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17年12月13日■本版编辑：陈菁霞■电话：010-67078071 人物 ■E-mail:chenjingxia2004@ 采访手记： 读了阎晶明的新著《鲁迅还在》，才知鲁迅是多么深广的世界。
这显然不是一种学者式的写作。
《起然烟卷觉新凉——鲁迅的吸烟史》，起笔引用鲁迅的《秋夜偶成》，先就谦虚地说“：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鲁迅这首写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的《秋夜偶成》，不靠注释是很难一读就懂的。
” 实际上他对鲁迅研究所下的功夫，不亚于鲁研专家。
不仅仅知人论世，融入了对鲁迅的体贴，甚至也会遥想鲁迅曾经的写作状态。
“那些透着感情和思想，充满力道的文字，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和心境中写出的？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很多谈鲁迅的人，都在描述自己想象中鲁迅看取人间世相的态度和眼光。
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的鲁迅，是一位暗夜里的思想者……” 阎晶明以深情细腻又客观冷静的笔触，耐心地书写他眼中的鲁迅，以及鲁迅独有的魅力，那是鲁迅至今深深吸引他，也吸引我们的重要原因。
也因此，阅读鲁迅的过程不再是冷冰冰的教科书或学术著作中的固有印象，而是亲切自然、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甚至要从纸页间呼之欲出的形象。
这应当也是阎晶明写作的追求之
一。
阎晶明在热切地期待并追踪着当代中国文学辉煌成就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经典作家的敬仰和学习。
他认为，鲁迅就是当代中国人阅读中持久不衰的经典；他更认为，鲁迅研究者既有学术责任，也有传播鲁迅的责任；在当前形势下，后者责任更为重大，应当让社会公众认识鲁迅对全民族的意义。
近十年来，他努力想从这样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人生和文学世界：他是在人间烟火中艰难生活的人，更是在凡俗世界里发出不凡声音的智者。
他有时靠一些微不足道的嗜好保持着生活的乐趣，又从这些琐屑中透露出豁达的人生观念 中华读书报：在《鲁迅还在》中，您提到，把鲁迅放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放在当代文学格局中阅读和研究很重要。
其实这种“当下性”贯穿您的编撰思想。
《鲁迅演讲集》《鲁迅箴言新编》也是如此。
您如此强调“当下”，是否有更深的用意？ 阎晶明：我的主业是当代文学评论。
但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硕士论文是解读包括鲁迅小说在内的五四小说。
在做当代文学的过程 在亲切与平凡中理解鲁迅的伟大 ——访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 ■本报记者舒晋瑜 中，内心一直保持着对现代文学的关注和观照。
我认为，要理解好中国当代文学，需要同时充分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共同的起点是五四新文学。
但是客观上，当代文学在发展中体积越来越庞大，自成体系，现当代文学的联系被忽视了。
我想回到现代文学的起点，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
中华读书报：这种倾向体现在哪里？ 阎晶明：现在谈当代文学史，大多以新时期文学为起点。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传统，在一些作家、包括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中不受重视，不太以现代文学的整体观去做评价。
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鲁迅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挖掘得远远不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鲁迅的议论从来没有停歇过。
这种议论很多时候是无谓的纷争，也或者是刻意的对鲁迅的拉低。
有过与鲁迅“断裂”说，有过将鲁迅作品从语文教材里大幅减少说，有过关于鲁迅的各种传闻八卦说……在鲁迅身上赋予太多文学之外的因素，招致不少人刻意的议论，并将之说成是让鲁迅“走下神坛”。
另一种情形也并不让人乐观，即很多人只把鲁迅看作作家。
鲁迅作为民族精神之魂，远未深入人心。
出现这些问题，鲁迅研究者不能轻视，对贬损鲁迅的言论观点，不能只在学术同道者中表达不满，而应该主动做一些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鲁迅，把鲁迅研究放在当代视野中观照，把鲁迅的当代价值阐述出来。
而不是仅仅在研究鲁迅的格局中，我认为这个格局需要突破。
