维汉等八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给民政部写信，发起成立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
信中说，“我国肢体伤残者，约在350万左右，其中不少是截瘫患者。
在现代化建设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工伤、交通等事故，再加上地震等自然灾害，此类病人还会增多。
如能设立专门机构，使这些患者在党与社会的关怀下，得到系统的治疗及功能训练，从而达到生活自理，部分参加工作，就可以使他们由社会负担变成社会建设者。
因此，建立康复中心刻不容缓。
”“如能尽快创建一个较高水平的康复中心，充分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用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走一条新路，不仅能体现党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三中全会以来的成果，同时也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这一年的11月，国务院很快批准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983年11月，农工民主党为总结几年来新时期取得的新经验，进一步开创新的局面，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季方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农工党九大后季方的行动已逐渐不便了，但是他依然十分关心全党的工作和生活，经常召集有关负责人汇报情况，从中央问到地方，从工作问到生活，从组织问到成员，还往往提出精辟的意见，给予指示。
凡是举行全国性的会议，他总是尽力争取坐着轮椅到会，并做重要讲话；即便不能到会，也要授意写个书面发言，让人代为宣读。
他常说：“我已老朽，但不能尸位素餐，要尽力而为之”。
季方对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建设很重视。
当他还能去机关上班时，事必躬亲，身体力行；年高以后行动不便虽然不能常到机关，但是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提出建议。
有一段时间，他听到一些机关干部对工作有不少看法，就促请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召开民主生活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几次他亲临座谈会，直接听取意见，提出希望和要求，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积极性。
他始终对机关的青年同志寄予厚望，鼓励大家说：“我现在眼看不见、耳听不见，一无所长，后 155 悔也来不及了。
你们不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季方的爱国，还突出表现在他重事业兴衰，轻个人进退的高尚风格上。
他常对子女 和故旧说：“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革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工作蓬勃发展，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鉴于自己年事已高，他多次恳辞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力荐比他年轻、学识渊博的周谷城接替他的职务。
有时，他竟近乎生气地对农工民主党几位负责同志说：“我耳不聪，眼不明，无能为力，还要占着个主席位置做什么？” 季方十分支持农工党内一些社会知名度高、有威望的年轻同志进入领导层，作为老一代领导人的接班人。
世界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是农工党中央常委，季方迫切希望他到农工党中央来工作。
但是由于卢嘉锡业务工作十分繁忙，本人有所顾虑，组织部门也不同意。
得知消息后季方十分着急，他当即拿起电话与胡耀邦总书记通话，胡耀邦同志听他说明情况后当即表示：“我可以帮你办此事”。
后来季方又给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打电话说：“方毅同志，你救救我这个耳聋眼瞎的残疾之人吧，你救救农工党吧！”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1987年1月，农工民主党九届三中全会终于接受了季方的请求，一致推举他为名誉主席，以便他脱离日常事务性工作，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会上选举周谷城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8年底，农工民主党十大选举卢嘉锡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逐步实现了政治交接。
从1986年年底起，季方住进了北京医院。
在他卧病期间，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凡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让秘书读给他听，而且听得专心致志。
有时念者无意，听者有心，在阅读过程中还不时提出问题探讨研究，领会精神。
1987年初，选举人大代表的流动票箱来到北京医院时，工作人员没有打扰正在休息的季方。
他事后知道了，便说：“我现在虽然有病，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但我还是公民，还有选举权啊！”始终没有忘记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
10月以后，季方的病情恶化，当时正值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家人一时没有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后来便责怪女儿：“我身体不好，不能参加这次盛会，非常遗憾！但你总应该把大会的情况讲给我听听啊！”这是对女儿的责备，也是对党的事业关心与充满信心的表示。
156 1987年12月17日，季方那颗跳动了98个春秋的心脏，终于悄然安息了。
季方逝世后，党和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先导的500余人，在哀乐低回、泣声相伴的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缓缓从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的季方遗体旁走过，向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了最后的告别。
季方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
他追求进步，坚持真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季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的不朽功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157 春风秋雨总坚贞——丘哲传略 刘南燕 丘哲（1885——1959），农工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
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
原名竞荣，字映芙，曾用名引夫、独放、闽生等。
“同俦未了心头愿，犹赖青春一少年” 丘哲1885年9月15日出生于福建漳州。
其父丘添宁，号竹屏，善属文，工于诗词，在漳州作幕僚，著有《竹屏诗存》一卷。
他亲自为丘哲讲授四书五经，丘哲资质聪颖，12岁时，已能读《左传》、《史记》、《汉书》等。
丘竹屏目睹清朝腐败，极为不满；常听到返乡华侨谈海外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事业，阅读海外带回来的革命宣传品，对孙中山极为崇拜，言谈之间，对丘哲产生了很大影响。
1896年，父亲带丘哲回到原籍广东梅县松口任教，不久病逝。
1902年，丘哲考入梅州务本中学堂，一年后转入松口初级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任松口公学教员。
松口初级师范讲习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潮、梅、惠地区总的组织活动地方之
一。
丘哲看到清王朝昏聩无能，致使祖国大好河山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又从小受到父亲思想的影响，很容易就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
1906年，丘哲参加了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力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1906年底，同盟会派丘哲参加了饶平凤凰山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
1907年，由孙中山在越南河内策划，同盟会在饶平黄岗起义，丘哲赶赴黄岗参加起义。
由于起事仓促，准备不周，起义又失败了。
绕平两次起义失败，潮、梅的同盟会会员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是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于是在松口镇开办体育会，借培训新学需体育教师为名，对同盟会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丘哲参与管理体育会的日常工作。
120多名革命青年来到体育会学习，训练了6个月。
体育会成了宣传同盟会政治主张、发展同盟会会员、训练革命骨干人才的场所。
158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潮、梅、惠州同盟会员及进步青年来往松口日益增多，为联络革命同志，掩护革命活动，1908年，丘哲等在松口金谷街开设“公裕源米店”，从日本、香港回国及内地来松口的同盟会员都在这里接头联系。
丘哲以米店为掩护，传递信息，运送武器，秘密进行革命联络工作，以图再举。
1909年，丘哲奉命赴香港筹设革命的秘密机关，联络同志，收集情报，传递信息，运送武器。
他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谋划武装起义事宜。
1910年春，丘哲参加了黄兴策划的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返回松口。
1911年初，丘哲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
他和战友们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同清兵展开激烈巷战，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其中有三位是体育会会员。
丘哲写诗悼念：“同俦未了心头愿，犹赖青春一少年。
”多年后，他向子女讲述这次起义，每当讲到牺牲的烈士，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丘哲此后往返于香港、南洋之间，筹备经费支持革命。
他曾到泰国动员“三点会”（类似洪门组织）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使“三点会”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外围组织，筹款支援革命，并派人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并在印尼等地进行同盟会的组织和宣传等活动。
1911年9月，丘哲回国参加光复潮州之役，取得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后，“公裕源米店”改为松口图书馆，作为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物。
孙中山先生1918年来松口视察时，曾在松口图书馆休息。
当得知这是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开设的米店，是用来掩护革命党人的秘密交通联络站，革命成功后才改作图书馆时，孙中山先生非常兴奋，连声说：“好！很好！这地方要好好保护，要给民众多阅读书报。
”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民国建立后，丘哲因革命有功，1912年冬被派公费赴日留学。
初到日本补习日语，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日本留学期间，袁世凯称帝，丘哲十分愤慨，组织学术研究会，联络革命志士，进行反袁活动。
他创办《民铎》杂志，自任主编，撰文反对袁世凯，鼓吹民主思想，遭到日本警视厅的扣押，经留日同学和日本、南洋华侨多方设法，才得以释放。
1917年，段祺瑞废弃约法，解散国会，因而南方护法军兴，在日本读书的丘哲闻讯后，立即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
159 1918年丘哲由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
到广州后，被孙中山大元帅府派至陈炯明入闽部队工作。
曾和苏联代表团在厦门谈判，要求提供武器以支持中国革命。
广东收复后，丘哲被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任命为广东省金库主任，不久孙中山任命他为广东省银行行长。
这时，丘哲经粤军第一师师长邓仲元介绍，结识了在该师任职的青年将校邓演达，从此二人过从甚密，结为挚友。
丘哲参加了邓演达约集志同道合者组织的“断金学会”。
邓演达很敬重丘哲，而丘哲认为邓演达器识过人，才能出众，是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人才，故极为爱慕。
丘哲这时还结识了梅县老乡、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黄琪翔，与之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1922年，陈炯明炮击总统府，背叛孙中山。
丘哲与陈炯明关系甚好，力劝陈炯明不要背叛孙中山，陈炯明终究不听，丘哲愤而辞职，离粤赴沪。
在上海，丘哲出资创办启智书局和启智印刷公司，发行《自卫》杂志，翻译介绍日文书籍，印刷社会科学著作，希望通过介绍国外新兴科学，开启民智，发展中国科学文化。
丘哲专心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探讨国际问题。
丘哲不仅尽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还开始交往共产党人，研究苏联问题，对刚刚在中国启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感兴趣。
丘哲在上海的寓所经常高朋满座，其中多是进步人士。
大家议论国内外政局，讨论中国的出路，常有争论。
不久，丘哲经孙中山批准赴美国考察，并联络北美的革命志士。
当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时，丘哲由美国回国，参加联络和筹划北伐战争。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丘哲虽未亲历北伐，但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书信往来，相互勉励。
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致认为必须扫荡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久，汪精卫又反对共产党，与蒋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12月11日，共产党人张太雷、叶剑英（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等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
因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而擢升为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时任广州卫戍司令，反动政府和社会舆论都指责他“勾结共党”。
此话并非空穴来风，黄琪翔与梅县老乡叶剑英私交甚笃，确实也没有配合镇压起义。
国民党当局欲将其逮捕， 160 黄琪翔只身秘密逃往香港。
国民党当局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约定：只要省港渡船在香港一抵岸，立即逮捕黄琪翔，送交广州市政府。
丘哲在香港获知这一消息，冒着被缉捕的危险，派一同乡富商的游艇驶往海面，巧妙地避开警察，悄悄登上黄琪翔所乘渡船，将黄琪翔接上游艇，直驶日本人在香港开设的旅馆隐藏起来，黄琪翔因而幸免于难。
侠义之情，让黄琪翔感佩难忘。
黄琪翔在旅馆匿居一个多月，得到丘哲多方关照。
香港终究不安全，丘哲与在日本神户做生意的同乡联系，于1928年春与黄琪翔同往日本。
除游览名胜古迹外，他们还对日本的工业、农业、社会、学术、历史等方面作了考察和研究。
此时他们收到邓演达的信，约丘哲、黄琪翔赴欧洲考察农民工人生活。
1928年7月，丘哲与黄琪翔乘船同往德国柏林。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陈友仁等先后经莫斯科转道来到柏林，丘哲与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邓演达到达柏林后，游历德、法、奥而至伦敦、苏格兰等地，并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匈牙利、罗马尼亚的巴尔干诸国，出土耳其经印度洋回国。
旅欧期间，丘哲与邓演达函电往返，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政治经济情况，交流考察心得。
丘哲对邓演达极为钦佩，完全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可谓志同道合。
他们“商讨新知，书札往还无间”。
在信札中，他们讨论了历史的一元论和多元论问题，历史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区别等等。
丘哲对邓演达实地考察极表敬佩之情：“观其研究事务之精细，叹为不及，此固精力之过人，抑亦唯物辩证之实践所致。
”邓演达对丘哲期许甚高，丘哲曾打算翻译《资本主义没落期的经济》一书，因那本书已有人翻译过了，邓演达即写信提醒：“请你注意并且别白费功夫吧！我们要译的书正多。
请你有暇时把中英政治及经济关系尤其是在1900年以前的书籍多译一些。
”解放后，丘哲自己出资将这些书信编印成书，书名为《断金零拾》，亦取《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意，用以纪念他与邓演达的革命友谊。
该书为线装非卖品，收集邓演达游历欧洲时寄给丘哲的、还剩下来的7封信，篇名为“择生先生遗扎”，和丘哲自己所作50多首旧体诗，如《过苏伊士运河》、《埃及寄怀》、《游凡尔赛王宫》等等，篇名为“引夫剩稿”。
书中附有十几幅照片。
“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 1930年，邓演达秘密回国，丘哲游欧经美回国后，也来到上海，与邓演达一起筹划组党工作。
丘哲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
临委会成立后， 161 各地方先后成立组织。
广东方面由彭泽民为主任在香港成立南方干部会，丘哲和林希盛、陈卓凡、徐光英、周士第、杨逸棠等是干部会负责人。
南方干部会在文教界和军界积极开展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大为震惊，1931年夏捕杀了林希盛，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
蒋介石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妄想将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的同志一网打尽，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
当晚7时，特务到黄琪翔家搜捕，黄琪翔当时经常在外开展组织活动，进行军事联络，每天回家很晚，特务便隐藏在黄家客厅等候。
黄琪翔家人特意把
一、二、三楼连同亭子间、厨房的灯全部打开，黄琪翔深夜回家，远望全楼灯火通明，情知有异。
他悄悄来到同住永安里的丘哲家，丘哲的妻子是日本人，佯作到弄堂口打电话，叫出租车开到丘宅门口，丘哲夫妇把黄琪翔送上车，再次帮助黄琪翔逃离虎口（注1）。
1931年11月，邓演达遇难。
丘哲极为愤怒，赋诗悼念，痛斥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世人耳目终难掩，此獠心肝竟绝无。
”疾呼：“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
”丘哲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贯彻邓演达的主张，重振组织，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
丘哲由上海迁居香港，住在坚尼地道，参加以梅县人为主的香港嘉属商会，重点做联络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东三省沦陷。
丘哲十分愤慨，在上海创办《行动》油印刊物，撰文揭露、斥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继东北沦陷后，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形势十分危急。
驻防上海一带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丘哲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密切往来，并发动海外募捐，支援抗战。
丘哲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丘雪梅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助父亲誊写稿子。
丘哲告诉女儿，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后得寸进尺，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企图侵占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
稿件誊清后，丘哲就带女儿到书店交稿并校对。
丘哲夫人为了营救丘哲的学者朋友，冒着生命危险，数次从炮火连天的虹口将朋友们救出，而她自己因此被怀疑是日本奸细，尽管她是日本人，仍被拘留并遭毒打，两个月后，才因查无实据而被释放，此时，她已是遍体鳞伤。
1932年4月，陈诚邀请黄琪翔和丘哲到他老家浙江青田作客，想借机劝降。
饭后散步时，陈诚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还是放弃“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162 员会），到南京去做官。
丘哲没有正面答复，吟诵自作七律《哭邓择生同志遇害》一首表明心迹： 彤彤喋血满江湖，临难从容德不孤。
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
世人耳目终难掩，此獠心肝竟绝无。
惆怅生平一杯酒，伫看遗影向墙隅。
诗中充满了对邓演达的怀念以及对反动派的憎恨。
“诗言志”，陈诚听后，默然不语。
丘哲由上海迁居香港，参加以梅县人为主的香港嘉属商会，重点做联络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
1933年黄琪翔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丘哲在上海闻讯，立即赶到福州。
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确定了国号和国旗。
丘哲出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队在黄琪翔的指挥下奋力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曾参加一干会议的江董琴等5位临时行动委员会党员壮烈牺牲。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临时行动委员会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丘哲秘返梅县松口。
丘哲倡议把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革命机关“公裕源米店”（辛亥革命后改为松口图书馆）迁至松口公园，再建新馆以纪念松口同盟会及辛亥革命志士。
此议得到海内外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新图书馆1934年动工，一年后落成，崇楼高阁，备极壮观。
丘哲任馆长，亲自撰文并立碑以记其事。
1935年，丘哲到香港，与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等共商恢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事宜，响应中共号召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
临时行动委员会屡扑屡继，经历了一次次失败。
而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通过遵义会议，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这些历史事实促使丘哲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深思，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深认识。
经过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要革命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
基于这种认识，丘哲等函商在德国的黄琪翔，征得他的同意，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在香港九龙召开二干会议，丘哲参加二干 163 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书记。
二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农工党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历程。
会后，丘哲多次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力促团结抗日。
此间，丘哲赋《由闽海（组织人民政府失败）返港感题择生同志合影》： 生也有涯能几许，死殉其义又何妨。
朔风吹拔榕城帜，独立苍茫愈感伤。
“西安事变”后，丘哲撰文“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在党的机关刊物《南针》上发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很多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是应当“救国毋忘读书”还是应当“读书毋忘救国”，也就是说应当不顾国家民族危亡埋头读书，还是应当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去，当时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
丘哲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撰写了《中国青年》一书，大声疾呼青年学生应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应当站在抗日救亡的前线。
他的呼声，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侵略军8月13日进犯上海，爆发了中外闻名的“
八．一三”上海抗战。
从欧洲返回的黄琪翔出任守卫上海右翼兵团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又任前敌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凇沪会战。
丘哲与黄琪翔往来密切，积极开展行动委员会的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后援队，募捐慰问作战部队，给予上海抗战有力的支援。
上海沦陷后，丘哲返回梅县松口老家，在家没多久，即匆匆赶往武汉。
1938年春，华北、华东等地相继失陷，团结抗日的呼声遍及各地，迫使国民党在武汉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
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丘哲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
此时，丘哲经常与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在汉口的民主人士向来往，商讨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丘哲与共产党人温健公朝夕相处，温健公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联系密切。
在他们的帮助下，丘哲加强了与各党各派和社会人士的联系，扩大了团结抗战的影响。
丘哲利用关系，介绍温健公到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当科长。
丘哲还鼓励自己的儿子和侄辈、同乡邀集他们的青年朋友去陕北，参加民族解放大业。
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导和支持下，丘哲和黄炎培等组织了“统一社”，主 164 张民主团结抗日。
丘哲的纪念册上留下了不少题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坚持团结，贯彻始终，抗战必胜，建国必胜”；叶剑英的题词是“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李济深的题词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1938年3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丘哲出席了会议，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武汉出版《抗战行动》，丘哲积极支持。
5月，丘哲赴香港，团结香港各界人士一致抗日。
同年秋，丘哲与章伯钧、彭泽民等在广州创办《前进日报》，拟报道各战场实况，刊发抗战言论，然而发刊前夕，广州沦陷，未及出版。
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三次发动反共高潮，对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抗日民主力量亦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
他们对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施加压力，企图取消其组织，停止其活动。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没有屈从于国民党的压力，包括丘哲在内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
长期以来，丘哲与中共地下党员有密切联系。
他用上海自己的寓所掩护共产党人，设法为他们传递秘密文件。
曾宪植（后为叶帅夫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在丘哲家住了一年多，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回来，丘哲和他的家人积极配合她的工作。
除了让住在家里的同乡出去散发传单，丘哲还让长子丘宪章和女儿丘雪梅上学时，在书包里装满传单，四处散发张贴。
中共地下党员温健公患有肺病，身体虚弱，被捕入狱后，丘哲夫人每周一次将药品和牛肉汁、鱼肝油送进监狱，使他逐渐恢复健康。
同时千方百计营救，使之获得自由，重返前线。
1939年夏，丘哲前往重庆，共赴国难。
陈诚设家宴招待，劝诱丘哲放弃“第三党”，跟蒋介石走，丘哲断然拒绝。
抗日战争期间，丘哲与中共驻渝代表叶剑英经常来往。
一次丘哲谈起自己的女婿伍启惠首创速印机，能用蜡纸打字，誊写手摇立刻印成文字。
叶剑英听后认为解放区非常需要这种设备，希望能看看。
丘哲马上写信让女婿带速印机来到重庆，叶剑英当场写下“自力更生”四个字，伍启惠立即印出，叶剑英非常满意，当即订购10架，商定由宁波转运解放区。
这些当时的先进设备对解放区的宣传工作作了贡献。
解放后，叶帅主政 165 华南，常到丘哲家中作客，话乡情，议国事，叶帅为此赋诗《在广州丘老家宴》：蛇羹鱼弹胜莼鲈，越秀山前客不孤。
溜到新声翻旧调，顿令乡思起乘除。
丘哲去世后，叶帅每到广州，仍请丘夫人到寓所相见，故友情深，于此可见。
这是 鲜血凝成的友谊啊！抗日战争期间，慑于丘哲的威望，蒋介石、陈诚常思笼络、劝诱，但丘哲一身正气。
陈诚曾请丘哲担任什么青年部主任，并传蒋介石的话，要丘哲写一部如何训练青年的书。
书写成，蒋介石亲信看后说，丘哲挂羊头卖狗肉，表面拥护蒋委员长，骨子里是反蒋的。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说，此人以后绝不能用。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极为不满和失望；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又使手无寸铁的各抗日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各抗日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并产生联合起来共同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
参加国民党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和部分社会贤达中的参议员，经过激烈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并深刻体会到：这场斗争的胜利，完全是各党派联合起来的结果；如果没有联合，要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日是不可能的。
因此，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和部分社会贤达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1939年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章伯钧、丘哲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会议。
丘哲多次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力促团结抗日。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其他抗日民主力量亦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
对解放行动委员会施加压力，企图取消其组织，停止其活动。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没有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包括丘哲在内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丘哲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新四军，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赋《感怀——于重庆闻皖南事变》痛斥国民党 166 顽固派：胡尘腾沸迷天堑，拥上征车蜀道行。
鹿马对廷休误指，干戈同室尚纵横。
登楼惘惘废书叹，独坐频频把酒倾。
风雨连宵长春水，梦魂时绕大江声。
首联指出敌寇已溯长江而上，国民党不去拒敌，却将军队缩回四川，蒋介石躲到峨 眉山；颔联斥责国民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同室操戈；颈联、尾联表现他的悲痛愤怒和怀念。
其实，丘哲当时不仅仅是“废书叹”、“把酒倾”，他还与中共密切合作，与各党派民主人士共同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
1941年1月中旬，丘哲和章伯钧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
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答应“给予种种支援”。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
各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
丘哲等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
经协商，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共同筹建民主政团同盟。
其目的是“团结各中间党派，一则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丘哲是到会的13位创始人之
一。
就这样，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在重庆秘密成立。
丘哲当选为1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常出席各种座谈会，开展组织活动，共商各项重要问题。
丘哲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之后，重返香港从事民主爱国活动，参加了《光明日报》的筹办，并向在港的进步人士介绍了重庆情况，包括民盟成立的情况。
同年10月10日，香港《光明日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十大政治纲领”。
11月，丘哲赋《择生同志殉难十周年纪念》： 167 却忆髫龄讲武时，早将远大许心期。
越台试马人称雋，汉水扬徽士振奇。
欲把元躬托宗国，讵知中道失鞭箠。
寻思天下英雄语，十载家居付与谁？其二：迴首神州劫未阑，每思才俊济时艰。
陆沉漫洒新亭泪，牢落常怀碧玉棺。
惆怅友生成契阔，低徊耆旧几凋残。
斯人不作空霓望，大浪湾头夕照寒。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
丘哲隐姓埋名，与彭泽民等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他们为新四军募捐，购买军需品，常常夜以继日地奔忙。
曾组织木船将盐由内地运到香港，卖盐的款项购买药品，运回东江抗日游击队。
一方面与内地联系，为革命根据地运送物资；另一方面互通消息，了解国内动态。
香港沦陷时期，彭泽民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
当时彭老已是60多岁的人了，一个多月的审讯拷打和饥饿，被摧残得全身浮肿，奄奄一息。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丘哲帮助彭夫人找日本朋友，保释彭老出狱。
1943年6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约请周恩来在半山新村与在渝同志会晤。
半山新村位于嘉陵江畔的李子坝上，马路通至山腰还要爬几十个石阶，再穿小径才能到达。
因为形势严峻，特务环伺，特意选择这个僻静的地方，并选在晚上9时开始。
丘哲参加了这次会晤。
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后说，争取民主，团结抗日，是当前主要工作。
民主运动当然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要有共同目标，那就是“团结抗战”。
民主政团同盟在当前可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作用。
在民族危难关头，非团结不能抗战，非民主不能团结，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我们大家的共同事业。
“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周恩来的话是政治方向上的启示，丘哲深受教益，就像“从崎岖小道走上康庄大道”，更坚定了与中共合作的信心。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吸收无党派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
丘哲当选 168 为民盟中央委员。
会后，民盟中央指示丘哲和李章达筹建南方民盟地方组织。
同年10月，在梅县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
丘哲任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副主任委员。
1944年，长子丘宪章在抗日前线黔江病逝。
噩耗传来，丘哲含泪写下《哭大儿宪章》。
“引夫剩稿”中多是律诗或绝句，仅有二首古诗，这是其中的一首，即使这样的篇幅，恐怕也容不下他中年丧子的哀伤： 前年慈母方见背，今复惨报长儿亡。
新恸余哀错叠起，中宵绕室苦彷徨。
吾儿生小即聪慧，交游互誉皆无
二。
三龄随母返故乡，混血元躯比郑王。
弱冠再次渡扶桑，最高学府称才良。
为侍老父不离侧，趋庭且兼谈家国。
播越沪汉重入蜀，千山万水同工作。
……老泪交横象丧明，哀肠九转宁复平。
……儿年虽未逾而立，作事多为人不及。
苏英德日语娴通，口诛笔伐并努力。
文章露佈化其仇，絃声哀切感其敌。
……大江滚滚向东逝，英雄淘尽古今悲。
丘哲何尝不爱自己的儿子，国难当头，他毅然送儿子奔赴抗日前线，义无返顾。
儿子为国捐躯，他将怀念埋入心底，更加努力地工作。
“大地光明日平民夙愿酬”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
12月，在中共南方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丘哲在香港与李章达、彭泽民等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丘哲任副主任委员。
1945年底，丘哲接到周恩来给他和李章达的亲笔信，要求加速开展南方民主运动。
169 1946年1月，成立了民盟港九支部。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变本加厉地反共反人民，准备大打内战。
民盟南方总支部积极争取中间各阶级、阶层，团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反蒋力量，力争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拥护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
为了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反蒋力量，力争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在驻港中共组织积极支持下，1946年3月1日，丘哲等创办的《人民报》在香港出版，表示要“站在中国农工平民之立场，为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实现民主政治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
丘哲是《人民报》的董事长兼发行人。
为了争取将《人民报》在广东公开发行，以壮大国统区的民主势力，丘哲和彭泽民以他俩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政治影响，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指出：“《人民报》迁广州出版，其宗旨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成立联合政府，我党（第三党）有责任督促国民党，促其遵守政协决议，请阁下以地方官的权力，给予《人民报》以各种便利，更有责任保护《人民报》不受反对分子捣乱破坏。
”该信托张发奎曾参加过农工党的秘书长麦朝枢转交。
《人民报》在广州很快被批准出版。
4月1日，《人民报》迁址广州。
《人民报》对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谴责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在宣传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成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称颂它为“人民之友”，董必武赞扬它为“人民之声”。
该报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查封。
1946年6月5日，广州市警察局、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等突然出动大批警察，荷枪实弹，搜查全市包括有《人民报》在内的民主报刊及十余家书店。
丘哲等南总负责人6月9日致电蒋介石和政协会议诸代表、行政院长宋子文、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对这种公然摧残人民合法权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呼吁迅速制止广州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8月，《人民报》第二次被查封后，丘哲不畏强暴，亲自从香港到广州进行交涉，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政协决议的无耻行径，交涉无果，愤然离去。
丘哲在香港与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密切联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内战活动，继续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斗争。
他撰写文章，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宣言等。
除 170 担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委外，他还担任行动委员会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国内外知名人士来访者很多，工作极忙。
1947年初，蒋介石片面撕毁政协决议，民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李公朴、闻一多等许多爱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局动乱，形势逆转，许多民盟领导人、民主人士、进步教授和学生纷纷避难香港。
港、粤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思想相当混乱，国共以外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
5月间，丘哲将南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状况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写信请教在南京的周恩来。
8月5日，收到周恩来的复信: “映芙先生道右：捧读惠书，敬悉一
一，诸承策免，毋任感幸。
目前局势，诚如尊示所云，内战正在扩大，谈判已在若断若续之中。
和平坚持，端赖各方协力。
敝党仍当本和平、民主、独立之一贯方针，继续奋斗，誓为各方后盾。
先生等南方苦撑，已历年所，不图胜利后压迫更甚。
遥望南天，不胜怀念，专此布复，敬颂公祺！……” 这封信给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民主人士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对丘哲和其他在华南坚持和平民主斗争的爱国人士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1946年10月，广州《人民报》被封前夕，农工党一些领导人见到国内名教授纷纷来港，同时南洋方面政治动荡，许多学生青年来到香港，急于就读。
而许多著名学者云集香港，人才鼎盛，聘请教授比较容易。
丘哲和彭泽民、杨逸棠等商议发起筹办学院，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建立新中国培养、输送人才。
丘哲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是一贯的。
他早期曾出资自办“湖山小学”，帮助本村农民子弟入学；又曾积极支持松口中学，担任该校董事；后又建松口图书馆。
他常常说，看一个国家的兴衰，要看那个国家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人民的文明程度，知识分子能否得到重用。
筹办学院的决定得到在港中共负责人的支持和各党派的协助。
丘哲任筹委会主任。
为筹措经费，丘哲尽了最大的努力。
蔡廷锴将自己位于九龙青山道的房子慨然出借学校，董必武自上海亲自具函介绍，办理了立案手续。
筹备就绪后，由丘哲命校名为“达德学院”。
其意取《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纪念邓演达革命品德之意。
丘哲任董事长，杨逸棠为校务主任，聘请了国内著名民主教授如千家驹、黄药眠、翦伯赞等任教。
该学院设政治、经济、文学三个系，不断培养民主力量，为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后来，丘哲要到上海工作，不能兼任学院事务，同驻港中共领导人商量， 171 把达德学院交由各民主党派管理，由李济深出任董事长。
达德学院由1946年秋至1949年春，招收青年学生600余人，大多数学生完成了学业，并奔赴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6年岁末，丘哲从香港回到上海，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二次全会和农工党四干会议。
当时农工党的领导同志经常进出丘宅，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常借查户口为名，来丘家窥探。
丘哲早有准备，以打扑克牌作掩护。
中共党员常来联系，并带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人心。
丘哲让女婿在大明实业厂腾出一个房间油印这些消息并外出散发。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干部会议，会前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
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党名，代表们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内已转为民主革命，党的名称也应随之改动，并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社会主义民主党”等十来个名称，但具体改为哪个，很难确定，于是去请教周恩来，希望他能发表一些意见。
周恩来很谦虚，没有马上回答。
只是说，这可是一个重要问题，最好广泛深入地在党内进行讨论，再作决定。
固请之下，周恩来说：“依我个人见解，对工农民主党这个名称，稍作改动更名为农工民主党较为妥当，因为邓演达先生很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还在北伐前，他就是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倡导人之
一，建党之初就提出‘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治’的主张，在他的其他很多论文中，也多次这样提出过，“建立”农工平民政权是邓演达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你们党的光辉的历史传统，以‘农工民主党’为你们新的党名，不是顺理成章的吗？”他还声明，这是他作为朋友，个人提出来的意见，究竟怎么改，还是应该让大家讨论，让大家来定。
