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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20-172Copyright©2019byRichKarlgaard.PublishedbyarrangementwithZacharyShusterHarmsworthLLC,throughTheGrayhawkAgency.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大器晚成/(美)里奇·卡尔加德著;范斌珍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8ISBN978-7-5576-8469-3Ⅰ.①大…Ⅱ.①里…②范…Ⅲ.①成功心理Ⅳ.①B848.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0977号大器晚成DAQIWANCHENG责任编辑：刘 颖
出 版：地 址：天津市西康路35号邮 编：300051电 话：（022）23332372网 址：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印 刷：唐山富达印务有限公司开本690×9801/16印张17字数210000202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56.00元
目录
赞誉引言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章第六章
急于求成的社会焦虑“年轻就是新的全球硬通货”出名要趁早：少年有成的压力压力下的心理健康危机社交媒体在“贩卖焦虑”人生的“障碍滑雪赛”
残酷的智力评估谬论IQ测试的推行和SAT的广泛运用如果为了考试而考试，考试的意义何在人们对各种类型指标的人格测试疯狂迷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商业领域及教育界大行其道高智商是进名企、拿高薪的敲门砖？优势陷阱
尊重人才成长的节奏你想错了，人在25岁后才开始成熟延长青春期，进行更多自我探索打破认知：人在中年后会迎来创造力巅峰设计一条留存人才的职业弧线
大器晚成者的六个优势好奇心：完成伟大事业的渴望和自我驱动力同情心：让你在未来获得影响力与领导力韧性：让自己更好地与逆境相处冷静：每临大事有静气洞察力：那些改变人生的宝贵想法智慧：人到中年，更容易看清事物的全局状况
树立积极的自我意识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走出情绪雷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导致的群体效应规范性社会影响：一种左右人的行为的无形力量如何跳脱规范性思维，发掘自身优势
放弃也可以重获新生
第七章
第八章第九章
后记鸣谢
有目的的放弃是奔向目标的捷径坚忍可以，但要尊重毅力的限度放弃是在逆转颓势，探索更好的自我到底何时该放弃克服自我怀疑的魔障人们习惯用自我设限来保护脆弱的自我成功者擅长利用自我怀疑来改进自己自我效能的积极作用积极的自我暗示带来美好的结果重新调整认知框架自我同情与情绪复原能力告别过去，重塑自我改变环境，重塑自我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有选择地跳槽向你的同辈寻求帮助和建议寻找有助于自己成长的环境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找到合适的“土壤”进行深耕故事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人的毅力会随着年岁增长信仰、目的和耐心好奇心、探索和发现
赞誉
“《大器晚成》是一本极具借鉴意义的书。
它将以影响巨大而又令人愉快的方式，改善无数孩子、家长、老人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受益。
” ——史蒂夫·福布斯（SteveForbes），福布斯传媒董事长兼主编 “它是一颗瑰宝。
人类的一个惊人特质就在于我们很容易被周围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所左右。
有时候，这个特质颇具破坏性，比如过度追捧少年得志者的荒唐现象就属于这种情况。
卡尔加德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将这种现象称为‘皇帝的新衣’。
他以清晰有力的论证表达了养育子女必须守得住耐心，重视经历及发挥智慧的观点。
” ——布鲁斯·佩里（BrucePerry），儿童创伤协会（ChildTraumaAcademy）高级研究员、医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精神病 和行为科学教授，《被当成狗养育的男孩》（TheBoyWhoWasRaisedasaDog）作者 “里奇·卡尔加德的《大器晚成》就像及时照进人类真理的一束光——无论我们究竟是年轻有为，还是大器晚成，每个人都可以发掘自己的天赋，释放出自己的所有潜能。
正如他所言，生命并非一场赛跑，而是一段旅程。
” ——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Huffington），全球繁荣（ThriveGloba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里奇·卡尔加德在《大器晚成》这本书中指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如果我们不重视因材施教，那么，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就会不幸。
” ——黛安娜·塔弗纳（DianeTavenner），萨米特公立学校（SummitPublicSchool）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卡尔加德抓住了人才成长中的一个事实。
我们其实都是天赋异禀之人，只要给我们一点耐心，为我们营造合适的环境，我们就都有可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
” ——托德·罗斯（ToddRose），哈佛大学心智、大脑和教育项目主任，《告别平庸》（TheEndofAverage）和《黑马》（DarkHorse）作者 “《大器晚成》这本书真是直击要害。
我们获得成功的能力并不会因年岁渐长而枯竭。
我们发掘自身潜能的情况也同此理。
在军队中，年轻的军官也经常会向军衔不如自己但身经百战的老兵请教。
能否利用智慧的经验是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 ——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McChrystal）将军，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赋能》（TeamofTeams）作者 “我们需要针对当代年轻人承受的压力和普遍焦虑展开一场全民对话。
我们需要向那些能够不慌不乱地成就事业的人取经，向他们耐心等待开花结果的心态看齐。
里奇·卡尔加德的《大器晚成》就是一本发人深思和极具可读性的国民推荐好书。
希望有无数人可以通过阅读此书获得启发。
” ——约翰·奥伯格（JohnOrtberg），门洛帕克长老教会主任牧师，《永恒进行时》（EternityIsNowinSession）作者 “《大器晚成》就像一节福音。
它鼓励我们所有人都先进行一番自我剖析，了解自己是谁，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世界来定义我们是谁。
” ——埃里克·瓦尔（ErikWahl），行为艺术家、励志演说家，《创意与训练》（TheSparkandTheGrind）作者 “里奇·卡尔加德打破了那些阻碍我们前行的迷思。
无论你年岁几何，也无论你想在何种领域创造伟业，都应该看看这本书。
” ——罗伯特·
C.沃尔科特（RobertC.Wolcott），TWINGlobal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创新实习教授 “在这个竞争极其激烈的社会，每个未满18岁的孩子都在被鞭策着走向诺贝尔奖获得者、奥运会金牌运动员、大提琴演奏家之类的成功之路，但本书却像一股清流般让读者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大器晚成》让我们记住，生命是一段漫长而精彩的旅程，人人都应该在寻找自己的出路时，体验一段健康的探索之旅。
这本书充满鼓舞人心的逸事、严肃的科学依据、发人深省的故事，还有作者本人走向辉煌成就的曲折历程。
总之，这是一本会让你手不释卷的好书。
” ——泰德·丁特史密斯（TedDintersmith），风险资本家，教育改革倡导者，《未来的学校》（WhatSchoolCouldBe）作者，斩获多个奖项的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MostLikelytoeed）制作人 “虽然大众总是很喜欢追捧‘神童’令人瞩目的成功故事，但卡尔加德却以有力的笔触让人们意识到，那些默默地积累韧性、视野和智慧的人，也有可能在晚年走上人生巅峰。
卡尔加德让‘大器晚成’这个隐晦的褒扬变成了一种荣耀，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实现个人成就。
他让大器晚成变成了一种骄傲。
” ——汤姆·凯利（TomKelley），《创新自信力》（CreativeConfidence）联合作者 “里奇·卡尔加德证明，大器晚成者的成才其实根本就不晚，他们只是没有按照社会期望的步伐前进罢了，毕竟我们的社会更关注的是少年成才的传奇。
《大器晚成》是一本意义重大的书。
不但大器晚成者或者自认为是大器晚成者应该看看这本书，这些人的父母、老师、配偶和雇主也不应该错过这本好书。
” ——杰弗里·普拉特（JeffreyPrater），家庭系统治疗临床心理学家 “感谢里奇·卡尔加德，因为他揭露了美国人痴迷神童现象的问题。
谢谢你对我们这些大器晚成者的支持，谢谢你提醒大家记住，我们都有非凡的潜力、旅程和终点。
” ——丹尼尔·斯特鲁帕（DanielStruppa），查普曼大学校长 致所有年龄的晚熟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引言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拿到全
A，没有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没有进入心仪的一流大学；我们在21岁的时候迷失了人生方向，错过了一份完美匹配自己才华和激情的理想工作；我们没有在22岁时赚到数百万美元；我们没有在30岁时成为亿万富翁，并登上《福布斯》（Forbes）封面；我们到35岁时也没有消灭疟疾，解决中东的冲突问题，成为总统顾问，或者第三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在人生刚起步阶段就发光发热，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失败的，这都不是我们的错。
但21世纪初的社会是如此急功近利，它似乎在策划一场阴谋，让我们为这一切感到羞愧，因为我们没有爆发出奥运会短跑选手的那股冲劲——我们没有早早地成为人生赢家。
我在这里用了“阴谋”这个词，但我并不是在暗示有些卑鄙之人正在幕后操纵一切，让早露锋芒的人生赢家收获了经济和社会回报。
我所说的“阴谋”的确存在，但它并不邪恶。
我们也是这场“阴谋”的共犯。
我要说的是，父母、学校、雇主、媒体和公众都在疯狂追捧少年成才的现象，似乎这种成功才是一流的成就，甚至是唯一的成就。
我们如此迷恋这种现象，以至于大器晚成都会变成一种并不光彩的事迹。
但过去好像并非如此。
··· 53岁的乔安妮就是一个“大器晚成者”。
她少年时期的生活既不稳定，又不快乐。
她母亲疾病缠身，患有多种硬化症。
她父亲赚的钱虽然够养活一家老小，但他对妻子甚为冷漠，对她的病情不闻不问。
乔安妮和父亲之间也很少说话。
乔安妮在学校几乎就是一个无人在意的“透明人”。
她的成绩虽然能够达到中上等，但还没达到够拿奖学金的水平。
有一位老师回忆称乔安妮是个聪明但也很普通的学生。
她性格内向，高中毕业后几乎没有多少人记得她。
她报考了几所心仪的大学，但都被拒绝了。
她在退而求其次的大学中，仍然只是一个泛泛之辈。
她考试可以轻松过关，但成绩并不是特别出众。
据一名教授称，她并不是太关注自己的学业，对另类摇滚乐倒有几分兴趣，可以一天听好几个小时的摇滚乐。
和许多心智健全但并不引人瞩目的毕业生一样，乔安妮最理想的出路就是留校任教，比如当个英语老师。
实际上，她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从事更为普通的行政岗位。
她曾一度在本地商会办公室担任秘书。
厌倦了这种庸常生活的乔安妮，后来与一位她偶然结识的异国男子结了婚。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但这只是一段同床异梦的婚姻——乔安妮是个爱幻想的女子，而她丈夫却是个性情多变和隐含暴力倾向的人。
虽然有了孩子，两人的婚姻还是不到两年就结束了。
他们因家庭暴力问题而分道扬镳。
在年近30岁时，乔安妮仿佛一眼看到了人生的尽头。
她没有工作，还带着个拖油瓶一样的孩子。
她的人生当然也就开始每况愈下。
她被诊断出得了抑郁症，时常会冒出自杀的念头。
抑郁症导致她无法卖力地工作。
她的生活穷困潦倒，她说：“我只是个还不至于流落街头的穷人罢了。
”更糟糕的是，她的前夫开始跟踪这对母女，迫使她不得不向法院申请禁止令，以免前夫靠近她们。
其实，乔安妮并非一无所长。
她有一项无人知晓的绝技。
她所接受的教育并不能挖掘出这项技能，也没有一位教师曾经看出她的潜力，她的同学同样对此毫不知情。
但这项天赋一直就在那里，等待某天释放能量。
在她生活艰难，依靠领取救济金来养育女儿的那几个月中，她开始放飞自己的想象力，书写童年时代的幻想。
在社会看来，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现实的行为。
奇怪的是，就是这种行为让她更贴近自己的天赋。
只有在乔安妮放飞想象力时，她的天赋才能够浮现和绽放异彩。
68岁的肯是另一个大器晚成者。
他是家中三个小孩中排行最小的一个。
他的昵称Poco在西班牙语中就是“小”的意思。
肯的大哥是
一 个明星运动员，是老师的得意门生。
他不但帅气，而且有一副好口才。
他赢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并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而肯却不是这种少年得志者，他在学校表现平平。
他开始认为Poco对他而言就是“渺小的存在”的意思。
肯在加州的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了本地大专院校就读，不久又退学了。
他无奈地耸耸肩：“我没有明确的方向。
”后来他又重新申请入学，再次修习自己挂科的课程，毕业后又考入洪堡州立大学，在那里主修林业学。
他发现与林业学专业对口的更多是和造纸有关的工作，而不是那种在森林中徒步冒险的事业。
他预感自己的理想又幻灭了。
后来，肯就跟随父亲从商。
他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财务顾问。
他和父亲相处得并不融洽，他说：“我爸爸患有一种所谓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一种近似孤独症的病症），他总是焦躁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不断地拍手。
他没有办法理解其他人的感受。
他可能会恶语伤人，实际上他并不是个恶毒之人。
” 经过六个月的磨合，肯还是离开了父亲的公司。
他自立门户，成了一名财务顾问。
他手上没有多少客户。
多数客户不到几年时间就和他断了来往。
他有一段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为了赚钱，他接了一些工程项目，甚至不得不去酒吧弹吉他卖唱。
剩下的时间，他就用来看有关管理和商业的书刊。
他一个月可能会看30份商业杂志。
在这十年中，他形成了一个理论，那就是要重视有点不同寻常的公司。
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父亲，并不是肯在领导力方面的好榜样。
所以，他的首位兼职秘书只干了9个月就走了。
这位秘书声称肯是个令人讨厌、专断跋扈的老板。
今天的肯也承认“我过去可能的确如此”。
在肯20多岁的那几年，虽然他的财务顾问业务发展艰难，但是他通过读书掌握的理论让他在风险投资领域小有收获，其中一笔投资还让他当上了临时CEO（首席执行官）。
他觉得自己壮志未酬，所以就继续在这一行努力进取。
下面是肯的一段自我感悟： 这家公司大约有30名员工。
我之前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一个人。
现在我却不得不担起这个重任。
没想到我做得还可以——这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你知道我学到了什么吗？我学到了当领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要在场。
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看过的书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很确信，我并不是从我爸那里学到了这个经验。
我发现，领导表现出来的渴望具有感染力。
我将CEO办公室迁移到了一个开放式的玻璃会议室中，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在办公室里的情况。
我成了每天第一个到公司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我每天都带员工去吃午饭和晚饭——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但可以让他们看到我在此投入的时间和诚意。
我经常四处走动和他们交谈，关注他们的想法。
这个举动产生了让我震惊的效果——我的关注点也变成了他们的关注点。
我突然就领悟到了身为领导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肯30岁之后才开始挖掘出自己的潜力。
看到这里，你能判断出这两个人是谁了吗？给你一点提示：乔安妮和肯都是自力更生的亿万富翁，他们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常客。
没错，乔安妮·凯瑟琳·罗琳（JoanneKathleenRowling）为人熟知的名字是
J.K.罗琳（
J.K.Rowling），她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肯·费希尔（KenFisher）就是费希尔投资（FisherInvestment）的创始人。
这家公司掌管着全球5万多名客户的价值达1000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
在西蒙和加芬克尔20世纪60年代合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罗宾逊夫人》（Mrs.Robinson）中，有一句歌词是“乔·狄马乔，你在哪里？”歌曲制作人保罗·西蒙意识到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颠覆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推崇的那种谦逊低调的作风。
年轻、嬉皮和率性才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新宠。
在这个极具颠覆性和剧烈变化的经济时代，我们可能也要发问：大器晚成的人，你们都在哪里？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像罗琳和费希尔这种成功的大器晚成者，他们都经历了早年的尴尬和失败，起步缓慢，到中年才从容不迫地走向成功。
他们的故事与今天崇尚新潮的社交媒体文化并不合拍。
罗琳现在已经50多岁了，费希尔也60多岁了。
这又不禁让我们发问：时至今日，那些励志的大器晚成者在哪里呢？美国、英国，这些 富裕的社会都已经停止创造大器晚成的佳话了吗？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吗？大器晚成者缓慢探索的步伐，真的与这个竞争极其激烈、充满数据分析和时时面临压力的社会格格不入了吗？ 我认为大器晚成者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导致人们为此备受折磨。
这种现象就是促使我对这个主题展开调查并撰写此书的原因。
我认为在这个社会环境下，人们很有必要且迫切需要了解那些大器晚成者的故事。
··· 在这个成功天平的另一端就是少年得志的人，也就是早年走上巅峰的人生赢家。
身高1.55米的赖利·韦斯顿（RileyWeston）就是个奇迹。
她19岁时就同沃特·迪士尼旗下的试金石（Touchstone）电影公司签订了30万美元的合约，为美剧《大学生费莉希蒂》（它讲述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一新生的故事）编写剧本。
韦斯顿也因为在主流电视领域早早起步的成就而被《娱乐周刊》评选为好莱坞最有创意的人士之
一。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
赖利·韦斯顿当时其实并非19岁，她实际上已经32岁了，她的真实身份是金柏莉·克雷默（KimberlyKramer），住在纽约州波基普西市。
她在为自己辩解时表示：“如果他们知道我已经32岁了，就没人会接受我了。
”她说的可能也没错。
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早慧视为一种优势。
2014年，17岁的巴基斯坦女生马拉拉·尤素福·扎伊（MalalaYousafzai）成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她还获得了萨哈罗夫奖
(1)及西蒙娜·德·波伏娃奖
(2)。
在科技领域，OculusVR（虚拟现实设备公司，以20亿美元被脸书收购）的创始人、年仅21岁的帕尔默·洛基（PalmerLuckey）变成了虚拟现实的代言人。
14岁的少年罗伯特·内伊（RobertNay）开发的手机游戏《泡泡球》（BubbleBall）让帕尔默·洛基在两周时间内就吸金超过200万美元。
2017年，Snapchat（色拉布）公开募股让26岁的埃文·斯皮格尔（EvanSpiegel）身价飙升至54亿美元。
但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相比，斯皮格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2018年，34岁的扎克伯格已经变成了成熟稳重的企业家，他的身价达到了600亿美元，是世界顶尖的五大富豪之
一。
即使是在平凡的国际象棋界，也出现了挪威人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Carlsen）这种年仅25岁就三度成为世界冠军的奇才。
他21岁时就成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3岁时被《时代周刊》（TimeMagazine）评选为“100位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30岁时就获封国际象棋大师。
少年精英是当今杂志百谈不厌的主题。
《福布斯》每年都会评选“30位30岁以下”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今天的行业变革者和明日之星。
不只是《福布斯》一家杂志在热捧这些少年得志的名人，《纽约客》（TheNewYorker）也经常推出“20位40岁以下”的精英名单，《财富》（Fortune）杂志有“40位40岁以下精英”，Inc.有“35位35岁以下精英”，《时代周刊》有“30位30岁以下精英”之类盘点青年才俊的榜单。
但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赞美和鼓励这些少年成名的现象并没有什么错。
所有类型的成就都值得大众肯定和称赞。
但今天强大的时代思潮让人们认为，仅仅获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在社会过度追捧少年成就——考试分数、光鲜的工作、金钱、名气的风气之下，多少人忽略了在背后不断作怪的虚荣心：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没有在高考中出类拔萃，进入顶尖的十所名校，推动一个行业变革，或者在高大上的企业找到第一份工作，我们就多少有点失败，注定要在后半生中接受陪跑的命运。
我认为，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造就了一个患上“少年成才狂热症”的社会。
这导致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评估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犯了许多的错误。
这种评估方式既给孩子们施加了过多压力，又让家庭承受了冷漠无情的心理负担。
在高压的城市生活环境下，一些精英早教机构也在推波助澜，利用富人害怕三四岁的儿女落后他人的恐惧心理大发其财。
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国际学校就针对三岁幼儿推出了“全沉浸式第二语言课程”，每年学费高达2万美元。
但和纽约的哥伦比亚文法学校相比，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后者每年学费达到3.7万美元。
三四岁的幼儿将在这些学校参加“严格的学术课程”，在三个图书馆、六个音乐室、七个美术工作室之间来回奔波。
美国《亲子》（Parenting）杂志指出“哥伦比亚文法学校课程的宗旨就是为孩子的未来做铺垫——将他们送进名牌大学”。
啊，原来这就是真相。
还有比这更能说服家长，让他们慷慨掏出4万美元为三岁子女打造一个理想人生起点的理由吗？根据这些奢侈早教机构的说法，这种投入就是一种明智的投资——这可以让你家刚学步的孩子在15年后进入顶尖大学。
这种说法够直接也够可怕。
如果你的子女最终没有进入“名校”，那么，他们的人生就会很艰难坎坷。
就算已经把孩子送进体面的早教机构，家长面临的压力依旧没有减轻。
斯坦福大学前招生办公室主任伊蕾娜·史密斯（IrenaSmith）曾告诉《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有许多家长联系我说，看到14岁的子女在暑假时总在虚度时光，这让他们很是苦恼。
”史密斯目前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经营一家大学招生咨询机构，其客户在此方面的投入一般都在1万美元以上。
即使如愿进入了名校，这些家长也还是需要为此支付高昂的学费。
在美国排名前20的私立高校中，任意一所大学的四年费用现在已经超过了25万美元（包括住宿、膳食、书本和学费）。
虽然排名前20的公立大学的学费相对较低，但根据各学生的居民身份情况，其四年费用平均也达到了10万至20万美元（包括住宿、膳食、书本和学费）。
说实话，人们对少年成才的渴望，让学院和大学这些负责张贴成才标签的官方机构赚个盆满钵满。
我们其他人却只能无奈为之买单，甚至因此债务缠身。
美国大学的助学贷款总额目前已达1.3万亿美元，还债违约率达到11.5%。
人们以各种方式冲向少年成才这条路上的现象，创造了一个可能比2008年的房贷泡沫更大的潜在信贷危机。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我们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先想想这个问题，少年成才究竟是不是实现人生成功和圆满的必要前提？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根据。
事实上，我见过许多相反的例子。
以最近的体坛赛事为例。
在2018年的超级碗
(3)中，费城老鹰队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首发阵容中都没有多少五星球员。
简单地说，就是在这44名首发队员中，只有6人在高中时曾经是被人看好的明日之星。
再看看四分卫的队员。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汤姆·布雷迪（TomBrady）在高中时甚至没有一次进入第一名或第二名。
他在高中时的排 名为NR（NoRanking，没有排名）。
战绩辉煌的老鹰队四分卫尼克·福尔斯（NickFoles）是2018年超级碗最有价值的球员，他在高中时获得了三次排名。
他在该赛季中实际上多数时候只是老鹰队的替补队员。
他在首发四分卫卡尔森·温茨（CarsonWentz）膝盖受伤的情况下，才下场和球队继续走完赛季之路。
温茨和布雷迪一样，在高中时的排名都是NR。
因此，在高中三年级时，温茨并非主要的四分卫队员。
他在校时的球队曾将他列为外接手。
由于高中时没有排名，大学球队也都不愿意接纳温茨，因此温茨就进入了北达科他州立大学。
温茨在大学时代才开始大显身手，按橄榄球运动员的标准来说，这其实算是大器晚成了。
现在再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有多少人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潜在的卡尔森·温茨？我们有多少人在高中时“榜上无名”，在事业上默默无闻，甚至到现在还是一个透明人？我们可能有哪些尚未被发掘，但却有可能让我们展翅高飞的天赋和激情？ 谷歌曾经一度迷信这种少年成才的领先优势，因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两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他们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数学成绩都很惊人。
在创业头两年中，谷歌就依据这两名天才创始人的标准，聘用了许多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神童。
但之后谷歌就发现公司的人员结构失衡了，这里具有分析头脑的人太多，却很缺乏具有艺术感和常识的员工。
这种失衡现象导致谷歌主页设计犯下了代价高昂的错误。
后来谷歌发现，拥有很高的SAT分数和名校学历，并不足以预测一名员工在公司的职业成就。
少年得志者的确是当代洪流，但大器晚成者的价值同样不容小觑。
畅销小说作家珍妮特·伊万诺维奇（Evanovich）于1943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蓝领家庭。
这名已婚家庭妇女直到30多岁才发现自己具有写作的热情和天赋。
但在后来10年中，她的写作之路屡屡受挫，总是被退稿：“我向编辑和媒体发送自己写的古怪故事，然后把收到的退稿信放进一个大纸箱里。
这个纸箱被塞满时，我就一把火烧掉了它，把自己拾掇了一番就去一家临时机构上班了。
” 伊万诺维奇直到40多岁时才开始写悬疑小说：“我有两年时间和执法机构人员一起喝啤酒，学会了开枪和飙脏话。
在那些年快结束时，我创作了‘斯蒂芬妮·梅’（StephaniePlum）系列。
” 亿万富豪黛安·亨德里克斯（DianeHendricks）是奶农的女儿，她曾经在威斯康星州当过房产中介，经历过结婚和离异，10年后遇到了从事屋顶装修的第二任丈夫肯。
这对夫妇耗尽积蓄成立了ABCSupply公司，供应窗户、排水沟和盖屋顶的原料。
今天的亨德里克斯掌管着一家价值达50亿美元的公司。
她还投资拍摄好莱坞电影。
提到电影，就不能不提一下汤姆·汉克斯（TomHanks）这位演员。
他是医院职工和兼职厨师的儿子，他早年经历并不出彩，进入本地的社区大学时也看不出什么前途。
著名宇航员斯科特·凯利（ScottKelly）曾在太空逗留超过500天，是美国驻守太空时间最长的宇航员。
他表示自己的高中时代非常无趣，是班上成绩中下游的学生。
通用汽车CEO玛丽·芭拉（MaryBarra）曾经在通用汽车的一家工厂勤工俭学，负责检修挡泥板和车篷，以便支付大学学费。
施乐公司（Xerox）前CEO乌尔苏拉·伯恩斯（UrsulaBurns）从小在低收入者的公共住房中长大，工作早期曾担任行政助理。
珍妮·考特尼（JeannieCourtney）创办全球知名的问题少女治疗寄宿学校时已经55岁了，她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正规培训，只有一些听起来十分混杂的教育背景，是一个十足的普通人。
她担任过八年级的老师，开过音像租赁店，还当过房产中介。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ScottFitzgerald）曾说过“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第二幕”。
菲茨杰拉德本人其实是个年轻有为的家伙：他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才20多岁就收获了巨大的文学成就。
这其实就是他人生的顶点了。
在菲茨杰拉德30多岁时，他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
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遇到过各种大器晚成者，以及那些一路向上和东山再起的人。
他44岁时就不幸地在凄惨中死去。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Chandler）在44岁时才刚开始写侦探小说。
钱德勒在1939年他51岁那一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长眠不醒》（TheBigSleep）。
··· 现在这一切有什么不同吗？少年得志者都上了新闻头条，但他们后来真的像媒体让我们看到的那样，一生春风得意吗？事实上，有许多少年得志者并不能承受这一切。
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甘恩高中，就有3名学生在2014—2015学年因少年有成的压力而自杀身亡。
这3人都是努力进取的好学生。
在同一学年的三月份，该校有42名学生因产生了自杀念头而入院就医或接受治疗。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青年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不断攀升。
今天，达到重度抑郁或焦虑症诊断标准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数量至少是20世纪60年代的五倍，甚至是八倍。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近发现，在美国高中生中，有“16%的学生曾认真考虑过自杀这个选择，13%的学生制订了一个自杀计划，还有8%的学生在参加调查之前12个月就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些数据真是让人脊背发凉。
除了许多美国文化潮流，我们自己似乎也在对外输出自己的焦虑情绪。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抑郁症是导致全球青少年患病或致残的主要原因。
如果你认为进入名校就可以缓解这种焦虑，那你就错了。
在过去十五年中，美国大学生的抑郁症患者翻了一倍，自杀率也增加了三倍。
加州大学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五年的跟踪调查中，在自己反映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中，大一新生所占比例最低。
