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0日星期四主编：钟华编辑：温才妃校对：王心怡Tel（押010）51949400E-mail押daxue＠ 大规模在线教育——— 那些没有“尘埃落定”的问题 姻本报记者陈彬 “在线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而大学还远远没有清楚意识到这种冲击。
”这句话出自于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
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大规模在线教育论坛上，它又被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引用，来佐证大规模在线教育（MOOC）的影响。
所谓MOOC，是Massive（大规模的）、Open（开放的）、Online（在线的）、Course（课程）的缩写。
它是由很多愿意分享和协作以便增强知识的学习者所组成的。
与传统的在线教育相比，MOOC不是单纯地教师讲课，而是通过网络技术，将课堂教学、学习体验、师生互动等环节完整地在线实现，从而形成一种“在做中学”的模式。
2011年的秋天，来自190多个国家的16万人注册了斯坦福大学一门被称为“人工智能导论”的免费课程，这也成为了一场MOOC风暴的起点。
目前，全球已形成包括Udacity平台、Coursera平台，以及edX平台在内的三大平台，注册人数以百万计，仅Coursera目前注册用户就已超300万，每堂课都有数十万人收看。
毫无疑问，MOOC风暴已经席卷全球。
在大规模在线教育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对此也形成共识。
然而对于这样一场风暴，有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正如陈吉宁在论坛发言中所说：“MOOC的发展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们不能期盼一切尘埃落定后再采取行动。
” 那么，哪些问题还没有“尘埃落定”呢？ 影响：学生为何还要听我的课 如果说比尔·盖茨的断言仅仅表达了他对于在线教育巨大影响的肯定，而没有给出具体的预期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导论”的授课者，也是“Udacity”平台创始者、计算机科学家特龙的一番话则要更加“具象”。
“50年后，世界上只会剩下区区10所传统大学在传递高等教育了。
”特龙说。
这番话多少有些“耸人听闻”，对传统大学的未来也略显悲观。
但事实上，对于目前MOOC的井喷态势，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也不乏悲观者。
“在一些人看来，MOOC的大规模发展会导致很多学校的话语权被顶尖学校所把握，我们的学生就会被顶尖学校‘带跑’，并会导致大量教师的失业。
因为学生既然可以在网上看到MIT课程的全部过程，为什么还要听我在清华上电路课呢？”在发言中清华大学机电系教授于歆杰说。
大规模网络教育的出现，对于传统教育究竟是一种福音，还是一剂毒药？ 2012年底，美国《时代》杂志曾发表一篇题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文章。
在文章中作者预测，网络教育不会彻底“杀死”传统大学，那些顶尖高校将会继续优势发展，并起到了在网上不能轻易复制的功用。
而处在中间的大学，尤其是那些收费昂贵的营利性学校，则需要更加努力让自己的收费变得合理。
换句话说，MOOC的出现使学生有可能获得更“廉价”的高等教育。
对此，于歆杰表示，在这方面，中美是有差别的。
高等教育成本的增加是美国面临的巨大问题，但我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教育质量。
“在我看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面临双重挑战。
”于歆杰说，首先是对于如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如何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
另 外，对于普通的高等院校来说，如何提升教育质量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话题。
而在这两方面，MOOC都能给出一定的解决方案。
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汪琼介绍，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MOOC具有“翻转课堂”的作用，即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通过更加频繁便捷的课堂交互和测验，使学生主动学习，从而提升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至于对一般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则要更加明显。
毕竟如果不通过网络，一般高校的学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听到清华教师的课程。
“MOOC不会完全取代传统大学，却能提供相比传统大学‘价格便宜量又足’的教育。
至于‘价格’与‘分量’间该如何权衡，则要看具体情况了。
”于歆杰说。
争议：教师还有什么用 虽然肯定了MOOC的重要作用，但“悲观者”们的一个疑虑并没有解决。
那就是当一般院校的学生津津有味地听着清华、北大教授们的网络课程的时候，他们身旁的老师还做些什么呢？换言之，当学生可以轻易从网络获取知识时，教师的作用是否受到了削弱。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算作学生获取知识的最重要渠道，其作用毋庸置疑。
而一旦有了更加便利、权威的网络课程，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似乎的确受到了质疑。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李锋亮说。
在现实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
