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保”可持续性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对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政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要集中精力抓好“六稳”与“六保”，特别是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稳住经济基本盘。
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与保障政策当然稳就业保民生重要手段，但要让稳就业与保民生具有可持续性，关键还是要保市场主体。

一、政府与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的两个主体疫情冲击，再加上传统经济增长要素衰减所导致的结构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今年第一季度GDP负增长6.8%。
抗击疫情政策的及时有效，我国的复工复产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全球疫情的蔓延导致我国外贸订单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步履维艰，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为了稳住经济基本盘，中央提出了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保民生当然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政策来实现，但受制于财政等约束条件，可持续的民生保障还是要靠就业来实现。
家庭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有了消费，这就既能维持家庭的基本民生，又能产生消费需求，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稳就业的目标，那就是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
政府在稳就业上当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一批基础设施等投资计划直接创造就业；财政可以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补贴等政策来降低企业成本，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优化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政策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从而帮助企业改善经营条件，维持乃至增加员工的雇佣；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于消费需求，以一定的经济增长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政府可以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稳就业，如对经营面临困难仍不解雇员工的企业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等。
政府稳就业政策是否有效与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因为企业是吸收就业的主体，只有企业能够活下来并且能够进一步扩张，才能不解雇员工，乃至于能增加雇佣员工，就业才能稳定。
截至2018年底，我国总就业人数7.76 亿，其中第一产业6.1%；第二产业占27.6%；第三产业占46.3%。
在非农就业人口中，政府与事业单位就业比9.2%，超过90%的劳动力在企业就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5.73亿非农就业人数中，农民工有2.88亿，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一旦失业，较难在城市享受到失业救济福利，民生问题将会陷入困境。
稳就业不仅要稳住城市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还要稳住农民工的就业。
要稳住就业，就必须有效控制疫情，让商店能开门，工厂能全面复工复产，避免出现企业倒闭潮，让企业能活下来。
特别是要实现新增900万就业人口，就必须让企业保持一定的投资率，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
经测算，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要实现新增就业人口900万，GDP增速大约要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上。
企业活不好甚至活不了，就业就稳不了。
因此，保民生就必须稳就业，稳就业就必须保市场主体。

二、输血与造血：保市场主体的两种方式市场主体主要由企业与家庭组成，家庭既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又是消费需求者，家庭的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就业状况，而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取决于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能够买出去，如果市场需求越旺盛，企业的扩张能力越强，就业就越充分，家庭的消费需求就越大。
因此，稳住经济基本面，就是要保市场主体，关键是保企业。
企业的活力是保持国民经济整体活力的微观基础，企业能否基于效率原则与利益动机对市场信号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决定了市场机制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企业的性状也决定了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除了政策本身是否符合实际外，还取决于宏观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市场主体能否灵敏及时做适应性反应。
政府在保市场主体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输血”的方式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如政府可以通过选择多样化的财政、货币政策或者必要的行政手段，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等来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造血”的方式增强企业的活力，如通过经济关系的调整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来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通过需求刺激计划改善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通过向民营经济开放某些垄断性产业给企业更多的投资机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或者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来释放企业的活力。
随着企业自身发展机会的增多与活力的提升，其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会得到增强，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就会提高。
政府的“输血”行动能否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生存能力，还取决于“输血”的方式与效果。
一是“输血”是否及时。
应该在市场主体最需要政策支持时政策及时落地，而不要等市场主体病入膏肓时再下药，这时企业已无法起死回生了。
目前有关部门大都相应制定了一系列给企业纾困解难的措施，但有时救助计划就像画中一张大饼，能看不能吃。
有时政策落实的中间环节太多，每个环节都折腾企业一次，等政策下到企业，企业已濒临倒闭；二是“输血”的血型对不对。
企业遇到的难题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一刀切”的纾困解难政策很难适合不同企业的不同需要，这就要做到解困政策精准到位，要对症下药。
例如，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烟台考察时听到一个企业老板的抱怨，由于该企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固定资产比重比较低，而央行在融资支持的政策中规定了贷款规模与固定资产比重挂钩，因此该企业尽管市场前景看好，却得不到必要的贷款规模。
克强总理当即指示央行行长深入调研该案例，研究出台如何解决此类轻型资产、人力资本比重高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是“输血”管道是否畅通。
中央这几年出台一系列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的政策，支持企业度过难关，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反映他们并没有切实感受到相关政策的实惠，原因之一就是“输血”的管道不畅通，中间环节“截留”及体外循环等现象频发。
因此，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克强总理强调相关的减税降费、增加的财政开支要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以“输血”的方式保市场主体尽管短期内见效比较快，但其可持续性存疑。
减税降费等会压缩财政收入，扩大政府开支会增加财政赤字，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面临财政约束。
扩大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有助于推动利率下行，减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但可能会导致货币超发，面临通货膨胀约束。
用行政手段为企业纾困解难有可能导致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冲突。
在短期内行政扶持企业有可能让企业暂时摆脱困境，但从中长期看，会导致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赖，短期内超常规行政干预体制有可能长期化，最终影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因此，保市场主体不仅需要及时向企业“输血”，更应重视企业自身“造血”功能的维持与增强，通过营造更适宜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以及通过进一步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该来重塑市场主体，以提升企业走出经营困境的自身能力。

三、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形成稳就业、保民生的长效机制 企业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主体，企业能生存下来，就业就稳得住，企业能够发展，就业就会增加。
企业如果活不了、活不好，再好的稳就业保民生的政策都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支点，最终将受财力约束而难以持续。
如何让企业在结构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疫情双重冲击下能够保证在活下来的前提下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除了必要的政策扶持外，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与激发企业的活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更加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保市场主体提供了制度保障。
深化体制改革，优化市场环境，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首先，应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刺激内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政策空转，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政策的实惠，从而有助于企业降成本、增收益，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同时要采取措施，引导货币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更多流向资产市场，防止资产价格再度泡沫化；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增长动能转换，为企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随着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传统工业化红利的逐渐衰减，结构性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加大，处于某些传统行业的企业的经营遇到了许多困难。
解困的重要出路就是在继续释放传统增长动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新的增长动能，如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步伐，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扩大消费需求与提升消费升级等，这些新的增长动能不仅是我国经济长期趋好的基本条件，而且对企业来说隐含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推进增长动能的转换就必须增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最后，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
