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7日星期二Tel：（010）62580712
执行主编：陈彬编辑：王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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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心怡E-mail押bchen＠
视角
7 海外视野 女教师是否“多劳少得” 姻郭英剑 男女同工同酬，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思想观念牵涉到男女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否能够获得社会的平等待遇。
但这一现象本身又极为复杂，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简单。
在西方，它一直是不断引发教育界与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女教师做了更多的无用功？ 据去年12月14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一篇文章报道，相关研究表明，女教师更倾向于去做那些学术上和教学上并无回报的工作任务，这就导致她们与男教师有了薪金上的差距。
为此，该文起了个惊人的标题《女教授们“为学术公民的身份付出了代价”》。
那么，该文何出此言呢？原来，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麦克法兰恩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女教授们与同行男教授们相比，收入较低的原因在于她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学术公民”的身份，而这种角色中的相关任务，比如花更多的时间提高教学水平，花更多时间去关心学生的进步，更乐意参加院系的学术组织活动等，大都与其职称的晋升无关，也不会提高工资收入。
而与此同时，男教授们则在辅导学生、参加院校的学术组织活动以及承担“学术公民”职责时所花的时间较少。
那么，男教授们愿意干什么呢？他们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之中，而科研活动与科研成果更容易使他们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因为科研成果的缘故，也能使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
麦克法兰恩等人的研究，是在对英国9所高校的30位大学教授（其中25位女教师和5位男教授）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所作出的。
在访谈者中，调查者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女教授们总是在谈她们所在系的系主任们向她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她们不得不为此而奔波忙碌和操劳，而男教授们则更多地在谈如何拿到科研基金。
由此，调查者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女教授们更加注重其身为“教授”中的“学术公民”的身份，认为这是其教授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在英国，带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学术委员会，都被这些女教授们认为是其身为教授的重要职责。
而这些任务大都与科研成果的发表与出版无关，也不能使她们获得科研资助。
据报道，早先的研究已经指出，女教师在其 早期和中期职业生涯中，与其同行男教师相比，承担了更多的管理工作，也总是扮演着“关爱、鼓励与代表院系”的角色，但这些工作对她们学术职务的晋升并无帮助，甚至成为了一种障碍，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哪怕是女性到了更高的职位，这样的情势依旧。
麦克拉法恩说，由此可见，各种级别的女学者们都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但却并没有因此让她们赢得晋升的机会。
即便到了教授这一级别，一切仍未改变。
这一研究与现实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状相吻合。
据《2016泰晤士高等教育薪酬调查》显示，在2014~2015年度，英国大学中女教授的年收入，与男教授们平均79252英镑的收入相比，少了4570英镑，低了大约5.7%。
应该说，这是教授这个层面上的差别，相对算少的。
如果把英国大学中所有全职人员都算上，那么，女教师的收入要比男教师的收入更低，差别大约在11%。
该不该为女教师涨工资 其实，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现象，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与奥斯卡奖得主詹妮弗·劳伦斯都曾公开反对性别收入差距现象。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在想办法解决消除差异。
就英国高校而言，一些大学的做法是向女教 图片来源：全景网 师提供帮助，教给她们如何针对自己的收入问题去与校方进行交涉和谈判，同时教她们如何申请获得学术上的晋升。
但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做法简单明了。
据报道，该校在去年6月2日宣布，为了消弭性别收入差距，该校为所有女教授晋升工资，每人每年大约4000英镑。
如前所述，这一数额大体上是统计中女教授与男教授之间收入的差距。
可以想见，这一举措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英国媒体也予以了广泛报道。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与看法。
去年6月16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刊发署名文章提出，围绕着性别收入差距的争论带有误导性，基于女性生物身份的理由而给予女教授特殊津贴的做法，显现出的是男性高高在上而屈身俯就女性的姿态，令人不能容忍。
该文指出，当人们讨论性别收入差距时，总给人这样的印象：男女同工但不同酬，比如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上着同样时间长度的课程，教的是同一批学生，开会时大家都坐在一起，但却未能获得同样的收入。
