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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Tel：（010）62580821
银杏树下
观点
在科学史所读书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姻史晓雷
从步入学堂到博士毕业，早已经忘记受到过多少位老师的指点与教诲，但每每回忆起来，都会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值此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成立60周年，回忆在读博士期间的点滴故事，充盈着自己的过去，诉说着对恩师们的情怀。
2007年9月~2010年7月，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博士，师从张柏春、万辅彬老师攻读技术史，主要做元代王祯《农书》的研究。
读博期间，得到了自然史所诸多老师的帮助，特意撰写拙文，表达自己对曾经有直接交往的老先生们的敬意。
许良英：心忧民主科学，力喊启蒙理性 认识许良英是缘于研究所组织的名家讲座，当时他已经88岁，但说起话来劲头十足，在讲座过程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某些大领导不干实事乱挂名的现象。
讲座结束后，趁着许先生休息的时候，怀着景仰的心情，我迅速跑回宿舍，拿着《爱因斯坦全集》中的一本请他签名。
“这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翻译的，我不给签名。
”许先生的回答让我颇有尴尬。
但是我不想错过机会，想到之前曾经买过两本《科学世界》杂志出版的爱因斯坦专辑（2005年世界物理年专号），准备送他一本换一个签名，果然奏效了。
于是，我顺利得到了他的签名。
讲座后，望着他的背影上车而去，心情莫名有些伤感。
却没有想到，此次一别，竟然成了诀别。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去世。
当时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并已经买好了春节回老家河北的火车票，但得知1月30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后，我决定改签从北京中转再回老家，以满足自己对一位科学和民主斗士致敬和告别的心愿。
我还特意为许先生撰写了一副挽联悼念：心忧民主科学，九十三年遗直在；力喊启蒙理性，八千里路大星沉。
许先生身上具有一般知识分子少有的骨气、胆识和良知，这也是我最最钦佩他的地方。
潘吉星：笔耕不辍，育人铸魂 第一次见到潘吉星先生，也是在研究所组 刘广定先生（中）和我们在孚王府合影 记》，一次是谈《考工记》记载冶炼中“六剂”的问
题，并延伸到对《考工记》成书年代的质疑；另一次是谈《考工记》的车轮，从出土的先秦、秦代车轮的车制，同样质疑了成书的相关年代。
这启发和引导了我对《考工记》的兴趣，于是集中精力钻研该书，撰写了一篇小论文《〈考工记〉中车制问题两点商榷》，发表在了当年第4期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之后，我还陪刘先生逛过后海，去长安大剧院听过京剧，还互相赠送过书籍。
2010年毕业后，我和刘先生就没有联系过了。
印象中，刘先生非常和蔼，是一位谦谦君子，讲课时非常注重和学生交流。
织的名家讲座上，那次他演讲的题目是《技术史的研究方法》。
讲座后，我请同学胡孝忠给我和潘先生照一张合影，然后和他聊到门口，当时我正在研究王祯《农书》，也知道他过去为研究《天工开物》到江西奉新做过调查，就征求他相关意见。
他鼓励我到王祯创作《农书》的地方看一看，会有所收获。
我谨记在心，后来专门去了安徽旌德、绩溪一趟，特别是在绩溪看到了一座水力碓磨系统，对理解《农书》中的碓磨系统大有帮助。
可以说，潘先生的研究与我的攻读方向最接近，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天工开物》及作者宋应星做了扎实研究。
这些工作使我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对《天工开物》的版本做了系统梳理，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潘先生笔耕不辍，2012年完成了鸿篇巨制《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之后又完成了煌煌巨著《中国火药史》。
去年9月，在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火药史》出版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他，虽然他已经85岁高龄，但讲起话来依然铿锵有力。
刘广定：谦谦君子，和蔼可亲 刘广定先生早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来才投身于科学史研究，2008年春季，刘先生担任竺可桢科学史讲席课程教授，给我们讲授了他研究我国科技史的一些方法和心得。
也因为他的授课，我发表了在科技史领域的第一篇论文。
在刘先生的课程中，有两次专门谈到《考工 郭书春：勤勤恳恳，踏实务实 在研究所读书期间，“最熟悉”的老先生莫过于郭书春先生了。
这种熟悉并不是专业程度方面的了解，因为他做数学史，与我的研究相距较远。
