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5日星期一Tel：（010）62580692
主编：郭勉愈编辑：韩天琪校对：王心怡E-mail押sx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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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有年龄限制是考虑到刚开始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经验比较少，如果把他们和其他成熟的科研人员放在一起进行基金评审，可能他们的竞争力要弱一些。
并非所有基金申请都将科研人员的年龄限制在了学术生涯的早期，即使年龄到了五六十岁，科研人员仍然有很多项目可以申请。
但是，科研人才的压力早就提前了。
科研资助应该有年龄限制吗 ■本报记者韩天琪 陈学雷 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向科研人员提供支持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不过，大量的科研项目对申请人有年龄方面的限制。
错过了，即使其他条件达到了也没办法。
比如青年科学基金要求申请人当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青年人才项目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优青、青年长江、青年千人）中的两个———优青、青年长江，年龄限制是38岁。
四青之一的青年千人，限制年龄是40岁。
那么，从支持年轻科研人员发展的角度来说，设定年龄限制是有利还是有弊？ 初衷是为了鼓励青年科研人员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有年龄限制是考虑到刚开始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经验比较少，如果把他们和其他成熟的科研人员放在一起进行基金评审，可能他们的竞争力要弱一些。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这个角度上，对青年科学基金来说，设置年龄限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早日拿到基金的作用”。
为了鼓励更多的青年人，“除了年龄限制之外，很多青年基金规定只能拿一次，拿过之后就不能再申请了”。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渠红伟所研究员渠红伟也表示，青 年科学基金对申请人年龄的严格限制确实可以起到鼓励青年人的作用。
陈学雷表示，虽然对青年科学基金这种针对早期科研生涯的基金来说，设置年龄限制的出发点是为了鼓励青年科研人员，“但是对青年人才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优青、青年长江、青年千人）设置年龄限制我并不是很赞成。
过去大家的科研路径比较类似，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毕业，同一个时间进入科研领域进行竞争。
但现在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
陈学雷介绍，国外类似基金不会设置年龄限制，“有时会限制在博士毕业几年内申请。
因为有的人相比于同龄人可能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去读博士、拿到博士学位。
如果以年龄作为限制横向比较的话，对这部分博士来说很可能就是不利的。
”陈学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做法更合理一些。
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方法尤其适合。
“因为美国很多科研人员来自国外，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大差异，这种情况下不以年龄作为限制条件 是合理的。
当然我国以后的科研人员的求学情况也不像以前那样整齐划一了，可能有一部分人在大学毕业后在工业界、企业界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转入学术界，从这个角度考虑，可以对这些人才项目的年龄限制作一些调整和改革。
”陈学雷说。
就想找一个评价标准。
而各种人才项目就成了‘最好’的衡量标准。
” 陈学雷表示，这对于科研人员的成长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人才项目一方面需要找到优秀的人才并给予他们支持，但有时人才的认定又会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
” 一步慢步步慢 去行政化改革 事情都有两面性，设置年龄限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论资排辈的问题，“让年轻人与有资历的科研人员进行竞争可能造成不公平。
出于这种考虑设定的年龄限制本意是通过年龄限制打破论资排辈，但也反过来强化了年龄限制”。
这会给青年科研人员一种无形的压力，尤其对一些需要科研积累和长时段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年龄限制有可能让他们急功近利，心浮气躁。
“这加重了科研人员的焦虑，大家拼命想进入学术利益共同体。
