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赵之电话：2356773传真：2265261邮箱：czrbfkb@ ２０10年4月14日星期
三 ｈｔｔｐ押／／ｗｗｗ．ｃｈａｏｚｈｏｕ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生男生女辨 品瓷 史公新 徐全利 常听到有些人生了个女孩子，便心里不悦，总想再生一个男孩，理由是为了“传宗接代”。
由此，我妄自将这种现象用汉字“丫”及“×”（叉号）和英文字母“y”及“Ｘ”相连。
丫和Ｙ相似，×与Ｘ也相似，Ｙ和Ｘ还是区分男女的染色体，于是这么“风马牛不相及”地“及”到一块，似乎中外有其相通处。
汉字中的“丫”，是象形字，本义为树木或物体的分叉，如树丫，丫杈；比喻义是像树枝的分杈，《广韵》说像“物开之形”，认为是中古所造的字，泛指上端分出的东西。
我这里所说的丫，是由“上端分出”下一代的男孩女孩当是平等的，但人们往往重男轻女。
因古代女孩子头上梳双髻如树丫杈，所以把女孩子称作“丫头”，也指受役使的女孩子为“丫鬟”。
过去北京话的“丫”带有贬义，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首都日新月异的发展，“丫”的意思才由侮辱性词汇逐渐演变为一种亲密性称呼或戏谑，且现在已被全国各地人所接受。
世界上的生物都有一种本能，就是繁殖后代，以蕃衍自己的种族，这叫做传宗接代，人类也不例外。
人类生儿育女，本是男女都有，就像丫分两支，但有些人每每倾向于生男孩，只要丫中的一杈———男，也就是英文字母表示男染色体的ｙ； 另一杈打×，也就是英文字母表示女染色体的ｘ。
其实人类社会最早的时候是母系社会，家庭以母亲为中心，但随着阶级的出现，才逐渐变为父系社会，特别是在封建统治下，妇女被贬入最低层。
“三从四德”中强调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
然而在实际上，父系社会比母系社会的历史不知要短多少倍，也就是说人类的传宗接代，最初是女性，如今既可以是男子，也可以是女子。
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多福多寿多男子”，多男子竟与多福多寿“三位一体”，可见是古人美好的理想。
《诗经·螽斯》说：“螽斯羽，洗洗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反之，骂人最刻毒的话便是“绝子绝孙”！其实，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儿”，男女都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都接受父母的遗传基因，从血统讲都能传宗接代。
可旧社会没有保障体系，既讲“养儿防老”，更有一层迷信，认为人死后有了儿子才有人给其供香烛，使灵魂得到超度。
反之即使有女儿，倘没有儿子就是没有后，而“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殊不知女孩也是“丫”的一部分，不也是后吗？不也可防老吗？可忧的是有人硬是不信这一套，甚至违反优生优育科学。
据介绍，女性的最佳育龄在２４至２７岁，最多不超过３０岁，他们却强迫年近４０乃至５０岁的妻子不生男孩不罢休，于是超生超育。
１００多年前的欧洲人口研究学者马尔萨斯认为，粮食是按算术级数增加，人口若任其自然发展则是按几何级数增加，如此滥生，最终必导致“人口爆炸”。
“丫”的另一杈，是人们极重视的姓氏，只重 视男姓一丫，女姓一丫则打×。
宋代成书的《百家姓》只几百个姓氏，实际上远远不止，据说有近３万个。
这些色彩缤纷的姓氏，是在历史上通过复杂的途径产生的。
由于封建宗法社会的影响深远，有人把姓氏看得十分庄严，拉宗族关系的还大讲“一笔难写两姓人”，甚至打赌说若办不成某事就不姓什么。
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就是对其最大的侮辱。
其实，姓氏不过是个符号，并非烙着“某姓血脉”。
且不说古时的“公姓”和封建皇朝的“赐姓”，使有些姓氏甚至和父母的血统根本无关，就说所谓“一脉相承”吧。
譬如某甲的儿女，父亲就是某甲，某乙的儿女，父亲就是某乙，似乎毫无疑问，可千百年来是这么一脉相承的吗？客观上非也。
试想想，一男一女结婚生下的孩子，那血统当如一首歌说的“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但以男姓为中心代代只有男姓，只不过把母姓打×给抹杀了，实际上甲姓男与乙姓女结婚，生下的孩子甲乙的血统各占二分之
