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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爆红的青岛模式是什么鬼仿制药大洗牌，原研药大反转
默克、默沙东，你还傻傻分不清吗？印度最大药厂沉沦记：“造假风波”让兰伯西梦断美利坚李光耀的健康遗产，新加坡医保“低成本高保障”的秘密医药分开有多难，看日本如何用100年实现
橘色药丸格列卫，开启替尼药物之门罗氏抢夺安进贫血药蛋糕，输了官司赢了情怀
运用药物经济学，重振原研药优势零售终端，品牌原研药的新路探索
1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尊敬的读者: IMSHealth微信公众号推出已有一年，与IMSHealth严肃沉稳的风格相比，公众号以轻松活泼的文字风格和广泛的题材，给业内人士耳目一新的感觉，获得广大朋友们的关注与好评。
本期前沿视点，我们精选公众号正式推出以来所发布的最精彩的文章与朋友们共同回顾与分享。
在此，我们感谢大家对IMSHealth一贯的支持和关注！ 目录 历史钩沉 •默克、默沙东，你还傻傻分不清吗？P1•印度最大药厂沉沦记：“造假风波”让兰伯西梦断美利坚P3•李光耀的健康遗产，新加坡医保“低成本高保障”的秘密P6•医药分开有多难，看日本如何用100年实现P8 药品故事 •橘色药丸格列卫，开启替尼药物之门P12•罗氏抢夺安进贫血药蛋糕，输了官司赢了情怀P14 政策看点 •最近爆红的青岛模式是什么鬼P16•仿制药大洗牌，原研药大反转P18 行业视角 •运用药物经济学，重振原研药优势P21•零售终端，品牌原研药的新路探索P23 *部分文章为网络信息资源整理，不代表IMSHealth观点
2 历史钩沉 默克、默沙东，你还傻傻分不清吗？ 就算是不关心医药行业的人也会知道两家制药企业，一个是制造了万艾可奇迹的辉瑞，一个就是百年常青树默克。
但是，随着这些跨国药企逐渐进入中国，重名引起了混乱，让很多行业新人都觉得默克和默沙东让人傻傻分不清。
对于一个医药行业新人，他/她一定会问你：是不是有两个默克，一个默沙东呢。
这听起来是笑话。
其实也有理可循，新闻报道中常见到，德国默克，在英文报道中又会提到美国默克，然后在美国以外，又听到默沙东的名字。
说起来，面对傻傻分不清的人，两家公司的员工都果断告诉你，我们是两家公司。
显然，这一在百年前分家的老牌制药企业，让人唏嘘不己的是，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家彻底不同的公司。
要是想说清楚为何两家公司在名字上有这么多“弯弯绕”，这还得从很久以前说起。
回顾制药业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是欧洲的化学家们奠定了现代几乎所有跨国大医药公司的基础。
默克公司的起源和发展 默克公司最早起源于1668年，一名药剂师在德国达姆斯塔特市开了家“天使药店”，不久，斐德利希•杰柯•默克买下了这家药店，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药店生意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1816年，埃曼鲁埃尔•默克继承了药店的生意，并将它从单纯的销售药物发展成生产制药原料与其他化工制品的化学制药厂。
默克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出现在1891年，埃曼鲁埃尔之孙乔治·默克在纽约设立了分公司，默克药厂从此在美国生根。
美国分公司初期的业务主要 是自德国母公司进口化学药品，提供给其他的药师使用。
随着业务日益成长，乔治在1902年于新泽西州正式成立了Merck&Co，开始以制造逐渐取代原本的纯进口业务。
故事看到这里，似乎能想起来黑白电影的老情结，大家可能猜到是家族后代想法不同，豪门恩怨，分家单干。
一般而言，家族企业确实会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好比著名的企业家达斯勒兄弟，因为经营理念不合，分道扬镳，一位继续经营阿迪达斯，另一位创立PUMA。
一战期间，默克分家，默克默沙东各自为营 导致默克家族分离的主要原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美国境内的所有德国企业都被充公了，默克也被美国政府辅助转型，成为独立的公司进行经营，自此与德国默克切断了关系。
留在美国的乔治•默克率领默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开始拓展海外市场。
1953年时美国默克与沙东药厂(Sharp&Dohme)合并，这也就是默沙东(MerckSharp&Dohme)名字的由来，公司从此蓬勃发展。
而留在德国本土的默克公司受益于德国的“经济奇迹”，二战后默克也蓬勃发展，并重新获得了它在海外的一些子公司，为了减少行政架构的复杂性，它选择了私有化运营，只将其总资本的25%进行上市。
责任和信念使家族事业至今已经传承到了第13代，拥有两百多个家族成员。
不过由于默沙东的关系，它在北美地区的发展一直处境尴尬。
对于“默克”这块金子招牌的分配问题，亲兄弟也要选择明算账，经过很多明争暗斗，两家公司重新分配了品牌使用权：
1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德国默克的英文全名为MerckKGaA；美国默克英文名为Merck&Co；在美国和加拿大“默克(Merck)”归Merck&Co独家使用；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德国默克则独家使用这个名字；Merck&Co在北美之外的业务须以MSD(MerckSharp&Dohme默沙东)的名义进行；MerckKGaA在北美的业务要以EMD的名义开展。
这些如绕口令的名字确实令人头痛。
随着全球化进程，两家公司在不少地区被混淆起来，人们渐渐分不清，“默克”这个听起来掷地有声的单词到底来自于哪个国家。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似乎对于一些刚刚接触到医药行业的人来说，确实容易当成“两个默克，一个默沙东”。
其实，如默克这样骨肉分离的悲剧并不是只此一家，可见，幸福都是相同的幸福，不幸却都是相同的不幸。
先灵是全球制药业另一组相同的名字一德国先灵和美国先灵都起源于1851年的柏林邵塞街药店，1942年二战期间，历史重演，罗斯福总统下令接管美国境内的所有德国财产，其中就包括德国先灵在美国的子公司。
日后，这两家公司延续了默克同样的剧本，一家成为美国先灵，一家成为德国先灵葆雅。
俗话说，三年不相见，亲戚也不亲。
对于默克和默沙东来说，也是如此。
尽管创始人给公司定下了指导思想，但是从贯彻执行的效果来看，大家的想法是越来越不一样了。
这在对先灵的收购中体现的很明显。
2006年，拜耳和默克竞购德国先灵，但与急切获得新业务的拜耳相比，默克更多扮演了“捣乱者”角色，在拜耳和先灵达成收购协议后，它还一直在不断增持先灵的股票，最后再以37亿欧元转让给拜耳，通过资本运作赚了一笔。
显然，正如一些分析师的看法，“默克家族在管理公司时既把它当作一家药品和化学品生产企业，又把它作为一家私募股权公司，通过收购和出售业务赚钱。
”业内皆知，公司不但有生物制药业务， 还有液晶，防治，以及生物生产服务等其他版块，日益多元化的默克已经不想只做一家“天使药店”。
公司掌门人柯禄唯的经营理念与分析师们的揣测似乎不谋而合，他曾经说：“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是默克的根基。
这使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商业模式变革，不断剥离利润空间不足10%的产品，从而保持了整体实力，不致于像辉瑞那样过于庞大而无法再增长。
” 而默沙东则是更忠诚地捍卫着“默克”这个名字。
2009年，默沙东宣布将以411亿美元并购美国的先灵葆雅。
因为专利药将在2010年左右陆续到期，新药研发越来越难，金融危机又使默沙东的股票在2008年下跌48%之多，而先灵葆雅拥有的生物制品产品线将补充默克新型生物制剂专有平台，使其潜在药物增加一倍，并大幅度节省成本。
此后，为了完成两家公司的整合，默沙东进行了裁员，重组费用居高不下，但其后期临床项目不乏亮点，先灵葆雅带来了蛋白酶抑制剂Boceprevir等新药。
而底层出身的默沙东CEO肯尼思•弗雷泽则更有当初默克先生的理想主义，面对当前医药行业的普遍困境，他的态度是：“医疗健康需求的世界是如此之大，我们应看到，对新药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
我们要以人们买得起的价格提供药物和疫苗，这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制药企业的当务之急。
”
2 历史钩沉 印度最大药厂沉沦记：“造假风波”让兰伯西梦断美利坚 2015年上半年，印度曾经最大的制药厂——兰伯西实验室，正式被新贵阿波罗制药以4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
这可以说是今年医药行业在亚太地区最大的交易。
兰伯西由印度十分有威望的辛格家族所创立，老辛格先生在世时，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被称为穷人的福音。
老辛格先生去世后，辛格家族继续领导兰伯西在全球化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市场份额。
兰伯西不但在创新研发方面有所突破，还打破了传统仿制药优势，转型迈入自主开发创新药领域，成为不可忽视的行业领军者。
2005年，当兰伯西和辉瑞之间关于立普妥的专利官司取得和解之后，它的辉煌达到了顶点，手握多个重磅炸弹药物的首仿资格，当时，有不少大型跨国制药企业都希望能够投资兰伯西，承载史上最大的专利悬崖带来的机遇。
最终，兰伯西被第一三共株式会社成功收购，辛格家族也顺势跻身印度最富有阶层的行列。
兰伯西在国际市场上的稳步发展推动其股价不断攀升，在孟买证交所Sensex30指数中表现最为抢眼。
正当公司处于顶点的时候，一场“造假风波”使这家辉煌的印度药厂快速沉沦，一蹶不振，这样的教训值得发展中国家的药企借鉴。
FDA先出手，禁售畅销药 2008年7月15日，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调查， FDA宣布，禁止兰伯西所生产的30多种仿制药品进口，理由是FDA发现这家药厂位于印度德瓦斯和PaontaSahib的两间工厂，制药过程不符合美国规定，有可能导致药品污染、过敏等反应。
并且，兰伯西对待审药品和已上市药品的测试结果缺乏相关记录，存在造假嫌疑。
禁令中惟一例外的是，艾滋病用药Ganciclovir，FDA的行动没有将此产品从市面清除，并仍建议正在服用其药物者持续使用，因为FDA只有兰伯西生产这个药品，为避免药品短缺，才准许持续进口。
当时的辛格家族并未意识到这一风波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按照一般的规律，只要兰伯西下属的制药厂进行整改，这场风波就会过去。
但是，事与愿违。
FBI接棒调查，兰伯西画皮被揭穿 在FDA调查禁令发出之后，兰伯西遭遇了更大的难题，前主管塔库尔因检举公司向FDA提供假资料。
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兰伯西设在新泽西州的办事处，他们在逐渐形成的案件中指控兰伯西向非洲地区的病人销售了假冒或者掺假形式的HIV药物。
此外，调查人员还对兰伯西在美国销售的仿制药提出了指控。
根据FDA表述，这家印度公司拒绝交出由马萨诸塞州制药业服务机构Parexel国际公司对它进行审计的文件。
早在一年前，兰伯西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辛格家族反击，他们已经根据审计报告中的建议采取
3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了整改措施。
不过，纽约SanfordBernstein公司药品分析师表示，如果FDA确实能证明兰伯西的一家工厂存在问题，那么兰伯西就必须证明这种问题并不是系统性的，这一证明过程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兰伯西所遭遇的窘境，充分体现出FDA的监管特色，来自美国的FDA在监管理念上很具有美国范儿。
尽管印度制药业的生产质量在国际上广受赞誉，但是，美国FDA首先强调的就是程序正确，必须按照GMP的规定按部就班执行，很多海外的仿制药公司在一些细节上存在的误差常常会成为致命的失误。
而FDA对于印度制药业日益不放心，为了密切监视印度制药公司的生产过程，2009年之后在印度开设两个办事处。
药品质量无虞难救兰伯西由于兰伯西近60%的收入来源于美国和欧洲市场，当然不希望FDA的调查行动继续扩大，他们对外公布：FDA在调查过程中测试的200份药物样品都是安全的。
但事实上，FDA的调查远远没有结束。
在FDA向美国联邦法庭提交的动议中，大多数均要求获取兰伯西制药厂运行情况的资料。
当时的一些分析师都认为，欺诈行为还将严重伤害兰伯西在消费者、员工和其他监管机构中的声誉。
除了美国市场，欧洲和南非的药品监管机构也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些地方都是兰伯西的大市场。
此时的兰伯西只能寄希望于FDA或许会考虑公共利益而承诺审查其仿制药申请（在没有其他仿制药的情况下，FDA可能会因为品牌药价格太高解除新药审查禁令）。
让兰伯西略感欣慰的是，FDA承认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兰伯西在印度或美国制造的药物有任何安全隐患，也没有迹象显示兰伯西的药品不符合其制定的质量标准，仍建议患者继续使用兰伯西尚在市场流通的药品。
列入黑名单，兰伯西彻底被压倒 兰伯西出现如此严重的违规行为，FDA同时取消了其申请规范政策的资格，这是FDA惩罚欺诈、 伪科学等不良行为的手段，进入黑名单之后，兰伯西得到一个禁令，即FDA不再接受其新药申请，也不审批已提交的关联产品的申请。
只有当这家工厂确保提供“完整”、“可信”的数据后，FDA才会继续审议其新药上市申请。
据了解，其实从2004年开始，FDA就对兰伯西药厂进行了20多次检查，并未发现类似问题，直到2006年的突击检查，才首次发现其涉嫌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随即展开全面调查，终于找到确凿证据证实其存在系统性造假。
这是药品生产的大忌，企业一旦上了FDA的黑名单，几年内都难“恢复元气”。
之前第一三共愿意出巨资购买兰伯西，正是看中兰伯西在美国市场上拥有大量的首仿药物，这也是兰伯西的价值所在。
例如，兰伯西公司在2008年获得了在美国销售几种仿制药的180天市场独占期，这些药物的市场规模超过320亿美元，其中包括阿斯利康公司的耐信、诺华公司的降压药代文。
其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辉瑞研发的立普妥，经过跟辉瑞的多次官司，兰伯西和辉瑞和解，获得首仿立普妥的资格。
然而，在FDA拒绝兰伯西的新药申请以后，首仿计划全面失败，作为大股东的第一三共终于坐不住了，为了挽回巨额投资，开始全面接管兰伯西。
在美国，企业面对刑事诉讼和行政处罚，如果全部认罪，可以以缴纳罚款获得了结当前调查的优待，从而避免公司的进一步损失。
为了避免FDA继续处罚，兰伯西缴纳了近5亿美元的罚款，和解协议自2011年1月26日起生效，兰伯西要在未来5年内制定整改措施,解决生产缺陷和伪造数据等问题。
至此，风波告一段落。
回顾这场事故，业内人士认为，FDA之所以禁止兰伯西设在印度的工厂向美国出口,是因为这些工厂没有配备足够的资源并且内部缺乏团队合作。
在兰伯西被辛格家族掌控期间，公司下属各部门直接向分管领导汇报，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却明显缺乏沟通。
FDA设定的5年整改期让第一三共遭受巨大的损失。
但有趣的是，根据美国仿制药审批两步走的
4 历史钩沉 规则，这件事情让很多原研药企业无意间占了便宜。
根据FDA规定，率先递交申请的企业可以获得首仿资格，而其他制药商必须等首仿药销售满180天后，才能向市场推出自己的仿制药产品。
兰伯西虽然获得了多个畅销明星药品的首仿资格，但是，由于美国监管部门对印度兰伯西制药厂存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因此一直未批准该公司的仿制药上市销售，从而造成代文、耐信、立普妥的仿制药迟迟无法在美国上市的怪现象，这反而让诺华、阿斯利康、辉瑞长长舒了一口气，从而享受到了意外的福利。
后记 在第一三共艰难改革兰伯西的过程中，来自印度的制药业新锐阿波罗制药投来了橄榄枝，愿意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兰伯西实验室，在华尔街看来，这个价格属于抢劫，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第一三共最终决定放手，以40亿美元的价格将兰伯西转让予阿波罗，曾经辉煌一时的兰伯西实验室从历史上消失。
5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李光耀的健康遗产，新加坡医保“低成本高保障”的秘密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他留下的许多经典言论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在本土无力发展出强大的制药业的情况下，却成功创造了世界上最具性价比的全民医保制度。
说新加坡的医保制度最具性价比，并不是空穴来风，2014年，彭博通讯社评估了51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政府医疗开支和个人医药开销等指标后，进行排名。
新加坡毫无悬念地在51个国家里名列第
一。
其他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有香港、意大利、美国，而俄罗斯居然垫底。
新加坡本国人在医院看病基本上不需要花钱。
但是，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并不是英国NHS那种福利式的社会制度。
从2000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医疗保健支出总额只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4%。
据全球咨询公司华信惠悦分析，无论是资金运用效率，还是社区卫生方面取得的成果，新加坡的医疗保健系统可谓世界最成功的案例之
一。
这一医疗保健系统十分独特，并被认为“难以在其他许多国家复制”。
总结新加坡的全民医保制度，可以被描述为，患者个人花费低，医疗水平世界一流。
这样的制度被称为难以被复制确实是一句中肯的评价。
不过， 新加坡的全民医保制度并非一蹴而就，也曾经走过不少弯路。
1965年独立后，接受英式教育的李光耀政府照搬英国的福利保健制度，国民享受免费医疗，仿佛生活在天堂之中。
但是，天堂里同样没有免费的午餐。
“免费”不过是由纳税人自己以高额税赋来埋单。
80年代，新加坡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对高品质医疗的需求与政府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为此，政府开始酝酿医疗改革。
钱从哪来？强制储蓄 当时国力有限的新加坡不可能继续英式的福利医疗制度，只能另寻他路。
1984年4月，新加坡推出强制性医疗储蓄计划——保健储蓄计划，计入保健储蓄账户的比例为6%。
考虑到不同年龄需要医疗费用的情况差别较大，1992年起开始采取差别化的计入比例，之后逐年调整，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计入比例整体呈现上升态势。
这一制度在亚洲范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灵感来自于新加坡祖屋制度，为了解决新加坡住房问题，新加坡靠雇主和员工共同缴纳住房公积金，使新加坡本国人可以做到人人有房住。
而这一强制储蓄的制度也被引入了医疗领域。
按照2014年最新的规定，新加坡所有受雇的新
