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周刊HIGHEREDUCATION
2018年1月30日星期二Tel：（010）62580722
执行主编：陈彬编辑：温才妃校对：王心怡E-mail押bchen＠
不能只要求学生勇敢维权，必须针对学生维权难的现实，进一步改革学校管理和评价制度，建立健全约束导师职权滥用的机制。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必须以教育和学术为本，采用教育、学术标准和原则，而不能被非教育和学术因素影响。
这样，才能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回到单纯的教育和学术定位上。
谁动了大学生的权益“奶酪” 姻本报记者王之康 高教界从来不缺少话题，但最近的一些话题却让人感觉颇有些沉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长期性骚扰门下女学生事件刚刚过去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宝德自杀事件便见诸报端。
如今，这两个事件均已尘埃落定，但舆论对它们的反思却并未停止。
有批评导师滥用职权者，有叹息学生不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者，不一而足。
其实，这些舆论暴露出来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高校学生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老板”与“打工仔” 杨宝德自杀事件发生后，其女友在网上发表文章称，在出国无望、学术无果的情况下，过多的杂事让杨宝德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所谓的“过多的杂事”，通过杨宝德与其导师的聊天记录可以得知，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因此，有网友感叹：“这哪里还是令人羡慕的名校高材生，简直就是‘老板’与‘打工仔’，甚至还不如，因为‘打工仔’起码还会有不少报酬，而他们更多的是义务劳动。
” 其实，这样的感叹确实是不少高校学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研究生，某北京高校博士生李野就是其中之
一。
无论是与人谈课题还是聊天，说到自己的导师时，李野脱口而出的几乎都是“我们老板”。
“平时，我们要给‘老板’做很多杂七杂八的活儿，虽然不像杨宝德帮他导师做得那么多样，但也有打扫办公室、陪吃饭、挡酒等，而且不得不做、不敢不做。
”李野颇为无奈地说，因为研究上能否作出成绩、最后能否顺利毕业，“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老板”手里。
“学生流行叫导师‘老板’，其实是一种师生关系的异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我国导师制并没有贯穿学生招生、培养和答辩的始终，因此令导师很容易把学生当成“私人劳动力”。
面对如此境况，有的网友后来干脆不读博了，因为“我本来是想搞科研的，硬生生地陪喝了三年酒。
直到现在，晚上酒后醒来还会有那个时候内心失落煎熬的后遗症”。
但李野无法做到如此洒脱，因为他来自农村寒门，“毕不了业，将来出路就成了问题，能忍还是忍了吧”。
沉默的大多数 可以说，除了少数高校学生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主动曝光、寻求帮助之外，更多人则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在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韩世强看来，像李野这样选择沉默、顺从、委曲求全，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是大学生群体本身维权的素养不足，具体而言，包括维权意识、维权常规性知识欠缺等。
”韩世强说，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维权环境不佳、维权成本高昂、维权支持体系落后等。
因此导致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不少人，在遭遇不公与侵权时往往无奈地选择沉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则是因为高校学生维权存在诸多障碍因素。
”韩世强表示，高校没有开展足够的维权教育与学生们维权知识不足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他们在遭遇侵权后往往不知如何维权。
“同时，学校内部也没有建立完善、阳光的公共性维权平台，学生遭到侵犯后不知到哪里维权。
也正因如此，现有维权体系往往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及学校部门帮助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或是顾虑太多而无奈放弃维权”。
此外，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学生们要维权也需要考虑成本，因为他们在自己难以维权的前提下，需要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员，而这对于一些高校学生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尤其是寒门学子。
