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CRITICISM
无害的新贵
平庸的大多数
AboutON/OFF
文/穆武
看到尤伦斯的“ON|OFF”（开|关）这个主题后，无意中想起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里的一幕：方唐镜律师在公堂上的黄线边蹦来蹦去地说：“怎么样啊？我又跳出来了，又站回去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又跳出来了，怎么样？打我啊？”之后被周星驰和吴孟达暴扁。
这个镜头对应了展览介绍中的“75后的中国艺术家已经成长起来，在当下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全球文化中，切换和游走于坐标两极”。
当然，这样的联想是不准确的，就像策展人鲍栋说他不想用一个单一的概念和倾向来概括年轻人一样不准确。
“ON|OFF”这个展览展示了一个正在学习正确、学习好的年轻艺术家群展。
说年轻有点勉强，说新的观念和实践方法也有点牵强，这是一个对过去的语言和社会无害化的展览，绝对安全的继承和模仿，它既没态度也没立场，恭顺、识时务地顺应了这个平庸的时代，最多暧昧地调了调情。
这个展览印证了那句对中国的虚假盛世的幻想：“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
年轻不仅是一种年龄，更是一种反叛态度与大胆的尝试。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社会、文化、意识禁忌，艺术应去挑战这种禁忌，挑战已有陈规的匮乏与死板，只有这样，年轻才显得有些敢作敢为的活力。
深表遗憾的是，无论是青年100，还是未来展，都是一丘之貉，区别不过是绘画小清新和装置小清新、影像小清新的媒介趣味的选择。
虽然“ON|OFF”中还有那么几位艺术家可圈可点，但76后的形象在这里整体被侮辱了，侮辱与被侮辱者之间，不过是假戏假做，连点对峙的伤害都没有。
这个展览无味到连让人恶心的想法都没有，亦如鸡肋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它没有提供更多新的感知和反应，即便它能让人深恶痛绝地厌烦也好。
它既没有情绪的感染也没有激烈的对抗，只是让人觉得它每况愈下。
年轻就是把自己干的事想得很牛逼，自我感动得很悲壮。
可是，这个挂着年轻人招牌的展览却和年轻没关系，多是狡猾、自作聪明地游动于各种形式与概念之间，把自己打扮得洋气而又智慧，充满脱俗的清新。
他们成了没有反抗的一代人，甚至骨子里希望的只不过是安全的继承，沿着上一代艺术家的道路，在他们和蔼的目光与动情的鼓舞下做“好看”、“国际”、“聪明”的艺术。
如果，他们有“老子天下第
一，谁都不如我牛逼”的志气，我也觉得挺佩服，可他们如此的怯懦。
年轻本该是愚昧的、骄傲的、大胆的，甚至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匪气。
“ON|OFF”既有愧于新，又羞愧于上一代，散发着迂腐的、老化的气息。
如果非要说出点不同，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厨子重新端上一盘老菜，这盘菜老到西方上世纪50、60年代 就已是招牌，那些概念、激浪、极少、物派、波普、贫穷吐剩的骨头。
抱歉，把他们说高了，他们临摹得都很差。
“ON|OFF”还不如中国好声音的低劣消费景观，观众听得泪流满面、希望蓬勃，而评委与歌手却都是假装平视的演员，貌似心连心。
年轻与个性被无限的消费和把玩，而观众被骗了眼泪还要花钱。
再次抱歉，这个展览连“个性”也没有，众多作品从使用材料到思考方法至语言范式，都暗藏在高度的同质化。
表面上造型多样性，实质方法枯竭单
一。
宛如一个流水线出来的胚子，无非残次的程度不一样。
（读至此处，摔门而去的，不送。
） 这一代年轻人是听话的，是尊重老师和前辈的好学生，而对老师而言也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叛徒。
相比上世纪90年代而言，那些艺术家却是造反的一代人，他们和美协、体制、学院、传统进行对抗，像盲流一样流窜，具有一种理想与抗争所支撑的骄傲与不逊。
而看看“ON|OFF”上的年轻人，他们太不另类，讨好正确，讨好国际，在他们身上 020021 ON/OFF展览现场 很难看到不妥协，自律、自觉地抵制同化和平庸。
在尤伦斯里，我既没有看出艺术家个人明显的排他性，也看不出疏离的意识。
确实，这仅是一个年度大派对，虽然他们的作品看起来也有在场的模糊、含混与不确定性，但这些无非是一脉相成而又殊途同归的无立场、无态度，一种概念和文本上的智力捉迷藏。
其实看看名单他们并不年轻（76后差不多快40岁了），也并不陌生，他们早已混迹于各种群展之中，也是各大画廊的新秀。
如果这个展览早做五年，也许策展人还可以炫耀一下自己参与了某个现象（它仅够叫现象的资格）。
但这次展览既选错了时间又选错了地点，就像营养不良的畸形麦穗，补上快速成型的农药，疯长到快蔫吧了才想起“丰收”。
鲍栋在之前的文章中痛批了青年100和未来展，大意是说他们侮辱了、消费了“年轻”这个概念，文章结尾处还藏了伏笔，暗喻自己要做的这个展览才能代表年轻人。
鲍栋抖小机灵一直抖得很漂亮，但有些着急，他被 “ON|OFF”回抽了一嘴巴。
“年轻”这个词绝不是自己叫自己的称谓（除非是卖萌），它潜藏着对未来的许诺，它带有明显的从高处俯视的意味。
毛当年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终归是属于你们的”，这句话包含两种潜在的意思：一是今天是毛的；二是别着急未来会是年轻人的，不是年轻人有才，而是他终归是要死的。
