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历史 编辑/谭洪安美编/叶涵校对/翟军tanhongan@611982727@ 2015.6.1 CHINABUSINESSJOURNAL中国经营报 俄乡纪程 民国治房 普希金引爆“黄金时代” 文/贾长龙 在世界文坛上，俄罗斯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后起之秀，其历史前后不过千年。
一般认为，俄罗斯文学发端于公元11世纪左右。
那会儿我 们正是商业繁盛、文采风流的北宋，宋词继唐诗之后，将中国古典文学又推向了新的高峰。
从11世纪到17世纪，通称“古俄罗斯文学”时期，与同时代的东、西方相比，古俄罗斯文学整体上非常落后，发展缓慢，除了屈指可 数的编年史和史诗外，几乎没有产生有重大影响的作品。
但自19世纪上半叶起，俄罗斯文学好像瞬间突发了一场“大爆炸”，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名家名作横空出世，令人目眩神迷。
个中原因，到底何在呢？ 从“政治任务”到“文学欧化” 俄罗斯第一部编年史著作《往年纪事》，约成书于12世纪初；第一部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约成书于12世纪晚期。
在那前后整整数百年里，俄罗斯没有什么职业作家，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大都是学识水平及视野都超出普通民众，又熟谙民间口头创作的东正教僧侣修士们，他们主要负责撰写编年史。
上述流传至今的编年史和史诗，既是俄罗斯早年历史较为真实而客观的记录，也留下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种种生活体验和思考，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观察。
从这一点上说，古俄罗斯文学跟《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古希腊史事叙述风格类似，跟中国古代从《左传》到《史记》一脉相承的“文史不分家”传统也相近，只不过晚起步了一两千年而已。
古俄罗斯文学的大多数创作活动，其实是“政治任务”，许多作品都是当时的王公贵族“独家授权”“私人定制”的，比如《伊戈尔远征记》就作者不详，至今也无从考证。
自1237年至1480年，俄罗斯在鞑靼蒙古统治下长达243年，这一时期的《拔都侵袭梁赞的故事》和《顿河彼岸之战》等作品，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的英勇精神。
但长期受异族压迫的现实，也大大限制了其民族文学创作的宽度和广度。
直到18世纪初，彼得一世大刀阔斧搞改革，才为俄罗斯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在同时代的清朝康熙皇帝竭力坐稳江山之际， 苏联知名版画家希任斯基的作品《普希金之死》（又名《俄罗斯1837年纪事》），寓意这位伟大的诗人死于一场政治谋杀。
普希金的命运与他所处的国度及时代一样，有很多不解之谜。
雄心勃勃的彼得一世推行“全盘欧化”政策，文学和文化也不例外。
随着法语和德语等欧洲主流语言迅速“征服”俄罗斯贵族阶层，17世纪兴起的古典主义、18世纪中叶出现的感伤主义等西欧文学思潮，也得以顺利“入俄”。
从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初，康捷米尔、苏马罗科夫、罗 蒙诺索夫和冯维辛等优秀诗人和剧作家，成为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
1792年，卡拉姆津发表了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最为优秀的作品———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
尽管这种笃信“情感高于理智”的文学潮流大行其道，比西欧要晚20年左右，但追赶的脚步毕竟是越来越近了。
“您的武器是笔，而不是军刀” 本来长期活在西欧文化阴影下的俄罗斯文学，因何在19世纪发生“大爆炸”？ 通常人们认为，民族意识的形成，是催生出色的民族文学的必备前提。
18世纪以来，先有彼得大帝改革,再有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冲击，加上1812年抵抗拿破仑大军的卫国战争、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一步步唤起了俄罗斯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生于卫国战争那一年的俄罗斯进步思想家兼作家赫尔岑则说过：“对于失去社会自由的民众来说，文学是他们能够发出愤怒呐喊和良心呼声的唯一讲坛。
”日益严酷的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确实也刺激着富有文学才华和自由梦想的俄罗斯知识青年们敏感的神经，迫使他们纷纷拿起笔来。