但是由于他到研究所最“勤”，见得最多，所以就“最熟悉”。
在孚王府期间，我常到位于后大殿的期刊室去看些或借些科普杂志，时常遇到在内室查资料的郭先生。
他总是挎一个大的电脑包，来去匆匆。
在研究态度上，我对郭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富矿”论。
大致是说，过去有人说，中国古代数学史已经被李俨、钱宝琮等前辈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成了“贫矿”。
他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古代数学史仍是“富矿”，大有作为。
我在学习古代技术史的时候，也有同感，受郭先生启发，我在2011年《科技导报》上发了一篇小文《科技史是常为新的》，谈了自己学习、研究的一点心得，也算是和郭先生共鸣。
2013年春天，承蒙关晓武老师向郭先生推荐，让我承担郭先生主编的“大众科学技术史”丛书中的机械技术史分册撰写工作。
写作期间，经郭先生不断鼓励、催促，丛书终于在2015年12月给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其实，在读博士期间，有过直接交往的老先生不止上述这四位，还有陈久金、戴念祖、华觉明、董光璧等先生。
正是这些先生通过言传身教或者学术成果，鼓舞、激励着我们这些晚辈不忘初心、继续向前。
（/u/Einstein） 网罗天下 别沦为信息的“奴隶” 姻李维 当今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大数据信息过载的时代。
以前一直觉得作为NLPer，自己的天职就是帮助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
就如同马云的宏愿是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做大数据的愿景就是，天下没有不能ess的信息。
于是，谷歌出现了，用粗糙的关键词和数不厌大的气概，解决了信息长尾问题。
但信息长尾解决的代价是数据质量太差。
于是，人智（AI）派又来了，借力深度作业，企图既要解决大数据的长尾，也要大幅提升数据质量，让全世界对于信息感兴趣的心灵，都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信息流。
而这些，只是站在大数据从业者的角度。
但如果从信息受众的角度来看，作为消费者，我们从人类的信息过载的战役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又得到了什么？如果说过去我们是在信 息过载的海洋、信息垃圾里淹死，那么，现在则是在精致的虚假的满足里噎死。
我们花费在朋友圈、新闻Apps、娱乐Apps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了信息的“奴隶”。
甚至有人称，在信息轰炸中淹没的危害，其严重性已经不亚于吸毒和酗酒。
试想，如果我们不读书、不看报，掐断所有的信息源和Apps，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一个月甚至半年过去，回头看，自己其实没有损失什么，或许还完成了拖得很久的工作。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的信息流，或许再坚强的灵魂也不可能像苦行僧一样，长时期拒绝高品质信息和消遣式信息。
但笔者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如何帮助人抵制信息诱惑，抵抗沉沦。
最终构建的 理想世界是，我们既有召之即来的高质量信息，又有挥之即去的抵制工具。
特别对于年轻一代，更加有实际意义。
（/u/liwei999） “晒”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或成惯例 姻刘润生 长期以来，病人和临床医师一直呼吁让药企公开临床试验数据，以提高药品研究与监管的透明度。
特别是在AllTrials运动的支持下，全球约700个医患组织举行游说活动，要求药企公开所有临床研究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推动医学透明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性的事件是：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开始公布从制药公司收到的全部临床研究数据的详细情况。
根据该局2014年通过的临床研究报告公开政策，当制药公司申请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其在欧盟销售公司产品时，欧洲药品管理局会在其网上公布该产品的全部临床研究结果。
去年10月20日，欧洲药品管理局便公布了一种癌症药和一种痛风药的约100份、共计26万页的临床研究报告。
此举使欧洲药品管理局成为全球首个公开临床研究结果的重要药品监管机构。
这些临床研究报告的内容比制药公 司发表的期刊论文更为详细，内容不仅包括药物的正面效果和副作用，还包括副作用的详细情况。
欧洲药品管理局执行主席吉多·拉西指出，该局2014年通过的这项临床研究报告公开政策不仅让学术研究受益，也会给医药界带来好处。
不仅让学者在药物获得批准之后能独立地进行数据再分析，也能让其他制药公司借鉴他人经验。
根据计划，欧洲药品管理局还将发布2015年1月1日以后向其申办新药审批的药品临床研究报告信息，不管这些申请是获批、被拒还是由公司撤回的。