策展人试图拉着尤伦斯，幻想给所谓的年轻艺术家盖了一个“同意成功”的章，希望被允许加入“老年明星俱乐部”，然后皆大欢喜，尤伦斯做了“希望工程”，策展人获取了唯一合法解释权，艺术家多了条展览履历。
在尤伦斯展览的现场，从布展到作品，有一种错入宜家的幻觉，焕发出浓烈的宜家连锁店的气质：刻意的、低廉的、山寨式的伪装国际范。
它满足了一种把西方已过去的当代艺术当作神话的精英崇拜。
这种学习中的国际形式，有点像中国富二代为了迅速和西方接轨，参加速成班，学习文明修养和礼仪，死记刀和叉在用餐时摆放的位置，扭捏地用桌布扎个围巾或抹一下嘴，借此获得西方的好感。
好展览无非分两种，一种是态度型的，一种是技术型的。
但“ON|OFF”左右都不沾，它连自己想说的事都说不清楚。
任何策展理念都要被作品视觉化，不然直接写文章就可以了。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你没看过前言和展览主题，先去看了作品，你能猜出主题吗？这个展览和“ON|OFF”没一毛钱的关系。
这是一批看上去很温和的艺术家，摆弄出卖乖的微笑。
相比他们上一代人，这些艺术家的工作缺少明确、持续的对象，也因此丧失了张力。
他们更像是直接越过年轻，步入上一代艺术家的中老年状。
想想上一代的那几个，杨福东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张洹的《十二平方米》、马六明的《雌雄同体》、艾未未的《借据》、何云昌的《抱柱之信》、杨志超的《种草》、琴嘎的《微型长征》、庄辉的《带钢车间》等那种稳准狠的态度与方法。
“ON|OFF”的76后似乎疲软得很，就连只差几岁的那几个都没超越，孙原、彭禹早年的《文明柱》，后来的《自由》、《老人院》，我想“ON|OFF”里面许多作品和这几件相比真是渺小、软弱得可爱，孙和彭那种古典式的英雄主义所主导的对一切的挑衅 批评CRITICISM ON/OFF展览现场 与冲击彻底消失了。
徐震早年反复摔一只死猫的《而我不需要什么》、《彩虹》、《来自身体内部》在无聊与枯燥的形式中所隐藏的调戏与狡黠，还有郑国谷的《阳江青年》、《东京上空的故事》放在展览里，就是相当好的作品了。
如果谈作品的语言实践，小刘暐的近乎过分的形式语言追求可以让里面许多玩形式的艺术家羞愧不已。
但我们也有理由去理解和同情，例如展览里杨福东的那些后继者，杨福东开启了塔可夫斯基的小清新版影像，但他的影像语言和组织方式有效地把一些中国符号揉了进去。
杨的个人气息和对符号之间的组织关系决定了他比他那些粉丝们试图靠符号和摆拍来煽情要高明。
他的粉丝们成了没有地气的文艺青年，更别渴望具有塔可夫斯基的终极之沉重了。
一代不如一代也体现在隋建国的学生上，去年一系列的隋建国师生展已经友谊联欢到够笑场了，现在又要和别人的门生去联 欢演出。
说的不厚道点，“ON|OFF”不过是几个实验艺术大佬的不成材的优秀学生和过往助手的联谊展。
从2000年之后，所谓的艺术圈发生了组织上的巨大变化，以前艺术家都是按聚集地和艺术区划分，比如说是东村的、宋庄的、花家地的、滨河小区的，艺术家还有讨论与信念之间的自主关系与互动，那时候才是真正的自我组织与实践。
现在变了，变成以画廊为单位的公司组织，当然这些组织是以盈利为目的话语与利益组织。
于是，在“ON|OFF”背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各大“金主”画廊的签约的新秀员工的联展。
北京公社的那几个画画的艺术家放在一个展厅里，我本以为是一个人的，后来看了标签发现原来是许多人的，其实完全没必要放那么多，抛开年龄说，王兴伟一个人就废掉一批，何必再弄些细致末梢的小问题来回捣鼓。
奉劝一句：能不能自觉地保持点疏离 感，互相抵抗一下，朴实地相信一下自己，别跟谢墨淋的机器似的弄出来都一个样，一句话重复一千遍要真成了真理，那肯定是一邪教组织在洗脑。
都说这个展览豪华，据传闻，尤伦斯这次满足了许多艺术家的大方案的费用需求，有些单价甚至在百万以上。
策展人喊着什么强调艺术家的自我组织，还拉出来张辽源抱怨没画廊出材料费说事，后面又要强调尤伦斯提供了平台和经费，一面骂没机会，一面向尤伦斯献媚，策展人怎能如此自我矛盾？想想这些艺术家真是娇惯，上世纪90年代那些实验艺术别说材料费，就是展出都很困难。
鲍栋说：“难道没画廊就不做作品了吗？”是啊，说的没错，但这点基本常识和基本守则，还用拿出来洋洋洒洒地用什么“自我组织实践”来包装吗？策展人应该为参展艺术家感到悲哀，连“没材料费还坚持自己做作品”都成为感动自己的理由，艺术家还是艺 022023 ON/OFF展览现场 术家吗？反之，想想张洹在尤伦斯的汶川大火车头、黄永砯在上双的千手观音、那个忘了名的同学在尤伦斯小厅用钻石做的作品，钱都没少花，可是差得实在让人有些不好意思。
如果作品由材料费的多少决定，那么，估计以后当代艺术圈就是土老板和富二代当艺术家最合适不过了，钱多人傻。
但值得警惕的是：从机构赞助制度开始，在中国一个展览的成立原来越依赖机构所承担的作品材料费越少。
如果作品的好坏是由材料费决定，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实现必须依赖赞助的费用，如果实验的意识必须靠物质基础决定，那么艺术不过是资本构建的景观，艺术面对金钱软弱无力，这便是最悲哀的一代人。
虽然展览如此无聊，可策展人最擅长的就是自圆其说，指东说西：你说苹果，他说和香蕉有关，你说香蕉他说和菠萝有关，你要是 谈菠萝他准说其实是榴莲。
在他们的小格局和小趣味里怎么都是对，从文本上论证的太“正确”、太“逻辑”。
书生空谈的唯一优势便是口吐莲花，云环雾绕。
