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孙勇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Tel:(0755)83501681 专栏ColumnA3 【缘木求鱼】一旦踏上IPO这条路，贾国龙曾经对西贝员工的诺言，大约就要适当地改一改。
西贝真要上市吗？ 木木 继海底捞道歉并取消涨价之后，西贝也道歉了，除了涨价的门店全部恢复原价之外，为表诚意，还推出了优惠活动。
两家餐饮企业“知错即改”的态度，也不知能否挽回大批熟客的心，毕竟“鲁莽”的涨价行为，据说让许多“粉丝”有了心理阴影。
其实，于餐馆和食客而言，涨不涨价、有没有优惠，以及吃不吃、吃得多不多、吃的次数频繁不频繁，就是一种博弈，于进退间，不断寻求能令双方都感到“满足”的一种动态平衡。
此次博弈，还引出一个比较有趣的“意外”是，“西贝”董事长贾国龙准 备“食言”了。
2018年“海底捞”上市之后，有诸 多“好事者”也“合起伙来”撺掇贾国龙“上市”。
据媒体报道，贾国龙几乎是斩钉截铁地“宣告”———“把利分给奋斗者，‘西贝’永远不上市！”但时间刚刚过去一年多，贾国龙就有点儿松口了———“有些事不能说得那么绝”，“这次疫情对我教育深刻”，“我会重新评估‘西贝’上市（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一周前，在号称“中国商界高端直播”的一期栏目中，贾国龙还虚心向周其仁教授请教了“‘西贝’到底应不应该上市”的问题。
虽然，在许多人的心思里，上市，实在不是一个事关取舍的问题，而是 一个如何尽可能提高效率的问题，但对贾国龙而言，似乎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
为之揣摩一下，大约，这个问题的难点并不在于“永远不上市”的失诺，而在于“把利分给奋斗者”的诺言还算不算数、算多大的数。
这个问题，应该事涉“西贝”的大前途，贾国龙为之挠头，也可以理解。
其实，这个问题似乎也不难回答。
除了于周教授处寻求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外，还有一种更为简洁的“解题”思路，或许能更快捷地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放眼看看那些已经上市的同行，日子过得怎么样即可。
如果都过得特别好，发展既快且轻松，日子红火得不得了，那就不妨有样学样，也赶紧 去上市；否则，当然就要很小心。
如果说，同行中既有“吃肉”的，也有“挨打”的，放眼望去，还是不好做决定，那也无妨，就看看“危机”时刻，身边上市同行的“高招”，是不是跟自己有不同。
这办法虽然有些毛糙，但应该挺实用，如此比一比，恐怕对厘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多多少少有帮助。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即，不上市，企业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和食客之间的关系；而上市之后，除了这层关系之外，肯定还要处理好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三方之间的关系处理、平衡的难度肯定会大许多，但就挑战而言，肯定后者更刺激。
如果贾国龙心有余力，于日常经营之外还想挑战一下人生的新高度，当然大可以如无数“先行者”那样，也闯一闯这条路，即使闯累了，也大可以请专业管理团队代替自己处理这种复杂的生意关系，没准儿自己腾出心思来，还能搞一些新探索、新尝试。
不过，一旦踏上这条路，贾国龙曾经对“西贝”员工的诺言，大约就要适当地改一改。
至于怎么改，是改成“把利分给奋斗者，也分给投资者”，还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显然就很需要一些技巧了。
要把握住这技巧，从实践经验看，难度实在不小；面对这个难度，至今不敢上市的著名企业，也还是有那么几家的。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商兵布阵】无论是疫情当下，还是日常生产运营，对于中国生产制造的医疗产品，都狠抓产品质量，高标准高要求。
从品控四维度看中国医疗制造 周家兵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中国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从医疗物资、医护人员到诊疗技术等方面支援全球疫情严重国家，受到国际赞扬。
