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力 Tel（押010）82619191-8155E-mail押jianwang@ COMMENTS 观察 主编：张林编辑：王剑美编：董怡辰校对：王心怡2011年12月14日星期三A3 西南缺水山区宜分散建立供水点网 近年来，我国西南云、贵、川、湘、桂等省的山丘区频繁出现严重的干旱灾害，农作物受到严重损毁，农村人畜用水出现极度困难。
中央领导极为关切，启动了各种应急救助措施。
分析干旱灾害的原因：一方面无疑是与降雨量大幅减少（或年内的分布极其不均）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与当地抵御干旱灾害的能力薄弱有关。
降水不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按现有科学技术水平，我们还难于改变；但是，取决于人为因素的抵御干旱灾害的能力，则是可以改变的。
供水紧张阻碍经济发展 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近年来原本比南方干旱的北方地区，干旱灾害对农业和群众生活的影响程度反而不如南方频繁和严重？ 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北方农业的水利灌溉设施（不仅平原区，还包括黄土高原和丘陵区）要比南方发展得好，也就是抗御干旱灾害能力相对较强；而南方地区，正常年份降雨量远比北方多，江河水网密集，常年有流水，靠天吃饭即可保障农业的正常生产和民众生活用水。
因此，水利灌溉与供水设施相对不足，抗御干旱灾害的能力薄弱，一到极端干旱气候年份，就无法应对干旱少水对山丘区农业生产特别是民众生活造成的严重危害。
从我国许多城市近二十多年供水经历的过程也可看出，城市供水是否紧张，受供水设施完善与否的影响远大于气候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北方的许多城市都因为生活、生产用水急剧增加和城市近处的水源不足，先后出现过供水极度紧张的局面，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其后通过远 程调水、增加新的水源、加大供水设施（包括应急水源）建设而逐渐得以缓解，并大大提高了城市供水的安全保证程度。
北方地区农村生活用水现状，同样说明这样的问题。
北方山丘地区，因地表常年有水，溪流稀少，长期以来就以地下水为主，且在经过历史上的干旱缺水和浅层地下水污染不能饮用的教训后，目前多以取用较深层的地下水为主，故有较高的抗御干旱灾害的能力。
居民用水受干旱气候的影响较小。
南方地区，特别是西南山丘区的农村民众的生活用水，多以沟、塘水和浅层的风化裂隙水（包括残、坡、洪积层中的孔隙水）作为水源。
这些水源受干旱气候的影响较大。
每到严重的干旱年份或季节，地表产水量减少，进而导致溪流断流、水库塘坝蓄水量减少或干涸，地下水位的下降和开采浅层地下水的水井干枯，因而出现人畜饮水的困难。
此外，近年来地表水体的污染日渐严重，乡镇用水量的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条件日益恶化，表层土层的水分涵养条件变差也都对地表、地下水资源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以上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加上水利设施的不足，抗御干旱灾害能力薄弱，更加重了极端干旱年份西南山丘区村民用水的困难。
基于以上分析，西南山区农村近年频繁出现民众生活用水困难问题，虽与频繁出现的干旱少雨年份有关，但更与供水设施的不足、安全供水保证程度不高有关。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应从长计议，有 计划、有步骤地从加强农村民众生活饮水的供水工程建设和提高供水的安全保证程度入手。
而不能把加强干旱灾害来临时的应急救灾措施作为解决缺水问题的主要手段。
建立数字化农村供水系统 解决山丘地区民众生活用水问题，是一项关注民生的重大问题，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要像重视城市用水问题一样，重视解决农村居民的用水问题。
各级政府应建立主管农村民众生活用水的相应机构。
首先应根据各地地表、地下水分布状况与目前居民饮水的困难程度，近年来干旱灾害出现的频次，解决供水源的难易程度，圈定出缺水区的范围（包括的乡、村、组住户及人数），并根据解决缺水的紧迫性进行分级，逐步建立数字化的全国农村生活供水工程管理系统。
西南山丘区的农户极为分散，要做到和城市一样建立县、区（镇）、乡统一的供水管网，投资巨大，管理、维护困难，供水成本也会很高。
这样的供水模式，政府和民众都难于负担，非干旱年份当溪流、浅井有水时，农民又不愿使用，因而很难长期坚持，故不适合当前缺水的西南农村。
因此，在西南干旱年易发生缺水危机的山丘区，以兴建分散的供水点网较合适。
当然，在有条件的地方，为提高供水安全保证程度，实现余缺互补，实行供水点间的管线相连也是必要的。
供水点的水源，可依据当地地表、地下水资源的分布状况，开发利用的难易程度，水源质量，供水安全保证程度等条件而定。
根据西南山丘区，农村供水用户分散、户均用水量较小、不易诱发地质环境灾害的特点，从提高供水安全保证程度出发，更适合以区内分布相对广泛的中、深层的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
一些补给水源有保障、干旱年份又不干枯的山泉和浅井，经过扩大、加深后也可作为供水水源。
由于缺水地区干旱年份（或季节）的地表溪流、塘坝本已无水，且地表水利工程修建费用较高，因此不宜以地表水作为首选的供水水源。
只有在那些 地下水极为缺乏、开采又非常困难（包括经济和技术上的困难）的地区，方可考虑修建地表蓄水工程或从区外远程引水方案。
利用深层地下水作为山丘区民众用水水源的优越性，最近许多媒体都有报道，即使是今年这样特大干旱灾害的情况下，干旱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也很小。
地下水，特别是深部基岩裂隙或岩溶地下水的寻找和开发利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科学问题。
那种不经过深入调查、勘探、研究，一哄而起、一蹴而就、无长远规划、天旱急打井的非科学态度，常常是事倍功半、成效甚微。
各级水利、地调局的业务部门应相互配合。
在对缺水区及周边地表、地下水资源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出每个缺水区的供水点位置，正确选择供水水源（如水库水、塘坝水、溪水、山泉水、浅井水、深井水、溶洞地下暗河水等），并作出供水工程的设计、编制出工程预算和核算供水成本，经专家审查后，按轻重缓急程度，有序进行供水点的建设工作。
解决缺水干旱山区群众的供水工程，是一项技术复杂而又需要大量费用的重大民生工程，对于贫困、缺水的山丘区来说，没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很难完成的。
但水又是个人的生活消费用品，用户亦应承担一定的费用。
因此，政府和民众如何合理分担供水点网工程建设与投产后的运行费用，以及建立有效的供水点网管理体制和水价确定原则，都是关系供水工程能否顺利建成和建成后能否长期生产运行的关键。
应 在认真总结近年各地已建成的农村供水点网运管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可行的建设与管理方案。
（作者系吉林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教授） 低碳框架下如何发展现代循环农业 根据大量实测资料和研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这一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一个重要的温室气体来源，同时又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7%，农业CH4排放量占我国CH4总排放量的50%，农业N2O量占我国N2O总排放量的92%。
据估计，2015年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将比1994年增加48％。
畜牧业CH4排放和农田N2O排放是主要的贡献因素，其分别比1994年增加73%和53%。
尽管气候变化可能带来诸如中高纬度地区农作物增产、全球木材供应增加和取暖能源减少等有利结果，但人类社会将不得不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如增加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导致农业生产布局结构变化，还可能造成病虫害的流行等。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不利影响，是当今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命题。
此外，农业作为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生物系统，也应为温室气体减排和固碳增汇作出贡献。
实践业已证明，发展循环农业是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