事实上，2013年美国大学资讯协会执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几乎所有高校的心理健康主任都反映，其所在学校患有严重精神问题的学生数量正在增加。
自称精神痛苦的学生比例也同样不断增长。
美国大学健康协会在2014年展开的调查发现，54%的大学生表示自己在过去12个月中“感到了无法承受的焦虑”。
患有心理疾病的年轻人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值得我们警醒。
这种比例增长，部分可以归因于更好的诊断方法、更多的救助渠道，以及患者更愿意接受帮助等情况。
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多变的社会期望。
这些基于强化的评估方式的期望，似乎让学生们变得比以往更加脆弱。
··· 过去如果有人被当成潜在的大器晚成者，就意味着他们的活力、耐性和勇气得到了肯定。
如今，人们越发将大器晚成视为一种缺陷（你起步晚肯定是有原因的）及一种安慰奖。
这是一种糟糕的趋势，它会弱化那些让我们长大成人的要素——我们的经历、韧性和终身的成长能力。
即使是少年有成者也难免因为遇到挫折而受到质疑。
早年出类拔萃的女性尤其容易因为后来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而感受到外界的恶意。
卡罗·费舍曼·科恩（CarolFishmanCohen）就是一个少年有成者：她曾经是波莫纳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后来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了洛杉矶的一家投资银行，在30岁前就成了那里的明星员工。
后来她的人生发生了转折——自从生养了四个孩子，科恩的人生就迅速跌落到了低谷。
当她试图重返投资银行时，却发现职场的大门已经向她关闭了。
经过一周的挫折和抓狂，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感觉自己的信心完全崩塌了。
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金融交易方式到发送邮件、编辑短信和PPT展示，一切都不同了。
” 科恩怀疑自己并不是唯一感受到这种落差的人。
她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开创了一家公司iRelaunch。
公司关注的是经历过事业中断期并希望重返职场和开启事业第二春的职业人士。
该公司的自我定位是“重返职场”的专家和顾问，面向的客户是有意回归职场的职业人士和打算雇用这些人员的企业。
科恩针对这个话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写了许多文章。
这位曾经的少年有成者，现在就成了一个重新起步的大器晚成者的典范。
··· 事实上，我们许多人都是某种类型的大器晚成者（或者潜在的晚成者）。
我们会在某些节点上进入瓶颈期。
我就有许多年一直没有什么成就。
25岁那一年，虽然我有名校的本科文凭，却只能干一些洗碗工、守夜人和临时打字员这种工作。
那时候的我实在是天真幼稚。
这种始终处于人生起步状态的境况，当然也就毫不意外地加重了我内心深处的自卑感。
回首那段岁月，我已经能够原谅20多岁的自己，毕竟我大脑的前额皮质，也就是大脑研究人员所称的行动能力的区域，当时发育得并不是十分完善。
实际上可以说，我的大脑并没有做好一飞冲天的准备。
这是不是也很像你的情况？你家的小孩也是这样吗？如果在学业和事业早期，我们背负了过多成功的压力，我们就会产生恐慌情绪。
但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更轻松地前行。
大脑的行动能力完全成熟的年龄应该是25岁左右。
我直到快27或28岁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理性地思考，提前制订计划，像成年人一样行事。
此时距离我参加SAT考试（并获得中等成绩）已经过去了整 整十年，我（以中流成绩）从大学毕业也已经有五年了。
我开始战栗不安地思考，如果这两次失败成了我人生的终极评判标准，我究竟会有什么下场。
（我很庆幸那时候社会对少年有成者的筛选机制并不像今天这样管用。
）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这名大器晚成者，在校期间甚至算不上是个优等生。
他告诉我：“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教室窗外。
就算你拿一把枪逼我，我可能也还是无法专心听课。
”凯利的大脑在那时候还没有做好起飞的准备。
比起马克·扎克伯格，我们许多人更容易在斯科特·凯利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也有一些笨拙摸索的起点，经历过彷徨困惑，跌至事业或教育上的低谷，染上一些坏习惯，撞上霉运，或者缺乏自信。
不过我们大部分人很可能因为机缘巧合，获得一些智力或精神上的觉醒，从此走上一条新的康庄大道，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
还有一部分人会深陷泥潭，或者认为自己注定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所以从来不去开发自己的潜力。
我认为，如果有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没有找到起飞的方向，这不但是其本人的悲哀，更是社会的灾难。
你可能会想，在人类寿命延长，人们更晚步入成年，有更多机会开创新事业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好。
其实，人们无论在哪个年龄或哪个阶段，都应该清楚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
那么，成为一名大器晚成者究竟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大器晚成者就是指比预期更晚发挥潜能的人，他们通常具有他人原先没有看到的天赋，并且会频频以新颖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让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大吃一惊。
他们并不打算咬紧牙关，迎合父母或社会的期望，因为这种期望是一条通向衰竭和脆弱，甚至是抑郁和疾病的错误路径。
正如奥普拉·温弗瑞（OprahWinfrey，美国著名女脱口秀主持人）所言：“人人都有一个终极宿命。
”大器晚成者就是那些按照自己的计划，以自己的方式找到终极宿命的人。
在撰写本书的调查过程中，我询问过一些学者、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想了解他们如何定义和看待大器晚成者。
我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一种有力而广泛的研究方式，可以通过挖掘出一些潜在线索或者可辨识的标志找到这个群体。
答案是没有。
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人针对大器晚成者展开正式的研究。
许多学者似乎忽略了这个特殊的人才发展问题，只有少数与发育紊乱相关的研究涉及过这个话题。
换句话说，大器晚成通常被 学界当成机能障碍或机体失常进行研究。
即使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大器晚成者也得不到什么尊重。
最近，有一些学者才开始探索大器晚成者的概念，揭露了“平均值的迷思”，研究个人发育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情况。
托德·罗斯（哈佛大学心智、大脑和教育项目主任）和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BarryKaufman，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想象力研究所科学主任）本身就是引人瞩目的大器晚成者，他们高中时曾因需要补考而差点退学。
尽管如此，现在仍然没有出现一种针对大器晚成者的具体而通用的定义，也没有任何有助于对大器晚成者进行分类的标准。
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开始研究历史上和当今的一些大器晚成者的人生轨迹。
除此之外，我还采访了上百名很晚才取得成就，或者正在走上这条路的人，研究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轨迹，如何看待这一路上遭受的挫折，他们究竟是如何克服了困扰着大器晚成者的社会环境和自信方面的难题。
··· 我调查过程中的论点就是，社会过度关注少年成就，并以此作为个人未来成功潜力的评判标准，导致了许多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原先假定潜在的大器晚成者，也就是大部分被少年成才传送带导向了“二流”终点的人，只需要掌握新技能、新习惯和新技巧，他们就可以重回那条传送带。
我曾认为这些人只要甩掉过去的思想包袱，就可以重新开创人生。
但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我所采访的多数大器晚成者后来并不是通过模仿少年有成者的习惯、技能和职业路径而实现成就的。
事实上，这种做法几乎只会导致他们受到打击和失败。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大器晚成者的起点在哪里。
他们很有可能怀有被社会和教育制度所忽略的技能和优势。
毕竟，这种所谓的教育体系只能评估人的一小部分技能，它关闭了一个人进行探索、获得鼓励和发掘潜力的路径，并没向这些人开启成功的大门，因为它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人的存在。
所以，大器晚成者没有什么必要为之投入全新的意志、坚定的决心、更多的训练和助学贷款，重返和少年有成者一样的传送带。
潜在的大器晚成者要做的其实是离开这条传送带，找到新的探索路径。
我真心希望本书可以让你或者你的子女获得这种启发。
··· 《大器晚成》的结构安排如下：开头两章研究的是我们的社会如何患上了少年有成的狂热症，以及个人和社会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第三章揭示了与个人成就概念有关的最新神经系统科学和认知研究成果——不仅仅针对少年、成年人，它们也适用于人一生中的各个阶段。
这意味着我们当前对少年有成现象的迷恋，只是一种人为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我相信看完第四章内容，你就会十分意外，内心释然和充满希望。
第四章解释了六种独特而强大的晚期释放天赋方式。
本书后半部分深入挖掘了大器晚成者的其他并不明显的优势；实际上，它们一开始可能更像是人生障碍。
但只要我们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加以练习和耐心等待，就可以驾驭这些品质，走上收获成就的人生道路。
希望你可以从本书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并得到更多感悟和启发，推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1) 译者注：SakharovPrize，亦称萨哈罗夫人权奖，是欧洲最高人权奖。
(2) 译者注：SimonedeBeauvoirPrize，表彰女性自由的国际人权奖项，2008年起授予为男女平等及反对人权侵害而抗争的个人或团体。
该奖取名自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她的名作有1949年的女权论述《第二性》。
(3) 译者注：超级碗（SuperBowl）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即美式足球）NFL的年度冠军赛，胜者被称为“世界冠军”。
超级碗一般在每年1月最后一个或2月第一个星期天举行，那一天被称为超级碗星期天（SuperBowlSunday）。
第一章 急于求成的社会焦虑 神经系统科学领域的热门作家乔纳·莱勒（JonahLehrer）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少年有成者。
他从小在洛杉矶长大，15岁时就在纳斯达克赞助的作文比赛中赢得了1000美元奖金。
莱勒后来考进了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神经系统科学，并与人联合撰写了一篇研究“唐氏综合征”遗传起源的论文。
年轻的莱勒不仅是一名科学神童，还涉足哥伦比亚的政治和文学界。
他曾担任《哥伦比亚评论》（ColumbiaReview）撰稿人，两年后就成了备受尊敬的杂志编辑。
莱勒后来拿到了罗德奖学金，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之后他进入了牛津大学的沃弗森学院，追寻该学院创始人以赛亚·柏林（IsaiahBerlin）爵士的步伐，学习哲学。
可以说，年轻的莱勒简直是博学多才，他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
(1)一样是世间少有的跨学科专家。
莱勒和杰斐逊一样笔锋犀利。
2007年，莱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ProustWasaNeuroscientist），该书广受好评。
紧接着他又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推出了《如何做出正确决定》（HowWeDecide）及《想象：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Imagine:HowCreativityWorks）。
这些书都进入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
莱勒不但是个跨学科奇才，还是个多媒体能手。
他不但能够驾驭多种文体——图书、随笔、专栏和博客的写作，还曾担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节目《科普电台》（Radiolab）的主持人，同时也是《科尔伯特报告》（ColbertReport）等电视节目中睿智诙谐的嘉宾。
这种名气让他迅速致富。
据称，在莱勒凭借《想象：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获得了100万美元稿费后，他开始从事利润可观的副业，变成了一名有偿演说家。
虽然他的演讲收费还不及他的《纽约客》同事、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每场8万美元的档次，但他的演讲收费也很可观了。
财源广进的莱勒，年仅29岁就在 加州好莱坞山购置了价值220万美元的豪宅“舒尔曼屋”（ShulmanHouse）。
莱勒很早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凭借过人的才华成了人生赢家。
“年轻就是新的全球硬通货” 在莱勒成为出版与新闻界的明星之时，社会也刮起了一股“神童典范”的狂热风潮［这个词借鉴了苏珊·凯恩（SusanCain）在《内向性格的竞争力》（Quiet:ThePowerofIntrovertsinaWorldThatCan’tTalking）这本书中的“外向者典范”一词］。
“神童”这个词从字面上看就是“神奇的孩子”。
在21世纪头几年，莱勒从天赋异禀的学生一跃成为畅销书作家和媒体宠儿的现象，为大众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英雄——少年有成者。
他们的起点甚至可能超过了我们的顶点。
像莱勒这种典型的神童，通常很早就绽放光芒，走向名利双收之路——在公众面前刷足了存在感。
他们可能天资超凡或者才华横溢，具有非凡的吸引力或者优越的家庭背景。
这些神童不但比其他人更早在特定领域崭露头角，而且很容易在此过程中暴富。
我们可以在媒体强大的镜头下观察和追踪这些神童崛起的轨迹。
在此，不妨借用一下各个媒体平台在过去数十年使用的字眼。
谷歌搜索结果显示，自1960年以来，“神童”（wunderkind）一词在书籍、文章、报纸和其他媒体中出现的频率增加了10倍以上。
也难怪，这个时代成了盛产少年名人的黄金时代。
在流行音乐歌手中有泰勒·斯威夫特（TaylorSwift）、阿黛尔（Adele）、蕾哈娜（Rihanna）、赛琳娜·戈麦斯（SelenaGomez）和贾斯汀·比伯（JustinBieber），说唱歌手中有威肯（TheWeeknd）和钱斯勒·乔纳森·班尼特（ChancetheRapper），演员中的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Lawrence）、玛格特·罗比（MargotRobbie）、亚当·德赖弗（AdamDriver）以及唐纳德·格洛沃（DonaldGlover），模特中的肯德尔（Kendall）、凯莉·詹娜（KylieJenner）、吉吉（Gigi）和贝拉·哈迪德（BellaHadid）等，这些都是拥有文化影响力的跨界名人。
他们都在二十多岁甚至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新星。
互联网这个最新的大众媒体平台也充斥着一群年轻的“网红”。
YouTube（影片分享网站）和Instagram（图片分享社交应用）平台上的莉莉·辛格（LillySingh，网名IISuperwomanII）、杰克·保罗（JakePaul，网名jakepaul）、马克·菲施巴赫（MarkFischbach，网名Markiplier）、佐伊·萨格（ZoeSugg，网名Zoella）及乐乐·旁斯（LelePons，网名lelepons）将他们的数百万甚至是数千万粉 丝变成了一个个迷你的媒体帝国，借此推出企业广告，兜售产品，贩卖见面会门票。
这些网红都在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收获了名利。
在体坛，小小年纪就体能过人的运动员同样很有优势。
很早就在田径或体操项目上获奖的运动员才有资格进入国家队，接受最好的训练，获得最好的资源。
这是体育界固有的传统，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运动员被选入国家队的年龄会出现变化。
欧文·帕波埃（OwenPappoe）14岁时就得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圣母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亚拉巴马大学等高校的橄榄球队提供的30项奖学金邀请。
其他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年轻橄榄球明星包括卡登·马丁（KadenMartin），获奖时年仅13岁，以及11岁的泰坦·拉卡登（TitanLacaden）和10岁的本奇·扬（BunchieYoung）。
但和年仅9岁就获得内华达大学橄榄球奖学金的小哈文·芬尼（HavonFinney,Jr）相比，他们都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的运动员了。
不光是橄榄球，其他体育项目中年轻有前景的明星运动员也是这样从大众中选拔出来的。
将近30%的长曲棍球、足球和排球运动员新秀都是在远未达到进入大学的年龄时就获得了相关奖学金。
在这个时代，不仅仅是运动员越发年轻化，教练亦如是。
明尼苏达大学金地鼠队的
P.J.弗莱克（
P.J.Fleck）仅36岁就成了十大联盟
(2)史上最年轻的球队主教练。
林肯·莱利（LincolnRiley）才33岁就成了俄克拉何马大学捷足者队（常居美国前20名的球队）主教练，年薪达310万美元。
洛杉矶公羊队的肖恩·麦克维（SeanMcVay）30岁就已经是现代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史上最年轻的主教练了。
那么那些球队总经理，那些叼着雪茄、在幕后操控球队阵容和聘用（或解雇）教练的经纪人又是什么情况呢？在我撰写本书时，有不下十个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经理未满40岁，其中最年轻的是密尔瓦基酿酒人队经理大卫·斯登（DavidStearns），年仅31岁。
但是和才26岁的约翰·查卡（JohnChayka，国家冰球联盟的菲尼克斯野狼队经理）相比，斯登已经算是“老人”了。
查卡是主流职业体育运动史上最年轻的经理。
众所周知，科技领域是年轻人唱主角的舞台，但这个群体的年轻化程度还是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在2016年，位于西雅图的在线薪酬调查公司PayScale针对科技行业最成功的32家企业的员工年龄中值展开 了调查。
结果发现：只有6家公司的员工年龄中值超过了35岁；有8家公司的年龄中值还没有超过30岁。
虽然这些调查结果可能就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但还是让人深感震惊。
要知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工人整体的年龄中值是42.3岁！在PayScale调查的企业中拥有众多年轻员工的公司包括脸书（年龄中值为28岁，薪酬中值为24万美元）及谷歌（年龄中值为29岁，薪酬中值为19.5万美元）。
那么企业经营者、高管和CEO们的情况又如何呢？《福布斯》最近列出了未满30岁的十大亿万富豪，其中包括Snapchat公司CEO埃文·斯皮格尔及Snapchat联合创始人鲍比·墨菲（BobbyMurphy）。
这两人在22岁时就合伙创立了Snapchat。
那么在执掌国家大权的政坛又是什么景象呢？35岁以下的国家政治顾问包括洛雷拉·普雷利（LorellaPraeli）、詹娜·洛温斯坦（JennaLowenstein）、西蒙娜·桑德斯（SymoneSanders）和本·韦塞尔（BenWessel）。
在白宫，斯蒂芬·米勒（StephenMiller）才31岁就成为总统的高级政策顾问了。
霍普·希克斯（HopeHicks）担任白宫新闻主任时年仅28岁。
现在希克斯已经辞职了。
媒体乐此不疲地报道神童崛起的传奇。
我自己就职的杂志《福布斯》就将“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变成了一个产业来运营。
《福布斯》根据全球不同国家和会议的情况，列出好几个不同的榜单。
现在，几乎每份主流杂志每年都会推出介绍这些少年有成者的专刊。
商业、时尚、广告、娱乐、职业烹饪、诗歌甚至连肉类加工行业等各界都会推出自己的“40位40岁以下精英”和“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
但千万不要以为登上“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就是年轻有为的标志——就个人成就的表现而言，现在的30岁已经相当于过去的50岁了。
在2014年，《时代周刊》甚至开始推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榜单。
没错，青少年才是这里的主角。
人们对年轻和少年有成的追捧已经进入了如此狂热的地步，就连时尚潮人西蒙·杜南（SimonDoonan）都在说：“年轻就是新的全球硬通货。
” 在此我要澄清一下，承认和赞扬这些年轻人的成就并没有什么错，他们的成就的确值得肯定。
但我们社会对少年有成的痴迷现象的确会对大部分人（以不同方式和节奏实现发展的人）产生有害影响。
它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出名要趁早。
如果你在少年时期没有成名、 重塑一个行业，或者获得七位数的收入，那么，你的人生就算是比较坎坷了。
我认为，这种信息的危害性不容小觑。
出名要趁早：少年有成的压力 大约从20世纪中叶开始，精英政治击败了贵族政治（见第二章）。
这个趋势在20世纪后半叶不断加速。
今天，人们普遍认同英才教育与贵族政治实际上是两面一体的。
这些世界新贵并非坐拥信托基金的富豪，他们掌握的是一种更为现代的财富形式，比如像乔纳·莱勒这样的新贵在十六七岁时就拿到了SAT高分，获得了进入顶尖名校的通行证。
在这种新精英政治的风气之下，我们开始膜拜考试分数和大学排名。
青少年会参加大学预备考试——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或者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或者两者都参加，现在的报考比例远超以往。
2017年，超过160万学生参加了SAT考试。
同年，参加ACT考试的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了SAT考试人数，比后者多了2000人。
许多学生同时参加了这两项考试，在他们初中和高中阶段参加了多次SAT和ACT考试，此外还参加了SAT预考、SATII科目考试及大学预修课程考试。
实际上，在2016—2017学年，完成SAT或SAT预考相关评估的学生人数就突破了670万。
高昂的大学教育成本和不断增长的助学贷款负担，很容易让人忽视申请大学所需投入的巨大成本。
学生们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实际上就开始进入一个破财通关的阶段。
他们参加商业备考课堂，接受SAT和ACT考试指导，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项目。
这些考试衍生了一个面向考生的产业——备考产业。
备考产业每年可以创收将近10亿美元，为超过11.5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更夸张的是，有些面向富人家庭的课外私教或一对一在线辅导课程，动辄收费数千美元。
这种高昂的成本部分要归因于庞大的个人辅导需求。
富人可以轻松投入大笔资金。
住在硅谷的家长们可以随意为上高中的子女掏出5万美元的辅导费。
由普林斯顿考试辅导中心（PrincetonReview）和卡普兰考试培训学校（KaplanTestPrep）等公司提供的集体课程是比较大众和相对经济的选择。
例如，普林斯顿考试辅导中心提供了30小时集体备考课程。
该课程收费介于1000~1600美元（具体视班级人数而定）。
而一对一的个人辅导通常价格最为疯狂。
有一名纽约辅导老师安东尼·詹姆斯·格林（AnthonyJamesGreen）最近因为每小时辅导收费1000美元而引起关注。
这些价 格清楚表明，学生和家长们都在参加大学入学“军备赛”，这正是美国国家公平与开放测试中心（FairTest）的公共教育主任罗伯特·谢弗（RobertA.Schaffer）的看法。
对于多数人来说，花钱考取高分并不是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需选项。
只要高利害的考试仍然是考生大军的必行之路，就永远会有人想掌握更多获胜的筹码。
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少年有成的压力。
以体育为例，最近的《华盛顿邮报》有一则报道称，70%的儿童在13岁时就不参加运动了。
为什么？这些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没兴趣了。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小的孩子们接触到了极其专业的训练和残酷的竞争。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小的孩子们接触到了极其专业的训练和残酷的竞争呢？这主要有两大原因。
其中之一是传统习性使然：有些小孩就是希望尽量施展自己的运动天分。
他们想参加区域性的田径运动会，想进入高中棒球队，或者赢得名校的橄榄球员夹克衫。
富有运动细胞和雄心壮志的孩子们就会不断进取，挑战自己的极限，看看能不能与大学运动员一较高下，赢得大学奖学金，之后再获得赞助或者进入奥运会参赛队。
每个时代的孩子心中都有让自己的形象登上麦片盒的梦想。
但生活富足的社会加剧了这种趋势，年仅8岁的运动员也有机会参加夏季运动训练营，10岁时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运动装备，14岁就能得到最好的教练指导，甚至是拥有私人教练。
总之，今天要在体育界取得杰出成绩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更高了。
另一个在助推体坛低龄化现象的因素较为微妙，也更具腐蚀性。
《华盛顿邮报》指出：“我们的社会风气已经不再支持较年长的孩子为乐趣而参加运动。
培养‘成功者’的压力在暗示他们，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最棒的人。
如果他们没有做到，我们就会怂恿他们及时止损，专注于其他有可能让他们出类拔萃的领域。
我们在中学的管弦乐队就能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坐在首席的孩子们就会心生挫败感和萌生退意。
” 想让他们单纯因为热爱运动和音乐而参与活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可能！对许多学生来说，体育运动只是一个证明他们先天优点的途径而已。
顶尖学习中心（ScoreattheTopLearningCenterandSchools）的认证教育规划师朱迪·罗宾诺维茨（JudiRobinovitz）也证实了运动项目可以为简历加分的思想。
罗宾诺维茨本人的工作就是帮助孩子们进入一流大学。
她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进入大学的十大要素》（The10MostImportantFactorsinCollegeAdmissions）的指导书。
她建议客户们“不断提高在挑战型学科中的分数”，争取得到“过硬的SAT分数”。
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她还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为客户提供了参加课外活动方面的建议，以便他们在申请大学时获得最大化的优势。
其中两点非常重要：
（1）要积极参加一些能够体现领导能力、主动权和影响力的活动。
深度而非广泛的经历最为重要。
大学需要的是富有激情和“棱角”的学生，而不是“面面俱到”的“通才”。
（2）特殊的才能或经历可以为“通才”型学生增加亮点。
那些能够在体育、研究、写作和艺术等领域深入发展一门特殊才能的学生可以增加入学的筹码。
今天，很多孩子的头上仍然悬着考大学的利剑。
你有没有发现，大家都不再提“激情”和“有趣”的字眼了？有趣已经被搁置一旁。
一个孩子必须在某个体育项目（或者音乐、戏剧、辩论甚至是担任志愿者）上取得出色的成就。
没有人关心他究竟喜不喜欢这项活动。
大学招生标准要求学生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非凡之处。
他们得找到自己擅长的一项活动，将其他人都排挤出局，以便“获得优势”和“脱颖而出”。
这有什么不对吗？现在进入大学要比以往更困难了——就连过去那些被视为“备选方案”的普通大学也同样抬高了准入门槛。
从以下表格就可以看出，自2001以来，美国十大顶尖名校的入学竞争越发激烈。
招生录取率（%） 续表 2001年，芝加哥大学招生录取率为44%。
到2015年时，它的录取率降至8%。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01年的录取率为34%，在2015年降至14%。
2001年，有22%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获准入学，但在2015年这个数据下降了一半以上。
实际上，在这个表格的十所大学中，有八所大学在过去十五年中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半或三分之
二。
这意味着仅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大学的入学竞争就上升到了异常惨烈的程度。
参考历史情况，斯坦福大学在1950年时的录取率将近85%，但在1990年时就降到了22%。
今天，这个比例仅为4.6%，是全美录取率最低的大学。
不仅仅是一流名校的大门难进。
在过去十年中，整体大学和院校的录取率都出现了骤然下降的趋势：美国东北大学的录取率也已经从过去的62%降至32%；塔尔萨大学的录取率从76%降至40%；杜兰大学的录取率从55%降至26%；科罗拉多学院的录取率从58%降至22%；范德堡大学的录取率从46%降至13%。
那些“备选”院校呢？就连那些学风不甚浓厚、素有“派对狂欢学校”之称的圣迭戈州立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录取率也只有以前的三分之
一。
全美所有正规大学院校在过去十年中的录取率都下降了10%。
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全世界已经没有多少高等院校放宽入学标准了。
这种强烈的压力催生出了不计代价地鞭策孩子和年轻人奋发向上的产业。
在亚马逊上随意搜索，就会有无数类似《培养孩子的勇气》 （GritforKids）、《青少年勇气指南》（TheGritGuideforTeens）、《如何培养出成功的孩子》（HowChildreneed）、《正向引导》（PositivePushing）、《天才小女养成记》（HowITurnedMyDaughterintoaProdigy）、《全班第一》（TopoftheClass）、《虎妈战歌》（BattleHymnoftheTigerMother）等书名跃入眼帘。
就连《傻瓜系列》（ForDummies）合集也推出了《为傻瓜培养聪明的孩子》（RaisingSmartKidsforDummies）。
没错，益智类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人们设计和推广旨在将孩子培养成天才的玩具、儿童DVD、软件、游戏和早教课程。
原属迪士尼的小小爱因斯坦是一家年入4亿美元的公司，主要制造旨在增强婴幼儿认知能力的多媒体玩具。
这些承诺能够“充实婴儿大脑”的玩具在沃尔玛、Target（塔吉特公司）和亚马逊均有销售。
市场上还有许多这类公司和产品，它们形成了一个销售益智维生素、STEM
(3)玩具及其他科技玩具的幼教产业——所有产品都在承诺它们能够让你家小孩在竞争中快人一步。
我们当然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据美国运通公司调查显示，家长们每年暑假在软件编程培训班、科技学院、音乐和舞蹈班、课外作业辅导班和家教上的投入达到了160亿美元。
少儿体育竞技已经变成了一个年入150亿美元的产业。
家长们愿意聘请每小时收费100美元的教练，让孩子接受肌力体能训练、私人击球或传球训练，加入全明星旅行队。
据《时代周刊》所述： 本地联盟已经被私人俱乐部团队抛弃了，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松散的群体，其中包含发展职业体育运动的院校和由经验不足的兼职教练运营的区域小队。
最有竞争力的团队会选拔优秀的人才，角逐国家锦标赛。
有些家长不惜为孩子的报名费、出行、训练和装备投入10%的家庭收入，目的就是让孩子在赛场上获得成功。
但是在今天，光让孩子们接受训练是不够的。
你得让他们以“正确的方式”进行训练——遵从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Ericsson）所提出的“刻意练习”的概念。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2008年畅销书《异类》中提到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从埃里克森的调查结果中总结出来的。
根据埃里克森的描述，刻意练习可以帮助人们系统地实现个人进步，这要求人们关注定义明确的目标和自己擅长的领域。
