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本末倒置的评分规则背后︻ 主 编 视 近日《长江日报》以《论文“倒置评分”曝署名潜规则》名位置，要考核、评职称、晋级别、报成果、申请科研项目等 点 为题，报道武汉某高校要求研究生申请国家奖学金时，实等，在这些申请中最好是论文的第一作者。
有了这样的规 ︼ 行了论文署名“倒置评分”的规则。
即“指导教师为第一作定，学生在评国家奖学金的利益驱动下，会主动选择把署 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视为研究生独撰。
”相反，名排在第二名，而不管实际上是否为第一作者或是独立完 “如师生共同署名，第一作者为学生，只能获得60%的评成的。
分”。
———这种本末倒置的规定，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此外，就目前学术界的状况，在读研究生独立发表论 是任何正常人的思维所不能理解的。
但是该校研究生院负文的可能性极小，如果不把导师列为第一作者，其论文更 2012年12月19日 责人表示：“这样的规定在全国都很普遍，并非我们学校如此。
”如果确实如此，我国高校已经堕落到无视社会公理的蛮横和无耻，可见一斑。
但愿这只是个别现象。
是难以发表。
这里涉及到我国学术界的学术鉴定和评价问题，没有形成学术价值判断而且是以人或以名为标准。
这里面有学术评价能力和学术评价机制两个层面的因素。
需 周三出版 其实这样无理的规定目的很明显，就是牺牲学生的权益而为教师谋利益。
因为教师也要使用这个发表论文的署 要由政府有关部门从根本上解决，否则对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产生的影响，将会是负面而深远的。
年终专稿 2012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上） 姻本报记者陈彬 每年初，我们都会满怀希望的问自己：“新的一年我会得到什么？”而年末之时，这个问题就会变为“这一年我得到了什么？”对于你我如此，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亦然。
2012年，异地高考的话题持续升温、南科大的“转正”让人们百感交集、新任校长的一句承诺成为媒体争先报道的对象，几位大学生猝死于跑道上的悲剧又足以引人深思……而在所有这些关注的目光背后，是社会对高教愈加关注与期盼的眼光。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的大学究竟得失几许？ 我们总结出“2012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希望通过对这些并不陌生的词汇的梳理，大家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更清楚的判断。
关键词一：异地高考 从2012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透露，教育部正在与上海、北京市研究推进异地高考；到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再到年底北京市教委曾“婉劝”非京籍学生回原籍高考。
可以说，人们对异地高考的关注整整持续了一年。
事实上，早在2008年，就曾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
如今，4年已过，人们对异地高考的关注度在不断升温，但该政策的核心问题———北上广的异地高考政策依然模棱两可。
反倒是围绕政策本身所出现的种种利益纷争愈演愈烈，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思。
从表面上看，造成异地高考问题的症结主要有二：一是各地高中课程以及高考内容不同所导致的随迁子女回原籍就学、考试困难；二是各地高考录取政策相对不平等导致的利益冲突。
然而在这两大原因的背后，则是中国教育资源整体不均的大背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深层次问题，简单的政策调整很难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人不赞成异地高考改革的重要原因。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整体教育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趋于固化。
在巨大的惯性面前，“伤筋动骨”的改革很难办到。
但要解决教育不公问题，恰恰需要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重组以及对教育观念的重新梳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因此，指望在短时间内很好地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似乎也不现实。
关键词二：协同创新 2011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 校庆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
随后，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
至此，“协同创新”一词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应该说，“协同创新”一词并不是2012年才出现的新词，将其归入2012年关键词有两个原因：其一，2012年是实施“2011计划”的第一年；其
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大批协同创新中心在2012年相继成立。
相对而言，后者要更加重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10月，全国高校参与组建的协同创新中心数量为73个，其内容涵盖从畜牧养殖到导航技术在内的诸多领域。
如此数量的中心“拔地而起”，让人们在感叹各高校“高效率”的同时，也不由得担心其间是否有“一窝蜂”之嫌。