在历史上，男女确实同工不同酬。
但在当今世界，事情已经发生了巨变。
文章认为，仅以学术界为例，男女教师的薪水等级标准是一致的，相同等级的人，无论性别如何，固定工资的收入基本一致。
因此，这里面不 存在同比的收入差距。
但文章也指出，男女收入差距的事实又的确 存在，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英国的高等教育界，女教师所占比例为45%。
但在这其中，学科的分布并不均匀。
尽管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男女的比例大体相当，但在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男教师还是占据了大多数，而在教育和与医学有关的领域中，女性又独领风骚。
尽管人们期盼着男女同工同酬，但它只是个良好的愿望。
从事前沿性质的科学技术研究的男性学者，其工资收入高于其他人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其所在的行业竞争力非常激烈，他们的工作也是从事人文学科的人所难以承受的。
另外，学科对于职业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了薪金的收入。
比如，以女性居多的教育与护士行业来说，要想进入教育与护士的学术界，早期是要花时间去当教师与护士的。
等到她们回到学术界时，与去其他行业的人相比，自然已经有所落后了，因为其他院系的同行可能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开始有文章发表和学术著作出版了。
自然，其收入也会有差距。
该文所以反对给予女教授特殊津贴，原因在于这会让人有一种错觉，在学术界，女性是属于需要照顾的弱势团体，为了使她们与男教授们平起平坐，需要采取特殊的方式才可以做得到。
因此，像萨塞克斯大学那样的做法———因为人的生物属性而非优秀与否去消除差别，不足为训。
改变评价机制才是唯一出路 正如有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要想真正解决男女同工同酬问题，还要依靠评价机制的改变。
当下，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严重，忽视教师的社会服务，不去考查其所承担的“学术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这既可以指校内，也可以指校外），那就不是一个完善的、全面的考查标准，也不是一个衡量教师水平的更为全面的标准，也就难以完全消除现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如果不改变现行的评价机制，其隐藏的一个后果则是，女教授因为更多地从事教授职责的工作受到了惩罚，这对她们来说，显然不公平。
为此，大学不仅要承认这种“学术公民”的影响力，也要将这些工作计入奖惩与认可机制之中。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改变性别收入的差距。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记者快评 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南京 ﹃大学推出的本科生DIY研读 课，该校本科生只需要到教务 别处网站按照选课流程，填写
一 份“定制订单”，通过遴选后即 可私人“定制”老师与授课内 人容。
报道一出，立刻吸引了众 多关注，甚至有不少网友称这 又是“别人的课堂”。
的在传统课堂上，开课内容 由学校与院系制定，学生只扮 课演选课与上课的角色。
与之相 比，由学生自主完成从课程主 题选取到授课教师邀约的 堂DIY研读课，其灵活自由度的 确是传统课堂难以比拟的。
﹄DIY研读课在让课堂内 容更加“精良”的同时，本科生 与研讨班一般15人以内、本硕 姻 ﹃王 （博）合上课程5~10个人的小 之班教学规定，也让课堂规模变 康得更加“精致”。
我们可以预见， 最这种课堂对于学生兴趣的调 动、学习能力的培养必然会起 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好可以说，这是对小班教学 的一种新的探索。
的对于实施现代大学制度 的西方高校而言，小班教学的 改革始自上世纪80年代，如今 本已是极其普遍的做法。
美国最 常用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美国大学排名中，小班教 科学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 标，成为其高校排名的一项必 教要指标。
而在我国，小班教学也早 已不是新名词。
几年前，北京 育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就对小 班教学有所尝试。
比如北京大 ﹄学以优势学科经典课程为小 班教学的主要试点项目，四川 大学则强调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实行25人的 小班化精英教育。
应该说，上课人数少的确是小班教学的
一 个特点，但人数少并不等于小班教学，还要看 课堂上是否有足够的互动，是否真正以教师知 识传授为主转变为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
从这 个角度来说，以学生为课堂主体的南大DIY 研读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说，没有高质量的本 科，就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在当前“双一流” 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呼唤更多类似于南大DIY 研读课这样的教学探索。
果真如此的话，相信 我国一定会拥有“最好的本科教育”。
域外传真 出国学习能否缩小劣势背景学生录取差距 姻雷切尔·霍尔 当法蒂玛·阿夫扎尔被新加坡大学化学工程
专业提供了一份工读课程的机会时，她的心里是充满担忧和不安的，她很难想象像她这样的英国穆斯林前往一个从未接触过她这类人的国家时，她会处于一种怎样的境况。
最终，她的担心还是发生了，她所处的环境是一个被男人“统治”的世界。
在这里工作、学习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法蒂玛坚持了下来，并在这一年中筑起了她在马来西亚进行工读课程的信心。
像法蒂玛这样的学生，是英国大学发起新运动以促进学生留学人数翻番的目标群体。
到2020年时，这一群体的人数将达到英国学生总人数的13%。
这场新运动是由英国大学联合会国际发展部发起并运行的，特别关注那些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因为他们去国外学习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学生到国外工读、留学对于缩小不同群体学生录取人数差距有着重要的作用。
