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张楚藩电话：2356773传真：2265261投稿网址：/contribute.asp ２００9年5月19日星期
二 ｈｔｔｐ押／／ｗｗｗ．ｃｈａｏｚｈｏｕ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温暖的手掌 □程毅飞 每当看电视看到父母不辞辛劳教养子女的镜头时，我就忍不住会想起父亲那温暖的手掌。
小时候，从我记事时起，家里的日子一直就很清苦。
虽然父亲是赤脚医生，收入比别的人家稍好一些，但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还是不够吃，父亲总是在诊完病后，东坡跑到西坡地寻野菜，拿回家让母亲掺上一点点面粉蒸熟让我们吃。
我让父母跟我们一块吃，他们总是摆摆手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可我从父母那困乏无力的神态中知道他们是在哄骗我们。
一次放学回家，村头摆放着一个外乡人进村卖东西的挑担，见四下无人，我就随手拿了一根麻花，跑回家想给父母吃。
父亲问我：“麻花是从哪儿弄的？”我说：“别人给的。
”父亲不信，说：“你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了。
今儿你要是不说实话，爹就不吃你给的麻花。
”我想让父亲吃了那麻花，就实话告诉了他。
谁知，当他听到麻花是从别人那里偷来时，一把拽住我的衣领，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光，又把我带到卖麻花人跟前，一边让我把麻花还回去，一边向那人道歉：“是我家孩子拿了你的麻花，小孩子不懂事，都怪我平日没管教好！”看到父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悔恨极了。
回到家中，父亲的气还没有消尽，在我的屁股上又抽了几个巴掌，然后罚我跪在场院边的核桃树下。
他在院旁一边沤着猪粪，一边发出阵阵叹息声。
看到父亲伤心的样子，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哽咽着说：“爹．．．．．．我错了，以后．．．．．．”父亲放下手中的铁耙，用他那宽厚的手掌捧着我的脸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你要永远记着，咱人穷，可志不能短啊！”我扑在父亲怀里哭了起来，一向刚强的父亲一边用他粗糙的手掌给我擦眼泪，一边抱着我也哭了。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吃的不愁了，父亲多年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
为方便村民就医，他在村口办起了医疗站，规模虽小，但药品还算齐全。
对来买药的村民，他都是按药品的进价售出，从不赚乡亲们一分钱。
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家庭困难户有个头疼脑热，他都会主动带上药物上门给他们诊治，从来不提钱不钱的，有的人家给钱让急了，父亲最多只收一半的药费。
为此母亲还跟父亲吵过几次嘴，我也在父亲面前表示过不满。
父亲也不发火，拍拍我的脸蛋说：“孩子，与人为善，这是做人的本分，你爹能当上村赤脚医生，就是大家在抬举咱们，你说爹不为他们着想为谁着想？”我觉得父亲的巴掌轻轻的、暖暖的。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整天进进出出脸上都挂着笑，他说要让村里的乡亲来家聚一聚，既是感谢大家，也是向我表示祝贺。
可谁曾想，事情还没有开始操办，小妹却得了病，父亲和大哥只好带着小妹去省城的大医院治疗。
临出门，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儿呀，爹对不住你，等以后有时间再给你补上，我和你大哥这一走可能得十天半月的，家里就交给你了。
”说完，他就走出了家门，我看到父亲眼 里有泪花在闪，隐隐觉出小妹的病可能不轻。
快入学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回来了，仅仅半个月时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整个人似乎也老了许多。
我问小妹的病怎么样，他只是说没什么大碍，让我不要操心，只管上学就是。
那一夜，我闹肚子经过父母的窗下，听到他们谈话，才知道小妹得的是胃癌，已经是晚期，在省城住院花光了家里的钱，父亲这次回家一是借住院费，二是想办法让我尽快去上学。
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实情。
我听到父亲在不停地叹息，母亲也在低声地哭泣着。
第二天，我醒来没见着父亲，只看到母亲的眼泡肿涨得很高，问她，她说父亲天不亮就出了门。
我知道他是去借钱了。
快到吃饭的时辰，父亲回来了。
我走上去对他说：“爹，我不想上大学了，我想出去挣钱。