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刻意练习的家长就必须聘请一名专业 的老师或教练，由他们来提高子女在国际象棋、芭蕾舞或音乐等领域上的造诣，并为子女提供持续的反馈。
这就要求这些孩子不断在自己的舒适区之外进行练习。
作家兼企业家佩内洛普·特伦克（PenelopeTrunk）在描写自己11岁的儿子时曾经很传神地描述了刻意练习的严厉和疯狂程度。
她的儿子是一名大提琴手，在茱莉亚学院的预科课程进行试听时，连续六个月每天都要花三个小时练习一首四分钟的曲子。
“他通过改变曲子的节奏进行练习。
他和一名调音师一次练习一个音符，他学会了用不同的节拍器演奏每一个音量，然后他花了二十分钟缓慢地演奏了这首原本只有四分钟的曲子。
”有一次，她的儿子及其大提琴私人教师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来练习五个音符。
没错，他最终当然如愿进入了茱莉亚学院。
看起来似乎每个孩子只要足够专注，都有可能通过训练成为首席芭蕾舞演员、国际象棋冠军、数学天才或者米其林主厨。
根据时下盛行的毅力、专注和训练理论，任何孩子只要接受了足够的刻意练习——再加上父母足够的财力，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专业大提琴演奏家或者奥运会马术运动员。
他们攀向这个高峰的训练经历就是他们进入大学的敲门砖，以及收获完美事业的垫脚石。
那么，与这些趋势背道相驰的行为会有什么结果？ 压力下的心理健康危机 这种高度紧张的少年有成压力，已经在损害许多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数百万美国儿童在服用注意力缺失症（ADD）的药物，这主要是因为这种病症损害了他们在校静坐和集中听讲的能力，他们的学习成绩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最终会摧毁他们上大学的前程。
利奥纳德·萨克斯（LeonardSax）是一位医生和心理学家，他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撰写了《问题少年》（BoysatRisk）和《问题少女》（GirlsontheEdge），他告诉我： 现在，美国儿童接受ADD药物治疗的概率是英国儿童的14倍。
美国儿童被诊断出躁郁症并为此接受治疗的概率是德国儿童的40倍。
美国儿童服用利培酮和奥氮平（抗精神病药）来控制其行为的概率是意大利儿童的93倍。
其他国家都不会像美国现在这样——使用医疗手段来对付那些考试拿不到A或者无法在教室静坐的儿童。
其他国家都不会这么做，这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也是一个相当新奇的现象。
可能有人会说，在21世纪的社会，考不上大学就会被当成病人来看待。
现在，人们比以往更加重视大学文凭，认为这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先决条件。
但在大学录取名额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家长们实际上是在极力将数量不断增长的孩子推进一直在收紧的通道。
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高昂的学费、紧张的家庭氛围，以及各种活动，真的能为孩子换来更美好、更富足或者更快乐的人生吗？这真的可以帮助孩子成才吗？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这种少年有成的压力存在一个难以为人察觉的阴暗面：它会导致年轻人心理脆弱，不堪挫折。
我们强迫青少年接受像职业人士一样的训练强度，让他们追求完美，让他们在少年时（甚至更小的时候）就做出人生抉择，这实际上是在伤害他们。
这种揠苗助长的行为，会阻碍他们的成长，关闭他们进行探索的路径，让他们更加脆弱。
在我们本该鼓励孩子们心怀梦想、勇于尝试和从生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时候，我们却在不遗余力地教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错。
这便导致他们活在害怕失败的恐惧中。
将孩子锤炼成神童，实际上是一个让他们陷入脆弱的过程。
新闻记者梅根·麦克阿德（MeganMcArdle）写过许多关于年轻人被害怕失败的恐惧所折磨的文章。
她在2014年叙述了自己同一位心怀抱负的高中生的对话： 有一天，我完成一个采访后，遇到了一位10年级的女孩，她腼腆地问我能不能腾出一分钟时间。
我通常都会花一分钟时间同害羞的10年级学生交谈，因为我过去就是这种学生。
她就问我：“我理解你所说的尝试新事物和挑战困难的内容，但在我目前参加的一个国际文凭课程中，我们班上只有5%的人可以拿到4.0的分数，我该怎么去尝试一门自己可能拿不到A的科目？”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麦克阿德对这个女孩的回答：如果你到了10年级还不敢尝试新事物，那么，你什么时候才敢尝试呢？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徳韦克（CarolDweck）是2006年畅销书《终身成长》（Mindset:TheNewPsychologyofess）的作者，她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我在去年夏天曾经与德韦克交谈。
我们讨论了她在教学生涯中发现的大一新生的变化。
她告诉我：“我认为社会已经陷入一场危机。
今天的孩子们似乎更脆弱、更容易筋疲力尽。
我现在比以往更加害怕失败，害怕评估。
我在许多孩子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想保护好自己。
他们并不想被他人评价，不想陷入不得不成才的处境。
”这些孩子都是如愿进入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赢家”。
年轻人本该具有的乐观心态，似乎已经被扭曲成了极度害怕失败的恐惧。
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从2011年以来，青少年抑郁症和自杀率就在急剧攀升。
这真是一个悲剧，因为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习惯都在改善：美国青年的酗酒、抽烟和吸毒比例在下降；青春期少女怀孕的现象也处于历史低点。
但是很显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紧迫。
在过去二十年中，青少年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比例飙升了70%。
因精神问题到心理健康门诊或咨询机构求助的年轻人数量自2009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在过去三年中，因进食障碍而住院治疗的青少年也几乎翻倍增长。
在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五十年前的年轻人的五到八倍。
不光美国有这个问题。
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在青春期时因抑郁症状而备受煎熬。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6年发布的调查结果表明，抑郁症是全世界青少年患病和致残的普遍原因。
由WHO展开的世界心理健康调查发现，有半数曾经遭遇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症）的人，初次经历这种困境的年龄是14岁。
这种情况很容易酿成一些悲剧。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2017年8月的报告中指出，青少年自杀率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上升。
在过去四十年中，女孩的自杀率始终高于男孩。
从2007年到2015年，男孩自杀率上升了40%，女孩自杀率比男孩高一倍以上。
到2011年时，死于自杀的青少年数量在最近二十多年来首次超过了该群体死于他杀的人数。
在青少年众多的死因中，只有交通事故产生的青少年死亡率高于自杀的情况。
青少年的其他死因都处于下降趋势，自杀现象却一直有增无减。
青少年试图自杀的行为亦是如此。
CDC统计人员莎莉·柯腾（SallyCurtain）不无悲哀地表示，“这些死亡数据只不过是真实情况的冰山一角”。
令人费解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些不断增长的焦虑与现实世界中的危险并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变化与普遍的饥荒、贫困、战争、安全威胁或任何通常会影响心理健康的类似事件并没有什么瓜葛。
在大萧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时期，美国青少年的抑郁症比例远低于今天。
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上升似乎与青少年体验世界的方式有关联。
今天的孩子们承受了更多考试和分数施加的压力。
他们在学校度过的时间比以前的学生更长。
在课外时间，他们又忙于接受成人提供的各种辅导、培训、排名和奖励。
在孩子们的焦虑和抑郁不断增长的这半个世纪中，研究人员所谓的“自由玩耍”（我们多数人将其称为无所事事）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视线，而由学校和成人指导的活动，例如有组织的体育项目却稳步上升至重要地位。
在所有的这些事件中，操纵大权的始终是成人，而不是儿童和青少年。
这似乎就是导致他们不快乐、焦虑、患上心理疾病甚至走向更糟糕后果的原因。
吉恩·
M.特文格（JeanM.Twenge）撰写过140多篇青少年科学论文，并出版过相关专著，她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年轻一代濒临最近数十年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
特文格认为青少年抑郁的逐代增长现象与他们的人生目标从“内在”转向“外在”有关。
内在目标与你的个人成长有关，例如你有能力参加自己选择的活动，或者形成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
而外在目标则与物质收获和其他地位评估有关，比如考试拿高分、工作高收入和拥有高颜值。
特文格提供的证据表明，今天的青少年要比过去更重视外在目标。
在一项年度调查中，大一新生将“经济上的富足”视为比“形成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观”更重要的选择。
而50年前的情况则截然相反。
社交媒体在“贩卖焦虑” 我们在追求少年成才的路上——让他们在考试中尽量拿高分，进入顶尖大学，获得理想的工作。
这些都在无形中给年轻人施加了过多压力，没有给他们腾出真正做一个小孩的空间。
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创立脸书时年仅22岁）曾经声称年轻人“更聪明”，还暗示年轻人必须更快获得成功。
但年轻人通常难以做到这一点。
世界每诞生一个像扎克伯格这种年仅23岁就成为亿万富豪，或者像莉娜·邓纳姆这种才25岁就创作出HBO电视剧《衰姐们》（Girls）的青年才俊，就有成千上万个20多岁还在啃老的年轻人出现。
他们困惑自己究竟为何在校是学渣，没有成为电影制作人，没有推动行业变革，或者创立一个时尚品牌。
这种焦虑让一整代年轻人陷入集体意识瘫痪的状态，浑浑噩噩地过着本该朝气蓬勃的生活。
瑞士联合银行（UBS）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8—2009年的那场金融危机中，千禧一代（1982—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比大萧条时期以来的任何一代人更不愿意承担风险。
他们往往较晚做出人生决策，推迟结婚的年龄，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适应工作。
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对成年人的三桩人生大事——结婚、买房和生孩子并不太感兴趣。
尽管没有这些成年人的家庭责任羁绊，这些一身轻松的20多岁的年轻人搬家的情况却比前几代年轻人更少了。
在2016年，仅有20%的年龄介于25至35岁的成年人反映他们在一年前住过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前辈们在这个年龄段每年搬一次家的情况更为普遍。
在“沉默的一代”
(4)于1963年时进入25至35岁年龄段时，有26%的年轻人反映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曾经搬迁。
在2000年，X世代
(5)进入25至35岁年龄段，也有26%的人表示他们去年搬过家。
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调查表明，今天的年轻人比前几代年轻人更喜欢窝在家中与父母同住。
截至2016年，15%的年龄介于25至35岁的成年人还住在父母家中。
与2000年时和父母同住、同一年龄段的X世代相比，这个比例增长了50%，与1963年同一年龄段的“沉默的一代”相比增加了一倍。
最惊人的事实可能就是，今天18至34岁的年轻人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年轻人更缺乏脱离家人的独立生活能力。
而我们迷恋少年有成的文化氛围却要求年轻人必须获得更多成就，更快实现成就，以及更早付诸实现。
对于今天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期望传达的信息很明显：成功要趁早，不然你再也没机会了。
克里斯蒂·海斯勒（ChristineHassler）的《20多岁宣言》（20SomethingManifesto）是一本探索年轻人经历的选集，其中提到了她所称的“期望破灭”（ExpectationHangover）。
有一位名叫詹妮弗的25岁女子表示：“想到为了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为了实现成功的‘目标’，我必须去做的那些事情就觉得有点可怕。
至于‘听从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梦想而活，勇于冒险，结识正确的人，找到人生导师，实现财务自由，担任志愿者，工作、思考或者读研深造，谈一场恋爱，保持美好生活、心理健康和营养均衡’，我哪有时间去实现和享受这些呢？”一名24岁的弗吉尼亚年轻人哀叹道：“在你20多岁时就会遇到做出人生抉择的压力，此时的抉择将决定你的余生。
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反而会更轻松。
” 在我为此书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存有类似担忧的20多岁的年轻人。
梅格是一位25岁的名校毕业生，她独自生活，在一个中西部大城市中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她提到许多同龄人的情况时表示：“我一直觉得，做一些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真是让人压力巨大。
” 其中一些现象并不新奇。
美国和其他富裕的国家有崇尚年轻的文化，迷恋年轻的外形和文化潮流的风气。
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变革时期，嬉皮士代言人杰瑞·鲁宾（JerryRubin）甚至告诫年轻人不要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
但鲁宾的这番评论主要针对的是发动越南战争及将美国年轻人送上战场的那些较为年长（和不甚可靠）的政客。
在过去数十年，我们文化中的年轻狂热症更关注的是外在的成功衡量指标，而不是战争和理想主义。
人们的价值取向从探索和自我发现转向了困难且可衡量的成就。
人们用可量化的成就，例如考高分、进入名校、获得令人称羡的工作，赚到许多钱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来定义年轻人的成功。
脸书、Snapchat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也在这场变革中推波助澜。
它们同时面向年轻人和老人贩卖焦虑。
我们很早就知道电影、杂志和电视可以塑造人的自我形象和强化社会观念，但社交媒体现在变成了最具毒性的镜子。
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执行的一项广泛调查 表明，脸书、Instagram和Snapchat等可视平台助长了年轻人相互攀比和根据外在表现评价他人的倾向。
该调查发现，Snapchat是最容易滋长焦虑、抑郁和霸凌现象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些平台为用户提供的与他人比较和获得他人认可的机会，催生了特文格所描述的危机：20多岁的年轻人正在不断将自己的外在形象——外貌、财富、地位和成功，与不可能达到的完美标准进行比较。
不幸的是，我们当中的年长之人也同样不能免俗。
··· 不少行业都在试图将老员工替换成新人。
年长之人的简历在科技公司中尤其不受欢迎。
在硅谷最成功的企业中，中层的员工最多不超过32岁，而且这并不只是少数独角兽初创公司才有的现象。
这些公司反映了一种在硅谷盛行多年的黑暗风气。
2011年，亿万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Khosla）甚至当众表示，“超过45岁的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新思想了”。
新闻记者诺姆·塞贝尔（NoamScheiber）引用旧金山整形外科医生赛斯·马塔拉索（SethMatarasso）的故事，让人们见识到了硅谷存在的年龄偏见： 马塔拉索首次在旧金山开店时，他发现自己的客户多为迟暮的中年人：曾经的校园女神、遭遇欺骗的男性/女性，打算骗婚的男性/女性等。
今天，他的整形生意远比以往更火爆。
他要接待多个年龄段的客户……马塔拉索通常会拒绝才20多岁的科技工作者。
几个月前，有一名26岁的年轻人还来找他植发，以便遮挡自己日益变秃的头皮。
罗伯特·威瑟斯（RobertWither）是一名就业顾问，他在帮助40岁以上的硅谷职业人士找工作时，会建议他们找一位专业的摄影师来处理发布在领英上的照片，好让照片上的自己看起来更年轻。
他还建议他们花点时间在潜在雇主的停车位、自助餐厅和厨房附近逗留，观察和了解人们的穿着打扮。
这样一来，50多岁的求职者通常都会将自己的西装和公文包换成连帽卫衣和背包。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律师劳丽·麦卡恩（LaurieMcCann）认为，科技公司对新创意和极端生产率的迷恋，导致雇主们很容易根据年龄得出简单粗暴的结论，比如“年长之人的工作效率没 有那么高。
他们体能不行，没法一直站着想出方案”。
她还指出，这些雇主的其他假定结论还包括，年长之人的想法和习惯都已经僵化，无法改变，或者他们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
我们必须承认，硅谷只是一个极端的商业微观世界，但这些事实也揭示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今天的中年人或者中老年人找工作更加困难了。
2016年的一项AARP调查发现，92%的年龄不低于45岁的成年人认为，职场中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年龄歧视的现象，这种现象甚至可能非常普遍。
我们很难获得各地区关于年龄歧视的数据，但从2010年加州公平就业和住房部受理的18335份就业索赔申请的数据来看，五分之一的申请人表示自己遭遇了年龄歧视。
年龄歧视的索赔申请数量超过了种族歧视、性骚扰和性取向方面的索赔。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有关年龄方向的就业投诉在加利福尼亚州占比26%，在纽约占比22%，在得克萨斯州占比21%，在伊利诺伊州占比最高，达到了37%。
乍一看，年长工作者的就业情况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
2018年，55岁以上工作者的失业率在4%左右徘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长工作者的就业率一直在增长。
但这些出现在新闻标题里的数据却掩盖了一个惨淡的事实：年长工作者失业后会更难找到工作。
就算他们重新就业，得到的薪水也往往不及上一份工作。
2015年的一项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调查强调，长期待业仍然是许多年长的求职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长期待业加上年龄歧视现象，会增加年长求职者的再就业难度。
据经济智库施瓦茨经济政策分析中心（SCEPA）的数据显示，有45%的年龄不低于55岁的求职者处于长期失业状态（至少有27周没有工作）。
他们再就业的时间更长——经过36周才能再次找到工作，而更年轻的工作者只需要26周。
更糟糕的是，这个群体重新就业后可能会遇到经济上的麻烦。
许多人只能屈从于收入更低、工时更长和福利有限的工作。
SCEPA数据表明，年长的失业者找到新工作时，通常只能拿到上一份工作75%的薪水。
50岁以上的女性在这方面的处境尤为不利。
这一点颇为令人意外，因为最近许多趋势表明，在医疗保健、服务业等行业的工作岗位增加，高学历女性比例上升等前提下，职业女性的前途应该很乐观才对。
但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萧条之后，50岁以上的女性就业前景惨淡。
在金融危机尚未爆发的2007年，不足四分之一的50岁以上 失业女性的待业时间超过了六个月。
而到了2013年，年长的失业女性在长期待业大军中占据了一半比例。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和杜兰大学最近调查发现，年长的女性在求职时容易遇到年龄歧视。
调查人员发送了4万份虚假的求职申请，其中含有一些关于求职者年龄的信息，并据此监测这些申请的回复率。
他们在衡量各种岗位的回复率时发现，年龄在49至51岁的女性求职者申请行政管理岗位的回复率比更年轻的求职者低了将近30%。
年龄超过64岁的女性求职者，回复率又要比更年轻的求职者低47%。
年长男性求职者同样处境堪忧。
劳动经济学家和SCEPA主任特里萨·盖拉杜奇（Teresai）指出，从有关工作年限的政府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个事实了。
在过去五年中，55岁以上、最多拥有高中学历的白人男性的工作年限中值已从原来的17.7年降至16.7年。
而在同一时期，其他所有群体的工作年限都出现了增长。
他们可以称为“新失业人口”。
这项覆盖面广泛的调查还发现，失业的年长工作者面临两个困境：①他们比失业年轻人更难再就业；②在他们退休之前，这种失业状态会破坏他们的财务稳定性。
该调查总结称：“因为他们找不到全职工作，年长工作者不得不做一些兼职。
还有些人越来越丧气，逐渐退出了职场，他们已经不相信自己还能找到工作。
失业引发的经济困难还会给他们的退休养老和其他储蓄账户带来致命打击。
有限的失业保险和缺乏医疗保险等福利更是让他们的困境雪上加霜”。
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令人尴尬的一面：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年龄谈退休太早，而回归职场又太晚了。
现在似乎有一大批成熟的工作者已经被踢出职场。
他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成了企业的负担。
对许多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噩梦。
人生的“障碍滑雪赛” 我在引言部分，将大器晚成者定义为比外界的预期更晚发挥出自身潜力的人，因为他们的天赋一开始并不为他人所察觉。
这里的关键字在于“预期”。
其次，他们通常是在走向自己的征途时发挥出潜能。
他们并没有咬紧牙关，努力实现父母或社会的期望。
大器晚成者有可能曾经是像宇航员斯科特·凯利过去一样颓丧的少年——他们对高中生活毫无指望，但之后偶然与某本书、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结缘，从此找到了奋斗的动力。
一个家长可能会在养育子女十年之后重返职场，发现自己落伍了十年，但也获得了更为成熟的十年智慧。
一个退休人员可能在实现童年梦想或者教育他人的过程中，找到了更深刻的人生意义。
大器晚成可能在任何年龄显露迹象，也可能在人的一生中多次出现。
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想象为“障碍滑雪赛”。
滑雪者原先都在同一起点，但比赛过程中会因为各人通过第
一、第二或第三标注旗门的速度之别，看出哪个人相对更有胜算。
由此你就可以判断出某个滑雪者究竟能否在预期时间之前到达终点。
如果我们将大器晚成的概念运用于所有年龄的情况，就可以看到社会为人们设置了一道道标注旗门——它认为人们应该在特定时间实现特定的目标。
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快通过这些标注旗门：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时，他们总能取得好成绩，在SAT考试中拿高分，然后进入一流大学，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些人很早就经过了标注旗门，提前完成了任务，实现了出人头地的目标。
人生固然不是奥运滑雪赛，但如果你不属于一流滑雪运动员，你在人生的某些标注旗门前栽了跟头，就很难再迎头赶上前面的人了。
这是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一大问题，因为它对我们许多人的人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有许多因素会减缓我们在人生早期发挥潜能的速度，其中包括滞后的生理或神经发育、幼年时期的创伤、不标准的习得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地理局限性、疾病、癖好、事业动荡——甚至仅仅是运气不好，这些都可能拖延我们的人生进度。
我们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在学校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并因此在大学和工作期间表现欠佳，这是因为我们吸收了太多关于自己学习能力的负能量。
总有人告诉我们“你根本不是学理科的料”或者“你完全没有写作天赋”。
随着我们年岁渐长，结婚生子，养育儿女，终日忙于处理其他更为紧迫的家庭琐事，不仅使我们的人生机遇受限，还影响了我们的事业发展轨迹。
其他影响我们发挥潜能的障碍包括意外事故、疾病、抑郁和癖嗜。
这些甚为普遍的周折都会延迟我们真正发挥自己天赋和实现抱负的时间，让我们陷入被社会边缘化的境地。
有许多人和我一样，能够意识到自己属于大器晚成者。
还有一些人可能模糊地感受到自己的事业还没有真正进入正轨。
我们所有人都认识一些人，在意一些人，或者爱过闯入我们人生的一些人。
这里必须记住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放弃自我，或者放弃他人，就算（特别是）社会让人生更加艰难时也不例外。
在社会为年轻有为者大唱赞歌时，有无数大器晚成者的典型已经在各个领域破土而出。
国际巨星安德烈·波切利（AndreaBocelli）34岁才开始唱歌剧；LCDSoundsystem乐队创始人詹姆斯·墨菲（JamesMurphy）35岁才推出首张专辑，这个年龄在电子舞蹈音乐领域的确算得上是老人了；美国乡村歌手露辛达·威廉姆斯（LucindaWilliams）35岁时以《砾石路上的车轮》（CarWheelsonaGravelRoad）赢得了格莱美最佳民歌专辑的奖项，这是她第五次创造的成功纪录；在《英国达人秀》中崛起的草根明星苏珊大妈（SusanBoyle），出道时已经48岁了；美国女性财富人物玛莎·斯图尔特（MarthaStewart）35岁时在朋友的地下室中创办自己的餐饮事业，42岁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食谱。
就连时尚界这种先锋行业也出现了大器晚成的传奇：瑞克·欧文斯（RickOwens）在39岁时才开始发迹；婚纱设计师王薇薇事业真正起步时已经41岁了；时装界“朋克教母”薇薇恩·韦斯特伍德（VivienneWestwood）42岁才迎来事业之春；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Abramovic）30多岁时才在艺术界找到立足之地，在54岁时因《七个简单片段》（SevenEasyPieces）这个表演作品赢得了国民知名度，59岁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因回顾展《艺术家在这里》（TheArtistIsPresent）闻名于世。
大器晚成的作家同样不乏其数，声名远扬。
恰克·帕拉尼克（ChuckPalahniuk）34岁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搏击俱乐部》（FightClub）；幽默作家大卫·赛德里（DavidSedaris）38岁出版 了自己的第一部随笔集；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39岁出版了自己的首部小说《最蓝的眼睛》（TheBluestEye），并在56岁时因《宠儿》（Beloved）获得普利策奖；珍妮特·伊万诺维奇44岁时推出了自己的畅销书“斯蒂芬妮·梅”系列；弗兰克·麦考特（FrankMcCourt）63岁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Ashes），该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奖。
在商业领域，这样的例子也并不罕见。
汤姆·西贝尔（TomSiebel）41岁成功创立了科技公司SiebelSystems，57岁时又创办了第二家公司C3；大卫·杜菲尔德（DaveDuffield）66岁时创立了PeopleSoft；加里·伯勒尔（GaryBurrell）在联合信号公司（AlliedSignal）等工程公司工作数十年后，在52岁同他人合伙创办了GPS设备制造公司Garmin；约翰·托罗德（JohnTorode）70岁时才创办了航空公司VashonAircraft；亿万富豪迪特里希·马特希茨（DietrichMateschitz）曾经担任了十年的大学滑雪教练，到40岁时才创立了能量饮料红牛品牌。
不要忘了当今最伟大的创新教主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
虽然他从根本上说并不算是大器晚成，但他的确是在45岁之后，才创立推出了iPod、iTunes、iPhone和iPad等产品。
你能想象得到——有人52岁时才开始在好莱坞走红吗？摩根·弗里曼（anFreeman）就是这种典型。
他在社区剧院和小型舞台制作公司打杂几年之后，才开始在《为戴茜小姐开车》（DrivingMissDaisy）这部电影中露面，当时他的合作搭档是81岁的杰西卡·坦迪（JessicaTandy）——她凭借此片首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
著名的电影反派角色阿伦·瑞克曼（AlanRickman）之前是一家平面设计工作室的老板，他在42岁时才因出演《虎胆龙威》中的汉斯·格鲁伯（HansGruber）初尝成名的滋味。
乔·哈姆（JonHamm）在被前经纪人雪藏后，曾在一家软核
(6)色情电影公司的艺术部门工作，36岁时才因出演《广告狂人》（MadMan）而成名。
布莱恩·克兰斯顿（BryanCranston）在童年时家庭经济拮据，44岁时才因出演电视情景喜剧《马尔柯姆的一家》（MalcolmintheMiddle）而成名。
简·林奇（JaneLynch）45岁时因参演贾德·阿帕图（JuddApatow）导演的《四十岁的老处男》（The40-Year-OldVirgin）一举成名。
在社区剧院工作了数十年的玛格·马丁戴尔（MargoMartindale），60岁时才在美国FX电视剧《火线警探》（Justified）中出镜并成名。
这些还只是一些较有名气的典型，各行各业还有许多并非家喻户晓但已经取得极高个人成就的大器晚成者。
只不过没有媒体关注他们罢了。
创造力并非年轻人的专利。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如果拥有足够的时间、经验和尝试，也能够开辟一条展现个人天分的路径。
人生道路通常崎岖坎坷，充满许多挫折和失望。
这些人生经历是大器晚成者的志向、智慧和实力的来源，这可以让他们更善于反思、考虑更加周全和更有耐心。
大器晚成者通常更富有同情心。
他们通常更擅长管理自己的情绪。
他们情商更高，协调能力更强（我会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所以，大器晚成者往往比少年得志者更善于应对逆境和挫折。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徳韦克在《终身成长》这本书中就提到，少年有成者可能很容易对其早年获得成就的方式形成一种定式思维。
他们会因为信心膨胀而停止学习和进取。
例如，少年得志的网球“坏小子”约翰·麦肯罗（JohnMcEnroe）在发现后来者超越自己的成就时，在球场上就变得越发狂暴易怒。
··· 今天的我们很可能错失人生中重要的一课：我们其实能够在任何年龄、在人生中的任何阶段创造成就。
因为社会深陷在对天赋异禀、智商过人的少年天才的狂热症之中，所以大器晚成者就很容易在此过程中逐渐被大众所屏蔽。
我认为这种新观念极其普遍，它甚至损害了我们的价值观和安全感。
对某些人来说，它可能还收紧甚至是消除了传统的成功路径。
它剥夺了我们许多人对自己的人生和命运的控制感。
我们疯狂地推崇少年有成者。
没有实现这一点的人甚至都会被视为失败者。
这实际上会埋没我们国民的天赋，扼杀我们的创造力。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所有人民都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生能够成就一番作为，事业能够二度逢春。
这本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我们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译者注：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之
一，除了政治事业外，杰斐逊同时也是农业学、园艺学、建筑学、词源学、考古 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与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又身兼作家、律师与小提琴手，也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
许多人认为他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智慧最高者。
(2) 译者注：十大联盟（BigTenConference，又可译为大十联盟），创立于1896年，是以体育为中心的美国大学联盟。
(3)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
