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31日星期二Tel：（010）62580617
主编：赵路编辑：唐凤校对：王心怡E-mail押l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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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飞来横财你怎么花 全球若干试验试图了解普遍基本收入真相 科学线人 全球科技政策新闻与解析 一项印尼人研究被指违反伦理准则 沿着肯尼亚西部维多利亚湖岸，有数百个村庄的村民的手机在每个月初会一致地响起。
这个响声对于当地2.1万名成年人来说意味着一件事：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出现了2250肯尼亚先令。
这些现金相当于肯尼亚最贫困的一个县———博迈特县拥有两名成年人家庭的1/4到一半的平均月收入。
这些钱（约22.5美元）经由美国慈善机构GiveDirectly（意为“直接给钱”）提供，该机构正在研究向人们提供丰厚的金钱而不对其加以任何约束条件所产生的效应，这个想法被称为普遍基本收入（UBI）。
这些肯尼亚村民的手机每个月都会响起，并会持续12年，使其成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UBI测试。
“它是一个减缓贫困的工具。
参与者可以投资更具风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最基本的需求被照顾到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肯尼亚试验项目负责人之一TavneetSuri说。
肯尼亚试验是在全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进行的若干UBI试验之
一。
芬兰已经开始了一项相关试验，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是如此。
加州斯托克顿市计划在今年年末开始相关试验。
尽管这一概念并不新鲜，它最初由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提出，直到几年前还一直是一个边缘性的想法，但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对其予以严肃考虑。
由于ElonMusk等硅谷技术专家的支持，对这一想法的兴趣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开始增长。
保障收入计划的支持者认为，穷人从没有条件限制的资金中获得的收益会比现有福利系统更多，因为后者倾向于存在严格的条件，它们经常会让接受者被裹挟在贫困中。
“普遍基本收入是指向人们发放现金而不附加其他条件，并信任他们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它。
”英国巴斯大学经济学家LukeMartinelli说。
无条件的现金 现代福利国家诞生于大萧条和二战的灰烬之中。
当美国、欧洲和英联邦国家设法重建其经济体时，它们通过拨款、服务和发放专用于住房及食物等目的的金钱等方式，设法在为贫困人口提供幸福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尽管此类福利系统改善了生活质量，但它们大多需要巨大的官僚机构管理相关利益，从而确保福利接受者符合严格的资格标准。
福利批评人士长期以来认为，相关监管成本高昂，而且只能发挥有限的正面效应；在一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会阻碍人们找工作。
作为应对，政界领导者抓住了UBI的想法。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一直在推广这一做法，如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的小说《乌托邦》中）、哲学家托马斯·潘恩、美国自由党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等。
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把这一想法看作是终结贫困的一种方式；保守派人士则认为它是一种精简的福利系统，运行起来更加容易、成本更低。
早期试验发生在加拿大多芬镇。
在由联邦和省政府资助的一项叫作MINCOME的试验中，该镇最贫困居民从1974年到1978年每个月都会收到支票，且对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图片来源：JonasBendiksen 没有任何限制。
但在对该试验进行分析之前，资助萎缩和政治变动让该想法半途而废，所有的资料被堆放到1800多个箱子里并储存到一个仓库中。
直到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家Evelynet扫除灰尘，才让它们重见天日。
