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第一章扔掉书本上街去第二章你也能当黑道第三章不良少年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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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书本上街去/（日）寺山修司著；高培明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6
ISBN978-7-5133-2485-
4 Ⅰ.①扔… Ⅱ.①寺…②高…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Ⅳ.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1053号 扔掉书本上街去（日）寺山修司著高培明译 选题机构：雅众文化 策划人：方雨辰 特约编辑：陈淡 陈艺恒 责任编辑：汪 欣 装帧设计：孙晓曦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 址： 电 话：010-88310888传 真：010-65270449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 本：787mm×1092mm 1/32印 张：8字 数：152千字版 次：2017年6月第一版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书 号：ISBN978-7-5133-2485-4定 价：45.00元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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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阅读后觉得好， 请购买正版书籍！） 第一章 扔掉书本上街去 老大爷，也听我说几句嘛 必须快速 我向往快速。
喜欢兔子，讨厌乌龟。
然而老大爷们要我们学习乌龟。
乌龟正直、勤奋，最重要的是还把
“家”安在背上，老大爷们喜欢的，大概就是它这种其貌不扬但老老实实的样子。
速度对于老大爷们来说，压根就是敌人。
“战前派的所谓高雅，表现在他们对速度的挑剔指责，”皮埃尔·卢梭写道，“面对须以一百公里时速疾驰于让-雅克·卢梭推崇的旅行步道上，司机们抱怨连天；实业家们一边用着电话，一边对‘昔日好时光’的那些小邮局和轿子满怀惋惜；横渡大西洋轮船上的乘客无不仰天叹息，怀念着当年帆船的魅力——那时的船夫可不像如今这种专业技师，他们像身轻如燕的杂技演员，能从中帆纵身跃上顶帆。
”（《速度的历史》1942年） 为什么老大爷们讨厌快速的事物呢？这是因为老大爷们深信速度与人生之间总是存在着对应的函数关系。
所有的速度都会朝向墓地，因此最好还是慢点走。
人生在世，哪怕能多看到一片莴苣叶也是好的。
这就是讨厌快速的老大爷们的幸福观。
速度越慢越能积攒经验是老大爷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建筑在反科学的认识之上。
可是老大爷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实净是些极为快速的东西。
从马拉松的奔跑者到隆格瑞莫的公共马车，再到天体火 箭，这个“速度的历史”在欧洲经过了二千六百年，然而在我国，它是孕育在文化自身的形态之中的。
想想埃及文化吧，那是一种将书简、壁画、玩具、坟墓和所有废物与破烂保存下来，力图凭借回忆勾画出文化轮廓的死人文化；想想那些凝固不变的世界史观和印度文化中力图忘却一切的非历史文化，以及从乌有与涅槃的《梨俱吠陀》到佛陀的宗教有机体……与它们相比，我国的文化大概可以称为“速度”的文化。
日本人不禁深感樱花从开放到凋谢那一瞬即为永恒，这种美学深处也流淌着对于速度的向往。
这种向往具有无数可供佐证的材料：从“最快坏掉的劣质出口商品”到堪称世界上最快的诗——俳句。
正当原本在神风特攻队兢兢业业专注于杀人劳动的老大爷们呈现出肉体上的衰退，变得厌恶“速度”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周刊杂志彩色页面上频频出现了跑车、偷垒王、喷气式飞机“淀号”……有关快速的报道泛滥起来。
速度开始逐渐渗透、植入我们的内心，但却难以附着在老大爷们的肉体上。
一说到速度，老大爷们想到的只有竞技马，只会一把抓起“赛马报”匆匆赶到赛马场去。
马赛中的速度是比喻世界的产物，但对于我们来说，速度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一点我该怎么对你解释呢，老大爷？ 不管怎么说，“速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另一个祖国”，是非常适于居住的地方。
J·波本宣称：“人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英雄的伟业了。
”他这种感受正是从一种以五百公里的时速逃离历史的气魄中萌发出来的。
这一点你懂吗，老大爷？ 母亲不愿跟我一起睡 “一起睡吧。
”当我如此说时，母亲总回答：“不要！”“为什么不要呢？是不是嫌我打拳击练出来的肌肉缺乏性魅力呀？”我的追问被她更直截了当地斥责为“乱伦”。
为什么轻抚母亲的头发是爱，触摸她的乳房也是爱，而一提到要跟她性交就会一下子被贬低为“乱伦”呢？看来，这都怪那宗教色彩浓厚的伦理观。
因为对于母亲来说，性交赋予她的最强烈印象不是快乐，不是爱，而是生殖。
大概可以说，这是少女时代读过的托尔斯泰的书对她的影响吧。
托尔斯泰说过：“唯一正常的性行为，完全以生孩子为目的。
”所以，“即使在夫妻之间，耽于快乐的性交也是不正常的。
”如果将这个观点发展下去，则“使用避孕工具的人，比殴打妻子的变态男子和强奸妇女使其怀孕的禽兽更不正常。
”（C·威尔逊） 然而，我喜欢快乐，母亲大概也是喜欢快乐的吧？而快乐（包括错综复杂的各种快乐方法）不正是我们创造的文化吗？ 母亲跟我一起睡觉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就是父亲跟我一起睡觉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其实，那个补习学校学生“胡萝卜须”每天就是在和父亲睡觉以后，才能够在早晨驱散性压抑去学习的。
快乐，是获得快乐者的财产。
人有和任何人一起睡觉的“自由”，妨碍这种“自由”的既不是不知所踪的神灵，也不是被冠以“正常”之名的惰性习惯。
只有嫉妒才是可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只要可以没有嫉妒，有关性的各种禁忌想必也就全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话，不管自己想一起睡觉的那个对象是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是老师还是第一次见面的人，肯定都能与其轻松地相互爱抚，就像喝一杯咖啡那么简单。
因为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所谓道德什么的，说穿了，不过只是掌权人为了维持秩序和保护自己才编派出来的东西而已。
我要是当了妓女， 第一个客人大概会是来自雪国的吧。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把以前买的书全都卖给旧书店， 然后去买全世界最好闻的香皂。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为满腹悲伤郁郁寡欢的人插上翅膀。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会使自己留有太郎气味的小窝一直保持清洁， 不过对不起，谁也不让进。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在太阳底下洗衣服，哪怕大汗淋漓。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要记住把安德洛墨达变为手镯的咒文。
（略） 写这首诗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女高中生。
这个女高中生身上，一点也
感觉不到老大爷们那些性生活中见不得人的隐匿。
【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当得知嫉妒是源于把爱情和肉体私有化的独占主义时，与所谓贞节娴淑的美德相比，我倒更欣赏这个十七岁女高中生的温柔体贴。
其实就自己而言，我每天都想跟各种女人睡觉，这并非根据什么“性解放”的大道理，而是出自一种更为朴素自然的愿望。
不管跟谁都可以性交——听了我这话，你肯定更要皱眉咂舌了。
但假如懂得了这就是性交的快乐、意外的快乐、想象的快乐，那么你或许就能领悟到，男人之间、亲子之间、师生之间……所有可能发生的性交，会使你感受到原原本本的人生实态。
是吧，老大爷？ 人人喜欢战争的社会 每年一到夏天，杂志画报就要推出原子弹爆炸专刊。
于是乎，满大街会到处充斥着原子弹受害者溃烂肌肤和腐败尸体的照片。
出版这些专刊的目的，总的来说是反对投掷原子弹，然而我并不想看这样的杂志画报，因为我基本上是反对“反对投掷原子弹”的。
有一种心理，是名为反对投掷原子弹，实为想一窥他人死去时的丑态。
只要这种心理还深植于大众之中，我大概就不会相信什么历史，也不会去参加什么反对投掷原子弹的运动。
倘若哪年夏天精心策划的投掷原子弹纪念专辑出版上市之后，尽管满篇是烧灼瘢痕和美国秃鹰的尸骸，却一本也卖不出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或许越南战争才会有希望结束。
喜欢战争的老大爷们，你们觉得呢？ “只要有了一点钱，我就想去赌一把。
”一听我这愣头青的话，老大爷们无不瞠目结舌。
“就算你赌赢了又怎么样？”反对赌博的老大爷问我，“不义之财是留不住的。
如果你的钱不是劳动所得，它就绝对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
” 可是能靠劳动挣来的钱又有多少呢？即便不是我那些干冲床的朋友也一定知道吧：如果我们这一代工薪族均衡地把工资分配在各种生活用途上，是根本买不起一辆运动跑车的。
别说是一辆运动跑车了，就是买一套百科辞典，在马克西姆西餐厅享用一份蜗牛汤，或坐在拳击场第一排观看西城正三的比赛，都是无法实现的奢望。
即使想买一双新鞋，也不得不反复斟酌掂量。
这就是现实。
然而另一方面，银座的夜总会却每晚宾客满堂，丰田公司的汽车产量名列世界前茅，售价相当于一名工人半年多工资的全套百科辞典一直跻身于畅销书排名的前列。
还有运动跑车展销会上那些趋之若鹜的青少年，瞧着他们一脸垂涎三尺的表情，不禁让人想起水前寺清子歌中唱的：“东京不行还有名古屋呢！” 如此一来，我们当然要对这种带有经济暴力色彩的单一奢华主义进行思考。
有的人可以裹着毛毯蜗居在桥底下，却省下钱买来梦寐以求的运动跑车；有的人可以连续三天只靠面包和一罐牛奶度日，第四天却踏进了马克西姆西餐厅。
正是这种单一奢华主义突破了平均使用金钱的均衡生活习惯与可能性的地平线。
倘若把金钱均衡地使用在服装、住宿和饮食上，自己便会一下子混同到无差别的“乌龟”群体之中。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能够体现自己存在的对象，把财力集中用到它上面去。
老大爷们揪住那些服装派、美食家、体育狂的年轻人不放，斥之为章法失度。
然而这种积极主动的个人体验，实际上是一种极富思想意义的行为。
丰富多彩的信息社会广泛均衡地发布着各种信息，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何等渺小。
即使在得知自己干到退休的工资加在一起还顶不上森进一寻欢作乐一年的花销后，老大爷们仍然不得不兢兢业业地一直干下去。
为了不重蹈这些无名战争罪犯的老大爷们的覆辙，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必要进行“冒险”。
借用一句非洲土著的自白来说吧，当他们生来第一次看见飞机的时候，受到的震撼是何等之大啊！假如把这震撼作为一种思想萌芽的话，那么希望老大爷们能够理解，对于我们低薪工人来说，银座夜总会的一晚，一盅燕窝汤，一次夏威夷旅游，还有非洲的独立运动，以及我国那梦幻般的“东京战争”——全都是单一奢华主义的产物。
单一奢华主义会用“时间”道路连接起从现实原则到本能化的另一个现实。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并非把这种“赌”当作闲时的乐子，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想来把握，我们要从闭塞的时代找出突破口来。
虽然老大爷们声称“不义之财留不住”，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被称作不义之财的钱财。
所以，与其像浪曲中唱的“乌龟老子驮着乌龟儿子，乌龟儿子驮着乌龟孙子”那样兢兢业业打工挣钱，还不如到那已经内定输赢的赛车场上去赌它一把。