6 历史钩沉 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月收入超过1500新元，每月需将工资的7%—9.5%存入保健储蓄账户，同时设置了收入上限，2014年为年收入上限为30600新元，收入高于上限的收入无须缴纳更多。
年薪超过6000新元的自雇人士或者雇主根据上一年的净销售收入缴纳一定的比例。
医疗储蓄是一个全国性的、强制参加的医疗储蓄计划。
可帮助个人储蓄，以用于支付住院费用。
每个有工作的人，包括个体业主，都要按法律规定参加医疗储蓄。
医疗储蓄运作起来就像个人的银行储蓄账户，唯一的不同点是医疗储蓄账户上的钱只能支取缴纳住院费用。
参加医疗储蓄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户。
这一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但是没能解决医疗费用高速上涨的趋势和昂贵的大病医疗保障需求，因此，新加坡只能继续进行大幅度的改革。
高额医疗费用怎么办？保健双全 1990年7月，新加坡推出健保双全计划，旨在帮助新加坡公积金会员及其家属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健保双全计划是一项自愿退出计划。
除非主动选择退出，否则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其首次缴纳公积金时便自动投保该计划。
健保双全的保费从参保会员或其亲属的保健储蓄账户中扣除。
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这一制度，让居民在面临大额医疗支付时，每个人还可以用自己的医疗储蓄支付个人或直系亲属的住院费用。
在每个保单年度支付保费后，健保双全自动续保。
从2013年3月1日起，公积金局对健保双全的保费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人均保费从50新元—1190新元不等。
每个年龄段参保会员的保费一致。
此后，新加坡政府要求保险公司在设计补充产品时须将健保双全计划涵盖在内，这样客户将拥有一个包揽两种保险利益的综合健保双全计划，目前综合健保双全计划计划由5家保险公司提供，包括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美国友邦、大东方人寿、英杰华人寿和保诚人寿。
多层次保障，实现看病不花钱 1990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推行医疗保护方案，以保护患者的利益，补充医疗储蓄方案，解决医疗储蓄只包括住院费和选定的贵重门诊检查等问题。
医疗保护方案是一项基本的、低费用、大病保险计划。
民众可自愿参保，从而保证支付大病或慢性病的医疗费用。
1993年，新加坡政府为帮助贫困民众特别建立了捐赠基金。
因为针对部分贫困国民的医疗需求，强制储蓄制度也无法发挥作用。
捐赠基金的出现，保障了所有新加坡人，无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能得到良好的、基本的医疗保障。
每个公立医院都有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医院医疗基金委员会，审批申请和发放基金。
该委员会由积极参与社区工作的私营和公立部门的人员组成，帮助有需要的人申请医疗基金的帮助，解决医疗费。
现在，新加坡对于医疗储蓄金做出专门的规定，个人缴纳的储蓄金根据平均利率增长利息，为了避免出现医疗储蓄金余额没有被使用而出现过度积压，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支出，医疗储蓄金的缴纳设定最大限额，但足以保证病人终生补贴住院所需费用。
通过这些改革，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大掏钱包就满足了国民的医疗需求。
但是在医疗改革中，新加坡既要制定医疗政策并进行监管，又要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
身份的多重性要求政府根据不同事务对身份进行不同程度的分离。
1985年，政府按照投资与经营分离的模式对公立医院进行重组。
在坚持医院资产国有的基础上，卫生部将医院托管给私人公司，要求其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管理，但不许牟利。
卫生部的职责主要是制订卫生法规,对医院运营进行监管，以“补供方”形式进行财政拨款，以“补需方”形式购买卫生保健服务。
7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医药分开”有多难?
看日本如何用100年实现 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努力实现医药分家，破解以药补医，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其实，从整个亚洲而言，各国在医疗改革中都走过艰难的“医药分开”改革之路。
从商业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和北美，早在13世纪就出现了诊疗和药品行业分离的法律。
所以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先找医生开处方，再找药剂师开药，早已顺理成章。
但对于历经数千年中医传统的一些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医药合一”，有着强大的文化基因。
传统的中医体系下，大夫身兼医师与药剂师两职，既看病也开药，逐渐形成了规则。
将原本一体的诊疗和药品行业剥离，建立现代医疗制度，必然牵扯复杂的利益关系。
日本从明治年间1874年颁布首次写入“医药分业”内容的《医制》，直至平成年间2007年医药分业率达到59.7%，日本用了上百年时间才基本完成“医药分离”的改革，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医药分开也曾停留于形式层面 自古以来，日本一直使用中医疗法——望闻问切、制剂针灸。
迄今为止，中医在日语中仍被称作“汉方医”，可见由来已久。
作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以药补医”问题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显现了出来。
1874年，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医疗制度纲领新文件《医制》中提 出要实现“医药分业”。
然而，此后日本医疗制度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医药分业的改革却长时间在原地踏步。
直至二战结束后，日本医药费用仍然奇高，而且药品安全事故频发。
日本民众虽然对看病现状不满，却没有明确的医药分离意识。
同时，社会上有能力接受医院处方的药店寥寥无几。
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的“以药补医”使医生和药品行业之间形成了坚固的利益链条。
当时的《医制》第41条明确规定：“医生将处方交予患者收取相应的诊疗费、禁止医生买卖药品”；第43条规定“医生进行药品贩卖或通过与药店合作谋求私利将予以处罚”。
1889年，日本明治政府又颁布了整合药物制度的《药品经营与药品使用规则》，正式确立了药剂师的名称，从职业分工上明确医生与药剂师各自职能。
但规则没有禁止医生的配药行为，因此让他们打起了“擦边球”，依然向患者卖药。
当时，药剂师与医生对这一模糊不清的规则都不满意，害怕利益受损，开始以行业协会的名义不断向政府强力施压。
1911年，日本政府在第27次帝国会议上不得不表明，无意强制执行“医药分业”制度。
本想“两边不得罪”地完成改革，最后却是落得“两头不讨好”，日本耗时近40年的首次“医药分离”改革宣告流产。
8 历史钩沉 大幅提升诊疗费，医师价值回归 “以药补医”的深层次症结在于：医、患、药三者之间没有达成均衡的经济关系，患者在三方关系中处于弱势。
因此，日本政府在1957年整合了包括二战期间战时保障机制、战后农民健康保险等多项已有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了强制全部国民加入的“国民健康保险”。
根据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日本公民必须于户籍所在地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缴纳保险金额度与个人所得税金额成正比。
此后，个人就医时只需承担诊疗费和医药费的50%。
经过数次修改，如今个人承担费用已降低到30%，保险范围也从日本公民扩大到在日居住的外国人，包括留学、工作在日本的外国人。
如今，日本超过99%的人口纳入了国民健康保险的管理，覆盖率号称世界第
一。
与此同时，医、患、药三者关系也转换成了医、保、药三方关系，为改变以药补医状况提供了基础。
为了在实践中破除“以药补医”现象，日本通过法律制订了严格的求医流程，其中不难看出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奥妙。
在日本就医，患者首先需要到医院前台出示保险证，领取一张满是表格的诊疗卡，排号等待医生就诊。
医生完成诊疗后，开具处方的同时，还要在诊疗卡的既定项目上，标注进行的诊疗项目，每一个诊疗项目都明码标价，一目了然，方便患者进行监督。
医生将诊疗卡和处方交给患者后，患者将诊疗卡交给收费处，按照明码标价的30%缴纳诊疗费。
随后，患者拿着处方离开医院，前往任意药房交给药剂师。
药剂师依据处方抓药，收取药物标价的30%。
通过这个流程我们不难发现，日本的医生已经成为纯粹的诊疗师，其行医收入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实施诊疗，填写诊疗卡，换取相应的收入。
然而，单纯依靠诊疗，并不能完全保障医生收入。
日本国内的知名医生及医院院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影响《医师法》的制定与修改，他们在第22条中为同行们再次保留了“某些情况”下配药的权力。
这一规定使得“医药分业”有名无实。
直至1991年，日本 用了35年时间，医药分离率才达到12.8%。
眼看着改革又将失败，日本政府终于搞清楚了，这不是什么医德问题，而是触及利益集团比触及灵魂还难。
再大的改革决心、再严的法律，医生及医疗机构一旦利益受损，就会找出各种漏洞，发动鱼死网破般的“进攻”。
因此，日本政府采用了一项建设性的措施，不仅解决了医药分离后医生的后顾之忧，还使得医生这一行业成了全社会敬仰的高薪职业。
那就是将医生看作高级技术服务行业，大幅提高医生的诊疗报酬。
1974年2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医生开具处方的报酬提高了67%。
同年10月再次修改法规，在2月修改的基础上，一口气将处方费提升4倍。
正因为有了这一举措，1974年，才被人们称为“日本医药分业元年”。
之后，日本政府不断提高各项诊疗报酬，到了1990年，医生的诊疗报酬已经比30年前提高了12倍。
大幅提高诊疗报酬后，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药品变成了医术。
医术高超、具备服务精神的医生，被患者预约的次数就会增多，收入也会随之提高。
换言之，只有医术和收入形成正比关系，医生的高薪及其带来的社会地位，才会令全社会信服。
药店变为药品销售主渠道 提高诊疗薪酬的措施，保障了医生的技术收益，却无法完全断绝医生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条。
只有缩小药价的差额利益，降低市场药价，让医生在药品买卖中无利可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为此，日本政府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探索历程，直到1992年，才出台了有效控制药价的政策。
这个政策简单来说，就是逐步将药店从医院剥离，作为独立的行业扶植发展。
在此基础上，由政府来规定药品的基准价。
1990年，日本全国共有药店3.6万多家，到2009年3月已发展至5.3万多家。
在政府的协调下，大部分药店从出售非处方药的小店，成长为具备出售各种处方药资质的大店。
9 9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1992年，日本厚生省颁布了药品定价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根据每两年一次的药品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出市场公定价，并且针对每一款药品制定新的政府基准价。
然后设定一个浮动百分比。
经过简单的计算后，市场公定价的误差不能超过政府基准价的浮动百分比限制，否则就是违法。
这个百分比在1992年设置为15%，此后逐年递减，2000年之后稳定在2%。
也就是说，政府给药房留出了足够的利润空间，但限制其成为暴利行业。
1992年之前，医药费占据了日本患者支出的20%以上，甚至一度超过30%，1992年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下，并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独立药店的发展不仅来自政府对药品供应的调控，更在于专门性人才——药剂师队伍的发展壮大。
截至2011年12月，日本已有注册药剂师27万余人，是1990年的两倍。
所有药剂师都需要经过大学药学部以上专业培养，并通过考试持证上岗。
有了这些高度专业性的药房和药剂师，患者就没有必要特意去医院划价取药，直接在离家最近的药房取药即可。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医生及医疗机构过多用药或用错药，日本推广“固定药店”的做法，鼓励患者尽量在一家平时利用最方便的药店固定买药，比如离住所及工作地点较近的药店。
而药店的专业药剂师会给每位患者建立用药档案，并在配药时询问患者病情，详细记载开药医生的姓名及时间。
一旦发现用药量异常，药剂师会仔细询问患者的检查数值及原因，不仅实现了对患者用药的系统管理，也是对医生及医疗机构的一种“变相监督”。
这样一来，患者和药剂师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对医院的依赖程度也相对降低。
政府在这一基础上控制药价，就变得容易许多。
由于药房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很难通过出售药品获得暴利。
在药品价格稳定的基础上，药剂师和医生一样，专业水准和服务精神越出色，主动上门抓药的患者也就越多，出色的药剂师也逐渐加入高收入人群。
患者不用再担心看病贵，医生和药剂师在去掉灰色收入之后，反而成为有机会“名利双收”的高薪职业。
在此基础上，日本基本上破除了“以药补医”现象。
10 11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橘色药丸格列卫，开启替尼药物之门 格列卫（甲磺酸伊马替尼）当属上个世纪开发最成功的肿瘤药物，这一创新药物开启了替尼类药物的开发热潮，如今人人皆知的易瑞沙，特罗凯，治疗肾癌的苏坦等。
所谓靶向药物时代，也是由格列卫开启的。
就算对制药业多加批判并撰写了《制药业的真相》的作者玛西亚•安吉尔也曾经称赞格列卫是完全不需要推广的创新药。
曾经主导格列卫上市的诺华前CEO大卫•魏思乐撰写过一本书来记述这一革命性药物上市的过程，也许你没有时间读完《神奇的抗癌药丸》，但这篇文章可以让你知道，如果没有魏思乐和科学家的坚持，这一抗癌新药差点胎死腹中。
发现精确靶点，靶向药物推门而入 人类认识肿瘤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类对于肿瘤生长的机理才逐渐清楚。
依据这一认知，各种传统的肿瘤治疗药物相继开发出来。
这些药物可能干扰DNA合成、抑制RNA合成、阻止蛋白合成，或干扰细胞有丝分裂过程。
但是，绝大多数传统化疗药物都有一个共同弊病，就是普遍具有较强的副反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研究机构都开始逐渐转向研究疗效更好同时副反应更低的药物。
在化疗药物难以破解副反应困局时，一些科学家的触角伸向了靶向药物。
196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彼得•诺维尔和FoxChase癌症中心的大卫•亨格福德首次发现一种 有部分缺失的22号染色体，由于它在美国费城发现，又命名为费城染色体，95%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被检测有此染色体。
这是有史以来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染色体异常与癌症之间存在关联。
第二个重大突破发生在13年之后，芝加哥大学的珍妮特•罗利发现，原来第22号染色体上缺失的部分被转移到了9号染色体上，并将这种现象被称为“易位”，从而确认了费城染色体的形成机制。
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来自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戴维•巴尔的摩和他的博士后欧文•怀特才发现导致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主要原因。
原来费城染色体能产生一种酶，一种能够增强酪氨酸激酶活性的融合蛋白（BCR-ABL），通过改变正常细胞的遗传指令，在细胞异常生长和分裂中起着核心作用。
该酶通过多种途径传导信号，收到信号的细胞开始失控的分裂，引发细胞增生，从而导致白血病。
这个突破性的发现给医学研究人员打开了一扇前景充满光明的窗口：只要阻断Bcr-Abl酶，停止错误的信号传导就会减缓白细胞的增生。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是为数不多的直接和单一肿瘤基因相关的癌症之
一，而大多数癌症是和两个或甚至更多的肿瘤基因相关。
在1990年初，来自于瑞士汽巴-嘉基公司（已经与Sandoz公司合并成为今天的诺华制药公司）的研究者马特发现了一个有潜力的分子，然而结果是，这个分子对于Bcr-Abl只有较弱的活性且没有选择性。
当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该小组研发中的所 12 药品故事 有化合物，在抑制酪氯酸激酶时虽有作用，但成效不彰。
有的化合物作用不够，有的不具选择性；但更重要的是缺乏药理学家所谓的“适药性”（drug—likeness）。
符合适药性的药品，其特性如下：适合口服，不具毒性，在人体不会产生化学转换，在胃里状态稳定。
为了完成提高这个分子活性的任务，该公司随后委派更多的科学家，例如药物化学工作者齐默尔曼，他们试图对这个分子进行修改来改变它对BcrAbl的活性。
经历了2年的艰苦试验，一个高效且有高选择性的分子STI571诞生了，这个分子能在不伤害健康细胞的情况下杀死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细胞。
一波三折，替尼家族诞生格列卫 1996年，正当汽巴-嘉基公司的科学家们开始考虑往临床试验方向推进之时。
突然传来公司将与以瑞士巴塞尔为总部的Sandoz公司合并，组建新诺华公司的消息。
合并的过程导致研发进程出现一些停顿。
在研究重新启动后，诺华研究人员遭到重大打击，他们在狗和白鼠身上观察到了严重的肝脏毒性。
这样现象让人沮丧，替尼家族的第一个药物很有可能就要夭折与此。
因为新成立的诺华公司，当时是位居世界第二的制药公司，拥有庞大的新药物研发候选对象。
绝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有这么多选择，应该放弃在这个存在巨大毒副反应风险的药物，转向其它潜在风险更小的药物。
诺华的一位科学家提异议，认为狗和人的差别很大，应该利用和人类更接近的动物进行测试。
关键时刻诺华CEO大卫•魏思乐表示支持科学家的提议。
