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儿童被拐的信息时常见诸媒体，不断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日前正式上线，消息甫一发布，立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该平台的功能特色、使用现状如何？如收到平台推送的信息，群众该怎样处理？如何通过“互联网+”新技术，形成群防群治、全民 “互联网+”助力全民打拐打拐的良好局面？就此，记 特别关注者进行了采访。
——聚焦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
2 编校版 辑对式  付李邱 向扬文 荣 丹 2016年 5月21日 星期
六 发动群众搜集拐卖犯罪线索 促进“跨地域”打拐警务联动 拐卖儿童犯罪破案率超90% 5月13日下午4时许，河北衡水火车站附近，一名两岁的四川籍女童走失。
女童父母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
警方通过监控视频发现，女童系被一名方脸、平头的男子带走。
警方随即第一时间立案侦查，并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发布女童失踪的相关信息。
根据群众提供的有价值的线索及河北公安机关投入的大量警力，15日零时，在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统一指挥下，河北、河南公安机关通力协作，在河南省郑州市龙湖镇将犯罪嫌疑人马某某抓获，并安全解救被拐的两岁女童。
这是该平台试运行期间，成功解救被拐卖儿童的典型案例。
据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介绍，为适应“互联网+”的时代要求，建立儿童失踪信息发布的权威渠道，发动群众搜集拐卖犯罪线索，公安部刑侦局开发了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通过名为“团圆1.0”的手机应用系统，用于全国各地一线打拐民警即时上报各地儿童失踪信息。
陈士渠表示，此平台会第一时间通过“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高德地图等移动应用，向公众发布准确的儿童失踪信息，同时推送到儿童失踪地周边的相关人群，让更多群众从官方获取准确信息，协助公安机关快速侦破拐卖案件、找回失踪儿童。
记者发现，作为该平台的一部分，自5月11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正式开通，一周多时间，关注该微博的粉丝已达17万。
陈士渠说，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其发布的儿童失踪信息，用户随手一转发，就会为失踪儿童回家团聚、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增加更多机会。
据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建锋介绍，为确保失踪儿童信息的权威、真实，公安部和各省、市、县级公安机关共5000余名打拐民警有平台的发布权限。
在该平台，所有发布的信息均能实现共享，方便警方通过查看案件信息，促进“跨地域”打拐警务联动。
陈士渠也介绍，当地公安机关一旦接到报警，明确了孩子失踪的事实，在侦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其他线索，经过专业判断认为需要发动群众收集线索，只要在当地履行审批程序，“打拐”警察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失踪儿童的详细信息予以发布。
据介绍，在该平台，失踪儿童信息能够实现实时精准推送，比如以儿童失踪地点为圆心，儿童失踪时间1小时内，可推送到半径100公里以内的人群；失踪时间2小时内，推送半径200公里；失踪时间3小时内，推送半径300公里；失踪时间超过3小时的，推送半径500公里。
该平台极大方便了群众掌握失踪儿童权威信息，帮助警方尽快破案，找回失踪儿童与家人团聚。
陈士渠说，一旦孩子失踪，警方接到报案并决定对外发布失踪信息后，迅速在几秒的时间内，推送给每位安装新媒体APP的群众，群众收到弹窗的提醒，就能立刻发现身边的异常。
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群众能马上与警方取得联系。
“建立这一平台，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发动群众搜集线索，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全新尝试。
”陈士渠说，该平台改变了以往公安机关印发悬赏通告发动群众搜集线索的方式，“产生的效果将大于一次印发几千份或上万份纸质版的悬赏通告。
” “平台发布的信息包括孩子的照片及体貌特征，如果有犯罪嫌疑人，平台也会发布其体貌特征的相关信息，以便群众准确快速地辨识他们，为公安机关提供破案线索。
”陈士渠说。
在收到平台发送的弹窗提醒时，群众应该如何处理？对此，陈士渠表示，一定要留意身边有没有失踪的儿童，若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应立即报警；另一方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帮助公安机关及时解救被拐卖的儿童。