经反复协商，代表们接受了这个建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丘哲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和农工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和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及秘书长。
同年10月，国民党迫害民主势力，农工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香港，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丘哲留守上海，设立秘密中央办事处，担任农工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领导农工党的地下斗争。
他没有被异常严重的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对光明的中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这从他与柳亚子往来的诗《松儿自港禀呈柳亚子先生赠句即次原韵》中 172 可见一斑：萧疏园径步迟迟，正是寒飙凛冽时。
矫首苍松生傲骨，凝眸垂柳茁新姿。
应知市骥终驰骋，不信城孤久挟持。
世路崎岖兼任重，漫分巾帼与男儿。
柳亚子原作是：江南花底醉丘迟，喜见金团弱息时。
自愧白头称父执，最难青眼属娇姿。
车尘鞅掌劳扶掖，茗椀珈琲累主持。
祝汝天衢腾婵健，由来奇女胜男儿。
1947年秋，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组织为彭泽老祝寿，组织了一次团结各界民主人士 的政治聚会，丘哲挥笔题诗《赠彭泽民先生》：九转调齐活万人，众生疾苦正难胜。
五十年中勤救度，彭篯长健一囊轻。
古国沉疴苦未除，囊中青鸟愿犹虚。
箧间检点驱魔檄，当胜难经一卷书。
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1948年5月1日，中共发出筹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的口号，得到各党各派和无党派 人士的响应。
丘哲这期间回到香港，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8月1日，毛泽东电复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
”“诸先生赞同敝党的五一号召，极为钦佩。
”“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范围以及会议商讨得问题，都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以卓见见示。
”按照毛泽东的复电，丘哲作为农工党负责人之
一，参加了对有关召开政协会议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为加强统战工作，密切同党外人士的联系，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统战委员会，与既是民盟又是农工党头面人物的丘哲相联系的统战委员会委员是这样记录他与丘哲第一次会面的情景： 173 “记得初次同丘老会见，地点是西摩道他的住宅里。
丘哲那时鬓白发稀，60出头，但由于身材高大，保养又好，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加上上唇留上一撮已花白的“卓别林”胡子，使我这个年青人很自然的对这位生面长者采取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
大概是我的拘谨态度给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显出额外的亲和神色使我和缓下来。
特别是我两句寒暄使他辨认出我的粤语带有客家话根底，就问我是否客籍人。
当我说到我祖宗居留过嘉应州时，他不仅说大家是“自家人”，而且进一步靠近坐谈。
当我讲党组织要我向他转达的事情时，我注意到他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严肃认真地听取，组织提出的向他征求意见的问题，他都爽快直言回答，没有转弯抹角，也没有模棱两可；处处表现出他对我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对毛主席的尊重、爱戴。
公事谈毕，我们便开怀畅谈起国事、天下事来。
我是在这次会见中亲自领会到他是一位无条件赞同我党主张，尊重我们党，又是广闻博识，见解也有相当深度的老人。
” 解放战争时期，驻香港的中共组织负责人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两星期举行一次座谈会，故名“双周座谈会”，是中共和各党派民主人士的中上层商谈国是的一种方式。
一般由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报告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战争形势，研究工作，提高思想认识。
座谈地点多设在丘哲家中，建立统战委员会后，就多在统战委员会所在地举行。
丘哲与彭泽民等代表民盟、农工党参加这些座谈会，中共出席会议的是方方、潘汉年、连贯等。
丘哲的发言多是综合大家的意见，商量式地提出来，往往简明扼要，很少长篇大论。
对中共中央的主张，他由衷地表示拥护，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
是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先后护送在香港的党外民主人士到东北，再转入华北解放区，进一步筹备新政协会议，丘哲被安排第二批离港。
为之奋斗数十年的目标就要实现了，丘哲很兴奋。
为了不引起港英和蒋帮特务的注意，提前一二天，中共工作人员将行李先送上船，1948年11月23日夜，在启航前二三个小时，丘哲、郭沫若、马叙伦、鲁迅夫人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等数十人陆续登船。
这次航行非常特殊，要冒一定的风险。
最担心的不是天灾——海上航行的风险，而是人祸。
当时辽沈战役才结束，北平、天津尚未解放。
战云密布，船要经过台湾海峡，而沿海为美蒋海、空军所控制。
为了安全，丘哲等人乘坐的“华中号”邮轮挂挪威国旗，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负责人连贯和华润公司王华生随船护送。
174 当夜，丘哲作《留别亲友》：愿抱澄清酬故友，拼将生死任扶颠。
关山极目风云急，剑匣长鸣起执鞭。
想到新中国就要建立，丘哲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途中赋诗：大地光明日，平民夙愿酬；政纲行更始，土改说从头。
古国开新令，群贤握伟筹；道旁休筑室，一举定神州。
11月29日，是良师益友邓演达殉难17周年忌日，华中轮经扬子江口，丘哲赋诗悼念：丧年才半比宣尼,偶现祥麟倏远辞.惘惘凭栏望江口，每怀奇士辄兴悲。
同侪团结事征诛，解放军先辟坦途。
地下若逢秦（博古）、叶（挺）邓（发），深期携手暗匡扶。
郭沫若次韵和诗曰：解放高潮暨印尼，神州牛耳岂容辞。
当年谈笑曾相许，共扫东南民族悲。
独夫罪恶岂容诛，载鬼一车豕负途。
献馘汤山先告墓，艰难建国暗中扶。
丘、郭二人的唱和引起船上众人的诗歌唱和。
临近东北，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用自己装配的收音机收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
“华中号”上召开了别致的海上庆祝会，郭沫若还表演了节目。
大连登陆前夕，丘哲赋诗：敌伪相侵兼国贼，黑流毒遍万人家。
金辽解放新生始，引项长歌辄饮茶。
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据点沈阳被攻克，整个东北就全成了解放区。
中共东北局从哈尔滨迁至沈阳，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也来到沈阳。
丘哲等人自大连登岸后，直奔沈阳。
香港第二批民主人士顺利到达解放区，在全国造成更大影响。
175 丘哲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等55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于1949年1月22日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表示“彻底支持”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希望全国人民采取行动“促其全部实现”。
1949年除夕，丘哲作《除夕欢宴初罢次许宝驹先生韵》：光满霓红景物新，秧歌互扭态蹁跹。
屠苏醉里过残岁，明旦欢迎决胜年。
1949年2月，丘哲由沈阳赴北平，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
由于工作辛劳，他的血压突然增至230，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他感到自己随时有生命危险，写下遗嘱。
在给女儿的遗嘱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个人荣辱抛诸脑后，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统一战线，要女儿为社会主义尽力。
郭沫若闻讯，写诗相慰：血压过高何足惧，况君收缩力犹强。
农工民主师斯列，纲领协商集杜房。
好起伤痍登衽席，蹔充鳏寡异衾床。
新生为辟新天地，但得人安我自康。
又赋《血压行——再慰引夫》：君苦血压高，我苦血压低。
高低之相悬，百度尚有奇。
想见君心忧民切，而我颟顸无如之。
请君多睡觉，尤宜寡所思。
献身为三反，努力共良时。
君不见鹤胫长，凫胫短，长者不必断，短者不必展。
一身之事听其自然，人民解放不可缓。
在医生们的悉心治疗下，丘哲终于转危为安。
9月，丘哲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 176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1949年11月，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会议之初，一部分代表提 出农工党应该“光荣”结束，理由是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不能多党并存。
持这种观点的人虽少，但意见份量很重。
多数人，包括丘哲，对农工党很有感情，不愿意取消组织，但又不敢据理力争，不少人消极地等待着最后的决定，思想十分混乱。
中共中央了解后，周恩来总理邀请农工党领导层座谈，丘哲参加了座谈。
周恩来对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与农工党领导层初步交换了意见，思想统一后，又邀集全体代表讲话。
他从中共和农工党的历史比较说起，对农工党有肯定，有批评，有鼓励，有鞭策。
说，农工民主党是一个有革命历史传统的政党，在革命困难时期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就我看来，农工民主党还不是应该结束的时候。
我认为农工民主党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
代表们听后精神振奋。
周恩来的报告对五干会议的顺利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会议决定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纲领，制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路线。
会后，丘哲由北京返回广东工作。
1951年，叶剑英到广西检查工作，在和党外人士见面的座谈会上，称李章达、陈汝棠、丘哲这三位老人都是党的好朋友，为党做过许多好事。
建国后，丘哲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农林厅厅长，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
任职期间，他竭诚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丘哲被内定（对外不公开）为右派分子，撤销了一切职务。
当时他已年老多病，加之这一沉重打击，终于1959年1月5日含冤去世，享年74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丘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政治名誉。
丘哲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像他诗中所说，在艰难建国的道路上暗相扶助的。
注1：此说根据《黄琪翔传》。
笔者特地与作者王大鲁核实，王老称是黄琪翔亲口对他说的，故采用。
但与季方的回忆有矛盾，季方在《回忆邓演达氏的一生》一文中说： 177 “我的住处是保密的，他（陈敬斋）也来过。
出事当晚，巡捕即上门来抓我。
好在他们是要钱的，有钱就可以买放。
但我又没有钱，只好同他们去借。
我想想只有黄琪翔可能有点钱，就到黄的楼下喊他的化名，黄琪翔大概替我付了一二百块钱，总算让我脱了身。
后来听庄明远说，他那天来看我，也叫巡捕逮住了，也是花钱买放的。
”在此一并记录，以存疑。
178 郭冠杰传略 李伯球郭翘然李松庵丘挺 少小离家随兄革命 郭冠杰（1892—1952），广东省梅县人。
祖父郭振文、父亲郭宝山两代人都在南洋叻利经营小本生意，仅堪糊口。
长兄冠英、次兄冠雄（同盟会员）留在国内，三兄冠豪随父在南洋谋生。
冠杰5岁丧父，南洋接济中断后，只靠乃母叶氏在农村耕田种菜维持家计，生活窘困。
冠杰在本村蒙馆读了3年书，即以半工半读进入丙村三堡学堂，他一面充当学校的厨役，一面寓校读书，由于勤奋苦学，成绩优异，名列前茅。
1907年，同盟会员革命党人谢逸桥、谢良牧兄弟由日本东京返回梅县松口故里，他们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扩充武装力量，在同盟会员温靖侯的松口“悠然见南山斋”别庄创办体育会，以此合法的群众组织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
就在这一时期，冠杰的堂兄郭典三参加了这一组织。
体育会以8个月的时间，教完了战略战术指挥和狙击、劈刺、摔跤等基本课程。
其时朱执信、胡毅生等人在广州密筹支援云南河口起义，一时苦无军事人才，乃由姚雨平密电松口谢逸桥兄弟，指派郭典
三、黄嵩南等体育会骨干来省，由谭人凤率领取道海防前往河口起义。
与此同时，冠杰的胞兄郭冠雄在姚雨平领导下亦在广州秘密进行策反新军和营防官兵的起义工作，急需可靠志士参与其事。
郭典三乃携郭冠杰前来省城，在典三首途河口起义前，交由乃兄郭冠雄指引冠杰，从事同盟会的一些外围活动。
不久，在同盟会员廖敬夫的鼓励下，冠杰考取了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四期。
当时与该校教官邓仲元及同学邓演达来往极密。
由于他从小受兄长郭典
三、郭冠雄的革命熏陶，且从事过同盟会外围的活动，进校后又受进步报刊《民报》等舆论的影响，矢志救国救民再造中华之心更决。
1909年，经廖敬夫介绍，在邹鲁主盟下秘密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1910年，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由于事起仓促，终于失败。
当时清军缇骑四出，罗网满城，封锁街衢，进行全市戒严，到处缉捕革命志士。
在白色恐怖下，同盟会为保存有生力量，活动更加隐蔽。
此时，郭冠杰和一些革命同学在陆军小学闻讯后，义愤填膺， 179 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当即穿着军服，佩上校徽、符号臂章，密带传单标语，由黄埔进城避开军警，四处散发。
这一反清宣传品骤然出现于通衢，无异黑夜中闪耀的电光石火，使清廷官吏怵目惊心，同时振奋了广大人民，激起他们反清的斗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郭典三等赴潮汕活动。
此时，陆军小学停课，不少同学纷纷集结到广州同盟会的营垒中来。
郭冠杰与邓演达等百数十位同志，先后到香港候命，遂被分发到惠州、潮州、南路担任光复工作。
郭冠杰和邓演达等十几位陆小同学被派到潮汕参加起义。
他们受过军事技术训练，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分别在起义部队的三个组中担任前驱：一组向汕头警察局进攻；一组向水巡局奇袭；一组攻打崎碌炮台。
三组主攻人员总共百人左右。
在凌厉的攻势面前，驻守敌军纷纷溃逃，这次战役，我方取得很大战果，缴获了清军枪枝百余支，从而汕头扯下龙旗，宣告光复。
这次负责领导潮汕起义的郭典
三，于汕头底定后，马不停蹄奔赴揭阳，率领一队轻骑向县衙发动猛烈进攻，不幸为清军设伏狙击，弹中要害，壮烈牺牲。
冠杰闻耗大恸，握拳奋臂，誓灭清虏元凶，以雪国恨家仇。
潮汕光复任务完毕之后，接着省垣的清廷大吏或逃遁或被迫投诚。
原陆军小学十几位同学一齐回到广州。
这时邓演达由邓仲元派到民军统领王和顺的部队担任教官，他力图把这支由绿林队伍改编的民军改造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
郭冠杰则跟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北伐，在固镇、宿州经过两次激战，把张勋的辫子军赶到山东，北伐军总部驻扎徐州候命。
郭冠杰与邓演达在陆军小学同窗多年，在反清的革命狂飚中共同征战，早已结下深厚情谊，在烽火满途中，他们仍书信不辍，相互探讨救国救民之道。
北伐军在徐州驻定下来，正当姚雨平、邹鲁等准备部署继续北进的时候，突然听到南北媾和、宣布停战的消息，郭冠杰感到极大震惊，初步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目击时艰，大失所望。
以后袁世凯由清廷大臣摇身一变而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随即让位，转移到海外进行活动，革命一度进入低潮。
南北议和，战事暂时平息。
郭冠杰由徐州回到广州，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学习，一面深造，一面继续参与讨袁斗争。
不久，李烈钧在江西高举讨袁义旗，陈炯明响应江西义举，从而组织广东讨伐军新编队伍，由陆军速成学校校长林震统辖指挥。
1913年夏间，分别任邓演达为广东讨伐军总监部卫队营第一连连长，郭冠杰任第三连连长， 180 力图在战斗中扩大队伍，扫荡封建余孽，重振华夏。
不料组队未及一月，由于军队内部哗变，兼之袁世凯爪牙龙济光自梧州入粤，李烈钧亦在江西败退，形势顿趋恶化，从而粤、赣讨袁队伍一时趋于瓦解。
日法留学投身革命 郭冠杰因早年参加同盟会，在反清讨袁中表现卓著，在袁世凯死后，由嵇勋局以“有功民国”名义，派往日本留学。
冠杰于1916年考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大学部，在这期间，他与著名作家郁达夫过从甚密，共同探索中国发展前途的方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撼世界，也震撼了日本。
郭冠杰阅读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论著、日本河上肇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以及苏联新颁的一些政策、法令，初步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
1920年夏天，冠杰早稻田大学毕业，9月回到祖国。
当时广东在广西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盘踞之下，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在孙中山的敦促下，陈炯明率领粤军，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由福建漳州提兵返粤，长驱直进，师抵潮汕。
其时郭冠杰参加了粤军，任筹饷局工作兼义勇军司令部参谋。
他和邓演达在汕头戎马倥偬中仓促一晤，相约到省垣再谈。
迨陆、莫桂军溃败，粤军总部移驻广州，集结了许多青年军人，由邓仲元组成了第一师，并担任师长。
当时郭冠杰回到广州，曾多次拜会邓仲元和邓演达，对该师朝气蓬勃、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表示极为赞赏。
把改造粤军的重望寄托在两邓身上。
陈炯明驱逐陆、莫桂军后，刚愎自用，倒行逆施，冠杰难于在粤军筹饷局再呆下去。
1921年，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中法学院，招收留学生应考，郭冠杰报考被取录，于同年7月离国赴法，在里昂大学法律研究院研究经济学。
在里昂大学，他一面钻研专业，一面研究中国政治刷新和经济变革问题，同时还从事各种革命活动。
1922年，他带头阻挠政学系的章士钊到中法学院演讲，使其荒谬言论不能在留法学生间流布。
1923年发动“驱褚事件”（褚民谊为当时中法学院的副院长，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使这一害群之马，无法在中法学院为所欲为。
1924年，冠杰与李煦寰（陆军小学同学）、黄枯桐（梅县同乡）等人筹备成立里昂国民党支部。
1925年3月在里昂举行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冠杰代表留法学生演说，坚持 181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次演讲曾在1925年上海民国日报全文转载，影响极大，引起北洋政府驻法国大使馆的注意，被认为有“煽动革命，颠覆民国”的嫌疑，乃与法国当局勾结，勒令郭冠杰半年内出境，郭冠杰被迫于1925年9月离法返国。
北伐进军驻扎武汉 郭冠杰回到广州，由邹鲁介绍就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法学院教授。
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又被暗杀，国民党右派甚嚣尘上，汪精卫矛头转向广东大学，以查办该校政治问题为名，企图对进步教授进行迫害。
冠杰曾一度回梅县故乡，以避其锋。
当时梅县学艺中学代校长李度旷及该校校董郭冠雄（冠杰之兄，同盟会员）邀请冠杰到该校讲话，以后又为梅县白宫立本小学校长林一清（中共党员，烈士）邀请到校演讲。
冠杰在多次讲话中，均大声疾呼国难当头，号召员生要遵守总理遗教，执行三大政策，外拒列强，内除军阀，中国才能得救，深受听众欢迎。
冠杰在梅县故乡逗留一段时间后，回到广州，眼见广东政坛勾心斗角，右派势力嚣张，乃愤然赴沪。
不久，冠杰与邓演达取得联系。
当时邓演达在汕头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郭冠杰乃由上海回到汕头，与邓演达研讨中国革命方向问题，风雨联床，促膝谈心，极快衷怀。
北伐战争期间，冠杰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纂委员会委员兼总务科长，成为邓演达的得力助手。
1927年初，总政治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郭冠杰与毛泽东、恽代英、陈启修等被聘为委员。
宁汉合流拂袖而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工农群众进行大屠杀。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与由广州迁至武汉的中央政府相抗衡，宁汉正式分裂。
武汉地处中原地区，扼守长江要冲，北伐军驻屯其间，经此事变，是继续北伐，还是挥戈金陵？当时武汉中央政府中对此看法分成两派，各有不同主张：一派主张继续北伐，先打河南奉军，直捣北京，扫清北洋军阀，再回师进攻南京。
另一派则主张先进攻南京，摧毁南京蒋帮政权，平定江淮，再分兵北进。
无奈此时汪精卫已与蒋介石 182 暗中派来的宋子文相互勾结，取得默契。
武汉政府为了顾全大局，乃由邓演达督师北进，在临颍一役，大创奉军，西北军冯玉祥亦从潼关进人河南，与北伐军胜利会师。
1927年6月，武汉政府在河南举行“郑州会议”，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参与商讨与南京政府的和、战问题。
当时汪、唐、冯、张等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互怀鬼胎，力主“顾全大局，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
邓初则拍案而起，面斥言争，力主伐蒋攻宁，无奈“曲高和寡”，终感孤掌难鸣，乃愤然中途退席，回到武汉，继二月间针对蒋的阴谋，发表《现在大家应注意的是什么？》之后，又于七月间针对汪的阴谋，发表《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的文章，力主反对分裂，坚持三大政策、并写了《革命已到了死角》的文章，对汪精卫、唐生智的“分共与清党”等反动论调进行抨击。
这时的郭冠杰眼见宋庆龄、邓演达先后出走，蒋、汪合流已成定局，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毁于一旦，只得暂避庐山，静观事态的发展。
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9月，张发奎、黄琪翔率部回粤，与此同时，郭冠杰也回到广州。
由于当时广州政治气压严重，遂又回到上海。
在这期间，郭冠杰坚决从事反蒋、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民主运动，频频奔走于上海、广州、北平之间，革命斗志未尝稍懈。
参与建党参加闽变 1928年至1930年间，郭冠杰应邀从上海赴北平任教，先后受聘为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农学院、辅仁大学、河北训政学院的教授，又受聘为北平陆军大学政治经济教官。
在这期间，创设《PekingCozetts》于燕京大学。
秘密从事人力车夫运动。
他利用大学讲坛，鼓吹政治上废除独裁和结束一党专政，经济上主张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实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三大政策。
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郭冠杰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临委会成立后，邓演达秘密潜往东北、华北考察；章伯钧被派往北平主持党务；郭冠杰被派往广州进行组织活动；其他各省亦秘密派遣主持人从事活动，工作发展，声势浩大，使蒋介石大为震惊。
邓演达的友好故旧、门生僚属特别是黄埔学生中的左派分子闻邓组织新党而纷纷投靠，愿为前驱。
这时蒋介石闻风丧胆，寝食不安，悬赏数十万元购缉邓演达首级。
183 郭冠杰于1930年10月，被临委会派往广州，加紧开展工作。
当时中山大学为华南最高学府，蒋介石派戴季陶、朱家骅把持校政，严密控制学生的思想活动。
到了1931年，以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为发端，两广掀起反蒋高潮，戴、朱从而离校，乃由邹鲁接任中山大学校长。
由于宁粤对峙，广东党禁稍宽，民主运动逐渐开展起来。
这期间，邹鲁鉴于郭冠杰参加同盟会时由他主盟，并且郭冠杰曾留学日本、法国，有此历史渊源，乃聘郭冠杰为中山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他还引进万灿、邓初民来任中大教授，积极开展工作。
当时，郭冠杰与李伯球、郭翘然、张育康、陈卓凡、黄慎之等联系极密。
“一二八”淞沪抗战事发，李伯球、张育康、郭翘然在广州创办《民族战线》政治性刊物，宣传抗战必胜，驳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谬论，揭露和抨击南京政府不抵抗的真面目。
深受读者欢迎，得到广泛传播。
郭冠杰对《民族战线》的出版发行，起了一定的推动协助作用。
并在淞沪抗战结束后，争取李伯球、张育康、郭翘然参加了临委会。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经宋庆龄等人多方营救无效，终在是年11月29日深夜，被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中外哗然。
当时郭冠杰往北方为中大招生，经沪回来，曾向李伯球等传达邓演达被难的经过，痛感良师罹难，顿失领导，不禁悲愤交加，热泪纵横。
邓演达牺牲后，临委会同人继续秘密参加“一二八”抗战救亡运动，公开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斗争。
随着工作的发展，郭冠杰的身份逐渐暴露。
福建事变后，广东陈济棠密议要逮捕郭冠杰，事为邹鲁所悉，乃秘密通知郭冠杰，要他马上离开广州到香港去。
郭冠杰在去港前，通知李伯球、万灿分头到香港彭泽民的寓所开会，决定重新部署广州的工作。
1933年10月。
郭冠杰与章伯钧等同船前往福建，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兼延平省的副省长。
不久，闽变在蒋帮重兵围攻及分化瓦解中归于失败。
东渡神户权充律师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郭冠杰重回香港，经济生活极其困顿。
适遇在日本神户办理祖国和南洋商品贸易的梅县同乡潘君勉、潘植我来到香江，他们深知郭冠杰在日、法留学多年，且担任过中山大学法学院长，对国际法有精湛的学识，乃央请郭冠杰到日本神户任他们商行的法律顾问。
为此，郭冠杰打电报给滞留东京的章伯钧，章伯钧复电力表 184 欢迎。
于是郭冠杰、潘君勉由香港到达日本神户，李伯球亦由广东官费派赴日本学习，乃相约与章伯钧在东京见面。
由于郭沫若在武汉时，曾为邓演达的左右手，邓演达极为倚重，章伯钧、郭冠杰邀请郭沫若也来东京聚会，由潘君勉设宴招待。
席间，郭冠杰央请郭沫若为邓演达撰写传记，郭沫若说：“择生的才略和功绩卓著，不愧为革命先驱，素为我辈敬佩，他的嘉言懿行，的确应传之后世。
但择生在北伐战争中的经历，要写的我都写了，再写也不过是这些内容，待收集到新的史料再说吧。
”当时郭沫若在日本只靠稿费维持生活，经济状况不好。
冠杰私下请潘君勉多关照接济郭沫若，潘君勉欣然允诺，以后他确实也这样做了，尽到了一个爱国华侨对流亡海外的革命人士应尽的职责。
响应中共《八一宣言》 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
为响应这一庄严号召，民主人士李济深、陈铭枢发起组织民族大同盟，罗致进步人士参加，为此电请章伯钧从日本回粤，共商大计。
当时第三党领导核心人物黄琪翔、郭冠杰、彭泽民、丘哲等，经过慎重考虑、通讯讨论，取得一致意见。
黄琪翔认为要搞革命，一定要与共产党合作。
章伯钧、郭冠杰也认为要大力支持共产党搞革命，为革命多送礼物，从而拒绝了李济深等邀请第三党参加民族大同盟的建议，由章伯钧到香港向李济深、陈铭枢婉达了这一立场。
接着1935年冬至1936年1月，临委会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
为响应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党衔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选黄琪翔（时在德国）为总书记，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
会议完毕发表宣言，提出继承邓演达生前主张，坚持农工平民大联合，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抗日民族斗争，召开各党派（包括共产党）的圆桌会议，组织抗日国防军，促进国共两党军队编为统一的国防军，加强两广军事的联系，推动两广反蒋抗日局面的开展等等，郭冠杰继续参予中央工作。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在这先后期间，李煦寰、李洁之曾为第三党出钱出力，做过不少工作。
李煦寰在陆军小学时，与邓演达、郭冠杰为同学，及后郭冠杰、李煦寰一齐留学日本、法国（李为法国里昂大学医药学博士，郭在里昂大学攻读法律研究生）。
由于多年同窗旧谊，情感极笃，基于他和邓演达和郭冠杰的固有关系，他对第三党的工作开展，关怀倍至，曾安排介绍了不少第三党成员进入他所辖及有关机关，同情、支持、掩 185 护他们。
另一位为李洁之，李洁之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排长时，邓演达为团长，有此僚属关系，袍泽之情极深。
李洁之在陈济棠部工作时，邓演达曾派人密嘱洁之，以其公开身份，多加保护第三党人。
对此李洁之不遗余力，曾安排第三党人物郭翘然为广州实践中学校长。
李洁之任虎门要塞司令时，大胆安插李伯球为该部政训处主任，陈柏麟、曾伟（以上二人原为第三党成员，以后参加中共）为政训员。
以后郭翘然辞去实践中学校长，后由李洁之、郭冠杰联名推荐郭翘然为一五八师曾友仁部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黄慕松任广东省府主席时，郭冠杰任广东禁烟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同时在该会安排了不少第三党人士进入工作。
闽变失败后，郭冠杰来到香港，当时李洁之任虎门要塞司令，在港与郭冠杰会晤，郭冠杰向李洁之提出第三党活动经费孔厥，李洁之即慨然捐赠三千大洋，对第三党起了一定的输氧打气作用。
抗战开始，第四路军抗日宣传队成立，在李洁之、李煦寰帮助下，使第三党人物郭冠杰、黄中廑、陈卓凡、黄慎之、麦朝枢等进入工作，在抗日统一战线队伍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1939年广州沦陷，李洁之回到兴宁故里，郭冠杰亦遄返梅县，兴梅相距咫尺，洁之闲居乡野，闭门读书。
涉猎一些哲学书籍，乃邀冠杰前来作客，寓于李之故居。
郭冠杰常为李洁之讲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深入浅出，庄谐兼喻，李津津乐聆，受益良深，促李以后继续走上革命道路不无影响作用。
以后郭接友人函邀赴渝，苦于旅费无着，乃请洁之资助200元作盘川，李深知冠杰窘迫，认为200元无济于事，慨赠500元，郭只收200元而去，足见郭冠杰古道热肠和克己简朴之风。
抗战初期，郭冠杰在粤、桂、渝等地从事反对分裂投降的活动，经常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头面人物联系，积极支持中共主张，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重庆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理事期间，对中苏文化交流、引进苏联革命进步书刊等方面，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第四战区充当顾问 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郭冠杰在柳州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私人顾问。
与战区司令部工作的左洪涛、何家槐、杨应彬（均中共党员）及黄中廑、麦朝枢（当时均属第三党员）联系颇密。
由于张发奎、黄琪翔均为四军宿将，郭在北伐中与他们共事多年，袍泽关系颇深，以私人顾问资格栖身战区，对张发奎能够施加影响，对维护左洪 186 涛等中共党员的活动起过一定作用。
加之当时越南劳动党领袖胡志明，在广西中越边境被我军留难，送到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部，张发奎打算递解重庆处理，经左洪涛等大力营救，郭冠杰亦从中说项，卒将胡志明留在柳州，住在斌庐，以上宾款待；并协助胡志明组办“越南游击训练班”，培训越南抗日骨干。
由于郭冠杰留法多年，熟识法语，与胡志明及越南工作人员能够直接用法语对话，相处亲切，对促进中越友谊关系，起到一定作用。
郭冠杰平素不修边幅，玩世不恭，处人接物放浪嬉笑，每每使酒骂座，旁若无人，世人为之侧目，而郭以嘉应名士李文固自况。
他曾自撰一联悬于座右，上联云“顾影自怜”，下联云“问心有愧”。
其含意是说：丁此过难方殷，而自己莫展一筹，肩此所谓“顾问“，又顾而不问，实乃投闲置散，徒作权门食客，究不如以诗酒自遣，故有顾影自怜、问心有愧的感慨。
其实，他借此自嘲，以避特敌耳目，用心良苦。
抗战胜利后，郭冠杰携家属移住重庆。
1946年3月，叶挺出狱时，郭冠杰曾偕夫人黄玉峨专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探望叶挺。
抗战胜利参加解放斗争 抗战结束后，郭冠杰赴港，从事民主运动。
其间得到在香港、梧州经商的族弟郭锡侯经济上多方援助。
并在李伯球等主办的《人民报》、《中华论坛丛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迫害人民的罪恶，拥护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号召蒋管区军政人员弃暗投明，进行起义，反戈一击。
这对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工作，起到一定作用。
1949年，北平解放后，郭冠杰由香港赴北平，四五月间参加东北参观团，6月参加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在该会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的有关条例。
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冠杰与中共中央监委主任刘景范到皖北视察灾情，1951年随中央土改团中南分团到湖南益阳参加土改，并积极从事法制建设有关规程的拟订工作。
积劳成疾，因肝癌医治无效，不幸于1952年2月1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
（李松庵执笔） 187 一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中华英才——记郑太朴烈士李庆海 郑太朴是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是农工民主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为人民解放事业不屈不饶地斗争了一生。
郑太朴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1930年参加农工党的创建，任中央干部会干事、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兼任上海小组负责人。
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
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9年1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因长年积劳成疾，途中突患脑溢血逝世。
1950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曲折的寻求真理之路郑太朴，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1901年10月生于上海。
自幼聪颖过人，在父亲郑子渊先生教诲下，少时便打下较深的国学底子，并自学了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课程，还自修了英语，15岁便能阅读一般的英文书籍，能用英语会话。
他还爱阅读哲学、历史、文学类书籍，尤喜佛老之学。
普陀山高僧太虚法师喜其对佛经有悟性，乃赠法号曰太朴。
由于家境贫寒，郑太朴1918年17岁时即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车务处当翻译，挑起了家庭生活担子，走上自谋生计并奋发读书的自我奋斗道路。
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已有明显的影响，出现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阐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上海稍具进步倾向的刊物纷纷刊载报道十月革命和介绍世界新思潮的文章，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国日报》，在1918年的元旦社论中热情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劳动》，也在3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李宁即列宁）。
这些介绍和论著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吸引着年轻的郑太朴。
188 1919年6月3日，上海工人为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斗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大罢工。
年仅18岁的郑太朴，受爱国浪潮的激励，深深感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可耻，他痛哭了一场，愤而辞去车务处翻译之职，毅然投入爱国正义斗争，开始寻求救国救民道路。
当时，社会改造的呼声极高，除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外，还有其它多种主义和学说相继传入。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都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想被广泛介绍。
郑太朴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认为找到了改造社会的良方，他屡屡在进步刊物《觉悟》上发表文章，自称“我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最好采取带有革新运动性质底协作事业为兴国方法”、“急求振兴产业”、“改造全民族底物质生活”、“以发挥人类本有的互助本能”、“增高人民底自治力，为实现无政府社会之预备”的主张，这些显然是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
1920年8月以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为筹建全国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核心，组织了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着重批判了当时对青年有较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者鉴于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大多为一些不满现状、反对强权、主张自由平等的青年，因而既坚持原则，在理论观点上对他们进行批判，而又十分注意策略，对他们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态度，以达到提高他们思想认识的目的。
1921年5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上发表《中国式无政府主义》一文，接着，施存统在《觉悟》上发表《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再与太朴论主义的选择》等文章，均针对郑太朴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进行同志式的批判：“我相信你是一个真正想改造社会的朋友，所以很希望你为社会努力”。
对于这些批判文字，郑太朴曾多次著文答辩，同时也认真研读了对方的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对陈独秀恳切地表示：“希望先生有以教我，并希望大家共同讨论这件重要的事”；对施存统表示：“我们意见不同处，都是为社会，不是为私人利害，因此我很希望你底指教。
”《觉悟》刊出郑太朴和施存统的争鸣文 189 章时，主编邵力子特加按语：“太朴和存统底讨论态度是非常好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帮助，郑太朴诚恳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1月，原 来也是受无政府主义较深影响，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黄爱、庞人铨被军阀杀害后，郑太朴表示深切悼念，他写道：“他们底死终算合于死底真意义了”。
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组织马克思104周年诞辰纪念活动，郑太朴参加了由张秋人主持的纪念大会，并同陈望道、沈雁冰等先后作了颂扬马克思主义的演说。
志同才能道合，郑太朴终于和同样具有振兴中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郑太朴在探求真理中，经历了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和艰辛的过程。
刻苦学习与积极革命的留学生涯 郑太朴从工部局辞职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念其心地纯正、好学有为，邀他在该馆编译所工作。
在编译所工作期间，他勤奋译著，成绩卓越，又深得蔡元培的赏识，由蔡元培提名派赴德国留学，费用由商务印书馆预支，讲定日后由译著之润笔费偿还。
1922年秋，郑太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
哥廷根是一个幽静的城镇，居民以务农为多，民风纯朴。
郑太朴在该镇近郊特格来尔（Tenglern）租了一间小阁楼居住，楼下就是房主的牛栏和羊圈，他吃的是土豆、黑面包，喝着羊奶，像个苦行僧过着艰苦的生活。
平日，除了到学校上课，他什么地方也不去，为了偿还商务印书馆的债务，就在这间小阁楼里，在牛羊哞哞咩咩的叫声中，他翻译了《数学全书》的第一册算术、第二册代数、第三册解析几何、《近代物理学一瞥》等教育书刊。
还为由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人发起组织的“新时代丛书社”出版的《新时代丛书》翻译了《进化（从星云到人类）》等科学普及著作，向中国读者介绍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
郑太朴平时沉默寡言，但对人热情有加，每当朋友来访，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滔滔不绝，议论纵横，而且幽默、风趣，因此在留德同学中的人缘极佳，交友甚广。
郑太朴不仅对学业专心致志，还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他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
1922――1926 190 年期间，他不间断地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学习活动和各种革命斗争，中共哥廷根小组经常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郑太朴每会必到。
在一次讨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的问题时，大家争论不休，当时郑太朴生活很清苦，有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时常要接受朱德的接济，因此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在讨论会上说：“到了社会主义吃饭不成问题啦，到处都安上了营养输送管，只要拧开龙头，就像喝自来水似的，一下子就喝饱了……”。
这些讨论，现在看来未免幼稚可笑，可是当时大家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郑太朴和同志们一往情深地向往着、憧憬着、探讨着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郑太朴留德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是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中共旅欧各支部亦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在留学生中开展工作。
在周恩来的主持和推动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国民党旅欧执行部（一说是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于1923年11月成立，由周恩来、李富春领导，郑太朴和旅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郑太朴还参与该执行部所属德国柏林支部的领导工作。
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共产党中也有人不肯合作，在旅德支部领导下，郑太朴积极参加了反对这些错误认识的斗争。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旅德的国共两党在柏林联合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留学生、爱国华侨，还有许多德国共产党和进步群众，会后，由邓演达、朱德为领队进行了一次空前的中国人示威大游行。
同年6月，为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在德的中国留学生集会和示威达一个多月，并曾占领中国驻德使馆，给北洋军阀政府很大的震惊。
在这些活动中，郑太朴宁愿抛却学业，从哥廷根赶到柏林参加，表现出一个爱国青年的革命热情。
8月，中国国民党旅欧执行部在巴黎举行第四次全体大会，郑太朴等7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邓希贤（邓小平）等3人为监察委员。
1926年，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郑太朴回国参加工作，先后在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和谭平山为部长的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任职。
同时，任教于武昌中山大学，担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不畏牺牲进行反蒋斗争 1927年7月，继蒋介石“四一二”叛变之后，汪精卫于“七一五”悍然举行“分 191 共会议”，汪蒋合流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大革命失败了。
郑太朴由于不同意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自动脱党，之后，他回到了上海赴同济大学任教，教授德文和数学。
郑太朴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蒋斗争。
1927年11月，宋庆龄、邓演达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号召组织新党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与新旧军阀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郑太朴与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邓初民、李世璋等立即响应，在国内筹组中华革命党，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秘密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
1928年夏天，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太虚法师出国讲授佛学，郑太朴以太虚法师的翻译身份，携中华革命党纲领，与在德国的邓演达等人商议有关正式建党的诸多问题。
他与邓演达畅谈了国内外情况，力促邓回国主持革命工作，邓演达表示对革命不容卸责，答应在适当时候回国与同志们共同奋斗。
1929年，中华革命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从武汉革命集团破裂、宁汉合作以后，早已成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豪劣以及投机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势力的集合体”，并宣称“要集合工人、农民以及中小资产阶级一切民主势力，重新建立革命联合的新战线”。
翌年5月，邓演达自德国返抵上海，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与郑太朴、季方赁屋同住，白天潜居研究起草政治主张，晚间外出联络同志。
8月9日，在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0号，召开了有10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反帝反封建，推翻蒋介石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等主张。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由25名干事组成的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为总干事，郑太朴为干事兼任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即组织部长），主管组织工作，还负责上海小组的工作。