在熊丙奇看来，高校学生在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之所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主要不是他们不懂得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是因为当前的导师制度不健全和人才评价体系不合理，使他们在教育和学术之外有其他利益的考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制度之殇 其实，说到制度，我国法律对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早有相关规定，比如《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合法权益的义务；《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再比如去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总则第一条新增了“保障学生合法权益”，“新增第六章‘学生申诉’，以一整章的篇幅对学生申诉的范围、机构、工作程序以及再申诉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规定，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申素平曾表示。
其中的第六章第六十五条规定，学生认为学校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抵触的，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投诉。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制度，就真的能切实维护好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吗？现实似乎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以研究生导师制度为例。
西安交大在发布对当事教师的处理意见时，提到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学历管理规定》，研究生学满1年后，对其他学科专业有兴趣和特长的，有权根据自身 学习科研状况或创业需求，申请转导师、转专业一次，转导师申请无须原导师签字。
也就是说，如果研究生对导师不满，是完全可以更换导师的。
但实际上，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西安交大成功转导师人数分别为200人、219人以及305人，其中还包括大量硕士研究生，而博士研究生则少之又少。
“博士申请换导师的也并不多，除了要重选研究方向的原因外，还有两方面因素。
”熊丙奇说，一方面是其他导师是否接受，因为他们要考虑导师之间的关系，担心得罪原来的导师，这也反映出我国大学尚未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学术评价中还掺杂着各种利益因素。
另一方面是转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本来这是正常的双向选择，但在我国，不论是大学校内还是社会舆论，对于学生换导师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认为是学生没有搞好和导师的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到对其能力和人品的评价。
对此，李野是深有感触的。
“我们哪儿敢换导师啊，要是重新选研究方向，之前的这一年多时间就白费了。
而且，即使提出来换导师，也不知道有没有导师会收，因为他们之间都有关系，我们就是‘小虾米’，好像是无足轻重的。
”李野说。
维权之路 不过，高校学生维护合法权益虽然存在诸多困难，但并非无路可走。
韩世强认为，从国家和学校层面来讲，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里面增加维权教育的比重，尤其是法律教育方面，应该明确至少占思想教育的1/3的比重；从学生方面而言，在校期间，除了接受维权教育外，应更多参加一些社会体验和实践，增加他们应对各种侵权行为的经验和胆略。
同时，熊丙奇表示，不能只要求学生勇敢维权，必须针对学生维权难的现实，进一步改革学校管理和评价制度，建立健全约束导师职权滥用的机制。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必须以教育和学术为本，采用教育、学术标准和原则，而不能被非教育和学术因素影响。
这样，才能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回到单纯的教育和学术定位上。
”熊丙奇说，要建立导师权力的制约机制，一方面须落实导师的招生制度权、培养制度权，用导师的学术声誉来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要建立整体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利益回避机制，以此来保障教师的权力被落实，而不是被滥用。
“此外，社会维权环境的养成很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建立便捷、完善的维权体系，让维权变得十分容易；其次是消除维权的障碍因素，尤其是建立严格的防止打击报复正常维权的制度。
”韩世强说。
月评 北林公布名女生毕业旅行遇车祸原因 1月3日，北京林业大学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关于我校学生在哈尔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通报》，通报公布了交通事故的原因，并向遇难学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这起事故发生在2017年12月31日7时许，9名正在毕业旅行的北京林业大学大四女生结伴乘坐私人经营的面包车，在从哈尔滨前往雪乡途中，司机与前车斗气别车，造成交通事故，花样年华戛然而止，经抢救4人死亡，5人受伤。
在人们叹息的同时，不禁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把生命交给不负责任的黑车及司机，本身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也促使人进一步反思，安全教育在我国高校中到底有没有入脑入心？灾难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一瞬间，机会更多留给作好安全准备的人。