et开封的这些资料表明，与类似的曼尼托巴城镇相比，MINCOME家庭的青少年完成了多一年的学业。
这些家庭的住院率下降了8.5%，其中与事故、受伤和心理健康诊断相关的患者人数下降幅度最大。
这对经济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担心该项目可能会让人们放弃工作，而et发现就业率在这一试验期间保持不变。
现在，若干国家UBI的支持者们正试图在早期研究之上继续前进，他们在进行相关试验，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给UBI一个机会。
现成的金钱 肯尼亚试验诞生自GiveDirectly慈善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的小规模试验。
从2009年开始，该机构设法通过相对较少的现金转账缓解贫困。
这些相对短期和较少的资金输入在相关试验点取得了涟漪效应。
在津巴布韦的一项试验中，1年间的转账提高了儿童疫苗接种率以及就学率。
但因为这些资金是短期的，且额度过小不能覆盖生活收入，它们并非成熟的UBI试验。
但这些早期工作却让该机构产生了开展UBI试验的想法，该机构共同创始人兼理事长MichaelFaye说。
由于该试验时间很长，且成本更高，Suri帮其设计了4个不同的分组，以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
最大的一个组向80个村子的每个成年人连续两年每月提供2250肯尼亚先令。
第二组为连续12年每月提供同样数量的现金。
第三组总 共提供505美元，这相当于当地人两年的基本收入，这些钱前后间隔两个月分两次划拨。
第四组则作为对照组不发放任何资金。
“我们可以在不同类型的UBI之间进行赛马。
”Suri说。
2016年开始的其中一个试点项目的参与者对该项目的前景充满热情。
“这让我相信可以承诺并有能力为我的孩子支付学费，我也有信心攒钱来改善我的生意。
”该项目参与者Jael说。
在芬兰进行的一个UBI项目则在挣扎中前行。
之所以开展该项目，是因为有担忧认为该国复杂的失业金系统会阻碍一些人返回全职工作岗位，因为那样会减少他们获得的支持。
2016年3月，政府福利机构Kela与一家名为Tank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合作宣布启动一项UBI试验，它将向该国接受失业金的2000名成年人每月支付560欧元。
这些额外的收入将不会像通常的失业金那样收取同样的税，而且在为期两年的试验中也不需要被资助者积极地找工作。
而且如果他们找到了工作也不会失去这笔UBI收入。
尽管全球媒体最初在为该项目摇旗呐喊，随后的大众观点仍对这项达2000万欧元的项目猛烈抨击。
因为这些每月拨款完全不能覆盖一名成年人的基本生活开销，该试验仅针对当时的失业者，而且它没有足够的参照组群体。
因此，今年4月，芬兰议会拒绝了Kela进行另外1年资助的请求，反而对开展其他福利项目表示支持。
加拿大安大略省也加入了UBI的行列。
其试验从去年底开始，征集了该省范围内的4000多名参试者。
当旁观者在观望这些试验的走向时，相关研究人员需要明确定义什么是“成功”或“失败”。
考虑到UBI的一些影响需要5年到10年才能被感知到，旁观者或许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目前，所有这些试验的结果还远未明朗，这 不仅仅因为目前最雄心勃勃的肯尼亚项目才刚刚开始。
规模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试验将会产生关于 UBI项目成本和收益的数据，比如这些计划是 否会减少医疗健康方面的开支。
Martinelli认为， 这些数据或将表明其成本过高而无法生效。
“只 有一个负担得起的UBI项目是不够的，而一个 成熟的UBI系统是负担不起的。
”他说。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Damon Jones说，即便这些试验明显成功也不能证明 UBI在实践中会发挥作用。
因为它们规模相对较 小，而且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私人，它们并不能提 供有关政府能否负担得起大规模的公共项目或 公民是否愿意支付更多税来资助该项目的信息。
不过，Jones
警告称，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开 展UBI试验，或者它们只会产生毫无意义的数 据，它只是意味着即便是设计得最好的试验也 会存在限制。
无论其结果如何，这些试验将会产生影响， 因为它们能够发现这一过程中的潜在问题，从 而帮助研究人员细化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向政 策制定者提供希望了解的一些问题的答案。
如 果这些试验成功了，专家认为，“那么这个想法 将不会再是社会政策中的局外者，而是小规模 的奇迹”。
对于肯尼亚试验的参与者来说，这种奇迹已 经到来。
知道
GiveDirectly将会连续十多年每个 月向他们的账户中打钱，已经让一些参试者开始 扭转他们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思考方式。