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发展很快，在3个月内，便在20个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成员总数近2000人，为此郑太朴发挥了杰出的组织才能和苦干精神。
第三党迅猛开展的革命活动，威胁到南京政权的统治，引起蒋介石的切齿痛恨。
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淞沪警备司令部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在上海悍然逮捕了 192 邓演达等10多名同志。
当天晚上10点，郑太朴也在租界内的麦根路（今石门二路）住所门口被捕，两天后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旋即被押解往南京监狱。
陷入囹圄的郑太朴没有被政治上的高压和恶劣的牢狱生活所屈服，也没有在敌人施展的利诱手段面前低头，他一面与敌人进行周旋,一面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1月29日，蒋介石秘密杀害了邓演达，同时判处郑太朴死刑。
他视死如归，并没有感到遗憾，而为自己能追随邓演达，为平民革命献身感到自豪。
因国民党内部矛盾，人民抗日救亡情绪高涨，死刑还来不及执行，蒋介石就被迫下台了。
此后经宋庆龄、冯玉祥作保营救，郑太朴和罗任一等12位同志于1932年春获释。
出狱后，迫于形势，郑太朴暂时减少了政治活动，再次到同济大学任教。
后又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择杭州西湖秋瑾烈士祠陶社为寓所，专心读书译著，并被聘为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任数理和德语教授。
郑太朴忙于教学和译著，但对政治活动仍然极为热心。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1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郑太朴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一起，成为第一批会员，积极参与营救政治犯的革命活动。
传播科学与教书育人的楷模 郑太朴自20岁翻译罗素的《战时之正义》，21岁翻译英国人麦开柏所著的《进化（从星云到人类）》开始，至48岁逝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达20余种，其中不少译著多次再版。
译著内容涉及哲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中外科技史等，其中以数学译著最丰富。
牛顿经典力学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被称为“经典物理学的经典”，郑太朴于1931年译成出版，对传播科学、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尤其在数学研究上建树颇多，在我国数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郑太朴由衷感到高兴，但他对于蒋介石是否有诚意与中共合作抗日，抱有很大的怀疑。
1937年12月，日寇侵占杭州前夕，郑太朴怀着激愤和眷恋的心情，离开美丽的西子湖前往大后方。
途中，应好友 193 叶挺将军之邀，到新四军军部住了一些时日，旋即赴已迁往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任教，后又执教于昆明同济大学。
当时迁往大后方的院校，生活和教学条件都极为艰难，郑太朴与学生同甘共苦，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1940年，同济大学迁址四川，郑太朴随学校搬到宜宾附近的李庄。
他40岁未婚，单身一人，把伙食包在镇上的小饭馆。
因为薪俸薄，还需以高汇费寄款赡养在沪的老母，故经济拮据，生活艰辛，吃得极差。
但他从来未曾替自己喊苦，倒是非常关心学生们的生活，他曾说：“像我这样到了中年的人倒没有什么，同学们体格还没有发育得十分完全的时候，这种生活实在很糟。
”还说，“学校的设备如此差，学生的生活如此苦，能够自己买菜油点灯看书，已经很不容易了”。
郑太朴处处想着学生、体谅学生，对学生充满了爱护的情感。
那时，郑太朴由学校安排，住在一间朝西的又闷热又潮湿的屋子里，到了晚上，点着盏只有一根灯芯的菜油灯。
然而在那惨淡的灯光下，总有几位同学来这里与郑先生促膝而谈。
他衔着那已降格为土菸叶做的烟卷，安静地吸着，脸上总挂着敦厚的微笑。
身为一长者，他却从无教诲的口吻，对于同学的不正确的认识和行为，只是恳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仿佛就是朋友间的谈话，诚恳和蔼、语重心长地与他们探讨，给他们以引导。
夏季，每到晚上，三五个同学簇拥着郑太朴先生散步，走到长江边的大草场上，有同学铺下一张篾席，郑太朴道声：“对不起，”就席地而坐或躺下身子，接着便打开了话匣子，同学们围坐一圈听他讲学问或讲抗战局势，这种氛围、这种情趣，这时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的升华，使这些学生受益终身，并成为美好的回忆。
郑太朴在同济大学先任数理系主任。
由于他具有真才实学，办事热情，为人敦厚方正，被同仁推为教务长。
郑太朴不负众望，梳理整顿，尽心管理，对校务建设及建立正常教学秩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郑太朴在规划学校工作的同时，自己还继续任课，他讲课逻辑性强，语言简洁，深入浅出，层次分明。
尽管如此，上课之前，仍用心备课，他编写的讲义在行与行之间留着很宽的空白，以备随时修改和补充新教材之用。
他上课从不迟到早退，风雨无阻，偶有缺课，日后总设法弥补。
对于学生所提出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如课堂时间不够，便约学生到他那简陋住所详为解答。
194 1942年，丁文渊接任同济大学校长。
因郑太朴先生深受学生爱戴，却引起学校当局的嫉恨，他们对郑太朴造谣诬蔑，多方排挤，甚至蓄意制造事端，加以围攻，在此情况下，郑太朴辞去了教务长之职。
丁文渊的卑劣与专横，终于引起学校上下的强烈不满，郑太朴团结进步师生，并向社会公开揭露了丁文渊的劣迹。
校内24名教授还联名致函国民党教育部，声明不能与丁合作。
经过两年的不懈斗争，终于迫使教育部解除了丁文渊的校长职务。
但郑太朴在同济大学也难再呆下去，于1944年转到重庆交通大学任教。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规定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组织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前自1941年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三党三派加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直采取团体会员制）。
郑太朴即成为民盟盟员，和广大社会贤达和爱国知识分子一起投入民主宪政运动，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形势。
离家多年的郑太朴时刻惦念只身留在上海的母亲，盼望能早日看到抗战胜利之日，回沪赡养年迈的老母。
是年秋，同济大学有些同学拟回上海，曾关心地询问郑太朴是否同行，郑太朴答道：“本人站在反侵略的立场上，是绝不能回去作顺民的”。
岂料第二年母亲陈氏在沪病逝，郑太朴闻讯极为悲痛，面对东方泪湿衣衫，恨不能返乡扶棺尽孝，他在致一学生的函中写道：“太朴从此上无慈亲，中无兄弟，孑然一身。
”凄凉之情跃然纸上。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带给国人、带给自己深重灾难，他不仅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的阵营中，更觉悟到要使祖国免遭蹂躏，一定要强国。
而强国必须要有民主的制度和发达的科学水平，这正是自己长期所追求的，他深感自己应为国家的富强而有所作为，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为人民解放事业而鞠躬尽瘁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1月，郑太朴随交通大学复员，乘船离渝抵沪。
此时，人民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而蒋介石却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
郑太朴在上海投身于复杂、艰苦的反蒋斗争，继续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他以多种方式，从多方面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许多难能可贵的事情。
正如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在《郑太朴先生传略》一文中所说：“他的战斗性和团结力都很强， 195 长于走群众路线，在抗日胜利后四年所做的都是共产党员的事。
”此时，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上海党员逐渐回沪，起初只有20 余人，由中央指派郑太朴在沪指导工作，办理总登记，筹备重建上海市组织。
郑太朴和连瑞琦、申葆文、胡淼年、谢小奇一起奔走，联系老党员，办理总登记，筹备重新建立党的上海市机构。
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农工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后即成立了上海市党部委员会。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该会纲领以“民有、民治、民享”为建国最高理想，经黄炎培动员，郑太朴加入民建会。
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从重庆迁至上海时，郑太朴担任该会常务理事，成为领导人之
一，参加领导民建成员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的斗争。
1947年底，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彻底破坏了政治协商路线。
郑太朴与黄炎培、施复亮、杨卫玉、盛丕华、胡厥文等在民建常务理事会上，讨论通过了《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严正声明不承认伪国大和伪宪法，公开宣告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同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
1946年5、6月间，郑太朴与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施复亮、胡绳、沈志远、杜守素、翦伯赞、叶圣陶、陶行知、林汉达、吴清友、王寅生、孙晓村、彭文应、冯乃超、曹惠群、许涤新、蔡尚思等24人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
同年9月，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各大学进步教授的爱国民主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成立，郑太朴始终为其核心成员。
“大教联”自成立至1948年底，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斗争，多次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和卖国丑行，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郑太朴在“大教联”历次宣言和签名中，以及“大教联”本身团结方面，起了促进和带头的作用。
他还担任“大教联”附属的文化研究所常委。
当时“大教联”与进步工商业代表陈叔通等人以茶话会、聚餐等方式经常聚会，讨论时局，研究工商界民主运动的开展，郑太朴都是重要的参加者。
他还积极参加对国民党人士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
郑太朴一贯全力声援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1947年元旦，郑太朴和上海各大学的38位教授联名发表文告，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
同年5月，“五二○”南京惨案发生后，他和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柳亚子、谭平山、许广平等17 196 人于21日举行座谈会，发表谈话痛斥暴行，盛赞“学生行为值得敬爱”。
26日，郑太朴与张志让等28位教授发表书面意见，提出六点抗议。
在交大期间，郑太朴在各次运动中联合民主人士发表谈话，鼓舞学生斗志；还介绍马寅初、张炯伯、施复亮、李平心等到校演说。
为了支持学生运动，郑太朴联系动员工商界人士向学生会募捐了不少经费。
交大要开除进步学生，郑太朴四出奔波，恳求两位社会知名人士、交大的老校长唐文治和张元济出面，致函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并在《大公报》上刊出，充分肯定学生行动的爱国性、正义性，此举起到明显作用，迫使当局作出了让步，郑太朴在兴奋之余更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1947年7月，上海不少进步教授被解聘，郑太朴由于在民主运动中锋芒毕露，自然也名列其中。
他在被交大解聘后，经马寅初推荐，到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这时，他已上了黑名单。
1948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281人发表抗议美帝扶日宣言以及33人联名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两封公开信，其中都有郑太朴列名。
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朱葆三路分部是个重要的集合点，有五六百大中学生云集。
学校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封锁达10小时之久。
郑太朴时兼分部主任，他坚持配合学生斗争，不肯离开。
在郑太朴和进步师生的努力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在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被誉为“民主堡垒”。
为争取新中国的建立，郑太朴付出了他能付出的一切。
他一生清贫，长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
1948年10月，与王雪莹博士结婚，才过了一段极短时期的家庭生活。
在政治迫害下，他东躲西藏，但始终一本初衷，继续奋斗到最后。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建议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时，中国民主同盟已被蒋介石强行解散，民建也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郑太朴和在沪常务理事、监事秘密开会，一致决议响应中共号召，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邀请郑太朴和马寅初、张志让、杜国庠、卢于道等32位上海爱国民主人士，取道香港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得知消息郑太朴兴奋极了。
自大革命失败他脱离共产党已逾20个年头，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自己在这20余年中，也为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心血，想到今后又能和共产党合作共 197 事，他踌志满怀，准备有一番作为，他怀着急切的心情与“大教联”中共领导人李正文相约在香港会面。
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适应解放后出版事业的发展，聘请郑太朴主政编审部，然而处于险恶环境下的郑太朴不能公开视事，馆方为他的安全着想，并为便利其与各地进步作家洽稿的便利，遂劝他暂时驻留香港。
于是郑太朴化名郑松塘，以商务印书馆经理的随员身份赴广州视察馆务作为掩护，离开上海。
1949年1月17日，郑太朴移住友人家中。
18日凌晨，由商务印书馆派车送到黄浦江畔的公和祥码头，悄然踏上开赴香港的渣华轮。
由于连日操劳，前晚终夜未眠，且患感冒，郑太朴甚觉头部沉重，上船后即安睡。
翌日仍觉头痛，在餐厅用完晚餐上楼时忽失足坠下，鼻尖出血，经船医治疗后，仍感觉神智不甚清晰。
至次日（11月20日）上午，他沉睡不醒，酣声甚巨。
下午3时抵港后辗转送到玛利医院，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脑出血，由于在船上未能及时得到抢救，病势极为严重。
郑太朴其间曾清醒一次，自言系患重伤风。
当晚11时，在医院逝世。
旅港民主人士都为郑太朴英年早逝而陷入无限悲痛之中，深切地悼念这位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上海解放后，民建会向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申请，要求追认郑太朴为革命烈士。
但民政局认为郑太朴系病逝，追认烈士无先例可援，遂请示陈毅市长，陈市长认为郑太朴为革命备受迫害，病死在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北上的途中，应以“革命积劳成疾”而批准为烈士。
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其妻王雪莹女士颁发了“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书”，证书上写道：“郑太朴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其事迹当永为人民所钦敬”。
郑太朴逝世后一年，1950年1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统战部和民建、农工党、民盟、同济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团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中共上海市委刘少文同志和马寅初、盛丕华、胡厥文、连瑞琦、俞寰澄等参加了追悼会。
文汇报出版了纪念专版。
黄炎培著文悼念，文曰：“以先生待人之厚，赴义之勇，处事之精实而又天资超卓，学力过人，朋辈中竟罕其匹。
东方将明，哲人遽萎，百身何可赎耶？用书哀感，以永怀思。
”郑太朴生前，柳亚子多次以诗相赠，如“郑公儒雅恂恂者，谁信风云旧霸才，世界无穷愿无尽，江东卷土又重来”（1947年）；郑太朴逝世后，又赠“噩耗惊闻泪暗垂，郑玄身 198 世不胜悲”，挽联上书“精神不死”四个大字。
1950年4月5日，郑太朴遗体安葬于杭州西湖弥陀寺山麓。
碑系何香凝手书：“郑 太朴同志之墓”。
后迁至南山公墓，即今南山烈士陵园。
1985年，其妻、全国政协常委王雪莹去世后，与郑太朴合葬在一起。
【参考书目】《郑太朴烈士传记》 199 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朱蕴山传略刘南燕 朱蕴山（1887-1981），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参与筹建农工党，是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
一。
刑场陪斩反清讨袁 朱蕴山，字锡蕃，又名汶山，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十八日。
安徽省六安县人。
其父朱瑞生，早年参加太平军，后因天京内部分裂，回皖追随英王陈玉成。
太平天国失败，清廷残酷镇压。
朱瑞生每谈及太平军逸事，太息痛恨，泪泣沾襟。
这些在朱蕴山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朱蕴山才华出众，在六安州预考中，考中第一名案首秀才，本可涉足仕途，但他看到列强入侵，清廷腐败，国运日衰，19岁离家求学，考取徐锡麟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
朱蕴山接受新思想，主张革新，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
1907年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行动，事发后与徐锡麟一道被捕，并绑赴刑场陪斩，亲眼目睹徐锡麟老师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情景。
其英勇不屈、气壮山河的革命气概使朱蕴山极为感奋。
陪斩的朱蕴山临危不惧，也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英雄人物，时年20岁。
几十年后，友人曾在笑谈间问他陪斩时的感受。
朱蕴山说：“一个年青人，只要有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精神有所寄托，就能够奋斗终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我与锡麟那时都上了五花大绑，脑后插上标子了！我便闭目默念文汶山（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来激励自己，此时，浑忘一切，只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坚强决心。
”他对民族英雄文天祥十分敬仰，其名字即出自文天祥的号——汶山，将“汶”字改为谐音的“蕴”字而来。
朱蕴山1908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继续奋斗。
200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朱蕴山投入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1916年，他参与密谋在安庆发动反袁武装起义，成立安徽讨袁第一军，事泄。
一位好友得此消息，将两张通行证连夜送给朱蕴山，叫他即刻出城。
而朱蕴山却将通行证转交给另两位同伴，让他们迅速离去，自己再次被捕入狱。
未过一月，袁世凯忧愤成疾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死去，朱蕴山获释。
他先后到上海、天津等地活动，控诉军阀罪行，呼吁同乡团结起来，救乡救皖，参加反对军阀的斗争。
兴办教育唤醒国民 在斗争中，朱蕴山认识到，要振兴中华，必须提倡科学与民主，提高国民觉悟，遂决心兴办教育，开展宣传，为唤醒国民而呐喊。
1917年，朱蕴山到芜湖，与安徽教育界知名人士刘希平、高语罕等到处奔波，筹款办成芜湖工读学校，职业学校，并担任校常务董事。
工读学校学、膳费具免，职业学校只收膳费不收学费，所以很多贫苦子弟得以入学。
除大力做好普及教育，提高青年革命觉悟外，朱蕴山6月来到上海，写了一本《燃犀录》，揭露北洋军阀倪嗣冲祸害安徽的罪行。
油印了100多份，分寄京、津、沪、汉同乡会。
倪嗣冲得知后，托人以5000金和安排高位向朱蕴山贿买此书，被严词拒绝。
8月，朱蕴山专程到北平，去北大找了陈独秀和胡适，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从教育青年入手、发动皖籍军人反对军阀倪嗣冲的做法得到了陈独秀和胡适的支持，加强了安徽省教育界与外地的联系。
11月，俄国十月革命震动了世界。
安徽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安徽反帝、反军阀的政治运动的开展，已组织起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
在刘希平、陈独秀的催促下，朱蕴山回皖，商量筹建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和六安女子学校。
1919年春，筹备告竣。
朱蕴山担任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的文牍兼修身课教员，其妻周佩隐被聘为六安女子学校校长。
他们废除陈规陋习，成立学生会参与决定学校大事；教学上学白话文，侧重新思想的传授。
朱蕴山讲授政治，并组织学生响应“五四”运动。
朱蕴山以在京、沪读书的皖籍进步青年为桥梁，不断把革命书刊传到皖西。
这两所学校培育了一批具有反帝、反封建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不少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献身的师生有数十人之多。
201 1921年春，朱蕴山与社会进步人士一起创办《平议报》并担任主笔，传播革命思想、针砭安徽时弊，为民伸张正义，推动安徽省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次年春，朱蕴山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先生，他完全赞同孙先生的革命主张，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由于《平议报》支持省学联发动的学生爱国反军阀运动，支持反对贿选和驱逐省长运动，支持皖南农民暴动等，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当局所不容，1922年终被查封，朱蕴山和他的学生35人遭通缉，朱蕴山再度被迫离开安徽。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朱蕴山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拥护北伐通电反蒋 朱蕴山来到上海，会见了柏文蔚、陈独秀等，在他们同意下，去济南开展反对曹锟、吴佩孚的活动，实现孙中山北伐计划。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吴政府，迎接孙中山北上。
朱蕴山专程赶赴天津，晋见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李大钊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常务委员。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
5月，朱蕴山会晤了邓演达、高语罕，一致认为必须扩大地方革命组织，拥护广州革命根据地，瓦解北洋军阀。
朱蕴山欲与高语罕南下，临行前，会见李大钊。
李大钊谈到西山会议派的反共阴谋，估计广州将会发生变化，催促朱蕴山二人速去上海与陈独秀商议对策。
朱蕴山、高语罕抵沪时，适逢廖仲恺被刺。
与陈独秀商议后，决定朱蕴山返回安徽，发动地方国民党左派组织，建立以部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安徽各地左派国民党支部。
9月中旬，回安徽途经南京，朱蕴山拜访了张署时（张署时是老同盟会会员，中共党员，与朱蕴山一道参加过“
八．一”南昌起义），他们商议如何加强苏、皖两省国民党左派的相互联系。
1926年1月，朱蕴山以特邀代表资格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抵粤后，由高语罕、薛卓汉介绍，经陈延年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朱蕴山被委派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朱蕴山与高语罕一起来到武昌。
他们一面筹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一面协助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充实总政治部，扩大革命宣传。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在武昌成立后，高语罕任主任委员，朱蕴山任组织部长。
202 北伐军打到安庆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随即迁往安庆。
朱蕴山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名义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并推动地方武装统一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
六安亦成立了三十三军独立第二团，由朱蕴山之弟朱衡山任团长。
在朱蕴山的支持下，皖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于1926年初至1927年春相继成立，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安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7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安庆事变，公开捣毁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
朱蕴山公开通电反蒋，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遗训。
“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分裂。
朱蕴山去武汉，与邓演达、高语罕共赴郑州，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未果。
蒋、汪合流。
朱蕴山十分愤慨，赴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
南昌起义后，朱蕴山奉命转回武汉，邀集安徽、江苏、浙江及其他各省左派人士齐集广州，拟另立革命政府。
当朱蕴山到达上海时，贺龙、叶挺部队已遭失败。
他会见了王若飞，得知陈独秀已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谭平山亦被开除出党，革命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
国共分裂后，朱蕴山对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的惩办主义和盲动主义不满，特别是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把他所喜爱的学生和战友许继慎、薛卓汉等人杀害不满，并对王明领导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感到失望，痛苦地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1927年冬，朱蕴山响应宋庆龄、邓演达《莫斯科宣言》号召，在上海与谭平山、章伯钧、郑太朴等积极发起组建新党。
关于新党的名称，朱蕴山提出叫“中国工农民众革命委员会”，章伯钧主张叫“中国农工党”，谭平山提出：我们应仿效孙中山在民国二年“毁党造党，恢复革命”的做法，成立“中华革命党”。
其时多数人觉得，国民党的名声已经很臭，标榜“工农”又没有工农群众的基础，但又想不出恰当的名称，“中华革命党”的名称，既无人反对，也无人赞同，就算被默认了。
中华革命党的工作计划提出：建立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指导革命行动；在各省市建立据点，恢复当地原有国民党左派组织；向文化教育界突破发展组织，推动教师和学生开展反蒋斗争；利用军阀混战，策动反蒋部队的反蒋运动。
中央联络机关设在上海福煦路国民里14号。
筹建临委会营救邓演达 203 1930年，朱蕴山协助邓演达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当选为干事。
临委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
1931年上半年，临委会的组织活动和起兵准备已有相当规模，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
2月，蒋介石幽禁胡汉民，举国哗然，引起宁粤分裂。
国民党中不少不愿与蒋介石合作的中委纷纷去广州，决定另组国民政府。
反蒋各派势力跃跃欲试，冯玉祥、杨虎城等均派人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
为此，临委会进行了专门讨论，制定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省所有建立联系的军队一齐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8月上旬，起兵反蒋的一切准备逐步就绪。
临委会最后商定：由邓演达率得力干部，亲赴江西指挥陈诚的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首先攻取南昌。
临行前三天，邓演达到朱蕴山的住所话别。
朱蕴山患严重的胃溃疡，吐血不止，卧病在床。
邓演达走近床边对朱蕴山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
”朱蕴山说：“外边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
”邓演达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最后，朱蕴山允诺负责留守，邓演达说完后，叮嘱朱蕴山好好养病，旋即离去。
由于叛徒的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
邓演达被捕后，临委会立即开始营救，举行了有邓演达胞兄邓演存参加的紧急会议，推举朱蕴山主持营救工作。
不少人建议劫狱，在南京，有黄埔生自发组织武装营救队，不幸事败，被蒋介石通缉。
10月，黄埔二期学生许沅圃（临委会成员）从南京潜往上海，向朱蕴山提出具体的营救计划。
他说，邓演达被关押在三元巷军委会后面，他有一个排驻防三元巷，负责监护邓演达。
他的亲信卫兵一个班，每星期日夜间值班，可以营救邓先生出狱。
但要先筹好5万元，把这全班10个人的眷属转移到上海安排好后行动。
朱蕴山、季方等研究同意，找到黄琪翔，筹足了5万元。
为了实现营救计划，朱蕴山特由上海迁居南京，为避免引起特务注意，特地把岳母和5岁小儿也接到南京同住。
派人在临河的水西门旅馆租好两套房，事先包好了船，作为邓演达出狱后的临时转移地。
计划在三元巷后面的电影院夜间散场时动手，散场时人多，邓演达混杂在人群中，不易被发现。
劫出后即在水西门旅馆换装，乘船由水路逃离南京，经上海出走香港。
换装的衣服也准备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正要实施营救时， 204 邓演达被移解到紫金山麓的荒屋内，营救计划落空。
邓演达被害后，朱蕴山极为悲痛，填《念奴娇悼念亡友邓演达》一首：海潮激烈，正大泽深山，蛟龙夜发。
万里沧波来眼底，旧恨新愁重叠。
浊浪排空， 惊风挟雨，水天晦如墨。
人生如寄，一杯黯然伤别！应念壮士归来，中流击楫，肝胆硬如铁。
易水萧萧风渐冷，泪逐波臣呜咽。
禾黍离 宫，荆榛塞道，往事那堪说！何年把剑？誓扫神州腥血。
邓演达殉难后，临委会上层产生分歧，朱蕴山宣布与临委会脱离关系。
多方奔走推动联合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朱蕴山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民主抗日的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福建事变时，为促成福建人民政府与正被蒋军“围剿”的瑞金红军联合抗日，朱蕴山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奔走磋商。
他多次往返香港福州间，与李济深、陈铭枢反复商谈，取得初步成果，但终未能达成协议。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被迫突围，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朱蕴山受到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他来到香港，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朱蕴山当选委员。
后朱蕴山由上海来到天津，担任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联络，推动抗日工作，并往返两广、晋绥，进行秘密联络。
1936年元旦，当朱蕴山听到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无限欣喜，赋诗庆贺： 《喜闻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朝暾一出火熊熊，三五欃枪没落中。
天与老夫缘不浅，东窗日日早来红。
1936年，接受中国共产党委托，朱蕴山两次去太原，与阎锡山部秘密商谈，促进山西方面同共产党合作。
朱蕴山胃病严重，翌年4月，他再次抱病偕同中共代表南汉宸、彭雪枫，带着毛泽东的亲笔函，秘密与阎锡山会晤，商谈配合抗日及组织革命团体等问题，为推动山西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5月初，朱蕴山回到北平就住进协和医院做胃穿孔切除手术。
205 卢沟桥事变后，朱蕴山化装南下，辗转来到南京。
南京一片混乱。
朱蕴山当即去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董必武、叶剑英，请示今后自己的行止和任务。
董、叶指示，现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抗日救国最重要，赞成朱蕴山立即回安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
朱蕴山随后又去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建议：国难当头，必须恢复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广泛发动民众抗日，迅速发起组织民众动员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全面抗战。
李宗仁同意上述意见，并邀朱蕴山去皖。
朱蕴山回到大别山，组织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担任动委会总务部部长，后兼代主任。
省动委会名义上是安徽省政府举办，但抗战初期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各部负责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同情党的进步人士。
朱蕴山在筹备和成立省动委会的各项工作中，同共产党亲密合作。
在安排骨干力量和各县动委会的指导员以及各工作团团长人选时，总是先由张劲夫等党内领导同志开列名单，然后朱蕴山等出面提名，报请省政府任用。
动委会组织了40多个动员民众的工作团，向各县指派指导员，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工商界各种抗敌协会，并举办训练班。
朱蕴山身着中山装，精力充沛，侃侃善谈。
他团结了成批的华北流亡学生及东南爱国青年，并将有志革命的青年秘密分批地送往新四军所在地，为新四军补充干部和给养。
1938年6月朱蕴山赴武汉向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汇报大别山区动员群众抗日的情况。
朱蕴山主持下的安徽省动委会对宣传抗战，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抗战等都产生了积极效果。
1938年秋，安徽省主席易人，改组动委会并采取防共、排共方针，朱蕴山怀着“青山不老人常在，岂奈蛇神牛鬼多”的愤慨心情，毅然辞去职务，赴襄阳、重庆，分别会见李宗仁、李济深，力陈团结抗战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大别山良好抗战局面。
1939年，朱蕴山又来到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推动抗日。
他往返于重庆、成都、昆明、长沙之间，团结联络国民党中左派、民主派抗日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
他几次南下桂林、昆明等地，同李济深、龙云、刘文辉等人商议推动民主抗日运动。
1944年，朱蕴山接受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
筹建民革反蒋反帝 206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
中共中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却悍然发动内战。
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1945年10月，由谭平山、王昆仑、朱蕴山等发起，在重庆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下简称民联），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朱蕴山当选中央常务干事，参与主持民联日常工作。
朱蕴山认为，蒋介石依靠美帝发动内战违背民心，战争的前途是：美蒋必败，共产党必胜。
民联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对于号召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投入人民革命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大推动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斗争。
1946年初，廖承志从粤北国民党监狱中获释，来到重庆。
他在广东酒家邀请民主人士聚会，朱蕴山、朱学范等应邀到会。
大家认为，国民党当局坚持反动立场，坐失民主和平建国良机。
因此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幻想。
1947年3月，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代表相继撤回延安。
董必武将离南京时，朱蕴山赶往梅园新村和他见面。
他对朱蕴山说：“你可转告任潮(李济深字)先生，不要专靠武力，要注意政治旗帜。
请你多帮助任潮先生及其他民主派同志，秘密赴港，分头努力。
” 7月，朱蕴山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由于国内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国民党民主派同志深切感到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同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朱蕴山与李济深、何香凝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了一封信，由朱蕴山联络东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民主人士。
何香凝亲自执笔，信写在巴掌大小的白色杭纺上：“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
”李济深随之署名。
11月，110多位国民党民主人士齐聚香港。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领导机构，同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
朱蕴山任中央常委、组织部长。
这封传播火种的密信，柳亚子看完后藏在一个镜框里，得以保存下来。
镜框正面是孙中山遗像，密信放在像片和镜框背板中间。
新中国成立后，它作为一件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207 民革成立后，朱蕴山协助李济深、何香凝等团结党内有识之民主人士，积极开展有效的反蒋和反帝斗争，声援人民解放军抗击蒋军的战斗。
拥护共产党筹建新中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朱蕴山等代表民革中央，于6月25日发表声明，公开响应“五一”口号。
12月26日，朱蕴山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19位民主人士由香港起程北上，抵达东北解放区后，1949年1月22日，他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55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的联合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春，国共和谈期间，朱蕴山曾作为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之
一，自北平秘密到南京。
4月6日，上海《新闻报》以头条登出“独家新闻”，披露4月5日从北平来了四位“神秘客”，“他们之来与和谈有关”，还特别提到“其中一位，留有仁丹胡子”。
敏感的时刻，敏感的话题，震动了新闻界。
南京、上海的记者四处打听“神秘客”是何方神圣，“仁丹胡子”是哪路神仙，但终未获结果。
这位当年轰动一时的“仁丹胡子”，正是朱蕴山。
4月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同朱蕴山等一行四人谈了话，在座的还有半年前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不久前又抵达北平的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
周恩来委托朱老等到了南京，向南京政府说明全国革命形势，晓以大义，敦促南京接受正在谈判的《国内和平协定》，从而结束内战，重振中华。
这次南京之行是秘密的，他们4人深居简出，分别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于右任等极少数几个人，争取他们接受中共提出的11项主张，实现大江南北的和平统
一。
李宗仁、何应钦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李宗仁甚至飞往溪口面见蒋介石，但南京政府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宣告破裂。
于右任黯然神伤地告别南京，临行，给沈钧儒写了封信，提及“蕴山、泽霖两兄来，晤谈甚快。
大示对国家安危、人民疾苦殷切关怀，实深感佩！……”事后谈到这次南京秘密之行时，朱蕴山说：“我是个好游山玩水的人，可那次我连向往已久的中山陵也没有去。
”南京解放后一个月，朱蕴山重回南京，得偿夙愿。
9月21日，朱蕴山作为民革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208 新中国成立后，朱蕴山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民革第
一、二、
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主席；第
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
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朱蕴山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
他曾于1976年填《解珮令》，回忆当年奔走革命的艰苦历程。
词曰： 几度滇池，三年香岛。
把平生，心血耗尽。
生死斗争，全不顾花秋崖峭，那怕他，羊肠小道。
既访龙（龙云）刘（刘文辉），也趋张老（张澜）。
论统战，周公（周恩来）主脑。
奔走豪门，却不要分文半钞，只赢得兴亡看饱。
朱蕴山始终把名利、地位、金钱视为身外之物。
他为革命四出奔忙，身无长物，有时家庭经济很困难，曾叫子女向亲戚借钱或靠典当生活。
他曾感慨作诗道： 腰悬当票两三张，辛苦年年孰敢当。
留与儿孙作纪念，家贫从不羡豪强。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朱蕴山总是遵循着共产党指引的方向，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只要革命需要，总是勇往直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诗中所云：南北东西一野鸥，虚名虚利不虚求。
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
【参考书目】
1、《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2、《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9 爱国爱民忠心赤胆 ——李世璋传略刘南燕 李世璋（1900－1983），字明斋，江西进贤人。
北京大学毕业。
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兼十八师党代表。
抗战时期，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少将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省参事室主任，省政协副主席。
是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
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79年10月当选为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
北大学子赤心许国李世璋1900年出生于江西进贤县一个贫寒农民家中。
3岁丧母，家境日衰，7岁被叔祖母收养，得以入私塾读书。
1914年李世璋考入南昌省立第二中学，逐渐萌发了反帝爱国思想。
1918年中学毕业，李世璋违背叔祖母要他回家继承产业的愿望，只身北上，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他边学习，边当家庭教师，还为报社撰稿，半工半读维持生活。
1919年，北京大学带头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一年级新生李世璋追随高年级同学，从马神庙出发，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的口号，参加了天安门前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
北京大学学生们思想十分活跃，各种政治团体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列主义小组，他们经常在北大发表演讲，阐述救国救民的思想，这对李世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迅先生曾在北大任教，由于喜欢鲁迅的作品，李世璋成为鲁迅先生家的常客。
那时鲁迅支持爱罗先柯提倡世界语，李世璋协助鲁迅组织学习世界语的活动。
李世璋阅读 210 了大量进步书籍，逐步接受马列主义。
1922年，李世璋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当选北大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书记。
1923年经赵世炎等介绍，李世璋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公开身份。
这期间，李世璋兼任北京《京报》记者，常写评论，抨击北洋军阀，报道学生和工人运动，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积极参加恢复中俄建交运动，与当时俄国使馆主办的俄华通讯社编辑柯庆施经常联系，交换情况。
1924年，李世璋北大毕业，根据党的决定，留在北京从事青年运动。
李世璋应邵飘萍、姚钧民之邀，任职《京报》。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奉党的指示，李世璋公开参加国民党，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国民青年俱乐部”的活动，该俱乐部由李大钊领导，主旨是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和平统一国家的号召，抵制北洋军阀段祺瑞操纵的“善后会议”，李世璋是俱乐部的委员。
在李大钊直接组织下，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有300多个社团参加会议。
李世璋作为骨干，作为北京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1924年底，为早日实现南北统
一，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
李世璋谒见了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深为孙中山先生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在孙先生卧病期间，李世璋担任新闻发言人，以《京报》记者的身份，每天将医生发布的病情公报油印出来，分发给各报记者。
对记者提出的简单问题，李世璋直接作答；重要问题则请李烈钧、林伯渠出面答复。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李世璋参加了治丧处的工作。
孙中山病逝后，北洋政府立即开始镇压革命。