” 当然，并非所有基金申请都将科研人员的年龄限制在了学术生涯的早期，即使年龄到了五六十岁，科研人员仍然有很多项目可以申请。
但是，科研人才的压力早就提前了。
例如在35岁之前，如果没有申请到青年基金或其他支持项目，既会造成自己的科研缺乏资金支持，也在后面的项目、计划申请中陷入劣势。
在愈演愈烈的科研竞争之下，似有一环扣一环、一步慢步步慢的现象。
渠红伟坦言，这种现象对科研人员成长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以我参加一些项目评审的经验来看，如果在不同领域评审，很难横向比较出每个人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这时大家往往 熊丙奇提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整个学术界的立项都带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
“在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之下，在立项审批时，除了学术指标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 很多资助由此成为了“学术头衔”。
而学术头衔成为了下一个学术头衔的评价指标，逐渐形成了学术利益共同体。
“学术基金的审批，应当以学术水平作为衡量标准，这是基本的学术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术的平等竞争，让科研资金可以更多地资助到有学术思想的科研人员。
”熊丙奇强调。
“要改变论资排辈的现象，最根本的是将行政主导改为以同行评议为代表的学术主导。
”熊丙奇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陷入用一个非学术指标代替另一个非学术指标的怪圈。
“要想让各类基金真正起到鼓励和支持科学研究的作用，最终还是要推进学术去行政化的改革。
但遗憾的是，这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这导致我们无法打破这样的利益机制。
”熊丙奇坦言，以行政主导推动学术的去行政化改革，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强化行政主导，在原来制度的基础上不断设限。
三思堂 栏目主持：韩天琪邮箱：tqhan@ 培养质疑精神不能走向歧途 姻沙森 近日，四川南充顺庆区中小学2017—2018学年度（上）期末教学质量监测五年级数学试卷上出现了这样一道题：“请你帮小林回答奶奶：一艘船上有26只绵羊和10只山羊，船上船长几岁？” 学生们对这道题的回答五花八门，比题目本身更加“无厘头”。
面对热议，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教育部门发布了该题的“知识考点说明”，表示题目考点意在考查学生对数学问题的质疑意识、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至于该题的设计缘由，说明称：“有调查 表明，我国小学生普通缺乏对数学问题的质疑意识和批判精神。
”介于此，在本期的小学期末试题中设计为一个知识考点（此类题在全国多地小学生期末考试中出现过），力求引领学生敢于挑战权威，打破思维定式，培养良好的质疑精神。
” 说明还称，《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有一条就是“批判质疑”。
该教育部门认为本题是很好的开放性问题，给孩子们不设限的发挥，答案不唯一且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一个孩子都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的认知和思考给出一个属于 自己的答案。
该教育部门这样的说明看似是一个非常 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中小学教学阶段，学生的质疑意识、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确实应当得到重视和培养。
但依据合理并不代表做法得当，尤其是当出题者没有理解该依据的真正意图时，这种表面上的靠近很可能走向初衷的反面。
科学的确需要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但前提是，我们在解决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
问题本身即是科学的一部分，需要由严密的科学思维发现和提出。
如果问题就不符合 逻辑，对它的质疑根本无从谈起。
科学发展至今，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规范。
所有科学研究者与前人的关系都遵循继承—质疑—发展的规律。
就好像在人类知识的大厦建设过程中，所有后来者都是在前人所垒砖块的基础上做出其他的造型。
只有在大厦建设范围内的砖块才能成为后来者的基础和改造对象。
所以说，“问题”本身是否是这样的砖块是质疑精神的逻辑前提，否则，质疑精神会陷入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当中，对人类的进步没有任何理性的价值和意义。
华冰聊专利 1月26日，酷派将小米告上法庭，称小米侵犯其三项发明专利权，成功将大家的眼球转移到酷派和小米身上。
与此同时，小米将于2018年上市的消息已经童叟皆知。
