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责任编辑王敏超马清伟热线电话：（0531）85193817Email：maqingwei@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相杀相爱” □王达 2012年下半年以来，模式各异、种类多样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呈“井喷”式发展。
特别是2013年之后，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各方预期，互联网金融及其相关问题由此成为学界、业界以及金融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发达和完善的金融体系。
其在1990年初便开始率先普及民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美国的发展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
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金融模式都能够在美国找到“样板”。
探究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各界在不同时期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和讨论，无疑将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P2P借贷和众筹融资是互联网 金融发展的最新业态，并迅速在全 球扩展开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互联网金融最早发源于美国，但由于其并未在美国形成独立的金融业态，因此在美国一般并不直接使用“互联网金融”(Finance)这一专有名词，而是有着与之相类似的“电子金融”、“电子银行”、“网络银行”(也译为“在线银行”)等多种称谓。
这里不加区分，统一使用“互联网金融”这一术语。
民用互联网技术于1990年初在美国率先取得了突破并被迅速商用，由此引发了互联网投资的热潮并助推美国“新经济”的强劲增长。
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大量风险投资和产业资本涌入这一新兴产业，互联网技术开始向传统产业扩散。
在此背景下，向来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有着高度依赖的金融部门自然成为应用和推广互联网技术的先驱，互联网金融也由此应运而生并飞速发展。
美国1990年以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90年的蓬勃发展时期、2000—2006年的平稳发展时期以及2007年以来的新发展时期。
具体来看，1990年初，在互联网投资热潮的带动下，美国率先出现了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以及网络理财等互联网金融模式。
1992年，美国第一家互联网经纪商E-Trade成立，由此迅速推动了整个证券经纪行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
1995年，美国及全球第一家互联网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成立，并在短短三年内一跃成为美国第六大银行。
同年成立的INSWEB则成为第一家利用互联网销售传统保险产品的网络保险电子商务公司。
1998年，美国出现了第一只与电子支付对接的货币市场基金，从而开创了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先河。
到1990年末，美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2000年美国高科技股票泡沫破灭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理性和平稳的时期。
在2006年即次贷危机爆发前这一期间，美国的传统金融机构加快了信息化和网络化升级的步伐。
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开始加大对于网络设施的投资和布局。
这一时期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传统金融机构的网络化升级和改造。
例如，以“对市场先知先觉”而著称的美国摩根银行集团在这一时期启动了 一项名为E-Finance的战略。
这项耗资高达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迈出了传统金融机构探索网络金融的第一步。
其率先建立了一个网络金融风险投资的小型孵化器—————“60实验室”，并就大量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思路和产品进行探索，从而为其后来大举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次贷危机前后，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以p2p(peertopeer，个人对个人)借贷(国内也译为“人人贷”)和众筹融资模式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融资模式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
p2p借贷和众筹融资表现出了与传统金融模式明显不同的特征，并迅速在全球扩展开来，由此也构成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最新业态。
在其发源地美国，互联网金融 与传统金融最终形成了共生、融合 的基本格局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打破了地理距离与区域对开展金融业务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美国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的规模经济，进而使得商业银行通过并购的方式迅速扩大资产规模从而谋取规模经济在技术上变得可行；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传播成本，使得基于标准化信息(信用评分和分级)的资产证券化和各种衍生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从而史无前例地提高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显然，没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就不会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银行部门的并购潮、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以及由过度创新最终引发的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但是，尽管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便出现了互联网金融模式，种类各异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也确实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大多数互联网金融模式却并未形成独立、完整的金融业态，而主要是作为传统金融模式的辅助和补充而存在。
美国互联网金融模式最终与传统金融模式形成了共生、融合的基本格局。