一，这孩子长大了再和丙姓结婚，甲姓男的血统又降得只剩四分之一了，如此类推甲姓男的血统随后代的繁衍成几何级数下降，女姓也这么下降，几十代后还有多少甲男姓的血统呢？所谓“万代一系”、“一脉相传”实际上是一种错觉。
记得有首歌说“孩子就是全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
尽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父母，但无论从亚当夏娃创造人类的传说，还是从人类繁衍的客观实际来说，孩子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乃是民族、人类共同的后代；惟有男女平衡，协调发展，这“世界”才美满！ 稻子和稗子 我一直喜欢陶瓷。
小时候接触的陶瓷是家里的饭碗，我认识那个圆圆的叫做“碗”的器皿时，大概只有几岁吧。
那时家里的碗很多，也很大，说是大碗，其实跟小盆差不了多少。
外沿画着简单的花纹，有的像柳树叶儿，有的像花鸟虫鱼。
我家曾有过一个“金鱼”碗，模样极其好看，碗底的那对小“金鱼”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它是我小时候的专用碗，如果母亲不把饭装进这个碗里，我就不吃饭。
儿时的荒唐趣事，如今想来，大概是出于我对陶瓷最初的热爱吧。
读书之后才知道，饭碗的造型是不断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
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
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
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
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了。
再长大些，接触的瓷器更多了，从杯碗到瓶罐，从小玩偶到大雕像，数不胜数。
有一次，我在朋友处见到一对梅瓶。
朋友念叨说，这对梅瓶是明代早期的，宋代的梅瓶造型一般都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
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
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
清 代雍正时的梅瓶，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像缺少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
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了线条美。
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更差了…… 听着朋友滔滔不绝地讲述关于梅瓶的知识，我对陶瓷更加迷恋了。
出于对陶瓷的偏爱，退休后我就热衷于陶瓷收藏了。
每次逛古玩市场，我都对陶瓷藏品格外感兴趣，即使碰到的是“赝品”，我也会欣赏再
三、爱不释手。
有一次，跟藏友去千里之外求购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柳叶瓶”，可是等我们赶到时，“柳叶瓶”已经被卖了，主人见我极度失望的样子，就把一张高清的清代康熙“柳叶瓶”的照片送给了我。
说心里话，虽然没能得到“宝贝”，但能带回一张照片，也让我感到不虚此行了。
陶瓷不但有极高的艺术和经济价值，还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品瓷，让我得到了很大的精神享受，更让我陶冶了情操，充实了生活。
郭荣立 我曾跟随父亲种过几年庄稼，后来靠书本知识的引导，离开了土地到了城里，过上了一种与父辈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一天，我在楼房的旁边无意间看到了一棵弱小的稻秧，我把它移植到了阳台上的一只空盆里。
在我的精心照料下，稻秧生长得很快，原来蜡黄的叶子，渐渐转绿，后来不断地有新的叶子长出来。
新长的叶子一片比一片绿得可人，茎杆儿也一天比一天粗壮。
二十多天后，由于肥料充足，水份不缺，在稻苗的根部两边又长出两棵粗粗的芽。
两棵稻芽像竞赛似的，快速地生长起来。
于是，原来的一棵稻苗变成了一小丛，我的心情就像农民面对着一大片长势旺盛的庄稼那么高兴和激动。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在给稻苗施肥时，我那五岁的儿子也被阳台上的那盆稻苗吸引了过来。