有人说酷派在小米Pre-IPO时提出诉讼，有蹭热点的嫌疑；有人说酷派虽然手持“双卡双待”相关技术专利，但终归实力不强，小米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在专利上有较好储备，不需要靠酷派的专利锦上添花；也有人说酷派离开乐视后，穷疯了，想在小米上市前捞一笔。
而酷派则坚定地说自己经济状况良好，小米侵犯其多件专利权，仅拿出几件而已，而且也完全无意蹭小米上市的热点。
小米在上市前遇到“专利劫”，符合“专利劫”的两大特点：影响力大、失败成本高。
小米与酷派的专利诉讼，由于小米特殊的行业地位和社会影响，酷派是不是职业碰瓷，都不影响此案件成为公众茶前饭后的谈资。
那么，一般企业会在什么时候遇到类似的“专利劫”呢？总 什么时候会有专利劫？ 结情况如下： 上市前。
《证券法》规定：发行 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不得有 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 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 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为满足上 市的各项要求，在上市前，公司需要对其专利资 产进行清查，并确保专利权有效，无侵权风险。
而一些专利狙击手，则会密切关注企业动向，伺 机而动。
投标时。
在招投标时，常会遇到有人提出专 利侵权。
而对于招标方，一旦投标人有法律侵权 风险，会慎重选择与其合作。
因为就算合同里约 定
损失由侵权者承担，由侵权引起的生产、销 售、对客户的不利影响也是很难消除的。
因此， 对于招标方来说，投标者有专利诉讼官司是其 忌讳的，因为招标失败的成本很高。
而对于投标 方来说，不中标也是很大的损失。
因此，投标也 是专利劫常发生的环节之
一。
展
会上。
展会是企业展示其生产、研发实 力，以及向客户展示其新产品的好舞台。
在
一 些行业展会上，尤其是一些海外展销会，企业 会展出其新产品、新技术。
参加的企业往往需 要提前布展，将产品运至现场。
对于一些大型 设备，布展的成本很高，此时如果有人发出专 利侵权律师函，一些展会会要求其撤展，这种 行为对于参展企业是巨大的打击。
面对一些企 业不愿被撤展的心理，一些专利流氓会盯上企 业参展时机，趁机敲上一笔。
产品热销时。
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各卖家 为了获得更多的客户，也会竞价排名买广告位， 而后台则会统计各卖家的数据，还会有排名。
一 些商家购买分析数据后，针对销量较好的企业， 提出专利诉讼。
总
之，你的企业、产品市场影响越大，失败 成本越高，专利问题找上门的可能性越大。
因 此，在有上述几种经营行为时，要做好专利心理 准备，可能随时跳出专利问题。
如果没有专业的 专利团队，最好有一个专业的顾问，可以随时讨 论对策。
（作者系专利执业代理人） 声音 美国国家实验室非常注重优秀人才的吸引和培
养，其主任级别的选用一般是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知名学者专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家实验室是由联邦政府的公共资金兴建，资金来 源的公共性质使其有着服务全国科研工作者的义务。
联邦政府将部分国家实验室交给大学管理，有利 于推动国家实验室与大学之间科研与教育之间的优势互补。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运行管理机制 姻裴瑞敏杨国梁
一、人员管理机制 美国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主要包括三类，一般科研人员、高级科研人员、博士后和客座研究人员。
一般科研人员采用限期聘用制，公开招聘并签订合同，享受合同规定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等，在任期如果表现突出，可以聘为长期聘用人员。
高级科研人员一般有任期年限制和项目合同制两种。
任期年限制在获得终身职位前，存在任职年限序列，具有较强的竞争；获得终身职位后，按照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人事管理。
美国国家实验室非常注重优秀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其主任级别的选用一般是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知名学者专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与实验室实行合同管理模式，由于优秀的科研人员所产生的卓越的科研成果是保障国家实验室获得经费、维持运行的基本前提，并且不同国家实验室之间存在项目竞争，因此，实验室行政人员非常注重对于优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美国国家实验室对优秀人才采取合同管理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选拔和聘任人才，重点考察其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以此为基础签订不同期限的聘用合同。
一般来说，研究人员聘期为 2～3年，优秀研究人员合同期限适当延长。
流动人员一般为博士后、研究生，也以合同形式招聘，工作期限从不足1月到2年不等。
此外，美国国家实验室还鼓励研究人员在大学兼职、大学教授也可在国家实验室兼职开展研究。
因此，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流动性较高，常因开展大型研究任务的需要，组建研究团队。
