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
第一章 山雨欲来
我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于６０年代切首次相识，其时他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已有几年之久。
他已离职，确切地说是“让”他离职的。
他同妻子加琳娜和小女儿住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
因为我当时年纪很轻，觉得他已经相当老了。
因而他的活泼好动、精力充沛，他那种感情迸发和为正义事业一往无前地投入战斗的能力就愈发使我感到惊讶。
他的住处摆满了书籍、手稿、杂志、文件。
这些东西放在书架上、桌子上、椅子上，或者堆放在地板上。
斯涅戈夫在那个时期研究的是我国和共产党历史上的尖锐问题，他干着今天称之为消灭“空白点”的工作。
二十二大已经开过，斯大林的尸体已经移出陵墓，但没敢挪得太远，就在近旁的克里姆林宫墙下安葬了。
这种两重性随处可见。
全国刚刚开始对我国历史上的斯大林时期有所认识，“个人崇拜”这个词组念起来还有些拗口。
几年前，还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词组呢。
为了对３０年代的事件进行初步分析而成立波斯佩洛克那个专案组时，父亲第一次说出 “个人崇拜”这几个字。
自然就开始查找经典作家原著中有没有什么切中时弊的论述，而且当然是找到了相应的语录。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地点在别墅。
给父亲送来一个装文件的公文包，他从中取出一个薄薄的银灰色文件夹，里面是经典作家的语录。
父亲让我给他朗读马克思关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危险性及不能容许个人崇拜的思想。
我从标题开始读：“卡尔·马克思论个人文化。
”当时对这个错误①嘲笑了一番，可要是仔细想想，这个印刷错误就没有什么可笑的了：因为要想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是需要许多年的时间的。
当时斯涅戈夫的话就使我惊讶不已，他论证说，并不存在斯大林的个别错误和谬见，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那罪恶政策的结果。
这些骇人听闻的现象发生在３０年代并非偶然。
斯涅戈夫说，其根源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革命事件中。
斯涅戈夫不但抨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而且抨击了整个被奉为经典的历史。
斯涅戈夫撰写了几篇历史方面的文章，其中论及斯大林对列宁１９１７年夏天出庭问题的立场，也论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悲剧性的擅自行动——那是１９２０年战争中红军在波兰遭到失败的原因之
一。
要是在今天，这些材料就会归类存放起来。
可在当时它们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斯大林主义分子千方百计不让这些研究材料问世。
站在斯涅戈夫对立面紧紧抱成一团的，是以我们的主要思想象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伊利切夫为首的一些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
是他们写了被斯涅戈夫批得体无完肤的“历史”，斯涅戈夫指责他们在伪造历史。
斯涅戈夫在同保守分子的斗争中只能指望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支持，他 ①俄文中“崇拜”（культ）与“文化”（культура）词形相近。
（本书脚注除注明出处者 外，均为译者所加。
） 对这两人的正直毫不怀疑。
通过正式途径见到高层领导人很困难，他又信不
过赫鲁晓夫的那些助手，至于在赫鲁晓夫班子中管意识形态问题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他干脆认为那是苏斯洛夫的人，隐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斯涅戈夫通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找到了我。
谢尔戈论职业是历史学者，同斯涅戈夫见过几次面，并把他的文章转交给米高扬，但事情毫无进展。
有一天，谢尔戈建议我去斯涅戈夫家，并答应让我见识一下此人所拥有的关于斯大林的一些独一无二的材料。
我当然是欣然从命了。
来开门的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消瘦、十分敏捷的人，目光犀利而严峻。
他看上去年岁不小了，但浓密的黑发只是微微有些斑白。
主人请我们进他的书房，茶端上来了。
斯涅戈夫一下子给我们讲了大量关于斯大林及其方法、关于当代斯大林主义分子的信息。
他反复强调一点：斯大林主义并未摧垮，二十大仅仅是个开端，前面有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等待着我们的不仅仅是胜利。
斯涅戈夫也谈了自己的身世。
他（当时叫阿廖沙）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命运使他东奔西走。
他就是在那几年起先见到米高扬，后来又在乌克兰见到默默无闻的赫鲁晓夫的。
父亲当时在斯涅戈夫手下工作。
后来的生活使他们各分东西。
父亲青云直上。
斯涅戈夫的升迁则慢多了。
１９３７年来临了。
当时任州委书记的斯涅戈夫受到迫害，他受尽了地狱般审讯的种种磨难，却一个人也没有供出来。
最后被判 了２５年徒刑，他便从赫鲁晓夫的生活中、也从米高扬的生活中消失了。
沦陷期间，法西斯分子把他的母亲当成积极的共产党员的母亲活活烧死。
而斯涅戈夫却作为人民的敌人和外国间谍关在劳改营里受苦受难。
战争结束了，然而这对他的命运丝毫没有影响。
１９５３年到了……斯大林３月去世，贝利亚一心夺权。
斯涅戈夫跟贝利亚十分熟悉。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他俩曾在外高加索共过事。
后来也曾有过在一起工作的经历。
但他俩从未亲近过：两人彼此都没有好感。
斯涅戈夫了解贝利亚的许多情况，其中包括贝利亚认为最好不去回忆的事情。
他也知道贝利亚内战时期替木沙瓦特分子干事的经历，并记得此人在格鲁吉亚飞黄腾达的血腥历史，没有忘记“历史学家”贝利亚那本完全颠倒外高加索革命历史的书。
斯涅戈夫尽管掌握这类情况，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１９５３年贝利亚被捕。
准备进行审讯，侦查机关四处寻找证人。
证人已几乎绝迹。
能够讲出犯人过去情况的人寥寥无几。
这时才想起了斯涅戈夫。
在劳改营里找到了他，火速送到莫斯科。
受害者与刽子手在法庭上又见面了……审判结束。
贝利亚被处决了。
然而原告方面的证人后来的遭遇却很不寻常。
新任苏联总检察长是斯涅戈夫过去的好友罗曼·安德列耶维奇·鲁坚科。
囚犯斯涅戈夫被押送到检察院，两人相见了。
鲁坚科在谈话中老是避重就轻，不过末了他目光闪烁地问斯涅戈夫，他可以替斯涅戈夫做点什么。
据斯涅戈夫说，他听了此话只是惊讶地抬起了头。
于是鲁坚科便向他解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斯涅戈夫已被判刑，谁也没有取消这一判决。
他还得回劳改营服刑。
最后鲁坚科向斯涅戈夫提出在释放前替他保存笔记。
斯涅戈夫一时竟目瞪口呆……他交出了自己的笔记，鲁坚科把笔记藏进自己私人的保险柜。
囚犯斯涅戈夫的日记就这样在总检察长的保险柜里放了两年多。
他本人呢……去继续服刑。
他在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差点被刑事犯杀死。
时间仿佛停顿了。
监狱外传来的消息很少，真想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啊。
为什么不释放他们呢？难道仍然是一切照旧吗？终于盼来了１９５６年。
２月，举行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
父亲决定请在斯大林大清洗后幸存下来的老共产党员作为来宾参加大会。
助手向他呈阅名单时，父亲突然想起了斯涅戈夫。
谁也不敢告诉他斯涅戈夫还在继续服１９３７年所判的刑。
下面赶快四处寻找。
于是从监狱里把缺衣少食、胡子拉茬的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直接送到莫斯科。
当下把囚衣换成质地上乘的西服，发给一张进克里姆林宫的邀请券。
至于尚未服满的刑期，当然再没有人想起了……大会闭幕后，父亲一直注视着斯涅戈夫①。
在打破旧体制的过程中，他对象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或者奥丽加·格里戈里耶芙娜·沙图诺夫斯卡娅这样的人寄予厚望。
他需要有志同道合者。
沙图诺夫斯卡娅出狱后被派往党的监察委员会搞平反工作，斯涅戈夫则被派往内务部当“政委”，然而保守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终于以体面的借口精简掉了斯涅戈夫所担任的职务，他本人则“因年龄和健康的原因”“光荣退休”。
此刻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喝着茶。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讲得愈来愈起劲，愈来愈激动。
不断地回忆、论证和解释着。
他要我们相信赫鲁晓夫如今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只有根小一批年轻的党中央机关干部在支持他。
对手可比这多得多，这些人在经历了二十大引起的休克后已经清醒过来，只待伺机反扑。
斯涅戈夫说苏斯洛夫和他那个鼓动宣传班子是主要的敌人。
用他的话说，正是这些人在阻挠非斯大林化的进程，他们以协调一致为借口瓦解批判斯大林方法的尝试，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犯下的罪行。
任何新事物、进步事物的一点点萌芽，都让这些阅历“丰富”的“园丁”们那颇有经验的双手拔得一干二净。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尝试被无情地中断。
斯涅戈夫对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都表示不满，责怪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自由主义，行动迟缓。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认为，父亲是“不务正业”。
斯涅戈夫说：“他干吗要去管工业和农业上的各种问题？一个人又不可能包办一切。
应该干的不是种玉米，而是同主要的敌人，即斯大林主义及其在我们心脏中——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部深深扎根的追随者进行斗争，不然的话，旧体制就会摧垮赫鲁晓夫。
中央委员会里必须有一个正直的原则性强 ①实际上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在父亲亲自过问下，从监禁地回到莫斯科的时间要早得多。
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里相见，斯涅戈夫还积极参加了为无辜判罪者恢复名誉的艰巨工作。
他未必会忘记自己 被释放的日期。
很可能是他觉得这样来叙述往事更富有戏剧性。
我没有纠正他叙述中的不确切之处。
—— 作者 的人，一个能够进行整顿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要赋予他特殊的权力。
“如果能在中央委员会获胜，那么往后的前进步伐就会加快，并可保证 不定回头路。
赫鲁晓夫身边能够让机关来个大换班的人几乎没有。
大多数人只是在口头上拥护他，实际上却为任何创举设置障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只相信米高扬一个人。
他认为赫鲁晓夫就应该让米高扬来对中央机关进行清洗。
” 斯涅戈夫请我向父亲转交一封要求接见并有重要问题相告的信。
我有些犹豫。
从前也有人拿着类似的申诉信来找我。
我转交给父亲时，他必定要剋我一顿，并且说这类申诉信应当交到中央 办公厅，那儿知道该怎么处理。
无论怎么犹豫，我毕竟还是同意了：斯涅戈夫又不是一般的告状者，他是在为共同的事业感到焦虑。
我从那天起就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交上了朋友，每次见面，斯涅戈夫都介绍一则又一则详情，并且援引事实，说明赫鲁晓夫本人、更重要的是他奉行的政策正在受到愈来愈强烈的反对。
过了一段时间。
信写好了。
我找了个机会把信交给父亲，并且简要他讲了讲我所知道的情况。
他不知为什么对来自老同志的消息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两句斯涅戈夫的极端主义，信也不拆就往口袋里一塞。
父亲不久接见了斯涅戈夫，但当我问起谈话后有何感想时他却不大耐烦，他说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许多事情夸大了，许多问题他根本不明白。
也许斯涅戈夫的话里有正确的成分吧，但照父亲看来，他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对，言过其实，至于那些担心嘛，更是毫无根据。
父亲不愿把谈话继续下去，此后我们再未涉及这个问题。
我去找斯涅戈夫。
他感到绝望，火冒三丈。
据他说，父亲什么也不明白，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
斯涅戈夫给他介绍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情况以及背着他进行的阴谋活动。
希望他理智和警惕，提醒他注意所面临的斯大林主义卷土重来的危险，父亲听了只是一笑置之，还说斯涅戈夫想象力太丰富，所以才有草木皆兵的感觉。
赫鲁晓夫对他说，在中央委员会任职的都是些襟怀坦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人。
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彻底忠于思想，怀疑他们搞阴谋、追求一己私利，特别是怀疑他们热衷于党代表大会所谴责的斯大林主义，都是不对的。
不要算旧帐，那样会引起新的暴力仇恨浪潮——这就是父亲对斯涅戈夫呼吁进行侦查和惩办刽子手的反应。
至于斯涅戈夫要说服他把日常的经济工作交给专家去做、自己专管党的政策的根本问题，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还说没有比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更重要的问题了，而且他认为解决这些日常问题就是自己的主要任务。
他不同意把米高扬调到中央来，借口是各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事儿。
“他简直是个睁眼瞎。
”斯涅戈夫末了说。
谈话不欢而散。
在见父亲之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已经见过米高扬，可在那里也是一无所获。
总之，她感到绝望。
我不知不觉也受了斯涅戈夫情绪的感染：我感到必须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我开始为我们的国家（不必隐瞒，也为我自己）提心吊胆起来，觉得周围全是一帮阴谋家。
走出斯涅戈夫的家就一切都变了。
生活照常进行，而且很美好，这是年 轻人所特有的对生活的看法。
周围都是一些可爱而友好的面孔，善良而诚实的笑容，同那满是书籍文件的住宅里作出的预言丝毫吻合不上。
我去斯涅戈夫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
再说在见过父亲后他也对我没有什么兴趣了。
现在我对他的斗争已经帮不了什么忙。
我很快就把所担心的事情置诸脑后……与此同时，生活仍在继续。
１９６４年新年即将来临。
这一年对父亲说来具有纪念意义：他即将满７０周岁，同时，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也将近１０周年。
为庆贺新年，在刚刚竣工的克里姆林会议宫顶层的大厅里举行了招待会。
凡是曾经去过会议宫的人都很了解这个大厅：每到休息时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直奔设在那里的小吃部。
最近几年，在这个大厅里而不在家中与家人一起迎新年，已成为父亲的惯例。
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主席团委员和党中央负责干部、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工作人员、军事将领、先进生产者、作家、导演、演员、诗人、剧作家、画家、飞机和火箭设计师、外交官。
大厅角落的高处竖着一棵五彩缤纷的大枞树。
招待会搞得豪华气派，人们频频举杯，舞兴甚浓。
客人们到了后半夜才纷纷回家与亲人一起“继续欢度”除夕之夜。
有些人喜欢这个新办法：可以在这里结识新朋友，进行有趣的谈话，建立必要的联系。
有些人却不以为然：新年是家庭的喜庆活动。
话虽这么说，倒是人人都去，一个不落。
父亲在这里觉得自己是个殷勤的主人。
这一年应邀前来的客人中有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
１９５７年那次中央全会后他又当了几天部长会议主席，然而当“反党集团”成员分别派往遥远的城市时，他的退职就已经定好了。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谢皮洛夫等人陆续退休并返回莫斯科来。
布尔加宁也回来了。
他孑然一身。
老朋友中很少有人敢跟他来往。
父亲想见他，于是就给这位下台总理发出了参加新年招待会的请柬。
我相信父亲的动机决不是想见一见吃了败仗的对手，七十将至，他愈来愈多地想起年轻时代，怀念故旧。
他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系密切：赫鲁晓夫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布尔加宁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
他俩同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一幢楼房的五层，门对门。
甚至在那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沉闷时期，他俩也常常避过旁人的耳目到对方家中小坐，呷两口茶或是来上一杯白兰地……在那次难忘的新年晚会上，父亲热情地迎接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而人拥抱，同从前一样，并且……分手了，这次是永远地分别。
晚会结束了，枞树上的彩灯熄灭，音乐止息，父亲又投入日常的紧张工作。
情况远非尽如人意。
必须找到出路，找到那条唯一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启动经济机制的“线索”。
然而事情千头万绪，纷乱如麻，问题一大堆……父亲明白（当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旧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单纯指靠工人阶级的热情、“赶超美国”的口号都已经毫无效果，也不可能有效果。
他拼命探索一种能够保证经济机制在无需上面反复敲打的情况下顺利运行的经济模式。
却仍然没有实际结果。
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离开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就一事无成。
每个新的步骤不仅碰到各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暗地里的反对，而且要克服自己内心的反抗。
市场、竞争、利润可都是早在２０年代就批得体无完肤的， 当时宣称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怎么能够跨越这道障碍呢？……但是又不能原地踏步，需要找出“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的办法。
较为生疏的新思想传播起来十分困难。
父亲支持哈尔科夫的经济学家利 别尔曼，赞成胡坚科任场长的哈萨克国营农场所进行的试验。
当时他脑子里形成了经济改革的轮廓，甚至作出了主要的原则性决定。
这次他一反常态，并不急于求成，他想反复验证那些给未来经济奠定基础的原则。
因为一旦犯错误，没有时间去纠正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线希望。
父亲也注意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
同铁托的多次谈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仔细地了解南斯拉夫朋友的经验，却下不了决心在我们国家推广。
思想家们异口同声地一再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纯，资本主义味道甚浓。
人们对他说，南斯拉夫道路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
父亲试图在我们今天称之为行政命令体制的结构范围内探寻把国民经济从接二连三的失败中拯救出来的办法。
这个体制的逻辑就是要求在各个级别、各个环节对生产进行干预，要求不仅对每个工厂或农庄，而且对每个车间、生产队、车床进行严密的监视。
为了使这个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把州党委和区党委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
用行政命令办法抓经济，其实质就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中，直到区一级机关中，都应当是一些事无巨细亲自处理的人。
这样一来，机关里的专家愈来愈多，而工作却干得愈来愈糟。
结果是机关变得十分臃肿。
父亲所陈述的意图很简单：国民经济变得异常复杂，州委或区委书记、他的班子已经不可能既是工业专家，又是农业专家。
就是说应当成立起两个平行的机关。
总之，同克雷洛夫那篇著名寓言里说的一样：只消把坐位换一换，就一切都上轨道了。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根本不应干预经济事务的思想，当时尚未成熟。
说实话，压根儿没往这儿想过。
我听父亲讲过这些想法。
看来它们早已在酝酿之中了。
那年夏天，他在离利瓦季亚不远的克里木新别墅里休养。
用白砂石砌成的房屋里凉爽宜人，可父亲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海滨浴场的帆布凉篷下度过的，很少呆在室内。
他在海边看邮件，同来访者交谈，其中有来自莫斯科的官员，有住在附近疗养院的客人——设计师、学者、作家。
凉篷下就装有政府专线电话。
父亲往往就在这里、在比海滩稍高处搭建的一间木结构小棚屋中过夜。
记得有一天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在父亲这儿作客，好象还有波利扬斯基。
他们在邻近的别墅里休养，照父亲的说法是来“串门儿”的。
大家分别坐在海边的藤椅上。
从容地谈论国是。
然后下海游泳。
顺便说说，父亲游泳不行，要借助一个很象自行车胎的红色橡胶救生圈。
关于把州委一分为二的谈话早在水中就开始了，上岸后，父亲继续讲自己的想法。
最后他不作声了。
大家马上异口同声地对他表示热烈支持。
“主意很不错。
得马上贯彻，”——这是我当时的印象。
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显得特别兴奋。
我不知为什么不大喜欢这个计划，不过按照老规矩，我不敢参与长辈的谈话。
他们更了解实际情况。
我要是不同意，那就说明我的想法不对。
不久，中央全会一致同意对党的机关进行改组，而且这个想法开始付诸实施了。
然而希望注定无法兑现：经济并未好转，新出现的双重领导反而加重了混乱。
此外，改组的结果使机关又膨胀了。
这个决定引起各级党和经济 领导人极大的不满。
这是父亲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改组。
但正确的解决办法始终没有找到…… 是啊，事情不顺利，于是父亲亲自去解决这个那个问题，他下工厂，去田间，哪儿也不想落下，什么都要亲自过问，却总是顾此失彼。
尽管如此，这几年还是许多方面都有起色：住宅建设铺开了，开垦了荒地，垦荒明显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开始发展重化工。
外交领域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十大提出的关于防止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的论点宣布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也使无限膨胀的军队得以缩减，并进而发展到裁军。
苏美军事力量保持均势问题的解决，也对缓和起了促进的作用。
多年以来，我国领导人始终生活在恶梦中：美国轰炸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苏联进行核打击而不会遭到任何报复。
如今导弹一出现，两个大国都处在平等的地位。
结果是开辟了裁减兵力的可能性。
苏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几乎裁减了一半。
父亲提出的任务是争取再多裁一些，以便腾出人力和资金来发展国民经济。
服现役的年限缩短了。
年轻人返回家园，经济得到了一批生力军。
这些步骤引起了将军们的不满，他们觉得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和特权。
他们不愿意就此罢休。
但是父亲坚定不移。
他摸透了军界人士的脾气，却不打算跟着这些不大高明的军国主义者的指挥棒转。
他认为将来只应保持相互遏制的最低限度兵力，而且父亲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导弹热正是方兴未艾，而他已经十分认真地提出了让许多导弹工厂转产民用品的问题。
新的作法使同美国开始裁减核武器谈判成为可能。
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的签订是一大成绩。
对父亲的最后一个推动力是在新地岛进行的超级氢弹爆炸。
它的极其有害的后果被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诸国记录下来。
很清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到了应当考虑如何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时候。
国内生活也有重大起色。
二十大所开始的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过程必然转变为我国整个体制、整个社会结构的民主化。
起草新宪法的问题提出来了。
事情进展缓慢，很不顺利，但毕竟在进展中。
父亲异常操心的是权力问题，权力的继承，如何建立不让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更不许滥用权力的社会保证与国家保证。
关键问题之一是劳动人民代表的选举。
父亲建议取消只提一个候选人的现行制度，同时提几个候选人，以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出一名最好的；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代表对选民的实实在在的依从关系。
为了证明现行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他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女作家万达·利沃芙娜·华西列夫斯卡娅①为例，父亲高度评价她的创作和社会活动。
她经常来我们家作客。
亲密的关系从战争时期保持至今。
１９３９年，万达·利沃芙娜这位资产阶级波兰著名国务活动家的女儿投奔已经收复的利沃夫，把自己的命运同我国永远地联结在一起。
战争期间，她同丈夫、著名剧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①一起经常下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弧形地带 ①万·利·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波兰、苏联作家。
作品有《水上歌声》（1940—1951）、《虹》 （1942）等。
①亚·叶·考涅楚克（1905—1972）苏联乌克兰剧作家、国务活动家。
作品有《前线》（1942）、《在第 见过父亲。
然而作为代表她……什么也没做过。
而且最令人注意的是，乌克兰当局担心出现不愉快的事情，每次选举都把她放到一个离上次选区远一些的新选区去。
那里的选民对于她这个代表还不了解…… “哪有这么办事的！”父亲表示愤慨。
“这叫什么代表！随便塞个人来就让你选！” 然而他未能改变漏洞百出的选举制度。
没有时间了。
在起草新宪法的过程中，也曾讨论过确定这样一种苏维埃工作程序，使之能够切切实实地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生活进行监督的问题。
提出了使之具有更大权威和充分权力的任务。
新宪法的一种文本中曾经考虑到使苏维埃向按照西方国家议会惯例不间断地工作过渡的可能性问题。
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
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
把担任领导工作的任期缩短到两至三届的思想已经成熟。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适用于党务工作人员的这样的决定。
现在只需把决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家机关并在新宪法中作出明文规定。
可是一下子就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任满两届后的工作人员上哪儿去？他能够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应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直接以美国为榜样。
他在两次访问这个国家之后，尽管没有完全抛开“敌人的形象”，毕竟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大洋彼岸的经验和试用这些经验了。
诚然，他在公开场合从未讲过可以借鉴国家结构体系中的优点。
只是在自己人中间偶尔很谨慎地提及。
但是，如果说父亲的其他许多新措施，不管是否赞成，机关毕竟都贯彻了，虽然有时也不满地嘟囔两句，那么这一次他可捅了马蜂窝。
区级以上的领导层一片恐慌。
岂止是出现了一批不满者，简直是形成了一个非同小可的渴望采取积极行动的反对派。
取消机关工作人员的斯大林赋予的许多特权，这一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
在这方面，二十大以后马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取消所谓的“红包”，即定期给一定级别的官员发放的免税的补助金。
不过秘密报告引起的恐惧使官僚们一时麻木了，看来，因此“减薪”才没有引起多大的痛苦。
大家实在是吓坏了，对夜间抓人记忆犹新，所以才没有勇气来进行抵制。
不过休克很快过去了，机关明白如今谁也不会有被处决、被捕或者被流放的危险了。
官僚们愈来愈有把握地感到自己是决定性力量、局势的主宰者。
接二连三的提议都是光打雷不下雨。
关于取消内部供应商店和削减专用小车的建议本应由中央专门任命的小组来起草和执行。
该小组组长最初是当时任中央第二书记的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钦科。
小组开过会，讨论过，建议过，推翻过和明确过，却……什么也没有决定。
父亲着急，一再催促。
人们要他相信，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
拿出一些文件给他看。
他暂时放心了，于是一切又依然如故。
基里钦科下台后，又换了几位组长，最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以后，小组即不复存在。
父亲得以办成的唯一一件事，是稍稍缩小了专用小车的停车场。
当然，通过取消特权来确立社会公正更多地具有道义性质，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它。
满足对商品的需求只有通过生产数量充足和质地优 聂伯河上空》（1960）、《怀念在心》（1969）等。
195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
良的商品才能做到，而不能靠对财富的再分配。
这些决定使那些有可能失去特权的人怀恨在心。
而且相当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是他们本人，还有他们的妻子。
这一切在赫鲁晓夫倒 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父亲精简国家机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部里精简下来的官员调到国 营农场、委员会和其他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新单位。
可想而知，这些措施也丝毫不会增加官僚们对父亲的好感。
今天，对于父亲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平常关系议论甚多。
显然，对这个现象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只是斗胆提出几点看法。
二十大的结果使社会生活、文学和艺术急剧地活跃起来。
新的名字、新的作品纷纷涌现。
人们开始大声谈论昨天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权威”摇摇欲坠。
这时才发现政权本身并未作好接受变化的准备。
事态的发展令它感到突然：如此“老实”听话的创作知识分子居然失去控制，拒绝听从习以为常的上头的吆喝。
这一新现象使许多人感到惊恐，而惊恐则产生了对策。
父亲从未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专家，象在农业、工业或者建筑业方面一样。
官方的思想界由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把持着。
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对立的双方都来找父亲告状：作家寄来被书刊检查机关否定的作品，而“思想家们”只要“缰绳”稍一放松，就异口同声地危言耸听，说什么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从裴多菲俱乐部开始，以绞刑架和动枪杆结束的。
只要“缰绳”一放松，我国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这种警告有其正确的一面。
因为没有经济作后盾的扩大政治自由，很容易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父亲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在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没有下决心迈出打算实行的那一步。
下野之前的最后那几年因为他同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发生过激烈冲突而蒙上一层阴影。
他同那些实质上同他站在一个营垒的人展开了斗争，这特别令人遗憾。
其实，应当说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导演的。
有人对父亲作了很长时间的工作，终于让他相信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染源”已经毒化了我国创作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思想。
必须挽救他们。
否则他们就会毁掉自己，并给我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众所周知，只要放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无孔不入。
有人精心选择好时机，挑动赫鲁晓夫去发表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使他同那些昨天还是他的最热烈的支持者的人闹翻。
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营。
除了这一切不幸之外，又加上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麻烦。
欧洲的风暴刚刚止息，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刚刚稳定下来，又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策源地。
这次是同中国发生分歧。
对于最终导致武装冲突的对抗的起因和后果进行分析，那是专家们的事情。
我只是想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父亲独自承担了冲突的全部责任。
有人以为这并非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而是两国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一意孤行的表现，有人则是故意把事情说成这样。
为了彻底明白这种看法怎样站不住脚，是需要许多年时间的。
问题的担子十分沉重，而年近七十愈来愈感到精力不济。
父亲回家时疲惫不堪。
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走上两圈，吃过晚饭，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五颜六色的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那份工作。
他就在这里、在饭厅的桌前阅读，或者到二楼的卧室里去。
尽管家里有书房，他却从来没有利用 过。
通常都要工作到深夜。
早上九点钟，他总是已经端坐在办公室里。
由于无休止地阅读，眼睛疼痛，他愈来愈多地请助手或者我们这些做孩 子的给他大声朗读。
那些年，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给父亲规定了缩短的工作日，额外增加了两星期的休假。
决定成了一纸空文，工作不仅占去整个工作日，而且占去了全部业余时间。
额外的假期他倒是利用了：若是到皮聪达、克里米亚或是比亚沃维扎密林区去该有多好，哪怕稍微脱离一下老一套生活方式。
父 亲在那儿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带根本性的问题。
他当下就把自己的结论和建议以致中央的报告的形式写出来。
父亲经常利用休养中的空闲时间开会，或者同学者和设计师谈话。
我还记得许多人在皮聪达开会讨论航空业、导弹制造业、化工的发展道路的情形。
父亲十分清楚他的精力已经耗尽，而且即将来临的７０寿辰也标志着一定的界限。
他愈来愈经常和执拗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
愈来愈多地想到退休。
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谈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说着玩儿，有时则挺认真。
他在同中央主席团的同事们谈话时也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
应该让路了。
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机会。
”据我的记忆，这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典型说法。