你说呢，老大爷？ 看见岩下志麻的尾巴了吗？ 知道岩下志麻长着尾巴的人很少。
就是有人告诉老大爷们吉永小百合的脚趾间长着蹼，或是浅丘琉璃子的腋下长着鳃，他们想必也不会理你。
因为老大爷们相信人类是用不着鳃、蹼和尾巴的，他们相信人类肉体是按照社会生活的要求，极为有效地长成的。
老大爷们认为赫拉克勒斯那样的肉体能得以长生不老的时代与今世毫不相干，他那种彪形大汉在当代只能去当码头装卸工或是自卫队员。
伊林的《人类的历史》是从人类还尚为大自然温顺奴隶的时代开始写起的，那个时候的人类个子低矮，体质贫弱，尚未成为自然的统治者。
他将人类成为大自然统治者的演变过程写得犹如叙事诗，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后来“自然”转换为“文明”的历史就辞世了。
伊林的心中充满着鲜活的森林，他的这种精神能否真的存活下去实在是个疑问。
老大爷们全都具有发达的臂力和扁平的脚，以及需要戴眼镜的双眼，总的来说，与赫拉克勒斯式十全十美完全不搭边的不完美肉体才是他们所好。
一样发达的臂力是不可缺少的工具——用来扒开他人乘上拥挤的地铁；扁平的脚至少能多接触地球一些——好舒缓他们心中的不 安感；眼镜则是他们电视和杂志看得太多的结果。
然而这些充其量只能适应文明社会的要求，不过是文明社会温顺奴隶的肉体而已。
我倒是觉得，不应该让人类的肉体去适应文明，而应该让文明来适应人类的肉体。
而所有那些女演员作为这种肉体的先锋，必须去预知新的文明。
只想伸手去爱抚生殖器和哺育器官的老大爷们，希望你们今后恢复对人的尊敬，首先就从对人身上那些看上去无用的肉体、丝毫无用的尾巴开始吧。
快点儿，到你们情妇的身上去找尾巴，找尾巴去呀！ 年轻人，胸怀大屁股 “现在这代小年轻，都是些乒乓球啊。
”酒馆里的老女人说道。
“什么乒乓球啊？”我不解地问。
“什么乒乓球？”老女人笑着说道，“就是下面的球挺小的呗。
” 世上什么球最大？ 乒乓球的确挺小，小得可以放在手心里转。
不过，说它小，却也比我
们这代人中不管谁的睾丸都大吧。
有个女孩子说，跟乒乓球相比，还是棒球好啊。
她认为棒球至少比乒乓球个头大，还有重量感，所以，与乒乓球相比，棒球更富有男性特征。
但是照这种逻辑，足球不就更具有魅力了吗？ 因为足球周长二十七英寸，重量有四百克呢。
从它的大小来说，就算谁有直立猿人那么大的睾丸，也远远及不上它吧。
最近的足球热，虽然我认为得益于釜本、贝利“腿的魅力”，可是话题一转到“看来是由于那个大球的魅力”时，我朋友的几个学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们解释道：“因为现在已经是性感时代了嘛。
” 女孩子喜欢大球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是女子春心的表露。
随着马斯特斯报告那种性医学研究的愈加进展，这一原始而朴素的性会吸引到女性的事实已经被阐述得越来越清晰。
“这么说来，球的大小是挺起作用的嘛，”我说，“那么这个世上最大的球是什么呀？” 话刚出口，一个学生答道： “那总归是地球啦。
”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败下阵来：“哪个女孩子要是感觉得到地球的性感魅力，那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 诺曼·梅勒的那篇论文《了解南方的人都知道，白人畏惧黑人的性能力》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篇论文痛快淋漓地抨击了白人的保守性，文中写道：“白人心中惴惴不安，生怕被黑人睡了自己的妻子，因此他们才歧视黑人，不平等地对待黑人，以此困守自己的地位。
” 对于当代男子来说，毋庸置疑的是，性别的优越性依然极为重要，因为它本身就直接关系到统治权力。
如果把诺曼·梅勒这篇论文中的“白人”换成“老人”，“黑人”换成“青年”会怎么样呢？这么一换，自然又会出现另一篇自供状了。
老人畏惧青年的性能力，因此才歧视青年，用不平等的态度对待青年。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现实却恰恰相反。
例1一天在咖啡馆里，只见有个小年轻正无精打采地听着查尔斯·明格斯的《猪叫布鲁斯》。
我问他：“你干吗这么无精打采的呀？” “我女朋友被人抢走了。
” “谁抢走的？”我紧追不放地接着问道。
“我们公司的主任。
主任请她去夜总会，在那儿吃完饭又把她带到旅
馆里，她就直接缴械了。
” “那个主任多大岁数？” “四十六了。
” “哎——？”真是不可思议，二十岁的小年轻竟然被四十六岁的老男人抢走了女朋友，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有强健的内脏器官与肾上腺荷尔蒙。
还有旺盛的精力。
” 即使不服用蜂皇浆和壮父精，充沛的体力也足以轻而易举地满足恋人的欲求。
当然，如果还觉得信心不足的话，不是还有胜过四十多岁男子的情趣，不是还有诗吗？ “怎么竟然会被他抢走了呢？” 听了我的问话，他的头垂得更低，喃喃答道：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会出这种事。
” 例2这个漂亮的女孩有着一双安·玛格丽特那样水灵灵的大眼睛。
以下是她的自白： “我男朋友是个乐手，他长得挺帅，就是没什么钱……而且将来怎么样也是个未知数。
“所以我才会狠下心跟现在这个西服公司的董事长交往起来。
起初还只是打算在他那儿打点零工。
“可是，女人嘛，就是没办法啊。
跟董事长这么一来二去的，不知不觉之间，他那套温柔的床上功夫我想忘也忘不掉了。
这一来，再跟男 朋友约会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
”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
实际上，或许正是这些与球相关的“喜剧”，才是现代青年生活最实在的状况吧。
性经分离的建议什么是老人每天的生活？我思考着。
现代，不正是这些人手握实权专横跋扈的“老人时代”吗？五十五岁从公司退休，尔后寂寞孤独的老人！如果本人希望的话，养老院也会收留他们！这幅景象其实只是表象，现实却恰恰相反。
譬如，你可看看我国的内阁阁僚。
里面有几个大臣不是老人？那些大臣全都是老人，按理全都属于“必须给予照顾与安慰”的那一代人。
青年们被这些老人掌握了政治主导权，而且连自己性的主导权也在逐渐受到侵犯。
他们只能躲避到民谣里去绝望地吟唱： 今儿个的活计又很辛苦，下了班后只能再灌烧酒。
这歌声让人听了觉得简直像是处在“没有未来的世界”里。
在这种现况下，年轻人如果不为了冲破障碍而去琢磨老人们为什么如此仗势妄为，不就是白活了吗？“我感到是发达的强精剂、激素制剂为中老年人带来了性方面的复兴。
”药店店主大概会如此解释。
那么，查尔斯·卓别林、弗兰克·辛纳屈……呢？这些老大爷的返老还童也是激素制剂在起作用吗？“不，不光是这个原因，”青年们反驳道，“还有金钱的原因呢。
”“金钱？”我反问道。
“对，对呀！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是有钱的嘛。
”原来如此，我心想。
英国“愤怒的青年”之一约翰·布莱恩的小说《金屋泪》中有段这样的描写： 女：“乔，你真的爱我吗？”男：“这你不是知道的嘛。
”女：“你有多爱我？”男：“值十万英镑。
”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换算成钱，值十万英镑。
” ……于是，这个男人与拥有十万英镑财产的这个女人结婚了。
青年在财力上是难以与中老年人比肩的。
对此心知肚明的老人们甚至想要用金钱把性交也买断。
然而，性经一致的社会是不幸的社会。
我想起了那些古老美丽的男女爱情故事，想起了保罗与弗吉尼亚、达夫尼斯与赫洛亚，他们并不需要为了得到甜美的性生活而花费金钱。
实际上，得到一个无须金钱也能进行性解放的社会，正是青年的特权。
“性经分离”（过去人们呼吁过政经分离……）是青年恢复性权利的条件。
实现性复兴的梦想 以前，“像个男人样”是很流行的。
那时候，在读了古代的英雄故事后，冒出了一个个夸耀自己阴茎的青年。
有人自称“我把一米长的阴茎捋得像根长矛”，还有人吹嘘“我又硬又直的阴茎像把斧子，用它来劈树，树一下子就倒了”。
这些当然都是胡扯，没人相信真有这种离谱的事。
不过他们自吹自擂起来理直气壮，倒也让人听了忍俊不禁。
小说《太阳的季节》走红以后，我们不少大学生都饶有兴趣地去试验“阴茎是不是真能捅破窗户纸”，有人甚至还组织了这样的比赛，这种游戏也只有青年才搞得出来。
那些精力充沛的青年上初中时就坐着比赛过“谁的精液射得远”，如今却被老人夺走了自己的恋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看来这种现象至少不能说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希望佐藤首相和现在的老人们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吃香？”老人们笑得那么悠然怡悦，显然是有原因的。
因为老人们很放心：“如今不单在政治方面，即便在性方面也已经使年轻人俯首称臣了。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若无其事地说什么“要和青年在同一间茶室里一边平等地喝茶，一边了解他们”。
总之，他们显得颇为轻松自得。
现在电视剧和电影中大显身手的演员都是青年，无论是大卫·詹森、石原裕次郎、《秘密特工》的那对搭档，还是高仓健，人人都很年轻。
然而这些英雄充其量不过是人们酒后茶余的谈资。
但现实社会中的英雄呢，无论是约翰逊、苏加诺，还是泽维尔·库加特、弗兰克·辛纳屈、田中彰治，无一不是“老人”。
这样下去，“我们的时代”是永远也不会到来的。
尽管眼下对于政界、财界被老人把持的现状无法改变，但在“性”方面，年轻人还是必须恢复自己支配权的。
老人们周围环绕着简·曼斯菲尔德般的美女：二奶、小妾、恋人、爱人、情妇……只有到了他们无法不担心这些美女“不知哪天会被年轻人睡了”的时候，才可以说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具有可能性的时代”。
年轻人，胸怀大屁股！这句话既不是克拉克先生的教诲，也不是印错了字。
这正是我的劝告。
如果年轻人为了求得微不足道的幸福——区区两房一厅和稳定的工作，就去对老年人溜须拍马，其实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年轻人如果不舍弃这种“安全的彩票”而去寻求“危险的彩票”，就不可能实现一攫千金的理想。
“胸怀大屁股！”并不仅仅是字面上“胸怀有魅力的女性”的意思，而是希望你们必须有更大、更大的性复兴梦想。
早稻田大学的那些学生觉得：尊崇植木等和施韦策博士也没什么奇怪，不过自己只想跟一般的女孩结婚，胖乎乎的不漂亮，回头率不高也没关系。
我不得不认为，他们这种想法是极为懦弱的。
难道你们不觉得，追求“伊丽莎白·泰勒或是碧姬·芭铎、麦琳娜·德蒙吉奥那样的女孩”，要比追求“胖乎乎的一般女孩”更具有雄心吗？ 如果你觉得索菲娅·罗兰和伊丽莎白·泰勒已经被“老人”掳走，所以就打算找“胖乎乎的一般女孩”来将就，那我会觉得你的理想标准太低了。
那样的话，就好像你在自己的人生开始之前就已经输给人生了。
从肉体上来说，年轻人是胜过老人的，然而性生活并不是体育运动，或许可以说，它倒是更近似于戏剧。
所以有的人虽然老态龙钟，但他堪称台词出众的“名演员”，因此女主角最终就会被他掳走。
简而言之，这种结果也是由于年轻人太缺乏“性文化”的缘故。
所以，虽然他们对性的欲望胜过老人，却无以使这种欲望燃烧起来。
而老人们呢，他们有隐而不露的性文化，有春宫图和性具，还不惜戴着老花镜研读性书，财力或许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再说，自然也有那种每得到一点儿好处就甘愿自降身价的女人。
然而，这些年轻人的性文化和性技能确实极为匮乏。
虽然他们还拥有性音乐那样的武器，却每每还是会败在老人们“去你妈的电吉他！”“披头士乐队滚蛋！”的吆喝之下。
只要年轻人还没有实现性的复兴，还没有诞生出胸怀大屁股那样的文化，他们就休想将老人们赶走。
我自认为不是单纯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欲望，是无法得到未来的。
你们如果不以充满那个球的性能量为武器，不先从性的领域开始反击，将来势必只能落得老人们希望的下场。
能用的东西，就应该迅速有效、淋漓尽致地加以使用。
否则等老人们下了命令：“这个精力过剩的家伙，把他编进自卫队送到越南去！”那时你们就晚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月光假面 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吗？他以为只要披上斗篷、戴上面具，任何人谁都能演一出《月光假面》，于是也学着从房顶上跳下来，结果摔断了腿。
新闻报道说，此人是个四十出头的保险推销员，他这样做是想成为“正义之士”。
读了这篇报道，我不由得心想：“为了成为正义之士就非得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吗？”
1 在我的少年时代，正义之士都以本来面目示人，无论是名探明智小五郎，还是少年侦探团的那些孩子们，全是不戴面具不化装的。