而在实际操作上，一些对生命负责的准备，例如长途旅行是否购买了旅行保险，出行前是否告知辅导员，是否查询并记录沿途及目的地派出所电话，是否到正规的车行租车……这类具体行为是否被高校教育所覆盖？有待查证。
近年来，类似大学生被困深山公安部门深夜施救的新闻不时爆出，何以代表高智商的一群人却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无法做好，这也许需要高校和家庭共同来为他们“补课”。
所“双一流”高校换帅 1月伊始，高校换帅的步伐仍然在延续。
新年第一周，根据教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南开大学、重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3所“双一流”高校迎来新校长。
加上去年年底，兰州大学、中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新的校长或党委书记，共有12所“双一流”高校更换党政领导。
此番高校换帅看似密集，实际上原因并不复杂，不少校领导任期已满，面临换届，依据行政命 令调配是正常不过的举动。
在常规动作的背后，也不禁让人思索一些非 常规做法，如公选校长。
自从2011年底、2012年底教育部公布海内外公开选拔5所直属高校校长之后，公选校长的步伐似乎已停滞。
在此之后，未有听说过类似的行为。
之所以不再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遇到了改革阻力。
事实上，有专家指出，由于只在选拔环节引入公选机制，但遴选候选人、评价候选人依然由上级行政部门主导，并且校长有行政级别，因此公选校长的改革效果有限。
止步于取消校长行政级别，是改革不被推广的原因所在。
而这一阻力归根到底在于大学的行政化属性，以及去行政化不够彻底。
每到这一节点想起“公选校长”之事，更多的是一种对改革的凭吊。
新增正式公布 个硕士点 1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示了2017年新增学位授权审核结果。
经过初步统计，本次三大类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数量有2083个。
据媒体报道，此次全国范围申报3000余个硕博学位点，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申报。
学位点是学科发展、教师生存的根本，高校事实上形成了一条以学科点为起点的发展链条。
而学位点增加相对困难，因此才有趋之若鹜的局面。
然而，增设学科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重申请、轻建设。
在学科点建设中，有太多只顾单边利益的行为。
例如，近些年来国家强调专业硕士培养，但在很多高校，专业硕士与学术型硕士共用同一套师资、教材体系、课程设置等，缺少结构性变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可想而知。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行政化主导带来的弊端。
我国增设硕士点是以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核为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核准审核结果。
这不同于国外高校依靠学术委员会自行评估决定是否需要增设、撤销学科点的模式。
随着行政化的介入，情况也由此变得复杂。
“双一流”建设、学位 点建设需要资金，高校要找出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政府也要找出口，几方面综合之下就出现了当下大规模增设硕士点的局面。
可是，最后无论结局好坏，要为此“买单”的是学生，这究竟公平吗？ 教育部首推 门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月15日，教育部正式推出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在发布会当天，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我国的慕课建设与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慕课数量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第
一。
此次甄选的490门精品课程质量高、共享范围广、应用效果好、示范作用强。
慕课被誉为打破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颠覆传统大学课堂教学的教学方式，推动教学模式等的变革。
它同时解决提高教育质量与办学公平两个重大难题。
然而，眼下，慕课似乎在后者的效用上更加明显，尤其对贫困边远地区基础教育很有帮助，但对前者的促进作用并不大。
而在我国的大学校园里，由于数量泛滥以及配套的课堂形式缺乏，慕课已有沦为“图一时之新鲜”的倾向。
技术进步带来教学领域的变革。
如今，变革的脚步似乎慢了些。
相应的小班教学、课堂研讨，以及教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似乎只在小范围内实验、开展。
与此同时，大学生慕课的弃课率居高不下却是屡见不鲜。
我们乐见随着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推出，除了把学生拉回慕课课堂，还能引入慕课之外的配套建设。
所高校申报升格、更名和转设 1月20日，教育部正式公布46所高校申报升格、更名和专设情况，其中包括新设本科学 校（21所）、更名大学（16所）、独立学院转设为 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6所）和同层次更名（
3 所）。