”听了我的话，父亲额头的青筋一根根暴了起来，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对我吼道：“你说啥？你再给我说一遍！”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见到父亲那样发过凶，就躲进里屋大声哭了起来，母亲也陪着我流眼泪。
看到这情形，父亲走过来心平气和地说：“有难处有啥怕，想想办法能挺过去的，不是还有乡亲邻里们帮忙吗！”说着，他就把一个纸包交到了母亲手中。
两天后，我踏上了上学的路，父亲送我到县城，又把我送上了去远方的客车。
临别时，他把一个装有2000元钱的牛皮纸袋交给我，说：“到了学校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
饭一定要吃饱，正在长身体，不要搞坏了身子。
钱不够了就给家里写信，爹给你寄．．．．．．”他一边说着，手不停地抚着我的脸。
车要开了，他却抓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愿放开。
小妹终于没能留住，她还是走了，那年她才刚刚16岁。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父亲送我去县城的时候，小妹已经不行了，父亲是知道的，可他瞒着我。
这时我才明了，父亲那天为什么久久抓着我的手不愿放开。
坚强的父亲是怎样忍着内心的悲痛目送我离去的呀……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县城工作。
我加倍努力，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可是，天不遂人愿，不久父亲就查出患有与小妹同样的病，而且也是到了晚期。
我和大哥要送他去省城治疗，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我们逼急了，他就说：“我知道我得的是啥病，没用的，不要瞎糟蹋钱了，害得你们以后背一身的债，那样，就是我死了也不会闭上眼睛的。
”无奈，只得用药物保守治疗。
油尽灯灭。
父亲终究没能挨过那个寒冷的冬天，在腊月初一离我们而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我和大哥的头。
我依在父亲身边，紧紧攥住他瘦如干柴的双手，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如今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对父亲的思念却愈加强烈。
每每想起，总有一双宽厚的巴掌在我心里抚来摸去，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暖。
父亲与草鞋 □莫文勇 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生爱穿草鞋。
记得十三岁那年冬天，我看见父亲的脚被冻得皲裂流血，仍然穿草鞋。
我不解地问“：天这么冷，您怎么还穿草鞋？”父亲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
晚上，父亲拿出一件东西，是用牛皮纸包着的。
他神情严肃，慢慢拆开了牛皮纸包，里面的东西还用红布包裹着。
在我们乡间，只有很珍贵的东西才用红布包起来珍藏。
我心想：这究竟是什么宝物呢？红布打开了，竟是一双将要穿烂的草鞋，因年久，已经变色，还带有点霉味。
我惊讶地问父亲“：您怎么把一双旧草鞋这样藏起来？”见我疑惑，父亲慢慢讲述了他与草鞋的情缘。
解放前夕，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他不愿为旧军队卖命，没过几天便在一个夜晚逃了出来。
怕被抓回去，他只得扔掉一身军装，光着脚在荆棘丛生的大山上朝着家乡的方向逃跑。
脚腿不时被刺伤、划破，痛苦不堪。
走着走着，不知到了悬崖边，父亲一脚步踩下去，一根尖利的木桩刺进了脚心，钻心透骨般疼痛。
他一收脚，便一个踉跄跌下悬崖，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日头偏西。
他满身是伤，脑壳发晕，又饥又渴，无力动弹了。
在那荒山密林中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想到远在家乡的父母，禁不住伤心落泪。
正在父亲绝望之时，来了一对上山捡柴的农家婆媳。
见了我父亲，问明缘由后，把我父亲背回她家医治养伤，直到伤愈。
临别时，大娘拿出一双崭新的草鞋，对父亲说：“穿上，免得又伤了脚……”父亲穿着新草鞋，循着老大娘指的路，终于逃回了家。
一回到家，他就把这双草鞋珍藏起来。
我恍然大悟，终于第一次“读”懂了父亲脚上草鞋的价值。
我上高中时，母亲早已去世。
父亲年逾花甲，又当爹又当妈，日夜操劳供我读书。
一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我们学生关着教室的门窗读书。
第一节下课时，我刚走出教室就看见父亲走来。
他脚上穿着一双崭新草鞋，双脚冻得发红，还裂开大大小小的口子，流着血丝。