每条信息 提示都意味着他们投资个人生活或是生意的机 会，而且他们还可以有保障地把食物端上餐桌。
他们说，这些是无价的。
（晋楠编译） 一项争议研究显示，巴瑶族人擅长潜水是因
为其脾脏增大。
图片来源：MATTHIEUPALEY 今年4月，一篇揭示印度尼西亚巴瑶族人为 何是更好的潜水者的研究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该研究被认为是最近人类进化的典型案例。
然而， 这篇发表于《细胞》杂志的研究却在印尼引发了不 同的骚动，当地一些人认为，这是“富国”科学家开 展
的“直升机研究”案例之
一，几乎没有考虑到当 地的规定和需求。
“这里发生了太多错误。
”雅加达艾杰曼分子 生物学研究所遗传学家HerawatiSudoyo说。
印尼 官方称，该研究团队并未获得当地评审委员会的 伦理批准，而且在没有恰当文书的情况下从该国 采取DNA样本。
一些印尼科学家指责，参与该研 究的唯一一名当地研究者并没有进化学或遗传学 方面的专业背景。
但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质遗传学研究中心 主任EskeWillerslev说，他带领的团队获得了印尼 政府的许可，而且力求遵循相关规定。
“我绝不会 参加自己觉得不符合伦理的研究。
”Willerslev说。
他说，该国政府并未告知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 “如果我们犯了错，违反了国家或国际指导规范， 我们希望为此道歉”。
事态在5月底升级。
当时，同样在研究巴瑶 族人的艾杰曼研究所遗传学家Pradiptajati Kusuma在一条推特网消息中写道，按照印尼关 于国外研究的严格的新法规（由印尼政府提出， 目前仍处于讨论中），该团队应该面临起诉。
“拘 留？这是有可能的。
”Kusuma写道。
他随后删除 了这条推特网信息。
但该《细胞》文章的第一作者MelissaIlardo说， 自己当时非常害怕，并取消了7月份去往印尼的 行程安排，原本她决定在那次行程中告诉巴瑶族 人相关研究的结果。
“为了让这项研究符合伦理 地、正常地进行，我已经竭尽所能，所以这样的事 情让我伤心。
”现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工作的 Ilardo说，当时她是在哥本哈根大学做相关野外工 作的博士生。
（冯维维） 美氯胺酮试验引发道德诉讼 几十年修改未果 美濒危动物法再遭“围攻” 美国《濒危物种法案》（ESA）正受到该国共和党政客们的新一轮攻击。
但政策专家表示，尽管共和党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但他们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
该法案保护着2000多种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物种。
近日，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FWS）会同国家海洋渔业服务部（NMFS）建议修改ESA，提出增加物种准入难度和简化移除过程等。
最近几周，美国众议院议员则试图更进一步，提出了大约12项修改条目。
其中一些提案将取消对包括北部斑点猫头鹰和北美埋葬甲虫等物种的保护。
议员指出，这是为了消除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等企业的活动障碍。
其他提案则旨在对ESA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例如，通过缩小被认为有必要的栖息地范围，以恢复或削弱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措施。
许多保守派政治家认为，这些变化将保护物种，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留出空间。
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RobBishop表示，ESA需要更新，以确保它保持其最初的意图和帮助物种复苏的重点，而不是简单地充当无休止诉讼的工具。
该委员会已经带头提出了许多正在审议的修改提案。
关于是否要将一个物种列入ESA的决定经常会招致工业、环保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法律诉讼。
自上世纪70年代该法案颁布以来，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一直在与其进行抗争。
但是许多环保科学家和环保组织说，共和党的立法将使保护濒危物种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削弱ESA。
例如，特朗普政府的一项提议将允许官员考虑列入一个物种的经济后果，而现行法律规定，相关部门在作决定时，只考虑科学效益。
濒危的北美埋葬甲虫的栖息地也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蛋糕”。