包含英国全体学生在内，那些有国外学习经历的学生9%更有可能获得一等学位或二等一级学位（英国学位根据分属不同有等级划分）；24%在毕业后更易被录取，而在黑人学生群体中，这一比例将上升至41%。
“如果我们制造的机会只能被一小部分学生群体得到，或者由学生群体中那一小部分来自富有家庭的学生得到，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够到位。
”英国大学生联合会国际发展部主管薇薇恩·斯特恩说，“我们有责任将去国外工读或者留学的机会推广至更广大的学生群体。
如果我们连这都做不到，那就意味着我们只是在将不公平性变得更加严重而已。
” 法蒂玛所在的阿斯顿大学刚刚完成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在探索如何缩小白人学生群体与黑人及少数族裔学生群体间的录取人数差距。
尽管这所大学拥有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群体的大部分，但是其与白人学生录取人数差距却占了国家整体差距的一半。
最终，此次调查研究认为，能够保持不同学生群体录取人数差距平衡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国内外开展的工读课程项目。
领队展开这次研究调查的是阿斯顿大学副校长、英国大学联合会外部流动部门成员海伦·希格森教授。
她表示，阿斯顿大学正在依据调查研究结果进行建设，通过为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提供工读课程，很多学生已经出国学习。
“对于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群体，工作要早些展开，特别是新生入学的第一年，这是劝说学生的好时期，同样也是说服学生家长的好时候。
”希格森说，“我们有许多学生榜样，比如法蒂玛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她走出学校到国外进行工读课程的经历，会鼓励我们的新生走出去，并向他们展示在走出去后会获得怎样的机遇和发展。
” （作者系《卫报》高等教育网编辑，许悦编译） 图片来源：卫报网 高教观点 “一盘番茄炒蛋”：是温情，还是家庭教育失败 姻熊丙奇 这几天，一条《世界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
蛋》的微电影，在微信朋友圈等渠道“霸屏”疯转，它讲了一个有关母爱的故事：初到美国的留学生要在聚会时贡献出一道番茄炒蛋来招呼朋友，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做，于是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发微信求助妈妈。
为了教会儿子番茄炒鸡蛋，妈妈从睡梦中爬起来，在厨房录了一段视频。
最后男孩的番茄炒蛋很成功，获得了外国小伙伴的集体点赞。
虽然这则广告看上去充满亲情温暖，母亲凌晨4点起来录视频教孩子做番茄炒蛋，这是给留学在外的孩子无尽的爱“，爱没有时差”。
同样，办一张留学信用卡也是给孩子留学生活无条件的支持，与广告所要达到的效果“契合”。
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要被父母教番茄炒蛋营造的亲情所迷惑，留学生缺乏自主生活能力，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这则广告视频让人看到的不是父母对孩子的爱，而是“溺爱”，这种“溺爱”影响到孩子的独立、自主。
而“溺爱”是不值得广而告之的。
抛开孩子在外刷信用卡，需要在国内的父母还这个被网友质疑、吐槽的“瑕疵”外，这一广告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把孩子不能料理自己的日常 生活，就连简单的番茄炒蛋也不会，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在身边也确实很普遍），并把父母越洋指点孩子作为父爱、母爱，这是不合格的家庭教育产生的“后遗症”，是不值得宣扬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国很多家庭都不让孩子做任何家务，父母基本上包办了孩子除学习之外的一切，这样培养起来的孩子，是缺乏自主生活、自主管理能力的。
这样的学生，不管在国内读大学还是出国留学，都存在诸多问题。
近年来，媒体曾多次报道，有大学新生带两百多双袜子去报到，之所以带这么多是因为不会洗，穿脏一双就扔一双。
对于给孩子准备几百双袜子的父母，是应该赞扬他们的“爱”，还是质疑他们的家庭教育呢？ 那些为视频所营造的温情所感染的网友都要问一问：如果自己是留学生，会因不会炒番茄炒蛋而折腾国内的父母一夜不睡觉吗？如果自己是留学生的父母，这样教孩子，会不会反思在过去的教育中忘了对孩子最基本的教育？ 这则视频所讲的故事是值得反思的：留学生为何番茄炒蛋也不会做？这不能成为理所当然。
对 于这些缺乏自理、自立能力的留学生，国外学校老师的评价可能令国内的父母受不了，就是“残废”，不能做到基本的独立自主，离不开父母的照顾。
我国留学生还不能像国外有的学生一满18岁就选择独立，不再依靠父母的经济资助求学，而是自己挣钱或者贷款（美国的助学贷款，所有学生都可申请）上学，但应该学会独立、自主。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学生，到国外都靠自己打拼，要去餐馆端盘子洗碗打工挣钱不同，新一代的留学生有更好的家庭条件，但是却不能失去打拼、自立的精神，否则出国留学会失去价值。
舆论也不能助长出国留学学生在国外的享乐心理。
对于所有准备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在国内就应该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要求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
事实上，这应该是父母培养孩子的基本原则。
很多人问，学生究竟什么时候出国留学合适？判断出国留学合适不合适，不是看年龄，而要看学生本身，是否有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独立生活、自理的能力，只有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责任心，出国留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更大的收获。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办好网络教育“”办好继续 教育”的要求。
作为继续教育主 办要组成部分的学历继续教育占 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的30%， 有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我国 高等教育的质量。