欧洲药品管理局一旦处理完所有积压任务，就会计划每年向公众公开4500份临床研究报告。
它会编辑临床研究报告中的一些商业机密信息，并从编辑患者个体数据开始。
硬币总是两面的。
欧洲药品管理局赢得赞 赏的同时，面临的考验是制药公司会以保护商业机密为由阻止公开临床试验数据。
以前，根据欧洲药品管理局2010年采用的条例，欧洲药品管理局仅在第三方行使信息自由请求时，才会向第三方发布某些数据。
即便如此，这还是导致一些制药公司起诉欧洲药品管理局，欲以商业机密为由禁止其公开自己的产品信息数据。
比如，在去年7月的诉讼中，欧盟法院就发出临时司法禁令，禁止欧洲药品管理局公开Bravecto兽用药毒性研究和杜氏肌肉营养不良治疗药物Translarna的临床研究报告。
两家制药公司均辩护称，如果欧洲药品管理局公开信息，就会侵犯它们的商业机密保护权利。
由此看来，让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光明正大地“晒”在太阳底下，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u/STIWatch123） 尴尬的“中国式第二导师” 姻徐耀 研究生导师，在我们国家是一种资格、一种身份、一种水平的标志，尤其博导更是被很多人看重。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出现了“研究生第二导师”这种过渡性的准导师资格。
对于第二导师的资格，有的单位要求是已经得到正式资格认定的导师，这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
然而，有些培养单位对第二导师的认定不需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审，只需要大导师指定、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即可。
而恰恰第二导师的尴尬就来自于这种人事安排。
尴尬之
一，第二导师极有可能成为大导师学术盘剥的对象。
个别大导师会利用年轻人急于发展的心理，将带研究生的重任交与第二导师，而把学术成果独占。
如果大导师是学术大牛或单位领导，第二导师则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期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之后，这些人可能会继续复制大导师的作为，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一轮盘剥。
当然也有人转正之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动把学术成果让给有实质贡献的第二导师。
尴尬之
二，第二导师的指导思路与大导师有分歧。
当两者都个性十足时，学生则不知所措，这个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时则会直接导致两位导师分道扬镳。
固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当发生分歧时，应该好好商量，尤其是急躁的年轻人应该听听大导师的意见。
如果实在不能和谐，理应第二导师退出，因为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总要有主有次，第二导师喧宾夺主肯定会造成矛盾。
年轻导师容易对既有认知过分执着，同时也很容易出现遇到责任就回避的现象，这样的做法，对第二导师而言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尴尬之
三，大导师和第二导师争夺学生感情。
在实际工作中，第二导师和大导师都有付出的情况下，应该各自坦率承认对方，无论哪一方抹煞另一方的贡献，争夺学生感情就可能会把学生带坏。
每个人的个性和品质都有差别，很难做到师生同心。
在笔者看 来，除了学术任务，两个人志同道合则私下里多来往，当然如果毕业后老死不相往来也无可厚非。
尴尬之
四，本土培养的第二导师是导师制度中的绝对弱势群体。
只有戴帽子的“海归”才可以直接获得职称和导师资格，而本土培养的年轻科学家要快速成为正式的导师，除了依附于牛人团队，别无他法，这让“土博士们”倍感憋屈，似乎他们生来低人一等，只能在给学术权贵的付出中获得一点补偿，即便如此，学术权贵却不一定能靠得上，因为现实中想靠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
想想每年毕业的数万名博士生，他们的学术未来在哪里？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归根究底，第二导师的产生直接缘于职称制度，是学术资本主义通过职称制度表现出来的。
学术资本主义就是科研项目、学术权力的两极分化，这使得大多数年轻人长时间内分不到任何科研项目，因此无法通过科研项目直接获得导师资格。
即使年轻人幸运地获得部分科研经费，在实际操作中也让他们举步维艰。
与国外的合作导师不同，我国的第二导师是从属于大导师的人身依附，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威权。
而国外的第二导师是合作导师，是学术上的合作关系，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利益。
但相比利益，威权更难维护，因为利益是相对的，可以谈判，可以妥协，而威权是绝对的，即使是纸老虎，也不可以冒犯。