我鼻子一酸，心里一阵难过。
父亲却笑了笑先开口：“天气这么冷，我想你没有菜钱了，给你送来两块钱，又带两件旧衣服来，好加在身上。
”老家离学校五十多里，父亲竟来得这么早，我问：“坐车来的？”父亲说：“天未亮就动身来学校。
”我心里一酸，泪水盈满了眼眶。
我从父亲手中缓缓接过那还带着父亲体温的两元钱，感到异常沉重。
“好好读书吧，我走了。
”父亲说完，转身就走了。
望着穿着草鞋的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山路弯弯 □路边青草 小余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他家在一个叫下坝溪的地方，那是离我的村子有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山中小村。
前些天假日，我们都从外面回老家，小余约我一块去他的山里老家下坝溪玩，因为眼下正是他们老家山上杨梅熟的时节，我们上山摘杨梅去！去下坝溪摘杨梅回来，碰到村子里的曾奶奶，那是一位八十岁的老阿婆。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她遇到我自是很亲切，问了很多话，我说我去下坝溪摘杨梅回来呢。
我又问：“曾奶奶，你去过下坝溪吗？” “去过，但离现在都四十多年了。
我去得少，老义去得多，同行的经常都有十多人，那都是我们村里的青壮男子。
” 曾奶奶说的老义，是她的老公，不过已经去世多年了。
“大家去那里做什么呢？”“那时大家都过得辛苦啊，去下坝溪找饭吃，就是———挑担。
”“挑担？”“就是帮人挑东西，天天挑一担东西，往返于我们村里与下坝溪之间。
”“挑什么东西呢？”“挑石灰。
”于是，曾奶奶与我聊起了当年的事情。
人要生活，总得有居所，要建房屋，就少不了原材料。
下坝溪是山村，所需要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山外买进去的，那时的交通和运输都落后，汽车根本是没有的，即使有 车，山路太小也是行走不了，所需的水泥砖瓦石头石灰，完全是靠人工一担一担挑运，而大家把给别人挑运东西，叫做“挑担”。
其实不仅仅是下坝溪，很多山里山外的大小村子建造房屋，所需的材料都是靠人挑运的。
老义是我们村里挑担的领头，因为那时大家都要去生产队集体劳动干活，只有闲余的时候，才能偶尔去挑一下担赚点外快。
但老义不去生产队干活，专职的“搞副业”，因为没有去生产队劳动，所以每个月要向生产队交36块钱的“副业款”。
下坝溪离得远，来回50公里路。
人的走路速度一个小时是一铺路（5公里）左右，十铺路，得走上十个小时。
即使空手连续走上十个小时的路，人也是会累、并且越走越慢的，何况身上还要挑一百斤重的东西呢！半路上歇息和耽搁的时间，自是不少的了，到了目的地，和买主又少不了交谈和喝水的时间。
所以，这十铺挑担路，真是“出门黑天，回家天黑”。
在黑夜中行走的路程也很长。
山间的晚上可不像城市里的晚上，山间要是没有星星和月亮的话，则是完全彻底地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挑担的人，便要举着火把照明。
照明的火把，可不是点的汽油煤油，而是竹子。
去山上砍来一种小竹子，把它们砸扁，在水池里浸泡上半个月，再捞起晒干后，易燃也耐燃。
挑担时通常都有伙伴，所以挑担的人，每个人除了挑上百斤的石灰 重担，和路上吃喝的干粮茶水外，每个人同时也都还得携带上几斤的干竹子以供照明，你的点完了就点他的，他的烧完了，就点另一个人的。
如果竹子没有烧完的话，则扔在路上，晚上回家的时候，又可捡来点着照明用。
曾奶奶那时才30多岁，还很年轻，每天也去生产队干活，有空的时候，头天便去镇上石灰厂买回一担石灰挑回来，算是减轻一下老义的工作量，老义第二天便把这担石灰挑到下坝溪去。
曾奶奶没有空的时候，则要老义自己去石灰厂买，镇上的石灰厂离村子也有五六公里路，需要老义自己去购买石灰的时候，这又得花去很多准备时间，则当天是不可能去下坝溪的了，得等到第二天再挑出门。
所以一个月下来，即使你是铁人，通常只能往返15担左右，最多的时候，也只是20担。
石灰挑到了下坝溪，买来是6角钱一百斤，卖价是3元钱，也就是一百斤有2元4角钱的利润。
一个月如果挑了15担一百斤的，一担赚2元4角，则赚到36元，刚好够交给生产队作副业款，自己就一分钱也不剩了。
一个月如果挑到20担，则可赚到48元，减掉交给生产队的，一个月下来能赚到12元钱。
很多人其实挑不到一百斤的石灰，只能挑到七八十斤，但加上扁担竹篓、竹子火把、干粮茶水，总重量也是上百斤了。
为了多挣钱，老义的挑担重量，经常都有一百三四十斤。
老义赚到的钱，通常一个月就是10块钱左右。
10块钱，可以买几十斤的粮食和应付一些油盐柴火等开支了，但这可是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啊！老二养了五个小孩子，还有父母，一家人吃的饭量可说是很不小的。
那时的大米价格，国家卖的是1角4分钱一斤，因为粮食紧缺，去买黑市的大米的话，价格则要6角钱一斤。
所以老义接的活计，一天也断不得，因为接的活计一断，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能向生产队交钱，也不能维持自己家里吃用开支了。