其实，上述发生在河北衡水火车站附近的女童被拐案件，就是群众在平台上看到相关信息，随后给专案组打电话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公安机关又结合其他线索，并利用相关侦查手段，很快将被拐卖的孩子解救，让孩子及时与家人团聚。
近年来，从开展打击拐卖犯罪专项行动，到建立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再到设立实名制打拐微博，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在打击拐卖犯罪、帮助失踪儿童与家人团聚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经公安机关持续高压严打和有关部门的综合治理，目前全国每年发生的犯罪分子用盗窃、抢夺、拐卖等手段实施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已经下降到几百起，且破案率在90%以上。
”陈士渠说。
他表示，反拐、打拐工作需要群防群治、全民参与和支持。
“下一步，公安部刑侦局会再选择几家单位加入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让更多群众在儿童失踪后发现信息、提供线索。
” （据《光明日报》） 立案登记制实施一周年全国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同比上升24.7%，有当事人滥用诉权加剧法院“案多人少”压力 最高法研判防止“立案难”回潮 今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满一周年，这项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据显示，全国地方各级法院2015年受理案件1951.1万件，同比上升24.7%；最高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同比上升42.6%。
最高法已展开了相关评估和完善工作，5月10日，最高法副院长景汉朝在立案登记制改革一周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提出，要坚决杜绝“立案难”回潮。
但立案登记制并不意味着诉讼案件进入法院的零门槛，相反，司法界人士表示，完善立案登记制应适度考虑以往被司法政策挡在法院门外的案件。
与此同时，法院在承受越多越重的“案多人少”压力之外，还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
据了解，最高法将在近期集中摸排各地法院面临的新情况，并将于2016年下半年召开督导会，研判防止“立案难”回潮。
立案登记制能否更彻底 最高法副院长景汉朝在5月10日的座谈会上说，要准确把握立案登记制改革精神，严格依法立案，有效衔接立案庭与审判业务庭的工作，不能以实体审理标准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登记制并不意味着所有纠纷将绝对进入法院，除了法律规定的受理范围之外的案件，在以往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出于社会影响和案件性质拒绝受理某些案件。
比如在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复杂纠缠的江浙地区，当融资一方出现资金链断裂无法偿债时，可能面临大量的单个债权人发起的民事诉讼。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以及保障区域金融安全，往往会在事件发生前期介入牵头清理债务，并打击非法集资。
一名东南地区某法院的审委会委员介绍，在政府集中清理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期间，法院往往对个人诉讼不予受理。
他还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证券类公司破产清算重整时发生的债务纠纷，债权人个人起诉的，法院也一般不予受理，立案登记制施行以后，相关司法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还有某些类型案件被以法院内部文件形式要求“慎 重立案”或不予立案。
比如广东省高院对于外嫁女诉农村集体组织的土地征用补偿款分配纠纷，曾规定这类案件必须经相关政府部门前置处理，未经乡镇政府处理并经行政复议，法院不予受理。
在5月10日的座谈会上，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高莎薇就提出，关于农村土地补偿费的案件，关于“村民待遇”问题，这类问题法院将来是否可以行使立案权来解决。
但对法院来说，不能只考虑立案工作。
上述法院审委会人士认为，法院贸然介入不能凭司法权解决的案件，不但不能妥善解决社会纠纷，反而有害于司法权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也在座谈会上提出：“立案登记制还是需要审查的，起码形式需要审查，我们在立案登记制改革过程中不能说完全敞开大门，这会对后续的审理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 立案登记制是否被滥用 2015年5月4日，立案登记制实施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名北京律师拉着一行李箱的立案材料，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口气立了208件供暖纠纷案件。