儿子还小，没有生活经验，天真地问道：“爸爸，你种的是什么花呀？”我看着儿子一脸的好奇，认真地说：“儿子，爸爸种的不是花，是水稻，水稻你知道是什么吗？”儿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向他解释：“我们每天吃的米饭，就是水稻结出来的。
”儿子不解地问：“爸爸，你种的这盆水稻就解决我 们的吃饭了吗？”儿子所问的问题确是天真可爱啊。
我摸着他的小脑袋，说：“当然不能，爸爸种植它完全不是为了要从它那里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而是要从它那里体会农民们艰辛的劳作和收获的欢乐。
”儿子理解不了我复杂的思想感情，不再问了，回房间弄他的玩具去了。
我的稻苗整个儿由油绿变成了墨绿，腰杆儿像孕妇一样隆起。
我想像着，稻苗就要抽穗结果，不久的将来，几串金黄色的稻穗便向我鞠躬致敬了，心中就仿佛开着一片灿烂的花朵。
心想我要去买回一把镰刀，把它们割下来。
这样做是对水稻最高的礼遇！ 在我的那盆水稻抽穗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来到城里看我们。
为了让父亲理解我对农民的感情，我把父亲引到了我的水稻跟前，自豪地说：“爸，你看，我种的水稻还长得不错吧！”父亲只看了一眼那盆水稻，便把脸转向了我，说：“儿呀，你种的是水稻吗？错了，是稗子！”在这方面，父亲是不容置疑的权威。
羞愧。
作为农民儿子，我连水稻与稗子都分辨不出，除了羞愧，还是羞愧…… 丰子恺与台北 绿叶 1948年的九月下旬，画家丰子恺从上海来到了台北。
那年，丰子恺正好年满50，面貌清癯，留着一口著名的山羊胡子，神态稳重。
或许饱受战乱之苦的缘故，精神虽好，却略显老态。
这印象，是我从他在台湾所拍的相片中获得的。
丰子恺会到台湾，跟心情有很大的关系。
八年抗战之后，重回故乡，旧居缘缘堂只剩断垣残壁。
亲友离乱，莫知所踪。
更难过的是，好友朱自清好不容易挨过战争，却在这年八月里，于贫病交困中过世了。
心情不好，可想而知。
更大的压力是面对一天天高涨的物价，谋生大不易，光是张罗家中大大小小七个孩子的生活费用，就够累的了。
因此，当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章老板邀请丰子恺一起到台北看看开明分店时，他便答应了。
散心之外，他也想去试探迁居南国的可能。
女儿丰一吟那年暑假刚从艺专毕业，跟章锡琛家人都很熟，便跟着同行。
两家人于是搭乘“太平轮”，从基隆上岸，来到了台北。
章家人住进了中山北路一段77号的开明书店台北分店，那是一长排有着洗石子立面的三层洋楼街屋之
一，样式古朴。
丰子恺父女则住进转角巷道内的招待所，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这是正式的地址，留存着浓浓的时代过渡味道。
照推算，应该在今天中山北路一段83巷内。
中山北路东侧这一带，与几个重要官署相近，日治大正时期被辟为公务员宿舍区，乃取名为“大正町”。
该町规划系仿照日本京都棋盘式街廓，所以留下了“一条通”直到“九条通”这样的巷弄名称。
因为是公务员住宅区，治安特好，战后国民党高官一进台北便纷纷抢占，蒋经国早年便是住在这附近的。
十月里，丰子恺在台北，通过广播作了一次演讲，谈“中国艺术”，还在中山堂举办过
一 次画展。
门生故旧陆续来访，加上新认识的朋友，日子过得倒也热闹。
晚上，他多半跑到开明书店与章老板喝酒聊天。
丰一吟觉得无聊，不想听。
常一个人留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吃，有时把保险丝烧断了，整个房子一片漆黑，把她吓得躲了起来，丰子恺回来，忙问：“怎么啦？怎么啦？” 丰子恺一生与烟酒茶结缘，不可一日或离。
他在台北，什么都好，就是喝不惯这里依然残留日本遗风的米酒跟红露酒，为此伤透了脑筋。
当时在台大当文学院长的老友钱歌川家里存有一坛绍兴酒，特别送来书店供养，却还是解不了瘾。
人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师“有难”，急忙又托人带了两大坛来，方才稍解了渴。
“台湾没美酒”最后竟成了丰子恺决定不移居台湾的理由。
艺术家率真性格，一露无遗。
我一直不大相信丰子恺是因为没有绍兴酒可喝，而不愿意搬到台北的。
语言的隔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我想。
丰子恺初到台北，曾带着女儿上餐馆。
父亲能吃海鲜但不要猪油，女儿不吃海鲜，猪肉却要瘦的。
两人跟女服务员比手划脚讲了半天，不通就是不通。
丰子恺灵机一动，改用日语，果然一下就讲清楚了。