(4) 译者注：这一代人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
由于经济大萧条和二战造成的低生育率，这一代人口量锐减。
“沉默的一代”一词在1951年《时代周刊》上首次出现，指的是在麦卡锡时期沉默的一代。
他们既传统，又拥有双重道德标准。
(5) 译者注：X世代中的X是由英文字Excluding的字母X而来，一般写作eXcluding。
它有“被排挤的世代”这个隐喻，有说法称其详细的出生时间范围为1965年1月至1976年12月间。
(6) 译者注：西方人曾把情色作品分为软核（softcore）和硬核（hardcore）两类。
软核指的是女人被攫取、被利用。
同时，软核作品只有较少的裸露和性挑逗。
第二章 残酷的智力评估谬论 作为一部由二流演员撑起的肤浅喜剧，《菜鸟大反攻》（RevengeoftheNerds）出乎意料地创造了一种轰动效应。
它的故事发生于一所虚构的亚当斯大学，这里计算机科学系的一些学生与校运动员联谊会“阿尔法贝塔”进行了一场对决，结果呢？当然是那群计算机宅男赢了。
在这部电影问世时，现实世界中的计算机网虫也开始一路高唱凯歌。
1975年，少年老成的比尔·盖茨（BillGates）才刚读完大三就从哈佛大学辍学了。
盖茨的SAT数学成绩高达800分（满分），但他对哈佛大学的教学模式心生厌倦，所以决定离开哈佛大学，和西雅图好友保罗·艾伦（PaulAllen）创办了微软（Microsoft，原名为MicroSoft）。
1986年，微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到1998年时，微软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在2017年之前，比尔·盖茨一直稳居世界首富之位。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多次采访比尔·盖茨，甚至一度与他同行五天。
那时候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古怪的习惯，坐在椅子上发言时就左摇右晃。
有些人怀疑这就是“边缘型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症状。
当时的盖茨颇有坦率敢言的少年心性，并不是后来这副谨言慎行的全球慈善家的模样。
在20世纪90年代时，盖茨将微软想象成一个IQ（智商）工厂。
他曾经告诉我:“在IQ方面，我们完胜任何人，我们可以打败甲骨文公司，打败太阳微系统
(1)，可以和高盛投资公司一较高下。
”他表示一家软件公司之所以要聚集世界一流的高智商人才，原因就在于“一名真正出色的程序员抵得上一千个资质平庸的程序员”。
他认为真正出色的程序员必然拥有最高的智商。
他的逻辑就是：高智商的软件程序员好比擅长“四十码冲刺”
(2)的橄榄球运动员。
微软不会吸收在智力上慢人一拍的程序员。
这形成了一个盛极一时的美国文化观念：世界首富是一名神童，他是认知精英集团的成员，他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数学满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精心挑选高智商的软件程序员，以此组建了世界上身价最高的公司。
你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是会影响人们的认知，让人们觉得SAT高分就是进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甚至是福布斯富豪400强榜单的敲门砖？IQ和SAT分数在我们的认知文化中的地位究竟会上升还是下降？ 好吧，这是一个技术难度堪比垒球运动的问题。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IQ最高的人得到的经济回报往往也是最高的，而且他们还会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获得这些回报——他们不必为此奋斗一生，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走上人生巅峰。
我见过许多少年得志的成功人士，我十分钦佩他们非凡的才智、职业道德和远大格局。
但他们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现象，又不免让人陷入深思。
我们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富豪来自曾经在一种标准测试中展现了99%智商的群体——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测试是他们在十七八岁时只花了几个小时参加的测试。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 1905年，有一名德裔瑞士专利申请审查员（他是一个发育滞后的人，6岁才会开口说话，25岁参加工作时注意力仍然很不集中，所以在专利局中多次无法获得升迁）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系列可能深刻影响世界的论文。
其中包括一篇博士论文，以及有关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质量与能量关系的四篇论文。
这名作者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总结了一个著名的公式E=mc2。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他通过这些论文改变了世界。
在1905年还出现了另一个系列的论文，它们也定义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这个系列论文的作者和爱因斯坦一样，也是个自学成才的门外汉，他就是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比奈于1857年出生于尼斯，他学的是律师专业。
他有一系列广泛而古怪的兴趣。
他后来成了一名神经科门诊的研究人员，终生研究人脑的工作原理。
比奈将 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运用到了大脑研究工作。
他曾经设计了一个记忆测试，检测象棋手蒙上双眼时的表现。
他还涉足催眠术，此举让他的学术名誉受到了影响。
他在巴黎还通过阅读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论文，自学了心理学这个新兴的学科。
1899年，法国通过了一项针对6至14岁孩童的义务教育法。
比奈受邀参与了一个名为“儿童心理研究自由社团”的任务，评估儿童的能力和学习状况。
他很快就发现，有些儿童在任何一项评估课程中都跟不上进度。
学校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慢热的儿童？首先，你得了解这些儿童的真实能力——他们的智力究竟有多少不足之处？于是，比奈和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西奥多·西蒙（TheodoreSimon）就在1905年设计了一项测试，评估3至13岁儿童的脑力水平。
他们以50名儿童为样本，研究了这些孩子的脑力中间值，以及聪明和迟钝的极端值。
这个评估标准就叫做比奈-西蒙量表，它被称为世界上首个智力测试量表。
我们必须记住关于比奈本人及其1905年测试的一个事实：他将这个测试视为一个时间段的参考。
这种测试可以反映一名儿童的智力与同龄人相比处于哪个水平——它只能反映某一时段的情况。
比奈从来没有声明或者暗示过，这个仅用于3至13岁儿童的IQ测试可以反映受试者一生的智力水平。
IQ测试的推行和SAT的广泛运用 1999年，新闻记者尼古拉斯·里恩曼（NicholasLemann，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退休院长）撰写了《美国式“高考”：标准化考试与美国社会的贤能政治》（TheBigTest:TheSecretHistoryoftheAmericanMeritocracy）一书，研究了SAT考试的起源，以及它同IQ测试的直接关联。
里恩曼表示，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心理学家刘易斯·特尔曼（LewisTerman）将考试视为20世纪初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工具。
里恩曼在该书中指出： 刘易斯·特尔曼认为IQ测试是一个十分重大且广泛适用的科学突破。
他相信这种方法可以快速而神奇地衡量出人类大脑的先天能力，他认为这种准生物学的素质是现代人的重要属性。
特尔曼不遗余力地倡导人们广泛使用IQ测试，并以此对学生进行评估，进而对学生进行分类和因材施教。
特尔曼将IQ测试修订成斯坦福-比奈测试，他相信这种测试可以逐代提高人口素质。
但他的这种信念种下了一个恶果。
这个恶果就是优生学观念，它认为拥有良好素质（例如高智商）的人可以将这种优势遗传给下一代。
而素质不良（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认为所有非北欧人都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不应该生育后代。
拥有“残缺”素质的人，例如精神残疾者就应该绝育。
在特尔曼将比奈的智力测试修订为斯坦福-比奈IQ测试的20年后，特尔曼与他人联合创立了人类改良基金会（HumanBettermentFoundation）——它倡导针对“劣等”民族的绝育政策。
不幸的是，当时这些观念甚为普遍，地位牢固不可动摇。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特尔曼对心理学的积极贡献。
1917年，美国加入世界第一次大战时，有170万士兵接受了斯坦福-比奈测试。
这个做法的目的是快速识别出士兵的脑力，以便判断他们最适合执行哪种任务。
测试中的高分者被送到了军事情报和军官培训机构，而低分者就被送到战壕中。
而英国则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筛选机制，出身名门的战士被送到军事情报和军官培训机构，穷人和劳动阶级的子弟只能去前线的战壕。
特尔曼为美国士兵执行的测试不但更有效果，而且似乎也更公平，没有太多特权等级色彩。
特尔曼的IQ测试大获成功。
美军因此在战争中受益，自然更是大力推崇这种做法。
即使是以20世纪初的标准来看，特尔曼采纳的优生学观念依旧祸害无穷。
他在1916年的著作《智力评估》（TheMeasurementofIntelligence）中写道：“边缘型智力不全……在西班牙裔印度人、西南部墨西哥家庭和黑人群体中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他们的迟钝似乎是种族性特征，或者至少是家庭血统固有的属性……应该将这个群体的孩子隔离成独立的班级……他们无法掌握抽象的知识，但可以将其塑造成高效的工人……从优生学角度来看，他们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通常生殖能力都很强。
”这些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话现在看来真是不堪入目。
不幸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IQ测试领域的顶尖研究者都和优生学运动脱不了关系。
1926年，心理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Brigham）接过特尔曼的火炬，为美军开发了普林斯顿大学的SAT测试；如果说特尔曼是优先学的狂热倡导者，那么布里格姆至少算是优生学的积极支持者。
几年后，他就改变了自己对这个测试的看法。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这个测试在一百年后演变成了让美国人持续为之困扰的SAT考试，可能就会十分痛恨自己创造了这种东西。
··· 布里格姆在1922年的著作《美国智力研究》（AStudyofAmericanIntelligence）面世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布里格姆和刘易斯·特尔曼和其他知名的美国IQ研究人员一样，接纳了种族主义思想。
他在该书中使用了这些令人尴尬的措辞：“我们的数据……反而倾向于反驳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这个普遍看法。
”他不无恶意地哀叹当时美国涌入了大量移民，尤其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暗肤移民。
他写道：“美国人的智力正在下降，随着人种混合的范围越发广泛，这种下降趋势还会不断加剧。
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所揭示的一个简单而又令人不快的事实。
” 很不幸，这就是当时盛行的观念。
布里格姆的事业丝毫没有受到他这些言论的影响。
（真正让他事业受到损害的却是他采纳的相反观点，稍后再讨论这一点。
）相反，他还因此被捧上了IQ研究的神坛。
美国准备改进其在一战中的智力测试时，还将布里格姆与斯坦福－比奈测试创立者刘易斯·特尔曼、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LeeThorndike）一同纳入了潜在参与人员的名单。
布里格姆对原来的美军智商测试的改良，受到了军队的欢迎。
布里格 姆将其改进的测试称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AptitudeTest），简称SAT。
1926年，他毫不费力地让SAT变成了更冗长和更实用版本的IQ测试。
在美国采纳SAT之后，布里格姆这名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在学术界声名大振，各大学也纷纷引进了SAT。
西点军校（陆军）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在1930年最先采纳了SAT，随后引进的是耶鲁大学，不久美国东北部的多数大学也相继跟风。
虽然SAT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这个测试问世两年之后，布里格姆开始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他不再那么笃信——SAT能够衡量出人脑天生的智力水平，他更确定SAT衡量的是儿童或青少年表现出来的智商。
1928年，他受邀向一群优生学家发表演讲，并在此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1929年，他在著作中写道：“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越深，就越确信心理学家罪孽深重。
我觉得我们应该停止所有这类测试，不要再讨论它们的衡量结果……这样才有可能将颅相学推向新的阶段。
”1934年，在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测试称为“光荣的谬论”： 这个国家在十五或三十年前经历的测试运动产生了科学史上最令人瞩目的谬论，这种测试是在不考虑培训或教育的条件下，简单地衡量人的天生智力。
我希望今后再也不会有人相信这些测试。
这些测试分数实际上是教育、家庭背景、英语熟练程度及其他一切相关或无关因素合成的产物。
所谓“天生的智力”的假设根本就不成立。
但“天生的智力”这个论点根本就没有被完全推翻。
它实际上才刚刚获得发展。
有两名哈佛大学的变革者为挽回SAT的声誉，将它推向了更高的地位。
这场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酵。
从1929年10月至1932年7月，美国股市下跌了86个百分点，失业率高达25%，表情空洞、排队领取救济食品的市民成了大萧条时期的经典画面。
资本主义制度似乎不灵光了。
但美国那些吃老本的富人（20年代依靠炒股和债券发家的百万富翁）是相对较少受到影响的群体。
他们当中许多人仍然住着豪宅，有佣人伺候，在私人俱乐部和奢华游艇中纵情享乐。
这引起了哈佛大学新任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BryantConant）的注意，他十分痛恨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现象。
这 位校长并非东海岸富豪家庭出身，他父亲是一位经营照相凸版印刷店的商人。
虽然他自己学业出众，但在哈佛大学的富人圈中还是感觉低人一等。
就算他在1933年已经成了哈佛大学校长，却还是不能解开这个心结。
在看到哈佛大学的富家子弟过着奢侈的生活之后，他感到万分不快。
正如里恩曼所言：“哈佛大学的富家子弟过着根本就不像大学生的生活。
在四分之一的美国工薪阶层都处于失业和绝望状态的情况下，这些有钱的学生还住着私人公寓，享受管家和女佣服侍，在波士顿地区的‘黄金海岸’度假，参加波士顿上流名媛的聚会，经常旷课，快到期末时才在特殊的辅导班露脸，临时抱抱佛脚，避免考试挂科。
” 见此情景，科南特决心重振哈佛大学校风。
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来取代财富和贵族政治这种天然社会等级呢？科南特信奉的是一种不同的贵族政治：知识分子的贵族政治。
这种思想并不新颖，他只是借用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观念。
这种思想在中国已经得到实践并且大获成功。
在公元6世纪，中国政府的高官，也就是士大夫阶层，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仕途。
美国其实也具备这种思想根源。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就曾经主张实行一种不论出身门第，以“品德”来选拔人才的贵族政治。
杰斐逊还是一位发明家兼思想家，他提出了一个称为“人才测量仪”的策略，能够衡量人的品德。
他在著作中写道：“我希望这种评估体系能够适用于每一个人，让大家都能够德才配位。
” 阶级仇恨让这位哈佛大学的校长心生冲动，但道德正义感又让他心存克制。
科南特找到了副校长亨利·琼西（HenryChauncey）。
亨利·琼西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纽约贵族家庭。
在琼西出生那一年，他们家已经穷困到要靠一名牧师接济才能维持生活。
因为琼西负担不起哈佛大学的学费，所以就选择进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
当时这所大学的心理学非常有名。
琼西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他后来有幸得到一名捐赠者赞助的奖学金。
由此，他转入了哈佛大学，并在此继续研究心理学及智力测量这个分支学科。
詹姆斯·科南特和亨利·琼西这两名哈佛大学的变革者，将SAT作为武器对抗懒惰的贵族阶层。
他们的举措就是将SAT变成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存在。
科南特和琼西的声名并没有受到优生学运动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优生学家不同，并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基础。
科南特尤其确信IQ测试对美国国防来说至关重要。
1940年，他被提名为国防研究委员会委员。
他在1941年成为美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席，并在1945年主导了“曼哈顿计划”，开发原子弹。
科南特甚至于1945年7月16日，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执行的“三位一体”实验，目睹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情景。
科南特与卡尔·布里格姆这位具有反犹太人倾向的SAT发明者不同，他认为逃避纳粹迫害而迁入美国的犹太难民为“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希特勒病毒性的排犹主义和纳粹政策，迫使一些顶尖的德国物理学家逃离德国，投入了美国人的怀抱。
美国人其实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受益者。
但科南特后来又认为，美国可能也未必是幸运的。
因此，他开始极力主张向每位美国儿童推行IQ测试，确保国家能够提早识别出那些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穷人家庭和农村地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并为其提供支持。
他认为，美国的国防和生存，有赖于IQ测试的运用。
此时，SAT的广泛运用势不可当。
它迅速对美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盟校仍然偏爱来自东北部精英家庭和预科学校的学生。
到20世纪60年代，考试得高分的犹太人和小镇子弟开始涌入常春藤学校。
非裔美国人、美籍华人、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也接踵而至。
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SAT取代老式贵族门第，成为美国精英大学招生的官方把关人。
在SAT考试地位日益上升的过程中，SAT预备课程也随之而来。
令人惊讶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时，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大部分市值并非来自报纸业务本身，而是来自其旗下的SAT预备考试机构卡普兰考试服务（KaplanTestingServices）。
在此过程中，SAT也引起了不少重大的争议，其中包括高分考生是否可以延期参加朝鲜战争，以及有关卡尔·布里格姆观点的问题，即SAT是否对穷人及少数民族群体构成了歧视等。
最后，向这种迷恋智力测试和考试的热潮泼来冷水的人，恰恰是刘易斯·特尔曼本人，他正是这场运动最早的支持者之
一。
如果为了考试而考试，考试的意义何在 今天，智力、天资或个性类型的测试几乎无孔不入地渗入美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实在很难想象美国曾经并不存在这类衡量方法。
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可能是机敏或迟钝的、聪明或慢热的、才华横溢或单调乏味的，但之前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将他们划分为三六九等。
刘易斯·特尔曼的斯坦福-比奈测试却迈出了这一步——它还是测试天资和后天才学的先导。
今天在美国，几乎没有多少人不曾参加过一次IQ测试、个性测试，或者像高中的SAT或ACT一样的教育测试，以及在大学时的GRE、MCAT或LSAT
(3)考试。
这些测试既是刘易斯·特尔曼创造的斯坦福-比奈测试的衍生物，又是他不懈地针对国民执行标准化测试，并向包括行政部门在内的重要国家机构推行测试的结果。
特尔曼不仅仅是一位IQ倡导者，他还是一位重要的研究人员。
1921年，他着手展开了特尔曼资优研究（TermanStudyoftheGifted）。
这是一项至今还在进行的追踪研究，主要探索资优儿童长大成人的过程和特征。
他在助理团队的协助下，面向加州公立中小学寻找1000名天赋过人的孩子，并对他们展开了研究。
最后，他们找到了1500多名出生于1900—1925年的学生，其中男生数量略多于女生，多数为白人，且几乎都来自中等或上流家庭。
数十年过去了，这些受试样本在其富有创造力的时期接受了各种主题的资优测试，后来的趋势逐渐明朗——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只是拥有较高的IQ罢了。
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确取得了成就，包括出现了一批大学教授，但总体来看，他们和那些当初没有什么天资的同龄人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直到他们行将就木时，这项跟踪调查结果还是没变化。
其中多数人的后半生也不过是家庭主妇，或者从事“像警察、海员、打字员和档案管理员一样平凡”的职业。
虽然特尔曼依旧认为智力可以遗传，但他后来还是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了：“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看到智力和成就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密切关联。
” 然而，优生学之说的落幕和斯坦福-比奈IQ测试在预测天才方面的失败，都无法抑制美国人对智力测试的热情。
1951年时，仅有8万名学生参加了SAT考试；到2015年时，这个数据上升至170万。
在21世纪，SAT已经变成了官方认证的考试，被全世界无数大学所采纳。
SAT考试的激增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即人们需要及时地处理SAT考试激增所带来的后勤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以机器取代考官，对选择题进行评分。
虽然作文部分还是需要人工打分，但SAT考试的其余部分全部丧失了那种微妙的主观色彩，成了一种严格的机械流程。
因为IQ测试及SAT和ACT等其他“天赋”衡量指标背后的理论存在谬误，所以这些测试的结果通常也与预期存在出入。
1975年，有两名科学家在不同地方展开了独立研究，明确指出这类衡量方法存在功能失调的问题。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
T.坎贝尔（DonaldT.Campbell）阐述了所谓的“坎贝尔定律”，他宣称：“在社会决策制定过程中使用越多定量社会指标，就越有可能导致决策过程走向堕落，越有可能导致它扭曲和恶化其原本打算监测的社会过程。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越是将SAT及其同类置于高位，就越有可能破坏和扭曲对应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也提出了自己的“古德哈特定律”：“一项指标若成为既定的目标，该目标的追求者就可能不惜一切代价来强化这一指标，进而导致该指标丧失其原本具有的信息价值。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定律：当获得高分变成一个衡量方法的目标时，那么该衡量方法也就失效了。
更简单粗暴地说就是：任何接受衡量和奖励的事物都会被人利用。
这两个统计学方面的事实指出了一个有违常理的结果。
这两个定律都预言，我们对考试，尤其是对考高分的迷恋，会破坏考试潜在的预测性效力。
像SAT这种针对人的长期表现的考试，原本意在评估学生在多年学习和发展过程中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
如果大家的关注点不是多年的学习与发展过程，而是考试本身，那么考试就不再具有它原来的量化评估作用了。
它变成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一种检测人们能否在一定时间内答完多项选择题的考试。
古德哈特定律已经清楚地指出，我们越重视考试结果的物质激励，就越会有人想方设法地寻找捷径和漏洞，或者偷偷对考试做手脚。
这样，拥有经济优势，能够请家教和参加大量备考课程的人，当 然就更容易拿到高分。
用这种恶劣和有失公平的方法来决定十六七岁少年的未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人们对各种类型指标的人格测试疯狂迷恋 另一项起源于同一个时代的资优测试是现在甚为流行的商业人格测试，也就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TypeIndicator，简称MBTI）。
它用感觉、直觉、情感和思维四个维度来定义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并据此判断人的偏好。
1917年，美国心理学家凯恩琳·库克·布里格斯（KatharineCookBriggs）注意到女儿的男友及对方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显著的个性差异。
主要靠自学的布里格斯阅读了大量名人传记，逐渐摸索出了一个“四种性格理论”。
1923年，她阅读瑞士传奇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Jung）的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Types），学习了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之后突然茅塞顿开，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理论。
她很快就发表了有关其理论基础知识的文章。
到20世纪20年代末，布里格斯的女儿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IsabelBriggsMyers）也加入了她的工作。
迈尔斯这位作家不但帮母亲编撰了她的“人格类型测量表”，还在其1929年创作的一部获奖悬疑小说中推广了这个理论。
迈尔斯曾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名优等生，当时她给一位著名的管理咨询师爱德华·海（EdwardHay）当学徒，掌握了测试、统计分析和数据验证的技巧——这些技能在她协助母亲开发测试的过程中派上了大用场。
这对母女在1944年推出了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她们希望这项成果可以为那些替离开战场的丈夫出征的女兵带来帮助。
这个指标的商业特征受到了企业的欢迎——不到十年，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就成了HR（人事）招聘职业人士采用的标准工具。
1962年，负责执行SAT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人员注意到了迈尔斯编写的手册。
心理学界从来没有承认过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批评者认为这个指标具有主观性，存有用户偏见，缺乏可证伪性。
研究人员安妮·墨菲·保罗（AnnieMurphyPaul）认为它是一个“不负责任且不切实际的哲学行为”，畅销社会科学书作家亚当·格兰特（AdamGrant）声称，“要说准确性的话，如果你把占星术放在一端，把心脏监护器放在另一端，那么MBTI就处于这两者中间的位置”。
但这个列出了93个问题和4个维度的指标，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格测试方法。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类典型工具的使用（更不要说还有许多其他类似方法）让美国人陷入了一种测试狂热症。
在孩子们还没上学时，人们就对他们进行IQ测试，并根据孩子们在测试结果中表现出的天资，将其安排到接受跟踪的班级。
他们的SAT或ACT成绩，甚至是GPA（平均分数），越发决定了他们将进入哪所大学。
在他们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中，还会面临针对求职岗位的个性和倾向方面的测试。
根据一系列参数指标（甚至是单项指标）对人进行分类和分级的做法，不但在学校很普遍，在企业中也同样很常见。
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钟形曲线
(4)对员工进行排兵布阵的方法在通用电气、微软等企业内部很流行。
通用电气CEO兼董事长杰克·韦尔奇（JackWelch）甚至曾经公开表态，表示每年要淘汰10%的落后员工。
测试和评级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客观和存在数学依据的错觉。
在充满争议的职场中，公司可以根据这种看似客观，似乎无可辩驳的方法，拒绝提升员工的职位或者为其涨薪。
所以，这种考评方式似乎与企业主的需求不谋而合。
包括谷歌在内的某些公司已经正式取缔了基于评级的招聘和升职系统。
它们设计了基于逻辑的谜题和数字游戏，将其作为标准化的考核方法，以衡量用GPA和SAT也能考查出来的员工能力。
因此，许多求职者和评论者声称，这种考核方式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虽然这些公司看起来像是想办好事，但还是无法摆脱对粗暴考评体系的依赖。
尽管IQ测试、SAT、ACT和类似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人格测试受到非议或者被证实缺乏根据，人们还是对这些测试乐此不疲——甚至可以说是热情高涨。
在21世纪，SAT和ACT这两种标准化的大学招生考试，对美国高中生及其家长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成功也催生出了一波其他的人格测试，例如“五大人格测试”“九型人格指标”“DISC
(5)个性测试”。
就在刘易斯·特尔曼、卡尔·布里格姆和爱德华·李·桑代克正致力于量化个人的潜能之时，另一股强大的趋势也开始在美国成形。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商业领域及教育界大行其道 这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技术，并以此连接了世界。
它让那些富有远见的领袖成了该技术的第一代新贵，让远离这项技术网络的辛勤劳动者梦想破灭。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开始成倍增长。
农村的无产劳动者涌进城市，导致城市疾病蔓延，犯罪率上升。
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爆发出了愤怒的情绪。
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美国梦只是一个神话。
我在这里提到的技术就是19世纪晚期出现的铁路。
19世纪90年代通常被人称为“镀金时代”，因为这个时期的铁路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豪宅和游艇。
但这个年代也出现了1894—1897年的经济萧条，这是美国当时遭遇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
（不过，它造成的影响不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 在这个残酷的经济萧条时期（1894—1897年）和之后的年代，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在寻找更好的方法来扼制企业的贪婪、崩溃的经济及其产生的社会弊病。
大众不满情绪高涨，产生了历史学家所称的“进步运动”。
（“进步”一词在今天代表被民主党议员柯瑞·布克和伊丽莎白·沃伦推广的自由左翼思想，但在19世纪90年代，它代表针对从经济到企业行为、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各个领域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