随后便以猴子进行测试，结果大大鼓舞人心，试验显示该分子在一定的剂量下没有产生明显的肝脏毒性。
项目终于进入到人体临床试验阶段。
一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服用一次可以几乎杀死全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细胞而无伤于健康细胞，这个效果太神奇了。
诺华上下大受鼓舞。
当然，药物临床研究仅仅凭借有限的病人数是不能获得要争当局的批准的，必须在更大的病人规模上开展
二、三期临床研究，以明确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副反应，以及给药方式和 最合适的药物剂量。
药物研发史上，一期满意而后发现严重毒副反应的例子比比皆是。
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制药公司的CEO们，如果面对STI571一期结果，最合乎常理的决策是继续二期临床，等结果出来再决定是否要投资建设药品生产线，因为一条药品生产线通常需要几亿美金的投入。
这时，CEO魏思乐展现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他下令立即全力建设药品生产线，保证两年内投产。
“有时候，你等不起，那些层层审批的官僚过程太慢太花时间了”，魏思乐先生说。
二期临床紧锣密鼓地展开。
从1999年到2001年，两年的翘首等待。
终于，二期临床结束，结果显示该药物对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早期、加重和晚期三个阶段都有显著疗效，其中早期疗效几近100%。
这是肿瘤药物研究史上的革命性成果。
2001年3月，诺华公司以二期临床结果向美国FDA递交了新药申请。
FDA也破记录短时间给予批准，2001年5月10日签发上市批准。
诺华公司的STI571通用名是伊马替尼，商品名命名为格列卫。
80年代以来肿瘤医生梦寐以求的高效低毒或无毒的神奇药物终于由诺华公司发明了。
格列卫之所以神奇，在于它专一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必不可少的信号传导点通路酪氨酸激酶，从而抑制肿瘤生长。
格列卫的问世大大鼓舞了其它制药公司，同样机理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物相继被开发出来，如今，小分子靶向药物的研发成为最火热的领域。
13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罗氏抢食安进贫血药蛋糕，输了官司赢了情怀 贫血治疗用药市场曾经几乎被生物制药巨头安进公司所垄断。
美国成千上万的肾脏病和癌症患者，以及医疗保险公司要在这些药物上的花费每年高达几十亿美元。
从2007年开始，安进公司的这一“赚钱机器”先后迎来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和硅谷的创业公司的挑战，他们都大力开发贫血治疗用药，对安进公司生产的两个重磅炸弹级药物Epogen和Aranesp构成了威胁。
在安进公司2005年120亿美元的预计营业收入中，一半都是来自这两个贫血治疗用药。
可令人尴尬的是，Aranesp的安全性饱受质疑，因此，所以在后续产品还未到位的情况下，保住现有重磅炸弹的市场地位至关重要。
因此，对于来自其他企业的威胁，安进公司当然不会束手就擒，让出市场。
生物技术公司TranskaryoticTherapies企图进入这一领域，作为应对，安进公司迅速提出了侵犯专利的指控，并且获得了胜诉。
但随后，实力强大的罗氏制药成为安进公司的竞争对手，研发了治疗贫血的药物美信罗，并且在欧盟的27个国家成功上市。
罗氏并不仅满足于欧洲市场，还打算把美信罗推向美国市场。
在FDA批准之前，安进就决定采取激进的方式，准备用官司来阻止罗氏。
对簿公堂第一战，罗氏败中有胜 2007年，Epogen和Aranesp统治着贫血治疗药 市场，这两个药物都是EPO类药物，即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的英文简称。
EPO作为内源性生理物质，能直接促进红血细胞的生成，对人体来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理物质。
正常人体内一般不缺EPO，但如果身患某些疾病并引起肾衰时，病人肾脏中EPO分泌量将急剧减少，从而出现贫血现象，故补充外源性EPO能够挽救严重肾衰病人的生命。
但是，这两大药物面也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方面，该类产品曾因涉嫌过度促销而被调查，也因政府医疗补助计划报销限制而被打压，销售额有所下滑。
而且安全性也令人质疑，一项严谨的临床研究数据表明，Aranesp用于缓解癌症患者贫血时明显增加病人死亡率；在缓解头颈部肿瘤放射性治疗导致的贫血并没有优于对照组。
2007年3月6日，美国政府的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经营公司之一NoridianAdministrativeServicesLLC出于Aranesp的临床安全问题，决定将该药的肿瘤贫血适应症从报销名单中撤除。
罗氏作为安进EPO类产品在欧洲的市场营销长期合作者，了解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和营销套路。
多年来，罗氏仅扮演了产品推销员的角色，尽管参与和资助过许多临床试验，却一直没有自己独特的品牌产品。
但是，这一格局在2007年被打破，FDA批准了罗氏研制的抗贫血药美信罗。
如果美信罗能够通过安进所持有的EPO类产品的多项专利这个最大障碍，而成功上市，那么罗氏就可以打破安进的垄断格局。
14 13 药品故事 这一趋势也被华尔街分外看好。
美信罗虽然是个新型的抗贫血药，临床试验结果不错，但与安进的Aranesp仍然有些关联，安进早已在专利保护上埋下伏笔，不让竞争对手轻易侵占领地。
早在2005年11月，安进以罗氏生产的贫血治疗药物甲氧基聚乙二醇促红细胞生成素-β注射剂(即美信罗)侵犯Epogen的6项专利为由提起诉讼来阻止美信罗上市。
2007年秋天，美国麻州的一个陪审团得出结论认为，罗氏的美信罗侵犯了安进Aranesp和Epogen的多项专利。
安进随即要求法院发出禁售令，禁止罗氏的美信罗在美国销售。
安进如此紧张是因为美信罗在便利性上具有巨大的优势，美信罗每4周注射一次，而Aranesp则要2周注射一次。
虽然罗氏一时输了官司，但业内依旧看好美信罗。
有调研机构预言，安进公司的这一举动将开创生物科技案例的先河，假如罗氏公司能够占领美国贫血治疗药物市场的一半，那么，在今后5年中，安进公司每年的利润增长率可能会削减50％以上。
这些年来，安进一直在使用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凭借其所享有的专利，直到2015年前，安进公司都可以在贫血治疗药物领域保持其垄断地位，这些产品在市场上近乎垄断地位的时间要比美国专利法对创新药物所设定的专利期限长得多。
当安进公司于2007年7月对上市多年的Epogen调高价格后，一家透析网站Renalweb的总经理加里•彼得森表示，这是在医疗保险计划下的一种垄断，它违背了医疗保险计划向病人提供帮助的本意。
罗氏用钱换市场，安进短视终失势 尽管在专利方面有障碍和理亏之处，罗氏仍然在为美信罗的上市争辩，呼吁“这符合公众的利益”，可打破垄断格局，降低产品价格，使消费者和买家节省开支。
显然，安进强调专利，罗氏强调情怀，各有各的说法。
基于此，去年12月，审理此案的麻州法院法官要求罗氏提交一份建议并表示，如果罗氏能说服法院并加以调解，美信罗就有可能获准在美国市 场上进行销售。
就此罗氏很快准备了一份详细方案，概述罗氏如何在美国做美信罗的市场营销。
方案在1月份提交给美国麻省地方法院。
从方案可以看出，罗氏渴望美信罗能获得打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罗氏很大方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于强生支付给安进销售提成的两倍来换取安进的让步，同意和解两家之间的专利纠纷。
不过，罗氏让步是有条件的：罗氏希望按Aranesp市场价的5%折扣销售美信罗，并按净销售额的20%支付给安进销售提成，但这一高额提成费仅限于相关专利保护期内。
即在2015年以前，以后安进便无力阻止美信罗。
最能打动法官和消费者的，还是罗氏在建议书中刻意强调的药物经济学卖点：罗氏估计“此药能轻易为美国政府的老人医疗计划节省数十亿美元”。
罗氏希望法院考虑其建议书所提的妥协方案，并在原定于2月28日的听证会上对禁售令作出决定。
罗氏并不指望法院一定会按公司的意愿下达裁决书。
“对公司有利的裁决机会不是很大，这是现实。
”时任罗氏总裁威廉•伯恩斯在当时的看法就是，“此案现在要由法官来审视所有证据，从全方位角度作出判断和裁决。
” 尽管罗氏很有诚意解决与安进之间无休止的专利官司，提出的方案对双方均有好处，而且对公众和政府都是有利的。
但是，安进却没有选择和罗氏和解。
2012年，罗氏再次收法院的销售禁令，但是这一禁令只在美国有效。
然而最终，安进也未能在2015年以前维护住自己的垄断地位。
这次挑战者是硅谷的生物技术公司，2012年3月27日，FDA宣布Aymax公司药物Peginesatide审批通过。
Peginesatide作为一种促红细胞生成刺激药物，以商品名Omontys出售，这一药物顺利地绕开了Aranesp的专利，同时也具有只需4周注射一次的优势。
日后，一些专家回顾此事给出的评价是，从长远看，安进或许应该接受罗氏的方案，毕竟可以得到高额的销售提成，况且它的专利保护期也不长了，EPO类仿制药迟早将会上市，会形成更大的冲力，还不如与罗氏结盟，形成既合作又有竞争的健康格局。
15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最近爆红的“青岛模式”是“什么鬼”？ 随着思而赞等一大批天价药进入青岛市的大病救助报销目录，2012年开始，大病救助“青岛模式”成为全行业关注的焦点。
这让一直苦于报销无门的跨国药企，突然觉得找到了“星星之火”，而且这种“燎原之势”似乎前景可期。
青岛模式能够异军突起，瞬间爆红，是在于在我们一直被告知国家医保资金不足、只能提供广覆盖低水平的医保制度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的福利模式的现状下，一些被认为中国人用不起的药，竟然可以报销了！ 这么多年来，在我们的印象中如果医保目录增加高价药，医保基金就会穿底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福利陷阱”。
但是，依靠财政出资报销创新药的青岛市，颠覆了业内人士对于医保报销体系一般认识。
青岛率先破局之后，浙江、江苏等富裕省份也都跃跃欲试。
不过，我们除了知道青岛大病救助模式是靠财政出钱，解决一直难解的筹资问题之外，对于这样的制度如何运行，并不清楚。
随之，两种情绪成为业内的主流，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地方政府的“放水”，药企大可以大干快上，实现局部快速上量；一些人却忧虑，这么多贵药一下子被纳入，青岛能管控得住吗？闹不好不到一年，基金就要穿底，那么青岛模式还能持续吗？ 青岛模式“什么鬼” 青岛模式是昙花一现，还是末日狂欢，现在下 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先要弄清楚青岛模式到底是“什么鬼”。
如果解释下青岛模式，其实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1、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创新药无法纳入医保， 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青岛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的第一大特点就 是运用了价格谈判机制，谈判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现最大幅度的降价。
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通过政府的统一谈判来压低一些创新药物的价格，这也是很多药企愿意接受的市场准入方式，而这一值得推荐工具在中国却一直没有真正地运行起来。
此前，有不少舆论的声音诟病进口药品价格比国外高，其实也是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些国家已经开展了谈判定价，以市场换价格，这自然可以实现降价。
而在中国，医保没有完全发挥出作为付费主体的优势，无法实现量价挂钩。
可见，从青岛目前进行价格谈判的实践看，用市场换降价还是可能实现的。
2、青岛的报销资金并不来自于医保，而是来自 于财政拨款和民政部门的社会救助资金。
这其实是青岛模式最难复制的地方，不是每个 地方都愿意拿出这样一笔钱，但换一个角度，青岛从2012年启动到2015年，总共也就配套了3个亿资金就实现了对于20多种高价药的报销，这对于多数省市来说也不是太大的负担。
最值得关注的是，青岛模式是以药物为核心而 16 政策看点 形成的一个大病救助项目，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报销用于治疗重大疾病的高价创新药，而这个项目本身独立于医保报销体制之外。
这种独立对于一种模式创新来说，大有好处。
3、最关键的，就是为保证项目的灵活性，其目 录的调整不用随着国家目录调整的周期走，只要价格谈判过关，签订合同，药企就可以使自己的产品获得报销。
这个特性给予了新药研发和医学创新以巨大的鼓励，青岛模式下新药不用去等待间隔数年的医保目录更新。
从2012年启动开始，青岛就一直在轮番和不同的企业进行谈判，谈成一批签一批，3年内就入选了20多种特药和特材。
明显比至今没动静的医保目录更新显得更有效率。
准入可以赚钱难 当我们知道了青岛模式到底是什么鬼之后，药企也不用高兴的太早，因为青岛模式可不那么容易放水，如果想大干快上，几乎不可能。
例如，为预防药物滥用，青岛的社保部门还要和药企商议对赌协议，每年患者数量有多少，患者增长数量有多少，都要对赌，要是数量超出了，多出来的钱都要企业买单。
三年实施下来，只有一家药企违约赔钱，显然，多数药企都比较谨慎。
这样的办法显然让药企不敢在获得报销准入之后，对于销售业绩提出过高的预期。
青岛还有其他一些招数防止所谓的道德风险。
比较值得一提就是诊断环节，如果想把这些创新药开给这些参保患者使用，一般的医生说了不算的，必须是经过国内或省内权威专家的诊断后，专家们认为患者确实需要，医院才可以给患者处方这样的药物，这样也避免了个别医师为了个人利益而乱用药和误诊给患者带来的巨大风险。
经过不少跨国大药企的试水，青岛模式“这个鬼”已经被证实是创新药实现市场准入的好模式，但药企想以此实现销售业绩迅速增长可能并不现实。
细看下来，如严格诊断、对赌协议等青岛为了避免资金浪费采取的一些措施，其实都是借鉴国外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些管理经验，只是在中国，没有广泛引用和实践这些经验。
除此之外，最具杀伤力的医保支付价也在青岛启动了，例如肺癌，凯美纳、易瑞沙、特罗凯三个 药物已经进行了支付价的PK，结果不出所料，果然是选凯美纳的人多。
这对于跨国药企来说，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而青岛用市场换价格，力度也是尤其的大，对价格敏感的药企来说，想要实现准入也面临着公司内部的压力，曾有一家跨国药企的一个药物因为价格问题，谈判了3年才最终入选。
因此，青岛模式对于药企来说，肯定不是一场轻松的盛宴，而是一种需要重新适应的全新玩法。
现在，青岛模式已经得到了高层的认可，未来似乎可以获得全国的推广，如江苏、浙江的医保谈判也都在借鉴青岛的谈判和控费经验。
可见，在跨国药企争先进入青岛大病救助报销目录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准入形式已经不是仅仅为了进入医保目录而已，一定幅度的降价换市场会是一个必要的辅助手段，因为如果等到国产仿制药出来，在医保支付价制度下，原研产品必然会处于难以扭转的劣势。
降价换市场，还是继续坐观风云，这正是青岛模式爆红后，企业需要面对的两难选择。
如倍泰龙那样以退出中国的方式做结的产品只有一个，多数药企的选择都是愿意通过降价来换市场。
毕竟中国医药市场那种让猪飞起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要以更加灵活的身段来适应中国的新变化。
176 政策看点 仿制药大洗牌，原研药大反转 随着140号文开始征求意见，我国仿制药的暴风雨终将来临，一场仿制药的大洗牌即将到来。
140号文对仿制药的审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审批标准需要全面提高。
文件首次提出，对于国内已上市原研药的仿制药，获准上市的条件是要完全实现质量与原研药一致，否则无法获批。
虽然140号文还未最后敲定，但是，提高仿制药审批标准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
一直以来，我国原研药质量一直高于仿制药，形成我国制药业独特的二元结构。
由此带来国产仿制药恶性竞争，而原研药一度完全置身事外，享受专利药的超国民待遇。
但是，在医改的大背景下，为了降低医药费用，国产仿制药替代原研药被各地政策制定部门认为是最佳手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原研药在近两年来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打压。
但国产仿制药的诟病是质量参差不齐，这与较低的审批标准不无关系。
仿制药标准不提升，国产替代只会是一场灾难。
我们相信，随着审批标准的提高，我国仿制药的质量会有所提升。
对于仿制药生产企业来说，新政的推行绝对不是利好。
习惯了低标准后，突然要“玩真的”，会让很多药企将无力再进军化药制剂的仿制药市场，要重新考量是继续还是放弃。
相反，对于近两年来处处受困的原研药企业来说，反而迎来了一个绝佳的翻身机会，新政下，能与原研厂家竞争的企业数量骤减，同时质量上的优势使得原研药有望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地位。
原研药命运转危为安 去年以来，原研药的境遇就开始不太好了，医保支付价，药占比，招标新政等一系列的新政都瞄准了原研药，在今年以来的多次省级招标中，多个由外企生产的原研药品种甚至由于价格问题都未能中标。
这些现象业内解读为用国产仿制替代进口原研，毕竟医保费用有限，医疗费用上涨又需要控制，国产替代似乎存在合理性，因此外资制药企业对于原研药的前景深感担忧。
面对如此局面，无论是价格谈判，还是以量换价，很多外资药企都愿意一试，尽管这些变相降价的市场准入手段以往都是难以被接受的。
再加上这两年，一大批畅销专利药即将专利过期，仿制药汹涌而来，眼看原研药的命运岌岌可危。
尽管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和原研药的差距很明显，但在价格竞争上，仿制药拥有绝对的优势，原研药并无胜算。
不过，如果140号文可以被严格执行，那么原研药的尴尬地位必然可以改变。
首先，按照与原研药一样的标准，仿制药的价格优势必然会减弱，按照国际市场的经验，仿制药的价格再低，也会保持在原研药价格30%的左右。
而中国目前，仿制药的价格只有原研药的10%，从如此超低的价格就可以看出，仿制药厂家显然在质量上有所妥协。
比如生产高质量仿制药的阿特维斯退出中国，就可以说明，高质量的仿制药不可能超低价。
18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当质量标准提高之后，仿制药的价格就不可能降得如此之低，原研药面临的竞争压力会得以缓解。
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全面推进，可以预见，很多超低价的仿制药必然会因为质量不过关而被撤销文号，仿制药的风暴过后，原研药遭遇的困境将有望得到缓解。
价格大战有望终结 其次，新政策下，原研药厂家有望保持更长久的市场独占期，毕竟，如今很多的原研药在给药途径、释药技术、生产工艺上建立了完善的专利壁垒。
