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7日星期五Tel：（010）62580821 主编：张思玮编辑：王剑校对：王心怡E-mail押zhoumoban@ COMMUNICATION科普
3 公众科学素质 主编 科学素质，从小里说，是一个人对科技议题的认知与观点；从大里说，则是一个国家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 的辨识程度。
从轻里说，科学素质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理性判断与决策；从重里说，则会影响到一个国家、
一 话个民族的稳定与安全。
鉴于此，本期编辑部特邀请相关专家围绕科学素质进行讨论。
现代科学素养因何而来 李大光 现代对科学素养概念的讨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主要原因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成功后，引发的关于美国科学技术教育危机、科学技术落后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支持程度的担忧。
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后代在各种国际科学竞赛中成绩的低下，预示着未来美国人无法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取胜。
自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对科学素养的关注和持续研究便从未中断。
在过去的40年时间内，讨论科学素养问题的论文和文章呈现上升趋势。
从1974年到1990年期间，与科学素养有关的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项目计划文章、项目报告和期刊社论等文献就多达300多篇。
1983年，乔恩·米勒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出版的特刊《代达罗斯》发表的文章“ ”从概念和经验角度对科学素养概念进行审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他认为概念的 形成应该符合“当代形势”，当代的美国社会是“科学技术社会”。
按照这个社会形态的需要，他提出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科学的准则和方法、科学的主要术语和观点、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对这三个维度作了一些修改，并逐步建立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测度的评估体系。
米勒在这个领域的贡献主要在于在认真总结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科学素养的定义和内涵。
他在1983年的文章不仅兼顾到科学素养的各种观点，并对其进行融会贯通，同时提出了科学素养的多维性。
他不仅确定了概念，而且在后来通过开放和定性研究确定了测度方法和题目。
这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识到科学素养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
目前共有40个国家采用他的维度和指标以及测试题目进行本国的调查。
最早详细讨论公众科学素养的著作大概是国际成人素养方法研究所学者托马斯（Thomas） 和肯杜（Kondo）于1978年发表的《向科学素养迈进》，该报告是为研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素养标准和实现方法而进行的设计。
印度政府国家科学技术传播委员会支持的一个印度基层志愿科普组织（VikasBharati）是由学者和科普积极分子组成的，这个组织撰写了一个关于提高印度公众科学素养的报告《全民基础科学》。
上述两个报告都是具有发展中国家科学素养的特点的研究性战略发展式的报告。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际讨论中，米勒认为，科学素养是多维的概念。
界定科学素养的概念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而是一种评价。
科学素养应该被看作是社会公民和消费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
科学素养的概念并不是指公众对科学已经达到很好的理解程度，而是指一种基本程度。
他认为，科学素养具有以下内容：
1.理解基本的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
2.理解对现实的设计进行科学检验的过程和方法；
3.理解科学 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米勒根据国际研讨形成的科学素养的几个维度，进而通过项目反应理论设计出科学素养调查指标和问卷。
世界上关注本国科学素养发展的研究机构开始逐步采用米勒的调查问卷进行本国的科学素养调查。
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调查。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从1982年开始在其《科学与工程学指标》中进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态度”国际比较数据分析。
2001年将中国在2001年进行的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的调查列入国际比较数据分析。
从此之后，中国成为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的主要国家，其调查数据在国际比较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调查数据的分析还包括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公众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对科学技术相关问题的看法和态度等。
从数量上看，已经涉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 科学素质有什么用 王大鹏 近年来，公民科学素质已然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议题。
那么，如何在公民意识提升、获取信息途径多元以及科学与社会融合等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
2015年发布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2.93个百分点。
但科学素质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还有待于深入探究和考察。
科学素质的界定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社会语境也使得对科学素质的理解存在差异。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大光就曾认为，科学素质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条件要求所导致的概念的讨论，最后形成大家共识的过 程。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到赫德到本杰明·申再到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首倡者米勒的一系列论述中窥见一
二。
上述学者主要集中于探讨科学素质的范畴，或者说如何界定科学素质，当然也触及了科学素质的作用。
简·格雷戈里和史蒂夫·米勒认为通过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可以从几个方面产生益处，即科学本身、国家经济、国家权力和影响力、公民个人、民主国家政府和社会整体、智力、审美及道德层面等。
2016年，美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素养：概念，情境与后果》报告从宏观（社会整体和全球）、中观（共同体和社群）及微观（个体）三个方面论述了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作用。
任福君等人认为“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目标与增强公众的科学意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培育社会的科学文 化、发展科学领域的民主对话、促进公众参与科学事务有关”。
如果上述立论行得通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对科学素质的作用的讨论转换为对科普的作用的讨论呢？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待科学素质的作用。
