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责任编辑刘君电话:(0531)85193407Email:liujun@ 丰收 11 村上的一首诗中说，为了目击樱花绽放那一瞬的光彩，路途再远也愿意前往，“看到鲜艳的色彩在眼前凋零，会不自觉地松一口气。
”“当人们目睹一场美丽的盛宴消逝时，反而能找到安心感。
” 而我正好相反，我去看花，只为亲眼确认那小小的光芒，纯粹的美丽，只有那一刻才是安心的。
和贾宝玉同类风格，喜聚不喜散，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没趣。
看花时，虽不一定如王阳明老先生所言，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而我终于渐渐清楚，同样的黄花点点，连翘只有四个瓣，身材像小树一样，迎春五个瓣，枝和柔软得如伸展的手臂；还有，木瓜是贴梗海棠的果实，木桃是木瓜海棠的果实，木李才是木瓜果实，听着乱吧？谁让木瓜和海棠是近亲呢。
不过，有人喜欢花，自然也就有人无感，而细细地观察可以包治一切植物脸盲症。
写作也是一样。
治愈生活脸盲症的办法就是张开所有的感官，留心视线内的一切，生活并不是我们看起来那样简单。
观察得多了，就像警察，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
这是贾平凹说的，他还说，在观察中，培养自己的敏感性，“就像花粉过敏，你一遇到花粉，他身上就冒起小疙瘩”。
时间久了，只要看上一眼，听上一耳朵，一瞬间，就有一个形象印在你心里。
然后思考，思考现阶段以及以前、以后在他身上应该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
段位不断升级，当然也会像张爱玲那般过目不忘，眼光一轮，便了然于心。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有些作家，还是躲在书斋里批判现实，实际上他们对现实一无所知。
从经典著作中，从各种新闻中，从各种口耳传言中得到的不过是这个时代的皮相。
当你拨开这五光十色的表面，会发现，几百万、几千万芸芸众生，真正光鲜的并没有多少，布衣百姓大都过着简朴的小日子，演绎着生活的悲欢离合。
光鲜的大人物通常只活在春天里，而小人物却活在四季中，既有春光暖阳，也承受生活的寒风冷意。
真正的观察是直面，去感受小人物的痛苦和苦难，需要一种真正深入生活、解剖生活的能力。
做一个在秋风中嚎哭的杜甫，或者梦游天姥的李白，其实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拥有他们的传统和经验。
但是，要像张炜先生这样，写我们的当下，写当下的中国，写“在个人虚拟的田园里，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数字化，这块土壤上的所有植物，甚至连茎叶的毛细管，都与周边这个飞速发达的数字世界息息相关，血脉交流。
任何人的隔绝于世都只能是一个梦想，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现实中都做不到了。
”若没有足够的眼光的准备、价值观的准备、方法论的准备，即使眼睛睁再大，也是看不见的。
这个时代要想得到真正的文学性观察，写作者们必须站在离现实很近的地方，套用一句很滥的话，别再报怨你写得不够好，那是你离得不够近。
编辑手记 非常文青 六尺巷的脚步 □许志杰 踩着并不规则的鹅卵石，我轻轻走过六尺巷。
此时，天色已晚，过往行人的脚步有些急促，游人也已踏上返程路。
热闹了一天的六尺巷，伴着慢慢爬上枝头的月亮，渐渐进入宁静的梦乡。
在文都桐城，六尺巷委实不怎么显眼，驰骋中国文坛200多年的桐城派，名头实在太大，影响至深至远，可谓“一览众山小”。
大名鼎鼎的方苞、姚鼐、刘大櫆、吴汝纶，这些桐城派的宗师人物，和他们的那些脍炙人口、读来如痴如醉的美文佳作，令人感叹：“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比如姚鼐的《登泰山记》，文辞简练，却达意无限“：山多石，少土。
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
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