比如在论坛发言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在线教育资 “在线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而大学还远远没有清楚意识到这种冲击。
那么，大规模网络教育的出现，对于传统教育究竟是一种福音，还是一剂毒药？ 图片来源： 源中心主任阿曼多·福克斯（ArmandoFox）表示，目前已经有一些学校在使用MOOC后，通过解雇教师和教师助理的方式“节约成本”。
对此，李锋亮表示，就如同买到一本《唐诗选集》并不意味着就能学会欣赏唐诗或者学会作诗一样，能够接受网络教育的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很好地掌握所学知识。
网络教育需要面对数以万计的学生，而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千差万别。
此时，就需要身边的教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的辅导。
“网络教育模式下，教师可能不需要像以前那样90分钟不停地讲，但他们要学会与学生进行更密切的接触。
这就要求教师转变自身角色，从一个‘教育者’变为‘辅导者’，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角色可能更加重要。
”李锋亮说。
当网络一端的教授努力改变自身定位的同时，在网络的另一端，开设网络课堂的教授也面临着他的难题。
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开这堂课程？ “我开设网络课堂的原动力是什么？当然，我可以说是‘爱’，但如果想长期持续下去，光凭爱是不够的。
那么网络教育除了让我变得很有名之外，我还能得到什么？”在发言中，于歆杰坦言，他目前依然没找到答案。
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困扰着很多人。
而在采访中，李锋亮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出了答案。
“从某种角度讲，这个问题更像是一个‘伪问题’。
”李锋亮说，教师的动力来源于需求。
当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会有力量驱使教师满足这种需求。
“这种动力可能来自于教师自身的利弊权衡，也可能来自于校方根据自己的战略部署确立的相关规定，还可能来自于一些市场上的经济引导。
但无论如何，只要需求达到
一 定程度，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然而对此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华东 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凯。
“如果说到需求的话，近几年国内高等教育 对于高质量教学的需求在不断提升，但目前高校对提升教学质量的动力依然不足，这就说明需求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动力。
”在侯定凯看来，国内网络教育发展的一个前提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是国内高校对于传统教学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导致网络教学缺乏基础。
“对比国外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教学改革氛围更好、参与教学创新程度较高的大学，其教师网络教学的参与程度也更高。
当课堂教学氛围浓厚时，教师的教育创新精神自然也会走在前面。
因此，要解决教师参与网络教学的动力问题，我们的功夫其实更应该做在网络之下。
”侯定凯说。
困惑：高校拿什么赚钱 需要注入“动力”不仅仅有老师，还有整个在线教育模式。
一提到在线教育，很多人都会将其与“免费”挂钩，毕竟在线收看一些课程不必要支付任何费用。
但事实上，在很多网络平台上“免费的午餐”并不多。
在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介绍，以edX平台的课程为例，其全部课程只有1/4是公开的。
福克斯也表示，在网络平台，某些课程资源应该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内容都是免费的，其中很多服务都需要付费。
“我们现在有很多开放教材，这些教材可能免费，但是如果你想学习的话，可能就要付费了。
” “我从不相信美国有真正的公开课和真正免费的课程，但是中国有。
因为我们有很多课程是政府投资的，所以能真正做到免费和开放。
但是如果政府有一天不投资了，真正意义的开放和免费也就不存在了。
”重庆大学副校长李茂国说。
那么，如果有一天，政府不能再给网络教学“输血”，高校又该拿什么盈利呢？ 事实上，目前在世界范围内，MOOC的盈利模式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高校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但十分完善的模式并没有出现。
“这就如同时下如此火热的微信，却不能带给腾讯一分钱的实际利润一样。
”钱颖一说。
对此，侯定凯表示，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在线教育，尤其是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具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在线课程目前如果想盈利，首先需要从质量角度考虑，努力提升社会对于现代教育的认知度。
“在现有情况下，如果一个网络教育的毕业生求职，企业会认同吗？”他说，而当社会对于网络教育的认同度达到一定程度后，相对完备的盈利模式也许就会出现。
与此同时，侯定凯也表示，盈利其实有直接盈利和间接盈利之分，直接盈利是最简单的贩卖网络课程。
间接的做法则是通过提升网络教育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最终提升整个大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而这要比运用传统方法提升社会认可度便捷得多。
在采访中，李锋亮也对此表示了赞同：“还是以微信的事例作比较，微信业务本身虽然没有给腾讯带来直接利润，但其附属利润———比如品牌认知度、用户的信任度、依赖度等，却足以让腾讯赚得盆满钵满。