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化与一个地方能否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有关，而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意见》强调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环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企业能否活得更好关键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机体是否健康与有活力，而这又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关。
《意见》对下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重要的部署：第
一，以分类 改革的原则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国有资本应更多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在非竞争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对处于完全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化、证券化等方式，更多强化国有资本的收益功能，而不是控股功能，实现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
第
二，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意见》要求在重点领域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原则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竞争性领域的混改可以探索部分国有股权转化为优先股，强化国有资本的收益权，淡化控制权。
要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控股的混改企业要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
第
三，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
加快实行垄断行业中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
竞争机制的适度引入对于推进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资本的营运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助于稳就业保民生。
我国现有大约3000万个中小企业，7000万个个体工商户，这近亿的市场主体大部分属于民营经济。
它们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
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出台必要的扶持政策外，关键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各类调查中，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抱怨是企业在发展中面临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阻碍，这就是俗称的“旋转门”、“天花板”、“玻璃门”，不少行业限制民营经济进入。
为此，《意见》强调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排除所有制歧视，实现各类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
要支持非公有制主体进入电力、油气等自然垄断行业，同时提出来要放宽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
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某些垄断性行业，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功效：一方面可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把垄断行业中的国企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是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前提是有一个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归属越是清晰，市场主体的权责与收益预期越是明确，激励约束机制越是有效，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是高。
如果民营经济的权益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屡被损害，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其经营行为就会短期化，甚至可能退出市场，从而不利于稳就业保民生。
为此，《意见》要求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现代社会中确认和保护产权的社会契约形式就是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对产权的保护是通过强制惩罚一切破坏现有产权关系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威慑力量而实现的。
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非常重要。
金碚史晋川李迅雷杨瑞龙毛振华刘凤良钟正生联合解析： “六保”可持续性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 今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于线上举行。
百度APP、新浪财经、网易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逾140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六保’可持续性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知名经济学家金碚、史晋川、李迅雷、杨瑞龙、毛振华、钟正生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就以下四个核心展开：
一、“稳就业”、“保民生”是当下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二、政府与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的两个主体；
三、行政化逻辑（输血）与市场化逻辑（造血）：保市场主体的两种方式；
四、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形成稳就业、保民生的长效机制首先，报告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与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进行了梳理。
报告指出，今年5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对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政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要集中精力抓好“六稳”与“六保”，特别是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稳住经济基本盘。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政策安排，不仅是因为从2010年底开始我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的态势，更是因为在疫情冲击下，我国GDP出现断崖式下降。
除此之外，国际机构一致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这也给我国外贸与经济复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目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这不光体现在失业率有所上升上，更重要的是包括登记失业率等在内的现有指标不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就业状况。
由于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缺乏较好的数据统计，导致有部分隐蔽性失业没有统计在公布的失业率之内。
第
二，保民生必须稳就业，稳就业就必须保市场主体。
保民生的关键是保就业。
保民生当然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政策来实现，但 受制于财政等约束条件，可持续的民生保障还是要靠就业来实现。
而稳就业的两个主体就是政府与市场主体。
在政府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一批基础设施等投资计划直接创造就业；财政可以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补贴等政策来降低企业成本，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优化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政策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从而帮助企业改善经营条件，维持乃至增加员工的雇佣。
要稳住就业，就必须避免出现企业倒闭潮，让企业能活下来。
特别是要实现新增900万就业人口，就必须让企业保持一定的投资率，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
经测算，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要实现新增就业人口900万，GDP增速大约要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上。
企业活不好甚至活不了，就业就稳不了。
第
三，保市场主体无非有两个路径或者两个逻辑：行政化逻辑与市场化逻辑。
所谓行政化逻辑，就是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行政手段、救助政策，针对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个特定企业给予特定的救助，它的逻辑就好像给企业输血一样。
与之对应的是市场化逻辑，市场化逻辑无非是要通过改变某些市场条件或者某些制度环境来激发企业的活力，进而保住市场主体，类似于以“造血”的方式激发企业活力。
毫无疑问，在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短期内以行政化逻辑为主对企业进行救助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行政化逻辑是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为企业输血，具体包括对企业减税降费、给企业特别补贴、通过行政办法给予企业特别的贷款优惠等。
这些办法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如果把疫情控制转化为常备体制以后，行政化救助手段还是否有效？这还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救助对象是否合适；救助是不是及时；救助政策是不是精准；救助政策实施是否畅通。
以“输血”的方式保市场主体尽管短期内见效比较快，但其可持续性存疑。
在短期内行政扶持企业有可能让企业暂时摆脱困境，但从中长期看，会导致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赖。
特别是政府的干预有可能自我强化，短期内超常规行政干预体制有可能长期化，最终影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
四，稳就业、保民生的长效机制在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要通过改变某些市场条件、某些体制因素，通过市场的力量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首先，应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刺激内 需；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增长动能转换，为企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最后，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
市场环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企业能否活得更好关键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机体是否健康与有活力，而这又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关。
对于国有企业，要以分类改革的原则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并且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除此之外，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
目前我国有大约3000万个中小企业，7000万个个体工商户。
对于这些企业，除了出台必要的扶持政策外，关键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排除所有制歧视，实现各类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
二是建立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
首先，与会嘉宾对“六稳”“六保”的工作难点展开了讨论。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保就业、保民生，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企业竞争力、收入能力以及增长能力上，要使政策本身体现它的公平竞争，把普惠性的政策和选择性的政策较好地结合起来。