无需多言，近在眼前的泰山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姚鼐笔下空旷的想象意念，着实惊艳。
所谓“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是也。
然而，平实古朴的六尺巷却是桐城文化的浓缩菁华，如果把桐城派比作大海，那么，六尺巷就像矗立在大海里一块礁石上的灯塔。
没有灯塔，大海就会变得漆黑一片，让乘风破浪艰难前行的航船失去方向。
而没有大海呢，再明亮的灯塔也会失去存在价值，仅仅是一个供人欣赏的物件，缅怀历史的噱头。
简言之，没有浓郁桐城文化的熏染，就不会出现张英、张廷玉父子这样虚怀若谷、坦荡为官、善待乡里的达官潮人。
也不会产生被张英一纸“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家信所感动，同样让出三尺的邻居吴家。
张英在前让三尺，吴家在后又让三尺，才有懿德流芳、万古不朽的六尺巷。
德不孤必有邻，官在上，德优馨民，民在下，效尤清风。
六尺巷不仅代表了文心一脉、文风昌盛的桐城文化，还是代有俊才、薪火相传的桐城派，从方兴到成长、壮大，甚或未艾的指路明灯。
两者相向而行，齐头并进，书就一曲流传千古的邻里和睦、互尊互让的佳话。
走过六尺巷，一种崇高油然而生。
这条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两米的巷子，容纳和承载的实在太多。
桐城有“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的说法，这句看似平淡，却深意似海的民间经典，折射六尺巷出现在桐城并非偶然。
以今人之思维假想，张英官至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是康熙大帝身边的重臣，权倾一时。
他的权和势，根本不用多言，桐城当地的官员就会知道怎么处理。
张英没有这样做，接到家信之后，修书一封递给家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皇”。
张家人见信如见人，立马让出三尺给吴家。
吴家虽然家势不如张家强大，但在当地也是富户，一开始敢与张家拉着架势争高低，足以证明其不凡的底气。
当然，吴家不是那种胡搅蛮缠之人，见到张家高风亮节，迅疾做出也让三尺的决定。
高官张英值得尊敬，作为平民百姓的吴家同样应该得到褒扬。
以我之见，吴家的精神甚至高过张家，他们既有不畏权势的骨气，又有礼让旷达的内心世界，更应受到尊重。
六尺巷是张、吴两家崇高精神世界的合体，张英和他的儿子张廷玉，晚年都是辞官告老还乡，死后葬在桐城的龙眠山，至今前来祭拜的桐城人络绎不绝。
虽然，我们只知道张家的邻居是吴家，但是，有六尺巷在，就一定有我们对吴家的那份尊重、敬佩。
为官当如张英大学士，平民吴家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走过六尺巷，似乎听到桐城那些先贤哲人刚刚远去的脚步声。
从方以智、钱澄之到桐城派各位宗师，再到左光斗、张英、张廷玉，以及吴汝纶、朱光潜、黄镇、章伯钧、严凤英。
他们无不是从六尺巷走出，带着桐城文化基因的民族精英。
其实，经历朝朝代代之更迭，张英和吴家礼让而成的六尺巷，并没有留给我们后人，包括两家的宅邸。
现在看到的六尺巷，是当地政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依旧制而重建。
与那些大拆大建而成的景点相比，重出江湖的六尺巷其实相当简陋，普通青砖砌成的墙，被统一刷为浅灰色，白色帽顶加盖深灰筒瓦，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巷子两端各有一座汉白玉牌坊，分别书有“懿德流芳”和“礼让”，平实得不能再平实。
一块用白色大理石做成的“六尺巷”标牌，由桐城市人民政府所立，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质朴得不能再质朴。
但是，这一切都不会使六尺巷失去应有的光彩。
在桐城人的心中，六尺巷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的精髓早已沁入到桐城人的骨子“。
家家桐城，人人方姚”，此乃文都时下之盛景。