项目结束后，研究团队解散，研究人员各回原岗位。
与研究团队不同的是，行政管理岗位和技术支撑岗位较为稳定，其稳定性的保持，有利于提高国家实验室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美国国家实验室对科技人员的评估、考核与晋升机制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同行评议的专家组一般由来自其他实验室、政府机构、大学及工业界的知名专业人士组成，评议的标准按有关章程规定执行。
这种评议制度有力、有效地鼓励竞争，树立高标准，提高项目绩效；培养创造性和促进公平，有利于筛选合格的领军人才，组成极强凝聚力的研究团队，并将资源用于最重要和最有前景的课题上。
在人员绩效奖励上，国家实验室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如阿拉莫斯实验室内近60%的人员属于加州大学的职工，为了留住本校优秀的年轻 人才，加州大学采取了一系列向年轻教授倾斜的措施，在工资晋升上，助理教授工资档次分为6级，副教授工资为5级，教授工资为4级，除了每年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工资上调2%～5%外，助理教授工资是每两年晋升一次，增长的幅度是工资基数的10%左右，晋升工资的标准主要根据发表文章、教学、课题经费和参与教授会工作等，在副教授的5级工资中，最初的两个级别是每两年工资晋升一次，晋升工资的水平为5%～7%，在35级是每三年上调一次，晋升幅度也为5%～7%，只是时间延长了一年。
在教授水平上的工资晋升是每3年评一次，晋升的幅度是3%～5%。
从这一调资标准来看，工资增长最快的是助理教授和副教授，而不是正教授，目的就是鼓励年轻人早出成果。
二、资源共享机制 国家实验室是由联邦政府的公共资金兴建，资金来源的公共性质使其有着服务全国科研工作者的义务。
美国国家实验室有着世界一流的仪器设备，这些设备依照实验室自身传统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为研究人员提供使用机会，使这些由公共资金支持的设备物尽其用。
例如，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的高级光源（AdvancedLightSource,ALS），能够提供世界上最亮的紫外线光源和软X射线光束。
自1993年装置投入使用以来，全世界已经有1000多位科学家使用这一装置进行了材料科学、生物、化学、物理以及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
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卢汉中子散射中心每年都接受500多位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这里的装置。
这些科学家首先要向实验室提出申请，包括科研的目的、实验设计等，实验室对这些申请进行同行评估，评估通过者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装置。
三、大学与实验室融合机制 联邦政府将部分国家实验室交给大学管理，有利于推动国家实验室与大学之间科研与教育之间的优势互补。
美国的大学在管理国家实验室时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积极在政策和制度上促成大学与实验室的全面合作。
大学与国家实验室的合作是十分广泛的，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合作建立研究机构。
联合研究机构的确立，使不同实验室之间、不同大学之间，以及实验室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成为常态，如加州大学的圣迭亚哥分校就和其管理的洛斯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合作建立工程研究所（theEngineeringInstitute）。
这个研究所位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旁边的科研园区内，其人员均来自圣迭亚哥分校和实验室，主要包括航空、民用、电子、机械方面的工程师以及计算机和材料学方面的科学家。
该研究所主要从事结构安全监控、故障预测、仿真模型验证、不确定性量化等跨越传统学科和院系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该研究所使实验室可以吸纳大学教授中的相关专家，同时也为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提供做兼职教授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每年研究所都要从学校的本科生中招收30名工程方面的人才进行重点培养。
大学和实验室进行融合的另一种方式是进行跨学科创新性研究和教学项目。
例如：伯克利电化学研究会（BERC）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组建的高能电池电化学研究队伍，负责执行和监管美国先进可充电池和燃料电池的研究工作，也负责管理美国能源部的先进交通技术用电池（BATT）项目的进展和执行情况，协调其他研究机构有关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电化学系统的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此项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资助，特此感谢。