从经济学上讲，就业是为了收入，实现民生的前提也是获得一定收入。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有收入。
收入可能有两种，一种收入和增长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收入的转移且宏观上并不创造增长，但它可以解决民生和就业；另外一种收入增长和就业、民生是高度相关的。
企业的本质就是要创造收入，创造收入就是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企业遇到了困难，实际上从增长的逻辑、收入创造的逻辑来讲真正对企业是援助而非救助。
企业碰到了某些困难，针对于这些困难政府来进行援助。
要保市场主体，逻辑上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普惠与选择性之间的关系。
要用市场经济的思维进行援助，抵消疫情产生的滞后的冲击，不可能将所有企业都保住。
另一方面，疫情中间会产生很多的新的事物、新的就业形态，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可以采用新的就业方式，具体包括是个体、甚至是个人的方式，也可能通过网络及其他途径。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两点看法。
第
一，在“六稳六保”中企业主体非常重要，对就业和收入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对就业者和消费者家庭的影响之外，企业的生存状况还会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进而波及我国金融系统。
疫情以来一些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甚至是倒闭的现象，这已经对我国金融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债务偿还方面的金融风险已经明显放大，尤其是在浙江等省份。
受到疫情影响，上半年新发生的不良贷款额增加较快，它影响到银行、金融机构的数万笔延期业务。
这种传导机制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内体现尤为明显。
第
二，保市场主体是底线思维，到底要保多少，统统都保还是保必须保护的一部分？保市场主体的底线到底有多低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可以对采用行政化逻辑还是市场化逻辑对市场主体进行救助这个问题进行优化。
第
一，可以将更多的援助投向中低收入阶层。
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左右，这一部分人是中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援助改善民生，企业发展就更有基础。
第
二，两种逻辑要相互配合。
市场化逻辑的重要举措就是要推进改革，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完善。
中央财政特别国债的钱要直达地方、银行要让利、国有企业要多上缴利润，实际上这也是国有企业间接支持民营企业。
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保市场主体要进一步聚焦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对于具体措施，首先是财政直接注资给中小企业，包括对某些重点项目进行补贴。
政府可以根据情况和条件，在谈判基础上对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给予一些帮助。
在市场化举措方面，可以发放定向消费券，鼓励消费者消费一些当地中小企业的项目，保证当地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运转资金来源。
当务之急是加大产业应急性支出力度，这是我们的底线和应对措施。
同时要把握应急措施与中长期特别是长期的体制机制建设之间的平衡。
原财新智库董事总经理钟正生指出，保护市场主体固然有利于就业，然而不对消费者进行救助，可能会影响到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到企业生存，这是一个需要平衡好的问题。
钟正生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盈利以及投资做了充分的解读，认为对于保护民营企业可以采取两点措施：第
一，要用市场逻辑对民营企业进行保 护，让民营企业有更多调整和实验的空间；第
二，要改善体制机制，借鉴打造外资营商环境的经验。
从保就业、保民生的角度，显然民营企业是更需要关注的主体。
基于对疫情形势的判断，各位专家就保市场主体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金碚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回答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
而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区别对待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其次需要关心的才是补贴、价格的形成、信息获得等问题。
我们在应对疫情带来的系列问题的时候，既要有短期的思考，更要有长期的方向。
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要思考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在保就业、保民生上需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援助，然而民营企业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根子，就是能否真正达到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去拥护经济全球化、走向自由贸易。
史晋川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论述了保企业主体的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政府应该把短期推出的一些市场化救助机制长期化、制度化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解决民营中小企业困难的时候，也要采取一些方式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比如利用现在的互联网的现代共享制平台，鼓励企业去进行研发设计、去做品牌营销，进而更好地建立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更好地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样企业在渡过疫情困难之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高的发展起点。
李迅雷认为，要进一步保市场主体需要更好的营商环境。
一味去救助中小微企业并不理性，长期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
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多是在制度层面发力，使得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公平合理。
对中小企业提出的一些条件，以及市场中存在的明显的不公正、不公平的情况，还需要有进一步改善。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简单的合并使其做强、做大、做优基本都缺乏成功的案例，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机制来进行。
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跟股权激励、市场化薪酬体系、严格的市场化考核机制相关联。
毛振华认为，现在对中小企业的救助要和前一段时间开展的清理“僵尸企业”有所结合，要坚持优胜劣汰，不能让“僵尸企业”复活并进一步占用资源。
在保 市场主体、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进行救助的过程中，应该有对价和契约精神。
对价的核心就是就业指标，所以所有接受救助的企业要有所承诺，需要完成一定的就业指标。
并且建立起救助前的考察和救助后的评估体系。
钟正生指出，要把短期的纾困解难政策与中长期的政策结合起来。
对于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可以适当付出一些短期的成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未来长远利益。
如果一些措施的中长期效果不好，那么短期救急的投入也就不要太多。
另外中央在采取救助政策的过程中，应该由市场决定哪些企业可以活下来。
现在要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慢慢地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财政政策上，等到企业纾困之后，自行决定是否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经营。
论坛第三单元为媒体提问环节。
ChinaDaily记者：怎样看待今年的外贸外资形势？如何稳住外资外贸的基本盘？钟正生:中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一直比较稳定，然而外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东盟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地区，其次就是很多低端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点像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我们要做大产品、做大市场，可以更多地选择向第三方敞开市场。
这样我们的基本盘还是能够维持得更加稳定一点，在全球贸易和产业链的冲击下，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缓冲。
史晋川:虽然中国外贸在世界整个贸易体系中基本盘没有变化，但目前市场正在调整。
疫情与中美经贸关系给我国外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下半年外贸和外资可能不能继续保持六月份的势头。
外贸发展可能还是要寄希望于内需的提升，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进一步发挥作用。
李迅雷：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超出预期，一方面是由于其他国家疫情比较严峻，我国防护用品出口较多。
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错位，在中国的疫情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疫情还比较严峻。
为了促进外贸进一步发展，需要扩大内需。
此外中国还要加大融入世界的力度，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金碚：把握好普惠性与选择性援助政策的平衡 金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金碚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上的发言 “六稳”、“六保”今天我们集中讨论其中的“保就业、保民生”。
如何保就业、保民生？就业是为了保收入，保民生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所以保就业与保民生还是回到了经济学上的一个老的逻辑：要有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
现实中的收入可能有两种，一种收入和增长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收入转移、福利性的支出。
那只是收入的再分配，宏观上并不创造收入增长，当然它也可以解决民生，或体现为就业。
另外一种收入增长和就业及民生改善高度相关，即就业和民生改善实际上就是收入增长。
老百姓为什么要就业，什么叫民生？实质就在于有没有收入。
企业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企业的本质就是要创造收入，创造更多的收入就是经济增长。
所以尽管我们在政策意向上可以不把增长作为一个目标，但实际上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企业的责任和功能也是要实现收入和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企业遇到了困难，政府要用宏观政策或者是其他政策调控手段来援助企业，援助企业就是支持收入增长。
从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讲，从增长的逻辑、收入创造的角度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是援助，是由于企业碰到了某些特殊困难，是针对这些特殊困难来进行援助，而不是救助所有经营失败的企业。
企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现在的政策是要抵消疫情冲击的风险。
基本逻辑应该是对于那些有竞争力，有发展条件的企业，但遇到了严重疫情所造成的特殊困难，政府给予一定援助，这就是保市场主体，从而达到保就业、保民生的目的。
疫情给不同行业的企业所造成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有些行业受到疫情的直接冲击，即由于疫情爆发而根本不能经营，主要是那些人员高度聚集的行业。
另一些行业的企业受到疫情的间接冲击而遭遇经营困难，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很广泛，各行业或者说大多数的行业，都受到了疫情的直接或间接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保就业、保民、保市场主体？逻辑上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是普惠性与选择性之间的关系。
普惠性是政策的援助面，是广泛的，可以惠及所有企业，或者某些行业（领 域）的所有企业，使得所有的企业都获得同样的政府援助。
选择性的意义就是指对企业援助要具有针对性，即援助那些有特殊困难的企业，而不是所有的企业。
理想上这种选择性的政策援助是很合理的，但在现实中，实行高度选择性的政策援助是很困难的，企业情况千差万别，要具体企业具体对待，在政策实施上是难以做到的，成本和差错都会很大。
所以政府的援助性政策要兼顾选择性和普惠性，一方面，没有选择性也就没有政策；另一方面，政策必须“一视同仁”。