我一直不明白，那些口口生生喊着反美术馆、反画廊、反收藏，要自我组织的的年轻艺术家们，跑到尤伦斯这样的美术馆去干吗？实质上，实体美术馆的交流方式很老化了，当艺术的传播方式和交流方式没发生改变的时候，说那些什么自我组织的实践，都是挺扯的一事，不过是反了权力再去招安。
这批年轻人大都在1999—2003年之间毕业，1999年开始艺术扩招，虽然他们的竞争很激烈，但他们毕业之后不用考虑太多，因为有数量众多的、现成的当代艺术圈存在，数不清的画廊、拍卖、策展人、收藏家，这使得他们感到安全。
他们一出来就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路，因为只要通过师生关系、助手关系，他们便可以获得机会，便有 可能和几个大金主画廊签约。
他们知道要先和那几个金主画廊的签约艺术家套关系，拉圈子，然后没功劳也有苦劳地被介绍被推出。
他们会有高人指点成功学，认识画廊或策展人，然后试图挤入“双年展—画廊—博览会—博物馆”的实用通道，然后流通运转，其乐融融。
虽然，上一代艺术家的国际化梦想并没有几个真正实现了，只是让一部分西方人看到而已。
但走出去和带回来的多是一些中国人臆想的所谓国际经验和判断。
而这批年轻艺术家也因为分享了上一代人提供的途径，再加上西方大小画廊的全面开放，中国虚假经济的膨胀和艺术家个体收入的增长，拥有了很多增长所谓作品的国际视野的机会，开始表现出对国际化的无限憧憬与崇拜。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了矛盾的挣扎，一方面试图全面国际化，试图在形式上 批评CRITICISM ON/OFF展览现场 ON/OFF展览现场 024025 ON/OFF展览现场 跟上脚步；另一方面又不甘上一代人在国际上留下的印象对自己机会的垄断，试图提供新的中国价值。
但这两者出现了互为表里的悖论关系，如果试图全面国际化，那么其所学习的国际形式又不过是西方早已过时的样式，就像等你知道它流行的时候，你已经在流行的末端了，你的语言永远缺乏创造力。
当不能在样式上获得新的可能时候，唯有输出中国价值和特性了，而做中国传统转化的海外四金刚（蔡、徐、黄、谷和香灰张洹、老上海加江南的杨福东）和利用中国现实的（艾、宋冬、严培明、王庆松等）早已强占了阵地，特别是影响极大的艾，这些都使得这些年轻人无法逾越，甚至极为抱怨。
抱怨并没有触发他们行动上的反抗，而是小聪明式地做些微调。
于是，“ON|OFF”的年轻艺术家只有很少的选择，要么在签约成功画廊之后走向国际，要么就学那几个绘画大腕一样在国内炒 高价格。
但显然这两条路都很艰难。
所以，在前后夹击、内忧外患的基础上，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由无奈和迷茫所引发的不坚定，包装提升为一种新的方式，其实不过是躲到概念与知识中避难。
更为刻薄地说：当艺术不再“不证自明”的时候，当好坏标准开始丧失的时候，他们有了自我解释和自我认定的机会，于是“ON|OFF”的主题和那句“75后的中国艺术家已经成长起来，在当下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全球文化中，切换和游走于坐标两极”，冠冕堂皇的成了好的赞誉和年轻人安身立命的狡辩。
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新的形式和语言并不在于对西方的学习，而是中国现实的变化决定了艺术家需要用新的方式去实践观念。
不是语言改变了现实，而是现实迫使语言必须做出调整。
现实构成了个体表达的欲望，而这种表达在与现实的冲撞与刺激下，获得的新的表达方法，同样也产生了新的交流方 式。
用西方的已有语言去说中国的事情确实有些不靠谱，不可能有创造力。
今天的艺术不再是谈论怎么表达，或是如何自我表达，而是它如何做一个交流者或有效媒介，如何改变些什么。
如果这一批年轻人试图摆脱上一代人，不能仅仅是姿态或口号上的，不能是因渴望不同而不同，更不能是在上代人取得的合法性基础上安全、无害的意淫。
产生新的可能必须符合两个前提，要么是对象中国变了，要么是方法变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提供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鲜的、不同的生存信息与痕迹。
可现实是：中国的环境变得更差了，他们既要面对更为恶劣的政治环境，国内当代艺术权贵的既得利益，通过金钱与权力对他们的控制与诱导；又要面对西方对中国不自觉的想象，隐藏在国际机会后的美丽陷阱；同时还要面对愈发强大的社会对艺术的消费与瓦解，社会现象早就比艺术更有想象力 批评CRITICISM ON/OFF展览现场 和实验性，例如“ON|OFF”上那几件恶搞作品和网络上的一些恶搞视频相比，太缺乏想象性和荒诞性了。
而“ON|OFF”在面对上述背景所作出的反应与对策，完全是失败的、无力的，甚至是乖巧的顺从。
这一代艺术家选择了一种“共富“模式的集体作战，在社会、艺术的权力话语极为悬殊的今天，在资源分配不公几乎危及到整个世界基本秩序的今天，如若信奉语不争论、不抗争、不破坏的迷途，年轻一代的艺术和重庆模式的”共富“并无差别，只不过停留在利益分配不公的抱怨上。
在没有抵抗，权力不受约束的艺术共富的和谐制度下，大部分人年轻人成了受害者，这也是真正的自我组织和实践的必要性。
而那些所谓的施害者（策展人、机构、卖家）在分得权力的红利之后，也不过是另一种制度的受害者而已。
至少，在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只有中国的生存经验、 变化的现实带来的新的观念实践才能使得这批年轻人的作品更为有力，并区别于上一代人。