晚上在六尺巷不远的一家小馆用餐，看见厅堂挂了一幅对联便起身诵读：“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
”餐馆主人说，这是张英挂在自家草堂的自撰对联，他喜欢就写下来贴在这里。
如果说张英的家信彰显官德清廉、礼让乡里的高尚情操，那么这幅对联则是张英内心世界的影壁：我在何方，六尺巷就在何方。
我把这副对联工工整整地写在了日记本上，以此为座右铭，修体蓄情。
微语绸缪中国女人这么美的理由是…… □白瑞雪 在地大物博的我国，人们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差异很大。
北方人说吃饭，指的是任何食物从口腔进入消化道的过程，而南方人说“该吃饭了”，首先就是实打实地吃上热腾腾白生生的大米饭。
表达对一桌好菜的最高敬意，南方人会一连就着两碗米饭狼吞虎咽，北方人则很可能在酒足菜饱时意犹未尽地要求，姑娘，上碗面条吧，鸡蛋卤的。
对大米的热爱，几乎是善变的我们最为专一的倾注。
其香淡淡不至馥郁，其形软糯而朴素之极，但一顿不吃就想得慌、不吃米饭就等于没吃饭，原因实在扑朔。
大概，稻米作为人类滋养的古老密码，已封存于我们———尤其是南方人的DNA里。
天赋的食物为世界的奇迹。
地球人的伟大在于，能够将偶然的奇迹变成必然的绚丽。
大约在1万年前，我们颠沛流离的祖先学会了人工栽种庄稼，由此叩启农耕 文明大门，于是有了西亚的麦子、美洲的玉米和中国的水稻。
因此，大米被视作东方文明的标志之
一。
多年前在西西里岛搭顺风车，开车小哥用他毕生所会英语词儿凑了一句：你们中国女人这么美，是因为吃大米吗？Rice，rice，rice，小舌音颤了好几轮我才听懂。
都说意大利男人特会把握嘴甜与不要脸之间的尺度，这么不走寻常路的搭讪还是头回遇到。
想想都激动：一万年啊，多少变迁沧海桑田啊，今天生娃都可以在试管里播种了，机器人都会下围棋了，但我们还吃着与祖先们盘中一模一样的东西，大米。
这种奇妙的联系似乎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终极之问提供了一点隐约线索。
大米能作为最优选择万年传承至今，动力之一来自超高的性价比。
尽管最近机器战胜了人类棋手，咱不能无视背后的能 耗问题———AlphaGo每下一盘棋耗电3000多美元，李世石大概只需要一碗米饭，最多加个参鸡汤。
一碗米饭多少钱呢，10元？那是宰你的香港。
5元？那是继续宰你的北京。
在我们湖南、四川、贵州等广大南方地区的大小餐馆里，米饭直接上一木桶，不要钱。
大学者陈景润初识后来成为夫人的由昆，询问对方喜欢吃米还是面。
由昆答爱吃米饭，陈景润大喜：“那太好了，我喜欢面食。
”每每忆及发生于米面限量供应时期的这个故事，我便对能够敞开吃米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充满感恩。
米饭的工艺如此简单，与豆角或土豆同蒸，或者像韩国人那样加点配料放入石锅，就是豪华高配了。
那年我和小同事沿长征路采访半月，深陷土豆焖饭之中无法自拔。
偏偏那些小馆子存量不多，一路陪同的之江兄顿顿舍不得下筷，总将那珍贵一桶留与我们，展现了红军战友的大爱胸 怀。
那一幕至今历历，某夜于我梦里还原，而梦里的周之江光顾着说客气话，迟迟不揭开土豆焖饭的盖子，竟活活把我气醒了。
与制作难度成反比的是米饭的感染力。
一位河南同学曾对我的习性提出质疑：那个玩意怎么吃得饱？经我介绍认识“老干妈”“饭遭殃”等一众米饭好基友之后，他最终告别了馒头包子羊肉汤，义无反顾弃面投米。
这让我想起某个中情局美人儿来，奉命去暗杀老卡斯特罗，结果给人家生了个儿子。
所以，无论对待人还是食，初心并不重要，及时调整即是彼岸。
然而老天是不公平的。
与需求旺盛的南方相比，北方出产的大米往往味道更佳。
当年我从吃了十几年大米的四川来到吃面的北方上大学，第一次尝到北方的饭，惊为天米。
如此放手去爱，大学四年，我的体重虽败犹荣。
大家讲坛与古人比尊严□张炜 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历数下来，我们不免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随着时光的推移，人类在追求自由与尊严方面，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这种追求的愿望，是强烈了还是淡弱了？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特别复杂，因为不能一时一地笼统而论。