即使化合物专利过期，仿制药想实现与原研药质量完全一致，可能还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以释药技术为例，国内很多上市的仿制药，虽然号称具备体外一致性，但是，在人体内，难以实现原研药的缓释程度，这也是很多仿制药上市之后，市场表现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
仿制药厂家的生存根本将是质量，而质量的门槛将使得参与竞争的厂家大大减少，这意味着以往几千家药厂为了一个仿制药品种血拼价格的现象将不会再出现了。
仿制药厂家之间的竞争也将是质量的竞争，只有质量更过硬的产品才有望率先上市，而首仿药物的定价将会让很多仿制药厂家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上市自己的仿制药。
毕竟，如果首仿药物定价低，后续的产品就没有上市的意义了。
而原研药需要面对将是少数首仿药物的竞争。
在这样的环境下，原研药如果想继续生存，需要依靠的是申请新的适应症，成为OTC，或者开发全新的剂型或包装，而适度降价将成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必要的手段，即使降价，其幅度也有限。
仿制药生产标准提高——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路 从仿制药企业的角度讲，严格审批标准似乎对危机仿制药企业的生存，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中国经济的大方向上看，质量标准太低，使得中国制药企业难以像印度一样向全世界销售高质量仿制药，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出口高质量仿制药已经成为国内仿制药产业转型的一种选择。
其实，已经不少药企通过OEM贴牌或者自主品牌的方式把国产高质量仿制药打入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这也说明，国内有些药企是能够达到和原研药一致的质量，只是现在仿制药的恶性价格竞争，使得仿制药产业走入歧途，而提升审批标准才能促进仿制药产业健康的发展，未来的中国医药市场上，仿制药和原研药将真正地进行公平的竞争，而不是各走各路，或是“关公战秦琼”。
19 20 前沿视角 运用药物经济学重振原研药优势 由发改委主导的药品定价机制被颠覆之后，中国医药市场的药品价格格局也不似从前，原研药单独定价的优势不复存在。
2015年，是原研药在中国痛苦的一年，省级招标中，由于没有单独定价的保护，原研药直接面对仿制药的竞争，很多在中国销售多年且得到广泛认可的药物，因为价格问题，在个别压价较为激烈的省市出现了失标的尴尬现象。
去年赛诺菲的波立维在基层市场挫败仿制药的故事历历在目，而在基层市场红利还未释放之前，惨烈的招标压价就使原研药失去了部分医院市场。
最近召开的2015年医保年会上，在药价放开之后，医保部门已经把支付价格改革提到空前重要的高度，而根本目的就是尽全力降低药品支付价，缓和医药费用高速增长的趋势。
业内的共识是，原研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依然具有优势，但是这样的优势很难量化，以前这种优势“换算”出来的是单独定价。
在单独定价已经悄然散去之后，原研药生产企业如果还想保持优势地位，就必须寻找另外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而在中国一直不温不火的药物经济学开始成为众多药企追捧的新工具。
药物经济学多半是保险公司用来控费的工具，在中国，它能成为原研药的救命稻草吗？ 为原研药优势寻找新证据 药物经济学在中国日渐火热，其实有不少学者 对这门学科已有研究，但半辈子都没能让这门学问走出书斋。
而这几年，在不少原研药生产企业的推波助澜下，药物经济学有望成为药物遴选以及医保报销的重要参考。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在国内比较被大家熟悉的部分就是在真实世界下对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研究，在效费对比中寻找最具性价比的治疗方案。
而在实际应用层面，我们更熟悉的就是药物经济性评价，通过同样适应症，完全不同的两种药物进行疗效和费用对比，从而依据研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给出哪个药物更好的综合结论。
其实，这样的研究在加拿大已经作为药品市场准入和定价的依据，一款在加拿大上市的创新药物，如果不能通过药物证明比现有药物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那不但不能定高价，反而定价还要低于已经上市的“老药”。
加拿大这一政策已经使得不少metoo高价药遭遇挫折。
而这样的研究正有助于帮助国内的原研药找回自己的优势。
质量和疗效的优势完全有可能在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基础上获得一个量化的结果。
目前，国内任何针对仿制药和原研药的对比，都没有在以疗效为终点的情况下进行过研究，无论是生物利用度研究，还是片剂的体外溶出度研究，都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仿制药和原研药在真实世界环境里进行对比。
21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一直以来，都是仿制药企业在追赶原研药，一些新上市的仿制药都会做些一致性研究，希望证明自己在质量上并不比原研药差。
原研药在单独定价政策的保护下，却很少做研究证明自己的优势。
但是，面对仿制药替代原研药的趋势，如果原研药不能通过一些研究来重新“量化”自己在质量和疗效上的优势，没有me-better的证据，就必然会在市场上遭遇挫折。
在费效对比中重新找平衡 原研药的疗效更好，是行业不需要掩饰的秘密，甚至仿制药企业的负责人都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价格落差过大，这对于报销力度不足，支付能力有限的中国患者，如果选择原研药，就等于选择了巨大的医疗负担。
相对于临床研究来说，药物经济学寻找的是在考虑到金钱投入的前提下去分析哪种药物是最安全有效的选择。
毕竟，目前迟迟没有落地的医保支付价则是原研药头上另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医保支付价如果实施，对原研药会是一种彻底的打击。
此前青岛小试牛刀，在凯美纳、易瑞沙、特罗 凯三个适应症一样的药物报销中实施医保支付价报销，结果显然而易见，国产的凯美纳因为报销比例高，花费低，成为多数患者的选择。
显然，医保在药品费用支付上已经开始考虑性价比，尝试在花费和疗效之间寻找平衡。
但是，医保支付价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制定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国产仿制药与原研药在质量和疗效上的差距不大，这种假设在目前的形势下无法成立。
因此，如果原研药能够证明自己虽然单价高，但是给患者带来的整体医疗花费并没有太高，可能会改变现在医保支付价的政策走势。
现在，已经有些省市的医保部门开始尝试按疗效付费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基础其实就是药物经济学。
对于制药企业来说，药物经济学并不算陌生，但是为了已经过期的专利药投入巨资做药物经济学研究是否值得恰恰是当下依然需要分析的问题。
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原研药药企来说，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会越来越大，甚至成为指导药企定价策略的重要工具，在药价放开的情况下，制定一个在费效比较中最合理的价格将是药企的必要功课。
22 前沿视角 零售终端，品牌原研药的新路探索 上一波的专利悬崖过后，一批仿制药陆续上市，对于原研企业来说，面对仿制药的价格优势，以及专利过期的品牌药如何运作，是当前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在新兴市场，面对众多仍未满足的医疗需求，虽然品牌药已经专利过期，但是并不意味着仿制药就能解决所有的需求。
品牌药不但可以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甚至还能在销量上凌驾于仿制药之上。
但是，在医院渠道，随着今年以来招标压价程度突破以往的底线，在质量上占据优势的品牌药在一些比较激进的省市甚至出现了失标的现象。
无论是医保还是卫生部门，都在加强控制医院药品的采购金额和规模，从而为医疗服务收费提供空间。
而推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已经成为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研药如果想继续保持其市场地位和销售规模，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而对于部分原研药来说，零售终端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常见病处方药走出医院，撒网零售 零售渠道并不仅仅属于非处方药（OTC），对于一些处方药来说，零售渠道反而可能海阔天空。
以辉瑞的万艾可为例，专利过期之后在零售渠道加大力度，根据IMSHealth数据显示，2014年，万艾可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47%，业绩增长远远超过往年的平均水平，其中零售终端的增长就远超过医院渠道。
万艾可迅速成为过期原研药逆市上扬的典型， 把同类产品希爱力、艾力达远远地甩在后面。
同期推出的仿制药金戈等，销售业绩反而不给力。
抛开质量问题或者价格因素不谈，辉瑞选择零售终端作为销量突破的重点，不仅仅是找到了患者的痛点，也是找准了产品的特点。
除辉瑞外，现在有不少跨国制药企业都已经在全球范围开始尝试把一些过期品牌药的销售主战场转至零售渠道。
这一模式被称为OTX，即把旗下的药品分为专科药物和全科药物，然后把专科药物的销售渠道放在零售环节，在销售上实现绕开医生，在不使用医保和其他报销的情况下，直接促使患者做出购买原研药的选择。
原研药生产商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全球范围内医疗费用的分配正在迎来较大的变化。
人类面对的重大疾病已经变成为癌症，而这类疾病的治疗药物价格昂贵，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各国政府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相应地，一些治疗常见病的药物，所能得到资源将越来越少，针对这些“小病”，各国都开始倾向于使用便宜的仿制药来抑制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中国，这种的趋势也存在，医保支付价的概念就是倾向于仿制药，而一些地方，如青岛，进行过医保支付价的试验，事实证明会引导患者使用仿制药。
与此同时，原研药在品牌和质量上的优势并没有也不会消失，当患者在医院无法获得原研药的时候，如果零售渠道可以购买到，部分患者依然希 23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望使用质量最好的药物。
今年以来，各地大规模的针对原研药的招标压价，使得不少原研药在省级招标中落选，这样的结局，恐怕很多企业在年初根本没有想到过，但是这样的局面已经成为现实。
而且将会是未来长期的趋势，因此，如果制药企业不打算放弃原研药的话，那么可以尝试在零售终端销售原研药。
OTX之路，并非是药就行 毫无疑问，OTX模式并不是讲什么OTC营销，OTX模式操作的药品都是处方药。
由于处方药的特殊性，并非所有处方药都可以在药店销售，因此，并不是所有过期原研药都适合在药店购买，也并不是所有的药品都适合OTX模式。
进军零售渠道的原研药多数都要有非常简单明确的适应症，而这种适应症甚至简单到患者可以清晰地描述，如皮肤过敏，ED，胃疼，咳嗽。
同时，对消费者来说，这类疾病还要有很高的“知名度”。
如ED一样，总是疾病之中最具话题性的。
同时，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虽然是处方药，但是安全程度应该不逊于非处方药物。
这样才能保证该药物适合于患者自行使用。
在实际生活中，当患者面临很常见的疾病时，很多情况下，他们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药，甚至这些药是他在医院处方并使用过的，如果去医院排队挂号，治疗花费很低，很难超过起付线，无法获得报销，浪费时间和精力。
此时，如果能就近在药店渠道获得药物，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实，治疗这些常见病的原研药的价格是在多数患者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对于服用几天就能痊愈的常见病来说，很多患者愿意多花钱，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原研药在药店的销售模式倒是可以效仿OTC模式，让药店在销售药品时推荐原研药，而原研药在品牌和质量上的优势，会使得这样的推荐更值得信赖并且成功率更高。
此外，开发多种剂型和包装，满足不同的患者需求等细节也能帮助原研药在药店的推广和销售。
此外，作为在药店渠道销售的处方药，解决处方的问题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个问题，我们择日再议。
24 IMSHealth在中国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医疗健康领域服务商，IMSHealth中国公司自1994年在中国开展业务以来，充分运用丰富的行业经验和领先的技术，不断拓展业务版图，实现中国医院市场全景解析。
随着循证医学的率先引入，IMSHealth中国公司加强在医药行业咨询领域和信息技术的投入，结合强大的全球数据资产、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专业的团队，在中国形成了能够提供覆盖全行业、跨职能且贯穿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体系。
帮助中国医药企业作出最佳商业决策 中国医药行业信息与分析 医院渠道医药销售信息零售渠道医药销售信息专科和患者信息 商业绩效服务 全球医药市场信息 �全球70个国家的医疗健康信息 （IMSMIDAS） �全球行业报告、出版物和信息平台 IMSHealth中国 解决方案 （IMSSyndicatedAnalytics） 管理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与业务转型 �产品战略组合 医药市场研究 �定价和市场准入 学习方法与变革管理 �品牌和商业战略 商业绩效优化管理服务 �实际循证及卫生经济学和成果研究 25 IMSHealth中国公司 艾美仕市场调研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12和15楼+86（21）3325-2288 艾美仕市场调研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光华东里8号中海广场中楼7楼+86（10）8567-4500 IMSHealth总部 83WoosterHeightsRoadDanbury,CT06810IMSHealthUnitedStates 关于IMSHealth IMSHealth(NYSE:IMS)是一个拥有领先的信息和技术服务的全球性企业，旨在为医疗健康行业客户提供全面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以帮助他们衡量和提高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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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尊敬的读者: IMSHealth微信公众号推出已有一年，与IMSHealth严肃沉稳的风格相比，公众号以轻松活泼的文字风格和广泛的题材，给业内人士耳目一新的感觉，获得广大朋友们的关注与好评。
本期前沿视点，我们精选公众号正式推出以来所发布的最精彩的文章与朋友们共同回顾与分享。
在此，我们感谢大家对IMSHealth一贯的支持和关注！ 目录 历史钩沉 •默克、默沙东，你还傻傻分不清吗？P1•印度最大药厂沉沦记：“造假风波”让兰伯西梦断美利坚P3•李光耀的健康遗产，新加坡医保“低成本高保障”的秘密P6•医药分开有多难，看日本如何用100年实现P8 药品故事 •橘色药丸格列卫，开启替尼药物之门P12•罗氏抢夺安进贫血药蛋糕，输了官司赢了情怀P14 政策看点 •最近爆红的青岛模式是什么鬼P16•仿制药大洗牌，原研药大反转P18 行业视角 •运用药物经济学，重振原研药优势P21•零售终端，品牌原研药的新路探索P23 *部分文章为网络信息资源整理，不代表IMSHealth观点
2 历史钩沉 默克、默沙东，你还傻傻分不清吗？ 就算是不关心医药行业的人也会知道两家制药企业，一个是制造了万艾可奇迹的辉瑞，一个就是百年常青树默克。
但是，随着这些跨国药企逐渐进入中国，重名引起了混乱，让很多行业新人都觉得默克和默沙东让人傻傻分不清。
对于一个医药行业新人，他/她一定会问你：是不是有两个默克，一个默沙东呢。
这听起来是笑话。
其实也有理可循，新闻报道中常见到，德国默克，在英文报道中又会提到美国默克，然后在美国以外，又听到默沙东的名字。
说起来，面对傻傻分不清的人，两家公司的员工都果断告诉你，我们是两家公司。
显然，这一在百年前分家的老牌制药企业，让人唏嘘不己的是，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家彻底不同的公司。
要是想说清楚为何两家公司在名字上有这么多“弯弯绕”，这还得从很久以前说起。
回顾制药业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是欧洲的化学家们奠定了现代几乎所有跨国大医药公司的基础。
默克公司的起源和发展 默克公司最早起源于1668年，一名药剂师在德国达姆斯塔特市开了家“天使药店”，不久，斐德利希•杰柯•默克买下了这家药店，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药店生意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1816年，埃曼鲁埃尔•默克继承了药店的生意，并将它从单纯的销售药物发展成生产制药原料与其他化工制品的化学制药厂。
默克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出现在1891年，埃曼鲁埃尔之孙乔治·默克在纽约设立了分公司，默克药厂从此在美国生根。
美国分公司初期的业务主要 是自德国母公司进口化学药品，提供给其他的药师使用。
随着业务日益成长，乔治在1902年于新泽西州正式成立了Merck&Co，开始以制造逐渐取代原本的纯进口业务。
故事看到这里，似乎能想起来黑白电影的老情结，大家可能猜到是家族后代想法不同，豪门恩怨，分家单干。
一般而言，家族企业确实会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好比著名的企业家达斯勒兄弟，因为经营理念不合，分道扬镳，一位继续经营阿迪达斯，另一位创立PUMA。
一战期间，默克分家，默克默沙东各自为营 导致默克家族分离的主要原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美国境内的所有德国企业都被充公了，默克也被美国政府辅助转型，成为独立的公司进行经营，自此与德国默克切断了关系。
留在美国的乔治•默克率领默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开始拓展海外市场。
1953年时美国默克与沙东药厂(Sharp&Dohme)合并，这也就是默沙东(MerckSharp&Dohme)名字的由来，公司从此蓬勃发展。