最近有媒体曝出中国出口的个别医疗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就此，我基于多年和医疗制造业打交道的经验，想从生产制造“品控”角度下共四个维度，对中国出口的医疗产品做一个简要的“质量分析报告”。
第
一，优秀的中国医疗企业内部会构建全面质量管理体系（TQM）。
要对产品从原材料、生产过程到成品及交付要进行全流程的质量控制。
如，原材料的来料检验（IQC），生产中各环节的过程检验（PQC），成品检验（FQC）和出货检验（OQC）等，在整个过程每个阶段均需进行品质保证 （QA）管控。
对于产品的检验标准、检验手法、检验项目、技术规范、参数要求、检验器具管理等各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
有质量要求严格的企业，还要对其供应商和协力厂商进行质量管理考核和测评，形成全产业链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第
二，医疗产品要送往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
仅有企业内部的质量部门检测公信力不够，还需送往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行业不同涉及产品不同，是否送检要求不同，但医疗器械产品属于强制性送检。
必须送往销售地所在国家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检验机构检测。
这些第三方检测机构都是获得所在国的实验室认可等资质，如SGS（通标）、TUV（德意技术监督协会）、ITS（天祥）和CTI（华测检测）等。
第
三，医疗产品获取所在销售国 的产品认证。
认证大致分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
体系认证针对生产产品的组织和机构进行，主要针对管理系统（MS）。
从专业上分：质量、环境、社会责任、职业健康安全等等体系。
与产品认证密切关联的是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要求》（ISO9001：2015，我国标准GB/T19001：2016）。
对于强制性要求产品认证的企业，在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时，需要对产品认证的结果进行检查核实。
产品认证，各个国家地区有所不同，如安规认证，我国CCC认证，欧盟CE认证，美国UL认证，日本JIS认证等等。
不同行业的产品和管理体系认证也有所不同，如医疗器械行业认证有美国FDA，欧盟EN标准，我国YY，世卫组织要求GMP认证等。
行业认证的专业性更强，技术要求更高，检测程序更规范，获得通过的难度 更大。
各国产品认证通常互不认可，容易导致产品重复检测，产品认证成了贸易壁垒。
第
四，客户验货仅作为出货要件之
一。
欧美日韩等国家客户订单或销售合同上，通常会把产品符合标准写得明确，要求也详细。
为了监督供货商满足要求，通常会通过验厂、第三方送检和现场验货来把关。
现场验货一般有两种情况，客户公司专业品控人员和委托第三方验货公司（行业内俗称公正行）到生产企业制造现场进行验货。
产品被检验合格后，出具书面验货报告提交客户，方可出货，交由物流公司。
但现场验货并不免责，出现质量问题仍然需要生产制造企业承担相应责任。
目前，全球很多国家地区的医疗设备和物资，从中国采购，也说明中国生产能力、技术手段和检测达标都是没问题，产品能符合欧标、美标、日本 标准。
那为什么这次疫情期间，欧美一些国家或地区曝出我国医疗物资不合格呢？有的是由于误会，使用方对于产品的实用范围没能了解清楚，如一次性医用口罩，普通口罩，N95口罩，是有使用差别的。
有的可能是因为部分中国医疗企业快速扩张产能，委外生产加工半成品，本公司组装成品或委派品控人员到协力厂商验货。
因生产人员专业性、质量、技术和设备等管控疏漏，导致产品不良率偏高，质量问题稍多。
还有一类是借用其他有资质企业的产品认证，其实是假冒行为，应予以依法依规打击。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无论是疫情当下，还是日常生产运营，对于中国生产制造的医疗产品，都狠抓产品质量，高标准高要求。
唯有如此，中国制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深圳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 【思想如虹】即便深谙网购技巧，要想在年初三到元宵节期间抢到合心意的菜品，也绝非易事。