人类在探究自然世界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步，对于揭示客观世界和宇宙的奥秘来讲，我们的能力肯定是在一些方面加强了，似乎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我们在自然面前的选择好像更多也更主动了，似乎变得更有尊严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在人文领域，在精神范畴内的进取，却谈不上多么明显。
即便就自然科学的进步而论，在获得许多新知识的同时，往往又被这些知识框束和制约。
我们不能让思想在“已知”之外全面地延展，所以有时候发现也是一种遮蔽，感悟力和选择力都被限定起来。
新发现催生了新技术与新科技，又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伤害。
比如说医药、互联网等传媒技术的发展，就使世界陷入诸多难以解决的困境，我们的生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现代科技造成的巨大危难之中。
抗生素滥用，数字时代的个人隐私频频侵犯，诸如此类。
可见即便是从探索自然世界的方面看，人类也不完全是向着自由和尊严的单一方向前进：我们的尊严和自由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定被瓦解。
如果从文化方面、精神方面，从人的天性需求这些维度来看，人的尊严常常要表现出一些更加复杂的退步倾向。
比如说我们变得越来越不能使自己纵情于大自然，只满足于虚拟的空间，身与心变得更加无暇舒展，天性难以焕发。
所谓的科技进步所形成的这种现代文明，带给我们一些诸如机械与数字的强力约束。
我们匆忙且狼狈尴尬地处理至为宝贵的时间，更加不能从容地度过每一天。
我们的精神被关进了琐碎无聊的数字牢笼里，再也不能回到朴实和真实里面去。
我们增加了科技时代特有的规避心理，常常处于提防和忌惮之中。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没有任何现代通讯工具的情况下，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在田园里，那种天然舒缓的生命状态，对于身心健康来说，显然比我们现在更好。
我们在斗室里要时刻接受被交流、被召唤和被沟通的命运。
陶渊明当年如果有一部手机，全部的陶式生活就会彻 底崩溃，更不要说再加上电视网络之类了。
仅有一部有线电话也会摧毁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他个人面对的那种自省和孤独就会被悉数打破。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人受制于现代科技所形成的一种古怪的生活范式，生命深处的尊严和自由品质是降低了。
在东晋，陶渊明想在一瞬间和千万里之外的人交流是绝无可能的，那种“奇文共赏析”的欲望会受到时空的限制。
我们现代人轻轻点触屏幕便可以得到满足，可是这一点点满足却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丧失掉的是更为广阔的山川自然，是安卧北窗下的那种“羲皇上人”的感受。
一个人看到外面的大树唤起的那种美好心情，看到远处的山川唤醒的那种豪迈感，是越来越没有可能了。
然而这一切是多么了不起又是多么“基本”，它原本就该来自生命深处，来自日常。
我们想象陶渊明宽袍广袖，放怀畅饮，这样一幅自由浪漫的自然画面，当代人该是如何地羡慕和向往。
但这早已是许久以前的事情了，今天的人类已经难以回返那个场景了，因为它压根就不复存在。
现代人的厄运是，无论有没有一种强烈的与世隔绝的信念，恐怕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的生活。
面对东晋的混乱，陶渊明成功地找到一个不受干扰、相对闭塞和空旷的角落，能够毁掉这个角落的只有一场自然界的大火，而且毁掉了还可以搬到别处，住到船上。
今天的人哪怕决心再大，哪怕真的有那样一个角落，遁到一个人迹罕至的深山或广漠 里，而且决意切断所有的现代通讯工具、放弃所有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仍然是止于童话般的假设中。