比如，1855年，已因发表《猎人笔记》一举成名的屠格涅夫，给一位27岁的年轻人写信说道：“军职不是您的理想之地，您的天职是成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和语言的艺术家……您的武器 是笔，而不是军刀。
”那位一边在前线打仗，一边忙里偷闲写小说的年轻人，最终听取了自己十分钦佩的文学偶像的建议，弃武从文。
他名叫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必须为这场“大爆炸”找到“引爆者”的话，那生于18世纪最后一年的普希金，看起来当仁不让。
如上文所述，在普希金出道之前，法语是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主体语言，是身份的象征，许多俄罗斯作家都用法语创作。
而普希金则大声疾呼：“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风俗、历史、歌谣、童话。
”他极力主张，俄罗斯作家应该用本民族的母语———俄语进行创作。
更重要的是，在他短短一生中，身体力行，涉猎了几乎所有写作体裁，为现代俄语树立了规范标准，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种种新风格，并留下《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青铜骑士》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等诸多传世经典———连中国孩子们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对俄罗斯只能信仰” 比普希金年轻10岁的果戈理曾预言：像普希金这样的天才，要过二百年才能再出一个。
谁会料到，在普希金之后短短的几十年里，同样的“天才”却在19世纪的俄罗斯成群地涌现，奋力推动俄罗斯文学迈入“黄金时代”。
不过，因为一次事关尊严和名誉的决斗，天才横溢的普希金未满38岁的生命戛然而止，“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
这很容易让人感叹，俄罗斯及俄罗斯人总是以令人始料不及的行动，让全世界震惊并困惑———它们在19世纪文学“大爆炸”是如此，它们在20世 纪以超常速度建成红色超级大国，又在不到70年后分崩离析，也是如此。
说不定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外界无法准确洞悉的所谓“俄罗斯性格”。
正如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并称“19世纪俄罗斯三大诗人”的费多尔·丘特切夫（他只比普希金小4岁，但活了70岁）所说： “用头脑领悟不了俄罗斯的高尚，也不能用普通的尺子测量：她有特殊的品格———对俄罗斯只能信仰。
”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中亚语系教师，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上接E1 中俄大博弈文/雪珥 恰克图质监 “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
” 除了贸易禁运之外，中国的产品质量，也是令俄罗斯人头疼的事。
大凡与大清国做过生意的外商，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曾经为茶叶的品质而头疼。
中国茶叶的品质评定，是一项经验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难胜任；而且，茶叶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检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况的确常有出现，甚至成为中外商人纷争的焦点，起诉到美国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国商人抱怨美国人拖欠货款，美国商人则抱怨中国茶叶质量低劣。
相比广州，恰克图离中国南方的产茶区，距离更为辽远，运输 难度也很大，茶叶的质量风险自然也大大增加。
当然，买家也从来不是傻子。
不少美国商人愿意接受低质茶叶，是因为中国商人给了他们期限不短的赊账期，风险不再，也就装傻，赖账时还可作为一个理由。
但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严禁现金交易，必须以货易货，俄国商人的聪明也得到充分发挥，“把铅缝到毛皮兽的爪子上，用曼加泽亚的兔子暗中替换白狐，将带条狐尾的兔子顶替狐狸出售等等”，也并不鲜见，“俄国商人的欺骗本事比中国人也逊色不多”（西林：《十八世纪的伊尔库茨克》）。
恩格斯也曾说过：“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 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向题》）。
其实，在缺乏制度制约的前提下，无商不奸本就是超越种族的，也可算是丛林状态下的商业博弈，广州口岸极为猖獗的鸦片走私和跨国高利贷，就是典型的例证。
