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办 本期提示 2014年2月 国际研究镜鉴No.201404 ►ePonce和MarcRennert（2014）指出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应该在发放救助性贷款时，应区分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
►GordonJ.Alexander,AlexandreM.Baptista和ShuYan（2014）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6）提出的监管框架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他们发现该框架无法有效的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并对新监管框架的制定提出了建议。
►ChunpingLiu和PatrickMinford（2014）利用1980年至2010年的数据，在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中加入信用渠道，更好地解释了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包括近期的金融危机。
他们的研究表明信用冲击是造成产出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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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重要性银行与最后贷款人..................................................................32、银行监管和国际金融市场稳定..................................................................53、论信用渠道的重要性：美国银行危机的实证研究....................................7 2/9
1、系统重要性银行与最后贷款人 No.201404 作者：ePonce和MarcRennert，余凯月编译 导读：通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认识到系统重要性银行对于金融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有维护金融稳定的义务，在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救助和非系统性重要性银行救助，应该加以区别。
从2007-2008的金融危机中，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展现无遗。
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金融稳定的核心，系统重要性金融性金融机构的危机可以迅速的传播到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可能会崩溃，这就会导致中央银行因为缺乏操作平台而难以施展救济；各国当局面对金融危机的手段无外乎是通过中央银行提供短期流动性给受灾的金融机构，但是，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提供短期流动性的救助手段并没有特意针对缺乏流动性的金融机构，而是采取宏观政策，广而推行之，缺乏针对性。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此次危机中体现出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央银行的救助并没有体现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针对性。
因此文章着重讨论在系统重要性银行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并存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合理地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以实现最后贷款人的目标。
文章假设，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并存，并且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可以传播到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但是，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不能传递给系统重要性银行；除此之外，所有的银行都会参与到短期资产与长期资产的互换中来，同时，所有的银行都可能遇到短期资金匮乏。
最终通过验证我们得到，中央银行的最好选择是贷款给那些拥有高质量资产的银行，而拒绝贷款给那些拥有低质量资产的银行，同时应该让这些拥有低质量资产的银行破产。
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央银行不易鉴别银行所拥有的资产质量的好坏，因此中央银行不能很好的运用这个方法。
除了这种方法，中央银行还可以采取的较为合理的方式是，针对不同的银行给予灵活的资金援助，而不是采取简单同一的比率。
更为具体的体现是，在正常经济运行条件下，中央银行应该计算出给予受到短期资金缺乏银行的资金供给阀值，当实际情况需要超过这个阀值就说明进入了金融危机，此时中央银行将采取的救助贷款应该是超过这个 3/9 No.201404 阀值。
同时考虑到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央银行在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金短缺更应该体现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因为其相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金匮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大很多，中央银行在考虑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贷款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系统性重要性银行的贷款应该更为平缓，实现贷款的软着陆，另一方面，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贷款阀值应该更高，以解决其流动性困境。
原文链接：/10.1016/j.jbankfin.2014.01.002作者单位：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 4/9
2、银行监管和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No.201404 作者：GordonJ.Alexander,AlexandreM.Baptista和ShuYan，陈锦宏编译 导读：为了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6）提出了一个框架（Baselframework）
1，通过设定最低资本要求来控制世界各地大型银行交易账户中存在的尾部风险（tailrisk）。
但是，依然有很多银行在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2。
研究发现，通过该框架所设定的最低资本要求有着显著的顺周期性
3，这使得银行在可以提高风险的同时不必担心会遭到资本处罚。
作者认为巴塞尔框架的设计不当，无法有效的促进金融市场稳定。
巴塞尔框架要求大型银行使用风险值(Value-at-Risk)来衡量交易账户(tradingbooks)中的尾部风险，从而决定相对应的最低资本要求。
与此同时，银行还需要进行压力测试（StressTesting）作为风险值的补充。
最终，通过风险值VaR和压力测试ST的结果来设定各个银行的风险额度。
那么究竟巴塞尔框架是否会允许银行的交易账户存在极大的尾部风险而不必担心会面临资本处罚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对该框架衡量风险的三组限制（constraints）在控制银行交易账户尾部风险时的有效性进行了测试。
三组限制分别是
（1）风险值VaR、
（2）压力测试（ST）和
（3）风险值以及压力测试的组合VaR&ST。