）在政治层面上，进步主义否定了欧洲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事实上，它具有政治两党性色彩，并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支持。
进步主义是一种用意良好的思想，它推动了许多社会所需的改革，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工人安全、反垄断法规和妇女投票权方面卓有成效。
它对教育和商业管理也产生了深刻但令人喜忧参半的影响。
在商业领域，进步主义强行施加了一种苛严的统一标准，忽略了人的个性，让人们变成了机器上的零件。
我们可以通过该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的著作了解其中经过。
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则》（ThePrinciplesofScientifcManagement）这本书中写道：“过去，大家以人为本；未来，制度才是第一位。
”他这个简单而富有吸引力的思想核心就是， 管理者可以通过识别无故浪费时间的工人并将其解雇，提高工厂车间的工作效率。
因此，管理者应该注意观察、记录、衡量和分析工人的行为。
这样车间工人就不敢再消极怠工，也没有人会装模作样和偷懒闲混了。
泰勒希望将复杂的工艺流程分解为精细的重复性步骤，这样就可以提高工人做事的效率。
实行这种泰勒主义自然就需要管理者掌握对工人和作业流程的绝对控制权。
泰勒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工人的救星，因为效率更高的工人可以领到更多薪水。
泰勒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头十年达到了顶峰，他的理论也在亨利·福特（HenryFord）的汽车装配工
它将以影响巨大而又令人愉快的方式，改善无数孩子、家长、老人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受益。
” ——史蒂夫·福布斯（SteveForbes），福布斯传媒董事长兼主编 “它是一颗瑰宝。
人类的一个惊人特质就在于我们很容易被周围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所左右。
有时候，这个特质颇具破坏性，比如过度追捧少年得志者的荒唐现象就属于这种情况。
卡尔加德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将这种现象称为‘皇帝的新衣’。
他以清晰有力的论证表达了养育子女必须守得住耐心，重视经历及发挥智慧的观点。
” ——布鲁斯·佩里（BrucePerry），儿童创伤协会（ChildTraumaAcademy）高级研究员、医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精神病 和行为科学教授，《被当成狗养育的男孩》（TheBoyWhoWasRaisedasaDog）作者 “里奇·卡尔加德的《大器晚成》就像及时照进人类真理的一束光——无论我们究竟是年轻有为，还是大器晚成，每个人都可以发掘自己的天赋，释放出自己的所有潜能。
正如他所言，生命并非一场赛跑，而是一段旅程。
” ——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Huffington），全球繁荣（ThriveGloba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里奇·卡尔加德在《大器晚成》这本书中指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如果我们不重视因材施教，那么，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就会不幸。
” ——黛安娜·塔弗纳（DianeTavenner），萨米特公立学校（SummitPublicSchool）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卡尔加德抓住了人才成长中的一个事实。
我们其实都是天赋异禀之人，只要给我们一点耐心，为我们营造合适的环境，我们就都有可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
” ——托德·罗斯（ToddRose），哈佛大学心智、大脑和教育项目主任，《告别平庸》（TheEndofAverage）和《黑马》（DarkHorse）作者 “《大器晚成》这本书真是直击要害。
我们获得成功的能力并不会因年岁渐长而枯竭。
我们发掘自身潜能的情况也同此理。
在军队中，年轻的军官也经常会向军衔不如自己但身经百战的老兵请教。
能否利用智慧的经验是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 ——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McChrystal）将军，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赋能》（TeamofTeams）作者 “我们需要针对当代年轻人承受的压力和普遍焦虑展开一场全民对话。
我们需要向那些能够不慌不乱地成就事业的人取经，向他们耐心等待开花结果的心态看齐。
里奇·卡尔加德的《大器晚成》就是一本发人深思和极具可读性的国民推荐好书。
希望有无数人可以通过阅读此书获得启发。
” ——约翰·奥伯格（JohnOrtberg），门洛帕克长老教会主任牧师，《永恒进行时》（EternityIsNowinSession）作者 “《大器晚成》就像一节福音。
它鼓励我们所有人都先进行一番自我剖析，了解自己是谁，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世界来定义我们是谁。
” ——埃里克·瓦尔（ErikWahl），行为艺术家、励志演说家，《创意与训练》（TheSparkandTheGrind）作者 “里奇·卡尔加德打破了那些阻碍我们前行的迷思。
无论你年岁几何，也无论你想在何种领域创造伟业，都应该看看这本书。
” ——罗伯特·
C.沃尔科特（RobertC.Wolcott），TWINGlobal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创新实习教授 “在这个竞争极其激烈的社会，每个未满18岁的孩子都在被鞭策着走向诺贝尔奖获得者、奥运会金牌运动员、大提琴演奏家之类的成功之路，但本书却像一股清流般让读者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大器晚成》让我们记住，生命是一段漫长而精彩的旅程，人人都应该在寻找自己的出路时，体验一段健康的探索之旅。
这本书充满鼓舞人心的逸事、严肃的科学依据、发人深省的故事，还有作者本人走向辉煌成就的曲折历程。
总之，这是一本会让你手不释卷的好书。
” ——泰德·丁特史密斯（TedDintersmith），风险资本家，教育改革倡导者，《未来的学校》（WhatSchoolCouldBe）作者，斩获多个奖项的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MostLikelytoeed）制作人 “虽然大众总是很喜欢追捧‘神童’令人瞩目的成功故事，但卡尔加德却以有力的笔触让人们意识到，那些默默地积累韧性、视野和智慧的人，也有可能在晚年走上人生巅峰。
卡尔加德让‘大器晚成’这个隐晦的褒扬变成了一种荣耀，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实现个人成就。
他让大器晚成变成了一种骄傲。
” ——汤姆·凯利（TomKelley），《创新自信力》（CreativeConfidence）联合作者 “里奇·卡尔加德证明，大器晚成者的成才其实根本就不晚，他们只是没有按照社会期望的步伐前进罢了，毕竟我们的社会更关注的是少年成才的传奇。
《大器晚成》是一本意义重大的书。
不但大器晚成者或者自认为是大器晚成者应该看看这本书，这些人的父母、老师、配偶和雇主也不应该错过这本好书。
” ——杰弗里·普拉特（JeffreyPrater），家庭系统治疗临床心理学家 “感谢里奇·卡尔加德，因为他揭露了美国人痴迷神童现象的问题。
谢谢你对我们这些大器晚成者的支持，谢谢你提醒大家记住，我们都有非凡的潜力、旅程和终点。
” ——丹尼尔·斯特鲁帕（DanielStruppa），查普曼大学校长 致所有年龄的晚熟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引言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拿到全
A，没有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没有进入心仪的一流大学；我们在21岁的时候迷失了人生方向，错过了一份完美匹配自己才华和激情的理想工作；我们没有在22岁时赚到数百万美元；我们没有在30岁时成为亿万富翁，并登上《福布斯》（Forbes）封面；我们到35岁时也没有消灭疟疾，解决中东的冲突问题，成为总统顾问，或者第三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在人生刚起步阶段就发光发热，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失败的，这都不是我们的错。
但21世纪初的社会是如此急功近利，它似乎在策划一场阴谋，让我们为这一切感到羞愧，因为我们没有爆发出奥运会短跑选手的那股冲劲——我们没有早早地成为人生赢家。
我在这里用了“阴谋”这个词，但我并不是在暗示有些卑鄙之人正在幕后操纵一切，让早露锋芒的人生赢家收获了经济和社会回报。
我所说的“阴谋”的确存在，但它并不邪恶。
我们也是这场“阴谋”的共犯。
我要说的是，父母、学校、雇主、媒体和公众都在疯狂追捧少年成才的现象，似乎这种成功才是一流的成就，甚至是唯一的成就。
我们如此迷恋这种现象，以至于大器晚成都会变成一种并不光彩的事迹。
但过去好像并非如此。
··· 53岁的乔安妮就是一个“大器晚成者”。
她少年时期的生活既不稳定，又不快乐。
她母亲疾病缠身，患有多种硬化症。
她父亲赚的钱虽然够养活一家老小，但他对妻子甚为冷漠，对她的病情不闻不问。
乔安妮和父亲之间也很少说话。
乔安妮在学校几乎就是一个无人在意的“透明人”。
她的成绩虽然能够达到中上等，但还没达到够拿奖学金的水平。
有一位老师回忆称乔安妮是个聪明但也很普通的学生。
她性格内向，高中毕业后几乎没有多少人记得她。
她报考了几所心仪的大学，但都被拒绝了。
她在退而求其次的大学中，仍然只是一个泛泛之辈。
她考试可以轻松过关，但成绩并不是特别出众。
据一名教授称，她并不是太关注自己的学业，对另类摇滚乐倒有几分兴趣，可以一天听好几个小时的摇滚乐。
和许多心智健全但并不引人瞩目的毕业生一样，乔安妮最理想的出路就是留校任教，比如当个英语老师。
实际上，她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从事更为普通的行政岗位。
她曾一度在本地商会办公室担任秘书。
厌倦了这种庸常生活的乔安妮，后来与一位她偶然结识的异国男子结了婚。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但这只是一段同床异梦的婚姻——乔安妮是个爱幻想的女子，而她丈夫却是个性情多变和隐含暴力倾向的人。
虽然有了孩子，两人的婚姻还是不到两年就结束了。
他们因家庭暴力问题而分道扬镳。
在年近30岁时，乔安妮仿佛一眼看到了人生的尽头。
她没有工作，还带着个拖油瓶一样的孩子。
她的人生当然也就开始每况愈下。
她被诊断出得了抑郁症，时常会冒出自杀的念头。
抑郁症导致她无法卖力地工作。
她的生活穷困潦倒，她说：“我只是个还不至于流落街头的穷人罢了。
”更糟糕的是，她的前夫开始跟踪这对母女，迫使她不得不向法院申请禁止令，以免前夫靠近她们。
其实，乔安妮并非一无所长。
她有一项无人知晓的绝技。
她所接受的教育并不能挖掘出这项技能，也没有一位教师曾经看出她的潜力，她的同学同样对此毫不知情。
但这项天赋一直就在那里，等待某天释放能量。
在她生活艰难，依靠领取救济金来养育女儿的那几个月中，她开始放飞自己的想象力，书写童年时代的幻想。
在社会看来，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现实的行为。
奇怪的是，就是这种行为让她更贴近自己的天赋。
只有在乔安妮放飞想象力时，她的天赋才能够浮现和绽放异彩。
68岁的肯是另一个大器晚成者。
他是家中三个小孩中排行最小的一个。
他的昵称Poco在西班牙语中就是“小”的意思。
肯的大哥是
一 个明星运动员，是老师的得意门生。
他不但帅气，而且有一副好口才。
他赢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并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而肯却不是这种少年得志者，他在学校表现平平。
他开始认为Poco对他而言就是“渺小的存在”的意思。
肯在加州的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了本地大专院校就读，不久又退学了。
他无奈地耸耸肩：“我没有明确的方向。
”后来他又重新申请入学，再次修习自己挂科的课程，毕业后又考入洪堡州立大学，在那里主修林业学。
他发现与林业学专业对口的更多是和造纸有关的工作，而不是那种在森林中徒步冒险的事业。
他预感自己的理想又幻灭了。
后来，肯就跟随父亲从商。
他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财务顾问。
他和父亲相处得并不融洽，他说：“我爸爸患有一种所谓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一种近似孤独症的病症），他总是焦躁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不断地拍手。
他没有办法理解其他人的感受。
他可能会恶语伤人，实际上他并不是个恶毒之人。
” 经过六个月的磨合，肯还是离开了父亲的公司。
他自立门户，成了一名财务顾问。
他手上没有多少客户。
多数客户不到几年时间就和他断了来往。
他有一段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为了赚钱，他接了一些工程项目，甚至不得不去酒吧弹吉他卖唱。
剩下的时间，他就用来看有关管理和商业的书刊。
他一个月可能会看30份商业杂志。
在这十年中，他形成了一个理论，那就是要重视有点不同寻常的公司。
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父亲，并不是肯在领导力方面的好榜样。
所以，他的首位兼职秘书只干了9个月就走了。
这位秘书声称肯是个令人讨厌、专断跋扈的老板。
今天的肯也承认“我过去可能的确如此”。
在肯20多岁的那几年，虽然他的财务顾问业务发展艰难，但是他通过读书掌握的理论让他在风险投资领域小有收获，其中一笔投资还让他当上了临时CEO（首席执行官）。
他觉得自己壮志未酬，所以就继续在这一行努力进取。
下面是肯的一段自我感悟： 这家公司大约有30名员工。
我之前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一个人。
现在我却不得不担起这个重任。
没想到我做得还可以——这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你知道我学到了什么吗？我学到了当领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要在场。
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看过的书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很确信，我并不是从我爸那里学到了这个经验。
我发现，领导表现出来的渴望具有感染力。
我将CEO办公室迁移到了一个开放式的玻璃会议室中，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在办公室里的情况。
我成了每天第一个到公司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我每天都带员工去吃午饭和晚饭——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但可以让他们看到我在此投入的时间和诚意。
我经常四处走动和他们交谈，关注他们的想法。
这个举动产生了让我震惊的效果——我的关注点也变成了他们的关注点。
我突然就领悟到了身为领导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肯30岁之后才开始挖掘出自己的潜力。
看到这里，你能判断出这两个人是谁了吗？给你一点提示：乔安妮和肯都是自力更生的亿万富翁，他们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常客。
没错，乔安妮·凯瑟琳·罗琳（JoanneKathleenRowling）为人熟知的名字是
J.K.罗琳（
J.K.Rowling），她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肯·费希尔（KenFisher）就是费希尔投资（FisherInvestment）的创始人。
这家公司掌管着全球5万多名客户的价值达1000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
在西蒙和加芬克尔20世纪60年代合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罗宾逊夫人》（Mrs.Robinson）中，有一句歌词是“乔·狄马乔，你在哪里？”歌曲制作人保罗·西蒙意识到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颠覆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推崇的那种谦逊低调的作风。
年轻、嬉皮和率性才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新宠。
在这个极具颠覆性和剧烈变化的经济时代，我们可能也要发问：大器晚成的人，你们都在哪里？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像罗琳和费希尔这种成功的大器晚成者，他们都经历了早年的尴尬和失败，起步缓慢，到中年才从容不迫地走向成功。
他们的故事与今天崇尚新潮的社交媒体文化并不合拍。
罗琳现在已经50多岁了，费希尔也60多岁了。
这又不禁让我们发问：时至今日，那些励志的大器晚成者在哪里呢？美国、英国，这些 富裕的社会都已经停止创造大器晚成的佳话了吗？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吗？大器晚成者缓慢探索的步伐，真的与这个竞争极其激烈、充满数据分析和时时面临压力的社会格格不入了吗？ 我认为大器晚成者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导致人们为此备受折磨。
这种现象就是促使我对这个主题展开调查并撰写此书的原因。
我认为在这个社会环境下，人们很有必要且迫切需要了解那些大器晚成者的故事。
··· 在这个成功天平的另一端就是少年得志的人，也就是早年走上巅峰的人生赢家。
身高1.55米的赖利·韦斯顿（RileyWeston）就是个奇迹。
她19岁时就同沃特·迪士尼旗下的试金石（Touchstone）电影公司签订了30万美元的合约，为美剧《大学生费莉希蒂》（它讲述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一新生的故事）编写剧本。
韦斯顿也因为在主流电视领域早早起步的成就而被《娱乐周刊》评选为好莱坞最有创意的人士之
一。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
赖利·韦斯顿当时其实并非19岁，她实际上已经32岁了，她的真实身份是金柏莉·克雷默（KimberlyKramer），住在纽约州波基普西市。
她在为自己辩解时表示：“如果他们知道我已经32岁了，就没人会接受我了。
”她说的可能也没错。
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早慧视为一种优势。
2014年，17岁的巴基斯坦女生马拉拉·尤素福·扎伊（MalalaYousafzai）成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她还获得了萨哈罗夫奖
(1)及西蒙娜·德·波伏娃奖
(2)。
在科技领域，OculusVR（虚拟现实设备公司，以20亿美元被脸书收购）的创始人、年仅21岁的帕尔默·洛基（PalmerLuckey）变成了虚拟现实的代言人。
14岁的少年罗伯特·内伊（RobertNay）开发的手机游戏《泡泡球》（BubbleBall）让帕尔默·洛基在两周时间内就吸金超过200万美元。
2017年，Snapchat（色拉布）公开募股让26岁的埃文·斯皮格尔（EvanSpiegel）身价飙升至54亿美元。
但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相比，斯皮格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2018年，34岁的扎克伯格已经变成了成熟稳重的企业家，他的身价达到了600亿美元，是世界顶尖的五大富豪之
一。
即使是在平凡的国际象棋界，也出现了挪威人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Carlsen）这种年仅25岁就三度成为世界冠军的奇才。
他21岁时就成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3岁时被《时代周刊》（TimeMagazine）评选为“100位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30岁时就获封国际象棋大师。
少年精英是当今杂志百谈不厌的主题。
《福布斯》每年都会评选“30位30岁以下”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今天的行业变革者和明日之星。
不只是《福布斯》一家杂志在热捧这些少年得志的名人，《纽约客》（TheNewYorker）也经常推出“20位40岁以下”的精英名单，《财富》（Fortune）杂志有“40位40岁以下精英”，Inc.有“35位35岁以下精英”，《时代周刊》有“30位30岁以下精英”之类盘点青年才俊的榜单。
但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赞美和鼓励这些少年成名的现象并没有什么错。
所有类型的成就都值得大众肯定和称赞。
但今天强大的时代思潮让人们认为，仅仅获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在社会过度追捧少年成就——考试分数、光鲜的工作、金钱、名气的风气之下，多少人忽略了在背后不断作怪的虚荣心：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没有在高考中出类拔萃，进入顶尖的十所名校，推动一个行业变革，或者在高大上的企业找到第一份工作，我们就多少有点失败，注定要在后半生中接受陪跑的命运。
我认为，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造就了一个患上“少年成才狂热症”的社会。
这导致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评估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犯了许多的错误。
这种评估方式既给孩子们施加了过多压力，又让家庭承受了冷漠无情的心理负担。
在高压的城市生活环境下，一些精英早教机构也在推波助澜，利用富人害怕三四岁的儿女落后他人的恐惧心理大发其财。
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国际学校就针对三岁幼儿推出了“全沉浸式第二语言课程”，每年学费高达2万美元。
但和纽约的哥伦比亚文法学校相比，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后者每年学费达到3.7万美元。
三四岁的幼儿将在这些学校参加“严格的学术课程”，在三个图书馆、六个音乐室、七个美术工作室之间来回奔波。
美国《亲子》（Parenting）杂志指出“哥伦比亚文法学校课程的宗旨就是为孩子的未来做铺垫——将他们送进名牌大学”。
啊，原来这就是真相。
还有比这更能说服家长，让他们慷慨掏出4万美元为三岁子女打造一个理想人生起点的理由吗？根据这些奢侈早教机构的说法，这种投入就是一种明智的投资——这可以让你家刚学步的孩子在15年后进入顶尖大学。
这种说法够直接也够可怕。
如果你的子女最终没有进入“名校”，那么，他们的人生就会很艰难坎坷。
就算已经把孩子送进体面的早教机构，家长面临的压力依旧没有减轻。
斯坦福大学前招生办公室主任伊蕾娜·史密斯（IrenaSmith）曾告诉《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有许多家长联系我说，看到14岁的子女在暑假时总在虚度时光，这让他们很是苦恼。
”史密斯目前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经营一家大学招生咨询机构，其客户在此方面的投入一般都在1万美元以上。
即使如愿进入了名校，这些家长也还是需要为此支付高昂的学费。
在美国排名前20的私立高校中，任意一所大学的四年费用现在已经超过了25万美元（包括住宿、膳食、书本和学费）。
虽然排名前20的公立大学的学费相对较低，但根据各学生的居民身份情况，其四年费用平均也达到了10万至20万美元（包括住宿、膳食、书本和学费）。
说实话，人们对少年成才的渴望，让学院和大学这些负责张贴成才标签的官方机构赚个盆满钵满。
我们其他人却只能无奈为之买单，甚至因此债务缠身。
美国大学的助学贷款总额目前已达1.3万亿美元，还债违约率达到11.5%。
人们以各种方式冲向少年成才这条路上的现象，创造了一个可能比2008年的房贷泡沫更大的潜在信贷危机。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我们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先想想这个问题，少年成才究竟是不是实现人生成功和圆满的必要前提？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根据。
事实上，我见过许多相反的例子。
以最近的体坛赛事为例。
在2018年的超级碗
(3)中，费城老鹰队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首发阵容中都没有多少五星球员。
简单地说，就是在这44名首发队员中，只有6人在高中时曾经是被人看好的明日之星。
再看看四分卫的队员。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汤姆·布雷迪（TomBrady）在高中时甚至没有一次进入第一名或第二名。
他在高中时的排 名为NR（NoRanking，没有排名）。
战绩辉煌的老鹰队四分卫尼克·福尔斯（NickFoles）是2018年超级碗最有价值的球员，他在高中时获得了三次排名。
他在该赛季中实际上多数时候只是老鹰队的替补队员。
他在首发四分卫卡尔森·温茨（CarsonWentz）膝盖受伤的情况下，才下场和球队继续走完赛季之路。
温茨和布雷迪一样，在高中时的排名都是NR。
因此，在高中三年级时，温茨并非主要的四分卫队员。
他在校时的球队曾将他列为外接手。
由于高中时没有排名，大学球队也都不愿意接纳温茨，因此温茨就进入了北达科他州立大学。
温茨在大学时代才开始大显身手，按橄榄球运动员的标准来说，这其实算是大器晚成了。
现在再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有多少人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潜在的卡尔森·温茨？我们有多少人在高中时“榜上无名”，在事业上默默无闻，甚至到现在还是一个透明人？我们可能有哪些尚未被发掘，但却有可能让我们展翅高飞的天赋和激情？ 谷歌曾经一度迷信这种少年成才的领先优势，因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两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他们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数学成绩都很惊人。
在创业头两年中，谷歌就依据这两名天才创始人的标准，聘用了许多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神童。
但之后谷歌就发现公司的人员结构失衡了，这里具有分析头脑的人太多，却很缺乏具有艺术感和常识的员工。
这种失衡现象导致谷歌主页设计犯下了代价高昂的错误。
后来谷歌发现，拥有很高的SAT分数和名校学历，并不足以预测一名员工在公司的职业成就。
少年得志者的确是当代洪流，但大器晚成者的价值同样不容小觑。
畅销小说作家珍妮特·伊万诺维奇（Evanovich）于1943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蓝领家庭。
这名已婚家庭妇女直到30多岁才发现自己具有写作的热情和天赋。
但在后来10年中，她的写作之路屡屡受挫，总是被退稿：“我向编辑和媒体发送自己写的古怪故事，然后把收到的退稿信放进一个大纸箱里。
这个纸箱被塞满时，我就一把火烧掉了它，把自己拾掇了一番就去一家临时机构上班了。
” 伊万诺维奇直到40多岁时才开始写悬疑小说：“我有两年时间和执法机构人员一起喝啤酒，学会了开枪和飙脏话。
在那些年快结束时，我创作了‘斯蒂芬妮·梅’（StephaniePlum）系列。
” 亿万富豪黛安·亨德里克斯（DianeHendricks）是奶农的女儿，她曾经在威斯康星州当过房产中介，经历过结婚和离异，10年后遇到了从事屋顶装修的第二任丈夫肯。
这对夫妇耗尽积蓄成立了ABCSupply公司，供应窗户、排水沟和盖屋顶的原料。
今天的亨德里克斯掌管着一家价值达50亿美元的公司。
她还投资拍摄好莱坞电影。
提到电影，就不能不提一下汤姆·汉克斯（TomHanks）这位演员。
他是医院职工和兼职厨师的儿子，他早年经历并不出彩，进入本地的社区大学时也看不出什么前途。
著名宇航员斯科特·凯利（ScottKelly）曾在太空逗留超过500天，是美国驻守太空时间最长的宇航员。
他表示自己的高中时代非常无趣，是班上成绩中下游的学生。
通用汽车CEO玛丽·芭拉（MaryBarra）曾经在通用汽车的一家工厂勤工俭学，负责检修挡泥板和车篷，以便支付大学学费。
施乐公司（Xerox）前CEO乌尔苏拉·伯恩斯（UrsulaBurns）从小在低收入者的公共住房中长大，工作早期曾担任行政助理。
珍妮·考特尼（JeannieCourtney）创办全球知名的问题少女治疗寄宿学校时已经55岁了，她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正规培训，只有一些听起来十分混杂的教育背景，是一个十足的普通人。
她担任过八年级的老师，开过音像租赁店，还当过房产中介。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ScottFitzgerald）曾说过“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第二幕”。
菲茨杰拉德本人其实是个年轻有为的家伙：他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才20多岁就收获了巨大的文学成就。
这其实就是他人生的顶点了。
在菲茨杰拉德30多岁时，他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
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遇到过各种大器晚成者，以及那些一路向上和东山再起的人。
他44岁时就不幸地在凄惨中死去。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Chandler）在44岁时才刚开始写侦探小说。
钱德勒在1939年他51岁那一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长眠不醒》（TheBigSleep）。
··· 现在这一切有什么不同吗？少年得志者都上了新闻头条，但他们后来真的像媒体让我们看到的那样，一生春风得意吗？事实上，有许多少年得志者并不能承受这一切。
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甘恩高中，就有3名学生在2014—2015学年因少年有成的压力而自杀身亡。
这3人都是努力进取的好学生。
在同一学年的三月份，该校有42名学生因产生了自杀念头而入院就医或接受治疗。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青年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不断攀升。
今天，达到重度抑郁或焦虑症诊断标准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数量至少是20世纪60年代的五倍，甚至是八倍。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近发现，在美国高中生中，有“16%的学生曾认真考虑过自杀这个选择，13%的学生制订了一个自杀计划，还有8%的学生在参加调查之前12个月就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些数据真是让人脊背发凉。
除了许多美国文化潮流，我们自己似乎也在对外输出自己的焦虑情绪。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抑郁症是导致全球青少年患病或致残的主要原因。
如果你认为进入名校就可以缓解这种焦虑，那你就错了。
在过去十五年中，美国大学生的抑郁症患者翻了一倍，自杀率也增加了三倍。
加州大学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五年的跟踪调查中，在自己反映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中，大一新生所占比例最低。
事实上，2013年美国大学资讯协会执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几乎所有高校的心理健康主任都反映，其所在学校患有严重精神问题的学生数量正在增加。
自称精神痛苦的学生比例也同样不断增长。
美国大学健康协会在2014年展开的调查发现，54%的大学生表示自己在过去12个月中“感到了无法承受的焦虑”。
患有心理疾病的年轻人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值得我们警醒。
这种比例增长，部分可以归因于更好的诊断方法、更多的救助渠道，以及患者更愿意接受帮助等情况。
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多变的社会期望。
这些基于强化的评估方式的期望，似乎让学生们变得比以往更加脆弱。
··· 过去如果有人被当成潜在的大器晚成者，就意味着他们的活力、耐性和勇气得到了肯定。
如今，人们越发将大器晚成视为一种缺陷（你起步晚肯定是有原因的）及一种安慰奖。
这是一种糟糕的趋势，它会弱化那些让我们长大成人的要素——我们的经历、韧性和终身的成长能力。
即使是少年有成者也难免因为遇到挫折而受到质疑。
早年出类拔萃的女性尤其容易因为后来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而感受到外界的恶意。
卡罗·费舍曼·科恩（CarolFishmanCohen）就是一个少年有成者：她曾经是波莫纳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后来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了洛杉矶的一家投资银行，在30岁前就成了那里的明星员工。
后来她的人生发生了转折——自从生养了四个孩子，科恩的人生就迅速跌落到了低谷。
当她试图重返投资银行时，却发现职场的大门已经向她关闭了。