相比广州，恰克图的中俄奸商们并没有太大的空间，这与中俄两国政府在此地建立的相当严密的制度约束有关。
恰克图贸易的原则是“以货易货”，整个市场分成中俄两部分，一般是中方商人先到俄方一侧看样、谈价，价格一般都是以茶 叶或丝绸为交换物，谈拢之后，再到库房点货，一同封存确定的货；接着，双方一起到中方一侧看货、谈价、点货、封存，俄方派人留守。
而后，俄方派人将中方选好的货送到中方一侧，先行验收交割，俄方再带着选好的中国货返回俄方一侧。
显然，这种极为原始的交易模式，不可能容纳过多的市场参与者，双方在开始都实行市场准入制，商人们必须通过政府审核才能拿到许可证，后来俄方虽然放开了准入，但恰克图的俄商已经形成了6个比较大的集团，市场的稳定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
中俄双方都在恰克图派遣了高级别官员，管理商务及治安。
在 商人中，两国都推行行会式的管理：中方“将城内所有货物按帛细、布匹、绒线、细清茶、粗茶、草烟、糖果、瓷器等八类分行，选良善殷实者为行头，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俄方也将商人分成了等级，由一个“头儿”（巴夏）率领，他的职责就是制止舞弊，纠正不法行为，监督交易过程，调解纠纷。
相对来说，中国方面总是认为外交无小事，事事关乎“天朝体面”，对华商的管理更为严苛，比如要求“任何人不得与俄商发生任何口角，即使事后证明他没有错，也应关禁闭十天”。
这些或许在有意无意间为恰克图打造了一个法治环境，减少了商人们的出轨机会。
俄罗斯低头 在这场长达8年的贸易战中，自“将军”大黄加入后，僵局迅速突破，中国似乎获得了完胜。
多管齐下之后，俄罗斯立即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毛皮无法出口，大黄、茶叶等无法进口，税收大幅下跌———毕竟，恰克图提供了俄国国库高达15%~20%的收入。
此时的俄国，虽然有大臣如波丹金王爵等，认为只要率一点儿军队，即可打遍中国。
但是，面对着与土耳其、瑞典等国的战争，俄国官方并不愿意在东方与中国兵戎相见。
美国史学家JosephFletcher认为，俄国最为担忧的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持续增长，将对俄国构成威胁，因此，希望尽快与中国达成贸易和解。
1792年，中俄两国于1792 年2月19日签订了《恰克图市约》，俄国接受了中国的全部要求。
这是中俄之间第一个以边境贸易为内容的条约，不仅结束了此前8年的“闭关”，也结束了此前64年的中俄贸易的混乱局面。
在这场长达8年的贸易战中，自“将军”大黄加入后，僵局迅速突破，中国似乎获得了完胜。
清代史家赵翼总结道：“（因俄罗斯）有数事逾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天若生此二物(茶叶、大黄)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
”（《曝杂记》）药中“将军”大黄，居然真地被当作了应对外敌的“将军”。
随即，广州港的毛皮禁令也于6月1日被取消，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对毛皮的需求是如此旺盛和普遍，他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错误（指禁止毛皮生意）”。
自此，恰克图适时地成了一个“乖孩子”———此前似乎从不遵守条约的俄国，在经历了多次的贸易对抗后，变得安分起来，恰克图因此进入了一个长达66年的稳定发展期，并最终成为“西伯利亚的汉堡”和“沙漠威尼斯”（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前的外交关系》）。
1835~1840年，俄罗斯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到访恰克图，那时的恰克图已经有着相当的规 模。
他在游记《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记载说，中国那一侧的“买卖城”，“给人的头一个印象是非常好的。
首先看到的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的两侧全都是不太高的木房，看起来像石砌的，具有完全独特的建筑样式，类似一排排的商场，都有门通街。
……买卖城的西北部有一座庙宇（关帝庙）巍然耸立，许多屋顶上有张着大口的奇怪形状的巨龙。
”俨然是广州城里那些靠近黄埔港的街市。
这位经济学家感慨说，中俄之间的贸易，改变了西伯利亚地区原有的封闭与落后，“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 动将人民的财富变成宝贵和富有生机的液汁，输送到西伯利亚。
” 马克思也说：“由于这种贸易的扩张，本来只是俄国边境以内一个边疆要塞和市集地点的恰克图，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它已经被选来作为那部分边区的首府，光荣地驻上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