不得不说，升格、改名攸关着学校的生源质 量，学校行政级别上升，以及更多的教育经费与资 源等，高校没有不争之理。
而随着高校自身的发展 壮大，一些高校的升格、更名也是理所当然。
然
而，这里要注意的是为了升格、更名而升 格、更名的高校。
比如，一些高校为了升级为综 合性大学，贪大求全，设立一些没有学科优势的 专业；一些高校为了更名，不惜抹去原有特色， 如把校名由“农林”变为“科技”。
最后贻误的是 学生。
在这次升格、更名中，一类现象也需要警惕。
那就是一些职业院校的去职业化。
尽管高校建设 分类分层作为一项宏观政策，被认为是破解地方 高校发展难题，依靠特色谋发展的有效途径，但
一 些职业属性强的高校依然热衷于将原本带有“职 业”二字的校名改掉。
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依 靠走职业化道路生存，但其内在的不自信、对政策 的犹疑袒露无疑。
实际上，不论是哪一类型的学校，加强内涵式 建设、搞好特色才是最大的出路，也是“以不变应 万变”的最佳办法。
（温才妃） 拟改名的成都学院。
海峰随笔 从
2016年4月启动申报，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我前后历时一年又八个月， 到2017年底千呼万唤始出来，2017年12月28日结果公 看布，立即成为全国高等教 育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之前风传第四轮 第学科评估结果将与“双
一 流”建设挂钩，涉及高校和学科的直接利益和资源分 四配，因此第四轮评估参与姻 的学科远远多于前三届一刘 轮级学科排名。
第四轮评估海 参评单位和学科数量创历峰史新高，本轮评估在95个一级学科范围内开展（不 学含军事学门类等16个学 科），共有513个单位的 科7449个学科参评，比第
三 轮增长76%，全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 评有94%申请参评。
虽说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估中心以第三方方式开展的 非行政性、服务性评估项目，但这是目前中国最具官方色彩的学科评估，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学科评估，因此绝大多数招收研究生高校不敢不重视。
评估结果一发布，便引起相关高校和教师的高度关切。
一些评估结果理想的院校欢天喜地，一些评估结果不理想的院校则进行认真分析，深刻反思。
与过去三次学科评估最大的不同点是，第四轮评估结果按“分档”方式呈现，具体方法是按“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前70%的学科分9档公布：前2%（或前2名）为A+，2%～5%为A（不含2%，下同），5%～10%为A-，10%～20%为B+，20%～30%为B，30%～40%为B-，40%～50%为C+，50%～60%为C，60%～70%为C-。
学位中心认为，学科评估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排出名次，而是通过评估发现学科建设的优势和不足，促进学科内涵发展。
通过公布学科分数，的确可以评出高校水平的高低，但其实很多院校的实力差别不是一两分能够表现和区别的。
过度关注分数，会导致评估的“指挥棒”导向出现方向性失误。
经过权衡和比较，第四轮学科评估摒弃以往结果发布方式，也进一步创新了评估理念，评估结果不再公布分数，也不公布名次；而是采用按百分位进行分档的方式公布结果，不强调单位间精细分数差异和名次前后。
不过，分档次和按分数公布应该说各有好处。
按具体分数公布类似于考试成绩中的原始分，分档次公布类似于考试成绩的标准分，或者说是类似于上海、浙江高考试点选考科目分等级的标准分。
百分制的原始分与标准分各有优劣。
原始分更为精准具体，标准分是一种由原始分推导出来的相对地位量数，它是用来说明原始分在所属的那批分数中的相对位置，在参与人数不同的组别间更具可比性。
分档呈现评估结果是有不少好处的，只是有些同一学科不同学校之间巨大的差距被档次掩盖了。
例如，据我所知，有的学科第1名和第2名之间的实际差距比第三次学科排名拉得更大了，但这次都获得A+，显现出来的水平却反而是相同了。
不同学科参评数量的多少，在原始分的情况下对同一所高校的实际得分没有影响。
采用分档呈现，不同学科参评数量的多少，对有的学校所获等级影响很大。
例如，某一学科参评高校是100所，获得A-以上的高校便是10所。
如果参评高校是110所，那么得分排名第11名的高校也就变成A-；如果参评高校只有90所，那么原来处于A-的高校中有1所就必然掉到B+，而其实际水平和实力其实没有任何不同，但A-和B+却是有巨大不同的两个档次。
还有，实际得分第11名与第20名的高校中都处于10%～20%位次，都获得B+，其实是有不少差距的，但一般人都无法了解。
从理论上说，在考试成绩的呈现方式中，标准分更为科学。
中国高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有8个省市实行标准分，但后来除了海南省，其他省市都纷纷放弃了。
也正是因为原始分有简明客观、个别分数调整不影响整体排位变动、高校对生源水平能够进行比较等不少好处，所以绝大多数省份还是择善而从，目前还是坚持用原始分。
第四轮学科评估分档呈现确实有不少好处，只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国际上多数大学排行榜和学科排名都公布具体名次和分数，将来我国的学科评估呈现方式如何进一步完善，还可认真研究加以改进。
另外，本轮评估比过去相对更重视师资的规模，对本学科专任教师总数设置“上限”，超过“上限”均为满分。
同一学科规模大的往往获得满分或高分，这轮评估的专任教师排名方法对规模不大、队伍比较精干的单位不利。
有的学校规模大的学科，在第四轮评估期限内并没有多少标志性的成果或高显示度的奖项，也没有什么高层次人才，在软科的“中国最好学科排名”采用刚性的高层次指标排名中较为靠后，但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却相当靠前，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反映出两种评估不同的旨趣。