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科技完全普及和适应的状态下，就像毒瘾入髓一样，一旦离开就难以自持；另一方面尽可以确信，如今连风中都吹拂着一串串数字，它早已无可回避。
可见现代人貌似获取了自由，付出的代价却是大到不堪忍受，它正像大山一样把人压垮。
我们会发现，在个人虚拟的田园里，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数字化，这块土壤上的所有植物，甚至连茎叶的毛细管，都与周边这个飞速发达的数字世界息息相关，血脉交流。
任何人的隔绝于世都只能是一个梦想，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现实中都做不到了。
现代人只好满足于眼前的一些物质欲望，一些即时冲动。
个人的独立空间取消了，想要假设和制造这样一个空间既不可能也不持久，只会是彻头彻尾的一次数字化的杜撰。
这种杜撰将给人类带来双倍的伤感和沮丧，进一步打击人类的自尊心。
陶渊明当年置身于一个原始的空间，这个空间里存在另一些问题：自然的伤害，歉收的痛楚，寂寞和哀伤，偶尔对自己不为世用的自责和愧疚，等等。
他需要作出的反抗和应对，就精神层面来说，与现代人相比，要“挺住”则容易得多。
而当代人所面对的一切远比陶渊明要复杂得多，细致得多也艰难得多，“挺住”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小说世情 人心不防时 □伊尹 从我刚记事时起，母亲就警告我：从路边停靠的汽车前经过，一定要离车门远点，不然车上的人一把将你拽到车上，你就再也见不着妈妈了……于是我一见路边停靠着汽车就觉得可疑，认定里面坐着人贩子，出来抓小孩子。
独自在家，一定不给陌生人开门，不管门外的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也深信他们是有所企图的，在成长过程中，我成功气走了若干位邮差，十几位下水道煤气电表检修工，还成功地阻击了无数个推销员，气歪鼻子的推销员如果有推销大联盟的话，我家一定会被拉进黑名单里，那是世界上最难进的一道门。
等我做了母亲，我没怎么走样地警告女儿：从路边停靠的汽车前经过，一定要离汽车远点……女儿很听话，我似乎看到童年时代的自己，一见路边停靠的汽车心里就会自动发出警报声，这遗传的力量，就像兔子，养兔子的人都知道，兔子喜欢靠墙的两面形成的角落，因为这样最有安全感，面朝的方向是令它不安的方向,这些本能兔子妈妈从来不用教，从血液中遗传，人有时和兔子差不多，防备心也会代代遗传。
有一次我开车途经农村，半路车爆胎，一个人正不知所措时，身边经过一位农村大娘，热心地说她儿子会修车，她去叫儿子来帮我。
她走之后，我开始怀疑，车爆胎，是不是她搞的鬼，不然早不出现晚不出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就算不是她搞的鬼，她儿子会不会在修车之后狮子大开口，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不得人家说了算……事实是，农村大娘的儿子放下手里的农活帮我换好了车胎，换车胎的过程中，我还在大娘家里喝了几杯农家新茶，一分钱没收，茶里也没有放蒙汗药。
汉文帝去霸陵察看为他修建的陵墓时，对随行的大臣们提出意见说：“要是用北山的石头做棺外面的椁，再用切碎的苧麻填塞到石椁的缝里，然后再在外面涂上漆，那才真是坚固了！”大臣们都叫好，只有张释之进言“：如若棺椁里有能引起人们贪欲的东西，那就把南山全都封起来，最后还会有人能找到缝钻进去。
要是棺里没有人们想要的东西，就是没有石椁，又怕什么呢？”内中坦荡，以不防而防，才是最高的设防。
《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觉得，外户不闭倒没什么，身心坦荡，人心不防时，才是世界大同的美好境界呢。
辣笔小新 中国人尤喜热食。
劝人夹菜，说“快趁热吃”，汤更是趁热喝，烫嘴无妨，冷了就成了残羹冷炙。
酒也有热着喝的传统，不管白酒黄酒，都可加热，而国外传来的酒的品种，不管是啤酒还是红酒，都只能加冰，不可加火。
客观地说，黄酒加热后确实更香，还带着点黍米的煳味，口感也变得更浓，更厚，甚至有些黏牙。
所以，余华小说中，许三观每次卖血，都不忘让人把黄酒“温一温”。
鲁迅先生也向往“剥一黄橙，暖半壶酒”的生活。
