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责任编辑: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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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电话:(010)65389196电子信箱:wenxuebu@ 文学评论 2011年2月25日星期
23 新观察 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 ——2010年短篇小说综述 □胡平 2010年的短篇小说,总体上质量没有下降,仍然保持着相当水准。
就有些作者有些作品而言,又进入了新的艺术境界,表明着一种提升。
这是很难得的。
习惯上,我们不大容易相信,同一作者,写了几十年以后,还有得写,还能进步,还能翻新。
在他笔下,已经出现过上千人物,居然还能写出新面孔,写出生动而丰富的个性。
但事实如此。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确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短篇小说家。
另外,我们正渐渐熟悉许多新作者的名字。
起码在语言方式和叙述上,他们的成熟已不逊色于他们的前辈。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成长起来的?在这样一个年代他们如何会爱上并有耐心去写短篇小说?这都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解释的。
不管怎么说,中国,从不缺乏小说人才和文学的热情支持者。
只要没有人去限制它,中国的短篇小说就会悄然无声地发展起来,正似“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
有才气的小说 评价小说可以有种种标准,而谈到短篇,有一个标准是重要的,就是看写得有没有才气。
这和对待长篇不同,长篇小说有时还需要思想、力量、气概和一些与才气关系不大的东西。
短篇短,没有才气就没意思了。
一个有才气的短篇小说,未必处处都有才气,但一定有些地方显示出来,如这一年里迟子建的《五羊岭的万花筒》。
饭馆老板德顺的妻子宋翎长期患有神经病,使德顺和离异女子小豆好上了。
小豆有个癖性,对男人凭气味决定好恶,于是闹出一些事件。
小说的妙处有几处,如德顺和小豆把客人留下的一支万花筒甩给了宋翎,宋翎每天拿着万花筒看个没完,竟治好了神经病。
这情节粗看不经,细想却是妙的。
又如,小猫和小豆一起恋上了鸳鸯镜,离了镜子便变得瘦骨嶙峋,重新得到了镜子便重获了生机,也意味深长。
要知道这些构思都出自作者的想象,这些想象来无踪去无影,多凭才华。
魏薇的《姐姐》别出心裁地写小弟弟对姐姐的保护。
这弟弟是“这一个”弟弟,又是普天下所有女孩的弟弟;姐姐是“这一个”姐姐,又是普天下所有男孩的姐姐。
就是说,作者把个别和普遍混起来写,构思同样巧妙。
作品写出了弟弟和姐姐之间难以说清的情愫:弟弟是弟弟,他又是男人,朦胧中觉得自己有保护姐姐的义务;姐姐是姐姐,她该带弟弟,又容易忽略弟弟的实际心情。
所以,当弟弟突然像大人一样想管教她时,不能不使她吃惊和啼笑皆非。
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是成千上万的姐姐和弟弟曾经感受过的,却只有作者把它捕捉到了,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同样表现出才气。
范小青的《接头地点》是作者短篇创作中最幽默也最值嘉许的作品之
一,写一名叫马四季的大学生去当村官所遇到的一系列古怪的事情。
他先是找不到“赖门头村”,后是找不到赖门头村的赖支书。
真支书不露面,只遇到假支书。
他作为副支书,没和正职接上头,就糊里糊涂地上了任,在真支书的电话遥控下,开始处理村里一些棘手的 事务。
最终才搞明白,这个村叫赖坟头村,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走上了靠卖坟头秘密致富的道路。
作品形成了精彩的结构,由一系列的“找不到”和“没想到”组成,充满间离效果,荒诞中透视现实。
这种结构使作者的才华得以充分呈现。
铁凝的《1956年的债务》也展示了从事短篇小说创作数十年的成熟作家的功力。
1956年万宝山家借了邻居李家5块钱,因为穷直到李家搬走还没还上。
53年后,父亲临终前,嘱咐儿子去找李家,连本带利还清欠款,了却心愿。
万宝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寻到李宅,却在李宅前却步,放弃了还债的想法。