他说这话时笑容满面，而周围的人都打着哈哈，把他的话当玩笑。
但是他在这一年，同青年会见时第一次公开说起退休的事儿。
他的讲话刊登在各家报纸上。
这番话里隐含着重要的意图吗？我想，父亲确实打算退下来了。
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即将临近的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把那当成自己最后的界线。
他的话在家里不会引起异议，工作上的同事却激烈地表示反对了。
“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气色很好嘛！您精力也比年轻人充沛！”人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
我认为很难说他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老是有新的想法，新的计划。
他想把这些东西一一付诸实施之后再退。
然而无论关于退休的想法有多么认真，父亲对自己的接班人却时时刻刻牵挂着。
权力继承问题在最近这几年一直困扰着他。
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
老是定不下来，他想找到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他终于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
此人愈来愈受到父亲的信任，尽管免不了发生冲突和尖锐的争吵。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科兹洛夫患了重病——中风。
在他稍稍恢复知觉，从医院里回到别墅时，父亲曾去看望他。
那是个星期天，父亲象往常一样把我带上。
从前科兹洛夫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两家彼此都很熟悉。
科兹洛夫的别墅离得不远，刚过乌斯宾斯基就到了。
汽车经过千篇一律的绿色院门，停在正门门口。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的妻子，还有其他人。
我们进了屋。
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睡的床放在房间中央，这是为了便于护士走到病人跟前。
靠墙的小桌上放着药品、消毒器和针管。
科兹洛夫半躺着，身下掖着枕头，脸色苍白，略带黄色。
我们进去时他认出了父亲，试图挪动身子、张口讲话，但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
叫人看了心里难受。
父亲在他床边站了一会儿，设法让他振作起来，按照自己的方式打趣说，科兹洛夫在休息，装病。
该康复起来去上班了。
我们道别之后来到隔壁的房间。
医生们都在这里。
他们向我们说明，弗罗拉·罗曼诺维奇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
“能工作吗？”父亲问道。
医生的判决是一致的：绝对不行，他会瘫痪。
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发作，导致死亡。
科兹洛夫是指靠不上了……父亲记住了医生关于神经紧张可能置病人于死地的警告。
因此在下一次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谈到科兹洛夫的命运时，父亲建议尽管弗罗尔·罗曼诺维奇有病，还是让他留任主席团委员。
没有人表示反对。
但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以后又修改了这一决定，让科兹洛夫退休。
医生的话真灵验。
他经不起这个折腾，不久就去世了。
科兹洛夫这一病不起，使父亲面临着更加尖锐的问题，现在不光牵涉到今后谁来接班，而且还有眼下中央第二书记的人选问题。
答案一直没有找到。
无人可以商量。
于是这些令人苦恼的疑虑、一吐为快的内心需要，大概就成了我有幸深入到极其神圣的政治家“厨房”、成为父亲深思熟虑的见证人的来由吧。
父亲是个精力充沛、容易着迷的人，这种类型的人都喜欢十分高兴地同任何人详细讨论自己所热衷的某种想法。
家里我们碰上了一大堆有关用于住宅的预制板制造的术语，我们很了解装配式钢筋混凝土和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的优缺点，我们知道转炉炼钢比马丁炉炼钢强多少倍，不仅懂得玉米的栽培特点，还懂得谷子、小麦、蔬菜，葡萄，水果等的栽培特点，我们为可以用塑料代替金属而欣喜若狂，我们注视着水翼船的进展，还了解其他许多情况。
因为我参与了国防工作，父亲还同我讨论有关飞机、导弹、坦克的问题。
但他同我们说话时从不涉及人事问题。
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绝对禁谈的话题。
甚至在１９５７年６月，当时矛盾已经以剑拔弩张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和以后的中央全会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我们也只能从间接的征兆猜测究竟出了什么事。
消息是从别处得来的。
至于说向父亲提问题，那根本不可能，答案早就知道，说法也是老一套：“别多管闲事，别添乱了。
”所以，当我问起科兹洛夫①的事，父亲突然说起他闷在心里的疑虑时，我简直目瞪口呆了。
那是１９６３年深秋在别墅里的事情。
晚上我们出去走走。
我们在路灯的灯光下沿着从院门到住处的柏油路散步，父亲冷不丁他说起了主席团内部的情况。
据我记忆所及，他对科兹洛夫不能重返工作岗位甚感惋惜。
用他的话来说，他对弗罗尔·罗曼诺维奇期望甚殷：此人在地方上干过，曾独当一面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若指掌。
父亲认为没有谁可以代替，而他自己又已到了考虑退休的时候了。
精力不如先前，也应该给年轻人让路了。
“我拉套拉到二十三大就告老退休，”这是他当时的话。
接下来他说自己老了，其余的主席团委员都是到了退休年龄的老爷爷。
年轻人几乎没有。
父亲是４５岁那年当上政治局委员的。
这是干大事的最佳年龄：精力充沛，来日方长。
人到了６０岁就不想将来的事情了。
抱抱孙子倒正是时候。
①弗·罗·科兹洛夫（1908—196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
曾任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 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9S7—1964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他为接替科兹洛夫的人选绞尽了脑汁。
因为又要懂得国民经济，又要懂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人。
很想找个年轻一点的人。
起初父亲对谢列平抱了很大的希望。
他看来是最佳人选：年纪轻，经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
诚然，对经济工作知之甚少。
为此建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
那里有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丰富的革命传统。
经过这样的锻炼后即可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
谢列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
他觉得挺委屈：他认为把中央书记的官僚交椅换成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的职位是降职。
“真可惜，看来是我对他估计过高，”父亲叹息道。
“也许这倒是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出错。
本想让他在列宁格勒呆上几年，成为熟手，就可以推荐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
现在他就当官僚当下去了。
不了解生活。
不。
谢列平不合适，尽管很可惜。
他是主席团里最年轻的一位。
” 记得父亲当时不作声了，沉思起来，后来才又继续谈论可能接替科兹洛夫的人。
其中谈到波德戈尔内。
尼古拉·维克托罗维 奇·波德戈尔内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既懂经济，又能与人共事。
在乌克兰有很好的表现。
他经验丰富，但眼界不够开阔。
调到中央后始终处理不好交给他的食品工业方面的问题。
总之，照父亲的意见，他也不适合担任此职。
说到这里，他谈到勃列日涅夫，说此人经验丰富，懂经济，也了解人。
但父亲认为，他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受自己情绪的左右。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他的鼻子走。
战前他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时，当地俏皮话专家送了他一个绰号，叫“芭蕾舞女演员”。
意思是谁想怎么摆弄他都可以。
而这个岗位上却需要有一个意志坚强、别人体想把他引上邪路的人。
科兹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可见勃列日涅夫也不行。
父亲不作声了。
这次谈话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我们又在通往住处的那条柏油路上徘徊良久，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
看来，父亲在脑子里反复掂量着可出任中央第二书记的几个人选。
我却因这一意外的开诚布公感到抑郁。
我当时想，既然父亲不得不就这些问题跟我讲心里话，那就可见他有多么苦恼和孤独了。
从前不曾有过这种情况。
从前这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谈到人事这个禁谈的题目。
父亲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类话题上来。
他的这些心里话我自然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
尽管父亲没有提醒过我，我并不需要类似的提醒。
这样，当我得知仍然打算让勃列日涅夫当中央第二书记时，我的惊讶就不难想象了。
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不过我也没有向父亲提出什么问题…… 我本人对列昂尼德·伊里奇①倒满有好感。
他脸上老是挂着友善的笑容。
一张口就是一段趣闻。
我对他酷爱多米诺骨牌倒是 觉得有点奇怪：这种癖好同我心目中的国务活动家形象太不协调了。
然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好象一点也不为这种可以引以为荣的推荐感到高兴。
他不大情愿，但是又只得服从。
新的职位赋予他很大的权力，但是……默默无闻。
这是在分支机构很多 ①指勃列日涅夫。
的党的机体内部的紧张工作。
要起草决定，同各州委协调一致，密切注视部队里的工作和……对失败负责。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性格、他天生的爱好更适于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体面的职务。
这儿的一切他都很喜欢：总统、国王和大使举行的宴会，检阅仪仗队、早宴、午宴、晚宴、看戏。
授勋、颁奖也很惬意。
周围都是笑容可掬的面孔，握手，亲吻。
受奖者的讲话洋溢着由衷的感谢和爱戴之情。
国事访问——又是检阅仪仗队、宴会、记者招待会、微笑、握手、干杯。
他喜欢抛头露面，出人头地，喜欢在报纸、杂志、新闻纪录片中一睹自己的风采。
如今这一切都必然要失去了。
往后是极其繁重的工作，是责任的重担，必须作出许许多多可能带来巨大的、有时很难预料的后果的决定。
这一切勃列日涅夫都不喜欢，他对任命有意见，但是别说拒绝，连表示不满的话都张不开口。
他只是对给予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保证绝不辜负对他的信任。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例行的中央全会开幕了。
这是最后一次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召开的全会。
中心议题又是农业。
父亲在顽强地探索如何使国家摆脱困境，摸索致富的途径。
不能说他没有探索过能够发挥生产者的主动精神、提高劳动效率的管理经济新方法。
这些问题曾在会议和报刊上讨论过，也搞过试验。
不过可惜他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求冶金、机械制造、化工和农艺方面的具体方案上了，而且这些方案必须象魔杖一挥似地解决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全会上，由农业部长Π．Π．沃洛夫钦科作报告。
曾几何时， 这位农场场长官运亨通，竟一跃而为部长。
他在不久前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一炮打响，他介绍了他领导的农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某些建议。
父亲便抓住不放。
父亲认为我们在农业上的挫折的原因之
一，是领导人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活生生的现实。
他以为上来一个活跃在田间地头的人就可以使情况有个根本的改变。
沃洛夫钦科就这样当上了农业部长。
然而奇迹并未出现。
此刻他正在作报告，题目就很花哨：《论通过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综合机械化及推广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以尽快提高农业产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集约化》。
看来，连题目都是面面俱到的…… 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应邀参加全会，其中有党务工作者、各部工作人员、农业专家、学者。
实际上这已不是中央全会，而是全苏会议了。
近来父亲采取了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的作法，在会上详细讨论某些经济问题。
这个办法远非人人都喜欢。
机关干部认为，这样一来降低了全会的威望，使全会的意义减色。
不过没有人公开讲出“谋反”的想法。
父亲那种力求亲自深入考虑问题、弄清事情本质的愿望给他的工作作风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有时这种作风带来积极的效果。
他的干预对工作推动很大，例如火箭制造业就是如此。
不过往往也有适得其反的意外之事，例如李森科的事情。
关于我父亲生涯中这一并不光彩的篇章，我只想讲讲我亲眼所见的情况。
５０年代初，我对李森科和遗传学问题的了解，只限于中学课本和科普书 上的内容：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①把那些唯心主义伪学者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些人不去解决我国农业的重大问题，却 “摆弄”什么果蝇。
现在我们则走的是米丘林的正确道路。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当年我对这类问题兴趣不大。
１９５６年４月我在《真理报》看到两则用大号字排印的短消息大为吃惊，它们刊登在不常登短讯的第二版右上角。
第一则消息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因洛巴诺夫同志调任他职，免去他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由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茨凯维奇接任该职。
这位副主席原来专管农业工作。
稍稍靠下是另外一则消息。
我全文照引如下：“苏联部长会议消息。
苏联部长会议同意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
任命帕维罗·帕甫洛维奇·洛巴诺夫同志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消息到此为止。
并无调任其他职务和别的字样。
这样的行文别说是５０年代，就是今天也隐含着完全失去一切地位的意思。
消息没有放在最后一版的右下角，却放在不寻常的位置，还有铅字的大小，这些都说明赋予消息一定的意义，说明这不是职务变动，而是政策的改变。
我感到愕然，等父亲下班刚进家门，我就赶快问他是怎么回事。
说话的细节我自然已不记得了，不过他答复的大致意思是说，李森科卷入不好的事情（当时“镇压”一词还不通用），对他的论点的正确性已有许多学者表示异议。
因此“上边”决定对他的无限权力加以限制。
应当由较为客观的人来当指挥。
李森科嘛，就让他干工作，在学术争论中去证明自己的正确好了。
父亲对于李森科和遗传学家之间争论的实质不甚了了，我想，他不大思考这个问题。
应当说，当时父亲和我的心目中“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框框是牢牢地扣在了“遗传学”这个字眼上的。
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骂人话。
李森科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并不屈服。
他在等待时机，拼命加强自己的地位，在中央委员会和农业部招兵买马，拉支持者。
他干起这事来十分在行。
父亲的农业助手安德列·斯捷潘诺维奇·舍夫钦科及后来成为中央书记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波利亚科夫都让他“拉了过去”，成了他的热烈支持者，而且一有合适机会，他们就替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说好话。
众所周知，父亲认为解决粮食和种子问题的途径之一是推广玉米。
我不打算涉及“玉米问题”，我只是想说，任何一项好创举只要毫无节制，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败坏明智的想法的声誉，有时甚至无法挽回。
今天，任何为玉米辩护的论据已经对非本行的读者不起作用。
众所周知，玉米的王国在美国。
美国人喜欢种植玉米，也善于种植。
父亲知道这个情况，派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代表团远涉重洋去开开窍，学习先进经验。
他们返国后向父亲详细汇报了所了解到的一切情况，其中也谈到杂交种子产量最高。
当时就下令火速到美国采购杂交种子并在我国开展这方面的平行研究。
李森科那伙人坐不住了。
因为杂交玉米的成功就是一条对他们的对手有 ①指李森科。
利的论据。
他们决定小心地来摸一摸赫鲁晓夫的底。
“我对你们的理论争论不感兴趣，”父亲回答说，“杂交种子在美国取 得了好收成。
这些种子也可以为我们服务，至于理论嘛，让学者们去研究好了。
” 仗打败了，但李森科不肯投降。
他在等待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突然出现了。
列宁格勒州苏维埃主席斯米尔诺夫本人是农艺师出身，他访问奥地利归来。
当时的出国旅行还很稀罕，父亲便饶有兴趣地询问访问印象、新技术和“世界上的新奇事儿”。
斯米尔诺夫十分着迷地介绍说，奥地利人的秧苗是连同一立方土以及腐殖质与泥炭 的混合物一起栽种的。
这个过程可以实行机械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主要的是秧苗不会遭受病虫害，产量也提高了。
父亲以他所特有的热情开始在我国“推动”来自外国的主张。
这场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不知是舍夫钦科还是波利亚科夫找他来了。
那是个星期天，见面地点在别墅，他们经常来看看父亲栽种的东西，顺便也办自己的事情。
在田间讨论着各种问题时，客人仿佛是不经意地向父亲诉苦说，简直把我们的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给忘了。
魏斯曼和摩尔根分子压得他抬不起头，妨碍他的工作。
他们自己什么也提不出来，却拿这位对农业实践贡献甚多的真正学者出气。
他们看不见也不想看见自己的东西，只承认外国来的东西。
那些泥炭腐殖质营养钵就是最新的例子，大家都对它赞不绝口，承认它很起作用，可前两天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来了，讲了好多有趣的事情。
他对如何提高产量和如何提高产乳量都有很好的建议。
顺便说说，他带来了一篇有趣的文章。
牢骚满腹。
原来他几年前就建议在蔬菜种植中推广泥炭腐殖质营养钵。
他找过好多单位。
到处碰壁。
还取笑他。
可同样的想法从国外一来，大家全都当宝贝。
我们看不起自己的科学家。
我们全都拼命跟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屁股后面跑。
老是大家一窝蜂地都搞果蝇，至于如何提高产量、让老百姓吃饱，他们并不操心。
客人从公文包里取出那篇文章的单行本，交给父亲。
上面确确实实谈的是泥炭腐殖质营养钵，从照片上看这些营养钵同奥地利的一模一样。
缺口打开了。
父亲不满地嘟囔了几句关于我们崇洋媚外和必须支持苏联科学家的话，并且当下吩咐给李森科提供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保证他不会受到不公正的攻击。
“争论归争论，”他最后说，“但是大家都应该有进行工作的条件。
”要的就是这个。
余下来就是技术问题了。
吹嘘合意的指示和阻挠不合口味的最坚决的指示，机关干起这种事情来可说是得心应手。
李森科不是立即，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所失去的地位。
他给中央写报告，保证快出成果，他又成了各次会议上的职业演说家。
他在党中央农业部的支持者们善于掩盖失误。
可只要这位冒险主义者有一句话得到证实，那就受到没完没了的吹捧。
一有了成绩就争先恐后地向父亲报告。
至于表示怀疑的声音，那根本听不见，更不用说批评的话了。
对李森科一伙有利的时机很快就出现了。
事情很小，可它生动地说明，任何小事只要好好“加工”和善于“呈送”，它可能具有怎样的心理效果。
两位院士——齐钦①和李森科，开始争论谁的小麦产量高。
父亲一贯对育种工作有兴趣，他对新品种的主要数据倒背如流，十分高兴地视察种子试验站，认识许多育种专家——小麦、向日葵、马铃薯新品种的发明人。
他对此事也兴趣甚浓，甚至把两位院士请到别墅来作客。
争论双方都援引了大量论据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谁是谁非无法分清。
于是父亲决定略施小计，建议来个竞赛。
离我们的别墅不远，在莫斯科河对岸有一块地。
父亲主动找农庄主席谈判，让对方把土地拨给两位竞争者种一季庄稼，由父亲作保。
每个人种自己的那一半，运用自认为必需的农业技术，让收成来说明谁是谁非。
就这么定下来了。
把地翻耕了，施了肥，播上种。
每到休假日，只要天气暖和，父亲就当划手，我们坐在小船上。
父亲喜欢这样划船游玩。
从我家别墅所在的乌索夫到试验田所在地伊利英斯科耶并不远：路程需要４０分钟左右。
父亲的小船后面，远远地跟着卫兵的船，卫队长坐在船头，警惕地注视着周 围的动静。
值班的卫兵保持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因为父亲不让他们靠近，有点粗鲁地叫他们回到原处： “你们紧跟着我转悠干吗？是用鼻子嗅吗？离得远点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 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登上左岸。
李森科或者齐钦照例已在田间等候。
附近的小丘上是莫斯科州党委的疗养院“伊利英斯科耶”。
莫斯科州党组织的领导人在这里度过休假日。
父亲１９４９年从基辅回到莫斯科后，习惯在游玩时到疗养院去，在那儿拉上一帮人，大家一起在田间边走边讨论工作，或是就象父亲所说的那样“取笑逗乐”。
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仍然没有丢掉这个习惯。
总之，参观试验田的人有时很多。
自然，大家都关心究竟谁胜谁负。
起初从种种迹象看来齐钦领先：他那半边的庄稼长得又厚又绿。
可这时李森科夺得了心理上的胜利。
一个星期天，父亲照例来到田间，他给李森科来了个激将法： “齐钦的小麦可长得好一些。
”李森科默不作声地在小麦地里走着，开始在自己这半边，然后又到对手那边。
他连根拔起几株小麦，仔细看了看，表示不能同意。
他声称他会取得原来保证的收成，齐钦则将一无所获，因为麦苗营养过剩，就是说，不会结籽。
秋天，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于是李森科在父亲的心目中威信大增。
当然，这只是我所记得的一些片段，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片段：事实上，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
这时李森科可以对自己的敌方下手了。
不时可以听到关于唯心主义的魏斯曼分子压制学者的抱怨。
愈来愈坚决地强调指出李森科的成绩和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毫无成果。
于是父亲投入战斗，去捍卫“真正”的学者。
李森科便重新成了具有无限权力的人。
应当说，随着父亲对李森科的正确性的信念日益加强，我却正好相反，日益对此产生怀疑了。
学术性刊物上东一篇西一篇的文章描述了遗传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发表了遗传信息载体——基因的实 ①尼·瓦·齐钦（1898—1980）苏联植物学家和育种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
有农 作物远缘杂交方面的著作。
验结果。
我感到困惑不解：既然这一理论引用了纯属物质的对象，怎么会被
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呢？ 我曾几次在父亲面前提起这个话题。
但时机错过了，他已对李森科确信不疑，不需要我的论据了。
不仅不需要我的论据。
库尔恰托夫①、拉夫连季耶夫②、卡皮察③三位院士和其他人都试图说服他。
然而这些努力均未奏效。
一方面，“农业专家们”一致拥护李森科，并保证快出成果。
他们已经看见过，亲手摸过并请赫鲁晓夫本人看过这些成果。
照父亲看来，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农业的门外汉：数学家，物理学家。
他不愿考虑这些人的论据。
记得有一次我到克里姆林宫参加招待会，正好同拉夫连季耶夫院士站在一起。
当时我已经明白了谁的意见对，谁是在撒谎。
我已经毫不怀疑。
我可说是一心投入战斗。
我既知道拉夫连季耶夫的观点，也知道父亲对他有多么敬重。
他俩早在基辅就认识，而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成立后，父亲对拉夫连季耶夫更是倍加赞赏。
我认定自己找到了同盟者，于是谈话中为了抛砖引玉，泛泛地提到真正遗传学如何正确，李森科的观点又是如何错误。
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拉夫连季耶夫看了我一眼，似乎我成了拨弄是非的人，他喃喃他说： “我已经不管这事了。
”说完就走开了。
我象遭了雷击似地呆立不动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读到生物学家饶勒斯·梅德韦杰夫的书，该书记述了（如今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李森科如何发迹和生物科学如何被断送的全部经过。
这本用打字机打印的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小图书馆的书架上。
我读完全书后，不禁毛骨悚然。
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父亲擦亮眼睛，认清真相，使他兔受羞辱。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论据，寻找无可辩驳的理由，等待合适的时机。
我有几次都是用仿佛无可争议的前提开始谈话的：“你干吗往里掺和？让学者们自己去研究吧，况且已经得出的结果证明基因确实存在，已经有人看见基因了。
”可是毫无效果。
父亲阴沉着脸，大为光火，“顶撞”我说：“你是个工程师，这方面一窍不通。
别人一怂恿，你就跟个八哥似地人云亦云。
那些专家，懂行的人，说法可正好相反。
”他的论据中也有自己的逻辑，因此我更感到难过。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理解他。
他在其他科技领域都赞成竞赛的精神。
设计师们提出各自的方案，互不相让，只有最终结果才能说明他们的正确与否。
可父亲在这方面不知为什么坚定不移，他最后一条驳不倒的论据就是指责对方是唯心主义，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渗透的说法。
①伊·瓦·库尔恰托夫（1902/03—1960）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能科技工作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欧洲第一座核反应堆（1946），制造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1949）、世界第一颗热核 炸弹（1953），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1954）。
②米·亚·拉夫连季耶夫（1900—1980）苏联数学家、力学家。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创始人，第一任 院长。
在函数论、微分方程论、连续介质力学和应用物理方面创立了新的流派。
③彼·列·卡皮察（1894—）苏联物理学家，低温物理学和强磁场物理学奠基人之
一。
苏联科学院物理问 题研究所组建者和第一任所长。
发现液态氮的超流动性（1938）。
研制出利用涡轮冷气发动机使气体液化 的方法。
他经常要碰到去中央反映问题的学者。
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必须由他最后决定支持某一方并且拨出不少财力物力来实施某个方案。
他最讨厌盲目地作决定，通常都是在学者中找一个其客观态度完全信得过的人。
他最怕成为某些人达到一种目的、即使是纯科学目的的工具。
他在学者中间物色了很久。
最终选中了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
他们最初的密切交往始于１９５６年４月访问英国期间。
尤其是在往返途中的巡洋舰上接触最多。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身上，学者的知识同国务活动家的睿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他所感兴趣的不仅是同原子能的军用及和平利用有关的问题，而且还有似乎同他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哲学、生物学、宇宙学。
当时，１９５６年，他在英国原子能研究中心哈鲁埃尔发表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他第一次谈到苏联所进行的研究。
从前这些材料可是绝对保密的。
院士那一脸又宽又密的黑色胡须同样引起英国人的注意。
在那我们两国刚刚重新开始接近的遥远年代，大胡子被认为是俄国人形象中必不可少的象征物。
除了布尔加宁蓄着“教授”的山羊胡子外，代表团成员全都把脸剃得光光的。
却来了这么一个大胡子。
整个访问期间，只要库尔恰托夫在大街上一出现，后面就跟着一大群人。
回国后，父亲同库尔恰托夫过从甚密。
他们在父亲的办公室里见面。
库尔恰托夫还不止一次地到我们的别墅来。
原来，两人想到一起去了。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为科学发展的前途甚感焦虑，他那充满活力的天性需要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库尔恰托夫有一次到我们的别墅来时，抱怨说父亲不得不更多地过问科学上的问题和作出重要的决定。
可为此就需要有高深的学问，而且不仅是专业知识。
他说，必须深入了解学者们的后台工作，他当下毛遂自荐愿当父亲的科学顾问。
看来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索、十分成熟的想法。
父亲不喜欢人家强加于他。
尤其不喜欢缠磨。
我原以为他会很有礼貌地拒绝。
但是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看来是在考虑答案，然后他说，库尔恰托夫说到了点子上。
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想了很久，而且不止一次地想到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
照父亲的说法，有两个因素使他望而却步：库尔恰托夫就是我国的全部原子能计划，而这件事情可丝毫马虎不得。
除此而外，伊戈尔·瓦西里那维奇是个学者、院士，而顾问则是官员的角色。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库尔恰托夫当时反驳说，“而且我建议把顾问当成社会工作。
”他微微一笑，“不要报酬，我仍然在原单位上班。
”这番话正中父亲的下怀。
当时就作出决定。
讲好了等伊戈尔·瓦西耶维奇稍事休息之后就走马上任。
遗憾的是，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
库尔恰托夫休息之后再没有回来。
他猝然去世。
人们打电话到别墅向父亲报告了噩耗。
他吩咐在红场上举行葬礼。
放下听筒后，他若有所思他说：“多好的一个人。
可惜还没有一起共过事。
我对他可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啊……”在这类事情上，想象是靠不住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这个计划如果实现，李森科就会十分困难，很可能就无法继续把父亲愚弄下去了。
可现在他是畅 通无阻。
我和姐姐拉达①不知有多少次试图让父亲了解真相，却屡屡因他不理解而碰壁。
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１９６４年夏天。
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个温暖的夜晚，我们坐在面朝莫斯科河的凉台上。
父亲在一张藤制小桌上铺开白天没来得及看的文件。
他看上去很累。
周围坐着拉达、我和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大家各忙各的。
象这样大家坐在一起是习以为常的了。
父亲突然丢开摆在他面前的文件夹，没头没脑地迸出一句，说的是李森科的成就和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者魏斯曼一摩尔根分子的诡计。
我们弄不清他说这话究竟何所指，却又不能不答话。
拉达和我便小心翼翼地论证说，遗传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其中没有丝毫的唯心主义。
李森科所谓基因谁也没有见过的说法是很荒唐的。
原子也是谁也没见过，原子弹可确实存在。
这个论据在我看来是驳不倒的。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也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这次谈话把父亲惹恼了。
尽管他在家里从来没有训斥或者骂过人，连嗓门都没有提高过，那天却动怒了，他高声重复着自己的老一套：说我们让坏人利用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晓得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最后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声称不能容忍家里有人给外人当传声筒，我们要是坚持下去，那就不要让他看见。
总之是大吵大闹了一场。
大家玩没有玩成，又生气又难受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拉达跟丈夫回家去了。
究竟出什么事了呢？原来父亲快下班时，来了一帮农业“专家”。
他们牢骚满腹，埋怨“唯心主义者”不让“真正的”学者，特别是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生活和工作。
他们没有忘记点我们的名。
说拉达和谢尔盖也在跟着帮腔，当然不会有什么恶意，不过是欠考虑罢了……近来父亲身边有人专挑他特别劳累的时候，诽谤那些要把国家引入歧途的唯心主义“蜕化变质分子”。
这些滑头并非毫无根据地指望引起父亲的恼怒和激烈反应，他们好趁机会煽风点火。
遗憾的是这一招往往奏效。
刚才提到的那一次，父亲已是疲惫不堪，无法立即作出反应，所以只是默默地把话听完，心绪不佳地乘车回家。
整个晚上这一切在心中郁积起来、沸腾起来。
最终发泄到我们身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都不提昨天的事。
父亲看来是为自己的不能自制感到羞愧，但特洛菲姆·杰尼尔维奇的目的却达到了。
我们让父亲参加关于遗传学的谈话的努力从此中断了许久，而十月之后，讨论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此后几年我再没有同父亲提起过李森科，我是不想给他增加不快，因为现在他的观点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尽管如此，看来他还是不肯根本改变观点。
有时客人向他提出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他诚然没有特别冲动，不再骂“魏斯曼一摩尔根分子”了，却替李森科辩解，认为这是个为我国农业贡献颇多的实际工作者。
……我还是回过头来谈１９６４年的二月全会吧。
除了农业部长的报告外，还听取了许多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副报告。
父亲也在全会上讲了话。
这是最后一次了。
许多当年的见证人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人则保持沉默，不过如果把以某 ①拉达·尼基季奇娜；阿朱别伊是我的亲姐姐，学的是生物专业，现任科普杂志《科学与生活》副主编。
同记者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结婚。
——作者 种方式参与过那段时间的事件的各色人等的点滴材料综合到一起，就可以满
有把握他说：１９６４年１—３月这段时间中央书记处内部形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其中有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
这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还未完全明朗，看来角色也还没有分配好，但活动却开始了。
需要摸清中央委员、州委书记、军界领导人的心态。
１９５７年的教训仍记忆犹新，当时中央全会站到了似乎已经彻底失败的赫鲁晓夫一边。
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其中包含着一旦计划落空的不小危险。
现在，当年的一些参加者和见证人已经把１９６４年发生的事件讲了出来。
例如，原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在同一名记者谈话时说，逼赫鲁晓夫下台的准备工作早在免职的大约八个月前就开始了。
他说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因为离开他谁也别想开始。
另一位见证人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讲出了确切的日期——３月１４日。
他讲述说： “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住在一幢独院住宅里……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前来祝贺。
大家在餐桌旁边坐了很久，酒也喝了不少。