同时，为了传递公文，相距约九百英里的恰克图和北京之间，最近也建立起直接的定期的驿站联系”（1857年《俄国和中国》）。
南有广州、北有恰克图，大清帝国留下了两个通气口，体验着世界的脉搏…… “旗房”抛售潮 文/李开周 上回说到，民国时期买旗人的房子可以分期付款，而且付款的期限和条件都很宽松，如果是买汉人的房子，就享受不到这种优惠了。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
一，旗人当初置业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分期付款； 第
二，民国建立后，旗人丢了靠山，成了弱势群体； 第
三，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北伐那十多年里，大多数旗人都在抛售房产。
咱们先说第一点。
理论上讲，旗人在清朝是不用劳动的，他们是征服者，同时也是统治者，清廷从全国百姓身上榨取血汗，为旗人分房子、分田地，为旗人发饷银、发粮食。
旗人高高在上、混吃等死，什么工作都不用做，只需要时不时地操练一下，以便随时镇压汉人起义即可。
但清朝的财政并不宽裕，至少从乾隆年间开始，旗房就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免费发放了，而是先把房子分下去，再从旗人的饷银里分期扣除房款。
比方说，北京某旗人成家立户，需要住房，清廷在正阳门外分给他一套房子，作价白银一百两，此后十年内，内务府每年都会从其饷银中扣除十两。
太平天国起义时，南京旗营被烧，后来起义被镇压下去，返回南京的旗人没有房住，清廷给他们拨付地皮，让他们自己盖房。
旗人没钱，清廷遂发放无息贷款，待房屋建成，再从各人饷银中扣还贷款，分六年还清。
所以对旗人来讲，为了房子分期付款（实际上是分期扣工资）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他们当初分房和盖房的时候可以分期，别人从他们手中买房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分期。
再说第二点。
清朝没灭亡那会儿，旗人的势力大了去了，且不说入关之时的大屠杀，就是在所谓的定鼎以后，也经常发生满臣欺压汉臣、旗兵欺压汉兵、旗人老百姓欺压汉人老百姓之类的故事。
到了清朝末年，北京的汉人房东出租空房，其租房广告上还不忘写上四个字：“贵旗免问。
”只要你是旗人，哪怕是把祖产都卖光了的破落户旗人，也休想租我的房子，为啥？怕你欺负我！鲁迅青年时去南京上学，骑着马经过旗人聚居区，旗人小孩拿石头扔他，因为在旗人小孩的心目中，汉人只是为旗人服务的奴隶，根本不配骑马。
可是清朝一完蛋，旗人就歇菜了。
以南京为例，据1913年江苏省都督府发布的公告“：当义师光复之际，正土匪猖獗之时，藉端报复者有之，乘机夺掠者有之，该旗民如豚如犬，任人蹂躏，迨夫严申禁令，始克保全余生。
”平日里受尽欺压的汉人起来报复旗人，土匪和小偷也来趁火打劫，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民国政府赶紧制止，恐怕全国各地都会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当旗人遭到报复之时，鲁迅去南京教育部就职，再次从旗人聚居区经过，故地重游，这回却再也没有旗人小孩朝他扔石头了，倒是有一两个旗人老太太在没有门窗的破屋里蠕蠕而动，看见有人来，“惊惧如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上回说到，1912年10月，一个名叫罗务本的南京市民购买旗人多寿的房子，到1915年才付清余款，且各项杂税全由卖家多寿掏腰包。
多寿为何接受这个有点苛刻的条件呢？就因为他成了弱势群体的一分子，不敢不接受。
最后一点，就是辛亥之后旗房的“恐慌性抛售”。
民国初年社会秩序一度有些混乱，全国发生过几起报复旗人的事件，但规模都很小。
用鲁迅的话说“：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吗？并不然。
”仍以南京为例，旗人代表曾向临时政府诉苦“：辛亥变更前后，凡我旗民七千余，惨死过半。
”经临时政府核查，南京旗人原有不到七千人，事后剩余两千人，其中四千多人逃到上海，死亡者仅九百人，而这九百人当中又有三百多人死于自杀（在江宁旗营点燃炸药集体自杀），实际死于报复和抢劫的，只有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也是一个血淋淋的数字，这个数字给全国各大城市的旗人都敲响了警钟，使他们惶恐不安，其中一部分有能力逃亡的旗人选择了迁徙，迁往香港、上海、天津和其他一些有租界保护的城市。
人走了，房子自然要卖掉，所以民国前期各地旗房都在抛售，以至于成交价格压得极低。
像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镶白旗满洲明昆父子出售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的四合院，十一间瓦房，只要一百五十块大洋而已。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