循环农业通过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优化设计与管理，实现了农业系统光热等自然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高效利用，最大程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是农业应对节能减排和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种低碳农业发展模式 目前，各地农村也涌现出诸多循环农业模式，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四种模式。
资源节约型复合生态系统的生产模式。
该模式立足于适量投入、立体种养、高效利用、固碳减排。
以稻田复合种养生态农业模式为例，通过稻田养鸭能显著减少甲烷排放，降低增温潜势，其减缓综合温室效应的潜力是常规淹水稻田的1.6倍左右。
环境友好型循环利用系统的生产模式。
该模式立足于优化环节、合理循环、减少废弃、防控污染。
以秸秆资源化循环利用模式为例。
该模式以循环农业的理论为指导，以南方特色食用菌产业为核心，通过循环利用秸秆资源、充分利用废弃物，形成多途径开发模式。
其有效链接可实现每亩栽培草生菌可增产增收100元，同时减少稻草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
通过产业链延伸效益，生产菌渣有机肥每吨利润60元。
农作物栽培中菌渣有机肥替代化肥量30%，减少了化肥投入。
固碳增汇型优化调控系统的生产模式。
该模式立足于农林复合、农牧配套、合理调控、促碳中和。
以林下经济模式为例，林下发展草菇，原料成本低，可以循环利用，种草菇后的培养基废料可做林地肥料，促进林木生长和增加森林碳汇。
生态文明型统筹协调系统的生产模式。
该模式立足于发挥功能、优势互补、统筹集成、和谐发展。
以绿色家园建设为例，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农业增效增收。
已有研究表明，建造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每年可节柴2000千克以上，相当于3.5亩薪炭林或6亩林地的年产林木蓄积累。
截至2008年底，全国农村户用沼气已累计发展到3050万户，年产沼气113亿立方米。
现代循环农业发展的五个环节 尽管近几年我国循环农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毕竟我国循环农业发展正经历不断提升的过程， 发展低碳经济赋予了现代循环农业新的使命。
因此笔者认为，低碳经济框架下现代循环农业的发展应抓住五个重要环节。
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要树立新的系统观。
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都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
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而是将农业发展与生存环境及人的自身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要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降低农业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实现区域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的系统优化配置。
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要树立新的经济观。
就是要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活动。
农村经济活动要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进行，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
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是用先进生产技术、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和共生链接技术以及废旧资源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等支撑的经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低水平物质循环利用方式所定义的经济。
这就要 求现代农业应在建立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上下功夫，开创新路。
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要树立新的价值观。
推动现代循环农业发展则要在考虑自然资源时，不仅要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且还需要着重构建能维护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选择科学技术时，不仅要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生态环境平衡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仅要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 更要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要树立新的生产观。
现代 循环农业的涵义就是要从循环意义上发展农业经济，用清洁生产、环保要求从事农业生产。
它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并且要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废弃资源，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
上游企业的废物可以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实现区域内或企业间的资源最有效利用。
与此同时，要用若干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逐步建成低碳型社会。
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要树立新的消费观。
从事现代循环农业的区域主要在广大乡村，而从事现代循环农业的人员主要是广大农民，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人口众多的消费者，为此要提倡绿色消费，也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
这无疑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的、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和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
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减少一次性消费。
创立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
在消费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适度消费的观念。
与此同时，要提高公众低碳意识，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强化政府激励引导，加速农业产业升级；改造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加强农业碳汇研究，加快低碳技术应用步伐；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抓好农业节能减排，开展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园区建设试点，全面并有序地推动现代循环农业的跨越发展。
（作者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确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机制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社会稳定压力最沉重、生态建设任务最艰巨的地区，探索确立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对于进一步加快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安定、促进边疆稳固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建立公平的资源开发机制 要尽快改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出现的“富饶的贫困”状况，就必须改革国家计划控制主要资源的开采、加工和销售，实行国家所属的中央企业代行资源所有权并直接管理、垄断开发和经营的体制，规范资源开发秩序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特别要通过对资源开发利益主体的重新认识，建立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资源开发受益机制、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