而留在德国本土的默克公司受益于德国的“经济奇迹”，二战后默克也蓬勃发展，并重新获得了它在海外的一些子公司，为了减少行政架构的复杂性，它选择了私有化运营，只将其总资本的25%进行上市。
责任和信念使家族事业至今已经传承到了第13代，拥有两百多个家族成员。
不过由于默沙东的关系，它在北美地区的发展一直处境尴尬。
对于“默克”这块金子招牌的分配问题，亲兄弟也要选择明算账，经过很多明争暗斗，两家公司重新分配了品牌使用权：
1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德国默克的英文全名为MerckKGaA；美国默克英文名为Merck&Co；在美国和加拿大“默克(Merck)”归Merck&Co独家使用；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德国默克则独家使用这个名字；Merck&Co在北美之外的业务须以MSD(MerckSharp&Dohme默沙东)的名义进行；MerckKGaA在北美的业务要以EMD的名义开展。
这些如绕口令的名字确实令人头痛。
随着全球化进程，两家公司在不少地区被混淆起来，人们渐渐分不清，“默克”这个听起来掷地有声的单词到底来自于哪个国家。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似乎对于一些刚刚接触到医药行业的人来说，确实容易当成“两个默克，一个默沙东”。
其实，如默克这样骨肉分离的悲剧并不是只此一家，可见，幸福都是相同的幸福，不幸却都是相同的不幸。
先灵是全球制药业另一组相同的名字一德国先灵和美国先灵都起源于1851年的柏林邵塞街药店，1942年二战期间，历史重演，罗斯福总统下令接管美国境内的所有德国财产，其中就包括德国先灵在美国的子公司。
日后，这两家公司延续了默克同样的剧本，一家成为美国先灵，一家成为德国先灵葆雅。
俗话说，三年不相见，亲戚也不亲。
对于默克和默沙东来说，也是如此。
尽管创始人给公司定下了指导思想，但是从贯彻执行的效果来看，大家的想法是越来越不一样了。
这在对先灵的收购中体现的很明显。
2006年，拜耳和默克竞购德国先灵，但与急切获得新业务的拜耳相比，默克更多扮演了“捣乱者”角色，在拜耳和先灵达成收购协议后，它还一直在不断增持先灵的股票，最后再以37亿欧元转让给拜耳，通过资本运作赚了一笔。
显然，正如一些分析师的看法，“默克家族在管理公司时既把它当作一家药品和化学品生产企业，又把它作为一家私募股权公司，通过收购和出售业务赚钱。
”业内皆知，公司不但有生物制药业务， 还有液晶，防治，以及生物生产服务等其他版块，日益多元化的默克已经不想只做一家“天使药店”。
公司掌门人柯禄唯的经营理念与分析师们的揣测似乎不谋而合，他曾经说：“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是默克的根基。
这使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商业模式变革，不断剥离利润空间不足10%的产品，从而保持了整体实力，不致于像辉瑞那样过于庞大而无法再增长。
” 而默沙东则是更忠诚地捍卫着“默克”这个名字。
2009年，默沙东宣布将以411亿美元并购美国的先灵葆雅。
因为专利药将在2010年左右陆续到期，新药研发越来越难，金融危机又使默沙东的股票在2008年下跌48%之多，而先灵葆雅拥有的生物制品产品线将补充默克新型生物制剂专有平台，使其潜在药物增加一倍，并大幅度节省成本。
此后，为了完成两家公司的整合，默沙东进行了裁员，重组费用居高不下，但其后期临床项目不乏亮点，先灵葆雅带来了蛋白酶抑制剂Boceprevir等新药。
而底层出身的默沙东CEO肯尼思•弗雷泽则更有当初默克先生的理想主义，面对当前医药行业的普遍困境，他的态度是：“医疗健康需求的世界是如此之大，我们应看到，对新药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
我们要以人们买得起的价格提供药物和疫苗，这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制药企业的当务之急。
”
2 历史钩沉 印度最大药厂沉沦记：“造假风波”让兰伯西梦断美利坚 2015年上半年，印度曾经最大的制药厂——兰伯西实验室，正式被新贵阿波罗制药以4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
这可以说是今年医药行业在亚太地区最大的交易。
兰伯西由印度十分有威望的辛格家族所创立，老辛格先生在世时，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被称为穷人的福音。
老辛格先生去世后，辛格家族继续领导兰伯西在全球化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市场份额。
兰伯西不但在创新研发方面有所突破，还打破了传统仿制药优势，转型迈入自主开发创新药领域，成为不可忽视的行业领军者。
2005年，当兰伯西和辉瑞之间关于立普妥的专利官司取得和解之后，它的辉煌达到了顶点，手握多个重磅炸弹药物的首仿资格，当时，有不少大型跨国制药企业都希望能够投资兰伯西，承载史上最大的专利悬崖带来的机遇。
最终，兰伯西被第一三共株式会社成功收购，辛格家族也顺势跻身印度最富有阶层的行列。
兰伯西在国际市场上的稳步发展推动其股价不断攀升，在孟买证交所Sensex30指数中表现最为抢眼。
正当公司处于顶点的时候，一场“造假风波”使这家辉煌的印度药厂快速沉沦，一蹶不振，这样的教训值得发展中国家的药企借鉴。
FDA先出手，禁售畅销药 2008年7月15日，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调查， FDA宣布，禁止兰伯西所生产的30多种仿制药品进口，理由是FDA发现这家药厂位于印度德瓦斯和PaontaSahib的两间工厂，制药过程不符合美国规定，有可能导致药品污染、过敏等反应。
并且，兰伯西对待审药品和已上市药品的测试结果缺乏相关记录，存在造假嫌疑。
禁令中惟一例外的是，艾滋病用药Ganciclovir，FDA的行动没有将此产品从市面清除，并仍建议正在服用其药物者持续使用，因为FDA只有兰伯西生产这个药品，为避免药品短缺，才准许持续进口。
当时的辛格家族并未意识到这一风波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按照一般的规律，只要兰伯西下属的制药厂进行整改，这场风波就会过去。
但是，事与愿违。
FBI接棒调查，兰伯西画皮被揭穿 在FDA调查禁令发出之后，兰伯西遭遇了更大的难题，前主管塔库尔因检举公司向FDA提供假资料。
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兰伯西设在新泽西州的办事处，他们在逐渐形成的案件中指控兰伯西向非洲地区的病人销售了假冒或者掺假形式的HIV药物。
此外，调查人员还对兰伯西在美国销售的仿制药提出了指控。
根据FDA表述，这家印度公司拒绝交出由马萨诸塞州制药业服务机构Parexel国际公司对它进行审计的文件。
早在一年前，兰伯西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辛格家族反击，他们已经根据审计报告中的建议采取
3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了整改措施。
不过，纽约SanfordBernstein公司药品分析师表示，如果FDA确实能证明兰伯西的一家工厂存在问题，那么兰伯西就必须证明这种问题并不是系统性的，这一证明过程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兰伯西所遭遇的窘境，充分体现出FDA的监管特色，来自美国的FDA在监管理念上很具有美国范儿。
尽管印度制药业的生产质量在国际上广受赞誉，但是，美国FDA首先强调的就是程序正确，必须按照GMP的规定按部就班执行，很多海外的仿制药公司在一些细节上存在的误差常常会成为致命的失误。
而FDA对于印度制药业日益不放心，为了密切监视印度制药公司的生产过程，2009年之后在印度开设两个办事处。
药品质量无虞难救兰伯西由于兰伯西近60%的收入来源于美国和欧洲市场，当然不希望FDA的调查行动继续扩大，他们对外公布：FDA在调查过程中测试的200份药物样品都是安全的。
但事实上，FDA的调查远远没有结束。
在FDA向美国联邦法庭提交的动议中，大多数均要求获取兰伯西制药厂运行情况的资料。
当时的一些分析师都认为，欺诈行为还将严重伤害兰伯西在消费者、员工和其他监管机构中的声誉。
除了美国市场，欧洲和南非的药品监管机构也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些地方都是兰伯西的大市场。
此时的兰伯西只能寄希望于FDA或许会考虑公共利益而承诺审查其仿制药申请（在没有其他仿制药的情况下，FDA可能会因为品牌药价格太高解除新药审查禁令）。
让兰伯西略感欣慰的是，FDA承认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兰伯西在印度或美国制造的药物有任何安全隐患，也没有迹象显示兰伯西的药品不符合其制定的质量标准，仍建议患者继续使用兰伯西尚在市场流通的药品。
列入黑名单，兰伯西彻底被压倒 兰伯西出现如此严重的违规行为，FDA同时取消了其申请规范政策的资格，这是FDA惩罚欺诈、 伪科学等不良行为的手段，进入黑名单之后，兰伯西得到一个禁令，即FDA不再接受其新药申请，也不审批已提交的关联产品的申请。
只有当这家工厂确保提供“完整”、“可信”的数据后，FDA才会继续审议其新药上市申请。
据了解，其实从2004年开始，FDA就对兰伯西药厂进行了20多次检查，并未发现类似问题，直到2006年的突击检查，才首次发现其涉嫌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随即展开全面调查，终于找到确凿证据证实其存在系统性造假。
这是药品生产的大忌，企业一旦上了FDA的黑名单，几年内都难“恢复元气”。
之前第一三共愿意出巨资购买兰伯西，正是看中兰伯西在美国市场上拥有大量的首仿药物，这也是兰伯西的价值所在。
例如，兰伯西公司在2008年获得了在美国销售几种仿制药的180天市场独占期，这些药物的市场规模超过320亿美元，其中包括阿斯利康公司的耐信、诺华公司的降压药代文。
其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辉瑞研发的立普妥，经过跟辉瑞的多次官司，兰伯西和辉瑞和解，获得首仿立普妥的资格。
然而，在FDA拒绝兰伯西的新药申请以后，首仿计划全面失败，作为大股东的第一三共终于坐不住了，为了挽回巨额投资，开始全面接管兰伯西。
在美国，企业面对刑事诉讼和行政处罚，如果全部认罪，可以以缴纳罚款获得了结当前调查的优待，从而避免公司的进一步损失。
为了避免FDA继续处罚，兰伯西缴纳了近5亿美元的罚款，和解协议自2011年1月26日起生效，兰伯西要在未来5年内制定整改措施,解决生产缺陷和伪造数据等问题。
至此，风波告一段落。
回顾这场事故，业内人士认为，FDA之所以禁止兰伯西设在印度的工厂向美国出口,是因为这些工厂没有配备足够的资源并且内部缺乏团队合作。
在兰伯西被辛格家族掌控期间，公司下属各部门直接向分管领导汇报，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却明显缺乏沟通。
FDA设定的5年整改期让第一三共遭受巨大的损失。
但有趣的是，根据美国仿制药审批两步走的
4 历史钩沉 规则，这件事情让很多原研药企业无意间占了便宜。
根据FDA规定，率先递交申请的企业可以获得首仿资格，而其他制药商必须等首仿药销售满180天后，才能向市场推出自己的仿制药产品。
兰伯西虽然获得了多个畅销明星药品的首仿资格，但是，由于美国监管部门对印度兰伯西制药厂存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因此一直未批准该公司的仿制药上市销售，从而造成代文、耐信、立普妥的仿制药迟迟无法在美国上市的怪现象，这反而让诺华、阿斯利康、辉瑞长长舒了一口气，从而享受到了意外的福利。
后记 在第一三共艰难改革兰伯西的过程中，来自印度的制药业新锐阿波罗制药投来了橄榄枝，愿意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兰伯西实验室，在华尔街看来，这个价格属于抢劫，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第一三共最终决定放手，以40亿美元的价格将兰伯西转让予阿波罗，曾经辉煌一时的兰伯西实验室从历史上消失。
5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李光耀的健康遗产，新加坡医保“低成本高保障”的秘密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他留下的许多经典言论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在本土无力发展出强大的制药业的情况下，却成功创造了世界上最具性价比的全民医保制度。
说新加坡的医保制度最具性价比，并不是空穴来风，2014年，彭博通讯社评估了51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政府医疗开支和个人医药开销等指标后，进行排名。
新加坡毫无悬念地在51个国家里名列第
一。
其他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有香港、意大利、美国，而俄罗斯居然垫底。
新加坡本国人在医院看病基本上不需要花钱。
但是，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并不是英国NHS那种福利式的社会制度。
从2000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医疗保健支出总额只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4%。
据全球咨询公司华信惠悦分析，无论是资金运用效率，还是社区卫生方面取得的成果，新加坡的医疗保健系统可谓世界最成功的案例之
一。
这一医疗保健系统十分独特，并被认为“难以在其他许多国家复制”。
总结新加坡的全民医保制度，可以被描述为，患者个人花费低，医疗水平世界一流。
这样的制度被称为难以被复制确实是一句中肯的评价。
不过， 新加坡的全民医保制度并非一蹴而就，也曾经走过不少弯路。
1965年独立后，接受英式教育的李光耀政府照搬英国的福利保健制度，国民享受免费医疗，仿佛生活在天堂之中。
但是，天堂里同样没有免费的午餐。
“免费”不过是由纳税人自己以高额税赋来埋单。
80年代，新加坡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对高品质医疗的需求与政府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为此，政府开始酝酿医疗改革。
钱从哪来？强制储蓄 当时国力有限的新加坡不可能继续英式的福利医疗制度，只能另寻他路。
1984年4月，新加坡推出强制性医疗储蓄计划——保健储蓄计划，计入保健储蓄账户的比例为6%。
考虑到不同年龄需要医疗费用的情况差别较大，1992年起开始采取差别化的计入比例，之后逐年调整，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计入比例整体呈现上升态势。
这一制度在亚洲范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灵感来自于新加坡祖屋制度，为了解决新加坡住房问题，新加坡靠雇主和员工共同缴纳住房公积金，使新加坡本国人可以做到人人有房住。
而这一强制储蓄的制度也被引入了医疗领域。
按照2014年最新的规定，新加坡所有受雇的新
6 历史钩沉 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月收入超过1500新元，每月需将工资的7%—9.5%存入保健储蓄账户，同时设置了收入上限，2014年为年收入上限为30600新元，收入高于上限的收入无须缴纳更多。
年薪超过6000新元的自雇人士或者雇主根据上一年的净销售收入缴纳一定的比例。
医疗储蓄是一个全国性的、强制参加的医疗储蓄计划。
可帮助个人储蓄，以用于支付住院费用。
每个有工作的人，包括个体业主，都要按法律规定参加医疗储蓄。
医疗储蓄运作起来就像个人的银行储蓄账户，唯一的不同点是医疗储蓄账户上的钱只能支取缴纳住院费用。
参加医疗储蓄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户。
这一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但是没能解决医疗费用高速上涨的趋势和昂贵的大病医疗保障需求，因此，新加坡只能继续进行大幅度的改革。
高额医疗费用怎么办？保健双全 1990年7月，新加坡推出健保双全计划，旨在帮助新加坡公积金会员及其家属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健保双全计划是一项自愿退出计划。
除非主动选择退出，否则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其首次缴纳公积金时便自动投保该计划。
健保双全的保费从参保会员或其亲属的保健储蓄账户中扣除。
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这一制度，让居民在面临大额医疗支付时，每个人还可以用自己的医疗储蓄支付个人或直系亲属的住院费用。
在每个保单年度支付保费后，健保双全自动续保。
从2013年3月1日起，公积金局对健保双全的保费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人均保费从50新元—1190新元不等。
每个年龄段参保会员的保费一致。
此后，新加坡政府要求保险公司在设计补充产品时须将健保双全计划涵盖在内，这样客户将拥有一个包揽两种保险利益的综合健保双全计划，目前综合健保双全计划计划由5家保险公司提供，包括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美国友邦、大东方人寿、英杰华人寿和保诚人寿。
多层次保障，实现看病不花钱 1990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推行医疗保护方案，以保护患者的利益，补充医疗储蓄方案，解决医疗储蓄只包括住院费和选定的贵重门诊检查等问题。
医疗保护方案是一项基本的、低费用、大病保险计划。
民众可自愿参保，从而保证支付大病或慢性病的医疗费用。
1993年，新加坡政府为帮助贫困民众特别建立了捐赠基金。
因为针对部分贫困国民的医疗需求，强制储蓄制度也无法发挥作用。
捐赠基金的出现，保障了所有新加坡人，无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能得到良好的、基本的医疗保障。
每个公立医院都有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医院医疗基金委员会，审批申请和发放基金。
该委员会由积极参与社区工作的私营和公立部门的人员组成，帮助有需要的人申请医疗基金的帮助，解决医疗费。
现在，新加坡对于医疗储蓄金做出专门的规定，个人缴纳的储蓄金根据平均利率增长利息，为了避免出现医疗储蓄金余额没有被使用而出现过度积压，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支出，医疗储蓄金的缴纳设定最大限额，但足以保证病人终生补贴住院所需费用。
通过这些改革，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大掏钱包就满足了国民的医疗需求。
但是在医疗改革中，新加坡既要制定医疗政策并进行监管，又要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
身份的多重性要求政府根据不同事务对身份进行不同程度的分离。
1985年，政府按照投资与经营分离的模式对公立医院进行重组。
在坚持医院资产国有的基础上，卫生部将医院托管给私人公司，要求其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管理，但不许牟利。
卫生部的职责主要是制订卫生法规,对医院运营进行监管，以“补供方”形式进行财政拨款，以“补需方”形式购买卫生保健服务。
7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医药分开”有多难?