“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要用外国话才能沟通。
”他不无感慨地说。
语言的问题，一直是个问题。
尽管自一九四七年起就已经全面禁用日文，人们也乐意学习中文。
但积累已久的75％的日语普及率，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这次慕名来拜访丰子恺的人士，还是少有能用国语与之交谈的。
2009年的秋天，我有机会去台北，特意来到五条通，企图寻找当年丰子恺父女在台北所留下的点滴遗迹。
一整个下午，除了从狭窄巷弄仰头看到的那一方湛蓝的台北天空，以及整建后早退到二楼的“台湾开明书店”招牌，我什么也没找到。
① 新生 吕 育 明 ② 作 名与实 一种植物多名是常事。
龙眼与桂圆，林檎与番荔枝， 甘薯、番薯、红薯与地瓜，说的都是同一种东西。
这种有趣 的事象，并不限于植物。
在古籍中有不少书是同书异名。
例如：李白的诗集名《李太白集》，有的版本又叫《李翰林 集》。
前者冠以李白的“号”，后者则标明作者“学位”是翰 林，有点类似今天尊称某“院士”的作品集。
柳宗元的诗文 集，多数版本称《柳河东集》，有些版本则称《柳柳州集》 （因为柳宗元当过柳州的地方官）。
再看更为远古的例子。
大名鼎鼎的《庄子》，一名 《南华经》；《左传》，又叫《左氏春秋》；而《吕氏春秋》，则 有另一个稍为生僻的书名，叫《吕览》。
造成同书异名的 原因，主要是由于古时刻印的书籍版本很多，刻书人常将 前人刻印的书名稍加加改动或索性另立新名，以示区别。
也有的是经过后人校勘、评阅、笺注等“深加工”后而重新 起名。

读古书，对此当有所了解。
（老黄） 被神话化的杨贵妃 梅子 杨贵妃在中国被认为是“红颜祸水”，在日本却颇有人缘，日本NHK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古濑绘理称自己是“日本的杨贵妃”，影星山口百惠也曾郑重声明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
上世纪20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的评论文章中就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
日本人和俞平伯一样，可能也是受了《长恨歌》的暗示：所谓“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些诗句是指马嵬事变一年后，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说杨妃既未升天堂，也未下地狱，而是隐居在人世间的“海上仙山”———日本的皇宫里。
传说杨贵妃一行人被日本遣唐使救走，在濑户内海的一处港口登陆，因为那时的日本皇家一切都是模仿唐朝，对唐朝贵妃的到来，自然是热烈欢迎，礼遇有加。
杨贵妃到达日本后，受到当时的孝谦女天皇的接见，安排居住在奈良附近的和歌山上。
日本都城迁平安京(京都)时她又随着移居京都，后病逝于京都。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杨贵妃在安史之乱的形势逼迫之下，无奈乘坐“空舻舟”飘往大海，经过漫长时日漂泊至日本山口县一个叫做“久津”的渔村的“唐渡口”，杨贵妃在海上染病，上 岸不久便香销玉殒。
村人合力将她葬于隔山望海的地方，这里有她的墓碑和雕像，这个版本间接证明了山口百惠不是杨贵妃的后裔，顶多是同去的杨国忠之孙杨欢的后人。
日本文学对杨贵妃也很关注，除《源氏物语》、《溪岚拾叶集》里提到杨贵妃外，近代的《今昔物语》等以杨贵妃入题的书目也是所见多有。
在日本的传统剧目里，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更是经典剧目。
十四世纪中叶由著名作家金春禅竹创作的日本“能乐”《杨贵妃》一直上演至今。
李隆基和杨贵妃这一对帝妃之恋的悲剧故事非常适合这些剧目的“物哀”与“幽玄”的要求，从而深受日本人的喜爱。
从这些林林总总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日本人传颂的是杨贵妃的“天生丽质”和她的“霓裳羽衣舞”，以及和她有关的爱情故事。
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大多数中国人读来是“讽喻诗”，在日本人读来却成了“爱情诗”，可见身份的不同理解上就有不同。
《长恨歌》激发了日本人的想象力，在日本人眼里杨贵妃是来自大唐国里的贵妃娘娘，是美的化身，甚至在名古屋的热田神社被供奉为“热田大明神”，杨贵妃俨然就是“大唐”的代名词，日本人把对杨贵妃的喜爱和对大唐文化的崇拜集于一身，以至于被神话了。