图片来源：JoelSartore 不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生物多样性中心的政府事务主任BrettHartl怀疑这些提案将无法成为法律，即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仍能控制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
他指出，在过去几年中此类修改已经屡次遭遇失败。
Hartl更担心的是由FWS和NMFS提出的对ESA的修改。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
”他说，因为这不需要国会批准就能生效。
虽然这些计划必须经过60天的征集公众意见期，之后白宫才能够敲定并实施这些改革。
Hartl认为这些提 议可能会通过。
但该计划可能会面临诉讼，弗吉尼亚州美 国鸟类保护协会政策副主席SteveHolmer说。
诉讼当事人能以多种理由对这些提议提出质疑，例如这些变化会对物种造成伤害———这直接违背了ESA的初衷。
环保人士指责立法者和白宫希望以牺牲野生动物为代价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
Holmer说：“他们似乎非常想要对一些利益相关者作出回应。
” 在ESA修改可能影响的物种中，研究人员 十分担心濒临灭绝的北美埋葬甲虫。
自2013年 以来，国会议员一直在试图终止联邦政府对该 动物的保护措施。
20世纪，栖息地破坏让这种黑橙昆虫的生 活范围减少了90%，不断缩减的食物来源也导 致其种群数量减少。
1989年，美国政府将甲虫列 入濒危物种名单。
罗德岛州罗杰·威廉姆斯动物园保护项目 主任LouisPerrotti说，埋葬甲虫的大部分栖息地 都在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内布拉斯加等州，这 些地方的天然气和石油钻井公司都有利益点。
“几乎所有的天然气和石油公司都在寻求将这 些甲虫踢出保护法案。
” 最近的立法提案包括了众议院
2019财年 的拨款法案附加条款，该条款提出把这种昆虫 从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
但在一些议员的强烈 抗议下，两院取消了这一条款。
Perrotti和合作者，包括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动物园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一直在人工饲 养埋葬甲虫，并将它们释放到野外，以建立自我 维持的种群。
这些昆虫很重要，因为它们以腐肉 为食。
Perrotti
说：“如果没有埋葬甲虫，死亡和腐 烂的动物尸体将多到淹没我们的小腿。
” 如果立法者最终成功地将埋葬甲虫除名， 那么重建项目可能会失去联邦资助。
Perrotti说， 包括罗德岛在内的一些州，如果联邦政府的保 护措施消失，仍有法律可以保护这些昆虫，但效 果远不如ESA。
Perrotti说，如果立法者成功改变了ESA，那 么这种甲虫就会灭绝。
尽管如此，他们将继续努 力拯救这个物种。
“很多人把血液和灵魂都投入 其中，包括我。
” （唐一尘编译） 氯胺酮是一种强烈的镇静剂。
图片来源：AntonioPerez《/自然》 一个消费者倡议组织正在就美国明尼苏达州 的两项临床试验向政府提出诉讼，这些试验被指 在没有征得焦虑症患者同意的情况下给其使用氯 胺酮和其他镇静剂，而证据表明这样做可能有害 于他们的健康。
这些临床试验是在
2014年到2018年6月期 间由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医学中 心（HCMC）的研究人员开展的。
在此次诉讼中，来 自华盛顿特区的这家名为公共市民的倡议组织起 诉称，相关试验的组织者和HCMC的伦理评估委 员会在并未获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就批准进行 该试验。
在两项研究中，医护人员会就注射氯胺酮 或其他镇静剂的焦虑症患者出现的医疗紧急事故 作出应对，这些试验旨在了解哪种药物见效最快。
患者后来才知道他们接受了镇静剂。
64
名医生、生物伦理学家和研究学者共同在 公共市民倡议组织的起诉书上签字，该群体在
7 月25日将相关起诉书提交给了美国人类研究保 护办公室（OHRP）和美国食品与药物安全管理局 （FDA）。
运行HCMC的亨内平县医疗健康机构的
一 名发言人称，在相关内部和外部调查完成之前，医 院不会就相关研究发表任何评论。
FDA的临床试验伦理规范通常会允许在紧急 情况下使用研究药物而无须征得患者的同意，但 前提是相关治疗的风险极小。
在评估这两项临床 试验时，HCMC的内部伦理监管机构，即机构评估 委员会（IRB）认为氯胺酮属于此类药物。
但根据公共市民组织的起诉，此前的研究均 表明氯胺酮与其他镇静剂相比存在更严重的呼吸 系统负效应。
HCMC
研究人员的首个临床试验有146名焦 虑症患者注册，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它发现接受氯 胺酮的39%的患者发展出呼吸系统问题，需要插 入呼吸管道；与此相对，接受镇静剂氟哌啶醇的患 者仅有4%出现了相关负效应。
