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编 2015年5月15日 组织动态 ★5月10日母亲节，妇基会举办的“母亲心愿计划·母亲节我和妈妈有个约会”公益线下活动在京举办。
活动主要挑选部分妈妈亲手种植的农产品、亲手制作的民族手工艺品进行创意包装和义卖，所有善款刨除成本，其他善款用于帮助贫困母亲们实现心愿。
该活动5月初在腾讯公益、滴滴打车、网易公益等渠道进行推广，目前共得到1万多名网友的积极参与，筹集善款30多万元。
★5月10日，由妇基会主办、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母亲健康护航行动——母亲健康保险基金”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永诚作为“母亲健康护航行动”的发起单位，首批向妇基会出资1000万元，通过建设“母亲健康保险基金”平台，为贫困母亲设立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保险。
★5月11日，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妇基会承办，相关专业协会和全国32个省区市旅游行业协会协办的“旅游扶贫行业协会在行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该基金于是2014年10月设立，旨在通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农家乐创业资金扶持等形式帮扶贫困妇女脱贫致富，推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
去年该基金首次在贵州黎平县和从江县进行了乡村旅游从业妇女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今年，基金将建立旅游培训师资专家和乡村旅游规划专家两个智库，在贵州、云南、黑龙江等地继续开展培训，计划培训2000人。
★5月13日，第二届贵州省慈善项目推介会在贵阳举行，共募集慈善款物４亿元。
已有3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与企业、商会和爱心人士达成95个慈善合作项目，慈善合作项目款物４亿元，其中项目资金2.4亿元，物资1.6亿元。
慈善
1 项目推介会得到企业、商会和对口帮扶城市的支持，通过冠名、认捐、资助与公益慈善机构合作，项目涵盖助学、助医、扶贫等领域。
★5月13日，由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院编写完成的《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1994～2013）》（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对外发布。
截至2013年，中国体育彩票累计销售约7017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约2030亿元。
目前，体彩公益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照50:50的比例进行分配。
其中，中央集中部分在补充社保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按60%、30%、5%、5%的比例进行分配；地方留成部分由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与民政、体育部门研究确定分配原则。
在民众较为关注的公益金使用方面，《报告》从中央、国家体育总局、地方体育部门、群众体育领域、竞技体育领域等方面，对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作了详细研究和整理。
★5月15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与《福布斯》中文版联合主办的“慈善+2015跨界公益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
本次论坛以“慈善+”为主题，旨在颠覆慈善事业的传统思维，打破行业局限。
论坛邀请了来自公益、金融、互联网、医疗各界专业人士，从“慈善+”的角度充分探讨跨界融合为“新慈善时代”带来的动力与契机。
领导见解 ▲窦玉沛(民政部副部长)：科学减灾提升综合减灾水平科学减灾，要养成科学思维，科学分析和科学研究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推进决策科学化，并加快科技成果在防灾减灾领域的集成转化和推广应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们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几率将会进一步增大。
另外，随着地球地壳运动的变化，地震活动比较活跃并处于地震多发时期，地震灾害的风险大幅增加。
总体来看，我们国家减灾救灾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据介绍，近年来，民政部注重加强减灾救灾业务支撑平台建设，利用高分辨
2 率卫星和航空遥感数据，建立重特大自然灾害实物量监测业务体系，不断提升应急保障和科技支撑能力。
汶川地震以来几次大的自然灾害，包括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等，都很好地运用了这些平台和技术，对灾害损失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估，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科学减灾，还要加大防灾减灾科学知识普及力度，提升综合减灾水平和全民防灾减灾、自救互救能力。
在依法应对方面，要围绕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灾害预防、应急响应和紧急救援，以及生活救助、恢复重建等各个环节，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提高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水平，不断健全完善有关防灾减灾工作预案、规程、标准等，及时将工作中的成功举措规范化、制度化，为高效开展减灾救灾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重要数据 ●中国为尼泊尔地震捐赠已逾2.38亿旅游服务企业贡献突出国内广泛关注地震，捐赠超过2.38亿元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各类企业和公益机构反应迅速，多家民间救援机构奔赴灾区投入抗震救灾中，同时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募捐和捐赠行动。
截止到5月12日，国内捐赠款物总计23801万元。
其中大部分为资金捐赠，约为人民币1.7亿元，占捐赠总额的72.2%。
物资捐赠价值约0.6亿元，占捐赠总额的27.4%。
捐赠半数来自政府从捐赠金额上看，政府援助占到总额的约55%，达到11400万元；各类组织捐赠次之，为4988万元，约占24%；个人直接捐赠金额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各类组织承担相当多募款工作，吸收部分个人和企业的善款，通过直接捐助、应急救援、委托项目等方式援助灾区。
旅游服务类企业捐赠突出尼泊尔地震中，旅游服务相关企业，包括旅游服务网站、航空运输、酒店业、票务服务等，捐赠速度反应快，捐赠行为集中，共捐赠7笔，总计800万元，占企业捐赠的五分之
一。
网络平台募捐超过3000万元
3 截止到5月10日，通过腾讯公益、支付宝E公益平台、新浪微公益三大平台捐赠人次共达到53.2万余人，共募集资金3025万元。
腾讯公益平台筹款能力最强，占比74%，其中98%通过手机客户端接收。
腾讯公益平台上线项目最多，共上线30多个项目，远超支付宝e公益和微公益平台上线项目数量。
通过微信、手机QQ等移动互联网渠道，联合妇基会、壹基金、扶基会、爱德基金会、红基会等向爱心网友发起筹款。
震后30个小时内，腾讯网友为尼泊尔募款超1000万元，为网友针对海外灾难最大规模的捐款。
专家观点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为什么要成立清华公益慈善研究院？近日，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这是继2010年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2011年成立的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之后，全国第三所专门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出任首任院长。
“成立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不是要跟其他研究院作比较。
而是要打造中国公益慈善研究的国家级智库，增强咨政建言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王名坦言，公益慈善领域目前还不成体制，研究院面对的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制度建设。