稍有科研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间的科研合作虽然重要，但由于各自利益和科研关注点的不同，彼此间要实现很好的配合也并非易事。
协同创新中心的出现，从外部架构上为这种配合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但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却不是“照方抓药”就可以解决的。
虽然在协同创新成立之时，几乎每个中心都会设计一套自己的内部制度，但短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机制架构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不由得让人产生疑虑。
协同创新固然是高校科研的题中之义，成立中心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如果能够将步伐放缓一些，将问题考虑得更多一点，是否会更好呢？ 关键词三：校长承诺 继2011年底，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公开 图片来源： “两不”承诺后，在2012年，又有更多校长在就职仪式上作出类似承诺。
2012年7月、8月间，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董奇、北京外国语大学新任校长韩震在上任伊始，分别对广大师生作出了“四不”、“三不”的承诺。
与赵跃宇一样，他们的这种“不做研究，专心做校长”的表态同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与此相关联的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2012年，教育部曾多次公开选拔高校副校长，年底，教育部更是决定对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的校长作公开选拔。
应该说，无论是新校长的“几不”承诺还是教育部的公开选拔，其最重要的目的都在于力促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进程。
对此应该给予掌声，但掌声过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做法究竟能否达到最终目的。
校长不从事科研，无非是担心科研会影响行政管理，以及可能挤占他人的科研资源，但校长在职位上的“分身乏术”和“权力膨胀”，究竟有多少是“拜科研任务所赐”，又有多少来自于行政化的制度体系本身，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评判。
至于公选校长，相较之前的直接任命，这一做法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但公选条件依然由主管部门制定，选拔过程依然由主管部门操控，这样的“公选”距离真正的校长选拔还有多远，人们也自有判断。
关键词四：校庆新政 1952年，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大批新大学由此诞生。
2012年，这些学校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华诞。
加之成立于其他年份，却也在今年迎来校庆的大学，使得2012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校庆年”。
对于校庆，很多人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所学 校的“寿诞之日”本应喜庆吉祥，但越来越多的负面报道将校庆与“政绩工程”连在了一起。
一份网络调查显示，在如何看待大学校庆的问题上，有79.2%的人认为校庆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73.7%的人认为校庆成了各类官员、名人、明星亮相的秀场；66.6%的人更是指出，校庆已经成为一场“烧钱行为”。
应该说，将校庆与“政绩工程”连在一起并非源于媒体杜撰，很多学校也在利用校庆大打公关牌、政绩牌，而当众多社会舆论将矛头直指大学校庆时，也引起了一些高校的反思。
于是在今年，很多学校在校庆之时出台的新政策，确有让人眼前一亮之感。
无论是南京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序长不序爵”、中国人民大学的“百场社区公益 讲座”，还是中山大学的特殊“学位成礼仪式”，乃至于华中科技大学“根叔”深深地鞠躬致歉，都反映出各大学校庆在有意地远离“行政”，回归学术和更加亲民，这种趋势无疑是好的。
曾有学者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如何举办校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大学精神，尽管目前许多学校已有变化，但要真正体现大学精神，还有很多事情得做。
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关注学校还需作哪些努力，甚至可以质疑一些学校的做法是否属另类炒作。
但无论如何，对于一场校友、学生和老师的“集体狂欢”而言，这样的改变已可让人露出些许发自心底的笑容。
关键词五：学生长跑 11月18日的广州马拉松赛场上，两名年轻选手先后倒在终点线前，其中一人为大三学生；此后几天，上海、湖北、江苏多地高校发生学生体测、长跑死亡事件。
类似事件并不仅仅发生在跑道上。
12月10日，上海一名大学生上篮球课猝死。
短短一个月内，数条鲜活的生命消逝，这样的惨剧引人深思。
然而，引人深思的并不止于此。
据报道，在今年的华中科技大学运动会上，女子3000米和男子5000米项目被暂时取消。
而此前，西安30余所高校已取消长跑项目。
应该说，大学生体质的下降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事实，学校在这方面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措施也无可厚非。