疫情下，一个深圳社区的生活样本（之二） 马虹玫 “一碗米饭7元，一片土豆1.5元……”海底捞恢复堂食后的菜单让人不禁瞠目结舌。
此价格虽然仅维持短短几天，海底捞等涨价餐饮企业，又相继发布致歉公告称将恢复原价。
回顾疫情期间，从二月份至今，民众对于食品物资价格的相关讨论，一度敏感，始终喧嚣。
从宏观上看，“民以食为天”不仅检验着政府物资储备调配以及物价管理的水平，在以家庭或社区为单位的微观层面，同样也体现了“当家人”的治家能耐。
我还记得，家中物资紧张的时间点，是在大年初三前后。
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真到了几根葱也要盘算着分作几顿，好让每天饭桌上还有点绿色的时候。
年前囤的蔬菜，到了初三已消 耗殆尽。
社区原有的菜店，如钱大妈，生鲜小超市等，早已放假回家，集体关门歇业中。
网上关于肉菜短缺的消息一再刷屏，让人心生焦虑。
去大超市采购吧，出不了门，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口罩。
又听说去超市采购也要赶大早排长队，去晚了，基本抢不到什么，尤其是绿叶蔬菜这种抢手货。
实体店采购不现实，人们将注意力转向网络生鲜平台，如叮咚买菜，京东到家，美团外卖等。
那一阵子，凡是有外送跑腿业务的平台，其注册量和用户量迅速攀升。
即便深谙网购技巧，要想在年初三到元宵节期间抢到合心意的菜品，也绝非易事。
原因就在于供应量与采购量的严重倒挂，以及物流配送的短缺和延迟。
正常时日，如京东到家一般下单后两小时内就能送到家。
疫情期间，我家附近京东到家上的永辉超市， 则需要提前至少半天下单，并且截至每天下午四点，就不再接单。
配送则延迟至第二天。
营业时间缩短，品种也缩至三成左右，原先店内主打的拳头生鲜产品，如肉禽、绿叶菜等，则从页面上彻底消失，并且历经月余始终未能回归。
1月27日大年初
三，天虹、京东、叮咚等购物平台，只有米面粮油和少量冰鲜冻品。
深圳本土的天虹到家，按说也是连锁性质的大型商超，配送却严重滞后。
三天下单时，菜价肉价已涨价两成以上。
然而三天过后，依然还没配送。
微友告诉我，她的订单足足等了一周。
送过来的菜品，小黄姜替换成老姜，粉茄变成小番茄，鸡蛋也临近保质期……相信如果在平时，商家大概率不会发生这种严重的“错配”事故，即便送错，也会做一些售后处理。
但在疫 情下的非常时期，老姜虽然不妙，好过没有，小番茄虽然便宜过粉茄，它好歹也是番茄，有得吃就不错了，看着满屏灰色的缺货栏，买家只得委屈收下。
当家的主妇们，寻遍周边商场，难以觅得蔬菜踪迹。
我却凭运气，在一天内先是得到朋友支援的口罩，又在取口罩的途中偶遇手提蔬菜的大叔。
那份惊喜，不亚于淘金者发现金矿。
打听得知，小区旁边一个平时不怎么关注的平价超市，当天居然还有蔬菜卖。
超市人不多，不戴口罩不让进。
保安在挨个测量顾客体温。
刚补的一批新鲜菜，鲜翠欲滴，堆满货架。
菜心、菠菜9.8元，蒜苗16.8，土豆6.8……价格比平常涨了。
即便不因疫情，春节期间的菜价也要比平时贵。
倒是苹果、梨子、芒果、橙子这些水果，价格一如从前般亲民。
一位女士一边嘟囔着吃不起啊吃 不起，一边手脚麻利挑选着。
平民蔬菜大白菜，一颗需要30多块钱，我看到大姐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反复纠结，要还是不要。
我的购物车很快装满，花了约四百块。
理货的大叔说，是卖得贵，没办法。
他们商场恰好在年前菜价还不算高的时候，囤了一批货在冷库里，这才有的卖。
中午刚拉回来的。
如果上午来，货架全是空的，如果下午再来，早抢光了。
大叔直说我运气好。
商场人不多，大家比平时更有耐心，静静排着队等候打秤。
结完账，我提着少说也有三四十斤的购物袋，三步一歇，两步一停，艰难挪到车旁。
虽然累得腰酸背痛，却倍感安全满足。
菜价是贵了许多，想到那些为此默默忙碌着的工作人员，希望老板能给他们加点工资。
（作者系深圳作家） 【想入非非】历史提醒我们，我们如何看待和解释别国，起主导作用的是我们自身的变化。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何会为清朝体制辩护 蔡非 在19世纪初，围绕“如何解释中国，英国人该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个问题，大英帝国国内日益分化成两大利益集团。
其中一派是“垄断贸易派”，他们认为：
一，在中华帝国内部，各种生活必需品乃至奢侈用品都应有尽有，早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帝国内部的资源已经被这里的人民充分地开发和利用了，因此外国商品想在中国大力开拓市场是不可能的。