同一个行业应实行同样的政策，不能是某个企业生存状况良好就不能享受到优惠政策，而生存状况较差的企业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政策。
我所在的《中国经营报》是一家完全市场化的报纸，疫情的爆发使所有的报纸都受到了冲击。
国家通过减免税收等政策，确确实实让所有的报纸都多有获益，而并不是选择性地决定，对困难的企业才给予援助，而企业不困难就不给予援助，如果那样，就把市场公平竞争的机制破坏了。
总之，保市场主体的政策，是要用市场经济的思维进行援助。
当前，实质上是要以政策援助方式抵消疫情所产生的冲击，而并不要保所有企业都很好地活下去（那样的政策是难以有效的），否定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
当前，保市场主体的政策，除了针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还要关注疫情中产生的很多新事物、新的就业形态和生产活动方式。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方式或收入方式，例如，众多个人通过网络等形式创造就业和收入，这对民生改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待疫情之后，这些新的就业和创收方式将会变成一部分常态性的市场主体，这部分经济主体也值得关注。
总之，保就业、保民生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企业竞争力、企业收入能力以及企业增长能力，要使政策本身体现出它的公平性，实现政策普惠性和选择性的有效结合。
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建议新冠疫情是一次极大的破坏性冲击，世界经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在疫情中突出地暴露出来，既有短期的问题，也有长期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表现出的一个既是短期又是长期的问题，也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现在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WTO在短期内也不会认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有自知之明，目前也放弃了在WTO的争辩。
应该看到 这是一个寻常严重而关系重大的问题。
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核心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其次才 是补贴、价格形成、完全市场、信息获得、汇率确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中国不可能没有国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还要做大做强，实现国家使命。
那么，国有企业是什么样的市场主体？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未来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都十分关键，而且会越来越重要。
而当前疫情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
我们在应对疫情的时候，实行保市场主体政策，既要有短期的应急性对策，更要有长期的方向性思考。
中国经济往哪儿走？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走。
就必须要进一步处理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当前现实中对于民营企业，机制上实际是存在歧视的，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以银行贷款为例，银行更愿意将资金贷给国企，因为给国企贷款决策者基本上没有个人风险，然而贷给民营企业决策者是有较大个人风险的。
这种歧视不是政府规定的歧视，而是深入机体的歧视。
我们在讨论保就业、保民生时都认识到政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民营企业，那需要什么机制？民营企业最需要的就是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也是能否真正达到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的关键。
在与其他国家讨论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时，中国就要拿出自己真实的体制改革想法，并在现实中切实做到。
这样才能真正走向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融入经济全球化，这是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史晋川：疫情下的六保六稳 史晋川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校文科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史晋川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上的发言 首先，在“六稳六保”中，企业主体非常重要，处在非常核心的部分。
杨瑞龙教授讲到如果企业主体不保，就业就会成问题。
就业成问题收入就会成问题，消费也会成问题等等。
实际上这个逻辑是说，企业主体如果不好好地把它保住的话，会相应地关联涉及到其他的一些主体，同时涉及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实际上，除了对就业者或消费者家庭的影响之外，就企业主体目前来看，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金融领域。
在疫情发生之后，将近半年时间里，国内企业受疫情影响出现了一系列经营困难甚至有些企业倒闭等等，这已经对我国金融系统、对很多金融领域的主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债务偿还方面，金融风险已经明显放大。
像浙江这种民营企业很多的省份受到的影响很大。
今天我们所谓的保主体就是保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根本不需要保，没有一个国有企业会担心政府保不保它的问题。
通过对浙江民营企业调研可以看出，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新发生的不良贷款额增加比较快，直接受疫情影响的这些企业不良贷款上升得都是非常快的。
同时，它影响到银行的、金融机构的数万笔延期业务，如果去做一个抽样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延期宽限期限结束之后，可能会调至不良的贷款样本总额估计也会比较快地上升。
这些主体特别是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两个行业，现在看起来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等的风险是比较突出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企业保主体不仅影响到就业者、消费者这样一些问题，同时会影响到不同行业中的某一些主体、某一些领域中的行业主体。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保主体，保企业主体是非常重要的。
第
二，简单讲一下，现在保主体是底线思维，作为底线思维的保主体要保多少？这个思维需要考虑，是统统都保，还是保可以忍受的一部分。
怎样来看这个保主体的底线到底有多低，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尽管上半年统计半年报已经出来了，二季度有3.2%的增长，但坦率讲，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仍在蔓延，特别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又创新高。
所以在这种情 况下，下半年经济形势依然是比较严峻的，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非常谨慎小心地应对。
尽管从二季度开始，我们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但是这种正增长到底是一个平稳增长的开始，还是说仅仅是一个震荡复苏增长的开始？我们承认它现在呈现出一定的复苏趋势，但未来它到底是平稳的复苏还是一个震荡中的复苏？这仍旧是需要观察的。
如果在三季度，整个世界经济包括欧美这些主要经济体仍旧处在一个衰退阶段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排除二季度经济恢复性的增长不是一个平稳复苏的起点，最多只是一个震荡复苏的起点，也就是说三四季度可能会有起伏。
如果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蛮大的。
因为我们看看上半年统计的半年报可以看出，二季度虽然有3.2%的正增长，但是在三驾马车方面，消费还是在负增长区间的,投资也在负增长区间，出口反而在6月有比较好的增长，进出口是5.1%，出口4.3%，进口16.2%。
我国经济在一季度不太好的时候，二季度特别是四五月份起来的时候，欧美经济到了四月下旬和五月份也开始启动了，反而给我们的外需带来了一个机遇，这个机遇导致六月份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是比较好的。
如果下半年三季度出现反复，世界经济还在衰退中甚至衰退得更加深度的话，很显然二季度特别是六月份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拉动的三驾马车中的外需如果在三季度出现问题，而我们的内需投资和消费还不能很好地起来的话，保主体的这个任务将会更加艰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可能保主体下半年怎么来保，是不是跟上半年一样保？下半年面临的形势会不会比上半年更加严峻？保主体这一底线思维的底线在哪里，对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很有关系，这个问题尽管我自己现在没有结论，但是是应该提出来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从两个方面，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来简单谈一下，保企业主体的政策跟短期和长期政策的关系。
第
一，大家刚才谈到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说，今天保主体，保企业实际上它的重点关键是针对民营企业，要保民营企业主体，使得民营经济有更好的发展。
第一个观点是政府在短期中的一些政策，刚才讲到了有些是输血的，有些是造血的，尤其是在保主体的造血方面的一些政策，我国政府应该以这次疫情保主体作为一个契机，能够把这些政策常态化、制度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很多工作，党和政府都强调把它们常态化和制度化，所以，这一点能够把一些短期跟造血有关的政策长期化，制度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第
二，对于保主体的对象——民营企业来说，我们的政策也要能够使得民营企业在短期渡过难关，形成更好的造血机制的同时，在长期当中有更好的转型升级。
浙江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省，有大量的小微和中小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们都是面对市场提供最终产品的。
所以，这样一个特点导致它们是非常分散的。
这样一些集中在相对来说比较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相对来说加工度和附加值都不高的大量的民营企业，在疫情期间，当它们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在短期当中帮它们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去鼓励它们做进一步的转型升级。
现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中小和小微民营企业，它们既没有能力做研发，也不太有能力做设计，同时也没有能力做自己的品牌和建立自己专门的营销渠道。
这些企业要它们从制造业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向品牌营销附加值更高的两端升级的话是有困难的。
它们原来基本上是依托一种传统的共享式的营销网络或者平台，比如说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自己没有品牌或者品牌不太有名。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销售平台是它们可以借助来销售自己的产品和做自己的营销，打自己的品牌的。
但是，在这种传统的共享式的销售平台当中来做的话，只有做大了，积累了比较强的实力才可以进一步去做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建立自己更好的品牌和专有营销渠道，专卖之类的。
但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在疫情期间，我看到网上的电子商务又是一波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些共享式的平台，包括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做一些研发设计工业互联网的平台、能够帮助中小企业来更好地做品牌和营销、电子商务的交易平台，在这些和互联网有关的共享式的平台当中，中小企业去做研发、做设计、做品牌、做营销、做创新活动的成本会比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这种传统共享式的营销或者交易平台成本更低。
从疫情当中，我们看出各种各样的营销模式和企业品牌创新活动，也是蛮活跃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要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制度保障，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因为只有严格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足够的内在激励，才能防止企业的创新活动收益的外部化。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我简单概括两点，第一点是政府方面应该把短期推出的一些造血机制长期化、制度化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二点是在解决目前民营中小企业 困难的时候，也要采取一些方式鼓励它们去做转型升级。