说话基本上围绕着国内情况……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犹犹豫豫，我觉得他们象有什么心事。
他们讲到上层相互关系中的难处，中央机关工作不协调……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抱怨命运不 济，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谈话的主题。
当时我就产生了恐慌不安、尴尬的感觉。
我还不知道这一切之后……过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事。
我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替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想法还没有，但是感到了恐慌不安。
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恐慌。
不过总隐隐约约有一点预感……他们不大信得过我。
是在摸我的底。
”看来，就那几个月的准备工作而言，“摸底”是个关键词。
进行着不易觉察、却十分坚决的工作：串连，谈话。
这一切都伴之以对父亲的过分吹捧：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
开始上映影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该片是按照不久以前的“优秀”传统拍摄的，充满了毫无节制的颂扬和令人生厌的赞誉。
曾让父亲看过这部片子。
他默默地看了一遍，并未夸奖，但也未禁止。
编好了赫鲁晓夫彩色相册，包括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相片。
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还有一部分始终未能问世。
每次讲话，不管合适不合适，都要提到父亲。
这场运动的调子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定的，其他人则拼命地随声附和。
这时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
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
他软弱无力……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突如其来的。
记得不知是１９６２年还是１９６３年的夏天，在去休假途中，父亲决定按老习惯到乌克兰州去巡视。
他想看一看收割前的田野，视察工业企业。
这已成了习惯。
他不过是眷恋着乌克兰的广袤土地。
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可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次视察的计划中包括视察不久前建成的克列缅丘特水电站。
电站旁边发展成了整整一个城市，名称不大好听，叫克列姆水电站市。
一列车队从基辅出发。
前面是赫鲁晓夫和波德戈尔内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在他们之后是长长的一条“尾巴”。
我在很靠后的地方。
我记得那天天气晴朗，骄阳似火。
我们驱车来到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城市。
我 蓦地大吃一惊：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乌克兰文写着：“赫鲁晓夫市”。
几年前根据父亲的提议，作出了关于不以至今健在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 命名城市的决定。
许多人起来反对，不知为什么伏罗希洛夫反对得最起劲，不过决定还是通过了。
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十分愤慨地回想起战前的年代，当时出现了一股风，弄一大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和村镇。
简直是一场竞赛：又是莫洛托夫市，又是莫洛托夫斯克，又是伏罗希洛夫格勒，又是基洛瓦巴德，真是别出心裁，无奇不有。
车队停在市委大楼前面。
我挤到前面去，根据周围的人的反应可以看出：父亲没有作声。
地方领导人本来绷紧的面孔绽开了笑容。
大家参观了城市，到大坝去兜了一圈，在市委里座谈了一阵。
父亲仿佛根本没有看见指路牌。
最后驱车前往码头，余下的路程是乘轮船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轮船起航了。
大家都聚集在船舱内，即将开始午餐。
父亲在讲话的开头表示感谢，说他对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兴，感谢给予他如此荣誉。
在座者无不点头称是，争先恐后他讲起父亲的功绩，说他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甚多，倍受爱戴。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从进入市区的那一刻起，我就老是觉得局促不安。
我以为父亲会提出抗议的，所以这样的开头使我感到沮丧。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头。
“你们难道没有看过中央的决定吗？要不就是认为决定可以不必照办？！”父亲接着说。
“我坚持禁止用领导人名字给城市命名。
可这儿出现了我的名字！你们把我往哪儿搁呢？”接下来便狠狠地批评一通。
次日报纸上登出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视察克列姆水电站市的消息。
可惜未能做到持之以恒。
工作中的不顺遂总是引起不满，迫使人们寻找罪魁祸首。
父亲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今天我们很难去判断当时关于人事调动的那些决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很难判断调动的原因和理由。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党的高级干部对这些调动并不乐意，同情并不在赫鲁晓夫这一边。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９—１３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先是通过了关于广泛实行农业化学化的决定（按照美国的榜样，父亲认为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必由之路），然后又未加讨论就通过了关于人事问题的决定。
决定免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
选举П，Е．谢列斯特接任此职，父亲对谢列斯特并不十分了解，是波德戈尔内极力推荐的。
波德戈尔内在不久前调到莫斯科之后，很快得势，最近几年的十月革命节纪念会上，正是由他来作报告。
而这说明了许多问题。
我们不知道谢尔比茨基被解职的真正原因。
据说，赫鲁晓夫最近视察基辅时对谢尔比茨基所作的关于乌克兰国民经济情况汇报很不满意。
也有许多关于他的副手们在他的职务调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议论。
父亲同这些人曾在乌克兰共过事，对他们言听计从。
中央全会后谢尔比茨基又当了一段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不久就到一个州去任书记了。
人们对这一决定的普遍不满几乎公开化了，因为谢尔比茨基被认为是一名好经济干部和有才干的领导人。
紧接着谢尔比茨基之后，又轮到了马祖罗夫。
１月６日，父亲同他一起应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之邀前往波兰进行非正式访问。
父亲在仲冬时节通 常都要遵照医生嘱咐休息上十来天。
波兰领导人请他去打几天猎，于是他带上马祖罗夫，打算同往常一样兼顾休息和工作；帮助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 关系。
再说总的说来他对马祖罗夫抱有好感，也很敬重。
１月中旬，我请假到边境去迎接他们。
父亲打算在白俄罗斯再呆两天。
他住在比亚沃维扎密林区的别墅里。
一次出外游玩，马祖罗夫用很长时间讲述了他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途径的看法。
具体讲些什么我没有听，尽管我一直跟在身边。
象这类有我在场的谈话不在少数。
我只记得父亲不喜欢马祖罗夫的想法，并加以纠正。
马祖罗夫不同意，便产生了龃龉。
他们来了个不欢而散，然而是彬彬有礼、友好地分手的。
当父亲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突然对前来迎接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们说他很不喜欢马祖罗夫时，我真是太吃惊了，他说两人谈了许久，但马祖罗夫的建议不合格。
应当考虑把他撤掉。
大家都对这番话感到意外，诚然，没有人表示异议。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
看来，父亲冷静下来之后再次仔细想了想当时的谈话，就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至少再没有提起解除马祖罗夫职务的事情。
肯定有人马上把父亲的话密告马祖罗夫，此后他决不会属于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之列了。
这样的步骤不会提高父亲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威望。
与此同时，生活照常进行。
象往常一样，除同迫切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有关的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外，又加上了会见、招待会、出行。
冬天和春天父亲曾去过匈牙利、乌克兰、列宁格勒。
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愈来愈少。
中央领导的大权愈来愈落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手中。
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更自信更自由。
他的归来愈来愈不受欢迎，因为他妨碍人家贯彻自己的路线。
父亲事无巨细全要过问，这样的监护自然叫他们觉得冒火了。
我觉得历史学家们低估了父亲与肯尼迪在维也纳的会晤。
许多人在文章中说父亲把年轻的美国总统教训了一通，时间都花在毫无成果的争论上了，肯尼迪则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据我所知，在维也纳发生了最主要的事情——相识。
父亲自维也纳归来时，对此人印象极佳。
他认为这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谈判对手，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是个讨他喜欢的富有魅力的人。
他们在一次交谈中产生了就当时而言十分大胆的想法：安排苏美联合登月旅行。
当时有一股席卷全球的太空热，我们和美国人在比赛看谁最先登上月球。
他们认为联合登月设想对加强信任大有好处。
两人都赞成这个想法，但事情毫无进展。
无论在我国还是在美国，均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后来那两年父亲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把该设想付诸实施，却屡屡受到军方人士的抵制：因为只要实施这一想法，就得向美国人公开我们的军事秘密，展示火箭，而在民用宇宙飞船中许多工艺方案与军用火箭完全一样。
父亲暂且还未下决心向军界施加压力，以克服这一严重障碍：老观念的惰性实在太强了。
美国总统所遇到的情况，看来也是大同小异。
我记得在达拉斯发生悲惨事件①之前不久，父亲在列宁山上的住所周围散步时曾再三提到对他颇有吸引力的想法。
然而一声枪响中断了肯尼迪的生命，而父亲又不想同继任者讨论这个问题。
他对肯尼迪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①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63年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
好感和信任，而在父亲的生活中内心的好感与反感总是占据重要的位置。
他作为政治家能够加以克制，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就总是受自己的好恶所左右。
他也是这么爱上了范克菜本②：爱他的直率开朗、才华横溢，爱他那迷人的微笑，父亲几次去听他的演奏，并邀请钢琴家星期天到别墅来作客。
他对这位可爱的美国青年始终保留着最亲切的 回忆。
春天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播种。
必须要有一个好收成。
前两年的挫折迫使我们到国外购粮，烤制品的质量也降低了。
父亲认为进口粮食是仅此一次的非常措施，权宜之计，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了。
我们毕竟应当学会种庄稼嘛。
对那种把收成不好都归罪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的说法他是根本不予承认的。
“这是替官僚主义者辩护，敷衍塞责，”他通常这样说。
“我们国家这么大，这儿旱了、那儿涝了的事情年年都有，可是其他地区收成不错嘛。
所以总是可以找到为自己经营不善辩护的理由，总是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天旱或者阴雨连绵上面。
不要对我作这样的解释。
收成好坏，全看我们大家干得如何。
”当然也有其他的问题。
这不，在日常的劳碌中４月悄然而至。
４月１７日，父亲满７０周岁。
这一天跟以往的生日一样快乐，却又令人悲伤：煽动起来的对父亲崇拜的浪潮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妈妈对所有这一切“过火行为”特别敏感，却……保持沉默。
我们发现父亲也不喜欢这种热烈的颂扬，但他也保持沉默，不想破坏节日的气氛。
当天的喜庆活动是从早上开始的。
全家人都让巨大的响声吵醒了：卫兵们正在往餐厅里抬里加一家工厂生产的大型电唱收音机。
侧面有一块刻有题词的金属牌子：是在中央和部长会议一起共事的同志们送的礼物。
这份礼物是绝无仅有的。
父亲事先就打了招呼，说他严格要求不要给他的生日送礼，尤其是苏联的单位别送。
“没有必要浪费人民的金钱。
什么礼物也别送。
”他斩钉截铁地说。
为此中央专门发了指示，只允许寄贺词。
这一禁令也适用于家庭成员，不过我们当然没有遵守指示。
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也没有理睬它。
春日的早晨阳光明媚。
上午９点钟，前来祝寿的客人就陆续到齐，他们是亲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
没有别的时间了，余下的时间要举行正式活动，每一分钟都有安排。
我们居住的寓所是一幢两层楼独院房，可供居住和举行小型招待会。
１９５３年以前，父亲、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其他许多中央主席团委员同家人都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一幢大楼里。
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内。
多层楼房中的生活使父亲觉得不舒服。
我们在基辅住的是一幢一层的独院房（是革命前一位万事亨通的药铺老板的住宅），周围是一个大花园。
那里可以散散步，可以在板凳上小坐，思考问题，稍事休息。
父亲到了莫斯科，也没有改掉下班后散步的习惯。
他经常拉上住在我们 ②范克莱本（1934——）美国钢琴家。
楼下的马林科夫出去。
顺着加里宁大街，去红场，围着克里姆林宫转。
有时去亚历山德罗夫公园，或者改变路线。
从高尔基大街返回。
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让人设计了政府官邸，准备建在郊区，列宁山上，莫斯科河畔。
马林科夫让父亲看了图纸，起初父亲有些犹豫——是不是太花钱了，但后来同意了。
原来计划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迁入新居。
不过没有全都决定搬去。
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还有别的什么人迁至格拉诺夫斯基大街。
官邸的第一层是正房：大餐厅和客厅。
这一层还有两套两居室住房，房主人的书房和卧室在第二层。
前来祝寿的人愈来愈多了。
新来的人进入客厅，三三两两地相互交换新闻，讲着笑话。
没有人抽烟，因为父亲受不了烟味。
寿星姗姗来迟，笑容满面、身着盛装的父亲终于出现在洒满阳光的柞木楼梯上。
客人们涌向前去。
握手，祝愿健康幸福——总之是象通常一样什么都说，同被祝寿者的官阶大小无关。
勃列 日涅夫亲吻了父亲。
那股热闹劲儿渐渐平定下来了。
父亲请客人入席。
大餐桌上摆好了生日宴的美味佳肴。
往常即使碰到喜庆日子，客人也很少有坐满半桌的时候，今天则座位不够，大家挤着，房间角落里也坐着人。
这个房间是许多大事的见证人，包括家庭大事和国家大事。
当初，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正是在这里讨论加勒比海危机直到深夜。
父亲曾在这里口授致肯尼迪的信。
诚然，事件的最高潮时他是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夜。
１９６３年一个秋夫的晚上，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正是把电话打到这里来，报告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
十分不安的父亲要求马上与美国大使联系，了解详情，久久不见答复。
父亲等得不耐烦了，再给葛罗米柯去电话，回答是已经要了华盛顿的长途。
“我是说给美国大使去电话。
这样来得快些。
”父亲纠正说。
几分钟后，得知肯尼迪总统已经去世。
当即决定派苏联代表团去美国。
由米高扬任团长……而今天，这里却喜气洋洋。
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分首先致词，他朗读了由在场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签名的贺信。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值您七十寿辰之际，我们，您的亲密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谨向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全体鼓掌）我们同全党、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把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看成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英勇战士。
（掌声）您热烈紧张的政治和国务活动、无比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无穷的精力和革命意志、坚忍不拔和不可动摇的原则性，赢得了全体共产党人、全体苏联人对您的深深爱戴和尊敬。
（掌声）我们十分幸运地能同您并肩工作，并以您为榜样，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解决党的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问题，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贡献出 自己的全部力量，向着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
衷心地祝愿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健康长寿，祝您在宏大而神奇 的活动中取得新的成绩。
（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认为您才只度过了前半生。
希望您至少再活这么 多岁，也活得这么辉煌，这么富有成果。
值此意义重大的日子，我们亲切地拥抱您。
以下签名的是您在座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全国还有许多许多人一并在此致意。
” 列昂尼德·伊里奇很是动情，他拭去眼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拥抱在一起。
大家都走过来，碰杯，讲两句应景的话。
最后大家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于是勃列日涅夫把漂亮的文件夹面交被祝寿的人，里面是刚才读过的贺信，按字母表顺序和职位高低签名如下： 列·勃列日涅夫根·沃罗诺夫安·基里连科弗·科兹洛夫阿·柯西金奥·库西宁阿·米高扬尼·波德戈尔内Л．波利扬斯基米·苏斯洛夫尼·什维尔尼克维·格里申沙·拉希多夫 Л．叶弗列莫夫基·马祖罗夫Ｂ．姆扎瓦纳泽彼·谢列斯特尤·安德罗波夫彼·杰米切夫Л．伊利切夫鲍·波诺马廖夫维·波利亚科夫亚·鲁达科夫维·季托夫А．谢列平 这个文件夹使它的发起者们始终不得安宁，直到被祝寿者去世为止……我把贺信重读了一遍，不禁想起当初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的名字上报都是毫无例外地严格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的。
因此每次父亲的名字都排在后面。
至于今天这个把总书记放在第一位的顺序，如同这个标题本身一样，已是由勃列日涅夫确定的。
面交贺信仿佛算是正式祝寿的结束。
通常这种场合所特有的那种闹哄哄的情况开始了。
那些与父亲共同走过如此不平常道路的战友们先后起立致词。
祝贺、祝愿、祝酒词滔滔不绝。
两个小时后，该散会了：接下来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庆祝活动，晚上则是大型招待会。
前来参加生日庆典的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各兄弟党的中央书记。
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也来了。
他同父亲之间有着多年的友情。
许多人都是带着勋章来送的。
因此庆典结束时，让讲话和握手弄得精疲力尽的父亲身穿的上衣又加重了不少分量。
第二天，一切都步入往常的工作轨道。
生日已成过去，需要考虑未来的事情了。
当时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
４月１９日，波兰代表团回国，２５日又是阿尔及利亚总统阿赫迈德·本·贝拉前来访问。
五一节 后父亲同他一起去克里木。
送走客人后，他想稍事休息后，从雅尔塔乘轮船到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那里正期 待他去参加阿斯旺水坝放水仪式。
父亲认为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非常重要。
看来，我国同阿拉伯世界的联盟较为牢固，因为赫鲁晓夫成功的外交手腕为之奠定了基础，这一成功的外交手腕在许多方面促成了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停止对年轻的埃及共和国动武。
父亲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他喜欢回忆自己同当时的英法领导人艾登爵士和摩勒所举行的谈判，谈判导致战争的迅速结束和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军。
１９５６年的事件使阿拉伯世界大为震惊。
这些国家从前一贯依靠西方，对苏联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们对他们同样很不了解。
对埃及青年军官的惩罚行动的失败，使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改弦更张。
父亲不断发展了业已取得的成绩。
阿拉伯国家先是运去了捷克武器，后来又运去了苏联武器，扩大了经济援助。
当中东的盟友面临威胁时，我国的全部强大军事力量都示威性地调动起来。
诚然，父亲批准同以色列断交，内心里是很不情愿的。
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把加强同拥有亿万人口的阿拉伯世界的友谊放在优先地位。
应当说，父亲经常在考虑让敌对双方言归于好的可能途径，曾不止一次地同纳赛尔①谈过此事。
他站到了阿拉伯人一边，却又不止一次地怀着好感回忆起他同梅厄②在莫斯科的几次会见。
“有朝一日那里也会实现和平的。
什么都有出头之日，”他常常发表这类哲理性的见解。
同埃及发展友谊的高峰是签订关于建设高大的阿斯旺水坝和赫勒万炼钢厂的协定。
这些步骤向全体阿拉伯人表明了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我国并非人人都赞成父亲的中东政策。
有人说这是任意挥霍老百姓的钱，说我们不该进行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
在中央内部形成反对派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可以被人巧妙地加以利用。
为了反驳所谓给欠发达国家提供巨额援助是白扔钱的议论，父亲通常是举阿富汗的例子。
他说，我们给国王几千万卢布，帮助他修建道路、工厂，发展农业，可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安宁的国境线。
为了巩固边防，需要耗资几十亿卢布。
所以我们在提供援助时，可以直接从中得到好处。
在上述的那个时期，还曾尝试过实现把全体阿拉伯人联合成为统一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想法。
父亲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合并持怀疑态度。
他提醒纳赛尔在同叙利亚合并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他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别很快就会引起冲突。
父亲为我国在中东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它看成自己的功劳，现在则想去亲自看看。
长期以来阻碍着对中东进行访问的，是一种严重的情况：共产党在大多数中东国家被取缔，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身陷囹圄。
在准备访问的整个过程中，这个问题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来。
我国领导人提出条件：不解决深受铁窗之苦的共产党员的问题，访问就不可能进 ①加马尔·阿布杜拉·纳赛尔（1918—1970）1956年起任埃及总理。
②戈尔达·梅厄（1898—1978）1969—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
行。
最后纳赛尔保证放人。
父亲假装他对这一保证感到满意，访问的最后
一 个障碍就排除了。
父亲决定让我也一起出访。
我不能同他一起去克里木，因工作脱不开身， 所以就在出访前乘飞机去。
代表团成员已全部到齐，他们是：葛罗米柯、格奥尔加泽、格列奇科、萨秋科夫、阿朱别伊等。
代表团乘坐“亚美尼亚号”这艘小轮船出发。
轮船已停靠在雅尔塔码头。
赫鲁晓夫此次出访同其他任何一次国事访问相比，除了南方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而外，并无多大的差别。
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是勃列日涅夫。
在临行前的忙碌中，列昂尼德·伊里奇举止上莫名其妙的变化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一贯与众不同的是讨人喜欢的满面笑容、随时挂在嘴边的玩笑话。
这一次却阴沉着脸，甚至对父亲的应答都只有片言只字，近乎粗暴。
对其他的人更是不予理睬。
可就在几个星期以前那次见面时，他还喜笑颜开，张开双臂呢，接下来必定是满嘴喷着名贵白兰地酒和名贵香水气味的亲吻。
我感到困惑不解。
答案终于找到了。
勃列日涅夫正在生父亲的气，因为不久就要丢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了。
他又不能拒绝，眼下正难受着呢。
这个肤浅的解释多年来一直支配着我。
直到最近，当年的许多情况逐渐为人所知，一切都大为改观了。
显然，到５月份，搞掉赫鲁晓夫的决定已经最终形成。
看来只需仔细考虑一下细节和可能的期限了。
当时在雅尔塔，勃列日涅夫想必是无法掩饰自己对父亲的真实态度了。
当然啦，在那个晴空万里的日子里我并没有过多去深究勃列日涅夫心绪不佳的原因。
轮船驶离码头，开始了航行。
父亲和助手们埋头看文件，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则沐浴在五月的阳光里或者忙着自己的事情。
当时任何娱乐都不兴。
都有点怕父亲，而他又不喜欢娱乐，认为那是虚度光阴。
足球也好，多米诺骨牌也好，扑克牌也好，统统提不起他的兴趣，占用不了他的时间。
他不在的时候，同僚们也没有表现出对这类消遣的兴趣。
极少有例外的情形。
大家宁可交谈。
话题是建设、农业或者军事问题，视情况和参加者而定。
至于父亲回到自己房间去的时候，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不禁回忆起不久前的往事。
当时父亲正在观看黑海舰队的演习。
我国经验丰富的设计局也在展示自己的成就，我是参加者之
一。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观看发射，饶有兴趣地讨论着文职专家和军事专家的报告。
后来宣布休息两小时。
父亲习惯地收拾起自 己那个鼓鼓囊囊的棕色文件夹，叫上助手，往舱内走去。
“我走了，看看报纸，再把关于舰队的决定加加工。
”他随口说道。
父亲去了。
甲板上留下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格列奇科、乌斯金诺夫，还有部长、海军将军、设计师们。
列昂尼德·伊里奇那副紧张专注的神情不见了。
他的眼睛里漾着笑意。
“怎么样，科利亚，”他对波德戈尔内说。
“来玩一盘接龙吧？”多米诺骨牌送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和格列奇科津津有味地打开牌了。
待父亲回来时，桌上已撤得一干二净。
“亚美尼亚号”穿越黑海，驶向海峡。
除父亲外，大家都在休息。
傍晚，我们驶入海峡。
为我们护航的黑海舰队在鸣放礼炮后返航了。
第二天，父亲一整天都在为面临的会谈作准备。
代表团成员、顾问、助手们都围坐在甲板上一张轻便的小桌旁。
问题很多，但主要议题是埃及人的支付很不按时以及他们的毫无条理。
我国货船在港口里等上几个星期才能卸货。
还出现了其他不好办的问题。
军界人士对埃及军队的状况感到不安。
尽管有现代化装备，其战斗力仍然极为低下。
航行终于接近尾声。
我们在亚历山大港的码头上受到纳赛尔总统和其他高级国家领导人的欢迎。
在前往开罗的上百公里的道路上，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埃及人成群结队的热烈欢迎。
纳赛尔以其坚毅性格和改变国家面貌的真诚愿望赢得父亲的欢心。
诚然，他的观点中有许多东西引起了父亲的警觉：如阿拉伯社会主义原理的含糊不清，又如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国家的计划。
谈判是艰苦的，甚至充满了斗争。
会议一再拉长，事先确定的程序受到破坏。
在一次会谈中纳赛尔要武器的胃口愈来愈大，父亲同意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坚持埃及必须同邻国和平共处。
有好 几次是看来已经找到了一致的解决办法，只剩下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措词了……却又马上全部推倒重来。
不过，争论并没有影响到彼此的友好情谊，当谈判间的大门打开时，两国领导人喜笑颜开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矛盾终于消除了。
我们的下一段行程是从开罗到阿斯旺。
要由纳赛尔和赫鲁晓夫一起按动电钮，以炸掉阿斯旺水坝的围堰。
前来参加大坝落成典礼的有友好的阿拉伯各国领导人。
父亲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同他们讨论该地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势。
盼望已久的盛事终于实现。
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同时按动电钮，响起了爆炸声，尼罗河水汹涌澎湃地流入基坑。
出席者每人都得到一枚金质纪念章。
早在抵达埃及那天，纳赛尔即宣布授予父亲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最高奖赏——尼罗河项链勋章，该勋章只授予具有特殊功劳的人，且得此殊荣者也是凤毛麟角。
此举是想表示对我国的深深敬意，并突出阿拉伯地区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因这一授勋而发生的事情引起了许多歪曲的言论。
既然它们同后来的事情有直接联系，我就来详细地谈谈吧。
按照通常的国际礼节，为了表示两国之间特别友好的关系，必须对于东道国进行相应的授勋。
问题就来了：可以为纳赛尔总统和副总统、武装力量总司令穆罕默德·阿梅尔授予什么样的苏联勋章呢？这类问题以前也曾出现过。
对兄弟国家的领导人比较好办。
他们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卡尔·马克思勋章或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勋章的等价物不难找到。
碰到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变得复杂了。
首先，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不愿意拿与我们的思想原则、共产主义原则有关的徽章来授勋。
父亲曾几次考虑过设立一种新的勋章，其颁发条例应能反映在加强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友谊方面的功勋。
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并未持续下去。
他并不赞成增加勋章的品种，新出现的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他就对新的勋章失去兴趣了。
埃赛俄比亚国王塞拉西一世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授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该王国最高勋章，大家都陷入困境了，总不能给 一位君主颁发列宁勋章或者红旗勋章吧。
最后总算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授予他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人们回想起这位贵宾曾领导本国人民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这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询问道，我国哪一种奖励相当子尼罗河项链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回答是：“最高级的。
”我国不带直接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这种奖励是苏联英雄称号。
人们想起了曾有过将此称号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亚诺什·卡达尔的先例。
因此父亲略加思索就批准了关于授予纳赛尔总统苏联英雄称号和（根据格列奇科元帅的建议）授予阿梅尔元帅苏联英雄称号的报告。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是个非常仔细、能体察到国际关系中的细微之处的人，他同意这一决定。
向莫斯科发去了相应的密码电报，不久即收到以由勃列日涅夫签署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的形式出现的肯定答复。
还送来盖上火漆印的一包勋章。
父亲在庄严的气氛中给纳赛尔和阿梅尔授勋。
看来，问题解决了，也遵守了国际礼节和仪式。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突然开始听到令人不愉快的议论，说赫鲁晓夫在国外访问时，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自作主张地到处给勋章，根本不把中央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放在眼里。
除此之外，还有人添油加醋他说父亲接受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贵重礼物。
我考虑了很久：在回忆中要不要谈谈类似的微妙问题。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证明，而任何辩解或者反驳即使在最友好的读者看来都显得颇为可疑。
保持沉默倒省事得多。
然而我还是决定不回避对那年夏天出现的歪曲言论进行讨论。
今天我确信：这是精心策划的行动，意在败坏父亲的名誉，制造舆论，摸清力量的配置。
后来提出的指控的第一部分，实质上是两点。
人们指控说，父亲在尚未得到中央主席团的批准时即公开宣布要授勋，而且纳赛尔总统根本就不配受到这一奖赏。
现在要弄清第一条指控有没有道理是相当困难的。
许多年过去了，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去重现那些事件是根本做不到的。
旁观者在２５年之后的今天则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赞成或者推翻这个说法。
我认为这个问题纯属捏造：第
一，过去就有过先例；第
二，身为代表团一员的外交部长和外交部礼宾司都证实了颁奖是适宜的。
我上面说过，命令随之而来，没有表示异议。
至于说一个友好国家的首脑接受与他级别相符的奖励是不是当之无愧，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庸人之见。
国家间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好恶的基础之上，而是遵从最高的国家利益。
如此看来，所谓纳赛尔和阿梅尔是否配得上苏联英雄称号的问题显然提得不合规矩了。
重要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苏联在中东所奉行的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是否正确？只要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作为对东道国最高机关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颁奖的回报，是否需要给当时公认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人颁发相应的奖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过逻辑归逻辑，流言的传播是按照另外的规律，而且突出的重点也不一样。
流言的制造者之聪明和机灵是不可否认的。
令人感到手段相当高明。
关于珍贵礼品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这方面照例是大家什么都明白，“谁 也骗不过”。
道理很简单：人人都收，谁若是不收，那就说明收得太多，再收也没处搁了。
不过我只得让“好心人”失望了：当时也好，再早些也好，我家从未存放过珍贵的礼品。
这个问题妈妈很注意。
