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投稿邮箱：cjrbqz@ 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责编：周劼美编：职文胜版式：三刚责校：正杰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彰显“礼序乾坤、乐和天地”新的时代力量 □长江日报记者常少华 访谈嘉宾：陈康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理事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庆祝活动“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总书记也曾用“气势恢弘、大度雍 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来总结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总书记多次提到“礼”“乐”等中华传统文化语汇，有何深意？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之治有机结合起来？长江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康令。
新时代大党大国典礼发挥凝聚人心作用 求知：对于新时代大党大国典礼，总书记多次提到“礼”“乐”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语汇，有何深意？ 陈康令：中国是举世闻名、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指出，礼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标准和发展基础，中国以礼安邦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明。
《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礼乐的关系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是在顶层设计层面与时俱进地建章立制。
我们大致可以将现有的国家典礼分为三类：一是在重大历史节点举行盛大典礼闪耀党的光辉、彰显国威军威、振奋民族精神；二是围绕关键事件组织开展深入人心的纪念活动缅怀英雄、表彰楷模、激励后人；三是通过庄重规范的仪式使重要岗位工作者增强使命感、提升责任感、激发荣誉感。
值得注意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走在大路上》《新的天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红旗颂》《歌唱祖国》等鼓舞人心的经典歌曲或庄严肃穆的乐曲常被用来烘托仪式的庄重气氛和抒发人们的丰富情感，礼乐交融的和合境界使得典礼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感染力和凝聚力。
大党大国典礼广泛激发了各方面力量，让14亿中华儿女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突出时代性和人民性 求知：你曾提到要构建时代之礼、人民之礼，怎么理解？陈康令：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明的坚定支持者和坚强守护者。
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一直注重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这种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后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方法论上的守正创新。
我们非常熟悉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是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显示出党对通过仪式统一思想、 感化人心、激励斗志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此后建国逢十周年举行盛大国庆阅兵、精心创作广泛传播红色音乐文化和经典革命歌曲等都是体现。
“小康”概念出自《礼记·礼运》，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发展论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甚至领跑全球，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我们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继续用好文明宝库中的优秀文化资源，做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一片光明，时代之礼、人民之礼的全面深入构建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我们要进一步夯实突出时代性和人民性，努力丰富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更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治理的中国智慧 求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陈康令：我想主要结合基层治理的具体话题来谈谈对这方面的思考，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求：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基层治理“三治”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 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
”从时间维度看，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
从空间维度看，早在2015年底，全国城市社区总数就突破10万个。
在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承担起更大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用好用活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增添更多动力和魅力。
西方式的治理观念往往重视“结构”的搭建而忽略“过程”的维系，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社区正逐步取代守望相助的熟人社区，这就提醒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要警惕不能陷入极端、僵化的法治窠臼。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基层治理中有不少智慧和经验，比如制定推行乡约礼 俗等，在调处纠纷、繁衍生息、稳定社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今，我们依然可以挖掘基层治理中的伦理属性，将多种治理主体串联在一起，构建依托家庭而又超越家庭的治理共同体，使之成为“德的自觉”与“法的后盾”之间的有机连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精神内涵已经蕴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在加强基层乡村社区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既要保护好传承深厚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悠久风俗习惯，突出“礼”的责任伦理，强化“乐”的艺术修养，发挥出“礼者别宜”和“乐者敦和”的作用，也要加强科学卫生等常识普及教育，遏制陋习。
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胡照洲 我喜欢学习党史，联系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实际，所思所想的一个主要课题，是如何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并以此作为指引，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纵观百年党史，我感觉我们党有三大思想理论高峰，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邓小平理论，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势必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诸如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经典论语，其思想内涵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5个重要文献以及相关重要讲话之中。
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4个基本理论，构成一个思想体系。
统一战线法宝论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我们党18年之历史经验，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 从这一年开始，毛泽东的三大法宝理论，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并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大业中，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 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述了毛泽东在3个不同时期的重要指示，论证了为什么说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的基本原理。
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二条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一个最新的表述，“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这是我们党的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伟大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论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郑重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 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阐发的民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巩固领 导核心和执政地位的一块基石，是中国各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的一块基石，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块基石。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