只有怪人二十面相才“来去如疾风”，让人“不知其为何方人士”。
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这个伦理变得颠倒起来——原本象征正义的真颜逐渐变成了显露邪恶的本相，而正义却无处存身，不得不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
对于这种变得“来去如疾风”的正义之士，我的心中掺杂着期待与失望，渐渐觉得他并非“正义之士”，进而开始怀疑正义其本身，甚至感觉到判断正义与否的尺度也不复存在了。
尽管不能公开宣称，但我心里觉得怪人二十面相与明智小五郎是同一人物，月光假面与拐骗儿童犯也变成了同一人物。
正义的自我与邪恶的分身、抑或邪恶的自我与正义的分身在一个人的人格中分裂开来，而为了掩饰这种人格分裂，就需要“化装”。
我们的小学修身课老师在战后因为强奸妇女而上了报纸。
战后对我们进行灌输的民主主义教育中，不存在什么与邪恶截然对立的正义，即使存在这种正义，也无人能够对其进行判别。
既然正义不露真相，正义及其拥戴者便不得不“来去如疾风”了。
然而我们依然渴望着正义之士出现，渴望着月光假面显身，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
如果像布莱希特那样来描述这种现 象的话，恐怕我们可以说：“没有正义的时代是不幸的，而需要正义的时代更为不幸。
” 不知他姓甚名谁来自何方， 可是没有人不知道他。
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 可他到底是谁啊？ 然而，我们对钻研自己所需要的正义本身，却并不显得那么热切。
正义也许是“伪装的邪恶”，此二者也许转眼之间就会由于政治原因而相互颠倒立场。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其实是疏于潜心研究的。
恩斯特·费舍尔在一篇谈正义的随笔中提到了《真理报》总编米哈伊尔·克利索夫的故事。
1942年12月，米哈伊尔在作家同盟的演讲中说道：“这个世界大概会发生极为难以理解的事。
总之，无论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也不足为怪，想想吧，你们俩想想吧。
记住我最后留给你们的这些话……为何斯大林总是正确的……”演说后的第二天他就被逮捕并处死了。
直到1954年之后，米哈伊尔才被恢复名誉。
也就是说，恢复名誉已是在他所说的“总是正确的”那个人死去之后的事了。
2 在明白“正义”是个政治用语之前，我们不得不付出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牺牲。
譬如，当我还是个棒球少年的时候，我觉得穿过好球区的投球是正义的，没能通过好球区的坏球是邪恶的，而判定正义邪恶与否的是裁判。
裁判是神圣的，而且棒球规则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只要是裁判判定的事，任何抗议都无用。
投手将正义与邪恶分别用于同样的球上，因此，其灵魂也是二者选一般地同时存在于正义与邪恶之中，裁判则是将他投出的每个球分类为正义和邪恶给观众看。
然而有一次，一个精通棒球的豆腐店老板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金田投的那些好球吗？”“你说什么？”我反问道。
“巨人队的金田出场时，如果当裁判的是
T，那金田投出的好球绝对会多起来，”豆腐店 老板说道，“个中原因嘛，得从T以前也跟金田一起当棒球投手的时候说起了。
那时候，金田已成为日本最有名的投手，而T一直只是个穷兮兮的二线球员。
所以金田不时把自己的旧西装送给
T，还经常带他去喝酒。
可是现在他们之间变成了一个技能下降的选手和裁判之间的关系。
T就是因为想报当年之恩，所以才会把金田投出的一些坏球都判定为好球的。
这就是金田在T当裁判时要比别人当裁判时投出好球多的缘故。
” 我无法确认豆腐店老板的这些话是不是事实，然而却感到，对投出的球是好球还是坏球（是正义还是邪恶）的判定本应该在科学的支配之下，但只要这种科学并不存在，而判定只是听凭于判定者的人格，那么政治自然是介乎其中的。
正义与邪恶始终处于相对的关系中，同一个行为之所以忽而被赞为正义、忽而被斥为邪恶，都是缘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政治的原因。
如此一来，正义与邪恶就都成了“为了……的正义”“为了……的邪恶”，这势必同时暗示我们：月光假面也是“为了……的月光假面”。
3 这回真的出事了，而且情况极为不妙。
我开始在心里呼救：“月光假面，你非来不可呀！”正想着呢，飘逸着白围巾的正义之士赶来了。
外边传来了摩托车声，我抬头一看，原本想象中的月光假面成了巡逻车上的警察。
在潜意识里，月光假面那白围巾和摩托车就是警察的形象。
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谓不容置疑的“正义”，归根结底就等同于法律上的正义、警察的正义。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看到政治上处于弱势的大众要求有“另一个正义”“另一个法律”时，这种要求本身，难道不已经反映出了他们只能无条件接受管理与统治的丑陋现实吗？当法律与正义得到维护时，是不需要正义之士的；只有当它们被破坏时，人们才会呼唤法律与正义化身的月光假面。
大众不会自己对法律与正义进行验证，而是让月光假面来守护既有的法律与正义。
当我们说“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的时候，对于那种羞于见人、“不露真颜，来去如疾风”的假面人，是不可能毫不怀疑的。
想来，月光假面就像个私人侦探公司的中年探员，他工资不高，酷爱化装。
他露出本来面目时手无缚鸡之力，一旦化了装，便活力充沛得判 若两人。
因为化装能使他从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4 然而，化装的人从化完装开始便属于“另一个世界”了。
那就是假面的世界，或曰虚构的世界，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
我虽然并不否认可以将空想的现实原则用作变革的媒介，但不容忽视的是，他“出手”的动机却总是深植于日常现实之中的。
就是说，他的“正义”不是生成于他的空想现实原则之中，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一种既有的正义。
“另一个现实”并非起着现实的作用，而仅仅作为一种时尚，起着提供白围巾、假面和摩托车的作用。
因此，那些单身过着外餐生活、惯于手淫的侦探公司探员凭借白围巾和假面之威所炫耀的“正义”，并不会变为农家小儿子当上警察后主持的“正义”，它只有作为预备权力去补充警察的疏漏时，才具有月光假面的意义。
月光假面的幻象为什么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不光是月光假面，就是怪人二十面相在我心中也已经死了。
上了年纪的小林少年说道：“怪人二十面相太难逮着了，所以说，我、我们已经老啦。
”所有少年侦探团的成员也异口同声唱道：“我、我、我们是老人侦探团。
” 这首歌其实是我作的。
我揶揄少年侦探团的那些人被同性恋者明智小五郎利用，一直在追踪子虚乌有的怪人二十面相（其实是化了装的明智小五郎），结果白白浪费了自己短暂的青春。
他们老了之后才终于明白“邪恶不过是正义化装出来的”，一个社会的正义是另一个社会的邪恶。
然而此时明白，为时已晚。
5 这就是说，无论月光假面还是少年侦探团，都是无法在越南战争那样的国际事件中出动的。
因为正义与邪恶在那里犬牙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双方都打着正义的旗号，想要参加进去的人不得不自己“选择正义”。
而“月光假面叔叔”和少年侦探团员们一贯只为人们托付与其的“正义”行事，他们还无法具备弄清这种复杂情况的“正义观”。
然而，要为正义行事的人必须先构筑出自己的正义——这是我对月光假面的第一个要求。
而且，要构筑出自己的正义，就势必得构筑出自己的法律，创造出作为管理单位的“另一个国家”。
涅恰耶夫将自己编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作为一种法律，以正义的名义枪杀自己的同志；联合赤军也以他们的法律与正义对自己的同志进行“人民审判”与“处刑”。
由于这些都是未得到公认的法律，所以它们被管辖人们日常生活的另一个法律认定为犯罪。
那么，如果月光假面出现过的话，他作为“正义之士”是如何表现的呢？
6 弗雷德·罗代尔写道：“法律是诸科学中的蜂鸟。
”蜂鸟是会向后飞的鸟，法律也是墨守既有原则与先例的成规，“以革新为恶，以陈规为德”的。
所以，如果撇开现在那些想要创造自己国家的革命家们，正义就是极为保守的东西，就等同于“向后飞”的东西，就成了将革命家变为罪犯的魔术师。
我忘了月光假面飘动斗篷飞翔时是在“向前飞”还是“向后飞”，但记得自己曾经一直指望月光假面会以那副围巾加假面的“制服”形象出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人触及自己的极限时，会因此产生联想，期望有能够冲破极限壁垒的“超能力”出现，希望能够以此为阶梯超越真实的自己。
然而，当意识到这种“正义之士”并非对任何人都会给予帮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产生怀疑了。
当他们明白所谓“正义”只是带有乐观色彩的政治用语，月光假面不过是现体制雇用的保镖之后，所谓的“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在他们眼中就开始成了警察招募宣传中的广告用语。
不过说来挺难为情的是，在我书桌抽屉里，现在还放着忘记扔掉的月光假面的面具。
腿时代的英雄们 奄奄一息的家庭剧话题还是从数落棒球开始吧。
棒球是以跑进本垒的次数决定胜负的比赛。
“巨人队善良的柴田何时能够冲进本垒（家里）啊？”“你看那个规矩文静的长岛，他不是凭借本垒打一下子就跑回本垒（家里）去了吗？”这些事成了棒球比赛最受人关心的热点。
而且，许多白领在下班之后也是直接从公司跑进本垒，打开电视机，一边喝着冰镇啤酒一边监视棒球运动员们是不是得以顺利跑进本垒了。
“啊——，笨蛋！你干吗不滑进去呢？”白领惋惜地叫道，“滑进去还是来得及的嘛。
”公寓外边，开过了一辆路面电车。
如果说“边观赏夜场比赛边品味的啤酒”这个广告用语是想表达自得其乐的意思，那么生活本身也是一种自得其乐。
松松垮垮衬裤般的短裤加上一双土里土气的长袜！心中无时不在惦记着跑进本垒。
假如这些棒球运动员算是“当代英雄”的话，那岂不等 于说冒险与史诗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吗？望着那些对准本垒拼命奔跑的运动员，我甚至好像听到了妻子们的呼唤声：“当家的，快点儿回来吧……” “棒球是一项体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如今，棒球成了餐厅里观赏的“家庭剧”。
而且，它还成了相对稳定的小市民们的保守思想代言人。
然而，我却并不喜欢这种计算跑进本垒次数的生活，不喜欢家庭剧那样的生活。
什么家庭剧啊，我最讨厌了。
直播夜场棒球比赛的灰色电视画面上，运动员们在朝着本垒奔跑，但那不过是对于幸福的伪证。
那样的比赛与日常生活中的变革没有一丁点关系。
美丽的腿与强劲的腿接下来介绍一项粗野的运动。
我说的是足球。
据说，全世界的足球人口已有十亿，在我国，足球也热得非同寻常。
今年以来单场体育比赛观众数的排行榜上，足球比赛也已越到了棒球比赛的前面。
6月22日在国立体育场举行的英国阿尔比恩队与日本选拔队的足球比赛，更是吸引了四万五千名球迷到场观战。
球迷们为杉山和小城对英国阿尔比恩队逼抢时的凌厉腿脚送上了热烈喝彩。
“但是，为什么足球会一下子热起来呀？”有些人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这是奥运会的副产物嘛。
”一般人都这么认为。
“听说在开奥运会的时候，其他的比赛都场场客满，只有足球比赛订票的人很少，竟还剩下好几万张票卖不出去呢。
最后只好去到处发。
“这样一来，进场的净是些不懂足球看热闹的外行们。
他们聚集到体育场里，抱着‘管它什么比赛，只要能体验一下奥运会的气氛就行’的心态，却看着看着就来了兴趣。
所以后来足球迷一下子多了起来。
” 除了这种说法，更有体育记者解释说： “克莱默到参加奥运会的日本队来当教练以后，日本队的技术得到了迅速提高，所以才会在奥运会上一举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人气也就一下子高涨起来了。
” 然而，我却觉得另一个更普通的人——酒馆里的一个女招待的感悟很耐人寻味。
她说：“你问我足球有什么好看？那是因为球很大呀。
” 说得没错，与棒球的球相比，足球的确大得多。
它外圆周长68到71厘米，分量有396到453克重呢。
所以在宽广的绿茵上不论滚到哪里都“看得很清楚”。
棒球的球可以被严严实实地藏在手心里，所以经常会让人看不到它。
有时候播音员大声喊叫：“球滚到外场围屏那儿去了！”可是网后面
的球迷们根本没看到球。
所以在业余棒球比赛中，才会有人使用“掩球触杀”这种快速变化的计策，甚至在棒球史上也发生过“比赛中球突然消失”（其实是球埋到了投手前面的草丛里）的事情。