比如利用现在的互联网的现代共享制的平台，鼓励它们去做研发设计，鼓励它们去做品牌营销，来更好地建立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更好地做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能使企业渡过疫情困难之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环境和更高的发展的起点。
中国外贸在世界整个贸易中的基本盘没有变，但市场在调整，这一点从浙江的企业来讲，也是蛮明显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之所以我们在二季度的后半期，也就是六月份我们的贸易好起来了，进出口整个的情况好起来了，有分别是4点几、6点几进口和出口的增长，这应该和二季度西方疫情的经济重启有关系。
这样一个情况能否自然地推到下半年三季度呢？我个人蛮怀疑的，或者说看法比较谨慎。
西方的经济重启之后，特别是美国，现在重启后的问题蛮明显，会不会出现第二轮的类似于“不说封城”这种政策，使得西方的欧美主要经济体在二季度仍旧处在衰退的阶段，如果这样的话，给下半年的外贸、同样的外资造成的影响应该没有二季度那么好，应该比二季度的情况更加糟糕一些。
这种情况下，我本人认为下半年外贸和外资能够继续保持像六月份的势头并不乐观，可能还是要寄希望于内需的提升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和扩大效果。
李迅雷：给民营企业“输血”的同时也要配合“造血”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迅雷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上的发言 我非常认可杨教授的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输血功能和造血功能，保市场主体首先要输血，逻辑上没有问题。
二是要长期保下去还要造血，这还是非常形象的。
第二个观点是讲到了两大政策基调，“六稳”的政策基调实际上是稳中求进，这是逆周期政策的上限。
“六保”内涵是底线思维，它实际上是政策的下限，现在我们不能突破下限。
本来在疫情没有发生前，2020年要实现翻番目标，所以稳中求进（六稳）是我们的总基调，现在由于疫情的不可控性，所以底线思维下“六保”成为总基调了。
在这种情况下，保市场主体确实是一个核心任务，因为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主要靠市场主体来运行的，如果市场主体运行出现了障碍，等于整个机器的运转出现问题了，经济也会出现问题，故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
值得探讨的地方，一是怎样输血，二是怎样造血。
这两方面值得深入探讨，以便输血和造血更加精准、更加合理和更加优化。
一是如何输血？我比较偏向于输血更多输给居民部门而非企业部门，输血给中低收入阶层。
如果只是通过给企业输血来救企业，我国有那么多企业，如何救？个体工商户将近1亿户，大概解决将近3亿多人的就业问题，这方面确实是要保，保就业和保市场主体是一致的。
但如果只是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只是保一时。
因为没有需求端的支持，准确地说没有有效需求，那企业库存增加，最终还是会经营不下去。
事实上有一个统计，不知道是否很准确，个体工商户的平均生命周期是1.5年，也就是说保市场主体折腾老半天，它自身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可能也有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
自生自灭后再起来，因为它要不断地适应市场需求。
所以，如果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收入支持，他们就可以扩大消费，从而支持市场主体运转。
克强总理也讲了，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平均水平只有1000块钱左右，这一部分人是中国消费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高收入组不是消费主体，它是中国的投资主体、理财的主体，只有中低收入组才是消费的主体。
企业主要是靠供给，供给商品、提供服务来维持企业的运营。
所以，降租金，降融资成本等确实是需要的。
但主要还是要靠销售收入的上升来维持生存发展，所 以六保中也有一个保基本民生，能够向居民部门提供更多的援助和更多的保障，则可以拉动消费，企业发展就更有基础，更加长远。
这里也涉及到一个居民收入结构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等收入组在过去三年（2016-2019年）收入增长累计三年增加了19%，高收入组三年累计增长29%，本身收入差距已经存在了，但在过去三年中又明显扩大，这对我们的消费显然是不利的。
前面也有教授讲到了，上半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消费还是负增长。
而中国今天的经济特征就是消费主导，即靠消费拉动而不是像过去靠主要投资拉动，因此，我们怎么输血要好好研究。
因为输血的难度是很大的，我的建议是，输血给居民部门中的中低收入阶层，更加简单也更加公平一些。
如输给企业，哪些企业该得，哪些企业不该得？实际上会涉及到竞争公平问题。
二是输血的同时要配合造血，造血就是履行一系列的改革来推进，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完善。
比如像国民经济三大部门之间的输血，更要注重“直达”。
如中央财政特别国债的钱要直达地方，直达是良好的意愿，但能否100%的直达也是一个问题。
银行要让利给企业，国有企业要多上缴利润，实际上也是国有企业间接支持民营企业，这些方面都没有错。
在造血方面，三大部门都需要造血，第一个是政府部门，第二个是企业部门，第三个是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的输血是政府和企业来支持，造血主要靠居民部门的内部收入再分配，需要缓解目前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这是一个完善和改善造血功能的主要内容。
比如像今天的“学习小组”讲到某个酒买不到，容易滋生腐败。
酒买不到，是因为被限制涨价，能不能通过把酒的价格提上去，奢侈品的价格提上去之后，有钱人就可以买到了，税收可以增加了，一方面是增值税可以增加，另一方面是企业所得税也可以增加。
名酒名烟都不属于基本生活用品，基本生活用品如猪肉价格涨多了，倒是可以考虑要限价，这是保基本民生。
但奢侈品不用限价，让它的价格涨上去，提高消费税率，将涨价部分转化为税收。
此外，还可以通过类似的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如资本利得税、房产税等使得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所以，造血方面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怎样来造血，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我们和美国相比，今年改革举措还是比较多的，国有企业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包括金融领域的改革等。
如怎么能够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本人就是长期从事直 接融资相关业务的，过去那么多年来一直要求提高，但现在直接融资比重仍然只有15%左右，跟美国相比差距是巨大的。
所以，通过大力度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方式来活跃资本市场的主体，也可以为非金融市场的主体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并购服务、财务顾问服务等，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良性发展。
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的做优做大做强没有任何问题，可以采取相关手段来做，但竞争领域的国企改革还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主体的市场机制作用，尽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所以我觉得造血功能上，怎么来通过市场化手段来保市场主体，这方面大有可为。
昨天国务院通过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从行政立法层面对政府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一事进行了规范，防止地方政府成为“老赖”。
因为好多民营企业在抱怨，他们帮地方政府做了事情，做了工程项目，但是钱款迟迟不能到账，使得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投资更加犹豫。
如果营商环境不好的话，对它的投资自然会受影响，故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于保市场主体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来讲，经济增速下降后，中国经济确实是处在分化时代，中小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大企业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各行各业都有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还是由市场的机制所决定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存量经济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存量经济本身就是此消彼涨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味去救助中小微企业也是不理性的，长期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
故更多的还是在公平竞争的制度上着手，使得这个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公平合理。
有一些中小企业反映他们跟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不公平的，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有融资成本低等优势，在产品、技术合作上对这些中小企业提出的不平等条件，故需要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营商环境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改善。
此外，将来在造血功能上，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上。
我在前面一个环节上提出来了，这里面主要还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之
一，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市场主体。
国企到底怎么改？怎么能够做强做优做大，在这方面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国企改革，总体感觉还是效果低于预期或者进度低于预期，所以如何提高进度，增加效率还是非常重要的。
单纯靠这种合并来进行国企改革不太可行，我们有过宝钢武钢的合并，南车和北车的合并，我 对制造业不太熟悉，没有发言权。
也有人提出中国的投资银行，即券商还是有小散弱的特征，因为券商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合并能够做强做大，或者成为中国的高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简单的合并让它做强、做大、做优基本都缺乏成功的案例，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机制来进行。
改革还是跟股权激励、市场化的薪酬体系、严格的市场化的考核机制要相关联。
在这方面如果说还总是放在一个离市场化比较远的方式来推动改革的话，效果还是会低于预期的。
因为我看资本市场比较多，资本市场的诸多问题比如像股票的发行定价不是完全市场化的，现在推出的注册制试点对于市场化定价是有利的。
第
二，退市制度不够严格，这都会影响到市场的有效性，因为优胜劣汰是资本市场基本的法则，我们在寄希望于在保市场主体地位的同时，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杨瑞龙：“六保”可持续性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上的发言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对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政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要集中精力抓好“六稳”与“六保”，特别是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稳住经济基本盘。
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与保障政策当然稳就业保民生重要手段，但是要让稳就业与保民生具有可持续性，关键还是要保市场主体。

一、政府与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的两个主体疫情冲击，再加上传统经济增长要素衰减所导致的结构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今年第一季度GDP负增长6.8%。
抗击疫情政策的及时有效，我国的复工复产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全球疫情的蔓延导致我国外贸订单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步履维艰，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为了稳住经济基本盘，中央提出了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保民生当然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政策来实现，但受制于财政等约束条件，可持续的民生保障还是要靠就业来实现。
家庭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有了消费，这就既能维持家庭的基本民生，又能产生消费需求，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稳就业的目标，那就是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