“ON|OFF”这个展览上的几个海归派的作品便极强地暴露了所谓国际语言的无力与匮乏，连点地气儿都没有。
远的不说，今天的蔡国强和黄永砯越做越形式、越做越无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失了文化和身份的根性，过于游离，从未深入。
最后，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法国或美国的。
这些年轻人因为不接地气儿所以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过于迷恋语言与知识的多变性与多重性，造成没有土地与对象。
这和策展人的意志有关，鲍栋和孙冬冬是不相信身体和经验的，不相信有主体存在，也不相信逻辑之外的偶然和个体经验对文本的反作用力。
实际上，鲍和孙的观点说简单点就是那件极少主义的经典作品的思维，一个柱子从正面看是直的，从侧面看是弯曲的，于是得出结论是不同知识和角度观看出不同的结果。
这不过是一种从文本到文本的推导， 他们忽略了创作这件作品的作者的身体与经验、真实物质存在与形象的引导。
上世纪60年代末概念艺术的一件经典作品早就终结了这一切：一个真的椅子、一个画出来的椅子、一个被语言描述的椅子。
策展人所谓的语言学的能值与可指早就被很精彩的注释过了。
回到这批年轻艺术家的生存语境中来，他们基本上毕业于1999年之后。
那么从1999年到现在的中国具体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按照策展人的思路，关键词是当代艺术政府合法化、国际化、艺术市场兴起，中国加入WTO。
我再补充几个：美国911事件、欧美经济危机、风投和虚拟经济的倒退。
中国维稳的开始，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中国经济在西方的投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成未变，社会矛盾的集中高发，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收紧，媒体的抗争通过公众参与的可行，以及多交流工具、多媒介方式（微博、微信、博客、开心网等）加剧了人的破碎化等。
026027 ON/OFF展览现场 这些对艺术圈有什么影像？首先，1992年的市场经济，既得利益者通过1998年的国企改革、2000年后房地产的兴起、2005年后资本上市的虚拟经济获得了巨大红利。
对艺术而言好处是艺术市场有了中国本土的买单者，艺术开始成为产业，中国经济带动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火热。
虽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
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仍无法改变中国在西方的地位，我们除了输出经济之外，却同样输出了那些社会体制带来的畸形文明。
这也是你虽然能买得起LV，但也永远是缺乏文明的爆发户一样在退税处被人鄙视。
当然，LV也是“ON|OFF”的赞助商，它支撑了那些高昂的材料费，无形中“ON|OFF”也在替LV宣传与捞金。
所以，今天的资本介入所形成的消费景观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极度含蓄与隐性的。
但，马克思有句名言说得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掠夺与控制”。
1999年之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全面作用，使得理想主义与信仰被全面消 除，它一方面使得政府获得新的合法性，另一面输入了对钱与权力的绝对追逐。
政府对市场的半放宽与半调控，使得官商权力获得了极大的物质满足，道德与信仰的全面崩溃，上访和群体事件的高发，民间信用的全面消失、残酷的竞争，经济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食品卫生，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使得整个社会成为变态的、扭曲的中国病人。
可以说，1999年之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弊端在中国同时出现，它要比上世纪90年代残酷得多。
在这种环境下，这批年轻人并没有对此有过多反应，策展人喊着要去摆脱艺术对政治与人性的讨论，摆脱政治正确性，这只能是自我蒙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要去全面地追逐政治的正确，但当它不去谈论或通过艺术去关注的时候，是否偏执地走向了艺术的正确性？但，艺术从来没有过正确性。
我们需要正视的是，中国年轻艺术家最大的悲哀是：在个体上不够公民，在艺术上不够极端。
问题同样在于，这一代年轻艺术家继承了一个很低级的方式，就是先去用知识或经验论证作品该怎么做，再去做。
那么，得出的作品肯定是正确的，或者好的，因为它是文本与知识设计过的结果。
那种先去做了，再说它是不是艺术，或者是之后被指认为艺术的在中国凤毛麟角。
所以，这一代人绝大多数不会有太多的建树，更不会有什么欣喜与可能。
又回到老生常谈，一个时代出不了几个艺术家，如果时代什么样，你就什么样，那你就只能是个曾经努力过的爱好者。
糟糕的时代，肯定出糟糕的艺术家。
年轻与艺术都不是维稳，更不是感恩大回馈，它必须有害，并且不断有害。