看日本如何用100年实现 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努力实现医药分家，破解以药补医，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其实，从整个亚洲而言，各国在医疗改革中都走过艰难的“医药分开”改革之路。
从商业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和北美，早在13世纪就出现了诊疗和药品行业分离的法律。
所以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先找医生开处方，再找药剂师开药，早已顺理成章。
但对于历经数千年中医传统的一些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医药合一”，有着强大的文化基因。
传统的中医体系下，大夫身兼医师与药剂师两职，既看病也开药，逐渐形成了规则。
将原本一体的诊疗和药品行业剥离，建立现代医疗制度，必然牵扯复杂的利益关系。
日本从明治年间1874年颁布首次写入“医药分业”内容的《医制》，直至平成年间2007年医药分业率达到59.7%，日本用了上百年时间才基本完成“医药分离”的改革，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医药分开也曾停留于形式层面 自古以来，日本一直使用中医疗法——望闻问切、制剂针灸。
迄今为止，中医在日语中仍被称作“汉方医”，可见由来已久。
作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以药补医”问题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显现了出来。
1874年，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医疗制度纲领新文件《医制》中提 出要实现“医药分业”。
然而，此后日本医疗制度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医药分业的改革却长时间在原地踏步。
直至二战结束后，日本医药费用仍然奇高，而且药品安全事故频发。
日本民众虽然对看病现状不满，却没有明确的医药分离意识。
同时，社会上有能力接受医院处方的药店寥寥无几。
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的“以药补医”使医生和药品行业之间形成了坚固的利益链条。
当时的《医制》第41条明确规定：“医生将处方交予患者收取相应的诊疗费、禁止医生买卖药品”；第43条规定“医生进行药品贩卖或通过与药店合作谋求私利将予以处罚”。
1889年，日本明治政府又颁布了整合药物制度的《药品经营与药品使用规则》，正式确立了药剂师的名称，从职业分工上明确医生与药剂师各自职能。
但规则没有禁止医生的配药行为，因此让他们打起了“擦边球”，依然向患者卖药。
当时，药剂师与医生对这一模糊不清的规则都不满意，害怕利益受损，开始以行业协会的名义不断向政府强力施压。
1911年，日本政府在第27次帝国会议上不得不表明，无意强制执行“医药分业”制度。
本想“两边不得罪”地完成改革，最后却是落得“两头不讨好”，日本耗时近40年的首次“医药分离”改革宣告流产。
8 历史钩沉 大幅提升诊疗费，医师价值回归 “以药补医”的深层次症结在于：医、患、药三者之间没有达成均衡的经济关系，患者在三方关系中处于弱势。
因此，日本政府在1957年整合了包括二战期间战时保障机制、战后农民健康保险等多项已有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了强制全部国民加入的“国民健康保险”。
根据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日本公民必须于户籍所在地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缴纳保险金额度与个人所得税金额成正比。
此后，个人就医时只需承担诊疗费和医药费的50%。
经过数次修改，如今个人承担费用已降低到30%，保险范围也从日本公民扩大到在日居住的外国人，包括留学、工作在日本的外国人。
如今，日本超过99%的人口纳入了国民健康保险的管理，覆盖率号称世界第
一。
与此同时，医、患、药三者关系也转换成了医、保、药三方关系，为改变以药补医状况提供了基础。
为了在实践中破除“以药补医”现象，日本通过法律制订了严格的求医流程，其中不难看出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奥妙。
在日本就医，患者首先需要到医院前台出示保险证，领取一张满是表格的诊疗卡，排号等待医生就诊。
医生完成诊疗后，开具处方的同时，还要在诊疗卡的既定项目上，标注进行的诊疗项目，每一个诊疗项目都明码标价，一目了然，方便患者进行监督。
医生将诊疗卡和处方交给患者后，患者将诊疗卡交给收费处，按照明码标价的30%缴纳诊疗费。
随后，患者拿着处方离开医院，前往任意药房交给药剂师。
药剂师依据处方抓药，收取药物标价的30%。
通过这个流程我们不难发现，日本的医生已经成为纯粹的诊疗师，其行医收入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实施诊疗，填写诊疗卡，换取相应的收入。
然而，单纯依靠诊疗，并不能完全保障医生收入。
日本国内的知名医生及医院院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影响《医师法》的制定与修改，他们在第22条中为同行们再次保留了“某些情况”下配药的权力。
这一规定使得“医药分业”有名无实。
直至1991年，日本 用了35年时间，医药分离率才达到12.8%。
眼看着改革又将失败，日本政府终于搞清楚了，这不是什么医德问题，而是触及利益集团比触及灵魂还难。
再大的改革决心、再严的法律，医生及医疗机构一旦利益受损，就会找出各种漏洞，发动鱼死网破般的“进攻”。
因此，日本政府采用了一项建设性的措施，不仅解决了医药分离后医生的后顾之忧，还使得医生这一行业成了全社会敬仰的高薪职业。
那就是将医生看作高级技术服务行业，大幅提高医生的诊疗报酬。
1974年2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医生开具处方的报酬提高了67%。
同年10月再次修改法规，在2月修改的基础上，一口气将处方费提升4倍。
正因为有了这一举措，1974年，才被人们称为“日本医药分业元年”。
之后，日本政府不断提高各项诊疗报酬，到了1990年，医生的诊疗报酬已经比30年前提高了12倍。
大幅提高诊疗报酬后，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药品变成了医术。
医术高超、具备服务精神的医生，被患者预约的次数就会增多，收入也会随之提高。
换言之，只有医术和收入形成正比关系，医生的高薪及其带来的社会地位，才会令全社会信服。
药店变为药品销售主渠道 提高诊疗薪酬的措施，保障了医生的技术收益，却无法完全断绝医生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条。
只有缩小药价的差额利益，降低市场药价，让医生在药品买卖中无利可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为此，日本政府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探索历程，直到1992年，才出台了有效控制药价的政策。
这个政策简单来说，就是逐步将药店从医院剥离，作为独立的行业扶植发展。
在此基础上，由政府来规定药品的基准价。
1990年，日本全国共有药店3.6万多家，到2009年3月已发展至5.3万多家。
在政府的协调下，大部分药店从出售非处方药的小店，成长为具备出售各种处方药资质的大店。
9 9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1992年，日本厚生省颁布了药品定价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根据每两年一次的药品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出市场公定价，并且针对每一款药品制定新的政府基准价。
然后设定一个浮动百分比。
经过简单的计算后，市场公定价的误差不能超过政府基准价的浮动百分比限制，否则就是违法。
这个百分比在1992年设置为15%，此后逐年递减，2000年之后稳定在2%。
也就是说，政府给药房留出了足够的利润空间，但限制其成为暴利行业。
1992年之前，医药费占据了日本患者支出的20%以上，甚至一度超过30%，1992年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下，并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独立药店的发展不仅来自政府对药品供应的调控，更在于专门性人才——药剂师队伍的发展壮大。
截至2011年12月，日本已有注册药剂师27万余人，是1990年的两倍。
所有药剂师都需要经过大学药学部以上专业培养，并通过考试持证上岗。
有了这些高度专业性的药房和药剂师，患者就没有必要特意去医院划价取药，直接在离家最近的药房取药即可。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医生及医疗机构过多用药或用错药，日本推广“固定药店”的做法，鼓励患者尽量在一家平时利用最方便的药店固定买药，比如离住所及工作地点较近的药店。
而药店的专业药剂师会给每位患者建立用药档案，并在配药时询问患者病情，详细记载开药医生的姓名及时间。
一旦发现用药量异常，药剂师会仔细询问患者的检查数值及原因，不仅实现了对患者用药的系统管理，也是对医生及医疗机构的一种“变相监督”。
这样一来，患者和药剂师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对医院的依赖程度也相对降低。
政府在这一基础上控制药价，就变得容易许多。
由于药房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很难通过出售药品获得暴利。
在药品价格稳定的基础上，药剂师和医生一样，专业水准和服务精神越出色，主动上门抓药的患者也就越多，出色的药剂师也逐渐加入高收入人群。
患者不用再担心看病贵，医生和药剂师在去掉灰色收入之后，反而成为有机会“名利双收”的高薪职业。
在此基础上，日本基本上破除了“以药补医”现象。
10 11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橘色药丸格列卫，开启替尼药物之门 格列卫（甲磺酸伊马替尼）当属上个世纪开发最成功的肿瘤药物，这一创新药物开启了替尼类药物的开发热潮，如今人人皆知的易瑞沙，特罗凯，治疗肾癌的苏坦等。
所谓靶向药物时代，也是由格列卫开启的。
就算对制药业多加批判并撰写了《制药业的真相》的作者玛西亚•安吉尔也曾经称赞格列卫是完全不需要推广的创新药。
曾经主导格列卫上市的诺华前CEO大卫•魏思乐撰写过一本书来记述这一革命性药物上市的过程，也许你没有时间读完《神奇的抗癌药丸》，但这篇文章可以让你知道，如果没有魏思乐和科学家的坚持，这一抗癌新药差点胎死腹中。
发现精确靶点，靶向药物推门而入 人类认识肿瘤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类对于肿瘤生长的机理才逐渐清楚。
依据这一认知，各种传统的肿瘤治疗药物相继开发出来。
这些药物可能干扰DNA合成、抑制RNA合成、阻止蛋白合成，或干扰细胞有丝分裂过程。
但是，绝大多数传统化疗药物都有一个共同弊病，就是普遍具有较强的副反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研究机构都开始逐渐转向研究疗效更好同时副反应更低的药物。
在化疗药物难以破解副反应困局时，一些科学家的触角伸向了靶向药物。
196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彼得•诺维尔和FoxChase癌症中心的大卫•亨格福德首次发现一种 有部分缺失的22号染色体，由于它在美国费城发现，又命名为费城染色体，95%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被检测有此染色体。
这是有史以来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染色体异常与癌症之间存在关联。
第二个重大突破发生在13年之后，芝加哥大学的珍妮特•罗利发现，原来第22号染色体上缺失的部分被转移到了9号染色体上，并将这种现象被称为“易位”，从而确认了费城染色体的形成机制。
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来自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戴维•巴尔的摩和他的博士后欧文•怀特才发现导致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主要原因。
原来费城染色体能产生一种酶，一种能够增强酪氨酸激酶活性的融合蛋白（BCR-ABL），通过改变正常细胞的遗传指令，在细胞异常生长和分裂中起着核心作用。
该酶通过多种途径传导信号，收到信号的细胞开始失控的分裂，引发细胞增生，从而导致白血病。
这个突破性的发现给医学研究人员打开了一扇前景充满光明的窗口：只要阻断Bcr-Abl酶，停止错误的信号传导就会减缓白细胞的增生。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是为数不多的直接和单一肿瘤基因相关的癌症之
一，而大多数癌症是和两个或甚至更多的肿瘤基因相关。
在1990年初，来自于瑞士汽巴-嘉基公司（已经与Sandoz公司合并成为今天的诺华制药公司）的研究者马特发现了一个有潜力的分子，然而结果是，这个分子对于Bcr-Abl只有较弱的活性且没有选择性。
当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该小组研发中的所 12 药品故事 有化合物，在抑制酪氯酸激酶时虽有作用，但成效不彰。
有的化合物作用不够，有的不具选择性；但更重要的是缺乏药理学家所谓的“适药性”（drug—likeness）。
符合适药性的药品，其特性如下：适合口服，不具毒性，在人体不会产生化学转换，在胃里状态稳定。
为了完成提高这个分子活性的任务，该公司随后委派更多的科学家，例如药物化学工作者齐默尔曼，他们试图对这个分子进行修改来改变它对BcrAbl的活性。
经历了2年的艰苦试验，一个高效且有高选择性的分子STI571诞生了，这个分子能在不伤害健康细胞的情况下杀死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细胞。
一波三折，替尼家族诞生格列卫 1996年，正当汽巴-嘉基公司的科学家们开始考虑往临床试验方向推进之时。
突然传来公司将与以瑞士巴塞尔为总部的Sandoz公司合并，组建新诺华公司的消息。
合并的过程导致研发进程出现一些停顿。
在研究重新启动后，诺华研究人员遭到重大打击，他们在狗和白鼠身上观察到了严重的肝脏毒性。
这样现象让人沮丧，替尼家族的第一个药物很有可能就要夭折与此。
因为新成立的诺华公司，当时是位居世界第二的制药公司，拥有庞大的新药物研发候选对象。
绝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有这么多选择，应该放弃在这个存在巨大毒副反应风险的药物，转向其它潜在风险更小的药物。
诺华的一位科学家提异议，认为狗和人的差别很大，应该利用和人类更接近的动物进行测试。
关键时刻诺华CEO大卫•魏思乐表示支持科学家的提议。
随后便以猴子进行测试，结果大大鼓舞人心，试验显示该分子在一定的剂量下没有产生明显的肝脏毒性。
项目终于进入到人体临床试验阶段。
一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服用一次可以几乎杀死全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细胞而无伤于健康细胞，这个效果太神奇了。
诺华上下大受鼓舞。
当然，药物临床研究仅仅凭借有限的病人数是不能获得要争当局的批准的，必须在更大的病人规模上开展
二、三期临床研究，以明确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副反应，以及给药方式和 最合适的药物剂量。
药物研发史上，一期满意而后发现严重毒副反应的例子比比皆是。
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制药公司的CEO们，如果面对STI571一期结果，最合乎常理的决策是继续二期临床，等结果出来再决定是否要投资建设药品生产线，因为一条药品生产线通常需要几亿美金的投入。
这时，CEO魏思乐展现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他下令立即全力建设药品生产线，保证两年内投产。
“有时候，你等不起，那些层层审批的官僚过程太慢太花时间了”，魏思乐先生说。
二期临床紧锣密鼓地展开。
从1999年到2001年，两年的翘首等待。
终于，二期临床结束，结果显示该药物对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早期、加重和晚期三个阶段都有显著疗效，其中早期疗效几近100%。
这是肿瘤药物研究史上的革命性成果。
2001年3月，诺华公司以二期临床结果向美国FDA递交了新药申请。
FDA也破记录短时间给予批准，2001年5月10日签发上市批准。
诺华公司的STI571通用名是伊马替尼，商品名命名为格列卫。
80年代以来肿瘤医生梦寐以求的高效低毒或无毒的神奇药物终于由诺华公司发明了。