其实，他做熟了，活是长年都不缺的，这里的活计接完，马上有下一个活接。
因为建房子所需的材料，毕竟不是一担两担能解决的，一个人挑一担往返时间需要一天，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挑到十几担，对建房子来说远远不够，所以接到一个活，一个人还经常忙不过来，老义便经常叫上村里的人一块去挑担“赚钱”。
除了“赚钱”，有时也“赚物”，山里木材多，如果自己家里需要木材做家具门窗等等，有时还扛木头回去。
从我们村子去下坝溪的路上，很多房子，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房子，都是由很多像老义这样的挑担工们一担一担挑出来的。
只是现在，很多这些山村里的房屋，都没有什么人居住了，因为很多人都往山外搬迁了。
只有这些屋前的弯弯延绵的山路，记得当初有无数个沉重的脚步，为了赚到几角钱，在它的身上迈走。
采茶黄柏梓摄 岁月记忆中的“双抢” □骆有云 1978年7月，是“文革”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择优录取入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从师范回到农村老家消暑度假。
当天晚上，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眼下正是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生产队劳力少、农活忙，你可别闲着。
” 我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若不是改革开放，赶上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机遇，自然是别无选择地一辈子铁心务农。
俗话说，饮水思源，故土难离，根本难忘，农民情结总是深根蒂固。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便吹响哨子，招呼大家下田收割稻子。
乡亲们见到我，便纷纷围上前来，热情洋溢地嘘寒问暖，笑谑我这个“白面书生”怎么又下田了。
我笑着告诉大家：眼下正是夏收夏种的“双抢”季节，理所当然地要帮忙。
这叫“翻身不忘本”；何况 利用暑期挣些劳动工分，也可为家里减轻些负担，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么？ 由于在师范学校呆了一学期，我变得有些细皮嫩肉，开始下地干活时，觉得有些不适应，在高温下劳作，累得腰酸背疼。
但过不了不久，我便慢慢地适应了这繁重的体力劳动。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拨乱反正，治理整顿，发展生产，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我在劳动之余，也常和乡亲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当时很明显的一种迹象已初露端倪：一些头脑灵活的社员隔三差五地私自外出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当生产队长的父亲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然了。
繁忙而劳累的暑假一晃而过，9月1日离家回校时，我查阅了暑假的劳动工 分账目：出工47天，工分1412分。
当时我们生产队每10分的分红值为0.26元，我整个暑假的劳动收入折合人民币为36.71元。
新学期开学，我回到师范学校，满脸黝黑，像个黑炭头。
当时有位同学笑谑我说，暑期是不是去非洲旅行了？我闻之笑而不语，调侃自己曾与骄阳、农稼、汗水、疲惫有过亲密接触。
其实，当时凡家在农村的学员，莫不如此，这是很平常的事。
隔年，农村便逐步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
那年暑假，我起早贪黑，日夜劳作，尽管累得精疲力尽，但心情却十分愉悦。
岁月如流，往事似烟。
一晃3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首当年暑假参加夏收夏种“双抢”劳动的往事，总是感慨万千。
生命中的那些往事会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的光点，给人留下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捉土猴记趣 □潘伟斌 自从在县城工作后,我就很少回乡。
偶尔回乡，也是来也匆匆走也匆匆，没好好品味家乡的泥土芳香。
而这种泥土香，是我童年再熟悉不过的。
细细梳理脑海中的记忆，童年的乐趣挺多的，捉土猴就是其中的一项。
土猴，是潮州话对一种像蟋蟀的小动物的叫法。
它的身体是黄白色,遍身光滑,细看有点像猴的模样，我想，这大概就是潮州人称之为“猴”的原因。
它属“油葫芦”一类蟋蟀科的害虫。