追悼会刚结束，李世璋先后接到谭平山、林伯渠的通知：他已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须尽快离开北京。
党组织决定李世璋转移去上海。
李世璋到上海后，在《申报》和《民国日报》当记者。
工作不久，因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广州急需干部，李世璋于1925年夏秋之间，奉调广州。
黄埔教官严斥事变 李世璋到广州后，恰好黄埔军校需要了解北方情况的同志，中共华南区党委书记陈延年分配李世璋到黄埔军校。
到校工作的第一天，教育长邓演达热情地接见了他，并详细地介绍了学校情况及学习、工作方面的制度。
邓演达说话风趣、谈吐优雅，给李世璋留下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印象。
邓演达十分重视政治教育，欢迎李世璋任专职政治教官。
军校共设步、炮、工、辎重、政治5科，分布在黄埔岛和其他小岛上。
李世 211 璋在各科担任政治课，主讲“帝国主义论”及其他课目。
李世璋深知肩负重任，在工作中尽心竭力。
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李世璋就自己编写教材，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由于军校的政治教官少，李世璋不仅要教第
三、四、五期学员的政治课，还要到广州白云山入伍生团讲课，工作十分繁忙。
黄埔军校的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李世璋与邓演达较接近，关系密切。
李世璋认为邓演达才华出众，确有大将风度，在邓演达领导下工作，获益良深。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蓄意制造了排挤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李世璋那天恰巧搭乘中山舰，亲眼目睹了这场野蛮的大逮捕。
李世璋因身着便衣，中山舰靠岸后，仅被拘留在广州天字码头的黄埔军校办事处里。
幸亏办事处处长与李世璋有过交往，对李世璋有好感，黄昏时将他放走。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指使其党羽散布“共产党要暴动”、“共产党阴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等谣言，并以此为借口，宣布广州戒严；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包围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及全市的共产党机关。
李世璋当晚找到林伯渠，和他谈了事变情况。
林伯渠要他与程潜谈谈。
李世璋向程潜讲了事变经过，程潜非常生气，拍着桌子骂道：“岂有此理，胡闹！”程潜表示欢迎李世璋到第六军工作。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苏联顾问团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层采取了退让政策和妥协措施，部分苏联顾问被辞退回国，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
黄埔军校左派负责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黄埔军校全体共产党员被拘捕，邓演达被调离黄埔军校，李世璋也被迫离校。
投笔北伐“宁案要犯” 1926年初，全国工农运动高涨，讨伐北洋军阀的条件日益成熟，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
程潜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林伯渠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李世璋调任第六军政治部秘书，由于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作较忙，不能随军，故由李世璋代理政治部主任兼18师党代表，李世璋与林伯渠保持着密切联系。
当时第六军有3个师，大多是杂牌军收编的。
官兵思想混乱，战斗力较差。
李世璋协助林伯渠狠抓政治教育，同时配齐师、团、营、连的政治干部，并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全军面貌 212 焕然一新。
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第六军担任攻取武汉的总预备队。
由惠州出发，取道 韶关，进入湘南，在湘东集结待命。
由于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并肩战斗，并且得到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北伐战争进展迅速。
友军7月底攻占长沙，8月克复汀泗桥、贺胜桥，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直取武汉已无问题。
第六军奉命移师向东，进攻江西。
先攻修水，与敌军恶战数昼夜，全歼敌军1个旅，军威大振，直驱南昌。
李世璋随军前进，风餐露宿，与士卒同甘苦。
第六军攻克南昌，李世璋随同程潜跃马进入南昌城。
进驻南昌后，李世璋指挥政治部立即发出安民告示，宣布北伐军纪律。
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
李世璋代表军部在会上讲话，宣传北伐军的政策。
孙传芳不甘心失败，猖狂反扑，第六军孤军奋战，苦守3日，兵疲弹尽，不得不退出南昌。
撤退时，第六军士兵挑着盐务局慰劳的五六万银元，一边扔钱，让敌军去抢，一边乘隙冲出重围。
程潜化装为商人、李世璋化装为教员，混在士兵中逃出南昌城。
蒋介石认为第六军无能才导致南昌失守，10月，亲自指挥第二次攻打南昌，但损失惨重，未能攻克南昌。
11月，北伐军第三次攻打南昌。
经5昼夜激战，再次克复南昌，全城百姓燃放鞭炮，热烈欢迎。
北伐军决定继续北伐，同时东征，攻取南京。
商定：以程潜、李宗仁、何应钦分别为江右军、江左军、东路军总指挥，江右军担任主攻部队，分兵合击，于南京会师。
江右军以第六军为基干，第六军19师为中央纵队，17师为左纵队，独立2师为预备总队。
李世璋带领中央纵队沿长江南岸东进，先后攻克皖南各县。
接着，击溃张宗昌两个旅和一个骑兵团。
敌人在牛首山和将军山布下防线，企图凭借天险阻挡北伐军，但防线很快被攻破，3月24日，江右军胜利占领南京。
至此，几乎整个长江流域都被北伐军所占领。
北伐军占领南京触动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调集兵舰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队和居民二千多人。
当时程潜军长和林伯渠党代表因事去了上海、武汉，不在军中。
驻扎在下关的18师看到炮弹如雨，四面起火。
为维护北伐军尊严，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18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当机立断，下令开炮还击！猛烈的炮火射向帝国主义者的炮舰，一向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分子被打得焦头烂额，不得不通过万国红十字会求和。
李世璋提出，你们的炮舰不退出下关，我们 213 坚决不停止还击！帝国主义者的炮舰被迫撤离南京港口，武汉政府通令嘉奖南京爱国军民，各地民众和北伐官兵扬眉吐气。
对于帝国主义的暴行，蒋介石不但不予揭露，反而卑躬屈膝地向它们表示歉意。
并趁程潜不在，派员潜入南京，作分化瓦解第六军的工作。
同时命何应钦由浙江星夜兼程赶到南京，抢占战略要地，对第六军实行包围之势。
林伯渠当时正在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免去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会后，武汉政府派林伯渠去南京截获蒋介石归案。
林伯渠随身带着讨伐蒋介石的空白命令回到南京，要李世璋先去试探。
武汉政府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为程潜一定会同意反蒋。
李世璋当晚11时去见程潜，向他进言：“南京我们已占领，炮轰事件已平，何应钦还来干什么？显系存心不良。
我们不准备不行，要先下手为强。
”程潜却说：“南京虎踞龙盘，哪个能动得我！南京是自古以来的名城，只有曾国藩一个打下南京，还没有其他人打下过。
谅想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搞我，我也不愿做分裂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人。
”程潜要求与林伯渠同去武汉进一步商谈。
4月5日，程潜及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自南京秘密到汉口。
蒋介石污蔑“南京事件”是共产党人欲使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故意煽动少数士兵及暴徒肆行抢劫造成的，由总参谋长白崇禧宣布解散第六军，下令通缉程潜、林伯渠、李世璋等“宁案要犯”。
首克南昌、首占南京、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第六军，非但没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嘉奖，反而遭瓦解诬陷。
克复南京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蒋介石窃取。
程潜由武汉返回南京途中得知消息，追悔莫及。
李世璋被迫离开南京，到上海隐蔽起来。
建党骨干主持民运 1927年蒋、汪公开叛变革命，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下来的许多国民党左派、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陆续来到上海。
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实行屠杀政策，也不赞同共产党“左倾”关门主义的做法，但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都有组织起来的愿望。
李世璋几乎每个周六都去英租界的同孚路谭平山寓所，或去法租界的萨坡赛路黎锦晖住宅秘密集会，与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郑太朴、江董琴、陈启修等人商议组建新党的问题。
1928年联系的人增多，组建 214 了“中华革命党”，外界不明底细，称之为“第三党”。
1928年春，蒋介石再次通缉“宁案”要犯，林伯渠、李世璋被列为首犯。
此时林伯 渠已去莫斯科，李世璋滞留上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经与谭平山等人商议，决定暂避日本。
李世璋到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研修国际问题及法律。
当时，郭沫若、茅盾、陈启修等都在日本，李世璋与他们时相过从。
1929年初，李世璋回国，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活动。
1929年下半年，中华革命党举步维艰：领导层内部不团结，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
李世璋与章伯钧、朱蕴山、郑太朴、肖秉章、王枕心等6人多次举行密谈，认为谭平山已无法应付这支离破碎的局面，商定劝谭平山离休，敦促邓演达回国主持党务。
1930年至1934年间，李世璋在上海江南学院、暨南大学任教授。
经程潜讲武堂学生介绍，为杭州高等警官学校、杭州特训班、南京谍报参谋训练班教官。
在此期间，李世璋继续从事反蒋联络工作。
邓演达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
6－7月间，几乎每个周
六，李世璋都到拉斐德路翁洲饭店，参加邓演达邀集的讨论。
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得到统
一。
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上得到认可，便召开了党的成立大会。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中央设立组织、宣传、民运、设计、侨务、财务、训练7个工作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主席委员1人，委员5－7人，李世璋担任民运委员会主席委员。
临委会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由平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要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就要得到平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十分重视民众运动。
在邓演达领导下，李世璋主持全党积极开展工运、农运、青运、妇运和商运工作。
他主持制定了《民运工作纲要》，规定：目前群众运动的紧急任务之
一，要积极向全国民众宣传中国革命运动，使民众认识和接受本党的政纲；要迅速着手民众的组织，成立各种社团；要准备最近的将来在5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发动本党所领导之平民的或民族的民众斗争。
为了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民运工作，临委会中央建立了“现代青年社”、“全国农民解放同盟”、“全国工人俱乐部”、 215 “全国商业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现代学术研究社”和“国民会议期成会”等群众组织。
并指示各地方组织，在党的组织发展到相当程度时，立即成立民运工作机构，组织和指导当地的民众运动，调查民众的生活情况。
如上海的“现代青年社”开展了联络和组织青年的工作，成立了“青年支部”，在暨南、复旦、中公、江南等大学建立了“青年小组”，进行爱国活动。
北平则直接或间接掌握大学、中学12所，在各校分别建立了“读书会”、“读报组”和“时事座谈会”等，还建立了“中国青年文化协会”、“北平市妇女生活促进会”等群众团体，“九一八”事变后，发动青年学生组织了“抗日倒蒋同志会”、“中华抗日同盟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临委会发表《“五一”纪念告工人书》，“九一八”事变后发出《为抗日救国而加紧青年工作的训令》，都是为宣传、组织群众，加强民运工作的重要文告。
临委会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半月刊，发行5期被查禁。
为继续展开宣传，1931年4月，在上海创办中央刊物《行动周报》，委托李世璋主持日常工作。
邓演达几乎每天都在付印前亲自到报社编辑部，从消息内容、社论观点以致版面编排，都认真交换意见，取得一致后才付印出版。
该报每日2版，刊登国内外要闻和政治评论，宣传反帝反蒋，产生较大的影响。
发行量由500份增至1000份、5000份，最后到1万份，连南京政府的立法院、监察院都送到了。
8月，邓演达被捕。
李世璋等临委会领导人立即与法国领事进行交涉，提出：邓演达的问题，纯属政治问题，是在租界内发生的问题，应在租界内解决，不要引渡给南京方面。
但法国领事却说，愚园路是越界马路，中国政府有权管那里的事，因此不存在引渡不引渡的问题。
邓演达被捕后，《行动周报》被查封，李世璋第三次被通缉。
抗战将领策马中原 李世璋北上，到山西与冯玉祥见面，商量邓演达、冯玉祥合作反蒋事宜。
此事因邓演达被害而未能付诸实施。
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签定屈辱的《凇沪协定》后，调十九路军去福建围剿红军，意图一箭双雕。
李世璋劝导蔡廷锴，要联共反蒋抗日，并帮助蔡廷锴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216 不久，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公开反蒋抗日。
1936年冬，阔别10年的叶挺从澳门来沪，住在李世璋家。
两位挚友除畅叙别情外， 竟日商谈联络旧部抗日事宜。
此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李世璋和叶挺敏锐地意识到决定抗日命运的转折时刻已经到来。
俩人兴奋地赶到南京，与国民政府总参谋长程潜一起分析南京政府的局势，决定李世璋、叶挺赶赴西安，面见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报告南京政权内部各怀异志的情况，表达南京方面爱国军政人士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心。
程潜与国民政府代主席李烈钧商议，联名发布命令，立即派专机送李世璋、叶挺飞赴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调停。
但军政部长何应钦怕自己趁机夺权的阴谋不能得逞，虽不敢公开对抗李烈钧、程潜的命令，却利用控制飞机的权力，一拖再拖，致使叶、李西安之行受阻。
西安事变很快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原则。
李世璋和叶挺虽然没有去成西安，但他们代表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有力地牵制了何应钦亲日派势力，支援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世璋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处长，冀豫两省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襄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组织中原抗战。
李世璋领导政训处宣传抗日救国，先后在安阳、新乡、郑州、洛阳等地召开数千人到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抗日动员大会，李世璋亲自在会上做动员讲话。
在“保卫华北，保卫家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中，群情激昂。
各种军民剧团、歌咏队纷纷涌上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众志成城，气氛热烈。
李世璋与周恩来派来的朱瑞（政训处主任秘书）密切合作，利用当时战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在新乡组织了豫北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这是全国成立最早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抗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很多地方派人来参观学习。
李世璋全力推动农村的救亡运动，在郑州、洛阳开办政治训练班，吸收大批背井离乡、饥寒交迫的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和当地有为青年入学。
数百名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经短期培训后，择优委任为各县民运指导员，深入农村开展民运工作，宣传抗日、组织武装、训练民众。
李世璋拒绝执行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接收八路军驻武汉、西安、长沙办事处、中共河南省委输送来的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到第 217 一战区政训处工作，还利用自己高级官员的合法身份，支持、保护这些同志，并依靠这批进步力量，撤换了河南省一些被红枪会把持、对抗日和中共开展工作不利的县长，惩办了贪赃枉法、勾结敌伪的汉奸县长、乡长，狠刹了媚日派的威风。
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不顾工人死活，决定关闭郑州著名的豫丰纱厂，策划将机器、设备、资本转移到重庆。
在中共领导下，豫丰纱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
李世璋以政训处的名义，迫使资方答应工人的条件。
蒋介石得到报告大怒，立即飞抵郑州，传讯李世璋，指责工人罢工就是破坏抗战。
李世璋不顾个人安危，据理力争，最后蒋无言以对，战区拨出5万元对工人进行安置，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初夏，蒋介石为阻止日寇，密令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军进攻。
炸堤前一天，李世璋得知此事，心急如焚，连夜命令政训处全体人员和民运指导员，奔赴各要害地区，组织民众向豫西南紧急疏散，尽己所能救助群众。
但时间过短，虽竭尽全力，但更多百姓在蒋介石“水淹日军的战术”中丧生，令李世璋扼腕。
在戎马倥偬中，李世璋赋《抗战书怀》：山河破碎请长缨，慷慨扬鞭策马行。
畏寇蒋军如怯鼠，同仇民众誓吞鲸。
旌旗飘处传三捷，鼓角声中又五更。
何惜微躯尸裹革，沙场征战虏终平。
李世璋与中共合作抗日，引起第一战区国民党投降派、党棍、CC、复兴社分子的嫉恨，他们向蒋介石告状，大骂李世璋赤化。
1938年冬，蒋介石下令解散政训处，撤销李世璋的一切职务，并多次电令李世璋到重庆受训。
为保存和发展第一战区的抗日力量，李世璋一再拖延不走，离职前抓紧时间办了4件事：
1、举办军事参谋训练班，让政训处内尚未暴露的中共党员和一批县民运指导员转学军事，以便派入友军部队；
2、派员去武汉与宋美龄会晤，以洛阳为中心，筹组“河南新生活妇女运动委员会”，以期开展中上层妇女工作；
3、推荐一位高级参议，协助程潜工作；
4、把大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转送延安或敌后根据地，为八路军、新四军输送骨干。
一切准备就绪，李世璋于1939年春与程潜来到重庆。
蒋介石在住地传讯李世璋，警卫森严，四个秘书记录并轮流向蒋介石送条子提示，蒋介石亲自讯问。
218 蒋介石质问李世璋：“这几年你干了些什么？”“在河南撤换了多少个县长？”“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按谁的指示办事？”李世璋面无惧色，强调现在是国共合作，政训处是按两党共同发表的抗战救国纲领办事，申辩有理有利有节，对具体问题则逐个驳回。
审讯持续了3个多小时，不得要领。
陈布雷见此僵局，进来劝蒋休息，蒋介石抓不住李世璋的把柄，无法治罪，临行恶狠狠地说：“你李世璋的问题积案盈尺，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离开重庆一步！” 李世璋在重庆受到严密监视。
他应郭沫若之邀，到郭沫若的乐山旧居小住，与郭沫若吟诗作赋，针砭时弊。
1940年初，李世璋因患恶性疟疾、伤寒久治未愈，迁居綦江县乡村，在北伐时期老朋友张轸的支持下，创办渝南中学，自任校长，延聘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培养出一批爱国青年。
策反功臣迎接解放 1943年，李世璋与谭平山、陈铭枢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当选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该组织团结国民党中的民主分子，与中共密切合作，积极进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政治活动。
为便于开展工作，李世璋应聚兴诚银行老板聘请，担任银行董事会总秘书。
民联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就是在聚兴诚银行召开的。
孙科、李济深、冯玉祥具名设宴，许多有号召力的国民党上层人士赴宴。
大家抨击了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的独裁，群情激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46年初，民联中央迁至上海，李世璋和民联其他领导人先后来到上海。
李世璋以聚兴诚银行董事会总秘书的合法身份，经常出入位于马思南路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周公馆，同共产党人加强联系，密切合作。
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内战后，李世璋穿梭往来于上海、武汉、长沙、重庆之间，利用过去的历史关系，与程潜（湖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河南省政府主席兼19兵团司令）、杨杰（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等加紧联系，拼尽全力作策反工作。
1948年9月，张轸将军微服到上海找到李世璋，请李世璋转告中共中央起义存在的种种困难，如处处受到军统、中统特务的监视等，并请求指示下一步行动。
在中共帮助下，张轸克服 219 重重困难，终于1949年5月率19兵团5个师在湖北起义。
张轸起义成功后，李世璋由上海到达北平。
中共中央非常关心湖南的和平解放，希 望李世璋再赴长沙与程潜商谈。
李世璋当即通过电台向程潜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催请他排除万难，即刻起义，并准备亲赴长沙。
3天后，中共中央为李世璋准备好专机，李世璋即将动身之际，程潜通电起义，湖南实现了和平解放。
8月，程潜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至邀抵达北平，李世璋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车站迎接。
杨杰在西南积极开展策反活动，于1949年9月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9年9月，李世璋作为民联中央代表出席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被任命为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以及国家编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监察人。
对于建立新中国的监察体制和制度多有建树。
以后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1981年，邓演达殉难50周年时，耄耋老人李世璋写下《怀念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邓演达同志》一文，深情怀念亡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邓演达同志殉难已经50周年了，每当我出差上海，总要到愚园路逗留瞻仰，好像不去愚园路，就难了心愿。
然而，到了愚园路，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更使我倍增思怀，老泪纵横。
我和邓演达同志曾经共事多年，由于工作在一起，接近密切，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十分亲切的感情。
……至今，他那种谦虚谨慎、办事认真、踏实工作的作风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李世璋并赋七言古风《邓演达诵》凡560言，哀悼英烈。
1983年6月27日，李世璋在上海病逝，享年83岁。
【参考书目】
1、《李世璋纪念文集》民革江西省委员会
2、《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220 丘学训传略 刘南燕 丘学训，广东人，生卒不详。
1924年6月，厦门大学因学生遭殴引发学潮，由于校方措施失当，丘学训等14位学生代表愤然离校前往上海，与在上海的前厦大9位教授共谋筹创一所新大学。
继而厦门大学300多学生离校出走上海，师生们通力合作，创办了大夏大学。
“大夏”含意为“光大华夏”，将“厦”去掉“厂”，寓意更能自由发展，不受局限。
在创校过程中，丘学训的豪情与胆识初露头角。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丘学训投笔从戎，在邓演达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
10月，总政治部成立了农民运动问题讨论委员会，作为专门研究开展农民运动的机构，聘请李达、恽代英、毛泽东、郭冠杰、陈启修等为委员，丘学训担任秘书。
1927年2月18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农民运动问题讨论委员会第一次常会。
丘学训在会上报告了农民运动问题讨论委员会成立经过，会议通过5项决议。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形势急剧逆转，邓演达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决定从武汉出走。
行前，他在汉口的一家饭店，逐一接见总政治部各股股长。
他关心地询问部下的家庭情况，告诉他们：武汉大革命将要失败，我也快要离开武汉。
做革命工作，要具有革命思想，你们多看些进步书籍，提高思想认识，将来再回来做革命工作。
谈话毕，秘书丘学训把邓演达的戎装照片分送给每个人留作纪念。
邓演达写信给张发奎，要他在第二方面军安排丘学训和叶剑英工作，并掩护他们。
几天后，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
丘学训随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广州。
在广州遇到邓演达夫人郑立贞。
郑立贞告之邓从德国来信，叫她从《断金学会》的公积金中提取2000元给丘学训，作为今后工作的活动经费。
由于张发奎同李济深、黄绍竑部为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爆发了粤桂战争，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以及随后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丘学训从广州逃往香港，这笔钱未能取出。
1928年初，丘学训在香港收到上海发来的一封未署名的电报，叫他速往上海。
抵沪 221 后才知道，是谭平山、章伯钧、江董琴等人发的电报，叫他来商议重新组党问题。
重新组党的思想是邓演达在武汉时期就有的，丘学训听他谈过此事。
当时不具备条件，形势危急也不允许这样做。
现商议重新组党，丘学训便告知大家：邓演达留了一笔钱作活动经费。
他们找到《断金学会》会员季方，由他设法取出2000元钱作为组党经费。
丘学训几乎每个周六都去英租界的同孚路谭平山寓所，或去法租界的萨坡赛路黎锦晖住宅秘密集会，与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郑太朴、李世璋、江董琴、陈启修等人商议组建新党的问题。
大家都是熟人，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
1928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成立。
谭平山任书记兼组织委员会主席，丘学训任秘书，后接任宣传委员会主席。
中华革命党首先在上海一些大学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取得初步成效，同时受到外界的猛烈攻击。
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同各方面进行论战和加强青年工作，中华革命党先后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在上海、北平、江苏、江西、四川等地发行，有广泛影响。
《突击》是中央机关刊物，于1928年5月26日创刊，丘学训任主编。
它阐明了中华革命党的反蒋立场，还就“济南惨案”连续发表文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激发人民反帝的热情。
《灯塔》是青年杂志，于6月1日创刊，旨在指导革命青年，成为青年前进的灯塔，并号召重建革命的基础，巩固农工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同盟，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
季方在法租界八仙桥办了“爱的书店”，负责党刊在国内的秘密发行。
1982年丘学训在香港写的《关于农工民主党早期史料的几个问题》中说：“《突击》的文章十有六七是我写的，用的笔名太多了，一时想不起来。
”该刊另一位主笔是漆其生（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协常委，民建上海市副主委，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也时常用笔名发表文章。
陈卓凡（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委员）在福建龙溪县当县长，向当地士绅筹募了3万元作党的活动经费，就又增设了“南强书店”作刊物的发行工作。
中华革命党一成立，丘学训即函告在德国考察的邓演达。
邓演达在武汉时曾把他在德国的地址告诉丘学训，并嘱他严守秘密，非持其亲笔信者不得告知。
邓演达回信，请丘学训转告大家，他正着手起草一份新党的纲领。
不久，邓演达的纲领寄到。
邓演达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个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 222 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
季方、黄琪翔和丘学训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与持不同看法的谭平山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双方争持不下。
1930年春，邓演达回到上海，经多次交谈，谭平山同意离开组织，党内分歧暂告一段落，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邓演达1931年被捕，给临委会以沉重打击。
叛徒陈敬斋负责上海的组织工作，了解情况很多，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临委会中央机关和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临委会组织陷于瘫痪。
邓演达遇难后，同志们一时星散，留在上海者无几。
丘学训把《行动周刊》改名为《演化》，意即“邓演达的化身”，继续出版。
黄琪翔去日本后，上海只剩下丘学训、杨逸棠、周士第、漆其生、陈卓凡等8人保持联络并进行极有限的活动，他们戏称自己为“八委员”。
不久，又有3人离开上海，于是丘学训等就成了“五虎将”。
丘学训提议不能再搞这种“亭子间革命”了，应该到社会中去，大家都赞成。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让自己不放心的队伍去与红军厮杀，可谓一箭双雕。
丘学训看到十九路军表现出的抗日情绪及其受到的排斥，认为是前往活动的一个大好机会，于是决定和周士第（黄埔一期，后参加长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到福建去。
1932年，丘学训化名丘适生、周士第化名周力行，经人介绍给十九路军参谋长，继而被引荐给蔡廷锴。
丘学训在军部当秘书，周士第任军部特务团团长。
虽然蒋介石严令“剿共”，但十九路军并不积极反共。
蔡廷锴知道丘学训的来历后更器重他，还每月给他500元的活动经费。
丘学训用这笔钱派陈雪华等两名临委会党员到闽南搞农民运动，着手建立一支农民武装。
蔡廷锴曾答应丘学训，等参谋长黄强从法国购回军火后，给3000条新枪。
但后来却变卦，只给了300条旧枪。
但不管怎样，临委会在闽南的农民武装建立起来了。
丘学训通知临委会的成员迅速到福建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临委会干部一时云集福建。
1933年11月上旬，积极参与发动“福建事变”的黄琪翔偕同章伯钧、彭泽民等临委会中央领导来到福建。
“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政府奋力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与丘学训一道参加一干 223 会议的江董琴等5位临委会党员壮烈牺牲。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丘学训以及其他临委会党员先后来到香港。
在福建政府 时期，要求各党各派都参加“生产人民党”，临委会被迫宣告解散。
在香港，大家一致提出恢复组织的要求。
1934年2月，丘学训与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等在香港集会，经两次会议反复讨论，决定恢复临委会组织，按照邓演达制定的政治纲领继续战斗。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实行改组，成立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与副部长周恩来团结合作，共商大计。
丘学训等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干部在政治部中做了大量工作。
同年9月，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重庆半山新村3号，丘学训来到重庆。
1939年，丘学训在这里与来访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会晤并合影。
1945年8月－1946年1月，丘学训在广东担任平远中学校长。
后寓居香港。
1982年7月18日，作为1910年入学的老学长，丘学训参加了广东省立梅州中学（香港）校友会在香港的成立大会。
对于农工党中央有关部门向他请教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如中华革命党有否举行过正式的结党式等，远在香港的丘学训热心作答。
并提出对农工党党史研究委员会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邓演达”（载于《人民日报》1981年11月26日）一文的几点看法： 首先希望你们在党史中突出地写写邓在北伐中的重要作用。
邓在一般人的看法中似乎只是个政治人物，其实当时中路军实际上是由他指挥的，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攻城战的胜利都和他的指挥分不开，这笔战功是不可抹煞的，尤其应突出介绍的是他在第三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较为切合国情的政治纲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邓演达的许多真知灼见应当加以广泛介绍。
另外，由邓起草的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一文应是他离开武汉出走前几天写的，他给我看过，上面还有他们三人的签名，我想不是到莫斯科才写的。
224 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中国学者 ——陈启修传略刘南燕 陈启修(1886—1960)，著名经济学家。
笔名陈勺水、陈惺农，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更名陈豹隐。
他是我国《资本论》中文本最早的翻译者，其著译甚多，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领域。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东北大学、广东大学、重庆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以及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四川财经学院执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贯中西立志报国 陈启修188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回龙镇书香门第之家。
父亲陈品全,字敦甫，清光绪二十四年甲午科进士，饱学经史，擅长诗词，曾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外放广西省永淳县知县；中年后返乡教书，曾任民国十九年版《中江县志》总篡。
陈启修幼年在中江读私塾。
1898年，陈品全调任广西桂林书院山长(即院长)，12岁的启修跟随父亲去桂林。
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陈品全对清王朝丧失信心，他决定放弃科举之路，让儿子接受西方文化，学习先进科学，以图振兴国家。
父亲安排启修到广州，进入丕崇书院读书。
丕崇书院是一所五年制中学，是法国人为他们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传教士和商人子弟开办的学校，只收少数中国学生，并为中国学生开法文课，这使启修在少年时就掌握了法语。
丕崇书院虽然在中国开办，却歧视中国学生。
校内有座玫瑰花园，繁花似锦，芳香扑鼻。
但花园四周围上了铁丝网，只有法国孩子才能进去游玩，中国孩子只能隔网张望。
启修深感屈辱，幼小的心灵深深地烙上遭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印记。
陈启修丕崇书院毕业时，正逢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全国即将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
许多青年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学习新知识，以迎接这个新高潮的到来。
陈启修怀着对孙先生的敬仰，于1907年到日本自费留学。
陈启修考入东京第 225 一高等预科学校，名列“一高”新生榜首，在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所名校，该校毕业生不经考试即可直升东京帝国大学。
为鼓励学生奋发读书，清政府规定，凡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五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可享受官费待遇。
陈启修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勤奋读书，他想学到更多的知识，以更好地报效祖国，使中华民族不再蒙受洋人的欺侮。
在继续学习法语的同时，他开始学习英语、德语。
1913年，陈启修“一高”毕业，直升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
1914年，陈启修在帝大一年级读书期间，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国内的上海科学会编辑部出版发行，全书约20万字。
这是陈启修最早的一部译著，也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开始。
该书问世正值民国政府成立不久，封建王朝的财税制度已经废除，而适合新形势要求的财税体制还在探索之中。
《财政学提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欧洲资产阶级的租税论及资产阶级政府理财之道，可谓生逢其时。
该书还开创了完全使用白话翻译经济著作的先河，不少大学把这本书作为教材。
陈启修留学期间，国内推翻帝制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新思潮风起云涌。
1911年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但接着又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要事件。
中国何去何从？中国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无不担忧国家的前途。
此时，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在日本流行。
陈启修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阅读各种流派的书，广泛接触着各种思想，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吸吮着四面八方的水分。
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他影响很大，河上肇教授对他一生的治学立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强占青岛及胶济铁路。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
这一卖国行径引发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示威游行。
留日学生义愤填膺，此时正在东京留学的李大钊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
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陈启修是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在李大钊热情指引下，陈启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与李大钊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16年12月，李大钊与杜国庠等人筹组“丙辰学社”。
丙辰学社是以“研究真理、 226 昌明学术、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的纯学术团体，陈启修积极参加了筹组活动并被推举为该社首届执行部理事。
蔡元培、范源濂、梁启超等为该社名誉社员。
丙辰学社团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留日爱国学生，该学社不少成员后来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著名的学者专家，如郭沫若、夏丏尊、王亚南、郑贞文、周昌寿等。
丙辰学社1917年创办了《学艺》杂志，发表研究成果及介绍东西方科学文化，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
陈启修在东京帝大的早期著作多发表在《学艺》上，如“国宪论衡”、“孔道与国宪法”、“文化运动底生命”、“欧洲大联邦国论”等。
从这几篇早期著作看，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主导思想是主张在中国实行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
陈启修还在《学艺》上发表了“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
1917年4月，陈启修日本东京帝大毕业，留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爱国活动。
1918年5月，北京段祺瑞政府为了遏制苏联十月革命在中国产生影响，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秘密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
中国留日学生为此集会抗议，遭到日本军警残酷镇压。
全体留日学生罢课，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批留日学生回国进行爱国宣传。
陈启修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回到祖国。
他先在上海开展活动，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后来与黄日葵到北京，代表留日学生继续从事爱国宣传。
陈启修到北京后，根据形势需要，决定留在国内。
投身革命传播马恩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1918年春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关注。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陈启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8年，经吴玉章推荐，陈启修受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
北大当时有文、理、法、商四科和预科，科下设系。
最初，他讲授财政学、统计学。
其讲稿经过整理，计有《财政学总论》、《地方财政学》、《统计学》，由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出版。
在北大，陈启修与老友李大钊重逢，往来更加密切。
李大钊是经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的。
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当时北大分新旧两派。
新派以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为主，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文 227 化思想进行广泛猛烈的攻击，《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刊物。
陈启修、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等也参加了新派，陈启修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三天的讲演大会，陈启修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发表了演讲。
李大钊的演讲题目就是著名的“庶民的胜利”。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启修积极组织各高等学校教职员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动也日益增多。
他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公开场合作爱国报告，支持学生爱国行动。
通过“五四”运动，陈启修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新课，如1920年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新课；同年9月，与李大钊等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介绍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讲述苏联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题。
陈启修以新观点、新内容讲授新课程和做学术报告，深受学生及听众的欢迎。
他讲课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教室不得不一再由小换大，后来换到北大最大的教室讲课，也还是座无虚席。
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马客士主义研究会”，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作思想上的准备，对外则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
研究会设有图书室，收集了多种中、英、日、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参考。
该会以北大学生为主，将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各种问题，陈启修在其中的《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
该会每月举办两次演讲会，陈启修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北大法科礼堂发表马克思主义演讲。
研究会还举办辩论会，如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等辩论会，进行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好几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员与会，辩论十分激烈。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
该研究会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公开了组织。
陈启修经常与李大钊一起深入研究教学问题，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期间形成了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学术派别。
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在中国还不多见， 228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设新课程，阐述新问题，是十分艰难的。