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美国金融体系高度灵活。
传统金融市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和演进，不仅市场规模庞大，而且分工细化、竞争充分。
因此，商业银行等 传统金融机构具有非常强的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视角来看，美国的传统商业银行先后经历了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
在这一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历了大洗牌。
一些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金融机构(例如储蓄贷款协会)在危机中倒下，而商业银行则通过积极开展金融创新等方式有效应对了市场环境变化对自身的冲击。
因此，90年代初，面对互联网金融模式迅速发展所日益加剧的金融脱媒压力，美国的大型商业银行通过主动进行信息网络升级、有针对性地推出网络金融服务、开展灵活多样的金融创新以及直接并购新兴的网络银行等多种途径，有效地化解了互联网金融模式对自身的冲击。
此外，美国传统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繁多，服务多元化，运营管理和治理结构灵活，也是其能够在与互联网金融模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原因。
美国互联网金融模式存在缺陷。
从互联网金融模式本身来看，其存在的一些固有的缺陷使得其难以从根本上取代传统金融。
尽管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实践以及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在诸如余额查询和转账支付等交易型银行业务方面，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效率要明显高于依托物理网点和柜台交易的传统金融模式。
但是在一些核心业务领域，特别是发放贷款等对私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要求较高的关系型银行业务，纯粹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则难以发挥作用。
此外，在私人客户的维护、复杂金融产品的设计与交易等业务领域，传统金融机构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因此，尽管网络银行能够凭借成本优势迅速扩大资产规模，但如何将其线上优势最终转化为盈利，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当传统金融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比较优势便不再突出。
因此，其难以从根本上取代传统的金融模式。
我们要打破之前的一些思维定 式，调整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以适 应创新活跃、融合发展的“大金融时 代” 美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历程说明，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是竞争与融合并存的关系，其中融合是主流。
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固然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冲击，特别是加剧了金融 脱媒，对商业银行形成了一定压力。
但是美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能够顺势而为，主动化解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冲击。
其经验表明，互联网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冲击传统金融模式，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应对与转型，传统金融机构完全有能力在与互联网金融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正确认识中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差异，是中国借鉴美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经验的前提。
相比较而言，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和情况较美国更加复杂和多变。
由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此前并未经历过金融脱媒的冲击，缺乏创新意识和市场应变能力。
因此，现阶段不能低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传统金融业态的冲击。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当局对于这一过程的管控，从而在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同时，缓释其对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业态的冲击，最终起到规范竞争、加速融合进而因势利导地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
目前我国应当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推动和规范中国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 打破互联网金融的思维定式，以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推动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
从目前国内各界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和讨论中能够看到一些明显的思维定式。
例如，很多对于互联网金融地讨论，很自然地将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借贷等创新性很强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与金融风险的累积乃至系统性风险相关联并认为，游离于现行监管框架之外的互联网金融模式蕴藏着极大的风险。
还有一些研究则集中探讨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事实上，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和讨论应当走出这些思维定式。
应当看到，互联网金融模式在降低融资成本、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促进中国传统金融业转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传统金融的本质这一问题，不应当成为阻碍和抑制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由。