如果没有这些，“ON|OFF”所对外宣传的国际巡回，不过是让美国迈阿密的藏家鲁贝尔挑选着买几件作品，拿到自己院里的展厅挂一下，秀秀新宠物，成为资本新贵的文化赎罪品，做个所谓的国际形式的国际青年展。
这个镜头对应了展览介绍中的“75后的中国艺术家已经成长起来，在当下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全球文化中，切换和游走于坐标两极”。
当然，这样的联想是不准确的，就像策展人鲍栋说他不想用一个单一的概念和倾向来概括年轻人一样不准确。
“ON|OFF”这个展览展示了一个正在学习正确、学习好的年轻艺术家群展。
说年轻有点勉强，说新的观念和实践方法也有点牵强，这是一个对过去的语言和社会无害化的展览，绝对安全的继承和模仿，它既没态度也没立场，恭顺、识时务地顺应了这个平庸的时代，最多暧昧地调了调情。
这个展览印证了那句对中国的虚假盛世的幻想：“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
年轻不仅是一种年龄，更是一种反叛态度与大胆的尝试。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社会、文化、意识禁忌，艺术应去挑战这种禁忌，挑战已有陈规的匮乏与死板，只有这样，年轻才显得有些敢作敢为的活力。
深表遗憾的是，无论是青年100，还是未来展，都是一丘之貉，区别不过是绘画小清新和装置小清新、影像小清新的媒介趣味的选择。
虽然“ON|OFF”中还有那么几位艺术家可圈可点，但76后的形象在这里整体被侮辱了，侮辱与被侮辱者之间，不过是假戏假做，连点对峙的伤害都没有。
这个展览无味到连让人恶心的想法都没有，亦如鸡肋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它没有提供更多新的感知和反应，即便它能让人深恶痛绝地厌烦也好。
它既没有情绪的感染也没有激烈的对抗，只是让人觉得它每况愈下。
年轻就是把自己干的事想得很牛逼，自我感动得很悲壮。
可是，这个挂着年轻人招牌的展览却和年轻没关系，多是狡猾、自作聪明地游动于各种形式与概念之间，把自己打扮得洋气而又智慧，充满脱俗的清新。
他们成了没有反抗的一代人，甚至骨子里希望的只不过是安全的继承，沿着上一代艺术家的道路，在他们和蔼的目光与动情的鼓舞下做“好看”、“国际”、“聪明”的艺术。
如果，他们有“老子天下第
一，谁都不如我牛逼”的志气，我也觉得挺佩服，可他们如此的怯懦。
年轻本该是愚昧的、骄傲的、大胆的，甚至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匪气。
“ON|OFF”既有愧于新，又羞愧于上一代，散发着迂腐的、老化的气息。
如果非要说出点不同，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厨子重新端上一盘老菜，这盘菜老到西方上世纪50、60年代 就已是招牌，那些概念、激浪、极少、物派、波普、贫穷吐剩的骨头。
抱歉，把他们说高了，他们临摹得都很差。
“ON|OFF”还不如中国好声音的低劣消费景观，观众听得泪流满面、希望蓬勃，而评委与歌手却都是假装平视的演员，貌似心连心。
年轻与个性被无限的消费和把玩，而观众被骗了眼泪还要花钱。
再次抱歉，这个展览连“个性”也没有，众多作品从使用材料到思考方法至语言范式，都暗藏在高度的同质化。
表面上造型多样性，实质方法枯竭单
一。
宛如一个流水线出来的胚子，无非残次的程度不一样。
（读至此处，摔门而去的，不送。
） 这一代年轻人是听话的，是尊重老师和前辈的好学生，而对老师而言也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叛徒。
相比上世纪90年代而言，那些艺术家却是造反的一代人，他们和美协、体制、学院、传统进行对抗，像盲流一样流窜，具有一种理想与抗争所支撑的骄傲与不逊。
而看看“ON|OFF”上的年轻人，他们太不另类，讨好正确，讨好国际，在他们身上 020021 ON/OFF展览现场 很难看到不妥协，自律、自觉地抵制同化和平庸。
在尤伦斯里，我既没有看出艺术家个人明显的排他性，也看不出疏离的意识。
确实，这仅是一个年度大派对，虽然他们的作品看起来也有在场的模糊、含混与不确定性，但这些无非是一脉相成而又殊途同归的无立场、无态度，一种概念和文本上的智力捉迷藏。
其实看看名单他们并不年轻（76后差不多快40岁了），也并不陌生，他们早已混迹于各种群展之中，也是各大画廊的新秀。
如果这个展览早做五年，也许策展人还可以炫耀一下自己参与了某个现象（它仅够叫现象的资格）。
但这次展览既选错了时间又选错了地点，就像营养不良的畸形麦穗，补上快速成型的农药，疯长到快蔫吧了才想起“丰收”。
鲍栋在之前的文章中痛批了青年100和未来展，大意是说他们侮辱了、消费了“年轻”这个概念，文章结尾处还藏了伏笔，暗喻自己要做的这个展览才能代表年轻人。
鲍栋抖小机灵一直抖得很漂亮，但有些着急，他被 “ON|OFF”回抽了一嘴巴。
“年轻”这个词绝不是自己叫自己的称谓（除非是卖萌），它潜藏着对未来的许诺，它带有明显的从高处俯视的意味。
毛当年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终归是属于你们的”，这句话包含两种潜在的意思：一是今天是毛的；二是别着急未来会是年轻人的，不是年轻人有才，而是他终归是要死的。
策展人试图拉着尤伦斯，幻想给所谓的年轻艺术家盖了一个“同意成功”的章，希望被允许加入“老年明星俱乐部”，然后皆大欢喜，尤伦斯做了“希望工程”，策展人获取了唯一合法解释权，艺术家多了条展览履历。
在尤伦斯展览的现场，从布展到作品，有一种错入宜家的幻觉，焕发出浓烈的宜家连锁店的气质：刻意的、低廉的、山寨式的伪装国际范。