首先，科技工作就应该包括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100年前创刊的《科学》杂志发刊词提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在中国率先发出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唤，并从“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之有造于人生“”科学之有造于智识”，以及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四方面论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
实际上，这里提及的“科学”不仅仅在于强调科学研究，更多的则是要进行科学的普及，提高广大公众的科学素质，让他们掌握科学的武器，从而启发民智。
其次，科学素质能够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科学技术只有通过劳动者才能变为生产力，因而必须把科学技术普及到劳动者中去。
“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来说，源源不断的高水平科研人员及技术熟练的工人必不可少。
” 再次，提升科学素质不仅有利于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倡导科学方法，进而培养科学理性，让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而这种科学理性对于抵制伪科学思想的泛滥，维护国家稳定和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因而，公民科学素质的全面提升有利于形成与我国科技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科学文化氛围和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广泛地科学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 从“科学素质”到“科学文化” 刘萱 近年来，科学素质一直是政府部门、学者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而最初，“科学素质”仅仅作为一个表征科学教育影响的关键指标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1952年“科学素质”一词首次被美国教育改革家科南特提出，6年后科学教育研究者赫德进一步将科学素质解释为对科学的理解及其对社会经验的应用。
直到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使用“全民科学素质”的概念，才正式将“科学素质”从一个代表科学教育水平的指标，定义为表征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指标之
一。
历经60多年的发展，科学素质测评的目的、内容，以及测评的意义和影响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发生了改变。
广度上不断拓展 1979年米勒教授的第一份“科学素质”问卷，奠定了近四十年来历次类似调查的核心内容。
然而，随着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深入“，知识测验式”科学素质测评局限性逐渐凸显。
一些学者质疑科 学素质的概念是否具有实际意义，难道仅通过几个简单的维度就能够对公民科学素质予以测量？ 事实上，虽然世界各国的调查问卷为了保持调查的延续性和国际可比较性，依然保留了米勒问卷的内核部分，但也都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不同时期调查需求，对问卷的调查口径作了大幅度的丰富和调整。
科学素质调查的发展趋势已从单一考察对科技知识内容掌握情况，拓展到对公众科学态度、公众的科学兴趣、公众对于科技发展的支持度以及公众对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参与度等多维度的考察和了解。
不同颗粒度的聚焦 “科学素质是要考察学校知识的检测，还是对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议题的看法？”一直是国际学界讨论的热点。
早在2000年就有学者提出，具有科学素质的公众应针对媒体报道的科技议题、科技热点 进行批判性阅读和讨论。
的确，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的科学素质测评 越来越体现科技发展的时代性、现实性，更多地关注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关注科技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比如中国科协在2015年的第九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增加了中国公民关于“全球气候变化”“核能利用”以及“转基因”技术等特定科技议题的调查。
可见，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评估不仅要调查公民对“科学通识”的掌握，还要调查公民对专门的“科技议题”的应对态度与处理能力。
这种测评颗粒度的变化体现了科学素质测评目标已经从单纯考核公民科技知识水平向反应综合的“科学文化素质”迁移。
多截面的解读 在如何看待和解读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上，国际学界和各国政府也呈现了多元视角的变化。
有学者明确提出，科学素质调查结果的意义和内 涵，远远高于作为衡量“百分之几的人具备科学素质”的依据来单一地解读，它可以从多个角度和截面展现社会“科学文化”特征的实证基础。
比如，法国、印度等国家的研究者已经用社会的科学文化和科学气质代替了科学素质的提法。
英国、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的学者也在共同致力于用更多维度的科学文化指标来刻画科学与公众的互动关系。
中国学者喻丰认为：“文化是知识、经验、信念、价值、态度、意义、等级、角色、观念、思想、行为方式等在代际间或者群体间的累积。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大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意识的需求和掌握现状就是社会科学文化特征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起源于西方，诸多成果均建立在“西方语境”之上，而公众的科学态度与行为模式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那么国内在进行科学素质调查中也务必要考虑“中国语境”。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一项科学调查如何提升为国家统计制度 张超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借鉴了美国和欧盟开展的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系列调查的模式，开始了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及对科学技术态度的调查研究。
自1992年开始至今，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开展了十一次全国性调查，历次调查均由国家统计局批准，调查批文在2005年由最初的“国统函”上升为“国统制”，目前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国统制〔2018〕52号）正在紧张进行中。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此项调查从最初的偏重于对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转型为国家层面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的基础性监测评估，调查结果被收入科技部每两年发布一次的《中国科学技术指标》，近年来也被收入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为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划决策提 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1992年我国首次开展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之后的1995年、1996年的全国调查主要是引入了美国（米勒）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问卷开展调查，2001年至2005年的三次全国调查则逐步尝试加入了本土化调查题目，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定义和测评指标进行了探索研究。