这成为立案登记制成效的缩影，但少为外界所知的是，朝阳区法院立案庭完成这批案件的立案手续用了9个多小时。
此后，这个记录被不断刷新，在第二天的广州，一家小贷公司的代理律师就带来了600个案件。
立案登记制实施已满一周年，类似案件给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
“以前，法院往往对起诉人进行分流引导，现在为了避免起诉人以立案登记制指责法院，法院更愿意选择立案，但无形中，这些企业占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上述法院审委会人士说。
立案登记制取得的突出成果体现在行政诉讼领域。
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4.1万件，同比上升59.2%，扭转了多年来行政案件受理量持续下降的趋势。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受理的案件中，接近3/4都是行政案件，院长吴在存介绍，该院2015年行政案件立案率从2014年全市法院的32%提高到88%。
但一些法院开始认为，有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在滥用诉权。
2015年底，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滥用诉权驳回了拆迁户陆红霞的一起行政诉讼案件。
此前的一年多时 间里，陆红霞为了在拆迁补偿安置中更多获利，和家长向南通市各级政府提出了94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来又提起39次行政复议，此后，又提起36次行政诉讼。
“一个人起诉多个案件，多个人起诉同一行为，这类情况比较常见，导致被告应诉的成本、频率、难度、数量均是上升势态，该势态需要更加科学的制度加以解决。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吕立秋说。
法院门前多元化解案件 如何应对立案登记制所加剧的“案多人少”压力，除了在审理阶段进行审判力量合理配置、案件繁简分流，法院也在尽可能减少进入法院的案件数量。
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的立案登记制的配套措施中，就包括“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完善先行调解工作机制”等措施。
但上一轮司法改革强调的“大调解”由于饱受背离司法规律的非议，给如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造成了障碍。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数据显示，近年来法院收案总量持续攀升，但2014年，沈阳市人民调解案件总数却比2013年同比下降15.07%，2015年继续下降19.11%。
以往“大调解”最受诟病之处在于“审调一体”，调解由审理案件的法官主持，调解不成再行审判，主体混同难免落人口舌。
但在此轮司法改革中，这一弊端有望解决。
北京市高院原院长慕平就曾撰文建议，在法院的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员额制改革中，可探索设立专职调解法官制度，实行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的适当分离，让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司法人员专职调解。
第一批改革试点的海南省法院则已经在此轮改革中设置了调解法官、调解专员岗位。
5月11日，最高法召开视频会议，具体部署在全国100个左右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家事案件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用最广的诉讼类型之
一，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会上强调推进家事审判专业化发展的同时，提出推动在更广阔范围内构建化解家事纠纷的共同体。
这意味着，法院通过立案登记制为解决社会纠纷拓宽渠道的同时，也需要社会合力为司法机关减压。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关注·案例 他们不信马列信“大师” 贪官搞迷信活动典型案例扫描 “长期搞迷信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发布的中管干部严重违纪的通报中，这样的字眼多次出现。
龚清概、刘志庚、邓崎琳、白雪山等人对搞迷信活动“情有独钟”。
事实上，在被查处的各级腐败分子中，理想丧失、信念动摇，不信马列信“大师”、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大有人在。
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案例1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 迷信“大师”，梦想升官发财 山东省农业厅原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单增德一心想着依靠“大师”指点升官发财，结果被一伙骗子骗得团团转。
单增德非常迷信，经“高人”指点，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布置成“靠山向阳”的模式：把办公桌放在办公室入口旁，正对着窗户，自己出入虽然不方便，但办公时正好对着窗外阳光，美其名曰“向阳”；然后再在座位背后的墙上挂上一幅山水画，又所谓“靠山”，满脑子升官发财。