（晋楠）
3 飞来横财你怎么花 全球若干试验试图了解普遍基本收入真相 科学线人 全球科技政策新闻与解析 一项印尼人研究被指违反伦理准则 沿着肯尼亚西部维多利亚湖岸，有数百个村庄的村民的手机在每个月初会一致地响起。
这个响声对于当地2.1万名成年人来说意味着一件事：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出现了2250肯尼亚先令。
这些现金相当于肯尼亚最贫困的一个县———博迈特县拥有两名成年人家庭的1/4到一半的平均月收入。
这些钱（约22.5美元）经由美国慈善机构GiveDirectly（意为“直接给钱”）提供，该机构正在研究向人们提供丰厚的金钱而不对其加以任何约束条件所产生的效应，这个想法被称为普遍基本收入（UBI）。
这些肯尼亚村民的手机每个月都会响起，并会持续12年，使其成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UBI测试。
“它是一个减缓贫困的工具。
参与者可以投资更具风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最基本的需求被照顾到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肯尼亚试验项目负责人之一TavneetSuri说。
肯尼亚试验是在全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进行的若干UBI试验之
一。
芬兰已经开始了一项相关试验，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是如此。
加州斯托克顿市计划在今年年末开始相关试验。
尽管这一概念并不新鲜，它最初由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提出，直到几年前还一直是一个边缘性的想法，但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对其予以严肃考虑。
由于ElonMusk等硅谷技术专家的支持，对这一想法的兴趣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开始增长。
保障收入计划的支持者认为，穷人从没有条件限制的资金中获得的收益会比现有福利系统更多，因为后者倾向于存在严格的条件，它们经常会让接受者被裹挟在贫困中。
“普遍基本收入是指向人们发放现金而不附加其他条件，并信任他们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它。
”英国巴斯大学经济学家LukeMartinelli说。
无条件的现金 现代福利国家诞生于大萧条和二战的灰烬之中。
当美国、欧洲和英联邦国家设法重建其经济体时，它们通过拨款、服务和发放专用于住房及食物等目的的金钱等方式，设法在为贫困人口提供幸福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尽管此类福利系统改善了生活质量，但它们大多需要巨大的官僚机构管理相关利益，从而确保福利接受者符合严格的资格标准。
福利批评人士长期以来认为，相关监管成本高昂，而且只能发挥有限的正面效应；在一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会阻碍人们找工作。
作为应对，政界领导者抓住了UBI的想法。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一直在推广这一做法，如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的小说《乌托邦》中）、哲学家托马斯·潘恩、美国自由党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等。
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把这一想法看作是终结贫困的一种方式；保守派人士则认为它是一种精简的福利系统，运行起来更加容易、成本更低。
早期试验发生在加拿大多芬镇。
在由联邦和省政府资助的一项叫作MINCOME的试验中，该镇最贫困居民从1974年到1978年每个月都会收到支票，且对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图片来源：JonasBendiksen 没有任何限制。
但在对该试验进行分析之前，资助萎缩和政治变动让该想法半途而废，所有的资料被堆放到1800多个箱子里并储存到一个仓库中。
直到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家Evelynet扫除灰尘，才让它们重见天日。
et开封的这些资料表明，与类似的曼尼托巴城镇相比，MINCOME家庭的青少年完成了多一年的学业。
这些家庭的住院率下降了8.5%，其中与事故、受伤和心理健康诊断相关的患者人数下降幅度最大。
这对经济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担心该项目可能会让人们放弃工作，而et发现就业率在这一试验期间保持不变。
现在，若干国家UBI的支持者们正试图在早期研究之上继续前进，他们在进行相关试验，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给UBI一个机会。