当然，第四轮学科评估更重视研究生培养，将“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这是软科的学科排名中基本没有的方面。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必须以教育和学术为本，采用教育、学术标准和原则，而不能被非教育和学术因素影响。
这样，才能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回到单纯的教育和学术定位上。
谁动了大学生的权益“奶酪” 姻本报记者王之康 高教界从来不缺少话题，但最近的一些话题却让人感觉颇有些沉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长期性骚扰门下女学生事件刚刚过去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宝德自杀事件便见诸报端。
如今，这两个事件均已尘埃落定，但舆论对它们的反思却并未停止。
有批评导师滥用职权者，有叹息学生不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者，不一而足。
其实，这些舆论暴露出来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高校学生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老板”与“打工仔” 杨宝德自杀事件发生后，其女友在网上发表文章称，在出国无望、学术无果的情况下，过多的杂事让杨宝德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所谓的“过多的杂事”，通过杨宝德与其导师的聊天记录可以得知，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因此，有网友感叹：“这哪里还是令人羡慕的名校高材生，简直就是‘老板’与‘打工仔’，甚至还不如，因为‘打工仔’起码还会有不少报酬，而他们更多的是义务劳动。
” 其实，这样的感叹确实是不少高校学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研究生，某北京高校博士生李野就是其中之
一。
无论是与人谈课题还是聊天，说到自己的导师时，李野脱口而出的几乎都是“我们老板”。
“平时，我们要给‘老板’做很多杂七杂八的活儿，虽然不像杨宝德帮他导师做得那么多样，但也有打扫办公室、陪吃饭、挡酒等，而且不得不做、不敢不做。
”李野颇为无奈地说，因为研究上能否作出成绩、最后能否顺利毕业，“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老板”手里。
“学生流行叫导师‘老板’，其实是一种师生关系的异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我国导师制并没有贯穿学生招生、培养和答辩的始终，因此令导师很容易把学生当成“私人劳动力”。
面对如此境况，有的网友后来干脆不读博了，因为“我本来是想搞科研的，硬生生地陪喝了三年酒。
直到现在，晚上酒后醒来还会有那个时候内心失落煎熬的后遗症”。
但李野无法做到如此洒脱，因为他来自农村寒门，“毕不了业，将来出路就成了问题，能忍还是忍了吧”。
沉默的大多数 可以说，除了少数高校学生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主动曝光、寻求帮助之外，更多人则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在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韩世强看来，像李野这样选择沉默、顺从、委曲求全，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是大学生群体本身维权的素养不足，具体而言，包括维权意识、维权常规性知识欠缺等。
”韩世强说，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维权环境不佳、维权成本高昂、维权支持体系落后等。
因此导致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不少人，在遭遇不公与侵权时往往无奈地选择沉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则是因为高校学生维权存在诸多障碍因素。
”韩世强表示，高校没有开展足够的维权教育与学生们维权知识不足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他们在遭遇侵权后往往不知如何维权。
“同时，学校内部也没有建立完善、阳光的公共性维权平台，学生遭到侵犯后不知到哪里维权。
也正因如此，现有维权体系往往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及学校部门帮助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或是顾虑太多而无奈放弃维权”。
此外，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学生们要维权也需要考虑成本，因为他们在自己难以维权的前提下，需要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员，而这对于一些高校学生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尤其是寒门学子。