所有的珍宝都上交中央，往往原封未动，或者仅仅让父亲粗粗看过一眼。
他本人对于珍宝和饰物兴味索然，这点同基里钦科和勃列日涅夫大不相同：那两位只要见了漂亮的小玩艺儿就会欣喜若狂。
至于这些珍宝后来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曾一度有人想搞个博物馆的，但父亲对于斯大林礼品博物馆记忆犹新，他坚决否定了这条建议。
所有的东西都记在收入帐上并且放在固定的位置。
我手边保存的妈妈的遗物中时常见到已上交物品的清单。
当然，家里积存了许多贺信、纪念品、小匣子和绘画。
矿灯模型特别多。
无论是谁，也无论因什么事，都给父亲送这个：大家都记得他原来的行当。
至今我家书架上还放了十来个呢。
在列宁山上的宅邸的一楼，专门做了两个大柜子来存放纪念品，是两个内壁带镜子的陈列柜。
父亲退休后，这两个柜子还放在那儿，里面的物品原封未动。
在策划权力更迭的条件下，所谓赫鲁晓夫手脚不干净的流言无疑是很有利的。
流言的传播者都精于此道。
他们精心地让流言久盛不衰，并刻苦灌输，一旦旧的流言不起作用，马上又换上新的“事实”。
而且直到父亲退休后仍在继续。
过了一段时间。
痛苦的事情已成过去，生活稳定下来了。
父亲住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
从克里姆林宫的车库中给他拨了一辆小车，供他偶尔出行使用。
这是一辆“吉姆”——整个车库中唯一的一辆过时牌子的汽车。
那里停放着政治局委员的专车——“吉尔”、“海鸥”、“伏尔加”。
有人说出现了“奔驰”、“卡迪拉克”和其他外国名牌车，不过我本人其实没有见过，因为当时我已经进不去了。
司机们对“吉姆”车牢骚满腹：车子旧，毛病多，零件又没有，得上全国各地去找。
这辆“吉姆”车上标的是……私车号。
车库里的车什么号都有，有定期更换的，也有固定不变的，但都是公车号，只有一辆是私车号…………回过头再来说埃及之行吧。
阿斯旺的庆祝活动后，纳赛尔邀请父亲到红海去钓鱼。
５月１４日停靠在拉斯一本纳斯的“阿里一古姆胡里亚号”总统快艇上，除了纳赛尔总统本人、副总统阿梅尔元帅及其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高级领导人、父亲和苏联代表团成员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伊拉克总统阿梅尔元帅、也门总统阿斯—萨利亚尔元帅及其他“渔夫”。
第二天，在远离海岸、记者和外人耳目的快艇上，大家开诚布公地就该地区的和平与战争、奉行一致的政策、阿拉伯世界的前途、这些国家建立联邦的意图等等进行了谈话。
看来在政治的地平线上已经矗立起把全体阿拉伯人联合在一起的大阿拉伯国了。
我上面提到，父亲对这个想法持怀疑态度，他在这里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担忧，不过他保证苏联将千方百计地支持新的先进制度。
鱼儿安然无恙，因为整整一天中顶多只甩过一两次钓杆，而且那也只是为了向北方来客展示一下红海的异国情调而已。
第二天，回到阿斯旺。
访问一帆风顺，按照精心制订的计划进行。
５月２５日，星期
一，父亲终于乘机返回莫斯科，６月１５日又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开始新的访问。
赫鲁晓夫又不在了。
那些正在策划搞掉他的人放开了手脚。
控制着国家和党的全部线索都集中到他们的手里。
苏联最高苏维埃六届四次会议定下７月中旬举行。
会议将要审议的两个问题，看来即使是不懂行的人也不会从中去留意会议筹备期间将会上演的种种幕后戏。
第一个议题是关于执行苏共纲领中提高人民福利部分的措施问题：（１）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２）提高教育、卫生、住宅与公用事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门类的工作人员的工资；（３）向五天工作周过渡。
问题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提出。
报告人为赫鲁晓夫。
是根据他的倡议提出这个问题的。
第二个议题是审查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
每次开会都是老生常谈，这个议题似乎根本无关紧要。
然而焦点恰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父亲终于下定决心最终作出把勃列日涅夫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调到中央工作的决定。
我尽量按照我今天所认为的事态发展先后顺序来复述。
当然，我的某些推测可能有误，谁要是认为他可以纠正不确切之处，我将十分感谢。
１９６３年４月，科兹洛夫一病不起，可父亲还指望他重返工作岗位。
但工作实在太多，于是１９６３年６月勃列日涅夫再次当选为中央书记，分管某些科兹洛夫主管的问题，首先是国防工业。
他同时保留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在科兹洛夫康复以前，勃列日涅夫需在具体问题上临时帮忙。
然而，看来从此便开始形成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联盟或者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联盟。
据我的理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当时同这二人都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而且显然很不喜欢赫鲁晓人提拔上来的这两个乌克兰人。
１９６３年底，父亲确信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已无法重返工作岗位。
得找一个人来接替他。
犹豫来犹豫去，选中了勃列日涅夫。
这样一来，到１９６４年年初，勃列日涅夫手中握有中央的大权，又兼任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
对勃列日涅夫的期望是至科兹洛夫康复前在具体问题上临时帮忙。
然而，看来就是在这段时间萌生了搞掉赫鲁晓夫的想法。
大概当时也出现了同谢列平的联盟。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但他们已是难舍难分了。
吸收了谢列平的老朋友——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参与其事。
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摸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底。
不过依我看来，勃列日涅夫仍然举棋不定。
他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十分满意，而除掉赫鲁晓夫过程中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显然又使他望而生畏。
春天，看来是在４月，父亲最终宣布了另外物色一名候选人来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意图。
他毫不怀疑，一个人同时身兼二职受不了，而勃列日涅夫又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央的工作上。
他当时还没有关于具体入选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基本上是个荣誉职务，让一个能够在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得力干部去担任是不明智 的。
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元首。
担任此职者应是拥有无可争辩的威望、党和人民都很熟悉的人。
他最后选中了米高扬。
这是一个国内备受尊敬和享誉世界的名字，而且米高扬明年就满７０周岁了。
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他担任此职是适得其所。
父亲一宣布自己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大概就铁了心了。
从此他就成为倒赫行动的积极参加者。
七月会议上要决定米高扬接替勃列日涅夫的问题。
后来的事态表明，勃列日涅夫始终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看得那么重要和那么有吸引力。
后来他刚刚得势，就拿自己的主要盟友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１９６５年取代了米高扬）开刀，终于再度获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美名。
夏日将至时，发起人的集团便形成了。
其主要执行人之一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不难明白，离开他一切都会成为泡影。
１９５７年第一次试图推翻父亲，当时任克格勃主席并继续忠于中央及中央第一书记的Н．А．谢罗夫将军在挫败那次阴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谢米恰斯内当然对种种计划都了如指掌。
６月份，最高苏维埃会议前夕，勃列日涅夫提出各种各样除掉赫鲁晓夫的建议，使谢米恰斯内极为厌烦。
据谢米恰斯内证实，这些建议根本谈不上绅士风度。
父亲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归来前夕，勃列日涅夫一心要毒死他。
谢米恰斯内不喜欢这个主意。
他很乐意参加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活动。
这决定着日后的飞黄腾达，因为他属于谢列平的部下，谢列平的人安插在各个关键部位上。
但是他不打算干触犯刑律的事情。
谢米恰斯内找出各种反论据来反驳勃列日涅夫。
以下是他本人对此事的回忆： “勃列日涅夫向我提出：‘要不，给他下毒？’我当时说：‘除非先把我搞掉。
绝 对不行。
我决不会干这种事。
我不是阴谋分子，也不是凶手……再说国内的情况不允许， 这种办法行不通。
’ 问：怎么下毒呢？ 谢米恰斯内：得有人去干。
我要给自己的部下发命令……让厨师出面。
问：这样会使自己冒风险？ 谢米恰斯内：对，傻瓜才会干。
当时我专程来表示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才同意 毒死赫鲁晓夫的想法无法实现。
据说几天后勃列日涅夫又有了新的计划——在从开罗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制造飞行事 故。
‘飞机停在人家的机场上，人家的国家里。
全部罪责都将落到外国特工机关身上，’ 他劝说道。
‘给赫鲁晓夫开飞机的是忠于他的机组。
首席飞行员是齐宾， 您知道，他早在
４１年还是中校的时候就给他开飞机。
整个战争期间都熬过来了。
再 说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眼下是和平时期。
除赫鲁晓夫而外，机上还有葛罗米柯、格列奇科、机组人员，最后还有我们的人— —肃反工作者。
这个办法绝对无法实现，’谈话的对方斩钉截铁地一口拒绝。
” 勃列日涅夫便不再坚持执行自己的计划。
苏联代表团安全返回莫斯科。
谁也不知道那次谈话。
但是勃列日涅夫并未善罢甘休，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开幕日期无情地迫近了。
６月初父亲打算去列宁格勒。
９日计划在那里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举行一日会谈。
父亲提前一天去，他决定了解一下列宁格勒的住房建设进展情况，为会谈作些准备，而且很想到彼得宫去看看已经修复的喷泉。
当时勃列日涅夫产生了制造车祸的念头，但是这次他显然又没有找到支持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会议开幕前一周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回到国内。
勃列日涅夫根本就没有时间了。
在这个无暇思索、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最后一个绝望的建议：在赫鲁晓夫从瑞典回国时逮捕赫鲁晓夫并把他送往加里宁市附近的扎维多沃狩猎场。
勃列日涅夫害怕把这样一名俘虏送往莫斯科。
然而这个建议同样既未得到谢米恰斯内的赞同，也未得到其他参与其事者的赞同。
他们都宁愿采取较为可靠和风险较少的办法。
可惜谢米恰斯内对此事的追述太简短。
他只是说： “这持续了很久……下面这个方案也是如此，就是等他从瑞典回来时，在扎维多沃 区的某个地方挡住火车，逮捕并且押回。
这样的方案也曾有过……” 这时开始起劲地同中央主席团委员、州委书记、部长、军界人士谈话。
对有些人是开诚布公，对有些人只是小心地摸摸底，还有一些人，则决定不到时候不让他们知道底细。
因为稍一走漏风声都有前功尽弃的危险。
作出最后决定的日期尚未确定。
大家在 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要在本年年底前了结这件事情。
勃列日涅夫只得乖乖地丢掉国家元首交椅。
另外一件事也引起了极大的不安。
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败坏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声誉，使他彻底失去民心。
看来，为此已经竭尽全力。
在那些已同该地领导人找到共同语言的地区，商店里的食品、日用必需品统统不见了。
无论买什么都要排上好几个钟头的队，买面包也不例外。
只有到“万恶之源”下台后货架才能重新摆满商品，而且简直就在下台后的第二天。
从这个角度出发，７月１３日、星期一开始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议程，就使得有些人忧心忡忡了。
父亲早就提出过给农庄庄员设退休金的问题。
这不仅是经济措施，而且是一大政治措施。
这样一来，农庄庄员就可以同工人平起平坐，取得同所有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同时，他还想解决另外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提高教师、医生和服务行业工作人员那少得可怜的工资。
退休金和增加工资，尤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耗资不多，但筹集资金也十分困难。
父亲在年初即同专家、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许多小时的谈话。
结果把钱凑齐了，于是他起草了在这次会议上要作的详细报告。
取消这些决定或是阻止作出这些决定都无法办到了。
问题酝酿的时间太长，研究得太细了。
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十分着急。
看来他们的思路很简单：“赫鲁晓夫一作报告就会再次把自己的名字同保证改善许多人生活条件的措施联在一起。
这定会提高他那因不久前食品提价而 受到损害的声誉。
人们在他下台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很难预料……”这种担忧并没有十分充足的依据，可担忧大概是存在的。
然而他们又无 能为力。
问题仍然摆在会议的日程上。
父亲关于实行每周休息两天的建议，情况就不同了。
这个问题同样从年初就进行过详尽的研究。
起初并没有遭到特别的反对，因为 当时几乎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来安排劳动时间的。
可是到了６月突然出现了几乎无法解决的困难。
有人开始向父亲论证向五日工作制过渡会使国民经济许多部门的工作陷于混乱。
其主要论据是具有不间断生产性质的企业可能出现困难，包括冶金、化工、石油化工等部门。
还表示这样的担心，即：尽管工作周按小时计算的总时间不变，但在向五日工作制过渡期间总产量可能下降。
对赫鲁晓夫的压力有计划地来自各个方面：主管部门、部长会议机关和中央书记处机关。
父亲进行争辩，提出反论据，毫不动摇最起劲地反对向五日工作制过渡的，是负责工业工作的中央书记А．П．鲁达可夫。
离会议开始还有一个星期。
父亲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回来，就埋头对报告进行最后的加工。
这项工作他从来不交给助手干。
父亲在第一阶段通常是向速记员口授初步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零零散散的。
誊清的稿子由助手来润色，并视讲话题目分别吸收国际、工业、军事、农业及其他问题的专家参加。
然后稿子回到父亲这儿，开始审订。
他对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再口授或者删去某些字句，直到自己的思想得到清楚的表达为止。
他对这项工作的积极参与到此结束——这时助手和专家再找出合适的例子、语录，搞出最后的文本。
父亲再仔细阅读，作一些最后的改动，讲话稿就写好了。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形。
他经常在讲话中不喜欢照“稿子”读，干脆丢开写好的讲稿。
他喜欢重复彼得一世的一条自白，彼得一世禁止照稿宣读，“以便看出每个人的愚蠢”。
这样的风格使他的讲话形象生动，这样可以对具体情况作出灵敏的反应，可以弄清听众的反应如何。
平心而论，有时他兴之所至，也讲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那是在讲话过程中自发产生的东西。
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在审阅即 将见报的讲话稿时就只得去掉有纰漏的地方。
这一切当然并不涉及所谓的礼仪性讲话，即迎送外国代表团、在招待会上和其他类似场合所发表的讲话。
这些讲话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由有关的班子起草，待送给父亲最后宣读时已是最后定稿了。
眼下他正在“加工”自己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鲁达可夫决定采取迂回战术。
他说服了阿朱别伊设法向父亲施加影响，我真不知道哪些论据对阿朱别伊起了决定性作用，反正他同意了。
那年夏天，父亲经常在离“戈尔克２号”农场不远处莫斯科河畔松林中的别墅里过夜。
这幢别墅是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修建的，但是人们在谈及此事时都是含糊其词，窃窃私语。
莫洛托夫后来占用了这幢别墅。
父亲喜欢这一大片土地，围墙旁边是一条长长的供散步的小路，没有明显的上坡和下坡，他对上下坡已经愈来愈敏感了。
父亲每天下午下班后都要沿着这条小路转上一圈。
散步到把别墅园地与莫斯科河分开的草地上为止。
父亲迄今为止所居住的乌索沃那幢别墅的围墙与莫斯科河之间的空地没 有围起来，天气晴好时那里挤满了前来晒太阳和洗澡的大批莫斯科人，而在莫洛托夫住过的这幢别墅中，去草地的通道两旁都拉着铁丝网。
诚然，铁丝网的状况欠佳：东一处西一处地露着大窟窿。
卫兵定期沿着这条通道巡视别墅四周，撕开的铁丝网成了在周围森林中漫步的一对对情侣独特的诱惑物。
于是在最“有趣的一刹那”从茂密的灌木丛中冒出一个身穿军服的人，请他们出示证件。
通常都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偷越者”悄悄溜走，警惕性很高的值班卫兵再绘声绘色他讲述一番。
有一次，卫兵在这里，在莫斯科河岸边扣留了一对奇异的男女。
小伙子在卫兵要求出示证件时老是吞吞吐吐，当他明白别无出路时，便掏出了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证件。
双方都大为震惊。
卫兵惊恐万分，便把两个人扣留了，尽管“预谋犯”用明白易懂的话解释说，他们是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通常夏季休息的去处——尼科林山滨河浴场乘小船来此的。
值勤卫队长不知如何是好，便匆匆赶来向父亲报告，说被扣留者可能蓄意侦察通往“目标”的要道。
父亲微微一笑说：“你们那个‘间谍’的女伴讨人喜爱吗？”“挺讨人喜欢的，”军官语塞了。
“他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别妨碍人们休息。
恐怕你们说的那个‘侦探’对她比对我更感兴趣得多吧，”父亲把手一挥，了结了这场“国际争端”。
我们迁到这里时，草地上绿草如茵。
右边角落里有一小块沼泽地。
夏天这里有长脚秧鸡出没。
父亲一听见这种从小就很熟悉的叫声，便停下来侧耳细听，脸上绽出了笑容。
这种鸟是我们的一大名胜。
森林边缘的草地上有一个圆形的绿色凉亭，亭上放了一张藤编卓子和几把藤椅。
夏天每逢星期日，父亲都在这里阅读文件或者报纸。
我家家的常客也在这里聚会。
记得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访苏期间到我家作客，就在这里给我们全家人照过像。
父亲决定在这片草地上搞自己的试验田。
沿着小路边上种下一丛丛荚莲。
父亲既很喜欢它春天开的白花，又很喜欢它秋天结出的一串串红色果实。
小路两旁都开出了小畦。
生长着各种蔬菜：胡萝卜、黄瓜、西红柿、西葫芦、莴苣——总之，凡是好菜园里的东西应有尽有。
还单独开出小畦来种植父亲对其某一点特别感兴趣的作物。
我记得起初是黍子和谷子。
父亲早在顿巴斯时就记得谷子，便决定亲自来验证一下有关这位中国来客如何高产的传闻。
谷子种了几年。
小米粥成了我们的一道固定菜。
然而关于产量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莫斯科郊外的气候对它说来太严酷了。
谷子的地盘后来让玉米占领了。
一畦又一畦地播下不同的品种，播种时间错开，田间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
父亲仔细地观察作物的生长情况，这不仅是一种爱好，他想亲自验证，亲手摸索一下结果。
他不大相信汇报，知道收成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
早在乌克兰工作期间，他就养成了下田间的习惯，要亲眼看见播种以及后来的收割。
每次中央第一书记来到州首府，当地领导都尽量先设宴接风。
据说用餐后赫鲁晓夫心肠就会软下来的。
当时他到各共和国视察多半是乘敞篷车。
这样可以更好地看清田间的情况，可以随时随地停下来问问庄稼人，了解他们的意见，这种意见往往比官方的汇报更加宝贵。
规定政治局委员乘坐的“吉斯１１０”装甲汽车他不用。
那辆车在中央委 员会的车库里落满尘土，无所事事。
父亲在经历了几次“热情”欢迎之后，想出了对策。
他买了一口大铁锅。
怕在汽车的后盖里弄脏了，又订制了一个铁皮盒子。
如今他在快到州首府时，不慌不忙，在道旁树木中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停下来休息。
迅速点起篝火，取出不久就变成神话中物件的铁锅，放上猪油，做西红柿煎鸡蛋。
做出的东西够所有的人，包括助手和司机受用的了。
父亲喜欢绘声绘色他讲述同州委书记们会见的情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路辛苦了，请入席吧。
”父亲狡黠地一笑：“谢谢，我们刚刚吃完饭。
还是先谈工作吧。
咱们下田间，你们在车上给我讲。
”当然，这种巧计很快就为大家所知晓，不过父亲也并没有对自己的计谋保密。
他达到了主要目的：到州委后先谈工作，晚上很晚再用餐。
再囱过头来说说１９６４年７月发生的事情。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前一周的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
除了父亲、我和阿朱别伊而外，可能还有其他人。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①以他所特有的能言善辩和坚定不移论证说，实行五日工作制没到时候，尚未作好准备，可能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
父亲默默地听着。
我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我当时很年轻，很想有两个休息日。
我渐渐发现父亲开始动摇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找到了必要的论据。
于是我决定参加谈话，并胆怯地表示了异议，吭啼了半天，父亲只是把手一挥：“别碍事儿。
”他终于屈服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眉开眼笑。
第一项议程的第三个问题取消了。
它成了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遗留问题。
会议）顺利举行。
７月１５日，在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的法令》后，父亲再次讲话。
“代表同志们！大家知道，列昂尼德。
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已在１９６３年６月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中央委员会认为，让勃列日涅夫同志以苏共中央书记的身分集中精力抓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适宜的。
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解除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党中央委员会推荐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同志为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的候选人，请本次大会审议。
同时考虑免去他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
我想没有必要对米高扬同志作鉴定了。
大家全都知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在我党和苏维埃国家中过去和现在一直从事着多么重大的政治工作和国务工作。
他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积极战士。
他的活动在数十年间已为我国人民所熟知。
他不但在国内名闻遇选，而且蜚声世界。
①措阿朱别伊。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米高扬同志可以当之无愧地担当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
同志们！我们希望代表们会赞同和接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我不揣冒味地在表决之前（尽管这可能显得有些超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上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衷心祝愿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在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
（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其实一切就到此结束了。
代表们一致赞成米高扬当选，并通过了如下决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决定：鉴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忙干苏共中央的工作，解除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
”早已成熟的决定形成了法律条文。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走马上任后，对于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遇到的情况极不喜欢，他决定进行整顿，从干部队伍入手。
他点名要免去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职务。
勃列日涅夫只得在中央委员会给自己的朋友找个职位。
这倒没有费多少周折。
勃列日涅夫在会议闭幕和彻底转到新的岗位后，看来内心充满矛盾。
一方面，他有些放心了，因为尽管会议的决定不大令人高兴，但他的营垒中又增加了支持者，而且看来已胜利在望。
另一方面，他大概还在担心：只要赫鲁晓夫稍微生疑，会出什么事呢？不过权力更替的准备工作已进入决定性阶段，需要的是会见，谈话，吸收愈来愈多的人参加。
想改变计划为时已晚。
会议闭幕后，７—８月的休假期开始了。
生活放慢了节奏。
勃列日涅夫一如既往地前往克里木……父亲暂时还不曾考虑夏季疗养的问题：７月底是波兰的盛大节日——人民的国家成立２０周年。
哥穆尔卡几次打电话来请他去，因为他特别重视赫鲁晓夫的访问。
父亲当然无法对自己的老朋友表示拒绝。
事后自然一定要视察我国的东部地区，亲自看看垦区的收割准备工作。
父亲再次离开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又正在休假，便留下波德戈尔内“看家”。
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都特别顺利。
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夏天，因为机不可失，对不再来：州委书记、州执委主席都去休假，都到克里木和高加索的疗养院中会合。
这里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以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摸摸他们的心思。
而周游各州和各共和国可是会引起不必要的好奇心的。
诚然，中央第二书记的新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了不少机会——他正好负责抓各州党委的工作。
不过在办公室谈是一回事，而在南方捧着上等白兰地酒杯谈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一切都很容易当成玩笑话，用种种趣闻去冲淡。
疗养期间什么话题没有啊？……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当时在克里木同许多人都谈过话。
总的干部形势对他有利：看来所有的人都对赫鲁晓夫不满。
党委书记对把州委一分为二和实行干部轮换制感到恼火。
军界人士则对继续裁军啧有烦言。
经济工作者对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满。
而且许多领导人当时不得不离开莫斯 科到全国各地去。
当时拼凑起了由不满者组成的稳定多数。
从力量配备上看，赫鲁晓 夫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中央全会上都不可能得到支持。
对赫鲁晓夫的颂扬在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人这段时间的讲话中比比皆是。
谢列斯特同勃列日涅夫的第二次谈话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
请看彼得·叶菲莫维奇①本人是如何回忆这次难忘的会见的。
“……勃列日涅夫来访。
我在克里木休养，他忽然来找我。
那是１９６４年７月的事情。
他没有劝我，他只是嚎啕大哭。
他可是个演员，一个大演员。
甚至可以在喝酒后爬到椅子上朗诵起来。
念的不是马雅科夫斯基的诗，也不是叶赛宁的诗，而是自己的双关俏皮话。
……他来找我。
‘生活好吗？近况如何？’‘有什么好不好的，’我答道。
‘工作不好搞。
’‘你怎么样，有人支持吗？’‘要是没有人支持，那就没法再干了。
只好提上讨饭袋滚开。
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特钦科对我帮助很大。
他经验丰富。
各州党委书记也都挺支持。
’‘你同赫鲁晓夫的相互关系如何？’‘是晚辈同长辈的关系。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关系更近，在莫斯科工作嘛。
’‘他骂我们，说我们游手好闲。
’‘也许他骂得对吧？’‘不，跟他没法共事。
’‘那你在他７０岁生日那天干吗讲话？什么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亲爱的，我们的领袖、领导人，列宁主义者等等。
你干吗不讲！尼基塔，跟你没法共事！’‘我们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我决定保持一定距离。
‘你们自己去研究吧。
我们在基层工作。
怎么指示就怎么干……你们想干什么呢？’我还是表现出了有所克制的好奇心。
‘我们想开个中央全会，批评批评他。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赞成。
’” 谈话到此结束，这倒更象是一次小心的试探。
勃列日涅夫岔开话题，后来就走了，看来谢列斯特的回答中有些话引起了他的警觉。
父亲不久去了波兰。
勃列日涅夫留下来“当家”，他仍在克里木休养。
我上面已经提到，父亲在克里木或高加索休养时，那里经常举行我国领导人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的会见，在附近休养的我国知名学者、设计师、政府成员也来参加。
这样的会见都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
参加者全都带上家属，因为是来休养的嘛。
通常这样的活动都在雅尔塔山上原亚历山大三世宫中举行。
看来，值得介绍一下克里木各宫殿的情况。
战前它们都作疗养院使用。
战争结束时为筹备反法西斯同盟各国首脑会议，对利瓦季伊宫、阿卢普金宫及其他一些宫殿进行了紧急修复和改建，以 ①指谢列斯特。
供各国代表团居住。
会议结束了，宫殿则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
已经没有人记起“宫殿应该属于人民”这个老口号了。
利瓦季伊宫算是斯大林的别墅，尽管他在那里只休养过一次。
莫洛托夫住进了沃龙佐夫宫和阿卢普金宫。
其余宫殿均无个人依属关系。
斯大林去世后，父亲想起了多年前作出的将贵族宫殿交给人民使用的决定，并设法通过了一项关于将它们用作工会疗养 院的政府决定。
然而这些宫殿很不适于供大众疗养，不久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博物馆。
只有亚历山德罗夫宫一直是国家别墅。
决定用作接待外国贵宾的府邸。
它大部分时间都空着。
父亲在克里木休养时，有时到那儿公园里空荡荡的林荫道上散步。
看来，他就是在散步中萌生举行这种聚会的念头的。
客人们通常是一早就聚集于此，大家一起散步，玩击木游戏，打排球，坐在长凳上闲聊。
最后以露夭宴会告终。
父亲不在时从不举行这种活动。
起初看来因为这是他的主意，后来呢，显然是因为谁也不敢占据他的位置。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当了发起人。
需要说明，尽管这类聚会总的说来无拘无束，这里却有一套严格的礼节。
客人是带上家属来的，但是不请一家之长而单独邀请夫人或者子女的情况自然是从来没有过。
那年夏天，我姐姐尤莉娅·尼基季奇娜在雅尔塔一所疗养院里休养。
当她接到参加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这种聚会的请柬时，特别吃惊。
看来在这次非同寻常的邀请中，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情绪在起作用。
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想显示一下，看来首先是向自己显示一下他眼看快成为这里的主人了。
另一下面，他邀请尤莉娅·尼基季奇娜，又说明他怕赫鲁晓夫，想借此表露一下忠君的感情。
姐姐对勃列日涅夫在招待会上的表现感到不胜惊讶。
而且她是在父亲下台前谈到这点的。
用她的话说，勃列日涅夫简直象个大权在握的主人，无论对谁都是异常亲昵。
她从来没见过他的这种表演。
晚会快要结束时，他甚至爬上椅子朗诵起自己赋的诗来。
种种迹象表明，他特别自满自足。
类似的表现从前谁也没有见过。
勃列日涅夫举止中的急剧变化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但是没有人猜得出变化的动因。
按照我们的惯例，大家都认定他是喝多了。
８月份，类似的事情又出在我身上。
父亲当时不在莫斯科，他到垦区视察收割工作去了。
我因公与同事一起去宇航员训练中心。
我们受到热情欢迎。
我们在大厅里漫步，仔细观看练习器，同宇航员交谈。
陪同我们参观的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卡马宁将军，他当时任空军副总参谋长，主管宇航员训练工作。
这次参观即将结束时，我们到一个实验室去参观第一艘可操纵宇宙飞船“东方号”。
卡马宁的副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说：“将军同志！请赫鲁晓夫同志给勃列日涅夫同志去电话。
刚才中央委员会来电话了。
”我当时的惊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从来不给我打电话的呀，我是什么人，他又是什么人呢？……我赶快同副官一起到卡马宁的办公室，拨了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号码。
他拿起听筒：“是这么回事，”我听他说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在，明天要 开始打野鸭了。
我们全都去扎维多沃，请你也去，你能去吗？”“当然可以。
谢谢您，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星期六晚上去，”我傻呵 呵他说，一时完全惊呆了。
我万万没有料到会接到中央主席团委员个人发出的去打野鸭的邀请！父 亲也曾带我去过，但那仅仅是以“免费捎带”的身分去的。
有时季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也带上儿子。
然而同父亲一起去打猎是一回事，而这次却突然受到以平等身分参加的邀请。
无须隐瞒，当时这样的邀请真使我受宠若惊。
我回到实验室，卡马宁以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我。
“大概列昂尼德·伊里奇经常给您打电话吧？”他问道。
我不知该说什么，便喃喃地说：“对。
不……不太多……”当时我没有太多地想过这次电话，只把它当成一种关心和喜欢的表示。
父亲回到莫斯科后，问我：“打猎打得怎么样啊？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对我说，他没有忘记你，带上你去扎维多沃了。
”看来，这次电话是又一个“讨好”父亲的步骤。
说真的，我找不出别的解释。
然而，打野鸭未必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及其他“猎人”在这个季节去扎维多沃的主要目的。
在舒适的小屋内，避开他人那好奇的耳目，他们可以从容自如地给那些他们在犹豫再三之后决定透露自己计划的人做工作。
请看当时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根那季·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吧。
“所有这一切筹划了一年左右。
联系网伸到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打猎的扎维多沃。
勃 列日涅夫亲自在中央委员名单上每个名字后面画上正号（愿意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 支持他的）和负号。
对每个人都搞过个别谈话。
问：对您也一样？ ‘对。
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联络网不仅伸到扎维多沃，而且伸到克里木、高加索和我国的其他角落。
那时我当然并未料到我命定要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一个即使不算积极的参加者、也是个积极的旁观者的角色。
第二章 十月 夏天结束了。
天气变凉，树叶也发黄了。
１９６４年收割季节的忙碌、对各农业区的视察均已成为过去。
１９６４年预定进行的出国访问也告结束。
秋天，父亲希望休整一下，设法静下心来，想一想今后的打算。
计划相当宏伟：１１—１２月份将举行例行的中央全会，会上要作出重要决定。
中心议题之一是农业状况。
十年来农产品的产量增长了，但效率远未达到父亲所力争达到的预想水平。
国外购置的全套畜牧场设备不能保证在我国的条件下达到原生产厂家所许诺的产量。
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即干部政策。