高校也不能仅看重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应该积极占领网络教育平台，别让我们的高校在这场网络教育的大潮中落伍。
” 让早慧的梦想绚丽绽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探秘 姻本报记者杨保国 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35岁了。
30多年来，一路辉煌的同时，也伴随着质疑。
“神童教育？拔苗助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科学报》记者近日走进中国科大，为读者揭开少年班神秘的面纱。
为早慧的孩子提供快乐成长的平台 在中国科大东校区郭沫若广场边，绿树掩映中有一幢朴素的小楼，正就是少年班所在。
1978年3月，在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大力倡导和邓小平、方毅等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国科大创办了少年班，目的是探索优秀人才培养规律，培养科技等领域的拔尖人才。
“少年班的产生，既有知识荒漠时代对人才的渴望，也确实有客观需求。
”少年班学院执行院长陈旸教授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确实存在一些智力早慧儿童，让他们早一点进入大学，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学习，恰恰是“因材施教”的体现。
“如果相关知识已经掌握了，还要在中学多混几年，其实是对他们学习兴趣和创新潜能的压抑。
” 即将毕业的何淼同学很认同这个看法。
他从小学五年级直接升到初
一，没上六年级，原因是当地小学六年级有各种补习课，他爸爸认为，孩子没必要去拼小升初的考试，要快乐地学习。
每年报考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有数千人，最后录取50人左右。
什么样的孩子适宜上少年班？ “关键看学习能力和意愿。
”陈旸说，最初几 年，中国科大老师带着试卷到全国各地去招学生。
后来，根据学生高考成绩，确定复试人选。
在复试环节，除了比较难的数学、物理笔试外，还设置了“现教现考”环节，以鉴别学生真正的学习能力。
对于社会上“神童”的称谓，陈旸尤为不赞同。
“我每年都要给刚进校的同学‘泼冷水’，告诉他们不能以神童自居。
”陈旸说，我们有个规定，少年班在校生不接受媒体采访，因为孩子容易“捧杀”。
“最吸引我们的是自由” 走进少年班学院的小楼，除了一间自习室、一间简易的机房和一些管理人员、班主任的办公室外，并没有想象中的教室、实验室等教学科研设施。
“与其他实体院系不同，少年班学院只有精干的管理团队，师资、教学等依托全校的资源。
”陈旸说，不过，给大一少年班集中授课的老师，其教学经验和课程驾驭能力要更强些。
在陈旸看来，少年班最大的优势是学生进校后不分学科专业，类似于美国大学的本科生学院。
学生第一年学基础课，一年后自由选择到不同学科大类平台，三年级再自由选择专业，课程在全校范围内选择。
数学、物理等基础课按照本专业的要求开设，比其他学院非本专业学生学得要深一些。
因此，学生们不仅基础更扎实，而且一个班级、宿舍中有学不同专业的学生，便于学科交叉，也为今后工作建立了不同专业背 景的“学术圈子”。
即将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深造的王嘉骝同 学，2009年高考是安徽省第16名，他放弃了北大、清华，来到与中国科大少年班一起编班学习的教学改革试点班（零零班）。
但大一的数学分析课考试，给王嘉骝一个下马威，他只考了69分！“当时有点后悔，觉得吃亏了，到其他院系可能轻松些。
”王家骝说，但咬咬牙挺过来后，回头来看还是很值的，“跟许多不同专业的高手一起学习、交流，眼界和思路都要宽阔些”。
“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专业，即使学习中遇到困难也能坚持下来。
如果你规定他学什么，学习动力就可能不足。
”陈旸说，少年班的学生很自由，学校并不要求他们今后如何发展，“这好比盖房子，先打好盖大楼的基础，至于你今后想盖几层，自己决定”。
“少年班的学生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毕业后作职业选择时，敢于挑战跨度很大的领域。
”陈旸说，一般拿到博士学位要到二十七八岁以后，这个年龄段的人选择更现实、谨慎；少年班的学生博士毕业时年龄要小几岁，他们更敢闯、敢试，而这正是创新的必备素质。
此外，少年班还从全校聘请了60多名教授担任“学导”，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以及选择科研课题等。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学导们轮流坐镇少年班，接受学生咨询。
“少年班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面对记者的问题，几位同学不假思索地说：“是自由，自由选专业，自由选课，自由选导师等。
” 一个更阳光、富有朝气的群体 同一个宿舍，都刚满20岁，都将赴美国名校攻读博士学位，竺紫威、何淼、陈章麒、杨洋四人毕业前玩起了文艺，他们要拍一部《新笑傲江湖》的短片，作为大学生活的纪念。
竺紫威当导演，与何淼一起完成了剧本，陈章麒担任跑龙套和部分剧务工作，杨洋负责后期处理，2009级少年班全体同学都参与拍摄。
“社会上有一些误解，以为少年班的孩子只会读书，智商高、情商低，其实他们非常阳光活跃。
”陈旸说，多年来，在全校性合唱、辩论、足球、篮球、围棋等文体比赛中，少年班屡次夺冠。
在全校70多个学生社团中，10多个社团的负责人是少年班的学生。
校西洋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军事爱好者协会“大拿”、魔方协会会长、魔术协会高手……少年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班主任兰荣老师介绍她班里的同学时充满了自豪。
当然，在高手云集的群体中，少年班的学生需要更加勤奋。
何淼刚进校时整天“晃荡”，第一学期考试不理想，兰荣找他谈了几次。
他也感到了与同学们的差距，大一下学期开始发奋———早晨6点半起床，学到凌晨一两点，周六还熬通宵。
即使自认为并不算刻苦的王武翟，每周学习时间也在60小时以上“，感到挺累的，尤其是大一到大三”。
而这一切的玩与努力，正如陈旸所说：“今天的少年班，培养的不仅仅是科学家，更是各领域的领军人才。
