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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一阶段冲破枷锁，点燃你的创意第1章与不确定性共舞对确定性的迷恋伟大的未知事物未知的已知事物不确定性鉴赏家万有理论这真有趣被降级高风险的躲猫猫游戏为什么冗余不是多余的安全边际第2章第一性原理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别人就是这样做的回到第一性原理来自无形规则的阻力你为什么要去冒险破坏的艺术我像破碎球般闯入奥卡姆剃刀第3章发挥你的想象力思想实验室好奇心杀死了薛定谔的猫终身幼儿园多做点无聊的事情把苹果和橘子进行比较关于孤独天才的谬论初心第4章探月思维探月思维的力量
接受不着边际的想法激荡大脑探月型企业挖洞公司回到未来猴子优先第二阶段创意推进，实现完美着陆第5章重构问题先宣判，后裁决质疑问题分身战略与战术打破常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第6章反转的力量事实不会改变想法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实际情况与观点相悖多种假设漏了什么杀死你喜欢的假设光子箱第7章实践与测试测试存在的问题极限点弗兰肯斯坦的缝合怪太空先锋舆论的火箭科学观察者效应多位测试者第三阶段自成败中，释放潜能第8章失败是最大的成功过度害怕失败失败是可以选择的“快速失败”的问题所在要快速学习，而不是快速失败
开局与结局输入比输出重要多么迷人啊！盲飞心理安全将失败经历公之于众如何体面地失败第9章成功是最大的失败为何成功是一位不称职的老师永远未完成的作品间断式成功未遂事故无视结果事前验尸法原因背后的原因福兮祸所伏后记新世界附加信息鸣谢
序言
1962年9月，美国的莱斯大学体育场内坐无虚席，约翰·
F.肯尼迪（JohnF.Kennedy）总统当众承诺：美国要在1970年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并确保其安全返回地球——人类将首次向月球发射火箭。
这是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承诺。
肯尼迪发表演讲之时，与登月相关的许多技术标准甚至还没有制定出来，美国宇航员从未在宇宙飞船外工作过，宇宙飞船也从未在太空中进行过对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简称NASA）不知道月球表面是否坚固到能够支撑着陆器，也不知道通信系统是否能在月球上正常工作。
用NASA一名官员的话来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计算地球轨道，更别提登月火箭的发射轨道了”。
光是进入绕月轨道就需要惊人的精确性，登陆月球就更不用说了。
这好比将一支飞镖掷向一只8.5米外的桃子，只许触及桃子表面的绒毛，不能碰到桃子本身。
另外，如果把月亮比作桃子的话，这只“桃子”还会在太空中快速移动。
宇宙飞船返回地球时，还必须以正确的角度进入大气层，避免与大气剧烈摩擦而被烤焦，或是像石块打水漂那样从大气层表面滑过。
进入大气层的过程相当于在一枚有180道丝齿的硬币上找出特定的一道。
作为一名政治家，肯尼迪对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表现出惊人的坦率。
他解释说，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巨型火箭将“由新型合金制成，其中一些合金材料尚未研发出来。
火箭能经受高温和高压，其耐热性和耐压性比以往产品高好几倍，且装配的精密程度高于世界上最好的手表”，它将肩负着“一项前所未有的使命，登上一个未知的天体”。
没错，即使是制造火箭所需的金属，当时也还没被发明出来。
我们一头扎进茫茫宇宙，希望能够在升空时长出翅膀。
翅膀竟奇迹般地长了出来。
1969年——肯尼迪宣布登月计划后不到7年，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为人类迈出了一大步。
在莱特兄弟进行首次动力飞行的那一年（此次飞行持续了12秒钟，飞机行进了约36.6米），假如有个小孩的年纪是6岁，那么，当航天事业变得足够强大、能够将一个人送上月球并将其安全地送回地球时，这个小孩已经变成72岁的老人了。
在人类的生命周期里，这种巨大的飞跃通常被誉为“科技的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它是某种思维过程的伟大胜利。
火箭科学家们借助这种思维过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还借助同样的思维过程，乘坐超音速宇宙飞船在星际肆意遨游，让宇宙飞船飞行数百万英里，穿越外层空间，在目的地精确着陆。
正是借助同样的思维过程，人类离开拓其他行星的目标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星际物种。
这种思维过程将把商业太空旅游变得经济实惠，使它成为一股新的潮流。
要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就得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
火箭科学家们要想象那些无法想象的事情，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们将失败转化为胜利，把束缚转化为优势；他们认为小事故只是可以解决的难题，而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前进的动力不是盲目的信念，而是自我怀疑；他们的目标不是短期结果，而是长期突破；他们知道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已设定的东西可以更改，他们能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我将在这本书中与读者分享一些内涵深刻的理念，这些理念适用于任何一门科学。
不过，这些理念在火箭科学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这门科学事关重大。
每次发射火箭动辄耗费数亿美元，且载人航天有无数人员参与其中，无论是资金还是生命，都承受着巨大风险。
从根本上说，火箭发射就是一颗小型核弹在受控情况下爆炸，其中“受控”是关键词。
火箭喷射出熊熊烈火，规模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倘若某个步骤出错，或者某次计算失误，就有可能产生最坏的结果。
“启动火箭引擎时，可能会发生上千件事情。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推进动力部负责人汤姆·穆勒（TomMueller）解释道，“其中只有一件是好事。
” 无论实物还是认知，我们在地球上认为理所当然的所有事物，都会在太空中被颠覆。
宇宙飞船由数以百万计的零部件和数百英里长的电线组成，所以当构造精密的宇宙飞船升空、高速穿行在无情的太空环境中时，存在着无数潜在的失败点。
某些部件难免会出现故障，每逢这种情况出现，火箭科学家们必须将信号与噪音隔离开，并准确追溯问题的根源，而这些问题可能有数千个。
更糟糕的是，这些问题发生时，宇宙飞船往往处于人力所不能及之处。
你无法打开飞船的引擎盖，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
在现代，火箭科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正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发展着，我们必须跟上步伐，不断地与它一起进步。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计算燃烧率系数或轨道轨迹线，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复杂和陌生的问题。
在没有明确指导方针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才会享有非凡优势。
尽管火箭科学思维好处多多，但我们通常总以为，如果人类不具备某种特殊天赋，是不可能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的（因此英语里有“这不是火箭科学”这样一句俗语[1]）。
我们认同埃尔顿·约翰（EltonJohn）演绎的“火箭人”——歌曲中主角被选中执行登陆火星的任务，但他为“而所有这一切科学，我没能明白”而感到惋惜。
[2]我们也同情哈伊姆·魏茨曼（ChaimWeizmann）。
魏茨曼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曾经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一起横渡大西洋。
每天早晨，他们都会在轮船的甲板上坐两个小时，爱因斯坦向他解释相对论。
这趟旅程即将结束时，魏茨曼说，自己“坚信爱因斯坦明白相对论”。
本书不会教你相对论或火箭推进技术（也就是火箭科学背后的科学）的复杂细节。
你在书中找不到任何图表，本书也无须读者具备数字运算能力。
隐藏在火箭科学这一难懂学科背后的，是足以改变我们生活的、对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深刻见解，而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获得这种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诚如卡尔·萨根（CarlSagan）所言，科学“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即使看完这本书，你依然不会成为火箭科学家，但你将会知道如何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
“火箭科学”是一个流行语，大学并没有开设一门叫作“火箭科学”的专业，世界上也不存在一份以“火箭科学家”作为正式头衔的工作。
相反，“火箭科学”是一个口语词，用来指代与太空旅行相关的科学和工程学，而这正是我要在本书中使用的宽泛定义。
我将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前者是从事宇宙研究的理想主义探险家，后者则是使太空飞行成为可能的实用主义硬件设计师。
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曾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MarsExplorationRovers）的运营小组工作过，该项目于2003年将两台探测器送上了火星。
我制定了行动方案，协助选择着陆点，并编写了拍摄火星照片的代码。
直至今天，我的火箭科学经历仍然是我简历中最有趣的部分。
每次做演讲，主持人介绍我时总会说：“奥赞做过的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当过火箭科学家。
”所有听众顿时倒抽一口气，立刻忘记了我当天的演讲主题。
看得出来，他们中很多人在想：“不如跟我们讲讲火箭科学吧。
” 说实话，我们都钟爱火箭科学家。
我们鄙视政客，嘲笑律师，但我们喜欢那些穿着实验室工作服、智力超群的人。
他们设计火箭，并极其完美地将火箭发射到宇宙中。
每周四晚上，一档关于一群古怪天体物理学家的电视节目《生活大爆炸》（TheBigBangTheory）经常在美国收视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当莱斯利因为支持弦理论而与支持圈量子引力论的莱纳德断绝关系时，数千万观众爆发出了笑声。
在3个月时间里，超过300万美国人每周日晚上会舍弃《单身汉》（TheBachelor），选择《宇宙时空之旅》（Cosmos），他们更想看暗物质、黑洞，而不是带着玫瑰花表白的戏剧。
许多关于火箭科学的电影——从《阿波罗13号》（Apollo13）到《火星救援》（TheMartian），从《星际穿越》（Interstellar）到《隐藏人物》（HiddenFigures）——一直占据票房榜的前列，并拿下无数的金像奖。
尽管我们赞美火箭科学家，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世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不同。
对于我们来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不是天生的。
我们不敢往大处着眼，不愿与不确定性共舞，而且害怕失败。
这些心态在旧石器时代是必要的，它们使我们免受有毒食物和食肉动物的伤害。
但在信息时代，它们就变成了缺点。
众多企业之所以倒闭，就是因为它们总瞻前顾后，抱残守缺，不敢承担失败的风险，习惯墨守成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宁愿让别人来下结论，也不愿意锻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
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逐渐衰退。
拥有知情权的公众不愿意自信地提出质疑，导致假消息肆意传播。
一旦虚假新闻被报道并转发出来，它们就变成了事实；伪科学与真正的科学，变得真假难辨。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支非火箭科学家的队伍。
这支队伍会像火箭科学家那样处理日常问题，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质疑各种已有的假设和陈规旧习，并树立起自己的思维模式。
当别人看到重重困难时，你们看到的却是各种机遇，想使现实服从你们的意愿。
你们将理性地处理问题，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重新定义现状。
你们将拥有一个工具包，能够发现错误的信息和伪科学。
你们将开辟新的道路，找到方法来解决遇到的难题。
作为商业领袖，你们会提出正确的问题，并使用正确的工具来做决策。
你们不会追求潮流，不会接受一时的风尚，也不会追随竞争对手的步伐。
你们会探索尖端科技，完成其他人认为不可能的壮举。
你们将加入精英的行列，把火箭科学思维融入商业模式中。
华尔街聘请所谓的“金融火箭科学家”，已经把投资从一门艺术变成了科学；大型零售商同样采用火箭科学思维，在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中选择下一款热卖产品。
这本书非常实用。
它不仅仅宣扬火箭科学思维的好处，还给你们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策略，无论你们在发射台上，在会议室里，还是在自己的客厅里，都能够将这种思维方式付诸实践。
为了说明这些原理的用途有多广泛，本书把火箭科学的趣闻与类似的历史、商业、政治和法律事件编织在一起，以此阐述火箭科学思维方式。
为了帮助你们把这些原理付诸实践，我在我的网站放了一些免费资源，它们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延伸。
请访问/rocket网页，查找以下内容： 各章要点摘要 工作表、挑战和练习。
帮助你实施本书中探讨过的策略 我的每周时事通讯订阅表。
我会在周刊中分享更多建议和资源，以强化书中提及的原理（读者称之为“每周我最期待的一封电子邮件”） 我的个人电子邮件地址，这样你就可以给我发评论或打招呼啦！ 虽然本书封面只署了我的名字，但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借鉴了我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运营小组工作的经验，我对无数火箭科学家采访的内容，以及对包括科学和商业在内的不同领域数十年的研究成果。
我经常向包括法律、零售、制药和金融服务等许多行业的专业人士发表关于火箭科学思维的演讲，也在不断提炼我自己对这些原理在其他领域中应用的思考。
我在本书中重点探讨了火箭科学的九大原则。
我没有把其他思想囊括其中，只专注于那些与太空探索关系最密切的想法。
我将阐述科学家们在哪些方面满足这些理想条件，以及他们有哪些不足之处。
你们将从火箭科学获得的巨大成就和经历过的磨难中获益匪浅，它们分别是这门科学最自豪和最具灾难性的时刻。
就像火箭分级一样，本书是分阶段展开的。
“发射”是第一阶段，致力于点燃你的思维。
突破性思维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开始。
我要和你们分享火箭科学家们所采用的策略——他们游刃于不确定性之间，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然后，我将根据第一性原理做出推论，第一性原理即每一次革命性创新背后的关键要素。
你们会发现，企业在形成创意的过程中会犯下哪些大错，无形的规则会如何约束你的思维，为何减法而非加法是创意的关键。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些思想实验，探讨火箭发射思维——火箭科学家、创新企业和世界级的表演者通常采用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把自己从被动的观察者变成主动的介入者。
在此过程中，你们会了解到为何靠近太阳飞行更安全，如何用简单的一句话提升创造力，以及实现一个大胆的目标之前首先应该做些什么。
第二阶段谓之“加速”，着重于推动第一阶段形成的创意。
我们将首先探讨如何重新构建和完善创意，以及为何正确的答案源自正确的提问。
然后，我们将研究如何找到创意中的缺陷，切换内心的默认设置，从“说服别人你是对的”转变为“证明你自己是错的”。
我将展示如何像火箭科学家那样进行测试和实验，以确保你们的创意有最佳的机会付诸实施。
在此过程中，你们会发现一种无往不利的宇航员训练策略，你们可以使用该策略来确定下一次产品演示或新产品的推出方式。
你们将会了解到，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的崛起方式与导致1999年“火星极地着陆者”号（MarsPolarLander）坠毁的设计缺陷如出一辙。
你们还会了解到，拯救过成千上万早产儿的简单策略同样也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暂停后挽救了这个项目。
最后，我将和你们分享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教你们了解人类的行为。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成功着陆”。
你们会了解到为何释放你全部潜力的最终因素包括成功和失败，并且发现为何“快速失败，经常失败”这句口号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结果。
一家产业巨头衰败的原因，同样会导致航天飞机爆炸，我将揭示其中原理。
有些企业口惠无实，称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坚持到底，我将解释其中原因。
我们将发现，对成功和失败一视同仁有着惊人的好处，并发现为什么优秀的人将不间断的成功视为一种危险信号。
到第三阶段结束时，你们将不再让世界塑造你们的思想，而是让你们的思想塑造世界。
而且你们不仅会创造性思考，更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思考。
下面才是这篇序言的重点。
在这里，我应该讲一个简单的个人故事，从而引出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本书来说，最合乎情理的叙述方式就是我在小时候得到了一台望远镜，爱上了点点繁星，长大后以火箭科学作为终生追求的事业，这份激情延续到现在，并最终体现在这本书上。
这样的故事情节不错，很流畅。
但我的故事绝非如此，我甚至不想把它歪曲成一个完美的故事，这样会误导读者。
我小时候确实有一台望远镜——说实话，它更像是一副破旧的双筒望远镜，但我从来不懂得怎么用它（这本应意味着什么的）。
我也确实有过火箭科学领域的职业经历，但后来我辞职了。
在接下来的几页里，你们将会看到，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各种机缘巧合，包括好运气，遇到一位优秀的导师，以及做了一些正确的决定——也许还会看到一两处笔误。
我来美国的原因属于老生常谈。
我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长大，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美国就向我呈现了一种梦幻般的品质。
当时土耳其电视台遴选了一些美国电视节目，翻译成土耳其语播出，我对美国的憧憬便由此产生。
对我来说，美国是《活宝兄弟》（PerfectStrangers）中的表哥拉里，他把来自东欧的表弟巴尔基安置在他芝加哥的家中，他们在家里用“欢乐之舞”来庆祝好运；美国是《家有阿福》（ALF）中的坦纳一家，他们为一只毛茸茸的外星人提供庇护，而这只外星人很想吃他们家的猫。
我想，既然美国有能够让巴尔基和阿福安身的地方，也许它也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出身于普通家庭，希望在人生中得到更好的机遇。
我爷爷是公共汽车司机，奶奶是家庭主妇。
为了补贴家用，我父亲从6岁就开始工作。
他天没亮就起床，去报社领刚印刷好的报纸，把它们卖光再去上课。
我母亲在土耳其农村长大，我的外祖父做过牧师，后来在一所公立学校当老师。
我的外祖母也是一名老师，她和外祖父一砖一瓦地建造了一所学校，然后在学校里教课。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家的电力供应很不稳定，停电是常有的事。
这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为了让我分心，爸爸想到了一个游戏。
他会点着一支蜡烛，拿起我的足球，模拟地球（即足球）是如何围绕太阳（即蜡烛）旋转的。
这是我第一次上天文学课，我被迷住了。
晚上，我用半瘪的足球幻想着宇宙的样子。
但到了白天，我是一个极度墨守成规的教育系统内的学生。
读小学时，老师不会叫我们的名字，比如奥斯曼或法蒂玛，因为学校给每个学生分配了一个数字，就像为了便于识别而给牲畜打上烙印一样。
举个例子，我们被冠以154或359的数字代码（我不愿透露我的号码，那是我唯一的银行密码——银行还提醒我们“请经常更改银行密码”，见鬼去吧）。
我们穿着同样的衣服上学，那是一套带笔挺白领的亮蓝色制服；男孩们都留着同样的寸头。
每天上学，我们都要背诵国歌，然后是标准的学生誓言，我们宣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土耳其民族。
这一系列做法的目的很明确：征 服自我，压抑自己独特的品质，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顺从。
“强迫学生顺从”这项任务超过了教育中所有其他的优先事项。
上四年级的时候，我曾经犯下一次严重的罪行——没有去理发，这当即引起了校长的愤怒。
这个校长喜欢威逼利诱学生，他更适合去当监狱长。
他检查学生头发时发现我的头发比标准发型要长一些，顿时气愤起来，像一头犀牛那样喘着粗气。
他从一名女生头上抓起一只发夹，把它夹在我的头发上，以这种行为公开羞辱我，作为对我不遵守规定的惩罚。
这种教育体系使我们摆脱了自身最坏的倾向，即那些烦人的个人主义野心、好高骛远，以及为复杂的问题设计出有趣的解决方案。
冒尖的学生不是敢于唱反调的人、有创造力和开拓力的人；相反，只要你取悦了当权派，培养自己阿谀奉承的本事，能够在劳动力大军中左右逢源，那你就是优秀的学生。
这种文化崇尚循规蹈矩、尊重长辈和死记硬背，却几乎扼杀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只能自主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书籍就是主要方式。
书是我的避难所，只要在消费能力之内，我会把钱全用来买书。
阅读时，我总是温柔地对待书籍，确保不折弯书页或书脊。
我徜徉在雷·布拉德伯里（RayBradbury）、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和亚瑟·
C.克拉克（ArthurC.Clarke）创造的幻想世界中，体验他们笔下虚构人物的人生。
我会全神贯注地去看我能找到的每一本天文学书籍，把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海报贴在自家墙上。
我还找来老旧的录像带，看最原汁原味的《宇宙时空之旅》，听卡尔·萨根的讲解。
我不太明白他所说的内容，但我还是很喜欢听。
我自学了编程，并创建了一个名为“太空实验室”的网站。
这是一封写给天文学的数码情书，我用蹩脚的、最基础的英语，写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宇宙的东西。
虽然我的编程技术没有帮我约到女孩子，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我而言，火箭科学等同于逃离现实。
在土耳其，我的人生道路早已被预先设定好了，而在火箭科学的前沿——美国，我的人生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
17岁那年，我终于达到了“逃逸速度”。
我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录取，我儿时的偶像萨根曾在那里当过天文学教授。
刚到康奈尔大学时，我带着浓重的口音，穿着当时欧洲最流行的紧身牛仔裤，带着对邦乔维乐队（BonJovi）的尴尬喜爱。
入学之前不久，我研究了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系在教些什么。
我了解到学校的一位天文学教授史蒂夫·斯奎尔斯（SteveSquyres）负责一个由NASA资助的项目，将探测器发射到火星，斯奎尔斯也曾在萨根手下当过研究生。
这个好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项目没有公开招聘员工，但我给斯奎尔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附上我的简历，并表达了我为他工作的强烈愿望。
我没有抱太多期望，甚至内心可以说是忐忑不安，不过我父亲曾给过我很多有用的建议，其中一则建议是：不买彩票，你就永远中不了奖。
所以我买了一张“彩票”，但我不知道自己正陷于何种境地之中。
令我惊讶的是，斯奎尔斯回信邀请我参加面试。
得益于高中学过的编码技巧，我找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在一项火星登陆任务中担任运营小组成员。
该任务要将两台探测器“勇气”号（Spirit）和“机遇”号（Opportunity）送上火星。
我再三核对了工作邀请函上的名字，确定对方没有打错字，把我和其他人搞混了。
几周前，我还在土耳其，发着关于宇宙的白日梦。
而现在，我却成了火星登陆行动的亲历者。
我呼唤出内心的“巴尔基”，跳了一段“欢乐之舞”。
“勇气”和“机遇”正是美国对我来说代表的希望，而现在，这种希望不再只是老生常谈了。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走进康奈尔大学空间科学大楼四楼的所谓“火星房间”（MarsRoom）时，看到墙上贴满了各种图表，还有火星表面的照片。
房间里杂乱无章，没有窗户，只有昏暗的、令人头痛的荧光灯，但我很喜欢那里。
我必须学会如何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也就是加快思考速度。
头几个月里，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别人的谈话，阅读成堆的文件，并尝试着破解一系列新的首字母缩略词。
利用空闲时间，我还参与了“卡西尼—惠更斯”计划（Cassini-Huygens），将一艘宇宙飞船送往土星，研究土星及其周围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天体物理学的热情开始减弱。
我开始感觉到，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之间脱节严重。
相比于理论构想，我一直对实际应用更感兴趣。
我喜欢研究火箭科学所涉及的思维过程，但不喜欢数学和物理等必修课程的实质内容。
我就像一个烘焙师，喜欢揉面团，却不喜欢烤饼干。
班上有些同学在学习课程实质内容方面比我强得多，但我认为，我从经验中学到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可以用在更实际的工作中，它们可比反复证明为何E=mc2这种生硬的工作有用得多。
尽管仍在继续参与火星和土星探测器的发射任务，但我已经开始探索其他选择。
我发现自己对社会物理学更感兴趣，于是决定去读法学院。
我母亲特别高兴，因为她的朋友以为她的儿子是占星家，要我给他们算命，这下她再也不用纠正他们的做法了。
即使改变了职业发展轨迹，我还是把自己从4年天体物理学工作经历中获得的工具包带到了法律学习中。
借助同样的批判性思维技巧，我在法学院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在法学院的历史上，我的平均成绩点数是最高的。
毕业后，我在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获得了一份令人垂涎的书记员职位，并从事了两年法务工作。
然后，我决定进入学术界。
我想把我从火箭科学中获得的关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见解带到教育领域。
我曾经对土耳其墨守成规的教育系统无比失望，受此启发，我希望能激励我的学生，让他们敢于怀揣远大的梦想，挑战各种假设，并积极塑造一个快速进化的世界。
我意识到自己在教学上的影响力仅限于在读学生，于是发布了一个在线平台，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分享这些见解。
每周，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能看到我写的文章，我在文中讲述如何挑战传统智慧和重新构思现状。
事实上，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何方。
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意识到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在我广泛的事业追求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且毫无例外地产生圆满结果。
当我毫无目的地放弃火箭科学，开始学习法律，再转向写作和向不同的观众发表演讲，我的首要目标都是开发一套能够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的工具，从而与别人分享我学到的东西。
把艰深的概念翻译成平实的语言，往 往需要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这个旁观者知道火箭科学家如何思考，能够解剖他们的思维过程，但同时足够远离那个世界。
现在，我发现自己介于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并发觉自己不经意间准备了一辈子，就是为了写这本书。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世人的分歧已经达到了极其激烈的程度。
从火箭科学的角度来看，尽管世间存在这么多冲突，但促使我们团结的事物要多于分歧。
当你从外太空观察地球时，会发现它是横亘在漆黑宇宙中的一颗蓝白色星球，地球上的所有边界都消失了。
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带有宇宙大爆炸的痕迹，正如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所写的那样：“我们都孕育自天上的种子。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被重力固定在同一个直径12742千米的含水岩石上，以高速穿越太空，我们无法独自前行，只能共赴前程”。
浩瀚宇宙将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置于适当的环境中，它用一种共同的人类精神将我们团结起来。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抬头注视着同一片夜空，观察数万亿英里之外的星星，回首数千年前，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1977年，“旅行者-1”号（Voyager1）宇宙飞船于地球起飞，为外太阳系绘制第一幅肖像，也就是给木星、土星和更远的星球拍摄照片。
当它在太阳系边缘完成任务时，萨根提了一个想法，即把相机调转过来，指向地球，拍摄最后一张图像。
这张被称为“暗淡蓝点”的标志性照片，把地球描绘成一个小像素。
用萨根的话来说，这是一粒几乎无法觉察的、“悬浮在阳光中的尘埃”。
我们往往将自己视为万物的中心。
但是从外太空的角度来看，地球只是“包容一切的黑暗宇宙中的一个孤独斑点”。
萨根对“暗淡蓝点”进行了更深层意义的思考，他说：“想想那些帝王将相征伐杀戮，血流成河，只是为了在光荣和胜利中成为一个斑点上一小部分区域的短暂主宰者；想想栖身于这点像素上某个角落的居民，他们对其他角落几乎毫无区别的居民，犯下无休止的残酷罪行。
” 火箭科学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作用有限，并提醒我们要更加善待彼此。
我们的一生犹如转瞬即逝的闪光，人生苦短，让我们把短暂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吧。
当你学会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时，你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你还将被赋予改变世界的能力。
第一阶段 冲破枷锁，点燃你的创意 在这本书的第一阶段，你将学习如何利用不确定性的力量，如何根据第一性原理做出推论，如何通过思想实验引发突破，以及如何运用探月思维来改变你的生活和事业。
第1章 与不确定性共舞 怀疑的巨大力量 天才总是迟疑的。
——卡洛·罗维利（CarloRovelli） 据说，大约16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火星表面。
那次碰撞导致一块岩石从火星脱落，并从火星飞往地球。
1.3万年前，这块岩石落在南极洲的阿兰山（AllanHills），于1984年一次雪地探险中被人们发现。
由于它是1984年从阿兰山采集到的第一块陨石，所以被命名为ALH84001。
若非陨石里蕴藏着一个惊世秘密，它早就像平常那样被归类研究，然后迅速被世人所遗忘。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独自存在于宇宙中？我们的祖先抬头望向星空，思考着他们是宇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还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倾听着穿行于宇宙的各种信号，希望能捕捉到来自另一个文明社会的信息。
我们发射宇宙飞船，穿越太阳系，寻找生命的迹象，可每次都以失望告终。
直到1996年8月7日，这种情形才发生改变。
那一天，科学家透露，他们在ALH84001中发现了源自生物的有机分子。
许多媒体当即宣布，这些有机分子证实了另一个星球上存在生命。
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称，科学家们“在陨石上发现了单细胞结构体，它们有可能是微小的化石；他们还发现了古生物活动的化学证据。
换句话说，火星上存在生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抢先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引用NASA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这些结构体看起来像“小蛆”，说明它们是复杂生物体的残骸。
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人类存在的讨论热潮，并促使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此次发现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讲。
但是，这当中有一个小问题：人们没有找到真凭实据。
这些新闻报道所依据的科研论文坦承这事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
论文的部分标题是“火星陨石ALH84001可能存在生物活动留下的遗迹”。
论文摘要明确指出，陨石上观察到的特征“可能是过去的火星生物群的化石遗迹”，但又强调“也可能是无机结构”。
换句话说，那些分子可能不是来自火星细菌，而是非生物活动的产物（例如地质侵蚀等地质作用）。
该论文的结论是：这个证据只是“不排斥”生命存在的可能。
但是在媒体提供给公众的许多间接翻译中，这些细微差别被掩盖了。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促使丹·布朗（DanBrown）写下了《骗局》（DeceptionPoint）这本小说，讲述了一场围绕火星陨石上发现的外星生命而展开的阴谋。