经过一周的挫折和抓狂，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感觉自己的信心完全崩塌了。
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金融交易方式到发送邮件、编辑短信和PPT展示，一切都不同了。
” 科恩怀疑自己并不是唯一感受到这种落差的人。
她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开创了一家公司iRelaunch。
公司关注的是经历过事业中断期并希望重返职场和开启事业第二春的职业人士。
该公司的自我定位是“重返职场”的专家和顾问，面向的客户是有意回归职场的职业人士和打算雇用这些人员的企业。
科恩针对这个话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写了许多文章。
这位曾经的少年有成者，现在就成了一个重新起步的大器晚成者的典范。
··· 事实上，我们许多人都是某种类型的大器晚成者（或者潜在的晚成者）。
我们会在某些节点上进入瓶颈期。
我就有许多年一直没有什么成就。
25岁那一年，虽然我有名校的本科文凭，却只能干一些洗碗工、守夜人和临时打字员这种工作。
那时候的我实在是天真幼稚。
这种始终处于人生起步状态的境况，当然也就毫不意外地加重了我内心深处的自卑感。
回首那段岁月，我已经能够原谅20多岁的自己，毕竟我大脑的前额皮质，也就是大脑研究人员所称的行动能力的区域，当时发育得并不是十分完善。
实际上可以说，我的大脑并没有做好一飞冲天的准备。
这是不是也很像你的情况？你家的小孩也是这样吗？如果在学业和事业早期，我们背负了过多成功的压力，我们就会产生恐慌情绪。
但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更轻松地前行。
大脑的行动能力完全成熟的年龄应该是25岁左右。
我直到快27或28岁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理性地思考，提前制订计划，像成年人一样行事。
此时距离我参加SAT考试（并获得中等成绩）已经过去了整 整十年，我（以中流成绩）从大学毕业也已经有五年了。
我开始战栗不安地思考，如果这两次失败成了我人生的终极评判标准，我究竟会有什么下场。
（我很庆幸那时候社会对少年有成者的筛选机制并不像今天这样管用。
）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这名大器晚成者，在校期间甚至算不上是个优等生。
他告诉我：“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教室窗外。
就算你拿一把枪逼我，我可能也还是无法专心听课。
”凯利的大脑在那时候还没有做好起飞的准备。
比起马克·扎克伯格，我们许多人更容易在斯科特·凯利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也有一些笨拙摸索的起点，经历过彷徨困惑，跌至事业或教育上的低谷，染上一些坏习惯，撞上霉运，或者缺乏自信。
不过我们大部分人很可能因为机缘巧合，获得一些智力或精神上的觉醒，从此走上一条新的康庄大道，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
还有一部分人会深陷泥潭，或者认为自己注定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所以从来不去开发自己的潜力。
我认为，如果有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没有找到起飞的方向，这不但是其本人的悲哀，更是社会的灾难。
你可能会想，在人类寿命延长，人们更晚步入成年，有更多机会开创新事业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好。
其实，人们无论在哪个年龄或哪个阶段，都应该清楚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
那么，成为一名大器晚成者究竟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大器晚成者就是指比预期更晚发挥潜能的人，他们通常具有他人原先没有看到的天赋，并且会频频以新颖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让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大吃一惊。
他们并不打算咬紧牙关，迎合父母或社会的期望，因为这种期望是一条通向衰竭和脆弱，甚至是抑郁和疾病的错误路径。
正如奥普拉·温弗瑞（OprahWinfrey，美国著名女脱口秀主持人）所言：“人人都有一个终极宿命。
”大器晚成者就是那些按照自己的计划，以自己的方式找到终极宿命的人。
在撰写本书的调查过程中，我询问过一些学者、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想了解他们如何定义和看待大器晚成者。
我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一种有力而广泛的研究方式，可以通过挖掘出一些潜在线索或者可辨识的标志找到这个群体。
答案是没有。
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人针对大器晚成者展开正式的研究。
许多学者似乎忽略了这个特殊的人才发展问题，只有少数与发育紊乱相关的研究涉及过这个话题。
换句话说，大器晚成通常被 学界当成机能障碍或机体失常进行研究。
即使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大器晚成者也得不到什么尊重。
最近，有一些学者才开始探索大器晚成者的概念，揭露了“平均值的迷思”，研究个人发育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情况。
托德·罗斯（哈佛大学心智、大脑和教育项目主任）和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BarryKaufman，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想象力研究所科学主任）本身就是引人瞩目的大器晚成者，他们高中时曾因需要补考而差点退学。
尽管如此，现在仍然没有出现一种针对大器晚成者的具体而通用的定义，也没有任何有助于对大器晚成者进行分类的标准。
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开始研究历史上和当今的一些大器晚成者的人生轨迹。
除此之外，我还采访了上百名很晚才取得成就，或者正在走上这条路的人，研究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轨迹，如何看待这一路上遭受的挫折，他们究竟是如何克服了困扰着大器晚成者的社会环境和自信方面的难题。
··· 我调查过程中的论点就是，社会过度关注少年成就，并以此作为个人未来成功潜力的评判标准，导致了许多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原先假定潜在的大器晚成者，也就是大部分被少年成才传送带导向了“二流”终点的人，只需要掌握新技能、新习惯和新技巧，他们就可以重回那条传送带。
我曾认为这些人只要甩掉过去的思想包袱，就可以重新开创人生。
但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我所采访的多数大器晚成者后来并不是通过模仿少年有成者的习惯、技能和职业路径而实现成就的。
事实上，这种做法几乎只会导致他们受到打击和失败。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大器晚成者的起点在哪里。
他们很有可能怀有被社会和教育制度所忽略的技能和优势。
毕竟，这种所谓的教育体系只能评估人的一小部分技能，它关闭了一个人进行探索、获得鼓励和发掘潜力的路径，并没向这些人开启成功的大门，因为它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人的存在。
所以，大器晚成者没有什么必要为之投入全新的意志、坚定的决心、更多的训练和助学贷款，重返和少年有成者一样的传送带。
潜在的大器晚成者要做的其实是离开这条传送带，找到新的探索路径。
我真心希望本书可以让你或者你的子女获得这种启发。
··· 《大器晚成》的结构安排如下：开头两章研究的是我们的社会如何患上了少年有成的狂热症，以及个人和社会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第三章揭示了与个人成就概念有关的最新神经系统科学和认知研究成果——不仅仅针对少年、成年人，它们也适用于人一生中的各个阶段。
这意味着我们当前对少年有成现象的迷恋，只是一种人为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我相信看完第四章内容，你就会十分意外，内心释然和充满希望。
第四章解释了六种独特而强大的晚期释放天赋方式。
本书后半部分深入挖掘了大器晚成者的其他并不明显的优势；实际上，它们一开始可能更像是人生障碍。
但只要我们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加以练习和耐心等待，就可以驾驭这些品质，走上收获成就的人生道路。
希望你可以从本书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并得到更多感悟和启发，推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1) 译者注：SakharovPrize，亦称萨哈罗夫人权奖，是欧洲最高人权奖。
(2) 译者注：SimonedeBeauvoirPrize，表彰女性自由的国际人权奖项，2008年起授予为男女平等及反对人权侵害而抗争的个人或团体。
该奖取名自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她的名作有1949年的女权论述《第二性》。
(3) 译者注：超级碗（SuperBowl）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即美式足球）NFL的年度冠军赛，胜者被称为“世界冠军”。
超级碗一般在每年1月最后一个或2月第一个星期天举行，那一天被称为超级碗星期天（SuperBowlSunday）。
第一章 急于求成的社会焦虑 神经系统科学领域的热门作家乔纳·莱勒（JonahLehrer）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少年有成者。
他从小在洛杉矶长大，15岁时就在纳斯达克赞助的作文比赛中赢得了1000美元奖金。
莱勒后来考进了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神经系统科学，并与人联合撰写了一篇研究“唐氏综合征”遗传起源的论文。
年轻的莱勒不仅是一名科学神童，还涉足哥伦比亚的政治和文学界。
他曾担任《哥伦比亚评论》（ColumbiaReview）撰稿人，两年后就成了备受尊敬的杂志编辑。
莱勒后来拿到了罗德奖学金，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之后他进入了牛津大学的沃弗森学院，追寻该学院创始人以赛亚·柏林（IsaiahBerlin）爵士的步伐，学习哲学。
可以说，年轻的莱勒简直是博学多才，他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
(1)一样是世间少有的跨学科专家。
莱勒和杰斐逊一样笔锋犀利。
2007年，莱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ProustWasaNeuroscientist），该书广受好评。
紧接着他又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推出了《如何做出正确决定》（HowWeDecide）及《想象：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Imagine:HowCreativityWorks）。
这些书都进入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
莱勒不但是个跨学科奇才，还是个多媒体能手。
他不但能够驾驭多种文体——图书、随笔、专栏和博客的写作，还曾担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节目《科普电台》（Radiolab）的主持人，同时也是《科尔伯特报告》（ColbertReport）等电视节目中睿智诙谐的嘉宾。
这种名气让他迅速致富。
据称，在莱勒凭借《想象：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获得了100万美元稿费后，他开始从事利润可观的副业，变成了一名有偿演说家。
虽然他的演讲收费还不及他的《纽约客》同事、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每场8万美元的档次，但他的演讲收费也很可观了。
财源广进的莱勒，年仅29岁就在 加州好莱坞山购置了价值220万美元的豪宅“舒尔曼屋”（ShulmanHouse）。
莱勒很早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凭借过人的才华成了人生赢家。
“年轻就是新的全球硬通货” 在莱勒成为出版与新闻界的明星之时，社会也刮起了一股“神童典范”的狂热风潮［这个词借鉴了苏珊·凯恩（SusanCain）在《内向性格的竞争力》（Quiet:ThePowerofIntrovertsinaWorldThatCan’tTalking）这本书中的“外向者典范”一词］。
“神童”这个词从字面上看就是“神奇的孩子”。
在21世纪头几年，莱勒从天赋异禀的学生一跃成为畅销书作家和媒体宠儿的现象，为大众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英雄——少年有成者。
他们的起点甚至可能超过了我们的顶点。
像莱勒这种典型的神童，通常很早就绽放光芒，走向名利双收之路——在公众面前刷足了存在感。
他们可能天资超凡或者才华横溢，具有非凡的吸引力或者优越的家庭背景。
这些神童不但比其他人更早在特定领域崭露头角，而且很容易在此过程中暴富。
我们可以在媒体强大的镜头下观察和追踪这些神童崛起的轨迹。
在此，不妨借用一下各个媒体平台在过去数十年使用的字眼。
谷歌搜索结果显示，自1960年以来，“神童”（wunderkind）一词在书籍、文章、报纸和其他媒体中出现的频率增加了10倍以上。
也难怪，这个时代成了盛产少年名人的黄金时代。
在流行音乐歌手中有泰勒·斯威夫特（TaylorSwift）、阿黛尔（Adele）、蕾哈娜（Rihanna）、赛琳娜·戈麦斯（SelenaGomez）和贾斯汀·比伯（JustinBieber），说唱歌手中有威肯（TheWeeknd）和钱斯勒·乔纳森·班尼特（ChancetheRapper），演员中的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Lawrence）、玛格特·罗比（MargotRobbie）、亚当·德赖弗（AdamDriver）以及唐纳德·格洛沃（DonaldGlover），模特中的肯德尔（Kendall）、凯莉·詹娜（KylieJenner）、吉吉（Gigi）和贝拉·哈迪德（BellaHadid）等，这些都是拥有文化影响力的跨界名人。
他们都在二十多岁甚至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新星。
互联网这个最新的大众媒体平台也充斥着一群年轻的“网红”。
YouTube（影片分享网站）和Instagram（图片分享社交应用）平台上的莉莉·辛格（LillySingh，网名IISuperwomanII）、杰克·保罗（JakePaul，网名jakepaul）、马克·菲施巴赫（MarkFischbach，网名Markiplier）、佐伊·萨格（ZoeSugg，网名Zoella）及乐乐·旁斯（LelePons，网名lelepons）将他们的数百万甚至是数千万粉 丝变成了一个个迷你的媒体帝国，借此推出企业广告，兜售产品，贩卖见面会门票。
这些网红都在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收获了名利。
在体坛，小小年纪就体能过人的运动员同样很有优势。
很早就在田径或体操项目上获奖的运动员才有资格进入国家队，接受最好的训练，获得最好的资源。
这是体育界固有的传统，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运动员被选入国家队的年龄会出现变化。
欧文·帕波埃（OwenPappoe）14岁时就得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圣母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亚拉巴马大学等高校的橄榄球队提供的30项奖学金邀请。
其他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年轻橄榄球明星包括卡登·马丁（KadenMartin），获奖时年仅13岁，以及11岁的泰坦·拉卡登（TitanLacaden）和10岁的本奇·扬（BunchieYoung）。
但和年仅9岁就获得内华达大学橄榄球奖学金的小哈文·芬尼（HavonFinney,Jr）相比，他们都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的运动员了。
不光是橄榄球，其他体育项目中年轻有前景的明星运动员也是这样从大众中选拔出来的。
将近30%的长曲棍球、足球和排球运动员新秀都是在远未达到进入大学的年龄时就获得了相关奖学金。
在这个时代，不仅仅是运动员越发年轻化，教练亦如是。
明尼苏达大学金地鼠队的
P.J.弗莱克（
P.J.Fleck）仅36岁就成了十大联盟
(2)史上最年轻的球队主教练。
林肯·莱利（LincolnRiley）才33岁就成了俄克拉何马大学捷足者队（常居美国前20名的球队）主教练，年薪达310万美元。
洛杉矶公羊队的肖恩·麦克维（SeanMcVay）30岁就已经是现代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史上最年轻的主教练了。
那么那些球队总经理，那些叼着雪茄、在幕后操控球队阵容和聘用（或解雇）教练的经纪人又是什么情况呢？在我撰写本书时，有不下十个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经理未满40岁，其中最年轻的是密尔瓦基酿酒人队经理大卫·斯登（DavidStearns），年仅31岁。
但是和才26岁的约翰·查卡（JohnChayka，国家冰球联盟的菲尼克斯野狼队经理）相比，斯登已经算是“老人”了。
查卡是主流职业体育运动史上最年轻的经理。
众所周知，科技领域是年轻人唱主角的舞台，但这个群体的年轻化程度还是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在2016年，位于西雅图的在线薪酬调查公司PayScale针对科技行业最成功的32家企业的员工年龄中值展开 了调查。
结果发现：只有6家公司的员工年龄中值超过了35岁；有8家公司的年龄中值还没有超过30岁。
虽然这些调查结果可能就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但还是让人深感震惊。
要知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工人整体的年龄中值是42.3岁！在PayScale调查的企业中拥有众多年轻员工的公司包括脸书（年龄中值为28岁，薪酬中值为24万美元）及谷歌（年龄中值为29岁，薪酬中值为19.5万美元）。
那么企业经营者、高管和CEO们的情况又如何呢？《福布斯》最近列出了未满30岁的十大亿万富豪，其中包括Snapchat公司CEO埃文·斯皮格尔及Snapchat联合创始人鲍比·墨菲（BobbyMurphy）。
这两人在22岁时就合伙创立了Snapchat。
那么在执掌国家大权的政坛又是什么景象呢？35岁以下的国家政治顾问包括洛雷拉·普雷利（LorellaPraeli）、詹娜·洛温斯坦（JennaLowenstein）、西蒙娜·桑德斯（SymoneSanders）和本·韦塞尔（BenWessel）。
在白宫，斯蒂芬·米勒（StephenMiller）才31岁就成为总统的高级政策顾问了。
霍普·希克斯（HopeHicks）担任白宫新闻主任时年仅28岁。
现在希克斯已经辞职了。
媒体乐此不疲地报道神童崛起的传奇。
我自己就职的杂志《福布斯》就将“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变成了一个产业来运营。
《福布斯》根据全球不同国家和会议的情况，列出好几个不同的榜单。
现在，几乎每份主流杂志每年都会推出介绍这些少年有成者的专刊。
商业、时尚、广告、娱乐、职业烹饪、诗歌甚至连肉类加工行业等各界都会推出自己的“40位40岁以下精英”和“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
但千万不要以为登上“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就是年轻有为的标志——就个人成就的表现而言，现在的30岁已经相当于过去的50岁了。
在2014年，《时代周刊》甚至开始推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榜单。
没错，青少年才是这里的主角。
人们对年轻和少年有成的追捧已经进入了如此狂热的地步，就连时尚潮人西蒙·杜南（SimonDoonan）都在说：“年轻就是新的全球硬通货。
” 在此我要澄清一下，承认和赞扬这些年轻人的成就并没有什么错，他们的成就的确值得肯定。
但我们社会对少年有成的痴迷现象的确会对大部分人（以不同方式和节奏实现发展的人）产生有害影响。
它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出名要趁早。
如果你在少年时期没有成名、 重塑一个行业，或者获得七位数的收入，那么，你的人生就算是比较坎坷了。
我认为，这种信息的危害性不容小觑。
出名要趁早：少年有成的压力 大约从20世纪中叶开始，精英政治击败了贵族政治（见第二章）。
这个趋势在20世纪后半叶不断加速。
今天，人们普遍认同英才教育与贵族政治实际上是两面一体的。
这些世界新贵并非坐拥信托基金的富豪，他们掌握的是一种更为现代的财富形式，比如像乔纳·莱勒这样的新贵在十六七岁时就拿到了SAT高分，获得了进入顶尖名校的通行证。
在这种新精英政治的风气之下，我们开始膜拜考试分数和大学排名。
青少年会参加大学预备考试——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或者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或者两者都参加，现在的报考比例远超以往。
2017年，超过160万学生参加了SAT考试。
同年，参加ACT考试的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了SAT考试人数，比后者多了2000人。
许多学生同时参加了这两项考试，在他们初中和高中阶段参加了多次SAT和ACT考试，此外还参加了SAT预考、SATII科目考试及大学预修课程考试。
实际上，在2016—2017学年，完成SAT或SAT预考相关评估的学生人数就突破了670万。
高昂的大学教育成本和不断增长的助学贷款负担，很容易让人忽视申请大学所需投入的巨大成本。
学生们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实际上就开始进入一个破财通关的阶段。
他们参加商业备考课堂，接受SAT和ACT考试指导，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项目。
这些考试衍生了一个面向考生的产业——备考产业。
备考产业每年可以创收将近10亿美元，为超过11.5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更夸张的是，有些面向富人家庭的课外私教或一对一在线辅导课程，动辄收费数千美元。
这种高昂的成本部分要归因于庞大的个人辅导需求。
富人可以轻松投入大笔资金。
住在硅谷的家长们可以随意为上高中的子女掏出5万美元的辅导费。
由普林斯顿考试辅导中心（PrincetonReview）和卡普兰考试培训学校（KaplanTestPrep）等公司提供的集体课程是比较大众和相对经济的选择。
例如，普林斯顿考试辅导中心提供了30小时集体备考课程。
该课程收费介于1000~1600美元（具体视班级人数而定）。
而一对一的个人辅导通常价格最为疯狂。
有一名纽约辅导老师安东尼·詹姆斯·格林（AnthonyJamesGreen）最近因为每小时辅导收费1000美元而引起关注。
这些价 格清楚表明，学生和家长们都在参加大学入学“军备赛”，这正是美国国家公平与开放测试中心（FairTest）的公共教育主任罗伯特·谢弗（RobertA.Schaffer）的看法。
对于多数人来说，花钱考取高分并不是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需选项。
只要高利害的考试仍然是考生大军的必行之路，就永远会有人想掌握更多获胜的筹码。
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少年有成的压力。
以体育为例，最近的《华盛顿邮报》有一则报道称，70%的儿童在13岁时就不参加运动了。
为什么？这些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没兴趣了。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小的孩子们接触到了极其专业的训练和残酷的竞争。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小的孩子们接触到了极其专业的训练和残酷的竞争呢？这主要有两大原因。
其中之一是传统习性使然：有些小孩就是希望尽量施展自己的运动天分。
他们想参加区域性的田径运动会，想进入高中棒球队，或者赢得名校的橄榄球员夹克衫。
富有运动细胞和雄心壮志的孩子们就会不断进取，挑战自己的极限，看看能不能与大学运动员一较高下，赢得大学奖学金，之后再获得赞助或者进入奥运会参赛队。
每个时代的孩子心中都有让自己的形象登上麦片盒的梦想。
但生活富足的社会加剧了这种趋势，年仅8岁的运动员也有机会参加夏季运动训练营，10岁时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运动装备，14岁就能得到最好的教练指导，甚至是拥有私人教练。
总之，今天要在体育界取得杰出成绩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更高了。
另一个在助推体坛低龄化现象的因素较为微妙，也更具腐蚀性。
《华盛顿邮报》指出：“我们的社会风气已经不再支持较年长的孩子为乐趣而参加运动。
培养‘成功者’的压力在暗示他们，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最棒的人。
如果他们没有做到，我们就会怂恿他们及时止损，专注于其他有可能让他们出类拔萃的领域。
我们在中学的管弦乐队就能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坐在首席的孩子们就会心生挫败感和萌生退意。
” 想让他们单纯因为热爱运动和音乐而参与活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可能！对许多学生来说，体育运动只是一个证明他们先天优点的途径而已。
顶尖学习中心（ScoreattheTopLearningCenterandSchools）的认证教育规划师朱迪·罗宾诺维茨（JudiRobinovitz）也证实了运动项目可以为简历加分的思想。
罗宾诺维茨本人的工作就是帮助孩子们进入一流大学。
她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进入大学的十大要素》（The10MostImportantFactorsinCollegeAdmissions）的指导书。
她建议客户们“不断提高在挑战型学科中的分数”，争取得到“过硬的SAT分数”。
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她还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为客户提供了参加课外活动方面的建议，以便他们在申请大学时获得最大化的优势。
其中两点非常重要：
（1）要积极参加一些能够体现领导能力、主动权和影响力的活动。
深度而非广泛的经历最为重要。
大学需要的是富有激情和“棱角”的学生，而不是“面面俱到”的“通才”。
（2）特殊的才能或经历可以为“通才”型学生增加亮点。
那些能够在体育、研究、写作和艺术等领域深入发展一门特殊才能的学生可以增加入学的筹码。
今天，很多孩子的头上仍然悬着考大学的利剑。
你有没有发现，大家都不再提“激情”和“有趣”的字眼了？有趣已经被搁置一旁。
一个孩子必须在某个体育项目（或者音乐、戏剧、辩论甚至是担任志愿者）上取得出色的成就。
没有人关心他究竟喜不喜欢这项活动。
大学招生标准要求学生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非凡之处。
他们得找到自己擅长的一项活动，将其他人都排挤出局，以便“获得优势”和“脱颖而出”。
这有什么不对吗？现在进入大学要比以往更困难了——就连过去那些被视为“备选方案”的普通大学也同样抬高了准入门槛。
从以下表格就可以看出，自2001以来，美国十大顶尖名校的入学竞争越发激烈。
招生录取率（%） 续表 2001年，芝加哥大学招生录取率为44%。
到2015年时，它的录取率降至8%。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01年的录取率为34%，在2015年降至14%。
2001年，有22%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获准入学，但在2015年这个数据下降了一半以上。
实际上，在这个表格的十所大学中，有八所大学在过去十五年中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半或三分之
二。
这意味着仅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大学的入学竞争就上升到了异常惨烈的程度。
参考历史情况，斯坦福大学在1950年时的录取率将近85%，但在1990年时就降到了22%。
今天，这个比例仅为4.6%，是全美录取率最低的大学。
不仅仅是一流名校的大门难进。
在过去十年中，整体大学和院校的录取率都出现了骤然下降的趋势：美国东北大学的录取率也已经从过去的62%降至32%；塔尔萨大学的录取率从76%降至40%；杜兰大学的录取率从55%降至26%；科罗拉多学院的录取率从58%降至22%；范德堡大学的录取率从46%降至13%。
那些“备选”院校呢？就连那些学风不甚浓厚、素有“派对狂欢学校”之称的圣迭戈州立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录取率也只有以前的三分之
一。
全美所有正规大学院校在过去十年中的录取率都下降了10%。
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全世界已经没有多少高等院校放宽入学标准了。
这种强烈的压力催生出了不计代价地鞭策孩子和年轻人奋发向上的产业。
在亚马逊上随意搜索，就会有无数类似《培养孩子的勇气》 （GritforKids）、《青少年勇气指南》（TheGritGuideforTeens）、《如何培养出成功的孩子》（HowChildreneed）、《正向引导》（PositivePushing）、《天才小女养成记》（HowITurnedMyDaughterintoaProdigy）、《全班第一》（TopoftheClass）、《虎妈战歌》（BattleHymnoftheTigerMother）等书名跃入眼帘。
就连《傻瓜系列》（ForDummies）合集也推出了《为傻瓜培养聪明的孩子》（RaisingSmartKidsforDummies）。
没错，益智类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人们设计和推广旨在将孩子培养成天才的玩具、儿童DVD、软件、游戏和早教课程。
原属迪士尼的小小爱因斯坦是一家年入4亿美元的公司，主要制造旨在增强婴幼儿认知能力的多媒体玩具。
这些承诺能够“充实婴儿大脑”的玩具在沃尔玛、Target（塔吉特公司）和亚马逊均有销售。
市场上还有许多这类公司和产品，它们形成了一个销售益智维生素、STEM
(3)玩具及其他科技玩具的幼教产业——所有产品都在承诺它们能够让你家小孩在竞争中快人一步。
我们当然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据美国运通公司调查显示，家长们每年暑假在软件编程培训班、科技学院、音乐和舞蹈班、课外作业辅导班和家教上的投入达到了160亿美元。
少儿体育竞技已经变成了一个年入150亿美元的产业。
家长们愿意聘请每小时收费100美元的教练，让孩子接受肌力体能训练、私人击球或传球训练，加入全明星旅行队。
据《时代周刊》所述： 本地联盟已经被私人俱乐部团队抛弃了，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松散的群体，其中包含发展职业体育运动的院校和由经验不足的兼职教练运营的区域小队。
最有竞争力的团队会选拔优秀的人才，角逐国家锦标赛。
有些家长不惜为孩子的报名费、出行、训练和装备投入10%的家庭收入，目的就是让孩子在赛场上获得成功。
但是在今天，光让孩子们接受训练是不够的。
你得让他们以“正确的方式”进行训练——遵从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Ericsson）所提出的“刻意练习”的概念。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2008年畅销书《异类》中提到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从埃里克森的调查结果中总结出来的。
根据埃里克森的描述，刻意练习可以帮助人们系统地实现个人进步，这要求人们关注定义明确的目标和自己擅长的领域。
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刻意练习的家长就必须聘请一名专业 的老师或教练，由他们来提高子女在国际象棋、芭蕾舞或音乐等领域上的造诣，并为子女提供持续的反馈。
这就要求这些孩子不断在自己的舒适区之外进行练习。
作家兼企业家佩内洛普·特伦克（PenelopeTrunk）在描写自己11岁的儿子时曾经很传神地描述了刻意练习的严厉和疯狂程度。
她的儿子是一名大提琴手，在茱莉亚学院的预科课程进行试听时，连续六个月每天都要花三个小时练习一首四分钟的曲子。
“他通过改变曲子的节奏进行练习。
他和一名调音师一次练习一个音符，他学会了用不同的节拍器演奏每一个音量，然后他花了二十分钟缓慢地演奏了这首原本只有四分钟的曲子。
”有一次，她的儿子及其大提琴私人教师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来练习五个音符。
没错，他最终当然如愿进入了茱莉亚学院。
看起来似乎每个孩子只要足够专注，都有可能通过训练成为首席芭蕾舞演员、国际象棋冠军、数学天才或者米其林主厨。
根据时下盛行的毅力、专注和训练理论，任何孩子只要接受了足够的刻意练习——再加上父母足够的财力，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专业大提琴演奏家或者奥运会马术运动员。
他们攀向这个高峰的训练经历就是他们进入大学的敲门砖，以及收获完美事业的垫脚石。
那么，与这些趋势背道相驰的行为会有什么结果？ 压力下的心理健康危机 这种高度紧张的少年有成压力，已经在损害许多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数百万美国儿童在服用注意力缺失症（ADD）的药物，这主要是因为这种病症损害了他们在校静坐和集中听讲的能力，他们的学习成绩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最终会摧毁他们上大学的前程。