小说以还债为契机,绵延回顾了一个物质匮乏时代普通人家捉襟见肘的生活。
作品中父亲节俭异常的生活细节写照,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傅秀莹的《花好月圆》表现了作者细腻良好的艺术感觉。
作品视角属于一位来自农村的少女桃叶,她在一家胡同里的茶楼做服务员,干着端茶沏水的工作。
她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里的幽雅,喜欢来这里喝茶的彬彬有礼的男女顾客,于是,茶楼在乡间少女眼里充满诗意和韵味。
而一对恋人突然在房间里殉情,才使她对“花好月圆”的意境有了新的理解。
这是一个惟女性才能写出的、通篇用丝线织成、质地柔软光滑的作品。
好作家总是有才气的,而才气在不同题材的不同作品里得到发挥的程度却不尽相同。
即使是上述作家,也不能保证每篇作品都被称赞,就是说,才气是难得的。
下面将谈到更多的作品,它们大都仍有才气,但作品更显著的也许是其他方面。
有人物的小说 小说都有人物,但小说可以分为以写人物取胜和不以人物取胜,有的作品里人物很强大,作品里人物一般。
实际上,以人物取胜的小说比例并不大。
我说的“有人物的小说”,是指这类作品。
一年里我最喜欢的一篇有人物的作品是《狗肉老徐》,作者江北。
据了解,她2006年开始写小说,只在《短篇小说》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作品。
但这篇小说十分响亮,人物刻画上可谓出手不凡。
小说主人公是研究所里雇用的一名烧锅炉的临时工,名叫老徐。
在这个单位里,他是地位最卑微的人物,不上名册,但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他与官场上的老手无异,学会了干部间通行的待人接物方式。
他本是赵主任聘进来的,对赵主任十分忠诚,到了赵主任临近退休、小杜即将接替之时,他便不声不响地背叛赵主任投靠了小杜。
他与干部们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对待一条狗的态度上。
土黄狗是他养着护院的,但却对它残忍,引起干部们的不满,他则直言不讳道出:“狗在你们眼里是狗,在我眼里就是狗肉。
”终于,在得知他要被解聘时,他当着干部们的面将狗杀掉,换来一片惊恐声。
作品有一种令人心悸的震撼力量,产生于对一个独特人物的塑造。
老徐的世故、残酷与不近人情,皆因他与干部们有别,他能顾及的只是自己的生存。
这个人物几乎可称为是小人物的一种典型,这典型是其他作家不曾写出过的, 恐怕作者本人也很难再写出第二个。
张石山的《苦力》也属于颇为值得称道的人 物小说。
它是一组素描,写解放初的拉排子车行当,写里面“藏龙卧虎”的各色人物。
其中有随傅作义起义的骑兵连长,马刀下砍过不少日本鬼子,但因起义后转业回乡,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
有共产党的侦察英雄,抗美援朝中立过大功,由于和朝鲜女翻译发生爱情,被遣返回国,从此受尽磨难;有国民党的虚职少将参议,解放后坐过牢,出狱后连收音机都不敢买,改革开放后有了车坐,自己又偏瘫了;也有车夫这样的人物,曾替少将参议拉黄包车,少将落难了,和他一起拉排子车,他对少将仍很尊重等等。
这里面每个人物都颇富传奇色彩,每个人的命运都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幻,甚至都可能发展为一个长篇,读来令人嗟叹。
这类小说,不是“80后”“90后”作家能写出来的,也不是主要依凭想象的作家能写出来的,充满着深厚的历史感和人生况味。
刘庆邦的《皮球》中,人物的生动性也与历史变迁有关。
当年的范宝明,分到矿上后不愿意下井,赶上矿革命委员会主任爱好篮球,得以发挥特长,在矿上成为远比采煤工风光百倍的偶像人物。
但若干年后,他在篮球场上风光不再,堕落为矿上一名混混。
这种人物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批人,他们在百废不兴、独尊革命的时代成为宠儿,当社会回归正常时,便一蹶不振。
刘庆邦的幽默感,在这篇作品里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南翔通过一组人物写《世相》,其中有疯狂的歌星、衰年变法的教授、偷过玉米的老板、环保局的嗅辨员等等。
他们个性都无疑鲜明,举止则略有乖张,形象便格外突出,恰好契合“世相”之主题。
此外,有人物的小说中还有石舒清的《小米媳妇》、艾玛的《相书生》等,也值得一提。
有故事的小说 故事写得好,也是好小说。
故事里当然有人物,不过有时候,烘托人物的主要手段是故事,使故事比人物还突出,就成为有故事的小说。