” 中国大学评论 中国大学须重塑自尊 姻尤小立 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在就业问题上，今年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699万大学毕业生一齐涌入社会，他们面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我们的各级就业指导部门总是在许诺，只要不挑不拣，保证就业。
但经过至少十六年的寒窗苦读，十六年的期盼和风险投资，让他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不挑不拣”呢？ 看到一篇时评说，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就要做大就业的蛋糕。
类似乐观的老生常谈，除了心理安慰外，基本没有意义。
因为蛋糕做得再大，也无法满足毕业生井喷式的涌动和期望，就像马路修得再宽，也无法解决交通拥堵一样。
当下中国大学面临的难题也有相似性。
一方面，就业仿佛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基本追求，它执著地主导着大学教育的行为和走向。
在一些大学，从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到机构设置，再到平时各种讲座的安排、课余活动的组织以及各种宣传，总之，一切活动的重心都围绕着就业进行。
不仅是校方如此，入校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为就业问题担心，他们为就业作准备的热情和动力远超课堂学习。
在他们眼里，大学是不是学术的圣地或象牙塔已无关紧要，社会复杂性的挑战更直接，更关乎今后的生活和幸福，因此，拿大学作为历练社会经验的阵地，在学业之外，打通关节，培养人脉，就顺理成章。
如果课堂不再是吸引人的场所，教师还有什么用武之地？教师的职责过去都说是传道授业，现在只能是想尽办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但是，面对没有多少学习热情和学习积极性或干脆经常“翘课”的学生，要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百分之百地尽到教师的责任，谈何容易。
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学校竭尽所能地为就业提供服务，其效果却并不乐观。
最近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近几年，不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今年本科生的就业率下降了12%，研究生则下降了11%，而且在就业的学生中有31%“学非所用”。
努力迎合就业需求，结果却与努力不成比例，这就是当下大学面临的现实尴尬。
改变这种尴尬局面，或者说摆脱困境的方式，当然不是上述报告的发布会上，教育专家们所说的“高等教育跑步进入普及化时代的背景下，迎接就业难题，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高校转变教育理念、用人单位转变用人理念成为‘制胜关键’”之类的“大原则”。
因为这一系列原则，实质上还是要继续地迎合所谓现实需要，继续以就业为导向来从事大学教育和组织大学教学。
需要看到的是，在过去若干年中，大学对社会的迎合不仅失之过度，而且付出的代价太大，因而得远不如失。
这个“失”主要表现在大学整体上失去了起码的自尊，教师失去了起码的自信。
而过分的扩招，让文凭彻底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已经变成一张等待就业的介绍信。
大多数经过激烈竞争进入大学的学生也失去了原本应该有的荣誉感。
没有自尊、自信和荣誉感，大学就只能是以就业为主导的职业培训中心。
而从上面的调查数据也可看出，即使是大学在努力转变角色，努力经营着“职业培训中心”，也还是无法全面满足社会的需要，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
这中间的根本问题是，“社会需要”是一个变量，而大学则既需要变化，又需要秉承其不变的基本理念。
直白地说，如果大学仅仅是被动地迎合，可能永远也赶不上社会发展，全面满足其需求。
这也是处于社会急速转型中的当下中国大学左右失据的深层原因。
另一个问题也需要注意，即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学非所用”。
如果这里的“学非所用”指的是不再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实际的数据可能要比调查的数据大得多。
因为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可能从事的只是与自己专业稍稍沾一点边的工作，比如生物制药专业的毕业生找到的药品销售工作，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毕业生去卖房子等等，这些也很难算是“专业对口”。
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大学培养的大约三分之二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其所学专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这个事实至少说明，大学一味被动地追随社会，在社会后面亦步亦趋，但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却是相当有限的。
大学根据社会需要或企业需要调整的专业、开设的课程，也并没有达到社会或企业所期望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有鉴于此，大学还是应该接受发达国家大学发展的经验，重拾自尊，以自主之变应万变，重新回到传承文明的轨道，以培养通识性人才、提高学生整体文化素质为导向来设置课程。
当然，在现有体制下，要让大学重拾自尊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为大学减负。
大学不能，也不应该承担它本来无法承担，也承担不好的责任。
只有这样，大学教育才能名副其实，课堂教学才能重新受到重视，雅斯贝斯所说的“学术共同体”氛围的建立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