但是，这一前提必须是“临时性”的，否则便有些“掩耳盗铃”之嫌了，因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而非选择性忽视。
提高学生体质，一方面要靠加强体育课锻炼，另一方面要靠学生的自觉意识。
但目前来看，这两者高校做得都不够好，体育课被忽视已是普遍现象，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也大都与电脑游戏为伴。
这样的现象已经在高校蔓延多年，各校一直大呼改变，但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也许依然是动力不足，毕竟学生体质好坏与就业率并无太大关系，本科教学评估更关心的是学校有多少块操场，而不是有多少学生能跑完1500米。
视线缺失必然导致学校的改革乏力。
或许相关部门应该转变一下观念，就业市场重视一下未来员工的身体，要比运动会上少设一两个项目对学生的益处更大吧。
现场 著名学者桑德尔北大上演“哈佛公开课”： 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琨 12月13日晚，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东门的展板上贴着一则简短的告示：本次演讲入场券已经发放告罄。
讲堂外的通道和广场上已经满是候场的观众。
如此火热的演讲属于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桑德尔应北京论坛邀请，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进行了题为《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的演讲。
作为“北京论坛高端系列演讲”的嘉宾，桑德尔教授与中国的年轻人济济一堂，共同讨论这个时代的社会与伦理问题。
一票难求的火暴现场 上午六点半的燕园，食堂和小吃摊所在的道路上人群熙熙攘攘，一个女生看起来有点焦虑。
她是北京科技大学大三学生小林，小林第一次来北大，正在向周围的人打听怎么去百年讲堂。
“我没有门票，但我真的特别喜欢桑德尔。
他在哈佛的公开课，我每一集都看过，而且不止一遍。
”小林说。
半小时后，她的偶像即将开始演讲。
身为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桑德尔自1980年起教授政治哲学。
他是当代西方社群主义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讲席教授” 之
一，每周都有超过千人走进他的课堂。
桑德尔主讲的“公正”课程是网络和电视上 首个免费的哈佛公开课，全球超过1000万人次点击观看。
美国《新闻周刊》称桑德尔为“最受欢迎的在世哲学家”和“摇滚巨星级别的道德学家”，美国《新共和》杂志则赞誉其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哲学讲授者”。
小林就是看了桑德尔的公开课后深受启发，成为了他的“铁杆粉丝”。
持票的观众已经陆续进场，小林还在入口处等待，期盼全部持票观众入场后仍有空余座位。
很多学生如小林一样，虽然没有门票，但还是赶到现场，希望可以碰碰运气进入会场。
他们渴望一睹教授风采，亲临桑德尔充满哲学思辨的课堂。
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 与从头到尾发表演说的方式不同，演讲一开始，桑德尔就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当做是听演讲，而要进入互动与对话的状态，“我要和你们一起讨论当今社会中各种挑战性的问题。
” 雪后的铁锹应不应该涨价？瓶装水在地震后是否应该涨价？医生是否应该先救患感冒的富人，而非亟须手术的穷人？“黄牛党”倒卖明星的演唱会门票是否合理？是否应该用金钱作为激励学生学习的方式？经济补偿是否能让人同意在居住地建核垃圾场？ 演讲中，桑德尔一共向听众抛出了六个小问题，并不断鼓励在场学生发言。
发言学生中有市场至上主义的信奉者，认为市场规律可以调节一切，也不乏有反对者认为道德比市场更重要。
桑德尔仔细倾听学生的发言，不时飞速地插入“为什么”进行追问，亦或干脆组织两种相反意见者直接进行辩论。
辩论中各种观点你来我往，时而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气氛。
在讨论到有关学习的具体案例时，发言学生甚至现身说法，分享了中学时父母以奖金激励自己学习的例子，引起现场阵阵欢笑。
在北京某高校研究生梅雨看来，桑德尔把哈佛公开课搬到了北大百年讲坛。
梅雨向记者解释道，桑德尔擅长用案例引发学生的争论和思考，风格一向轻松活泼。
演讲中一些案例的选择难题，继承了“公正”公开课的风格。
“不过，以前看公开课的时候觉得哈佛学生都特别活跃，爱发言。
从今晚看来，中国学生受到好老师的引导，表现也是十分积极的。
”梅雨说。
金钱之外的更高价值 在演讲中，桑德尔表示出对金钱和市场的质疑。
他认为，当代社会已经不只是市场经济，而是走向市场社会。
金钱和市场不仅仅被当做一种工具，而且几乎还控制了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社会上的一切都被明码标价之后，那些理应是非市场属性的家庭生活、教育、情感等均受到挤压。
桑德尔还带来了最新力作《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
书中探讨了当下最大的道德伦理问题之一：一个万物都明码标价的世界是否有错？如果是的话，那么在我们当前的社会里，金钱和市场理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桑德尔说，“市场在哪些地方可以造福公众，在哪些领域不能？我们要就此讨论，鼓励并激起严肃的公共讨论和辩论。
” 桑德尔提醒人们，经济发展不一定能提升个人的幸福感。
“逐渐地，经济发展本身已经无法完全给出美好生活的答案了。
”他表示，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而关于意义、价值、伦理、公平、正义这样的概念，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我们开始超越经济，讨论人生本质的时候，即意味着我们开始思考美好生活、美好社会是什么，思考人们想要以怎样的方式共同生活下去。