利奥纳德·萨克斯（LeonardSax）是一位医生和心理学家，他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撰写了《问题少年》（BoysatRisk）和《问题少女》（GirlsontheEdge），他告诉我： 现在，美国儿童接受ADD药物治疗的概率是英国儿童的14倍。
美国儿童被诊断出躁郁症并为此接受治疗的概率是德国儿童的40倍。
美国儿童服用利培酮和奥氮平（抗精神病药）来控制其行为的概率是意大利儿童的93倍。
其他国家都不会像美国现在这样——使用医疗手段来对付那些考试拿不到A或者无法在教室静坐的儿童。
其他国家都不会这么做，这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也是一个相当新奇的现象。
可能有人会说，在21世纪的社会，考不上大学就会被当成病人来看待。
现在，人们比以往更加重视大学文凭，认为这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先决条件。
但在大学录取名额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家长们实际上是在极力将数量不断增长的孩子推进一直在收紧的通道。
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高昂的学费、紧张的家庭氛围，以及各种活动，真的能为孩子换来更美好、更富足或者更快乐的人生吗？这真的可以帮助孩子成才吗？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这种少年有成的压力存在一个难以为人察觉的阴暗面：它会导致年轻人心理脆弱，不堪挫折。
我们强迫青少年接受像职业人士一样的训练强度，让他们追求完美，让他们在少年时（甚至更小的时候）就做出人生抉择，这实际上是在伤害他们。
这种揠苗助长的行为，会阻碍他们的成长，关闭他们进行探索的路径，让他们更加脆弱。
在我们本该鼓励孩子们心怀梦想、勇于尝试和从生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时候，我们却在不遗余力地教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错。
这便导致他们活在害怕失败的恐惧中。
将孩子锤炼成神童，实际上是一个让他们陷入脆弱的过程。
新闻记者梅根·麦克阿德（MeganMcArdle）写过许多关于年轻人被害怕失败的恐惧所折磨的文章。
她在2014年叙述了自己同一位心怀抱负的高中生的对话： 有一天，我完成一个采访后，遇到了一位10年级的女孩，她腼腆地问我能不能腾出一分钟时间。
我通常都会花一分钟时间同害羞的10年级学生交谈，因为我过去就是这种学生。
她就问我：“我理解你所说的尝试新事物和挑战困难的内容，但在我目前参加的一个国际文凭课程中，我们班上只有5%的人可以拿到4.0的分数，我该怎么去尝试一门自己可能拿不到A的科目？”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麦克阿德对这个女孩的回答：如果你到了10年级还不敢尝试新事物，那么，你什么时候才敢尝试呢？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徳韦克（CarolDweck）是2006年畅销书《终身成长》（Mindset:TheNewPsychologyofess）的作者，她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我在去年夏天曾经与德韦克交谈。
我们讨论了她在教学生涯中发现的大一新生的变化。
她告诉我：“我认为社会已经陷入一场危机。
今天的孩子们似乎更脆弱、更容易筋疲力尽。
我现在比以往更加害怕失败，害怕评估。
我在许多孩子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想保护好自己。
他们并不想被他人评价，不想陷入不得不成才的处境。
”这些孩子都是如愿进入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赢家”。
年轻人本该具有的乐观心态，似乎已经被扭曲成了极度害怕失败的恐惧。
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从2011年以来，青少年抑郁症和自杀率就在急剧攀升。
这真是一个悲剧，因为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习惯都在改善：美国青年的酗酒、抽烟和吸毒比例在下降；青春期少女怀孕的现象也处于历史低点。
但是很显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紧迫。
在过去二十年中，青少年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比例飙升了70%。
因精神问题到心理健康门诊或咨询机构求助的年轻人数量自2009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在过去三年中，因进食障碍而住院治疗的青少年也几乎翻倍增长。
在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五十年前的年轻人的五到八倍。
不光美国有这个问题。
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在青春期时因抑郁症状而备受煎熬。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6年发布的调查结果表明，抑郁症是全世界青少年患病和致残的普遍原因。
由WHO展开的世界心理健康调查发现，有半数曾经遭遇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症）的人，初次经历这种困境的年龄是14岁。
这种情况很容易酿成一些悲剧。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2017年8月的报告中指出，青少年自杀率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上升。
在过去四十年中，女孩的自杀率始终高于男孩。
从2007年到2015年，男孩自杀率上升了40%，女孩自杀率比男孩高一倍以上。
到2011年时，死于自杀的青少年数量在最近二十多年来首次超过了该群体死于他杀的人数。
在青少年众多的死因中，只有交通事故产生的青少年死亡率高于自杀的情况。
青少年的其他死因都处于下降趋势，自杀现象却一直有增无减。
青少年试图自杀的行为亦是如此。
CDC统计人员莎莉·柯腾（SallyCurtain）不无悲哀地表示，“这些死亡数据只不过是真实情况的冰山一角”。
令人费解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些不断增长的焦虑与现实世界中的危险并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变化与普遍的饥荒、贫困、战争、安全威胁或任何通常会影响心理健康的类似事件并没有什么瓜葛。
在大萧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时期，美国青少年的抑郁症比例远低于今天。
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上升似乎与青少年体验世界的方式有关联。
今天的孩子们承受了更多考试和分数施加的压力。
他们在学校度过的时间比以前的学生更长。
在课外时间，他们又忙于接受成人提供的各种辅导、培训、排名和奖励。
在孩子们的焦虑和抑郁不断增长的这半个世纪中，研究人员所谓的“自由玩耍”（我们多数人将其称为无所事事）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视线，而由学校和成人指导的活动，例如有组织的体育项目却稳步上升至重要地位。
在所有的这些事件中，操纵大权的始终是成人，而不是儿童和青少年。
这似乎就是导致他们不快乐、焦虑、患上心理疾病甚至走向更糟糕后果的原因。
吉恩·
M.特文格（JeanM.Twenge）撰写过140多篇青少年科学论文，并出版过相关专著，她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年轻一代濒临最近数十年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
特文格认为青少年抑郁的逐代增长现象与他们的人生目标从“内在”转向“外在”有关。
内在目标与你的个人成长有关，例如你有能力参加自己选择的活动，或者形成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
而外在目标则与物质收获和其他地位评估有关，比如考试拿高分、工作高收入和拥有高颜值。
特文格提供的证据表明，今天的青少年要比过去更重视外在目标。
在一项年度调查中，大一新生将“经济上的富足”视为比“形成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观”更重要的选择。
而50年前的情况则截然相反。
社交媒体在“贩卖焦虑” 我们在追求少年成才的路上——让他们在考试中尽量拿高分，进入顶尖大学，获得理想的工作。
这些都在无形中给年轻人施加了过多压力，没有给他们腾出真正做一个小孩的空间。
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创立脸书时年仅22岁）曾经声称年轻人“更聪明”，还暗示年轻人必须更快获得成功。
但年轻人通常难以做到这一点。
世界每诞生一个像扎克伯格这种年仅23岁就成为亿万富豪，或者像莉娜·邓纳姆这种才25岁就创作出HBO电视剧《衰姐们》（Girls）的青年才俊，就有成千上万个20多岁还在啃老的年轻人出现。
他们困惑自己究竟为何在校是学渣，没有成为电影制作人，没有推动行业变革，或者创立一个时尚品牌。
这种焦虑让一整代年轻人陷入集体意识瘫痪的状态，浑浑噩噩地过着本该朝气蓬勃的生活。
瑞士联合银行（UBS）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8—2009年的那场金融危机中，千禧一代（1982—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比大萧条时期以来的任何一代人更不愿意承担风险。
他们往往较晚做出人生决策，推迟结婚的年龄，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适应工作。
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对成年人的三桩人生大事——结婚、买房和生孩子并不太感兴趣。
尽管没有这些成年人的家庭责任羁绊，这些一身轻松的20多岁的年轻人搬家的情况却比前几代年轻人更少了。
在2016年，仅有20%的年龄介于25至35岁的成年人反映他们在一年前住过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前辈们在这个年龄段每年搬一次家的情况更为普遍。
在“沉默的一代”
(4)于1963年时进入25至35岁年龄段时，有26%的年轻人反映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曾经搬迁。
在2000年，X世代
(5)进入25至35岁年龄段，也有26%的人表示他们去年搬过家。
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调查表明，今天的年轻人比前几代年轻人更喜欢窝在家中与父母同住。
截至2016年，15%的年龄介于25至35岁的成年人还住在父母家中。
与2000年时和父母同住、同一年龄段的X世代相比，这个比例增长了50%，与1963年同一年龄段的“沉默的一代”相比增加了一倍。
最惊人的事实可能就是，今天18至34岁的年轻人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年轻人更缺乏脱离家人的独立生活能力。
而我们迷恋少年有成的文化氛围却要求年轻人必须获得更多成就，更快实现成就，以及更早付诸实现。
对于今天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期望传达的信息很明显：成功要趁早，不然你再也没机会了。
克里斯蒂·海斯勒（ChristineHassler）的《20多岁宣言》（20SomethingManifesto）是一本探索年轻人经历的选集，其中提到了她所称的“期望破灭”（ExpectationHangover）。
有一位名叫詹妮弗的25岁女子表示：“想到为了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为了实现成功的‘目标’，我必须去做的那些事情就觉得有点可怕。
至于‘听从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梦想而活，勇于冒险，结识正确的人，找到人生导师，实现财务自由，担任志愿者，工作、思考或者读研深造，谈一场恋爱，保持美好生活、心理健康和营养均衡’，我哪有时间去实现和享受这些呢？”一名24岁的弗吉尼亚年轻人哀叹道：“在你20多岁时就会遇到做出人生抉择的压力，此时的抉择将决定你的余生。
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反而会更轻松。
” 在我为此书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存有类似担忧的20多岁的年轻人。
梅格是一位25岁的名校毕业生，她独自生活，在一个中西部大城市中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她提到许多同龄人的情况时表示：“我一直觉得，做一些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真是让人压力巨大。
” 其中一些现象并不新奇。
美国和其他富裕的国家有崇尚年轻的文化，迷恋年轻的外形和文化潮流的风气。
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变革时期，嬉皮士代言人杰瑞·鲁宾（JerryRubin）甚至告诫年轻人不要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
但鲁宾的这番评论主要针对的是发动越南战争及将美国年轻人送上战场的那些较为年长（和不甚可靠）的政客。
在过去数十年，我们文化中的年轻狂热症更关注的是外在的成功衡量指标，而不是战争和理想主义。
人们的价值取向从探索和自我发现转向了困难且可衡量的成就。
人们用可量化的成就，例如考高分、进入名校、获得令人称羡的工作，赚到许多钱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来定义年轻人的成功。
脸书、Snapchat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也在这场变革中推波助澜。
它们同时面向年轻人和老人贩卖焦虑。
我们很早就知道电影、杂志和电视可以塑造人的自我形象和强化社会观念，但社交媒体现在变成了最具毒性的镜子。
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执行的一项广泛调查 表明，脸书、Instagram和Snapchat等可视平台助长了年轻人相互攀比和根据外在表现评价他人的倾向。
该调查发现，Snapchat是最容易滋长焦虑、抑郁和霸凌现象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些平台为用户提供的与他人比较和获得他人认可的机会，催生了特文格所描述的危机：20多岁的年轻人正在不断将自己的外在形象——外貌、财富、地位和成功，与不可能达到的完美标准进行比较。
不幸的是，我们当中的年长之人也同样不能免俗。
··· 不少行业都在试图将老员工替换成新人。
年长之人的简历在科技公司中尤其不受欢迎。
在硅谷最成功的企业中，中层的员工最多不超过32岁，而且这并不只是少数独角兽初创公司才有的现象。
这些公司反映了一种在硅谷盛行多年的黑暗风气。
2011年，亿万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Khosla）甚至当众表示，“超过45岁的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新思想了”。
新闻记者诺姆·塞贝尔（NoamScheiber）引用旧金山整形外科医生赛斯·马塔拉索（SethMatarasso）的故事，让人们见识到了硅谷存在的年龄偏见： 马塔拉索首次在旧金山开店时，他发现自己的客户多为迟暮的中年人：曾经的校园女神、遭遇欺骗的男性/女性，打算骗婚的男性/女性等。
今天，他的整形生意远比以往更火爆。
他要接待多个年龄段的客户……马塔拉索通常会拒绝才20多岁的科技工作者。
几个月前，有一名26岁的年轻人还来找他植发，以便遮挡自己日益变秃的头皮。
罗伯特·威瑟斯（RobertWither）是一名就业顾问，他在帮助40岁以上的硅谷职业人士找工作时，会建议他们找一位专业的摄影师来处理发布在领英上的照片，好让照片上的自己看起来更年轻。
他还建议他们花点时间在潜在雇主的停车位、自助餐厅和厨房附近逗留，观察和了解人们的穿着打扮。
这样一来，50多岁的求职者通常都会将自己的西装和公文包换成连帽卫衣和背包。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律师劳丽·麦卡恩（LaurieMcCann）认为，科技公司对新创意和极端生产率的迷恋，导致雇主们很容易根据年龄得出简单粗暴的结论，比如“年长之人的工作效率没 有那么高。
他们体能不行，没法一直站着想出方案”。
她还指出，这些雇主的其他假定结论还包括，年长之人的想法和习惯都已经僵化，无法改变，或者他们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
我们必须承认，硅谷只是一个极端的商业微观世界，但这些事实也揭示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今天的中年人或者中老年人找工作更加困难了。
2016年的一项AARP调查发现，92%的年龄不低于45岁的成年人认为，职场中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年龄歧视的现象，这种现象甚至可能非常普遍。
我们很难获得各地区关于年龄歧视的数据，但从2010年加州公平就业和住房部受理的18335份就业索赔申请的数据来看，五分之一的申请人表示自己遭遇了年龄歧视。
年龄歧视的索赔申请数量超过了种族歧视、性骚扰和性取向方面的索赔。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有关年龄方向的就业投诉在加利福尼亚州占比26%，在纽约占比22%，在得克萨斯州占比21%，在伊利诺伊州占比最高，达到了37%。
乍一看，年长工作者的就业情况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
2018年，55岁以上工作者的失业率在4%左右徘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长工作者的就业率一直在增长。
但这些出现在新闻标题里的数据却掩盖了一个惨淡的事实：年长工作者失业后会更难找到工作。
就算他们重新就业，得到的薪水也往往不及上一份工作。
2015年的一项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调查强调，长期待业仍然是许多年长的求职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长期待业加上年龄歧视现象，会增加年长求职者的再就业难度。
据经济智库施瓦茨经济政策分析中心（SCEPA）的数据显示，有45%的年龄不低于55岁的求职者处于长期失业状态（至少有27周没有工作）。
他们再就业的时间更长——经过36周才能再次找到工作，而更年轻的工作者只需要26周。
更糟糕的是，这个群体重新就业后可能会遇到经济上的麻烦。
许多人只能屈从于收入更低、工时更长和福利有限的工作。
SCEPA数据表明，年长的失业者找到新工作时，通常只能拿到上一份工作75%的薪水。
50岁以上的女性在这方面的处境尤为不利。
这一点颇为令人意外，因为最近许多趋势表明，在医疗保健、服务业等行业的工作岗位增加，高学历女性比例上升等前提下，职业女性的前途应该很乐观才对。
但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萧条之后，50岁以上的女性就业前景惨淡。
在金融危机尚未爆发的2007年，不足四分之一的50岁以上 失业女性的待业时间超过了六个月。
而到了2013年，年长的失业女性在长期待业大军中占据了一半比例。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和杜兰大学最近调查发现，年长的女性在求职时容易遇到年龄歧视。
调查人员发送了4万份虚假的求职申请，其中含有一些关于求职者年龄的信息，并据此监测这些申请的回复率。
他们在衡量各种岗位的回复率时发现，年龄在49至51岁的女性求职者申请行政管理岗位的回复率比更年轻的求职者低了将近30%。
年龄超过64岁的女性求职者，回复率又要比更年轻的求职者低47%。
年长男性求职者同样处境堪忧。
劳动经济学家和SCEPA主任特里萨·盖拉杜奇（Teresai）指出，从有关工作年限的政府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个事实了。
在过去五年中，55岁以上、最多拥有高中学历的白人男性的工作年限中值已从原来的17.7年降至16.7年。
而在同一时期，其他所有群体的工作年限都出现了增长。
他们可以称为“新失业人口”。
这项覆盖面广泛的调查还发现，失业的年长工作者面临两个困境：①他们比失业年轻人更难再就业；②在他们退休之前，这种失业状态会破坏他们的财务稳定性。
该调查总结称：“因为他们找不到全职工作，年长工作者不得不做一些兼职。
还有些人越来越丧气，逐渐退出了职场，他们已经不相信自己还能找到工作。
失业引发的经济困难还会给他们的退休养老和其他储蓄账户带来致命打击。
有限的失业保险和缺乏医疗保险等福利更是让他们的困境雪上加霜”。
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令人尴尬的一面：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年龄谈退休太早，而回归职场又太晚了。
现在似乎有一大批成熟的工作者已经被踢出职场。
他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成了企业的负担。
对许多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噩梦。
人生的“障碍滑雪赛” 我在引言部分，将大器晚成者定义为比外界的预期更晚发挥出自身潜力的人，因为他们的天赋一开始并不为他人所察觉。
这里的关键字在于“预期”。
其次，他们通常是在走向自己的征途时发挥出潜能。
他们并没有咬紧牙关，努力实现父母或社会的期望。
大器晚成者有可能曾经是像宇航员斯科特·凯利过去一样颓丧的少年——他们对高中生活毫无指望，但之后偶然与某本书、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结缘，从此找到了奋斗的动力。
一个家长可能会在养育子女十年之后重返职场，发现自己落伍了十年，但也获得了更为成熟的十年智慧。
一个退休人员可能在实现童年梦想或者教育他人的过程中，找到了更深刻的人生意义。
大器晚成可能在任何年龄显露迹象，也可能在人的一生中多次出现。
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想象为“障碍滑雪赛”。
滑雪者原先都在同一起点，但比赛过程中会因为各人通过第
一、第二或第三标注旗门的速度之别，看出哪个人相对更有胜算。
由此你就可以判断出某个滑雪者究竟能否在预期时间之前到达终点。
如果我们将大器晚成的概念运用于所有年龄的情况，就可以看到社会为人们设置了一道道标注旗门——它认为人们应该在特定时间实现特定的目标。
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快通过这些标注旗门：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时，他们总能取得好成绩，在SAT考试中拿高分，然后进入一流大学，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些人很早就经过了标注旗门，提前完成了任务，实现了出人头地的目标。
人生固然不是奥运滑雪赛，但如果你不属于一流滑雪运动员，你在人生的某些标注旗门前栽了跟头，就很难再迎头赶上前面的人了。
这是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一大问题，因为它对我们许多人的人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有许多因素会减缓我们在人生早期发挥潜能的速度，其中包括滞后的生理或神经发育、幼年时期的创伤、不标准的习得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地理局限性、疾病、癖好、事业动荡——甚至仅仅是运气不好，这些都可能拖延我们的人生进度。
我们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在学校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并因此在大学和工作期间表现欠佳，这是因为我们吸收了太多关于自己学习能力的负能量。
总有人告诉我们“你根本不是学理科的料”或者“你完全没有写作天赋”。
随着我们年岁渐长，结婚生子，养育儿女，终日忙于处理其他更为紧迫的家庭琐事，不仅使我们的人生机遇受限，还影响了我们的事业发展轨迹。
其他影响我们发挥潜能的障碍包括意外事故、疾病、抑郁和癖嗜。
这些甚为普遍的周折都会延迟我们真正发挥自己天赋和实现抱负的时间，让我们陷入被社会边缘化的境地。
有许多人和我一样，能够意识到自己属于大器晚成者。
还有一些人可能模糊地感受到自己的事业还没有真正进入正轨。
我们所有人都认识一些人，在意一些人，或者爱过闯入我们人生的一些人。
这里必须记住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放弃自我，或者放弃他人，就算（特别是）社会让人生更加艰难时也不例外。
在社会为年轻有为者大唱赞歌时，有无数大器晚成者的典型已经在各个领域破土而出。
国际巨星安德烈·波切利（AndreaBocelli）34岁才开始唱歌剧；LCDSoundsystem乐队创始人詹姆斯·墨菲（JamesMurphy）35岁才推出首张专辑，这个年龄在电子舞蹈音乐领域的确算得上是老人了；美国乡村歌手露辛达·威廉姆斯（LucindaWilliams）35岁时以《砾石路上的车轮》（CarWheelsonaGravelRoad）赢得了格莱美最佳民歌专辑的奖项，这是她第五次创造的成功纪录；在《英国达人秀》中崛起的草根明星苏珊大妈（SusanBoyle），出道时已经48岁了；美国女性财富人物玛莎·斯图尔特（MarthaStewart）35岁时在朋友的地下室中创办自己的餐饮事业，42岁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食谱。
就连时尚界这种先锋行业也出现了大器晚成的传奇：瑞克·欧文斯（RickOwens）在39岁时才开始发迹；婚纱设计师王薇薇事业真正起步时已经41岁了；时装界“朋克教母”薇薇恩·韦斯特伍德（VivienneWestwood）42岁才迎来事业之春；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Abramovic）30多岁时才在艺术界找到立足之地，在54岁时因《七个简单片段》（SevenEasyPieces）这个表演作品赢得了国民知名度，59岁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因回顾展《艺术家在这里》（TheArtistIsPresent）闻名于世。
大器晚成的作家同样不乏其数，声名远扬。
恰克·帕拉尼克（ChuckPalahniuk）34岁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搏击俱乐部》（FightClub）；幽默作家大卫·赛德里（DavidSedaris）38岁出版 了自己的第一部随笔集；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39岁出版了自己的首部小说《最蓝的眼睛》（TheBluestEye），并在56岁时因《宠儿》（Beloved）获得普利策奖；珍妮特·伊万诺维奇44岁时推出了自己的畅销书“斯蒂芬妮·梅”系列；弗兰克·麦考特（FrankMcCourt）63岁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Ashes），该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奖。
在商业领域，这样的例子也并不罕见。
汤姆·西贝尔（TomSiebel）41岁成功创立了科技公司SiebelSystems，57岁时又创办了第二家公司C3；大卫·杜菲尔德（DaveDuffield）66岁时创立了PeopleSoft；加里·伯勒尔（GaryBurrell）在联合信号公司（AlliedSignal）等工程公司工作数十年后，在52岁同他人合伙创办了GPS设备制造公司Garmin；约翰·托罗德（JohnTorode）70岁时才创办了航空公司VashonAircraft；亿万富豪迪特里希·马特希茨（DietrichMateschitz）曾经担任了十年的大学滑雪教练，到40岁时才创立了能量饮料红牛品牌。
不要忘了当今最伟大的创新教主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
虽然他从根本上说并不算是大器晚成，但他的确是在45岁之后，才创立推出了iPod、iTunes、iPhone和iPad等产品。
你能想象得到——有人52岁时才开始在好莱坞走红吗？摩根·弗里曼（anFreeman）就是这种典型。
他在社区剧院和小型舞台制作公司打杂几年之后，才开始在《为戴茜小姐开车》（DrivingMissDaisy）这部电影中露面，当时他的合作搭档是81岁的杰西卡·坦迪（JessicaTandy）——她凭借此片首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
著名的电影反派角色阿伦·瑞克曼（AlanRickman）之前是一家平面设计工作室的老板，他在42岁时才因出演《虎胆龙威》中的汉斯·格鲁伯（HansGruber）初尝成名的滋味。
乔·哈姆（JonHamm）在被前经纪人雪藏后，曾在一家软核
(6)色情电影公司的艺术部门工作，36岁时才因出演《广告狂人》（MadMan）而成名。
布莱恩·克兰斯顿（BryanCranston）在童年时家庭经济拮据，44岁时才因出演电视情景喜剧《马尔柯姆的一家》（MalcolmintheMiddle）而成名。
简·林奇（JaneLynch）45岁时因参演贾德·阿帕图（JuddApatow）导演的《四十岁的老处男》（The40-Year-OldVirgin）一举成名。
在社区剧院工作了数十年的玛格·马丁戴尔（MargoMartindale），60岁时才在美国FX电视剧《火线警探》（Justified）中出镜并成名。
这些还只是一些较有名气的典型，各行各业还有许多并非家喻户晓但已经取得极高个人成就的大器晚成者。
只不过没有媒体关注他们罢了。
创造力并非年轻人的专利。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如果拥有足够的时间、经验和尝试，也能够开辟一条展现个人天分的路径。
人生道路通常崎岖坎坷，充满许多挫折和失望。
这些人生经历是大器晚成者的志向、智慧和实力的来源，这可以让他们更善于反思、考虑更加周全和更有耐心。
大器晚成者通常更富有同情心。
他们通常更擅长管理自己的情绪。
他们情商更高，协调能力更强（我会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所以，大器晚成者往往比少年得志者更善于应对逆境和挫折。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徳韦克在《终身成长》这本书中就提到，少年有成者可能很容易对其早年获得成就的方式形成一种定式思维。
他们会因为信心膨胀而停止学习和进取。
例如，少年得志的网球“坏小子”约翰·麦肯罗（JohnMcEnroe）在发现后来者超越自己的成就时，在球场上就变得越发狂暴易怒。
··· 今天的我们很可能错失人生中重要的一课：我们其实能够在任何年龄、在人生中的任何阶段创造成就。
因为社会深陷在对天赋异禀、智商过人的少年天才的狂热症之中，所以大器晚成者就很容易在此过程中逐渐被大众所屏蔽。
我认为这种新观念极其普遍，它甚至损害了我们的价值观和安全感。
对某些人来说，它可能还收紧甚至是消除了传统的成功路径。
它剥夺了我们许多人对自己的人生和命运的控制感。
我们疯狂地推崇少年有成者。
没有实现这一点的人甚至都会被视为失败者。
这实际上会埋没我们国民的天赋，扼杀我们的创造力。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所有人民都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生能够成就一番作为，事业能够二度逢春。
这本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我们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译者注：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之
一，除了政治事业外，杰斐逊同时也是农业学、园艺学、建筑学、词源学、考古 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与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又身兼作家、律师与小提琴手，也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
许多人认为他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智慧最高者。
(2) 译者注：十大联盟（BigTenConference，又可译为大十联盟），创立于1896年，是以体育为中心的美国大学联盟。
(3)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
(4) 译者注：这一代人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
由于经济大萧条和二战造成的低生育率，这一代人口量锐减。
“沉默的一代”一词在1951年《时代周刊》上首次出现，指的是在麦卡锡时期沉默的一代。
他们既传统，又拥有双重道德标准。
(5) 译者注：X世代中的X是由英文字Excluding的字母X而来，一般写作eXcluding。
它有“被排挤的世代”这个隐喻，有说法称其详细的出生时间范围为1965年1月至1976年12月间。
(6) 译者注：西方人曾把情色作品分为软核（softcore）和硬核（hardcore）两类。
软核指的是女人被攫取、被利用。
同时，软核作品只有较少的裸露和性挑逗。
第二章 残酷的智力评估谬论 作为一部由二流演员撑起的肤浅喜剧，《菜鸟大反攻》（RevengeoftheNerds）出乎意料地创造了一种轰动效应。
它的故事发生于一所虚构的亚当斯大学，这里计算机科学系的一些学生与校运动员联谊会“阿尔法贝塔”进行了一场对决，结果呢？当然是那群计算机宅男赢了。
在这部电影问世时，现实世界中的计算机网虫也开始一路高唱凯歌。
1975年，少年老成的比尔·盖茨（BillGates）才刚读完大三就从哈佛大学辍学了。
盖茨的SAT数学成绩高达800分（满分），但他对哈佛大学的教学模式心生厌倦，所以决定离开哈佛大学，和西雅图好友保罗·艾伦（PaulAllen）创办了微软（Microsoft，原名为MicroSoft）。
1986年，微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到1998年时，微软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在2017年之前，比尔·盖茨一直稳居世界首富之位。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多次采访比尔·盖茨，甚至一度与他同行五天。
那时候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古怪的习惯，坐在椅子上发言时就左摇右晃。