高度重视中央与地方在资源利益分配方面的调整，必须考虑由单纯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提供财政转移支付，转为通过资源所有权和开发权的下放，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通过资源所有权、开采权和销售权的出租、转让、抵押和合作经营，获得区域发展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
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合理的资源收益，使资源成为提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
大力培育内生增长机制 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是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民族地区各族干 部群众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把各项优惠政策和各方面的扶持帮助转化成自我发展的能力。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强节水灌溉、人畜饮水、道路水电、草场围栏等公共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以旅游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服务为主体的农村第
二、第三产业。
加快工业化进程，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打造支柱产业，发展产业集群。
走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民族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要进一步加快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推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民族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工艺、饮食等文化艺术品牌，创造更多更好符合市场需要、满足群众需求的民族文化产品，尽可能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
加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尤其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大力推进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建立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机制。
加强教育培训机制 大幅度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
要从战略层面大力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
重点加强对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培训力度，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各种层次、各种内容的技术培训，整合“阳 光工程”、“雨露计划”、“温暖工程”、“技能培训计划”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和优势教育培训资源，有针对性地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培训，努力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少数民族人口直接参与社会服务计划，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手段提高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力更生的程度。
制定区域性发展援助政策措施，提升少数民族人口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农业生产和非农产业技能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生存能力、自我选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把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突出问题放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位置。
推行科学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在决策前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
培育优化的社区管理机制，实现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
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项措施。
建立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探索建立预测、预警、疏导、监督、防控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重大问题。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特别要加强以村委 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和村务管理各项制度,加强村委会干部培训，加强村委会活动阵地建设，使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成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坚强堡垒。
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 加大国家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尽快建立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尤其是对于长江、黄河、珠江流域而言，应该按照“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将全流域的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上游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和补偿。
坚持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为重点，强化对水源、土地、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
继续抓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湿地和草原保护等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扎实推进天然林保护、风沙源治理和石漠化治理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加大“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力度，扎实推进青海三江源地区、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以及塔里木河等流域治理，推动黄河、长江中上游水土保持和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
加快编制祁连山水源涵养区、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
最终建立以生态保护、生态补偿为核心的生态建设机制和人口、资源、环境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赵曦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志力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