政府在稳就业上当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一批基础设施等投资计划直接创造就业；财政可以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补贴等政策来降低企业成本，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优化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政策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从而帮助企业改善经营条件，维持乃至增加员工的雇佣；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于消费需求，以一定的经济增长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政府可以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稳就业，如对经营面临困难仍不解雇员工的企业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等。
政府稳就业政策是否有效与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因为企业是吸收就业的主体，只有企业能够活下来并且能够进一步扩张，才能不解雇员工，乃至于能增加雇佣员工，就业才能稳定。
截至2018年底，我国总就业人数7.76亿，其中第一产业6.1%；第二产业占27.6%；第三产业占46.3%。
在非农就业人口中，政府与事业单位就业比9.2%，超过90%的劳动力在企业就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5.73亿非农就业人数中，农民工有2.88亿，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一旦失业，较难在城市享受到失业救济福利，民生问题将会陷入困境。
稳就业不仅要稳住城市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还要稳住农民工的就业。
要稳住就业，就必须有效控制疫情，让商店能开门，工厂能全面复工复产，避免出现企业倒闭潮，让企业能活下来。
特别是要实现新增900万就业人口，就必须让企业保持一定的投资率，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
经测算，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要实现新增就业人口900万，GDP增速大约要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上。
企业活不好甚至活不了，就业就稳不了。
因此，保民生就必须稳就业，稳就业就必须保市场主体。

二、输血与造血：保市场主体的两种方式市场主体主要由企业与家庭组成，家庭既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又是消费需求者，家庭的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就业状况，而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取决于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如果市场需求越旺盛，企业的扩张能力越强，就业就越充分，家庭的消费需求就越大。
因此，稳住经济基本面，就是要保市场主体，关键是保企业。
企业的活力是保持国民经济整体活力的微观基础，企业能否基于效率原则与利益动机对市场信号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决定了市场机制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企业的现状也决定了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除了政策本身是否符合实际外，还取决于宏观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市场主体能否灵敏及时做适应性反应。
政府在保市场主体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输血”的方式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如政府可以通过选择多样化的财政、货币政策或者必要的行政手段，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等来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造血”的方式增强企业的活力，如通过经济关系的调整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来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通过需求刺激计划改善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通过向民营经济开 放某些垄断性产业给企业更多的投资机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或者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来释放企业的活力。
随着企业自身发展机会的增多与活力的提升，其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会得到增强，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就会提高。
政府的“输血”行动能否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生存能力，还取决于“输血”的方式与效果。
一是“输血”是否及时。
应该在市场主体最需要政策支持时政策及时落地，而不要等市场主体病入膏肓时再下药，这时企业已无法起死回生了。
目前有关部门大都相应制定了一系列给企业纾困解难的措施，但有时救助计划就像画中一张大饼，能看不能吃。
有时政策落实的中间环节太多，每个环节都折腾企业一次，等政策下到企业，企业已濒临倒闭；二是“输血”的血型对不对。
企业遇到的难题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一刀切”的纾困解难政策很难适合不同企业的不同需要，这就要做到解困政策精准到位，要对症下药。
例如，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烟台考察时听到一个企业老板的抱怨，由于该企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固定资产比重比较低，而央行在融资支持的政策中规定了贷款规模与固定资产比重挂钩，因此该企业尽管市场前景看好，却得不到必要的贷款规模。
克强总理当即指示央行行长深入调研该案例，研究出台如何解决此类轻型资产、人力资本比重高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是“输血”管道是否畅通。
中央这几年出台一系列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的政策，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反映他们并没有切实感受到相关政策的实惠，原因之一就是“输血”的管道不畅通，中间环节“截留”及体外循环等现象频发。
因此，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克强总理强调相关的减税降费、增加的财政开支要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以“输血”的方式保市场主体尽管短期内见效比较快，但其可持续性存疑。
减税降费等会压缩财政收入，扩大政府开支会增加财政赤字，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面临财政约束。
扩大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有助于推动利率下行，减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但可能会导致货币超发，面临通货膨胀约束。
用行政手段为企业纾困解难有可能导致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冲突。
在短期内行政扶持企业有可能让企业暂时摆脱困境，但从中长期看，会导致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赖，短期内超常规行政干预体制有可能长期化，最终影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因此，保市场主体不仅需要及时向企业“输血”，更应重视企业自身“造 血”功能的维持与增强，通过营造更适宜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以及通过进一步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来重塑市场主体，以提升企业走出经营困境的自身能力。

三、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形成稳就业、保民生的长效机制企业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主体，企业能生存下来，就业就稳得住，企业能够发展，就业就会增加。
企业如果活不了、活不好，再好的稳就业保民生的政策都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支点，最终将受财力约束而难以持续。
如何让企业在结构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疫情双重冲击下能够保证在活下来的前提下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除了必要的政策扶持外，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与激发企业的活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更加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保市场主体提供了制度保障。
深化体制改革，优化市场环境，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首先，应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刺激内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政策空转，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政策的实惠，从而有助于企业降成本、增收益，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同时要采取措施，引导货币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更多流向资产市场，防止资产价格再度泡沫化；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增长动能转换，为企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随着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传统工业化红利的逐渐衰减，结构性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加大，处于某些传统行业的企业的经营遇到了许多困难。
解困的重要出路就是在继续释放传统增长动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新的增长动能，如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步伐，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扩大消费需求与提升消费升级等，这些新的增长动能不仅是我国经济长期趋好的基本条件，而且对企业来说隐含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推进增长动能的转换就必须增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最后，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
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化与一个地方能否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有关，而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意见》强调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环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企业能否活得更好关键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机体是否健康与有活力，而这又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关。
《意见》对下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重要的部署：第
一，以分类改革的原则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国有资本应更多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在非竞争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对处于完全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化、证券化等方式，更多强化国有资本的收益功能，而不是控股功能，实现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
第
二，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意见》要求在重点领域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原则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竞争性领域的混改可以探索部分国有股权转化为优先股，强化国有资本的收益权，淡化控制权。
要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控股的混改企业要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