有些人怀疑这就是“边缘型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症状。
当时的盖茨颇有坦率敢言的少年心性，并不是后来这副谨言慎行的全球慈善家的模样。
在20世纪90年代时，盖茨将微软想象成一个IQ（智商）工厂。
他曾经告诉我:“在IQ方面，我们完胜任何人，我们可以打败甲骨文公司，打败太阳微系统
(1)，可以和高盛投资公司一较高下。
”他表示一家软件公司之所以要聚集世界一流的高智商人才，原因就在于“一名真正出色的程序员抵得上一千个资质平庸的程序员”。
他认为真正出色的程序员必然拥有最高的智商。
他的逻辑就是：高智商的软件程序员好比擅长“四十码冲刺”
(2)的橄榄球运动员。
微软不会吸收在智力上慢人一拍的程序员。
这形成了一个盛极一时的美国文化观念：世界首富是一名神童，他是认知精英集团的成员，他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数学满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精心挑选高智商的软件程序员，以此组建了世界上身价最高的公司。
你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是会影响人们的认知，让人们觉得SAT高分就是进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甚至是福布斯富豪400强榜单的敲门砖？IQ和SAT分数在我们的认知文化中的地位究竟会上升还是下降？ 好吧，这是一个技术难度堪比垒球运动的问题。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IQ最高的人得到的经济回报往往也是最高的，而且他们还会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获得这些回报——他们不必为此奋斗一生，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走上人生巅峰。
我见过许多少年得志的成功人士，我十分钦佩他们非凡的才智、职业道德和远大格局。
但他们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现象，又不免让人陷入深思。
我们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富豪来自曾经在一种标准测试中展现了99%智商的群体——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测试是他们在十七八岁时只花了几个小时参加的测试。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 1905年，有一名德裔瑞士专利申请审查员（他是一个发育滞后的人，6岁才会开口说话，25岁参加工作时注意力仍然很不集中，所以在专利局中多次无法获得升迁）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系列可能深刻影响世界的论文。
其中包括一篇博士论文，以及有关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质量与能量关系的四篇论文。
这名作者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总结了一个著名的公式E=mc2。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他通过这些论文改变了世界。
在1905年还出现了另一个系列的论文，它们也定义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这个系列论文的作者和爱因斯坦一样，也是个自学成才的门外汉，他就是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比奈于1857年出生于尼斯，他学的是律师专业。
他有一系列广泛而古怪的兴趣。
他后来成了一名神经科门诊的研究人员，终生研究人脑的工作原理。
比奈将 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运用到了大脑研究工作。
他曾经设计了一个记忆测试，检测象棋手蒙上双眼时的表现。
他还涉足催眠术，此举让他的学术名誉受到了影响。
他在巴黎还通过阅读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论文，自学了心理学这个新兴的学科。
1899年，法国通过了一项针对6至14岁孩童的义务教育法。
比奈受邀参与了一个名为“儿童心理研究自由社团”的任务，评估儿童的能力和学习状况。
他很快就发现，有些儿童在任何一项评估课程中都跟不上进度。
学校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慢热的儿童？首先，你得了解这些儿童的真实能力——他们的智力究竟有多少不足之处？于是，比奈和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西奥多·西蒙（TheodoreSimon）就在1905年设计了一项测试，评估3至13岁儿童的脑力水平。
他们以50名儿童为样本，研究了这些孩子的脑力中间值，以及聪明和迟钝的极端值。
这个评估标准就叫做比奈-西蒙量表，它被称为世界上首个智力测试量表。
我们必须记住关于比奈本人及其1905年测试的一个事实：他将这个测试视为一个时间段的参考。
这种测试可以反映一名儿童的智力与同龄人相比处于哪个水平——它只能反映某一时段的情况。
比奈从来没有声明或者暗示过，这个仅用于3至13岁儿童的IQ测试可以反映受试者一生的智力水平。
IQ测试的推行和SAT的广泛运用 1999年，新闻记者尼古拉斯·里恩曼（NicholasLemann，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退休院长）撰写了《美国式“高考”：标准化考试与美国社会的贤能政治》（TheBigTest:TheSecretHistoryoftheAmericanMeritocracy）一书，研究了SAT考试的起源，以及它同IQ测试的直接关联。
里恩曼表示，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心理学家刘易斯·特尔曼（LewisTerman）将考试视为20世纪初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工具。
里恩曼在该书中指出： 刘易斯·特尔曼认为IQ测试是一个十分重大且广泛适用的科学突破。
他相信这种方法可以快速而神奇地衡量出人类大脑的先天能力，他认为这种准生物学的素质是现代人的重要属性。
特尔曼不遗余力地倡导人们广泛使用IQ测试，并以此对学生进行评估，进而对学生进行分类和因材施教。
特尔曼将IQ测试修订成斯坦福-比奈测试，他相信这种测试可以逐代提高人口素质。
但他的这种信念种下了一个恶果。
这个恶果就是优生学观念，它认为拥有良好素质（例如高智商）的人可以将这种优势遗传给下一代。
而素质不良（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认为所有非北欧人都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不应该生育后代。
拥有“残缺”素质的人，例如精神残疾者就应该绝育。
在特尔曼将比奈的智力测试修订为斯坦福-比奈IQ测试的20年后，特尔曼与他人联合创立了人类改良基金会（HumanBettermentFoundation）——它倡导针对“劣等”民族的绝育政策。
不幸的是，当时这些观念甚为普遍，地位牢固不可动摇。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特尔曼对心理学的积极贡献。
1917年，美国加入世界第一次大战时，有170万士兵接受了斯坦福-比奈测试。
这个做法的目的是快速识别出士兵的脑力，以便判断他们最适合执行哪种任务。
测试中的高分者被送到了军事情报和军官培训机构，而低分者就被送到战壕中。
而英国则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筛选机制，出身名门的战士被送到军事情报和军官培训机构，穷人和劳动阶级的子弟只能去前线的战壕。
特尔曼为美国士兵执行的测试不但更有效果，而且似乎也更公平，没有太多特权等级色彩。
特尔曼的IQ测试大获成功。
美军因此在战争中受益，自然更是大力推崇这种做法。
即使是以20世纪初的标准来看，特尔曼采纳的优生学观念依旧祸害无穷。
他在1916年的著作《智力评估》（TheMeasurementofIntelligence）中写道：“边缘型智力不全……在西班牙裔印度人、西南部墨西哥家庭和黑人群体中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他们的迟钝似乎是种族性特征，或者至少是家庭血统固有的属性……应该将这个群体的孩子隔离成独立的班级……他们无法掌握抽象的知识，但可以将其塑造成高效的工人……从优生学角度来看，他们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通常生殖能力都很强。
”这些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话现在看来真是不堪入目。
不幸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IQ测试领域的顶尖研究者都和优生学运动脱不了关系。
1926年，心理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Brigham）接过特尔曼的火炬，为美军开发了普林斯顿大学的SAT测试；如果说特尔曼是优先学的狂热倡导者，那么布里格姆至少算是优生学的积极支持者。
几年后，他就改变了自己对这个测试的看法。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这个测试在一百年后演变成了让美国人持续为之困扰的SAT考试，可能就会十分痛恨自己创造了这种东西。
··· 布里格姆在1922年的著作《美国智力研究》（AStudyofAmericanIntelligence）面世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布里格姆和刘易斯·特尔曼和其他知名的美国IQ研究人员一样，接纳了种族主义思想。
他在该书中使用了这些令人尴尬的措辞：“我们的数据……反而倾向于反驳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这个普遍看法。
”他不无恶意地哀叹当时美国涌入了大量移民，尤其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暗肤移民。
他写道：“美国人的智力正在下降，随着人种混合的范围越发广泛，这种下降趋势还会不断加剧。
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所揭示的一个简单而又令人不快的事实。
” 很不幸，这就是当时盛行的观念。
布里格姆的事业丝毫没有受到他这些言论的影响。
（真正让他事业受到损害的却是他采纳的相反观点，稍后再讨论这一点。
）相反，他还因此被捧上了IQ研究的神坛。
美国准备改进其在一战中的智力测试时，还将布里格姆与斯坦福－比奈测试创立者刘易斯·特尔曼、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LeeThorndike）一同纳入了潜在参与人员的名单。
布里格姆对原来的美军智商测试的改良，受到了军队的欢迎。
布里格 姆将其改进的测试称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AptitudeTest），简称SAT。
1926年，他毫不费力地让SAT变成了更冗长和更实用版本的IQ测试。
在美国采纳SAT之后，布里格姆这名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在学术界声名大振，各大学也纷纷引进了SAT。
西点军校（陆军）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在1930年最先采纳了SAT，随后引进的是耶鲁大学，不久美国东北部的多数大学也相继跟风。
虽然SAT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这个测试问世两年之后，布里格姆开始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他不再那么笃信——SAT能够衡量出人脑天生的智力水平，他更确定SAT衡量的是儿童或青少年表现出来的智商。
1928年，他受邀向一群优生学家发表演讲，并在此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1929年，他在著作中写道：“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越深，就越确信心理学家罪孽深重。
我觉得我们应该停止所有这类测试，不要再讨论它们的衡量结果……这样才有可能将颅相学推向新的阶段。
”1934年，在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测试称为“光荣的谬论”： 这个国家在十五或三十年前经历的测试运动产生了科学史上最令人瞩目的谬论，这种测试是在不考虑培训或教育的条件下，简单地衡量人的天生智力。
我希望今后再也不会有人相信这些测试。
这些测试分数实际上是教育、家庭背景、英语熟练程度及其他一切相关或无关因素合成的产物。
所谓“天生的智力”的假设根本就不成立。
但“天生的智力”这个论点根本就没有被完全推翻。
它实际上才刚刚获得发展。
有两名哈佛大学的变革者为挽回SAT的声誉，将它推向了更高的地位。
这场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酵。
从1929年10月至1932年7月，美国股市下跌了86个百分点，失业率高达25%，表情空洞、排队领取救济食品的市民成了大萧条时期的经典画面。
资本主义制度似乎不灵光了。
但美国那些吃老本的富人（20年代依靠炒股和债券发家的百万富翁）是相对较少受到影响的群体。
他们当中许多人仍然住着豪宅，有佣人伺候，在私人俱乐部和奢华游艇中纵情享乐。
这引起了哈佛大学新任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BryantConant）的注意，他十分痛恨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现象。
这 位校长并非东海岸富豪家庭出身，他父亲是一位经营照相凸版印刷店的商人。
虽然他自己学业出众，但在哈佛大学的富人圈中还是感觉低人一等。
就算他在1933年已经成了哈佛大学校长，却还是不能解开这个心结。
在看到哈佛大学的富家子弟过着奢侈的生活之后，他感到万分不快。
正如里恩曼所言：“哈佛大学的富家子弟过着根本就不像大学生的生活。
在四分之一的美国工薪阶层都处于失业和绝望状态的情况下，这些有钱的学生还住着私人公寓，享受管家和女佣服侍，在波士顿地区的‘黄金海岸’度假，参加波士顿上流名媛的聚会，经常旷课，快到期末时才在特殊的辅导班露脸，临时抱抱佛脚，避免考试挂科。
” 见此情景，科南特决心重振哈佛大学校风。
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来取代财富和贵族政治这种天然社会等级呢？科南特信奉的是一种不同的贵族政治：知识分子的贵族政治。
这种思想并不新颖，他只是借用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观念。
这种思想在中国已经得到实践并且大获成功。
在公元6世纪，中国政府的高官，也就是士大夫阶层，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仕途。
美国其实也具备这种思想根源。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就曾经主张实行一种不论出身门第，以“品德”来选拔人才的贵族政治。
杰斐逊还是一位发明家兼思想家，他提出了一个称为“人才测量仪”的策略，能够衡量人的品德。
他在著作中写道：“我希望这种评估体系能够适用于每一个人，让大家都能够德才配位。
” 阶级仇恨让这位哈佛大学的校长心生冲动，但道德正义感又让他心存克制。
科南特找到了副校长亨利·琼西（HenryChauncey）。
亨利·琼西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纽约贵族家庭。
在琼西出生那一年，他们家已经穷困到要靠一名牧师接济才能维持生活。
因为琼西负担不起哈佛大学的学费，所以就选择进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
当时这所大学的心理学非常有名。
琼西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他后来有幸得到一名捐赠者赞助的奖学金。
由此，他转入了哈佛大学，并在此继续研究心理学及智力测量这个分支学科。
詹姆斯·科南特和亨利·琼西这两名哈佛大学的变革者，将SAT作为武器对抗懒惰的贵族阶层。
他们的举措就是将SAT变成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存在。
科南特和琼西的声名并没有受到优生学运动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优生学家不同，并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基础。
科南特尤其确信IQ测试对美国国防来说至关重要。
1940年，他被提名为国防研究委员会委员。
他在1941年成为美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席，并在1945年主导了“曼哈顿计划”，开发原子弹。
科南特甚至于1945年7月16日，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执行的“三位一体”实验，目睹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情景。
科南特与卡尔·布里格姆这位具有反犹太人倾向的SAT发明者不同，他认为逃避纳粹迫害而迁入美国的犹太难民为“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希特勒病毒性的排犹主义和纳粹政策，迫使一些顶尖的德国物理学家逃离德国，投入了美国人的怀抱。
美国人其实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受益者。
但科南特后来又认为，美国可能也未必是幸运的。
因此，他开始极力主张向每位美国儿童推行IQ测试，确保国家能够提早识别出那些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穷人家庭和农村地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并为其提供支持。
他认为，美国的国防和生存，有赖于IQ测试的运用。
此时，SAT的广泛运用势不可当。
它迅速对美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盟校仍然偏爱来自东北部精英家庭和预科学校的学生。
到20世纪60年代，考试得高分的犹太人和小镇子弟开始涌入常春藤学校。
非裔美国人、美籍华人、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也接踵而至。
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SAT取代老式贵族门第，成为美国精英大学招生的官方把关人。
在SAT考试地位日益上升的过程中，SAT预备课程也随之而来。
令人惊讶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时，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大部分市值并非来自报纸业务本身，而是来自其旗下的SAT预备考试机构卡普兰考试服务（KaplanTestingServices）。
在此过程中，SAT也引起了不少重大的争议，其中包括高分考生是否可以延期参加朝鲜战争，以及有关卡尔·布里格姆观点的问题，即SAT是否对穷人及少数民族群体构成了歧视等。
最后，向这种迷恋智力测试和考试的热潮泼来冷水的人，恰恰是刘易斯·特尔曼本人，他正是这场运动最早的支持者之
一。
如果为了考试而考试，考试的意义何在 今天，智力、天资或个性类型的测试几乎无孔不入地渗入美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实在很难想象美国曾经并不存在这类衡量方法。
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可能是机敏或迟钝的、聪明或慢热的、才华横溢或单调乏味的，但之前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将他们划分为三六九等。
刘易斯·特尔曼的斯坦福-比奈测试却迈出了这一步——它还是测试天资和后天才学的先导。
今天在美国，几乎没有多少人不曾参加过一次IQ测试、个性测试，或者像高中的SAT或ACT一样的教育测试，以及在大学时的GRE、MCAT或LSAT
(3)考试。
这些测试既是刘易斯·特尔曼创造的斯坦福-比奈测试的衍生物，又是他不懈地针对国民执行标准化测试，并向包括行政部门在内的重要国家机构推行测试的结果。
特尔曼不仅仅是一位IQ倡导者，他还是一位重要的研究人员。
1921年，他着手展开了特尔曼资优研究（TermanStudyoftheGifted）。
这是一项至今还在进行的追踪研究，主要探索资优儿童长大成人的过程和特征。
他在助理团队的协助下，面向加州公立中小学寻找1000名天赋过人的孩子，并对他们展开了研究。
最后，他们找到了1500多名出生于1900—1925年的学生，其中男生数量略多于女生，多数为白人，且几乎都来自中等或上流家庭。
数十年过去了，这些受试样本在其富有创造力的时期接受了各种主题的资优测试，后来的趋势逐渐明朗——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只是拥有较高的IQ罢了。
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确取得了成就，包括出现了一批大学教授，但总体来看，他们和那些当初没有什么天资的同龄人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直到他们行将就木时，这项跟踪调查结果还是没变化。
其中多数人的后半生也不过是家庭主妇，或者从事“像警察、海员、打字员和档案管理员一样平凡”的职业。
虽然特尔曼依旧认为智力可以遗传，但他后来还是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了：“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看到智力和成就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密切关联。
” 然而，优生学之说的落幕和斯坦福-比奈IQ测试在预测天才方面的失败，都无法抑制美国人对智力测试的热情。
1951年时，仅有8万名学生参加了SAT考试；到2015年时，这个数据上升至170万。
在21世纪，SAT已经变成了官方认证的考试，被全世界无数大学所采纳。
SAT考试的激增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即人们需要及时地处理SAT考试激增所带来的后勤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以机器取代考官，对选择题进行评分。
虽然作文部分还是需要人工打分，但SAT考试的其余部分全部丧失了那种微妙的主观色彩，成了一种严格的机械流程。
因为IQ测试及SAT和ACT等其他“天赋”衡量指标背后的理论存在谬误，所以这些测试的结果通常也与预期存在出入。
1975年，有两名科学家在不同地方展开了独立研究，明确指出这类衡量方法存在功能失调的问题。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
T.坎贝尔（DonaldT.Campbell）阐述了所谓的“坎贝尔定律”，他宣称：“在社会决策制定过程中使用越多定量社会指标，就越有可能导致决策过程走向堕落，越有可能导致它扭曲和恶化其原本打算监测的社会过程。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越是将SAT及其同类置于高位，就越有可能破坏和扭曲对应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也提出了自己的“古德哈特定律”：“一项指标若成为既定的目标，该目标的追求者就可能不惜一切代价来强化这一指标，进而导致该指标丧失其原本具有的信息价值。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定律：当获得高分变成一个衡量方法的目标时，那么该衡量方法也就失效了。
更简单粗暴地说就是：任何接受衡量和奖励的事物都会被人利用。
这两个统计学方面的事实指出了一个有违常理的结果。
这两个定律都预言，我们对考试，尤其是对考高分的迷恋，会破坏考试潜在的预测性效力。
像SAT这种针对人的长期表现的考试，原本意在评估学生在多年学习和发展过程中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
如果大家的关注点不是多年的学习与发展过程，而是考试本身，那么考试就不再具有它原来的量化评估作用了。
它变成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一种检测人们能否在一定时间内答完多项选择题的考试。
古德哈特定律已经清楚地指出，我们越重视考试结果的物质激励，就越会有人想方设法地寻找捷径和漏洞，或者偷偷对考试做手脚。
这样，拥有经济优势，能够请家教和参加大量备考课程的人，当 然就更容易拿到高分。
用这种恶劣和有失公平的方法来决定十六七岁少年的未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人们对各种类型指标的人格测试疯狂迷恋 另一项起源于同一个时代的资优测试是现在甚为流行的商业人格测试，也就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TypeIndicator，简称MBTI）。
它用感觉、直觉、情感和思维四个维度来定义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并据此判断人的偏好。
1917年，美国心理学家凯恩琳·库克·布里格斯（KatharineCookBriggs）注意到女儿的男友及对方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显著的个性差异。
主要靠自学的布里格斯阅读了大量名人传记，逐渐摸索出了一个“四种性格理论”。
1923年，她阅读瑞士传奇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Jung）的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Types），学习了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之后突然茅塞顿开，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理论。
她很快就发表了有关其理论基础知识的文章。
到20世纪20年代末，布里格斯的女儿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IsabelBriggsMyers）也加入了她的工作。
迈尔斯这位作家不但帮母亲编撰了她的“人格类型测量表”，还在其1929年创作的一部获奖悬疑小说中推广了这个理论。
迈尔斯曾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名优等生，当时她给一位著名的管理咨询师爱德华·海（EdwardHay）当学徒，掌握了测试、统计分析和数据验证的技巧——这些技能在她协助母亲开发测试的过程中派上了大用场。
这对母女在1944年推出了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她们希望这项成果可以为那些替离开战场的丈夫出征的女兵带来帮助。
这个指标的商业特征受到了企业的欢迎——不到十年，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就成了HR（人事）招聘职业人士采用的标准工具。
1962年，负责执行SAT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人员注意到了迈尔斯编写的手册。
心理学界从来没有承认过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批评者认为这个指标具有主观性，存有用户偏见，缺乏可证伪性。
研究人员安妮·墨菲·保罗（AnnieMurphyPaul）认为它是一个“不负责任且不切实际的哲学行为”，畅销社会科学书作家亚当·格兰特（AdamGrant）声称，“要说准确性的话，如果你把占星术放在一端，把心脏监护器放在另一端，那么MBTI就处于这两者中间的位置”。
但这个列出了93个问题和4个维度的指标，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格测试方法。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类典型工具的使用（更不要说还有许多其他类似方法）让美国人陷入了一种测试狂热症。
在孩子们还没上学时，人们就对他们进行IQ测试，并根据孩子们在测试结果中表现出的天资，将其安排到接受跟踪的班级。
他们的SAT或ACT成绩，甚至是GPA（平均分数），越发决定了他们将进入哪所大学。
在他们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中，还会面临针对求职岗位的个性和倾向方面的测试。
根据一系列参数指标（甚至是单项指标）对人进行分类和分级的做法，不但在学校很普遍，在企业中也同样很常见。
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钟形曲线
(4)对员工进行排兵布阵的方法在通用电气、微软等企业内部很流行。
通用电气CEO兼董事长杰克·韦尔奇（JackWelch）甚至曾经公开表态，表示每年要淘汰10%的落后员工。
测试和评级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客观和存在数学依据的错觉。
在充满争议的职场中，公司可以根据这种看似客观，似乎无可辩驳的方法，拒绝提升员工的职位或者为其涨薪。
所以，这种考评方式似乎与企业主的需求不谋而合。
包括谷歌在内的某些公司已经正式取缔了基于评级的招聘和升职系统。
它们设计了基于逻辑的谜题和数字游戏，将其作为标准化的考核方法，以衡量用GPA和SAT也能考查出来的员工能力。
因此，许多求职者和评论者声称，这种考核方式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虽然这些公司看起来像是想办好事，但还是无法摆脱对粗暴考评体系的依赖。
尽管IQ测试、SAT、ACT和类似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人格测试受到非议或者被证实缺乏根据，人们还是对这些测试乐此不疲——甚至可以说是热情高涨。
在21世纪，SAT和ACT这两种标准化的大学招生考试，对美国高中生及其家长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成功也催生出了一波其他的人格测试，例如“五大人格测试”“九型人格指标”“DISC
(5)个性测试”。
就在刘易斯·特尔曼、卡尔·布里格姆和爱德华·李·桑代克正致力于量化个人的潜能之时，另一股强大的趋势也开始在美国成形。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商业领域及教育界大行其道 这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技术，并以此连接了世界。
它让那些富有远见的领袖成了该技术的第一代新贵，让远离这项技术网络的辛勤劳动者梦想破灭。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开始成倍增长。
农村的无产劳动者涌进城市，导致城市疾病蔓延，犯罪率上升。
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爆发出了愤怒的情绪。
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美国梦只是一个神话。
我在这里提到的技术就是19世纪晚期出现的铁路。
19世纪90年代通常被人称为“镀金时代”，因为这个时期的铁路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豪宅和游艇。
但这个年代也出现了1894—1897年的经济萧条，这是美国当时遭遇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
（不过，它造成的影响不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 在这个残酷的经济萧条时期（1894—1897年）和之后的年代，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在寻找更好的方法来扼制企业的贪婪、崩溃的经济及其产生的社会弊病。
大众不满情绪高涨，产生了历史学家所称的“进步运动”。
（“进步”一词在今天代表被民主党议员柯瑞·布克和伊丽莎白·沃伦推广的自由左翼思想，但在19世纪90年代，它代表针对从经济到企业行为、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各个领域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
）在政治层面上，进步主义否定了欧洲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事实上，它具有政治两党性色彩，并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支持。
进步主义是一种用意良好的思想，它推动了许多社会所需的改革，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工人安全、反垄断法规和妇女投票权方面卓有成效。
它对教育和商业管理也产生了深刻但令人喜忧参半的影响。
在商业领域，进步主义强行施加了一种苛严的统一标准，忽略了人的个性，让人们变成了机器上的零件。
我们可以通过该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的著作了解其中经过。
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则》（ThePrinciplesofScientifcManagement）这本书中写道：“过去，大家以人为本；未来，制度才是第一位。
”他这个简单而富有吸引力的思想核心就是， 管理者可以通过识别无故浪费时间的工人并将其解雇，提高工厂车间的工作效率。
因此，管理者应该注意观察、记录、衡量和分析工人的行为。
这样车间工人就不敢再消极怠工，也没有人会装模作样和偷懒闲混了。
泰勒希望将复杂的工艺流程分解为精细的重复性步骤，这样就可以提高工人做事的效率。
实行这种泰勒主义自然就需要管理者掌握对工人和作业流程的绝对控制权。
泰勒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工人的救星，因为效率更高的工人可以领到更多薪水。
泰勒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头十年达到了顶峰，他的理论也在亨利·福特（HenryFord）的汽车装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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