在熊丙奇看来，高校学生在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之所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主要不是他们不懂得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是因为当前的导师制度不健全和人才评价体系不合理，使他们在教育和学术之外有其他利益的考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制度之殇 其实，说到制度，我国法律对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早有相关规定，比如《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合法权益的义务；《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再比如去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总则第一条新增了“保障学生合法权益”，“新增第六章‘学生申诉’，以一整章的篇幅对学生申诉的范围、机构、工作程序以及再申诉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规定，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申素平曾表示。
其中的第六章第六十五条规定，学生认为学校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抵触的，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投诉。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制度，就真的能切实维护好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吗？现实似乎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以研究生导师制度为例。
西安交大在发布对当事教师的处理意见时，提到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学历管理规定》，研究生学满1年后，对其他学科专业有兴趣和特长的，有权根据自身 学习科研状况或创业需求，申请转导师、转专业一次，转导师申请无须原导师签字。
也就是说，如果研究生对导师不满，是完全可以更换导师的。
但实际上，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西安交大成功转导师人数分别为200人、219人以及305人，其中还包括大量硕士研究生，而博士研究生则少之又少。
“博士申请换导师的也并不多，除了要重选研究方向的原因外，还有两方面因素。
”熊丙奇说，一方面是其他导师是否接受，因为他们要考虑导师之间的关系，担心得罪原来的导师，这也反映出我国大学尚未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学术评价中还掺杂着各种利益因素。
另一方面是转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本来这是正常的双向选择，但在我国，不论是大学校内还是社会舆论，对于学生换导师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认为是学生没有搞好和导师的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到对其能力和人品的评价。
对此，李野是深有感触的。
“我们哪儿敢换导师啊，要是重新选研究方向，之前的这一年多时间就白费了。
而且，即使提出来换导师，也不知道有没有导师会收，因为他们之间都有关系，我们就是‘小虾米’，好像是无足轻重的。
”李野说。
维权之路 不过，高校学生维护合法权益虽然存在诸多困难，但并非无路可走。
韩世强认为，从国家和学校层面来讲，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里面增加维权教育的比重，尤其是法律教育方面，应该明确至少占思想教育的1/3的比重；从学生方面而言，在校期间，除了接受维权教育外，应更多参加一些社会体验和实践，增加他们应对各种侵权行为的经验和胆略。
同时，熊丙奇表示，不能只要求学生勇敢维权，必须针对学生维权难的现实，进一步改革学校管理和评价制度，建立健全约束导师职权滥用的机制。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必须以教育和学术为本，采用教育、学术标准和原则，而不能被非教育和学术因素影响。
这样，才能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回到单纯的教育和学术定位上。
”熊丙奇说，要建立导师权力的制约机制，一方面须落实导师的招生制度权、培养制度权，用导师的学术声誉来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要建立整体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利益回避机制，以此来保障教师的权力被落实，而不是被滥用。
“此外，社会维权环境的养成很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建立便捷、完善的维权体系，让维权变得十分容易；其次是消除维权的障碍因素，尤其是建立严格的防止打击报复正常维权的制度。
”韩世强说。
月评 北林公布名女生毕业旅行遇车祸原因 1月3日，北京林业大学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关于我校学生在哈尔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通报》，通报公布了交通事故的原因，并向遇难学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这起事故发生在2017年12月31日7时许，9名正在毕业旅行的北京林业大学大四女生结伴乘坐私人经营的面包车，在从哈尔滨前往雪乡途中，司机与前车斗气别车，造成交通事故，花样年华戛然而止，经抢救4人死亡，5人受伤。
在人们叹息的同时，不禁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把生命交给不负责任的黑车及司机，本身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也促使人进一步反思，安全教育在我国高校中到底有没有入脑入心？灾难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一瞬间，机会更多留给作好安全准备的人。