中华读书报：当下鲁迅研究是怎样的状态？很想了解您研究鲁迅的动力。
阎晶明：我敬重那些致力于鲁迅研究的专家，他们的学问很了不起，但是互相关照、互相引用、互相阐发太多，自我重复严重，研究太过刻板。
鲁迅研究成就很大，但还是存在一些缺陷，与我们所希望的鲁迅在当代存在的状态有距离。
其实我们应当正视的一个现实是，现在大学生，即使是文科的大学生研究生，对鲁迅总体上还普遍陌生。
鲁迅之于中国文化比起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文化，价值、意义、重要性或许更高更大，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
我希望能够回到原点，做鲜活的、有体悟的研究，这是我想研究并书写鲁迅的原因。
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鲁迅，这不是专为“独辟蹊径”而刻意选取“低端”题材，而是发觉这其实是“研究”上的一个“空白” 中华读书报：鲁研著作洋洋大 观。
要想写出自己的独特性，也下了一番功夫吧？能具体谈谈您的切入点吗？ 阎晶明：面对一个经典作家，永远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研究鲁迅的著作浩如烟海，我选择了一些不是鲁研专家也不是传记作家所注重的点，发现自有剖析的空间。
比如谈鲁迅的吸烟史，看上去是琐碎的细节，但是与鲁迅的创作、与鲁迅的身体、与他的人生观都有关系。
我从鲁迅作品、书信文字当中找到和抽烟有关的内容，分析吸烟与鲁迅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吸烟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对认识鲁迅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还是很有帮助的。
鲁迅吸烟和后来的疾病有关，但他确实不能克制自己，这里同时透露出，他其实也有常人共有的脆弱甚至“自制力”的薄弱。
唯其如此，我们更会理解鲁迅是一个生活于人间的战士而并非是超然于“人间烟火”之外的神明。
再比如写鲁迅和他生活的城市，考察他对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的评价，最后发现，鲁迅虽然在世俗生活上并不讲究，但他内心对很多东西的要求其实非常苛刻。
我要把这点“意思”呈现出来，又不仅仅停留在“有意思”上，要和更深刻的点去结合。
可以说，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寻觅，却最终没有找到一个让他的心灵放松、精神安稳的居住之所。
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漂泊，才成就了他这样一位永远的“求索者”。
再比如写鲁迅和酒的关系。
鲁迅和烟须臾不能离开，和酒却不是这样。
在特定的情形下，酒在鲁迅那里是一种虚拟的说辞，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言辞借用。
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之中。
他的生活里嗜烟远胜过好酒，文章里却是谈酒多于说烟。
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以及他各个时期的杂文、他的演讲、书信里，“酒”都是一个常见的意象和描述对象。
鲁迅与酒，其实也是一个流溢着清香、充满着复杂与微妙的世界。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您能从那些看似研究的“漏洞”中寻找到有意思的话题？ 阎晶明：其实也不是什么学术发现。
比如写鲁迅和两个外国人的交往史，一是藤野，一是萧伯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早已很多。
《藤野先生》被认为是写师生情的经典文章，鲁迅的老师是日本人，但中日关系发生很多变化，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这篇散文的主题确定。
但我后来读了一篇日本记者在鲁迅去世后采访藤野的短文，奇怪的是，藤野对鲁迅提到的过往经历记忆模糊。
他不记得送鲁迅照片，也不记得在照片背后题有“惜别”二字。
他对鲁迅的印象，和鲁迅对他的印象完全不同。
这就成了有趣的文本对照。
我 一开始只是想就两个人对同一段经历、同一种情谊的描述不同进行分析，但是在梳理中展开的却是一个非常广阔复杂的世界。
这个事实没有消解我对散文真实性的看法，也没有消解鲁迅对老师感情的认识。
鲁迅作为当时仙台医专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任何一个人的滴水之恩，他都会涌泉相报。
这一点对我触动特别大。
鲁迅那一代留学生，包括郁达夫等，他们的个人学业和前途，都和国家的命运相关。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来访中国，只在上海待了大半天时间，却成为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在后来的八十年中发生了很多叙述与评价上的裂变。
我努力希望能够把那个无法复原的被撕裂的故事理清楚。