一伙骗子正是抓住他既迷信又贪婪的特点，骗走180万元人民币。
2008年夏天，单增德的情妇谢某某前往泰山烧香，“巧遇”一位“大师”。
经“大师”指点，得知北京有个叫“张新政”的人，能帮单增德当上莱芜市长。
谢某某信以为真，把“大师”的话告诉了单增德。
彼时，单增德任莱芜市常务副市长，正想着要更进一步。
“张新政”肯定地告诉他：给一笔钱，具体怎么办不用管，三个月内肯定让你升官！单增德居然信了，对“张新政”有求必应，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当上市长，还被骗走180万元。
【点评】单增德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懂得常识与常理。
但利令智昏，他狂热追求升官发财，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结果被骗子牵着鼻子走。
“人心不足蛇吞象”，类似单增德这样，企图靠“大师”指点升官发财的贪官不乏其人。
当人的欲望膨胀到不能自持而又感到难以把握的时候，对所谓“大师”顶礼膜拜就不难理解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贪官迷信鬼神、“大师”，其实真正崇拜的是权力，信奉的是私利。
案例2河北省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 腐化堕落，向鬼神求“平安” 河北省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不信马列信鬼神，妄图通过搞迷信活动求得“平安”，掩盖自己的严重违纪问题。
2013年10月底，组织对边飞采取调查措施。
在清点边飞的随身物品时，发现3个小红布包，里面是画着符咒的黄纸。
仔细辨认，依稀认出“蒲志安永久绝败”、“保佑边飞化恶成祥”等字句。
蒲志安曾任永年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曾4次送给边飞4张银行卡，共计45万元。
2011年底，蒲志安因其他违纪问题被组织调查。
在蒲志安被调查期间，边飞心神不宁，担心被蒲志安牵连出来，但他不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找所谓的“高人”念咒画符“保佑”他。
除了随身带着3个所谓的“护身符”，边飞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翡翠观音。
据他交代，这是他花大价钱求来“保佑”自己平安的。
【点评】边飞入党30多年、担任县委书记多年，一旦理想信念动摇，则丑态百出，哪里还有半点共产党员的样子？他“事到临头送纸钱”，企图乞求神灵的保佑，不过徒增笑料，令人不齿。
类似边飞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在少数。
辽宁省抚顺市原市长栾庆伟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前几天还和一著名“大师”见面，这位“大师”信誓旦旦地告诉他：“有惊无险，没有任何问题。
”栾庆伟落马后才幡然醒悟，对迷信“大师”追悔莫及。
“为了规避风险，腐败分子向迷信领域寻求庇护，寄希望于‘大师’干预摆平，使自己免遭法纪的制裁，进而平安无事地混下去，直至捞取更多的钱财。
”一名专家表示。
迷信是表，贪腐是里，在表里之间，烧香拜佛不过是“安魂曲”。
案例3湖南株洲市原政法委书记谢清纯 内心空虚，从迷信那找“安慰” 湖南省株洲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清纯在自认为仕途上失意之后，沉迷于迷信，企图从菩萨那里找“安慰”。
谢清纯原本还算是名学者型官员，博览群书，但自从信佛后，只看佛书，每年必到四大佛教名山拜一遍，每到所谓的观音“生日”，他必一天吃斋，甚至到后来，每天出行都要算一算，看看往什么方向走“吉利”！ 他与一位“大师”打得火热。
一周至少去寺庙看望一次“大师”，一待就是半天；有时实在走不开，中午吃饭，也要让人把“大师”接过来，共进午餐，顺便“请教”。
渐渐地，人人都知道“大师”和谢清纯的关系，明白讨好了“大师”就是讨好了谢清纯本人。
于是，一些商人时常以“香火钱”的名义“捐钱”给寺里，由“大师”代收。
通过这种方式，“大师”本人也捞到不少好处。
【点评】迷信现象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谢清纯失衡乃至畸形的精神世界。
他对“菩萨”和“大师”的敬仰和信任，背后包藏的是一颗忐忑不安的贪欲之心，无外乎是把所谓的“菩萨”和“大师”当成一种心理安慰。
落马的腐败分子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辽宁省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原院长冯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疗专家，家中客厅及卧室的显眼位置，竟供奉着佛像、摆放着宗教用品和算命书籍。
在她家房门的上方，还粘贴着特意从外地“请”来的符咒。
“这些落马官员看似笃信风水和宗教，其实他们什么都不信，他们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敬畏，心里装的只有金钱和私欲。
所以才对于佛家所摒弃的酒色财气等身外之物充满欲望，搞起腐败来，一点也不含糊。
”一名专家说。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