而在实际操作上，一些对生命负责的准备，例如长途旅行是否购买了旅行保险，出行前是否告知辅导员，是否查询并记录沿途及目的地派出所电话，是否到正规的车行租车……这类具体行为是否被高校教育所覆盖？有待查证。
近年来，类似大学生被困深山公安部门深夜施救的新闻不时爆出，何以代表高智商的一群人却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无法做好，这也许需要高校和家庭共同来为他们“补课”。
所“双一流”高校换帅 1月伊始，高校换帅的步伐仍然在延续。
新年第一周，根据教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南开大学、重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3所“双一流”高校迎来新校长。
加上去年年底，兰州大学、中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新的校长或党委书记，共有12所“双一流”高校更换党政领导。
此番高校换帅看似密集，实际上原因并不复杂，不少校领导任期已满，面临换届，依据行政命 令调配是正常不过的举动。
在常规动作的背后，也不禁让人思索一些非 常规做法，如公选校长。
自从2011年底、2012年底教育部公布海内外公开选拔5所直属高校校长之后，公选校长的步伐似乎已停滞。
在此之后，未有听说过类似的行为。
之所以不再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遇到了改革阻力。
事实上，有专家指出，由于只在选拔环节引入公选机制，但遴选候选人、评价候选人依然由上级行政部门主导，并且校长有行政级别，因此公选校长的改革效果有限。
止步于取消校长行政级别，是改革不被推广的原因所在。
而这一阻力归根到底在于大学的行政化属性，以及去行政化不够彻底。
每到这一节点想起“公选校长”之事，更多的是一种对改革的凭吊。
新增正式公布 个硕士点 1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示了2017年新增学位授权审核结果。
经过初步统计，本次三大类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数量有2083个。
据媒体报道，此次全国范围申报3000余个硕博学位点，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申报。
学位点是学科发展、教师生存的根本，高校事实上形成了一条以学科点为起点的发展链条。
而学位点增加相对困难，因此才有趋之若鹜的局面。
然而，增设学科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重申请、轻建设。
在学科点建设中，有太多只顾单边利益的行为。
例如，近些年来国家强调专业硕士培养，但在很多高校，专业硕士与学术型硕士共用同一套师资、教材体系、课程设置等，缺少结构性变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可想而知。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行政化主导带来的弊端。
我国增设硕士点是以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核为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核准审核结果。
这不同于国外高校依靠学术委员会自行评估决定是否需要增设、撤销学科点的模式。
随着行政化的介入，情况也由此变得复杂。
“双一流”建设、学位 点建设需要资金，高校要找出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政府也要找出口，几方面综合之下就出现了当下大规模增设硕士点的局面。
可是，最后无论结局好坏，要为此“买单”的是学生，这究竟公平吗？ 教育部首推 门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月15日，教育部正式推出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在发布会当天，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我国的慕课建设与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慕课数量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第
一。
此次甄选的490门精品课程质量高、共享范围广、应用效果好、示范作用强。
慕课被誉为打破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颠覆传统大学课堂教学的教学方式，推动教学模式等的变革。
它同时解决提高教育质量与办学公平两个重大难题。
然而，眼下，慕课似乎在后者的效用上更加明显，尤其对贫困边远地区基础教育很有帮助，但对前者的促进作用并不大。
而在我国的大学校园里，由于数量泛滥以及配套的课堂形式缺乏，慕课已有沦为“图一时之新鲜”的倾向。
技术进步带来教学领域的变革。
如今，变革的脚步似乎慢了些。
相应的小班教学、课堂研讨，以及教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似乎只在小范围内实验、开展。
与此同时，大学生慕课的弃课率居高不下却是屡见不鲜。
我们乐见随着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推出，除了把学生拉回慕课课堂，还能引入慕课之外的配套建设。
所高校申报升格、更名和转设 1月20日，教育部正式公布46所高校申报升格、更名和专设情况，其中包括新设本科学 校（21所）、更名大学（16所）、独立学院转设为 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6所）和同层次更名（
3 所）。
不得不说，升格、改名攸关着学校的生源质 量，学校行政级别上升，以及更多的教育经费与资 源等，高校没有不争之理。
而随着高校自身的发展 壮大，一些高校的升格、更名也是理所当然。
然
而，这里要注意的是为了升格、更名而升 格、更名的高校。