）
7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有年龄限制是考虑到刚开始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经验比较少，如果把他们和其他成熟的科研人员放在一起进行基金评审，可能他们的竞争力要弱一些。
并非所有基金申请都将科研人员的年龄限制在了学术生涯的早期，即使年龄到了五六十岁，科研人员仍然有很多项目可以申请。
但是，科研人才的压力早就提前了。
科研资助应该有年龄限制吗 ■本报记者韩天琪 陈学雷 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向科研人员提供支持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不过，大量的科研项目对申请人有年龄方面的限制。
错过了，即使其他条件达到了也没办法。
比如青年科学基金要求申请人当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青年人才项目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优青、青年长江、青年千人）中的两个———优青、青年长江，年龄限制是38岁。
四青之一的青年千人，限制年龄是40岁。
那么，从支持年轻科研人员发展的角度来说，设定年龄限制是有利还是有弊？ 初衷是为了鼓励青年科研人员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有年龄限制是考虑到刚开始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经验比较少，如果把他们和其他成熟的科研人员放在一起进行基金评审，可能他们的竞争力要弱一些。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这个角度上，对青年科学基金来说，设置年龄限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早日拿到基金的作用”。
为了鼓励更多的青年人，“除了年龄限制之外，很多青年基金规定只能拿一次，拿过之后就不能再申请了”。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渠红伟所研究员渠红伟也表示，青 年科学基金对申请人年龄的严格限制确实可以起到鼓励青年人的作用。
陈学雷表示，虽然对青年科学基金这种针对早期科研生涯的基金来说，设置年龄限制的出发点是为了鼓励青年科研人员，“但是对青年人才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优青、青年长江、青年千人）设置年龄限制我并不是很赞成。
过去大家的科研路径比较类似，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毕业，同一个时间进入科研领域进行竞争。
但现在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
陈学雷介绍，国外类似基金不会设置年龄限制，“有时会限制在博士毕业几年内申请。
因为有的人相比于同龄人可能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去读博士、拿到博士学位。
如果以年龄作为限制横向比较的话，对这部分博士来说很可能就是不利的。
”陈学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做法更合理一些。
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方法尤其适合。
“因为美国很多科研人员来自国外，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大差异，这种情况下不以年龄作为限制条件 是合理的。
当然我国以后的科研人员的求学情况也不像以前那样整齐划一了，可能有一部分人在大学毕业后在工业界、企业界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转入学术界，从这个角度考虑，可以对这些人才项目的年龄限制作一些调整和改革。
”陈学雷说。
就想找一个评价标准。
而各种人才项目就成了‘最好’的衡量标准。
” 陈学雷表示，这对于科研人员的成长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人才项目一方面需要找到优秀的人才并给予他们支持，但有时人才的认定又会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
” 一步慢步步慢 去行政化改革 事情都有两面性，设置年龄限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论资排辈的问题，“让年轻人与有资历的科研人员进行竞争可能造成不公平。
出于这种考虑设定的年龄限制本意是通过年龄限制打破论资排辈，但也反过来强化了年龄限制”。
这会给青年科研人员一种无形的压力，尤其对一些需要科研积累和长时段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年龄限制有可能让他们急功近利，心浮气躁。
“这加重了科研人员的焦虑，大家拼命想进入学术利益共同体。
” 当然，并非所有基金申请都将科研人员的年龄限制在了学术生涯的早期，即使年龄到了五六十岁，科研人员仍然有很多项目可以申请。
但是，科研人才的压力早就提前了。
例如在35岁之前，如果没有申请到青年基金或其他支持项目，既会造成自己的科研缺乏资金支持，也在后面的项目、计划申请中陷入劣势。