第
三，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
加快实行垄断行业中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
竞争机制的适度引入对于推进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资本的营运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助于稳就业保民生。
我国现有大约3000万个中小企业，7000万个个体工商户，这近亿的市场主体大部分属于民营经济。
它们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
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出台必要的扶持政策外，关键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各类调查中，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抱怨是企业在发展中面临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阻碍，这就是俗称的“旋转门”、“天花板”、“玻璃门”，不少行业限制民营经济进入。
为此，《意见》强调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排除所有制歧视，实现各类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
要支持非公有制主体进入电力、油气等自然垄断行业，同时提出来要放宽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
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某些垄断性行业，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功效：一方面可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把垄断行业中的国企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是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前提是有一个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归属越是清晰，市场主体的权责与收益预期越是明确，激励约束机制越 是有效，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是高。
如果民营经济的权益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屡被损害，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其经营行为就会短期化，甚至可能退出市场，从而不利于稳就业保民生。
为此，《意见》要求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现代社会中确认和保护产权的社会契约形式就是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对产权的保护是通过强制惩罚一切破坏现有产权关系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威慑力量而实现的。
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非常重要。
毛振华：要将保市场主体的政策落到实处 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上的发言
一、保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是重中之重保市场主体是“六保”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做好保市场主体工作对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基层运转、保产业链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保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更是保市场主体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说这是重中之重？疫情冲击下，我国就业压力加大，而就业与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密切相关。
在居民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终端需求受限，很多产品生产出来并没有市场，有可能导致供给过剩。
因此，在保市场主体中，生产制造业并不是重点支持的对象。
此外，国有企业更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垄断型企业，解决的就业相对要少很多，所以就业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因此，当前我国的就业问题就要求政策更应聚焦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除了保就业的考虑之外，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也大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资金和政策对公有制企业的支持要远大于民营企业，而且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也是以龙头民企为主。
在各种矛盾和各种社会观念交织的背景下，保中小企业、保市场主体的政策落实力度是非常有限的。
很多所谓直达基层、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都很难落到实处，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决心和更大的魄力，使各项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二、保市场主体仍需注重优胜劣汰，避免救助导致“僵尸企业”死灰复燃需要明确的是，“保”是一种底线思维，且“保”本身带有很强烈的行政色彩，带有很强烈的底线思考和应急行动色彩，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尤其需要掌握好力度和节奏。
目前仍有一些政策不够精准，比如金融政策虽然力度比较大，每个银行都有面向中小企业的放贷任务。
但这个政策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政策，很多中小企业不敢借钱，因为后续不仅要还钱，而且还有一定的资金成本，未来面临更 大的偿债压力。
更重要的是疫情冲击下企业恢复缓慢，偿债能力恢复至疫情前仍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当前加大对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力度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可以申请贷款展期，这导致了很大一部分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要被市场淘汰的“僵尸企业”又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挤占一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
所以，救助中小企业要和前几年实施的清理“僵尸企业”政策有机结合。
在把民营企业作为救助主体的情况下，救哪些企业和不救哪些企业、具体救多少，要有很多的政治和道德考量。
这个过程一定要坚持优胜劣汰，防止救助过程中“僵尸企业”复活并占用资源。

三、财政扶持应作为保市场主体的抓手，用好用对短期应急与市场化等多种手段 现在我们怎样实施保市场主体的政策？我们需要清楚的一点是财政支持要比银行信贷支持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有效。
因为只增加信贷解决不了当前的核心问题，要精准施策，对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采取特殊政策，加大财政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
具体来看，财政政策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支持中小企业：一是财政对部分中小企业进行注资，包括对某些重要项目进行补贴，或者给企业员工发放一部分工资。
像美国这样的纯粹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帮助企业发放工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给中低收入人群发一部分工资或对中小企业进行一定的补助。
具体操作可以考虑在特殊时期发一半的工资，在疫情过后根据情况递减，直到停止补助。
二是对民营企业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相关资产管理人要加大减免力度，同时民营企业使用自己住房的，要给予一定的补贴。
当然带有某种行政化色彩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很有力量，不过在长期来看仍是相对有限的行为，长期仍需坚持市场机制建设。
除了短期应急之外，财政政策也可以借助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救助。
一方面可以发放定向消费券；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投资的服务业并不是刚需，比如消费者并不一定必须外出就餐、外出理发等。
所以各地应制定政策发放定向消费券，鼓励消费者购买当地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保证当地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运转资金的重要途径，这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采取一些市场化的措施来促进内循环。
另一方面想办法扩大企业的股本，而不是扩大企业的负债。
比 如中小企业可以由政府基金做一些注资；对于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给中小企业进行股本投资的企业，政府要给予一些优惠。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和引导市场把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中，改善中小企业的股本结构。

四、构建和完善保市场主体的事后退出、评估机制当前保市场主体非常重要，但我们要建立完善的事后评价和退出机制，防止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保市场主体”主要是通过资金来支持企业的，在双方遵守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应当有相应的对价，对价的核心就是就业指标。
所有要保的企业要有承诺、要完成任务，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就业有所承诺，有关部门要进行救助前的考察和救助后的评估。
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入股也应该有回购之类的安排，这样才能维持未来市场经济的秩序。
要支持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融资通道上的一些自主性安排，这个过程中要坚持法制化、市场化的原则。
下半年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未来三五年的形势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这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现在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内外两个循环等一些体系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把保市场主体和中长期的任务结合在一起。
钟正生：民营企业是保就业、保民生更需要关注的点 钟正生原财新智库董事总经理 以下观点整理自钟正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上的发言 对于先救助企业，还是先救助失业、消费这块，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
如果不救助消费的话，消费持续负增长，可能没有新的需求，而没有新的需求企业的生存发展会有问题，这是一条线。
如果救助企业力度不够，企业的生存发展有问题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新增就业，没有新增就业可能也没有进一步的消费。
所以，现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实施救助措施的时候都比较头疼，这两者怎么侧重，有没有局限性。
举两个例子：现在美国对失业家庭有很强的补助，它的补助到了什么程度呢？60%的美国家庭成员收到的失业补助金，要比失业前的工资水平还高。
今年7月底，这个失业补助就到期了，这段时间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想再去工作，这是很明显的道德风险的问题。
欧洲和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是行政救助，这里面也有很多的道德风险。
监管机构和政府不断地说，企业不要利用这个机会盲目负债，尤其现在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这段时间都得到救助了。
所以，行政救助在海内外都涉及到很大的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
保民生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企业。
企业分为两块，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民企。
经过半年多的疫情冲击后，民营企业现在是怎样的状况？我给大家一些基本的判断，就会知道下一步的保市场主体应该怎么保。