关于电视的随想 李承志 电视意味着什么？它最初给我的感觉是恐怖。
在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时，有一种看到幽灵的感觉，我不相信那是真的人在动。
那是看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的新闻镜头，十二寸黑白电视机让我几次在梦魇中见到，我原以为只是政治激情的产物，现在觉得它亦是我最初接触电子时代的一种“初夜”的畏惧。
到我自己拥有电视机时，意味着我成立了家庭，我不知道为什么结婚一定要有一台电视机，但我知道所有家用电器中，电视是使用率最高的。
如今的城市和乡村，没有电视机的家庭是不能称之为家庭的。
它扮演的角色就像农业社会里农夫家里的某件家什一样，是个帮手，更多的时候是伙伴，寂寞时的对话者。
不用担心电子时代毁坏我们的文字书写文化，我们曾告别过竹简文化迎来印刷文化，竹简的消亡并不是意味文字书写文化的衰退，反而促进了文字书写的繁荣。
当然，随着电子时代的勃兴，文字书写作为大众消费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但文字书写作为人类精神探索的轨迹，其倾诉心曲的功能，却是任何电子结构都无可比的。
电视给我们的是“看”的愉悦和快感，人性自身中固有的那种窥视的本能会在“看”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和消解。
但人类又不是纯粹的观赏者，人类的智慧还体现为“思” 和“想”这种境界是非视觉功能所能表达的。
“我思我固在”，反之，“我”则不在。
毋庸讳言，文字在过去的时代很大一部分是作用于人的视觉，是满足人的视觉欲望的。
我在读旧话本绣像小说时仿佛能看到古人那不安的诡秘的贼溜溜的目光。
也就是说文字在“思”与“想”的功能虽然没有被完全遮蔽，却是发育不良的，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特别是中国文字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在西方拼音文字面前老是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谁也没想到，汉字在解决了电脑输入问题 之后，其书写速度一夜之间超过了西方的 拼音文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落后”的汉字在电子时代到来时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获得了新生。
电子时代的到来，对我们的传统书写文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决不意味着文字书写时代的消亡。
它很可能激活、改良原有的文字书写文化，让文字书写文化在更高的层次上存在。
电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变得“迟钝”，电视作为“视觉快餐”，久而久之，人在享用它的时候会“偏废”其它的器官。
在西方出现的反电视协会正是对这种迟钝的“抗议”。
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比如我现在常常整日整夜地耗在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里，看现场直播，看实况转播，感受球星风采，重温昔日经典比赛，到后来发展到什么都看。
起初主要看中国人的，到后来世界各国的任何比赛也不放过。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准备改行当体育记者了。
我有些恨这个体育频道了，以至于恨电视的发明人，它占据了我的生活空间，我将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只是一个无聊的“看客”。
或许电视并没有真的让我变得“迟钝”起来，但电视还是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
我和朋友们相聚的时间少了，和朋友聊天时神经总是处于敏锐的、尖厉的、活跃的兴奋点上。
看电视也是一种对话，有时想想，也挺生气的，我在一腔热诚和“他”对话时，“他”的目光却与无数的“目光”“调情”，丝毫也不知道吝啬自己的“感情”。
反电视协会的会员大概都有这种纯情被戏弄的遭遇，为了表达对电视机这个“情种”泛情的愤怒和惩罚，才联合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