现成的金钱 肯尼亚试验诞生自GiveDirectly慈善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的小规模试验。
从2009年开始，该机构设法通过相对较少的现金转账缓解贫困。
这些相对短期和较少的资金输入在相关试验点取得了涟漪效应。
在津巴布韦的一项试验中，1年间的转账提高了儿童疫苗接种率以及就学率。
但因为这些资金是短期的，且额度过小不能覆盖生活收入，它们并非成熟的UBI试验。
但这些早期工作却让该机构产生了开展UBI试验的想法，该机构共同创始人兼理事长MichaelFaye说。
由于该试验时间很长，且成本更高，Suri帮其设计了4个不同的分组，以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
最大的一个组向80个村子的每个成年人连续两年每月提供2250肯尼亚先令。
第二组为连续12年每月提供同样数量的现金。
第三组总 共提供505美元，这相当于当地人两年的基本收入，这些钱前后间隔两个月分两次划拨。
第四组则作为对照组不发放任何资金。
“我们可以在不同类型的UBI之间进行赛马。
”Suri说。
2016年开始的其中一个试点项目的参与者对该项目的前景充满热情。
“这让我相信可以承诺并有能力为我的孩子支付学费，我也有信心攒钱来改善我的生意。
”该项目参与者Jael说。
在芬兰进行的一个UBI项目则在挣扎中前行。
之所以开展该项目，是因为有担忧认为该国复杂的失业金系统会阻碍一些人返回全职工作岗位，因为那样会减少他们获得的支持。
2016年3月，政府福利机构Kela与一家名为Tank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合作宣布启动一项UBI试验，它将向该国接受失业金的2000名成年人每月支付560欧元。
这些额外的收入将不会像通常的失业金那样收取同样的税，而且在为期两年的试验中也不需要被资助者积极地找工作。
而且如果他们找到了工作也不会失去这笔UBI收入。
尽管全球媒体最初在为该项目摇旗呐喊，随后的大众观点仍对这项达2000万欧元的项目猛烈抨击。
因为这些每月拨款完全不能覆盖一名成年人的基本生活开销，该试验仅针对当时的失业者，而且它没有足够的参照组群体。
因此，今年4月，芬兰议会拒绝了Kela进行另外1年资助的请求，反而对开展其他福利项目表示支持。
加拿大安大略省也加入了UBI的行列。
其试验从去年底开始，征集了该省范围内的4000多名参试者。
当旁观者在观望这些试验的走向时，相关研究人员需要明确定义什么是“成功”或“失败”。
考虑到UBI的一些影响需要5年到10年才能被感知到，旁观者或许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目前，所有这些试验的结果还远未明朗，这 不仅仅因为目前最雄心勃勃的肯尼亚项目才刚刚开始。
规模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试验将会产生关于 UBI项目成本和收益的数据，比如这些计划是 否会减少医疗健康方面的开支。
Martinelli认为， 这些数据或将表明其成本过高而无法生效。
“只 有一个负担得起的UBI项目是不够的，而一个 成熟的UBI系统是负担不起的。
”他说。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Damon Jones说，即便这些试验明显成功也不能证明 UBI在实践中会发挥作用。
因为它们规模相对较 小，而且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私人，它们并不能提 供有关政府能否负担得起大规模的公共项目或 公民是否愿意支付更多税来资助该项目的信息。
不过，Jones
警告称，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开 展UBI试验，或者它们只会产生毫无意义的数 据，它只是意味着即便是设计得最好的试验也 会存在限制。
无论其结果如何，这些试验将会产生影响， 因为它们能够发现这一过程中的潜在问题，从 而帮助研究人员细化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向政 策制定者提供希望了解的一些问题的答案。
如 果这些试验成功了，专家认为，“那么这个想法 将不会再是社会政策中的局外者，而是小规模 的奇迹”。
对于肯尼亚试验的参与者来说，这种奇迹已 经到来。
知道
GiveDirectly将会连续十多年每个 月向他们的账户中打钱，已经让一些参试者开始 扭转他们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思考方式。
每条信息 提示都意味着他们投资个人生活或是生意的机 会，而且他们还可以有保障地把食物端上餐桌。
他们说，这些是无价的。
（晋楠编译） 一项争议研究显示，巴瑶族人擅长潜水是因
为其脾脏增大。
图片来源：MATTHIEUPALEY 今年4月，一篇揭示印度尼西亚巴瑶族人为 何是更好的潜水者的研究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该研究被认为是最近人类进化的典型案例。