它满足了一种把西方已过去的当代艺术当作神话的精英崇拜。
这种学习中的国际形式，有点像中国富二代为了迅速和西方接轨，参加速成班，学习文明修养和礼仪，死记刀和叉在用餐时摆放的位置，扭捏地用桌布扎个围巾或抹一下嘴，借此获得西方的好感。
好展览无非分两种，一种是态度型的，一种是技术型的。
但“ON|OFF”左右都不沾，它连自己想说的事都说不清楚。
任何策展理念都要被作品视觉化，不然直接写文章就可以了。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你没看过前言和展览主题，先去看了作品，你能猜出主题吗？这个展览和“ON|OFF”没一毛钱的关系。
这是一批看上去很温和的艺术家，摆弄出卖乖的微笑。
相比他们上一代人，这些艺术家的工作缺少明确、持续的对象，也因此丧失了张力。
他们更像是直接越过年轻，步入上一代艺术家的中老年状。
想想上一代的那几个，杨福东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张洹的《十二平方米》、马六明的《雌雄同体》、艾未未的《借据》、何云昌的《抱柱之信》、杨志超的《种草》、琴嘎的《微型长征》、庄辉的《带钢车间》等那种稳准狠的态度与方法。
“ON|OFF”的76后似乎疲软得很，就连只差几岁的那几个都没超越，孙原、彭禹早年的《文明柱》，后来的《自由》、《老人院》，我想“ON|OFF”里面许多作品和这几件相比真是渺小、软弱得可爱，孙和彭那种古典式的英雄主义所主导的对一切的挑衅 批评CRITICISM ON/OFF展览现场 与冲击彻底消失了。
徐震早年反复摔一只死猫的《而我不需要什么》、《彩虹》、《来自身体内部》在无聊与枯燥的形式中所隐藏的调戏与狡黠，还有郑国谷的《阳江青年》、《东京上空的故事》放在展览里，就是相当好的作品了。
如果谈作品的语言实践，小刘暐的近乎过分的形式语言追求可以让里面许多玩形式的艺术家羞愧不已。
但我们也有理由去理解和同情，例如展览里杨福东的那些后继者，杨福东开启了塔可夫斯基的小清新版影像，但他的影像语言和组织方式有效地把一些中国符号揉了进去。
杨的个人气息和对符号之间的组织关系决定了他比他那些粉丝们试图靠符号和摆拍来煽情要高明。
他的粉丝们成了没有地气的文艺青年，更别渴望具有塔可夫斯基的终极之沉重了。
一代不如一代也体现在隋建国的学生上，去年一系列的隋建国师生展已经友谊联欢到够笑场了，现在又要和别人的门生去联 欢演出。
说的不厚道点，“ON|OFF”不过是几个实验艺术大佬的不成材的优秀学生和过往助手的联谊展。
从2000年之后，所谓的艺术圈发生了组织上的巨大变化，以前艺术家都是按聚集地和艺术区划分，比如说是东村的、宋庄的、花家地的、滨河小区的，艺术家还有讨论与信念之间的自主关系与互动，那时候才是真正的自我组织与实践。
现在变了，变成以画廊为单位的公司组织，当然这些组织是以盈利为目的话语与利益组织。
于是，在“ON|OFF”背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各大“金主”画廊的签约的新秀员工的联展。
北京公社的那几个画画的艺术家放在一个展厅里，我本以为是一个人的，后来看了标签发现原来是许多人的，其实完全没必要放那么多，抛开年龄说，王兴伟一个人就废掉一批，何必再弄些细致末梢的小问题来回捣鼓。
奉劝一句：能不能自觉地保持点疏离 感，互相抵抗一下，朴实地相信一下自己，别跟谢墨淋的机器似的弄出来都一个样，一句话重复一千遍要真成了真理，那肯定是一邪教组织在洗脑。
都说这个展览豪华，据传闻，尤伦斯这次满足了许多艺术家的大方案的费用需求，有些单价甚至在百万以上。
策展人喊着什么强调艺术家的自我组织，还拉出来张辽源抱怨没画廊出材料费说事，后面又要强调尤伦斯提供了平台和经费，一面骂没机会，一面向尤伦斯献媚，策展人怎能如此自我矛盾？想想这些艺术家真是娇惯，上世纪90年代那些实验艺术别说材料费，就是展出都很困难。
鲍栋说：“难道没画廊就不做作品了吗？”是啊，说的没错，但这点基本常识和基本守则，还用拿出来洋洋洒洒地用什么“自我组织实践”来包装吗？策展人应该为参展艺术家感到悲哀，连“没材料费还坚持自己做作品”都成为感动自己的理由，艺术家还是艺 022023 ON/OFF展览现场 术家吗？反之，想想张洹在尤伦斯的汶川大火车头、黄永砯在上双的千手观音、那个忘了名的同学在尤伦斯小厅用钻石做的作品，钱都没少花，可是差得实在让人有些不好意思。
如果作品由材料费的多少决定，那么，估计以后当代艺术圈就是土老板和富二代当艺术家最合适不过了，钱多人傻。
但值得警惕的是：从机构赞助制度开始，在中国一个展览的成立原来越依赖机构所承担的作品材料费越少。
如果作品的好坏是由材料费决定，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实现必须依赖赞助的费用，如果实验的意识必须靠物质基础决定，那么艺术不过是资本构建的景观，艺术面对金钱软弱无力，这便是最悲哀的一代人。
虽然展览如此无聊，可策展人最擅长的就是自圆其说，指东说西：你说苹果，他说和香蕉有关，你说香蕉他说和菠萝有关，你要是 谈菠萝他准说其实是榴莲。
在他们的小格局和小趣味里怎么都是对，从文本上论证的太“正确”、太“逻辑”。
书生空谈的唯一优势便是口吐莲花，云环雾绕。
我一直不明白，那些口口生生喊着反美术馆、反画廊、反收藏，要自我组织的的年轻艺术家们，跑到尤伦斯这样的美术馆去干吗？实质上，实体美术馆的交流方式很老化了，当艺术的传播方式和交流方式没发生改变的时候，说那些什么自我组织的实践，都是挺扯的一事，不过是反了权力再去招安。
这批年轻人大都在1999—2003年之间毕业，1999年开始艺术扩招，虽然他们的竞争很激烈，但他们毕业之后不用考虑太多，因为有数量众多的、现成的当代艺术圈存在，数不清的画廊、拍卖、策展人、收藏家，这使得他们感到安全。