与棒球相比，足球的球实在要大上太多，所以观众很清楚场上哪里是比赛激烈进行的区域。
“一目了然”肯定是足球人气大增的原因之
一。
不过，“球很大”这句话里还有其他的微妙含义。
大颗的球是男性化。
它是性感时代的象征，看上去俨然有种雄赳赳的感觉。
而且，只有大大的球，才是制约世界的条件之
一。
在电影《纽扣战争》中，一个男孩问：“谁来当大将？”话刚出口，另一个男孩傲然回答：“谁鸡巴大谁当啰。
”简而言之，现代正在走向“腿时代”。
人类历史是发明工具、使用工具并以此催生出各种产业的“手时代”。
取而代之的则是“腿时代”。
“手可以做东西，腿做不了。
”换句话说，手具有的是生产性，但腿是消费性的，而且腿似乎远比手更具有享乐性的形象。
腿时代的标志是“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和足球”。
那里展现着美丽的腿与强劲的腿。
恢复男子汉气概的希望在手的时代活了大半生的老人们刚见到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时，吓得差点瘫倒在地上。
这大概是因为以前的女人腿很短，他们害怕裙子一旦短到膝盖以上十厘米，就会看得见女人身上那至关紧要的部分。
然而，统治“腿时代”的腿是又长又美的，碧姬·芭杜的腿长得足以轻轻松松地一步跨过小市民家里那窄小的屋子。
而且，就连街头巷尾的少女们，现在也在借助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炫耀她们的“财产”，以此来反抗“手文明”。
空前的赛马热一直在不停地讴歌腿时代，柴田和杰克逊的走红也说明“腿脚功夫好的家伙”享受着何种荣耀。
可是别忘了，还有一个荣获这个时代最高荣誉“黄金腿”的人。
这个人是杉山隆
一。
就因为他腿脚功夫厉害，阿根廷的职业足球队以七千万日元的高价邀他签约入盟。
早在上清水东高中的时候，杉山漂亮的腿脚功夫就已经开始引人注目，进入明治大学以后，他立刻成为了明星，现在他在三菱重工队踢球。
看着他的腿脚跟着球飞奔而去的情景，不禁使人想起了英雄史诗。
当我看着日本队与英国阿尔比恩队的比赛中杉山快速奔跑在绿茵上时，心里想道： “啊——，强劲的腿脚是何等英武啊！” 据说，足球起源于1042年。
开始时踢的不是球，而是人的头骨。
当时英国人还处于丹麦的统治之下。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把滚落在小巷子里的丹麦士兵头盖骨用脚踢着玩，这就是最早的足球。
就这样，头盖骨踢出去后，第二个人把它踢回来，另外一个人再接着踢。
随后，满怀憎恶的英国人从踢头盖骨竟至创造出了一种游戏，这种游戏不久便普及到了整个英国。
自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这种游戏有了自己的规则，尔后作为英国的国技一直发展到了现在。
人们称它为“世上最大的体育比赛”，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现在足球已经拥有十亿球迷。
它的规则极为简单，除了守门员之外，任何人不得用手触球。
只需用手以外的任何身体部分把球送进对方球门就行了。
犯规的时候，由对方罚任意球（任意球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妙了！），就是从犯规的地方对准犯规方球门使足力气踢一球。
比赛分为上下半场，每半场时长四十五分钟。
比赛中两支球队的腿脚始终以球为中心进行争抢，观众的眼睛也始终集中在一个地方——视线只要追着球就行了。
而在棒球比赛中出现双偷垒的时候，球迷在一瞬间会犹豫不决，不知该盯着哪个地方看。
在棒球比赛中，会由于投手卖弄自己而迟滞比赛的节奏。
当我看到投手摆臂转体做完投球前的准备动作之后，还要摆出一副静止姿势环视全场观众来卖弄自己的样子时，不由得感到，他们与奔跑中的小城和釜本相比，真是一点儿魅力都没有。
怎么说好呢？我国棒球运动员迟滞比赛节奏的站姿可实在不少啊。
还得说一句，我之所以喜欢足球，最大的原因是足球实为一项“从憎恶中起步的比赛”。
踢！用脚踢！这种行为让人感到一种喷涌而出的激情。
这是自得其乐的小市民和幸福的家庭剧主人公们已经忘却了的感情。
那些安居乐业的白领们已经好多年不曾踢过一块小石头了。
当他们看
着足球场上的斗士们踢着头盖骨大的球冲向对方球门（不是自己家！）时，难道不感到应该找回某些失去的东西吗？ 足球能够唤醒现代人对于已忘却感情的回忆。
足球运动员闪亮的鞋尖上寄托着恢复男子汉气概的希望。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威利·罗曼是个年老体衰的
父亲，他抓住自己儿子（一个美式足球运动员）说的一番话令人难忘： “你必须盯住带球的家伙，永远待在那家伙旁边。
这可是你人生的目标啊。
”【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不相信什么历史 就是想逃到什么地方去！一个青年乘坐帆船横渡太平洋之后，人们都把他看作“英雄”。
然而，这个青年并不是想当英雄，只不过企图逃脱自己原来的生活而已。
所以，他没有像麦哲伦那样“发现”什么，只是写了一本《孤苦伶仃太平洋》的逃亡记录。
1960年那场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结束后，遭受失败的年轻人身心疲惫殆尽，呆呆地眼望着远方。
在远离闹市的酒馆里，杰利·藤尾唱道： 我想走在不知其名的街上，我想到远方的什么地方去。
这支歌很像另一首布鲁斯，那是被统治下的黑人对改变自己所处时代感到灰心丧气时唱的歌。
黑人在这首布鲁斯中唱道：“要是有七十五美分，就请给我一张七十五美分的车票吧。
”杰利·藤尾唱的歌与这首布鲁斯出自同样的感情，两首歌中全都不想要回程车票，只要能有离开的单程车票就行了。
歌曲为我们刻画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个“逃亡时代”的情景。
1960年冬，或许正是承载着那个广大群众精疲力竭的“逃亡时代”的感情吧，在朝日杯三岁马特别奖金赛中，白胜甩开对手并夺魁；接下来在1961年的德比赛中，白胜再次把对手抛在了后面，没有辜负马迷们对它的期盼。
然而，它如此奔跑，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或许只能像黑人们在那首布鲁斯中唱的那样： 我全然不知将走向何处， 只想远远离开这个地方。
或许人们会深深地感到，就像小说《长跑者的寂寞》中的主人公那样，逃跑已经成了一种传统。
对历史的幻想破灭之后 我深感自己无处可逃，但这只不过是对历史的幻想破灭之后在地理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浪漫主义。
对《山那边天高地远》的憧憬，也只是在年少的时候。
到了六十年代，有落语艺人模仿结巴的腔调把“那边”说成“窟窿”，编出了一个让向往“山那边”的人掉进“山窟窿”里出不来的笑话。
然而，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就必须得横下一条心来了。
这就是我在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山椒鱼》中的思想。
老师通过井伏鳟二的这篇小说教导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就会幡然转变态度。
山椒鱼从小洞口爬进洞穴里，长大以后已经无法从同一个洞口再爬出来，可是也 无法再变回到原来那么小的身体。
于是，它只好在洞穴里死了心：‘事到如今，我也想开了。
’这种幡然转变态度的方式正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 自暴自弃的手枪 然而，态度是如何幡然一变的呢？ 在那些参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遭遇失败的青年们眼中，无论乔治·奥威尔的《西班牙市民战争》还是托洛斯基的《我的生平》，都显得越来越过时。
自暴自弃成为一种常态，到了1962年，少年犯罪更是刷新了记录。
这个从1960年到1970年的潮流，也反映在一个少年的经历中。
当时那个被称为手枪魔鬼的少年永山则夫起初心里只想着逃亡，他想要离“家”出走，逃出荒凉的北国，逃脱贫困的生活，逃离日本。
然而，问题出在了他偷渡之后的自暴自弃上。
永山由于一直向往美国，想当个现代爵士乐咖啡店的侍者，想到登山营地去干活，他就这么一路在当地追寻，一路用弄到的手枪一次又一次地杀人。
然而永山并不知道，他那种地理性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幻想。
报纸上将永山称为“手枪魔鬼”，可是把他抓住后一看，哪里是什么“魔鬼”啊，人们看到的只是个温顺的少年。
公寓里的邻居对他的评价也不坏，说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在楼梯上弯着腰擦皮鞋”。
他擦皮鞋干什么？这话其实用不着问，因为对于逃跑的人、出门在外的人来说，只有干净的皮鞋才是他唯一的朋友。
我在1960年写过这样的诗： 一棵树也有流淌着的血， 树干的里面， 血站着睡着了。
然而，总有一天，睡着的血势必也会醒来，然后它会探寻树的历史。
假如一切历史令它感到幻灭，那么树唯一的选择是变为将自己砍倒的斧柄。
银幕上的杀人文化 1965年夏，一个少年守在一家枪店里用步枪对外滥射，报纸上的大幅报道将他称为“步枪狂人”，谴责他“不是野兽就是疯子”，质问“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人存在”。
然而，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责难这个叫片桐操的少年。
因为假如电影银幕上发生了同样的事，片桐肯定会产生与史蒂夫·麦奎因同样的共鸣。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片桐不就是背后少了一块电影银幕吗？“你数过没有？”我问酒馆柜台里的调酒师，“高仓健到现在一共杀了多少人？若山富三郎犯了几次法？小林旭用步枪滥射过多少回了？” 想想吧，一天的电视里有多少人被杀呀？而我们呢，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是，电影电视里的故事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呀。
”调酒师说。
“没什么不一样，”我说，“电影电视里的虽然不是事实，但却是真实。
人们把事实和真实都混同在一起了，所以只要高仓健杀人，那么片桐操也会杀人。
就算那块叫作银幕的布是条国境线，这条线一抬腿也能越过去。
”问题不在于实际死了多少人，而在于杀戮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
如果将这一点与越南战争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大概就能明白了。
我对他说：“那个警察是中了片桐操的步枪子弹死的，与其说他是被杀，我看还是把他作为事故死亡比较妥当。
因为那不过是某个夏日里发生的‘事故’嘛。
“然而，把杀人是一种快乐教给片桐操的到底是谁？只要把杀戮变成文化的行为不被追究罪责，就算判决片桐操有罪，也还是没有触及这起事件的本质。
” 一个喜欢步枪的少年总是到枪店去看他梦寐以求的步枪，但从他突然在店里“幡然转变态度”的时候开始，他人生中的虚构与现实就发生了错位。
“怎么样？挺酷的吧？”片桐操一边对扣作人质的女店员调侃一边朝着警队连续开枪，俨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银幕”。
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己通常行为的反叛，也是一场“孤独的东京战争”。
要称其为革命，却又显得过于幼稚了。
然而，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和永山同样都是遭受了“地理性挫折”的年轻人。
他一直梦想能乘上跑国际航线的大轮船，对描写海外旅行和越南战争的书籍很有兴趣，据传他曾对好朋友说过：“我真想跟你两个人一起逃出日本到巴西去。
” 我不清楚片桐操为什么会挑选巴西，不过有人说他确实讲过“在巴西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枪”。
然而，因为鸟在东京无处可飞，自然也就无处打鸟了，这对于执着于枪支的少年来说是何等悲哀，对此我很能理解。
那种简单把他断定为“凶残少年”“精神异常”的处理，无异于抓错了这起事件的真凶。
有个少年到郊外去对空打枪，警察嘲笑他说：“你大概还不懂怎么摆弄枪吧？”这话伤害了少年的自尊心，以致他不假思索地放了一枪。
他为这一枪付出的代价是被判死刑。
如果将他的罪行作为一种时代感情的反映来考虑，这个判决则让人觉得似乎过重了。
至少对于他来说，判处的死刑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啊——，做了个噩梦！”片桐操早晨醒来时心里大概是这样想的，“好，该去干活了。
”然后他会揉着眼睛站起身来，或许当看清眼前是拘留所冰冷的混凝土地面时，他才意识到那一天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原本憧憬着“山那边”，却掉进了“山窟窿”。