在愈演愈烈的科研竞争之下，似有一环扣一环、一步慢步步慢的现象。
渠红伟坦言，这种现象对科研人员成长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以我参加一些项目评审的经验来看，如果在不同领域评审，很难横向比较出每个人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这时大家往往 熊丙奇提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整个学术界的立项都带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
“在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之下，在立项审批时，除了学术指标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 很多资助由此成为了“学术头衔”。
而学术头衔成为了下一个学术头衔的评价指标，逐渐形成了学术利益共同体。
“学术基金的审批，应当以学术水平作为衡量标准，这是基本的学术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术的平等竞争，让科研资金可以更多地资助到有学术思想的科研人员。
”熊丙奇强调。
“要改变论资排辈的现象，最根本的是将行政主导改为以同行评议为代表的学术主导。
”熊丙奇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陷入用一个非学术指标代替另一个非学术指标的怪圈。
“要想让各类基金真正起到鼓励和支持科学研究的作用，最终还是要推进学术去行政化的改革。
但遗憾的是，这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这导致我们无法打破这样的利益机制。
”熊丙奇坦言，以行政主导推动学术的去行政化改革，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强化行政主导，在原来制度的基础上不断设限。
三思堂 栏目主持：韩天琪邮箱：tqhan@ 培养质疑精神不能走向歧途 姻沙森 近日，四川南充顺庆区中小学2017—2018学年度（上）期末教学质量监测五年级数学试卷上出现了这样一道题：“请你帮小林回答奶奶：一艘船上有26只绵羊和10只山羊，船上船长几岁？” 学生们对这道题的回答五花八门，比题目本身更加“无厘头”。
面对热议，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教育部门发布了该题的“知识考点说明”，表示题目考点意在考查学生对数学问题的质疑意识、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至于该题的设计缘由，说明称：“有调查 表明，我国小学生普通缺乏对数学问题的质疑意识和批判精神。
”介于此，在本期的小学期末试题中设计为一个知识考点（此类题在全国多地小学生期末考试中出现过），力求引领学生敢于挑战权威，打破思维定式，培养良好的质疑精神。
” 说明还称，《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有一条就是“批判质疑”。
该教育部门认为本题是很好的开放性问题，给孩子们不设限的发挥，答案不唯一且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一个孩子都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的认知和思考给出一个属于 自己的答案。
该教育部门这样的说明看似是一个非常 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中小学教学阶段，学生的质疑意识、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确实应当得到重视和培养。
但依据合理并不代表做法得当，尤其是当出题者没有理解该依据的真正意图时，这种表面上的靠近很可能走向初衷的反面。
科学的确需要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但前提是，我们在解决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
问题本身即是科学的一部分，需要由严密的科学思维发现和提出。
如果问题就不符合 逻辑，对它的质疑根本无从谈起。
科学发展至今，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规范。
所有科学研究者与前人的关系都遵循继承—质疑—发展的规律。
就好像在人类知识的大厦建设过程中，所有后来者都是在前人所垒砖块的基础上做出其他的造型。
只有在大厦建设范围内的砖块才能成为后来者的基础和改造对象。
所以说，“问题”本身是否是这样的砖块是质疑精神的逻辑前提，否则，质疑精神会陷入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当中，对人类的进步没有任何理性的价值和意义。
华冰聊专利 1月26日，酷派将小米告上法庭，称小米侵犯其三项发明专利权，成功将大家的眼球转移到酷派和小米身上。
与此同时，小米将于2018年上市的消息已经童叟皆知。
有人说酷派在小米Pre-IPO时提出诉讼，有蹭热点的嫌疑；有人说酷派虽然手持“双卡双待”相关技术专利，但终归实力不强，小米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在专利上有较好储备，不需要靠酷派的专利锦上添花；也有人说酷派离开乐视后，穷疯了，想在小米上市前捞一笔。
而酷派则坚定地说自己经济状况良好，小米侵犯其多件专利权，仅拿出几件而已，而且也完全无意蹭小米上市的热点。