我选择的话题看似小事琐事，但它们有烟火气，有呼吸有温度，我的努力就是通过阅读和素材积累，找到角度进入并打开更大的世界，将这一切和鲁迅的筋骨、文章、思想建立起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保持着鲜活性和生动性，而不以学术结论为唯一追求。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作中持有怎样的态度？ 阎晶明：我是以研究的态度，但是以散文、随笔的写法，尽量用朴实的、有温度的文字叙述，通过这种叙述能让人了解多个侧面的鲁迅。
我一直强调，今天的鲁迅研究，不要指望多么独特的、别人没掌握的材料，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但并不是说所有材料都被我们很好的利用。
资料就呈现在那里，看你如何整合、理解。
更重要的是对鲁迅原著的阅读，这是增进理解的根本。
没有任何作家的研究如鲁迅研究这么庞大。
所有这些资料和成果，第一我很尊重，第二保持持续阅读。
但不能因为这些庞大的成果就失去自我独立研究的能力和勇气。
“我以冒险的工作，来表达对一位中国现代的伟大作家的致敬。
”阎晶明的编撰，姿态很谦卑，但是客观严谨。
他认为，“鲁迅精神”是很高远的境界，是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精华和凝炼。
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学到，无法全部继承，也应在心向往之的同时充满敬意 中华读书报：2017年您还出版了《鲁迅箴言新编》《鲁迅演讲集》。
前者分类共十五种。
您的分类十分用心，也非常谨慎。
能谈谈您在分类上的具体想法吗？ 阎晶明：《鲁迅箴言新编》是对阅读的重新整理。
通过这样一种分类，把我对鲁迅研究的每一个方位，尽可能确立下来。
当然，用心谨慎，也不见得完全准确。
我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引起读者阅读鲁迅文章的兴趣，借这些片段摘录而去查到鲁迅原文去整体阅读。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鲁迅演讲集》？您认为鲁迅演讲的魅力何在？ 阎晶明：鲁迅的讲演常常是到了现场才道出主题，他的讲演在并不展现“技巧”、显示“口才”的情形下，却令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为之激动，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自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深刻的思想，讲真话的要求，直面现实的胆魄，等等。
这些都毫无疑问是构成鲁迅讲演魅力的根本原因。
但就站在“学者、作家及其讲演”这个话题上讲，我以为鲁迅讲演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讲演的真正魅力不在于现场的绘声绘色的表演，不在于滔滔不绝的“妙语连珠”，而在于讲演者在讲演背后作为作家的创作和作为学者的研究是否真正可以为其“立言”。
讲演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靠文章说话”。
中华读书报：关于鲁迅，您是否还有其它的编著作品在规划出版之中？ 阎晶明：《鲁迅还在》里有一篇文章是谈鲁迅疾病史的。
发表了两万多字，但并没有完全把我所掌握的资料用尽，也没有完全展开。
包括鲁迅对中医的态度，鲁迅对中西医的评价，等等。
我想把文章扩充成一本书，这里有很大的空间要阐述。
这是最近的写作目标。
我一直想写一本书：《鲁迅在1925》，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
关于鲁迅的传记很多，但我以为鲁迅的人生有高峰期也有平缓期，他所有经历中，1925年是一个特殊的高峰。
所有鲁迅做的事情，在这一年最集中，最爆发，最惊心动魄。
1925年，鲁迅在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写作上全面展开。
此前他的杂文是抽象的、概念的批判，差不多在1925年，他的杂文开始定型，因为他有论敌了，就是陈西滢。
如果让我推荐，《华盖集》的锋芒和批判力量让人真正读到了鲁迅的厉害。
这一年，他当编辑，也在教书，同时是教育部的“公务员”。
这一年，他与许广平开始了交往。
鲁迅所有做的工作都是为这一年高潮的到来做准备，之后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一年的余波。
虽然是选取了一年的节点，但是鲁迅一生的东西都有可能囊括进来。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写法肯定会好看，但是也相当有难度。
阎晶明：确实是为自己的写作提出了挑战。
按我的理想状态，以纪实性的方式，以散文式的笔法完成一部作品，也一定很有趣，因为极富张力和戏剧性。
我的思考相对成熟了，就看如何表述。
“我是专业出身，业余选手。
”阎晶明希望哪怕是挤出破碎的精力和时间，也要多做一些事情，希望能够引起人们重新认识鲁迅的兴趣，这是他的追求 中华读书报：您自学生时代就研究鲁迅，现在的研究和那个时期的研究显然不同。