1921年11月，李大钊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会书记，陈启修与马寅初、陶孟和、胡 适、马叙伦、顾孟余，被校长委任为北京大学评议会组织委员会委员。
评议会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1922年5月5日，北大“马客士主义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陈启修与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发表了演讲。
按照当时北大惯例，凡在该校任教五年以上的教授，可公费出国考察一次，陈启修1922年12月被派到欧洲考察。
在柏林，他认识了朱德并建立了友谊。
他在欧洲调查研究8个月后，离开德国前往苏联，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以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团长身份为列宁守灵。
他在东方大学刻苦勤奋地听课读书，还在熟稔四门外语的基础上，又学习掌握了俄语，这为他日后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翻译马列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1924年冬，陈启修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1925年春，由朱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陈启修由苏联回国，仍在北大执教，同时也在其他几所高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还曾为中共北京区党委举办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讲课。
任教黄埔亲历北伐 1926年，陈启修应邀赴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政治运动的中心广州，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学员讲课。
军校对政治教育非常重视，在步、炮、工、经济等科之外，又开设了政治科。
3月8日，从黄埔四期2600多名学员中选出500名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去政治科学习，主要任务是研究政治科学。
恽代英、陈启修被聘为政治讲师，名列政治教官之前，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也亲自为学员讲课。
深受学员欢迎的陈启修还应邀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讲授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常识、苏俄状况等课程。
5月，广州农会和工会联合举行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纪念会，陈豹隐应邀出席，并与郭沫若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5、6月间，黄埔军校学员们被分配到待命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各个部队。
北伐前 229 夕，邓演达在广东大学主持战地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的学生是从黄埔学生中挑选出来，为迎接北伐而进行一个月的短期教育，时任广东大学教授的陈启修应邀与周恩来、恽代英一起，为训练班学员讲课。
在广东，陈启修与邓演达交往日多。
邓演达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严而不苛、威而不猛，长于演说，也长于文笔，颇具政治家的风度，年长9岁的陈启修对他很是敬佩；而陈启修广博的学识、儒雅的谈吐令邓演达钦佩，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北伐军新成立了总政治部。
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很民主，他经常邀集有经验的人如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陈启修等来开会讨论，拟定方案。
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大会，北伐正式开始。
为了争取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于7月12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响应、支援北伐。
已届不惑之年的陈启修，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在总政治部任宣传委员。
军旅生活十分艰苦，陈启修当时所处的环境，从邓演达一次讲话中可见一斑：“政治工作人员有些的确很勇敢，不是长枪即短枪，与兵士一同冲锋陷阵，决不退后，牺牲了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三四十之多，同军事人员比较起来也不算不多。
” 1926年夏，邓演达命朱德到四川说服杨森率部参加革命，并在川军建立政治委员制度。
杨森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任党代表，陈启修任政治部主任。
1926年11月7日广州举行十月革命八周年庆祝大会，陈启修与罗亦农、赵世炎、阳翰笙在大会上发言。
随北伐革命军事的进展，陈启修到达武汉，受中共中央派遣，在武汉《中央日报》担任主笔。
1927年初，总政治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陈启修与李达、恽代英、毛泽东、郭冠杰等被聘为委员。
3月19日，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宴请湖北省第一次农代会代表，邓演达担任大会主席，陈启修参加了这些活动。
4月6日，武汉中政會指定陈启修、郭沫若、刘湘、刘文辉、杨森、刘伯承等为四川政务委员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230 并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其第一號命令為通缉鲍罗廷、毛泽东、邓演达、陈启修等197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张作霖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在京师看守所处以绞刑。
痛失良师益友，陈启修悲痛万分，他当即在武汉《中央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北洋军阀，沉痛悲愤地悼念李大钊。
陈启修5月中旬参加了武汉各界群众举行的李大钊同志追悼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
陈启修从武汉出走，来到上海。
1927年冬至1928年春，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下来的许多国民党左派、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陆续来到上海，在宋庆龄、邓演达《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外界不明底细，称之为“第三党”。
陈启修参与了组党活动，与李世璋、朱蕴山、郑太朴、丘学训、王枕心等先后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在上海、北平、江苏、江西、四川等地发行，有广泛影响。
流亡东瀛著书立说 在国内无法立足，陈启修被迫流亡日本，这时期，他与中共失去联系，易名豹隐。
陈豹隐以掌握五种外语的优势，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
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现象的体系》、《新政治学》、《科学的社会观》。
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作为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译者，把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介绍给中国人。
陈豹隐的主要译著有：
（1）翻译日本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
陈豹隐在该书“跋”中写道：“这本书当做大学的经济原理的科学书来看，实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的良书。
”他本人在翻译过程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后来翻译《资本论》积累了经验。
《经济学大纲》于1930年送回国内出版。
这本书全面系统、通俗易懂，发行量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其它书籍。
许多革命者正是从这本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再进一步读懂了马、恩的原著。
陈豹隐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可谓很多人的启蒙之师。
该书多次再版，解放后都曾再版。

（2）翻译《资本论》。
在我国第一个提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是蔡尔康(1899年)，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是朱执信(1906年)，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片断的是费天觉（1920年），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1930年3月译本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 231 我国已知最早的一本正式的《资本论》中文译本。
应该说，翻译《资本论》，陈豹隐拥有太多的便利条件：学生时代即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多年教授马克思主义及翻译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经验；在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资本论》已烂熟于心；家学渊源，拥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得天独厚，熟练地掌握5门外语。
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久，中国工业十分稚嫩，《资本论》中的许多外文名词在中文里没有现成的名词对应。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陈豹隐在翻译中遇到巨大困难，但他却乐此不疲。
《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陈豹隐主要是根据日文本翻译，他先译第一卷第一编，出书时写明是第一卷第一分册。
第一卷第一编“商品与货币”是《资本论》中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最难翻译。
实在难译的地方，陈豹隐另辟蹊径，加上自己的见解——“陈注”，以便读者参考，易于理解。
正文中的“陈注”有47条，除3条注译地名，其余都是讨论名词的翻译问题，这47条“陈注”闪烁着译者智慧的光芒，也是陈豹隐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所留下的47个深深的印记。
全书437页，正文237页，其余是“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考茨基国民版序”以及《资本论》第
一、二版序言。
除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外，这一时期，陈豹隐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家过从甚密，写过戏曲、小说，翻译过高尔基的文学作品。
他发表出版过的著作约70种之多，连译带著到1929年底，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著作。
茅盾1979写的《五十年前一个亡命客的回忆》一文记录了与陈豹隐在日本的初次相遇： 1928年我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的一个旅馆。
但在神户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就有一个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时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语和我攀谈，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但有一句话却使我惊异，他说：“我久仰你的大名。
”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却说“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涂了。
我当时不置可否，就顾左右而言它。
到东京住了旅馆，刚把行李安置好，这个日本人又来拜访了，说了些客套话后，忽然说：“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笔名是茅盾，是个有名的革命党和作家，我个人是十分钦佩你的。
”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车里第一次他来和我攀谈时说的“久仰大名”这句话的意义了。
当时我猜想他也许是日本的共产党员，但也不与深谈，只谦虚几句又把话头转到一般的客 232 套。
这个日本人刚走，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国人（我那时穿的是洋服），叩门而进，一看，是熟人，陈启修，“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1927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央日报》的主笔，那时我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因是“同行”，常常来往。
他本来是留学日本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他开门见山说：“我也住在这旅馆，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馆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来当翻译。
”他又悄悄地说：“刚才来拜访你的那个日本人是特高，专门调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行动。
你出去买东西、访朋友，都有人钉梢。
”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日本人对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
陈启修又说：“我改名陈豹隐，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细，也常来，不过，我到日本也是避难，不搞政治活动，随他们怎样调查罢。
”我问他：“你为什么也要避难。
”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并没通缉他，何“难”须避？他笑了笑道：“在汉口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们骂我是顾孟余的走狗，然而顾孟余并没以走狗看待我。
”这是指夏斗寅叛变时，陈见顾询问局势如何，那时顾已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预备逃走，却对陈说，夏斗寅不堪一击，武汉安如泰山。
陈慨然说：“从那时期，我知道顾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开始不信任顾孟余了。
现在很难说，他们也许还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所以我还是要避难，安全一些。
”在和陈的谈话中，知道他来日本已半年多，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名曰《酱色的心》，即以为小说集的总称。
他送我一本，说请“指教”。
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竟然也写小说。
”他苦笑道：“聊以消闲。
《酱色的心》，指武汉时代你我都认识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
红黑混合谓之酱色。
某些人之所以为酱色是当时完全红透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为酱色，是现在全黑的人们对我的看法。
好罢，我就坦然受之，作为小说的题目。
” 茅盾先生的这段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陈豹隐当时的心境。
茅盾先生的回忆录“流亡生活”中有较大篇幅谈到与陈豹隐的友谊。
茅盾说他《腐蚀》一书中有关长江三峡风光的精彩描述出于陈豹隐之口，是听陈豹隐介绍的，他本人当时未去过三峡。
参与建党积极抗日 在日本期间，陈豹隐与邓演达时有书信往来。
邓演达在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考虑组建新党。
他意识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
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
陈豹隐与邓演达通过书信交换学习心得，讨论经济、政治、哲学问题，对于 233 时局和社会作深刻而有力的分析或批评，探索中国的未来，邓演达建议陈豹隐研究市场经济。
邓演达的信深刻亦杂以诙谐，宋庆龄曾说：“看他的信，像小说一样，常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看不完的。
”陈豹隐或许亦有同感吧。
1930年，邓演达秘密回国。
陈豹隐也由日本回到国内，受蔡元培的聘请，重返北大，讲授经济学。
由于他在日本从事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著述，提高了学术水平，讲课内容丰富多采。
陈豹隐的讲课内容，汇集成《经济学讲话》、《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两本专著，这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结晶。
《经济学讲话》联系中国实际，讲述了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内容，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详细地批判了各家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表现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识的渊博和精湛。
这本书在当时发行量很大，解放后都曾再版。
这两本专著，加上1928年在日本写的《新政治学》一书，构成了陈豹隐的整个思想体系。
1930年8月，陈豹隐应邀赴上海，帮助邓演达起草文件。
对于国家的现状二人看法一致，认为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但对于国家将来的前途产生分歧。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促使陈豹隐未参加“一干会议”，即离沪返回北平，但仍当选为干事。
1932年初，陈豹隐被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聘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李达、许德珩、沈志远等合作，研究改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工作。
这时南京政府在思想领域内发动了“文化围剿”，以配合对中共苏区的军事围剿，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开始了。
在经济学范围的论战集中在价值学说上。
一些学者极力宣传资产阶级价值学说，并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劳动价值论。
此时陈豹隐研究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近20年，亲身参加大革命有丰富的革命实践，再渡扶桑面壁两载潜心钻研，学术造诣已达高峰。
于是在北方讲坛，陈豹隐昂首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为当时南方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的重点。
论战中，陈豹隐坚定不移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基本原理。
在经济学方面系统地论述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把多年研究的体会与实际结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种种谬论，对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依据和卓越的政治见解。
1932年暑假，受冯玉祥礼聘，陈豹隐赴山东泰山讲学。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提到：“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
陈豹隐先生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 234 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听课者是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
玉皇顶上，“北陈南李”(指李达)珠联璧合，传授马克思主义知识，一时传为佳话。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等十项纲领，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许德珩邀集北平各大学的部分进步教授聚会玉泉山，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如何加强各校爱国师生的联系，进一步开展抗战救亡运动。
陈豹隐参加了聚会。
事后决定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
各校联系的负责人分工如下：陈豹隐和程希孟负责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及北平大学各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由许德珩负责，清华大学由张申府负责，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师范大学由杨秀峰负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意志凝成了一股伟大的力量。
12月9日那天，爱国教授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正式揭开全民救亡运动的序幕。
此后，陈豹隐就更积极地从各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陈豹隐当即离开北平，来到南京。
12月，日军分三路包围南京。
13日，南京不战而沦陷。
陈豹隐是日军占领前两三小时离开南京的。
他先到下关，从下关乘划子渡江到浦口，在浦口车站，恰巧有一列火车停在那儿。
陈豹隐见头等车厢还有空座，就上去了，一进车厢，竟然看到了许德珩！许德珩也是才刚放好行李，二人大喜，同车直赴武汉。
在浦口，他俩就听到南京枪声不绝，事后才知道，日寇入城后，对南京百姓野蛮屠杀，有30多万同胞惨遭屠戮。
若迟走两小时，他俩也必在屠戮之列。
南京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但国民党许多党政军要员、在野各党各派领袖、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集中到武汉，武汉当时成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
陈豹隐应冯玉祥、张治中之邀，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名义下，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兼经济顾问。
陈豹隐作为北方代表，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了1938年7月8日在汉口大戏院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
国民参政会每三个 235 月开一次会。
10月，日军由长江南北各分二路围攻武汉，武汉准备撤退，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改在战时陪都重庆举行。
陈豹隐心情沉重地来到大雾蒙蒙的重庆。
10月28日，陈豹隐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
当时，日军对国民党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解放区战场上。
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担任第二次大会主席，他会里会外大肆鼓吹“和平”滥调，“批评官吏就是批评政府”的官方纪律使百姓愤然之余也无可奈何。
会议开幕后，晴天霹雳，国民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拍来一份“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寥寥11个字，其份量却为数万言的提案所不及。
按照参政会的规定，任何参政员的提案，必须有12名参政员的联署。
这个“电报提案”一到，陈豹隐就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几分钟内联署者就超过了20人，于是陈嘉庚的这一炮，正式发了出去。
依惯例，议长将提案付诸讨论时，须先将提案的题目向全会宣读，概莫能外，因此，汪精卫不得不在大会上宣读：“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宣读时面色苍白。
皖南事变后，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定于1941年3月1日在重庆召开。
有正义感的参政员在一起商议，认为有必要在开会前联名给蒋介石写信，对于巩固团结及改善政治在具体办法方面有所建议。
除国共两党参政员不在内，各抗日党派参政员都签了名，陈豹隐也签了名。
陈豹隐在各种抗日训练班及一些学校讲授经济学，并为重庆的《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及《中央日报》“星期专论”栏目撰写经济论文。
他在“日本经济的危机”（《经济恐慌下的日本》战时出版社出版）一文中提出日本经济是“纸老虎”的观点。
日本每次向中国发动侵略，都宣称自己“武力强大，经济发达”，他进行深入实际的分析，得出这些大话都是“纸老虎”的结论，“一经戳穿，毫不足怕”。
这类文章雅俗共赏，有理有据，说服力强，使读者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支持学运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善良的人们以为新的和平建设时机已经到来，但国民党仍然想搞独裁统治，他们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大规模进攻，疯狂挑起内战，抢夺胜利果实，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陈 236 豹隐在这种局面下毅然拒绝了南京的聘请，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1946年初，他与马哲民一道，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首任校长。
1948年元旦，陈豹隐在重庆《新民报》发表《卅六年经济的回顾》，他说：“民国卅六年开始的时候，许多论者都预料是最艰苦的一年，实际这一年的经济艰苦，远过年初许多论者所预期。
”对1948年(民国37年)经济的前途预测，他认为“主要是看入宪后的人谋方面是否有根本的改进，有则卅七年度的经济可能大大好转，否则一蟹不如一蟹……卅七年的经济，恐怕还要比卅六年来得艰苦。
” 历史证明陈豹隐的看法是正确的。
1948年国民党“人谋”仍是坚决坚持内战，因此，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支出的70%以上，经济确实更艰苦。
国民党提出要改革币制，陈豹隐在6月4日与重庆大学商学院几个教授对此发表意见，一致认为：国民党意图以改革币制来挽救经济危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是相反，“结果不堪设想”。
二战结束，美国扶植日本重整军备。
1948年7月1日，陈豹隐等教授参加了重庆市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的教授联谊会举行的反美扶日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强调日本重整军备对中国是个威胁，要唤起民众警惕这件事的恶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
1949年初，重庆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饥饿、反迫害、争温饱、争生存”的“四二一”学生运动。
在中共地下党的具体领导下，这场运动波澜壮阔，持续两月。
陈豹隐在这场运动中，始终支持学生，爱护学生。
在重庆大学班代表会讨论复课时，他与教务长、法学院长应邀出席指导。
1949年4月20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他们对名教授陈豹隐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张群劝说他去台湾，杨森将其列入黑名单。
陈豹隐在其他老师和学生的保护下，坚决留在祖国大陆，并积极参与中共组织领导的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工作。
重庆大学教授、助教、职员“三会”和学生自治会，组成冬防委员会，选举陈豹隐等为委员，用“合法”组织的形式进行护校。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陈豹隐当选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任新成立的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主任，领导政治课的教学工作。
在校外，陈豹隐任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
一、二届代表，他在会上提出多办短训班为经济恢复及发展培养人才，解 237 决临时就业问题等提案。
同时他参加正阳、相辉等私立学院的调整工作，在正阳学院还为师生讲“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问题”，对新民主主义作了正确分析和讲解。
陈豹隐在重庆大学教书育人五年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随重庆大学金融保险系调整到成都即将成立的四川财经学院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组长主持教务工作。
1956年，陈豹隐在全国高等院校教师定级时，被评为一级教授，当时全校一级教授仅他一人。
1956年，陈豹隐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继被选为民革四川省委及中央委员、常委，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59年7月，他带病出席四川财经学院第二届科学讨论会，做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的发言，提出应名正言顺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其中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经过记录整理，发表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财经科学》上，这是他一生最后一篇学术论文。
1960年9月9日，陈豹隐去省政协途中，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病逝于成都，终年74岁。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四川日报》刊登了讣告，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政协联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民革四川省委、四川财经学院等机关单位，周恩来、陈毅、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高度评价了陈豹隐的一生。
238 江董琴传略林更生 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江董琴（1888－1933），生于福建省永定县高头乡贫农家庭。
原名栋卿，曾用名江春孚。
少时以卖豆腐赚些钱求学，稍长，考进漳州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职于永定县烟酒公卖局。
后来因与县长不睦而弃职；又因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事泄，于1910年逃往南洋，在槟榔屿定居，教书为业。
槟城华侨富商、同盟会会长吴世荣于1911年介绍江董琴参加同盟会，并请他专事同盟会做发展会务的工作。
吴世荣扩展同盟会会务后，设书报社于甘子园路94号。
1910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再往南洋时，就住在槟榔屿甘子园，当时江董琴已在吴世荣处工作，成为孙中山的热诚追随者。
其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人先后成为吴世荣家的座上客，江董琴与他们混得很熟识。
由于江董琴对革命热情、积极与忠诚、办事能力又强，深得吴世荣的赏识，吴以其长女吴碧玉许配江董琴为妻。
他在槟城的工作非常出色，发展了一大批同盟会会员，深得孙中山和吴世荣的好评。
1917年江董琴回国。
孙中山在广州当选大元帅，江董琴任护国军政府咨议，随军出征。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第一次改组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如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和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大会，有的同志当选重要职务，如组织部长杨匏安，宣传部长毛泽东和农民部长谭平山。
大会推举共产党起草宣言，把原有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为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从此，中国国民党生气蓬勃，扶摇直上，其影响日益增大。
福建代表江董琴、许卓然、秦望山和叶清泉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后，国民党中央派许卓然、江董琴赴闽秘密活动，联系全省各地党员，筹建国民 239 党福建省临时党部。
坚持国民党左派立场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10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
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帝国主义逮捕100余人，随后群众万余人，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群众死10余人，伤无数，造成‘五卅惨案’。
江董琴与许卓然、庄希泉等成立“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于6月6日组织90多个机关、团体和学校的2万多人举行了反帝爱国示威游行。
同时创办《声援周刊》，大力开展反帝宣传；进行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
“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由于帝国主义威胁、利诱和收买，走向运动的反面，江董琴等愤然退出，并重新组建“厦门外交协会”，领导厦门人民继续坚持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6月，国民党福建省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江董琴作为福建代表出席了会议。
1926年，江董琴任广东省梅县县长。
当时梅县历任县长对梅县姓缪的大地主大土豪的劣迹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谁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江董琴到任后，察民疾，听民怨，本着父母官抑暴安良的职责，出于革命者的正气，大力排除阻力，查实案情，拒绝缪家3000银元的贿赂，抄了缪家，杀了缪某，做了一件大快梅县人心的好事。
江董琴去职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
1926年6月，江董琴当选为国民党福建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北伐战争开始后，江董琴任在总政治部任总务科科长。
后因江董琴与福建的渊源，邓演达改派他担任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东路军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由何应钦指挥。
此时，江董琴已加入中共。
他在政治部重用左派，其中有很多中共党员，使东路军的政治工作朝气蓬勃。
北伐军入闽后，一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跟随何应钦来闽。
他们成为黄埔同学会福建支会的右派骨干，窃据相当一部分军政要职。
如冷欣（江苏省人，黄埔一期学生）任东路军第三路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他们利用职权策划打击左派，破坏工农群众运动。
240 武汉军委会总政治部“迭接闽中各团体揭发冷欣等收买流氓假扮工人包围政治会议并矫击群众”等事件。
3月中旬，武汉军委会总政治部把冷欣撤职。
但黄埔同学会福建支会的右派骨干却依然嚣张，“坚决拥冷，倒江董琴”。
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主办的《福建民国日报》因揭露黄埔同学会福建支会的右派卑劣行径，遭到疯狂反扑，并成为福州“四三”政变的导火线。
1927年3月，江董琴与李富春、柳亚子等当选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北伐军进入上海后，江董琴把东路军政治部设在南市车站路大同大学内。
3月下旬，蒋介石下令撤消江董琴的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职务，由陈群继任。
国民党右派闻悉，欣喜若狂。
4月2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江董琴由上海来到南京，与在南京的李富春等积极筹备成立江苏省政府。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董琴转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被任命为汉口公安局局长。
江董琴与共产党员杨匏安成立了国民党闽、粤、桂三省党部驻汉办事处，负责接待和联系福建、两广因遭反动派压迫而流亡至武汉的革命同志。
当时刘少奇主持汉口总工会，江董琴与他合作得非常融洽，且在公安局门口贴一副对联：“是革命者站到左边来反革命者滚回右边去”。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汉口也发动反革命政变，江董琴遂往南昌任叶挺部原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南昌起义后，携眷赴上海。
蒋介石南京政府下令通缉江董琴，他遂改名江春孚，行踪隐秘，风声紧时还潜往漳州躲避。
参与建党 为了解决家庭连累并摆脱蒋介石的通缉，江董琴在老战友庄希泉的帮助下，冒名顶替准许入菲律宾境的别的老华侨名字，携眷前往菲律宾宿务市，开办了一间“前进书局”，专售中文书籍，以维持妻小生活。
宿务市书店业务由随员江豪庆主持；进书则委托由上海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24号万昌皮丝烟号经理江步云代办。
安排就绪后，江董琴又只身回国，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在上海，江董琴请他的老友江文新出面，租得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17号，两人合住。
江董琴与出走国外的邓演达常有联系，并正在商量创建新党，即组织“中华 241 革命党”。
该党《宣言草案》标榜自己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指斥蒋介石的国民党“是封建集团、帝国主义的工具”，“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是敌党”。
又说，该党“对于代表下层民众的各党派，皆愿与之合作”。
而对共产党，它表示既要合作，又“必须攻击其”在该党认为是错误的倾向。
也就是说，中华革命党既不是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所以人们通称它为第三党。
江董琴参与了中华革命党的筹建工作。
1930年，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江董琴请江文新出面，租得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劳神父路（今合肥路）口33里3号以供住宿，并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
西邻是北京大学名教授陈启修，他应邓演达之邀来帮助作文字工作。
东边房屋则空着。
当时，这一片地方较偏僻，无人注意。
邓演达常到这里与江董琴和中华革命党其他重要党员讨论党务，商量自己将要发表的文章，讨论行动纲领时人最多，最为热烈。
有时则只有邓演达和江董琴两人对谈。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江董琴当选为干事。
1930年底，江董琴把菲律宾宿务市的“前进书局”出盘，同时把眷属召回上海居住。
邓演达被捕后，江董琴在沪参加营救工作，多方奔走。
邓演达殉难后，江董琴回到福建漳州，除了有时到上海与章伯钧研究工作外，多数在漳州、龙岩工作，这一时期江董琴对漳州、龙岩闽西南地区的国共合作、经济建设与国民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建设漳州龙岩贡献大 江董琴早在随东路军到达漳州后，即倡修过一座“老桥”，群众反映甚好。
当时漳州旧府城南门外洋老洲上有座石桥叫做“老桥”，横跨于九龙江上，该桥年久失修，中段已被洪水冲断，多少年来行人至此只得望江兴叹。
江董琴随东路军到达漳州后，即拔款8万元倡修此桥，桥修好后，行人无不称便。
现在重到漳州，决心再为当地人民做些好事。
首先，在经济方面，他倡议设立民兴银行有限公司。
其资本由江董琴、张贞、杨逢年和漳州商会会长蔡竹蝉等人筹借，计5万元。
发行1元、5角和1角等各类钞票，还在龙岩设分行，便于流通。
他还在漳州嵩屿筹建商埠。
漳州至厦门对岸的嵩屿，原来有一条铁路，原计划要延伸至龙岩，当时已由华侨集资百万元先筑至漳州，据说由于主持人贪污，把资金大部分中饱私囊，所以只筑至江东桥。
江董琴认为这条铁路是闽南与闽西的重要通道，应予修复。
但当时已有公路相通，故建议先建嵩屿成为商业区，并开辟 242 港位，建筑可以停靠千吨客货轮数艘的码头。
海轮可以直接在此卸下客货，由火车运至漳州，然后分别运往闽西南内陆各地。
其次，在培养军政人才方面，江董琴在漳州设立过军政训练班，这是邓演达牺牲后，根据北伐时的政治经验设立起来的训练班，意欲继承邓演达的遗志。
再次，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江董琴在漳州有好多永定同乡在从事各种行业，尤其是皮丝烟行和打铁店，人数众多，子女也多，先辈曾在龙眼营街建有“龙岗会馆”。
江董琴在此基础上修缮一新，又在里面设立“永定同乡会”。
他被选为会长后，在会馆内创办永定小学，他兼任校长，聘请龙溪女师毕业会说客家话的张美如为教师，采用复式教学。
学生以招收说客家话的学龄儿童为主，共有60－70人。
江董琴为解决经费问题，特地在厦门路201号开办一间永定条丝烟转驳出口商号，每一笼条丝烟附加1角大洋的手续费，作为小学的经费。
由于这一烟号生意兴隆，手续费相当可观，小学得以维持。
策应福建事变而牺牲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蒋介石不予增援，以致该军孤军作战遭到失败，接着又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对红军作战。
十九路军领导意识到与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就与红军订立了“共同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
此时江董琴全家住厦门鼓浪屿内厝沃，频繁前往福州与陈铭枢等老友联络磋商“福建事变”事宜。
他一方面决心协调好旧部张贞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一方面认定，要改组福建省政府，继续革命，没有实力是不行的。
所以必须跟陈济棠商议，请他出兵福建与十九路军合作共同攻取福州，夺取福建政权。
江董琴动身前往广州。
当他搭轮船到香港时，获悉前梅县土豪缪某之子缪培楠是陈济棠麾下的4个师长之
一，并是宪兵司令，手握兵符，声势赫赫。
江董琴任梅县县长时曾承办缪家伤害人命罪，依法杀了缪培楠的父亲，缪培楠早就怀恨在心。
江董琴因此担心入广州如入虎穴，自投罗网。
但又想到自己身负重任并与陈济棠的私交甚密，应该不至于怎样。
若临危而惧，半途而返，既误大事，又贻笑众友。
为慎重起见，他先在香港写了封信给陈济棠，坦陈自己与缪培楠师长有宿怨，询问去广州是否安全。
收到陈济棠“保证安全”的复信后，江董琴11月中旬来到广州，下榻于长堤的“爱群大酒家”，翌 243 日就到陈济棠办公处求见。
可得到的答复是：“陈长官外出，改日再来。
”以后接连几天均是这样。
三四天后的晚上9点多钟，有两位军人，手执名片，说“陈长官有请……”，用小车接去了，随后行李也被人拎去了。
原来陈济棠在致江董琴“保证安全”的亲笔信时，缪培楠不在广州。
当缪培楠获悉江董琴到广州后，星夜兼程返穗见陈济棠，诉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要求批准报复行动，遭到陈济棠的严厉申斥。
嗣后缪培楠奔走串连，第二天深夜邀其他师长一同见陈济棠，以不报父仇不成人子为由，扬言批准与不批准都要行动，并以交回一师兵权相威胁，陈济棠仍未答应。
其他同来的师长与缪培楠有“拜把”之谊，此时异口同声鼓噪。
这时摆在“南天王”陈济棠面前的选择是：或恪守自己的诺言，保全江董琴的生命；或满足自己心腹干将报私仇的要求而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
无疑，陈济棠选择了后者。
江董琴为策应“福建事变”惨遭杀害，离“福建事变”只有几天。
【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
2、江文新“忆江董琴” 244 肖炳章传略凌家传 肖炳章（亦作肖秉章，1880－1946），字驭繁号云帆，江西省万安县窑头乡剡溪楼下村人。
父亲肖虚堂是清朝贡生，执教乡里。
炳章兄弟三人，排行第
二，自幼随父读书启蒙，由于炳章勤奋好学，加上天资聪敏，13岁应万安县乡试和吉安府试，成绩优良，榜列秀才，本应往南昌作举子试，但这时清政府受戊戌变法的影响，被迫宣布废科举，兴学堂。
肖炳章辞别双亲来到省会南昌，考入江西高等大学堂师范科学习。
毕业时，肖炳章成绩卓著，被选为官费留学生，送往日本深造，在日本政法大学攻读经济，兼学日、俄、英、法等国文字。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在资本主义的兴旺时期，肖炳章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对照之下，认定在中国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的封建腐败统治，不从国家的基本体制上进行革命，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维新图强。
肖炳章在日本认识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了革命生涯。
1909年，肖炳章在日本政法大学经济科毕业后，受孙中山的派遣，回国从事革命活动。
当年返回江西万安，任县立万安高等小学堂执事，后任校长，并秘密担任万安县同盟会分部部长，发展组织，开展革命。
当时，学校里封建势力很顽固。
他和刘振群等一些进步老师共同向学校提出约法三章：学生在校一律平等，不准纨绔子弟仗势欺人，不准排斥农家子弟入学，不准侮辱师长。
从此，学校秩序井然，校风大变。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江西的革命人士纷纷响应，宣告江西独立。
肖炳章与刘振群等密切配合，拥护武昌起义，以县立高小的学生为骨干组织学生军，准备开往武汉参战。
使不少学生投身于革命熔炉、成为万安的革命党人。
不久，半个中国树起了象征共和的五色大旗。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江西省也成立了省政府，肖炳章被推选为江西省第一届参议会议员。
民国刚兴，革命成果就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
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起义独立，黄兴在南京反袁，肖炳章全力支持李、黄等的反袁行动，在江西的《民国日报》上发表 245 文章，抨击袁世凯。
不久，李、黄均遭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被北洋政府污蔑为“暴徒”而遭通缉，肖炳章随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
孙中山总结了辛亥革命以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却一败涂地的这段经验教训，以便再次兴起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
肖炳章担任中华革命党联络员。
1916年，肖炳章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出任江西省第四届参议员，从事反对袁世凯之余党——北洋军阀的斗争。
1917年7月，肖炳章赴上海，协助孙中山筹备非常国会。
8月，非常国会成立，决定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军队北伐北京的反动政府。
肖炳章被选为非常国会议员，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这次护法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但孙中山并没有掌握武装力量，而是依赖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等几个南方军阀的实力，他们借持武力，控制政局，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施，处境维艰。