首先，民营企业的融资有限改善，刚刚毛董事长也说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针对性和落地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今年1-5月份，确实普惠小微的贷款增长是明显提速的，普惠性小微贷款的利率有明显降低，在普惠性小微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明显提升。
但目前普惠性小微贷款仅占所有贷款余额不到8%，所以它是在一个较小体量下达到较高增速。
信用贷款的占比也是十分有限的，大家知道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里信用贷款这块不容易放量，这里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债务融资的数据看得更明显一些。
今年1-6月，企业信用债共发行6.3万亿，同比增长接近50%。
民营企业发行2825亿元，发行量虽然创近年新高，但和 国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好就好在2019年，民企的债券净融资全年都是负增长，现在终于转正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但从绝对水平看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由于支持民企的政策不断在落地，民企的信用利差没有在高位上进一步上行，这就是看到最近的结果了。
没有进一步的上行，但它也没有明显回落，这就体现出国企和民企在融资市场上处于不太对称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民营企业融资额和融资可获得度还是在相对较低的位置上。
看到了积极的变化，但是在较小的体量上看到了一个积极的变化。
第
二，民营企业的盈利喜忧参半。
令人欣喜的是，这波疫情冲击前，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长比国企和股份制企业要快，在疫情冲击之后，民企利润下滑幅度要比国企利润下滑幅度要更窄。
简单地说，民营企业利润增长的表现要比非民企利润增长的表现要更好。
什么原因造成它的利润表现更好？因为大家都很差，但它相对不是那么差的。
从两组数据里可以看得出来原因：一组数据是从工业增加值里面的出口交货值增速，现在民营企业出口的表现要比国有企业出口表现得更好。
另一组数据是，工业增加值里，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反弹比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反弹更快。
可以看得出来，民企在出口和工业这两个领域都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
想来想去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企比国企有更强的追逐利润的动力，它有更强的求生欲望，所以它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在更大的程度上维持较高的产量、复工复产，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原因。
令人欣喜的一面是，民企的利润和增长的表现比其他类型增长要好。
令人忧虑的是，我刚才说到的是利润增长，没有说到投资回报。
投资回报我们选了一个数字，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可比口径的投入资本回报率。
民企投入资本回报率在2019年下半年以来有一定的回升，但仍然低于国企。
但疫情冲击之下，投资回报其实是会变差的。
在历史上比较国企和民企的投入资本回报，其实能看到一个常态。
这个常态就是，民企的投资回报要比国企的投资回报更好。
但是，里面有段时间是例外。
在2013年至2015年，我和大家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当时正是严重的产能过剩时期，行业洗牌对民营企业构成了极大冲击。
当时民企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得很快，民企投资回报落到国企之下。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对国企的投资回报冲击很大，国企的投资回报开始明显下跌，反而在这个时候民企的投资回报表现相对稳定，并重新开始超过国企。
所以，在市场冲击下， 有很多专家说这是政策冲击下，民企调整的速度比国有企业更快。
它们是最先受到冲击，但也是最先在冲击之下稳定下来的。
但是，从2017年三季度之后，国企的投资回报又开始超过了民企投资回报，这不再是一个常态了。
这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样本，但整体行业的投资回报情况差不多。
所以，我这里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和保市场主体特别相关。
2019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尼古拉斯-拉迪写过一本书，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
他的理由是，民企大部分时间要比国企表现更好，如果中国的国企改革在市场准入方面进一步推进，让民企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那么整个经济的投资回报和增长潜力都会起来。
虽然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之后，国企投资回报突然窜升，但拉迪觉得这只是一个短期扰动，扰动过后其实民企投资回报更胜一筹的常态还会回归，在中国企业投资上还是有很多资源重新配置空间。
综上，我给大家讲了两段时间，一段时间是2013年至2015年，正好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一段时间是2017年之后，多多少少大家还在讨论“国进民退”的时候。
习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纠正了这个倾向，并做了很多的部署。
这两个时期国企的投资回报要超过民企的，但剩下大部分时间下民企有更好的投资回报表现。
最后，从融资、盈利到投资，民营企业的投资是什么状况？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1%，民间投资下降7.3%。
所以，民间投资下滑更快，反弹更慢。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民企投资回报较低，根本上制约了投资意愿，尤其是2017年之后。
二是，高度不确定的疫情、经济、政策环境，对企业家信心影响还是非常大。
三是，2020年出台的很多针对短期贷款的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政策的重点都是想让企业先生存下来，因为没有起到自己企业再投资的效果。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要大幅增加制造业中长期的贷款。
因为提供短期贷款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中长期企业贷款放量才会进一步地刺激民营企业去投资扩张，才进一步有新增的招聘的需求。
从行业层面来看也非常明显，民间投资是普遍弱于整体的，也普遍弱于国企投资，但只有在两个行业，即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是正增长，其他都是负增长。
这两个行业对疫情相对绝缘，甚至某种程度是受益于疫情的。
明显可以看到，民企有对行业景气敏感度更高、调整速度更快的特点。
所以，不管从投资总体的表现，还是行业布局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不必怀疑民间投资的效率，也不必怀疑 民间企业的应变能力。
他们的调整速度在上一轮产能过剩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一轮的中美贸易冲突和疫情冲击下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工业生产率先恢复得更好，出口表现也更加稳定。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能力，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这是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
总结一下，民企融资上是有限改善的，在较小的体量上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利润增速上相对表现不错，因为它有更强的求生存谋发展的意愿；但是在投资回报上整体表现不好，民企投资比整体的投资要下得更快、恢复得更慢。
这是民营企业在疫情冲击下整体的情况，保市场主体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状况。
我的建议有两个：一是民营企业在投资机会的把握上、应对产业链调整的冲击上、它自身的组织形式的创新上，其实都是更灵活的。
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民企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所以，要保市场主体，就要按市场逻辑来走，这样的话民营企业应该会有一个常态的更好的表现，也就是要给民营企业有更多调整和试错的空间。
二是体制机制的环境要跟上，特别是营商环境的改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我们做得不错的地方在哪儿？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冲突如火如荼，但外商直接投资在2018、2019年都有相对稳定的表现。
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各地的地方政府非常注重稳住外商投资的基本盘。
所以地方出现了很多先行先试的东西，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也为今天中国的产业链基本稳定的局面做出了贡献。
我在想如果对外资适用的逻辑、适用的政策，在民营企业这边落实得就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见效呢？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经验的借鉴。
总之，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如果要保市场主体，因为国有企业有更多的融资空间、更厚的资本积累、更好的抗冲击能力，所以显然民营企业是更需要关注的点。
而民营企业本身是有更多调整的能力和意愿的，我们需要的就是给它更多的信心和体制机制的保证。
至于怎么把短期的纾困政策与中长期的效果结合，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首先，有些领域是从现在的形势发展来看就应明确加以鼓励，对这些领域来说这是短期的纾困政策和中长期的政策不矛盾的地方。
举个例子，这次英国禁止华为进入英国5G建设。
英国专家做过测算，短期内英国要损失20多亿英镑，整个5G布局会推迟两三年，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显然 并不划算。
但他们提出了国家安全的借口。
所以，像5G、云计算这样的高科技中国企业，如果短期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冲击，其实我们做短期的支持政策同中长期的未来科技的发展并不矛盾。
所以，如果能够明显看到未来是有前景的领域，可以大张旗鼓地支持，这是短期和中长期很好的天然的契合点。
其次，毛振华老师也说到这个问题。
美国支持救助企业的政策，很多是原油企业。
不说这些石油企业是不是夕阳产业，它的巅峰期已经过去了。
美国政府现在大力支持他们，未来油价的前景怎么样，未来能源转型的前景怎么样，跟美国的中长期的战略是否吻合，都有问题。
最近海外指责中国，对很多煤炭企业也有很多的支持。
所以，如果对之前我们经常说的“两高一剩”，即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的企业，短期救急是应该的，但如果这块投入资源过多，会在未来固化在经济结构中的问题。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能够辨识短期和中长期的方向是一致的，可以给予企业大力扶持；如果很明显中长期不能做的，短期救急也不要投入太多的资源。
这一点我相信应该有共识。
那对没有共识的部分，支持哪些企业，不支持哪些企业，应该由谁来确定？中央提出了“放水养鱼”，现在最重要的是“放水”。
至于什么样的鱼能活下来，什么样的鱼能够茁壮成长，这需要由市场主体自己说了算。
“放水”这个环节，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只是企业扩大经营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刚刚也有专家说到了，现在的货币政策对企业的支持，也就是贷款端对企业的支持，其实已经做得比较多。
所以，现在会说要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央行官员也说要促进实际融资成本的降低，不是说利率越低越好，也谈到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降低利率等等。
在此情况下，更加需要财政政策纾困解难。
本来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锚定性都会更好，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比较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比如现在的社保减免能否进一步延期。
现在大家对财政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只要财政融资是规范的、透明的、有监督的，其实扩张一点可能比货币的效果要更好。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即纾困阶段，我也支持慢慢地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财政这块。
但等到企业纾困后是否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扩张经营，主要还是要由企业自己来判断。
政府要放好水，至于什么样的“鱼”在池子里成长，什么样的“鱼”能够在里面长得更大，这要市场主体自己决定，由市场竞争自己筛选。
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总结一下，如果能够清晰地区分哪些领域不应该支持，就仅仅以纾困为止；哪些应该支持，短期和中长期能够看到利益结合点的，毫无疑问支持起来没有问题。
如果看不出来行业方向，那么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
刚才我讲到，民营企业在对供应链调整的应对上，以及对行业景气度的把握上，反应还是很快的。
一句话，我们给企业更多的信心，企业家才会有更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