商人们应该更多的从中国进口，而非出口。

二，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达到很高的文明程度，所以他们一直不觉得对外交往有什么必要。
这是一种孤立排外的文化。

三，清朝的法律和政府体制有其内在合理性。

四，中国的教育使人们温文尔雅。
他们很讲事理，也乐意在对的道理面前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在处理与清朝的关系时，最好的方法不是挑战或无视其法律的权威，而是“对他们的制度和规定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并以和善的方式与中国政府交流。
这些听起来会让清朝官员频频点头的意见，来自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18世纪以来，他们垄断了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把喝茶培养成了英国人的第一爱好，和他们对口做生意的，则是清朝政府指定下来的一个另一个贸易垄断集团———十三行。
东印度公司、十三行这两个垄断贸易集团在大英和大清之间的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
他们都不希望政策局 面有任何改变。
但是在19世纪初，自由贸易的观 点逐渐在英国深入人心，几十年来开始有一些自由商人，垂涎中英之间的巨大贸易潜力，在英国国内不断地挑战东印度集团的贸易垄断地位。
所以又形成了另一个日益发展壮大利益集团———自由贸易集团。
而对于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如何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则认为：
一，十三行不怎么热衷进口西方商品，不代表中国市场对西方商品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正式贸易以外，还存在大量的走私贸易，在走私贸易中和英国商人来往的中国客户并不少于纽约。
而在垄断特许贸易的形势下，这种贸易潜力无法发挥。

二，在1832年的一次调查中，自由商人们发现中国内地很多人都希望 与外界做生意，说中国人排外，不愿与人交往的印象是靠不住的。
中国人实际上是和英国人一样喜欢经商。

三，清朝政府恐惧汉族人与外国交流，妨碍清朝人与进一步接受西方产品的就是清朝官方的法令和制度。

四，英国几十年里派往北京，求扩大贸易规模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而从历史上来看，沙皇俄国打通与清朝之间的贸易大门，靠的是展示武力而后谈判。
所以要促使清朝改变贸易政策，最好的办法是强硬手段。
看到这里，相信后世读者们都明白了。
实际上这两派意见都有道理，但又都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
垄断贸易派和自由贸易派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在解释中国，东印度公司是既得利益者，希望清朝和十三行体制能够永久持续下去，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继续独 占中国贸易的巨大份额。
而自由商人则迫切的想在中国市 场上分一杯羹，并不仅仅满足于把瓷器和茶叶卖回英国，更希望把英国的工业品推向中国市场，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市场是有潜力接收这些商品的，只要像俄国那样通过战争逼迫中国打开贸易大门就可以。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自由贸易派”最终成为了近代英国的主流派，这才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
当然这个“自由贸易派”要打个引号，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建立在平等原则上的国际贸易有所区别。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我们如何看待和解释别国，起主导作用的是我们自身的变化。
21世纪初两大强国对彼此的印象转变，是不是也是这样？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