从这个意义 上讲“，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 质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 一个研究继续教育的人，笔者 也很明白“，办有质量的学历继 量续教育”必须认清现实，找准切 入点。
现实如下： 学经费不足。
以河南省为 例，目前学费为每生每年 1100元至1900元，两年半下 历来，学费基本在3000元左右， 而这其中40%~70%的学费又 继拨给了教学点或者函授站，所 以每个学生的全部办学经费 只有1500元左右，相比我们 续普教每生3万元左右的运行 经费，我们要用这1500元去 教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是 不可能的。
投入不足。
国家在学历继 育续教育上没有进行投入的政 ﹄策，也可以说目前国家对学历 姻刘 继续教育基本没有投入。
广 的求回报。
每个高校都把继明 续教育当成“钱袋子”，不但不投入，而且要求继续教育学院向学校上交资金，求得回报。
无论是学历继续教育还是非学历继续教育，抑或是网络教育和函授教育，高校对此的统一要求是“回报”。
当然学历继续教育也确实给学校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回报的背后是学历继续教育质量的下降，即这种回报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
学者少。
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学生真正想学习的并不是特别多，社会上对一个人的评价、鼓励、奖惩并不是以个人能力为准的，而往往是按照位置和学历，这也就使得学历成为了一种标牌和标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现实让“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的理想有了几分虚无性。
虽然如此，但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可否寻找到“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呢？即我们能否改变现状，用团队力量、联盟力量将学历继续教育办得更有质量。
这 虚无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种可能性背后关联着四个主要 问题：第一“，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的标准是 什么？第二“，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应该树 立什么样的理念？第
三，如何在“互联网+”的基 础上“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第
四，如何实 现高校学历继续教育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 首先“，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既要有 质的规定，也需要有量化的标准。
其质的规定 性，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有清 晰的办学理念；第
二，有确定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
三，有明确的人才质量标准；第
四，有明确的 教育教学制度；第
五，有独特的教育资源和师 资；第
六，有适切的线上线下教育平台；第
七， 学习成果得到社会和学生的认可。
其次，明确“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要 树立什么样的理念。
笔者认为我们自始至终要 建立这样的办学理念：私人定制，即每位学生能 够学到自己希望学到的东西；碎片化学习，资源 应该以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形式出现、学习时间 应该比较短，大致在
15分钟以内的课程较为适 合成人学生业余学习现状；类实体化，即“互联 网+继续教育”与目前的实体化教学没有原则 上的区别。
要有学习社区、教师辅导和学生活 动；泛在学习，要做到随时、随地、随人，即任何 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均可以进行学习并学 习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再次，如何在“互联网
+”的基础上办有质 量的学历继续教育。
从办学质量的角度讲，在 “互联网+”背景下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核 心是资源。
资源建设的基本策略：
（1）共建共享 策略。
（2）大众化和精品化策略。
资源建设要注 重“短平快”的大众化在线课程建设，同时也要 注重精品化的在线课程建设。
（3）
资源建设的 “四步走”策略。
即“盒饭化阶段”（给学生确定 的、共同的课程）“、自助餐化阶段”（给学生较多 课程，学生选择余地大）“、点餐阶段”（学生自主 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营养餐阶段”（学生在 导师指导下自主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
在“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可能性的 基础上，走向现实尚有很多路。
关键环节有：第
一，办学理念生成。
“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 育”主体是高校，引导是政府，外援是市场。
如 何设置三者的边界，制定可行的协同培养方案 最为主要。
第
二，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的建设。
在 实践中能否形成一个省级成人学历继续教育 管理学习平台十分重要，在这样的平台中，政 府可以监管学校的办学情况，高校之间可以实 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市场提供个性化的平台与 技术服务。
第
三，教育教学团队。
在虚拟空间 中，我们至少需要有主要教学老师、助学老师 和班主任老师，而这些老师如何恰当地去分 配、是否完备、是否有笔者之前所讲的完整的 体系，才能支撑我们的教育教学团队。
第
四，学 习支持服务。
主要包括虚拟社区中的角色分 工、主要功能、活动基本工具和服务标准与公 约。
例如我们建立了