特别在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威权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
不可否认，第二导师这个身份的确为年轻人的发展助力前行，但在笔者看来，更多则是对他们的羁绊。
既然第二导师身份如此尴尬，还不如不设置为妙。
就让谁的学生谁负责，让学术责任和学术权力相称，岂不清爽？那年轻人如何成为导师呢？只要有项目就可以，当然，费用要由导师承担。
这样既不耽误年轻人发展，又不出现学术上的人身依附，何乐而不为呢？ （/u/ICF2009） 小心验证疗效的“骗局” 姻段云峰 “不看广告，看疗效”，这句广告语说的“疗效”可能是全宇宙最值钱的词了。
因为只 有疗效好，人们才愿意买，即便再贵也有人愿意买。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证实“疗效”呢？ 随机对照试验是“金标准”？ 这可不是简单的几个人站出来讲讲感受，讲一个“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真的出乎意料……”的万能故事就能证明的。
人们为了证明疗效，可谓煞费苦心，不惜精心设计一套“骗局”来评估。
经过设的这个“局”检验，顺利通过后的产品才能获得被人认可的疗效。
这样的“局”，专业名称是：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RCT）是干啥的？RCT是一种严格的评价治疗方案有效性的试验方案，被认为是临床药效研究的金标准。
所谓的“疗效”，必须经过RCT检验才算数。
要做RCT并不难，一共分三步：第一步：找人。
大致过程是招募研究对象（找人当“小白鼠”），再把人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试验组给予治疗措施处理，对照组给予安慰剂。
第二步：给药。
按照上面的分组，分别给两组人治疗措施和安慰剂。
治疗措施可以是药物，也可以是其他干预措施。
安慰剂就是表面上看跟药物一样，吃起来也跟药物一样以假乱真的“假冒药”，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作用，也没有毒副作用。
常用的安慰剂有淀粉、葡萄糖等。
第三步：分析评估。
在干预一定时间之后再将两组进行对比分析，评估治疗措施的有效性。
但并不是谁都可以做RCT研究的，需要有相关资质的人员，通常是医生依托医院来做，涉及到人体临床研究，还必须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核，需要在CFDA或FDA指定的临床研究注册和审核机构申请。
主观因素也会影响评价？ 实际上，做了RCT还远远不够。
上面这些措施只是在客观上排除了干扰，实际上人自身引起的干扰也要排除。
比如，人的主观因素也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
一方面，研究者存在主观愿望，都希望评估的药物有效。
这种“希望”就可能引导研 究结果偏向正面。
在实验过程中稍微动点手脚，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药物疗效岂能受此干扰？必须客观、公正。
另一方面，参与随机对照试验的人也很容易受到诱导。
安慰剂容易产生安慰剂效应，它也会导致人们认为自己吃了真正的药物，这种心理暗示和信念有时候也很有效果。
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心理暗示和信念也能够治疗一些疾病，但这种治疗并不是药物的真正作用，而试验评估却会认为是药物本身的作用，因此，这种影响必须排除。
“盲”得彻底就可信？ 由于上述因素都可能对药物有效性结果产生影响，于是科学家们精心设计了一种“骗局”。
这就是单盲、双盲和三盲随机对照试验，简单来说就是让参与研究的人互相都“看不见”，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既然人容易受诱导，那就干脆跟大家“玩个游戏”，让实际参与试验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试验中的角色，这样大家都不知道分组情况和干预的内容，也就不用担心有利益倾向， 这样就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了吗？答案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要做到“盲”得彻底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操作起来都会打点折扣。
目前，也只能做到让参与试验的“小白鼠”们（单盲）、参与试验的“小白鼠”和实际进行试验操作的人（双盲）以及试验完成后进行分析评估的分析人员（三盲）都不知道谁吃的是安慰剂还是待测药物，也不知道谁分在了哪一组，或者不知道自己处理的数据是来自哪一组。
这场“骗局”的设计者，也就是试验设计人员是不能实际参与研究的，只能默默地当那个“幕后黑手”，只能等到试验结束时再进行评价。
这样看来，三盲试验应该是最严格的，其结果可信度更高。
但做这样的研究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是相当大的，一般有实力的药企和科研机构才可以支撑得起。
一个药品到达做RCT研究时，基本上都经历了很多不同层面的验证，在动物试验上已经证明了有效，才有可能进行人体RCT研究。
RCT研究虽然很好，但也不要迷信。
并不是做过RCT研究的产品就一定很好，还要看研究的质量是否很高，研究结果是否可信。
一般来说，RCT研究需要纳入一定的样本量，样本量太少的话结果的可信度也会打折扣，毕竟人的影响因素很多。