比如，一些高校为了升级为综 合性大学，贪大求全，设立一些没有学科优势的 专业；一些高校为了更名，不惜抹去原有特色， 如把校名由“农林”变为“科技”。
最后贻误的是 学生。
在这次升格、更名中，一类现象也需要警惕。
那就是一些职业院校的去职业化。
尽管高校建设 分类分层作为一项宏观政策，被认为是破解地方 高校发展难题，依靠特色谋发展的有效途径，但
一 些职业属性强的高校依然热衷于将原本带有“职 业”二字的校名改掉。
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依 靠走职业化道路生存，但其内在的不自信、对政策 的犹疑袒露无疑。
实际上，不论是哪一类型的学校，加强内涵式 建设、搞好特色才是最大的出路，也是“以不变应 万变”的最佳办法。
（温才妃） 拟改名的成都学院。
海峰随笔 从
2016年4月启动申报，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我前后历时一年又八个月， 到2017年底千呼万唤始出来，2017年12月28日结果公 看布，立即成为全国高等教 育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之前风传第四轮 第学科评估结果将与“双
一 流”建设挂钩，涉及高校和学科的直接利益和资源分 四配，因此第四轮评估参与姻 的学科远远多于前三届一刘 轮级学科排名。
第四轮评估海 参评单位和学科数量创历峰史新高，本轮评估在95个一级学科范围内开展（不 学含军事学门类等16个学 科），共有513个单位的 科7449个学科参评，比第
三 轮增长76%，全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 评有94%申请参评。
虽说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估中心以第三方方式开展的 非行政性、服务性评估项目，但这是目前中国最具官方色彩的学科评估，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学科评估，因此绝大多数招收研究生高校不敢不重视。
评估结果一发布，便引起相关高校和教师的高度关切。
一些评估结果理想的院校欢天喜地，一些评估结果不理想的院校则进行认真分析，深刻反思。
与过去三次学科评估最大的不同点是，第四轮评估结果按“分档”方式呈现，具体方法是按“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前70%的学科分9档公布：前2%（或前2名）为A+，2%～5%为A（不含2%，下同），5%～10%为A-，10%～20%为B+，20%～30%为B，30%～40%为B-，40%～50%为C+，50%～60%为C，60%～70%为C-。
学位中心认为，学科评估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排出名次，而是通过评估发现学科建设的优势和不足，促进学科内涵发展。
通过公布学科分数，的确可以评出高校水平的高低，但其实很多院校的实力差别不是一两分能够表现和区别的。
过度关注分数，会导致评估的“指挥棒”导向出现方向性失误。
经过权衡和比较，第四轮学科评估摒弃以往结果发布方式，也进一步创新了评估理念，评估结果不再公布分数，也不公布名次；而是采用按百分位进行分档的方式公布结果，不强调单位间精细分数差异和名次前后。
不过，分档次和按分数公布应该说各有好处。
按具体分数公布类似于考试成绩中的原始分，分档次公布类似于考试成绩的标准分，或者说是类似于上海、浙江高考试点选考科目分等级的标准分。
百分制的原始分与标准分各有优劣。
原始分更为精准具体，标准分是一种由原始分推导出来的相对地位量数，它是用来说明原始分在所属的那批分数中的相对位置，在参与人数不同的组别间更具可比性。
分档呈现评估结果是有不少好处的，只是有些同一学科不同学校之间巨大的差距被档次掩盖了。
例如，据我所知，有的学科第1名和第2名之间的实际差距比第三次学科排名拉得更大了，但这次都获得A+，显现出来的水平却反而是相同了。
不同学科参评数量的多少，在原始分的情况下对同一所高校的实际得分没有影响。
采用分档呈现，不同学科参评数量的多少，对有的学校所获等级影响很大。
例如，某一学科参评高校是100所，获得A-以上的高校便是10所。
如果参评高校是110所，那么得分排名第11名的高校也就变成A-；如果参评高校只有90所，那么原来处于A-的高校中有1所就必然掉到B+，而其实际水平和实力其实没有任何不同，但A-和B+却是有巨大不同的两个档次。
还有，实际得分第11名与第20名的高校中都处于10%～20%位次，都获得B+，其实是有不少差距的，但一般人都无法了解。
从理论上说，在考试成绩的呈现方式中，标准分更为科学。
中国高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有8个省市实行标准分，但后来除了海南省，其他省市都纷纷放弃了。
也正是因为原始分有简明客观、个别分数调整不影响整体排位变动、高校对生源水平能够进行比较等不少好处，所以绝大多数省份还是择善而从，目前还是坚持用原始分。
第四轮学科评估分档呈现确实有不少好处，只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国际上多数大学排行榜和学科排名都公布具体名次和分数，将来我国的学科评估呈现方式如何进一步完善，还可认真研究加以改进。
另外，本轮评估比过去相对更重视师资的规模，对本学科专任教师总数设置“上限”，超过“上限”均为满分。
同一学科规模大的往往获得满分或高分，这轮评估的专任教师排名方法对规模不大、队伍比较精干的单位不利。
有的学校规模大的学科，在第四轮评估期限内并没有多少标志性的成果或高显示度的奖项，也没有什么高层次人才，在软科的“中国最好学科排名”采用刚性的高层次指标排名中较为靠后，但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却相当靠前，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反映出两种评估不同的旨趣。
当然，第四轮学科评估更重视研究生培养，将“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这是软科的学科排名中基本没有的方面。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