QQ群与微信群，这就是 一个虚拟社区，也是一种形式，是实实在在的 成果。
当然，今后在全省管理平台上建立以专 业或地区为对象的服务社区，将是努力方向。
（作者系河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7 海外视野 女教师是否“多劳少得” 姻郭英剑 男女同工同酬，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思想观念牵涉到男女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否能够获得社会的平等待遇。
但这一现象本身又极为复杂，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简单。
在西方，它一直是不断引发教育界与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女教师做了更多的无用功？ 据去年12月14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一篇文章报道，相关研究表明，女教师更倾向于去做那些学术上和教学上并无回报的工作任务，这就导致她们与男教师有了薪金上的差距。
为此，该文起了个惊人的标题《女教授们“为学术公民的身份付出了代价”》。
那么，该文何出此言呢？原来，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麦克法兰恩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女教授们与同行男教授们相比，收入较低的原因在于她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学术公民”的身份，而这种角色中的相关任务，比如花更多的时间提高教学水平，花更多时间去关心学生的进步，更乐意参加院系的学术组织活动等，大都与其职称的晋升无关，也不会提高工资收入。
而与此同时，男教授们则在辅导学生、参加院校的学术组织活动以及承担“学术公民”职责时所花的时间较少。
那么，男教授们愿意干什么呢？他们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之中，而科研活动与科研成果更容易使他们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因为科研成果的缘故，也能使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
麦克法兰恩等人的研究，是在对英国9所高校的30位大学教授（其中25位女教师和5位男教授）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所作出的。
在访谈者中，调查者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女教授们总是在谈她们所在系的系主任们向她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她们不得不为此而奔波忙碌和操劳，而男教授们则更多地在谈如何拿到科研基金。
由此，调查者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女教授们更加注重其身为“教授”中的“学术公民”的身份，认为这是其教授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在英国，带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学术委员会，都被这些女教授们认为是其身为教授的重要职责。
而这些任务大都与科研成果的发表与出版无关，也不能使她们获得科研资助。
据报道，早先的研究已经指出，女教师在其 早期和中期职业生涯中，与其同行男教师相比，承担了更多的管理工作，也总是扮演着“关爱、鼓励与代表院系”的角色，但这些工作对她们学术职务的晋升并无帮助，甚至成为了一种障碍，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哪怕是女性到了更高的职位，这样的情势依旧。
麦克拉法恩说，由此可见，各种级别的女学者们都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但却并没有因此让她们赢得晋升的机会。
即便到了教授这一级别，一切仍未改变。
这一研究与现实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状相吻合。
据《2016泰晤士高等教育薪酬调查》显示，在2014~2015年度，英国大学中女教授的年收入，与男教授们平均79252英镑的收入相比，少了4570英镑，低了大约5.7%。
应该说，这是教授这个层面上的差别，相对算少的。
如果把英国大学中所有全职人员都算上，那么，女教师的收入要比男教师的收入更低，差别大约在11%。
该不该为女教师涨工资 其实，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现象，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与奥斯卡奖得主詹妮弗·劳伦斯都曾公开反对性别收入差距现象。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在想办法解决消除差异。
就英国高校而言，一些大学的做法是向女教 图片来源：全景网 师提供帮助，教给她们如何针对自己的收入问题去与校方进行交涉和谈判，同时教她们如何申请获得学术上的晋升。
但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做法简单明了。
据报道，该校在去年6月2日宣布，为了消弭性别收入差距，该校为所有女教授晋升工资，每人每年大约4000英镑。
如前所述，这一数额大体上是统计中女教授与男教授之间收入的差距。
可以想见，这一举措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英国媒体也予以了广泛报道。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与看法。
去年6月16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刊发署名文章提出，围绕着性别收入差距的争论带有误导性，基于女性生物身份的理由而给予女教授特殊津贴的做法，显现出的是男性高高在上而屈身俯就女性的姿态，令人不能容忍。
该文指出，当人们讨论性别收入差距时，总给人这样的印象：男女同工但不同酬，比如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上着同样时间长度的课程，教的是同一批学生，开会时大家都坐在一起，但却未能获得同样的收入。
在历史上，男女确实同工不同酬。
但在当今世界，事情已经发生了巨变。
文章认为，仅以学术界为例，男女教师的薪水等级标准是一致的，相同等级的人，无论性别如何，固定工资的收入基本一致。
因此，这里面不 存在同比的收入差距。