苏共中央主席团已经老化：其大部分成员均已年近６０，而父亲本人则刚刚过完７０岁生日。
他愈来愈多地考虑这个问题：谁
他已离职，确切地说是“让”他离职的。
他同妻子加琳娜和小女儿住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
因为我当时年纪很轻，觉得他已经相当老了。
因而他的活泼好动、精力充沛，他那种感情迸发和为正义事业一往无前地投入战斗的能力就愈发使我感到惊讶。
他的住处摆满了书籍、手稿、杂志、文件。
这些东西放在书架上、桌子上、椅子上，或者堆放在地板上。
斯涅戈夫在那个时期研究的是我国和共产党历史上的尖锐问题，他干着今天称之为消灭“空白点”的工作。
二十二大已经开过，斯大林的尸体已经移出陵墓，但没敢挪得太远，就在近旁的克里姆林宫墙下安葬了。
这种两重性随处可见。
全国刚刚开始对我国历史上的斯大林时期有所认识，“个人崇拜”这个词组念起来还有些拗口。
几年前，还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词组呢。
为了对３０年代的事件进行初步分析而成立波斯佩洛克那个专案组时，父亲第一次说出 “个人崇拜”这几个字。
自然就开始查找经典作家原著中有没有什么切中时弊的论述，而且当然是找到了相应的语录。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地点在别墅。
给父亲送来一个装文件的公文包，他从中取出一个薄薄的银灰色文件夹，里面是经典作家的语录。
父亲让我给他朗读马克思关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危险性及不能容许个人崇拜的思想。
我从标题开始读：“卡尔·马克思论个人文化。
”当时对这个错误①嘲笑了一番，可要是仔细想想，这个印刷错误就没有什么可笑的了：因为要想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是需要许多年的时间的。
当时斯涅戈夫的话就使我惊讶不已，他论证说，并不存在斯大林的个别错误和谬见，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那罪恶政策的结果。
这些骇人听闻的现象发生在３０年代并非偶然。
斯涅戈夫说，其根源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革命事件中。
斯涅戈夫不但抨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而且抨击了整个被奉为经典的历史。
斯涅戈夫撰写了几篇历史方面的文章，其中论及斯大林对列宁１９１７年夏天出庭问题的立场，也论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悲剧性的擅自行动——那是１９２０年战争中红军在波兰遭到失败的原因之
一。
要是在今天，这些材料就会归类存放起来。
可在当时它们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斯大林主义分子千方百计不让这些研究材料问世。
站在斯涅戈夫对立面紧紧抱成一团的，是以我们的主要思想象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伊利切夫为首的一些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
是他们写了被斯涅戈夫批得体无完肤的“历史”，斯涅戈夫指责他们在伪造历史。
斯涅戈夫在同保守分子的斗争中只能指望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支持，他 ①俄文中“崇拜”（культ）与“文化”（культура）词形相近。
（本书脚注除注明出处者 外，均为译者所加。
） 对这两人的正直毫不怀疑。
通过正式途径见到高层领导人很困难，他又信不
过赫鲁晓夫的那些助手，至于在赫鲁晓夫班子中管意识形态问题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他干脆认为那是苏斯洛夫的人，隐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斯涅戈夫通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找到了我。
谢尔戈论职业是历史学者，同斯涅戈夫见过几次面，并把他的文章转交给米高扬，但事情毫无进展。
有一天，谢尔戈建议我去斯涅戈夫家，并答应让我见识一下此人所拥有的关于斯大林的一些独一无二的材料。
我当然是欣然从命了。
来开门的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消瘦、十分敏捷的人，目光犀利而严峻。
他看上去年岁不小了，但浓密的黑发只是微微有些斑白。
主人请我们进他的书房，茶端上来了。
斯涅戈夫一下子给我们讲了大量关于斯大林及其方法、关于当代斯大林主义分子的信息。
他反复强调一点：斯大林主义并未摧垮，二十大仅仅是个开端，前面有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等待着我们的不仅仅是胜利。
斯涅戈夫也谈了自己的身世。
他（当时叫阿廖沙）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命运使他东奔西走。
他就是在那几年起先见到米高扬，后来又在乌克兰见到默默无闻的赫鲁晓夫的。
父亲当时在斯涅戈夫手下工作。
后来的生活使他们各分东西。
父亲青云直上。
斯涅戈夫的升迁则慢多了。
１９３７年来临了。
当时任州委书记的斯涅戈夫受到迫害，他受尽了地狱般审讯的种种磨难，却一个人也没有供出来。
最后被判 了２５年徒刑，他便从赫鲁晓夫的生活中、也从米高扬的生活中消失了。
沦陷期间，法西斯分子把他的母亲当成积极的共产党员的母亲活活烧死。
而斯涅戈夫却作为人民的敌人和外国间谍关在劳改营里受苦受难。
战争结束了，然而这对他的命运丝毫没有影响。
１９５３年到了……斯大林３月去世，贝利亚一心夺权。
斯涅戈夫跟贝利亚十分熟悉。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他俩曾在外高加索共过事。
后来也曾有过在一起工作的经历。
但他俩从未亲近过：两人彼此都没有好感。
斯涅戈夫了解贝利亚的许多情况，其中包括贝利亚认为最好不去回忆的事情。
他也知道贝利亚内战时期替木沙瓦特分子干事的经历，并记得此人在格鲁吉亚飞黄腾达的血腥历史，没有忘记“历史学家”贝利亚那本完全颠倒外高加索革命历史的书。
斯涅戈夫尽管掌握这类情况，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１９５３年贝利亚被捕。
准备进行审讯，侦查机关四处寻找证人。
证人已几乎绝迹。
能够讲出犯人过去情况的人寥寥无几。
这时才想起了斯涅戈夫。
在劳改营里找到了他，火速送到莫斯科。
受害者与刽子手在法庭上又见面了……审判结束。
贝利亚被处决了。
然而原告方面的证人后来的遭遇却很不寻常。
新任苏联总检察长是斯涅戈夫过去的好友罗曼·安德列耶维奇·鲁坚科。
囚犯斯涅戈夫被押送到检察院，两人相见了。
鲁坚科在谈话中老是避重就轻，不过末了他目光闪烁地问斯涅戈夫，他可以替斯涅戈夫做点什么。
据斯涅戈夫说，他听了此话只是惊讶地抬起了头。
于是鲁坚科便向他解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斯涅戈夫已被判刑，谁也没有取消这一判决。
他还得回劳改营服刑。
最后鲁坚科向斯涅戈夫提出在释放前替他保存笔记。
斯涅戈夫一时竟目瞪口呆……他交出了自己的笔记，鲁坚科把笔记藏进自己私人的保险柜。
囚犯斯涅戈夫的日记就这样在总检察长的保险柜里放了两年多。
他本人呢……去继续服刑。
他在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差点被刑事犯杀死。
时间仿佛停顿了。
监狱外传来的消息很少，真想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啊。
为什么不释放他们呢？难道仍然是一切照旧吗？终于盼来了１９５６年。
２月，举行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
父亲决定请在斯大林大清洗后幸存下来的老共产党员作为来宾参加大会。
助手向他呈阅名单时，父亲突然想起了斯涅戈夫。
谁也不敢告诉他斯涅戈夫还在继续服１９３７年所判的刑。
下面赶快四处寻找。
于是从监狱里把缺衣少食、胡子拉茬的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直接送到莫斯科。
当下把囚衣换成质地上乘的西服，发给一张进克里姆林宫的邀请券。
至于尚未服满的刑期，当然再没有人想起了……大会闭幕后，父亲一直注视着斯涅戈夫①。
在打破旧体制的过程中，他对象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或者奥丽加·格里戈里耶芙娜·沙图诺夫斯卡娅这样的人寄予厚望。
他需要有志同道合者。
沙图诺夫斯卡娅出狱后被派往党的监察委员会搞平反工作，斯涅戈夫则被派往内务部当“政委”，然而保守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终于以体面的借口精简掉了斯涅戈夫所担任的职务，他本人则“因年龄和健康的原因”“光荣退休”。
此刻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喝着茶。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讲得愈来愈起劲，愈来愈激动。
不断地回忆、论证和解释着。
他要我们相信赫鲁晓夫如今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只有根小一批年轻的党中央机关干部在支持他。
对手可比这多得多，这些人在经历了二十大引起的休克后已经清醒过来，只待伺机反扑。
斯涅戈夫说苏斯洛夫和他那个鼓动宣传班子是主要的敌人。
用他的话说，正是这些人在阻挠非斯大林化的进程，他们以协调一致为借口瓦解批判斯大林方法的尝试，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犯下的罪行。
任何新事物、进步事物的一点点萌芽，都让这些阅历“丰富”的“园丁”们那颇有经验的双手拔得一干二净。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尝试被无情地中断。
斯涅戈夫对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都表示不满，责怪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自由主义，行动迟缓。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认为，父亲是“不务正业”。
斯涅戈夫说：“他干吗要去管工业和农业上的各种问题？一个人又不可能包办一切。
应该干的不是种玉米，而是同主要的敌人，即斯大林主义及其在我们心脏中——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部深深扎根的追随者进行斗争，不然的话，旧体制就会摧垮赫鲁晓夫。
中央委员会里必须有一个正直的原则性强 ①实际上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在父亲亲自过问下，从监禁地回到莫斯科的时间要早得多。
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里相见，斯涅戈夫还积极参加了为无辜判罪者恢复名誉的艰巨工作。
他未必会忘记自己 被释放的日期。
很可能是他觉得这样来叙述往事更富有戏剧性。
我没有纠正他叙述中的不确切之处。
—— 作者 的人，一个能够进行整顿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要赋予他特殊的权力。
“如果能在中央委员会获胜，那么往后的前进步伐就会加快，并可保证 不定回头路。
赫鲁晓夫身边能够让机关来个大换班的人几乎没有。
大多数人只是在口头上拥护他，实际上却为任何创举设置障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只相信米高扬一个人。
他认为赫鲁晓夫就应该让米高扬来对中央机关进行清洗。
” 斯涅戈夫请我向父亲转交一封要求接见并有重要问题相告的信。
我有些犹豫。
从前也有人拿着类似的申诉信来找我。
我转交给父亲时，他必定要剋我一顿，并且说这类申诉信应当交到中央 办公厅，那儿知道该怎么处理。
无论怎么犹豫，我毕竟还是同意了：斯涅戈夫又不是一般的告状者，他是在为共同的事业感到焦虑。
我从那天起就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交上了朋友，每次见面，斯涅戈夫都介绍一则又一则详情，并且援引事实，说明赫鲁晓夫本人、更重要的是他奉行的政策正在受到愈来愈强烈的反对。
过了一段时间。
信写好了。
我找了个机会把信交给父亲，并且简要他讲了讲我所知道的情况。
他不知为什么对来自老同志的消息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两句斯涅戈夫的极端主义，信也不拆就往口袋里一塞。
父亲不久接见了斯涅戈夫，但当我问起谈话后有何感想时他却不大耐烦，他说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许多事情夸大了，许多问题他根本不明白。
也许斯涅戈夫的话里有正确的成分吧，但照父亲看来，他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对，言过其实，至于那些担心嘛，更是毫无根据。
父亲不愿把谈话继续下去，此后我们再未涉及这个问题。
我去找斯涅戈夫。
他感到绝望，火冒三丈。
据他说，父亲什么也不明白，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
斯涅戈夫给他介绍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情况以及背着他进行的阴谋活动。
希望他理智和警惕，提醒他注意所面临的斯大林主义卷土重来的危险，父亲听了只是一笑置之，还说斯涅戈夫想象力太丰富，所以才有草木皆兵的感觉。
赫鲁晓夫对他说，在中央委员会任职的都是些襟怀坦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人。
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彻底忠于思想，怀疑他们搞阴谋、追求一己私利，特别是怀疑他们热衷于党代表大会所谴责的斯大林主义，都是不对的。
不要算旧帐，那样会引起新的暴力仇恨浪潮——这就是父亲对斯涅戈夫呼吁进行侦查和惩办刽子手的反应。
至于斯涅戈夫要说服他把日常的经济工作交给专家去做、自己专管党的政策的根本问题，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还说没有比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更重要的问题了，而且他认为解决这些日常问题就是自己的主要任务。
他不同意把米高扬调到中央来，借口是各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事儿。
“他简直是个睁眼瞎。
”斯涅戈夫末了说。
谈话不欢而散。
在见父亲之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已经见过米高扬，可在那里也是一无所获。
总之，她感到绝望。
我不知不觉也受了斯涅戈夫情绪的感染：我感到必须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我开始为我们的国家（不必隐瞒，也为我自己）提心吊胆起来，觉得周围全是一帮阴谋家。
走出斯涅戈夫的家就一切都变了。
生活照常进行，而且很美好，这是年 轻人所特有的对生活的看法。
周围都是一些可爱而友好的面孔，善良而诚实的笑容，同那满是书籍文件的住宅里作出的预言丝毫吻合不上。
我去斯涅戈夫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
再说在见过父亲后他也对我没有什么兴趣了。
现在我对他的斗争已经帮不了什么忙。
我很快就把所担心的事情置诸脑后……与此同时，生活仍在继续。
１９６４年新年即将来临。
这一年对父亲说来具有纪念意义：他即将满７０周岁，同时，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也将近１０周年。
为庆贺新年，在刚刚竣工的克里姆林会议宫顶层的大厅里举行了招待会。
凡是曾经去过会议宫的人都很了解这个大厅：每到休息时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直奔设在那里的小吃部。
最近几年，在这个大厅里而不在家中与家人一起迎新年，已成为父亲的惯例。
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主席团委员和党中央负责干部、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工作人员、军事将领、先进生产者、作家、导演、演员、诗人、剧作家、画家、飞机和火箭设计师、外交官。
大厅角落的高处竖着一棵五彩缤纷的大枞树。
招待会搞得豪华气派，人们频频举杯，舞兴甚浓。
客人们到了后半夜才纷纷回家与亲人一起“继续欢度”除夕之夜。
有些人喜欢这个新办法：可以在这里结识新朋友，进行有趣的谈话，建立必要的联系。
有些人却不以为然：新年是家庭的喜庆活动。
话虽这么说，倒是人人都去，一个不落。
父亲在这里觉得自己是个殷勤的主人。
这一年应邀前来的客人中有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
１９５７年那次中央全会后他又当了几天部长会议主席，然而当“反党集团”成员分别派往遥远的城市时，他的退职就已经定好了。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谢皮洛夫等人陆续退休并返回莫斯科来。
布尔加宁也回来了。
他孑然一身。
老朋友中很少有人敢跟他来往。
父亲想见他，于是就给这位下台总理发出了参加新年招待会的请柬。
我相信父亲的动机决不是想见一见吃了败仗的对手，七十将至，他愈来愈多地想起年轻时代，怀念故旧。
他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系密切：赫鲁晓夫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布尔加宁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
他俩同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一幢楼房的五层，门对门。
甚至在那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沉闷时期，他俩也常常避过旁人的耳目到对方家中小坐，呷两口茶或是来上一杯白兰地……在那次难忘的新年晚会上，父亲热情地迎接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而人拥抱，同从前一样，并且……分手了，这次是永远地分别。
晚会结束了，枞树上的彩灯熄灭，音乐止息，父亲又投入日常的紧张工作。
情况远非尽如人意。
必须找到出路，找到那条唯一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启动经济机制的“线索”。
然而事情千头万绪，纷乱如麻，问题一大堆……父亲明白（当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旧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单纯指靠工人阶级的热情、“赶超美国”的口号都已经毫无效果，也不可能有效果。
他拼命探索一种能够保证经济机制在无需上面反复敲打的情况下顺利运行的经济模式。
却仍然没有实际结果。
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离开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就一事无成。
每个新的步骤不仅碰到各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暗地里的反对，而且要克服自己内心的反抗。
市场、竞争、利润可都是早在２０年代就批得体无完肤的， 当时宣称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怎么能够跨越这道障碍呢？……但是又不能原地踏步，需要找出“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的办法。
较为生疏的新思想传播起来十分困难。
父亲支持哈尔科夫的经济学家利 别尔曼，赞成胡坚科任场长的哈萨克国营农场所进行的试验。
当时他脑子里形成了经济改革的轮廓，甚至作出了主要的原则性决定。
这次他一反常态，并不急于求成，他想反复验证那些给未来经济奠定基础的原则。
因为一旦犯错误，没有时间去纠正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线希望。
父亲也注意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
同铁托的多次谈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仔细地了解南斯拉夫朋友的经验，却下不了决心在我们国家推广。
思想家们异口同声地一再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纯，资本主义味道甚浓。
人们对他说，南斯拉夫道路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
父亲试图在我们今天称之为行政命令体制的结构范围内探寻把国民经济从接二连三的失败中拯救出来的办法。
这个体制的逻辑就是要求在各个级别、各个环节对生产进行干预，要求不仅对每个工厂或农庄，而且对每个车间、生产队、车床进行严密的监视。
为了使这个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把州党委和区党委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
用行政命令办法抓经济，其实质就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中，直到区一级机关中，都应当是一些事无巨细亲自处理的人。
这样一来，机关里的专家愈来愈多，而工作却干得愈来愈糟。
结果是机关变得十分臃肿。
父亲所陈述的意图很简单：国民经济变得异常复杂，州委或区委书记、他的班子已经不可能既是工业专家，又是农业专家。
就是说应当成立起两个平行的机关。
总之，同克雷洛夫那篇著名寓言里说的一样：只消把坐位换一换，就一切都上轨道了。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根本不应干预经济事务的思想，当时尚未成熟。
说实话，压根儿没往这儿想过。
我听父亲讲过这些想法。
看来它们早已在酝酿之中了。
那年夏天，他在离利瓦季亚不远的克里木新别墅里休养。
用白砂石砌成的房屋里凉爽宜人，可父亲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海滨浴场的帆布凉篷下度过的，很少呆在室内。
他在海边看邮件，同来访者交谈，其中有来自莫斯科的官员，有住在附近疗养院的客人——设计师、学者、作家。
凉篷下就装有政府专线电话。
父亲往往就在这里、在比海滩稍高处搭建的一间木结构小棚屋中过夜。
记得有一天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在父亲这儿作客，好象还有波利扬斯基。
他们在邻近的别墅里休养，照父亲的说法是来“串门儿”的。
大家分别坐在海边的藤椅上。
从容地谈论国是。
然后下海游泳。
顺便说说，父亲游泳不行，要借助一个很象自行车胎的红色橡胶救生圈。
关于把州委一分为二的谈话早在水中就开始了，上岸后，父亲继续讲自己的想法。
最后他不作声了。
大家马上异口同声地对他表示热烈支持。
“主意很不错。
得马上贯彻，”——这是我当时的印象。
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显得特别兴奋。
我不知为什么不大喜欢这个计划，不过按照老规矩，我不敢参与长辈的谈话。
他们更了解实际情况。
我要是不同意，那就说明我的想法不对。
不久，中央全会一致同意对党的机关进行改组，而且这个想法开始付诸实施了。
然而希望注定无法兑现：经济并未好转，新出现的双重领导反而加重了混乱。
此外，改组的结果使机关又膨胀了。
这个决定引起各级党和经济 领导人极大的不满。
这是父亲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改组。
但正确的解决办法始终没有找到…… 是啊，事情不顺利，于是父亲亲自去解决这个那个问题，他下工厂，去田间，哪儿也不想落下，什么都要亲自过问，却总是顾此失彼。
尽管如此，这几年还是许多方面都有起色：住宅建设铺开了，开垦了荒地，垦荒明显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开始发展重化工。
外交领域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十大提出的关于防止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的论点宣布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也使无限膨胀的军队得以缩减，并进而发展到裁军。
苏美军事力量保持均势问题的解决，也对缓和起了促进的作用。
多年以来，我国领导人始终生活在恶梦中：美国轰炸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苏联进行核打击而不会遭到任何报复。
如今导弹一出现，两个大国都处在平等的地位。
结果是开辟了裁减兵力的可能性。
苏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几乎裁减了一半。
父亲提出的任务是争取再多裁一些，以便腾出人力和资金来发展国民经济。
服现役的年限缩短了。
年轻人返回家园，经济得到了一批生力军。
这些步骤引起了将军们的不满，他们觉得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和特权。
他们不愿意就此罢休。
但是父亲坚定不移。
他摸透了军界人士的脾气，却不打算跟着这些不大高明的军国主义者的指挥棒转。
他认为将来只应保持相互遏制的最低限度兵力，而且父亲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导弹热正是方兴未艾，而他已经十分认真地提出了让许多导弹工厂转产民用品的问题。
新的作法使同美国开始裁减核武器谈判成为可能。
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的签订是一大成绩。
对父亲的最后一个推动力是在新地岛进行的超级氢弹爆炸。
它的极其有害的后果被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诸国记录下来。
很清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到了应当考虑如何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时候。
国内生活也有重大起色。
二十大所开始的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过程必然转变为我国整个体制、整个社会结构的民主化。
起草新宪法的问题提出来了。
事情进展缓慢，很不顺利，但毕竟在进展中。
父亲异常操心的是权力问题，权力的继承，如何建立不让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更不许滥用权力的社会保证与国家保证。
关键问题之一是劳动人民代表的选举。
父亲建议取消只提一个候选人的现行制度，同时提几个候选人，以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出一名最好的；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代表对选民的实实在在的依从关系。
为了证明现行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他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女作家万达·利沃芙娜·华西列夫斯卡娅①为例，父亲高度评价她的创作和社会活动。
她经常来我们家作客。
亲密的关系从战争时期保持至今。
１９３９年，万达·利沃芙娜这位资产阶级波兰著名国务活动家的女儿投奔已经收复的利沃夫，把自己的命运同我国永远地联结在一起。
战争期间，她同丈夫、著名剧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①一起经常下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弧形地带 ①万·利·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波兰、苏联作家。
作品有《水上歌声》（1940—1951）、《虹》 （1942）等。
①亚·叶·考涅楚克（1905—1972）苏联乌克兰剧作家、国务活动家。
作品有《前线》（1942）、《在第 见过父亲。
然而作为代表她……什么也没做过。
而且最令人注意的是，乌克兰当局担心出现不愉快的事情，每次选举都把她放到一个离上次选区远一些的新选区去。
那里的选民对于她这个代表还不了解…… “哪有这么办事的！”父亲表示愤慨。
“这叫什么代表！随便塞个人来就让你选！” 然而他未能改变漏洞百出的选举制度。
没有时间了。
在起草新宪法的过程中，也曾讨论过确定这样一种苏维埃工作程序，使之能够切切实实地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生活进行监督的问题。
提出了使之具有更大权威和充分权力的任务。
新宪法的一种文本中曾经考虑到使苏维埃向按照西方国家议会惯例不间断地工作过渡的可能性问题。
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
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
把担任领导工作的任期缩短到两至三届的思想已经成熟。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适用于党务工作人员的这样的决定。
现在只需把决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家机关并在新宪法中作出明文规定。
可是一下子就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任满两届后的工作人员上哪儿去？他能够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应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直接以美国为榜样。
他在两次访问这个国家之后，尽管没有完全抛开“敌人的形象”，毕竟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大洋彼岸的经验和试用这些经验了。
诚然，他在公开场合从未讲过可以借鉴国家结构体系中的优点。
只是在自己人中间偶尔很谨慎地提及。
但是，如果说父亲的其他许多新措施，不管是否赞成，机关毕竟都贯彻了，虽然有时也不满地嘟囔两句，那么这一次他可捅了马蜂窝。
区级以上的领导层一片恐慌。
岂止是出现了一批不满者，简直是形成了一个非同小可的渴望采取积极行动的反对派。
取消机关工作人员的斯大林赋予的许多特权，这一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
在这方面，二十大以后马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取消所谓的“红包”，即定期给一定级别的官员发放的免税的补助金。
不过秘密报告引起的恐惧使官僚们一时麻木了，看来，因此“减薪”才没有引起多大的痛苦。
大家实在是吓坏了，对夜间抓人记忆犹新，所以才没有勇气来进行抵制。
不过休克很快过去了，机关明白如今谁也不会有被处决、被捕或者被流放的危险了。
官僚们愈来愈有把握地感到自己是决定性力量、局势的主宰者。
接二连三的提议都是光打雷不下雨。
关于取消内部供应商店和削减专用小车的建议本应由中央专门任命的小组来起草和执行。
该小组组长最初是当时任中央第二书记的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钦科。
小组开过会，讨论过，建议过，推翻过和明确过，却……什么也没有决定。
父亲着急，一再催促。
人们要他相信，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
拿出一些文件给他看。
他暂时放心了，于是一切又依然如故。
基里钦科下台后，又换了几位组长，最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以后，小组即不复存在。
父亲得以办成的唯一一件事，是稍稍缩小了专用小车的停车场。
当然，通过取消特权来确立社会公正更多地具有道义性质，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它。
满足对商品的需求只有通过生产数量充足和质地优 聂伯河上空》（1960）、《怀念在心》（1969）等。
195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
良的商品才能做到，而不能靠对财富的再分配。
这些决定使那些有可能失去特权的人怀恨在心。
而且相当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是他们本人，还有他们的妻子。
这一切在赫鲁晓夫倒 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父亲精简国家机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部里精简下来的官员调到国 营农场、委员会和其他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新单位。
可想而知，这些措施也丝毫不会增加官僚们对父亲的好感。
今天，对于父亲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平常关系议论甚多。
显然，对这个现象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只是斗胆提出几点看法。
二十大的结果使社会生活、文学和艺术急剧地活跃起来。
新的名字、新的作品纷纷涌现。
人们开始大声谈论昨天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权威”摇摇欲坠。
这时才发现政权本身并未作好接受变化的准备。
事态的发展令它感到突然：如此“老实”听话的创作知识分子居然失去控制，拒绝听从习以为常的上头的吆喝。
这一新现象使许多人感到惊恐，而惊恐则产生了对策。
父亲从未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专家，象在农业、工业或者建筑业方面一样。
官方的思想界由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把持着。
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对立的双方都来找父亲告状：作家寄来被书刊检查机关否定的作品，而“思想家们”只要“缰绳”稍一放松，就异口同声地危言耸听，说什么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从裴多菲俱乐部开始，以绞刑架和动枪杆结束的。
只要“缰绳”一放松，我国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这种警告有其正确的一面。
因为没有经济作后盾的扩大政治自由，很容易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父亲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在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没有下决心迈出打算实行的那一步。
下野之前的最后那几年因为他同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发生过激烈冲突而蒙上一层阴影。
他同那些实质上同他站在一个营垒的人展开了斗争，这特别令人遗憾。
其实，应当说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导演的。
有人对父亲作了很长时间的工作，终于让他相信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染源”已经毒化了我国创作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思想。
必须挽救他们。
否则他们就会毁掉自己，并给我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众所周知，只要放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无孔不入。
有人精心选择好时机，挑动赫鲁晓夫去发表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使他同那些昨天还是他的最热烈的支持者的人闹翻。
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营。
除了这一切不幸之外，又加上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麻烦。
欧洲的风暴刚刚止息，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刚刚稳定下来，又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策源地。
这次是同中国发生分歧。
对于最终导致武装冲突的对抗的起因和后果进行分析，那是专家们的事情。
我只是想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父亲独自承担了冲突的全部责任。
有人以为这并非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而是两国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一意孤行的表现，有人则是故意把事情说成这样。
为了彻底明白这种看法怎样站不住脚，是需要许多年时间的。
问题的担子十分沉重，而年近七十愈来愈感到精力不济。
父亲回家时疲惫不堪。
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走上两圈，吃过晚饭，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五颜六色的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那份工作。
他就在这里、在饭厅的桌前阅读，或者到二楼的卧室里去。
尽管家里有书房，他却从来没有利用 过。
通常都要工作到深夜。
早上九点钟，他总是已经端坐在办公室里。
由于无休止地阅读，眼睛疼痛，他愈来愈多地请助手或者我们这些做孩 子的给他大声朗读。
那些年，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给父亲规定了缩短的工作日，额外增加了两星期的休假。
决定成了一纸空文，工作不仅占去整个工作日，而且占去了全部业余时间。
额外的假期他倒是利用了：若是到皮聪达、克里米亚或是比亚沃维扎密林区去该有多好，哪怕稍微脱离一下老一套生活方式。
父 亲在那儿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带根本性的问题。
他当下就把自己的结论和建议以致中央的报告的形式写出来。
父亲经常利用休养中的空闲时间开会，或者同学者和设计师谈话。
我还记得许多人在皮聪达开会讨论航空业、导弹制造业、化工的发展道路的情形。
父亲十分清楚他的精力已经耗尽，而且即将来临的７０寿辰也标志着一定的界限。
他愈来愈经常和执拗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
愈来愈多地想到退休。
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谈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说着玩儿，有时则挺认真。
他在同中央主席团的同事们谈话时也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
应该让路了。
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机会。
”据我的记忆，这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典型说法。
他说这话时笑容满面，而周围的人都打着哈哈，把他的话当玩笑。
但是他在这一年，同青年会见时第一次公开说起退休的事儿。
他的讲话刊登在各家报纸上。
这番话里隐含着重要的意图吗？我想，父亲确实打算退下来了。