这样的小说引人入胜,趣味是不会少的。
有迹象表明,近年来,小说中的故事有回归并得到加强的趋势。
莫怀戚的《孪生中提琴》为具有较深厚专业底蕴的文化小说。
作者对音乐和中提琴门道的深谙,以及充满诱惑力的描写,使作品仅在知识性上也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而情节把知识巧妙地钩织到一起,赋予了知识以生动的灵魂,通过孪生中提琴的失而复得,细腻刻画了提琴师的曲折心理。
这样的小说,存在两个以上目的,写起来很有难度。
晓苏的《给李风叔叔帮忙》诙谐轻松。
李风叔叔娶了比他小20岁的妻子,此后一直忙于满足妻子的各种要求。
他不断请当秘书的“我”帮忙,“我”把他妻子办成播音员,推销出500斤香菇,又帮她调进小学任教,但两次都白办了,第三次 办成时妻子已和李风叔叔离婚。
小说嘲弄了社会上老夫娶少妻的风气,虽无甚高深题旨,但故事很好玩,读时很愉快,也值得欣赏。
最近发现,凡官场小说也大都是重视故事的,大概由于官场本身常有讳莫如深的氛围。
尤凤伟的《空白》写秘书和局长之间发生的事件。
缘于防盗,秘书同意在局长办公室安装摄像头,却忘了及时通知局长,使局长出差回来后有一个上午的行动暴露在办公室摄像头下。
秘书自知犯了大忌,将摄像头关了又开,拆了又换,并向局长如实汇报,还是不能得到局长的宽宥,惶惶不可终日。
以后,竟有人匿名打电话向他购买一盘录像资料,更使他惊恐。
最后,他得到高人指点,在电话里假称确有录像资料要卖,谈好条件,事情就获得了解决,与局长的关系和好如初。
杨少衡的《酒精依赖》中,一位柳姓口岸办主任常需要在酒桌上搞“深水炸弹”接待上级,一夜突发心肌梗塞死在卫生间里。
其实他死前还有救,还能眨眼做简单手势,但妻子就是弄不清他在索要什么。
人们猜测他的死与酒精摄入过度有关,而反复调查后发现答案是相反的:他不是死于喝酒过量,而是死于缺酒,死于酒精依赖。
两篇作品,情节都是一流的,结局皆出人意料。
前者,读者方面是猜不出解决危机的办法的,因为秘书手中根本没有什么可资出卖的录像资料,但危机确因他答应出卖而得到解决,因为对方就此感到安全。
后者同样如此:一般读者只会往酒精过量去想,绝不会朝相反方面想。
两篇作品都具有形式之美。
乔叶的《妊娠纹》、王祥夫的《开会》、叶梅的《小马、苹果和打杂的》、施伟的《逃脱术》、第代着冬的《野鸭》等也属上乘。
如《野鸭》中,表面老实其实狡黠的“谭鱼头”不动声色,痕迹全无地除掉了仇人,其情节线索被称为“草蛇灰线,伏笔千里”,就不属于虚饰。
人类天生具有听故事的兴趣,好的情节小说满足了他们的爱好,并带给他们有益的启迪。
但写一个真正的好故事,又是非常难的,比不写故事更难。
有探索和有新意的小说 小说应该分为两块,一大块是经典写法或传统写法的,该占八成以上,惟其如此,才能维持读者。
另有一小块是有探索的,惟其如此,才对得起艺术。
探索要像马克思主义,总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生根,所以往往要试着步来,一点点来,观察受众的反应,又逐渐养育读者,直至推广。
近些年来这“一小块”的创作就是如此,它们是扎实的、寻求效果的,它们不该被称为“探索小说”,而应该称为“有探索意味”的小说,像蜗牛一样缓慢伸出触角。
鲁敏的《铁血信鸽》与作者过去的作品相比,增加了一些形而上的意味。
在小说叙述的那个单元房里,没有发生俗常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事件源于精神领域。
当妻子日复一日地沉溺于对营养和身体的照料时,穆先生却望着窗外的鸽子,思考着与肉身无关的问题,直至他肉身腾起,飘然 解脱。
卫鸦的《天籁之音》有相似之处。
两个站在脚手架上的民工,听到的是不同的声音。
一为世俗世界的嘈杂,一为来自家乡和天边的“天籁之音”。
后者终于脱离了脚手架,以毫无惧意的神情飘了下去。
两篇作品都呼唤着精神的飞腾,它们要求读者辨听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呼唤,打破了小说的日常规则。
常见的生态小说多单薄,失之于环保观念的简单扩张,央金的《心随野蜂飞》得益于叙事的实验,则显得大获异趣。
作品从少女央金、蜜獾和响蜜鸟的视角分别叙述,将自然界的和谐写得诗意盎然,营造了童话的意境。
央金、蜜獾和响蜜鸟组合成亲密的采蜜伙伴,更烘托起天人合一的氛围。
作品写到外来人的侵入和对环境的摧毁,自然激起读者的环保情绪。
应该说作品创造了独特的格调,实验也是成功的。
邵丽的《村北的王庭柱》写得闲散,小说结构也是闲散的。
题目是“村北的王庭柱”,却不专写王庭柱,而以王庭柱为起始、为勾连、为归结,通过他对村西北角人物的分别介绍,又以他的人生态度逐一评点,描画了一幅带有哲理色彩的人生图景。