格列卫之所以神奇，在于它专一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必不可少的信号传导点通路酪氨酸激酶，从而抑制肿瘤生长。
格列卫的问世大大鼓舞了其它制药公司，同样机理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物相继被开发出来，如今，小分子靶向药物的研发成为最火热的领域。
13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罗氏抢食安进贫血药蛋糕，输了官司赢了情怀 贫血治疗用药市场曾经几乎被生物制药巨头安进公司所垄断。
美国成千上万的肾脏病和癌症患者，以及医疗保险公司要在这些药物上的花费每年高达几十亿美元。
从2007年开始，安进公司的这一“赚钱机器”先后迎来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和硅谷的创业公司的挑战，他们都大力开发贫血治疗用药，对安进公司生产的两个重磅炸弹级药物Epogen和Aranesp构成了威胁。
在安进公司2005年120亿美元的预计营业收入中，一半都是来自这两个贫血治疗用药。
可令人尴尬的是，Aranesp的安全性饱受质疑，因此，所以在后续产品还未到位的情况下，保住现有重磅炸弹的市场地位至关重要。
因此，对于来自其他企业的威胁，安进公司当然不会束手就擒，让出市场。
生物技术公司TranskaryoticTherapies企图进入这一领域，作为应对，安进公司迅速提出了侵犯专利的指控，并且获得了胜诉。
但随后，实力强大的罗氏制药成为安进公司的竞争对手，研发了治疗贫血的药物美信罗，并且在欧盟的27个国家成功上市。
罗氏并不仅满足于欧洲市场，还打算把美信罗推向美国市场。
在FDA批准之前，安进就决定采取激进的方式，准备用官司来阻止罗氏。
对簿公堂第一战，罗氏败中有胜 2007年，Epogen和Aranesp统治着贫血治疗药 市场，这两个药物都是EPO类药物，即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的英文简称。
EPO作为内源性生理物质，能直接促进红血细胞的生成，对人体来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理物质。
正常人体内一般不缺EPO，但如果身患某些疾病并引起肾衰时，病人肾脏中EPO分泌量将急剧减少，从而出现贫血现象，故补充外源性EPO能够挽救严重肾衰病人的生命。
但是，这两大药物面也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方面，该类产品曾因涉嫌过度促销而被调查，也因政府医疗补助计划报销限制而被打压，销售额有所下滑。
而且安全性也令人质疑，一项严谨的临床研究数据表明，Aranesp用于缓解癌症患者贫血时明显增加病人死亡率；在缓解头颈部肿瘤放射性治疗导致的贫血并没有优于对照组。
2007年3月6日，美国政府的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经营公司之一NoridianAdministrativeServicesLLC出于Aranesp的临床安全问题，决定将该药的肿瘤贫血适应症从报销名单中撤除。
罗氏作为安进EPO类产品在欧洲的市场营销长期合作者，了解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和营销套路。
多年来，罗氏仅扮演了产品推销员的角色，尽管参与和资助过许多临床试验，却一直没有自己独特的品牌产品。
但是，这一格局在2007年被打破，FDA批准了罗氏研制的抗贫血药美信罗。
如果美信罗能够通过安进所持有的EPO类产品的多项专利这个最大障碍，而成功上市，那么罗氏就可以打破安进的垄断格局。
14 13 药品故事 这一趋势也被华尔街分外看好。
美信罗虽然是个新型的抗贫血药，临床试验结果不错，但与安进的Aranesp仍然有些关联，安进早已在专利保护上埋下伏笔，不让竞争对手轻易侵占领地。
早在2005年11月，安进以罗氏生产的贫血治疗药物甲氧基聚乙二醇促红细胞生成素-β注射剂(即美信罗)侵犯Epogen的6项专利为由提起诉讼来阻止美信罗上市。
2007年秋天，美国麻州的一个陪审团得出结论认为，罗氏的美信罗侵犯了安进Aranesp和Epogen的多项专利。
安进随即要求法院发出禁售令，禁止罗氏的美信罗在美国销售。
安进如此紧张是因为美信罗在便利性上具有巨大的优势，美信罗每4周注射一次，而Aranesp则要2周注射一次。
虽然罗氏一时输了官司，但业内依旧看好美信罗。
有调研机构预言，安进公司的这一举动将开创生物科技案例的先河，假如罗氏公司能够占领美国贫血治疗药物市场的一半，那么，在今后5年中，安进公司每年的利润增长率可能会削减50％以上。
这些年来，安进一直在使用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凭借其所享有的专利，直到2015年前，安进公司都可以在贫血治疗药物领域保持其垄断地位，这些产品在市场上近乎垄断地位的时间要比美国专利法对创新药物所设定的专利期限长得多。
当安进公司于2007年7月对上市多年的Epogen调高价格后，一家透析网站Renalweb的总经理加里•彼得森表示，这是在医疗保险计划下的一种垄断，它违背了医疗保险计划向病人提供帮助的本意。
罗氏用钱换市场，安进短视终失势 尽管在专利方面有障碍和理亏之处，罗氏仍然在为美信罗的上市争辩，呼吁“这符合公众的利益”，可打破垄断格局，降低产品价格，使消费者和买家节省开支。
显然，安进强调专利，罗氏强调情怀，各有各的说法。
基于此，去年12月，审理此案的麻州法院法官要求罗氏提交一份建议并表示，如果罗氏能说服法院并加以调解，美信罗就有可能获准在美国市 场上进行销售。
就此罗氏很快准备了一份详细方案，概述罗氏如何在美国做美信罗的市场营销。
方案在1月份提交给美国麻省地方法院。
从方案可以看出，罗氏渴望美信罗能获得打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罗氏很大方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于强生支付给安进销售提成的两倍来换取安进的让步，同意和解两家之间的专利纠纷。
不过，罗氏让步是有条件的：罗氏希望按Aranesp市场价的5%折扣销售美信罗，并按净销售额的20%支付给安进销售提成，但这一高额提成费仅限于相关专利保护期内。
即在2015年以前，以后安进便无力阻止美信罗。
最能打动法官和消费者的，还是罗氏在建议书中刻意强调的药物经济学卖点：罗氏估计“此药能轻易为美国政府的老人医疗计划节省数十亿美元”。
罗氏希望法院考虑其建议书所提的妥协方案，并在原定于2月28日的听证会上对禁售令作出决定。
罗氏并不指望法院一定会按公司的意愿下达裁决书。
“对公司有利的裁决机会不是很大，这是现实。
”时任罗氏总裁威廉•伯恩斯在当时的看法就是，“此案现在要由法官来审视所有证据，从全方位角度作出判断和裁决。
” 尽管罗氏很有诚意解决与安进之间无休止的专利官司，提出的方案对双方均有好处，而且对公众和政府都是有利的。
但是，安进却没有选择和罗氏和解。
2012年，罗氏再次收法院的销售禁令，但是这一禁令只在美国有效。
然而最终，安进也未能在2015年以前维护住自己的垄断地位。
这次挑战者是硅谷的生物技术公司，2012年3月27日，FDA宣布Aymax公司药物Peginesatide审批通过。
Peginesatide作为一种促红细胞生成刺激药物，以商品名Omontys出售，这一药物顺利地绕开了Aranesp的专利，同时也具有只需4周注射一次的优势。
日后，一些专家回顾此事给出的评价是，从长远看，安进或许应该接受罗氏的方案，毕竟可以得到高额的销售提成，况且它的专利保护期也不长了，EPO类仿制药迟早将会上市，会形成更大的冲力，还不如与罗氏结盟，形成既合作又有竞争的健康格局。
15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最近爆红的“青岛模式”是“什么鬼”？ 随着思而赞等一大批天价药进入青岛市的大病救助报销目录，2012年开始，大病救助“青岛模式”成为全行业关注的焦点。
这让一直苦于报销无门的跨国药企，突然觉得找到了“星星之火”，而且这种“燎原之势”似乎前景可期。
青岛模式能够异军突起，瞬间爆红，是在于在我们一直被告知国家医保资金不足、只能提供广覆盖低水平的医保制度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的福利模式的现状下，一些被认为中国人用不起的药，竟然可以报销了！ 这么多年来，在我们的印象中如果医保目录增加高价药，医保基金就会穿底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福利陷阱”。
但是，依靠财政出资报销创新药的青岛市，颠覆了业内人士对于医保报销体系一般认识。
青岛率先破局之后，浙江、江苏等富裕省份也都跃跃欲试。
不过，我们除了知道青岛大病救助模式是靠财政出钱，解决一直难解的筹资问题之外，对于这样的制度如何运行，并不清楚。
随之，两种情绪成为业内的主流，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地方政府的“放水”，药企大可以大干快上，实现局部快速上量；一些人却忧虑，这么多贵药一下子被纳入，青岛能管控得住吗？闹不好不到一年，基金就要穿底，那么青岛模式还能持续吗？ 青岛模式“什么鬼” 青岛模式是昙花一现，还是末日狂欢，现在下 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先要弄清楚青岛模式到底是“什么鬼”。
如果解释下青岛模式，其实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1、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创新药无法纳入医保， 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青岛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的第一大特点就 是运用了价格谈判机制，谈判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现最大幅度的降价。
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通过政府的统一谈判来压低一些创新药物的价格，这也是很多药企愿意接受的市场准入方式，而这一值得推荐工具在中国却一直没有真正地运行起来。
此前，有不少舆论的声音诟病进口药品价格比国外高，其实也是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些国家已经开展了谈判定价，以市场换价格，这自然可以实现降价。
而在中国，医保没有完全发挥出作为付费主体的优势，无法实现量价挂钩。
可见，从青岛目前进行价格谈判的实践看，用市场换降价还是可能实现的。
2、青岛的报销资金并不来自于医保，而是来自 于财政拨款和民政部门的社会救助资金。
这其实是青岛模式最难复制的地方，不是每个 地方都愿意拿出这样一笔钱，但换一个角度，青岛从2012年启动到2015年，总共也就配套了3个亿资金就实现了对于20多种高价药的报销，这对于多数省市来说也不是太大的负担。
最值得关注的是，青岛模式是以药物为核心而 16 政策看点 形成的一个大病救助项目，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报销用于治疗重大疾病的高价创新药，而这个项目本身独立于医保报销体制之外。
这种独立对于一种模式创新来说，大有好处。
3、最关键的，就是为保证项目的灵活性，其目 录的调整不用随着国家目录调整的周期走，只要价格谈判过关，签订合同，药企就可以使自己的产品获得报销。
这个特性给予了新药研发和医学创新以巨大的鼓励，青岛模式下新药不用去等待间隔数年的医保目录更新。
从2012年启动开始，青岛就一直在轮番和不同的企业进行谈判，谈成一批签一批，3年内就入选了20多种特药和特材。
明显比至今没动静的医保目录更新显得更有效率。
准入可以赚钱难 当我们知道了青岛模式到底是什么鬼之后，药企也不用高兴的太早，因为青岛模式可不那么容易放水，如果想大干快上，几乎不可能。
例如，为预防药物滥用，青岛的社保部门还要和药企商议对赌协议，每年患者数量有多少，患者增长数量有多少，都要对赌，要是数量超出了，多出来的钱都要企业买单。
三年实施下来，只有一家药企违约赔钱，显然，多数药企都比较谨慎。
这样的办法显然让药企不敢在获得报销准入之后，对于销售业绩提出过高的预期。
青岛还有其他一些招数防止所谓的道德风险。
比较值得一提就是诊断环节，如果想把这些创新药开给这些参保患者使用，一般的医生说了不算的，必须是经过国内或省内权威专家的诊断后，专家们认为患者确实需要，医院才可以给患者处方这样的药物，这样也避免了个别医师为了个人利益而乱用药和误诊给患者带来的巨大风险。
经过不少跨国大药企的试水，青岛模式“这个鬼”已经被证实是创新药实现市场准入的好模式，但药企想以此实现销售业绩迅速增长可能并不现实。
细看下来，如严格诊断、对赌协议等青岛为了避免资金浪费采取的一些措施，其实都是借鉴国外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些管理经验，只是在中国，没有广泛引用和实践这些经验。
除此之外，最具杀伤力的医保支付价也在青岛启动了，例如肺癌，凯美纳、易瑞沙、特罗凯三个 药物已经进行了支付价的PK，结果不出所料，果然是选凯美纳的人多。
这对于跨国药企来说，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而青岛用市场换价格，力度也是尤其的大，对价格敏感的药企来说，想要实现准入也面临着公司内部的压力，曾有一家跨国药企的一个药物因为价格问题，谈判了3年才最终入选。
因此，青岛模式对于药企来说，肯定不是一场轻松的盛宴，而是一种需要重新适应的全新玩法。
现在，青岛模式已经得到了高层的认可，未来似乎可以获得全国的推广，如江苏、浙江的医保谈判也都在借鉴青岛的谈判和控费经验。
可见，在跨国药企争先进入青岛大病救助报销目录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准入形式已经不是仅仅为了进入医保目录而已，一定幅度的降价换市场会是一个必要的辅助手段，因为如果等到国产仿制药出来，在医保支付价制度下，原研产品必然会处于难以扭转的劣势。
降价换市场，还是继续坐观风云，这正是青岛模式爆红后，企业需要面对的两难选择。
如倍泰龙那样以退出中国的方式做结的产品只有一个，多数药企的选择都是愿意通过降价来换市场。
毕竟中国医药市场那种让猪飞起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要以更加灵活的身段来适应中国的新变化。
176 政策看点 仿制药大洗牌，原研药大反转 随着140号文开始征求意见，我国仿制药的暴风雨终将来临，一场仿制药的大洗牌即将到来。
140号文对仿制药的审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审批标准需要全面提高。
文件首次提出，对于国内已上市原研药的仿制药，获准上市的条件是要完全实现质量与原研药一致，否则无法获批。
虽然140号文还未最后敲定，但是，提高仿制药审批标准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
一直以来，我国原研药质量一直高于仿制药，形成我国制药业独特的二元结构。
由此带来国产仿制药恶性竞争，而原研药一度完全置身事外，享受专利药的超国民待遇。
但是，在医改的大背景下，为了降低医药费用，国产仿制药替代原研药被各地政策制定部门认为是最佳手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原研药在近两年来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打压。
但国产仿制药的诟病是质量参差不齐，这与较低的审批标准不无关系。
仿制药标准不提升，国产替代只会是一场灾难。
我们相信，随着审批标准的提高，我国仿制药的质量会有所提升。
对于仿制药生产企业来说，新政的推行绝对不是利好。
习惯了低标准后，突然要“玩真的”，会让很多药企将无力再进军化药制剂的仿制药市场，要重新考量是继续还是放弃。
相反，对于近两年来处处受困的原研药企业来说，反而迎来了一个绝佳的翻身机会，新政下，能与原研厂家竞争的企业数量骤减，同时质量上的优势使得原研药有望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地位。
原研药命运转危为安 去年以来，原研药的境遇就开始不太好了，医保支付价，药占比，招标新政等一系列的新政都瞄准了原研药，在今年以来的多次省级招标中，多个由外企生产的原研药品种甚至由于价格问题都未能中标。
这些现象业内解读为用国产仿制替代进口原研，毕竟医保费用有限，医疗费用上涨又需要控制，国产替代似乎存在合理性，因此外资制药企业对于原研药的前景深感担忧。
面对如此局面，无论是价格谈判，还是以量换价，很多外资药企都愿意一试，尽管这些变相降价的市场准入手段以往都是难以被接受的。
再加上这两年，一大批畅销专利药即将专利过期，仿制药汹涌而来，眼看原研药的命运岌岌可危。
尽管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和原研药的差距很明显，但在价格竞争上，仿制药拥有绝对的优势，原研药并无胜算。
不过，如果140号文可以被严格执行，那么原研药的尴尬地位必然可以改变。
首先，按照与原研药一样的标准，仿制药的价格优势必然会减弱，按照国际市场的经验，仿制药的价格再低，也会保持在原研药价格30%的左右。
而中国目前，仿制药的价格只有原研药的10%，从如此超低的价格就可以看出，仿制药厂家显然在质量上有所妥协。
比如生产高质量仿制药的阿特维斯退出中国，就可以说明，高质量的仿制药不可能超低价。
18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当质量标准提高之后，仿制药的价格就不可能降得如此之低，原研药面临的竞争压力会得以缓解。