他们一出来就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路，因为只要通过师生关系、助手关系，他们便可以获得机会，便有 可能和几个大金主画廊签约。
他们知道要先和那几个金主画廊的签约艺术家套关系，拉圈子，然后没功劳也有苦劳地被介绍被推出。
他们会有高人指点成功学，认识画廊或策展人，然后试图挤入“双年展—画廊—博览会—博物馆”的实用通道，然后流通运转，其乐融融。
虽然，上一代艺术家的国际化梦想并没有几个真正实现了，只是让一部分西方人看到而已。
但走出去和带回来的多是一些中国人臆想的所谓国际经验和判断。
而这批年轻艺术家也因为分享了上一代人提供的途径，再加上西方大小画廊的全面开放，中国虚假经济的膨胀和艺术家个体收入的增长，拥有了很多增长所谓作品的国际视野的机会，开始表现出对国际化的无限憧憬与崇拜。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了矛盾的挣扎，一方面试图全面国际化，试图在形式上 批评CRITICISM ON/OFF展览现场 ON/OFF展览现场 024025 ON/OFF展览现场 跟上脚步；另一方面又不甘上一代人在国际上留下的印象对自己机会的垄断，试图提供新的中国价值。
但这两者出现了互为表里的悖论关系，如果试图全面国际化，那么其所学习的国际形式又不过是西方早已过时的样式，就像等你知道它流行的时候，你已经在流行的末端了，你的语言永远缺乏创造力。
当不能在样式上获得新的可能时候，唯有输出中国价值和特性了，而做中国传统转化的海外四金刚（蔡、徐、黄、谷和香灰张洹、老上海加江南的杨福东）和利用中国现实的（艾、宋冬、严培明、王庆松等）早已强占了阵地，特别是影响极大的艾，这些都使得这些年轻人无法逾越，甚至极为抱怨。
抱怨并没有触发他们行动上的反抗，而是小聪明式地做些微调。
于是，“ON|OFF”的年轻艺术家只有很少的选择，要么在签约成功画廊之后走向国际，要么就学那几个绘画大腕一样在国内炒 高价格。
但显然这两条路都很艰难。
所以，在前后夹击、内忧外患的基础上，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由无奈和迷茫所引发的不坚定，包装提升为一种新的方式，其实不过是躲到概念与知识中避难。
更为刻薄地说：当艺术不再“不证自明”的时候，当好坏标准开始丧失的时候，他们有了自我解释和自我认定的机会，于是“ON|OFF”的主题和那句“75后的中国艺术家已经成长起来，在当下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全球文化中，切换和游走于坐标两极”，冠冕堂皇的成了好的赞誉和年轻人安身立命的狡辩。
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新的形式和语言并不在于对西方的学习，而是中国现实的变化决定了艺术家需要用新的方式去实践观念。
不是语言改变了现实，而是现实迫使语言必须做出调整。
现实构成了个体表达的欲望，而这种表达在与现实的冲撞与刺激下，获得的新的表达方法，同样也产生了新的交流方 式。
用西方的已有语言去说中国的事情确实有些不靠谱，不可能有创造力。
今天的艺术不再是谈论怎么表达，或是如何自我表达，而是它如何做一个交流者或有效媒介，如何改变些什么。
如果这一批年轻人试图摆脱上一代人，不能仅仅是姿态或口号上的，不能是因渴望不同而不同，更不能是在上代人取得的合法性基础上安全、无害的意淫。
产生新的可能必须符合两个前提，要么是对象中国变了，要么是方法变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提供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鲜的、不同的生存信息与痕迹。
可现实是：中国的环境变得更差了，他们既要面对更为恶劣的政治环境，国内当代艺术权贵的既得利益，通过金钱与权力对他们的控制与诱导；又要面对西方对中国不自觉的想象，隐藏在国际机会后的美丽陷阱；同时还要面对愈发强大的社会对艺术的消费与瓦解，社会现象早就比艺术更有想象力 批评CRITICISM ON/OFF展览现场 和实验性，例如“ON|OFF”上那几件恶搞作品和网络上的一些恶搞视频相比，太缺乏想象性和荒诞性了。
而“ON|OFF”在面对上述背景所作出的反应与对策，完全是失败的、无力的，甚至是乖巧的顺从。
这一代艺术家选择了一种“共富“模式的集体作战，在社会、艺术的权力话语极为悬殊的今天，在资源分配不公几乎危及到整个世界基本秩序的今天，如若信奉语不争论、不抗争、不破坏的迷途，年轻一代的艺术和重庆模式的”共富“并无差别，只不过停留在利益分配不公的抱怨上。
在没有抵抗，权力不受约束的艺术共富的和谐制度下，大部分人年轻人成了受害者，这也是真正的自我组织和实践的必要性。
而那些所谓的施害者（策展人、机构、卖家）在分得权力的红利之后，也不过是另一种制度的受害者而已。
至少，在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只有中国的生存经验、 变化的现实带来的新的观念实践才能使得这批年轻人的作品更为有力，并区别于上一代人。
“ON|OFF”这个展览上的几个海归派的作品便极强地暴露了所谓国际语言的无力与匮乏，连点地气儿都没有。
远的不说，今天的蔡国强和黄永砯越做越形式、越做越无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失了文化和身份的根性，过于游离，从未深入。
最后，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法国或美国的。