但文章也指出，男女收入差距的事实又的确 存在，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英国的高等教育界，女教师所占比例为45%。
但在这其中，学科的分布并不均匀。
尽管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男女的比例大体相当，但在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男教师还是占据了大多数，而在教育和与医学有关的领域中，女性又独领风骚。
尽管人们期盼着男女同工同酬，但它只是个良好的愿望。
从事前沿性质的科学技术研究的男性学者，其工资收入高于其他人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其所在的行业竞争力非常激烈，他们的工作也是从事人文学科的人所难以承受的。
另外，学科对于职业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了薪金的收入。
比如，以女性居多的教育与护士行业来说，要想进入教育与护士的学术界，早期是要花时间去当教师与护士的。
等到她们回到学术界时，与去其他行业的人相比，自然已经有所落后了，因为其他院系的同行可能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开始有文章发表和学术著作出版了。
自然，其收入也会有差距。
该文所以反对给予女教授特殊津贴，原因在于这会让人有一种错觉，在学术界，女性是属于需要照顾的弱势团体，为了使她们与男教授们平起平坐，需要采取特殊的方式才可以做得到。
因此，像萨塞克斯大学那样的做法———因为人的生物属性而非优秀与否去消除差别，不足为训。
改变评价机制才是唯一出路 正如有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要想真正解决男女同工同酬问题，还要依靠评价机制的改变。
当下，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严重，忽视教师的社会服务，不去考查其所承担的“学术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这既可以指校内，也可以指校外），那就不是一个完善的、全面的考查标准，也不是一个衡量教师水平的更为全面的标准，也就难以完全消除现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如果不改变现行的评价机制，其隐藏的一个后果则是，女教授因为更多地从事教授职责的工作受到了惩罚，这对她们来说，显然不公平。
为此，大学不仅要承认这种“学术公民”的影响力，也要将这些工作计入奖惩与认可机制之中。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改变性别收入的差距。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记者快评 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南京 ﹃大学推出的本科生DIY研读 课，该校本科生只需要到教务 别处网站按照选课流程，填写
一 份“定制订单”，通过遴选后即 可私人“定制”老师与授课内 人容。
报道一出，立刻吸引了众 多关注，甚至有不少网友称这 又是“别人的课堂”。
的在传统课堂上，开课内容 由学校与院系制定，学生只扮 课演选课与上课的角色。
与之相 比，由学生自主完成从课程主 题选取到授课教师邀约的 堂DIY研读课，其灵活自由度的 确是传统课堂难以比拟的。
﹄DIY研读课在让课堂内 容更加“精良”的同时，本科生 与研讨班一般15人以内、本硕 姻 ﹃王 （博）合上课程5~10个人的小 之班教学规定，也让课堂规模变 康得更加“精致”。
我们可以预见， 最这种课堂对于学生兴趣的调 动、学习能力的培养必然会起 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好可以说，这是对小班教学 的一种新的探索。
的对于实施现代大学制度 的西方高校而言，小班教学的 改革始自上世纪80年代，如今 本已是极其普遍的做法。
美国最 常用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美国大学排名中，小班教 科学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 标，成为其高校排名的一项必 教要指标。
而在我国，小班教学也早 已不是新名词。
几年前，北京 育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就对小 班教学有所尝试。
比如北京大 ﹄学以优势学科经典课程为小 班教学的主要试点项目，四川 大学则强调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实行25人的 小班化精英教育。
应该说，上课人数少的确是小班教学的
一 个特点，但人数少并不等于小班教学，还要看 课堂上是否有足够的互动，是否真正以教师知 识传授为主转变为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
从这 个角度来说，以学生为课堂主体的南大DIY 研读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说，没有高质量的本 科，就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在当前“双一流” 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呼唤更多类似于南大DIY 研读课这样的教学探索。
果真如此的话，相信 我国一定会拥有“最好的本科教育”。
域外传真 出国学习能否缩小劣势背景学生录取差距 姻雷切尔·霍尔 当法蒂玛·阿夫扎尔被新加坡大学化学工程
专业提供了一份工读课程的机会时，她的心里是充满担忧和不安的，她很难想象像她这样的英国穆斯林前往一个从未接触过她这类人的国家时，她会处于一种怎样的境况。
最终，她的担心还是发生了，她所处的环境是一个被男人“统治”的世界。
在这里工作、学习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法蒂玛坚持了下来，并在这一年中筑起了她在马来西亚进行工读课程的信心。
像法蒂玛这样的学生，是英国大学发起新运动以促进学生留学人数翻番的目标群体。
到2020年时，这一群体的人数将达到英国学生总人数的13%。
这场新运动是由英国大学联合会国际发展部发起并运行的，特别关注那些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因为他们去国外学习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学生到国外工读、留学对于缩小不同群体学生录取人数差距有着重要的作用。
包含英国全体学生在内，那些有国外学习经历的学生9%更有可能获得一等学位或二等一级学位（英国学位根据分属不同有等级划分）；24%在毕业后更易被录取，而在黑人学生群体中，这一比例将上升至41%。