RCT的研究也有很多失败的，结果并不理想的也很多，这样的研究即使发表了文章，也不证明疗效就一定好。
（/u/hongkuan15） （本版主持：温新红）
值此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成立60周年，回忆在读博士期间的点滴故事，充盈着自己的过去，诉说着对恩师们的情怀。
2007年9月~2010年7月，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博士，师从张柏春、万辅彬老师攻读技术史，主要做元代王祯《农书》的研究。
读博期间，得到了自然史所诸多老师的帮助，特意撰写拙文，表达自己对曾经有直接交往的老先生们的敬意。
许良英：心忧民主科学，力喊启蒙理性 认识许良英是缘于研究所组织的名家讲座，当时他已经88岁，但说起话来劲头十足，在讲座过程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某些大领导不干实事乱挂名的现象。
讲座结束后，趁着许先生休息的时候，怀着景仰的心情，我迅速跑回宿舍，拿着《爱因斯坦全集》中的一本请他签名。
“这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翻译的，我不给签名。
”许先生的回答让我颇有尴尬。
但是我不想错过机会，想到之前曾经买过两本《科学世界》杂志出版的爱因斯坦专辑（2005年世界物理年专号），准备送他一本换一个签名，果然奏效了。
于是，我顺利得到了他的签名。
讲座后，望着他的背影上车而去，心情莫名有些伤感。
却没有想到，此次一别，竟然成了诀别。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去世。
当时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并已经买好了春节回老家河北的火车票，但得知1月30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后，我决定改签从北京中转再回老家，以满足自己对一位科学和民主斗士致敬和告别的心愿。
我还特意为许先生撰写了一副挽联悼念：心忧民主科学，九十三年遗直在；力喊启蒙理性，八千里路大星沉。
许先生身上具有一般知识分子少有的骨气、胆识和良知，这也是我最最钦佩他的地方。
潘吉星：笔耕不辍，育人铸魂 第一次见到潘吉星先生，也是在研究所组 刘广定先生（中）和我们在孚王府合影 记》，一次是谈《考工记》记载冶炼中“六剂”的问
题，并延伸到对《考工记》成书年代的质疑；另一次是谈《考工记》的车轮，从出土的先秦、秦代车轮的车制，同样质疑了成书的相关年代。
这启发和引导了我对《考工记》的兴趣，于是集中精力钻研该书，撰写了一篇小论文《〈考工记〉中车制问题两点商榷》，发表在了当年第4期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之后，我还陪刘先生逛过后海，去长安大剧院听过京剧，还互相赠送过书籍。
2010年毕业后，我和刘先生就没有联系过了。
印象中，刘先生非常和蔼，是一位谦谦君子，讲课时非常注重和学生交流。
织的名家讲座上，那次他演讲的题目是《技术史的研究方法》。
讲座后，我请同学胡孝忠给我和潘先生照一张合影，然后和他聊到门口，当时我正在研究王祯《农书》，也知道他过去为研究《天工开物》到江西奉新做过调查，就征求他相关意见。
他鼓励我到王祯创作《农书》的地方看一看，会有所收获。
我谨记在心，后来专门去了安徽旌德、绩溪一趟，特别是在绩溪看到了一座水力碓磨系统，对理解《农书》中的碓磨系统大有帮助。
可以说，潘先生的研究与我的攻读方向最接近，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天工开物》及作者宋应星做了扎实研究。
这些工作使我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对《天工开物》的版本做了系统梳理，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潘先生笔耕不辍，2012年完成了鸿篇巨制《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之后又完成了煌煌巨著《中国火药史》。
去年9月，在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火药史》出版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他，虽然他已经85岁高龄，但讲起话来依然铿锵有力。
刘广定：谦谦君子，和蔼可亲 刘广定先生早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来才投身于科学史研究，2008年春季，刘先生担任竺可桢科学史讲席课程教授，给我们讲授了他研究我国科技史的一些方法和心得。
也因为他的授课，我发表了在科技史领域的第一篇论文。
在刘先生的课程中，有两次专门谈到《考工 郭书春：勤勤恳恳，踏实务实 在研究所读书期间，“最熟悉”的老先生莫过于郭书春先生了。
这种熟悉并不是专业程度方面的了解，因为他做数学史，与我的研究相距较远。
但是由于他到研究所最“勤”，见得最多，所以就“最熟悉”。
在孚王府期间，我常到位于后大殿的期刊室去看些或借些科普杂志，时常遇到在内室查资料的郭先生。
他总是挎一个大的电脑包，来去匆匆。
在研究态度上，我对郭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富矿”论。