这闲散也是一种意境、一种尝试、一种写了多年以后随心所欲的涂抹,却来得分外自如。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风化石带》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笔法的短篇,此篇中,故事是不重要的,人物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物生活其中的环境,以及环境中浮现的人物倒影。
哈萨克少年艾柯达依随叔叔进山打柴,沿途经过了湿地、山林、河谷,见到了姑姑和姑父,触景生情地回想起水磨坊的主人、畜牧师、牧人等,映照出醉人的、特色浓郁的北疆风情。
这是一篇天然无雕琢的作品,表面看并无主题,但通篇灌注有深沉幽远的情感,动人心弦,叙事风度也颇为不俗。
对于傅爱毛的《换帖》,有人会非常喜欢,也有人会觉得有些离奇。
村里残疾的农民刘二拐娶不到媳妇,在村长的说服下换帖娶了一门“阴亲”,从此精神焕然一新;后来村长又要他实际娶一门亲,他却无论如何不肯背叛“媳妇”,乃至为了信守承诺上吊自尽,到阴间相会去了。
小说“现实感”不强,但“可能性”圆满,情感逻辑丝丝入扣,其实是一篇有品位的佳作。
郭文斌的《寒衣》仍是“五月”、“六月”两个孩子的生活感悟片段,以孩子半明半暗的眼光,从成年人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发现一些从未经过人们深思的东西,写法上为作者独创。
还有一些作品,虽不能说有很强的探索意味,但新意是浓的,它们都能打开一扇窗子,使我们看到窗外一幅新鲜的景色,使我们感到愉悦。
如龙仁青的《鸟巢》、邱华栋的《你觉得我是贼吗》、盛琼的《胡子问题》、鲍贝的《空瓶子》、裘山山的《你的名字我作主》、荆歌的《有个女人叫付静》、陈应松的《祖坟》、陈世旭的《庐山瀑布云》、余德庄的《秋勤的蜜月》、潘灵的《根艺》等小说,这些作者大都经过长期的短篇小说训练,在技巧上愈来愈成熟,作品也越写越有味道了。
在提到许多佳作后,我觉得该为今日短篇小说创作的形势感到骄傲。
我前面的叙述,大体不是按照作品显露的思想意蕴划分段落的——当然不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一下,看作品应该首先看艺术。
它首先是艺术了,才值得我们评论和提及。
所以,我在盘点时有意忽略了这样一些作品:它们有着深刻的、方便于大力阐发的题旨,但艺术上并不圆满。
■书讯 《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出版 贺绍俊、巫晓燕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与当代文学史图片相互印证的图书,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著者立足于现实主义主潮和现实主义演变的思路论述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脉络,并侧重于文本分析,使读者对当代文学60年来的经典性作品有所了解。
著者没有囿于以往文学史的定论,而是从作家观察和认识现实世界的方式入手挖掘出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
这种叙述有利于让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真相。
同时,数百张图片也能使读者对文学史获得更直观的印象。
《往生》反思国民性格 军旅作家裴指海创作的反映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及其随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往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突出表现中国军人和人民的抵抗精神,同时也用今天的眼光来诠释和反思了这场战争中的悲剧。
作者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采访了多名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的老兵和受害者。
在掌握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品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反思,过去和现在交织穿梭,时代变了,人们的行为似乎还没有多少变化。
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受创的民族精神的重塑还远远没有完成。