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即将临近的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把那当成自己最后的界线。
他的话在家里不会引起异议，工作上的同事却激烈地表示反对了。
“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气色很好嘛！您精力也比年轻人充沛！”人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
我认为很难说他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老是有新的想法，新的计划。
他想把这些东西一一付诸实施之后再退。
然而无论关于退休的想法有多么认真，父亲对自己的接班人却时时刻刻牵挂着。
权力继承问题在最近这几年一直困扰着他。
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
老是定不下来，他想找到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他终于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
此人愈来愈受到父亲的信任，尽管免不了发生冲突和尖锐的争吵。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科兹洛夫患了重病——中风。
在他稍稍恢复知觉，从医院里回到别墅时，父亲曾去看望他。
那是个星期天，父亲象往常一样把我带上。
从前科兹洛夫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两家彼此都很熟悉。
科兹洛夫的别墅离得不远，刚过乌斯宾斯基就到了。
汽车经过千篇一律的绿色院门，停在正门门口。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的妻子，还有其他人。
我们进了屋。
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睡的床放在房间中央，这是为了便于护士走到病人跟前。
靠墙的小桌上放着药品、消毒器和针管。
科兹洛夫半躺着，身下掖着枕头，脸色苍白，略带黄色。
我们进去时他认出了父亲，试图挪动身子、张口讲话，但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
叫人看了心里难受。
父亲在他床边站了一会儿，设法让他振作起来，按照自己的方式打趣说，科兹洛夫在休息，装病。
该康复起来去上班了。
我们道别之后来到隔壁的房间。
医生们都在这里。
他们向我们说明，弗罗拉·罗曼诺维奇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
“能工作吗？”父亲问道。
医生的判决是一致的：绝对不行，他会瘫痪。
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发作，导致死亡。
科兹洛夫是指靠不上了……父亲记住了医生关于神经紧张可能置病人于死地的警告。
因此在下一次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谈到科兹洛夫的命运时，父亲建议尽管弗罗尔·罗曼诺维奇有病，还是让他留任主席团委员。
没有人表示反对。
但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以后又修改了这一决定，让科兹洛夫退休。
医生的话真灵验。
他经不起这个折腾，不久就去世了。
科兹洛夫这一病不起，使父亲面临着更加尖锐的问题，现在不光牵涉到今后谁来接班，而且还有眼下中央第二书记的人选问题。
答案一直没有找到。
无人可以商量。
于是这些令人苦恼的疑虑、一吐为快的内心需要，大概就成了我有幸深入到极其神圣的政治家“厨房”、成为父亲深思熟虑的见证人的来由吧。
父亲是个精力充沛、容易着迷的人，这种类型的人都喜欢十分高兴地同任何人详细讨论自己所热衷的某种想法。
家里我们碰上了一大堆有关用于住宅的预制板制造的术语，我们很了解装配式钢筋混凝土和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的优缺点，我们知道转炉炼钢比马丁炉炼钢强多少倍，不仅懂得玉米的栽培特点，还懂得谷子、小麦、蔬菜，葡萄，水果等的栽培特点，我们为可以用塑料代替金属而欣喜若狂，我们注视着水翼船的进展，还了解其他许多情况。
因为我参与了国防工作，父亲还同我讨论有关飞机、导弹、坦克的问题。
但他同我们说话时从不涉及人事问题。
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绝对禁谈的话题。
甚至在１９５７年６月，当时矛盾已经以剑拔弩张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和以后的中央全会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我们也只能从间接的征兆猜测究竟出了什么事。
消息是从别处得来的。
至于说向父亲提问题，那根本不可能，答案早就知道，说法也是老一套：“别多管闲事，别添乱了。
”所以，当我问起科兹洛夫①的事，父亲突然说起他闷在心里的疑虑时，我简直目瞪口呆了。
那是１９６３年深秋在别墅里的事情。
晚上我们出去走走。
我们在路灯的灯光下沿着从院门到住处的柏油路散步，父亲冷不丁他说起了主席团内部的情况。
据我记忆所及，他对科兹洛夫不能重返工作岗位甚感惋惜。
用他的话来说，他对弗罗尔·罗曼诺维奇期望甚殷：此人在地方上干过，曾独当一面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若指掌。
父亲认为没有谁可以代替，而他自己又已到了考虑退休的时候了。
精力不如先前，也应该给年轻人让路了。
“我拉套拉到二十三大就告老退休，”这是他当时的话。
接下来他说自己老了，其余的主席团委员都是到了退休年龄的老爷爷。
年轻人几乎没有。
父亲是４５岁那年当上政治局委员的。
这是干大事的最佳年龄：精力充沛，来日方长。
人到了６０岁就不想将来的事情了。
抱抱孙子倒正是时候。
①弗·罗·科兹洛夫（1908—196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
曾任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 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9S7—1964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他为接替科兹洛夫的人选绞尽了脑汁。
因为又要懂得国民经济，又要懂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人。
很想找个年轻一点的人。
起初父亲对谢列平抱了很大的希望。
他看来是最佳人选：年纪轻，经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
诚然，对经济工作知之甚少。
为此建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
那里有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丰富的革命传统。
经过这样的锻炼后即可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
谢列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
他觉得挺委屈：他认为把中央书记的官僚交椅换成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的职位是降职。
“真可惜，看来是我对他估计过高，”父亲叹息道。
“也许这倒是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出错。
本想让他在列宁格勒呆上几年，成为熟手，就可以推荐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
现在他就当官僚当下去了。
不了解生活。
不。
谢列平不合适，尽管很可惜。
他是主席团里最年轻的一位。
” 记得父亲当时不作声了，沉思起来，后来才又继续谈论可能接替科兹洛夫的人。
其中谈到波德戈尔内。
尼古拉·维克托罗维 奇·波德戈尔内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既懂经济，又能与人共事。
在乌克兰有很好的表现。
他经验丰富，但眼界不够开阔。
调到中央后始终处理不好交给他的食品工业方面的问题。
总之，照父亲的意见，他也不适合担任此职。
说到这里，他谈到勃列日涅夫，说此人经验丰富，懂经济，也了解人。
但父亲认为，他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受自己情绪的左右。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他的鼻子走。
战前他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时，当地俏皮话专家送了他一个绰号，叫“芭蕾舞女演员”。
意思是谁想怎么摆弄他都可以。
而这个岗位上却需要有一个意志坚强、别人体想把他引上邪路的人。
科兹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可见勃列日涅夫也不行。
父亲不作声了。
这次谈话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我们又在通往住处的那条柏油路上徘徊良久，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
看来，父亲在脑子里反复掂量着可出任中央第二书记的几个人选。
我却因这一意外的开诚布公感到抑郁。
我当时想，既然父亲不得不就这些问题跟我讲心里话，那就可见他有多么苦恼和孤独了。
从前不曾有过这种情况。
从前这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谈到人事这个禁谈的题目。
父亲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类话题上来。
他的这些心里话我自然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
尽管父亲没有提醒过我，我并不需要类似的提醒。
这样，当我得知仍然打算让勃列日涅夫当中央第二书记时，我的惊讶就不难想象了。
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不过我也没有向父亲提出什么问题…… 我本人对列昂尼德·伊里奇①倒满有好感。
他脸上老是挂着友善的笑容。
一张口就是一段趣闻。
我对他酷爱多米诺骨牌倒是 觉得有点奇怪：这种癖好同我心目中的国务活动家形象太不协调了。
然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好象一点也不为这种可以引以为荣的推荐感到高兴。
他不大情愿，但是又只得服从。
新的职位赋予他很大的权力，但是……默默无闻。
这是在分支机构很多 ①指勃列日涅夫。
的党的机体内部的紧张工作。
要起草决定，同各州委协调一致，密切注视部队里的工作和……对失败负责。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性格、他天生的爱好更适于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体面的职务。
这儿的一切他都很喜欢：总统、国王和大使举行的宴会，检阅仪仗队、早宴、午宴、晚宴、看戏。
授勋、颁奖也很惬意。
周围都是笑容可掬的面孔，握手，亲吻。
受奖者的讲话洋溢着由衷的感谢和爱戴之情。
国事访问——又是检阅仪仗队、宴会、记者招待会、微笑、握手、干杯。
他喜欢抛头露面，出人头地，喜欢在报纸、杂志、新闻纪录片中一睹自己的风采。
如今这一切都必然要失去了。
往后是极其繁重的工作，是责任的重担，必须作出许许多多可能带来巨大的、有时很难预料的后果的决定。
这一切勃列日涅夫都不喜欢，他对任命有意见，但是别说拒绝，连表示不满的话都张不开口。
他只是对给予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保证绝不辜负对他的信任。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例行的中央全会开幕了。
这是最后一次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召开的全会。
中心议题又是农业。
父亲在顽强地探索如何使国家摆脱困境，摸索致富的途径。
不能说他没有探索过能够发挥生产者的主动精神、提高劳动效率的管理经济新方法。
这些问题曾在会议和报刊上讨论过，也搞过试验。
不过可惜他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求冶金、机械制造、化工和农艺方面的具体方案上了，而且这些方案必须象魔杖一挥似地解决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全会上，由农业部长Π．Π．沃洛夫钦科作报告。
曾几何时， 这位农场场长官运亨通，竟一跃而为部长。
他在不久前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一炮打响，他介绍了他领导的农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某些建议。
父亲便抓住不放。
父亲认为我们在农业上的挫折的原因之
一，是领导人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活生生的现实。
他以为上来一个活跃在田间地头的人就可以使情况有个根本的改变。
沃洛夫钦科就这样当上了农业部长。
然而奇迹并未出现。
此刻他正在作报告，题目就很花哨：《论通过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综合机械化及推广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以尽快提高农业产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集约化》。
看来，连题目都是面面俱到的…… 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应邀参加全会，其中有党务工作者、各部工作人员、农业专家、学者。
实际上这已不是中央全会，而是全苏会议了。
近来父亲采取了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的作法，在会上详细讨论某些经济问题。
这个办法远非人人都喜欢。
机关干部认为，这样一来降低了全会的威望，使全会的意义减色。
不过没有人公开讲出“谋反”的想法。
父亲那种力求亲自深入考虑问题、弄清事情本质的愿望给他的工作作风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有时这种作风带来积极的效果。
他的干预对工作推动很大，例如火箭制造业就是如此。
不过往往也有适得其反的意外之事，例如李森科的事情。
关于我父亲生涯中这一并不光彩的篇章，我只想讲讲我亲眼所见的情况。
５０年代初，我对李森科和遗传学问题的了解，只限于中学课本和科普书 上的内容：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①把那些唯心主义伪学者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些人不去解决我国农业的重大问题，却 “摆弄”什么果蝇。
现在我们则走的是米丘林的正确道路。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当年我对这类问题兴趣不大。
１９５６年４月我在《真理报》看到两则用大号字排印的短消息大为吃惊，它们刊登在不常登短讯的第二版右上角。
第一则消息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因洛巴诺夫同志调任他职，免去他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由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茨凯维奇接任该职。
这位副主席原来专管农业工作。
稍稍靠下是另外一则消息。
我全文照引如下：“苏联部长会议消息。
苏联部长会议同意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
任命帕维罗·帕甫洛维奇·洛巴诺夫同志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消息到此为止。
并无调任其他职务和别的字样。
这样的行文别说是５０年代，就是今天也隐含着完全失去一切地位的意思。
消息没有放在最后一版的右下角，却放在不寻常的位置，还有铅字的大小，这些都说明赋予消息一定的意义，说明这不是职务变动，而是政策的改变。
我感到愕然，等父亲下班刚进家门，我就赶快问他是怎么回事。
说话的细节我自然已不记得了，不过他答复的大致意思是说，李森科卷入不好的事情（当时“镇压”一词还不通用），对他的论点的正确性已有许多学者表示异议。
因此“上边”决定对他的无限权力加以限制。
应当由较为客观的人来当指挥。
李森科嘛，就让他干工作，在学术争论中去证明自己的正确好了。
父亲对于李森科和遗传学家之间争论的实质不甚了了，我想，他不大思考这个问题。
应当说，当时父亲和我的心目中“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框框是牢牢地扣在了“遗传学”这个字眼上的。
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骂人话。
李森科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并不屈服。
他在等待时机，拼命加强自己的地位，在中央委员会和农业部招兵买马，拉支持者。
他干起这事来十分在行。
父亲的农业助手安德列·斯捷潘诺维奇·舍夫钦科及后来成为中央书记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波利亚科夫都让他“拉了过去”，成了他的热烈支持者，而且一有合适机会，他们就替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说好话。
众所周知，父亲认为解决粮食和种子问题的途径之一是推广玉米。
我不打算涉及“玉米问题”，我只是想说，任何一项好创举只要毫无节制，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败坏明智的想法的声誉，有时甚至无法挽回。
今天，任何为玉米辩护的论据已经对非本行的读者不起作用。
众所周知，玉米的王国在美国。
美国人喜欢种植玉米，也善于种植。
父亲知道这个情况，派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代表团远涉重洋去开开窍，学习先进经验。
他们返国后向父亲详细汇报了所了解到的一切情况，其中也谈到杂交种子产量最高。
当时就下令火速到美国采购杂交种子并在我国开展这方面的平行研究。
李森科那伙人坐不住了。
因为杂交玉米的成功就是一条对他们的对手有 ①指李森科。
利的论据。
他们决定小心地来摸一摸赫鲁晓夫的底。
“我对你们的理论争论不感兴趣，”父亲回答说，“杂交种子在美国取 得了好收成。
这些种子也可以为我们服务，至于理论嘛，让学者们去研究好了。
” 仗打败了，但李森科不肯投降。
他在等待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突然出现了。
列宁格勒州苏维埃主席斯米尔诺夫本人是农艺师出身，他访问奥地利归来。
当时的出国旅行还很稀罕，父亲便饶有兴趣地询问访问印象、新技术和“世界上的新奇事儿”。
斯米尔诺夫十分着迷地介绍说，奥地利人的秧苗是连同一立方土以及腐殖质与泥炭 的混合物一起栽种的。
这个过程可以实行机械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主要的是秧苗不会遭受病虫害，产量也提高了。
父亲以他所特有的热情开始在我国“推动”来自外国的主张。
这场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不知是舍夫钦科还是波利亚科夫找他来了。
那是个星期天，见面地点在别墅，他们经常来看看父亲栽种的东西，顺便也办自己的事情。
在田间讨论着各种问题时，客人仿佛是不经意地向父亲诉苦说，简直把我们的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给忘了。
魏斯曼和摩尔根分子压得他抬不起头，妨碍他的工作。
他们自己什么也提不出来，却拿这位对农业实践贡献甚多的真正学者出气。
他们看不见也不想看见自己的东西，只承认外国来的东西。
那些泥炭腐殖质营养钵就是最新的例子，大家都对它赞不绝口，承认它很起作用，可前两天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来了，讲了好多有趣的事情。
他对如何提高产量和如何提高产乳量都有很好的建议。
顺便说说，他带来了一篇有趣的文章。
牢骚满腹。
原来他几年前就建议在蔬菜种植中推广泥炭腐殖质营养钵。
他找过好多单位。
到处碰壁。
还取笑他。
可同样的想法从国外一来，大家全都当宝贝。
我们看不起自己的科学家。
我们全都拼命跟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屁股后面跑。
老是大家一窝蜂地都搞果蝇，至于如何提高产量、让老百姓吃饱，他们并不操心。
客人从公文包里取出那篇文章的单行本，交给父亲。
上面确确实实谈的是泥炭腐殖质营养钵，从照片上看这些营养钵同奥地利的一模一样。
缺口打开了。
父亲不满地嘟囔了几句关于我们崇洋媚外和必须支持苏联科学家的话，并且当下吩咐给李森科提供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保证他不会受到不公正的攻击。
“争论归争论，”他最后说，“但是大家都应该有进行工作的条件。
”要的就是这个。
余下来就是技术问题了。
吹嘘合意的指示和阻挠不合口味的最坚决的指示，机关干起这种事情来可说是得心应手。
李森科不是立即，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所失去的地位。
他给中央写报告，保证快出成果，他又成了各次会议上的职业演说家。
他在党中央农业部的支持者们善于掩盖失误。
可只要这位冒险主义者有一句话得到证实，那就受到没完没了的吹捧。
一有了成绩就争先恐后地向父亲报告。
至于表示怀疑的声音，那根本听不见，更不用说批评的话了。
对李森科一伙有利的时机很快就出现了。
事情很小，可它生动地说明，任何小事只要好好“加工”和善于“呈送”，它可能具有怎样的心理效果。
两位院士——齐钦①和李森科，开始争论谁的小麦产量高。
父亲一贯对育种工作有兴趣，他对新品种的主要数据倒背如流，十分高兴地视察种子试验站，认识许多育种专家——小麦、向日葵、马铃薯新品种的发明人。
他对此事也兴趣甚浓，甚至把两位院士请到别墅来作客。
争论双方都援引了大量论据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谁是谁非无法分清。
于是父亲决定略施小计，建议来个竞赛。
离我们的别墅不远，在莫斯科河对岸有一块地。
父亲主动找农庄主席谈判，让对方把土地拨给两位竞争者种一季庄稼，由父亲作保。
每个人种自己的那一半，运用自认为必需的农业技术，让收成来说明谁是谁非。
就这么定下来了。
把地翻耕了，施了肥，播上种。
每到休假日，只要天气暖和，父亲就当划手，我们坐在小船上。
父亲喜欢这样划船游玩。
从我家别墅所在的乌索夫到试验田所在地伊利英斯科耶并不远：路程需要４０分钟左右。
父亲的小船后面，远远地跟着卫兵的船，卫队长坐在船头，警惕地注视着周 围的动静。
值班的卫兵保持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因为父亲不让他们靠近，有点粗鲁地叫他们回到原处： “你们紧跟着我转悠干吗？是用鼻子嗅吗？离得远点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 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登上左岸。
李森科或者齐钦照例已在田间等候。
附近的小丘上是莫斯科州党委的疗养院“伊利英斯科耶”。
莫斯科州党组织的领导人在这里度过休假日。
父亲１９４９年从基辅回到莫斯科后，习惯在游玩时到疗养院去，在那儿拉上一帮人，大家一起在田间边走边讨论工作，或是就象父亲所说的那样“取笑逗乐”。
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仍然没有丢掉这个习惯。
总之，参观试验田的人有时很多。
自然，大家都关心究竟谁胜谁负。
起初从种种迹象看来齐钦领先：他那半边的庄稼长得又厚又绿。
可这时李森科夺得了心理上的胜利。
一个星期天，父亲照例来到田间，他给李森科来了个激将法： “齐钦的小麦可长得好一些。
”李森科默不作声地在小麦地里走着，开始在自己这半边，然后又到对手那边。
他连根拔起几株小麦，仔细看了看，表示不能同意。
他声称他会取得原来保证的收成，齐钦则将一无所获，因为麦苗营养过剩，就是说，不会结籽。
秋天，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于是李森科在父亲的心目中威信大增。
当然，这只是我所记得的一些片段，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片段：事实上，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
这时李森科可以对自己的敌方下手了。
不时可以听到关于唯心主义的魏斯曼分子压制学者的抱怨。
愈来愈坚决地强调指出李森科的成绩和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毫无成果。
于是父亲投入战斗，去捍卫“真正”的学者。
李森科便重新成了具有无限权力的人。
应当说，随着父亲对李森科的正确性的信念日益加强，我却正好相反，日益对此产生怀疑了。
学术性刊物上东一篇西一篇的文章描述了遗传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发表了遗传信息载体——基因的实 ①尼·瓦·齐钦（1898—1980）苏联植物学家和育种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
有农 作物远缘杂交方面的著作。
验结果。
我感到困惑不解：既然这一理论引用了纯属物质的对象，怎么会被
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呢？ 我曾几次在父亲面前提起这个话题。
但时机错过了，他已对李森科确信不疑，不需要我的论据了。
不仅不需要我的论据。
库尔恰托夫①、拉夫连季耶夫②、卡皮察③三位院士和其他人都试图说服他。
然而这些努力均未奏效。
一方面，“农业专家们”一致拥护李森科，并保证快出成果。
他们已经看见过，亲手摸过并请赫鲁晓夫本人看过这些成果。
照父亲看来，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农业的门外汉：数学家，物理学家。
他不愿考虑这些人的论据。
记得有一次我到克里姆林宫参加招待会，正好同拉夫连季耶夫院士站在一起。
当时我已经明白了谁的意见对，谁是在撒谎。
我已经毫不怀疑。
我可说是一心投入战斗。
我既知道拉夫连季耶夫的观点，也知道父亲对他有多么敬重。
他俩早在基辅就认识，而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成立后，父亲对拉夫连季耶夫更是倍加赞赏。
我认定自己找到了同盟者，于是谈话中为了抛砖引玉，泛泛地提到真正遗传学如何正确，李森科的观点又是如何错误。
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拉夫连季耶夫看了我一眼，似乎我成了拨弄是非的人，他喃喃他说： “我已经不管这事了。
”说完就走开了。
我象遭了雷击似地呆立不动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读到生物学家饶勒斯·梅德韦杰夫的书，该书记述了（如今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李森科如何发迹和生物科学如何被断送的全部经过。
这本用打字机打印的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小图书馆的书架上。
我读完全书后，不禁毛骨悚然。
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父亲擦亮眼睛，认清真相，使他兔受羞辱。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论据，寻找无可辩驳的理由，等待合适的时机。
我有几次都是用仿佛无可争议的前提开始谈话的：“你干吗往里掺和？让学者们自己去研究吧，况且已经得出的结果证明基因确实存在，已经有人看见基因了。
”可是毫无效果。
父亲阴沉着脸，大为光火，“顶撞”我说：“你是个工程师，这方面一窍不通。
别人一怂恿，你就跟个八哥似地人云亦云。
那些专家，懂行的人，说法可正好相反。
”他的论据中也有自己的逻辑，因此我更感到难过。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理解他。
他在其他科技领域都赞成竞赛的精神。
设计师们提出各自的方案，互不相让，只有最终结果才能说明他们的正确与否。
可父亲在这方面不知为什么坚定不移，他最后一条驳不倒的论据就是指责对方是唯心主义，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渗透的说法。
①伊·瓦·库尔恰托夫（1902/03—1960）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能科技工作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欧洲第一座核反应堆（1946），制造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1949）、世界第一颗热核 炸弹（1953），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1954）。
②米·亚·拉夫连季耶夫（1900—1980）苏联数学家、力学家。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创始人，第一任 院长。
在函数论、微分方程论、连续介质力学和应用物理方面创立了新的流派。
③彼·列·卡皮察（1894—）苏联物理学家，低温物理学和强磁场物理学奠基人之
一。
苏联科学院物理问 题研究所组建者和第一任所长。
发现液态氮的超流动性（1938）。
研制出利用涡轮冷气发动机使气体液化 的方法。
他经常要碰到去中央反映问题的学者。
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必须由他最后决定支持某一方并且拨出不少财力物力来实施某个方案。
他最讨厌盲目地作决定，通常都是在学者中找一个其客观态度完全信得过的人。
他最怕成为某些人达到一种目的、即使是纯科学目的的工具。
他在学者中间物色了很久。
最终选中了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
他们最初的密切交往始于１９５６年４月访问英国期间。
尤其是在往返途中的巡洋舰上接触最多。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身上，学者的知识同国务活动家的睿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他所感兴趣的不仅是同原子能的军用及和平利用有关的问题，而且还有似乎同他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哲学、生物学、宇宙学。
当时，１９５６年，他在英国原子能研究中心哈鲁埃尔发表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他第一次谈到苏联所进行的研究。
从前这些材料可是绝对保密的。
院士那一脸又宽又密的黑色胡须同样引起英国人的注意。
在那我们两国刚刚重新开始接近的遥远年代，大胡子被认为是俄国人形象中必不可少的象征物。
除了布尔加宁蓄着“教授”的山羊胡子外，代表团成员全都把脸剃得光光的。
却来了这么一个大胡子。
整个访问期间，只要库尔恰托夫在大街上一出现，后面就跟着一大群人。
回国后，父亲同库尔恰托夫过从甚密。
他们在父亲的办公室里见面。
库尔恰托夫还不止一次地到我们的别墅来。
原来，两人想到一起去了。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为科学发展的前途甚感焦虑，他那充满活力的天性需要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库尔恰托夫有一次到我们的别墅来时，抱怨说父亲不得不更多地过问科学上的问题和作出重要的决定。
可为此就需要有高深的学问，而且不仅是专业知识。
他说，必须深入了解学者们的后台工作，他当下毛遂自荐愿当父亲的科学顾问。
看来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索、十分成熟的想法。
父亲不喜欢人家强加于他。
尤其不喜欢缠磨。
我原以为他会很有礼貌地拒绝。
但是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看来是在考虑答案，然后他说，库尔恰托夫说到了点子上。
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想了很久，而且不止一次地想到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
照父亲的说法，有两个因素使他望而却步：库尔恰托夫就是我国的全部原子能计划，而这件事情可丝毫马虎不得。
除此而外，伊戈尔·瓦西里那维奇是个学者、院士，而顾问则是官员的角色。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库尔恰托夫当时反驳说，“而且我建议把顾问当成社会工作。
”他微微一笑，“不要报酬，我仍然在原单位上班。
”这番话正中父亲的下怀。
当时就作出决定。
讲好了等伊戈尔·瓦西耶维奇稍事休息之后就走马上任。
遗憾的是，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
库尔恰托夫休息之后再没有回来。
他猝然去世。
人们打电话到别墅向父亲报告了噩耗。
他吩咐在红场上举行葬礼。
放下听筒后，他若有所思他说：“多好的一个人。
可惜还没有一起共过事。
我对他可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啊……”在这类事情上，想象是靠不住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这个计划如果实现，李森科就会十分困难，很可能就无法继续把父亲愚弄下去了。
可现在他是畅 通无阻。
我和姐姐拉达①不知有多少次试图让父亲了解真相，却屡屡因他不理解而碰壁。
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１９６４年夏天。
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个温暖的夜晚，我们坐在面朝莫斯科河的凉台上。
父亲在一张藤制小桌上铺开白天没来得及看的文件。
他看上去很累。
周围坐着拉达、我和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大家各忙各的。
象这样大家坐在一起是习以为常的了。
父亲突然丢开摆在他面前的文件夹，没头没脑地迸出一句，说的是李森科的成就和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者魏斯曼一摩尔根分子的诡计。
我们弄不清他说这话究竟何所指，却又不能不答话。
拉达和我便小心翼翼地论证说，遗传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其中没有丝毫的唯心主义。
李森科所谓基因谁也没有见过的说法是很荒唐的。
原子也是谁也没见过，原子弹可确实存在。
这个论据在我看来是驳不倒的。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也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这次谈话把父亲惹恼了。
尽管他在家里从来没有训斥或者骂过人，连嗓门都没有提高过，那天却动怒了，他高声重复着自己的老一套：说我们让坏人利用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晓得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最后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声称不能容忍家里有人给外人当传声筒，我们要是坚持下去，那就不要让他看见。
总之是大吵大闹了一场。
大家玩没有玩成，又生气又难受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拉达跟丈夫回家去了。
究竟出什么事了呢？原来父亲快下班时，来了一帮农业“专家”。
他们牢骚满腹，埋怨“唯心主义者”不让“真正的”学者，特别是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生活和工作。
他们没有忘记点我们的名。
说拉达和谢尔盖也在跟着帮腔，当然不会有什么恶意，不过是欠考虑罢了……近来父亲身边有人专挑他特别劳累的时候，诽谤那些要把国家引入歧途的唯心主义“蜕化变质分子”。
这些滑头并非毫无根据地指望引起父亲的恼怒和激烈反应，他们好趁机会煽风点火。
遗憾的是这一招往往奏效。
刚才提到的那一次，父亲已是疲惫不堪，无法立即作出反应，所以只是默默地把话听完，心绪不佳地乘车回家。
整个晚上这一切在心中郁积起来、沸腾起来。
最终发泄到我们身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都不提昨天的事。
父亲看来是为自己的不能自制感到羞愧，但特洛菲姆·杰尼尔维奇的目的却达到了。
我们让父亲参加关于遗传学的谈话的努力从此中断了许久，而十月之后，讨论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此后几年我再没有同父亲提起过李森科，我是不想给他增加不快，因为现在他的观点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尽管如此，看来他还是不肯根本改变观点。
有时客人向他提出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他诚然没有特别冲动，不再骂“魏斯曼一摩尔根分子”了，却替李森科辩解，认为这是个为我国农业贡献颇多的实际工作者。
……我还是回过头来谈１９６４年的二月全会吧。
除了农业部长的报告外，还听取了许多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副报告。
父亲也在全会上讲了话。
这是最后一次了。
许多当年的见证人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人则保持沉默，不过如果把以某 ①拉达·尼基季奇娜；阿朱别伊是我的亲姐姐，学的是生物专业，现任科普杂志《科学与生活》副主编。
同记者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结婚。
——作者 种方式参与过那段时间的事件的各色人等的点滴材料综合到一起，就可以满
有把握他说：１９６４年１—３月这段时间中央书记处内部形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其中有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
这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还未完全明朗，看来角色也还没有分配好，但活动却开始了。
需要摸清中央委员、州委书记、军界领导人的心态。
１９５７年的教训仍记忆犹新，当时中央全会站到了似乎已经彻底失败的赫鲁晓夫一边。
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其中包含着一旦计划落空的不小危险。
现在，当年的一些参加者和见证人已经把１９６４年发生的事件讲了出来。
例如，原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在同一名记者谈话时说，逼赫鲁晓夫下台的准备工作早在免职的大约八个月前就开始了。
他说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因为离开他谁也别想开始。
另一位见证人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讲出了确切的日期——３月１４日。
他讲述说： “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住在一幢独院住宅里……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前来祝贺。
大家在餐桌旁边坐了很久，酒也喝了不少。
说话基本上围绕着国内情况……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犹犹豫豫，我觉得他们象有什么心事。