大致是说，过去有人说，中国古代数学史已经被李俨、钱宝琮等前辈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成了“贫矿”。
他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古代数学史仍是“富矿”，大有作为。
我在学习古代技术史的时候，也有同感，受郭先生启发，我在2011年《科技导报》上发了一篇小文《科技史是常为新的》，谈了自己学习、研究的一点心得，也算是和郭先生共鸣。
2013年春天，承蒙关晓武老师向郭先生推荐，让我承担郭先生主编的“大众科学技术史”丛书中的机械技术史分册撰写工作。
写作期间，经郭先生不断鼓励、催促，丛书终于在2015年12月给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其实，在读博士期间，有过直接交往的老先生不止上述这四位，还有陈久金、戴念祖、华觉明、董光璧等先生。
正是这些先生通过言传身教或者学术成果，鼓舞、激励着我们这些晚辈不忘初心、继续向前。
（/u/Einstein） 网罗天下 别沦为信息的“奴隶” 姻李维 当今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大数据信息过载的时代。
以前一直觉得作为NLPer，自己的天职就是帮助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
就如同马云的宏愿是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做大数据的愿景就是，天下没有不能ess的信息。
于是，谷歌出现了，用粗糙的关键词和数不厌大的气概，解决了信息长尾问题。
但信息长尾解决的代价是数据质量太差。
于是，人智（AI）派又来了，借力深度作业，企图既要解决大数据的长尾，也要大幅提升数据质量，让全世界对于信息感兴趣的心灵，都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信息流。
而这些，只是站在大数据从业者的角度。
但如果从信息受众的角度来看，作为消费者，我们从人类的信息过载的战役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又得到了什么？如果说过去我们是在信 息过载的海洋、信息垃圾里淹死，那么，现在则是在精致的虚假的满足里噎死。
我们花费在朋友圈、新闻Apps、娱乐Apps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了信息的“奴隶”。
甚至有人称，在信息轰炸中淹没的危害，其严重性已经不亚于吸毒和酗酒。
试想，如果我们不读书、不看报，掐断所有的信息源和Apps，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一个月甚至半年过去，回头看，自己其实没有损失什么，或许还完成了拖得很久的工作。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的信息流，或许再坚强的灵魂也不可能像苦行僧一样，长时期拒绝高品质信息和消遣式信息。
但笔者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如何帮助人抵制信息诱惑，抵抗沉沦。
最终构建的 理想世界是，我们既有召之即来的高质量信息，又有挥之即去的抵制工具。
特别对于年轻一代，更加有实际意义。
（/u/liwei999） “晒”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或成惯例 姻刘润生 长期以来，病人和临床医师一直呼吁让药企公开临床试验数据，以提高药品研究与监管的透明度。
特别是在AllTrials运动的支持下，全球约700个医患组织举行游说活动，要求药企公开所有临床研究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推动医学透明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性的事件是：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开始公布从制药公司收到的全部临床研究数据的详细情况。
根据该局2014年通过的临床研究报告公开政策，当制药公司申请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其在欧盟销售公司产品时，欧洲药品管理局会在其网上公布该产品的全部临床研究结果。
去年10月20日，欧洲药品管理局便公布了一种癌症药和一种痛风药的约100份、共计26万页的临床研究报告。
此举使欧洲药品管理局成为全球首个公开临床研究结果的重要药品监管机构。
这些临床研究报告的内容比制药公 司发表的期刊论文更为详细，内容不仅包括药物的正面效果和副作用，还包括副作用的详细情况。
欧洲药品管理局执行主席吉多·拉西指出，该局2014年通过的这项临床研究报告公开政策不仅让学术研究受益，也会给医药界带来好处。
不仅让学者在药物获得批准之后能独立地进行数据再分析，也能让其他制药公司借鉴他人经验。
根据计划，欧洲药品管理局还将发布2015年1月1日以后向其申办新药审批的药品临床研究报告信息，不管这些申请是获批、被拒还是由公司撤回的。
欧洲药品管理局一旦处理完所有积压任务，就会计划每年向公众公开4500份临床研究报告。
它会编辑临床研究报告中的一些商业机密信息，并从编辑患者个体数据开始。
硬币总是两面的。
欧洲药品管理局赢得赞 赏的同时，面临的考验是制药公司会以保护商业机密为由阻止公开临床试验数据。
以前，根据欧洲药品管理局2010年采用的条例，欧洲药品管理局仅在第三方行使信息自由请求时，才会向第三方发布某些数据。