测试结果显示，第三组限制在控制风险上要相对好于前两组，但根据巴塞尔框架，这三组限制在选择投资组合时都会允许大量的尾部风险存在。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该框架所设定的最低资本要求有着显著的顺周期性，金融危机时期的最低资本要求明显高于平时。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巴塞尔框架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该框架无法通过相对应的最低资本要求有效控制交易账户的尾部风险，从而促进金融稳定。
我们建议通过另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确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
第
一，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条件风险值（CVaR）来决定最低资本要求。
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正确使用条件风险值CVaR来设定最低资本要求的监管框架，可以完全避免银行冒这个风险。
第
二，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多个置信水平（confidencelevel）的风险值VaR来决定最低资本要求。
1Baselframework巴塞尔框架：指的是交易账户的监管框架，而不针对银行账户。
2RBS苏格兰皇家银行和UBS瑞士银行，在2008年分别报出了85亿英镑和258亿瑞士法郎的交易损失。
3顺周期性：金融危机时期的最低资本要求明显高于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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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更高的置信水平（例如使用99.5%代替该框架所使用的99%的置信水平）。
与此同时，因为使用巴塞尔框架，所以也同样需要考虑压力测试（ST）的结果。
通过以上三种方法得出的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要弱于按原先的巴塞尔框架得出的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通过VaR，99%置信水平得出）。
由于意识到巴塞尔框架存在的不足，监管方也已经提出了几项改革意见。
首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年）对美国银行的交易账户的组成进行限制。
其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1）提供了一个使用风险值及受压风险值来决定交易账户最低资本要求的新监管框架。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2A）提议使用受压条件风险值StressedCVaR（而不是风险值及受压风险值）来确定最低资本要求。
由于文章研究的数据范围截止到最近的金融危机，所以这几项改革的有效性还需要未来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才能确定。
原文链接：/science/article/pii/S5作者单位：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ofMinnesota），乔治华盛顿大学（TheeWashingtonUniversity），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 6/9 No.201404
3、论信用渠道的重要性：美国银行危机的实证研究 作者：ChunpingLiu和PatrickMinford，肖洁编译 导读：文章研究能否通过在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中加入信用渠道，从而更好地解释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包括银行业危机。
我们使用间接推理的方法从统计上评估模型模拟结果与现实数据的差距。
结果发现，加入信用的模型明显优于标准模型。
在危机中，信用冲击是造成产出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
2007年爆发的银行业危机和随之而来的2009年大萧条使得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怀疑标准新凯恩斯经济模型的有效性，因为这一模型无法解释这次的经济危机，同时由于模型中不包含银行部门，因而也无法解释银行业的行为。
当然，标准新凯恩斯模型成功地解释了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周期行为，包括经济危机。
（LiuandMinford,2012）此外，如果在模型中加入产出趋势的变化，那么这个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危机以来的经济行为，包括产出趋势变动的永久影响。
（Lee,MeenaghandMinford,2012）但是银行业冲击是造成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因此模型中缺少银行部门是一个巨大缺陷。
因此，基于最近DeFiore和Tristani(2012)的工作，文章研究在模型中加入银行部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进模型对美国数据的拟合程度，并且这一扩展模型能否解释近期美国经济的表现。
近期的很多研究使用了DSGE大型加总模型并加入银行部门解释经济危机（Christiano,MottoandRostagno,2010;Gilchristetal,2009;JermannandQuadrini,2012;Lee,MeenaghandMinford,2012）。
文章使用了DSGE的小型加总模型。
我们预计加入了银行部门的模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进原有模型，并且能够解释银行业大萧条。
这一结果同样适用于解释经济周期。
若要描述整个经济周期的影响，则需要加入产出趋势的变动，文章没有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
在文本余下内容中，我们首先列出标准模型并进行扩展；第三部分解释了基于间接推理的检验过程，这里我们利用模型对现实数据的模拟程度来评判模型好坏；第四部分我们计算传统版本的模型；第五部分我们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以更好地拟合数据并且对新版模型进行检验；第六部分解释危机时期的模型结果并与其它基于危机的研究进行比较；最后一部分总结。
7/9 No.201404 文章比较了标准新凯恩斯模型和加入了信用渠道的扩展模型对美国经济表现的解释能力。
样本时间段是从1980年到2010年，包括了最近的金融危机。
我们发现这两个模型都能够较好地解释美国经济的变化，但是加入了信用渠道的扩展模型能够更好的拟合数据。
我们在使用扩展模型解释经济危机时，我们发现金融冲击是造成银行业危机的主要因素。
无论使用简化型还是结构型冲击，金融冲击都能够解释大约三分之二的产出差距的变化。
这一结论与其他研究经济危机中经济波动的结果相一致。
这些研究分析了产出趋势的变动和其他的一些变量，这些变量被认为是造成危机中产出变化的主要因素。
当然，文章中的金融冲击是外生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造成这些冲击的因素。
尽管如此，金融冲击会造成经济危机的事实不足为奇，并且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抑制这些冲击。
文章为危机中冲击的影响建立起了量化方法。
原文链接：http://business.cardiff.ac.uk/sites/default/files/E2012_22.pdf
作者单位：（ChunpingLiu）诺丁汉商学院，（PatrickMinford）加的夫商学院 8/9 No.201404声明《国际研究镜鉴（FinancialRegulationResearchInternational）》为内部交流刊物，报告中所引用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研究基地”）对所引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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