事实证明，一切都朝最好的方向发展——至少从关于不确定性的章节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20多年后，这种不确定性依旧存在。
研究人员仍在争论陨石上观察到的分子是火星细菌还是无机活动。
我很想说媒体搞错了，但这同样是言过其实，与媒体起初对陨石进行铺天盖地报道的做法别无二致。
更准确地讲，我们可以说人们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即企图使某件尚未明确的事情显得确凿无疑。
本章主题是如何停止与不确定性相抗争，并利用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力量。
你将会了解到，我们对确定性的痴迷是如何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以及为何所有进步都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发生。
我将揭示爱因斯坦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并探讨你可以从一个数百年来难解的数学谜团中学到什么。
你会发现为何火箭科学像一个高风险的躲猫猫游戏，你能知道自己可以从冥王星被开除出行星序列这事中学到什么，以及NASA的工程师们为何总喜欢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虔诚地嚼花生。
本章末尾，我将列出火箭科学家和宇航员管理不确定性的策略，并阐明如何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使用这些策略。
对确定性的迷恋 喷气推进实验室（JetPropulsionLaboratory，简称JPL）由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成立于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
该实验室位于好莱坞 东部，数十年来专门负责宇宙飞船的运营工作。
如果你看过火星登陆的视频片段，就会看到喷气推进实验室任务支持区的内部情况。
在典型的火星登陆过程中，这片区域坐满了一排排摄入过量咖啡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整袋整袋地吃着花生，盯着涌入控制台的数据，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觉得他们掌控了局面。
但他们并没有掌控局面，而只是像一名体育播音员那样报道这些事件，只不过他们用的是更华丽的语言，比如“巡航阶段分离”和“展开隔热板”等。
他们是火星上一场比赛的观众，这场比赛12分钟前就结束了，但他们还不知道比分是多少。
从火星发出的信号以光速到达地球平均大约需要12分钟。
如果过程中出现问题，地球上的科学家发现了问题并在瞬间对其做出反应，他的指令也要再过12分钟才能到达火星，来回便耗去了24分钟的时间。
但是，宇宙飞船从火星大气层顶部降落到地表大约只需要6分钟。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前向宇宙飞船输送全部指令，然后把一切交给牛顿运动定律。
[3] 这就是吃花生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初，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无人驾驶宇宙飞船“徘徊者”号（Ranger）任务，该任务的目的是研究月球，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宇航员做准备。
喷气推进实验室向月球发射“徘徊者”号探测器，拍摄月球表面的特写照片，并在进入月球前将这些图像传送回地球。
前6次任务以失败告终，批评家们因此指责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官员漫不经心，发射宇宙飞船之后就听天由命了。
第7次发射终于成功了，而当时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碰巧带了些花生到任务控制室。
从那时起，花生就成了喷气推进实验室每次执行登陆任务时的主食。
到了关键时刻，这些原本理性严肃、用毕生精力探索未知事物的火箭科学家，却在“绅士”牌花生包装袋的底部寻找确定性。
仿佛这样做还不够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会穿着象征好运的破旧牛仔裤，或者戴着此前成功登陆任务留下的“护身符”。
他们做了一名狂热体育迷可能会做的一切事情，就为了给自己制造笃定和一切尽在掌握的幻觉。
如果着陆成功，任务控制区就会迅速变得乱哄哄，犹如马戏团一般，所有人都失去了冷静。
在征服了不确定性这只“野兽”之后，工程师们开始欣喜若狂，击掌相庆，挥舞拳头，紧紧拥抱，沉浸在欢乐的泪水中。
我们天生就对不确定的事物有着同样的恐惧。
我们的一些祖先不害怕未知事物，他们成了剑齿虎的食物。
但是，那些认为不确定性会威胁生命的祖先却活得时间够长，把他们的基因遗传给了我们。
在现代世界，我们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混乱中搜索秩序，在歧义中寻找正确回答，在错综复杂中寻找坚定。
“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尝试控制这个世界，而不是尝试着去理解它。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NoahHarari）写道。
我们寻找的是循规蹈矩的公式、捷径和投机取巧——那袋花生就是明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丧失了与未知事物共处的能力。
这种做法让我想起一个经典故事：一名醉汉在夜晚的路灯下找他的钥匙。
他知道自己把钥匙丢在了街上某个黑暗的地方，可他却在路灯下苦苦寻找，因为那里有灯光。
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望致使我们追求看似安全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路灯下寻找钥匙。
我们不敢冒险走入黑暗之中，而是停留于现状，无论现状多么差。
营销人员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相同的技巧，但期望获得不同的结果；有人立志创业，却舍不得放下已经没有出路的现有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能让他们获得一份看似稳定的收入，使他们内心有一种确定感；药企热衷于开发仿制药，这些药物只是相对于竞品有所改善，却无法彻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疾病。
但是，只有当我们敢于牺牲确定性答案，敢于冒险，敢于远离路灯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突破。
如果你固步自封，就不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
唯有那些领先时代之人，才敢于与伟大的未知事物共舞，并在现状中发现潜伏的危机，而不是满足于现状。
伟大的未知事物 在17世纪，皮耶·德·费马（PierredeFermat）在一本教科书的页边潦草地写了一句话，使后世的数学家们困惑了3个多世纪。
费马提出了一个理论。
他说，在整数n＞2的情况下，公式an+无正整数解。
“对这个命题，我可以做出非常精彩的论证。
”他写道，“可是页边太窄了，不够地方写。
” 上述公式后来被称为“费马最后定理”[4]，可费马在证明这条定理之前便去世了。
几个世纪来，他留下的棘手难题一直折磨着数学家们（他们多么希望费马有鸿篇巨著来论述该定理）。
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试图论证费马最后定理，但都以失败告终。
安德鲁·怀尔斯（AndrewWiles）改变了这种状况。
对于大多数10岁的孩子来说，“快乐时光”的定义并不包括为了好玩而阅读数学书籍。
但是，10岁时的怀尔斯并不是一个普通小孩。
他徜徉于英国剑桥当地的图书馆，浏览书架上的大量数学书。
有一天，他注意到一本关于费马最后定理的书籍，立刻被这个神秘的定理迷住了。
这个定理陈述起来很简单，论证起来却很难。
由于缺少数学理论基础，他还无法证明该定理，便将其束之高阁20多年。
直到后来当上数学教授，他才重新开始研究这个定理，并偷偷地花了7年来验证它。
1993年，他在剑桥所做的一次标题模棱两可的演讲中，公开披露他已经解决了费马最后定理这道世纪谜题。
此次声明使众多数学家大为惊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图灵奖得主伦纳德·阿德曼（LeonardAdleman）说：“天哪，这也许是数学领域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就连《纽约时报》（NewYorkTimes）也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该发现的报道，并惊呼：“终于，我们找到了这道古老数学谜题的答案！” 但事实证明，这些庆祝为时尚早，怀尔斯在论证的关键部分犯了一个错误。
怀尔斯公布他的论据后，同行们在审核过程中发现该错误。
他又花了一年时间与另一名数学家合作修正了论据。
在回顾自己如何证明这个定理时，怀尔斯把发现的过程比作在一座黑暗的宅邸中前行。
他说，首先要进入第一个房间，花上几个月的 时间摸索前进，四处试探和撞到各种东西。
经历了极大的无所适从和困惑之后，才可能最终找到电灯开关。
然后，他又走向下一个黑暗的房间，一切重新开始。
怀尔斯解释说，这些突破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数月之后的必然成果，没有黑暗中的摸索，这些成果就不可能存在”。
爱因斯坦用类似说法描述了他自己的科学发现过程。
“我们的最终结果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他说，“但是，多年来在黑暗中寻找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真理，强烈的欲望及自信和疑虑反复交替，直到打破僵局，真相水落石出。
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感觉。
” 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们要一直在黑暗的房间里蹒跚而行，穷尽一生寻找真理。
即便他们找到了电灯开关，灯光也可能只照亮房间一隅，剩余的黑暗空间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也黑得多。
但对于他们来说，在黑暗中蹒跚行走比坐在外面光线充足的走廊里要有趣得多。
在学校里，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错误印象，即科学家们走的是一条通往电灯开关的坦途；只要学习某一门课程，掌握一种学习科学的正确方法及一条正确的公式，就能在标准化考试中正确回答问题。
《物理学原理》（ThePrinciplesofPhysics）这样带有崇高标题的教科书，用300页的篇幅神奇地揭示了所谓“原理”，然后一位权威人士走上讲台，给我们灌输“真理”。
理论物理学家大卫·格罗斯（DavidGross）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解释说，教科书“经常忽略了可供人们选择的许多其他道路，人们所发现的许多错误线索，以及人们持有的许多误解”。
我们学习过牛顿的诸多“定律”，仿佛它们是拜上帝所赐或靠天赋得来的，而非牛顿花费多年时间去探索、修改和调整得到的。
牛顿在创立定律方面也经历过失败，尤其是他在炼金术方面的实验。
他试图将铅转化为黄金，却惨遭失败。
这些失败并没有在物理课堂上成为牛顿励志故事的一部分，相反，我们的教育体系把这些科学家的人生经历美化了。
作为成年人，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影响。
我们相信（或假装相信）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还相信这个正确答案已经被某个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人找到了。
因此，我们相信可以用谷歌搜索找到这 个答案，比如，从最新的《更幸福人生的三大招数》（3HackstoMoreHappiness）这样的文章或者自封的“人生导师”那里获得。
可问题在于，答案不再是稀缺的商品，而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廉价。
当我们用谷歌、Alexa或Siri找到答案时，恐怕早已时移世易。
显然，答案并非无关紧要。
你必须先知道某些答案，然后才能提出正确的问题。
但是，这些答案只能作为探索之旅的发射台，它们是开端，而非结局。
如果你每天都沿着一条通向电灯开关的笔直路径去寻找正确答案，那就要当心了。
如果你正在研发的药物肯定有疗效，如果你的当事人在法庭上肯定被判无罪，或者你的“火星探测漫游者”肯定能着陆，那你的工作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唯有充分利用不确定性，才能创造出最具潜力的价值。
我们不应以一种快速宣泄的欲望作为前进动力，而是应该以能够激发好奇心的事物作为燃料。
确定性的终点，就是进步的起点。
我们对确定性的痴迷会产生另一个副作用，它犹如游乐场里的一组哈哈镜，扭曲了我们的视觉。
而我们在这些哈哈镜里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未知的已知事物”。
未知的已知事物 2002年2月12日，在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成为一场新闻发布会的主角。
一位记者提问，美国是否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因为这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
面对这种问题，政治家通常会用预先获得批准的政治短语，比如“调查正在进行”或“事关国家安全，不便回应”等。
然而，拉姆斯菲尔德却出人意料地用火箭科学的一个术语作比喻：“这世上有‘已知的已知事物’，即那些我们知道自己已经了解的事物。
我们也知道，世上存在‘已知的未知事物’，即那些我们知道自己尚未了解的事物。
但 是，世上还有‘未知的未知事物’，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了解的事物。
” 这番言论受到了广泛嘲笑，部分原因在于它的来源颇有争议，但就政治言论而言，它却出奇地准确。
在自传《已知与未知》（KnownandUnknown）中，拉姆斯菲尔德承认他是从时任NASA局长的威廉·格拉汉姆（WilliamGraham）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
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显然在他的演讲中遗漏了另一类事物——未知的已知事物。
病感失认症（Anosognosic）是一个拗口的词语，它指的是某种疾病，而患者不知道自己正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
例如，你把一支铅笔放在瘫痪的病感失认症患者面前，并要求他们拿起笔来，他们不会按你的指示做。
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不拿，他们会回答“呃，我累了”或者“我不需要铅笔”。
正如心理学家大卫·邓宁（DavidDunning）所解释的那样，“他们确实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瘫痪了”。
“未知的已知事物”类似于病感失认症，这是对自欺欺人的另一种表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自己知道某些事物，但实际上并不知道。
我们以为自己牢牢掌握了真相，以为自己的立场是牢不可破的，但实际上它却脆弱不堪，只需一阵狂风就会被吹倒。
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的立场比想象中的脆弱得多。
舆论执着于确定性，尽量避免细微差别。
因此，我们进行公开讨论时，往往缺乏一个严格的体系，把确凿的事实与最佳的假设区分开来。
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确的，而且常常难以分辨哪一部分缺乏真正的证据。
我们已经掌握了“似懂非懂”这门艺术，例如微笑、点头及用一个临时答案来虚张声势。
有人告诉我们要“假戏真做”，而我们已经成为自欺欺人的专家。
我们崇尚自信，认为凡事都要坚定地给出清晰的答案，即使对某个问题只是在维基百科上查了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滔滔不绝，假装知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却无视那些与我们的坚定信念相矛盾的显眼事实。
“发现的最大障碍，”历史学家丹尼尔·
J.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写道，“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博学。
”假装博学的做法使我们闭目塞听，拒绝接受来自外界的有用信号。
确定性使我们忽视自身的无能，我们越是借助激情和夸张的手势说出我们对真理的看 法，我们的自我就越发膨胀，犹如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掩盖了楼底的根基。
自负和傲慢自大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厌恶。
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那样，“大自然厌恶真空”。
他认为，真空一旦形成，就会被周围密度大的物质所填充。
亚里士多德真空原理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物理学范畴。
每当我们面对未知和不确定的领域时，难免会产生知识的真空，很多荒诞的说法和故事就会迅速填补空白。
“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永远充满怀疑的状态中。
”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解释说，“所以我们编造了最好的故事，并把它们当作生活的真相。
” 编造出来的故事是完美的药方，消除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感。
它们填补了我们认知的空白，“拨乱反正”，“化繁为简”，在各种巧合中建立因果关系。
你的孩子表现出自闭的迹象？那就把它归咎于孩子两周前打的疫苗吧。
你看到了火星表面的人脸？那肯定是某种古代文明的杰作，而且巧合的是，这种文明还帮助埃及人建造了吉萨金字塔。
发生了人类大规模生病和死亡事件，而且有些尸体在抽搐或发出声音？在我们知道病毒和尸僵之前，我们的祖先认为那些尸体肯定都是吸血鬼。
我们更喜欢看似可靠的故事，而非混乱和充满不确定的现实。
于是，事实就会变得可有可无，错误信息肆意传播。
假新闻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
让一个好故事和一堆数据较量，故事总会占上风。
这些故事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生动的形象，拨动人们的心弦，产生一种被称为“叙事谬误”的、深刻且持久的效应。
我们记得某人告诉我们，他的雄性型秃顶是长时间晒太阳造成的。
我们听信了这个故事，把逻辑和怀疑抛诸脑后。
然后，学术权威们将这些故事变成神圣的真理。
世上的所有事实都不能阻止民主选举产生的仇恨机器上台，只要它们能向一个天生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一种虚假的确定感。
那些高谈阔论、蛊惑民心的政客以拒绝批判性思维而自豪，他们自信的结论开始主导舆论。
擅长煽风点火的政客通过强化自信感的方式弥补自身知识的不足。
当旁观者陷入困惑之中、试图解读正在发生的事实时，政客们便开始抚慰人心。
他们不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烦扰我们，语言就像是保险杠贴纸标语一样简明。
于是我们全盘接受了他们看似明确的观点，愉快地卸下了批判性思维的重担。
诚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所言，现代世界的问题在于“愚蠢的人过于自信，而聪明人则充满怀疑”。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即使获得了诺贝尔奖，也认为自己是一只“迷茫的猿人”，并以同等的好奇心对待身边的每一样事物，这使他能够看到被其他人忽视的细微差别。
“我觉得，未知让人生变得更有趣。
”他说，“这总比带着有可能错误的答案生活要好。
” 要有费曼这样的心态，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需要非常谦卑。
当我们说出“我不懂”这三个可怕的字时，我们的自负心理会有所削弱，开始敞开心扉、竖起耳朵聆听别人的意见。
承认自己无知并不意味着故意无视事实，相反，这需要我们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存在，并完全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什么。
唯有如此，才能学习和成长。
是的，这种方法可能会暴露出你不愿面对的缺点，但是，纵使不确定性令人不适，也比舒适地犯错要好得多。
最终，改变世界的是那些“迷茫的猿人”，他们堪称不确定性这门艺术的鉴赏家。
不确定性鉴赏家 “有些未知事物正在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理论。
” 1929年，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Eddington）如此描述量子理论的状态，也许他的这句话还道出了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
天文学家犹如在一幢黑暗的宅邸中生活和工作，而这幢宅邸只有5%的区域有照明——宇宙大约有95%由听上去不太吉利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
暗物质和暗能量与光不发生相互作用，所以我们无法看到或 以其他方式检测到它们，对它们的特性也一无所知。
但是，我们知道它们存在于宇宙中，因为它们对其他物体施加了引力。
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Maxwell）曾说过：“完全自知的无知，是知识获得真正进步的前奏。
”天文学家们跨过知识的边界，一头扎进未知的浩瀚海洋中。
他们知道，宇宙就像一只巨大的洋葱，揭开一层神秘的面纱之后，又要面对另一层神秘面纱。
正如萧伯纳（eBernardShaw）所说的那样，科学“如果不提出10个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1个问题”。
当我们的知识领域中的一些空白被填补时，其他空白也就随之出现。
爱因斯坦把这种与神秘事物共舞的做法描述为“最美妙的经历”。
物理学家艾伦·莱特曼（AlanLightman）写道，科学家们站在“已知和未知之间的边界线上，凝视着那个洞穴，不仅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觉得兴奋不已”。
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无知而惊慌，而是在无知中茁壮成长，不确定性变成了对行动的号召。
史蒂夫·斯奎尔斯是不确定性的鉴赏家。
我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运营小组任职时，他是该计划的首席调查员。
他对未知事物的强烈热情极具感染力。
斯奎尔斯博士的办公室位于康奈尔大学空间科学大楼四楼，每当他走进办公室时，里面都会充满活力；而每当话题聊到火星时（这是常有的事），他的眼睛里就闪烁着炽热的激情。
斯奎尔斯是天生的领导者，无论他去哪里，其他人总会追随他。
与所有优秀的领导者一样，他勇于承担责任，也会分享荣誉。
有一次，他在一次任务中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可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奖励名单上画掉，并写上了那些做脏活累活的员工姓名，把奖励留给了他们。
斯奎尔斯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南部，父母都是科学家，而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对科学探索的热情，没有什么能像未知事物那样激发他的想象力。
“在我小时候，”斯奎尔斯回忆道，“我们家里有一本地图册，它有15～20年历史了，有些地方画得不完整。
我一直认为，地图留下空白处，是为了让后人把它填满，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他毕生都致力于寻找和填补这些空白处。
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他修了一门研究生级别的天文学课程。
教这门课程的教授在“海盗”号（Viking）项目的科学团队任职，这 个项目将两颗探测器发射到火星。
该课程要求斯奎尔斯写一篇原创的期末论文，为了获取灵感，他走进了校园里的一个房间。
在那里，“海盗”号轨道飞行器所拍摄的火星图像已经积满了灰尘。
他原本计划花15～20分钟看完那些照片，“4个小时后，我才走出那个房间，”斯奎尔斯解释道，“此刻我很清楚自己的余生要做什么。
” 斯奎尔斯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空白画布”。
在离开那幢大楼很久以后，他的脑海里还想着火星表面的图像。
“我看不懂照片上的东西，”斯奎尔斯说，“但它的美丽无人能比，这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
” 未知事物的吸引力使斯奎尔斯成为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
他说，即使在未知世界中驰骋纵横了30多年，“我的内心仍然涌动着那股激情”，“看到没人见过的东西，就会感到无比兴奋”。
但是，喜欢未知事物的人不仅仅是天文学家，另一位名叫“史蒂夫”的人也是其中之
一。
在每个电影场景的开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Spielberg）都发现自己被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围着。
“每次开始拍摄一个新场景，我都很紧张。
”他解释说，“我不知道自己听到台词后会想到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对演员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要把摄影机放在哪里。
”遇到同样的情况，其他人可能会惊慌失措，但斯皮尔伯格形容这是“世上最美妙的感觉”。
他知道，只有在具有巨大不确定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他的最佳创造力。
无论在火箭科学领域，电影艺术领域，还是在你那家填补业界空白的企业中，所有进步都发生在“黑屋子”里。
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害怕黑暗。
从我们放弃舒适光线的那一刻起，恐慌就开始了。
黑暗的房间里充满了我们的恐惧感，我们囤积货物，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不确定性很少会引发灾难。
不确定性会带来快乐和发现，并能充分发挥你的潜能；不确定性意味着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发现那些至少在短期内没人见过的事物。
当我们把不确定性当作朋友而非敌人时，生活就会给我们更多惊喜。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黑屋子”的大门都是双向而非单向的——我们对许多未知事物的探索活动是可逆的。
正如商业大亨理查德 ·布兰森（RichardBranson）所写的那样：“你可以走过去，看看感觉如何，然后走回另一边，看看是否行不通。
”你只要把门开着就行了。
布兰森正是用这种方法创立了他的英国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VirginAtlantic）。
他与波音公司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新航空公司创业失败，他可以把自己买的第一架波音飞机还给波音公司。
布兰森把一扇看上去单向通行的门，变成了双向通行的大门，如此一来，如果他对房间里看到的东西感到不满意，就可以走出大门。
不过，“走进”这个词并非正确的比喻。
不确定性鉴赏家不只是走进黑暗的房间，他们还在里面跳舞。
我指的不是那种尴尬的、张开双臂的中学式舞蹈——既与暗恋对象严格保持半米距离，同时还想跟对方闲聊。
不，他们跳的舞蹈更像探戈，姿态优美、亲密，舞伴之间贴得很近，虽然有点令人不适，却非常优雅。
他们知道，寻找光明的最佳方式不是将不确定性拒之千里之外，而是直接落入它的怀抱之中。
不确定性鉴赏家知道，若实验产生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果，那这根本不是实验，而不断审视同样答案的做法也称不上进步。
如果我们只探索前人开拓好的道路，而不去玩那些不知道怎么玩的游戏，我们就会停滞不前。
只有当你在黑暗中跳舞的时候，只有当你不知道电灯开关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电灯开关是何物的时候，你才能开始取得进步。
先经历混乱，然后才能取得突破。
停下了舞步，进步也就随之终止了。
万有理论 爱因斯坦一生有很多时候与不确定性共舞。
他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实验，提出了前人从未想过要问的问题，并解开了宇宙最深层的奥秘。
然而，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找确定性。
让他感到困扰的是，我们有两套解释宇宙是如何运作的定律，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前者适用于体积非常大的物体，后者则适用于非常小的 物体。
他想给这种不和谐带来统
一，用一套单
一、连贯、美妙的方程式来支配它们，也就是找到所谓的“万有理论”。
最让爱因斯坦感到困扰的就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
正如科幻作家吉姆·巴戈特（JimBaggott）所解释的那样：“在量子力学诞生之前，物理学一直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即做这件事，就会得到那个结果。
”但是，新诞生的量子力学讲的似乎是：当我们做这事时，只有在一定的概率下才能得到那个结果（即便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可能得到另一种结果”）。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依然自认为是万有理论的“狂热信徒”，他觉得可以用统一的理论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并确信他不会面对所谓的“邪恶量子”。
但是，爱因斯坦越急切地寻求某种一致的理论，就越找不到答案。
在寻找确定性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失去了惊奇感，以及他早期工作中特有的那种无先入之见的思想实验。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是人类的一种追求。
我们都渴望绝对的、相互作用的、纯粹的因果关系，即A必然导致
B。
在我们的预估数值和PPT幻灯片中，一个变量总是产生一个结果，两者呈线性关系，根本没有任何曲线或分数来捣乱。
但现实有着更为微妙的差别，这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事。
爱因斯坦早年提出光是由光子组成这一理论时，用到了“在我看来”这句话。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则用“我认为”来介绍进化论。
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Faraday）称，他在推出磁场理论时经历过“犹豫”。
当肯尼迪承诺将人类送上月球时，他承认我们正一脚踏入未知的领域。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极具信念和远见的行为。
”他向美国公众解释道，“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好处等着我们。
” 这些话并非什么豪言壮语，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科学知识是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确定陈述组成的，有些陈述的不确定程度高，有些陈述几乎是确定的，不存在绝对确定的陈述。
”费曼解释说。
当科学家们做陈述时，“问题不在于陈述的真假，而在于陈述真假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科学领域，人们拒绝接受绝对真理， 而更倾向于某个范围内的真理，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惯例。
科学答案以近似值和模型的形式出现，充满了神秘感和复杂性，它们都有误差范围和置信区间。
坊间流传的事实通常只是一种概率，前文所说的火星陨石就是例子之
一。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出现一种万有理论，即能够明确回答所有问题的理论。
现有理论和实践是多样的，登陆火星的正确方式不止一种，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不止一种（我一直都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扩大你所在企业规模的正确战略也不止一种。
在寻找确定性的过程中，爱因斯坦遇到了障碍。
但是，他对万有理论的追求可能也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头。
今天，许多科学家拿起接力棒，继续爱因斯坦对这一核心理论的探索，希望能够把我们对物理定律的理解统一起来。
其中一些努力很有前景，但尚未取得成果。
未来，科学家只有在接受不确定性、密切关注异常事物的情况下，才会有突破性进展，因为异常事物正是进步的主要驱动力。
这真有趣 威廉·赫歇尔（WilliamHerschel）是18世纪的作曲家，出生于德国，后移民英格兰。
他很快便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擅长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并连续创作了24首交响乐。
不过，另一种非音乐形式的创作使赫歇尔的音乐生涯黯然失色。
赫歇尔痴迷数学。
由于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他转而向书本寻求答案。
他大量阅读了三角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书籍，还看过我最喜欢的詹姆斯·弗格森（JamesFerguson）所著的《运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原理向数学零基础的人解释天文学》（AstronomyExplainedUponSirIsaacNewton’sPrinciples,andMadeEasytoThoseWhoHaveNotStudiedMathematics）。
这本书是18世纪版的《傻瓜天文学》（AstronomyforDummies）。
他看了一些关于如何建造望远镜的书，然后请当地一名做镜子的工匠教他造望远镜。
赫歇尔开始制造望远镜，每天打磨镜子16个小时，用粪肥和稻草制作模具。
1781年3月13日，赫歇尔在他家后院用自制的望远镜仰望天空，寻找双星，也就是彼此相距较近的恒星。
他在金牛座靠近双子座的边界发现了一个特殊天体，它似乎不应该出现在那个位置。
赫谢尔被这一异常现象吸引到了，过了几个晚上，他又把望远镜对准了这个天体，并注意到它相对于背景里的恒星是移动的。
“那是一颗彗星，”他写道，“因为它的位置已经改变了。
” 但赫歇尔最初的预感是错的。
那个天体不可能是彗星，它没有尾巴，也没有像典型的彗星那样沿着椭圆轨道运动。
当时，土星被认为是太阳系行星的外部边界，人们认为土星之外不存在行星。
但是赫歇尔的发现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它在已知的太阳系边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电灯开关”，并使整个太阳系的体积增加了一倍。