“如果我们制造的机会只能被一小部分学生群体得到，或者由学生群体中那一小部分来自富有家庭的学生得到，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够到位。
”英国大学生联合会国际发展部主管薇薇恩·斯特恩说，“我们有责任将去国外工读或者留学的机会推广至更广大的学生群体。
如果我们连这都做不到，那就意味着我们只是在将不公平性变得更加严重而已。
” 法蒂玛所在的阿斯顿大学刚刚完成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在探索如何缩小白人学生群体与黑人及少数族裔学生群体间的录取人数差距。
尽管这所大学拥有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群体的大部分，但是其与白人学生录取人数差距却占了国家整体差距的一半。
最终，此次调查研究认为，能够保持不同学生群体录取人数差距平衡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国内外开展的工读课程项目。
领队展开这次研究调查的是阿斯顿大学副校长、英国大学联合会外部流动部门成员海伦·希格森教授。
她表示，阿斯顿大学正在依据调查研究结果进行建设，通过为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提供工读课程，很多学生已经出国学习。
“对于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群体，工作要早些展开，特别是新生入学的第一年，这是劝说学生的好时期，同样也是说服学生家长的好时候。
”希格森说，“我们有许多学生榜样，比如法蒂玛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她走出学校到国外进行工读课程的经历，会鼓励我们的新生走出去，并向他们展示在走出去后会获得怎样的机遇和发展。
” （作者系《卫报》高等教育网编辑，许悦编译） 图片来源：卫报网 高教观点 “一盘番茄炒蛋”：是温情，还是家庭教育失败 姻熊丙奇 这几天，一条《世界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
蛋》的微电影，在微信朋友圈等渠道“霸屏”疯转，它讲了一个有关母爱的故事：初到美国的留学生要在聚会时贡献出一道番茄炒蛋来招呼朋友，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做，于是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发微信求助妈妈。
为了教会儿子番茄炒鸡蛋，妈妈从睡梦中爬起来，在厨房录了一段视频。
最后男孩的番茄炒蛋很成功，获得了外国小伙伴的集体点赞。
虽然这则广告看上去充满亲情温暖，母亲凌晨4点起来录视频教孩子做番茄炒蛋，这是给留学在外的孩子无尽的爱“，爱没有时差”。
同样，办一张留学信用卡也是给孩子留学生活无条件的支持，与广告所要达到的效果“契合”。
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要被父母教番茄炒蛋营造的亲情所迷惑，留学生缺乏自主生活能力，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这则广告视频让人看到的不是父母对孩子的爱，而是“溺爱”，这种“溺爱”影响到孩子的独立、自主。
而“溺爱”是不值得广而告之的。
抛开孩子在外刷信用卡，需要在国内的父母还这个被网友质疑、吐槽的“瑕疵”外，这一广告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把孩子不能料理自己的日常 生活，就连简单的番茄炒蛋也不会，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在身边也确实很普遍），并把父母越洋指点孩子作为父爱、母爱，这是不合格的家庭教育产生的“后遗症”，是不值得宣扬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国很多家庭都不让孩子做任何家务，父母基本上包办了孩子除学习之外的一切，这样培养起来的孩子，是缺乏自主生活、自主管理能力的。
这样的学生，不管在国内读大学还是出国留学，都存在诸多问题。
近年来，媒体曾多次报道，有大学新生带两百多双袜子去报到，之所以带这么多是因为不会洗，穿脏一双就扔一双。
对于给孩子准备几百双袜子的父母，是应该赞扬他们的“爱”，还是质疑他们的家庭教育呢？ 那些为视频所营造的温情所感染的网友都要问一问：如果自己是留学生，会因不会炒番茄炒蛋而折腾国内的父母一夜不睡觉吗？如果自己是留学生的父母，这样教孩子，会不会反思在过去的教育中忘了对孩子最基本的教育？ 这则视频所讲的故事是值得反思的：留学生为何番茄炒蛋也不会做？这不能成为理所当然。
对 于这些缺乏自理、自立能力的留学生，国外学校老师的评价可能令国内的父母受不了，就是“残废”，不能做到基本的独立自主，离不开父母的照顾。
我国留学生还不能像国外有的学生一满18岁就选择独立，不再依靠父母的经济资助求学，而是自己挣钱或者贷款（美国的助学贷款，所有学生都可申请）上学，但应该学会独立、自主。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学生，到国外都靠自己打拼，要去餐馆端盘子洗碗打工挣钱不同，新一代的留学生有更好的家庭条件，但是却不能失去打拼、自立的精神，否则出国留学会失去价值。
舆论也不能助长出国留学学生在国外的享乐心理。
对于所有准备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在国内就应该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要求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
事实上，这应该是父母培养孩子的基本原则。
很多人问，学生究竟什么时候出国留学合适？判断出国留学合适不合适，不是看年龄，而要看学生本身，是否有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独立生活、自理的能力，只有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责任心，出国留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更大的收获。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办好网络教育“”办好继续 教育”的要求。
作为继续教育主 办要组成部分的学历继续教育占 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的30%， 有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我国 高等教育的质量。