即便如此，这还是导致一些制药公司起诉欧洲药品管理局，欲以商业机密为由禁止其公开自己的产品信息数据。
比如，在去年7月的诉讼中，欧盟法院就发出临时司法禁令，禁止欧洲药品管理局公开Bravecto兽用药毒性研究和杜氏肌肉营养不良治疗药物Translarna的临床研究报告。
两家制药公司均辩护称，如果欧洲药品管理局公开信息，就会侵犯它们的商业机密保护权利。
由此看来，让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光明正大地“晒”在太阳底下，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u/STIWatch123） 尴尬的“中国式第二导师” 姻徐耀 研究生导师，在我们国家是一种资格、一种身份、一种水平的标志，尤其博导更是被很多人看重。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出现了“研究生第二导师”这种过渡性的准导师资格。
对于第二导师的资格，有的单位要求是已经得到正式资格认定的导师，这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
然而，有些培养单位对第二导师的认定不需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审，只需要大导师指定、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即可。
而恰恰第二导师的尴尬就来自于这种人事安排。
尴尬之
一，第二导师极有可能成为大导师学术盘剥的对象。
个别大导师会利用年轻人急于发展的心理，将带研究生的重任交与第二导师，而把学术成果独占。
如果大导师是学术大牛或单位领导，第二导师则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期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之后，这些人可能会继续复制大导师的作为，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一轮盘剥。
当然也有人转正之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动把学术成果让给有实质贡献的第二导师。
尴尬之
二，第二导师的指导思路与大导师有分歧。
当两者都个性十足时，学生则不知所措，这个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时则会直接导致两位导师分道扬镳。
固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当发生分歧时，应该好好商量，尤其是急躁的年轻人应该听听大导师的意见。
如果实在不能和谐，理应第二导师退出，因为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总要有主有次，第二导师喧宾夺主肯定会造成矛盾。
年轻导师容易对既有认知过分执着，同时也很容易出现遇到责任就回避的现象，这样的做法，对第二导师而言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尴尬之
三，大导师和第二导师争夺学生感情。
在实际工作中，第二导师和大导师都有付出的情况下，应该各自坦率承认对方，无论哪一方抹煞另一方的贡献，争夺学生感情就可能会把学生带坏。
每个人的个性和品质都有差别，很难做到师生同心。
在笔者看 来，除了学术任务，两个人志同道合则私下里多来往，当然如果毕业后老死不相往来也无可厚非。
尴尬之
四，本土培养的第二导师是导师制度中的绝对弱势群体。
只有戴帽子的“海归”才可以直接获得职称和导师资格，而本土培养的年轻科学家要快速成为正式的导师，除了依附于牛人团队，别无他法，这让“土博士们”倍感憋屈，似乎他们生来低人一等，只能在给学术权贵的付出中获得一点补偿，即便如此，学术权贵却不一定能靠得上，因为现实中想靠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
想想每年毕业的数万名博士生，他们的学术未来在哪里？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归根究底，第二导师的产生直接缘于职称制度，是学术资本主义通过职称制度表现出来的。
学术资本主义就是科研项目、学术权力的两极分化，这使得大多数年轻人长时间内分不到任何科研项目，因此无法通过科研项目直接获得导师资格。
即使年轻人幸运地获得部分科研经费，在实际操作中也让他们举步维艰。
与国外的合作导师不同，我国的第二导师是从属于大导师的人身依附，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威权。
而国外的第二导师是合作导师，是学术上的合作关系，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利益。
但相比利益，威权更难维护，因为利益是相对的，可以谈判，可以妥协，而威权是绝对的，即使是纸老虎，也不可以冒犯。
特别在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威权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
不可否认，第二导师这个身份的确为年轻人的发展助力前行，但在笔者看来，更多则是对他们的羁绊。
既然第二导师身份如此尴尬，还不如不设置为妙。
就让谁的学生谁负责，让学术责任和学术权力相称，岂不清爽？那年轻人如何成为导师呢？只要有项目就可以，当然，费用要由导师承担。