《水浒传》里，潘金莲在大雪天勾引武松，“暖了一注子酒”，去捏武松肩膀。
可惜，武松只好酒，不好色，潘金莲才落了个酒泼心凉，只好接受冲动的惩罚。
北方的冬天，喝白酒也烫。
我小时候就经常看大人们烫酒，先把酒倒进锡壶，再盛半碗热水，将锡壶置入碗中，少顷，酒便烫好。
按大人们的说法，酒温太低，喝下去，会吸收体温，使肚肠受凉，烫一烫，入口便是热的，沿着食道、胃肠一路热下去，还越来越热，帮人温暖地度过那些没有暖气的寒冬。
然而，烫酒绝不能过，否则酒精势必会挥发，味道也会大变。
有次，我听说老家农村过年 从寒食到配角□魏 时，有人会把白酒倒锅里，放电磁炉上加热，十分惊诧，难道要烧开之后涮羊肉不成？ 这种对热吃热喝的执着，主要来自两点：一是中国人多体寒“，厥冷”，胃肠消化能力弱。
所以，宋代的《保生要录》上就说，“凡食，温胜冷，熟胜生。
”另外，热本身也给食物带来了更多的味道，煎炒烹炸各不同，烧烤蒸煮总是情。
袁枚更是强调，菜肴的鲜美“全在起锅时”，“略微停顿，便如霉过衣裳，虽锦绣绮罗，亦觉旧气可憎矣！”包括茶，陆羽都说必须“趁热连饮之”，否则“精英随气而竭”。
人走茶凉，茶凉了，人也走，坐不住。
所以，冷餐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偏冷，从来不像热食那样热门。
虽然周代“八珍”中，“渍”就是做冷餐，但毕竟只占了八分之
一。
要知道，在当时，“八珍”并不是八种食材，而是八种烹饪方法，只有这一种是做冷餐。
按照《礼记·内则》上的记载，“渍”是把新鲜牛肉，横着纹切成薄片，在好酒中浸泡一天，用肉酱、梅浆、醋调和后食用，有点肥牛刺身的意思，虽是冷餐，但和热菜的做法相比，还是显得简陋粗鄙。
直到唐朝，烧尾宴中的五生盘，才算是有了花色凉菜。
五生，其 实是五牲，用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新鲜嫩肉，细切成脍，调味后，再拼摆成上述五种动物形状的图案，吃得是花色，味道如何，实在难以判定。
我小时候爱吃的那种动物饼干，不知是不是从五生盘的形式上攫取的灵感。
宋元以后，凉菜花样开始多了起来，做法也显得精细。
其中，利用蛋白质的胶凝效果来做凉菜，是厨师的一大发明。
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的“水晶冷淘脍”，就是以猪皮冻为主做的，切成丝，再码上生菜丝、春韭、青笋丝、萝卜丝，想想也爽口，整个一东北大拉皮。
除此之外，明代的《宋氏养生部》与《养馀月令》中，分别记载的“冻猪肉”和“猪蹄膏”，主要食材也是皮冻。
只能凉吃的凉菜，恐怕也就只有皮冻吧。
《红楼梦》里，凉菜品种空前丰富，像什么糟鹅掌鸭信、野鸡瓜齑、腌胭脂鹅脯、椒油莼齑酱、风腌果子狸等，最有名的要数茄鲞。
按照凤姐的介绍，这道凉菜程序极其复杂，要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籖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蕈、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 新 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不过，贾府虽吃得讲究，还不至于在一道凉菜上下这么大功夫，凤姐这么说，有在刘姥姥面前炫耀之嫌。
只是害苦了不少试图做茄鲞的读者，费了老大劲，好容易把茄子的味道做得不像茄子了，却发现也不像别的，甚至不像能吃之物。
从古至今，冷餐永远是餐桌上的配角，是热菜的陪衬，用来开胃和清口。
所以，在中国古代，禁火、吃冷餐的寒食节，基本等于自我惩戒。
当然，这也和寒食节的起源有关系。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故事：春秋时，介子推辅佐公子重耳，历经磨难，终于复国后，隐居山林。
重耳非要介子推出山，受赏封官，介子推不肯，重耳就放火烧山，原想逼他出来，没想到烧死了介子推母子二人。
为悼念介子推，重耳下令，在介子推忌日，全国禁火，一律寒食，以寄哀思。
其实，像介子推这样的，虽为高洁名士，但在以权谋为主旋律的历史中，也只能是一名微不足道的配角，像凉菜一样，在一桌大餐之中，冷冷地望着一堆热火朝天的碗碟，一群吃相凶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