“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肯定历史功绩、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历史任务外，要点是讲协商民主，这是我们党的第一篇系统而昂扬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商民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
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四个月后，这篇重要讲话，转化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2月9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评说这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紧接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两个具体化可操作性文件：《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
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个体系，把协商民主提升到全党全国全局的高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我们必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我领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76年前毛泽东“新路就是民主”思想之赓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最深邃的认识论和实践论。
新型政党制度论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发表了著名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确定了多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尔后，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中共中央，表示真挚拥戴。
“五一口号”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集结号，彰显了中国各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各民主党派自觉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标志。
1949年9月21日—9月30日全国政协一届全 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完成了建国大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伟大辉煌，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党的八大确认，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
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篇讲话，言简意赅，阐述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客观规律和历史逻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和发展。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以及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充满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魅力与伟力。
2021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之际，发表这部白皮书，富有深远而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宣读贺词。
贺词说，70多年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选择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始终不忘合作初心，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立足中国实际的伟大政治创造。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论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说，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个重要论断。
此后，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明确阐述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后增写了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 我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要论断，写入国家宪法意义重大，这是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权威性。
从党和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学说中国化的伟大创造；是引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障；是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之总纲。
从统一战线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灵魂和统帅，贯穿于统一战线法宝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论、新型政党制度论的理论和实践之中，构成一个体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和发展。
仔细品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点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的具体化、制度化，解决了如何实现全党办统战、构建大统战格局、为新时代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一个历史逻辑的最新表述，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结论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 （作者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武汉市委统战部原部长，副研究员） 简不 单能 等把 同营 于商 □史亚 政 环 源务境 环 境 现实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城市的营商环境在不少排行榜上居于中上行列，够得上良好水准，但排行榜上的营商环境与市场中感受的营商环境有些不同。
这也许不是个案问题，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为何对营商环境的评价会有“温差”呢？是各类排行不科学、没有反映实情，还是市场主体过于苛求？ 我们要理性地分析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各方对所讨论问题的概念定义，看大家讨论的是不是同一个事物。
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行政部门和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对营商环境概念范畴理解的不一致或侧重不同。
前者是从自身职责出发，有时更多强调了营商环境中的政务环境；而后者则从自身感受出发，把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等统统纳入了营商环境中来。
那么，到底谁的理解更符合实际呢？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围绕营商的本质所在追问几个问题：一是谁在营商？显然是广大的市场主体，如果是政府在营商，那就不是市场经济了，也不再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二是市场主体营商的目的是什么？显然是为了自己能更多地获利。
三是他们该如何更多获利呢？演进了数百年的市场经济体系表明，他们应该也希望通过合法合规合道德、公平公正高效的市场竞争来争取更多获利。
四是如何保证市场主体能如此进行经营活动？需要有良好、稳定且得到有效执行维护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有透明、公平、高效的政务服务。
五是有了这些就是很好的营商环境了吗？显然还不够，市场主体要实现正常经营并获取利润，还需要充沛优质的生产要素供给、稳定可靠的上下游配套、就近便利的物流供应链、迅速便捷的市场销售等，这些因素决定了该市场主体能否以更低的生产成本、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实现更多的获利。
由以上五连问，我们可以看到，营商环境实在是个复杂的、系统性的存在，几乎包括了市场主体所有的外在环境。
这正如世界银行所定义的：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营商环境等同于政务环境，而是要看到，市场、社会、人文、法治等环境对于企业来说都很重要，甚至于从影响企业利润获得角度来说，更为重要、更具决定性。
我们再来回头分析下，本文开头所说的感受“温差”，就来自于企业在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很多不佳感受。
而这些在各类营商环境指标排行中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及时改善，甚至于，许多地方特有的问题可能是其他先进地区所不显著甚至不存在的，因而在这一类通行的指标体系中并没有得到足够体现或重视。
武汉大学罗知教授在分析了2018-2020年间我国营商环境的指标得分后，就发现其中分数较高或者提升较快的都是与政务环境相关的、可度量的指标，而与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相关的指标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这样的营商环境该如何评价呢？可能哪怕政务服务效率排名再高，也不能替代众多的商家、繁荣的市场、公平的竞争。
罗知教授就指出，政务服务“减证便民”只是营商环境优化的初级阶段，而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法制环境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升级版本。
优化营商环境，在政，也在商。
政清明，商繁荣，营商环境才能优。
我们在持续改进政务环境的同时，也要更多关注市场主体感受可能更深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优化工作。
（作者系武汉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