事实证明，赫歇尔观察到的“彗星”是一颗新行星，人们后来以天空之神的名字为它命名，称其为“天王星”。
天王星被证明是一颗不守规矩的行星。
它会毫无规律地加速和减速，拒绝遵守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理应能够准确预测一切物体的运动规律，无论是地球上的物体，还是行星在太空中的运行轨迹。
法国数学家奥本·勒威耶（UrbainLeVerrier）从这一异常现象中推测出，土星以外存在另一颗行星。
勒威耶猜测，这颗行星可能拖拽着天王星，要么将天王星向前拉并加速，要么将它拉回并使其减速，而这要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
正如与勒威耶同一时代的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Arago）所说的那样，勒威耶只是动动笔尖，用数学就发现了另一颗行星。
这颗名为“海王星”的新行星，后来在勒威耶预测的范围内被观测到。
牛顿早在160年前所写的一套定律，就预测了这颗行星的存在，真是惊人的巧合。
随着海王星的发现，人们观察到牛顿的诸多定律似乎在太阳系外部边缘的地位也是那么至高无上。
然而在离地球较近的地方，有一颗叫“水星”的行星似乎出现了问题。
这颗行星拒绝顺应人类预期，偏离了牛顿定律预测的轨道。
一直以来，我们很容易将这种瑕疵视为偏差，即它只是牛顿定律的例外，尤其水星似乎是唯一一个不符合牛顿定律的行星，而且即使在当时，它也只是略微不符合牛顿定律而已。
但是这个微小的反常现象反映了牛顿定律的一个重大缺陷。
爱因斯坦抓住这个小瑕疵，提出了一种能精确预测水星轨道的新理论。
在描述重力时，牛顿依赖的是一个粗糙的模型，称“万物互相吸引”；相比之下，爱因斯坦的模型则要复杂得多，他说：“物质扭曲空间和时间。
”为了理解爱因斯坦这句话的意思，请想象一下：把一颗保龄球和一颗台球放在蹦床上，重量较大的保龄球会使蹦床的结构弯曲，使重量较轻的台球向它移动。
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引力的工作方式同样如此：它扭曲了空间和时间的结构。
离太阳这个巨大的“保龄球”越近（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时间和空间的扭曲就越大，与牛顿定律的偏差也就越大。
这些例子表明，当你注意到某种异常现象时，只有关掉自己脑海中的一个开关，才能走向“电灯开关”那条路。
然而，我们不是天生就能注意到异常现象。
在孩提时代，大人就教导我们把所有事物归为两类：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
刷牙和洗手都是好的，陌生人让我们坐进一辆简陋的白色面包车则是件坏事。
正如
T.C.钱伯林（
T.C.Chamberlin）所写的那样，“从好处着眼，孩子们只期望好的事物；从坏处着眼，则眼里只有坏的事物。
从坏的方面来期望好的行为，或从好的方面来期望不好的行为，与童年时期的心理教育方法有着极大差异”。
我们相信，正如阿西莫夫所描述的，“所有不完全和不绝对正确的东西都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过度简单化的做法有助于儿童时代的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逐渐成熟后，却无法摆脱这一误导性理论的影响。
我们四处碰壁，与现实格格不入，想把所有人和事放入条条框框里，形成令人满意但具有误导性的错觉，以为自己已经使一个混乱的世界恢复了秩序。
异常现象使这幅非好即坏、非对即错的清晰画面发生了扭曲。
即使没有不确定性，生活也够烦了，所以我们选择忽略异常现象，以此消除不确定性。
我们说服自己，相信异常现象必定只是极端的异常值或测量误差，所以我们可以假装它不存在。
这种态度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新的发现并非出现在某些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而是在某些事情不正常时，这种新奇事物与人们的预期背道而驰。
”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解释说。
阿西莫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他说科学界最令人兴奋的话并非“我找到了”，相反，科学的发展往往始于有人注意到某种异常现象，并说“这真有趣……”量子力学、X射线、DNA（脱氧核糖核酸）、氧气、青霉素和其他事物的发现，都发生在科学家们接受而非忽视异常现象的时候。
爱因斯坦的小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为什么出名。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爱因斯坦提到了自己发现别人忽略的异常的能力：“当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行时，不会注意到自己经过的轨道其实是弯曲的（这是含蓄地指相对论）。
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甲虫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 但在路易斯·巴斯德（LouisPasteur）看来，幸运只眷顾那些做好准备的人。
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一些微妙的线索时——数据有些问题，结论下得太快或流于表面，观察结果并不完全符合理论——旧模式才能给新模式让路。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正如进步源自接受不确定性，进步本身同样会产生不确定性，因为一个新的发现会对另一个发现提出质疑。
被降级 说起发现行星，业余天文学家往往比专家行动更快。
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克莱德·汤博（ClydeTombaugh）的20岁美国堪萨斯州农民在业余时间忙于建造望远镜，他像一个多世纪前的赫歇尔一样自己打磨镜片和镜子。
他用自制的望远镜对准火星和木星，并绘制它们的图像。
汤博知道亚利桑那州的洛厄尔天文台正在研究行星天文学后，一时兴起，把画下来的行星图像寄给了天文台。
汤博的画给洛厄尔的天文学家留下深刻印象，天文学家便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1930年2月18日，在对比天空的不同照片时，汤博发现一个模糊的点在来回移动。
事实证明，那是一颗位于海王星之外的行星，位置远离太阳。
这颗行星最终以罗马神话中冥府之神的名字命名，叫作“冥王星”。
但这颗新加冕的行星有点不对劲。
经过计算，天文学家发现测得的冥王星的尺寸一直在缩小。
1955年，天文学家认为冥王星的质量与地球相似。
13年后也就是1968年，新的观测结果表明，冥王星的重量约为地球质量的20%。
1978年之前，冥王星的观测结果一直在缩小，当时的计算结果无疑把冥王星变成了一颗无足轻重的行星。
经过计算得出，它的质量只占地球质量的0.2%。
冥王星比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要小得多，却被过早地宣布为行星。
其他新发现也使冥王星的地位开始受到质疑。
后来，天文学家们又在海王星以外陆续发现球形天体，它们的大小与冥王星大致相同。
然而，这些天体都不能被称作行星，仅仅因为冥王星恰比它们稍大一点。
这个随意的参照标准一直持续到2003年10月。
那一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行星，并认为它比冥王星更大，太阳系产生了第10名成员。
它位于太阳系的外部边缘，人们以专门挑起纷争的不和女神“厄里斯”的名字命名，叫作“阋神星”（Eris）。
不和女神厄里斯果然名副其实，它很快就在科学界引起大量争议。
在阋神星被发现之前，天文学家们懒得定义“行星”这个词，但阋神星迫使了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必须确定阋神星到底是不是一颗行星。
国际天文联合会（InternationalAstronomicalUnion）承担起了这项任务，该联合会负责天体的命名和分类。
在2006年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天文学家们对行星的定义进行了投票表决，而冥王星和阋神星都不符合行星的标准。
经过简单的投票，联合会剥夺了冥王星的行星称号。
文化、历史、教科书、米老鼠的宠物狗[5]和无数的行星记忆法都见鬼去吧，“我那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给我们做了9个比萨饼”这句话也不成立了。
[6] 从新闻报道看，似乎有一群带着恶意的天文学家用激光束对准这颗人见人爱的矮行星，然后把它射出了天空。
牵头冥王星除名工作的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布朗（MikeBrown）火上浇油，他向新闻界宣称：“冥王星已经死了。
”这番话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总统宣布奥萨马·本·拉登（OsamabinLaden）被暗杀受到的关注度相同。
结果，成千上万的冥王星粉丝发出怒吼，而在这颗行星被从太阳系九大行星行列除名之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冥王星的粉丝。
网络请愿蜂拥而至。
美国方言协会（AmericanDialectSociety）的投票显示，“除名”（plutoed）成为美国2006年度的最热词，这个词的意思是“降职或贬低某人或某物”。
人们还造了一个新句子，用来帮助记忆新的太阳系行星组合，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民众的情绪——“卑鄙邪恶的人类使大自然缩水了”（MeanVeryEvilMenJustShortenedUpNature）。
美国好几个州的政界人士认为，他们要立刻为冥王星的除名采取立法行动。
义愤填膺的伊利诺伊州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声称冥王星遭遇了“不公平的降级”。
新墨西哥州众议院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说法，指出“当冥王星经过新墨西哥的美丽夜空中时，我们就将它称为行星”。
我们知道，冥王星对维护宇宙秩序极其重要：有限的、不变的行星数量，给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宇宙带来了一些确定性；这是学校可以教给学生的确切知识，老师也可以对这个知识点进行标准化考试。
但一夜之间，宇宙悄悄发生了变化。
70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冥王星是一颗行星，这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现在来说它不是一颗行星，那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值得争论？ 这些关于宇宙“不公正现象”的争论，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冥王星并不是太阳系中第一个被降级的天体，而世人对这种天体降级的激烈反应也不是头一回了。
没错，这份“荣誉”属于我们自己的星球。
当每个人都认为地球是宇宙舞台的中心时，哥白尼（Copernicus）横空出世，挥动笔杆，把地球降格为一颗单纯的行星。
“在我们看来，太阳所特有的运动并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地球和我们的运行轨道。
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围绕太阳旋转。
”哥白尼写道。
“和其他星球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是万物的中心，我们很普通。
哥白尼的发现堪比冥王星的降级，动摇了人们的确定感和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
结果，哥白尼的学说被禁了近一个世纪。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Adams）令人捧腹的著作《银河系漫游指南》（TheHitchhiker'sGuidetotheGalaxy）中，超级计算机“深思”被要求回答“关于生命、宇宙和万物等终极问题的答案”。
经过750万年深思之后，它给出了一个明确但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答案：42。
尽管这本书的书迷试图为这个数字赋予某种象征性的意义，但我觉得它没有任何意义，亚当斯只不过是在借此嘲笑人类多么渴望和执着于确定性。
事实证明，太阳系行星的数量“9”和数字“42”一样毫无意义。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只是办公室里最平常不过的一天，科学根本不关心人们对行星的感情、情感或非理性依恋。
可以肯定的是，天文学界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个事实。
逻辑战胜了情感，人们制定了新的标准，九大行星变成了八大行星，仅此而已。
扼杀冥王星的迈克·布朗认为，这次冥王星被降级是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不应成为怨恨的根源。
在他看来，老师可以借助冥王星的故事向学生们解释，为何在科学领域通往正确答案的道路很少是笔直的，而人生之路同样如此。
行星一词的起源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英语“行星”（）起源于希腊语中意为“流浪者”的一个词。
古希腊人仰望天空，看到一些天体围绕着位置相对固定的恒星移动，便把这些移动的天体称为“流浪者”。
就像行星一样，科学也在“流浪”。
剧变带来进步，而进步会产生更剧烈的变化。
“人们希望安定，但只有当他们不安定的时候，心中才会抱有希望。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写道。
世界在前进，那些固守旧事物的人会被抛弃。
冥王星降级的故事表明，无论不确定性多么温和，我们都会因此深感不安。
但是，要想适应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弄清楚哪些东西才真正令人不安，又有哪些东西不会如此。
这需要我们玩一场躲猫猫游戏。
高风险的躲猫猫游戏 想象一下，你搭乘着一枚火箭，这枚火箭起爆的威力不亚于小型核弹，而你却不知道它是否会顺利起飞。
宇航员称之为“星期二现象”。
人们曾经担心负责将“水星”计划（Mercury）宇航员送上太空的“阿特拉斯”号（Atlas）运载火箭太易损坏。
“在卡纳维拉尔角，‘阿特拉斯’号火箭推进器隔三差五地发生爆炸。
”前宇航员、后来成为不幸的“阿波罗13”号任务指挥官的吉姆·洛维尔（JimLovell）回忆道，“它看起来像是一种快速缩短职业生涯的方式，所以我接受了那份工作。
”谈起“阿特拉斯”号火箭，美国太空计划首席设计师韦纳·冯·布劳恩（WernhervonBraun）说道：“约翰·格伦（JohnGlenn）要乘坐那玩意儿上太空？光是坐在火箭上面，他就应该获得一枚勋章。
”太空飞行对人类身体状况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过去知之甚少。
根据指示，格伦每20分钟要看一次视力检查表，以免失重现象扭曲他的视力。
如果你想知道格伦对绕地球轨道飞行作何感想，作家玛丽·罗奇（MaryRoach）这样调侃说，那“就像去看眼科医生”。
在流行文化中，洛维尔和格伦这样的宇航员被描绘成一群敢于冒险、昂首阔步、勇往直前的高手，他们能够轻轻松松地坐在充满危险的火箭上。
这样的形象虽然是很好的影视题材，但很容易误导公众。
宇航员之所以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超人般的神经，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用知识减少不确定性这门艺术。
正如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ChrisHadfield）所说的那样：“为了在高压力、高风险的情况下保持冷静，你真正需要的是知识……被迫直面失败的可能性，研究它，剖析它，梳理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和后果，这种做法真的很管用。
” 即使坐在一枚易损坏的火箭上，早期的很多宇航员也觉得一切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因为他们亲自参与了火箭的设计。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也有不懂的知识，知道哪些东西应该关注，哪些东西应该忽略。
要解决这些不确定性问题，首先要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
举个例子，科学家们确定他们不知道失重状态是否会影响视力，所以他们要求格伦带一张视力检查表上太空。
这种方法还有另一个好处：如果我们弄清楚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就会包容不确定性，并减少与之相关的恐惧感。
正如作家卡罗琳·韦伯（CarolineWebb）所写的那样：“我们给不确定性设定越宽广的边界……我们大脑剩余的模糊感就越容易控制。
” 想想躲猫猫游戏——人类普遍爱这个游戏，因为据说几乎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某种形式的躲猫猫游戏。
人们使用不同语言玩这个游戏，但“节奏、力度变化和共享的快乐”都是一样的。
游戏是这样玩的：首先，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婴儿面前，然后被双手挡住。
婴儿坐在那里，一脸的困惑，还稍微有点惊慌，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那双手又张开了，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一切如常。
接下来便是一阵欢笑。
但是，如果加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接下来就不会有笑声了，或至少笑得没那么开心。
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张开手后出现的不是原来的人，而是另一个人，婴儿的笑容会少一些；而当同一人是在不同位置再次出现时，婴儿笑容也会减少。
即使是6个月大的婴儿，也会对那个人的身份和位置有某种程度的确定性期望。
当这些可变因素出乎意料地发生变化时，婴儿们的快乐程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知识把充满不确定性的局面变成一场高风险的躲猫猫游戏。
没错，太空飞行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宇航员要冒着生命危险。
但是，宇航员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婴儿没什么两样——当双手打开的那一刻，他们都得弄清楚谁会出现在对面。
无论是婴儿还是宇航员，都希望不确定因素是安全的。
我们喜欢从远处观看狩猎活动，喜欢坐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琢磨《怪奇物语》（StrangerThings）中人物的命运或阅读斯蒂芬·金（StephenKing）的最新小说——谜团即将揭开，凶手的面纱即将揭开。
可是，当我们不知道凶手是谁，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悬念仍悬而未决的时候，我们的热血就开始沸腾。
举个例子，《迷失》（Lost）和《黑道家族》（TheSopranos）就是这种电视剧，它们的结局都是戛然而止的。
换句话说，当不确定性缺乏边界时，人们就会变得极度不适。
倘若任由这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在你的脑海中发酵，恐惧感就会越 来越强。
“恐惧来自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以及你觉得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缺乏控制感。
当你感到无助时，你会比知道事实更觉得恐惧。
如果你不知道该担心什么，那么所有事物都令人感到不安。
”哈德菲尔德写道。
要确定该担心哪些事物，就应该遵循《星球大战》系列中尤达大师的金玉良言：“恐惧须有名状，方可驱除。
”我发现，必须用铅笔（如果你热衷于技术的话，也可以用钢笔）写下它们。
问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写下你担心的事物及已知和未知的不确定因素，然后一一剖析它们。
当你揭去未知事物的神秘面纱，把“未知的未知”变成“已知的未知”，你就能拔去它们的“毒牙”。
它们的面纱褪下以后，你就会清楚地看到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发现不确定性，往往比你所害怕的事物要可怕得多。
你还将意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对于你而言最重要的事物多半依旧存在。
还有，千万别忘了事物都有好的一面。
除了考虑最坏的情况，你还要问自己：“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消极的想法比积极的想法更能使我们产生共鸣。
按心理学家里克·汉森（RickHanson）的说法，大脑消极起来就像钩毛搭扣，积极起来则像特氟龙不沾涂层。
除非你同时考虑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否则的话，你的大脑会引导你走向看似最安全的道路，也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
不过，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的那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西方谚语用“彩虹尽头有一罐黄金”来形容那些难以实现的梦想，而当这样的梦想在彩虹那端等待你时，你更有可能迈出通向未知事物的第一步。
确定了什么东西真正值得警觉之后，你可以采取措施减轻风险，方法是从火箭科学的规则手册中调用两个规则——冗余和安全边际。
现在，让我们一起研究这两点。
为什么冗余不是多余的 在日常生活中，“冗余”一词是贬义的，但在火箭科学中，是否有冗余可能就决定了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成败关乎生死。
航空航天领域中的“冗余”是指创建备份，以避免因某个故障点而危及整个任务 的情况出现。
宇宙飞船的设计要满足一个条件：即使出了故障，它也能正常运行，也就是“有故障而不失效”。
你开的汽车后面有一个备用轮胎，前面有一个紧急制动装置，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的车胎没气或者刹车失灵，就得靠这些备用装置收拾烂摊子。
例如，SpaceX的“猎鹰9”号（Falcon9）火箭配备了9个引擎。
这些引擎彼此之间有充足的隔离空间，即使某个引擎发生故障，航天器也能完成任务。
最重要的是，引擎的设计决定了它只会“优雅地”失效，不会损害其他组件并危及航天任务。
在2012年“猎鹰9”号的一次发射中，其中1个引擎在飞行过程中失灵，其他8个引擎却持续轰鸣。
飞行计算机关闭了有故障的引擎，并调整了火箭的飞行轨道，把引擎故障也考虑在内。
火箭继续爬升，将它的货物运送到轨道。
航天器上的计算机也使用冗余装置。
在地球上，电脑往往免不了崩溃或死机，而在有压力的太空环境中，计算机发生故障的概率有增无减，因为计算机在太空中要经历无数振动、冲击、变化的电流和波动的温度。
正因为如此，航天飞机的计算机是4倍冗余的，即飞机上有4台计算机在运行着同样的软件。
这4台计算机会通过一个多数投票系统就下一步动作进行单独投票。
如果其中一台计算机发生故障，开始乱输出数据，其他3台计算机就会投票将其排除在外（没错，伙计们，火箭科学比你想象的更民主）。
冗余装置要正常工作，就必须独立运行。
一架航天飞机配备4台计算机，这听起来非常棒，但由于它们运行着相同的软件，所以只要一个软件出现错误，4台计算机就会同时瘫痪。
因此，航天飞机还配备了第5个备用飞行系统。
该系统安装有一款不同的软件，而这款软件由不同于其他4款软件的分包商提供。
如果某个一般性的软件错误使4台相同的主计算机瘫痪，则备用系统将启动，并会将航天飞机送回地球。
尽管冗余是一种很好的保险措施，但它同样遵循收益递减定律。
额外的冗余增加到某种程度之后，就会无谓地增加设备的复杂性、重量和成本。
波音747飞机当然可以有24台引擎而不是4台引擎，但这样你就得花上1万美元才能乘坐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狭窄经济舱座位。
过度的冗余还会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提高可靠性，反而对其造成影响。
冗余设备增加了额外的故障点。
如果波音747飞机上的各台引擎 没有正确隔离，那么一台引擎发生故障就有可能损害其他引擎；而每增加一台引擎，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这样的风险促使波音公司得出一个结论：引擎数量越少，事故发生的风险就越低。
于是波音777飞机上只安装了2台引擎，而不是4台。
正如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中将看到的那样，冗余所提供的安全性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可能导致人们做出草率决定。
他们可能会错误地假设：即使出了问题，也会有一个故障保护装置保驾护航。
换句话说，冗余不能代替优秀的设计。
想想看，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存在哪些冗余现象？你们公司的“紧急制动装置”或“备用轮胎”在哪里？若你的团队损失了一个有价值的成员、一家重要的经销商，或者一个重要的客户，你将如何应对？如果你的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你会怎么做？即使某个组成部分失效，整个系统也必须能够继续运行。
安全边际 除了将冗余考虑在内，火箭科学家还通过打造安全边际来解决不确定性难题。
例如，他们建造的宇宙飞船比表面看上去的更结实，隔热层厚度也超过标准要求。
这些安全边际保护着宇宙飞船，以防充满不确定性的太空环境比预想中更恶劣。
随着风险上升，安全边际也应该随之增加。
发生故障的概率高吗？如果发生故障，代价会不会很高？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这扇“门”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如果你要做出不可逆转的单向决策，就要留出更高的安全边际。
我们为宇宙飞船所做的决定大多是不可逆转的。
飞船发射后，就没有机会召回它上面的硬件了。
所以，我们在飞船上使用的工具必须是多用途的，就跟双向门差不多。
让我们暂时回到“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
该项目于2003年向火星发送了两台探测器——“勇气”号和“机遇”号。
当探测器降落在火星表面时，我们即将发现的事物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采用了“瑞士军刀”法。
在为火星登陆行动做计划时，我们把各种不同的工具放在探测器上，尽量把它们变得灵活多能。
我们的探测器安装了能够观察火星表面的摄像头，能够对土壤和岩石成分进行分析的光谱仪，能够进行近距离观察的显微成像仪，还有一个像锤子的研磨工具可以使岩石内部结构暴露出来。
我们还可以操控探测器检查不同地点，只不过它的行进速度实在太慢，每天大约行进2米的距离。
在这两辆探测器的着陆点，我们看到了火星轨道飞行器拍摄的区域快照，对将会出现的情况有所了解。
但是，正如史蒂夫·斯奎尔斯所言，我们对这两个着陆点的期望是“完全、彻底、绝对错误的”。
所以，我们学会了借助探测器上的工具来解决火星给我们带来的难题，而不是我们预期中的难题。
如果宇宙飞船上的工具用途广泛，它们就可以用来实现远远超出其预期用途的功能。
2006年3月，“勇气”号的右前轮失灵，操控“勇气”号的导航员便将它倒着开，直至其服役结束。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同样也发生了机械故障，导致其钻头失效。
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探测器上仍能正常运行的部件来钻孔。
他们在地球上用另一台与“好奇”号一模一样的探测器成功地测试了新的钻探技术，然后向“好奇”号发出指令，在火星上进行试验，效果非常好。
同样的方法拯救了执行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3”号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
在月球附近，这架航天飞机的氧气罐爆炸，指挥舱中的电力和氧气供应耗尽。
所以3位宇航员必须离开指挥舱，进入登月舱，用登月舱作为返回地球的救生船。
但是，登月舱是一个小型蜘蛛形航天器，只能供两名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和轨道航天器之间往返。
3个人坐在登月舱里呼吸，导致舱内迅速充满二氧化碳，十分危险。
指挥舱里有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形过滤罐，但它们不适合月球舱圆形的过滤系统。
在地面的帮助下，宇航员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管状袜子、胶带和其他随手找到的物品，把那个方形罐子塞到了圆形过滤系统里——方枘终于入了圆凿。
这里有许多适合我们所有人的重要经验。
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经常为自己的不作为编造借口，比如“我不够格”“我感觉还没做好准备”“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联系人”“我没有足够的时 间”，等等。
除非找到一种保证可行的方法，否则我们不会开始行动（最好是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而且月薪达6位数）。
但是，绝对的确定性犹如海市蜃楼。
在生活中，我们必须以不完善的信息为基础，用粗略的数据做决策。
“当探测器在火星着陆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斯奎尔斯承认道，“以前没人这样做过，你又怎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团队拖延决策，等到选择以完全清晰的方式自动呈现出来（即拥有关于登陆地点的完善信息，然后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工具），那我们就永远无法到达火星。
若有其他人愿意与不确定性共舞，或许他们早就在我们冲向终点线之前把我们打败了。
正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Rumi）所写的那样，唯有迈开步伐，路才会出现在前方。
尽管威廉·赫歇尔不知道自己会发现天王星，但他还是迈开步伐，打磨望远镜，并阅读天文学入门书籍。
青少年时期的安德鲁·怀尔斯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关于费马最后定理的书籍，他不知道自己的好奇心会将他带往何方，但他还是迈开了步伐。
尽管史蒂夫·斯奎尔斯不知道他的“空白画布”会引领他发现火星，可他还是迈开步伐，去寻找那块画布。
秘诀就在于：在看到一条清晰的道路之前，你就要开始行走。
迈开你的步伐吧，尽管前方会遭遇卡住的轮子，坏了的钻头，以及爆炸的氧气罐。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如果你的轮子卡住了，你可以学会倒着走，又或者，你可以用胶带来阻止灾难发生。
迈开你的步伐吧，当你习惯行走时，你会看到自己对黑暗的恐惧感慢慢消失。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正如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动中的物体会保持运动状态。
一旦你迈开步伐，就会一直走下去。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你的小小步伐最终会变成巨大的飞跃。
迈开你的步伐吧，如果有帮助的话，可以带上一袋花生，让它给你带来好运。
迈开你的步伐吧，行走不是因为容易，而是因为它很难。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这是前进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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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第一性原理 每次革命性创新背后的要素 原创性在于回归本源。
——安东尼·高迪（AntoniGaudi） “标价过高”一词不存在于绝大多数硅谷创业者的词汇表中。
可是，当埃隆·马斯克去购买火箭，准备把宇宙飞船送上火星时，他体验到了惊人的价格。
在美国市场上，两枚火箭的售价高达1.3亿美元。
这还只是运载火箭的价格，不包括宇宙飞船本身，而飞船上的载荷会进一步增加发射总成本。
所以，马斯克觉得他应该去俄罗斯试试运气。
他去了几趟俄罗斯，购买退役的洲际弹道导弹（上面的核弹头已被拆除）。
他与俄罗斯官员的会面离不开伏特加助阵，每两分钟双方都要举杯庆祝（祝酒词无非是“为太空干杯！为美国干杯！为美国开发太空干杯！”）但是对于马斯克来说，当俄国人告诉他每一枚导弹将花费他2000万美元时，欢呼变成了嘲笑。
尽管马斯克很富有，但火箭的成本实在太高，他根本没那么多钱创办太空公司。
他知道，他必须另辟蹊径。
马斯克出生在南非。
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在进行变革，使一个个行业屈从于他的意志。
在12岁的时候，他编出了人生第一款电子游戏程序，并卖掉了它。
17岁那年，他移民到加拿大，后来又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主修物理和商业。
然后，他退出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课程，与弟弟金巴尔（Kimbal）共同创办了一家专门提供在线城市指南的公司Zip2。
当时埃隆·马斯克身无分文，买不起一套公寓，只能在办公室的蒲团上睡觉，洗澡问题也只能在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解决。
1999年，28岁的马斯克把Zip2卖给了康柏公司（Compaq），马上就变成了千万富翁。
然后他拾起筹码，把它们放在一张新的赌桌上。
他将出售Zip2所得的收益用来创建网上银行，后来更名为PayPal。
当PayPal被eBay（亿贝）收购时，马斯克轻而易举地获得了1.65亿美元。
在这笔交易敲定前几个月，马斯克就已经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滩上晒太阳了。
但他并没有打算退休，也没有闲着翻阅丹·布朗的最新小说。
不，马斯克在海滩上想看的是《火箭推进技术原理》（FundamentalsofRocketPropulsion）。
这位PayPal的创始人正在执行一项任务，他要把自己变成“火箭人”。
航天工业在鼎盛时期是创新的前沿。
可是马斯克想进入这个行业时，各家航空航天公司已经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境地。
航天工业是与科技相关的稀有产业，该产业违背了摩尔定律。
这一定律是以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的名字命名的，根据该定律，计算机的性能呈指数级发展，每两年翻一番。
20世纪70年代的一台电脑能够占满整个房间，而如今它装进了你的口袋里，且计算能力要强大得多。
但是，火箭技术推翻了摩尔定律。
“我们都知道，明年的软件肯定会比今年好，”马斯克说，“但火箭的价格实际上每年都在大幅上涨。
” 马斯克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趋势的人，但他是率先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之
一。
他创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简称SpaceX。
他给公司定下了一个大胆的目标：殖民火星，使人类成为跨行星物种。
然而，马斯克虽说财力雄厚，却还没有足够的钱在美国或俄罗斯市场上购买火箭。
他向风险投资家推销SpaceX，但他们实在难以说服。
马斯克解释说：“太空距离地球上几乎任何一家风投公司的舒适区都很远。
”他拒绝让朋友投资，因为他认为SpaceX的成功概率只有10%。
马斯克意识到，自己的方法存在严重缺陷，于是打算放弃。
不过他并没有真的放弃，而是决定回到第一性原理——亦即本章的主题。