这种地理派少年的挫折与悲惨遭遇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就像我自己的遭遇一样。
把家像衬裤一样扔掉 我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
1960年，我早已辍学的大学里还留有我当年的学籍。
想必我们当年的教室里，现在也还留着用预测赛马结果的红铅笔写下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 站住！ 人人都是一张 仿佛背负着重物的脸。
在这同一条路上， 就在刚才， 时间母亲给我们产出了 庞大、歪嘴的反叛！ ——我曾经对革命有兴趣，但对革命后的社会没有兴趣。
虽然我知道
政治的解放说到底不过是“部分的解放”，但每逢学生们闹事的时候，我都想看到许多年轻人从地理派转变为历史派。
在1960年到1970年那个更大的新阶段，诞生了新型的年轻人。
他们已经不认为“离家出走”是一种逃避行为了。
岛崎藤村曾经想要战胜“家”，但最终没能如愿。
而这一代年轻人却干脆利落地将“家”抛弃了，就像是扔掉一条旧衬裤似的。
从父亲们的权威角度看来，这是不可宽恕的造反。
然而年轻人却创造出“家庭帝国主义”“爸爸·斯大林主义”之类新词汇来予以回击，他们把从家族血亲之中解放出来视为确立自己社会生活的条件。
这些年轻人开始反抗一切权威，想要尝试挑战各种可能性。
只要有一把吉他，他们就能从就职、奋斗、升迁的流水线上逃避出来。
“不受任何人指挥”成了他们的生活目标，没有剧本的即兴戏剧、没有乐谱的音乐、没有画布的绘画——如此逐渐地将自己从形式中解放出来。
只看连环漫画的年轻人不断增多，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按照年轻人的逻辑，通过没有文字的书籍——连环漫画，可以学习唯物史观。
从摆脱形式的观点来看，或许他们这种逻辑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要说他们这样是不是聪明地找到了一种方法，我认为绝对不是。
大概反倒可以说，这些年轻人在这十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了各种苦难。
他们想要在街头演戏时，受到了各种法律的管束；就是想通宵跳跳摇摆舞，一过晚上十一点也被完全禁止。
所以他们才会唱道：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死了…… 虽然这么唱着，但只要找到一点点空子，他们也会钻进“民谣”团体，或是参加已经注册过商标的反代代木派全学联旗下的组织。
他们只能如此寻找“表现”自己的方法。
无家孩子们呼吁的革命 如果要问留长发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去理发店，理由很简单，因为长头发是他们身上唯一的自然。
如果你冲着天上的鸟问：“为什么你们不记住乐谱？”所有人都会笑话你。
同样，那些决心反抗现在的“杀人文明”的年轻人会想让自己更接近自然，以此作为对文明的抗议。
他们不想认同既有的社会，而对自己创造的社会越来越充满幻想。
简单地说，这是一场“无家孩子们的革命”，是在创造自治团体。
欧洲 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庭，开始过起年轻人自己的集体杂居生活。
这已经是各个地方随处可见的现象。
大麻、迷幻药之类的毒品也似乎成为他们为了革命而使用的工具。
我在阿姆斯特丹邂逅的一个叫野部的日本人嬉皮士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理性地干着坏事。
唉，我既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每次都是按照自己理性判断发出的指令行动。
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让自己从理性中解放出来，想让自己变得自由。
遗憾的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使用毒品……大概过些时候，我不用毒品也能做到这一点了吧。
“到那时候，我们集体幻想的‘家’呀‘社会’呀，或许就能够构思出来了。
” 野部并未将自己禁锢于一夫一妻制的传统习俗中，这一点我很清楚，但这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获得的带有地理因素的自由，对这一点我并不欣赏。
我对他说：“咳，要是你回到东京也同样过这样的生活，大概咱们就能更亲近了。
” 裸体也是一种造反 以政治解放为目的的造反学生们打垮了一个又一个“大学的权威”。
毕业典礼的讲台上，造反的高中生在愤怒声讨自己一直接受的虚假的学校教育；女高中生也自己做出了革命的武器。
包括这一切在内，历史正在逐渐拆除自己与虚构的界线，不知不觉之中，主角（原来是父亲，现在是儿子）与配角（原来是儿子，现在是父亲）的立场开始发生了逆转。
每期周刊杂志的彩色页面上都印着几个女大学生或十几岁女孩的全裸照片，这也是对传统道德的造反。
男妓也渐渐兴旺起来了。
我的“天井栈敷”每月有一次考生面试，来面试的人中总会夹杂着三四个“女妆打扮”或有明显同性恋特征的男子。
“镜子……镜子……镜子！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谁？”浸泡在浴缸里的全裸男妓问道。
镜子回答说：“是玛丽小姐呀，我是说你呀。
” 玛丽听了好像很高兴。
“真的？白雪公主还没有生出来吧？” 说着，一条腿突然从浴缸里伸了出来，只见那腿上黑毛浓密，分明是
一条丢人的男人的腿。
怎么又长出来了？真是的！看来脱毛剂这玩意儿也靠不住啊。
（——《长毛的玛丽》） 没过多久，对一切既有概念的造反终于发展到了对“国家”概念的怀疑。
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话题，曾经只能躲在旧书店最里面窃窃私议，如今已能在早餐桌旁一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一边畅所欲言了。
经过1960年至1970年的漫长准备，人们终于开始琢磨“自己真心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或许会在地理的历史上将虚构包容到现实之中，从而使价值观得到重新塑造吧。
经历过十七岁少年山口二矢、小森一孝的历史主义（政治恐怖袭击）后，片桐操和永山则夫的地理主义挫折（步枪、手枪犯罪）又将如何改变20世纪70年代少年犯罪的形式？我很关心这一过程。
之所以如此关心，是因为它让人感到，这个时代的少年犯罪正是这个时代国家犯罪的反映。
明天还会说“再见” 一直纠结着如何对“告别语的概括”再进行概括，不知不觉之中，我的20世纪60年代就要结束了。
我琢磨的是如何通过概括性的告别，像即兴爵士乐那样把握住自由的时代。
正像已经鸣锣开场的戏在剧作者 死前不会落下帷幕一样，看来我还得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再见”下去。
我并不认为人生就只有告别，也不想只对告别进行告别——这难道不是永远革命的法则吗？【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那首老歌《绿色的山脉》中不是这样唱的吗： 旧衣裳啊， 再见啦！ 我觉得到了如今的时代，这首歌里的“旧衣裳”可以换成任何一个其他的词——穿着旧衣裳的知识分子、没有指望的日本、派阀主义、传统、越南战争、大学、行将逝去的对我们毫无助益的废话、看起来不会发生的革命、佐良直美的《只要幸福就好嘛》、将被归还的冲绳、1969年的大选！
1. 皮埃尔·卢梭（PierreRousseau）：法国作家、天文学家、记者。
2.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3.隆格瑞莫：法国地名。
历史上曾为前往巴黎必经之路上最后一个马车驿站所在地。
4.《梨俱吠陀》：全名《梨俱吠陀本集》，是印度最古老的一部诗歌集。
5.喷气式飞机“淀号”：指1970年3月日本赤军将日航飞机“淀号”劫持并迫降到朝鲜的事件。
6.C·威尔逊（1931—201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科林·威尔逊。
7.胡萝卜须：法国作家儒勒·列纳尔的作品《胡萝卜须》中的主人公。
8. 安德洛墨达：希腊神话中的埃塞俄比亚公主。
9.西城正三：日本职业拳击手，曾获得世界拳击协会第十八代次轻量级拳王称号。
10.水前寺清子：歌手，本名林田民子。
11.单一奢华主义：指总体来说比较朴素，但对特定事物不惜代价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
12.森进一：歌手、作曲家。
13.岩下志麻：演员，本名篠田志麻。
14.吉永小百合：演员、歌手，本名冈田小百合。
15.浅丘琉璃子：演员，本名浅井信子。
16.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又称大力神。
17.伊林（Mikhailll'in，1896—1953）：全名米哈伊尔·伊林，苏联科普作家。
18.釜本：指足球运动员釜本邦茂。
19.贝利（Pelé）：指巴西足球球星贝利。
20.马斯特斯报告：指美国华盛顿大学妇产科教授威廉·马斯特斯1966年发表的关于性问题的报告。
21.诺曼·梅勒（NormanMailer，1923—2007）：美国作家、编剧、演员、导演。
22.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Mingus，1922—1979）：美国爵士乐演奏家。
23.壮父精：一种以盐酸育亨宾碱为主成分的速效合成春药。
24.安·玛格丽特（AnnMargret）：美国电影演员、歌唱家、舞蹈家。
25.弗兰克·辛纳屈（FrankSinatra，1915—1998）：美国歌手、演员、节目主持人，20世纪最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
26.“愤怒的青年”：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一批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作家。
27.约翰·布莱恩（JohnBraine，1922—1986）：英国作家，其小说《向上爬》被认为是英国“愤怒的青年”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作之
一。
28.保罗与弗吉尼亚：法国作家贝纳丹·德·圣比埃尔1787年发表的小说《保罗与弗吉尼亚》中的人物。
29.达夫尼斯与赫洛亚：古希腊晚期（公元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上半叶）作家朗戈斯的爱情小说《达夫尼斯与赫洛亚》中的人物。
30.《太阳的季节》：石原慎太郎195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1956年获第34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
31.佐藤首相：指日本内阁第61、62、63任首相（1964—1971）佐藤荣作（1901—1975）。
32.大卫·詹森（DavidJensen，1931—1980）：美国演员，代表作《琼斯的自由国度》《午夜逃亡》。
33.石原裕次郎（1934—1987）：日本演员、歌手、节目主持人、模特。
34.《秘密特工》的那对搭档：美国1964年—1968年播出的105集电视剧《秘密特工》中的演员罗伯特·沃恩和大卫·麦考姆。
35.指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69）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1973）。
36.指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首任总统（1945—1965）朋·苏加诺（1901—1970）。
37.泽维尔·库加特（XavierCugat，1900—1990）：出生于西班牙的美国拉丁乐团核心人物，有“伦巴王”之称。
38.田中彰治（1903—1975）：原日本众议院议员，有“政界炸弹”之称。
39.简·曼斯菲尔德（JayneMansfield，1933—1967）：美国演员。
代表作《为我亲吻他们》《狂欢》等。
40.美国教育家威廉·史密斯·克拉克（1826—1886）：曾任札幌农学校第一任首席教师，“年轻人，胸怀大志！”是他的名言。
41.植木等（1926—2007）：日本著名喜剧演员、乐手、歌手。
42.施韦策博士（1875—1965）：德裔阿尔萨斯人，神学家、哲学家、医生、风琴手。
43.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Taylor，1932—2011）：著名美国演员，出生于英国伦敦，有“世界头号美人”之称。
44.碧姬·芭铎（BrigitteBardot）：法国演员、时装模特，世界著名的性感女星。