然而， 这篇发表于《细胞》杂志的研究却在印尼引发了不 同的骚动，当地一些人认为，这是“富国”科学家开 展
的“直升机研究”案例之
一，几乎没有考虑到当 地的规定和需求。
“这里发生了太多错误。
”雅加达艾杰曼分子 生物学研究所遗传学家HerawatiSudoyo说。
印尼 官方称，该研究团队并未获得当地评审委员会的 伦理批准，而且在没有恰当文书的情况下从该国 采取DNA样本。
一些印尼科学家指责，参与该研 究的唯一一名当地研究者并没有进化学或遗传学 方面的专业背景。
但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质遗传学研究中心 主任EskeWillerslev说，他带领的团队获得了印尼 政府的许可，而且力求遵循相关规定。
“我绝不会 参加自己觉得不符合伦理的研究。
”Willerslev说。
他说，该国政府并未告知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 “如果我们犯了错，违反了国家或国际指导规范， 我们希望为此道歉”。
事态在5月底升级。
当时，同样在研究巴瑶 族人的艾杰曼研究所遗传学家Pradiptajati Kusuma在一条推特网消息中写道，按照印尼关 于国外研究的严格的新法规（由印尼政府提出， 目前仍处于讨论中），该团队应该面临起诉。
“拘 留？这是有可能的。
”Kusuma写道。
他随后删除 了这条推特网信息。
但该《细胞》文章的第一作者MelissaIlardo说， 自己当时非常害怕，并取消了7月份去往印尼的 行程安排，原本她决定在那次行程中告诉巴瑶族 人相关研究的结果。
“为了让这项研究符合伦理 地、正常地进行，我已经竭尽所能，所以这样的事 情让我伤心。
”现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工作的 Ilardo说，当时她是在哥本哈根大学做相关野外工 作的博士生。
（冯维维） 美氯胺酮试验引发道德诉讼 几十年修改未果 美濒危动物法再遭“围攻” 美国《濒危物种法案》（ESA）正受到该国共和党政客们的新一轮攻击。
但政策专家表示，尽管共和党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但他们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
该法案保护着2000多种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物种。
近日，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FWS）会同国家海洋渔业服务部（NMFS）建议修改ESA，提出增加物种准入难度和简化移除过程等。
最近几周，美国众议院议员则试图更进一步，提出了大约12项修改条目。
其中一些提案将取消对包括北部斑点猫头鹰和北美埋葬甲虫等物种的保护。
议员指出，这是为了消除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等企业的活动障碍。
其他提案则旨在对ESA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例如，通过缩小被认为有必要的栖息地范围，以恢复或削弱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措施。
许多保守派政治家认为，这些变化将保护物种，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留出空间。
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RobBishop表示，ESA需要更新，以确保它保持其最初的意图和帮助物种复苏的重点，而不是简单地充当无休止诉讼的工具。
该委员会已经带头提出了许多正在审议的修改提案。
关于是否要将一个物种列入ESA的决定经常会招致工业、环保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法律诉讼。
自上世纪70年代该法案颁布以来，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一直在与其进行抗争。
但是许多环保科学家和环保组织说，共和党的立法将使保护濒危物种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削弱ESA。
例如，特朗普政府的一项提议将允许官员考虑列入一个物种的经济后果，而现行法律规定，相关部门在作决定时，只考虑科学效益。
濒危的北美埋葬甲虫的栖息地也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蛋糕”。
图片来源：JoelSartore 不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生物多样性中心的政府事务主任BrettHartl怀疑这些提案将无法成为法律，即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仍能控制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
他指出，在过去几年中此类修改已经屡次遭遇失败。