在我解释第一性原理思维的工作机制之前，首先我们要探讨该思维的两种障碍。
你将了解到，为什么知识会成为一种缺陷而非一种美德；你将了解到，罗马帝国的一位道路工程师是如何最终决定了NASA航天飞机的宽度；你还将发现那些无形的规则会阻碍你前进，然后学 习如何摆脱它们。
我会阐述一家制药行业巨头和美国军方如何使用同样的策略来抵御威胁，为何拯救你公司的最好方法就是扼杀它。
我们将探讨创新的关键为什么是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并探讨一个心理模型如何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
在本章结尾，你将学会一些实用的策略，把第一性原理思维运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去。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动物屋》（AnimalHouse）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
一。
影片开头，镜头推向一尊电影虚构人物埃米尔·费伯（EmilFaber）的雕像，他的身份是电影故事所在地大学的创始人。
雕像上刻着一句极其老套的名言，而这句名言引述自费伯——知识是个好东西。
这句话明显是在恶搞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高校创始人，他们都觉得必须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刻上一句鼓舞人心的座右铭。
撇开其中的嘲讽意味不谈，费伯的话无疑是正确的。
以我为例，我就是一个靠知识为生的知识工作者，恰恰符合他这番话的意思。
知识是一种美德，但知识同样的特质也会把它变成一种缺点。
知识塑造架构，扩充认知；它创造出框架、标签、类别和镜头，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工具去看待世界的；它的作用相当于迷雾、Instagram滤镜，以及一种充满诗意的格局，让我们生活在其中。
众所周知，我们很难突破这些格局，理由很充分：因为它们很有用。
它们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认知的捷径，使我们更有效率和生产力。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知识也会扭曲我们的视野。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知道火箭的市场价格是天价的话，就会以为只有强大的政府和拥有巨量现金的特大企业才能制造火箭。
不知不觉中，知识可能会让我们成为惯性的奴隶，而惯性思维只会产生常规结果。
我刚开始在法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件事让我觉得奇怪：学院要求我的学生们在大一选修刑事诉讼课。
这是一门困难的课程，需要学生在其他方面有坚实的基础。
有一天吃午饭时，我向一位老教师请教这个问题。
他放下一直在看的报纸，不屑一顾地说道：“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几十年前，某个人决定以这种方式设置课程，却成为人们现在持之以恒的理由。
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提出质疑，问问为什么这样做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现状就像是一块磁力超强的磁铁。
人们反对事物存在其他可能性，却安于现状。
如果你对这一情况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那些描述我们想方设法避免变化的习语，比如“得过且过”“因陋就简”“切勿中途而废”“敷衍了事”，等等。
即使在火箭科学这样的先进行业中，惯性思维也有着巨大的力量。
这种思维被称为“路径依赖”，即我们以前做的事情决定了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举个例子，为航天飞机提供动力的引擎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出的最复杂机器之
一，而它的宽度居然是由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的一位道路工程师决定的。
是的，你没看错。
航天飞机引擎宽4英尺8.5英寸（约143.51厘米），因为这是犹他州到佛罗里达州铁路的宽度。
而那条铁路的宽度借鉴的是英国电车轨道的宽度，英国电车轨道的宽度则是根据罗马人建造的道路宽度设计的，也就是4英尺8.5英寸。
我们大部分人所使用的键盘布局设计得非常低效。
因为在现有键盘布局投入使用之前，如果你打字太快，打字机就会卡住。
QWERTY布局（以键盘头6个字母命名）就是专门为了降低打字速度而发明的，目的是防止机械按键卡住。
此外出于营销目的，组成“打字机”这个英文单词（也就是typewriter）的字母被放在了最上面一行，这样销售人员就能够迅速打出品牌名称，从而演示机器是如何操作的了（你可以试一试）。
当然，机械按键卡住如今已不再是个问题，我们也无须尽快打出“打字机”的英文单词。
然而，尽管市面出现了效率更高也更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键盘布局，QWERTY布局仍占据主导地位。
变革的代价可能很大。
举个例子，假如我们放弃QWERTY布局，选择另一种键盘布局方式，我们就得重新学习打字（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群人做出了转变，并且认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
有时候，变革不仅没让事情变好，反而变得更糟；但更多时候，即使变革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代价，我们还是坚持惯常做法。
既得利益也使我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进入《财富》（Fortune）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的公司，其高层人员更倾向于逃避创新，因为他们的薪酬与短期季度业绩挂钩，倘若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短期业绩 就会暂时受到影响。
“当一个人的薪水取决于他所不了解的某件事情时，那他就很难搞懂这事。
”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说道。
如果你是20世纪初底特律的一名马匹饲养员，就会认为你的竞争对手是其他饲养员，因为他们能够养出更强壮、速度更快的马。
如果你在10年前经营一家出租车公司，你会认为自己的竞争是其他出租车公司。
如果你从事机场安保工作，就会认为主要威胁来自一个鞋里藏炸弹的家伙，所以你会让所有人都脱掉鞋子，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中，过去淹没了未来。
撞上冰山之前，船一直向前行驶。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变得越来越受规则约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总是老调重弹，做同样的工作，跟同样的人交谈，保持相同的产品线。
我们的人生本应不同，却总是有着相同的结局。
惯性越大，越难摆脱。
既定的做事方法会掩盖其他可能性。
“一条道路建好以后，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交通变得越来越繁忙，在道路上行走的人逐年增多。
还有些人则靠维修和维护道路为生，并使道路保持活力。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写道。
我们的做事流程和惯例就像是交通变得越来越繁忙的道路。
2011年，一项对100多家美国和欧洲公司的调查显示，在过去15年里，企业所需的流程数量、垂直层数量、界面结构数量、协调机构数量和决策审批数量，已从50%增加到350%。
问题就出在这里。
顾名思义，流程是一种守旧的做法，它是为了应对过去的难题而制定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流程当作一份神圣的契约，不对其提出质疑，那它就会阻碍事物向前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时的流程便阻塞了我们组织的大动脉。
然后，遵守这些流程成为成功的标杆。
“我们经常听到初级领导者为不好的结果找理由。
”杰夫·贝佐斯（JeffBezos）说，“比如 他们会说：‘呃，我们是按流程办事的。
’如果你不小心提防的话，流程就会变成大麻烦。
”不过，你无须把标准操作流程扔进碎纸机，使公司变得混乱不堪。
相反，你需要养成一个习惯，像贝佐斯那样问自己：“是我们主导流程，还是流程主导我们？” 必要时，我们要忘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重新开始。
正因为如此，解决了延续数百年的费马最后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说道：“如果你想成为数学家，记性太好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需要忘记上一次处理问题的方式。
” 总而言之，埃米尔·费伯的观点是正确的。
知识确实是个好东西，但知识的作用应该是给人们提供信息，而不是起约束作用；知识应该启发智慧，而不是蒙蔽心智。
只有让现有的知识不断进化，我们的未来才能变得越发清晰。
知识的专制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不仅受限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还受到其他人所做事情的束缚。
别人就是这样做的 遗传基因注定了我们喜欢随大流。
几千年前，人类的部落必须行动一致，因为这关乎生死存亡。
如果我们不按规矩行事的话，就会被其他人排斥、拒绝甚至见死不救。
在现代世界，绝大多数人似乎渴望标新立异，我们认为自己的品位和世界观与芸芸众生不同。
我们也许会承认我们也对其他人的选择感兴趣，但我们会争辩说，决定是我们自己做的。
研究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实验对象先观看一部纪录片，然后接受一次小型测验：“那位女士被捕时，有多少名警察在场？她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测验是单独进行的，他们没有看到其他实验对象的答案。
几天后，他们回到实验室，重新接受测验。
这一次，他们能看到其他实验对象的答案。
但研究人员玩了一个小把戏，他们故意改错了一些答案。
大约70%的情况下，实验对象更改了他们的正确答案，并接受了测试小组其他成员给出的错误答案。
即使研究人员告诉实验对象这个小组给的是错误答案，仍有大约40%的实验对象在重新测验时坚持错误答案，只因为虚伪的社会认同感实在过于强大。
倘若我们抵制这种顽固的、墨守成规的做法，就要在情感上承受巨大压力。
一项神经学研究表明，特立独行的做法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并产生研究报告中作者所说的“独立的痛苦”。
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我们口口声声地说要独树一帜，实际上却成了他人行为的副产品，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企业把它们的“避雷针”安装在雷电上一次击中的地方，然后等待雷电再次光临：“这方法成功过一次，所以我们再做一次吧。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让我们开展同样的营销活动，采用和那本获得巨大成功的大众爱情小说同样的写作手法，拍摄《速度与激情》（FastandFurious）的第17部续集。
我们总以为同行和竞争对手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往往喜欢复制粘贴他们的做法，尤其是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
这种策略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它会成为灾难的导火索。
时尚风潮变化无常，潮流总是短暂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仿品竞相上市，原创产品就过时了。
某个人的荣耀之路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灾难之路；相反，某个人灾难之路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通往荣耀的道路。
Friendster和Myspace这两家社交网站都以失败告终，但脸书（Facebook）的市值在2019年年中已超过了5000亿美元。
当然，学习别人已经掌握的东西非常重要，毕竟模仿是我们最早的老师。
循规蹈矩教会我们一切东西，比如如何行走，如何系好鞋带，等等。
只要花不到20美元买一本书，你就能知道别人花一辈子才搞懂的道理。
然而，学习和盲目模仿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你不能复制粘贴别人的成功方式。
你不可能从美国里德学院退学，坐在书法课教室里，吃着摇头丸，学学禅宗佛教，在你父母的车库里开个商店，然后就指望成为下一个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诚如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所言：“商界最危险的6个字就是‘人人 都这样做’。
”这种“有样学样”的做法导致人们竞相争夺热门市场，边缘市场的竞争则要小得多。
“当你试图改进现有技术时，你就是在跟前人进行一场智力比赛，这场比赛可不容易。
”谷歌探月工厂X的负责人阿斯特罗·泰勒（AstroTeller）说。
马斯克开始购买火箭时，他就发现自己身处这场比赛中，他的思路受到了前人做法的影响。
于是他决定重新开始物理学训练，从第一性原理中找原因。
在继续写下去之前，我要先谈谈马斯克这个人。
我发现，他的名字能够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现实生活中的钢铁侠、全世界最有趣的人、满怀热忱的创业者，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推动人类前进；而有的人则形容他只是硅谷的半吊子，他的公司号称要拯救世界，却经常以倒闭收场；还有人说他爱出风头，经常放纵地用他的推特（Twitter）账户编造一些关于未来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让他自己陷入了监管的困境中）。
我不属于这几类人。
我认为，无论我们中伤还是盲目崇拜马斯克，都会对他构成伤害。
但是，他运用第一性原理思维颠覆了无数行业，把自己的幻想变成了现实。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就会对我们自己构成伤害。
回到第一性原理 最早提出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把它定义为“认知事物的第一基础”。
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将其描述为“系统性地怀疑你可能怀疑的一切事物，直到你获得无可置疑的真相”。
你不应把现状视作绝对不变的，而是应该敢于大刀阔斧地改变它。
你不应让其他人的愿景塑造你前进的道路，而应该放弃对这些愿景的所有忠诚。
你要破解现有的假设，直至找出基本组成部分，就好像你在丛林中砍出一条道路那样。
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
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让你能够看到隐藏在每个人眼皮子底下、看似显而易见的真知灼见。
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有言：“能者达人所不达，智者达人所未见。
”当你运用第一性原理思考时，就会从一个演奏别人歌曲的翻唱乐队转变为一名艺术家，从事艰苦的创造性工作。
你从作家詹姆斯·卡尔斯（JamesCarse）所谓不敢逾越边界的“有限玩家”，变成跨越边界的“无限玩家”。
在俄罗斯疯狂“血拼”后空手而归的马斯克顿时醒悟了。
他意识到，购买别国火箭的做法犹如扮演翻唱乐队的角色，他只是一名“有限玩家”。
在回国的航班上，马斯克对陪同他前往俄罗斯的航空航天顾问吉姆·坎特雷尔（JimCantrell）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造一枚火箭。
”马斯克给坎特雷尔看了一张电子表格，上面有他一直在计算的数字。
坎特雷尔回忆道：“我看着表格，说：‘这也太夸张了吧！’原来这就是他一直向我借阅火箭科技方面书籍的原因。
” “我喜欢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马斯克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解释说，“物理学教会你根据第一性原理做出推理，而不是通过类比进行推理。
”类比式推理就是几乎丝毫不差地模仿或模拟他人。
对于马斯克来说，运用第一性原理意味着从物理定律开始，问自己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把火箭送入太空。
他把火箭拆分成最小的子部件，也就是它的基础原材料。
“火箭是用什么做的？”他问自己，“航空航天级铝合金，加上一些钛、铜和碳纤维。
”然后他又问自己：“这些材料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值多少钱？”结果证明，火箭的材料成本约为通行价格的2%左右，这个比例太令人震惊了。
这种价格差异是航天工业的外包文化造成的（至少部分如此）。
航空航天企业将原材料采购外包给分包商，分包商再层层外包。
马斯克解释说：“你得往下走四五层，才能找到真正做实事的人，比如切割金属、聚合零件等。
” 于是，马斯克决定自己切割金属，从零开始建造下一代火箭。
穿过SpaceX的工厂走廊，你会注意到工人在做着从焊接钛合金到组装飞行控制电脑等所有事情。
在SpaceX，大约80%的火箭组件是由内部制造的，这使公司能够更严格地控制成本、质量和进度。
由于外部供应商数量很少，SpaceX可以以创纪录的速度将想法付诸实施。
下面我们讲一个例子，证明自主生产的好处。
SpaceX的推进动力部负责人汤姆·穆勒曾要求一家供应商制造发动机气门。
“他们报价25万美元，且需要花1年时间。
”穆勒回忆道。
他回复供应商：“不，今年夏天我们需要它，并且价格要很低很低。
”供应商说了句“祝你好运”就走了。
于是，穆勒的团队自行制造气门，成本只有供应商报价的若干分之
一。
到了夏天，那家供应商打电话给穆勒，询问SpaceX是否还需要气门，穆勒回答说：“我们已经制造出了合格产品，正准备试飞。
”SpaceX负责与NASA联络的员工迈克·霍卡恰克（MikeHorkachuck）惊讶地发现，穆勒这种做法在整个公司里都很普遍。
他说：“这种方法别具一格，因为我几乎没听说过NASA的工程师在外包设计和决定设计方案时谈论过零部件的成本。
” SpaceX在原材料采购方面也很有创意。
公司一名员工在eBay上以2.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二手经纬仪——一种用来追踪和校准火箭的设备，因为他发现全新的经纬仪价格实在太高了。
另一名员工从工业废品场采购了一块巨大的金属，用来做保护火箭的前椎体整流罩。
经过测试合格之后，廉价的二手部件也能像昂贵的新部件那样发挥作用。
SpaceX还借用了其他行业的零部件。
它没有使用昂贵的设备来制造舱门把手，而是采用了浴室隔间的门闩部件；它没有设计昂贵的定制版宇航员安全带，而是采用赛车安全带，后者更舒适也更便宜。
SpaceX的第一枚火箭用自动取款机的同类计算机取代专业航天计算机，前者仅需5000美元，而后者高达100万美元。
与宇宙飞船的总体成本相比，这些削减下来的成本似乎并不多，“当你把它们全部加起来的时候，成本就相差很大了。
”马斯克说道。
这些廉价的部件中，有很多其实更加可靠，例如SpaceX火箭所使用的喷油嘴。
绝大多数火箭引擎采用莲蓬头设计，靠多个喷嘴将燃料喷射到火箭的燃烧室，而SpaceX采用所谓的枢轴引擎，即只有一个喷嘴，看起来像花园里浇花用的软管喷嘴。
这种喷嘴成本较低，也不太可能造成燃烧不稳定。
要知道，燃烧不稳定可能会导致火箭科学家所称的“意外快速解体”，也就是大众所说的“爆炸”。
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促使SpaceX对火箭科学领域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提出质疑。
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将宇宙飞船送入外层空间的火 箭都无法重复使用。
当它们将飞船送入轨道之后，就会坠入大海或在大气层燃烧，后续发射又要造一枚全新的火箭。
这就相当于每次飞往宇宙的商业航班结束后，都将飞机烧掉。
现代火箭的制造价格与波音737差不多，但乘坐737飞机要便宜得多，因为喷气式飞机可以反复执行飞行任务。
显然，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让火箭也能同样反复使用。
正因为如此，NASA的航天飞机零件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将航天飞机送入轨道的固体火箭助推器会从航天飞机分离，利用降落伞降落到大西洋，然后被回收并翻新。
载有宇航员的轨道飞行器也在每次任务结束后飞回地球，重新用于执行未来的飞行任务。
为了使火箭具有可再用性，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必须尽可能达到“快速”和“完整”这两个要求。
“快速”意味着完成任务后的调查和翻修时间保持在最短水平。
经过快速检查和加油之后，火箭应该能够马上起飞，就像飞机在一趟飞行结束后检查和加油一样。
完整的可再用性则是指航天飞机所有零部件是可重复使用的，任何硬件都不会被丢弃。
但对于航天飞机来说，可再用性既不快速，也不完整，检查和翻修费用高得惊人，尤其考虑到航天飞机的飞行频率不高。
航天飞机的检查、翻修和加油需要经过“120多万道不同流程”，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成本超过建造一艘新的航天飞机。
如果用类比法进行推理，你会得出一个结论：重复使用航天飞机的想法是不可行的，它不适用于NASA，所以我们也用不上。
但这种推理存在缺陷——反对重新使用航天飞机的理由源自单一的案例研究对象，即航天飞机本身。
然而问题在于航天飞机本身，而非所有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火箭是分级的，多级火箭互相叠加在一起。
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共有两级。
第一级是一段14层楼高的箭体，上面安装了9台引擎。
第一级火箭使航天器脱离地心引力，从发射台升空，进入太空。
然后，第一级箭体分离并脱落，第二级火箭接管飞行。
第二级火箭只有一台引擎，它点火后继续推动航天器升空。
第一级火箭是“猎鹰9”号 最昂贵的部件，约占整个发射任务成本的70%，所以即使只有第一级火箭得以回收和有效再利用，也能节省大量资金。
但是，火箭的回收和再利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级火箭必须与航天器分离，做一个直体后空翻，其中3台引擎点火以减缓速度，找到通往地球着陆点的路径，然后轻轻地把它的巨大箭体竖立在地面上。
借用SpaceX一份新闻稿里的话，这一过程就像“在风暴中心让一根橡胶扫帚在你手上保持平衡”。
2015年12月，“猎鹰9”号一级火箭将航天器送入轨道后，成功完成了在坚硬地面上直立着陆的壮举。
贝佐斯旗下的私营航天公司蓝色起源公司（BlueOrigin）将它的“新谢泼德”号（NewShepard）火箭送入太空后，其可重复使用的助推级箭体也成功返回地球。
从那时起，这两家公司都翻新和重复使用了许多回收后的火箭级，然后把它们重新送回太空，这些火箭级就像被授予合格证书的二手汽车。
曾经的疯狂实验正在变成例行程序。
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创新，使蓝色起源和SpaceX大大降低了太空飞行成本。
举个例子：SpaceX开始把NASA的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的时候，每次飞行要花费纳税人1.33亿美元，而过去发射航天飞机的成本为4.5亿美元，前者还不到后者的三分之
一。
SpaceX和蓝色起源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他们是这个行业的新来者。
新来者的优势在于可以挥洒创意，内部既不存在固有思想，也不存在确立已久的做法和遗留的传统。
没有过去的束缚，他们可以把第一性原理作为火箭设计的驱动力。
我们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这种优势，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已知事物和先驱者经验的影响。
逃避自己的设想是一件棘手的事，尤其是在我们无法察觉它们的情况下。
来自无形规则的阻力 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Gilbert）讲述过一个关于伟大圣人的寓言。
这位圣人带领他的信徒们冥想，但就在信徒们进入禅定之时，他们被一只猫打乱了。
那只猫“在庙宇中穿行，时而喵喵 叫着，时而发出咕噜声，干扰在场的所有人”。
于是圣人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在冥想过程中，把猫绑在一根杆子上。
这个解决方案很快就变成一种仪式，大家先把猫绑在杆子上，然后再开始冥想。
这只猫最终死了（自然老死），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宗教危机。
追随者们该怎么做？猫没有绑在杆子上，他们怎么可能冥想呢？ 这个故事说明了我所谓的无形规则，即那些僵化成规则的不必要习惯和行为。
无形规则不像有形的书面规则。
书面规则出现在标准操作流程中，可以修改或删除。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样，成文的规则可能会抗拒变革，但无形规则却更加顽固。
他们就像是沉默的杀手，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它们把我们变成一只困在斯金纳箱（Skinnerbox）里的老鼠，一次次地按压同一根杠杆，只不过这个箱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冒险冲出去。
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没有猫的情况下冥想，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规则辩护，导致事情变得更糟。
我们常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情，但我们的供应链、软件、预算、技能、教育背景还有其他一切一切，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为自己的局限性辩解，就永远摆脱不了局限性。
阿兰·阿尔达（AlanAlda）曾说过：“对事物的假设是你看待世界的窗口，每隔一段时间要把窗户擦亮，否则光线就照不进来了。
”（这句名言常被误认为是阿西莫夫说的。
）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什么是寓言中那只影响冥想的猫？过去哪些不必要的事物会蒙蔽你的思想，阻碍你的进步？有哪些事情仅仅因为你周围的人在做，所以你假设自己必须做？你有能力质疑这个假设，并用更好的东西取代它吗？ 我们过去常常假设餐厅需要桌子、固定的厨房和实体店，而质疑这些假设之后，我们发明了快餐车。
我们过去常常假设押金和实体店是录像租赁行业的必要条件，而质疑这些假设之后，奈飞（Netflix）横空出世。
我们过去常常假设推出新产品需要银行贷款或风险资本的资助，而质疑这些假设之后，Kickstarter和Indiegogo这样的众筹平台脱颖而出。
可以肯定的是，你不能质疑自己在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
惯例使我们摆脱了每天数以千计的决定，假如没有惯例的话，光是做这些决定就会让我们累得精疲力竭。
举个例子，我每天午饭都吃同样的食物，沿同一条道路去上班。
在时尚、音乐和室内设计方面，我经常采用类比法进行思考，并且复制别人的决定[我的客厅装修风格有克雷特—巴雷尔（Crate&Barrel）产品目录的既视感]。
换句话说，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应该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为了把聚集在你心灵窗口上的薄雾擦掉，并暴露出那些支配你人生的无形规则，请花一天时间质疑你心中的假设。
针对每一个承诺、假设和预算项目，问问你自己：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又如何？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能把它摒弃掉，或者用更好的事物取代它吗？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各种理由来维持某种事物的现状，请务必小心。
“只要提出不止一个理由，你就是在尝试着说服自己去做些什么。
”作家兼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NicholasTaleb）说道。
你要找到当前支持自己做某件事的证据，而非历史证据。
许多无形规则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而制定的，可这些问题当下已经不再存在（就像寓言中的那只猫）。
病原体离开很久之后，免疫反应仍然发挥作用。
揭露无形规则的最佳方式就是违反这些规则。
倘若你觉得自己不可能登月，就去实现一次看似疯狂的想法；倘若你觉得自己不配加薪，就去要求上司给你加薪；倘若你认为自己得不到某份工作，就去大胆申请吧。
你会发现，就算没有那只猫，冥想也是有可能进行下去的。
第一性原理思维并不只是为了找到某种产品或实践做法（比如火箭或冥想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创造出新的事物；你还可以借助这种思维方式寻找内心的“原材料”，打造出新的自己。
相应地，这也要求你去冒险。
你为什么要去冒险 史蒂夫·马丁（SteveMartin）第一次表演单人脱口秀时，讲笑话有一种经过验证的公式。
每个笑话都有它令人尴尬的笑点。
下面是一个关于火箭科学的例子： 问：NASA是如何组织公司聚会的？ 答：在行星上组织啊。
但马丁并不满足于标准公式。
令他烦恼的是，一个笑点背后的笑声往往是自动发生的，就像巴甫洛夫（Pavlov）的狗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唾液一样。
每当喜剧演员抛出笑点，观众会本能地大笑起来。
更重要的是，如果笑点没有引发大笑，喜剧演员就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知道他的笑话失败了。
马丁认为，对于喜剧演员和观众来说，笑点是一种糟糕的喜剧表演方式。
所以马丁回到第一性原理。
他问自己：如果没有笑点会怎样？如果我制造了张力，却又从不释放张力，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他决定不迎合满足观众的期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相信，不讲笑点，笑声会来得更加强烈。
观众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笑，而不会被某个噱头逗乐。
然后，马丁做了所有伟大火箭科学家所做的事情——他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有一天晚上，他走上舞台，对观众说，他要表演“鼻子贴麦克风”这个常规节目。
他慢条斯理地把鼻子贴在麦克风上，退后一步，然后说：“非常感谢大家。
” 没有任何笑点。
观众默不作声地坐着，对马丁不按传统喜剧套路表演感到震惊。
可是，当观众领悟马丁的表演时，笑声便随之而来。
用马丁的话来说，他的目标是让观众“无法描述什么让他们捧腹大笑”。
换句话说，就像亲密朋友融入彼此间后，幽默感所产生的那种无助的眩晕状态，你必须在现场才能体会到。
对马丁的第一性原理方法，人们的最初反应是奚落。
一位支持单人脱口秀传统表演方式的评论家写道：“我们必须告诉这名所谓的‘喜剧演员’，笑话应该有笑点。
”另一位评论家形容买票看马丁的表演是“洛杉矶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变成了最有利可图的事情。
观众和评论家终于明白了马丁的笑点，他也成为单人脱口秀界的传奇人物。
但后来，他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马丁放弃了这份事业。
马丁意识到，作为一名单人喜剧演员，他已经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如果继续干下去，他的喜剧创新将与现状相差不大。
为了拯救他的艺术，马丁选择了放弃。
《加州靡情》（Californication）里的红辣椒乐队（RedHotChiliPeppers）提醒我们，毁灭也孕育着创造。
马丁的职业生涯非但没有凋谢，反而得以蓬勃发展。
离开单人脱口秀行业之后，他参演了无数部电影，还录唱片、写书和写剧本。
他获得了一座艾美奖、一座格莱美奖和一座美国喜剧奖的奖杯。
在不同的舞台上，他不断地学习，抛弃已有成就，再重新学习。
马丁所做的事情难度有多大，我是有亲身体验的。
当我第一次开博客和播客、冒险写学术性法律文章的时候，一位在法学院担任教授的好朋友警告我说：“你正在毁掉你的学术地位。
”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道纳·马尔科瓦（DawnaMarkova）所写的一句诗：“我选择去冒巨大的风险，只为了让我的人生像种子一样，迎来花朵绽放的下一刻。
”当我们照镜子时，我们就是在给自己讲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故事。
我们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严肃的学者不为公众发博客或播客。
我们告诉自己：我是一名严肃的喜剧演员，而严肃的喜剧演员不会放弃自己蒸蒸日上的单人脱口秀事业。
我们告诉自己：我是一位严肃的创业者，而严肃的创业者不会把自己的净资产投入到风险极大、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太空冒险领域中。
这样的说法存在某种确定性，让我们感受到重要和安全，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受欢迎。
它把我们和上一辈的严肃学者、喜剧演员及创业者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样做就不是我们塑造故事，而是故事塑造了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成为我们的身份。
我们不会改变故事，因为改变它意味着改变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害怕失去一切我们努力打造的事物，担心别人会笑话我们，害怕自己做傻事。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关于你的意义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一次叙事或者说一个传言而已。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你可以改变它。
更好的是，你可以完全抛弃它，重新写一个故事。
“为了脱胎换骨，向新的生命周期演变，一个人必须学会放弃。
”作家阿娜伊斯·宁（AnaisNin）写道。
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就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放弃的。
1985年，他被迫离开了他与别人共同创立的苹果公司。
尽管被免职时他很痛心，但回首这段往事时，乔布斯说这是“我人生的最佳经历”。
被解雇后，乔布斯挣脱了个人成就扣在他身上的枷锁，被迫回到第一性原理。
乔布斯说：“成功的负重感被从头开始的轻松感所取代，使我进入了人生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之
一。
”他开启了创意之旅，先是创办了电脑公司NeXT，然后加入皮克斯（Pixar）公司，使这家电影公司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后，他于1997年回归苹果公司，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性产品，比如iPod和iPhone。