小米在上市前遇到“专利劫”，符合“专利劫”的两大特点：影响力大、失败成本高。
小米与酷派的专利诉讼，由于小米特殊的行业地位和社会影响，酷派是不是职业碰瓷，都不影响此案件成为公众茶前饭后的谈资。
那么，一般企业会在什么时候遇到类似的“专利劫”呢？总 什么时候会有专利劫？ 结情况如下： 上市前。
《证券法》规定：发行 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不得有 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 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 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为满足上 市的各项要求，在上市前，公司需要对其专利资 产进行清查，并确保专利权有效，无侵权风险。
而一些专利狙击手，则会密切关注企业动向，伺 机而动。
投标时。
在招投标时，常会遇到有人提出专 利侵权。
而对于招标方，一旦投标人有法律侵权 风险，会慎重选择与其合作。
因为就算合同里约 定
损失由侵权者承担，由侵权引起的生产、销 售、对客户的不利影响也是很难消除的。
因此， 对于招标方来说，投标者有专利诉讼官司是其 忌讳的，因为招标失败的成本很高。
而对于投标 方来说，不中标也是很大的损失。
因此，投标也 是专利劫常发生的环节之
一。
展
会上。
展会是企业展示其生产、研发实 力，以及向客户展示其新产品的好舞台。
在
一 些行业展会上，尤其是一些海外展销会，企业 会展出其新产品、新技术。
参加的企业往往需 要提前布展，将产品运至现场。
对于一些大型 设备，布展的成本很高，此时如果有人发出专 利侵权律师函，一些展会会要求其撤展，这种 行为对于参展企业是巨大的打击。
面对一些企 业不愿被撤展的心理，一些专利流氓会盯上企 业参展时机，趁机敲上一笔。
产品热销时。
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各卖家 为了获得更多的客户，也会竞价排名买广告位， 而后台则会统计各卖家的数据，还会有排名。
一 些商家购买分析数据后，针对销量较好的企业， 提出专利诉讼。
总
之，你的企业、产品市场影响越大，失败 成本越高，专利问题找上门的可能性越大。
因 此，在有上述几种经营行为时，要做好专利心理 准备，可能随时跳出专利问题。
如果没有专业的 专利团队，最好有一个专业的顾问，可以随时讨 论对策。
（作者系专利执业代理人） 声音 美国国家实验室非常注重优秀人才的吸引和培
养，其主任级别的选用一般是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知名学者专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家实验室是由联邦政府的公共资金兴建，资金来 源的公共性质使其有着服务全国科研工作者的义务。
联邦政府将部分国家实验室交给大学管理，有利 于推动国家实验室与大学之间科研与教育之间的优势互补。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运行管理机制 姻裴瑞敏杨国梁
一、人员管理机制 美国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主要包括三类，一般科研人员、高级科研人员、博士后和客座研究人员。
一般科研人员采用限期聘用制，公开招聘并签订合同，享受合同规定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等，在任期如果表现突出，可以聘为长期聘用人员。
高级科研人员一般有任期年限制和项目合同制两种。
任期年限制在获得终身职位前，存在任职年限序列，具有较强的竞争；获得终身职位后，按照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人事管理。
美国国家实验室非常注重优秀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其主任级别的选用一般是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知名学者专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与实验室实行合同管理模式，由于优秀的科研人员所产生的卓越的科研成果是保障国家实验室获得经费、维持运行的基本前提，并且不同国家实验室之间存在项目竞争，因此，实验室行政人员非常注重对于优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美国国家实验室对优秀人才采取合同管理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选拔和聘任人才，重点考察其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以此为基础签订不同期限的聘用合同。
一般来说，研究人员聘期为 2～3年，优秀研究人员合同期限适当延长。
流动人员一般为博士后、研究生，也以合同形式招聘，工作期限从不足1月到2年不等。
此外，美国国家实验室还鼓励研究人员在大学兼职、大学教授也可在国家实验室兼职开展研究。
因此，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流动性较高，常因开展大型研究任务的需要，组建研究团队。
项目结束后，研究团队解散，研究人员各回原岗位。