Hartl更担心的是由FWS和NMFS提出的对ESA的修改。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
”他说，因为这不需要国会批准就能生效。
虽然这些计划必须经过60天的征集公众意见期，之后白宫才能够敲定并实施这些改革。
Hartl认为这些提 议可能会通过。
但该计划可能会面临诉讼，弗吉尼亚州美 国鸟类保护协会政策副主席SteveHolmer说。
诉讼当事人能以多种理由对这些提议提出质疑，例如这些变化会对物种造成伤害———这直接违背了ESA的初衷。
环保人士指责立法者和白宫希望以牺牲野生动物为代价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
Holmer说：“他们似乎非常想要对一些利益相关者作出回应。
” 在ESA修改可能影响的物种中，研究人员 十分担心濒临灭绝的北美埋葬甲虫。
自2013年 以来，国会议员一直在试图终止联邦政府对该 动物的保护措施。
20世纪，栖息地破坏让这种黑橙昆虫的生 活范围减少了90%，不断缩减的食物来源也导 致其种群数量减少。
1989年，美国政府将甲虫列 入濒危物种名单。
罗德岛州罗杰·威廉姆斯动物园保护项目 主任LouisPerrotti说，埋葬甲虫的大部分栖息地 都在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内布拉斯加等州，这 些地方的天然气和石油钻井公司都有利益点。
“几乎所有的天然气和石油公司都在寻求将这 些甲虫踢出保护法案。
” 最近的立法提案包括了众议院
2019财年 的拨款法案附加条款，该条款提出把这种昆虫 从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
但在一些议员的强烈 抗议下，两院取消了这一条款。
Perrotti和合作者，包括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动物园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一直在人工饲 养埋葬甲虫，并将它们释放到野外，以建立自我 维持的种群。
这些昆虫很重要，因为它们以腐肉 为食。
Perrotti
说：“如果没有埋葬甲虫，死亡和腐 烂的动物尸体将多到淹没我们的小腿。
” 如果立法者最终成功地将埋葬甲虫除名， 那么重建项目可能会失去联邦资助。
Perrotti说， 包括罗德岛在内的一些州，如果联邦政府的保 护措施消失，仍有法律可以保护这些昆虫，但效 果远不如ESA。
Perrotti说，如果立法者成功改变了ESA，那 么这种甲虫就会灭绝。
尽管如此，他们将继续努 力拯救这个物种。
“很多人把血液和灵魂都投入 其中，包括我。
” （唐一尘编译） 氯胺酮是一种强烈的镇静剂。
图片来源：AntonioPerez《/自然》 一个消费者倡议组织正在就美国明尼苏达州 的两项临床试验向政府提出诉讼，这些试验被指 在没有征得焦虑症患者同意的情况下给其使用氯 胺酮和其他镇静剂，而证据表明这样做可能有害 于他们的健康。
这些临床试验是在
2014年到2018年6月期 间由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医学中 心（HCMC）的研究人员开展的。
在此次诉讼中，来 自华盛顿特区的这家名为公共市民的倡议组织起 诉称，相关试验的组织者和HCMC的伦理评估委 员会在并未获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就批准进行 该试验。
在两项研究中，医护人员会就注射氯胺酮 或其他镇静剂的焦虑症患者出现的医疗紧急事故 作出应对，这些试验旨在了解哪种药物见效最快。
患者后来才知道他们接受了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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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生、生物伦理学家和研究学者共同在 公共市民倡议组织的起诉书上签字，该群体在
7 月25日将相关起诉书提交给了美国人类研究保 护办公室（OHRP）和美国食品与药物安全管理局 （FDA）。
运行HCMC的亨内平县医疗健康机构的
一 名发言人称，在相关内部和外部调查完成之前，医 院不会就相关研究发表任何评论。
FDA的临床试验伦理规范通常会允许在紧急 情况下使用研究药物而无须征得患者的同意，但 前提是相关治疗的风险极小。
在评估这两项临床 试验时，HCMC的内部伦理监管机构，即机构评估 委员会（IRB）认为氯胺酮属于此类药物。
但根据公共市民组织的起诉，此前的研究均 表明氯胺酮与其他镇静剂相比存在更严重的呼吸 系统负效应。
HCMC
研究人员的首个临床试验有146名焦 虑症患者注册，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它发现接受氯 胺酮的39%的患者发展出呼吸系统问题，需要插 入呼吸管道；与此相对，接受镇静剂氟哌啶醇的患 者仅有4%出现了相关负效应。
（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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