我的朋友提醒我不要冒险进入畅销书写作领域，对于我来说，拒绝朋友善意的建议令我不安。
在写作过程中，我时不时会产生巨大的怀疑，觉得自己找错人了，或者应该坚持走老路。
但如果我那样做，你就看不到这本书了。
我们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最重要，因而不采取行动改变自己。
但不作为的风险其实要大得多，只有改变现状，我们才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
你必须“碳化和矿化，这样才能远离最后一丝自我”，作家亨利·米勒（HenryMiller）写道。
当你拿自己的重要性去冒险时，你不会改变原来的自己，反而会发现自我。
当一切尘埃落定时，美丽的东西就会升腾而起。
有一家餐厅完全采用了这个想法。
破坏的艺术 2005年，厨师格兰特·阿卡茨（GrantAchatz）和他的生意伙伴尼克
F.肯尼迪（JohnF.Kennedy）总统当众承诺：美国要在1970年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并确保其安全返回地球——人类将首次向月球发射火箭。
这是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承诺。
肯尼迪发表演讲之时，与登月相关的许多技术标准甚至还没有制定出来，美国宇航员从未在宇宙飞船外工作过，宇宙飞船也从未在太空中进行过对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简称NASA）不知道月球表面是否坚固到能够支撑着陆器，也不知道通信系统是否能在月球上正常工作。
用NASA一名官员的话来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计算地球轨道，更别提登月火箭的发射轨道了”。
光是进入绕月轨道就需要惊人的精确性，登陆月球就更不用说了。
这好比将一支飞镖掷向一只8.5米外的桃子，只许触及桃子表面的绒毛，不能碰到桃子本身。
另外，如果把月亮比作桃子的话，这只“桃子”还会在太空中快速移动。
宇宙飞船返回地球时，还必须以正确的角度进入大气层，避免与大气剧烈摩擦而被烤焦，或是像石块打水漂那样从大气层表面滑过。
进入大气层的过程相当于在一枚有180道丝齿的硬币上找出特定的一道。
作为一名政治家，肯尼迪对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表现出惊人的坦率。
他解释说，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巨型火箭将“由新型合金制成，其中一些合金材料尚未研发出来。
火箭能经受高温和高压，其耐热性和耐压性比以往产品高好几倍，且装配的精密程度高于世界上最好的手表”，它将肩负着“一项前所未有的使命，登上一个未知的天体”。
没错，即使是制造火箭所需的金属，当时也还没被发明出来。
我们一头扎进茫茫宇宙，希望能够在升空时长出翅膀。
翅膀竟奇迹般地长了出来。
1969年——肯尼迪宣布登月计划后不到7年，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为人类迈出了一大步。
在莱特兄弟进行首次动力飞行的那一年（此次飞行持续了12秒钟，飞机行进了约36.6米），假如有个小孩的年纪是6岁，那么，当航天事业变得足够强大、能够将一个人送上月球并将其安全地送回地球时，这个小孩已经变成72岁的老人了。
在人类的生命周期里，这种巨大的飞跃通常被誉为“科技的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它是某种思维过程的伟大胜利。
火箭科学家们借助这种思维过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还借助同样的思维过程，乘坐超音速宇宙飞船在星际肆意遨游，让宇宙飞船飞行数百万英里，穿越外层空间，在目的地精确着陆。
正是借助同样的思维过程，人类离开拓其他行星的目标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星际物种。
这种思维过程将把商业太空旅游变得经济实惠，使它成为一股新的潮流。
要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就得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
火箭科学家们要想象那些无法想象的事情，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们将失败转化为胜利，把束缚转化为优势；他们认为小事故只是可以解决的难题，而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前进的动力不是盲目的信念，而是自我怀疑；他们的目标不是短期结果，而是长期突破；他们知道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已设定的东西可以更改，他们能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我将在这本书中与读者分享一些内涵深刻的理念，这些理念适用于任何一门科学。
不过，这些理念在火箭科学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这门科学事关重大。
每次发射火箭动辄耗费数亿美元，且载人航天有无数人员参与其中，无论是资金还是生命，都承受着巨大风险。
从根本上说，火箭发射就是一颗小型核弹在受控情况下爆炸，其中“受控”是关键词。
火箭喷射出熊熊烈火，规模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倘若某个步骤出错，或者某次计算失误，就有可能产生最坏的结果。
“启动火箭引擎时，可能会发生上千件事情。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推进动力部负责人汤姆·穆勒（TomMueller）解释道，“其中只有一件是好事。
” 无论实物还是认知，我们在地球上认为理所当然的所有事物，都会在太空中被颠覆。
宇宙飞船由数以百万计的零部件和数百英里长的电线组成，所以当构造精密的宇宙飞船升空、高速穿行在无情的太空环境中时，存在着无数潜在的失败点。
某些部件难免会出现故障，每逢这种情况出现，火箭科学家们必须将信号与噪音隔离开，并准确追溯问题的根源，而这些问题可能有数千个。
更糟糕的是，这些问题发生时，宇宙飞船往往处于人力所不能及之处。
你无法打开飞船的引擎盖，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
在现代，火箭科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正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发展着，我们必须跟上步伐，不断地与它一起进步。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计算燃烧率系数或轨道轨迹线，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复杂和陌生的问题。
在没有明确指导方针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才会享有非凡优势。
尽管火箭科学思维好处多多，但我们通常总以为，如果人类不具备某种特殊天赋，是不可能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的（因此英语里有“这不是火箭科学”这样一句俗语[1]）。
我们认同埃尔顿·约翰（EltonJohn）演绎的“火箭人”——歌曲中主角被选中执行登陆火星的任务，但他为“而所有这一切科学，我没能明白”而感到惋惜。
[2]我们也同情哈伊姆·魏茨曼（ChaimWeizmann）。
魏茨曼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曾经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一起横渡大西洋。
每天早晨，他们都会在轮船的甲板上坐两个小时，爱因斯坦向他解释相对论。
这趟旅程即将结束时，魏茨曼说，自己“坚信爱因斯坦明白相对论”。
本书不会教你相对论或火箭推进技术（也就是火箭科学背后的科学）的复杂细节。
你在书中找不到任何图表，本书也无须读者具备数字运算能力。
隐藏在火箭科学这一难懂学科背后的，是足以改变我们生活的、对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深刻见解，而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获得这种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诚如卡尔·萨根（CarlSagan）所言，科学“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即使看完这本书，你依然不会成为火箭科学家，但你将会知道如何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
“火箭科学”是一个流行语，大学并没有开设一门叫作“火箭科学”的专业，世界上也不存在一份以“火箭科学家”作为正式头衔的工作。
相反，“火箭科学”是一个口语词，用来指代与太空旅行相关的科学和工程学，而这正是我要在本书中使用的宽泛定义。
我将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前者是从事宇宙研究的理想主义探险家，后者则是使太空飞行成为可能的实用主义硬件设计师。
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曾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MarsExplorationRovers）的运营小组工作过，该项目于2003年将两台探测器送上了火星。
我制定了行动方案，协助选择着陆点，并编写了拍摄火星照片的代码。
直至今天，我的火箭科学经历仍然是我简历中最有趣的部分。
每次做演讲，主持人介绍我时总会说：“奥赞做过的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当过火箭科学家。
”所有听众顿时倒抽一口气，立刻忘记了我当天的演讲主题。
看得出来，他们中很多人在想：“不如跟我们讲讲火箭科学吧。
” 说实话，我们都钟爱火箭科学家。
我们鄙视政客，嘲笑律师，但我们喜欢那些穿着实验室工作服、智力超群的人。
他们设计火箭，并极其完美地将火箭发射到宇宙中。
每周四晚上，一档关于一群古怪天体物理学家的电视节目《生活大爆炸》（TheBigBangTheory）经常在美国收视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当莱斯利因为支持弦理论而与支持圈量子引力论的莱纳德断绝关系时，数千万观众爆发出了笑声。
在3个月时间里，超过300万美国人每周日晚上会舍弃《单身汉》（TheBachelor），选择《宇宙时空之旅》（Cosmos），他们更想看暗物质、黑洞，而不是带着玫瑰花表白的戏剧。
许多关于火箭科学的电影——从《阿波罗13号》（Apollo13）到《火星救援》（TheMartian），从《星际穿越》（Interstellar）到《隐藏人物》（HiddenFigures）——一直占据票房榜的前列，并拿下无数的金像奖。
尽管我们赞美火箭科学家，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世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不同。
对于我们来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不是天生的。
我们不敢往大处着眼，不愿与不确定性共舞，而且害怕失败。
这些心态在旧石器时代是必要的，它们使我们免受有毒食物和食肉动物的伤害。
但在信息时代，它们就变成了缺点。
众多企业之所以倒闭，就是因为它们总瞻前顾后，抱残守缺，不敢承担失败的风险，习惯墨守成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宁愿让别人来下结论，也不愿意锻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
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逐渐衰退。
拥有知情权的公众不愿意自信地提出质疑，导致假消息肆意传播。
一旦虚假新闻被报道并转发出来，它们就变成了事实；伪科学与真正的科学，变得真假难辨。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支非火箭科学家的队伍。
这支队伍会像火箭科学家那样处理日常问题，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质疑各种已有的假设和陈规旧习，并树立起自己的思维模式。
当别人看到重重困难时，你们看到的却是各种机遇，想使现实服从你们的意愿。
你们将理性地处理问题，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重新定义现状。
你们将拥有一个工具包，能够发现错误的信息和伪科学。
你们将开辟新的道路，找到方法来解决遇到的难题。
作为商业领袖，你们会提出正确的问题，并使用正确的工具来做决策。
你们不会追求潮流，不会接受一时的风尚，也不会追随竞争对手的步伐。
你们会探索尖端科技，完成其他人认为不可能的壮举。
你们将加入精英的行列，把火箭科学思维融入商业模式中。
华尔街聘请所谓的“金融火箭科学家”，已经把投资从一门艺术变成了科学；大型零售商同样采用火箭科学思维，在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中选择下一款热卖产品。
这本书非常实用。
它不仅仅宣扬火箭科学思维的好处，还给你们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策略，无论你们在发射台上，在会议室里，还是在自己的客厅里，都能够将这种思维方式付诸实践。
为了说明这些原理的用途有多广泛，本书把火箭科学的趣闻与类似的历史、商业、政治和法律事件编织在一起，以此阐述火箭科学思维方式。
为了帮助你们把这些原理付诸实践，我在我的网站放了一些免费资源，它们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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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周刊中分享更多建议和资源，以强化书中提及的原理（读者称之为“每周我最期待的一封电子邮件”） 我的个人电子邮件地址，这样你就可以给我发评论或打招呼啦！ 虽然本书封面只署了我的名字，但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借鉴了我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运营小组工作的经验，我对无数火箭科学家采访的内容，以及对包括科学和商业在内的不同领域数十年的研究成果。
我经常向包括法律、零售、制药和金融服务等许多行业的专业人士发表关于火箭科学思维的演讲，也在不断提炼我自己对这些原理在其他领域中应用的思考。
我在本书中重点探讨了火箭科学的九大原则。
我没有把其他思想囊括其中，只专注于那些与太空探索关系最密切的想法。
我将阐述科学家们在哪些方面满足这些理想条件，以及他们有哪些不足之处。
你们将从火箭科学获得的巨大成就和经历过的磨难中获益匪浅，它们分别是这门科学最自豪和最具灾难性的时刻。
就像火箭分级一样，本书是分阶段展开的。
“发射”是第一阶段，致力于点燃你的思维。
突破性思维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开始。
我要和你们分享火箭科学家们所采用的策略——他们游刃于不确定性之间，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然后，我将根据第一性原理做出推论，第一性原理即每一次革命性创新背后的关键要素。
你们会发现，企业在形成创意的过程中会犯下哪些大错，无形的规则会如何约束你的思维，为何减法而非加法是创意的关键。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些思想实验，探讨火箭发射思维——火箭科学家、创新企业和世界级的表演者通常采用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把自己从被动的观察者变成主动的介入者。
在此过程中，你们会了解到为何靠近太阳飞行更安全，如何用简单的一句话提升创造力，以及实现一个大胆的目标之前首先应该做些什么。
第二阶段谓之“加速”，着重于推动第一阶段形成的创意。
我们将首先探讨如何重新构建和完善创意，以及为何正确的答案源自正确的提问。
然后，我们将研究如何找到创意中的缺陷，切换内心的默认设置，从“说服别人你是对的”转变为“证明你自己是错的”。
我将展示如何像火箭科学家那样进行测试和实验，以确保你们的创意有最佳的机会付诸实施。
在此过程中，你们会发现一种无往不利的宇航员训练策略，你们可以使用该策略来确定下一次产品演示或新产品的推出方式。
你们将会了解到，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的崛起方式与导致1999年“火星极地着陆者”号（MarsPolarLander）坠毁的设计缺陷如出一辙。
你们还会了解到，拯救过成千上万早产儿的简单策略同样也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暂停后挽救了这个项目。
最后，我将和你们分享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教你们了解人类的行为。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成功着陆”。
你们会了解到为何释放你全部潜力的最终因素包括成功和失败，并且发现为何“快速失败，经常失败”这句口号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结果。
一家产业巨头衰败的原因，同样会导致航天飞机爆炸，我将揭示其中原理。
有些企业口惠无实，称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坚持到底，我将解释其中原因。
我们将发现，对成功和失败一视同仁有着惊人的好处，并发现为什么优秀的人将不间断的成功视为一种危险信号。
到第三阶段结束时，你们将不再让世界塑造你们的思想，而是让你们的思想塑造世界。
而且你们不仅会创造性思考，更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思考。
下面才是这篇序言的重点。
在这里，我应该讲一个简单的个人故事，从而引出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本书来说，最合乎情理的叙述方式就是我在小时候得到了一台望远镜，爱上了点点繁星，长大后以火箭科学作为终生追求的事业，这份激情延续到现在，并最终体现在这本书上。
这样的故事情节不错，很流畅。
但我的故事绝非如此，我甚至不想把它歪曲成一个完美的故事，这样会误导读者。
我小时候确实有一台望远镜——说实话，它更像是一副破旧的双筒望远镜，但我从来不懂得怎么用它（这本应意味着什么的）。
我也确实有过火箭科学领域的职业经历，但后来我辞职了。
在接下来的几页里，你们将会看到，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各种机缘巧合，包括好运气，遇到一位优秀的导师，以及做了一些正确的决定——也许还会看到一两处笔误。
我来美国的原因属于老生常谈。
我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长大，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美国就向我呈现了一种梦幻般的品质。
当时土耳其电视台遴选了一些美国电视节目，翻译成土耳其语播出，我对美国的憧憬便由此产生。
对我来说，美国是《活宝兄弟》（PerfectStrangers）中的表哥拉里，他把来自东欧的表弟巴尔基安置在他芝加哥的家中，他们在家里用“欢乐之舞”来庆祝好运；美国是《家有阿福》（ALF）中的坦纳一家，他们为一只毛茸茸的外星人提供庇护，而这只外星人很想吃他们家的猫。
我想，既然美国有能够让巴尔基和阿福安身的地方，也许它也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出身于普通家庭，希望在人生中得到更好的机遇。
我爷爷是公共汽车司机，奶奶是家庭主妇。
为了补贴家用，我父亲从6岁就开始工作。
他天没亮就起床，去报社领刚印刷好的报纸，把它们卖光再去上课。
我母亲在土耳其农村长大，我的外祖父做过牧师，后来在一所公立学校当老师。
我的外祖母也是一名老师，她和外祖父一砖一瓦地建造了一所学校，然后在学校里教课。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家的电力供应很不稳定，停电是常有的事。
这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为了让我分心，爸爸想到了一个游戏。
他会点着一支蜡烛，拿起我的足球，模拟地球（即足球）是如何围绕太阳（即蜡烛）旋转的。
这是我第一次上天文学课，我被迷住了。
晚上，我用半瘪的足球幻想着宇宙的样子。
但到了白天，我是一个极度墨守成规的教育系统内的学生。
读小学时，老师不会叫我们的名字，比如奥斯曼或法蒂玛，因为学校给每个学生分配了一个数字，就像为了便于识别而给牲畜打上烙印一样。
举个例子，我们被冠以154或359的数字代码（我不愿透露我的号码，那是我唯一的银行密码——银行还提醒我们“请经常更改银行密码”，见鬼去吧）。
我们穿着同样的衣服上学，那是一套带笔挺白领的亮蓝色制服；男孩们都留着同样的寸头。
每天上学，我们都要背诵国歌，然后是标准的学生誓言，我们宣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土耳其民族。
这一系列做法的目的很明确：征 服自我，压抑自己独特的品质，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顺从。
“强迫学生顺从”这项任务超过了教育中所有其他的优先事项。
上四年级的时候，我曾经犯下一次严重的罪行——没有去理发，这当即引起了校长的愤怒。
这个校长喜欢威逼利诱学生，他更适合去当监狱长。
他检查学生头发时发现我的头发比标准发型要长一些，顿时气愤起来，像一头犀牛那样喘着粗气。
他从一名女生头上抓起一只发夹，把它夹在我的头发上，以这种行为公开羞辱我，作为对我不遵守规定的惩罚。
这种教育体系使我们摆脱了自身最坏的倾向，即那些烦人的个人主义野心、好高骛远，以及为复杂的问题设计出有趣的解决方案。
冒尖的学生不是敢于唱反调的人、有创造力和开拓力的人；相反，只要你取悦了当权派，培养自己阿谀奉承的本事，能够在劳动力大军中左右逢源，那你就是优秀的学生。
这种文化崇尚循规蹈矩、尊重长辈和死记硬背，却几乎扼杀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只能自主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书籍就是主要方式。
书是我的避难所，只要在消费能力之内，我会把钱全用来买书。
阅读时，我总是温柔地对待书籍，确保不折弯书页或书脊。
我徜徉在雷·布拉德伯里（RayBradbury）、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和亚瑟·
C.克拉克（ArthurC.Clarke）创造的幻想世界中，体验他们笔下虚构人物的人生。
我会全神贯注地去看我能找到的每一本天文学书籍，把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海报贴在自家墙上。
我还找来老旧的录像带，看最原汁原味的《宇宙时空之旅》，听卡尔·萨根的讲解。
我不太明白他所说的内容，但我还是很喜欢听。
我自学了编程，并创建了一个名为“太空实验室”的网站。
这是一封写给天文学的数码情书，我用蹩脚的、最基础的英语，写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宇宙的东西。
虽然我的编程技术没有帮我约到女孩子，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我而言，火箭科学等同于逃离现实。
在土耳其，我的人生道路早已被预先设定好了，而在火箭科学的前沿——美国，我的人生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
17岁那年，我终于达到了“逃逸速度”。
我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录取，我儿时的偶像萨根曾在那里当过天文学教授。
刚到康奈尔大学时，我带着浓重的口音，穿着当时欧洲最流行的紧身牛仔裤，带着对邦乔维乐队（BonJovi）的尴尬喜爱。
入学之前不久，我研究了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系在教些什么。
我了解到学校的一位天文学教授史蒂夫·斯奎尔斯（SteveSquyres）负责一个由NASA资助的项目，将探测器发射到火星，斯奎尔斯也曾在萨根手下当过研究生。
这个好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项目没有公开招聘员工，但我给斯奎尔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附上我的简历，并表达了我为他工作的强烈愿望。
我没有抱太多期望，甚至内心可以说是忐忑不安，不过我父亲曾给过我很多有用的建议，其中一则建议是：不买彩票，你就永远中不了奖。
所以我买了一张“彩票”，但我不知道自己正陷于何种境地之中。
令我惊讶的是，斯奎尔斯回信邀请我参加面试。
得益于高中学过的编码技巧，我找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在一项火星登陆任务中担任运营小组成员。
该任务要将两台探测器“勇气”号（Spirit）和“机遇”号（Opportunity）送上火星。
我再三核对了工作邀请函上的名字，确定对方没有打错字，把我和其他人搞混了。
几周前，我还在土耳其，发着关于宇宙的白日梦。
而现在，我却成了火星登陆行动的亲历者。
我呼唤出内心的“巴尔基”，跳了一段“欢乐之舞”。
“勇气”和“机遇”正是美国对我来说代表的希望，而现在，这种希望不再只是老生常谈了。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走进康奈尔大学空间科学大楼四楼的所谓“火星房间”（MarsRoom）时，看到墙上贴满了各种图表，还有火星表面的照片。
房间里杂乱无章，没有窗户，只有昏暗的、令人头痛的荧光灯，但我很喜欢那里。
我必须学会如何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也就是加快思考速度。
头几个月里，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别人的谈话，阅读成堆的文件，并尝试着破解一系列新的首字母缩略词。
利用空闲时间，我还参与了“卡西尼—惠更斯”计划（Cassini-Huygens），将一艘宇宙飞船送往土星，研究土星及其周围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天体物理学的热情开始减弱。
我开始感觉到，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之间脱节严重。
相比于理论构想，我一直对实际应用更感兴趣。
我喜欢研究火箭科学所涉及的思维过程，但不喜欢数学和物理等必修课程的实质内容。
我就像一个烘焙师，喜欢揉面团，却不喜欢烤饼干。
班上有些同学在学习课程实质内容方面比我强得多，但我认为，我从经验中学到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可以用在更实际的工作中，它们可比反复证明为何E=mc2这种生硬的工作有用得多。
尽管仍在继续参与火星和土星探测器的发射任务，但我已经开始探索其他选择。
我发现自己对社会物理学更感兴趣，于是决定去读法学院。
我母亲特别高兴，因为她的朋友以为她的儿子是占星家，要我给他们算命，这下她再也不用纠正他们的做法了。
即使改变了职业发展轨迹，我还是把自己从4年天体物理学工作经历中获得的工具包带到了法律学习中。
借助同样的批判性思维技巧，我在法学院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在法学院的历史上，我的平均成绩点数是最高的。
毕业后，我在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获得了一份令人垂涎的书记员职位，并从事了两年法务工作。
然后，我决定进入学术界。
我想把我从火箭科学中获得的关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见解带到教育领域。
我曾经对土耳其墨守成规的教育系统无比失望，受此启发，我希望能激励我的学生，让他们敢于怀揣远大的梦想，挑战各种假设，并积极塑造一个快速进化的世界。
我意识到自己在教学上的影响力仅限于在读学生，于是发布了一个在线平台，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分享这些见解。
每周，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能看到我写的文章，我在文中讲述如何挑战传统智慧和重新构思现状。
事实上，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何方。
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意识到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在我广泛的事业追求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且毫无例外地产生圆满结果。
当我毫无目的地放弃火箭科学，开始学习法律，再转向写作和向不同的观众发表演讲，我的首要目标都是开发一套能够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的工具，从而与别人分享我学到的东西。
把艰深的概念翻译成平实的语言，往 往需要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这个旁观者知道火箭科学家如何思考，能够解剖他们的思维过程，但同时足够远离那个世界。
现在，我发现自己介于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并发觉自己不经意间准备了一辈子，就是为了写这本书。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世人的分歧已经达到了极其激烈的程度。
从火箭科学的角度来看，尽管世间存在这么多冲突，但促使我们团结的事物要多于分歧。
当你从外太空观察地球时，会发现它是横亘在漆黑宇宙中的一颗蓝白色星球，地球上的所有边界都消失了。
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带有宇宙大爆炸的痕迹，正如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所写的那样：“我们都孕育自天上的种子。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被重力固定在同一个直径12742千米的含水岩石上，以高速穿越太空，我们无法独自前行，只能共赴前程”。
浩瀚宇宙将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置于适当的环境中，它用一种共同的人类精神将我们团结起来。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抬头注视着同一片夜空，观察数万亿英里之外的星星，回首数千年前，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1977年，“旅行者-1”号（Voyager1）宇宙飞船于地球起飞，为外太阳系绘制第一幅肖像，也就是给木星、土星和更远的星球拍摄照片。
当它在太阳系边缘完成任务时，萨根提了一个想法，即把相机调转过来，指向地球，拍摄最后一张图像。
这张被称为“暗淡蓝点”的标志性照片，把地球描绘成一个小像素。
用萨根的话来说，这是一粒几乎无法觉察的、“悬浮在阳光中的尘埃”。
我们往往将自己视为万物的中心。
但是从外太空的角度来看，地球只是“包容一切的黑暗宇宙中的一个孤独斑点”。
萨根对“暗淡蓝点”进行了更深层意义的思考，他说：“想想那些帝王将相征伐杀戮，血流成河，只是为了在光荣和胜利中成为一个斑点上一小部分区域的短暂主宰者；想想栖身于这点像素上某个角落的居民，他们对其他角落几乎毫无区别的居民，犯下无休止的残酷罪行。
” 火箭科学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作用有限，并提醒我们要更加善待彼此。
我们的一生犹如转瞬即逝的闪光，人生苦短，让我们把短暂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吧。
当你学会像火箭科学家那样思考时，你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你还将被赋予改变世界的能力。
第一阶段 冲破枷锁，点燃你的创意 在这本书的第一阶段，你将学习如何利用不确定性的力量，如何根据第一性原理做出推论，如何通过思想实验引发突破，以及如何运用探月思维来改变你的生活和事业。
第1章 与不确定性共舞 怀疑的巨大力量 天才总是迟疑的。
——卡洛·罗维利（CarloRovelli） 据说，大约16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火星表面。
那次碰撞导致一块岩石从火星脱落，并从火星飞往地球。
1.3万年前，这块岩石落在南极洲的阿兰山（AllanHills），于1984年一次雪地探险中被人们发现。
由于它是1984年从阿兰山采集到的第一块陨石，所以被命名为ALH84001。
若非陨石里蕴藏着一个惊世秘密，它早就像平常那样被归类研究，然后迅速被世人所遗忘。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独自存在于宇宙中？我们的祖先抬头望向星空，思考着他们是宇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还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倾听着穿行于宇宙的各种信号，希望能捕捉到来自另一个文明社会的信息。
我们发射宇宙飞船，穿越太阳系，寻找生命的迹象，可每次都以失望告终。
直到1996年8月7日，这种情形才发生改变。
那一天，科学家透露，他们在ALH84001中发现了源自生物的有机分子。
许多媒体当即宣布，这些有机分子证实了另一个星球上存在生命。
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称，科学家们“在陨石上发现了单细胞结构体，它们有可能是微小的化石；他们还发现了古生物活动的化学证据。
换句话说，火星上存在生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抢先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引用NASA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这些结构体看起来像“小蛆”，说明它们是复杂生物体的残骸。
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人类存在的讨论热潮，并促使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此次发现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讲。
但是，这当中有一个小问题：人们没有找到真凭实据。
这些新闻报道所依据的科研论文坦承这事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
论文的部分标题是“火星陨石ALH84001可能存在生物活动留下的遗迹”。
论文摘要明确指出，陨石上观察到的特征“可能是过去的火星生物群的化石遗迹”，但又强调“也可能是无机结构”。
换句话说，那些分子可能不是来自火星细菌，而是非生物活动的产物（例如地质侵蚀等地质作用）。
该论文的结论是：这个证据只是“不排斥”生命存在的可能。
但是在媒体提供给公众的许多间接翻译中，这些细微差别被掩盖了。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促使丹·布朗（DanBrown）写下了《骗局》（DeceptionPoint）这本小说，讲述了一场围绕火星陨石上发现的外星生命而展开的阴谋。
事实证明，一切都朝最好的方向发展——至少从关于不确定性的章节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20多年后，这种不确定性依旧存在。
研究人员仍在争论陨石上观察到的分子是火星细菌还是无机活动。
我很想说媒体搞错了，但这同样是言过其实，与媒体起初对陨石进行铺天盖地报道的做法别无二致。
更准确地讲，我们可以说人们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即企图使某件尚未明确的事情显得确凿无疑。
本章主题是如何停止与不确定性相抗争，并利用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力量。
你将会了解到，我们对确定性的痴迷是如何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以及为何所有进步都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发生。