1918年5月，岑、唐、陆等进一步威胁非常国会，不顾肖炳章等议员的反对，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孙中山愤然赴上海“闭门读书”，肖炳章也辞去所有职务，住上海环龙路63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察自己的问题”。
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曾发表许多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肖炳章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也非常注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情况，通过报刊文章的了解，希望中国的革命党人也要走俄国人的路。
1921年，广州的革命政府组织军队北伐。
5月，北伐军从广东进入江西，由赣军李烈钧为先锋，下赣州，克吉安，一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
肖炳章随北伐军入赣，在赣州任江西省财政厅厅长。
突然，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勾结，在广州叛变，炮轰大元帅府，北伐军移师广州讨逆，肖炳章到达广州，登上永丰舰，和孙中山同呼吸共命运。
8月，肖炳章陪送孙中山前往上海。
1922年8月，北京政府组成第三届国会，江西省推选肖炳章为全国参议院议员。
次年曹锟贿选，把持一切，毫无民主可言，人称“猪仔”参议院。
肖炳章大义凛然，当众 246 揭露北洋军阀的黑暗腐败，拒绝曹锟的重金高官拉拢，挂冠南返，接着第三届国会也被解散了。
肖炳章到达广州后，参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制订和国民党改组的准备。
1924年，肖炳章、黄枢、彭素民由孙中山指命为江西的代表，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新转折，奠定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基础，迎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肖炳章在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1925年，肖炳章在广州惊悉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深为哀悼，任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委员兼第三接待组组长，肖炳章撰写的挽联为： 主义唯三民五权创业维艰四十年来无余子声名振九洲万国盘根错节二十世纪第一人孙中山逝世后，肖炳章坚决站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一边，反对西山会议派，多次发表谈话和文章，谴责右派集团的分裂罪行和驳斥反动理论。
1926年，北伐军进入江西。
李烈钧建议国民政府派肖炳章来江西工作，肖炳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督粮专员，随北伐军进驻南昌。
11月，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成立，肖炳章、朱克靖、李富春、邓维贤、林伯渠、姜济寰等11人为委员，同时，肖炳章被选为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7年，蒋介石阴谋篡权，强行改组革命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杀害共产党员，镇压工农运动。
肖炳章面对这些反动行径，无比愤慨，和共产党员一道，共同战斗。
4月2日，南昌人民举行游行示威，并一举捣毁了“AB”团分子段锡朋为头子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捉拿“AB”团分子程天放、罗时实等游街示众，并急电国民党中央，请求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4月5日，国民党中央任命方志敏、李杰庸、刘九峰、傅惠忠、黄实、邓鹤鸣、王枕心、李松风等为中央特派员，代理江西省党部职权。
同时，江西省政府改组，朱培德任主席，肖炳章任省政府委员和教育厅厅长。
5月下旬，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正式改选，肖炳章当选为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
肖炳章任教育厅长期间，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支持江西的工农运动，热烈欢迎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江西籍学生从武汉回赣工作。
他连续在窑头乡、剡溪乡、枧头乡办起了第
一、二、三启明小学，还 247 支持曾天宇创办了黎明中学。
而且督导这些学校严格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办学，培养了大批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进步思想的优秀青年。
现在的江西省万安县实验小学，曾名云帆小学，即以肖炳章的字号“云帆”作校名。
6月5日，肖炳章被朱培德当作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肖炳章在武汉期间，向国民政府秘书长吴玉章、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孙夫人宋庆龄等汇报和请示工作，商讨对付蒋介石、汪精卫的策略。
7月下旬，肖炳章随贺龙、叶挺的部队回到南昌，他得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将要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急电在吉安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的侄儿肖振权（原和叶剑英同事，叶剑英任新编第二师师长时，肖振权任副师长）速来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肖炳章作为江西代表之
一，参加了有中央委员、各省、特别市及海外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产生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实际上便是组织——以共产党占多数的国民党左派联合政权”。
肖炳章任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兼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8月2日上午，肖炳章在庆祝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和南昌市军民联欢大会上，担任主席团主席。
5日，肖炳章随起义军南进广东。
17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归案，治之以罪”。
后来起义军主力在广东失败，肖炳章潜入上海，住法租界内避难。
1928年，肖炳章、王枕心、李世璋、李小青作为江西的代表，参加有全国20多个省的国民党左派在上海的集会，会后，开展“护党大联盟”活动。
1929年，国民党左派及部分脱离了共产党关系的人筹组中华革命党，肖炳章是筹组的领导人之
一，直接指导中华革命党在江西的工作。
1930年，邓演达回国，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肖炳章当选干事。
次年，邓演达在上海被蒋介石逮捕后杀害，肖炳章毫不畏惧，继续为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奋斗。
1936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
肖炳章主张抗日，回到江西担任第六行政区（上饶）专员公署专员兼区保安 248 司令。
他在任职期间，曾写信给红军闽浙赣游击队领导人黄道，主张携手合作，枪口对外，抗击日寇。
但是军事实权掌握在熊式辉的亲信手中，肖炳章徒有区保安司令的虚名，有才不能施展，毅然辞去专员和区保安司令的职务。
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恨惘云天悲日月，飘流湖海历风云；人人都说虚名好，我为虚名累此身。
1937年，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
肖炳章经好友程潜、李世璋的推荐，到第一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南洛阳，任天水行营的参谋，后来又任军事委员会的法官，天水行营（驻西安）军法处长，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议等职。
虽然他身居官位，但生活清贫，1938年，他写下了《长安行》。
长安乌鸦声喔喔，长安道上风萧索，我自洛阳诣行营，一肩行李自上落。
昔人嗟叹食无鱼，我今应嗟住无屋，三人同住半间屋，房中三榻共一桌。
日临汉魏碑数行，夜读诗词看不足，偶逢高士逸兴来，棋中车马聊逐角。
形形色色大栏栅，宾朋落止更局促，友人劝我远他迁，和衷未许寻幽谷，穷藏斗室听自然，君子居之有至乐。
君不见，前方苦战已年余，三军粗粝果饥腹，又不见，后方征夫百万家，无衣无褐泪盈掬；方今国难寇已深，何必斤斤较食宿，但愿买我千虑一得愚，毋使人子笑余皆碌碌。
1940年，肖炳章调成都行营任中将参议，次年改任财政部田赋委员会委员兼专门委员，又一年任财政田粮两部督粮专员。
1943年，肖炳章回江西任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驻江西督粮特派员。
抗战胜利，肖炳章深知江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于是以督粮特派员身份，积极向当局建议和力争，终于给江西全省免除田赋一年。
督粮办事处结束后，肖 249 炳章任江西省政府空头委员，1946年3月2日在贫困中病逝。
【参考书目】
1、《林伯渠日记》
2、《民国日报》1927年6月12日
3、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250 “赤色律师”潘震亚刘南燕 潘震亚（1889—1978），名律师。
学名瑞荣，别号树庸，字震亚，笔名髯公，化名姜子贤（地下党员）。
1920年加入国民党，1930年参与筹建农工党，1936年加入中共。
长期从事法学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其法学理论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声誉。
店员司法官员1889年6月29日，潘震亚出生于江西余江县瑞洪镇店员之家。
学名瑞荣，别号树庸，字震亚。
1890年潘震亚的父亲转九江做店员，举家迁往九江。
潘震亚在念私塾之余，常参加砍柴、挑担等劳动。
15岁到“元记”南货店当学徒，“干一些奴隶似的活”，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愤恨之情操，与时同俱增”（《六十自述》）。
1908年，潘震亚在汉口彩票局当司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潘震亚毅然剪发，参加新军，返回江西，宣传反帝反清，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1912年，潘震亚考入南昌章贡法政专门学校，白天攻读法律，晚上为《江西民报》做校对，后又担任该报编辑、记者，半工半读完成学业。
这期间，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要事件，看到民主革命果实被篡夺，潘震亚义愤填膺。
北洋军阀查封了章贡法政专门学校，多数学生转到江西法政专门学校继续学习，而潘震亚等两名进步学生借口“缺课过多”，不准转学。
经过激烈斗争，承诺毕业后不要学校负责工作，才得以转学。
毕业考试后，因成绩优异，“特许毕业”。
1916年，潘震亚辞去《江西民报》职务，开始执业律师生涯，并集资创办《新共和报》，任总经理兼总编辑。
他同时兼任上海《新闻报》、《申报》、《时报》特约通讯员，以“髯公”笔名发表大量文章，鼓吹革命和护法，抨击北洋军阀。
吴佩孚等军阀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1918年查封《新共和报》，并追捕潘震亚。
潘震亚剃去胡须，换上 251 长袍，化装连夜逃往广州。
到广州后，潘震亚担任国会众议院秘书，并与林伯渠等创办《革新评论》，坚持护 法运动。
他仍以“髯公”为笔名，隔日为议会机关报《和平报》写一篇社论。
1920年潘震亚加入中国国民党（1949年9月，台湾国民党中央开除潘震亚国民党 党籍）。
1921年改任国会非常会议秘书。
广州政府大理院院长徐谦聘请潘震亚为大理院司法事务主任办事员与推事，协助自己进行司法改革，废除北洋政府的旧法。
1922年潘震亚与徐谦夫人沈仪彬创办上海女子法政讲习所，一扫重男轻女之陋习，开中国女子学习法政之先河。
著名律师史良即为该所首届毕业生。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潘震亚任大会秘书处议事科科长，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2月，担任广东大学法科学院专任讲师。
在黄埔军校，潘震亚遇到老友林伯渠，结识了恽代英、熊雄等共产党人，思想发生很大变化。
曾要求加入中共，但当时未能实现。
1926年，潘震亚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惩吏院委员、司法行政委员会秘书，武汉革命政府司法部第一处（分管司法行政）兼第二处（分管刑民案件）处长，同时兼任法官训练班主任、军事委员会裁判所庭长等职务。
他主抓法官公开考试，采用三试录用。
一试中国语文、三民主义，二试法律基本知识，三试为面试，侧重政治立场。
从应试的几百人中择优录取50余人，为革命左派输送了法律人才。
潘震亚主持制订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并主持审判孙文主义学会杨引之反革命案裁判庭，力排阻力，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其死刑。
潘震亚曾向李合林要求加入中共，但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李合林不幸牺牲。
潘震亚的愿望暂未实现。
赤色律师 1928年，潘震亚离开广州到上海做挂牌律师，并在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公学等校兼课。
他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被聘为该会顾问律师。
这期间，潘震亚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与张庆孚、潘梓年、胡愈之、周新民等关系密切。
他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
多次以律师身份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出庭辩护，配合中共党组织进行营救工作。
252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
尤其当时中共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导下，经常举行“飞行”集会，每次都有数人或数十人被捕。
潘震亚以老国民党员、资深律师、名教授的身份为他们辩护，并致函上海律师工会转上海卫戍司令部，要求制止特务干涉律师依法履行职务，从而开创出为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出庭辩护、进行营救的合法斗争局面。
如1928年上海人民为纪念“沙基惨案”举行示威游行，被捕23人，潘震亚不顾特务的威胁，挺身而出，充当辩护律师，使他们获释。
一次，一名中共党员被捕，被租界法庭按“危害民国罪”判刑5年，上海警司接到“蒋委员长电令”，申请将该中共党员“移解”另行审判，潘震亚仗义执言，提出抗议：“无论该被告是否另有‘不法’行为，只犯一个罪名‘危害民国’。
既已经租界法庭审理判刑，根据‘连续犯’和‘一事不再理’的法学理论，即不能再‘移提’内地军事司法机关处理。
”法官采纳了潘震亚律师的辩护理由，“驳回申请”。
1929年11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他化名彭德生，没有暴露身份。
潘震亚受聘担任辩护律师，11月19日开庭时出庭辩护，据理驳得法官理亏词穷，宣布休庭。
1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法官借口任弼时“危害国家安全”判刑40天。
３天以后，租界欢度圣诞节时，任弼时即被“减刑释放”。
当时，凡中共负责同志被捕但身份未暴露时，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一般都聘请潘震亚律师出面辩护，合法营救。
负责该项工作的洪扬生说：“在特一科的直接关系下有两位律师，一位是潘震亚，他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另一位是费国禧律师，我们请他出面辩护，仍得花点钱。
” 此外，如李井泉、曹荻秋、王翰、郑绍文、徐强、张楚琨、邓曼倩等，都先后获得过潘震亚律师的辩护、营救而脱险。
潘震亚以凛然正气，在上海赢得“赤色律师”称誉。
潘震亚还时常在经济上资助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并通过胡愈之向中共反映一些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
1931年邓演达被捕后，潘震亚积极参与营救，介绍著名大律师张志让为邓演达辩护。
“九一八”事变后，潘震亚与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了“上海救国会”，该会后来发展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时，潘震亚担任常务委员。
1933年潘震亚担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253 1936年，潘震亚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潘震亚与沈钧儒等60余人发起成立大学教授救国会，以援助全国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并负起领导学生救亡的责任；对于破坏学生救亡运动的青年，以道德的力量加以劝诫和制裁。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四律师及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分别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即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潘震亚由于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及时而幸免，他当即按照中共地下党指示，积极进行营救。
作为上海救国会负责人，潘震亚当天早晨即组织8位律师与他一道赶赴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进行营救和辩护。
9名辩护律师根据法律轮流进行辩护，有力地提出立案释放的要求。
法院被迫裁定：“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
”在“七君子”再次被捕后，潘震亚与救国会负责人胡愈之等召开辩护律师会议，共商辩护事宜。
在宋庆龄、张学良、冯玉祥等社会名流以及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七君子”最终无罪获释。
潘震亚虽未出庭辩护，但他四处奔走，组织联络，功不可没。
爱国民主人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震亚教授随复旦大学迁往重庆北碚，几经周折，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在极其艰难的政治环境以及艰苦的生活重压下，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营救爱国进步人士。
他在后来的《六十自述》中回忆这段时间为“工作从未歇，日短把夜添。
生肖本属牛，服劳不用鞭。
”解放前为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仗义辩护和进行营救而著称的张志让大律师在《自传》中说：“在执行律师事务方面……我为共产党员被捕辩护的案件，不像潘震亚那样多……”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建国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
1945年8月28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
潘震亚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双十协定》签订后政治形势的发展，使重庆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感到应当立即成立民主派组织。
潘震亚参与其事。
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曾家岩“特园”召开成立大会，潘震亚参加了会议，并与马寅初等5人当选为常务监察。
民联的成立及其活动，为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为国民党民主派与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彻底决裂，为民革的最终成立，作了思想上 254 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大会主席李公朴身负重伤，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也受伤。
当晚，政协各方面代表举行了紧急会议，要求惩办凶手，同时由潘震亚、史良等组成律师团，支持李公朴等向重庆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当时中共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蒋大怒，国民党中央指使各省市党部和三青团向重庆地方法院起诉新华日报主笔“侮辱国家领袖罪”。
承办检察官王兆龙收到30多份诉状，深感棘手。
王兆龙是大革命时期法官训练班学员，向恩师潘震亚求教。
潘震亚对弟子说：《六法全书》只有一般“公然侮辱罪”，属于“亲告罪”，须“被害人”蒋介石亲自具状。
如今蒋委员长不告，而由第三人告诉，法院怎么能非法受理呢？王兆龙检察官和首席检察官深以为然，遂拟《不受理处分书》，对起诉一一予以驳回，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
1949年秋，潘震亚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兼办律师事务。
他积极投身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
复旦校园内民主风气浓厚，进步力量占上风，潘震亚与其他著名进步教授储安平、陈望道等经常发表爱国演讲。
1946年9月，潘震亚与张志让、沈体兰、李正文、曹味风等5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从事爱国民主活动。
除了在文教界广泛宣传党的政策，还常用签名方式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如1947年元旦，复旦大学潘震亚等37位教授发表《正告美国政府的意见书》，揭露美国视中国为半殖民地的事实，声援学生抗暴行动。
1947年3月，国民党在北平市实行大逮捕，逮捕市民、教师、学生等二千余人。
“大教联”抗议非法捕人，发表66位教授签名的《保障人权宣言》。
揭露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反动行径，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
1948年，“大教联”已发展到80多人，上海各大专院校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学生运动，“大教联”不遗余力地支持学生。
复旦大学进步学生谷风，酷暑中罚跪旗杆下，双手反绑，潘震亚正气凛然，走进围观人群，将谷风解绑释放。
斗争中，有些教授被解聘，许多教授和学生被捕，“大教联”除了舆论声援外，还进行募捐活动，按月津贴被解聘的教授和接济受迫害的 255 学生。
为救援被捕师生，复旦大学举行了大规模的罢教活动，潘震亚起草了罢教宣言，并与其他几位教授一起，深夜找市长吴国桢交涉，终于使被捕的教授和学生全部释放。
潘震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曾收到夹带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但他不为所动。
1949年9月，潘震亚律师代表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担任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委员会委员。
9月24日，潘震亚以自由职业者首席代表身份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阐发了他的法治和法律观。
全文如下： 主席、诸位代表先生：我们中国人民已翻身了。
我们已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经开会，并准备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建国大师——毛主席领导下，共同创制巩固我们的团结和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的新武器，协商今后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大方针，这是划时代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这些武器和方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要讨论和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大草案。
前面两种组织法就是巩固我们团结和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的武器。
后面的共同纲领就是我们今后革命和建设的方针。
这三种文献综合起来就是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就是我们建国的大法典。
我们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得不能抬头和透气，现在我们已昂头挺身站立起来了。
我们人民革命的旗帜将快要插遍全中国，快要解放全中国人民了。
我们更要如毛主席所指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
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马上就要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我们每个出席代表，现在都是中国主人的一分子，我们应该珍视这个任务，慎重商讨以上三大草案。
这三个草案一经全体大会决议，我们自由职业界的同仁，来自各行业、各阶层不仅都应拥护，并当遵守，且愿回去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团结各阶层的人民共同遵守，各尽所能，分工合作，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到底。
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保证实现共同纲领上的 256 各项任务。
末了，敬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革命的建国大师毛主席万岁！建国后，潘震亚历任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校 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法学院院长，国家监察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1962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潘震亚在从事司法教育工作时，先后撰写了不少法学论著，如：《刑法名论》、《刑事诉讼法论纲》、《中国继承法论》、《中国破产法论》、《中国法制史》、《中国债权法总论》。
他的法学理论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声誉。
“文化大革命”中，潘震亚备受迫害。
1978年5月22日病逝于上海，邓小平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参考书目】
1、《中国律师》1999年第2期，王工“赤色律师”潘震亚
2、《南城县志》人物“潘震亚”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257 忠诚的民主斗士杨逸棠杨资元刘奕 一杨逸棠（1902—1982年），曾用名伯恺、翼棠、伯概、伯侃，广东梅县人，1902年4月11日出生。
祖屋在梅县城内北门元城路，称“池上堂”，历代有不少先人入泮、中举，曾有一个时期，院内主厅照壁因贴满报喜的红纸而被誉为红壁堂。
他的父亲杨衢亨（字问樵）是前清秀才，一生以教师为职业，曾在梅县中学教书，最后到海南岛儋县当小学校长，在当地逝世，至今不知坟葬何处。
父死时，杨逸棠约十四五岁。
杨逸棠1914年在梅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1918年在广东省立梅州中学高中毕业。
当时杨家先祖遗下的店铺租给人开赌场，租金颇丰，于是杨逸棠的祖父就支持他去读大学，考入了国立北平法政专门学校。
1920年广东禁赌，赌场关闭，杨家生活来源紧拮，杨逸棠只读书一年，即休学回梅县，在县立高等小学当了2年教员。
当时孙中山正在改组国民党，广东掀起革命热潮，19岁的青年杨逸棠向往革命，离开粤东北山区梅县到革命中心省城广州，寄住在远堂伯父杨锡初家。
锡初伯是中医，很喜爱这个侄儿，曾多次要他学中医，说“凭三个指头就可找饭吃”，“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也是可解除群众痛苦的，但杨逸棠志不在此。
在到处洋溢着革命气氛的广州，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宣传随处可见。
杨逸棠每天都到国民党办的民智书店去看书，阅读了大量政法、经济、社会书籍，认为三民主义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正是国家、社会，也是他自己的要求。
1922年杨逸棠进入“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并于同年加入国民党。
养成所所长为陈秋霖，来讲课的有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陈公博、阮啸仙等。
自此，杨逸棠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5年秋，杨逸棠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在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法部宣传大队任第九分队队长，随军由广州出发，到达汕头。
东征胜利回广州后，他由邹浩介绍， 258 于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回广州后继续在养成所学习，由甘乃光讲孙文主义，陈公博讲政法学，毛泽东讲农民运动。
1925年该所结束，杨逸棠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助编《工人之路》日刊。
当时正值省港大罢工，他兼任省港罢工委员会文书及办《罢工通讯》，住在总工会，白天在罢工委员会工作，晚间将罢工消息写成新闻供给《工人之路》、《罢工通讯》和其他报刊用。
在此期间，他与邓中夏、李森、苏兆征、杨殷、黄平等交往较多。
二 1926年4月间，国民革命军筹备北伐已经成熟。
这时杨逸棠找到住在广州东山的毛泽东，说明想参加北伐，毛泽东当即同意，写了一封信给军事委员会政法训练部宣传处处长吴明（即陈公培）；吴明欣然接纳，即安排杨逸棠在政治部宣传处编辑科，主要负责撰写每周时事报告和宣传大纲，在政治部刊物《政治工作》上发表，供各军队、各单位作政治工作参用。
不久，杨逸棠任编辑科长。
1926年6月，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原主任陈公博他调，由邓演达继任主任，郭沫若为宣传科长，季方为组织科长，江董琴为总务科长，杨逸棠则在宣传部编纂股为副股长，随军北伐。
1926年7月初由广州出发，经曲江、乐昌入湖南宜章、郴县，抵衡阳。
国民革命军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工农兵联合起来，实行三民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廉洁政府！杨逸棠在军中曾写过北伐宣传大纲，告民众书等等政治文告。
到达衡阳后，邓演达要杨逸棠随军办《革命军日报》。
于是，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在衡阳出版了《革命军日报》。
由于国共合作，北伐发展迅速。
7月克长沙，8月得岳州，继而又在粤汉路军事要隘贺胜桥、武胜关、汀泗桥等地消灭了吴佩孚主力，一举包围武昌城。
杨逸棠亦随司令部工作。
由于湖北军阀刘佐龙的归顺，革命军不费一弹进入汉口，总政治部在汉口展开大量工作。
在汉口期间，杨逸棠除在总政治部工作外，还与30位黄埔第四期毕业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约40人随朱德到四川，意图争取朱德的拜把兄弟——四川军阀杨森易帜。
杨森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出任党代表，陈启修任政 259 治部主任，杨逸棠任政治部秘书。
经数月做工作，杨森仍反复观望，迟迟不公开表态，最后未争取成功。
1926年10月10日，革命军攻下武昌，杨逸棠随即离川回武汉工作。
临走时，杨森送了1000元大洋给他作旅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也是杨逸棠一生中经手的唯一大财。
回武汉后，杨逸棠任总政治部情报股长，后任宣传科副科长，并曾兼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1927年夏，杨逸棠和当时也在总政治部工作的黄德辉（湖南湘潭人）结婚。
翌年黄氏在香港生一子，按祖族谱取名资元。
黄氏于2004年10月逝世，享年100岁。
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清党事件，武汉形势日趋恶化。
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等与蒋介石联合，在武汉实行“分共”“清党”，冯玉祥转向投奔蒋介石。
邓演达被迫出走，取道西北往苏联。
陈公博回任总政治部主任，杨逸棠即辞去宣传科职，离开总政治部。
这时，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郭沫若在该军任政治部主任，杨逸棠随后往任宣传科长。
那时二方面军廿五师师长许志锐和杨逸棠私交不错，颇钦敬杨逸棠，乃邀杨逸棠到廿五师当秘书长。
当时军队并没有秘书长职，许志锐为对杨逸棠表示敬重，特设此职。
不久贺龙、叶挺部队在江西南昌举行“八一”起义。
得知许志锐将挥兵前往征伐，年青气盛的杨逸棠去面见许志锐，向许志锐进言：“这种自相残杀的事不可干。
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去打共产党。
”许志锐初惊讶，继而默然不语（数十年后，杨逸棠谈及此事，还感念当年许志锐的情谊，并没因杨逸棠自白而拘捕他）。
于是杨逸棠辞别廿五师，前往南昌。
到庐山牯岭后，因战事已启，交通断绝，无法前往。
后又得知起义部队已南移，就转而绕道回广东，赶到汕头与部队会合。
当时郭沫若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杨逸棠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宣传处长和《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在汕头出版日报。
很快，起义军失败，星夜撤退，杨逸棠在乱军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络，乘船到香港转广州。
在广州居住月余，12月广州起义，杨逸棠曾往参加，起义旋即失败，只好又到香港。
这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杨逸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心绪低沉、失望，携妻带子，生活无着，就在香港一间客家人办的崇正义学教书。
自此以后，杨逸棠又转入另一种斗争与生活。
在香港崇正义学教书一年后，杨逸棠转到上海，以写作为生。
他写小说、散文，并 260 出版了《太平天国研究》一书。
1930年5月邓演达自国外归来，在上海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杨逸棠参 加了组建工作，当选一干会议干事。
1931年4月宁粤分裂，临委会南方局筹委会从香港迁到广州。
邓演达指派杨逸棠与 郭冠杰等建立了广东省南方委员会，杨逸棠任书记，发展组织，开展反蒋活动。
南方委员会秘密机关就设在杨逸棠家。
1931年夏，特务查抄了杨逸棠住宅，杨逸棠因报信及时避走香港而脱险，林希圣被捕后惨遭杀害。
邓演达殉难后，杨逸棠始终没有动摇过反蒋初衷。
1933年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在福建闽西建立人民政府。
第三党参与其事。
杨逸棠随之在福建人民政府中任诏安县县长。
不久“闽变”失败，杨逸棠又回到香港。
1934年10月间，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开始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国内情势起了重大的变化。
1935年，在香港的第三党人黄琪翔等商议，谈到在福建人民政府期间，只跟江西的红军联系，没有注意到其他方面，当时国民党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与黄琪翔等第三党人有历史渊源及交往）亦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而这部分力量是应该联络的，可惜当时没有这样做。
福建事变失败后，吴奇伟还托人带信来问：为什么事前不来商量？如有商量，可能不会这样一败涂地。
还说，今后要取得较好的联系，有事好商量。
根据这些情况，在港的第三党人士决定由杨逸棠衔命前往贵州与吴奇伟联络。
时吴奇伟在薛岳指挥下正在追击红军长征队伍。
杨逸棠携带着黄琪翔的信，取道广西往贵州，路经梧州时又见到李济深，告知此事，李表示同意，又亲笔写了致吴奇伟信交杨逸棠一并带往。
抵贵州乌江南岸小镇养龙站，杨逸棠见到了吴奇伟。
吴见面阅信后说：当日“闽变”反蒋，他还在江西与福建接壤处，如事前有联络，他是可以与福建人民政府一起行动的；现在国内沉寂，他的部队又被调去追击红军，在行军作战中情况如何发展，很难预料。
吴奇伟要杨逸棠回贵阳等候消息，并写信给薛岳（贵阳绥靖公署主任）安置杨逸棠的工作。
回贵阳后，薛岳安排杨逸棠为绥署少校秘书，后迁成都。
杨逸棠久候吴奇伟没有消息，一日杨逸棠赤足便服见薛岳，薛岳怒斥他衣冠不整，杨逸棠愤而辞职回香港。
前后3个多月，无功而返。
261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携手抗日。
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黄琪翔担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又任前敌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淞沪会战。
总部新成立，人员很少，其中有一批解放行动委员会干部，如：上校秘书杨逸棠、李卓贤，少校秘书裘朝慎、副官郭禹
九，上尉副官周承德等。
裘朝慎在押运行李船撤退时壮烈牺牲。
裘朝慎是福建光泽县人，曾参加福建事变。
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秘书长张厉生，第一厅长贺衷寒，二厅长康泽，三厅长郭沫若，总务厅长庄明远（后成立四厅，朱代杰为厅长）。
杨逸棠在政治部战时干部训练团任上校教官，后任政治部电讯训练班上校副主任。
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后，电讯训练班迁往桂林；日寇又进犯湘桂，训练班再撤到重庆。
1939年8至9月间，电讯训练班结束。
此时，国内形势有很大变化，汪精卫已出走当汉奸，日本向蒋介石诱降；蒋介石开始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1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杨逸棠自电讯训练班结束后离开了政治部。
1942年，杨逸棠参加了民盟韶关核心小组。
1943年6月，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解委会约请周恩来与在重庆的同志会晤，指示工作。
地点在嘉陵江畔李家沱山上的半山新村3号——解会中央机关，时间定在晚8时。
杨逸棠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迎接周恩来。
时局严重，特务环伺，但周恩来只带1个警卫员。
车开到半山腰，下车后，杨逸棠陪周恩来爬几十个石级，再穿过一条小路才到达，很僻静。
参加晤谈的有章伯钧、丘哲、杨逸棠、张云川、王一帆、庄明远等。
周恩来说，目前在中国两大矛盾中，中日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处在从属地位。
坚持抗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要任务。
为着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必须有广泛的团结，对国内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哪一阶级都要采取联合和协商教育的方针，构成民族统一战线。
当前国民党内亲日派进行反共，甚至造成皖南事变，由此暴露出国民党真实面目。
共产党为民族生存团结抗日，深入人心。
目前抗战危机仍然潜伏，日本对华准备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共仍未停止。
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当前主要工作，要从各方面进行，广泛地争取大量人民参加，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宪政。
民主运动当然 262 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要有共同目标，这就是“团结抗战”。
在民族危难关头，非抗战不能保民族生存，非团结不能抗战，非民主不能团结，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我们大家的共同事业。
周恩来又简要地把当前各方面情势作了指示，杨逸棠与在座各位无不兴奋。
大家认识到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团结抗日。
后来，解委会决定增派同志到广东、江西、香港等地进行工作，扩大抗日民主运动。
周恩来喝完茶，巡视四周，看到墙上挂山水画一幅，并题元遗山诗：亭台突兀枕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
万里风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
疏星淡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
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
周恩来阅后频频点头，称“佳作”。
此画是杨逸棠仰慕延安而作。
1976年周总理去世，杨逸棠赋诗哀悼： 令下半旗哀悼辰，九洲巷哭恸斯人。
安危身系勤经国，饥溺心怀酷爱民。
庇世谕言声在耳，思贤遗像泪沾巾。
难忘重庆宵引路，灯火山村教语珍。
末两句即记此事。
这期间，杨逸棠任南华学院教授，梅县《汕报》总编辑。
1944年8月，华南地区蒋军被日本侵略军大举扫荡，愈益衰残破败，杨逸棠应中共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之邀去东纵司令部。
途经淡水时，遇到中共党员胡一声，他的公开身份是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上校主任干事。
胡一声是接到电报后，以母亲病重为理由请假回家的。
于是俩人一同摸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东纵司令部。
尹政委接到周恩来刚刚从重庆发来的通知，要求帮助中国民主同盟建立南方组织，因而特邀他们来商讨此事。
经过慎重而又积极的筹备，1945年1月，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组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丘哲任副主委，李伯球任组织部长，胡一声任宣传部长，杨逸棠任联络部长。
263 南方总支部刚刚成立，就接到中共东江纵队司令、政委的通知，说日军急谋打通粤汉路，并企图由潮汕进占丰顺、梅县、兴宁等地，扫荡蒋军残余，建立日伪政权，以防御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要求南总迅速组织人民武装，坚决抗击日军进犯；并由东纵派出一支部队协助南总建立韩江支队，与闵西南抗日部队相配合，建立革命根据地。
南总接到紧急任务后，立即行动：分头出动，集结武装力量；请有关系的开明士绅出面，召集乡长会，成立乡村联防武装，准备日军入侵时，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策动乡长，提供蒋军情报；打入敌部，探听国内外军事情报。
在加紧组织武装并作好部署的同时，又以民主团结，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投降为中心内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
“南方总支部”实际是中共领导的并以中共为核心的、连同国民党革命派、社会民主党、救国会、第三党（丘哲、李伯球、杨逸棠）代表人物或骨干分子共同组成的民主联合阵线的南方组织。
该组织高举中国民主同盟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在远离领导，面临日本侵略军进攻，又遭蒋介石反动派迫害的南方，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广泛宣传党的主张，为共同对付敌人作出了贡献。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很快破裂，开始了第三次国内战争。
在此期间，杨逸棠致力于反蒋民主活动。
1946年，杨逸棠在大陆无法立足，再次到香港。
当时上海、广州和其他地区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云集香港。
杨逸棠与李伯球、黄药眠、丘克辉、曾伟等商谈筹办一所学校，以利于开展民主运动，亦可解决一批学者、教授的生活问题。
此事，农工民主党表示同意，并且筹集了8000元港币作为开办经费，还向蔡廷锴借得他在青山的别墅（距香港约30公里）作为校舍。
筹办工作得到中共的支持，各民主党派赞成，乃成立了董事会，推举李济深为董事长，蔡廷锴、张文、彭泽民、陈其瑗、陈汝棠、丘哲、庄希泉、黄药眠、陈此生、杨伯恺（即杨逸棠）等为董事，杨逸棠兼任秘书。
学校取名为“达德学院”，是杨逸棠取的名字，来自“智、仁、勇三达德”的含义，也还含有纪念邓演达的意思。
学院院长陈其瑗（后杨东莼），总务主任杨伯恺，教务主任朱智贤（后陈此生），政治系主任邓初民，经济系主任沈志远，中国文学系主 264 任黄药眠。
教员有萨空了、千家驹、宋云彬、，钟敬文、曾昭伦、狄超白、陆贻、陈残云、司马文森……等名流，此外还请郭沫若到校讲《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赞、侯外庐讲历史，刘思慕讲国际问题。
招收的都是有进步倾向的学生，他们中有些人还通过学院的中共组织而进入游击区。
一时气象非凡。
港英政府最初对达德学院还不甚注意，以一般进步学校对待，后期才知其性质，以英国驻军征用房屋为借口，于1948年冬将学院封闭。
达德学院最初由农工民主党筹划，得到中共大力支持。
当时中共在港的负责人林平、连贯亲聆杨逸棠汇报后，每月给予学院数千港元（以华侨捐助或其他名义）。
常到学院参加会议的中共领导人有章汉夫、乔冠华、方方、林平、连贯等。
达德学院实际上是在中共领导下开办的，这其中杨逸棠做过许多实际工作。
达德学院被封闭后，杨逸棠由青山搬到港内居住，参加第三党及民盟工作。
在中共组织支持下，杨逸棠在港筹款出版《人民民主》半月刊和翻印邓演达遗著选集。
当时与杨逸棠来往密切的中共党员谭天度，以“田土”笔名撰文在《人民民主》半月刊发表。
六 1949年9月，杨逸棠从香港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后历任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参事室参事，交通部行管局顾问；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逸棠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时，不过四十六七岁，精神焕发，意气昂扬。
可是到1957年他就被划为所谓“右派分子”，成了阶级敌人。
他在《六十初度》一诗中回忆建国那几年的情景写道： 藏身人海长安道，侧帽曾看上苑花。
侧帽看花，又是上苑之花，是何等喜悦，何等风流，深感所遇之隆厚。
自划为右派后，他闭门少出，写诗作画写字。
1962年摘去“右派”帽子，仍是个“摘帽右派”，仍难以觅地自容，毕竟心情舒缓了一些，可以和老朋友交往，所作诗画，也有唱和者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杨逸棠虽已年逾花甲，也在劫难逃，再次处于所谓“群众专政”之下。
他有高血压、心脏病，也被赶去干校劳动，特别是逼他作违心的自我检查， 265 否定和批判自己，一无是处。
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杨逸棠已76岁，再次被推举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心情逐渐开朗。
4年后他因肺癌和心脏衰竭而辞世。
杨逸棠晚年致力于写作，撰过《中国诗论》，《中国画论》，未完稿又转为邓演达、黄琪翔作传。
1979年4月间《邓演达传》初稿写成，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其中宋庆龄复函称：“杨逸棠先生：感谢您送来《邓演达传》稿（油印）给我观看。
稿中涉及我的名字和文件之处都是事实。
”此外，有不少人对《邓演达传》提供补充史料及修改意见，有人还上门详谈3个多小时。
对《邓演达传》的修改工作正待进行，可是杨逸棠于1981年5月发现肺癌，已辗转病榻，无法临案执笔了。
他于是向他的儿子杨资元讲了修改的意见和增补的重要史料，嘱其整理，最后由他自己定稿。
他还表示如能假以时日，身体复康（他始终不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他还要为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写传（黄琪翔传已写出初稿）。
可惜他这些愿望都未能实现，就于1982年2月24日病逝。
而他撰写的《邓演达》一书，在他逝世4年后，由杨资元整理，于1986年1月出版。
杨逸棠挚爱中国文化。
他读过许多古籍，对诗、书、画都有一定造诣。
他写有千余首诗词，作过近百幅画。
他同意友人对他三种作品的评价：字不如画，画不如诗。
老友周谷城也曾说：“老杨（逸棠）的字不如我，我的诗不如老杨。
”的确，他的千余首诗词中，不少反映了历史事件，更是他的品格与真实心情的流露，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一定水平。
对他一生最大的打击，莫过如1957年被划为“右派”。
1979年反右这段历史公案有了较实事求是的结论后，杨逸棠作诗曰： 青蝇绕笔赦书迟，寒月繁花未遍枝。
亡友洗冤轻鬼负，罪拏探访切亲思。
薄言忓世留余悸，遗孑遭歧遂苦饥。
逝水滔滔新换岁，廿年我亦叹支离。
此诗生动、深刻地描述了他恢复名誉后的心境。
（作者杨资元系杨逸棠先生之子） 266 昂首呼青天，我是铁炼汉——谢树英传略刘南燕 谢树英，陕西人，我国地质、采矿界知名人士。
实业救国攻读采矿 谢树英1901年5月17日出生。
早年深受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立志学工矿，实业救国，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会员百余人，由上海乘法国邮轮波尔都斯号赴法。
学生们乘坐的是特设舱位——统舱，舱位设在船头，分上下铺。
谢树英认识了南开中学的李景福，李景福又将自己同班同学周恩来介绍给谢树英。