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全面推进，可以预见，很多超低价的仿制药必然会因为质量不过关而被撤销文号，仿制药的风暴过后，原研药遭遇的困境将有望得到缓解。
价格大战有望终结 其次，新政策下，原研药厂家有望保持更长久的市场独占期，毕竟，如今很多的原研药在给药途径、释药技术、生产工艺上建立了完善的专利壁垒。
即使化合物专利过期，仿制药想实现与原研药质量完全一致，可能还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以释药技术为例，国内很多上市的仿制药，虽然号称具备体外一致性，但是，在人体内，难以实现原研药的缓释程度，这也是很多仿制药上市之后，市场表现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
仿制药厂家的生存根本将是质量，而质量的门槛将使得参与竞争的厂家大大减少，这意味着以往几千家药厂为了一个仿制药品种血拼价格的现象将不会再出现了。
仿制药厂家之间的竞争也将是质量的竞争，只有质量更过硬的产品才有望率先上市，而首仿药物的定价将会让很多仿制药厂家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上市自己的仿制药。
毕竟，如果首仿药物定价低，后续的产品就没有上市的意义了。
而原研药需要面对将是少数首仿药物的竞争。
在这样的环境下，原研药如果想继续生存，需要依靠的是申请新的适应症，成为OTC，或者开发全新的剂型或包装，而适度降价将成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必要的手段，即使降价，其幅度也有限。
仿制药生产标准提高——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路 从仿制药企业的角度讲，严格审批标准似乎对危机仿制药企业的生存，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中国经济的大方向上看，质量标准太低，使得中国制药企业难以像印度一样向全世界销售高质量仿制药，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出口高质量仿制药已经成为国内仿制药产业转型的一种选择。
其实，已经不少药企通过OEM贴牌或者自主品牌的方式把国产高质量仿制药打入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这也说明，国内有些药企是能够达到和原研药一致的质量，只是现在仿制药的恶性价格竞争，使得仿制药产业走入歧途，而提升审批标准才能促进仿制药产业健康的发展，未来的中国医药市场上，仿制药和原研药将真正地进行公平的竞争，而不是各走各路，或是“关公战秦琼”。
19 20 前沿视角 运用药物经济学重振原研药优势 由发改委主导的药品定价机制被颠覆之后，中国医药市场的药品价格格局也不似从前，原研药单独定价的优势不复存在。
2015年，是原研药在中国痛苦的一年，省级招标中，由于没有单独定价的保护，原研药直接面对仿制药的竞争，很多在中国销售多年且得到广泛认可的药物，因为价格问题，在个别压价较为激烈的省市出现了失标的尴尬现象。
去年赛诺菲的波立维在基层市场挫败仿制药的故事历历在目，而在基层市场红利还未释放之前，惨烈的招标压价就使原研药失去了部分医院市场。
最近召开的2015年医保年会上，在药价放开之后，医保部门已经把支付价格改革提到空前重要的高度，而根本目的就是尽全力降低药品支付价，缓和医药费用高速增长的趋势。
业内的共识是，原研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依然具有优势，但是这样的优势很难量化，以前这种优势“换算”出来的是单独定价。
在单独定价已经悄然散去之后，原研药生产企业如果还想保持优势地位，就必须寻找另外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而在中国一直不温不火的药物经济学开始成为众多药企追捧的新工具。
药物经济学多半是保险公司用来控费的工具，在中国，它能成为原研药的救命稻草吗？ 为原研药优势寻找新证据 药物经济学在中国日渐火热，其实有不少学者 对这门学科已有研究，但半辈子都没能让这门学问走出书斋。
而这几年，在不少原研药生产企业的推波助澜下，药物经济学有望成为药物遴选以及医保报销的重要参考。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在国内比较被大家熟悉的部分就是在真实世界下对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研究，在效费对比中寻找最具性价比的治疗方案。
而在实际应用层面，我们更熟悉的就是药物经济性评价，通过同样适应症，完全不同的两种药物进行疗效和费用对比，从而依据研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给出哪个药物更好的综合结论。
其实，这样的研究在加拿大已经作为药品市场准入和定价的依据，一款在加拿大上市的创新药物，如果不能通过药物证明比现有药物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那不但不能定高价，反而定价还要低于已经上市的“老药”。
加拿大这一政策已经使得不少metoo高价药遭遇挫折。
而这样的研究正有助于帮助国内的原研药找回自己的优势。
质量和疗效的优势完全有可能在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基础上获得一个量化的结果。
目前，国内任何针对仿制药和原研药的对比，都没有在以疗效为终点的情况下进行过研究，无论是生物利用度研究，还是片剂的体外溶出度研究，都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仿制药和原研药在真实世界环境里进行对比。
21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一直以来，都是仿制药企业在追赶原研药，一些新上市的仿制药都会做些一致性研究，希望证明自己在质量上并不比原研药差。
原研药在单独定价政策的保护下，却很少做研究证明自己的优势。
但是，面对仿制药替代原研药的趋势，如果原研药不能通过一些研究来重新“量化”自己在质量和疗效上的优势，没有me-better的证据，就必然会在市场上遭遇挫折。
在费效对比中重新找平衡 原研药的疗效更好，是行业不需要掩饰的秘密，甚至仿制药企业的负责人都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价格落差过大，这对于报销力度不足，支付能力有限的中国患者，如果选择原研药，就等于选择了巨大的医疗负担。
相对于临床研究来说，药物经济学寻找的是在考虑到金钱投入的前提下去分析哪种药物是最安全有效的选择。
毕竟，目前迟迟没有落地的医保支付价则是原研药头上另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医保支付价如果实施，对原研药会是一种彻底的打击。
此前青岛小试牛刀，在凯美纳、易瑞沙、特罗 凯三个适应症一样的药物报销中实施医保支付价报销，结果显然而易见，国产的凯美纳因为报销比例高，花费低，成为多数患者的选择。
显然，医保在药品费用支付上已经开始考虑性价比，尝试在花费和疗效之间寻找平衡。
但是，医保支付价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制定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国产仿制药与原研药在质量和疗效上的差距不大，这种假设在目前的形势下无法成立。
因此，如果原研药能够证明自己虽然单价高，但是给患者带来的整体医疗花费并没有太高，可能会改变现在医保支付价的政策走势。
现在，已经有些省市的医保部门开始尝试按疗效付费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基础其实就是药物经济学。
对于制药企业来说，药物经济学并不算陌生，但是为了已经过期的专利药投入巨资做药物经济学研究是否值得恰恰是当下依然需要分析的问题。
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原研药药企来说，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会越来越大，甚至成为指导药企定价策略的重要工具，在药价放开的情况下，制定一个在费效比较中最合理的价格将是药企的必要功课。
22 前沿视角 零售终端，品牌原研药的新路探索 上一波的专利悬崖过后，一批仿制药陆续上市，对于原研企业来说，面对仿制药的价格优势，以及专利过期的品牌药如何运作，是当前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在新兴市场，面对众多仍未满足的医疗需求，虽然品牌药已经专利过期，但是并不意味着仿制药就能解决所有的需求。
品牌药不但可以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甚至还能在销量上凌驾于仿制药之上。
但是，在医院渠道，随着今年以来招标压价程度突破以往的底线，在质量上占据优势的品牌药在一些比较激进的省市甚至出现了失标的现象。
无论是医保还是卫生部门，都在加强控制医院药品的采购金额和规模，从而为医疗服务收费提供空间。
而推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已经成为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研药如果想继续保持其市场地位和销售规模，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而对于部分原研药来说，零售终端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常见病处方药走出医院，撒网零售 零售渠道并不仅仅属于非处方药（OTC），对于一些处方药来说，零售渠道反而可能海阔天空。
以辉瑞的万艾可为例，专利过期之后在零售渠道加大力度，根据IMSHealth数据显示，2014年，万艾可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47%，业绩增长远远超过往年的平均水平，其中零售终端的增长就远超过医院渠道。
万艾可迅速成为过期原研药逆市上扬的典型， 把同类产品希爱力、艾力达远远地甩在后面。
同期推出的仿制药金戈等，销售业绩反而不给力。
抛开质量问题或者价格因素不谈，辉瑞选择零售终端作为销量突破的重点，不仅仅是找到了患者的痛点，也是找准了产品的特点。
除辉瑞外，现在有不少跨国制药企业都已经在全球范围开始尝试把一些过期品牌药的销售主战场转至零售渠道。
这一模式被称为OTX，即把旗下的药品分为专科药物和全科药物，然后把专科药物的销售渠道放在零售环节，在销售上实现绕开医生，在不使用医保和其他报销的情况下，直接促使患者做出购买原研药的选择。
原研药生产商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全球范围内医疗费用的分配正在迎来较大的变化。
人类面对的重大疾病已经变成为癌症，而这类疾病的治疗药物价格昂贵，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各国政府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相应地，一些治疗常见病的药物，所能得到资源将越来越少，针对这些“小病”，各国都开始倾向于使用便宜的仿制药来抑制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中国，这种的趋势也存在，医保支付价的概念就是倾向于仿制药，而一些地方，如青岛，进行过医保支付价的试验，事实证明会引导患者使用仿制药。
与此同时，原研药在品牌和质量上的优势并没有也不会消失，当患者在医院无法获得原研药的时候，如果零售渠道可以购买到，部分患者依然希 23 2015年8月总第23期 微信公众号·精彩专辑 望使用质量最好的药物。
今年以来，各地大规模的针对原研药的招标压价，使得不少原研药在省级招标中落选，这样的结局，恐怕很多企业在年初根本没有想到过，但是这样的局面已经成为现实。
而且将会是未来长期的趋势，因此，如果制药企业不打算放弃原研药的话，那么可以尝试在零售终端销售原研药。
OTX之路，并非是药就行 毫无疑问，OTX模式并不是讲什么OTC营销，OTX模式操作的药品都是处方药。
由于处方药的特殊性，并非所有处方药都可以在药店销售，因此，并不是所有过期原研药都适合在药店购买，也并不是所有的药品都适合OTX模式。
进军零售渠道的原研药多数都要有非常简单明确的适应症，而这种适应症甚至简单到患者可以清晰地描述，如皮肤过敏，ED，胃疼，咳嗽。
同时，对消费者来说，这类疾病还要有很高的“知名度”。
如ED一样，总是疾病之中最具话题性的。
同时，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虽然是处方药，但是安全程度应该不逊于非处方药物。
这样才能保证该药物适合于患者自行使用。
在实际生活中，当患者面临很常见的疾病时，很多情况下，他们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药，甚至这些药是他在医院处方并使用过的，如果去医院排队挂号，治疗花费很低，很难超过起付线，无法获得报销，浪费时间和精力。
此时，如果能就近在药店渠道获得药物，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实，治疗这些常见病的原研药的价格是在多数患者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对于服用几天就能痊愈的常见病来说，很多患者愿意多花钱，有效快速解决问题。
原研药在药店的销售模式倒是可以效仿OTC模式，让药店在销售药品时推荐原研药，而原研药在品牌和质量上的优势，会使得这样的推荐更值得信赖并且成功率更高。
此外，开发多种剂型和包装，满足不同的患者需求等细节也能帮助原研药在药店的推广和销售。
此外，作为在药店渠道销售的处方药，解决处方的问题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个问题，我们择日再议。
24 IMSHealth在中国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医疗健康领域服务商，IMSHealth中国公司自1994年在中国开展业务以来，充分运用丰富的行业经验和领先的技术，不断拓展业务版图，实现中国医院市场全景解析。
随着循证医学的率先引入，IMSHealth中国公司加强在医药行业咨询领域和信息技术的投入，结合强大的全球数据资产、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专业的团队，在中国形成了能够提供覆盖全行业、跨职能且贯穿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体系。
帮助中国医药企业作出最佳商业决策 中国医药行业信息与分析 医院渠道医药销售信息零售渠道医药销售信息专科和患者信息 商业绩效服务 全球医药市场信息 �全球70个国家的医疗健康信息 （IMSMIDAS） �全球行业报告、出版物和信息平台 IMSHealth中国 解决方案 （IMSSyndicatedAnalytics） 管理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与业务转型 �产品战略组合 医药市场研究 �定价和市场准入 学习方法与变革管理 �品牌和商业战略 商业绩效优化管理服务 �实际循证及卫生经济学和成果研究 25 IMSHealth中国公司 艾美仕市场调研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12和15楼+86（21）3325-2288 艾美仕市场调研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光华东里8号中海广场中楼7楼+86（10）8567-4500 IMSHealth总部 83WoosterHeightsRoadDanbury,CT06810IMSHealthUnitedStates 关于IMSHealth IMSHealth(NYSE:IMS)是一个拥有领先的信息和技术服务的全球性企业，旨在为医疗健康行业客户提供全面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以帮助他们衡量和提高企业绩效。
基于IMSOne智能云端的精密分析和独有的端对端应用组合，IMSHealth整合处理10拍字节以上的疾病、诊疗、支出和成果等医疗健康相关信息。
IMSHealth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拥有1.5万多名员工，运用全球统一的方法体系和本土专知帮助客户提高运营效率。
服务对象包括制药商、消费者健康业和医疗器械制造商以及分销商、提供方、支付方、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研究学者和金融机构。
作为一个重视保护患者隐私的全球化公司，IMSHealth运用匿名医疗健康数据交付关键、真实世界疾病和治疗见解，帮助解决生物技术和制药企业企业、药物研究专家、政府机构、支付方和其他医疗健康行业相关方的未满足治疗需求，并在不断进步的健康研究成果中掌握最新医药产品的效果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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