45.麦琳娜·德蒙吉奥（MylèneDemongeot）：法国演员。
46.索菲娅·罗兰（SophiaLoren）：意大利演员。
47.《月光假面》：1958年—1959年播放的电视剧（由KR电视台[现TBS电视台]与宣弘社共同制作），月光假面也是剧中主人公的名字。
48.明智小五郎：江户川乱步所著小说中的人物。
49.指江户川乱步所著小说《少年侦探团》中的人物。
50.怪人二十四面相：江户川乱步所著小说《怪人二十面相》中的一个极善化装的盗贼。
51.此处指布莱希特所著《伽利略传》中的话：“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
”“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
” 52.恩斯特·奥托·费舍尔（ErnstOttoFischer，1918—2007）：德国化学家，曾于1973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53. 小林少年：江户川乱步所著小说《少年侦探团》中的人物。
54.指谢尔盖·格那季耶奇·涅恰耶夫（1847—1882），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鼻祖。
其编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被国际学界称为“恐怖主义圣经”。
55.联合赤军：日本极左派武装恐怖组织“赤军”内三个主要派别中的一派。
56.弗雷德·罗代尔（FredRodell，1907—1980）：美国法学教授，著名法学评论家。
57. 掩球触杀：棒球守场员将球掩于手套中，去接触不知情的离垒的跑垒员使其出局的方法。
58.双偷垒：棒球比赛中两个跑垒员同时偷垒。
59.阿瑟·米勒（ArthurMiller，1915—2005）：美国剧作家。
60.杰利·藤尾：歌手、演员、节目主持人，原名藤尾薫纪。
61.白胜：1958年出生的一匹赛马的名字。
62.德比赛：日本中央赛马中全部由四岁马参加的马赛。
63.《长跑者的寂寞》：英国著名工人作家艾伦·西利托所著的小说，后被改编为电影。
64.《山那边天高地远》：原作者为德国诗人卡尔·赫尔曼·巴斯（1872—1918）。
65.日语中“那边”的发音为“あなた”（anata），“窟窿”的发音为“あな”(ana)，将“あなた”（那边）发出两个音节后打个结巴 停住，便变成了“あな”（窟窿）的意思。
66.井伏鳟二（1898—1993）：著名日本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山椒鱼》《本日休诊》《黑雨》等。
67.乔治·奥威尔（eOrwell，1903—1950）：英国左翼作家，原名艾里克·阿瑟·布莱尔。
68.特伦斯·史蒂夫·麦奎因（TerrenceStevenMcQueen，1930—1980）：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代表作品《巴比龙》。
69.高仓健（1931—2014）、若山富三郎（1929—1992）、小林旭均为日本电影演员。
70.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二十世纪初期苏联未来派诗人的代表，主要作品有《革命赞歌》《与列宁同志的对话》等。
71.岛崎藤村（1872—1943）：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原名岛崎春树，主要作品有《若菜集》《破戒》等。
72.“天井栈敷”：寺山修司主持的先锋派剧团。
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参与掀起了日本的小剧场热潮。
73.《长毛的玛丽》：寺山修司编导的舞台剧。
74.山口二矢（1943—1960）：右翼分子，1960年10月12日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凶手。
75.小林一孝：右翼分子，1961年2月1日图谋刺杀中央公论社社长岛中鹏二未遂后又刺伤妻子和一个女佣的凶手。
76. 《绿色的山脉》：电影《绿色的山脉》（1949）的主题歌，西条八十作词，服部良一作曲。
77. 佐良直美：日本歌手、演员，原名山口纳堡子。
78.《只要幸福就好嘛》：佐良直美在第11届日本唱片大奖赛（1969）藉以获得大奖的歌曲，岩谷实子作词，今泉隆雄作曲。
第二章 你也能当黑道 小巷绅士录1扒金窟 游荡的大拇指 无精打采的工薪族正在扒金窟店里享受着三十分钟的神经放松。
他们如何看待这些“游荡的大拇指”呢？或许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些以赌运气为生的人，这些人规规矩矩地把赌注押在那小小机器的偶然上，反正就像水前寺清子歌中唱的那样：玩下去还是输的话就歇手嘛。
游荡的大拇指， 说的是那些凭着一根大拇指到处游荡的人。
这样的人我认识几个。
他们一早来到兼卖早点的杂货店里，一边看着体育报，一边把时间消
磨在一杯苦口的咖啡上。
上午十点，街上的扒金窟店门一开，他们便朝着各自要去的店散开了。
李源国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他戴着旧货店买来的帽子，在轻轨车站公共厕所的脸盆那儿漱洗修面之后，看上去倒也整洁精神。
他目光炯炯，手上总是转动着两个核桃。
“你干吗老这么转核桃啊？” 听我这么一问，他笑着答道：“训练手指嘛。
棒球运动员必须训练全身，我只要训练手指就行了。
” 李源国进到扒金窟店里，并不马上去买弹子，因为他说这时就是买了弹子，也没有“好机器”，买来弹子是没地方用的。
所以，一进店门得先观察机器。
要是找到了看上去觉得“能赢”的机器，这时候才去买弹子开始打。
他只花一百日元买弹子，我不理解他干吗为了一百日元的输赢对选择机器如此较真，可他说那是因为得“靠这个生活”。
翻开《明治赌博史》这本书，上边介绍了一则登载在1892年《邮便报知新闻》上的广告： 奖励赌博演说会 为了唤醒沉睡社会，扩大财务融通，增加社会活力，促进景气回升，并为了全面认识刑法上设置限赌条文的不合理性，大力开展赌博，振兴彩票事业，将向第四次议会提出废止限赌条文的请愿。
为此，特决定于11月10日正午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
登载这则广告的人叫宫地茂平，据说他是个怪人，在民权运动兴盛时期，还向政府提出过脱离日本管理申请书。
这则广告中引起我注意的，是把赌博的目的说成是“唤醒沉睡的社会”。
跟李源国的交谈，也使我明白了扒金窟赌博并不是单纯的游戏。
他正是为了“唤醒”自己才选择这条路的。
李源国打起扒金窟来，说得直白些，就是必须要“瞄准头部打”。
所以他在观察机器时首先检查的，就是弹子盘最上边钉子之间的开档大小。
“头部钉子开档太小，像关闭着一样，是赢不到钱的。
”他说。
如果头部的钉子开档够大，接下来就要检查左侧盘面了。
因为朝台面右半边落下去的弹子叫作死弹，不用对它有任何指望。
“要是偏到右边去，就什么都完了。
” 这话听上去倒很符合李源国的北朝鲜出身，可是现在对他来说，不管左还是右的思想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唉，说起来，我已经‘失去祖国’啦！”说着，他笑了，“不管在哪里生活，我们心里都不踏实。
就这么无所事事东游西逛的，转眼我都四十二了。
” 望着李源国那根比别的指头粗得多的大拇指，我不由得拍了拍他的肩膀： “得了，不说那些了。
去干一杯吧！” 我突然感到想跟他一起喝酒了。
“如果机器里的弹簧太软，钉子间的开档再大也没用。
“那时候就得把火柴梗夹在玻璃板上，然后用橡皮筋去拽。
“就这样拽橡皮筋来调节弹簧。
” 对我解释这种技术的，是另一个绰号“小兵”的游荡的大拇指。
“小
兵”原来是个伤兵，他说“找到扒金窟这门手艺活之后，现在已经自力更生了”。
他还兼做“调钉师”的工作，看上去像是这个行当里的头面人物。
扒金窟店关门的时候会把他叫来，由他把弹子盘面上的钉子微微弄弯，以缩窄弹子的通道。
弹子经常入洞的弹子盘上，只有一条弹子容易进入的通道，只要给那条通道制造点障碍，弹子就基本上进不了洞。
调节完钉子之后，他从这家扒金窟店收来“修理费”，再以此为资本，接着到另一家扒金窟店去赚钱。
他告诉我，打得顺手的时候，“花一百日元买来的弹子能赚七八千颗弹子，迄今为止最高的纪录是赚了一万四千颗。
” 他们的敌人是“炸弹”。
所谓“炸弹”，指的是被绳子拴住吊在弹子盘后面用来改变倾斜度的石块。
弹子盘要是被“炸弹”吊得向后翘，那即使弹子盘上钉子之间开档再大，弹子也是不会入洞的。
李源国告诉我：“而且，最近‘炸弹’也变得更先进了，他们已经开始用电开关来调节弹子盘的倾斜度，所以我们的指头比以前用起来更难了。
” 我已经不、不、不再留恋逃走的老婆， 只是这个想吃奶的孩子着实让人爱怜。
扬声器里正在播放一节太郎牢骚连连的歌曲唱片。
那些对自己的老实勤恳感到怨气的工薪族们微微撇着双腿，耷拉着右肩，在这半个来钟头里哐啷、哐啷地消磨着时间。
弹子进入头部的通道被比喻为升迁。
可他们瞄准那里打出的弹子却绕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向下坠去。
这种坠落的快感在人生中是绝对得不到的。
一个工薪族如此讲述他的感受： “一进扒金窟店我就会松下一口气来，感到自己被解放了。
专心致志打得入神时，会有一种自己已经变得不是自己的快感。
有时会忽然发现自己妻子也带着菜篮坐在旁边的弹子盘前，她也在出神地玩着扒金窟。
” 对于各位工薪族来说，虽然那花一百日元打五十次的命中概率仅有“历史性的神圣的一次”，然而更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极为安全的娱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概扒金窟不是在“唤醒”小市民，而是在诱导他们“沉睡”。
然而，因为对手不是人而是机器，所以这种娱乐带有独白性、自慰性、甚至反社会性。
心情好的客人是不到扒金窟店来的。
那些昨天彩票中了奖的人、内定得到提拔的人、刚开始恋爱的人是不会来的。
到扒金窟店来的客人，似乎大多是略显疲态情绪不高的工薪族。
“这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信仰的东西。
”小巷里一家扒金窟的店主加治君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扒金窟不好玩，弹子太小了，”有一次我说道，“弹子太小了就缺乏男子气。
他们从那么小的弹子上无法获得满足。
” 李源国一听笑了：“可是，我们打起弹子来可是连发的呀，一次总是七八发连着打到弹子盘里去，这种打法太有男子气啦。
” 外边开始下雨了。
雨天是游荡的大拇指们赚钱的日子，不知为何有着“雨天的弹子容易进洞”的说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或许是因为胶合板抗水性差，湿气会使机器变得迟缓，钉子的反弹力也会减弱的缘故，但我不清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对于偷弹子或捡弹子的人来说，这种球容易进洞的时候也是个赚钱的好日子。
有些贫穷的父亲会让孩子去捡弹子，再集中捡来的弹子去换一包“新生”牌香烟。
这种父亲也可以说是扒金窟产业派生出的一个新弱势人 种吧。
有些人预先带来稍大的弹子，把它们打到弹子盘上的命钉两旁，这些大弹子夹在命钉两旁的钉子之间，像葡萄一样摞成两堵墙，随后打进去的弹子就会不停地自动沿着通道滚进洞里去了。
此外，有人专事出租作弊用的磁铁；有人用租来的磁铁将弹子朝洞的方向吸过去；有人将赛璐珞塞进盘缝里使弹子落下来……扒金窟的作弊可以说五花八门。
但是，有时候也会一个弹子都没进洞，身上的钱就都被吸光了。
李源国曾经问我：“听说你会写诗？”我笑着答道：“我只记得一首诗，诗里是这么说的：坟场是最实惠的寄宿屋。
这是一首黑人写的诗噢。
” “照我想来，扒金窟店算得上是第三实惠的寄宿屋吧？” 小巷绅士录2土耳其浴室 新宿的劳伦斯 单间有许多种。
坟场里有单间，独身公寓也是单间。
而说到用来与素不相识的生客两人共处一室的单间，则只有土耳其浴室了。
蒸汽弥漫的土耳其浴室单间。
造访那里的男人和等着他的陌生女人，或许会令人联想到这个漠视人性的大城市中唯一的亚当与夏娃的邂逅吧。
说起劳伦斯，并非只有“阿拉伯的劳伦斯”。
闹市区里都有土耳其浴室，所以说，“池袋的劳伦斯”和“涩谷的劳伦斯”想必也都是有的。
这些劳伦斯们装束各异，前往讨伐土耳其浴室时，会在入口前停下脚步四下窥视，待确定四周没人之后，才会一下子攻进里面去。
我虽然还谈不上是“新宿的劳伦斯”，但也有几个“土耳其女郎”的朋友。
关在新宿歌舞伎町旅馆里写叙事诗的那些日子，每次早晨去兼卖早点的杂货店喝咖啡的时候，她们必定会在那里等着我。
由于是同乡的关系，她们会请我代笔给乡下写信，于是我就代替她们写起了近况报告。
这些信有给母亲的，也有给男朋友的。
我将她们说的话概括后写完递过去时，她们则多半会脸露不满地要求： “你再多写点儿什么吧！” “你们说的话我都写了啊。
” 我环视了一遍她们，答道。
这些姑娘体形匀称，以致我真想推荐她们去应征模仿春川真澄的电视节目。
“可你是诗人嘛，就不能在信结尾的地方加上一些富有诗意的文字？”她们并不罢休。
“请求对方借钱给你的信是没法写成诗意文字的吧？”我讪笑着调侃道。
“写什么都行啊，把有名的诗句拿来也可以嘛。