阎晶明：学生时代学习现代文学，是茫然的、感性的，也不具有问题意识。
我的写法，主要是读原著。
资料的引用是一种呼应。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全面呈现生动鲜活的鲁迅，希望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能作为整体评判，这种背景下的鲁迅研究，其实也带有一种使命感。
阎晶明：研究鲁迅也需要有创作的热情，用心理解，用生命体验、去写作。
做鲁迅研究的人，应该把鲁迅形象和鲁迅思想一点一滴地传导给社会大众。
学术研究应该和当下有关。
我们应当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去投入研究与创作。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鲁迅在海外的影响？ 阎晶明：鲁迅无疑是国际性、世界性的话题，国外很多对鲁迅的研究是通过考据得出结论，努力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把学术研究写成了精彩的故事。
对我影响最早、启发很大的是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书，乐黛云主编，出版至今已有30多年时间，但它一直是我的案头书。
中华读书报：您对鲁迅的研究，用心且专注。
为什么这么多年，您会对鲁迅研究持有这么大的热情？ 阎晶明：为什么叫《鲁迅还在》？因为鲁迅在今天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你总会在阅读鲁迅和相关文字中有呼应感和独特的感受。
保持这种阅读热情，也才能有继续写作研究的动力。
我一直强调鲁迅研究不要局限于在小圈子里打转，不要局限于观点资料摘抄。
我们应该将鲁迅的思想、精神、创作、人生，以活的形态表达出来，让鲁迅形象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骄傲。
“须仰视才见”，是鲁迅小说《一件小事》里的一句话，是小说中“我”感受到人力车夫愈走愈高大的背影后的感慨。
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人力车夫”，他以甘愿蜡炬成灰的品格和默默付出的毅力，为民族性格的铸造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须仰视才见”不是神化鲁迅。
我们应当持这种态度，能够感觉和认识到他有亲切的一面，也有平凡的一面，而这亲切与平凡中又能读出他的伟大。
《鲁迅还在》阎晶明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 《鲁迅演讲集》阎晶明选编，生活书店有限公司2017年3月 《鲁迅箴言新编》阎晶明选编，生活书店有限公司2017年2月 叶圣陶书信日记里的马一浮 ■应奇 自1937年秋从苏州西迁，由杭州、武汉而入川，一直到抗战胜利，叶圣陶居川八载。
“渝沪通信”和“嘉沪通信”是保存下来的他在重庆和乐山与在上海孤岛的朋友们的通信，收件人主要是他的朋友“开明四老”夏丏尊、章锡琛、王伯祥和徐调孚，有时为了节省邮资，也作集体收件人，这自然也是为了让书信能够在朋友间传看。
这些书信真实记录了他在寓川期间的生活和交游，包含着我们了解“抗战”这个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以及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宝贵资料。
“嘉沪通信”中关于马一浮的文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
“嘉沪通信”记录的是叶圣陶在乐山期间的生活，叶至善在整理摘取这些书信和日记中有关马一浮的记录时明确说，“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乐山，我的父亲与马一浮先生有过不到两年的交往。
”这些记录大致围绕复性书院之创设以及马一浮与贺昌群的“离合”而展开。
贺昌群与马一浮乃浙大同事，而与叶圣陶则是“文学研究会”时的旧识。
书信中一开始就说明，是贺昌群介绍叶圣陶与马一浮相识。
对于马一浮，叶圣陶可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名”：“闻其人光风 霁月，令人钦敬，则他日得追陪杖履，亦一乐也。
”及至初见并陪同出游数回，印象则为：“其人爽直可亲，言道学而无道学气，风格与一般所谓文人学者不同。
”复性书院是“嘉沪通信”中有关马一浮之文字的重心，而叶圣陶本人对于书院的态度和马一浮的观感似乎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这其中一个主要的透视点就是贺昌群与马一浮的合与分。
叶圣陶在书信中记录了马一浮就创设复性书院与当局的“约法三章”：“
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
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