我国金融业应当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创造一个开放、公平的环境，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突破口，继续推动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
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探索适应大金融时代的、更加灵活的、高效的新型金融监管框架。
从美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历程能够清晰地看到，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深深地根植于特定的金融发展阶段，是一系列宏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井喷式发展，正是当前中国金融创新活跃和混业经营时代来临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一个金融边界不断延展、金融内涵日益丰富的大金融时代，如何调整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中国金融当局面临的一个挑战。
事实上，传统的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愈发难以适应创新浪潮日益高涨的金融发展趋势。
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特别是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型金融业务以及新兴的第三方支付等网络支付业务的监管。
事实上，也只有赋予央行更多的监管权，才能够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匹配，进而避免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
另一方面，应当夯实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各分业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对于创新性极强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审慎监管，从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当然，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方兴未艾，仍然有众多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有待国内学术界予以深入研究和探索。
我们要合理借鉴国外经验，妥善解决中国问题。
(作者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 当高科技风险遭遇新闻媒体 □马锋 “手机辐射致癌”“机器人杀 人”……这些涉及高科技风险的报道， 究竟是怎样导致公众心理恐慌的？ 近日英国《每日邮报》以大字标题宣称，
炸土豆、洗手液和防晒霜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可能致癌。
类似的致癌说法在国内媒体上也是铺天盖地，比如手机辐射会引起DNA突变，导致脑部肿瘤的高发，更有一些人因担心X射线会诱发癌症，继而放弃体检中的医学成像项目检查。
类似预警常常突然而至，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为各种威胁所包裹，以至于恐惧文化几乎成为时代的主题。
更有甚者，就在几日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发言人海科·希尔威格宣称，公司距法兰克福约100公里的包纳塔尔工厂发生意外事故，一名22岁的工作人员在调试固定机器人时被机器臂抓起，重重摔在金属板上，不幸身亡。
某报以《终结者来了？机器人“杀死”技术员》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工业社会向高度现代性社会转化过程中，随着核技术、基因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等的发展，正如社会学家培罗的总结，“科学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基本动力，但现在科学技术却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将这一时代称之为“风险社会”。
这时的风险与农业社会中外在的自然灾害不同，也与工业社会中的风险不同，工业社会的风险以事故为前提，事故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群中，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社会保障等得到控制；但在上世纪后半期以后，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与高科技相关的诸如基因工程、核灾难等风险的后果所涉及 的时间、地点和人群都难以计算，这种风险是人为制造的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的结构和性质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风险社会中，科技必然与大众媒介遭遇。
不幸的是，二者的相遇并不一定会给科学家们带来希冀的结果，更多的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风险不确定性的终结和公众的心理恐慌。
首先，基于“消除人们认识上的不确定性”的职业追求，新闻人会恪尽职守地试图找寻确定性的知识：核电是清洁能源还是人类的梦魇？克隆人体器官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转基因食品是食品安全的避风港还是祸延子孙的阴谋？新闻人经常带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去采写一篇篇报道，甚至常常基于对“冲突性”和“戏剧性”的追求，以上述激动人心的两极化表述方式报道高新技术风险引起的争论，这样的报道把正常的科学辩论转变成一场竞技性体育竞赛，在试图减少人们心中疑问的同时，把风险或危害的概率抛之脑后，似乎只有确定性的表述才能告慰自己的职业追求。
科学家对此也极为不满。
我们常识性地以为，科技报道的准确性是科学家最为强调的方面，然而，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科学家对科技风险报道最为不满的并不是报道的准确性，事实上，他们诟病最多的是新闻人对科学唯一性的强调，“过于强调唯一性”使科学风险的不确定性走向终结。
其
二，由于科技风险报道要同国际国内要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竞争版面，基于“猎取”公众注意力的需要，科学新闻标题常常走上确定性表述的不归路。
例如，1986年德国物理学会发布了一份气候变化备忘录，其中警告公众注意“气候灾难”，随后德国报纸普遍将“气候灾难”
一 词用于新闻标题；德国新闻杂志在对气候变暖议题进行报道时，也常常充斥着“死于温室”、“迈向灾祸”等标题，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被转化为一种确定性的迫近的灾祸。
其
三，新闻媒体作为“新闻便利店”，新闻人热衷于把科学家的发现告知公众，但是他们在报道研究结论时，有些人会忽视研究结论有限性的介绍，正如被称为“英国报业之父”的伯纳姆勋爵所说：“由于新闻机构截稿期限的压力以及强调简单的事实陈述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动机，新闻报道几乎总是以结论和推断开头，然后填充一些支持性细节，这与严谨的科学报告形式恰好相反，在科学报告中，只有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被充分阐明之后才会给出结论和进行讨论”。