波尔都斯邮轮经香港、西贡、新加坡、锡兰，再经非洲三角的吉布提、阿拉伯海、亚丁，入红海，经苏黎世运河由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上岸，历时40余日。
谢树英与周恩来、李景福常在一起聊天。
同感一出国门，中华民族备受歧视欺侮，国际地位甚为低下，十分愤慨。
周恩来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非常熟悉。
他谈到鸦片战争，谈到袁氏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民生涂炭；谈到“五四”运动，爱国之士奔走呼号，救亡图存，激励了广大民众的爱国之心。
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并不能坐视。
周恩来忧国忧民，矢志变革中国现状，令谢树英敬佩。
谈到各自的志愿，李福景有志于到英国学土木工程，谢树英志愿学采矿，二人都想实业救国。
周恩来则表示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
翌年，谢树英转学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采矿专业。
先后到柏林学习的还有朱德、孙炳文、章伯钧、张申府、徐冰、连瑞琦等人，他们都希望学有所成，将来为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
他们学习勤奋，生活简朴。
当时在德国还有一批留学生，无所事事，萎靡不振，但德国的同乡会却被这些人所把持，被称为“旧同乡会”，朱德、章伯钧、谢树 267 英另组织新同乡会，与之对抗，并取得胜利。
1924年，谢树英在柏林结识了邓演达。
当时共产党、国民党都有旅德柏林支部，在邓演达影响下，谢树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参加北伐派驻福建 1926年，谢树英应邓演达电召，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总政治部专员，派驻福建，负责文教工作。
邓演达密电介绍谢树英与福建省政府当时的主席戴任（中共党员）相识。
谢树英携带政治部宣传文件，冒险渡过军阀孙传芳在南京及上海的防线，到达福州。
戴任委派谢树英为党政训练所教员兼教务主任，戴任自兼所长。
谢树英教授社会发展史和妇女运动史，没有现成的妇运教材，谢树英就根据德国著名学者伯伯尔的教材改编。
在福州工作期间，谢树英广泛宣传武汉政府的政策，得到当时军政界人士的支持。
海军舰队司令陈季良受其影响，易帜五色国旗，换成国民党的党旗，谢树英到军舰上亲自授旗。
在柏林认识的同乡张奚若，得知谢树英在福建，特别将其美国同学王助介绍给谢树英。
王助时任福州海军制造飞机工程处处长。
谢树英向他宣传武汉政府的政策，得到王助及其同事们的同情与支持。
福州革命正处于高潮阶段，谢树英接到邓演达由武汉发来的密电“政局恐有变要注意”。
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中，国民党中、左派和共产党占优势，为与武汉政府抗衡，蒋介石把闽赣两省的权力紧紧抓在手中。
蒋介石指示其亲信、北伐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入闽，组织福建临时省政府，并兼任福建临时省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福建临时政治会议主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掌握了福建省的政、军、财大权。
1927年3月31日，蒋介石电令福建国民党右派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3日，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南校场召开“拥蒋护党运动大会”，通过以清党为主要内容的十六项紧急决议案，并宣布全省戒严，逮捕、通缉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领导人，制造反革命政变。
福建省主席戴任秘密逃离福建。
得到政变消息，谢树英立即跃墙而逃，连夜逃到陈天予家中避难，并请他给王助送信求救。
王助收到求救信，当即乘汽艇赶到陈家，谢树英化装成王助的卫兵，平安逃出福州城，到达马尾王助家避难。
接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谢树英的留德同学、总政治部广州留守处主任孙炳文（中共）是日由广州登船，赴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职，转道上海。
刚一抵达上海，即遭法国巡捕逮捕并杀害。
谢树英闻讯后，悲愤异常， 268 夜不能寐，吟诗一首：深夜不成寐，披衣开窗看，昂首呼青天，我是铁炼汉。
告尔诸恶魔，愿与相周旋，莫笑权赤手，不能拯元元。
为躲避敌人追捕，谢树英还到留德同学何君超及沈来秋（前清办洋务的造船大臣沈葆祯的孙子）家中避难。
这种逃亡生活达半年之久。
后谢树英应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教育长张奚若之邀，任职于该院，从事大学教育规划及派送出国留学生等工作。
参与建党策反上层 1930年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
谢树英与季方、章伯钧等协助邓演达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当选干事。
前孙中山秘书、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国民党要员杨杏佛，也秘密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谢树英与杨杏佛、郑太朴负责中央直属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的策反工作，当时蔡元培、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对临委会的政治纲领是同情的，谢树英的主要任务是争取蔡元培、于右任等上层人士和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
临委会成立后，各地方先后成立组织。
谢树英与万灿、詹显哲、李毓九等成立了南京干部会，最初做教育界上层知识分子的工作，后来发展到群众中做工作。
1931年上半年，临委会的组织活动和起兵准备已有相当规模，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
蒋介石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形势险恶，很多同志都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心。
严重、陈友仁力劝邓演达去日本或香港暂避，谢树英为此特地由南京赶到上海，建议邓演达“暂时离开，以避其锋”。
邓演达拍案而起：“老百姓等不得了！个人生死何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
” 由于叛徒出卖，邓演达被捕。
解到南京后，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突然来到谢树英家，说：“邓演达已到南京，你们干的事，我们都知道。
我特来请你写封亲笔信，劝邓与蒋合作，你们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谢树英回答说：“你们既然知道，我愿与邓一同入狱，写信劝邓，我不能做。
”当夜，谢树英家被特务包围，谢树英被监视。
经于右任力保，才未被捕。
269 邓演达在狱中设法给谢树英带出一张便条，是用红笔在手纸上写着：“我将被解至富贵山炮台，以后通信不可能。
”这是他最后的绝笔。
谢树英当即派人送交上海季方处，转有关同志传阅。
邓演达殉难后，谢树英约同连瑞琦前往烈士就义处，只见一掊黄土，坟前立有石碑一块，陈铭枢在碑上亲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下款直书“陈铭枢题”，土坡旁还留有斑斑血迹。
谢树英极为悲愤，赋哭邓诗一首： 化碧成尘志未更，迷羊从此识汤行。
只闻汤泉如泣诉，泪眼年年望南京。
12月19日，谢树英代表临委会在杨杏佛陪同下，到上海莫里哀路中山故居谒见宋庆龄，请宋庆龄领导临委会，并请示今后工作方针。
宋庆龄沉默良久，凄然回答说：“我暂时不能出来，但你们要继续干下去。
”谢树英提出：“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宋庆龄不愿干涉临委会组织内部事务，没有表示意见，只说：“你们商量去。
”宋庆龄对邓演达被害极为愤慨，将拟好的英文稿《宣言》交谢树英与杨杏佛。
两人译缮后，连夜送往《申报》馆。
谢树英与陈翰生送稿时二人相隔百米，以防不测。
12月20日，《申报》第17版刊登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即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
《宣言》痛斥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宣言》说：“余深信唯真正以民众为基础，为民众而奋斗之革命势力，可以消灭军阀官僚，铲除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同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
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大道。
”《宣言》的发表，对蒋介石是有力的鞭笞，也给了临委会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1932年，谢树英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长。
福建事变时，谢树英前往四川，同与第三党有联系的川军部队及陕西西北军方面取得联系。
原计划待十九路军从福建打到浙江，川、陕部队立即响应，不料福建政府很快失败。
开发资源保护工矿 谢树英应邀去陕西，在陕西省主席劭力子属下从事矿业开发工作。
270 为了祖国工业的未来，谢树英奉陕西省政府及资源委员会之命，于1936－1937年再度赴欧洲，考察各国燃料工业并在德国研究煤的综合利用。
1937年回国后，资源委员会为解决抗日军需，成立川康铅铜锌矿务局，谢树英任局长，兼任地质勘探总队长。
谢树英组织许多专家如冯景兰、刘之祥、鲁循然、李荣彰等，共同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发现并开发了许多铜、铅、锌及煤等矿产资源，为我国资源开发工作作出了贡献。
1942年，谢树英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造访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连称：“老朋友，老朋友！”和蔼可亲。
谢树英清楚地记得在柏林“留德学会”，周恩来经常坐在中间客厅门旁，靠在沙发上看同学们打乒乓球，他们畅叙了当年在欧洲留学的情况，谈笑风生。
谢树英介绍了在川康边区开发矿藏的情况，后谈及抗日战争和国内外形势，周恩来抗日必胜的信念给谢树英以极大的鼓舞。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树英受资源委员会委派，先后主持资源委员会大同矿务局、东北办事处的工作，并兼任抚顺矿务局局长。
资委会在东北有电、煤、钢铁、电工、化工、水泥、橡胶等23个企业。
为恢复日寇撤退时遭受严重破坏的抚顺矿区各矿的生产，谢树英殚精竭虑。
由于内战，交通受阻，工矿企业的原材料无法补充，数十万员工的口粮难以为继，谢树英乘军用飞机飞抵南京，向资委会报告形势，同时拜谒于右任。
谢树英说：“抗战8年后正是休养生息、建国之时，不宜再打内战，只有请您老向蒋介石‘为民请命’。
”于右任沉默良久，突然站起来摇头，手抚胡须而长叹说：“蒋介石迷信武力。
”在旁的劭力子说:“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 1948年，谢树英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平津办事处处长。
他遇到徐冰、钟林、冀朝鼎、袁汉清等老友，共同商讨如何保护平、津、唐（山）各工矿、企业、工厂。
此间，中共地下党派仓孝禾（时任育英中学教务主任）与谢树英联系，进步人士苏从周、许宝暌也与谢树英联系，共同商议如何联络北平各方面老工程师迎接解放。
北平解放前夕，谢树英接到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琦密电，嘱妥善保护好平、津、唐各大工矿企业、资产、档案及有关技术人员。
在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共的影响下，谢树英不仅拒绝随国民党南逃，而且为保护平津唐工矿企业及技术档案作出了贡献。
当时匪特环伺，谢树英冒着生命危 271 险，指派技术骨干日夜守护着重要机电、锅炉等，如石景山发电厂、石景山钢厂、天津电厂及平、津、唐各钢厂，以实际行动迎接北平解放。
解放后，谢树英被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矿冶研究所（钢铁研究院及有色研究院前身）所长，在三年任期内，为恢复和发展我国矿冶科研工作作出了许多贡献。
1953年，谢树英调任北京钢铁学院任教授，主讲矿床学和矿产勘探课程，教学之余，还从事多项有价值的科研工作和编著工作。
1976年周恩来去世，谢树英赋诗悼念：惊闻巨星落，秉公执国政。
盈眶泪满襟，溥惠济世民。
圮倒擎天柱，鞠躬尽瘁死。
高风感人深，遗爱在人心。
谢树英是我国地质、采矿界知名人士，曾任北京市第
五、六届政协委员。
1988年8月2日去世。
【参考书目】
1、农工党中央党史资料档案“谢树英先生生平事迹”
2、谢树英“缅怀敬爱的周总理”1978年
3、谢树英“在病榻中回忆六十年前参加北伐及民主革命运动简述”1985年 272 万灿传略 吴艾菊 万灿（1901－1973），字灿之，别号旭之。
湖北鄂州葛店人。
是日、法、德、俄四国留学生，精通六国语言。
昆仲五人，万灿行
三，有二子二女：长子慕达和长女慕玉均在德国，次子慕道在美国留学，次女慕兰有疾。
祖为清科举人士，父仲篪公为中国首批公费出国留学生，在日本士官学堂学习时，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兴中会、同盟会，辛亥革命与黄兴先后为总司令，是国民党开国元勋，草创民国共和政体。
万灿因革命家教渊源，奠立毕生献身革命之思想意识。
万灿幼时，父供职北京军学司司长、军学部编辑局主办，继而任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管带。
宦海动荡不安，举家随父任南北迁移。
万灿幼在家读私垫，1914年始就读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次年随家人迁回北京，考取“清华学校”。
万灿受新思潮影响，自幼常听父辈，如吴禄贞、傅良弼、黄兴等讲谈革命道理。
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家剪去发辫。
稍长知父是革命党，且在成长过程中，经帝制复辟，奉、直、皖、北洋、安福、政学等军阀之混战，目击民不聊生的种种苦况，非常痛恨那些军阀政客的种种罪行，立志要扫除这些鬼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万灿毅然参加运动，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而被捕入狱。
数月后取保释放，回校即被清华学校当局开除出校，便去汉阳兵工厂当学徒，旋遵父命，与堂兄万籁天同去日本。
过沪时，以父辈友谊，拜见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孙在沪休养），承勉以革命大志，教导殷之。
抵日本学习年余，感到日本保守，无啥可学，留此无益，徒荒废学业，遂独自回国，考入沪江大学。
后于1922年，以庚子赔款，与多数有大志青年学子，纷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时，结识许多进步同学，但见法国社会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实非求学之所，遂于次年与朱德、谢树英、许斌等数同学转道德国，考入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系，朱德学军事，谢树英学工，许斌学法政。
1924年秋，孙中山派林森到欧洲宣传，组织革命活动。
万灿与留德的青年学生20余人，于欢迎会后加入了国民党，从这时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次年，邓演达来德 273 国留学，认识后即情同意合，相互极友善，彼此革命意志尤坚，只要是为了革命利益，愿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邓演达在德多次宣传革命的演讲稿，皆为万灿所写。
并译为德文，在报刊上发表。
万灿才华横溢，一气成文三四千字，从未修改，邓演达常称赞他为“奇才”，下笔如有神，洋洋不能自止。
1925年冬，邓演达回国，二人合影留念。
万灿常以当时学业尚未完成，未能随年长的同学回国，所以北伐大革命没能直接参加为遗憾。
而在这期间，万灿首先改组留德学生总会，参加反对青年党的斗争；拥护孙中山北上，主张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问题；组织宣传革命，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推动反帝运动；拥护北伐；旋任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
1925年，他受聘德国来勃测西大学（即来比锡大学）任教授，讲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文学，并任国民党驻德支部常委兼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时年22岁-28岁）。
1927年，邹鲁与胡汉民先后到德国游历，万灿被邀请为翻译，拟讲稿，所以后来回国为立法院编修。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又回到德国，二人相见抱头痛哭，为革命失败而伤心。
但好友重逢，尤为亲切，朝夕相处，倍觉情投，纵论革命失败，必须重新再起，于痛心扼腕之余，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奋力宣传组织有志革命的青年，壮大革命队伍。
1928年，万灿应胡汉民之邀回国，任立法院编修。
回国细看，实饿殍满关中，遍野哀鸿，南京政权已腐败不堪，深为孙中山遗教未能实现而惋惜。
乃下定决心，决不能再走国民党的道路，坚立革命意志，再奋起斗争。
遂心怀壮志，拟再返欧洲。
1929年冬，邓演达第二次绕道返国。
1930年抵沪，约万灿面谈革命大计，二人经过两天的讨论研究，万灿完全接受邓演达的主张，遂参加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临委会成立后，各地积极建立地方组织，万灿被推选为南方干事会干事，负责南方区党务工作，主要是南京方面的活动。
万灿积极献身革命，努力于“倒蒋”、“反国民党”的运动。
1931年夏，邓演达不幸遭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
万灿和许多同志极力奔走营救，并请孙夫人宋庆龄由沪来宁，当面与蒋介石进行说理斗争，蒋则阳为首肯，宽大处理，卒于第二次下野之前，先下毒手，于11月29日夜，竟将邓先生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现南京雨花台烈士馆展有烈士的遗物与文献）。
万灿和当时的许多同志都痛不欲生。
当局宣布“第三党”为非法组织，且诱骗同志“自首”。
万灿遂逃出南京，到广州中山大学 274 任教。
国民党左派自邓演达烈士牺牲后，虽失去了革命导师，仍然不畏艰难险阻，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
遂发展组织，继续活动，吸收青年，散发宣言，出版刊物……又被割据军阀陈济棠发觉，向中山大学指名逮捕万灿，拟处死刑。
幸当时中山大学当局反对，因而暂获安全，继续工作，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后任法学院院长等职。
直到1933年，“福建事变”酝酿成熟，万灿和许多同志前往参加，又曾几次秘密赴沪活动。
这时，万灿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秘书，李济深是该政府的主席。
闽变前后共约三四个月的时间，因十九路军中一部分不肖分子突然叛变，遂使这次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活动，迅速被国民党军队围剿而失败。
万灿隐蔽深山两天一夜，历尽艰险，仅存一命。
闽变失败后，万灿又被国民党通辑悬赏捉拿，遂亡命广西梧州，后去香港。
在香港客居李济深家一年余，于1934年，在香港与章伯钧、詹显哲等人，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1935年底，万灿再度赴德国，奉派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欧特派员，在德国参加组织“旅德华侨抗日联合会”任常委，并组织“十人小组”，又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德分部。
后来，邹鲁、陈铭枢莅德。
万灿为之翻译，亦从邹、陈处了解到国内革命活动情况。
在这时期，万灿除从事革命活动外，努力埋头著作，为平生书写文件著作最多时期，如德译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著作《有志竟成》及《三十年革命史》，完成国民经济学讲稿，将邓演达的纲领性文章译成德文或英文，在德报刊上发表。
这些文章中，有《关于新总统罗斯福登台前后的美国政局》和《甘地运动》。
他还为胡汉民起草“新国民党组织纲领”。
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任秘书时，拟过若干电稿，并编写一本小册子，名《开国文献》。
闽变失败，流亡香港时起草过“生产人民党”的纲领，写了一本《大同哲学》（是一本唯心唯物二元论的书）。
抗日胜利回南京后，写有一篇“黄金案调查报告”，上海各报争相登载，被誉为“打虎御史万灿”。
还写有一本《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思潮史》，与詹显哲合写一本《经济学》等，因经济困难，多未能付印出版，原稿随身带回国后，存放在家中，不幸在“文革”期间，三次遭抄家，原稿被毁殆尽，实痛心万分，多次言之流泪。
1937年夏，国内发生“七七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开始。
万灿其时正在苏联参观学习，接李济深与周恩来电报，“已取消通辑令，速回国，赴国难”。
他怀着一腔爱 275 国热忱，于8月底离开德国柏林，9月下旬至香港，转广州，乘车至武汉（本拟先去南京与李济深等会合）。
当时南京政府已决定撤退，以重庆为陪都，重要机关已迁至武汉。
此时，军委会拟成立“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邀请各党派参加。
万灿因陈诚与黄琪翔的介绍被邀请参加筹备工作，参与签订了国共合作的协议，并被任命为第三处处长，兼留日学生训练所的总教官（因该所远在江陵，故未就任），所长由黄琪翔兼任。
不久黄琪翔的所长职务被康泽夺去，万灿便将总教官与处长职一并辞去。
随后陈诚改委万灿为“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这时，蒋介石因邹鲁推荐万灿是“人才”即召见万灿。
蒋介石问:“为何不就总教官？”万灿答：“没有经验。
”蒋介石再问：“你要求何职？”万灿答：“无何要求。
”无结果而罢。
在任设计委员期间，陈诚曾向万灿征询有关“三青团”组织意见，后又派他赴西安一带参加“军训部”所主持的校阅工作。
虽然胡宗南等热情招待，但万灿拒之，乘机却联络上几位“第三党”老同志。
1938年，日寇侵迫更紧，万灿和一些老朋友满腔悲愤由武汉撤退至重庆。
但至重庆不久，因患伤寒病垂危，住院4个月始愈，去成都父亲处疗养半年之久。
病后，往晤老友谢树英和于右任，于右任当即邀万灿出任监察院监察委员，万灿欣然同意，即辞去设计委员职。
在任设计委员期间，万灿与共产党朋友们朝夕相处，情谊深厚，尤其与周恩来、邓颖超等相处受益颇多，觉悟提高不少，并曾与李济深同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陈绍禹等在“新川饭店”会晤，商谈如何搞革命合作的事。
1939年春，万灿的老友李济深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邀约万灿商谈，并请挂名设计委员（不领薪，不办公，参议而已）。
约两月后，受监察院所派参加“军风纪”巡查团第三团，赴江西接近前线巡查“军风纪”，为期半年始回院。
次年春，又奉派四川西部各县视查县政，历时5月回成都，陪父小住3月。
后接监察院来信，指令任中央训练团第二十六期的指导员。
同年秋，又受监察院派赴贵阳，监考当时所举行的“高等考试”，任主考官，典考县长以上的新官员。
回监察院未久，适李济深改任军委桂林办公所主任，邀请万灿前往桂林挂名军委桂林办公所顾问，住了两年。
在这空闲期间，写了一部《政治经济学》续稿和《经济思想学史》初稿；还想组织一个进步的“学行励进社”，后因成员良莠难分而作罢。
276 1942年春，因父丧，万灿赴成都奔丧，事毕即回重庆监察院，住二十七兵工厂办事处，开始与在渝的诸民主活动人士交往，如陈铭枢、谭平山、杨杰等，又和章伯钧、詹显哲、李健生、张含清等继续“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活动。
与中共代表团时有接触，有一次在周恩来主持的宴会上，恰巧坐在周恩来身旁，万灿低声说：“我当时的处境，实感精神很苦闷，有如行尸走肉，引为内愧，做了反动政府的装饰品，自思实有不甘！”周恩来含笑点头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1943年春，万灿与谭平山、孙荃、陈铭枢、何公敢、吴艾菊、王昆伦……在谭平山家开会，组织“三民主义联合会”，简称民联（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
不久，万灿又正式加入“民主同盟”，仍保持与中共代表团接触，响应各项号召，采取一致行动。
还曾与重庆各界人士共同发表宣言，拥护组织联合政府和政治协商。
1944年，原中共地下党西南区负责人鲁自成发展张含清、万灿为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后鲁自成调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联络员，仍与万灿继续保持联系，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万灿出任工矿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万灿两次主持召开“股东”大会，以掩护地下党来渝开会活动，那些地下党负责同志伪装成股东到会。
大会的名册保存到“文革”期间，被厦门大学学生抄去，逼他承认是大资本家（那些化名股东的地下党同志---王明、博古、刘少奇……写来的很多书信，一直都保存着。
直到在“文革”中，我在十分恐惧的情况下，便亲手毁了，记得秦邦宪的信是最后烧毁的，现在思之深为可惜）。
1945年春，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由王若飞陪同来到鲁自成家，听取了鲁自成的工作汇报，并秘密召见了万灿（鲁自成解放后为国务院参事，与万灿仍有往来）。
解放后，有一次国务院在怀仁堂设宴招待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在席间问：“万灿来了吗？”万灿遂由统战部部长许斌陪至总理席前碰杯，总理问万灿有何设想，万灿称：“还是教书好，教书可以育人。
”总理点头称是。
1945年，抗战胜利，万灿回南京。
抵宁次日，全家前往麒麟门外邓演达烈士蒙难处悼念亡友，伫立良久，百感交集。
此时，万灿仍为监察委员，并继续民主党派活动，还与一些革命同志组织“孙文主义同盟”。
当监察委员任满时，李济深、于右任鼓励并支持他参加竞选连任，民革中央于振银也来通知，指示他“可以参加立法委员竞选，好做些‘拆台’、‘策反’的工作”。
但他因无钱请客买票而落选。
后来为全家人的生活计， 277 应聘安徽大学教授兼系主任，旋回南京在金陵大学任教。
于解放前三个星期，立法院出缺，递补为立法委员，与“民革”及“孙盟”同志合作，共同在立法院做“策反”工作，共出席了四次会议，曾4次演说抨击政府失职失策。
当立法院逃去台湾时，院方曾送来两张撤离去台的飞机票，他安然未动。
解放前夕，张治中请万灿至家中（有屈武和庐郁文在座），商谈和平问题。
南京解放时，万灿在炮火声中，亲去下关欢迎解放军入城，又与其他同仁共同发表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革命。
解放初,万灿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政法委员和建设委员,以及首届中苏友好协会主席，并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仍为南京大学教授。
在人民大学进修后，派赴厦门大学任经济系、外文系教授和公共外语教研室主任，以及工会主席，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协委员。
他勤恳地工作，任劳任怨20年。
万灿认为革命已成功，只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建设，所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革”期间，万灿受尽“四人帮”的折磨与残酷摧残，捆绑毒打。
虽年近古稀，仍在“牛棚”劳动队中，忍受体力难支的劳动，精神肉体备受推残，积劳成疾，伤及“五内”于1971年的秋带病归来已瘦成枯槁。
虽承党和政府关怀照顾，不惜重金，大力抢救，厦门大学党委亦两次派员来宁探望，奈何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于1973年9月29日正午去世。
他在弥留之际，仍教育子女，要紧跟伟大的共产党，努力为“四化”建设做贡献，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子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其子尚在农村插队），并将生前所收藏的俄译的马列主义全集，赠送厦门大学图书馆。
万灿去世后，厦门大学派工宣队长和组织部长专程来宁治丧，南京与厦门两地都举行了追悼大会，并将他厚葬于南京南郊的望江矶公墓，树碑立传为之悼念。
（作者系万灿先生遗孀） 278 罗任一传略刘南燕 罗豁（1897－1965），字任
一，四川省资中县球溪河村人。
其祖父出身贫苦，后勤俭持家积蓄有30多亩地，在镇上还有一点小买卖。
罗任一小时生活极艰苦，放牛、拾柴等农活样样干，养成了勤简的好习惯。
8岁读私塾和小学，16岁入中学，1917年赴日本留学。
初在物理学校学化学，受“五四”运动影响，目睹祖国贫穷落后，痛感中国人民连生存权利都将丧失殆尽，于是改学政治经济学，希望学成后能对祖国的振兴有所贡献。
在日本，罗任一参加了“社会主义同盟”，同时，又参加了信仰社会主义的留学生组成的“大同俱乐部”，经常座谈、讨论如何开展文化运动和工人运动。
1923年罗任一由日本回国，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从而服膺马克思主义。
在重庆时，与陈毅等借《新蜀报》宣传马克思主义。
加入中共领导工运学运1924年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
罗任一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
宣传委员会由汪精卫负责，毛泽东任秘书；其后，毛泽东任代部长，恽代英任秘书。
是年冬，为推翻军阀统治，罗任一北上参加国民革命军反曹（锟）吴（佩孚）之役。
1925年春来到河南安阳，在彰德第十一中学（现安阳第十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
在安阳，罗任一结识了法国留学生杨介人，杨介人当时是京汉铁路邢台到新乡焦作一带共产党的领导人，安阳中共组织创始人。
杨介人有意识地做罗任一的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谈时局，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谈越投机，越谈思想越接近。
1925年4月，经杨介人介绍，罗任一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
罗任一是杨介人在安阳发展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党员。
279 在安阳，罗任一还结识了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的徐向前。
两人一见如故，畅谈时局，针砭时弊，结为密友。
加入中共后，罗任一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关系，协助杨介人在开展学运、工运及统战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罗任一协助杨介人，领导和组织安阳广大工人、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声援上海工人，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募捐支援。
在安阳高阁寺广场举行了万人大会，杨介人与一些地方进步人士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会后游行示威。
声势浩大，席卷全城。
罗任一与学生们一起游行，学生们情绪激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走狗滚出中国去！”等口号，教会牧师为此提出抗议。
罗任一日语、英语都很好，他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说，英、日帝国主义无故枪杀我们的同胞，学生们游行示威声援是完全正义的行动，你们无权干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你们在中国传教，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无端干涉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不能允许的。
一番话驳得牧师们哑口无言。
罗任一与徐向前还一起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听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演讲。
“五卅”运动后，罗任一在学校发展了10余名学生参加中共。
在反帝爱国高潮的推动下，罗任一与徐向前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军训，为革命培养干部。
徐向前讲军事课，罗任一讲政治课。
军训使学生们增强了体质，增长了军事知识。
同年秋，罗任一邀请中共豫陕区书记王若飞到校演讲，这些活动启发了学生救国救民的思想。
黄埔军校到河南招生时，彰德十一中有十几位学生报名。
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有的参加了广州起义，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干部。
国民党一大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中国革命蓬勃发展。
罗任一遵照中共中央精神，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徐向前一道多方奔走，成立了国民党安阳县党部。
罗任一与杨介人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工农部长。
国民党安阳县党部的建立，团结了工人、农民，也团结了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快了安阳的革命进程。
280 根据杨介人的指示，罗任一深入到工人中去。
他配合杨介人领导了六河沟煤矿数千工人的大罢工。
开始，罗任一对罢工能否取得胜利信心不足。
杨介人以他曾领导过的罢工的胜利鼓励他，并分析说：罢工后，资本家会叫军队来镇压，只要军队不插手，罢工一定能获胜，关键是能否保证军队不来。
罗任一说：“我以生命保证！”原来，罗任一与当地驻军的两个旅长私交甚好，而且知道这两个旅长之间素有矛盾，互相戒备。
罗任一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
罢工开始后，资本家果然派人到安阳请求军队镇压，由于罗任一事先作了工作，军队不敢贸然行动。
资本家只好派人与工人谈判。
杨介人是罢工总领导人，不便暴露身份，他指派罗任一带领1名工人和2名学生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直至资本家被迫答应全部条件，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1925年下半年，十一中的校长、总务主任都换成了国民党右派，他们无理解除了罗任一教务主任的职务，罗任一失去了职业掩护。
中共党组织经再三研究，由杨介人写信，将罗任一介绍给李大钊。
1926年3月，李大钊派罗任一回安阳，协助杨介人的继任杨韵声接上党的组织关系。
关系接好后，罗任一5月回到北京。
1926年，罗任一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特派员，后担任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郭沫若任秘书，季方是军事科长，章伯钧是组织科长。
罗任一将北方的情况提供给政治部，攻打武昌城时，他参加掩埋战友的尸体。
武昌克复后，罗任一担任过咸宁县政治监察员，大冶县县长。
1927年3月，罗任一代表武汉政府前往太原推动阎锡山参加国民革命，同时开展共产党在山西的地方工作。
此行遭反动分子暗算，罗任一身中三枪，两枪从头顶擦过，未伤及头骨；一枪打中左手虎口，幸未伤及要害。
阎锡山遂以保护为名，将罗任一囚禁于其司令部，直至1930年春夏之交，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之前才被释放。
囚禁之初，罗任一还与中共地方组织有联系，1929年以后失却共产党的组织关系。
铁窗内坚贞不屈 季方到山西将罗任一接到上海，与邓演达共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30年8月9日，罗任一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会议，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
281 成立中央领导机关时，罗任一初是组织部干事，后兼任中央总务工作及联络工作，罗任一还与郑太朴一起负责上海市干部会工作。
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临委会只能秘密活动。
中央机关设在爱麦虞限路159号，中央各部门均另租赁秘密地点进行工作。
总机关设在罗任一家中——霞飞路和合坊57号（今淮海中路526弄57号），邓演达和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他负责人经常在此集会或工作。
临委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各方面工作进展很快，党员发展到约2000人。
临委会的起兵准备和组织、宣传工作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
蒋介石派人侦察“第三党”活动，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由于叛徒出卖，邓演达在出席干部培训班结业式时不幸被捕，罗任一及北平、江苏组织保送的9位学员与邓演达一道被捕。
邓演达、罗任一等被脚镣手铐押送到英国巡捕房。
一个个按手印，把裤带、鞋带、手表摘去后，关在捕房的临时监狱里。
在伪“上海工部局静安寺捕房送案单”上，记录的是罗任一的化名“陆志宁”，身带物件是“眼镜一副匙一串双角五枚镍表一只”，并说他是中共中央委员。
17日下午6时，巡捕房的人把罗任一叫出来，到爱文义路和西摩路两处搜查，将所有书籍文件一律拿去，说是作证据，其实不过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以至史记、汉书，说部丛刊、经济学全集。
在西摩道威海卫路741号罗任一的另一住处，抄出银洋610元和7000元的存折一个，搜查出数百本共产党的书刊、文件，英文、日文、中文的都有，搜过之后，将罗任一解回捕房。
邓演达与罗任一对这次被捕作了分析：第
一，愚园坊这地方从未暴露过，何以会被特务探知？第
二，听讲者都是临时约集来的，事先不知道时间地点，特务为何来得这样准？在场的只有一个人漏网——陈敬斋。
邓演达说：“这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是陈敬斋告密。
因为他进到愚园坊后，听我谈话不过半点钟，他就说肚皮痛，请先告假。
他走了不到40分钟，巡捕房的人、侦探等等就来了……”事情确实如邓演达所分析。
282 19日，邓演达、罗任一等被引渡，押送到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
9月15日，罗任一等被押解到南京，关在军法司的临时监狱。
邓演达此前已被押解到南京。
在军法司囚禁期间，邓演达通过狱卒传递，给罗任一写过5封信。
亲切关怀被捕同志的生活、健康，询问大家的饮食情况，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得到的外面的消息告诉大家，还把外面接济他的钱转给大家使用。
并写信给宋庆龄及其他方面，请他们设法营救这些同志。
更多的是勉励大家多读书：“大家宜乘此时机，多读书，好好修养。
我们出去时必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担负。
我们的时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养，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
”“我们的时间万不可空过。
特别是你应该负责任督率同人读书。
这就是我们的训练。
如果没有书，你也该设法子去弄一点书来。
”“当现在这种时候，不可把时间空过，总要使大家用功读书，虽然在这种苦时候，也是训练兄弟们的机会，这一点你尤其是该负责。
”罗任一牢记邓演达的嘱托，“负责任督率同人读书”。
邓演达“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蒋介石认为邓演达是他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
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于下野前夕，将邓演达秘密杀害。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权由孙科出面组阁。
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等作保，同邓演达一道被捕的罗任
一、郑太朴等12人，于1932年1月6日获释出狱。
他们在关押期间，表现得十分坚贞，没有辜负组织和邓演达对他们的期望。
抗日反蒋百折不挠 1932年以后，罗任一在上海以卖文稿为生。
与周士弟等共编《演化》杂志，并为《申报》写社论，积极从事左派文化运动。
1933年5月，日军在逼近平津的同时，又进犯察东。
冯玉祥汇集各方爱国部队，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罗任一等一批临委会干部和党员被派前去参加抗战，以实际行动支持同盟军抗日。
1933年，罗任一参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工作，失败后，罗任一与章伯钧东渡日本，在留日学生中发展组织，成立了东京支部，进行反蒋抗日的宣传。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罗任一自日本回国。
11月，临委会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确定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方针，并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 283 解放行动委员会”，罗任一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6年11月，罗任一奉解委会之命，策动宋子文，两访阎锡山等实力派人物，要 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5年冬及1936年11月底，解委会两次派中委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与杨虎城会晤，共商联合抗日问题。
罗任一受到杨虎城的热情接待，并被介绍与张学良会见。
罗任一在西安几次同张、杨正式会谈，会谈中各方都主张联合全国，实现武装抗日。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罗任一在江西景德镇代杜重远办陶业管理局。
在那里，罗任一遇到旧时好友陈毅。
陈毅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正集合新四军部队抗日。
罗任一介绍陶业管理局中的20余名进步青年参加了新四军第一纵队。
1938年春，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罗任一在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作了大量工作。
1938年3月，罗任一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创办了中央机关报《前进日报》，经常撰文宣传抗战与民主。
1939年罗任一出任三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在重庆常与周恩来、叶剑英见面，商讨有关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等问题。
1941年辞职后返渝，在解委会为解决党务活动经费所办的民利制革厂工作1年。
“皖南事变”的发生，增强了民主力量联合的决心。
为了加强与共产党合作，团结中间派，联合抗拒蒋介石的打击，1941年3月，解委会参与发起三党三派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罗任一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1945年，罗任一任国民党中将咨议。
国共和谈期间，罗任一在南京工作，在周恩来直接安排下，为和平谈判而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南京支部主任秘书。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各项决议和《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
罗任一曾以私谊劝告陈诚不可破坏和平，但陈诚执迷不悟。
1947年2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罗任一等9人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这时蒋介石撕破假面具，宣布 284 民盟为非法组织，农工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央机关迁往香港。
罗任一被派回四川。
返川前，罗任一曾向周恩来、董必武请教工作方针，并商酌配合工作问题。
周恩来考虑到，要顺利解放大西南，必须做好大西南蒋介石军政要员的工作，希望罗任一做好刘文辉、邓赐侯、樊文华三大军阀的策反工作。
行前，罗任一又与李维汉商洽，并约定返川后再与吴玉章、张友渔商议具体配合工作。
不畏追捕迎接解放 罗任一前往成都，住在原川军师长、中共地下党员、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家里。
但早在2月底，国民党已强令中共驻南京、重庆、成都、上海的代表全部撤离，罗任一与吴玉章等商议配合工作的计划未能实现。
农工党中央指派罗任一指导农工党西南地下组织的工作，同时利用合法身份，做在川国民党将领的策反工作，迎接全国解放。
罗任一与刘文辉、邓赐侯、樊文华来往频繁，被四川省省长王陵基发觉，下令通缉罗任
一。
刘文辉得到消息，当即通知罗任一火速离开成都。
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将罗任一接到中江县柏树乡。
两天后，成都全城戒严，搜捕罗任
一，未果。
军统特务头子徐中齐马上派特务十余人乘摩托车到球溪镇抓捕罗任
一，罗任一幸从后门出走脱身。
罗任一再次到成都，遇到同乡蔡军识。
蔡军识是反蒋组织“武德学友会”的实际负责人，与张志和、余中英、陈离等四人被四川省政府任命为高级顾问。
蔡军识与罗任一在反蒋斗争中结成深厚的友谊，于是安排罗任一在反动军阀杨森妻弟开设的大川银行内住宿。
1948年秋，蔡军识将中江县柏树乡小学教员彭大元介绍给罗任
一。
彭大元时年25岁，思想进步，精明强干又擅长武功，罗任一考查后吸收他为农工党员，并指定他为农工党川北负责人。
罗任一亲往三台指导农工党活动，积极做迎接解放的工作。
在罗任一的领导安排下，彭大元乔装为农民，戴草帽，穿草鞋，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壮大组织。
1948年底，罗任一回到资中，帮助蔡军识成立了“资（中）资（阳）安（岳）内（江）人民协助解放运动委员会”，以策反迎接解放。
资中派系斗争十分激烈，罗任一来往于资中各地做主要人物的工作。
罗任一命农工党员陈罕淘随同共产党员刘玉贞亲到维护会长刘公台等家做工作，建立“资中维持会”，改造资中自卫队，发动各乡镇抗税抗粮。
285 1949年6月，罗任一亲临群众基础较好的中江县柏树乡蹲点指导工作，建立了农工党川北地区委员会。
罗任一代表农工党中央指定彭大元为主任，并分别任命了组织、宣传、后勤、青年、妇女部长等。
8月，根据迅猛发展的形势的需要，农工党川北组织又成立了“川北农民自卫军”，罗任一亲任政委，刘宗宽为司令员，彭大元为副司令员。
罗任一在柏树乡的近3个月里，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先后搬了5次家，辗转近百里路。
罗任一经常走几十里崎岖山路去召开会议，及时传达上级指示，宣讲革命理论与形势。
罗任一向大家说：“农工党中央指示我们，已解放地区，应将所有武器、枪支交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收编，不应争功；未解放地区，要策动一切可能策动的旧势力反正，迎接解放。
”罗任一还说，川北农民自卫军的任务：一是策应解放，另外更重要的是保卫家园。
我们有熟悉地形地物的有利条件，可用“虚张声势、闷棍打狗”的战术赶走或瓦解敌人。
罗任一亲力亲为，由彭大元陪同，向大家作策反示范。
他们选定中江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和地方实力人物为目标，凡是经过罗、彭作了工作的，除个别坚持反动立场不予合作外，都表示愿为迎接解放效力。
在罗任
一、彭大元的努力下，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先后发展农工党员200余人，中华启民社（农工党外围组织）社员3000余人。
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在罗任一的领导下，策反县、区、乡政权头目及乡丁民团，开展抗丁、抗租、抗粮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震撼了整个川北。
1948年到1949年，老五区十多个乡镇整整两年没有向国民党交一颗粮，纳一分钱的税。
资中临解放前，罗任一回到球溪镇组织维持会，迎接解放军。
国民党溃军炸毁了成渝公路第一桥——球溪河大桥，罗任一立即组织民工抢搭浮桥，使解放军车辆人员顺利通过。
1949年12月22日，农工党川北组织受中共地下组织工委邀请，配合其接收中江，共同加强城防，并维护社会治安。
柏树乡地处川北要道，农工党组织在川北声势浩大，既有武装力量，又有强大的政治攻势，先后迫使部分蒋军投降：3737师11纵队、内二警一个总队，罗广文一个团及散兵游勇在柏树乡缴械投降；罗广文残部一个营300余人在三台县双龙桥投降；在三台县古井、上新等地迫使部分蒋军缴械投降。
先后瓦解蒋军近万人，缴获战马207匹，弹药50余万发，轻重武器、通讯器材等数千件，减轻了解放成都的军事压力。
解放军四野30日进驻柏树村时，农工党组织将缴获的战马、武器、 286 弹药和投降遗留人员全部造册移交，解放军大队长郭从戎写了感谢信和收条。
解放后，罗任一任农工党西南特派员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协西南分会 理事长、川西行署委员和川西土地改革委员。
1953年调北京任农工党中央秘书处长、全国政协委员，在农工党的第五次、六次、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1965年8月27日，罗任一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参考书目】
1、《安阳文史资料》第六辑1991年10月
2、任杨“同舟赴难生死情岁月沧桑志弥坚——记川北农工解放战争时期斗争史”
3、蔡锐修“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怀念参加建党的罗任一同志” 287 王枕心传略刘南燕 王枕心，又名王经常，1897年农历正月初
一，出生于江西省永修县淳湖王村。
父亲王德兼，是地方有名的乡绅。
弟王环心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永修中心县委书记，系革命烈士。
国民党左派 1916年，王枕心毕业于江西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同年考取金陵大学养蚕专修科。
1918年东渡自费日本留学，考取东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研究生。
1922年学成归国，先后担任江西省农业专门学校农场部园艺系教授、农场主任，西宁农林职业学校教务主任等职。