只要最后写上诗句，信看上去不就像样多了吗？”这一来，就连她们借钱的信和问候病人的信里都加上了风马牛不相干的诗句： 月遇丛云花遇风，惟有道别是人生。
打开门一进去，温柔的“土耳其女郎”就会像新婚妻子一样为你脱下西装，挂到衣架上。
“外边已经冷起来了吧？”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屋外确实已在刮着初冬的凉风了。
“这个店您是第一次来？”这肯定是她们问你的第一件事。
接下来她们会问：“去洗桑拿浴吧？”听那问话的口气，大概到土耳其浴室来的人中，有很多是不洗桑拿浴的。
展现着母亲般丰满肉体美的“土耳其女郎”将我关进一个木箱子，只让我把头伸出来，就像魔术团表演“会说话的头”似的。
然后她拿来一份体育报，为我在眼前展开。
我的头一看报纸，咂咂嘴嘟哝了一声：“他妈的，又是巨人队赢了！” 额头上开始流出汗来。
忽然，“土耳其女郎”注意到了我的口音，问道： “您好像是东北来的吧？” 汗水和蒸汽搞得我很难受，我苦着脸答道： “是啊，是东北来的，我是青森人。
” 一听这话，“土耳其女郎”兴奋起来： “太巧啦！我也是青森人呐。
” 说着，她拿起毛巾给我擦了擦汗，一下子便无拘无束地操起了青森方
言。
在这间与大城市的喧嚣隔绝的小密室中，我们用青森话交谈着，她话语间让人深深感受到一股“去你妈的东京！”的情绪。
这与其说她是想发泄“对东京的反感”，倒更让人感到她由于身处正在丧失真正对话的大城市现代生活之中，想通过拼命说方言来获得自我认同。
突然间，桑拿浴箱子上边爬来了一只蟑螂！ 蟑螂朝着我无法移动的脖子徐徐靠近，怎么办哪？ “救命啊！”我喊了起来。
我的大声惊叫和“土耳其女郎”的尖声欢笑交织在瀑布般喷涌的蒸汽
中。
这里只有一丝不挂的我和穿着游泳衣的“土耳其女郎”，但却没有巴尔扎克《风流滑稽谈》中的高雅味。
那是最为朴实的感觉——和两坪大小铺着瓷砖的小园子的感觉一样。
男人中的黑道，女人中的“土耳其女郎”，都是PTA妈妈们“最憎恶的眼中钉”。
黑道和“土耳其女郎”似乎一直被置于道德风化的风口上。
然而，黑道（也包括江湖摊贩、江湖艺人、小手艺人这些有职业的人）和“土耳其女郎”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种区别在于，黑道的人总是属于某个集团，而那些“土耳其女郎”却始终是单枪匹马的。
在岩井弘融的《首领党徒集团研究》这篇论文有关黑道的一章中，引述了一名党羽为何加入黑道的自白： “我原来就品行不端，老是跟人打斗，晚上走路也提心吊胆的。
后来听人说要是入了赌博或是别的什么组织，万一有事的时候能找人为我报仇，就是死了也会有人给我收尸，所以我就入了道。
” 黑道确实无法单打独斗，他们始终是听命于组织的人。
而那些“土耳其女郎”则一直在孤军奋战。
她们是拿着橄榄油小瓶四处漂泊的按摩师，一群始终“不被保护”的女人。
去过几次土耳其浴室的男人，想必都听“土耳其女郎”讲过自己“女人的一生”。
有的人会轻蔑地啐道：“呸！又是女人的一生！”然后扫兴地扬长而去；也有的人会同情地承诺给予帮助，却一去不返，再也没有音讯。
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像西田佐知子唱的那样——“反正你会骗我，那就把我一直骗到死吧”，一直等着会再来的“能谈谈的客人”。
在她们搁毛巾香皂的洗脸盆里，经常放着《讨人喜欢的方法》之类书籍。
跟客人有点儿熟了之后，她们之中也有不少人会给客人看看自己的存折，或是插在交通月票夹里的母亲照片。
她们心里把到自己单间来的男人想作字面本义上的“客人”，所以当这些“土耳其女郎”聚在一起时，会相互夸夸自己的客人，还会信以为真地把客人兴头上说的玩笑话讲给别人听。
“你喜欢什么样的客人？” 听到这样的问题时，她们会告诉你：“第
一，是跟我谈得来的人；第
二，是给我许多钱的人。
”这个回答，或许确确实实反映出她们的“心是孤独的猎手”的现况。
新宿的劳伦斯们聚到了一起。
“最近的‘土耳其女郎’大不如前了，”一个人说，“一边按摩一边扭着头，嘴里还哼着佐武丰的什么小调……”另一个一听，也颇为不满地说：“哼哼歌还算是好的呢，我碰到的那个更过分。
她只顾打开电视机自己看连续剧，光是手在动弹，根本没一点儿气氛。
”然而，我对土耳其浴室的看法倒跟他们不一样。
在这种扩散型的大城市生活中，能够一对一地同处于“只有两个人的屋子”里，这难道不是更富人性的时刻吗？珍惜这种互不相识的全裸男人和半裸女人有缘邂逅的新鲜感，难道不是有助于人们恢复相互交流的路径吗？把这种挑选出来的邂逅与“创世”联系在一起尽管过于夸大，但至少新宿歌舞伎町亚当与夏娃之类的传奇还是能够存在的。
我倒是愿意幻想工薪族不把土耳其浴室当成自己“排泄”的地方，夫人们不再攻击“土耳其女郎”伤风败俗，而是把“土耳其女郎”们当作人来对待，把土耳其浴室看作伊甸园。
这才是对那些或许很不幸的“土耳其女郎”的最好的同情。
小巷绅士录3女招待 日本梦 要是想听《军舰进行曲》，可以到夜总会去。
那里总是大声播放着“美好往昔”的日本梦。
热血沸腾的日本梦。
帝国海军万岁！《军舰进行曲》不知怎么也成了老套日本人的日本梦，听着它，感觉就像在喝一杯掺着眼泪的廉价威士忌。
对于现代人来说，日本梦到底是什么呀？ 在我的少年时代，母亲一直在做酒水生意。
因为父亲死后，她一个女人为了养活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母亲在九州煤炭矿区的镇上工作，每个月会给我寄一次生活费和一封长信。
我已经上了中学，对于不在一起的母亲抱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所以一次也没有要求她给我买过什么东西。
母亲信上说：“不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写信告诉我。
”但这些信我连信封都不拆就扔进了书桌的抽屉里。
但是有一次，我想要个口琴了，这才把要求写在明信片上寄了出去。
刚刚进入新学期，新书包也是需要的。
明信片寄出后没过多久，母亲就把书包和口琴寄来了。
她在信上写道： “我先买了书包，然后又买了口琴。
“把口琴放进空书包一摇，就响起了嘎哒嘎哒的声音。
听着这声音，我心里不知怎么颤动了起来。
” 我想象着夕照下的煤炭矿区小镇——老旧暗淡的霓虹灯，小小的酒馆，自轻自贱的醉客哼着《炭矿小调》，我那化着不合年龄的浓妆穿行其间的母亲……记得我望着她寄来的口琴，不知怎么眼中含满了泪水。
可是我根本没去吹那个口琴。
那个便宜的口琴被我忘记在书桌抽屉里，没过一年就生满了锈。
过了一段时间，木下惠介导演的《日本的悲剧》公映了。
影片中做酒水生意的母亲一直在为孩子寄生活费，可孩子对母亲却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不仅如此，心也离母亲越来越远。
孩子虽然明白母亲为了生活才不得不去当女招待，但仍不停地责备她。
后来母亲（出于被孩子抛弃的不安）终于卧轨自杀了。
这部影片摆出了追究战争责任的姿态：是战争夺走了作为一家顶梁柱的父亲的生命，以致“苦难的生活逼得母亲去做酒水买卖”。
影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表彰为当年的优秀作品。
然而，我无法认为《日本的悲剧》是反战影片，反而觉得这出情节剧更像在描写有悖史实的母子亲情。
当母亲和孩子将同一个不幸作为维系家庭这个共同体的纽带时，母亲独自晚上到娱乐区去打工，孩子则被留在家里。
在留守家中的孩子眼里，母亲的“工作”渐渐变成了不守贞操的行为。
虽然母亲已经有了参与其中的社会，孩子却尚未获得参与其中的机会，因此焦躁起来。
而这个裂缝却不是那么容易填平的。
《日本的悲剧》的悲剧性，开始于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破灭之时。
这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就是我母亲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幸福”。
当家里死了父亲这个顶梁柱，孩子长大又要离家去寻找那个“叫作恋人的陌生人”时，母亲自己向往的“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幸福”又是什么呢？ 扩音器里播放着一首女招待们唱的老流行歌曲，留声机唰唰的唱针声犹如地狱口刮来的阴风一般伴随期间。
那歌中唱道： 我是尘世上的迁徙候鸟， 每天风吹雨打泪水涟涟； 不能哭啊，我不能哭啊， 哭了就无法再自由飞翔。
安居在一个地方虽然是母亲们的梦想，她们却不知为什么依然要“自
由飞翔”。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的二律背反，才是日本的悲剧的起因。
“没有钱也不要紧，”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说过，“你可以去当学校的勤务工或炊事员，即使再穷，一起过日子总是好的吧？” 母亲一听笑了：“不是有句话叫‘人间万事钱为首’吗？我必须得攒钱，好让你踏踏实实地升学啊。
” 如果说这种储蓄的思想是那代母亲们的梦想（就是日本梦），那么当孩子们想要脱离未来志向型的母亲和家庭去自力更生时，他们这种现在志向型的思想也是一种日本梦。
所以看来我得对望月优子女士说：您在《日本的悲剧》中不是因为被自己的孩子抛弃，而是因为掉进了两种不一样的日本梦之间的裂缝而死的。
我国的现状，就好像处于复兴期的马克·吐温通过其小说主人公所诠释的那样。
马克·吐温塑造了母亲们所期望的汤姆·索亚型人格，同时期望汤姆·索亚长大后能创造小市民式的家庭，并对孩子们梦想的哈克贝利·费恩型人格充满憧憬。
现代的、我们周围的汤姆·索亚型的和平看来似乎已经基本完成。
那和平主要是梦想电冰箱，还有以电视机为中心的家庭剧，以及洗衣机 和周刊杂志。
而且这种和平还很明显地反映在那种“清茶与同情足矣”的现代交际法则中。
这就是说，战争刚结束时母亲们的艰苦奋斗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这种母亲型的日本梦里有个很大的漏洞。
这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寂寞的漏洞，不知该如何来填补。
当丈夫们躺在小区公寓里的被窝中听着妻子的鼻息时，会忽然想道： “我心里的哈克贝利·费恩到哪里去了？我少年时代梦见的那种放浪冒险的欲望到哪里去了？” 夜总会、酒吧是家庭剧中的反派角色。
那里是无法实现的另一个日本梦的小憩场所。
不喝酒就不得“自由”的西装革履的哈克贝利·费恩们按响那里的门铃，是为了寻找自己失去的某些东西。
夜总会、酒吧里充满了音乐。
财务科的哈克贝利·费恩正把手伸进女招待的裙子；上了年纪的哈克贝利·费恩刚喝醉就鼾声如雷了；中年政治家哈克贝利·费恩正汗流浃背地跳着猴子舞……只有在充满醉意与喧嚣的夜总会和酒吧里，每个哈克贝利·费恩才能想起现实生活中早已完全放弃的生活乐趣。
“噢，好啊！这不是《军舰进行曲》吗？” 老工薪族们站了起来，夜总会的乐队开始演奏“美好往昔”的日本梦： 能攻能守的铁甲舰，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 刚才酒喝得忘了时间的老工薪族竟然都挥舞起拳头来了。
然而，不管他们现在如何陶醉于“自由”的梦想中，女招待们还是一到关店时间就撤出场外，收银条紧跟着也会伸到他们鼻子跟前，这时他们才从梦想中醒来。
或许只有当他们走出夜总会，溜进昏暗的小巷避开路人眼目小便时，才会稍微理解一点儿哈克贝利·费恩的心情。
倘若真是如此的话，就说明他们的日本梦也已经无法重圆了。
独自出航的少年堀江谦一漂泊在漆黑的太平洋上，带来的收音机里正播着村田英雄的歌声： 我把命押在吹口气就会飞走的棋子上，你想笑话我就笑吧…… 据说他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
这是因为堀江谦一也把自己的日本梦压在了一阵风就能吹翻的帆船上。
但究竟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将自己命运压在上面的事物呢？ 小巷绅士录4脱衣舞娘 正因为是肉体 在奥德修斯的时代，只要肉体发达，就能成为英雄。
可是到了现代，肉体发达的人似乎只能当工人或进自卫队了。
而世间称雄的是肉体贫弱但头脑发达的学者。
在这些病态的睿智之中，啊，哪里有发达肉体的未来呀？ 先来介绍一个没有名气的脱衣舞娘吧。
她是个才出道几个月的新手脱衣舞娘。
乳房丰满硕大，脸庞上还留着些许稚气。
她来自东北，出生在一个小村落里。
那地方偏远寂寥，能让人联想起石川啄木“真希望那趟火车的乘务员是我中学同学”的诗歌。
上小学时她循规蹈矩，但进中学后不走正道，只好退学，以后又乱服安眠药玩。
不知不觉地，别人开始称呼她“女流氓”，连她自己也觉得：“现在的我已经不是真正的我了。
”她被关进拘留所接受警察的督导，并在那里结识了路易斯安娜·玛丽。
她听说路易斯安娜·玛丽是个十八九岁的脱衣舞娘，从东京到这里来演出，因为在保守的东北人面前“全让他们看光了”，而被逮捕。
就这样，乡下的女流氓跟东京的脱衣舞娘交上了朋友，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讨论起了人生。
“即使生在乡下，如果是男人的话，还可以成为拳击手，歌手……哪怕是棒球运动员，也是能当上的吧。
可要是女人的话就没戏了，”她说道，“女人难啊。
” 玛丽一听，安慰她说：“但你不是有好东西的吗？” “好东西？” “你瞧你瞧，就是你这对奶子呀！”玛丽用手指了指说，“既然你有这么棒的身体，我觉得光凭它们也能在东京过得下去呢。