捉土猴，人少显得孤单，人多又觉 碍事。
三二小孩最佳。
找一个清朗的日子，三二小孩各带捉土猴的工具，有的手执玻璃瓶，有的捎带一纸盒，可作关土猴之用，夸张的还带一小木桶。
然后，就直奔战场，或是山坡，或是田埂。
土猴的特性是穴洞而居。
找到风水宝地之后，它就会掘洞。
工程做完后，洞口处用黄土掩盖。
像是一扇大门，保卫它的领地。
可惜，它的这扇大门是优点又是缺点，它让我们很快就找到它的家，因为洞口处掩盖的黄土是新土，这是识别土猴家居的方向性的指标。
找 到土猴的家，下一步就要把它从洞里逼出来。
于是，我们带来的玻璃瓶就发挥作用了。
把装满水的玻璃瓶倒置，嘴口对住洞口，隔不了多久，一只喝满了水胀着肚子的土猴就会从洞里爬出来。
如果找到土猴的洞口，但水源离得太远，这时小木桶就起了作用。
二个小伙伴发挥团体精神，合力把远处的水源抬回来。
有时灌土猴，也会有上它的当的时候。
找到土猴的洞口，放水进攻，可老半天，却不见土猴出来。
原来，这是土猴弄虚作假，做了一个假的住所，它真正的住所在别处一个洞穴。
可土猴这一招并不高明，它更激起我们的“义愤”，发誓要把狡猾的敌人揪出来。
当然，结果是我们大获全胜。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的童年没有电脑可上网，没有喜羊羊可作伴。
但这种亲近土地的童趣，别有一番生气。
老老伙伙计计你你还还好好吗吗？？ □邬时民 现在我有一辆自行车，放在小区的家门口，不经常用。
因为交通很方便，走出小区就有公交车，如果要图方便，搭乘一下女儿的私家轿车也无妨，因此自行车也就成了“闲置品”，只是偶尔骑一下，权当健身。
可是，在30多年前，一辆自行车的用处可大哩。
记得那是1973年，我在浙北农村已经生活了5年。
考虑到可能要“插队落户干革命”一辈子，父亲托人搞到一张自行车票子，为我买了一辆28寸的凤凰牌载重车。
买来自行车的那天晚上，我兴奋得整整一夜没有入睡，那辆200多元的自行车足足花了父亲3个月的工资。
要知道，别说在农村，当时就是在城市，自行车也是普通人家的“奢侈”品。
当自行车通过轮船托运到乡下后，一下子引来了乡亲的纷纷围观。
世代以舟代车的水乡农民，从来没有“零距离”接触过自行车，所以个个都伸出手来，或摸摸自行车车把，或摸摸车身。
当我当场骑自行车“演示”的时候，竟然引来了乡亲们的阵阵欢呼。
当然，自行车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
当别人肩上挑着100多斤稻谷到碾米厂碾米的时候，我却把稻谷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风驰电掣般地骑向碾米厂，半小时的步行路程，我只需用10分钟就够了，而且轻松自如。
更让我得意的是，有一次农闲的时候我去镇上茶馆喝茶，想不到村上的“村花”主动向我“抛出绣球”，要跟我一起到镇上“潇洒”一番。
君不知，当我带着漂亮姑娘去镇上时，沿途10多公里的路程不时听到羡慕声“：这小子可好福分，后面坐着的姑娘多漂亮！”说老实话，听了此言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
然而，自行车也给我带来过“烦恼”。
那时乡村没有石板路，都是泥路，有的地方甚至只有田间土埂，有的地方只有河堤，一方临河，另一方下面是水田，在这样的情况下，骑车若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田间或者河中。
曾经有一次，我在河堤上骑车，车把一歪，结果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下面的水田中。
还好，当时田间有水，总算没有摔坏人和车。
可是，当我扶着自行车重新上河堤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天哪，今天是往左边摔，假如往右边摔就完蛋了，下面是数米深的河水，尽管我会游泳淹不死，但是自行车沉到河底不就“暗无天日”了吗？所以，以后每逢经过河堤，只得推着走，在狭窄的路段，就来个“车骑人”，把自行车扛在肩上。
无疑，这样的举动难免会“夺人眼球”，让田间劳动的农民找到“笑柄”。
更让人“烦恼”的是，时常会有青年农民借我的自行车学骑车，学会了还要借用一下。
每每此时总是心想：哎，咱这可不是公车啊，是老爸的血汗钱换来的。
但是，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为了能让贫下中农留下好的印象，只能“无条件”借给村民。
不怕你讥笑，每次借车人还车后，我总是仔仔细细地检查一下，车身若有一点擦痕，比自己身上擦破皮肉还要难过。
就这样，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6年，当我在1979年秋季返城的时候，曾想带回它，由于随身行李太多，终于把它留在了我的“第二故乡”。
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我一直没有回过乡下。
不过，我的心里时时在想：30年了，我的老伙计———28寸凤凰牌载重车，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