他们讲到上层相互关系中的难处，中央机关工作不协调……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抱怨命运不 济，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谈话的主题。
当时我就产生了恐慌不安、尴尬的感觉。
我还不知道这一切之后……过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事。
我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替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想法还没有，但是感到了恐慌不安。
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恐慌。
不过总隐隐约约有一点预感……他们不大信得过我。
是在摸我的底。
”看来，就那几个月的准备工作而言，“摸底”是个关键词。
进行着不易觉察、却十分坚决的工作：串连，谈话。
这一切都伴之以对父亲的过分吹捧：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
开始上映影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该片是按照不久以前的“优秀”传统拍摄的，充满了毫无节制的颂扬和令人生厌的赞誉。
曾让父亲看过这部片子。
他默默地看了一遍，并未夸奖，但也未禁止。
编好了赫鲁晓夫彩色相册，包括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相片。
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还有一部分始终未能问世。
每次讲话，不管合适不合适，都要提到父亲。
这场运动的调子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定的，其他人则拼命地随声附和。
这时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
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
他软弱无力……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突如其来的。
记得不知是１９６２年还是１９６３年的夏天，在去休假途中，父亲决定按老习惯到乌克兰州去巡视。
他想看一看收割前的田野，视察工业企业。
这已成了习惯。
他不过是眷恋着乌克兰的广袤土地。
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可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次视察的计划中包括视察不久前建成的克列缅丘特水电站。
电站旁边发展成了整整一个城市，名称不大好听，叫克列姆水电站市。
一列车队从基辅出发。
前面是赫鲁晓夫和波德戈尔内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在他们之后是长长的一条“尾巴”。
我在很靠后的地方。
我记得那天天气晴朗，骄阳似火。
我们驱车来到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城市。
我 蓦地大吃一惊：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乌克兰文写着：“赫鲁晓夫市”。
几年前根据父亲的提议，作出了关于不以至今健在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 命名城市的决定。
许多人起来反对，不知为什么伏罗希洛夫反对得最起劲，不过决定还是通过了。
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十分愤慨地回想起战前的年代，当时出现了一股风，弄一大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和村镇。
简直是一场竞赛：又是莫洛托夫市，又是莫洛托夫斯克，又是伏罗希洛夫格勒，又是基洛瓦巴德，真是别出心裁，无奇不有。
车队停在市委大楼前面。
我挤到前面去，根据周围的人的反应可以看出：父亲没有作声。
地方领导人本来绷紧的面孔绽开了笑容。
大家参观了城市，到大坝去兜了一圈，在市委里座谈了一阵。
父亲仿佛根本没有看见指路牌。
最后驱车前往码头，余下的路程是乘轮船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轮船起航了。
大家都聚集在船舱内，即将开始午餐。
父亲在讲话的开头表示感谢，说他对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兴，感谢给予他如此荣誉。
在座者无不点头称是，争先恐后他讲起父亲的功绩，说他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甚多，倍受爱戴。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从进入市区的那一刻起，我就老是觉得局促不安。
我以为父亲会提出抗议的，所以这样的开头使我感到沮丧。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头。
“你们难道没有看过中央的决定吗？要不就是认为决定可以不必照办？！”父亲接着说。
“我坚持禁止用领导人名字给城市命名。
可这儿出现了我的名字！你们把我往哪儿搁呢？”接下来便狠狠地批评一通。
次日报纸上登出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视察克列姆水电站市的消息。
可惜未能做到持之以恒。
工作中的不顺遂总是引起不满，迫使人们寻找罪魁祸首。
父亲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今天我们很难去判断当时关于人事调动的那些决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很难判断调动的原因和理由。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党的高级干部对这些调动并不乐意，同情并不在赫鲁晓夫这一边。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９—１３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先是通过了关于广泛实行农业化学化的决定（按照美国的榜样，父亲认为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必由之路），然后又未加讨论就通过了关于人事问题的决定。
决定免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
选举П，Е．谢列斯特接任此职，父亲对谢列斯特并不十分了解，是波德戈尔内极力推荐的。
波德戈尔内在不久前调到莫斯科之后，很快得势，最近几年的十月革命节纪念会上，正是由他来作报告。
而这说明了许多问题。
我们不知道谢尔比茨基被解职的真正原因。
据说，赫鲁晓夫最近视察基辅时对谢尔比茨基所作的关于乌克兰国民经济情况汇报很不满意。
也有许多关于他的副手们在他的职务调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议论。
父亲同这些人曾在乌克兰共过事，对他们言听计从。
中央全会后谢尔比茨基又当了一段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不久就到一个州去任书记了。
人们对这一决定的普遍不满几乎公开化了，因为谢尔比茨基被认为是一名好经济干部和有才干的领导人。
紧接着谢尔比茨基之后，又轮到了马祖罗夫。
１月６日，父亲同他一起应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之邀前往波兰进行非正式访问。
父亲在仲冬时节通 常都要遵照医生嘱咐休息上十来天。
波兰领导人请他去打几天猎，于是他带上马祖罗夫，打算同往常一样兼顾休息和工作；帮助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 关系。
再说总的说来他对马祖罗夫抱有好感，也很敬重。
１月中旬，我请假到边境去迎接他们。
父亲打算在白俄罗斯再呆两天。
他住在比亚沃维扎密林区的别墅里。
一次出外游玩，马祖罗夫用很长时间讲述了他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途径的看法。
具体讲些什么我没有听，尽管我一直跟在身边。
象这类有我在场的谈话不在少数。
我只记得父亲不喜欢马祖罗夫的想法，并加以纠正。
马祖罗夫不同意，便产生了龃龉。
他们来了个不欢而散，然而是彬彬有礼、友好地分手的。
当父亲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突然对前来迎接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们说他很不喜欢马祖罗夫时，我真是太吃惊了，他说两人谈了许久，但马祖罗夫的建议不合格。
应当考虑把他撤掉。
大家都对这番话感到意外，诚然，没有人表示异议。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
看来，父亲冷静下来之后再次仔细想了想当时的谈话，就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至少再没有提起解除马祖罗夫职务的事情。
肯定有人马上把父亲的话密告马祖罗夫，此后他决不会属于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之列了。
这样的步骤不会提高父亲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威望。
与此同时，生活照常进行。
象往常一样，除同迫切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有关的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外，又加上了会见、招待会、出行。
冬天和春天父亲曾去过匈牙利、乌克兰、列宁格勒。
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愈来愈少。
中央领导的大权愈来愈落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手中。
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更自信更自由。
他的归来愈来愈不受欢迎，因为他妨碍人家贯彻自己的路线。
父亲事无巨细全要过问，这样的监护自然叫他们觉得冒火了。
我觉得历史学家们低估了父亲与肯尼迪在维也纳的会晤。
许多人在文章中说父亲把年轻的美国总统教训了一通，时间都花在毫无成果的争论上了，肯尼迪则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据我所知，在维也纳发生了最主要的事情——相识。
父亲自维也纳归来时，对此人印象极佳。
他认为这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谈判对手，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是个讨他喜欢的富有魅力的人。
他们在一次交谈中产生了就当时而言十分大胆的想法：安排苏美联合登月旅行。
当时有一股席卷全球的太空热，我们和美国人在比赛看谁最先登上月球。
他们认为联合登月设想对加强信任大有好处。
两人都赞成这个想法，但事情毫无进展。
无论在我国还是在美国，均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后来那两年父亲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把该设想付诸实施，却屡屡受到军方人士的抵制：因为只要实施这一想法，就得向美国人公开我们的军事秘密，展示火箭，而在民用宇宙飞船中许多工艺方案与军用火箭完全一样。
父亲暂且还未下决心向军界施加压力，以克服这一严重障碍：老观念的惰性实在太强了。
美国总统所遇到的情况，看来也是大同小异。
我记得在达拉斯发生悲惨事件①之前不久，父亲在列宁山上的住所周围散步时曾再三提到对他颇有吸引力的想法。
然而一声枪响中断了肯尼迪的生命，而父亲又不想同继任者讨论这个问题。
他对肯尼迪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①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63年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
好感和信任，而在父亲的生活中内心的好感与反感总是占据重要的位置。
他作为政治家能够加以克制，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就总是受自己的好恶所左右。
他也是这么爱上了范克菜本②：爱他的直率开朗、才华横溢，爱他那迷人的微笑，父亲几次去听他的演奏，并邀请钢琴家星期天到别墅来作客。
他对这位可爱的美国青年始终保留着最亲切的 回忆。
春天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播种。
必须要有一个好收成。
前两年的挫折迫使我们到国外购粮，烤制品的质量也降低了。
父亲认为进口粮食是仅此一次的非常措施，权宜之计，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了。
我们毕竟应当学会种庄稼嘛。
对那种把收成不好都归罪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的说法他是根本不予承认的。
“这是替官僚主义者辩护，敷衍塞责，”他通常这样说。
“我们国家这么大，这儿旱了、那儿涝了的事情年年都有，可是其他地区收成不错嘛。
所以总是可以找到为自己经营不善辩护的理由，总是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天旱或者阴雨连绵上面。
不要对我作这样的解释。
收成好坏，全看我们大家干得如何。
”当然也有其他的问题。
这不，在日常的劳碌中４月悄然而至。
４月１７日，父亲满７０周岁。
这一天跟以往的生日一样快乐，却又令人悲伤：煽动起来的对父亲崇拜的浪潮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妈妈对所有这一切“过火行为”特别敏感，却……保持沉默。
我们发现父亲也不喜欢这种热烈的颂扬，但他也保持沉默，不想破坏节日的气氛。
当天的喜庆活动是从早上开始的。
全家人都让巨大的响声吵醒了：卫兵们正在往餐厅里抬里加一家工厂生产的大型电唱收音机。
侧面有一块刻有题词的金属牌子：是在中央和部长会议一起共事的同志们送的礼物。
这份礼物是绝无仅有的。
父亲事先就打了招呼，说他严格要求不要给他的生日送礼，尤其是苏联的单位别送。
“没有必要浪费人民的金钱。
什么礼物也别送。
”他斩钉截铁地说。
为此中央专门发了指示，只允许寄贺词。
这一禁令也适用于家庭成员，不过我们当然没有遵守指示。
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也没有理睬它。
春日的早晨阳光明媚。
上午９点钟，前来祝寿的客人就陆续到齐，他们是亲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
没有别的时间了，余下的时间要举行正式活动，每一分钟都有安排。
我们居住的寓所是一幢两层楼独院房，可供居住和举行小型招待会。
１９５３年以前，父亲、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其他许多中央主席团委员同家人都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一幢大楼里。
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内。
多层楼房中的生活使父亲觉得不舒服。
我们在基辅住的是一幢一层的独院房（是革命前一位万事亨通的药铺老板的住宅），周围是一个大花园。
那里可以散散步，可以在板凳上小坐，思考问题，稍事休息。
父亲到了莫斯科，也没有改掉下班后散步的习惯。
他经常拉上住在我们 ②范克莱本（1934——）美国钢琴家。
楼下的马林科夫出去。
顺着加里宁大街，去红场，围着克里姆林宫转。
有时去亚历山德罗夫公园，或者改变路线。
从高尔基大街返回。
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让人设计了政府官邸，准备建在郊区，列宁山上，莫斯科河畔。
马林科夫让父亲看了图纸，起初父亲有些犹豫——是不是太花钱了，但后来同意了。
原来计划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迁入新居。
不过没有全都决定搬去。
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还有别的什么人迁至格拉诺夫斯基大街。
官邸的第一层是正房：大餐厅和客厅。
这一层还有两套两居室住房，房主人的书房和卧室在第二层。
前来祝寿的人愈来愈多了。
新来的人进入客厅，三三两两地相互交换新闻，讲着笑话。
没有人抽烟，因为父亲受不了烟味。
寿星姗姗来迟，笑容满面、身着盛装的父亲终于出现在洒满阳光的柞木楼梯上。
客人们涌向前去。
握手，祝愿健康幸福——总之是象通常一样什么都说，同被祝寿者的官阶大小无关。
勃列 日涅夫亲吻了父亲。
那股热闹劲儿渐渐平定下来了。
父亲请客人入席。
大餐桌上摆好了生日宴的美味佳肴。
往常即使碰到喜庆日子，客人也很少有坐满半桌的时候，今天则座位不够，大家挤着，房间角落里也坐着人。
这个房间是许多大事的见证人，包括家庭大事和国家大事。
当初，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正是在这里讨论加勒比海危机直到深夜。
父亲曾在这里口授致肯尼迪的信。
诚然，事件的最高潮时他是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夜。
１９６３年一个秋夫的晚上，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正是把电话打到这里来，报告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
十分不安的父亲要求马上与美国大使联系，了解详情，久久不见答复。
父亲等得不耐烦了，再给葛罗米柯去电话，回答是已经要了华盛顿的长途。
“我是说给美国大使去电话。
这样来得快些。
”父亲纠正说。
几分钟后，得知肯尼迪总统已经去世。
当即决定派苏联代表团去美国。
由米高扬任团长……而今天，这里却喜气洋洋。
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分首先致词，他朗读了由在场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签名的贺信。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值您七十寿辰之际，我们，您的亲密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谨向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全体鼓掌）我们同全党、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把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看成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英勇战士。
（掌声）您热烈紧张的政治和国务活动、无比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无穷的精力和革命意志、坚忍不拔和不可动摇的原则性，赢得了全体共产党人、全体苏联人对您的深深爱戴和尊敬。
（掌声）我们十分幸运地能同您并肩工作，并以您为榜样，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解决党的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问题，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贡献出 自己的全部力量，向着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
衷心地祝愿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健康长寿，祝您在宏大而神奇 的活动中取得新的成绩。
（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认为您才只度过了前半生。
希望您至少再活这么 多岁，也活得这么辉煌，这么富有成果。
值此意义重大的日子，我们亲切地拥抱您。
以下签名的是您在座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全国还有许多许多人一并在此致意。
” 列昂尼德·伊里奇很是动情，他拭去眼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拥抱在一起。
大家都走过来，碰杯，讲两句应景的话。
最后大家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于是勃列日涅夫把漂亮的文件夹面交被祝寿的人，里面是刚才读过的贺信，按字母表顺序和职位高低签名如下： 列·勃列日涅夫根·沃罗诺夫安·基里连科弗·科兹洛夫阿·柯西金奥·库西宁阿·米高扬尼·波德戈尔内Л．波利扬斯基米·苏斯洛夫尼·什维尔尼克维·格里申沙·拉希多夫 Л．叶弗列莫夫基·马祖罗夫Ｂ．姆扎瓦纳泽彼·谢列斯特尤·安德罗波夫彼·杰米切夫Л．伊利切夫鲍·波诺马廖夫维·波利亚科夫亚·鲁达科夫维·季托夫А．谢列平 这个文件夹使它的发起者们始终不得安宁，直到被祝寿者去世为止……我把贺信重读了一遍，不禁想起当初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的名字上报都是毫无例外地严格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的。
因此每次父亲的名字都排在后面。
至于今天这个把总书记放在第一位的顺序，如同这个标题本身一样，已是由勃列日涅夫确定的。
面交贺信仿佛算是正式祝寿的结束。
通常这种场合所特有的那种闹哄哄的情况开始了。
那些与父亲共同走过如此不平常道路的战友们先后起立致词。
祝贺、祝愿、祝酒词滔滔不绝。
两个小时后，该散会了：接下来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庆祝活动，晚上则是大型招待会。
前来参加生日庆典的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各兄弟党的中央书记。
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也来了。
他同父亲之间有着多年的友情。
许多人都是带着勋章来送的。
因此庆典结束时，让讲话和握手弄得精疲力尽的父亲身穿的上衣又加重了不少分量。
第二天，一切都步入往常的工作轨道。
生日已成过去，需要考虑未来的事情了。
当时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
４月１９日，波兰代表团回国，２５日又是阿尔及利亚总统阿赫迈德·本·贝拉前来访问。
五一节 后父亲同他一起去克里木。
送走客人后，他想稍事休息后，从雅尔塔乘轮船到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那里正期 待他去参加阿斯旺水坝放水仪式。
父亲认为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非常重要。
看来，我国同阿拉伯世界的联盟较为牢固，因为赫鲁晓夫成功的外交手腕为之奠定了基础，这一成功的外交手腕在许多方面促成了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停止对年轻的埃及共和国动武。
父亲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他喜欢回忆自己同当时的英法领导人艾登爵士和摩勒所举行的谈判，谈判导致战争的迅速结束和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军。
１９５６年的事件使阿拉伯世界大为震惊。
这些国家从前一贯依靠西方，对苏联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们对他们同样很不了解。
对埃及青年军官的惩罚行动的失败，使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改弦更张。
父亲不断发展了业已取得的成绩。
阿拉伯国家先是运去了捷克武器，后来又运去了苏联武器，扩大了经济援助。
当中东的盟友面临威胁时，我国的全部强大军事力量都示威性地调动起来。
诚然，父亲批准同以色列断交，内心里是很不情愿的。
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把加强同拥有亿万人口的阿拉伯世界的友谊放在优先地位。
应当说，父亲经常在考虑让敌对双方言归于好的可能途径，曾不止一次地同纳赛尔①谈过此事。
他站到了阿拉伯人一边，却又不止一次地怀着好感回忆起他同梅厄②在莫斯科的几次会见。
“有朝一日那里也会实现和平的。
什么都有出头之日，”他常常发表这类哲理性的见解。
同埃及发展友谊的高峰是签订关于建设高大的阿斯旺水坝和赫勒万炼钢厂的协定。
这些步骤向全体阿拉伯人表明了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我国并非人人都赞成父亲的中东政策。
有人说这是任意挥霍老百姓的钱，说我们不该进行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
在中央内部形成反对派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可以被人巧妙地加以利用。
为了反驳所谓给欠发达国家提供巨额援助是白扔钱的议论，父亲通常是举阿富汗的例子。
他说，我们给国王几千万卢布，帮助他修建道路、工厂，发展农业，可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安宁的国境线。
为了巩固边防，需要耗资几十亿卢布。
所以我们在提供援助时，可以直接从中得到好处。
在上述的那个时期，还曾尝试过实现把全体阿拉伯人联合成为统一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想法。
父亲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合并持怀疑态度。
他提醒纳赛尔在同叙利亚合并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他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别很快就会引起冲突。
父亲为我国在中东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它看成自己的功劳，现在则想去亲自看看。
长期以来阻碍着对中东进行访问的，是一种严重的情况：共产党在大多数中东国家被取缔，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身陷囹圄。
在准备访问的整个过程中，这个问题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来。
我国领导人提出条件：不解决深受铁窗之苦的共产党员的问题，访问就不可能进 ①加马尔·阿布杜拉·纳赛尔（1918—1970）1956年起任埃及总理。
②戈尔达·梅厄（1898—1978）1969—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
行。
最后纳赛尔保证放人。
父亲假装他对这一保证感到满意，访问的最后
一 个障碍就排除了。
父亲决定让我也一起出访。
我不能同他一起去克里木，因工作脱不开身， 所以就在出访前乘飞机去。
代表团成员已全部到齐，他们是：葛罗米柯、格奥尔加泽、格列奇科、萨秋科夫、阿朱别伊等。
代表团乘坐“亚美尼亚号”这艘小轮船出发。
轮船已停靠在雅尔塔码头。
赫鲁晓夫此次出访同其他任何一次国事访问相比，除了南方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而外，并无多大的差别。
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是勃列日涅夫。
在临行前的忙碌中，列昂尼德·伊里奇举止上莫名其妙的变化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一贯与众不同的是讨人喜欢的满面笑容、随时挂在嘴边的玩笑话。
这一次却阴沉着脸，甚至对父亲的应答都只有片言只字，近乎粗暴。
对其他的人更是不予理睬。
可就在几个星期以前那次见面时，他还喜笑颜开，张开双臂呢，接下来必定是满嘴喷着名贵白兰地酒和名贵香水气味的亲吻。
我感到困惑不解。
答案终于找到了。
勃列日涅夫正在生父亲的气，因为不久就要丢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了。
他又不能拒绝，眼下正难受着呢。
这个肤浅的解释多年来一直支配着我。
直到最近，当年的许多情况逐渐为人所知，一切都大为改观了。
显然，到５月份，搞掉赫鲁晓夫的决定已经最终形成。
看来只需仔细考虑一下细节和可能的期限了。
当时在雅尔塔，勃列日涅夫想必是无法掩饰自己对父亲的真实态度了。
当然啦，在那个晴空万里的日子里我并没有过多去深究勃列日涅夫心绪不佳的原因。
轮船驶离码头，开始了航行。
父亲和助手们埋头看文件，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则沐浴在五月的阳光里或者忙着自己的事情。
当时任何娱乐都不兴。
都有点怕父亲，而他又不喜欢娱乐，认为那是虚度光阴。
足球也好，多米诺骨牌也好，扑克牌也好，统统提不起他的兴趣，占用不了他的时间。
他不在的时候，同僚们也没有表现出对这类消遣的兴趣。
极少有例外的情形。
大家宁可交谈。
话题是建设、农业或者军事问题，视情况和参加者而定。
至于父亲回到自己房间去的时候，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不禁回忆起不久前的往事。
当时父亲正在观看黑海舰队的演习。
我国经验丰富的设计局也在展示自己的成就，我是参加者之
一。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观看发射，饶有兴趣地讨论着文职专家和军事专家的报告。
后来宣布休息两小时。
父亲习惯地收拾起自 己那个鼓鼓囊囊的棕色文件夹，叫上助手，往舱内走去。
“我走了，看看报纸，再把关于舰队的决定加加工。
”他随口说道。
父亲去了。
甲板上留下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格列奇科、乌斯金诺夫，还有部长、海军将军、设计师们。
列昂尼德·伊里奇那副紧张专注的神情不见了。
他的眼睛里漾着笑意。
“怎么样，科利亚，”他对波德戈尔内说。
“来玩一盘接龙吧？”多米诺骨牌送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和格列奇科津津有味地打开牌了。
待父亲回来时，桌上已撤得一干二净。
“亚美尼亚号”穿越黑海，驶向海峡。
除父亲外，大家都在休息。
傍晚，我们驶入海峡。
为我们护航的黑海舰队在鸣放礼炮后返航了。
第二天，父亲一整天都在为面临的会谈作准备。
代表团成员、顾问、助手们都围坐在甲板上一张轻便的小桌旁。
问题很多，但主要议题是埃及人的支付很不按时以及他们的毫无条理。
我国货船在港口里等上几个星期才能卸货。
还出现了其他不好办的问题。
军界人士对埃及军队的状况感到不安。
尽管有现代化装备，其战斗力仍然极为低下。
航行终于接近尾声。
我们在亚历山大港的码头上受到纳赛尔总统和其他高级国家领导人的欢迎。
在前往开罗的上百公里的道路上，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埃及人成群结队的热烈欢迎。
纳赛尔以其坚毅性格和改变国家面貌的真诚愿望赢得父亲的欢心。
诚然，他的观点中有许多东西引起了父亲的警觉：如阿拉伯社会主义原理的含糊不清，又如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国家的计划。
谈判是艰苦的，甚至充满了斗争。
会议一再拉长，事先确定的程序受到破坏。
在一次会谈中纳赛尔要武器的胃口愈来愈大，父亲同意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坚持埃及必须同邻国和平共处。
有好 几次是看来已经找到了一致的解决办法，只剩下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措词了……却又马上全部推倒重来。
不过，争论并没有影响到彼此的友好情谊，当谈判间的大门打开时，两国领导人喜笑颜开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矛盾终于消除了。
我们的下一段行程是从开罗到阿斯旺。
要由纳赛尔和赫鲁晓夫一起按动电钮，以炸掉阿斯旺水坝的围堰。
前来参加大坝落成典礼的有友好的阿拉伯各国领导人。
父亲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同他们讨论该地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势。
盼望已久的盛事终于实现。
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同时按动电钮，响起了爆炸声，尼罗河水汹涌澎湃地流入基坑。
出席者每人都得到一枚金质纪念章。
早在抵达埃及那天，纳赛尔即宣布授予父亲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最高奖赏——尼罗河项链勋章，该勋章只授予具有特殊功劳的人，且得此殊荣者也是凤毛麟角。
此举是想表示对我国的深深敬意，并突出阿拉伯地区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因这一授勋而发生的事情引起了许多歪曲的言论。
既然它们同后来的事情有直接联系，我就来详细地谈谈吧。
按照通常的国际礼节，为了表示两国之间特别友好的关系，必须对于东道国进行相应的授勋。
问题就来了：可以为纳赛尔总统和副总统、武装力量总司令穆罕默德·阿梅尔授予什么样的苏联勋章呢？这类问题以前也曾出现过。
对兄弟国家的领导人比较好办。
他们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卡尔·马克思勋章或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勋章的等价物不难找到。
碰到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变得复杂了。
首先，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不愿意拿与我们的思想原则、共产主义原则有关的徽章来授勋。
父亲曾几次考虑过设立一种新的勋章，其颁发条例应能反映在加强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友谊方面的功勋。
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并未持续下去。
他并不赞成增加勋章的品种，新出现的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他就对新的勋章失去兴趣了。
埃赛俄比亚国王塞拉西一世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授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该王国最高勋章，大家都陷入困境了，总不能给 一位君主颁发列宁勋章或者红旗勋章吧。
最后总算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授予他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人们回想起这位贵宾曾领导本国人民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这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询问道，我国哪一种奖励相当子尼罗河项链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回答是：“最高级的。
”我国不带直接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这种奖励是苏联英雄称号。
人们想起了曾有过将此称号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亚诺什·卡达尔的先例。
因此父亲略加思索就批准了关于授予纳赛尔总统苏联英雄称号和（根据格列奇科元帅的建议）授予阿梅尔元帅苏联英雄称号的报告。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是个非常仔细、能体察到国际关系中的细微之处的人，他同意这一决定。
向莫斯科发去了相应的密码电报，不久即收到以由勃列日涅夫签署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的形式出现的肯定答复。
还送来盖上火漆印的一包勋章。
父亲在庄严的气氛中给纳赛尔和阿梅尔授勋。
看来，问题解决了，也遵守了国际礼节和仪式。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突然开始听到令人不愉快的议论，说赫鲁晓夫在国外访问时，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自作主张地到处给勋章，根本不把中央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放在眼里。
除此之外，还有人添油加醋他说父亲接受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贵重礼物。
我考虑了很久：在回忆中要不要谈谈类似的微妙问题。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证明，而任何辩解或者反驳即使在最友好的读者看来都显得颇为可疑。
保持沉默倒省事得多。
然而我还是决定不回避对那年夏天出现的歪曲言论进行讨论。
今天我确信：这是精心策划的行动，意在败坏父亲的名誉，制造舆论，摸清力量的配置。
后来提出的指控的第一部分，实质上是两点。
人们指控说，父亲在尚未得到中央主席团的批准时即公开宣布要授勋，而且纳赛尔总统根本就不配受到这一奖赏。
现在要弄清第一条指控有没有道理是相当困难的。
许多年过去了，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去重现那些事件是根本做不到的。
旁观者在２５年之后的今天则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赞成或者推翻这个说法。
我认为这个问题纯属捏造：第
一，过去就有过先例；第
二，身为代表团一员的外交部长和外交部礼宾司都证实了颁奖是适宜的。
我上面说过，命令随之而来，没有表示异议。
至于说一个友好国家的首脑接受与他级别相符的奖励是不是当之无愧，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庸人之见。
国家间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好恶的基础之上，而是遵从最高的国家利益。
如此看来，所谓纳赛尔和阿梅尔是否配得上苏联英雄称号的问题显然提得不合规矩了。
重要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苏联在中东所奉行的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是否正确？只要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作为对东道国最高机关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颁奖的回报，是否需要给当时公认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人颁发相应的奖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过逻辑归逻辑，流言的传播是按照另外的规律，而且突出的重点也不一样。
流言的制造者之聪明和机灵是不可否认的。
令人感到手段相当高明。
关于珍贵礼品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这方面照例是大家什么都明白，“谁 也骗不过”。
道理很简单：人人都收，谁若是不收，那就说明收得太多，再收也没处搁了。
不过我只得让“好心人”失望了：当时也好，再早些也好，我家从未存放过珍贵的礼品。
这个问题妈妈很注意。
所有的珍宝都上交中央，往往原封未动，或者仅仅让父亲粗粗看过一眼。
他本人对于珍宝和饰物兴味索然，这点同基里钦科和勃列日涅夫大不相同：那两位只要见了漂亮的小玩艺儿就会欣喜若狂。