王枕心1915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王枕心以江西省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并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影响下，投身黄埔军校，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中尉科员、政治股长。
在黄埔军校，王枕心先后结识了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周恩来、郭沫若等人。
1926年王枕心随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教导队宣传委员会主席、第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11月南昌光复后，留在江西，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农林局局长。
1927年1月，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王枕心当选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5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对江西省党部进行改组，否认段锡朋等国民党右派的委员资格，指派方志敏、王枕心等8人（一半以上为中共党员）为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王枕心并担任江西省人民审判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按汪精卫的旨意在江西驱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查封省总工会、农民协会，收缴农民自卫军枪械，遣送政治工作人员离赣。
由于王枕心同情革命，思想左倾，与方志敏等22人被列入驱逐名单。
朱培德又是设宴饯行，又是赠送旅费，在军乐队的吹打声中，将方志敏、王枕心等22人押上火车，“礼送”出境。
288 困境中组党 王枕心被迫逃亡上海。
当时，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下来的许多国民党左派、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陆续来到上海。
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实行屠杀政策，也不赞同共产党“左倾”关门主义的做法，同时在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都有组织起来的愿望，王枕心几乎每个周六都去英租界同孚路谭平山寓所或法租界萨坡赛路黎锦晖住所秘密集会，商议组建新党问题。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王枕心任中央委员兼农民部长，并与李世璋、朱蕴山、郑太朴、丘学训等先后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在上海、北平、江苏、江西、四川等地发行，有广泛影响。
李小青、王枕心、肖炳章等和江西的同志联系，组织中华革命党江西省党部，李小青任主委。
1929年下半年，中华革命党领导层内部不团结，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
王枕心与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肖秉章等多次举行密谈，认为谭平山已无法应付这支离破碎的局面，商定劝谭平山离休，敦促邓演达回国主持党务。
1930年邓演达回国组党，王枕心当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会干事。
根据邓演达“军事第一”的指导思想，临委会积极开展军事工作。
王枕心曾给自己的留日同学、私交甚笃的熊式辉（时任凇沪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师长）写信，策动熊倒戈反蒋，遭拒。
1931年上半年，临委会在组织上和军事上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反蒋的各方力量也都希望临委会能率先向蒋介石政权发起攻击。
临委会研究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8月，起义的准备工作就绪，决定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由他带领数名干部去江西陈诚的十八军驻地临川、清江指挥起义。
另派成员分赴各地联络，响应起义。
黄琪翔去广州，李世璋去冯玉祥部队，樊少卿去河南，叶粤秀去江西，王枕心则赴香港配合彭泽民负责华南的策动工作。
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邓演达被捕殉难。
令王枕心痛心并备受非议的是：叛徒陈敬斋是由他介绍参加临委会的。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
曾任黄埔军校军医处司药、北伐第三军卫生材料库库长，1928年夏混入中华革命党，临委会成立后负责上海的组织工作。
任职后，经常强调家庭生活困难，伸手要补贴；在组织内拉圈子，做小动作，轻视组织 289 纪律，不到三个月，上海组织被他搞得越来越乱。
经再三考虑，组织上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并调他去福建。
受到邓演达批评，又被停职，陈敬斋觉得前途无望，革命又没钱花，于是卖党求荣。
坚持抗战 1932年7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赣组织了“江西农村改进社”，邀请王枕心回赣。
王枕心借机在安义万家埠创办了“农村改进实验区”，自任总干事，以“农村自治”为招牌，实行“自治、自救、自养”。
实验区设有农村实用学校，招收初中和小学毕业生，并由省保安处拨给枪支，对学生实行军学编制管理。
学生毕业后，由省政府分送各县担任农村小学教师或联保所干事等职。
实验区还设有小学、农学试验场、保健所，推行“管、教、养、卫”的改良主义实验。
抗战爆发，实验区的设施不合熊式辉的心愿，实验区停办。
1938年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指派黄道等同志加强与王枕心的联系，以推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江西的活动。
他们认为王枕心思想较进步，加之与熊式辉私人关系很好，熊式辉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便利用王、熊的私人关系，建立了江西青年服务团。
其成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是国民党的江西省政府出钱，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出人合办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
它是全省最大的人数最多的群众性青年抗日救亡职业团体，是江西青年运动和救亡工作的支柱。
服务团有千余人，编为11个大队。
熊式辉兼任总团长，王枕心任总干事，主持实际工作，中共党员夏征农任宣传组长。
还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各大队工作，其中5个大队设有中共党支部。
解委会成员何序东、肖秉国、丘倜、许士林、王一帆都在该团工作，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江西省组织，何序东任主任委员。
青年服务团成立后，到工人俱乐部、火车站、电厂进行抗日教育。
派人到难民收容所办识字班，讲抗战形势，教唱抗战歌曲，并动员妇女参加救护队，学习救护伤员的工作。
除搞工人运动外，他们还派出人员从事各种形式的舞台演出和歌咏、街头宣传，进行家庭访问，应邀到各单位团体指导歌咏宣传。
南昌抗战歌咏会于1938年2月26日在湖滨公园举行成立大会，3000余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站起来了》、《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战歌曲，当唱到最后一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重唱七八遍，一遍比 290 一遍声调高扬。
歌咏大游行时，成千上万的市民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形成一条长龙，马路两边观看的群众更是人山人海。
游行队伍高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队员领着群众高呼口号：“同胞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抗日战斗的响亮歌声，此伏彼起，震荡在南昌城，盛况空前！ 1939年，王枕心任“江西民众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兼干事（主任委员是许德珩）、第三战区党政委员会委员，次年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2年任江西地方行政干事训练团教育长。
1943年，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当选中央委员。
投入人民怀抱 为了挽救独裁王朝的覆灭，蒋介石于1945年实行所谓还政于民的宪政制度，通令成立参议会。
经过一番极其激烈的勾心斗角的争夺，王枕心1946年担任江西省参议会议长。
这期间，他也作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
如：保护开展爱国运动的进步学生，并利用职务之便，安排一些民主人士担任中学校长等职务，以利开展民主党派工作。
如1947年秋，王秋心受民盟组织委派赴永修开展工作，通过王枕心的关系，任永修中学校长，使民盟永修县组织很快建立起来。
1948年，王枕心通过江西省教育厅，将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永丰中学原校长撤职，委派农工党员程作谋担任永丰中学校长，使农工党永丰县组织很快建立起来。
1947年，蒋介石为了加紧扩大内战，搜刮民脂民膏，制定了增加粮食征实并征借的办法。
不久，国民党政府召开全国粮食会议，通知各省主席、省参议会议长和田粮管理处处长参加。
王枕心认为，百姓已被内战搞得痛苦不堪，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
行前，王枕心征得驻会参议员同意，通电各省参议会反对征实征借。
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首次会议中，王枕心第一个发言，以目前天灾兵祸，不应再增加百姓负担为由反对征实征借。
接着，湖北、福建、江苏省议长相继发言附议，会议不欢而散。
当晚，王枕心受到蒋介石侍从室政务处长的警告，会上不敢再持异议，唯有与其他议长一样，一言不发。
同年，国民党为挽救残局，在各省成立“戡乱委员会”，规定由各省参议会议长兼任主任委员。
眼见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王朝风雨飘摇，1948年7月，王枕心联合部分 291 参议员通电申明取消“江西省戡乱委员会”，并公诸报端，从此受到特务监视，成为国民党特务的迫害目标。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决战，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农工民主党中央在香港举行扩大会议，通过《政治决议》，号召全党在国统区放手发动人民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强调在武装斗争中必须“尊重中共战友，按照实际需要，统一指挥，巩固合作”。
农工党江西组织在王枕心家中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
会议传达了农工党中央的精神，决定：江西农工党组织要把扩党扩军结合起来，要到敌军中进行策反工作，到敌人心脏要枪、要子弹、要人，组织武装，迎接解放。
1949年2月，王枕心以参加两湖参议会倡仪召开的和平会议为由离开南昌，在武汉开了半天会议，第二天即秘密搭车赴香港。
在香港逗留5天，与中共代表谭天度秘密接洽有关江西的策反工作，后乘海轮转沪回赣。
4月，王枕心得悉江西省主席方天已得知他赴港，有企图通共嫌疑，电请国民党中央对王枕心施加压力，并加强了秘密监视。
王枕心4月19日携家逃往长沙，再经广州赴香港。
1949年8月，章伯钧致电王枕心，邀请赴京。
6日，王枕心与王深林、王一帆、黄农、李含阳4人离港赴京，在京恢复了农工党的组织生活，并任民革中央民族团结委员会委员。
在周恩来等关心下，担任农业部宣教总局专员。
1956年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政协会议上，王枕心寄语在台港澳的同泽朋友“应该鼓起勇气，毅然返回祖国，同你们的家人、亲友重新团聚，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美好的祖国。
” 1967年7月17日，王枕心因患癌症于北京病逝，终年70岁。
王枕心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改正。
198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王枕心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参考书目】《江西省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辑1984年 292 雪泥鸿爪刘南燕 在历史的长河中，参与建党的前辈有的如惊涛拍岸，曾卷起千堆雪；有的似转瞬即逝的浪花，只留下淡淡的涟漪；有的则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仅仅留下了姓名…… 本文介绍的丘萼华、詹显哲、李毓
九，“似转瞬即逝的浪花，只留下淡淡的涟漪”，其事迹星星点点，散见于他人的史料，只能作些摘录，不由使人想到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他们可谓“泥上偶然留指爪”；杨树松、邹兰甫则指爪未留，“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仅仅留下了姓名……” 丘萼华 籍贯、生卒不详。
其事迹散见于邓演达史料。
北伐时，丘萼华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是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
1928年底，丘萼华收到邓演达从德国寄来的建党《纲领》和《宣言》。
那年夏天，同济大学数学教授郑太朴担任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太虚法师的翻译，随同到德国讲佛学，借机携中华革命党纲领，与在德国的邓演达等商议关于正式建党的诸多问题。
邓演达看到谭平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党纲》后认为“行不通”，并认为“中华革命党”的名称也还要考虑。
邓演达自己草拟了建党的《纲领》和《宣言》，于11月6日复印，12月18日分寄丘萼华、彭泽民和季方。
丘萼华遵嘱，将《纲领》、《宣言》转交谭平山，并转告他，由他负责征集各人的意见，汇总后告诉邓演达。
1930年1月，邓演达回国投身革命。
5月初抵香港，与彭泽民、丘萼华在香港会晤，商谈了中国革命及组党问题。
邓演达称中国革命不能中断，须共同努力，以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复兴中国革命。
彭泽民、丘萼华深表赞同，对邓演达建立平民政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解决土地问题等主张，也极赞赏。
并表示愿追随邓演达 293 继续革命。
邓演达说，革命事业曲折而奔放，从革命历史上看，每前进一步，即有阻力，内生叛徒，外增敌势，但在正确的指导下，发动群众起来奋斗，终将获得胜利。
时代的车轮终将前进，个人能力只有附在群众当中，才能施展，才有前途。
革命责任，革命精神，是在群众斗争中自我奋发、自我锻炼出来的，所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丘萼华深受鼓舞。
邓演达没有会见他在香港的家人，甚至妻子，便由香港返抵上海。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在组织、宣传、军事、民运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邓演达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强调“军事第一”，把武装斗争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
他主张一方面建立平民群众的军队，一方面瓦解和争取蒋介石的军队。
邓演达派丘萼华到驻守江西的十八军去做经济工作，陈烈去做军事工作，庄明远去做政治工作，以策动倒蒋的武装起义。
詹显哲 詹显哲，潮安人。
生卒不详。
1861年汕头开埠，潮汕得现代风气之先，一批学子纷纷出国留学。
19世纪初叶，潮汕第一代学生出国留学；第二代留学生出国时间在1911年民国之初至1921年。
詹显哲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他1919年留学法国，后去德国。
1928年夏，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太虚法师出国讲佛学，中华革命党指派同济大学数学教授郑太朴充当其翻译，借机携中华革命党纲领，与在德国的邓演达等商议关于正式建党的诸多问题。
11月，太虚法师应德国佛郎府大学中国学院卫礼贤院長之邀访问该校。
中国学院学员詹显哲常為太虚法师翻译，并陪同太虚法师一行参观了歌德故居。
1929年3月18日，詹显哲作为驻法总支部负责人出席国民党三中全会。
邓演达殉难后，临委会陷于瘫痪。
1931年11月，党务暂由黄琪翔负责，临委会逐步恢复活动。
中央派詹显哲与郭冠杰、杜冰波、郭一岑成立南方委员会。
当时在舟山大学成立3个小组：岭南大学小组，执信女校小组，学生运动另成立1个小组。
办了一份学生报，由汪盈科负责。
另外成立了1个临时小组，设在珠江船上，船游动于颐养园（孙科奉养其母卢夫人之处）一带，专对新入党的同志进行训练，每两周活动一次。
福建事变前，詹显哲与万灿、郭冠杰前往香港，参与协商闽变事宜。
1933年11月 294 上旬，詹显哲随同积极参与发动“福建事变”的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临委会中央领导前往福建。
“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临委会的彭岳渔（泽湘）当选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詹显哲与麦朝枢、万灿担任秘书。
李毓
九 李毓
九，湖南人。
生卒不详。
其父李辑五是宁远县大豪绅，曾任湖南兵工厂厂长。
孙中山逝世后，苏联政府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征得国民党中央同意，于1925年夏在莫斯科设立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一般称为中山大学。
是年冬，与朱德同船赴德留学的李毓九由德国转到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内形势大变，在国共合作基础上举办的中山大学受到强烈震荡，许多国民党员学生申请回国。
李毓九回国后投靠了复兴社。
1933年夏初，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原意调陈布雷为行营秘书长，陈坚辞不就。
蒋介石将该职空缺，另设行营设计委员会，陈布雷担任主任委员，延揽留学回国的学者专家为委员，李毓九为设计委员之
一。
1936年末，行营撤销，在陈布雷任主任的侍从室二处设四组、五组，五组组长由陈布雷兼任。
五组为储备行政人才而设，没有一定的编制。
其中颇负盛名的是所谓“八大研究秘书”，他们大都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学者，类似外交智囊团，专供蒋介石垂询国际问题。
蒋每次召见，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话，不表态，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
李毓九为“八大研究秘书”之
一。
这批“外交智囊”于抗战初期大都陆续分配出去。
抗战胜利后，李毓九任长沙市市长。
黎锦紓（黎明，农工党一干会址——萨坡赛路290号，是他出面向二哥黎锦晖借用的）夫妇1944－1946年多次被特务说是共产党，遭到迫害，被四处追捕，拟赴香港避难。
在长沙筹措旅费时，与其留德同学、一同参加一干会议的李毓九相遇。
李毓九委任黎锦紓为长沙市教育局长。
三个月后，当局察觉黎锦紓不是国民党员将其撤职。
1946年5月，湖南省政府成立湖南省经济建设委员会，李毓九为副主任。
1948年5月经济建设委员会裁撤，李毓九任湖南省建设厅厅长。
295 杨树松籍贯、生卒不详邹兰甫籍贯、生卒不详 一干会址查寻记刘南燕 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
根据史料记载，一干会议是借用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在法租界的住宅——萨坡赛路290号召开的。
农工党酝酿建党时期，中华革命党人就常到这里开会或相聚，萨坡赛路290号是农工党早期的重要活动场所。
几十年过去了，上海路名多次更迭，萨坡赛路290号现在何处，文革后农工党中央多次组织力量查找，终因年代久远、当事人已基本作古等原因未能取得结果。
一干会议的确切地点一直是农工党党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一道难题。
经过20多年不懈的查寻，终于2004年考证出：上海卢湾区淡水路332弄1号，即农工党的诞生地。
问题的缘起农工党史过去沿用的一干会议会址的照片，是一座石库门房子，只注明路名——淡水路，却没有门牌号。
该照片是黎锦皇（黎锦晖之妹、农工党中央委员王人旋的夫人）委托其在沪亲友拍摄的，发表后有许多人提出异议，认为照片有误。
理由有三：一：照片所摄房屋位置不在当年的萨坡赛路上。
今淡水路1930年时是两条不同名称的路，以福煦路（今金陵西路）为界，福煦路以南是萨坡赛路，以北是淡水路。
1993年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在金陵西路北面找到了照片所拍摄的那幢房子，当时，照片所摄房 296 屋门前的树枝和横挂在树枝上的绳子犹存，但那段路1930年时叫淡水路，不叫萨坡赛路（这幢房子及周围房屋在上世纪末已被拆除，辟为延安中路绿地）。
二：1993年访问黎锦晖亲属时获悉萨坡赛路290号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而照片拍摄的房子与法国公园相去甚远。
三：据相关史料记载，萨坡赛路290号是黎锦晖租用的住宅及办“美美女校”及“中华歌舞团”的地方，据王人美《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一书记载： 记得我进美美女校不久，我们全体就从南市区又破又旧的校舍搬到法租界黎先生的住处，我觉得好像搬进了仙境。
从铁栅栏门进去，有草坪、花坛、树木，穿过花园，到了客厅，客厅又高大又敞亮，正好做排练厅。
二楼、三楼有许多明亮、舒适的房间。
我在武汉也住过花园洋房，对花园的美丽、房间的敞亮都不惊奇。
我惊奇这里有三架钢琴……我还惊奇客厅里有大地毯，又厚又软，我生怕自己的鞋子踩脏了它。
我最惊奇这里有自来火……那时候上海滩把煤气叫自来火，我看见厨房里有自来火，一点能做饭。
壁炉里有自来火，一点能取暖。
最有趣的是澡盆里有自来火，一点能流出热水来……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上海的西式洋房，都把我看傻了。
由此可看出，萨坡赛路290号是一幢非常讲究的西式洋房，而照片拍摄的是一所普通的石库门房子，与上述记载明显不符。
苦于找不到萨坡赛路290号的确切地址，这张有误的照片也就一直在使用。
旧上海“行号录”提供线索 萨坡赛路290号究竟在哪里？今天是否还保存着？萨坡赛路曾多次更名：为纪念在这条路上遭暗杀的陈英士改名英士路，又因与原淡水路相连统称淡水路。
门牌号码多次重新编排，这给查找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到淡水路靠近复兴中路（法国公园在复兴中路上）一带反复寻找符合有关特征的房屋，到房管部门、派出所和居委会查问，去图书馆查找资料，给黎锦晖纪念网站发邮件，锲而不舍，但均无结果。
商请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协查时，竟被告知此房在合肥路口，已被拆除。
查找线索就此中断，查找工作无法进行下去。
正当查找工作陷入僵局时，农工党上海市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吴天祥获悉有位朋友专门收藏旧上海的“行号录”，借阅后，在1940年版法租界地图上找到了“萨坡赛路290号”，在今淡水路与合肥路交界处。
农工党中央研究室接报后，专赴上海实地勘查。
这 297 是一座3楼2底的洋房，1940年版法租界地图清晰标明了萨坡赛路290号的门牌号数，虽然70多年过去了，但这座小楼和周围一片房屋与1940年版地图所绘毫无二致。
房屋结构也与黎锦晖亲属叙述一致。
一楼有两个大房间，中间有活动的推拉门可打通，足够排练节目，30多人开会也毫无问题。
二楼有浴缸、抽水马桶，与史料记载相符。
三楼有独立的亭子间，后楼有楼梯直接上去，黎锦晖曾把自己反锁在亭子间里，为去南洋演出赶写新的歌曲和舞曲。
房前有绿地、花园。
与法国公园相近。
经反复比对，初步确认卢湾区淡水路332弄1号即为萨坡赛路290号——农工党一干会议会址。
据了解，这所房屋及周围房屋的产权在文革后由天主教会奥斯汀商会移交给卢湾区房管局，这里原来是一所托儿所，停办后，卢湾区政府和房管部门调配给卢湾区工商联作办公用房。
专家缜密论证 查寻结果上报后，根据蒋正华主席、李蒙常务副主席“查找结果的确认要有严密的论证”的批示，2004年5月，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委托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历史博物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研究民主党派史、上海租界史、上海行号录、上海城市发展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寄发了有关农工党一干会议会址的相关材料，并委托他们陪同专家实地考察。
经过4个多月的充分准备，9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专家论证会”。
会议由农工党中央秘书长游宏炳主持召开。
薛理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施福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吴绍中（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刊副总编、研究员）、叶锦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俞成伟（上海市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金名俊（上海海关专科学校副教授）、吴天祥（上海鲁迅纪念馆宣传部主任）等8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专家们认为：
1、法国殖民者1849年强辟法租界，1861年、1900年、1914年三次扩张。
今淡水路当年曾以今金陵西路为界，界南为法租界，界北为公共租界。
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肯定在今金陵西路以南的淡水路上。
过去沿用的会址照片是错误的。

2、萨坡赛路是1906年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的名字命名的。
1943年前，萨 298 坡赛路北端只通到今金陵西路，其北部延长线则是公共租界的淡水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有各自独立的道路管理和门牌系统，故萨坡赛路与淡水路各自独立编排门牌。

3、萨坡赛路290号建筑产权人是西班牙奥古斯汀望德堂，1921年申请营造，故1930年该建筑是存在的。

4、上海1943年收回租界后，部分道路实行归并，道路名称作了重大更名。
其中萨坡赛路与淡水路归并后叫淡水路。
但1930——1943年这段时间上海的路名、门牌号没有变更，故1940年的“行号录”可以反映1930年时的情况。
专家们还列举了大量的旁证材料。
经8位专家缜密论证，最终确定：萨坡赛路290号现地址为上海卢湾区淡水路332弄1号。
会议对专家们的发言进行了录音，8位专家都留下了书面材料，并在《关于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的论证结论》上郑重签字，这些将作为农工党党史的珍贵资料存档。
党内补充论证 农工党一干会议会址的论证工作包括两个方面：
1、会议是否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召开；
2、萨坡赛路290号现在的确切地点。
因此，在邀请专家考证萨坡赛路290号现地址的同时，邀请农工党内老同志对一干会址是否萨坡赛路290号进行了补充论证。
农工党党史沿用的一干会址是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
但萨坡赛路290号的出处，始终未见文字记载。
关于一干会议会址的记载，最早见于罗任一遗稿：当时要找一处地址，数十人集会，地址既要安全，又要机密的房子是极其不 易的。
地址是由黎明出面借用黎明辉（晖）的住宅，其时她离沪去香港。
房子空着，借用半天，伪装宴客是很适当。
从午后七时开始到夜十时。
该遗稿说是“借用黎明晖的住宅”，后面用“她”，因此不可能将“黎锦晖”笔误为“黎明晖”，“黎明晖”是“黎锦晖”之女。
遗稿通篇未出现“萨坡赛路290号”。
中央研究室反复翻阅现存党史档案材料，万灿遗稿称：后来经过多次的会面和商讨，卒于夏天的某日借寓当时法租界黎某的住宅开 了盛大的代表大会，举行了结党式，……文中谈到法租界，谈到黎宅，但可惜没谈门牌号。
299 在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一文中谈到：1928年初……后来，参加出国演出的学生、教授、乐队约30余人，都迁到 我在法租界萨坡赛路（淡水路）290号一幢住所内，进行排练。
但这里写的是黎锦晖住宅的地址，而非罗任一遗稿中的“黎明晖的住宅”，还 是有漏洞。
广泛咨询党内老同志，知情者寥寥。
走访我党中央原咨监委员会副主席王大鲁、原党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肖翰香时获悉：上世纪80年代他们曾走访黎明晖，黎明晖亲口告诉他们地址是萨坡赛路290号。
萨坡赛路290号终于有了出处。
中央研究室对黎锦晖家庭、政治态度、黎明晖1930年是否滞留香港等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考证，力求论证严谨，无懈可击。
农工党中央两次主席会议听取了相关汇报，认定：
1、农工党一干会议是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召开的；
2、萨坡赛路290号现地址为卢湾区淡水路332弄1号。
一干会址房主黎锦晖与农工党刘南燕 黎锦晖（1891－1967），中国流行音乐之父。
生活于二三十年代的人听到他的大名如雷贯耳。
200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走近黎锦晖》5集电视节目，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文化先行者、新文化开拓者、新音乐奠基者黎锦晖。
2004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又在黄金时段连续四天播出纪录片《一百年的歌声》，几为尘封的音乐家黎锦晖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笔者在考证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时，频繁接触这位音乐家的名字，因此写下这篇文字，以期对这位长期被淡忘的音乐家有所了解，并对他在白色恐怖下，曾经给予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支持、帮助，致以深深的敬意。
书香世家满门俊彦黎锦晖出生于湖南湘潭有名的书香世家，祖父黎葆堂是前清戊子科举人，父亲黎松安是清代贡生。
黎家有八兄弟：锦熙、锦晖、锦耀、锦纾、锦炯、锦明、锦光、锦扬， 300 都是近代声名远播的人物，可谓满门俊彦。
大哥黎锦熙是蜚声中外的语言文字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名 的语文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锦耀是矿业专家，曾任湖南省工业厅高级工程师；绵纾是教育家，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锦炯是铁路桥梁专家，参与设计和修建了我国北方首座大型铁路桥滦河大桥，曾在铁道部负责设计领导工作；锦明、锦扬是作家。
锦明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鲁迅先生称赞他作品中“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锦扬旅美40多年，写过《花鼓歌》等9部小说，有的被好莱坞公司和百老汇歌剧院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
锦晖、锦光是音乐家。
锦光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编辑达10年之久，其著名作品有“采槟榔”、“香格里拉”、“疯狂世界”、“五月的风”、“拷红”、“葬花”等等，特别是“夜来香”，不但风靡全国，且世界各国出版此曲的唱片版达80多个。
锦晖是卓有成就的音乐家。
音乐成就硕果累累在中国音乐史上，黎锦晖的许多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科学校；他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创始人；因为他创办了明月歌舞社——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流行歌星黎明晖、第一个歌后——周璇。
黎锦晖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湖南家乡的民间音乐和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很深。
“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黎锦晖1920年发表了“平民音乐新编”，提出音乐要雅俗共赏、中西合璧，主张学国语要从唱歌入手，并身体力行，从事儿童歌舞剧和儿童歌舞表演曲的创作。
他根据儿童的心理和情趣选择题材，一般采用童话方式，向儿童传播真善美。
其作品语言通俗，音乐明快，感情真实，情节生动，歌曲好唱、好记，再加以优美的舞蹈动作和真实的表演，大家都喜欢看。
著名电影演员赵子岳回忆他在石家庄当小学教员时，教的就是黎锦晖的儿童歌舞。
五十年代初，红小鬼出身、18岁就参加长征的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肖华率团访问匈牙利，在下塌宾馆的客厅里弹钢琴，弹的是黎锦晖的《小小画家》、《葡萄仙子》等儿童歌舞剧插曲，可见其影响之深。
1927年，黎锦晖在上海创办了中华歌舞专科学校。
黎锦晖认为：中国音乐应该以民族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应该以民间音乐为重点，故秉承“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改进俗乐、创造平民音乐”的主旨，聘请有造诣的中外教师，开设声乐、器乐和舞蹈专业， 301 学员学习3个月即能登台演出，培养了一批艺术表演人材。
歌专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膳宿。
后又成立“美美女校”，组建“中华歌舞团”。
1928年5月，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赴南洋演出，这是中国第一个赴南洋演出的歌舞团。
歌舞团有30多人，黎锦晖任团长兼音乐指挥，女儿黎明晖任副团长兼交际和演员，妹妹黎锦皇当秘书，四弟黎明当剧务，王人路担任舞台设计。
共排练了5套节目，每套节目可演足3小时，不仅表演中国歌舞，而且宣传国语，甚至宣传国民革命。
田汉、郑振铎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到码头送行，鼓励说：这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大好机会，史无前例，希望你们为祖国争光！首场演出在香港大剧场。
沉甸甸的大幕缓缓拉开，黎明晖、徐来、王人美、钱蓁蓁等十余位女演员，身着雪白短袖衫和长裙，满怀深情地合唱戴传贤词、黎锦晖曲的《总理纪念歌》：“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真理须推求一世的辛劳，半生的奔走，为国家牺牲奋斗，总理精神永垂不朽。
”刚刚唱出“我们总理”四个字，竟像有人指挥一样，全场华侨观众肃然起立，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景仰和怀念。
身着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也跟着站起来，全场气氛庄严肃穆。
在演唱这支歌的3分钟内，观众们始终保持肃立，全场鸦雀无声。
一曲唱完，掌声雷动，演出大获成功。
原定演出5天，应要求又加演3天。
后中华歌舞团到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演，这些地方大多是英、法、荷兰的殖民地，每次演出第一专场皆唱《总理纪念歌》，侨胞们大受感动，所到之处受到爱国华侨的狂热欢迎。
1929年，黎锦晖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
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
聂耳也从这里走上了音乐创作之路。
1931年，19岁的聂耳从云南来到上海，考入明月社任小提琴手。
聂耳听觉异常灵敏，模仿团里女孩子说话的腔调惟妙惟肖，他又姓聂——3个耳朵，伙伴们就戏称他“耳朵先生”。
聂耳跟黎锦晖学习作曲，并自修和声学、作曲法等作曲理论。
5年后，他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唱遍大江南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不久，12岁的孤女周小红投到黎锦晖门下。
黎锦晖慧眼识珠，指导她唱歌。
当时，上海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黎锦晖为歌舞剧《民族之光》谱写了主题歌。
在一次晚会上，小红演唱了这首歌曲，其中“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唱得慷慨激昂，唱出了人们抗战的决心，受到热烈欢迎。
这是小红首次在上海登场亮相，黎锦晖兴奋地拉着小红的手，夸奖说：“了不起！了不起！我看，你的名字 302 就改成周旋吧！”从此，伙伴们亲昵地叫她“小旋子”。
她正式当电影演员后，改名“周璇”。
3年后，在上海广播电台联合歌星比赛中，周璇获得“金嗓子”的美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黎锦晖谱写了《向前进攻》、《追悼被难同胞》等许多抗日救亡歌曲；抗战期间，他创作了《中华民族战歌》29首以及《抗日三字经》、《十里送夫》等数十首爱国歌曲。
当时红军队伍中也流行黎锦晖的歌，《可怜的秋香》曾在革命根据地改编为《新可怜的秋香》、《可怜的白军》，成为早期工农红军歌曲。
陈毅曾代表中共中央派人给黎锦晖送钱，希望他“能到延安看看”，后因故终未成行。
推广国语编辑书刊黎锦晖的才华不仅仅表现在音乐方面，他1921年在国语专修学校教书，后出任校长，热心于推广国语。
为普及国语组织了3个国语宣传队。
黎锦晖带领女儿明晖，在江苏、安徽一带采用文艺形式普及国语。
明晖先用国语唱白话文歌曲，黎锦晖小提琴伴奏。
之后，黎锦晖讲解注音字母，回答听众的问题。
这注音字母是他大哥黎锦熙与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共同拟定的，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
一。
然后，是最受欢迎的节目：黎锦晖父女表演琴语。
他们请观众随意写一句白话文，交黎锦晖，黎锦晖用小提琴拉出相应曲调，明晖听后在台前黑板上写出注音字母，再译成汉语，结果和观众写的完全相同。
在场观众无不惊讶，一再要求重演。
黎锦晖还曾编写各类教科书，编辑多种报刊。
他1922年任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部长时，出版了一批《儿童文学丛书》，创办并主编儿童刊物《小朋友》。
该刊很快就风靡全国，发行量居全国定期刊物之冠。
黎锦晖在《小朋友》周刊上连载了其创作的12部儿童歌舞剧本，王人路为之配画。
王人路请妹妹王人美为《小朋友》的封面题字并采用，当时王人美在长沙师范附小念书，学名王庶熙。
“庶熙”出自《尚书.尧典》里的“庶绩咸熙”，意思是许多事情都振兴起来，是她父亲王正枢起的。
王正枢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数学教员，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却对专攻文史、对数学不感兴趣的毛泽东很器重，毛泽东曾在王家住过一个夏天。
一次校方认为毛有越轨行为，要开除他。
全省有名的几位教员如杨昌济、袁吉六及王正枢先后出面作保，迫使校方撤消原议。
王正枢的二女儿继承父业，成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数学教师，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都是她的学生，为此，王家兄弟姐妹应邀到中南海做客，并得到不少关照，这是题外话。
王庶熙到明月歌舞社后，黎锦晖为她起艺名叫王人美，他直言：将这女孩列入王家的“人”字辈，要破一破女性不入家族辈分的旧习。
后来，王人美果然没辜负黎锦晖的期望，成为上海早期著名的歌星和影星。
她主演的《渔 303 光曲》获得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同情革命倾力相助 黎锦晖对革命充满同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经田汉介绍，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夫妇把13岁的女儿钱蓁蓁送进中华歌舞团，托付给黎锦晖。
钱壮飞1925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把女儿寄养在远亲家里，有时甚至失去联系。
钱蓁蓁当过丫头，做过养女，学过京戏，进过孤儿院，生活飘泊不定。
现在，钱壮飞夫妇又要北上执行新的任务。
黎锦晖知道钱壮飞的特殊身份，一再表示会照顾好他女儿。
钱蓁蓁从小生活在北京，说得一口北京话，黎锦晖请她担任剧社的国语小老师。
在黎锦晖的悉心培养下，钱蓁蓁很快脱颖而出，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并称歌舞社的“四大天王”。
南洋演出后，钱蓁蓁无家可归，随黎锦晖滞留新加坡。
新加坡法律规定：凡与两名外姓少女同住，即有贩卖人口之嫌。
于是，钱蓁蓁认黎锦晖为义父，取名黎莉莉。
黎莉莉能成为三四十年代当红影星，黎锦晖是她的引路人。
黎锦晖因其四弟黎锦纾（又名黎明，字季纯）的关系，对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持同情、支持的态度。
黎明，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毕业，任职于上海中华书局期间被派赴德国研习，在那里结识了朱德、邓演达等人。
1925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教育股长兼武汉市军事政治分校筹备委员、武汉中山大学教授。
大革命失败后，黎明与共产党失去联系，由武汉来到上海，住二哥黎锦晖家，在二哥任校长的歌专任教。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在其影响下，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因故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
外界不明底细，称之为“第三党”。
黎明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文化宣传工作。
1930年2月，黎明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
6月，邓演达电召返沪，任机要秘书，参与组党的筹备工作。
黎锦晖的朋友，如王人路、王人旋（黎明的留德同学）兄弟都参加了第三党，黎锦晖由此结识了一些第三党的朋友。
在黎明和朋友们的影响下，黎锦晖同情第三党，经常给予帮助，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思想上自然受到影响，言谈中时常流露出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不满。
南洋巡演途中，黎明、王人路接到第三党成员的来信，要他们回上海安置避难者，黎明和王人路中途回国。
于是，黎锦晖自己兼任剧务，舞台设计不变动，也不添人主管。
1929年2月，黎锦晖接到黎明的信，说第三党处境险恶，特别是与他们有宿怨的那个国 304 民党党棍“黄秘书长”旧恨未了，不会罢休，此时二哥回国仍不相宜。
直至黎明来信说那个对头“黄秘书长”因犯案去职，威胁已除，黎锦晖才回国。
黎锦晖在“我和明月社”（全国政协《文化史料》丛刊第四辑）一文中说： 1929年冬，我回到上海，与徐来结了婚。
施高塔路（武进路）恒盛里有两幢房子，一幢我住，又将散居在旅馆的第三党朋友庄明远、丘萼华（新民）等多人迁入另一幢。
这房子的前门是公共租界，后门通华界，地跨两界边缘，行止相当灵活，开支也可节省。
几个人凑在一起，办了一张四开的周刊名《善有善报》，秘密印刷发行，目的打击当时乌烟瘴气的上海各小报、讽刺新旧军阀、大小流氓。
这次奇袭，确使对手们慌乱了一阵，及至他们发现阵地，我们即收了兵（发行至13期就停刊了）。
黎明曾用我的稿费数百元，在北四川路（四川北路）开了一爿‘明月音乐书店’作为第三党在沪联络站。
这倒是最早的音乐专业书店，发售歌谱、唱片、民族乐器之类，营业利润我从来未过问，据说仅敷开销。
在黎锦晖自传中，他再次提到此事：1928年我同意四弟黎明（即锦纾）的建议，在上海办一个书店，作为被蒋贼迫害的民主人士通讯机关，后来邓演达的一部分部属逃避到租界，对他们的“生活”和“安全”有些照拂。
1993年采访黎锦晖夫人梁惠芳女士时，她说，黎锦晖很同情第三党，经常给予帮助。
第三党在黎锦晖家里楼上开会时，他就让乐队在楼下排练奏乐，以作掩护，还提供了打字机、手枪等物质帮助。
因他有学生在巡捕房工作，因此第三党在他家中活动很安全。
黎氏住宅一干会址1928年，黎锦晖创办的歌舞专门学校“美美女校”以及为出演南洋而组织的“中华歌舞团”由南市迁到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
三层小楼，房间宽大敞亮，可燃气取暖；厨房有煤气；卫生间有燃气热水器、浴缸、抽水马桶；房屋前有花园，是一幢非常讲究的西式洋房。
中华革命党人几乎每个周六都在英租界的同孚路谭平山寓所、或在法租界的萨坡赛路黎锦晖住宅秘密集会，商议组建新党的问题。
1930年，邓演达回国组党。
一切工作就绪后，要找一合适的处所举行代表大会。
地址既要安全，又要机密，还能容纳数十人集会，很不容易找。
后由黎明出面，向二哥黎锦晖借用萨坡赛路290号住宅。
黎锦晖1929年已搬到施高塔路（武进路）恒盛里居住，那里有两幢房子，一幢自住，另一幢提供给原散居在旅馆的第三党朋友居住。
萨坡赛路290号是黎锦晖留给女儿黎明晖住的，其时黎明晖在香港，房子空着，借用半天。
305 8月9日，农工党一干会议在萨坡赛路290号举行，来自10个省区的3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建党。
会议以宴请客人为掩护，黎锦晖四弟黎明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妹妹黎锦皇则在门外望风。
会议从晚七时开到十时。
萨坡赛路290号黎锦晖住宅是农工党早期的活动场所。
尤为重要的是，农工党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这里召开，这里是农工党的诞生地，在农工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黎锦晖给予农工党实实在在的帮助，令人钦敬。
后记 2003年5月，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启动了《农工党一干会议人物传》的编撰工作，以填补农工党党史研究中的这项空白。
农工党1930年建党，至今已有75个年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年积贫积弱的祖国早已独立富强，农工党也发展为拥有9万多党员的参政党，活跃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舞台上。
当年参与创建农工党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建党？带着一连串疑问，我们缓缓回溯，走进硝烟，走进战乱，走进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我们走近参与创建农工党的这些前辈，试图在历史的长卷中为之造像。
真正动笔后，才发现为一干会议的25位干事编写传记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传主中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文字记录，这是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写出两篇后，农工党中央机关刊物《前进论坛》2003年9月开始连载，给了我们很大压力，同时也督促着我们笔耕不息，心无旁骛。
其间，陆续收到党员反馈，反映良好，给了我们莫大安慰，激励、鞭策着我们坚持下来。
时常觉得连载无以为继，就要“断顿”了，却又“逢凶化吉”，“神兵天降”：多次催促的从事图书情报工作的福建作者寄来“江董琴传”，广东的梅（日新）老主动寄来“忠诚的民主斗士杨逸棠”，从农工党机关党史档案资料中陆续发现了郭冠杰、万灿的传略，一次次的让人喜出望外。
就这样跌跌撞撞，蹒跚前行，最后剩下肖秉章、杨树松、邹兰甫3位，实在查不到任何资料，《前进论坛》连载于2005年8月落下帷幕。
10月，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编者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时，发现参加起义人员中有“肖炳章”，这是不是我们党史中的“肖秉章”呢？经与江西省老党员凌家传联系，方知此“肖炳章”即彼“肖秉章”，且凌老几年前就写过“肖炳章事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杨逸棠的传记原来较单薄，经反复联系，他担任过广州市市长的儿子寄来了《客家名人录》中有关杨逸棠的资料及其照片。
集结成书前，加写了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 306 的传记，其他连载过的传记反复修改，力求完美。
就这样一星一点不断完善，整整二年半，《农工党一干会议人物传》终于全部结稿。
编书过程中，农工党一干会议会址的查寻工作，历经20多年的不懈努力，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经专家论证、农工党中央主席会议审查，确定上海市卢湾区淡水路332弄1号（原萨坡赛路290号）是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会址。
农工党是大革命失败后，在国内成立的第一个民主党派，是中国民主党派成立的主要标志；是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形势下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民主党派；是继承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坚决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第一个民主党派。
确定农工党一干会议会址，对于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历史，对于在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特殊重要意义。
因此，本书将与一干会议会址有关的文章一并收入。
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常务副主席李蒙高度重视本书的撰写工作，农工党中央名誉副主席章师明、田光涛，中共中央统战部韦顺和，农工党老同志王大鲁、肖翰香以及参与建党农工党前辈的哲嗣彭湛东、彭润平、季明、杨资元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各地方组织的大力支持，江西省委会龚林儿、林凯，河南省委会王小丁、安阳市委会彭夫，四川省委会任杨，湖南省委会刘江南积极提供史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对参与本书的撰写和编辑工作的各位同志，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