在一定意义上说,打赢这场“战争”更为重要。
这是一本令我大开眼界且大有收获的书。
这本书虽是对一些文化人访谈的汇编,却很是不一般。
因为它相当专业。
被采访者都是作家、艺术家,作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其专业水平和个人魅力自不待说。
单从采访者的角度来看,也是相当专业的。
陆文夫、余秋雨、林清玄、苏童、沈浩波、生茂、张艺谋、魏明伦、马兰……没想到袁晓庆采访到了这么多的文艺界名人。
没想到他从事采编工作没几年,采访的面这么广,质量这么高。
就艺术的角度而言,堪称纯粹。
我知道袁晓庆,始于上世纪80年代。
当时他和几位写诗的青年合编了一种油印的内部诗刊,印象中叫《野绿》,用于刊载自己的诗作和相互交流。
这本刊物曾经遇到过一些麻烦。
我作为文联的负责人,了解清楚情况后,找有关方面做了些沟通,他们就没有再和这些文学青年们过不去。
这件事,袁晓庆与我自始至终没见过一次、也没说过一句话,后来好像也没再提起过,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看来,袁晓庆其实是个很会说话的人,是一个在工作中、在和他的采访对象面对面的时候,就很会说话、并且能够说得很放开、很尖锐、很精彩的人。
熟悉袁晓庆情况的人都知道,他和他的妻子汤泓不仅在生活中是一个整体,在创作中也是一个整体。
他们俩的作品往往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这本书当然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尽管出面采访的是晓庆,汤泓却始终存在于其中。
他们是一对有心人。
我相信每位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他们所提的问题之中、从他们的提问与被采访者所答内 ■评论 精彩的时空 ——读袁晓庆、汤泓《纯粹的声音》 □陈社 容的呼应之中、从他们对被采访者所答内容的概括和引申之中、从他们的采访引言和提纲之中,我们都得到了印证。
这说明他们对采访的投入,说明他们驾驭采访的功力。
他们在每次采访之前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对被采访者作品的阅读、欣赏、分析和把握,包括对其生平经历、创作背景、发展趋向的研究,包括业内业外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反响、褒贬的情况,他们都是花了一番工夫的。
当然,这也同时得力于他们本身就是一对诗人、作家以及摇滚乐发烧友等等的缘故。
有了这两者的结合,才可能有他们一次次的成功采访,才可能有这本书的洋洋大观。
所以,他们的采访就没有一种我们不时看到的“侏儒”与“巨人”在对话的落差,没有一种“茶叶蛋”与“导弹”在交流的尴尬。
所以,我们就能每每听到被采访者对他们发出:“实际上你看得比我要准得多,你说的都对”一类的认同。
难怪他们这么大胆,连张艺谋这样的“大腕”都敢去碰, 若是晓庆事前征求我的意见,我肯定会给他泼上一通冷水的。
倒不是张艺谋们“腕”大得会使我们的小腿发软,而是人家能有兴趣接受一个小地方媒体人的采访吗?人家愿意为我们“浪费时间”吗?可晓庆不声不响地去了,采访到了,而且采访成功了。
我特别欣赏他们这次采访的绝妙策划,他们恰到好处地用一个《图兰朵》,把张艺谋、魏明伦、余秋雨三座“山峰”一把抓了过来。
他们抓住了他们的兴奋点了! 难怪他们这么大胆,连“下半身”之类的敏感话题都敢深入,揪住沈浩波、吴长缨等被称为“狂人”的“先锋派”、“神秘派”们就是一番穷追猛问。
我估计若有人在场的话,肯定会惊出一身冷汗的。
可偏偏“狂人”们这次做了“驯服工具”,还就掏心窝儿似的把什么话都倒给了他们,也都倒给我们了! 面对众多的作家、艺术家,都是些名人、高人,还有“怪人”,袁晓庆夫妻始终尊重有加、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始终以一种平视的目光面对着对方。
我很赞许这种平视。
因为职业的平等决定了他们的平视,因为人格的平等决定了他们的平视,因为对事业同样的钟爱和追求决定了他们的平视,因为不是文学艺术上的“侏儒”和“茶叶蛋”决定了他们的平视。
感谢袁晓庆和汤泓给了我们这本书,这是他们这对伉俪珠连璧合辛勤劳作的成果,是他们送给我们可以慢慢品味的一道精神大餐。
因了这本书,我们对这一批作家、艺术家的了解和理解更多更深了,也因了这本书,我们对袁晓庆和汤泓的了解和理解也更多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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