我将揭示爱因斯坦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并探讨你可以从一个数百年来难解的数学谜团中学到什么。
你会发现为何火箭科学像一个高风险的躲猫猫游戏，你能知道自己可以从冥王星被开除出行星序列这事中学到什么，以及NASA的工程师们为何总喜欢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虔诚地嚼花生。
本章末尾，我将列出火箭科学家和宇航员管理不确定性的策略，并阐明如何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使用这些策略。
对确定性的迷恋 喷气推进实验室（JetPropulsionLaboratory，简称JPL）由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成立于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
该实验室位于好莱坞 东部，数十年来专门负责宇宙飞船的运营工作。
如果你看过火星登陆的视频片段，就会看到喷气推进实验室任务支持区的内部情况。
在典型的火星登陆过程中，这片区域坐满了一排排摄入过量咖啡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整袋整袋地吃着花生，盯着涌入控制台的数据，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觉得他们掌控了局面。
但他们并没有掌控局面，而只是像一名体育播音员那样报道这些事件，只不过他们用的是更华丽的语言，比如“巡航阶段分离”和“展开隔热板”等。
他们是火星上一场比赛的观众，这场比赛12分钟前就结束了，但他们还不知道比分是多少。
从火星发出的信号以光速到达地球平均大约需要12分钟。
如果过程中出现问题，地球上的科学家发现了问题并在瞬间对其做出反应，他的指令也要再过12分钟才能到达火星，来回便耗去了24分钟的时间。
但是，宇宙飞船从火星大气层顶部降落到地表大约只需要6分钟。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前向宇宙飞船输送全部指令，然后把一切交给牛顿运动定律。
[3] 这就是吃花生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初，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无人驾驶宇宙飞船“徘徊者”号（Ranger）任务，该任务的目的是研究月球，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宇航员做准备。
喷气推进实验室向月球发射“徘徊者”号探测器，拍摄月球表面的特写照片，并在进入月球前将这些图像传送回地球。
前6次任务以失败告终，批评家们因此指责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官员漫不经心，发射宇宙飞船之后就听天由命了。
第7次发射终于成功了，而当时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碰巧带了些花生到任务控制室。
从那时起，花生就成了喷气推进实验室每次执行登陆任务时的主食。
到了关键时刻，这些原本理性严肃、用毕生精力探索未知事物的火箭科学家，却在“绅士”牌花生包装袋的底部寻找确定性。
仿佛这样做还不够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会穿着象征好运的破旧牛仔裤，或者戴着此前成功登陆任务留下的“护身符”。
他们做了一名狂热体育迷可能会做的一切事情，就为了给自己制造笃定和一切尽在掌握的幻觉。
如果着陆成功，任务控制区就会迅速变得乱哄哄，犹如马戏团一般，所有人都失去了冷静。
在征服了不确定性这只“野兽”之后，工程师们开始欣喜若狂，击掌相庆，挥舞拳头，紧紧拥抱，沉浸在欢乐的泪水中。
我们天生就对不确定的事物有着同样的恐惧。
我们的一些祖先不害怕未知事物，他们成了剑齿虎的食物。
但是，那些认为不确定性会威胁生命的祖先却活得时间够长，把他们的基因遗传给了我们。
在现代世界，我们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混乱中搜索秩序，在歧义中寻找正确回答，在错综复杂中寻找坚定。
“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尝试控制这个世界，而不是尝试着去理解它。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NoahHarari）写道。
我们寻找的是循规蹈矩的公式、捷径和投机取巧——那袋花生就是明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丧失了与未知事物共处的能力。
这种做法让我想起一个经典故事：一名醉汉在夜晚的路灯下找他的钥匙。
他知道自己把钥匙丢在了街上某个黑暗的地方，可他却在路灯下苦苦寻找，因为那里有灯光。
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望致使我们追求看似安全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路灯下寻找钥匙。
我们不敢冒险走入黑暗之中，而是停留于现状，无论现状多么差。
营销人员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相同的技巧，但期望获得不同的结果；有人立志创业，却舍不得放下已经没有出路的现有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能让他们获得一份看似稳定的收入，使他们内心有一种确定感；药企热衷于开发仿制药，这些药物只是相对于竞品有所改善，却无法彻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疾病。
但是，只有当我们敢于牺牲确定性答案，敢于冒险，敢于远离路灯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突破。
如果你固步自封，就不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
唯有那些领先时代之人，才敢于与伟大的未知事物共舞，并在现状中发现潜伏的危机，而不是满足于现状。
伟大的未知事物 在17世纪，皮耶·德·费马（PierredeFermat）在一本教科书的页边潦草地写了一句话，使后世的数学家们困惑了3个多世纪。
费马提出了一个理论。
他说，在整数n＞2的情况下，公式an+无正整数解。
“对这个命题，我可以做出非常精彩的论证。
”他写道，“可是页边太窄了，不够地方写。
” 上述公式后来被称为“费马最后定理”[4]，可费马在证明这条定理之前便去世了。
几个世纪来，他留下的棘手难题一直折磨着数学家们（他们多么希望费马有鸿篇巨著来论述该定理）。
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试图论证费马最后定理，但都以失败告终。
安德鲁·怀尔斯（AndrewWiles）改变了这种状况。
对于大多数10岁的孩子来说，“快乐时光”的定义并不包括为了好玩而阅读数学书籍。
但是，10岁时的怀尔斯并不是一个普通小孩。
他徜徉于英国剑桥当地的图书馆，浏览书架上的大量数学书。
有一天，他注意到一本关于费马最后定理的书籍，立刻被这个神秘的定理迷住了。
这个定理陈述起来很简单，论证起来却很难。
由于缺少数学理论基础，他还无法证明该定理，便将其束之高阁20多年。
直到后来当上数学教授，他才重新开始研究这个定理，并偷偷地花了7年来验证它。
1993年，他在剑桥所做的一次标题模棱两可的演讲中，公开披露他已经解决了费马最后定理这道世纪谜题。
此次声明使众多数学家大为惊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图灵奖得主伦纳德·阿德曼（LeonardAdleman）说：“天哪，这也许是数学领域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就连《纽约时报》（NewYorkTimes）也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该发现的报道，并惊呼：“终于，我们找到了这道古老数学谜题的答案！” 但事实证明，这些庆祝为时尚早，怀尔斯在论证的关键部分犯了一个错误。
怀尔斯公布他的论据后，同行们在审核过程中发现该错误。
他又花了一年时间与另一名数学家合作修正了论据。
在回顾自己如何证明这个定理时，怀尔斯把发现的过程比作在一座黑暗的宅邸中前行。
他说，首先要进入第一个房间，花上几个月的 时间摸索前进，四处试探和撞到各种东西。
经历了极大的无所适从和困惑之后，才可能最终找到电灯开关。
然后，他又走向下一个黑暗的房间，一切重新开始。
怀尔斯解释说，这些突破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数月之后的必然成果，没有黑暗中的摸索，这些成果就不可能存在”。
爱因斯坦用类似说法描述了他自己的科学发现过程。
“我们的最终结果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他说，“但是，多年来在黑暗中寻找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真理，强烈的欲望及自信和疑虑反复交替，直到打破僵局，真相水落石出。
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感觉。
” 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们要一直在黑暗的房间里蹒跚而行，穷尽一生寻找真理。
即便他们找到了电灯开关，灯光也可能只照亮房间一隅，剩余的黑暗空间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也黑得多。
但对于他们来说，在黑暗中蹒跚行走比坐在外面光线充足的走廊里要有趣得多。
在学校里，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错误印象，即科学家们走的是一条通往电灯开关的坦途；只要学习某一门课程，掌握一种学习科学的正确方法及一条正确的公式，就能在标准化考试中正确回答问题。
《物理学原理》（ThePrinciplesofPhysics）这样带有崇高标题的教科书，用300页的篇幅神奇地揭示了所谓“原理”，然后一位权威人士走上讲台，给我们灌输“真理”。
理论物理学家大卫·格罗斯（DavidGross）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解释说，教科书“经常忽略了可供人们选择的许多其他道路，人们所发现的许多错误线索，以及人们持有的许多误解”。
我们学习过牛顿的诸多“定律”，仿佛它们是拜上帝所赐或靠天赋得来的，而非牛顿花费多年时间去探索、修改和调整得到的。
牛顿在创立定律方面也经历过失败，尤其是他在炼金术方面的实验。
他试图将铅转化为黄金，却惨遭失败。
这些失败并没有在物理课堂上成为牛顿励志故事的一部分，相反，我们的教育体系把这些科学家的人生经历美化了。
作为成年人，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影响。
我们相信（或假装相信）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还相信这个正确答案已经被某个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人找到了。
因此，我们相信可以用谷歌搜索找到这 个答案，比如，从最新的《更幸福人生的三大招数》（3HackstoMoreHappiness）这样的文章或者自封的“人生导师”那里获得。
可问题在于，答案不再是稀缺的商品，而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廉价。
当我们用谷歌、Alexa或Siri找到答案时，恐怕早已时移世易。
显然，答案并非无关紧要。
你必须先知道某些答案，然后才能提出正确的问题。
但是，这些答案只能作为探索之旅的发射台，它们是开端，而非结局。
如果你每天都沿着一条通向电灯开关的笔直路径去寻找正确答案，那就要当心了。
如果你正在研发的药物肯定有疗效，如果你的当事人在法庭上肯定被判无罪，或者你的“火星探测漫游者”肯定能着陆，那你的工作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唯有充分利用不确定性，才能创造出最具潜力的价值。
我们不应以一种快速宣泄的欲望作为前进动力，而是应该以能够激发好奇心的事物作为燃料。
确定性的终点，就是进步的起点。
我们对确定性的痴迷会产生另一个副作用，它犹如游乐场里的一组哈哈镜，扭曲了我们的视觉。
而我们在这些哈哈镜里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未知的已知事物”。
未知的已知事物 2002年2月12日，在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成为一场新闻发布会的主角。
一位记者提问，美国是否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因为这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
面对这种问题，政治家通常会用预先获得批准的政治短语，比如“调查正在进行”或“事关国家安全，不便回应”等。
然而，拉姆斯菲尔德却出人意料地用火箭科学的一个术语作比喻：“这世上有‘已知的已知事物’，即那些我们知道自己已经了解的事物。
我们也知道，世上存在‘已知的未知事物’，即那些我们知道自己尚未了解的事物。
但 是，世上还有‘未知的未知事物’，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了解的事物。
” 这番言论受到了广泛嘲笑，部分原因在于它的来源颇有争议，但就政治言论而言，它却出奇地准确。
在自传《已知与未知》（KnownandUnknown）中，拉姆斯菲尔德承认他是从时任NASA局长的威廉·格拉汉姆（WilliamGraham）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
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显然在他的演讲中遗漏了另一类事物——未知的已知事物。
病感失认症（Anosognosic）是一个拗口的词语，它指的是某种疾病，而患者不知道自己正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
例如，你把一支铅笔放在瘫痪的病感失认症患者面前，并要求他们拿起笔来，他们不会按你的指示做。
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不拿，他们会回答“呃，我累了”或者“我不需要铅笔”。
正如心理学家大卫·邓宁（DavidDunning）所解释的那样，“他们确实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瘫痪了”。
“未知的已知事物”类似于病感失认症，这是对自欺欺人的另一种表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自己知道某些事物，但实际上并不知道。
我们以为自己牢牢掌握了真相，以为自己的立场是牢不可破的，但实际上它却脆弱不堪，只需一阵狂风就会被吹倒。
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的立场比想象中的脆弱得多。
舆论执着于确定性，尽量避免细微差别。
因此，我们进行公开讨论时，往往缺乏一个严格的体系，把确凿的事实与最佳的假设区分开来。
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确的，而且常常难以分辨哪一部分缺乏真正的证据。
我们已经掌握了“似懂非懂”这门艺术，例如微笑、点头及用一个临时答案来虚张声势。
有人告诉我们要“假戏真做”，而我们已经成为自欺欺人的专家。
我们崇尚自信，认为凡事都要坚定地给出清晰的答案，即使对某个问题只是在维基百科上查了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滔滔不绝，假装知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却无视那些与我们的坚定信念相矛盾的显眼事实。
“发现的最大障碍，”历史学家丹尼尔·
J.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写道，“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博学。
”假装博学的做法使我们闭目塞听，拒绝接受来自外界的有用信号。
确定性使我们忽视自身的无能，我们越是借助激情和夸张的手势说出我们对真理的看 法，我们的自我就越发膨胀，犹如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掩盖了楼底的根基。
自负和傲慢自大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厌恶。
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那样，“大自然厌恶真空”。
他认为，真空一旦形成，就会被周围密度大的物质所填充。
亚里士多德真空原理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物理学范畴。
每当我们面对未知和不确定的领域时，难免会产生知识的真空，很多荒诞的说法和故事就会迅速填补空白。
“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永远充满怀疑的状态中。
”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解释说，“所以我们编造了最好的故事，并把它们当作生活的真相。
” 编造出来的故事是完美的药方，消除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感。
它们填补了我们认知的空白，“拨乱反正”，“化繁为简”，在各种巧合中建立因果关系。
你的孩子表现出自闭的迹象？那就把它归咎于孩子两周前打的疫苗吧。
你看到了火星表面的人脸？那肯定是某种古代文明的杰作，而且巧合的是，这种文明还帮助埃及人建造了吉萨金字塔。
发生了人类大规模生病和死亡事件，而且有些尸体在抽搐或发出声音？在我们知道病毒和尸僵之前，我们的祖先认为那些尸体肯定都是吸血鬼。
我们更喜欢看似可靠的故事，而非混乱和充满不确定的现实。
于是，事实就会变得可有可无，错误信息肆意传播。
假新闻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
让一个好故事和一堆数据较量，故事总会占上风。
这些故事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生动的形象，拨动人们的心弦，产生一种被称为“叙事谬误”的、深刻且持久的效应。
我们记得某人告诉我们，他的雄性型秃顶是长时间晒太阳造成的。
我们听信了这个故事，把逻辑和怀疑抛诸脑后。
然后，学术权威们将这些故事变成神圣的真理。
世上的所有事实都不能阻止民主选举产生的仇恨机器上台，只要它们能向一个天生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一种虚假的确定感。
那些高谈阔论、蛊惑民心的政客以拒绝批判性思维而自豪，他们自信的结论开始主导舆论。
擅长煽风点火的政客通过强化自信感的方式弥补自身知识的不足。
当旁观者陷入困惑之中、试图解读正在发生的事实时，政客们便开始抚慰人心。
他们不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烦扰我们，语言就像是保险杠贴纸标语一样简明。
于是我们全盘接受了他们看似明确的观点，愉快地卸下了批判性思维的重担。
诚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所言，现代世界的问题在于“愚蠢的人过于自信，而聪明人则充满怀疑”。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即使获得了诺贝尔奖，也认为自己是一只“迷茫的猿人”，并以同等的好奇心对待身边的每一样事物，这使他能够看到被其他人忽视的细微差别。
“我觉得，未知让人生变得更有趣。
”他说，“这总比带着有可能错误的答案生活要好。
” 要有费曼这样的心态，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需要非常谦卑。
当我们说出“我不懂”这三个可怕的字时，我们的自负心理会有所削弱，开始敞开心扉、竖起耳朵聆听别人的意见。
承认自己无知并不意味着故意无视事实，相反，这需要我们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存在，并完全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什么。
唯有如此，才能学习和成长。
是的，这种方法可能会暴露出你不愿面对的缺点，但是，纵使不确定性令人不适，也比舒适地犯错要好得多。
最终，改变世界的是那些“迷茫的猿人”，他们堪称不确定性这门艺术的鉴赏家。
不确定性鉴赏家 “有些未知事物正在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理论。
” 1929年，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Eddington）如此描述量子理论的状态，也许他的这句话还道出了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
天文学家犹如在一幢黑暗的宅邸中生活和工作，而这幢宅邸只有5%的区域有照明——宇宙大约有95%由听上去不太吉利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
暗物质和暗能量与光不发生相互作用，所以我们无法看到或 以其他方式检测到它们，对它们的特性也一无所知。
但是，我们知道它们存在于宇宙中，因为它们对其他物体施加了引力。
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Maxwell）曾说过：“完全自知的无知，是知识获得真正进步的前奏。
”天文学家们跨过知识的边界，一头扎进未知的浩瀚海洋中。
他们知道，宇宙就像一只巨大的洋葱，揭开一层神秘的面纱之后，又要面对另一层神秘面纱。
正如萧伯纳（eBernardShaw）所说的那样，科学“如果不提出10个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1个问题”。
当我们的知识领域中的一些空白被填补时，其他空白也就随之出现。
爱因斯坦把这种与神秘事物共舞的做法描述为“最美妙的经历”。
物理学家艾伦·莱特曼（AlanLightman）写道，科学家们站在“已知和未知之间的边界线上，凝视着那个洞穴，不仅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觉得兴奋不已”。
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无知而惊慌，而是在无知中茁壮成长，不确定性变成了对行动的号召。
史蒂夫·斯奎尔斯是不确定性的鉴赏家。
我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运营小组任职时，他是该计划的首席调查员。
他对未知事物的强烈热情极具感染力。
斯奎尔斯博士的办公室位于康奈尔大学空间科学大楼四楼，每当他走进办公室时，里面都会充满活力；而每当话题聊到火星时（这是常有的事），他的眼睛里就闪烁着炽热的激情。
斯奎尔斯是天生的领导者，无论他去哪里，其他人总会追随他。
与所有优秀的领导者一样，他勇于承担责任，也会分享荣誉。
有一次，他在一次任务中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可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奖励名单上画掉，并写上了那些做脏活累活的员工姓名，把奖励留给了他们。
斯奎尔斯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南部，父母都是科学家，而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对科学探索的热情，没有什么能像未知事物那样激发他的想象力。
“在我小时候，”斯奎尔斯回忆道，“我们家里有一本地图册，它有15～20年历史了，有些地方画得不完整。
我一直认为，地图留下空白处，是为了让后人把它填满，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他毕生都致力于寻找和填补这些空白处。
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他修了一门研究生级别的天文学课程。
教这门课程的教授在“海盗”号（Viking）项目的科学团队任职，这 个项目将两颗探测器发射到火星。
该课程要求斯奎尔斯写一篇原创的期末论文，为了获取灵感，他走进了校园里的一个房间。
在那里，“海盗”号轨道飞行器所拍摄的火星图像已经积满了灰尘。
他原本计划花15～20分钟看完那些照片，“4个小时后，我才走出那个房间，”斯奎尔斯解释道，“此刻我很清楚自己的余生要做什么。
” 斯奎尔斯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空白画布”。
在离开那幢大楼很久以后，他的脑海里还想着火星表面的图像。
“我看不懂照片上的东西，”斯奎尔斯说，“但它的美丽无人能比，这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
” 未知事物的吸引力使斯奎尔斯成为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
他说，即使在未知世界中驰骋纵横了30多年，“我的内心仍然涌动着那股激情”，“看到没人见过的东西，就会感到无比兴奋”。
但是，喜欢未知事物的人不仅仅是天文学家，另一位名叫“史蒂夫”的人也是其中之
一。
在每个电影场景的开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Spielberg）都发现自己被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围着。
“每次开始拍摄一个新场景，我都很紧张。
”他解释说，“我不知道自己听到台词后会想到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对演员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要把摄影机放在哪里。
”遇到同样的情况，其他人可能会惊慌失措，但斯皮尔伯格形容这是“世上最美妙的感觉”。
他知道，只有在具有巨大不确定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他的最佳创造力。
无论在火箭科学领域，电影艺术领域，还是在你那家填补业界空白的企业中，所有进步都发生在“黑屋子”里。
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害怕黑暗。
从我们放弃舒适光线的那一刻起，恐慌就开始了。
黑暗的房间里充满了我们的恐惧感，我们囤积货物，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不确定性很少会引发灾难。
不确定性会带来快乐和发现，并能充分发挥你的潜能；不确定性意味着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发现那些至少在短期内没人见过的事物。
当我们把不确定性当作朋友而非敌人时，生活就会给我们更多惊喜。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黑屋子”的大门都是双向而非单向的——我们对许多未知事物的探索活动是可逆的。
正如商业大亨理查德 ·布兰森（RichardBranson）所写的那样：“你可以走过去，看看感觉如何，然后走回另一边，看看是否行不通。
”你只要把门开着就行了。
布兰森正是用这种方法创立了他的英国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VirginAtlantic）。
他与波音公司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新航空公司创业失败，他可以把自己买的第一架波音飞机还给波音公司。
布兰森把一扇看上去单向通行的门，变成了双向通行的大门，如此一来，如果他对房间里看到的东西感到不满意，就可以走出大门。
不过，“走进”这个词并非正确的比喻。
不确定性鉴赏家不只是走进黑暗的房间，他们还在里面跳舞。
我指的不是那种尴尬的、张开双臂的中学式舞蹈——既与暗恋对象严格保持半米距离，同时还想跟对方闲聊。
不，他们跳的舞蹈更像探戈，姿态优美、亲密，舞伴之间贴得很近，虽然有点令人不适，却非常优雅。
他们知道，寻找光明的最佳方式不是将不确定性拒之千里之外，而是直接落入它的怀抱之中。
不确定性鉴赏家知道，若实验产生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果，那这根本不是实验，而不断审视同样答案的做法也称不上进步。
如果我们只探索前人开拓好的道路，而不去玩那些不知道怎么玩的游戏，我们就会停滞不前。
只有当你在黑暗中跳舞的时候，只有当你不知道电灯开关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电灯开关是何物的时候，你才能开始取得进步。
先经历混乱，然后才能取得突破。
停下了舞步，进步也就随之终止了。
万有理论 爱因斯坦一生有很多时候与不确定性共舞。
他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实验，提出了前人从未想过要问的问题，并解开了宇宙最深层的奥秘。
然而，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找确定性。
让他感到困扰的是，我们有两套解释宇宙是如何运作的定律，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前者适用于体积非常大的物体，后者则适用于非常小的 物体。
他想给这种不和谐带来统
一，用一套单
一、连贯、美妙的方程式来支配它们，也就是找到所谓的“万有理论”。
最让爱因斯坦感到困扰的就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
正如科幻作家吉姆·巴戈特（JimBaggott）所解释的那样：“在量子力学诞生之前，物理学一直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即做这件事，就会得到那个结果。
”但是，新诞生的量子力学讲的似乎是：当我们做这事时，只有在一定的概率下才能得到那个结果（即便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可能得到另一种结果”）。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依然自认为是万有理论的“狂热信徒”，他觉得可以用统一的理论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并确信他不会面对所谓的“邪恶量子”。
但是，爱因斯坦越急切地寻求某种一致的理论，就越找不到答案。
在寻找确定性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失去了惊奇感，以及他早期工作中特有的那种无先入之见的思想实验。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是人类的一种追求。
我们都渴望绝对的、相互作用的、纯粹的因果关系，即A必然导致
B。
在我们的预估数值和PPT幻灯片中，一个变量总是产生一个结果，两者呈线性关系，根本没有任何曲线或分数来捣乱。
但现实有着更为微妙的差别，这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事。
爱因斯坦早年提出光是由光子组成这一理论时，用到了“在我看来”这句话。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则用“我认为”来介绍进化论。
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Faraday）称，他在推出磁场理论时经历过“犹豫”。
当肯尼迪承诺将人类送上月球时，他承认我们正一脚踏入未知的领域。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极具信念和远见的行为。
”他向美国公众解释道，“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好处等着我们。
” 这些话并非什么豪言壮语，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科学知识是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确定陈述组成的，有些陈述的不确定程度高，有些陈述几乎是确定的，不存在绝对确定的陈述。
”费曼解释说。
当科学家们做陈述时，“问题不在于陈述的真假，而在于陈述真假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科学领域，人们拒绝接受绝对真理， 而更倾向于某个范围内的真理，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惯例。
科学答案以近似值和模型的形式出现，充满了神秘感和复杂性，它们都有误差范围和置信区间。
坊间流传的事实通常只是一种概率，前文所说的火星陨石就是例子之
一。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出现一种万有理论，即能够明确回答所有问题的理论。
现有理论和实践是多样的，登陆火星的正确方式不止一种，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不止一种（我一直都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扩大你所在企业规模的正确战略也不止一种。
在寻找确定性的过程中，爱因斯坦遇到了障碍。
但是，他对万有理论的追求可能也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头。
今天，许多科学家拿起接力棒，继续爱因斯坦对这一核心理论的探索，希望能够把我们对物理定律的理解统一起来。
其中一些努力很有前景，但尚未取得成果。
未来，科学家只有在接受不确定性、密切关注异常事物的情况下，才会有突破性进展，因为异常事物正是进步的主要驱动力。
这真有趣 威廉·赫歇尔（WilliamHerschel）是18世纪的作曲家，出生于德国，后移民英格兰。
他很快便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擅长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并连续创作了24首交响乐。
不过，另一种非音乐形式的创作使赫歇尔的音乐生涯黯然失色。
赫歇尔痴迷数学。
由于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他转而向书本寻求答案。
他大量阅读了三角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书籍，还看过我最喜欢的詹姆斯·弗格森（JamesFerguson）所著的《运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原理向数学零基础的人解释天文学》（AstronomyExplainedUponSirIsaacNewton’sPrinciples,andMadeEasytoThoseWhoHaveNotStudiedMathematics）。
这本书是18世纪版的《傻瓜天文学》（AstronomyforDummies）。
他看了一些关于如何建造望远镜的书，然后请当地一名做镜子的工匠教他造望远镜。
赫歇尔开始制造望远镜，每天打磨镜子16个小时，用粪肥和稻草制作模具。
1781年3月13日，赫歇尔在他家后院用自制的望远镜仰望天空，寻找双星，也就是彼此相距较近的恒星。
他在金牛座靠近双子座的边界发现了一个特殊天体，它似乎不应该出现在那个位置。
赫谢尔被这一异常现象吸引到了，过了几个晚上，他又把望远镜对准了这个天体，并注意到它相对于背景里的恒星是移动的。
“那是一颗彗星，”他写道，“因为它的位置已经改变了。
” 但赫歇尔最初的预感是错的。
那个天体不可能是彗星，它没有尾巴，也没有像典型的彗星那样沿着椭圆轨道运动。
当时，土星被认为是太阳系行星的外部边界，人们认为土星之外不存在行星。
但是赫歇尔的发现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它在已知的太阳系边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电灯开关”，并使整个太阳系的体积增加了一倍。
事实证明，赫歇尔观察到的“彗星”是一颗新行星，人们后来以天空之神的名字为它命名，称其为“天王星”。
天王星被证明是一颗不守规矩的行星。
它会毫无规律地加速和减速，拒绝遵守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理应能够准确预测一切物体的运动规律，无论是地球上的物体，还是行星在太空中的运行轨迹。
法国数学家奥本·勒威耶（UrbainLeVerrier）从这一异常现象中推测出，土星以外存在另一颗行星。
勒威耶猜测，这颗行星可能拖拽着天王星，要么将天王星向前拉并加速，要么将它拉回并使其减速，而这要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
正如与勒威耶同一时代的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Arago）所说的那样，勒威耶只是动动笔尖，用数学就发现了另一颗行星。