与研究团队不同的是，行政管理岗位和技术支撑岗位较为稳定，其稳定性的保持，有利于提高国家实验室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美国国家实验室对科技人员的评估、考核与晋升机制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同行评议的专家组一般由来自其他实验室、政府机构、大学及工业界的知名专业人士组成，评议的标准按有关章程规定执行。
这种评议制度有力、有效地鼓励竞争，树立高标准，提高项目绩效；培养创造性和促进公平，有利于筛选合格的领军人才，组成极强凝聚力的研究团队，并将资源用于最重要和最有前景的课题上。
在人员绩效奖励上，国家实验室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如阿拉莫斯实验室内近60%的人员属于加州大学的职工，为了留住本校优秀的年轻 人才，加州大学采取了一系列向年轻教授倾斜的措施，在工资晋升上，助理教授工资档次分为6级，副教授工资为5级，教授工资为4级，除了每年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工资上调2%～5%外，助理教授工资是每两年晋升一次，增长的幅度是工资基数的10%左右，晋升工资的标准主要根据发表文章、教学、课题经费和参与教授会工作等，在副教授的5级工资中，最初的两个级别是每两年工资晋升一次，晋升工资的水平为5%～7%，在35级是每三年上调一次，晋升幅度也为5%～7%，只是时间延长了一年。
在教授水平上的工资晋升是每3年评一次，晋升的幅度是3%～5%。
从这一调资标准来看，工资增长最快的是助理教授和副教授，而不是正教授，目的就是鼓励年轻人早出成果。
二、资源共享机制 国家实验室是由联邦政府的公共资金兴建，资金来源的公共性质使其有着服务全国科研工作者的义务。
美国国家实验室有着世界一流的仪器设备，这些设备依照实验室自身传统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为研究人员提供使用机会，使这些由公共资金支持的设备物尽其用。
例如，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的高级光源（AdvancedLightSource,ALS），能够提供世界上最亮的紫外线光源和软X射线光束。
自1993年装置投入使用以来，全世界已经有1000多位科学家使用这一装置进行了材料科学、生物、化学、物理以及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
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卢汉中子散射中心每年都接受500多位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这里的装置。
这些科学家首先要向实验室提出申请，包括科研的目的、实验设计等，实验室对这些申请进行同行评估，评估通过者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装置。
三、大学与实验室融合机制 联邦政府将部分国家实验室交给大学管理，有利于推动国家实验室与大学之间科研与教育之间的优势互补。
美国的大学在管理国家实验室时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积极在政策和制度上促成大学与实验室的全面合作。
大学与国家实验室的合作是十分广泛的，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合作建立研究机构。
联合研究机构的确立，使不同实验室之间、不同大学之间，以及实验室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成为常态，如加州大学的圣迭亚哥分校就和其管理的洛斯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合作建立工程研究所（theEngineeringInstitute）。
这个研究所位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旁边的科研园区内，其人员均来自圣迭亚哥分校和实验室，主要包括航空、民用、电子、机械方面的工程师以及计算机和材料学方面的科学家。
该研究所主要从事结构安全监控、故障预测、仿真模型验证、不确定性量化等跨越传统学科和院系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该研究所使实验室可以吸纳大学教授中的相关专家，同时也为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提供做兼职教授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每年研究所都要从学校的本科生中招收30名工程方面的人才进行重点培养。
大学和实验室进行融合的另一种方式是进行跨学科创新性研究和教学项目。
例如：伯克利电化学研究会（BERC）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组建的高能电池电化学研究队伍，负责执行和监管美国先进可充电池和燃料电池的研究工作，也负责管理美国能源部的先进交通技术用电池（BATT）项目的进展和执行情况，协调其他研究机构有关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电化学系统的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此项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资助，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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