这样既不耽误年轻人发展，又不出现学术上的人身依附，何乐而不为呢？ （/u/ICF2009） 小心验证疗效的“骗局” 姻段云峰 “不看广告，看疗效”，这句广告语说的“疗效”可能是全宇宙最值钱的词了。
因为只 有疗效好，人们才愿意买，即便再贵也有人愿意买。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证实“疗效”呢？ 随机对照试验是“金标准”？ 这可不是简单的几个人站出来讲讲感受，讲一个“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真的出乎意料……”的万能故事就能证明的。
人们为了证明疗效，可谓煞费苦心，不惜精心设计一套“骗局”来评估。
经过设的这个“局”检验，顺利通过后的产品才能获得被人认可的疗效。
这样的“局”，专业名称是：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RCT）是干啥的？RCT是一种严格的评价治疗方案有效性的试验方案，被认为是临床药效研究的金标准。
所谓的“疗效”，必须经过RCT检验才算数。
要做RCT并不难，一共分三步：第一步：找人。
大致过程是招募研究对象（找人当“小白鼠”），再把人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试验组给予治疗措施处理，对照组给予安慰剂。
第二步：给药。
按照上面的分组，分别给两组人治疗措施和安慰剂。
治疗措施可以是药物，也可以是其他干预措施。
安慰剂就是表面上看跟药物一样，吃起来也跟药物一样以假乱真的“假冒药”，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作用，也没有毒副作用。
常用的安慰剂有淀粉、葡萄糖等。
第三步：分析评估。
在干预一定时间之后再将两组进行对比分析，评估治疗措施的有效性。
但并不是谁都可以做RCT研究的，需要有相关资质的人员，通常是医生依托医院来做，涉及到人体临床研究，还必须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核，需要在CFDA或FDA指定的临床研究注册和审核机构申请。
主观因素也会影响评价？ 实际上，做了RCT还远远不够。
上面这些措施只是在客观上排除了干扰，实际上人自身引起的干扰也要排除。
比如，人的主观因素也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
一方面，研究者存在主观愿望，都希望评估的药物有效。
这种“希望”就可能引导研 究结果偏向正面。
在实验过程中稍微动点手脚，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药物疗效岂能受此干扰？必须客观、公正。
另一方面，参与随机对照试验的人也很容易受到诱导。
安慰剂容易产生安慰剂效应，它也会导致人们认为自己吃了真正的药物，这种心理暗示和信念有时候也很有效果。
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心理暗示和信念也能够治疗一些疾病，但这种治疗并不是药物的真正作用，而试验评估却会认为是药物本身的作用，因此，这种影响必须排除。
“盲”得彻底就可信？ 由于上述因素都可能对药物有效性结果产生影响，于是科学家们精心设计了一种“骗局”。
这就是单盲、双盲和三盲随机对照试验，简单来说就是让参与研究的人互相都“看不见”，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既然人容易受诱导，那就干脆跟大家“玩个游戏”，让实际参与试验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试验中的角色，这样大家都不知道分组情况和干预的内容，也就不用担心有利益倾向， 这样就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了吗？答案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要做到“盲”得彻底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操作起来都会打点折扣。
目前，也只能做到让参与试验的“小白鼠”们（单盲）、参与试验的“小白鼠”和实际进行试验操作的人（双盲）以及试验完成后进行分析评估的分析人员（三盲）都不知道谁吃的是安慰剂还是待测药物，也不知道谁分在了哪一组，或者不知道自己处理的数据是来自哪一组。
这场“骗局”的设计者，也就是试验设计人员是不能实际参与研究的，只能默默地当那个“幕后黑手”，只能等到试验结束时再进行评价。
这样看来，三盲试验应该是最严格的，其结果可信度更高。
但做这样的研究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是相当大的，一般有实力的药企和科研机构才可以支撑得起。
一个药品到达做RCT研究时，基本上都经历了很多不同层面的验证，在动物试验上已经证明了有效，才有可能进行人体RCT研究。
RCT研究虽然很好，但也不要迷信。
并不是做过RCT研究的产品就一定很好，还要看研究的质量是否很高，研究结果是否可信。
一般来说，RCT研究需要纳入一定的样本量，样本量太少的话结果的可信度也会打折扣，毕竟人的影响因素很多。
RCT的研究也有很多失败的，结果并不理想的也很多，这样的研究即使发表了文章，也不证明疗效就一定好。
（/u/hongkuan15） （本版主持：温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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