这颗名为“海王星”的新行星，后来在勒威耶预测的范围内被观测到。
牛顿早在160年前所写的一套定律，就预测了这颗行星的存在，真是惊人的巧合。
随着海王星的发现，人们观察到牛顿的诸多定律似乎在太阳系外部边缘的地位也是那么至高无上。
然而在离地球较近的地方，有一颗叫“水星”的行星似乎出现了问题。
这颗行星拒绝顺应人类预期，偏离了牛顿定律预测的轨道。
一直以来，我们很容易将这种瑕疵视为偏差，即它只是牛顿定律的例外，尤其水星似乎是唯一一个不符合牛顿定律的行星，而且即使在当时，它也只是略微不符合牛顿定律而已。
但是这个微小的反常现象反映了牛顿定律的一个重大缺陷。
爱因斯坦抓住这个小瑕疵，提出了一种能精确预测水星轨道的新理论。
在描述重力时，牛顿依赖的是一个粗糙的模型，称“万物互相吸引”；相比之下，爱因斯坦的模型则要复杂得多，他说：“物质扭曲空间和时间。
”为了理解爱因斯坦这句话的意思，请想象一下：把一颗保龄球和一颗台球放在蹦床上，重量较大的保龄球会使蹦床的结构弯曲，使重量较轻的台球向它移动。
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引力的工作方式同样如此：它扭曲了空间和时间的结构。
离太阳这个巨大的“保龄球”越近（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时间和空间的扭曲就越大，与牛顿定律的偏差也就越大。
这些例子表明，当你注意到某种异常现象时，只有关掉自己脑海中的一个开关，才能走向“电灯开关”那条路。
然而，我们不是天生就能注意到异常现象。
在孩提时代，大人就教导我们把所有事物归为两类：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
刷牙和洗手都是好的，陌生人让我们坐进一辆简陋的白色面包车则是件坏事。
正如
T.C.钱伯林（
T.C.Chamberlin）所写的那样，“从好处着眼，孩子们只期望好的事物；从坏处着眼，则眼里只有坏的事物。
从坏的方面来期望好的行为，或从好的方面来期望不好的行为，与童年时期的心理教育方法有着极大差异”。
我们相信，正如阿西莫夫所描述的，“所有不完全和不绝对正确的东西都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过度简单化的做法有助于儿童时代的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逐渐成熟后，却无法摆脱这一误导性理论的影响。
我们四处碰壁，与现实格格不入，想把所有人和事放入条条框框里，形成令人满意但具有误导性的错觉，以为自己已经使一个混乱的世界恢复了秩序。
异常现象使这幅非好即坏、非对即错的清晰画面发生了扭曲。
即使没有不确定性，生活也够烦了，所以我们选择忽略异常现象，以此消除不确定性。
我们说服自己，相信异常现象必定只是极端的异常值或测量误差，所以我们可以假装它不存在。
这种态度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新的发现并非出现在某些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而是在某些事情不正常时，这种新奇事物与人们的预期背道而驰。
”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解释说。
阿西莫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他说科学界最令人兴奋的话并非“我找到了”，相反，科学的发展往往始于有人注意到某种异常现象，并说“这真有趣……”量子力学、X射线、DNA（脱氧核糖核酸）、氧气、青霉素和其他事物的发现，都发生在科学家们接受而非忽视异常现象的时候。
爱因斯坦的小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为什么出名。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爱因斯坦提到了自己发现别人忽略的异常的能力：“当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行时，不会注意到自己经过的轨道其实是弯曲的（这是含蓄地指相对论）。
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甲虫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 但在路易斯·巴斯德（LouisPasteur）看来，幸运只眷顾那些做好准备的人。
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一些微妙的线索时——数据有些问题，结论下得太快或流于表面，观察结果并不完全符合理论——旧模式才能给新模式让路。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正如进步源自接受不确定性，进步本身同样会产生不确定性，因为一个新的发现会对另一个发现提出质疑。
被降级 说起发现行星，业余天文学家往往比专家行动更快。
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克莱德·汤博（ClydeTombaugh）的20岁美国堪萨斯州农民在业余时间忙于建造望远镜，他像一个多世纪前的赫歇尔一样自己打磨镜片和镜子。
他用自制的望远镜对准火星和木星，并绘制它们的图像。
汤博知道亚利桑那州的洛厄尔天文台正在研究行星天文学后，一时兴起，把画下来的行星图像寄给了天文台。
汤博的画给洛厄尔的天文学家留下深刻印象，天文学家便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1930年2月18日，在对比天空的不同照片时，汤博发现一个模糊的点在来回移动。
事实证明，那是一颗位于海王星之外的行星，位置远离太阳。
这颗行星最终以罗马神话中冥府之神的名字命名，叫作“冥王星”。
但这颗新加冕的行星有点不对劲。
经过计算，天文学家发现测得的冥王星的尺寸一直在缩小。
1955年，天文学家认为冥王星的质量与地球相似。
13年后也就是1968年，新的观测结果表明，冥王星的重量约为地球质量的20%。
1978年之前，冥王星的观测结果一直在缩小，当时的计算结果无疑把冥王星变成了一颗无足轻重的行星。
经过计算得出，它的质量只占地球质量的0.2%。
冥王星比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要小得多，却被过早地宣布为行星。
其他新发现也使冥王星的地位开始受到质疑。
后来，天文学家们又在海王星以外陆续发现球形天体，它们的大小与冥王星大致相同。
然而，这些天体都不能被称作行星，仅仅因为冥王星恰比它们稍大一点。
这个随意的参照标准一直持续到2003年10月。
那一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行星，并认为它比冥王星更大，太阳系产生了第10名成员。
它位于太阳系的外部边缘，人们以专门挑起纷争的不和女神“厄里斯”的名字命名，叫作“阋神星”（Eris）。
不和女神厄里斯果然名副其实，它很快就在科学界引起大量争议。
在阋神星被发现之前，天文学家们懒得定义“行星”这个词，但阋神星迫使了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必须确定阋神星到底是不是一颗行星。
国际天文联合会（InternationalAstronomicalUnion）承担起了这项任务，该联合会负责天体的命名和分类。
在2006年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天文学家们对行星的定义进行了投票表决，而冥王星和阋神星都不符合行星的标准。
经过简单的投票，联合会剥夺了冥王星的行星称号。
文化、历史、教科书、米老鼠的宠物狗[5]和无数的行星记忆法都见鬼去吧，“我那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给我们做了9个比萨饼”这句话也不成立了。
[6] 从新闻报道看，似乎有一群带着恶意的天文学家用激光束对准这颗人见人爱的矮行星，然后把它射出了天空。
牵头冥王星除名工作的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布朗（MikeBrown）火上浇油，他向新闻界宣称：“冥王星已经死了。
”这番话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总统宣布奥萨马·本·拉登（OsamabinLaden）被暗杀受到的关注度相同。
结果，成千上万的冥王星粉丝发出怒吼，而在这颗行星被从太阳系九大行星行列除名之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冥王星的粉丝。
网络请愿蜂拥而至。
美国方言协会（AmericanDialectSociety）的投票显示，“除名”（plutoed）成为美国2006年度的最热词，这个词的意思是“降职或贬低某人或某物”。
人们还造了一个新句子，用来帮助记忆新的太阳系行星组合，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民众的情绪——“卑鄙邪恶的人类使大自然缩水了”（MeanVeryEvilMenJustShortenedUpNature）。
美国好几个州的政界人士认为，他们要立刻为冥王星的除名采取立法行动。
义愤填膺的伊利诺伊州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声称冥王星遭遇了“不公平的降级”。
新墨西哥州众议院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说法，指出“当冥王星经过新墨西哥的美丽夜空中时，我们就将它称为行星”。
我们知道，冥王星对维护宇宙秩序极其重要：有限的、不变的行星数量，给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宇宙带来了一些确定性；这是学校可以教给学生的确切知识，老师也可以对这个知识点进行标准化考试。
但一夜之间，宇宙悄悄发生了变化。
70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冥王星是一颗行星，这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现在来说它不是一颗行星，那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值得争论？ 这些关于宇宙“不公正现象”的争论，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冥王星并不是太阳系中第一个被降级的天体，而世人对这种天体降级的激烈反应也不是头一回了。
没错，这份“荣誉”属于我们自己的星球。
当每个人都认为地球是宇宙舞台的中心时，哥白尼（Copernicus）横空出世，挥动笔杆，把地球降格为一颗单纯的行星。
“在我们看来，太阳所特有的运动并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地球和我们的运行轨道。
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围绕太阳旋转。
”哥白尼写道。
“和其他星球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是万物的中心，我们很普通。
哥白尼的发现堪比冥王星的降级，动摇了人们的确定感和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
结果，哥白尼的学说被禁了近一个世纪。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Adams）令人捧腹的著作《银河系漫游指南》（TheHitchhiker'sGuidetotheGalaxy）中，超级计算机“深思”被要求回答“关于生命、宇宙和万物等终极问题的答案”。
经过750万年深思之后，它给出了一个明确但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答案：42。
尽管这本书的书迷试图为这个数字赋予某种象征性的意义，但我觉得它没有任何意义，亚当斯只不过是在借此嘲笑人类多么渴望和执着于确定性。
事实证明，太阳系行星的数量“9”和数字“42”一样毫无意义。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只是办公室里最平常不过的一天，科学根本不关心人们对行星的感情、情感或非理性依恋。
可以肯定的是，天文学界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个事实。
逻辑战胜了情感，人们制定了新的标准，九大行星变成了八大行星，仅此而已。
扼杀冥王星的迈克·布朗认为，这次冥王星被降级是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不应成为怨恨的根源。
在他看来，老师可以借助冥王星的故事向学生们解释，为何在科学领域通往正确答案的道路很少是笔直的，而人生之路同样如此。
行星一词的起源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英语“行星”（）起源于希腊语中意为“流浪者”的一个词。
古希腊人仰望天空，看到一些天体围绕着位置相对固定的恒星移动，便把这些移动的天体称为“流浪者”。
就像行星一样，科学也在“流浪”。
剧变带来进步，而进步会产生更剧烈的变化。
“人们希望安定，但只有当他们不安定的时候，心中才会抱有希望。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写道。
世界在前进，那些固守旧事物的人会被抛弃。
冥王星降级的故事表明，无论不确定性多么温和，我们都会因此深感不安。
但是，要想适应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弄清楚哪些东西才真正令人不安，又有哪些东西不会如此。
这需要我们玩一场躲猫猫游戏。
高风险的躲猫猫游戏 想象一下，你搭乘着一枚火箭，这枚火箭起爆的威力不亚于小型核弹，而你却不知道它是否会顺利起飞。
宇航员称之为“星期二现象”。
人们曾经担心负责将“水星”计划（Mercury）宇航员送上太空的“阿特拉斯”号（Atlas）运载火箭太易损坏。
“在卡纳维拉尔角，‘阿特拉斯’号火箭推进器隔三差五地发生爆炸。
”前宇航员、后来成为不幸的“阿波罗13”号任务指挥官的吉姆·洛维尔（JimLovell）回忆道，“它看起来像是一种快速缩短职业生涯的方式，所以我接受了那份工作。
”谈起“阿特拉斯”号火箭，美国太空计划首席设计师韦纳·冯·布劳恩（WernhervonBraun）说道：“约翰·格伦（JohnGlenn）要乘坐那玩意儿上太空？光是坐在火箭上面，他就应该获得一枚勋章。
”太空飞行对人类身体状况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过去知之甚少。
根据指示，格伦每20分钟要看一次视力检查表，以免失重现象扭曲他的视力。
如果你想知道格伦对绕地球轨道飞行作何感想，作家玛丽·罗奇（MaryRoach）这样调侃说，那“就像去看眼科医生”。
在流行文化中，洛维尔和格伦这样的宇航员被描绘成一群敢于冒险、昂首阔步、勇往直前的高手，他们能够轻轻松松地坐在充满危险的火箭上。
这样的形象虽然是很好的影视题材，但很容易误导公众。
宇航员之所以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超人般的神经，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用知识减少不确定性这门艺术。
正如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ChrisHadfield）所说的那样：“为了在高压力、高风险的情况下保持冷静，你真正需要的是知识……被迫直面失败的可能性，研究它，剖析它，梳理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和后果，这种做法真的很管用。
” 即使坐在一枚易损坏的火箭上，早期的很多宇航员也觉得一切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因为他们亲自参与了火箭的设计。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也有不懂的知识，知道哪些东西应该关注，哪些东西应该忽略。
要解决这些不确定性问题，首先要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
举个例子，科学家们确定他们不知道失重状态是否会影响视力，所以他们要求格伦带一张视力检查表上太空。
这种方法还有另一个好处：如果我们弄清楚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就会包容不确定性，并减少与之相关的恐惧感。
正如作家卡罗琳·韦伯（CarolineWebb）所写的那样：“我们给不确定性设定越宽广的边界……我们大脑剩余的模糊感就越容易控制。
” 想想躲猫猫游戏——人类普遍爱这个游戏，因为据说几乎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某种形式的躲猫猫游戏。
人们使用不同语言玩这个游戏，但“节奏、力度变化和共享的快乐”都是一样的。
游戏是这样玩的：首先，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婴儿面前，然后被双手挡住。
婴儿坐在那里，一脸的困惑，还稍微有点惊慌，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那双手又张开了，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一切如常。
接下来便是一阵欢笑。
但是，如果加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接下来就不会有笑声了，或至少笑得没那么开心。
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张开手后出现的不是原来的人，而是另一个人，婴儿的笑容会少一些；而当同一人是在不同位置再次出现时，婴儿笑容也会减少。
即使是6个月大的婴儿，也会对那个人的身份和位置有某种程度的确定性期望。
当这些可变因素出乎意料地发生变化时，婴儿们的快乐程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知识把充满不确定性的局面变成一场高风险的躲猫猫游戏。
没错，太空飞行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宇航员要冒着生命危险。
但是，宇航员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婴儿没什么两样——当双手打开的那一刻，他们都得弄清楚谁会出现在对面。
无论是婴儿还是宇航员，都希望不确定因素是安全的。
我们喜欢从远处观看狩猎活动，喜欢坐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琢磨《怪奇物语》（StrangerThings）中人物的命运或阅读斯蒂芬·金（StephenKing）的最新小说——谜团即将揭开，凶手的面纱即将揭开。
可是，当我们不知道凶手是谁，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悬念仍悬而未决的时候，我们的热血就开始沸腾。
举个例子，《迷失》（Lost）和《黑道家族》（TheSopranos）就是这种电视剧，它们的结局都是戛然而止的。
换句话说，当不确定性缺乏边界时，人们就会变得极度不适。
倘若任由这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在你的脑海中发酵，恐惧感就会越 来越强。
“恐惧来自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以及你觉得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缺乏控制感。
当你感到无助时，你会比知道事实更觉得恐惧。
如果你不知道该担心什么，那么所有事物都令人感到不安。
”哈德菲尔德写道。
要确定该担心哪些事物，就应该遵循《星球大战》系列中尤达大师的金玉良言：“恐惧须有名状，方可驱除。
”我发现，必须用铅笔（如果你热衷于技术的话，也可以用钢笔）写下它们。
问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写下你担心的事物及已知和未知的不确定因素，然后一一剖析它们。
当你揭去未知事物的神秘面纱，把“未知的未知”变成“已知的未知”，你就能拔去它们的“毒牙”。
它们的面纱褪下以后，你就会清楚地看到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发现不确定性，往往比你所害怕的事物要可怕得多。
你还将意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对于你而言最重要的事物多半依旧存在。
还有，千万别忘了事物都有好的一面。
除了考虑最坏的情况，你还要问自己：“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消极的想法比积极的想法更能使我们产生共鸣。
按心理学家里克·汉森（RickHanson）的说法，大脑消极起来就像钩毛搭扣，积极起来则像特氟龙不沾涂层。
除非你同时考虑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否则的话，你的大脑会引导你走向看似最安全的道路，也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
不过，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的那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西方谚语用“彩虹尽头有一罐黄金”来形容那些难以实现的梦想，而当这样的梦想在彩虹那端等待你时，你更有可能迈出通向未知事物的第一步。
确定了什么东西真正值得警觉之后，你可以采取措施减轻风险，方法是从火箭科学的规则手册中调用两个规则——冗余和安全边际。
现在，让我们一起研究这两点。
为什么冗余不是多余的 在日常生活中，“冗余”一词是贬义的，但在火箭科学中，是否有冗余可能就决定了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成败关乎生死。
航空航天领域中的“冗余”是指创建备份，以避免因某个故障点而危及整个任务 的情况出现。
宇宙飞船的设计要满足一个条件：即使出了故障，它也能正常运行，也就是“有故障而不失效”。
你开的汽车后面有一个备用轮胎，前面有一个紧急制动装置，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的车胎没气或者刹车失灵，就得靠这些备用装置收拾烂摊子。
例如，SpaceX的“猎鹰9”号（Falcon9）火箭配备了9个引擎。
这些引擎彼此之间有充足的隔离空间，即使某个引擎发生故障，航天器也能完成任务。
最重要的是，引擎的设计决定了它只会“优雅地”失效，不会损害其他组件并危及航天任务。
在2012年“猎鹰9”号的一次发射中，其中1个引擎在飞行过程中失灵，其他8个引擎却持续轰鸣。
飞行计算机关闭了有故障的引擎，并调整了火箭的飞行轨道，把引擎故障也考虑在内。
火箭继续爬升，将它的货物运送到轨道。
航天器上的计算机也使用冗余装置。
在地球上，电脑往往免不了崩溃或死机，而在有压力的太空环境中，计算机发生故障的概率有增无减，因为计算机在太空中要经历无数振动、冲击、变化的电流和波动的温度。
正因为如此，航天飞机的计算机是4倍冗余的，即飞机上有4台计算机在运行着同样的软件。
这4台计算机会通过一个多数投票系统就下一步动作进行单独投票。
如果其中一台计算机发生故障，开始乱输出数据，其他3台计算机就会投票将其排除在外（没错，伙计们，火箭科学比你想象的更民主）。
冗余装置要正常工作，就必须独立运行。
一架航天飞机配备4台计算机，这听起来非常棒，但由于它们运行着相同的软件，所以只要一个软件出现错误，4台计算机就会同时瘫痪。
因此，航天飞机还配备了第5个备用飞行系统。
该系统安装有一款不同的软件，而这款软件由不同于其他4款软件的分包商提供。
如果某个一般性的软件错误使4台相同的主计算机瘫痪，则备用系统将启动，并会将航天飞机送回地球。
尽管冗余是一种很好的保险措施，但它同样遵循收益递减定律。
额外的冗余增加到某种程度之后，就会无谓地增加设备的复杂性、重量和成本。
波音747飞机当然可以有24台引擎而不是4台引擎，但这样你就得花上1万美元才能乘坐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狭窄经济舱座位。
过度的冗余还会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提高可靠性，反而对其造成影响。
冗余设备增加了额外的故障点。
如果波音747飞机上的各台引擎 没有正确隔离，那么一台引擎发生故障就有可能损害其他引擎；而每增加一台引擎，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这样的风险促使波音公司得出一个结论：引擎数量越少，事故发生的风险就越低。
于是波音777飞机上只安装了2台引擎，而不是4台。
正如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中将看到的那样，冗余所提供的安全性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可能导致人们做出草率决定。
他们可能会错误地假设：即使出了问题，也会有一个故障保护装置保驾护航。
换句话说，冗余不能代替优秀的设计。
想想看，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存在哪些冗余现象？你们公司的“紧急制动装置”或“备用轮胎”在哪里？若你的团队损失了一个有价值的成员、一家重要的经销商，或者一个重要的客户，你将如何应对？如果你的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你会怎么做？即使某个组成部分失效，整个系统也必须能够继续运行。
安全边际 除了将冗余考虑在内，火箭科学家还通过打造安全边际来解决不确定性难题。
例如，他们建造的宇宙飞船比表面看上去的更结实，隔热层厚度也超过标准要求。
这些安全边际保护着宇宙飞船，以防充满不确定性的太空环境比预想中更恶劣。
随着风险上升，安全边际也应该随之增加。
发生故障的概率高吗？如果发生故障，代价会不会很高？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这扇“门”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如果你要做出不可逆转的单向决策，就要留出更高的安全边际。
我们为宇宙飞船所做的决定大多是不可逆转的。
飞船发射后，就没有机会召回它上面的硬件了。
所以，我们在飞船上使用的工具必须是多用途的，就跟双向门差不多。
让我们暂时回到“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
该项目于2003年向火星发送了两台探测器——“勇气”号和“机遇”号。
当探测器降落在火星表面时，我们即将发现的事物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采用了“瑞士军刀”法。
在为火星登陆行动做计划时，我们把各种不同的工具放在探测器上，尽量把它们变得灵活多能。
我们的探测器安装了能够观察火星表面的摄像头，能够对土壤和岩石成分进行分析的光谱仪，能够进行近距离观察的显微成像仪，还有一个像锤子的研磨工具可以使岩石内部结构暴露出来。
我们还可以操控探测器检查不同地点，只不过它的行进速度实在太慢，每天大约行进2米的距离。
在这两辆探测器的着陆点，我们看到了火星轨道飞行器拍摄的区域快照，对将会出现的情况有所了解。
但是，正如史蒂夫·斯奎尔斯所言，我们对这两个着陆点的期望是“完全、彻底、绝对错误的”。
所以，我们学会了借助探测器上的工具来解决火星给我们带来的难题，而不是我们预期中的难题。
如果宇宙飞船上的工具用途广泛，它们就可以用来实现远远超出其预期用途的功能。
2006年3月，“勇气”号的右前轮失灵，操控“勇气”号的导航员便将它倒着开，直至其服役结束。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同样也发生了机械故障，导致其钻头失效。
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探测器上仍能正常运行的部件来钻孔。
他们在地球上用另一台与“好奇”号一模一样的探测器成功地测试了新的钻探技术，然后向“好奇”号发出指令，在火星上进行试验，效果非常好。
同样的方法拯救了执行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3”号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
在月球附近，这架航天飞机的氧气罐爆炸，指挥舱中的电力和氧气供应耗尽。
所以3位宇航员必须离开指挥舱，进入登月舱，用登月舱作为返回地球的救生船。
但是，登月舱是一个小型蜘蛛形航天器，只能供两名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和轨道航天器之间往返。
3个人坐在登月舱里呼吸，导致舱内迅速充满二氧化碳，十分危险。
指挥舱里有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形过滤罐，但它们不适合月球舱圆形的过滤系统。
在地面的帮助下，宇航员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管状袜子、胶带和其他随手找到的物品，把那个方形罐子塞到了圆形过滤系统里——方枘终于入了圆凿。
这里有许多适合我们所有人的重要经验。
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经常为自己的不作为编造借口，比如“我不够格”“我感觉还没做好准备”“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联系人”“我没有足够的时 间”，等等。
除非找到一种保证可行的方法，否则我们不会开始行动（最好是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而且月薪达6位数）。
但是，绝对的确定性犹如海市蜃楼。
在生活中，我们必须以不完善的信息为基础，用粗略的数据做决策。
“当探测器在火星着陆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斯奎尔斯承认道，“以前没人这样做过，你又怎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团队拖延决策，等到选择以完全清晰的方式自动呈现出来（即拥有关于登陆地点的完善信息，然后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工具），那我们就永远无法到达火星。
若有其他人愿意与不确定性共舞，或许他们早就在我们冲向终点线之前把我们打败了。
正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Rumi）所写的那样，唯有迈开步伐，路才会出现在前方。
尽管威廉·赫歇尔不知道自己会发现天王星，但他还是迈开步伐，打磨望远镜，并阅读天文学入门书籍。
青少年时期的安德鲁·怀尔斯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关于费马最后定理的书籍，他不知道自己的好奇心会将他带往何方，但他还是迈开了步伐。
尽管史蒂夫·斯奎尔斯不知道他的“空白画布”会引领他发现火星，可他还是迈开步伐，去寻找那块画布。
秘诀就在于：在看到一条清晰的道路之前，你就要开始行走。
迈开你的步伐吧，尽管前方会遭遇卡住的轮子，坏了的钻头，以及爆炸的氧气罐。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如果你的轮子卡住了，你可以学会倒着走，又或者，你可以用胶带来阻止灾难发生。
迈开你的步伐吧，当你习惯行走时，你会看到自己对黑暗的恐惧感慢慢消失。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正如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动中的物体会保持运动状态。
一旦你迈开步伐，就会一直走下去。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你的小小步伐最终会变成巨大的飞跃。
迈开你的步伐吧，如果有帮助的话，可以带上一袋花生，让它给你带来好运。
迈开你的步伐吧，行走不是因为容易，而是因为它很难。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这是前进的唯一方式。
请访问网页/rocket，查找工作表、挑战和练习，以帮助你实施本章讨论过的策略。
第2章 第一性原理 每次革命性创新背后的要素 原创性在于回归本源。
——安东尼·高迪（AntoniGaudi） “标价过高”一词不存在于绝大多数硅谷创业者的词汇表中。
可是，当埃隆·马斯克去购买火箭，准备把宇宙飞船送上火星时，他体验到了惊人的价格。
在美国市场上，两枚火箭的售价高达1.3亿美元。
这还只是运载火箭的价格，不包括宇宙飞船本身，而飞船上的载荷会进一步增加发射总成本。
所以，马斯克觉得他应该去俄罗斯试试运气。
他去了几趟俄罗斯，购买退役的洲际弹道导弹（上面的核弹头已被拆除）。
他与俄罗斯官员的会面离不开伏特加助阵，每两分钟双方都要举杯庆祝（祝酒词无非是“为太空干杯！为美国干杯！为美国开发太空干杯！”）但是对于马斯克来说，当俄国人告诉他每一枚导弹将花费他2000万美元时，欢呼变成了嘲笑。
尽管马斯克很富有，但火箭的成本实在太高，他根本没那么多钱创办太空公司。
他知道，他必须另辟蹊径。
马斯克出生在南非。
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在进行变革，使一个个行业屈从于他的意志。
在12岁的时候，他编出了人生第一款电子游戏程序，并卖掉了它。
17岁那年，他移民到加拿大，后来又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主修物理和商业。
然后，他退出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课程，与弟弟金巴尔（Kimbal）共同创办了一家专门提供在线城市指南的公司Zip2。
当时埃隆·马斯克身无分文，买不起一套公寓，只能在办公室的蒲团上睡觉，洗澡问题也只能在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解决。
1999年，28岁的马斯克把Zip2卖给了康柏公司（Compaq），马上就变成了千万富翁。
然后他拾起筹码，把它们放在一张新的赌桌上。
他将出售Zip2所得的收益用来创建网上银行，后来更名为PayPal。
当PayPal被eBay（亿贝）收购时，马斯克轻而易举地获得了1.65亿美元。
在这笔交易敲定前几个月，马斯克就已经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滩上晒太阳了。
但他并没有打算退休，也没有闲着翻阅丹·布朗的最新小说。
不，马斯克在海滩上想看的是《火箭推进技术原理》（FundamentalsofRocketPropulsion）。
这位PayPal的创始人正在执行一项任务，他要把自己变成“火箭人”。
航天工业在鼎盛时期是创新的前沿。
可是马斯克想进入这个行业时，各家航空航天公司已经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境地。
航天工业是与科技相关的稀有产业，该产业违背了摩尔定律。
这一定律是以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的名字命名的，根据该定律，计算机的性能呈指数级发展，每两年翻一番。
20世纪70年代的一台电脑能够占满整个房间，而如今它装进了你的口袋里，且计算能力要强大得多。
但是，火箭技术推翻了摩尔定律。
“我们都知道，明年的软件肯定会比今年好，”马斯克说，“但火箭的价格实际上每年都在大幅上涨。
” 马斯克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趋势的人，但他是率先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之
一。
他创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简称SpaceX。
他给公司定下了一个大胆的目标：殖民火星，使人类成为跨行星物种。
然而，马斯克虽说财力雄厚，却还没有足够的钱在美国或俄罗斯市场上购买火箭。
他向风险投资家推销SpaceX，但他们实在难以说服。
马斯克解释说：“太空距离地球上几乎任何一家风投公司的舒适区都很远。
”他拒绝让朋友投资，因为他认为SpaceX的成功概率只有10%。
马斯克意识到，自己的方法存在严重缺陷，于是打算放弃。
不过他并没有真的放弃，而是决定回到第一性原理——亦即本章的主题。
在我解释第一性原理思维的工作机制之前，首先我们要探讨该思维的两种障碍。
你将了解到，为什么知识会成为一种缺陷而非一种美德；你将了解到，罗马帝国的一位道路工程师是如何最终决定了NASA航天飞机的宽度；你还将发现那些无形的规则会阻碍你前进，然后学 习如何摆脱它们。
我会阐述一家制药行业巨头和美国军方如何使用同样的策略来抵御威胁，为何拯救你公司的最好方法就是扼杀它。
我们将探讨创新的关键为什么是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并探讨一个心理模型如何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
在本章结尾，你将学会一些实用的策略，把第一性原理思维运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去。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动物屋》（AnimalHouse）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
一。