至于这些珍宝后来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曾一度有人想搞个博物馆的，但父亲对于斯大林礼品博物馆记忆犹新，他坚决否定了这条建议。
所有的东西都记在收入帐上并且放在固定的位置。
我手边保存的妈妈的遗物中时常见到已上交物品的清单。
当然，家里积存了许多贺信、纪念品、小匣子和绘画。
矿灯模型特别多。
无论是谁，也无论因什么事，都给父亲送这个：大家都记得他原来的行当。
至今我家书架上还放了十来个呢。
在列宁山上的宅邸的一楼，专门做了两个大柜子来存放纪念品，是两个内壁带镜子的陈列柜。
父亲退休后，这两个柜子还放在那儿，里面的物品原封未动。
在策划权力更迭的条件下，所谓赫鲁晓夫手脚不干净的流言无疑是很有利的。
流言的传播者都精于此道。
他们精心地让流言久盛不衰，并刻苦灌输，一旦旧的流言不起作用，马上又换上新的“事实”。
而且直到父亲退休后仍在继续。
过了一段时间。
痛苦的事情已成过去，生活稳定下来了。
父亲住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
从克里姆林宫的车库中给他拨了一辆小车，供他偶尔出行使用。
这是一辆“吉姆”——整个车库中唯一的一辆过时牌子的汽车。
那里停放着政治局委员的专车——“吉尔”、“海鸥”、“伏尔加”。
有人说出现了“奔驰”、“卡迪拉克”和其他外国名牌车，不过我本人其实没有见过，因为当时我已经进不去了。
司机们对“吉姆”车牢骚满腹：车子旧，毛病多，零件又没有，得上全国各地去找。
这辆“吉姆”车上标的是……私车号。
车库里的车什么号都有，有定期更换的，也有固定不变的，但都是公车号，只有一辆是私车号…………回过头再来说埃及之行吧。
阿斯旺的庆祝活动后，纳赛尔邀请父亲到红海去钓鱼。
５月１４日停靠在拉斯一本纳斯的“阿里一古姆胡里亚号”总统快艇上，除了纳赛尔总统本人、副总统阿梅尔元帅及其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高级领导人、父亲和苏联代表团成员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伊拉克总统阿梅尔元帅、也门总统阿斯—萨利亚尔元帅及其他“渔夫”。
第二天，在远离海岸、记者和外人耳目的快艇上，大家开诚布公地就该地区的和平与战争、奉行一致的政策、阿拉伯世界的前途、这些国家建立联邦的意图等等进行了谈话。
看来在政治的地平线上已经矗立起把全体阿拉伯人联合在一起的大阿拉伯国了。
我上面提到，父亲对这个想法持怀疑态度，他在这里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担忧，不过他保证苏联将千方百计地支持新的先进制度。
鱼儿安然无恙，因为整整一天中顶多只甩过一两次钓杆，而且那也只是为了向北方来客展示一下红海的异国情调而已。
第二天，回到阿斯旺。
访问一帆风顺，按照精心制订的计划进行。
５月２５日，星期
一，父亲终于乘机返回莫斯科，６月１５日又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开始新的访问。
赫鲁晓夫又不在了。
那些正在策划搞掉他的人放开了手脚。
控制着国家和党的全部线索都集中到他们的手里。
苏联最高苏维埃六届四次会议定下７月中旬举行。
会议将要审议的两个问题，看来即使是不懂行的人也不会从中去留意会议筹备期间将会上演的种种幕后戏。
第一个议题是关于执行苏共纲领中提高人民福利部分的措施问题：（１）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２）提高教育、卫生、住宅与公用事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门类的工作人员的工资；（３）向五天工作周过渡。
问题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提出。
报告人为赫鲁晓夫。
是根据他的倡议提出这个问题的。
第二个议题是审查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
每次开会都是老生常谈，这个议题似乎根本无关紧要。
然而焦点恰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父亲终于下定决心最终作出把勃列日涅夫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调到中央工作的决定。
我尽量按照我今天所认为的事态发展先后顺序来复述。
当然，我的某些推测可能有误，谁要是认为他可以纠正不确切之处，我将十分感谢。
１９６３年４月，科兹洛夫一病不起，可父亲还指望他重返工作岗位。
但工作实在太多，于是１９６３年６月勃列日涅夫再次当选为中央书记，分管某些科兹洛夫主管的问题，首先是国防工业。
他同时保留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在科兹洛夫康复以前，勃列日涅夫需在具体问题上临时帮忙。
然而，看来从此便开始形成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联盟或者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联盟。
据我的理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当时同这二人都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而且显然很不喜欢赫鲁晓人提拔上来的这两个乌克兰人。
１９６３年底，父亲确信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已无法重返工作岗位。
得找一个人来接替他。
犹豫来犹豫去，选中了勃列日涅夫。
这样一来，到１９６４年年初，勃列日涅夫手中握有中央的大权，又兼任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
对勃列日涅夫的期望是至科兹洛夫康复前在具体问题上临时帮忙。
然而，看来就是在这段时间萌生了搞掉赫鲁晓夫的想法。
大概当时也出现了同谢列平的联盟。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但他们已是难舍难分了。
吸收了谢列平的老朋友——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参与其事。
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摸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底。
不过依我看来，勃列日涅夫仍然举棋不定。
他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十分满意，而除掉赫鲁晓夫过程中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显然又使他望而生畏。
春天，看来是在４月，父亲最终宣布了另外物色一名候选人来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意图。
他毫不怀疑，一个人同时身兼二职受不了，而勃列日涅夫又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央的工作上。
他当时还没有关于具体入选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基本上是个荣誉职务，让一个能够在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得力干部去担任是不明智 的。
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元首。
担任此职者应是拥有无可争辩的威望、党和人民都很熟悉的人。
他最后选中了米高扬。
这是一个国内备受尊敬和享誉世界的名字，而且米高扬明年就满７０周岁了。
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他担任此职是适得其所。
父亲一宣布自己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大概就铁了心了。
从此他就成为倒赫行动的积极参加者。
七月会议上要决定米高扬接替勃列日涅夫的问题。
后来的事态表明，勃列日涅夫始终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看得那么重要和那么有吸引力。
后来他刚刚得势，就拿自己的主要盟友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１９６５年取代了米高扬）开刀，终于再度获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美名。
夏日将至时，发起人的集团便形成了。
其主要执行人之一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不难明白，离开他一切都会成为泡影。
１９５７年第一次试图推翻父亲，当时任克格勃主席并继续忠于中央及中央第一书记的Н．А．谢罗夫将军在挫败那次阴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谢米恰斯内当然对种种计划都了如指掌。
６月份，最高苏维埃会议前夕，勃列日涅夫提出各种各样除掉赫鲁晓夫的建议，使谢米恰斯内极为厌烦。
据谢米恰斯内证实，这些建议根本谈不上绅士风度。
父亲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归来前夕，勃列日涅夫一心要毒死他。
谢米恰斯内不喜欢这个主意。
他很乐意参加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活动。
这决定着日后的飞黄腾达，因为他属于谢列平的部下，谢列平的人安插在各个关键部位上。
但是他不打算干触犯刑律的事情。
谢米恰斯内找出各种反论据来反驳勃列日涅夫。
以下是他本人对此事的回忆： “勃列日涅夫向我提出：‘要不，给他下毒？’我当时说：‘除非先把我搞掉。
绝 对不行。
我决不会干这种事。
我不是阴谋分子，也不是凶手……再说国内的情况不允许， 这种办法行不通。
’ 问：怎么下毒呢？ 谢米恰斯内：得有人去干。
我要给自己的部下发命令……让厨师出面。
问：这样会使自己冒风险？ 谢米恰斯内：对，傻瓜才会干。
当时我专程来表示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才同意 毒死赫鲁晓夫的想法无法实现。
据说几天后勃列日涅夫又有了新的计划——在从开罗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制造飞行事 故。
‘飞机停在人家的机场上，人家的国家里。
全部罪责都将落到外国特工机关身上，’ 他劝说道。
‘给赫鲁晓夫开飞机的是忠于他的机组。
首席飞行员是齐宾， 您知道，他早在
４１年还是中校的时候就给他开飞机。
整个战争期间都熬过来了。
再 说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眼下是和平时期。
除赫鲁晓夫而外，机上还有葛罗米柯、格列奇科、机组人员，最后还有我们的人— —肃反工作者。
这个办法绝对无法实现，’谈话的对方斩钉截铁地一口拒绝。
” 勃列日涅夫便不再坚持执行自己的计划。
苏联代表团安全返回莫斯科。
谁也不知道那次谈话。
但是勃列日涅夫并未善罢甘休，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开幕日期无情地迫近了。
６月初父亲打算去列宁格勒。
９日计划在那里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举行一日会谈。
父亲提前一天去，他决定了解一下列宁格勒的住房建设进展情况，为会谈作些准备，而且很想到彼得宫去看看已经修复的喷泉。
当时勃列日涅夫产生了制造车祸的念头，但是这次他显然又没有找到支持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会议开幕前一周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回到国内。
勃列日涅夫根本就没有时间了。
在这个无暇思索、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最后一个绝望的建议：在赫鲁晓夫从瑞典回国时逮捕赫鲁晓夫并把他送往加里宁市附近的扎维多沃狩猎场。
勃列日涅夫害怕把这样一名俘虏送往莫斯科。
然而这个建议同样既未得到谢米恰斯内的赞同，也未得到其他参与其事者的赞同。
他们都宁愿采取较为可靠和风险较少的办法。
可惜谢米恰斯内对此事的追述太简短。
他只是说： “这持续了很久……下面这个方案也是如此，就是等他从瑞典回来时，在扎维多沃 区的某个地方挡住火车，逮捕并且押回。
这样的方案也曾有过……” 这时开始起劲地同中央主席团委员、州委书记、部长、军界人士谈话。
对有些人是开诚布公，对有些人只是小心地摸摸底，还有一些人，则决定不到时候不让他们知道底细。
因为稍一走漏风声都有前功尽弃的危险。
作出最后决定的日期尚未确定。
大家在 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要在本年年底前了结这件事情。
勃列日涅夫只得乖乖地丢掉国家元首交椅。
另外一件事也引起了极大的不安。
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败坏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声誉，使他彻底失去民心。
看来，为此已经竭尽全力。
在那些已同该地领导人找到共同语言的地区，商店里的食品、日用必需品统统不见了。
无论买什么都要排上好几个钟头的队，买面包也不例外。
只有到“万恶之源”下台后货架才能重新摆满商品，而且简直就在下台后的第二天。
从这个角度出发，７月１３日、星期一开始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议程，就使得有些人忧心忡忡了。
父亲早就提出过给农庄庄员设退休金的问题。
这不仅是经济措施，而且是一大政治措施。
这样一来，农庄庄员就可以同工人平起平坐，取得同所有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同时，他还想解决另外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提高教师、医生和服务行业工作人员那少得可怜的工资。
退休金和增加工资，尤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耗资不多，但筹集资金也十分困难。
父亲在年初即同专家、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许多小时的谈话。
结果把钱凑齐了，于是他起草了在这次会议上要作的详细报告。
取消这些决定或是阻止作出这些决定都无法办到了。
问题酝酿的时间太长，研究得太细了。
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十分着急。
看来他们的思路很简单：“赫鲁晓夫一作报告就会再次把自己的名字同保证改善许多人生活条件的措施联在一起。
这定会提高他那因不久前食品提价而 受到损害的声誉。
人们在他下台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很难预料……”这种担忧并没有十分充足的依据，可担忧大概是存在的。
然而他们又无 能为力。
问题仍然摆在会议的日程上。
父亲关于实行每周休息两天的建议，情况就不同了。
这个问题同样从年初就进行过详尽的研究。
起初并没有遭到特别的反对，因为 当时几乎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来安排劳动时间的。
可是到了６月突然出现了几乎无法解决的困难。
有人开始向父亲论证向五日工作制过渡会使国民经济许多部门的工作陷于混乱。
其主要论据是具有不间断生产性质的企业可能出现困难，包括冶金、化工、石油化工等部门。
还表示这样的担心，即：尽管工作周按小时计算的总时间不变，但在向五日工作制过渡期间总产量可能下降。
对赫鲁晓夫的压力有计划地来自各个方面：主管部门、部长会议机关和中央书记处机关。
父亲进行争辩，提出反论据，毫不动摇最起劲地反对向五日工作制过渡的，是负责工业工作的中央书记А．П．鲁达可夫。
离会议开始还有一个星期。
父亲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回来，就埋头对报告进行最后的加工。
这项工作他从来不交给助手干。
父亲在第一阶段通常是向速记员口授初步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零零散散的。
誊清的稿子由助手来润色，并视讲话题目分别吸收国际、工业、军事、农业及其他问题的专家参加。
然后稿子回到父亲这儿，开始审订。
他对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再口授或者删去某些字句，直到自己的思想得到清楚的表达为止。
他对这项工作的积极参与到此结束——这时助手和专家再找出合适的例子、语录，搞出最后的文本。
父亲再仔细阅读，作一些最后的改动，讲话稿就写好了。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形。
他经常在讲话中不喜欢照“稿子”读，干脆丢开写好的讲稿。
他喜欢重复彼得一世的一条自白，彼得一世禁止照稿宣读，“以便看出每个人的愚蠢”。
这样的风格使他的讲话形象生动，这样可以对具体情况作出灵敏的反应，可以弄清听众的反应如何。
平心而论，有时他兴之所至，也讲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那是在讲话过程中自发产生的东西。
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在审阅即 将见报的讲话稿时就只得去掉有纰漏的地方。
这一切当然并不涉及所谓的礼仪性讲话，即迎送外国代表团、在招待会上和其他类似场合所发表的讲话。
这些讲话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由有关的班子起草，待送给父亲最后宣读时已是最后定稿了。
眼下他正在“加工”自己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鲁达可夫决定采取迂回战术。
他说服了阿朱别伊设法向父亲施加影响，我真不知道哪些论据对阿朱别伊起了决定性作用，反正他同意了。
那年夏天，父亲经常在离“戈尔克２号”农场不远处莫斯科河畔松林中的别墅里过夜。
这幢别墅是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修建的，但是人们在谈及此事时都是含糊其词，窃窃私语。
莫洛托夫后来占用了这幢别墅。
父亲喜欢这一大片土地，围墙旁边是一条长长的供散步的小路，没有明显的上坡和下坡，他对上下坡已经愈来愈敏感了。
父亲每天下午下班后都要沿着这条小路转上一圈。
散步到把别墅园地与莫斯科河分开的草地上为止。
父亲迄今为止所居住的乌索沃那幢别墅的围墙与莫斯科河之间的空地没 有围起来，天气晴好时那里挤满了前来晒太阳和洗澡的大批莫斯科人，而在莫洛托夫住过的这幢别墅中，去草地的通道两旁都拉着铁丝网。
诚然，铁丝网的状况欠佳：东一处西一处地露着大窟窿。
卫兵定期沿着这条通道巡视别墅四周，撕开的铁丝网成了在周围森林中漫步的一对对情侣独特的诱惑物。
于是在最“有趣的一刹那”从茂密的灌木丛中冒出一个身穿军服的人，请他们出示证件。
通常都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偷越者”悄悄溜走，警惕性很高的值班卫兵再绘声绘色他讲述一番。
有一次，卫兵在这里，在莫斯科河岸边扣留了一对奇异的男女。
小伙子在卫兵要求出示证件时老是吞吞吐吐，当他明白别无出路时，便掏出了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证件。
双方都大为震惊。
卫兵惊恐万分，便把两个人扣留了，尽管“预谋犯”用明白易懂的话解释说，他们是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通常夏季休息的去处——尼科林山滨河浴场乘小船来此的。
值勤卫队长不知如何是好，便匆匆赶来向父亲报告，说被扣留者可能蓄意侦察通往“目标”的要道。
父亲微微一笑说：“你们那个‘间谍’的女伴讨人喜爱吗？”“挺讨人喜欢的，”军官语塞了。
“他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别妨碍人们休息。
恐怕你们说的那个‘侦探’对她比对我更感兴趣得多吧，”父亲把手一挥，了结了这场“国际争端”。
我们迁到这里时，草地上绿草如茵。
右边角落里有一小块沼泽地。
夏天这里有长脚秧鸡出没。
父亲一听见这种从小就很熟悉的叫声，便停下来侧耳细听，脸上绽出了笑容。
这种鸟是我们的一大名胜。
森林边缘的草地上有一个圆形的绿色凉亭，亭上放了一张藤编卓子和几把藤椅。
夏天每逢星期日，父亲都在这里阅读文件或者报纸。
我家家的常客也在这里聚会。
记得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访苏期间到我家作客，就在这里给我们全家人照过像。
父亲决定在这片草地上搞自己的试验田。
沿着小路边上种下一丛丛荚莲。
父亲既很喜欢它春天开的白花，又很喜欢它秋天结出的一串串红色果实。
小路两旁都开出了小畦。
生长着各种蔬菜：胡萝卜、黄瓜、西红柿、西葫芦、莴苣——总之，凡是好菜园里的东西应有尽有。
还单独开出小畦来种植父亲对其某一点特别感兴趣的作物。
我记得起初是黍子和谷子。
父亲早在顿巴斯时就记得谷子，便决定亲自来验证一下有关这位中国来客如何高产的传闻。
谷子种了几年。
小米粥成了我们的一道固定菜。
然而关于产量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莫斯科郊外的气候对它说来太严酷了。
谷子的地盘后来让玉米占领了。
一畦又一畦地播下不同的品种，播种时间错开，田间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
父亲仔细地观察作物的生长情况，这不仅是一种爱好，他想亲自验证，亲手摸索一下结果。
他不大相信汇报，知道收成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
早在乌克兰工作期间，他就养成了下田间的习惯，要亲眼看见播种以及后来的收割。
每次中央第一书记来到州首府，当地领导都尽量先设宴接风。
据说用餐后赫鲁晓夫心肠就会软下来的。
当时他到各共和国视察多半是乘敞篷车。
这样可以更好地看清田间的情况，可以随时随地停下来问问庄稼人，了解他们的意见，这种意见往往比官方的汇报更加宝贵。
规定政治局委员乘坐的“吉斯１１０”装甲汽车他不用。
那辆车在中央委 员会的车库里落满尘土，无所事事。
父亲在经历了几次“热情”欢迎之后，想出了对策。
他买了一口大铁锅。
怕在汽车的后盖里弄脏了，又订制了一个铁皮盒子。
如今他在快到州首府时，不慌不忙，在道旁树木中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停下来休息。
迅速点起篝火，取出不久就变成神话中物件的铁锅，放上猪油，做西红柿煎鸡蛋。
做出的东西够所有的人，包括助手和司机受用的了。
父亲喜欢绘声绘色他讲述同州委书记们会见的情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路辛苦了，请入席吧。
”父亲狡黠地一笑：“谢谢，我们刚刚吃完饭。
还是先谈工作吧。
咱们下田间，你们在车上给我讲。
”当然，这种巧计很快就为大家所知晓，不过父亲也并没有对自己的计谋保密。
他达到了主要目的：到州委后先谈工作，晚上很晚再用餐。
再囱过头来说说１９６４年７月发生的事情。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前一周的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
除了父亲、我和阿朱别伊而外，可能还有其他人。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①以他所特有的能言善辩和坚定不移论证说，实行五日工作制没到时候，尚未作好准备，可能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
父亲默默地听着。
我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我当时很年轻，很想有两个休息日。
我渐渐发现父亲开始动摇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找到了必要的论据。
于是我决定参加谈话，并胆怯地表示了异议，吭啼了半天，父亲只是把手一挥：“别碍事儿。
”他终于屈服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眉开眼笑。
第一项议程的第三个问题取消了。
它成了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遗留问题。
会议）顺利举行。
７月１５日，在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的法令》后，父亲再次讲话。
“代表同志们！大家知道，列昂尼德。
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已在１９６３年６月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中央委员会认为，让勃列日涅夫同志以苏共中央书记的身分集中精力抓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适宜的。
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解除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党中央委员会推荐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同志为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的候选人，请本次大会审议。
同时考虑免去他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
我想没有必要对米高扬同志作鉴定了。
大家全都知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在我党和苏维埃国家中过去和现在一直从事着多么重大的政治工作和国务工作。
他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积极战士。
他的活动在数十年间已为我国人民所熟知。
他不但在国内名闻遇选，而且蜚声世界。
①措阿朱别伊。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米高扬同志可以当之无愧地担当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
同志们！我们希望代表们会赞同和接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我不揣冒味地在表决之前（尽管这可能显得有些超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上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衷心祝愿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在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
（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其实一切就到此结束了。
代表们一致赞成米高扬当选，并通过了如下决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决定：鉴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忙干苏共中央的工作，解除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
”早已成熟的决定形成了法律条文。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走马上任后，对于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遇到的情况极不喜欢，他决定进行整顿，从干部队伍入手。
他点名要免去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职务。
勃列日涅夫只得在中央委员会给自己的朋友找个职位。
这倒没有费多少周折。
勃列日涅夫在会议闭幕和彻底转到新的岗位后，看来内心充满矛盾。
一方面，他有些放心了，因为尽管会议的决定不大令人高兴，但他的营垒中又增加了支持者，而且看来已胜利在望。
另一方面，他大概还在担心：只要赫鲁晓夫稍微生疑，会出什么事呢？不过权力更替的准备工作已进入决定性阶段，需要的是会见，谈话，吸收愈来愈多的人参加。
想改变计划为时已晚。
会议闭幕后，７—８月的休假期开始了。
生活放慢了节奏。
勃列日涅夫一如既往地前往克里木……父亲暂时还不曾考虑夏季疗养的问题：７月底是波兰的盛大节日——人民的国家成立２０周年。
哥穆尔卡几次打电话来请他去，因为他特别重视赫鲁晓夫的访问。
父亲当然无法对自己的老朋友表示拒绝。
事后自然一定要视察我国的东部地区，亲自看看垦区的收割准备工作。
父亲再次离开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又正在休假，便留下波德戈尔内“看家”。
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都特别顺利。
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夏天，因为机不可失，对不再来：州委书记、州执委主席都去休假，都到克里木和高加索的疗养院中会合。
这里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以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摸摸他们的心思。
而周游各州和各共和国可是会引起不必要的好奇心的。
诚然，中央第二书记的新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了不少机会——他正好负责抓各州党委的工作。
不过在办公室谈是一回事，而在南方捧着上等白兰地酒杯谈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一切都很容易当成玩笑话，用种种趣闻去冲淡。
疗养期间什么话题没有啊？……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当时在克里木同许多人都谈过话。
总的干部形势对他有利：看来所有的人都对赫鲁晓夫不满。
党委书记对把州委一分为二和实行干部轮换制感到恼火。
军界人士则对继续裁军啧有烦言。
经济工作者对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满。
而且许多领导人当时不得不离开莫斯 科到全国各地去。
当时拼凑起了由不满者组成的稳定多数。
从力量配备上看，赫鲁晓 夫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中央全会上都不可能得到支持。
对赫鲁晓夫的颂扬在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人这段时间的讲话中比比皆是。
谢列斯特同勃列日涅夫的第二次谈话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
请看彼得·叶菲莫维奇①本人是如何回忆这次难忘的会见的。
“……勃列日涅夫来访。
我在克里木休养，他忽然来找我。
那是１９６４年７月的事情。
他没有劝我，他只是嚎啕大哭。
他可是个演员，一个大演员。
甚至可以在喝酒后爬到椅子上朗诵起来。
念的不是马雅科夫斯基的诗，也不是叶赛宁的诗，而是自己的双关俏皮话。
……他来找我。
‘生活好吗？近况如何？’‘有什么好不好的，’我答道。
‘工作不好搞。
’‘你怎么样，有人支持吗？’‘要是没有人支持，那就没法再干了。
只好提上讨饭袋滚开。
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特钦科对我帮助很大。
他经验丰富。
各州党委书记也都挺支持。
’‘你同赫鲁晓夫的相互关系如何？’‘是晚辈同长辈的关系。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关系更近，在莫斯科工作嘛。
’‘他骂我们，说我们游手好闲。
’‘也许他骂得对吧？’‘不，跟他没法共事。
’‘那你在他７０岁生日那天干吗讲话？什么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亲爱的，我们的领袖、领导人，列宁主义者等等。
你干吗不讲！尼基塔，跟你没法共事！’‘我们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我决定保持一定距离。
‘你们自己去研究吧。
我们在基层工作。
怎么指示就怎么干……你们想干什么呢？’我还是表现出了有所克制的好奇心。
‘我们想开个中央全会，批评批评他。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赞成。
’” 谈话到此结束，这倒更象是一次小心的试探。
勃列日涅夫岔开话题，后来就走了，看来谢列斯特的回答中有些话引起了他的警觉。
父亲不久去了波兰。
勃列日涅夫留下来“当家”，他仍在克里木休养。
我上面已经提到，父亲在克里木或高加索休养时，那里经常举行我国领导人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的会见，在附近休养的我国知名学者、设计师、政府成员也来参加。
这样的会见都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
参加者全都带上家属，因为是来休养的嘛。
通常这样的活动都在雅尔塔山上原亚历山大三世宫中举行。
看来，值得介绍一下克里木各宫殿的情况。
战前它们都作疗养院使用。
战争结束时为筹备反法西斯同盟各国首脑会议，对利瓦季伊宫、阿卢普金宫及其他一些宫殿进行了紧急修复和改建，以 ①指谢列斯特。
供各国代表团居住。
会议结束了，宫殿则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
已经没有人记起“宫殿应该属于人民”这个老口号了。
利瓦季伊宫算是斯大林的别墅，尽管他在那里只休养过一次。
莫洛托夫住进了沃龙佐夫宫和阿卢普金宫。
其余宫殿均无个人依属关系。
斯大林去世后，父亲想起了多年前作出的将贵族宫殿交给人民使用的决定，并设法通过了一项关于将它们用作工会疗养 院的政府决定。
然而这些宫殿很不适于供大众疗养，不久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博物馆。
只有亚历山德罗夫宫一直是国家别墅。
决定用作接待外国贵宾的府邸。
它大部分时间都空着。
父亲在克里木休养时，有时到那儿公园里空荡荡的林荫道上散步。
看来，他就是在散步中萌生举行这种聚会的念头的。
客人们通常是一早就聚集于此，大家一起散步，玩击木游戏，打排球，坐在长凳上闲聊。
最后以露夭宴会告终。
父亲不在时从不举行这种活动。
起初看来因为这是他的主意，后来呢，显然是因为谁也不敢占据他的位置。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当了发起人。
需要说明，尽管这类聚会总的说来无拘无束，这里却有一套严格的礼节。
客人是带上家属来的，但是不请一家之长而单独邀请夫人或者子女的情况自然是从来没有过。
那年夏天，我姐姐尤莉娅·尼基季奇娜在雅尔塔一所疗养院里休养。
当她接到参加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这种聚会的请柬时，特别吃惊。
看来在这次非同寻常的邀请中，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情绪在起作用。
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想显示一下，看来首先是向自己显示一下他眼看快成为这里的主人了。
另一下面，他邀请尤莉娅·尼基季奇娜，又说明他怕赫鲁晓夫，想借此表露一下忠君的感情。
姐姐对勃列日涅夫在招待会上的表现感到不胜惊讶。
而且她是在父亲下台前谈到这点的。
用她的话说，勃列日涅夫简直象个大权在握的主人，无论对谁都是异常亲昵。
她从来没见过他的这种表演。
晚会快要结束时，他甚至爬上椅子朗诵起自己赋的诗来。
种种迹象表明，他特别自满自足。
类似的表现从前谁也没有见过。
勃列日涅夫举止中的急剧变化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但是没有人猜得出变化的动因。
按照我们的惯例，大家都认定他是喝多了。
８月份，类似的事情又出在我身上。
父亲当时不在莫斯科，他到垦区视察收割工作去了。
我因公与同事一起去宇航员训练中心。
我们受到热情欢迎。
我们在大厅里漫步，仔细观看练习器，同宇航员交谈。
陪同我们参观的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卡马宁将军，他当时任空军副总参谋长，主管宇航员训练工作。
这次参观即将结束时，我们到一个实验室去参观第一艘可操纵宇宙飞船“东方号”。
卡马宁的副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说：“将军同志！请赫鲁晓夫同志给勃列日涅夫同志去电话。
刚才中央委员会来电话了。
”我当时的惊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从来不给我打电话的呀，我是什么人，他又是什么人呢？……我赶快同副官一起到卡马宁的办公室，拨了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号码。
他拿起听筒：“是这么回事，”我听他说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在，明天要 开始打野鸭了。
我们全都去扎维多沃，请你也去，你能去吗？”“当然可以。
谢谢您，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星期六晚上去，”我傻呵 呵他说，一时完全惊呆了。
我万万没有料到会接到中央主席团委员个人发出的去打野鸭的邀请！父 亲也曾带我去过，但那仅仅是以“免费捎带”的身分去的。
有时季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也带上儿子。
然而同父亲一起去打猎是一回事，而这次却突然受到以平等身分参加的邀请。
无须隐瞒，当时这样的邀请真使我受宠若惊。
我回到实验室，卡马宁以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我。
“大概列昂尼德·伊里奇经常给您打电话吧？”他问道。
我不知该说什么，便喃喃地说：“对。
不……不太多……”当时我没有太多地想过这次电话，只把它当成一种关心和喜欢的表示。
父亲回到莫斯科后，问我：“打猎打得怎么样啊？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对我说，他没有忘记你，带上你去扎维多沃了。
”看来，这次电话是又一个“讨好”父亲的步骤。
说真的，我找不出别的解释。
然而，打野鸭未必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及其他“猎人”在这个季节去扎维多沃的主要目的。
在舒适的小屋内，避开他人那好奇的耳目，他们可以从容自如地给那些他们在犹豫再三之后决定透露自己计划的人做工作。
请看当时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根那季·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吧。
“所有这一切筹划了一年左右。
联系网伸到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打猎的扎维多沃。
勃 列日涅夫亲自在中央委员名单上每个名字后面画上正号（愿意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 支持他的）和负号。
对每个人都搞过个别谈话。
问：对您也一样？ ‘对。
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联络网不仅伸到扎维多沃，而且伸到克里木、高加索和我国的其他角落。
那时我当然并未料到我命定要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一个即使不算积极的参加者、也是个积极的旁观者的角色。
第二章 十月 夏天结束了。
天气变凉，树叶也发黄了。
１９６４年收割季节的忙碌、对各农业区的视察均已成为过去。
１９６４年预定进行的出国访问也告结束。
秋天，父亲希望休整一下，设法静下心来，想一想今后的打算。
计划相当宏伟：１１—１２月份将举行例行的中央全会，会上要作出重要决定。
中心议题之一是农业状况。
十年来农产品的产量增长了，但效率远未达到父亲所力争达到的预想水平。
国外购置的全套畜牧场设备不能保证在我国的条件下达到原生产厂家所许诺的产量。
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即干部政策。
苏共中央主席团已经老化：其大部分成员均已年近６０，而父亲本人则刚刚过完７０岁生日。
他愈来愈多地考虑这个问题：谁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