构建一整套适应深化改革、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公益慈善的制度和体制，是研究院面临的最大难题。
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公益研究院，是民政部2015年工作的重点之
一，也是一项国家战略。
其政策背景是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今年1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两个文件。
研究院理事会由民政部和清华大学的相关领导共同担任，目的是努力发展成为一个体现国家战略、融入创建一流大学进程、致力于公益慈善研究与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国家级智库，为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研究院有四个研究方向：一是公益慈善的制度和体制研究；二是公益慈善的组织和治理研究；三是公益慈善的资源和项目研究；四是公益慈善的价值和文化研究。
研究院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对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对政
4 策创新、制度建设，能起到积极影响作用的一些重大的政策体制，让研究院成为影响公益慈善领域和国家战略的国家级智库。
另外一个方面，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未来三五年内的目标就是，加快智库建设、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体制建设。
“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制度的建构，而不是重建，要建构一整套适应深化改革、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公益慈善的制度和体制，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现在公益慈善缺乏影响力，一个根本原因是缺乏专业性，缺乏专业的人才和团队，项目的发展规模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有限。
推动公益转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清华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最重要的目的之
一，就是要推动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
” ◆王平（友成基金会理事长）：探讨社会和经济发展结合的顶层设计和微观实践 今天面临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如贫富差别、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就业创业等早已超出民政部门管辖的传统慈善救助的范围，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协同，政府、企业、社会三大部门之间更要实现跨界合作。
以往部门割裂、自说自话是造成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乃至公益慈善失灵的根本原因。
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主要在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目标的脱节，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与生态结构等一系列多维度的社会价值并没有纳入到发展政策框架内，社会力量的参与也没有纳入社会治理的框架内。
在解决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跨界合作和社会创新的必要性尤为凸显，跨界创新中的“跨”字，和“创”字都是最缺乏的。
所谓“跨”，就是要有开放的意识和心态。
今后的改革必须要培育健康的社会第三种力量，用以平衡强势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
首先强势部门要从自己的圈子中走出来，要以平等的态度倾听来自社会的声音，换一种角度看问题。
如绵竹市政府曾在汶川震后与友成合作搭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和NGO联席会议机制，把社会组织当做是社会合作伙伴，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如国家行政学院曾经邀请社会组织走上讲台，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探讨社会治理新模式；一些活跃在城乡基层社区的社会组织的创新探索也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接纳。

5 另一方面，社会部门弱小也有自身的原因：理念陈旧、人才匮乏、方法单
一、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对政府和企业缺乏研究，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缺乏深度和广度等等。
所谓“创”，要有创新的勇气、行动和环境。
所谓“创新驱动发展”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社会创新。
建设一个开放、对等、参与、共享的充满社会活力的社会创新生态才是万众创新的前提条件。
激发社会活力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创新实验的落地抓手。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从目前最跨界的投融资改革模式PPP入手进行试点。
PPP即：公私伙伴关系，是指公共部门为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以特许经营权协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
目前，PPP模式较多的应用于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将市场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
今年3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涉及生态环保、能源设施、棚户区改造、新型城镇化、社会事业等7个领域136个示范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参与，缺乏专业性的、公开透明的监督，则很可能成为新的寻租天地和腐败温床。
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呢？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可否借此机会试点一种新的SPPP模式，也就是三方跨界的协商对话平台机制。
这个模式至少可以在原有的PPP模式上添加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1、社会组织一开始就作为独立第三方全程参与到设计、监测、评估等关键环节的咨询和决策中，如在生态环保、棚户区改造、新型城镇化、社会事业方面，除聘请商业设计和咨询机构外，也要听取活跃在一线的、了解社情民意的专业性社会组织的意见；
2、以社会组织（包括基金会、专业民非、行业社团）联席会议的机制，协助不同层级的利益相关方就与之相关的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而不是到了最后闹到“上访”时，才出面帮忙“维权”或帮助“安抚”；在涉及民生问题的重大决策上，如公共产品的定价、公共设施的选址等，平衡各方的利益，这既有利于保护社会资本投资者的合理利益，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和公众的合法权益。

3、在确定获得高额回报的特许经营领域中，尤其是垄断性资源的出让和特
6 许经营，在招投标时设计一定比例的专项公益发展基金的制度性安排，由
SPPP三方协商使用，培育当地社会组织，回馈该地区的居民。
SPPP模式能让不同的社会利益相关方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建立一种社会协商平台机制，将会为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出一个真正跨域的、有社会活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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