影片开头，镜头推向一尊电影虚构人物埃米尔·费伯（EmilFaber）的雕像，他的身份是电影故事所在地大学的创始人。
雕像上刻着一句极其老套的名言，而这句名言引述自费伯——知识是个好东西。
这句话明显是在恶搞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高校创始人，他们都觉得必须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刻上一句鼓舞人心的座右铭。
撇开其中的嘲讽意味不谈，费伯的话无疑是正确的。
以我为例，我就是一个靠知识为生的知识工作者，恰恰符合他这番话的意思。
知识是一种美德，但知识同样的特质也会把它变成一种缺点。
知识塑造架构，扩充认知；它创造出框架、标签、类别和镜头，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工具去看待世界的；它的作用相当于迷雾、Instagram滤镜，以及一种充满诗意的格局，让我们生活在其中。
众所周知，我们很难突破这些格局，理由很充分：因为它们很有用。
它们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认知的捷径，使我们更有效率和生产力。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知识也会扭曲我们的视野。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知道火箭的市场价格是天价的话，就会以为只有强大的政府和拥有巨量现金的特大企业才能制造火箭。
不知不觉中，知识可能会让我们成为惯性的奴隶，而惯性思维只会产生常规结果。
我刚开始在法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件事让我觉得奇怪：学院要求我的学生们在大一选修刑事诉讼课。
这是一门困难的课程，需要学生在其他方面有坚实的基础。
有一天吃午饭时，我向一位老教师请教这个问题。
他放下一直在看的报纸，不屑一顾地说道：“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几十年前，某个人决定以这种方式设置课程，却成为人们现在持之以恒的理由。
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提出质疑，问问为什么这样做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现状就像是一块磁力超强的磁铁。
人们反对事物存在其他可能性，却安于现状。
如果你对这一情况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那些描述我们想方设法避免变化的习语，比如“得过且过”“因陋就简”“切勿中途而废”“敷衍了事”，等等。
即使在火箭科学这样的先进行业中，惯性思维也有着巨大的力量。
这种思维被称为“路径依赖”，即我们以前做的事情决定了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举个例子，为航天飞机提供动力的引擎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出的最复杂机器之
一，而它的宽度居然是由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的一位道路工程师决定的。
是的，你没看错。
航天飞机引擎宽4英尺8.5英寸（约143.51厘米），因为这是犹他州到佛罗里达州铁路的宽度。
而那条铁路的宽度借鉴的是英国电车轨道的宽度，英国电车轨道的宽度则是根据罗马人建造的道路宽度设计的，也就是4英尺8.5英寸。
我们大部分人所使用的键盘布局设计得非常低效。
因为在现有键盘布局投入使用之前，如果你打字太快，打字机就会卡住。
QWERTY布局（以键盘头6个字母命名）就是专门为了降低打字速度而发明的，目的是防止机械按键卡住。
此外出于营销目的，组成“打字机”这个英文单词（也就是typewriter）的字母被放在了最上面一行，这样销售人员就能够迅速打出品牌名称，从而演示机器是如何操作的了（你可以试一试）。
当然，机械按键卡住如今已不再是个问题，我们也无须尽快打出“打字机”的英文单词。
然而，尽管市面出现了效率更高也更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键盘布局，QWERTY布局仍占据主导地位。
变革的代价可能很大。
举个例子，假如我们放弃QWERTY布局，选择另一种键盘布局方式，我们就得重新学习打字（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群人做出了转变，并且认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
有时候，变革不仅没让事情变好，反而变得更糟；但更多时候，即使变革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代价，我们还是坚持惯常做法。
既得利益也使我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进入《财富》（Fortune）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的公司，其高层人员更倾向于逃避创新，因为他们的薪酬与短期季度业绩挂钩，倘若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短期业绩 就会暂时受到影响。
“当一个人的薪水取决于他所不了解的某件事情时，那他就很难搞懂这事。
”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说道。
如果你是20世纪初底特律的一名马匹饲养员，就会认为你的竞争对手是其他饲养员，因为他们能够养出更强壮、速度更快的马。
如果你在10年前经营一家出租车公司，你会认为自己的竞争是其他出租车公司。
如果你从事机场安保工作，就会认为主要威胁来自一个鞋里藏炸弹的家伙，所以你会让所有人都脱掉鞋子，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中，过去淹没了未来。
撞上冰山之前，船一直向前行驶。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变得越来越受规则约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总是老调重弹，做同样的工作，跟同样的人交谈，保持相同的产品线。
我们的人生本应不同，却总是有着相同的结局。
惯性越大，越难摆脱。
既定的做事方法会掩盖其他可能性。
“一条道路建好以后，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交通变得越来越繁忙，在道路上行走的人逐年增多。
还有些人则靠维修和维护道路为生，并使道路保持活力。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写道。
我们的做事流程和惯例就像是交通变得越来越繁忙的道路。
2011年，一项对100多家美国和欧洲公司的调查显示，在过去15年里，企业所需的流程数量、垂直层数量、界面结构数量、协调机构数量和决策审批数量，已从50%增加到350%。
问题就出在这里。
顾名思义，流程是一种守旧的做法，它是为了应对过去的难题而制定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流程当作一份神圣的契约，不对其提出质疑，那它就会阻碍事物向前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时的流程便阻塞了我们组织的大动脉。
然后，遵守这些流程成为成功的标杆。
“我们经常听到初级领导者为不好的结果找理由。
”杰夫·贝佐斯（JeffBezos）说，“比如 他们会说：‘呃，我们是按流程办事的。
’如果你不小心提防的话，流程就会变成大麻烦。
”不过，你无须把标准操作流程扔进碎纸机，使公司变得混乱不堪。
相反，你需要养成一个习惯，像贝佐斯那样问自己：“是我们主导流程，还是流程主导我们？” 必要时，我们要忘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重新开始。
正因为如此，解决了延续数百年的费马最后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说道：“如果你想成为数学家，记性太好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需要忘记上一次处理问题的方式。
” 总而言之，埃米尔·费伯的观点是正确的。
知识确实是个好东西，但知识的作用应该是给人们提供信息，而不是起约束作用；知识应该启发智慧，而不是蒙蔽心智。
只有让现有的知识不断进化，我们的未来才能变得越发清晰。
知识的专制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不仅受限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还受到其他人所做事情的束缚。
别人就是这样做的 遗传基因注定了我们喜欢随大流。
几千年前，人类的部落必须行动一致，因为这关乎生死存亡。
如果我们不按规矩行事的话，就会被其他人排斥、拒绝甚至见死不救。
在现代世界，绝大多数人似乎渴望标新立异，我们认为自己的品位和世界观与芸芸众生不同。
我们也许会承认我们也对其他人的选择感兴趣，但我们会争辩说，决定是我们自己做的。
研究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实验对象先观看一部纪录片，然后接受一次小型测验：“那位女士被捕时，有多少名警察在场？她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测验是单独进行的，他们没有看到其他实验对象的答案。
几天后，他们回到实验室，重新接受测验。
这一次，他们能看到其他实验对象的答案。
但研究人员玩了一个小把戏，他们故意改错了一些答案。
大约70%的情况下，实验对象更改了他们的正确答案，并接受了测试小组其他成员给出的错误答案。
即使研究人员告诉实验对象这个小组给的是错误答案，仍有大约40%的实验对象在重新测验时坚持错误答案，只因为虚伪的社会认同感实在过于强大。
倘若我们抵制这种顽固的、墨守成规的做法，就要在情感上承受巨大压力。
一项神经学研究表明，特立独行的做法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并产生研究报告中作者所说的“独立的痛苦”。
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我们口口声声地说要独树一帜，实际上却成了他人行为的副产品，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企业把它们的“避雷针”安装在雷电上一次击中的地方，然后等待雷电再次光临：“这方法成功过一次，所以我们再做一次吧。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让我们开展同样的营销活动，采用和那本获得巨大成功的大众爱情小说同样的写作手法，拍摄《速度与激情》（FastandFurious）的第17部续集。
我们总以为同行和竞争对手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往往喜欢复制粘贴他们的做法，尤其是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
这种策略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它会成为灾难的导火索。
时尚风潮变化无常，潮流总是短暂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仿品竞相上市，原创产品就过时了。
某个人的荣耀之路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灾难之路；相反，某个人灾难之路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通往荣耀的道路。
Friendster和Myspace这两家社交网站都以失败告终，但脸书（Facebook）的市值在2019年年中已超过了5000亿美元。
当然，学习别人已经掌握的东西非常重要，毕竟模仿是我们最早的老师。
循规蹈矩教会我们一切东西，比如如何行走，如何系好鞋带，等等。
只要花不到20美元买一本书，你就能知道别人花一辈子才搞懂的道理。
然而，学习和盲目模仿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你不能复制粘贴别人的成功方式。
你不可能从美国里德学院退学，坐在书法课教室里，吃着摇头丸，学学禅宗佛教，在你父母的车库里开个商店，然后就指望成为下一个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诚如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所言：“商界最危险的6个字就是‘人人 都这样做’。
”这种“有样学样”的做法导致人们竞相争夺热门市场，边缘市场的竞争则要小得多。
“当你试图改进现有技术时，你就是在跟前人进行一场智力比赛，这场比赛可不容易。
”谷歌探月工厂X的负责人阿斯特罗·泰勒（AstroTeller）说。
马斯克开始购买火箭时，他就发现自己身处这场比赛中，他的思路受到了前人做法的影响。
于是他决定重新开始物理学训练，从第一性原理中找原因。
在继续写下去之前，我要先谈谈马斯克这个人。
我发现，他的名字能够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现实生活中的钢铁侠、全世界最有趣的人、满怀热忱的创业者，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推动人类前进；而有的人则形容他只是硅谷的半吊子，他的公司号称要拯救世界，却经常以倒闭收场；还有人说他爱出风头，经常放纵地用他的推特（Twitter）账户编造一些关于未来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让他自己陷入了监管的困境中）。
我不属于这几类人。
我认为，无论我们中伤还是盲目崇拜马斯克，都会对他构成伤害。
但是，他运用第一性原理思维颠覆了无数行业，把自己的幻想变成了现实。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就会对我们自己构成伤害。
回到第一性原理 最早提出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把它定义为“认知事物的第一基础”。
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将其描述为“系统性地怀疑你可能怀疑的一切事物，直到你获得无可置疑的真相”。
你不应把现状视作绝对不变的，而是应该敢于大刀阔斧地改变它。
你不应让其他人的愿景塑造你前进的道路，而应该放弃对这些愿景的所有忠诚。
你要破解现有的假设，直至找出基本组成部分，就好像你在丛林中砍出一条道路那样。
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
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让你能够看到隐藏在每个人眼皮子底下、看似显而易见的真知灼见。
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有言：“能者达人所不达，智者达人所未见。
”当你运用第一性原理思考时，就会从一个演奏别人歌曲的翻唱乐队转变为一名艺术家，从事艰苦的创造性工作。
你从作家詹姆斯·卡尔斯（JamesCarse）所谓不敢逾越边界的“有限玩家”，变成跨越边界的“无限玩家”。
在俄罗斯疯狂“血拼”后空手而归的马斯克顿时醒悟了。
他意识到，购买别国火箭的做法犹如扮演翻唱乐队的角色，他只是一名“有限玩家”。
在回国的航班上，马斯克对陪同他前往俄罗斯的航空航天顾问吉姆·坎特雷尔（JimCantrell）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造一枚火箭。
”马斯克给坎特雷尔看了一张电子表格，上面有他一直在计算的数字。
坎特雷尔回忆道：“我看着表格，说：‘这也太夸张了吧！’原来这就是他一直向我借阅火箭科技方面书籍的原因。
” “我喜欢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马斯克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解释说，“物理学教会你根据第一性原理做出推理，而不是通过类比进行推理。
”类比式推理就是几乎丝毫不差地模仿或模拟他人。
对于马斯克来说，运用第一性原理意味着从物理定律开始，问自己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把火箭送入太空。
他把火箭拆分成最小的子部件，也就是它的基础原材料。
“火箭是用什么做的？”他问自己，“航空航天级铝合金，加上一些钛、铜和碳纤维。
”然后他又问自己：“这些材料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值多少钱？”结果证明，火箭的材料成本约为通行价格的2%左右，这个比例太令人震惊了。
这种价格差异是航天工业的外包文化造成的（至少部分如此）。
航空航天企业将原材料采购外包给分包商，分包商再层层外包。
马斯克解释说：“你得往下走四五层，才能找到真正做实事的人，比如切割金属、聚合零件等。
” 于是，马斯克决定自己切割金属，从零开始建造下一代火箭。
穿过SpaceX的工厂走廊，你会注意到工人在做着从焊接钛合金到组装飞行控制电脑等所有事情。
在SpaceX，大约80%的火箭组件是由内部制造的，这使公司能够更严格地控制成本、质量和进度。
由于外部供应商数量很少，SpaceX可以以创纪录的速度将想法付诸实施。
下面我们讲一个例子，证明自主生产的好处。
SpaceX的推进动力部负责人汤姆·穆勒曾要求一家供应商制造发动机气门。
“他们报价25万美元，且需要花1年时间。
”穆勒回忆道。
他回复供应商：“不，今年夏天我们需要它，并且价格要很低很低。
”供应商说了句“祝你好运”就走了。
于是，穆勒的团队自行制造气门，成本只有供应商报价的若干分之
一。
到了夏天，那家供应商打电话给穆勒，询问SpaceX是否还需要气门，穆勒回答说：“我们已经制造出了合格产品，正准备试飞。
”SpaceX负责与NASA联络的员工迈克·霍卡恰克（MikeHorkachuck）惊讶地发现，穆勒这种做法在整个公司里都很普遍。
他说：“这种方法别具一格，因为我几乎没听说过NASA的工程师在外包设计和决定设计方案时谈论过零部件的成本。
” SpaceX在原材料采购方面也很有创意。
公司一名员工在eBay上以2.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二手经纬仪——一种用来追踪和校准火箭的设备，因为他发现全新的经纬仪价格实在太高了。
另一名员工从工业废品场采购了一块巨大的金属，用来做保护火箭的前椎体整流罩。
经过测试合格之后，廉价的二手部件也能像昂贵的新部件那样发挥作用。
SpaceX还借用了其他行业的零部件。
它没有使用昂贵的设备来制造舱门把手，而是采用了浴室隔间的门闩部件；它没有设计昂贵的定制版宇航员安全带，而是采用赛车安全带，后者更舒适也更便宜。
SpaceX的第一枚火箭用自动取款机的同类计算机取代专业航天计算机，前者仅需5000美元，而后者高达100万美元。
与宇宙飞船的总体成本相比，这些削减下来的成本似乎并不多，“当你把它们全部加起来的时候，成本就相差很大了。
”马斯克说道。
这些廉价的部件中，有很多其实更加可靠，例如SpaceX火箭所使用的喷油嘴。
绝大多数火箭引擎采用莲蓬头设计，靠多个喷嘴将燃料喷射到火箭的燃烧室，而SpaceX采用所谓的枢轴引擎，即只有一个喷嘴，看起来像花园里浇花用的软管喷嘴。
这种喷嘴成本较低，也不太可能造成燃烧不稳定。
要知道，燃烧不稳定可能会导致火箭科学家所称的“意外快速解体”，也就是大众所说的“爆炸”。
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促使SpaceX对火箭科学领域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提出质疑。
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将宇宙飞船送入外层空间的火 箭都无法重复使用。
当它们将飞船送入轨道之后，就会坠入大海或在大气层燃烧，后续发射又要造一枚全新的火箭。
这就相当于每次飞往宇宙的商业航班结束后，都将飞机烧掉。
现代火箭的制造价格与波音737差不多，但乘坐737飞机要便宜得多，因为喷气式飞机可以反复执行飞行任务。
显然，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让火箭也能同样反复使用。
正因为如此，NASA的航天飞机零件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将航天飞机送入轨道的固体火箭助推器会从航天飞机分离，利用降落伞降落到大西洋，然后被回收并翻新。
载有宇航员的轨道飞行器也在每次任务结束后飞回地球，重新用于执行未来的飞行任务。
为了使火箭具有可再用性，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必须尽可能达到“快速”和“完整”这两个要求。
“快速”意味着完成任务后的调查和翻修时间保持在最短水平。
经过快速检查和加油之后，火箭应该能够马上起飞，就像飞机在一趟飞行结束后检查和加油一样。
完整的可再用性则是指航天飞机所有零部件是可重复使用的，任何硬件都不会被丢弃。
但对于航天飞机来说，可再用性既不快速，也不完整，检查和翻修费用高得惊人，尤其考虑到航天飞机的飞行频率不高。
航天飞机的检查、翻修和加油需要经过“120多万道不同流程”，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成本超过建造一艘新的航天飞机。
如果用类比法进行推理，你会得出一个结论：重复使用航天飞机的想法是不可行的，它不适用于NASA，所以我们也用不上。
但这种推理存在缺陷——反对重新使用航天飞机的理由源自单一的案例研究对象，即航天飞机本身。
然而问题在于航天飞机本身，而非所有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火箭是分级的，多级火箭互相叠加在一起。
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共有两级。
第一级是一段14层楼高的箭体，上面安装了9台引擎。
第一级火箭使航天器脱离地心引力，从发射台升空，进入太空。
然后，第一级箭体分离并脱落，第二级火箭接管飞行。
第二级火箭只有一台引擎，它点火后继续推动航天器升空。
第一级火箭是“猎鹰9”号 最昂贵的部件，约占整个发射任务成本的70%，所以即使只有第一级火箭得以回收和有效再利用，也能节省大量资金。
但是，火箭的回收和再利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级火箭必须与航天器分离，做一个直体后空翻，其中3台引擎点火以减缓速度，找到通往地球着陆点的路径，然后轻轻地把它的巨大箭体竖立在地面上。
借用SpaceX一份新闻稿里的话，这一过程就像“在风暴中心让一根橡胶扫帚在你手上保持平衡”。
2015年12月，“猎鹰9”号一级火箭将航天器送入轨道后，成功完成了在坚硬地面上直立着陆的壮举。
贝佐斯旗下的私营航天公司蓝色起源公司（BlueOrigin）将它的“新谢泼德”号（NewShepard）火箭送入太空后，其可重复使用的助推级箭体也成功返回地球。
从那时起，这两家公司都翻新和重复使用了许多回收后的火箭级，然后把它们重新送回太空，这些火箭级就像被授予合格证书的二手汽车。
曾经的疯狂实验正在变成例行程序。
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创新，使蓝色起源和SpaceX大大降低了太空飞行成本。
举个例子：SpaceX开始把NASA的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的时候，每次飞行要花费纳税人1.33亿美元，而过去发射航天飞机的成本为4.5亿美元，前者还不到后者的三分之
一。
SpaceX和蓝色起源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他们是这个行业的新来者。
新来者的优势在于可以挥洒创意，内部既不存在固有思想，也不存在确立已久的做法和遗留的传统。
没有过去的束缚，他们可以把第一性原理作为火箭设计的驱动力。
我们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这种优势，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已知事物和先驱者经验的影响。
逃避自己的设想是一件棘手的事，尤其是在我们无法察觉它们的情况下。
来自无形规则的阻力 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Gilbert）讲述过一个关于伟大圣人的寓言。
这位圣人带领他的信徒们冥想，但就在信徒们进入禅定之时，他们被一只猫打乱了。
那只猫“在庙宇中穿行，时而喵喵 叫着，时而发出咕噜声，干扰在场的所有人”。
于是圣人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在冥想过程中，把猫绑在一根杆子上。
这个解决方案很快就变成一种仪式，大家先把猫绑在杆子上，然后再开始冥想。
这只猫最终死了（自然老死），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宗教危机。
追随者们该怎么做？猫没有绑在杆子上，他们怎么可能冥想呢？ 这个故事说明了我所谓的无形规则，即那些僵化成规则的不必要习惯和行为。
无形规则不像有形的书面规则。
书面规则出现在标准操作流程中，可以修改或删除。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样，成文的规则可能会抗拒变革，但无形规则却更加顽固。
他们就像是沉默的杀手，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它们把我们变成一只困在斯金纳箱（Skinnerbox）里的老鼠，一次次地按压同一根杠杆，只不过这个箱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冒险冲出去。
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没有猫的情况下冥想，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规则辩护，导致事情变得更糟。
我们常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情，但我们的供应链、软件、预算、技能、教育背景还有其他一切一切，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为自己的局限性辩解，就永远摆脱不了局限性。
阿兰·阿尔达（AlanAlda）曾说过：“对事物的假设是你看待世界的窗口，每隔一段时间要把窗户擦亮，否则光线就照不进来了。
”（这句名言常被误认为是阿西莫夫说的。
）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什么是寓言中那只影响冥想的猫？过去哪些不必要的事物会蒙蔽你的思想，阻碍你的进步？有哪些事情仅仅因为你周围的人在做，所以你假设自己必须做？你有能力质疑这个假设，并用更好的东西取代它吗？ 我们过去常常假设餐厅需要桌子、固定的厨房和实体店，而质疑这些假设之后，我们发明了快餐车。
我们过去常常假设押金和实体店是录像租赁行业的必要条件，而质疑这些假设之后，奈飞（Netflix）横空出世。
我们过去常常假设推出新产品需要银行贷款或风险资本的资助，而质疑这些假设之后，Kickstarter和Indiegogo这样的众筹平台脱颖而出。
可以肯定的是，你不能质疑自己在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
惯例使我们摆脱了每天数以千计的决定，假如没有惯例的话，光是做这些决定就会让我们累得精疲力竭。
举个例子，我每天午饭都吃同样的食物，沿同一条道路去上班。
在时尚、音乐和室内设计方面，我经常采用类比法进行思考，并且复制别人的决定[我的客厅装修风格有克雷特—巴雷尔（Crate&Barrel）产品目录的既视感]。
换句话说，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应该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为了把聚集在你心灵窗口上的薄雾擦掉，并暴露出那些支配你人生的无形规则，请花一天时间质疑你心中的假设。
针对每一个承诺、假设和预算项目，问问你自己：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又如何？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能把它摒弃掉，或者用更好的事物取代它吗？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各种理由来维持某种事物的现状，请务必小心。
“只要提出不止一个理由，你就是在尝试着说服自己去做些什么。
”作家兼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NicholasTaleb）说道。
你要找到当前支持自己做某件事的证据，而非历史证据。
许多无形规则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而制定的，可这些问题当下已经不再存在（就像寓言中的那只猫）。
病原体离开很久之后，免疫反应仍然发挥作用。
揭露无形规则的最佳方式就是违反这些规则。
倘若你觉得自己不可能登月，就去实现一次看似疯狂的想法；倘若你觉得自己不配加薪，就去要求上司给你加薪；倘若你认为自己得不到某份工作，就去大胆申请吧。
你会发现，就算没有那只猫，冥想也是有可能进行下去的。
第一性原理思维并不只是为了找到某种产品或实践做法（比如火箭或冥想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创造出新的事物；你还可以借助这种思维方式寻找内心的“原材料”，打造出新的自己。
相应地，这也要求你去冒险。
你为什么要去冒险 史蒂夫·马丁（SteveMartin）第一次表演单人脱口秀时，讲笑话有一种经过验证的公式。
每个笑话都有它令人尴尬的笑点。
下面是一个关于火箭科学的例子： 问：NASA是如何组织公司聚会的？ 答：在行星上组织啊。
但马丁并不满足于标准公式。
令他烦恼的是，一个笑点背后的笑声往往是自动发生的，就像巴甫洛夫（Pavlov）的狗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唾液一样。
每当喜剧演员抛出笑点，观众会本能地大笑起来。
更重要的是，如果笑点没有引发大笑，喜剧演员就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知道他的笑话失败了。
马丁认为，对于喜剧演员和观众来说，笑点是一种糟糕的喜剧表演方式。
所以马丁回到第一性原理。
他问自己：如果没有笑点会怎样？如果我制造了张力，却又从不释放张力，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他决定不迎合满足观众的期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相信，不讲笑点，笑声会来得更加强烈。
观众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笑，而不会被某个噱头逗乐。
然后，马丁做了所有伟大火箭科学家所做的事情——他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有一天晚上，他走上舞台，对观众说，他要表演“鼻子贴麦克风”这个常规节目。
他慢条斯理地把鼻子贴在麦克风上，退后一步，然后说：“非常感谢大家。
” 没有任何笑点。
观众默不作声地坐着，对马丁不按传统喜剧套路表演感到震惊。
可是，当观众领悟马丁的表演时，笑声便随之而来。
用马丁的话来说，他的目标是让观众“无法描述什么让他们捧腹大笑”。
换句话说，就像亲密朋友融入彼此间后，幽默感所产生的那种无助的眩晕状态，你必须在现场才能体会到。
对马丁的第一性原理方法，人们的最初反应是奚落。
一位支持单人脱口秀传统表演方式的评论家写道：“我们必须告诉这名所谓的‘喜剧演员’，笑话应该有笑点。
”另一位评论家形容买票看马丁的表演是“洛杉矶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变成了最有利可图的事情。
观众和评论家终于明白了马丁的笑点，他也成为单人脱口秀界的传奇人物。
但后来，他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马丁放弃了这份事业。
马丁意识到，作为一名单人喜剧演员，他已经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如果继续干下去，他的喜剧创新将与现状相差不大。
为了拯救他的艺术，马丁选择了放弃。
《加州靡情》（Californication）里的红辣椒乐队（RedHotChiliPeppers）提醒我们，毁灭也孕育着创造。
马丁的职业生涯非但没有凋谢，反而得以蓬勃发展。
离开单人脱口秀行业之后，他参演了无数部电影，还录唱片、写书和写剧本。
他获得了一座艾美奖、一座格莱美奖和一座美国喜剧奖的奖杯。
在不同的舞台上，他不断地学习，抛弃已有成就，再重新学习。
马丁所做的事情难度有多大，我是有亲身体验的。
当我第一次开博客和播客、冒险写学术性法律文章的时候，一位在法学院担任教授的好朋友警告我说：“你正在毁掉你的学术地位。
”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道纳·马尔科瓦（DawnaMarkova）所写的一句诗：“我选择去冒巨大的风险，只为了让我的人生像种子一样，迎来花朵绽放的下一刻。
”当我们照镜子时，我们就是在给自己讲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故事。
我们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严肃的学者不为公众发博客或播客。
我们告诉自己：我是一名严肃的喜剧演员，而严肃的喜剧演员不会放弃自己蒸蒸日上的单人脱口秀事业。
我们告诉自己：我是一位严肃的创业者，而严肃的创业者不会把自己的净资产投入到风险极大、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太空冒险领域中。
这样的说法存在某种确定性，让我们感受到重要和安全，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受欢迎。
它把我们和上一辈的严肃学者、喜剧演员及创业者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样做就不是我们塑造故事，而是故事塑造了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成为我们的身份。
我们不会改变故事，因为改变它意味着改变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害怕失去一切我们努力打造的事物，担心别人会笑话我们，害怕自己做傻事。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关于你的意义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一次叙事或者说一个传言而已。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你可以改变它。
更好的是，你可以完全抛弃它，重新写一个故事。
“为了脱胎换骨，向新的生命周期演变，一个人必须学会放弃。
”作家阿娜伊斯·宁（AnaisNin）写道。
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就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放弃的。
1985年，他被迫离开了他与别人共同创立的苹果公司。
尽管被免职时他很痛心，但回首这段往事时，乔布斯说这是“我人生的最佳经历”。
被解雇后，乔布斯挣脱了个人成就扣在他身上的枷锁，被迫回到第一性原理。
乔布斯说：“成功的负重感被从头开始的轻松感所取代，使我进入了人生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之
一。
”他开启了创意之旅，先是创办了电脑公司NeXT，然后加入皮克斯（Pixar）公司，使这家电影公司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后，他于1997年回归苹果公司，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性产品，比如iPod和iPhone。
我的朋友提醒我不要冒险进入畅销书写作领域，对于我来说，拒绝朋友善意的建议令我不安。
在写作过程中，我时不时会产生巨大的怀疑，觉得自己找错人了，或者应该坚持走老路。
但如果我那样做，你就看不到这本书了。
我们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最重要，因而不采取行动改变自己。
但不作为的风险其实要大得多，只有改变现状，我们才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
你必须“碳化和矿化，这样才能远离最后一丝自我”，作家亨利·米勒（HenryMiller）写道。
当你拿自己的重要性去冒险时，你不会改变原来的自己，反而会发现自我。
当一切尘埃落定时，美丽的东西就会升腾而起。
有一家餐厅完全采用了这个想法。
破坏的艺术 2005年，厨师格兰特·阿卡茨（GrantAchatz）和他的生意伙伴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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