那么，所有这些关于人生及哲学的讨论和对话的目的，就很好地达到了。
”桑德尔说。
中国大学评论 “冷门专业”更要宣传“低风险”优势 姻李锋亮 前几天，中国社科院发布了由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上面明确写道：“2011届本科各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经济学，其月收入为3023元；其次是工学，2953元；最低的是教育学，2491元。
”很快就有教育专业的学生拿着这则新闻跟笔者讨论他们未来事业发展的前景（在此之前，就有不少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向笔者抱怨过“工作难找”）。
对此，笔者想说的是：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而不能单单被“教育学专业毕业生月收入最低”这一现象吓住。
因为在正常的社会、劳动力市场中，“收益越高，风险就越大；风险越小，收益就越小”这一规律还是普遍存在的。
由于没有看到《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全文，笔者不好妄下结论。
但是笔者揣测，有可能的是教育学专业毕业生收入的标准差和均值一样，也是在所有专业中处于较低的位置，而标准差体现的就是风险。
也就是说，教育学专业的收益不高，与之相应的风险也很低；经济学专业的收益高，很有可能其风险也就更高。
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基本上是服从国家分配，只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慢慢从计划分配走向“毕业生和雇主的双向选择”，从此才逐渐形成了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对不同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职业、工作变动进行长期的跟踪分析。
但是在英美等老牌发达国家，由于有着长期稳定、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多长期跟踪性研究针对不同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情况。
在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教育学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平均收入并不是很高，但是工作非常稳定、失业率低，不太容易受经济周期剧烈波动的影响；而那些热门专业，比如经济、金融、商学、法律，虽然毕业生的收入均值很高，但是工作却不太稳定，非常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正是因为了解到英美发达国家不同专业毕业生存在着“收益越高，风险越大”的规律，所以笔者才有底气对“冷门专业”的毕业生说“淡定”。
其实，不但“冷门专业”的毕业生不应该心灰意冷，而且这些专业的老师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该专业的好处，那就是毕业生将来的“低风险”。
只是“冷门专业”的老师似乎不太关注这方面的营销，这当然也包括美国顶级高校的“冷门专业”的老师。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姆受他儿子申请博士学习项目经历的启发，让自己的一位研究助理去申请全美排名前十的专业。
这些专业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商学还有法律。
他们发现大多数的商学和法律专业对申请者的回复都包括了往年毕业生收入的信息；而除了商学和法律外，其他专业对申请的回复一概没有包含此类信息，即使研究助理再次请求获知以往毕业生收入的信息，也被告知“不能提供”。
相信在招生宣传上，全球都会存在这样的专业差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此类鲜明的专业差异呢？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冷门专业”的师生只看到自己“收益低”的劣势，而并没有意识到“风险小”的优势。
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冷门专业”在招生时应该在宣传营销方面向“热门专业”学习一
二，重点突出专业的优势，比如“失业率低”、“风险低”、“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等，以吸引“情投意合”的年轻才俊满怀希望地投入其中。
正受“找工作”煎熬的“冷门专业”毕业生更需要冷静，不被一些看似“负面”的信息所困扰。
建议“冷门专业”毕业生坦然面对就业压力的同时，问清楚自己将来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一旦能够明确最为向往的生活方式，就能逐渐明确期望的工作地点、职业与收入等情况。
这样就可有的放矢地去找工作，避免由于“漫无目的求职”却屡屡被拒所带来的挫败感与心烦气躁。
既然在求学时选定了“冷门专业”，能认准自己对于“冷门”的选择与坚持，继续选择“收益虽然小、但是风险也小”的职业，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职业通道。
笔者也是一名“冷门专业”的教师，而且就是收入最低的“教育学”专业。
笔者深知，从收入上，自己没法和许多“热门专业”的老师相提并论，与其他高收入的职场人相比更是望尘莫及，但却对“教育学”的研究与教学乐在其中。
最后用《道德经》的一句话与所有“冷门专业”的师生共勉：“天之道，其犹张弓者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收益越高，风险就越大；风险越小，收益就越小”，所以请诸君hold住。
主编：钟华编辑：温才妃Te（l押010）82614599E-mail押da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