毕竟科学是一部长电影，而新闻媒体通常没有时间或者耐心去拍一部长长的电影，它只拍快照。
正因为如此，新闻媒介对高新技术风险的报道常常遭遇广泛的社会批评，然而，被告席上的记者却常常感到委屈，他们会回应说预警是他们的天职，对报道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则常常回应称：我不知道枪里有子弹。
事实上，将新闻人推上被告席，将公众的焦虑和恐慌归结为媒体的确定性陈述，显然是归错了原因、打错了板子。
新闻报道并非是公众心理恐慌的根源，公众的认知心理和认知机制是导致心理恐慌的更重要的原因，正如贝克所说“风险理论在本质上是认知社会学”。
以三哩岛核泄漏事故为例，在此事件发生25年之后，当事的一名学者反思了新闻报道与公众心理恐慌的关系，结论认为：首先，公众在认知心理上更关注负面报道而非正面消息，在风险(危机)逼近时，3篇积极的新闻报道才能平衡1篇消极的新闻报道给公众心理产生的负面 影响；第
二，更重要的是，哪怕新闻人是为了使公众安心，但新闻报道一旦面市就已经构成了警告。
另外，由于核泄漏之前新闻媒体一直宣传核技术是清洁、安全的能源，但核泄漏事故的报道却证明其可能有害，从而会使公众陷入怀疑和担忧。
显然，这一结论倾向于从社会心理的视角寻求公众恐慌的原因。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当公众反复、大量地看到媒体所描绘的风险图像时，这些图像就会变成公众对真实或潜在危险进行判断的启发式资源和认知捷径。
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显示，普通公众普遍存在认知缺陷，他们在处理新闻时，并不会记住新闻文本中提到的证据，而更倾向于从证据中得出结论，并将结论储存起来，因此即使新闻文本中对技术风险产生的条件进行了叙述，但作为“认知的吝啬鬼”，公众对之可能视而不见，媒体的风险预警旋即转变为风险预言。
在风险预言的警示中，公众可能进一步因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的认知过程而导致恐慌。
“自我实现的预言”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一种理论，一种最初是虚假的但被广泛接受的预言、期望或信念最终却实现了，这是因为太多的人把它当作是真的，并依此去行动，而不是因为它是真的。
如此以来，具有强烈暗示和隐喻的符号———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阴谋”论断、填埋场堆积如山的“病牛”、机器人杀死技术员等等，这些图像不断在媒体上滚动播出，往往会诱导公众将未来致病的概率(风险)当作一种即刻存在的危险，继而建构出“危机临近”的情境，并依照这种情境去行动，公众的心理恐慌自然在所难免了。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老实人 长啥样 □唐剑锋 老实人是一种类型，更是一种为 人，一种修养，一种本真。
人们知道，老实人就是忠厚老实之人。
他们就是在“人后”，也能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
老实人是一种类型，更是一种为人，一种修养，一种本真；因此，老实人又叫实诚人。
实诚人，当然就是不圆滑、也不世故，不张扬、更不势利的人；实诚人，当然就是始终表里如
一，言行一致，自觉遵守，并推动着人类原则的人；实诚人既实实在在地做人，又兢兢业业地干事；从不蓄意冒犯他人尊严，更不伺机侵占他人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老实人又分为官场上的老实人和生活中的老实人两种，他们本质上虽然一样，表现却又各不相同。
官场上的老实人，不主动和上级套近乎，但又积极配合上级工作。
他们工作上任劳任怨，服从命令，这类老实人注重的是主动干事，不习惯于察言观色，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生活中的老实人，不善言辞，不好张扬，就是做了好事，帮助了别人，也从不在人前炫耀；他们的“低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品质，永远都是这样实诚，这样实在，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官场上的老实人，不擅和上级多走动，但能体谅上级良苦用心。
就是工作中做出成绩，生活上得到照顾，都能深切体谅组织、领导的关心和厚爱，以更高标准、更好状态投入工作，用实绩报答组织关爱。
生活中的老实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按规矩办事，都能爱岗敬业，都能把工作做到最好程度；在他们眼里，“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从不以此向组织讨价还价。
官场上的老实人，不好往上级领导家里跑，但常往基层跑。
他们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放在基层，不怕领导不注意，就怕基层不满意。
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基层群众疾苦和困难，老百姓的门朝东还是朝西。
生活中的老实人，总是默默地关心他人，默默地关爱需要帮助的人，默默地做着实事、好事；他们把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并主动承担。
官场上的老实人，从不关注上级的生活私事，但能帮基层和群众排忧解难。
他们从不琢磨人，对领导的私事更没有兴趣，而对群众需求却很在意，对老百姓诉求、困难很上心。
生活中的老实人，从不家长里短议论人，更不搬弄是非，传播“小道消息”；但当有人有难或者需要帮助时，他们又总是不讲条件、挺身而出。
群众常常背后对木讷、诚实的老实人点赞。
官场上的老实人，从不当面恭维上级，但能帮组织树立威信。
他们不擅于“嘴上功夫”，不习惯拍领导马屁。
在他们心中，威信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工作、业绩立起来的。
生活中的老实人，往往都不善言辞，往往总是“做得多，说得少”，他们认为“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干事”，胜过任何语言，“做总比说好”；做得多，做得到，做得好，比说得好更重要。
官场上的老实人，不以向上级表态赢得好印象，但总能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
他们总是不声不响地干，竭尽全力地干，对工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尽最大努力去工作。
他们认为“干得好比说得好”更能体现人生价值。
生活中的老实人，做事情总是“对事不对人”，从来不会斤斤计较，更不会用做事讨好别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
这是老实人的本分。
官场上的老实人，不爱表功，总能创造性地工作；不看上级脸色行事，总能秉公办事。
老实人信奉“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的哲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从来不是他们的属性。
生活中的老实人，也是你说好也好，你说不好也罢，总是认自己的“死理”：我做事从来不是为了得到表扬，更不是为了迎合什么，完全是凭自己的良心，凭自己的本真。
当然，官场上的老实人，生活中的老实人，还有种种表现；仅仅这些表现，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他们的实诚，足以让人学习，足以在社会上发扬光大，以便形成强大的正能量。
如果让老实人“吃亏”，得不到承认，这个世上的是非，就会被颠倒，良知就会被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