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对于其“所不为”，叶圣陶未置可否，但想来应是“钦敬”至少是无异议的；但对于其“所为”——以六艺为教，叶圣陶则在肯定其“重体验，崇践履，记诵知解虽非不重要，但视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同时，对于所谓六艺统摄一切论，则表示“殊难令人置信”。
分歧的核心似乎在于叶圣陶相信马一浮所论“意在养成‘儒家’”，而他则认为“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
”至于马一浮念兹在兹的书院，叶圣陶则谓“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
” “嘉沪通信”中还记录了叶圣陶的朋友圈中对于开办复性书院的不同意见，例如郑振铎“不赞成昌群兄去浙大而来此，调孚兄以为此系开倒车”，而其争议的焦点仍然在于指责六艺统摄一切论“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
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马先生亦无以对也。
”叶圣陶并且断言，“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
” 也正是在这个基本的争执点上，凸显了熊十力、贺昌群与马一浮的分歧。
贺昌群本是1939年4月下旬离开浙大，从宜山来乐山追随马一浮“佐理”复性书院事务，但据叶圣陶是年6月8日记载，贺昌群其时就已“与马先生谈书院方针，意见颇不一致。
马主学生应无所为，不求出路，贺主应令学生博习各种学术，而不忘致用。
”这种分歧也存在于马一浮和熊十力之间。
熊十力本是马一浮拟聘来书院，但“熊来信亦与昌群意同。
”显然，这种分歧并未在此后得到调和，据同年6月19日致夏丏尊信所云：“复性书院尚未筹备完毕，而贺昌群兄已有厌倦之意，原因是意识 到底与马翁不一致。
昌群兄赞同熊十力之意见，以为书院中不妨众说并存，由学者择善而从，多方吸收，并谓宜为学者谋出路，令习用世之术，而马翁不以为然，谓书院所修习为本体之学，体深则用自至，外此以求，皆小道也。
”此而外，叶圣陶还担心马一浮与熊十力会陷入“两贤相厄”，并结论说，“弟固早言马先生于其他皆通达，惟于‘此学’则拘执（理学家本质上是拘执的），今果然见于事实矣。
”到了7月6日给诸翁的信，则宣布，“昌群兄已与马先生分开，声明不再参与书院事。
”并且说，“其分开不足怪，而当时忽然发兴，辞浙大而来此，则可异也。
” 我手边没有记录马一浮与贺昌群此后往还的资料，而只能查到熊十力离开乐山后，马一浮给他的信：“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
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
怅惘之怀，靡可言喻。
”信中那种“空山寂寥……霜寒风急，益令人难为怀也”之感叹则不禁让人想起叶圣陶书信中所记录的马一浮那阙《旷怡亭口占》：“流转知何世，江山尚此亭。
登临皆旷士，丧乱有遗经。
已识乾坤大，犹怜 草木青。
长空送鸟音，留幻与人灵。
”1939年6月15日致沪上诸友信中，叶圣陶写道：“前六句于其胸襟、学养及最近之事业均关合而得其当，表现之佳，音节之响，无愧古人。
昌群兄有一诗和马先生，其中‘娓娓清言承杖履，昏昏灯火话平生’二句，身分交情俱切而馀味不尽，亦佳。
” 最后还有个“版本学”的说明：恕我孤陋寡闻，一直到上个月在临城的新华书店见到重版的《我与四川》，我才知道天壤间尚有“渝沪通信”和“嘉沪通信”这样的文字。
初读之下就产生了为撰一小文之念，但又私忖以叶圣老之望重士林，他的这些文字断无可能没有引起过关注，抑或没有被讨论过。
果不其然，我不久就在一本关于马一浮的论著中看到对《与马一浮先生交往琐记》的引用，一时还以为叶圣老尚有这样一篇独立的回忆文字。
引用者标明此文载于华夏版《马一浮遗墨》。
如我在别处自供过的，这册书，我先后收有两个版本（印次），一是多年前的某天，接小女放学回家路上，在杭州申花路幼儿园附近的地摊上得到的，那应该是个初版本，至少是初版本的重印本。
两年前在定海的一家特价书店看 到一本品相好得多的，稍作犹豫就重收了。
于是即刻找出这个本子，见版权页上写明此书系1987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我手里的是1999年1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本，然遍检之下却没有找到上述这篇文字，而我以为应该是初版或初版重印的那册《遗墨》却遗落在杭州而一时无从追索。
我于是想到求助于图书馆。
浙大舟山校区图书馆的吴颖骏先生通过西溪校区的毛一国馆长特批才从杭州帮我借到了已属“特藏”的这册书，这是个平装本，版权页标明系1991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我来不及再去确认此书到底还有没有一个1987年的初版本，就匆匆翻到了叶圣老的那“篇”琐记——原来这并不是一篇独立的文字，而是叶圣陶的贵公子叶至善受《遗墨》编者之托从“嘉沪通信”和同期的日记中摘抄出来的关于马一浮的文字。
从日记时间来判断，这些日记中的内容并未载于《我与四川》一编中，因为后者所载日记似最早始于1940年11月22日，而“嘉沪通信”中关于贺昌群离开复性书院的那一笔记载则未被叶至善摘录，概因为那段文字中并未提及马一浮，从而逸出了摘录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