这些年轻人因为不接地气儿所以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过于迷恋语言与知识的多变性与多重性，造成没有土地与对象。
这和策展人的意志有关，鲍栋和孙冬冬是不相信身体和经验的，不相信有主体存在，也不相信逻辑之外的偶然和个体经验对文本的反作用力。
实际上，鲍和孙的观点说简单点就是那件极少主义的经典作品的思维，一个柱子从正面看是直的，从侧面看是弯曲的，于是得出结论是不同知识和角度观看出不同的结果。
这不过是一种从文本到文本的推导， 他们忽略了创作这件作品的作者的身体与经验、真实物质存在与形象的引导。
上世纪60年代末概念艺术的一件经典作品早就终结了这一切：一个真的椅子、一个画出来的椅子、一个被语言描述的椅子。
策展人所谓的语言学的能值与可指早就被很精彩的注释过了。
回到这批年轻艺术家的生存语境中来，他们基本上毕业于1999年之后。
那么从1999年到现在的中国具体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按照策展人的思路，关键词是当代艺术政府合法化、国际化、艺术市场兴起，中国加入WTO。
我再补充几个：美国911事件、欧美经济危机、风投和虚拟经济的倒退。
中国维稳的开始，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中国经济在西方的投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成未变，社会矛盾的集中高发，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收紧，媒体的抗争通过公众参与的可行，以及多交流工具、多媒介方式（微博、微信、博客、开心网等）加剧了人的破碎化等。
026027 ON/OFF展览现场 这些对艺术圈有什么影像？首先，1992年的市场经济，既得利益者通过1998年的国企改革、2000年后房地产的兴起、2005年后资本上市的虚拟经济获得了巨大红利。
对艺术而言好处是艺术市场有了中国本土的买单者，艺术开始成为产业，中国经济带动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火热。
虽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
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仍无法改变中国在西方的地位，我们除了输出经济之外，却同样输出了那些社会体制带来的畸形文明。
这也是你虽然能买得起LV，但也永远是缺乏文明的爆发户一样在退税处被人鄙视。
当然，LV也是“ON|OFF”的赞助商，它支撑了那些高昂的材料费，无形中“ON|OFF”也在替LV宣传与捞金。
所以，今天的资本介入所形成的消费景观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极度含蓄与隐性的。
但，马克思有句名言说得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掠夺与控制”。
1999年之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全面作用，使得理想主义与信仰被全面消 除，它一方面使得政府获得新的合法性，另一面输入了对钱与权力的绝对追逐。
政府对市场的半放宽与半调控，使得官商权力获得了极大的物质满足，道德与信仰的全面崩溃，上访和群体事件的高发，民间信用的全面消失、残酷的竞争，经济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食品卫生，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使得整个社会成为变态的、扭曲的中国病人。
可以说，1999年之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弊端在中国同时出现，它要比上世纪90年代残酷得多。
在这种环境下，这批年轻人并没有对此有过多反应，策展人喊着要去摆脱艺术对政治与人性的讨论，摆脱政治正确性，这只能是自我蒙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要去全面地追逐政治的正确，但当它不去谈论或通过艺术去关注的时候，是否偏执地走向了艺术的正确性？但，艺术从来没有过正确性。
我们需要正视的是，中国年轻艺术家最大的悲哀是：在个体上不够公民，在艺术上不够极端。
问题同样在于，这一代年轻艺术家继承了一个很低级的方式，就是先去用知识或经验论证作品该怎么做，再去做。
那么，得出的作品肯定是正确的，或者好的，因为它是文本与知识设计过的结果。
那种先去做了，再说它是不是艺术，或者是之后被指认为艺术的在中国凤毛麟角。
所以，这一代人绝大多数不会有太多的建树，更不会有什么欣喜与可能。
又回到老生常谈，一个时代出不了几个艺术家，如果时代什么样，你就什么样，那你就只能是个曾经努力过的爱好者。
糟糕的时代，肯定出糟糕的艺术家。
年轻与艺术都不是维稳，更不是感恩大回馈，它必须有害，并且不断有害。
如果没有这些，“ON|OFF”所对外宣传的国际巡回，不过是让美国迈阿密的藏家鲁贝尔挑选着买几件作品，拿到自己院里的展厅挂一下，秀秀新宠物，成为资本新贵的文化赎罪品，做个所谓的国际形式的国际青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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