从这个意义 上讲“，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 质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 一个研究继续教育的人，笔者 也很明白“，办有质量的学历继 量续教育”必须认清现实，找准切 入点。
现实如下： 学经费不足。
以河南省为 例，目前学费为每生每年 1100元至1900元，两年半下 历来，学费基本在3000元左右， 而这其中40%~70%的学费又 继拨给了教学点或者函授站，所 以每个学生的全部办学经费 只有1500元左右，相比我们 续普教每生3万元左右的运行 经费，我们要用这1500元去 教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是 不可能的。
投入不足。
国家在学历继 育续教育上没有进行投入的政 ﹄策，也可以说目前国家对学历 姻刘 继续教育基本没有投入。
广 的求回报。
每个高校都把继明 续教育当成“钱袋子”，不但不投入，而且要求继续教育学院向学校上交资金，求得回报。
无论是学历继续教育还是非学历继续教育，抑或是网络教育和函授教育，高校对此的统一要求是“回报”。
当然学历继续教育也确实给学校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回报的背后是学历继续教育质量的下降，即这种回报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
学者少。
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学生真正想学习的并不是特别多，社会上对一个人的评价、鼓励、奖惩并不是以个人能力为准的，而往往是按照位置和学历，这也就使得学历成为了一种标牌和标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现实让“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的理想有了几分虚无性。
虽然如此，但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可否寻找到“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呢？即我们能否改变现状，用团队力量、联盟力量将学历继续教育办得更有质量。
这 虚无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种可能性背后关联着四个主要 问题：第一“，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的标准是 什么？第二“，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应该树 立什么样的理念？第
三，如何在“互联网+”的基 础上“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第
四，如何实 现高校学历继续教育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 首先“，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既要有 质的规定，也需要有量化的标准。
其质的规定 性，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有清 晰的办学理念；第
二，有确定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
三，有明确的人才质量标准；第
四，有明确的 教育教学制度；第
五，有独特的教育资源和师 资；第
六，有适切的线上线下教育平台；第
七， 学习成果得到社会和学生的认可。
其次，明确“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要 树立什么样的理念。
笔者认为我们自始至终要 建立这样的办学理念：私人定制，即每位学生能 够学到自己希望学到的东西；碎片化学习，资源 应该以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形式出现、学习时间 应该比较短，大致在
15分钟以内的课程较为适 合成人学生业余学习现状；类实体化，即“互联 网+继续教育”与目前的实体化教学没有原则 上的区别。
要有学习社区、教师辅导和学生活 动；泛在学习，要做到随时、随地、随人，即任何 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均可以进行学习并学 习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再次，如何在“互联网
+”的基础上办有质 量的学历继续教育。
从办学质量的角度讲，在 “互联网+”背景下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核 心是资源。
资源建设的基本策略：
（1）共建共享 策略。
（2）大众化和精品化策略。
资源建设要注 重“短平快”的大众化在线课程建设，同时也要 注重精品化的在线课程建设。
（3）
资源建设的 “四步走”策略。
即“盒饭化阶段”（给学生确定 的、共同的课程）“、自助餐化阶段”（给学生较多 课程，学生选择余地大）“、点餐阶段”（学生自主 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营养餐阶段”（学生在 导师指导下自主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
在“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可能性的 基础上，走向现实尚有很多路。
关键环节有：第
一，办学理念生成。
“办有质量的学历继续教 育”主体是高校，引导是政府，外援是市场。
如 何设置三者的边界，制定可行的协同培养方案 最为主要。
第
二，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的建设。
在 实践中能否形成一个省级成人学历继续教育 管理学习平台十分重要，在这样的平台中，政 府可以监管学校的办学情况，高校之间可以实 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市场提供个性化的平台与 技术服务。
第
三，教育教学团队。
在虚拟空间 中，我们至少需要有主要教学老师、助学老师 和班主任老师，而这些老师如何恰当地去分 配、是否完备、是否有笔者之前所讲的完整的 体系，才能支撑我们的教育教学团队。
第
四，学 习支持服务。
主要包括虚拟社区中的角色分 工、主要功能、活动基本工具和服务标准与公 约。
例如我们建立了
QQ群与微信群，这就是 一个虚拟社区，也是一种形式，是实实在在的 成果。
当然，今后在全省管理平台上建立以专 业或地区为对象的服务社区，将是努力方向。
（作者系河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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