在调查抽样设计和调查数据分析方面则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进行了合作，针对我国人口结构设计抽样方案和发展数据测算方法，加强了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特征的描述。
2006年《科学素质纲要》颁布实施，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逐渐演化为评估全国和各地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直接服务于《科学素质纲要》的监测评估工作。
这一时期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规模不断扩大，调查结果也更为丰富，调查工作也愈发重要。
2007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获得了国家统计局“国统制”的批准文号，进一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调查统计制度的级别。
2010年中国科协联合32个省级科协开展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调查设计样本7万份，使每个省级单位都拥有了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评估值，调查结果首次覆盖我国32个省级行政单位，为各地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被相继列入各地规划。
2012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5%”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6号）》，这标志着公民科学素 质调查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规划的认可。
2016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写入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标志着公民科学素质指标正式纳入了国家发展规划。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在利用互联网的基础上，将入户调查升级为入户面访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并且在调查指标体系设置、调查方式方法上都有所创新，这也使得调查结果不断丰富，更能够反映出国家、省级、地市级三级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
从一项科学研究发展成为国家统计调查制度，进而形成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体系，并且还将公民科学素质指标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大局，这势必能为全社会营造出崇尚科学精神的良好氛围，也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 米勒体系的奠基作用 自1979年开始，美国学者米勒提出的科学素质三维度模型在实践中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
1989年，欧洲国家在英国学者杜兰特博士的带领下，与米勒首次合作开展了欧洲15个国家的公众科学素质调查，取得了重要的数据和研究结果。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经典的科学素质测评量表和计算方法。
这套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也成为各国开展公民科学测评的基础，并成为国际通行的科学素质测评题目。
由于米勒的科学素质计算和判定方法比较复杂，需要参与方提供原始数据，再加上各国测评的关注点和目标不同，因此许多国家只发布各个题目的正确率情况，而未给出科学素质计算结果。
各国历次调查的结果均收录在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中。
中国自2006年《科学素质纲要》颁布实施后，其中明确了公民科学素质的定义、愿景和发展目标，需要一个直观的、量化的、能够反映全国及各地区公民科学素质状况的指标。
因此，一直以来我国以计算和发布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成果的主要体现。
公 民 科 学 素 质 任磊 测 评 的 中 国 道 路 从借鉴到逐步成熟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米勒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的引入和吸收阶段。
涵盖了1992年、1994年、1996年、2001年、2003年和2005年六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调查的指标体系和问卷结构与美国调查基本一致。
第二个阶段是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中国化阶段，直接服务于《科学素质纲要》的监测评估。
涵盖了2007年、2010年和2013年的三次调查，2006年《科学素质纲要》的实施，使这项调查肩负了评估全国和各地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的历史使命。
与之对应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以纲要对科学素质界定的“四科两能力”为导向，开发了一系列本土题目并与国际可比题目相结合。
在科学素质测评部分，仍然延续了前一个阶段的主要结构。
第三个阶段是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不断创新并走向成熟的阶段。
从2015年调查开始，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课题组在进行了大量论证和实验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基于“知识”和“能力”两个核心维度的测评体系，突破了米勒的知识、方法、科学与社会的三维体系，并在实践中获得好评。
此外，中国科普研究所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团队自2015年开始，构建了国内权威、国际一流的公民科学素质题库，不断开发和测试新的科学素质题目，充分保证了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权威性、时代性和客观性。
应该说，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源自经典的米勒体系，经过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不断创新，最后形成了一套稳定而成熟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承担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监测评估的历史重任。
引领公民科学素质国际化 进入新时代，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
国际公民科学素质测评领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关注公民的科学知识状况转变为公民对科学参与和态度的方向。
总的来说，今后一个时期公民科学素质将实现从单一指标到综合评价体系的转变。
为此，在保留现有公民科学素质指标的基础上应编制一套全新的公民科学素质指数，充分反映新时代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特征，充分体现科普工作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作用和影响，充分解决各国公民科学素质评价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公民科学素质指数的构建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适应国际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的需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阶段，公民科学素质指数将有力促进各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成为国际通用的公民科学素质评价标准，引领公民科学素质国际化。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