” 她仔仔细细揣摩起自己的身体来。
过去一直以为古时候才有光靠发达身体维持生活的事，现在那些肉体发达的人全都当了工人，他们只有被头脑发达的人使唤的份。
现在已经到了戴眼镜的小男人对人猿泰山那样的美男子颐指气使的时代了。
不过，要是玛丽没在骗人的话，那也许到了东京真能好歹过得下去呢。
想到这里，她脱口而出：“我太高兴了！” 伊夫·罗伯特的电影《纽扣战争》中有一大群男孩子。
到了要玩打仗游戏的时候，一个男孩问大家： “到底谁来当大将？” 话刚出口，另一个男孩傲然回答： “当然是鸡巴最大的人当大将啰。
” 看到这里，观众哄然大笑，然而那笑声让人感觉到它里面包含着观众
的羡慕之情。
因为那个质朴的、最具人性的“健康时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病态的睿智取而代之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却说，她从拘留所释放出来后，就拿着包袱赶到东京，按照玛丽给她画的地图左找右找，总算找到了玛丽住的公寓。
一敲门，屋子里出来一个男人，自称是玛丽的丈夫。
“我是来找玛丽小姐的。
” 话刚出口，男人答道： “玛丽逃到别的地方去了，连个电话也没来过。
” 这一来她走投无路了。
可是既然都到了东京，就不能再退回乡下去。
村田英雄不是唱过“明日便要去东京，无论何事须取胜”吗？更何况
自己还有一对出色的乳房呢——这个自信使她坚强起来。
她找到玛丽过去的经纪人，提出了“请你使用我”的申请。
经纪人仅仅看了她一眼就答应了。
第一天是见习，第二天就开始登台。
虽然起初她只是在终场时上去行行礼，但这一来也使她的乳房“社会化”了。
过了一个月，就决定要为她的演出增加一个入浴的情节。
深夜走台时，她反复练习了好几遍“展示入浴”。
这个情节要求她脸上带着微笑，裸体跳进蓬起的肥皂泡中。
正当她劲头十足跃跃欲试时，谁知突然又决定不要这个情节了，这使她沮丧得很。
取消这个情节，是因为舞台旁边没地方放那个大浴缸。
她说到了这个时候，自己已经不再梦想去大剧场演出了。
因为这里大家对自己都很好，都在夸奖自己的肉体。
“你攒了钱想干什么？”我问。
“是啊，”她望着天花板想了想，“我想租一套房间。
现在不是跟大家住在一起吗？有了自己的房间，乡下有朋友来的时候，就能让他们住了。
” 好像是心里想得高兴，她的脸上一下子充满了微笑。
“你说的朋友，是男朋友？” 她没有吱声。
我又问了一遍，她才开了口： “这让我怎么说呀？” “说不出口？就是说，你有心上人啰？” 一听这话，她又笑了。
“他是干什么的？” “大学生。
” “你不想回家乡去吗？” 对这个问题，她轻轻说道：“想回去……”随即又补上一句，“可是
我不回去。
” 家乡有她不堪回首的过去。
她记得当酒吧女招待、艺妓的经历；记得曾经离家出走，想沿着铁路逃到随便哪个地方去…… 她仿佛在向我展示一张少女的履历表，在自己的人生开始之前，她已经遭受了各种挫折。
她又把手伸给我看，只见手腕上有许多烧伤的痕迹。
我吃了一惊，问她： “怎么回事啊？这么多伤痕！” “烧的呀，自己烧的，”她答道，脸上依旧在微笑，“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的时候，是安眠药开始起作用了。
到了这时候，就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疼。
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玩的，所以就自己用火柴烧这里了。
” “可是，这么烧，总是有点儿疼的吧？” “一点儿都不疼。
所以我才会把手腕烧成这样。
”她满不在乎地说道。
她当然不后悔。
她的长处就是始终微笑。
我不喜欢那种“面对弯月满眼泪”的一脸可怜相的女人，一般也不喜欢运气不好的女人。
而有的女人不管闯过多大难关之后都能一直保持笑容，只有当我从这样的女人身上发现她真正的悲伤时，才会深深地被她打动。
而且，我还不喜欢没有自豪感的女人。
当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对自己出色的乳房充满自信时，才会变得美丽。
无论这个时代怎么由理性左右，它也是建筑在肉体的土壤上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以前，小学老师教给了我们一个道理：“健全的精神寄宿在健全的身体里。
”千真万确。
她演出的剧场男厕所里，有人用铅笔涂写了这么一句话：“肉体万岁！文明见鬼！”可是，这两者其实如同父子一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东北的爱玛姑娘。
她的名字叫托咪·秋月，十九岁。
她现在正从浅草座的舞台上用乳房向您致意。
小巷绅士录5工薪族步兵的思想“工薪族成了轻松的职业啦！”并非工薪族的植木等唱道。
于是，满员轻轨车厢中的工薪族们晃动着身子，幸福地笑了。
然而，何谓“轻松”？对于工薪族来说，它是否值得高兴？让我们研究一下那些小市民时代的“大市民”的理想吧。
我开始感到，应该从时代的角度考察一下咖喱饭和汤面。
这两种食品都是学生和工薪族最常吃的，再加上饺子，就成了大众食品中的所谓“三大法宝”。
然而，咖喱饭和汤面虽然看上去同样受人欢迎，其实它们各自的粉丝还是略有不同的。
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则是咖喱饭人群中维持现状型的保守派居多，汤面人群中不满现状型的革新派占优。
这也许是因为（如果剔除快餐食品的话）咖喱饭带有家庭的气息，而汤面却带着街头的风味。
我手头这份广播节目评论（快报）上，登载了一则关于创立《一分钟一万言》新节目的报道。
主办方模仿诺曼·梅勒，让听众进行一分钟即兴演说或是抗议。
有的听众由于日常生活太乏味了，于是想要笑它一分钟，让自己的笑声通过收音机响遍日本。
于是，广播里便整整一分钟都播放着他反复“嘻嘻嘻嘻……嗬嗬嗬嗬……哼哼哼哼……哈哈哈哈……”的笑声。
有个在《一分钟一万言》中发言的工薪族谈到了咖喱饭，他的演说不知怎么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此人花了一分钟称赞妻子做的咖喱饭如何好吃，俨然这个世界上有个什么咖喱饭宪章，将咖喱饭当成了“家庭幸福”的象征： “无论在公司里干得多么不愉快，只要拐进小巷，一闻到飘来的孩子他妈做的咖喱饭香味，我就会忘记所有烦恼。
“这时候我深深地感到：啊，还好我有个家啊！” 这样的咖喱饭人可以说是典型的白领，是日本的步兵。
对他们这些咖喱饭步兵来说，幸福的最大公约数是“睡得好”“一家
老小平安无事”“看电视”。
正因为如此，植木等才会用他那如同摔炮爆炸般的喉咙高唱日本版的抗议歌曲： 不吹牛皮，不惹是非，不打呼噜，不说梦话，夹紧尾巴过日子，世道也不会变。
鼓足劲来吹大牛吧，吹牛皮！吹牛皮！吹呀！吹呀！吹呀！ 然而，虽然《一分钟一万言》也打出了日本人吹牛比赛的旗号，可是人们在节目中比试吹牛皮时，却一点儿也没吹出耸人听闻的牛皮来。
牛皮没吹出什么，谎言倒出来不少。
也就是说，只出现了现实的变奏，却没有出现创造性的想象力。
“咳，真没意思！”我说，“对那些咖喱饭人什么也别指望。
对这样的幸福人种来说，与现实的关系是不会变得紧张的。
”“可那样不是挺好吗？”一位工薪族不同意我的意见，“因为即使‘鼓足劲来吹大牛’，现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呀。
踏踏实实的平凡生活最好了。
”与这种稳妥的咖喱饭人相比，汤面人则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汤面人通常较为贫穷，心态也不大安稳。
曾听一个工薪族说过，热腾腾的蒸汽从地狱煎锅般的汤面馆厨房里冒上来的景象，总给人一种“战争”的感觉。
另一个工薪族对我说： “说到底，不满现状的汤面人并不是想从汤面味中追求什么，而是冲着它比咖喱饭便宜才来吃汤面的。
“不满自己只吃得起便宜汤面，不满吃完汤面没过多久肚子又饿了，这其实是对收入少的不满，是一种阶级性的不满。
” 可是，我的想法有点儿不一样： “汤面和咖喱饭之间的价格差不过才二三十日元，把这么小的差别说成是幸福的界线，是不是太过分了？” “咖喱饭贵一点儿是因为它好吃，连印度人都对日本咖喱饭的味道感到吃惊呢！” “那你觉得它怎么样？”我问，“你想不想尝尝烤里脊牛排、北京烤鸭、燕窝汤？” 这个工薪族答道： “我对那些怪东西不感兴趣。
” “怪东西？哪是什么怪东西啊，我说的是那些高档菜。
” 他一听，轻蔑地说道： “吃了那样的东西会有什么好处？吃了燕窝以后不把肚子搞坏就算是
运气了。
最要紧的是，提心吊胆吃下去的东西是不会好吃的。
” “照你说的那样的话，就不能在饮食上冒险，味觉文化也根本不会发展。
” “咳，不发展也行啊。
我只要有孩子他妈做的咖喱饭，就够满足的了。
” 让·保罗·拉克鲁瓦在《不出人头地的秘诀》一书中写到了“如何逃避出人头地”。
文章写道： “想当年，虽然没有钱，但生活在清闲与友谊之中，幸福就像小河里随时钓得上来的鲫鱼。
而一旦出人头地，即便怀念那乐陶陶的日子，也早已无法企及了。
这样的仁兄沦落为赚钱、发令的机器，与女友约会时要带支票本，没完没了的公司派对让他们吃得肝肿，电话听得耳朵都被话筒压变了形。
“他们说时间就是金钱。
奇怪的是，他们越是有钱，时间就越少。
“他们会跟朋友去喝一杯吗？会和年轻姑娘划划船吗？会到旧书店去淘淘书吗？要知道他们的时间可是按每分钟赚（或者赔）十万法郎来计算的呀……哼哼！” 这本书还对怎样避开出人头地去过平凡生活的方法进行了详细指导。
只要按照书上的指导去做，那么“四十来岁的时候，你大概就能成为那种出色的人、那种文明的真髓，也就是成为‘落伍者’了”。
对于咖喱饭人来说，这种引人捧腹大笑的书籍可以说是他们的福音书。
因为正是这种“不交朋友”“做错事”“不引人注意”的忠告，才能为他们的消极提供伪装。
而且，他们把书末几个无名者“如何实现不出人头地”的传记与自己进行比较之后，想必会很高兴两者间有许多类似之处，会如释重负地舒口气，同时也会感到些许凄凉的吧。
工薪族是步兵。
就是说，在满员轻轨车厢、公司与自己家之间往返时，他们在一步一步地分段走。
然而，下将棋的时候，步兵却是能一转身就升变为金将的。
我这里不是把它比喻为出人头地，而是在把它作为更大的“价值问题”进行思考。
当我们从咖喱饭和汤面之间小小的争议一下子回到整个生存方式的问题上来时，这两种食品之差就有可能扩展到工薪族理想的层面上来了。
工薪族的“幸福论”不应该从咖喱饭中去发现。
只要他们心中的“幸福”没有更多变动的形象，那么步兵势必只能以步兵终其一生。
“所谓幸福，就是寻找幸福。
——儒勒·列那尔” 小巷绅士录6手枪迷枪文明国家中禁止持有枪支的只有我国。
据说在美国只要是纳税的人，连机关枪都能买。
“啊，我想要把手枪。
”少年说。
“你要打什么？”少女问他。
“打太阳啊，”少年回答，“那玩意我越看越生气！” 走到枪店门前，少年站住了。
透过蒙蒙的玻璃门，看得到整排的枪。
少年想要把枪。
然而他既没有买枪的资格，也没有钱。
少年想起了在旧书店里站着读过的那本书：“枪的历史在火药发明的同时就开始了。
早在1664年，罗伯特·梅耶爵士就写过一篇自动式手枪原理实用化的论文。
”1664年？那是三百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别说少年、少年的父亲了，就连少年的祖父都还没生出来呢。
那种很久以前造出来的枪，到底怎么使用呢？ “枪是打什么用的？”少年问。
“打各种东西，”父亲回答，“野鸭啦，野猪啦，好多好多呢。
” 少年坐在楼梯上，父亲坐在餐桌旁，正独自喝着饭后的威士忌。
太阳
完全下山了，周围已经一片昏暗，可屋子里还没点灯。
“光打野兽？”少年又问。
“其实，也打过人吧，”父亲笑了，“那是在战争的时候。
可是现在谁也不会干那种事了。
猎人们打野鸭啦、野猪什么的时候才会开枪。
” “嗯。
”少年听了半信半疑，心想野鸭野猪怎么会有那么多呢？ “如果……”少年问父亲，“如果没打准，打到人了会怎么样？” 父亲被他问得有点儿烦了，因为这会儿他想一个人悠悠地喝酒。
可是
孩子问的这件事又不能不回答。
“中了大口径子弹的时候，血管和枪口周围的组织都会受到破坏，要是打到头骨的神经，一会儿也支撑不了。
大多数中弹的人都会因为大出血或内脏受损死掉。
” “会死？”少年问。
“会死。
”父亲重复了一遍。
少年从没想到过什么是“死”。
可是，对于“绝对”的事情，他是经常思考的。
他觉得，就像蝙蝠侠、大X超人、铁臂阿童木都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一样，枪也具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性。
电视上那个人被另一个人追赶着，就在眼看要被追上的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来，转眼之间，场上的形势立刻发生了逆转。
这样的场面少年已经看过好多次了。
“要是能弄到把手枪就好了，”少年心想，“那多棒啊！” 少年的父亲腿脚有毛病，母亲也在他刚进小学那年因为肝癌死了。
少年的身体绝对算不上结实。
开运动会时他总是跑在后边，打架也从没赢过。
有一次他琢磨过神的事情。
他想像那个神跟杂耍场里劈锁链的大力士一个模样。
今年夏天，少年特地穿过铁路到神学院去了一趟。
可是从长满爬山虎的教堂里出来的那些神学院学生，都长得跟少年心中想像的那个神相差很远。
他们有的太瘦，有的戴眼镜，有的胳膊下夹着克尔恺郭尔或马克斯·皮卡德的书。
“我要买把枪。
”少年说。
“真的？”一个脸上长雀斑的学生羡慕地问，“可你还不知道怎么开枪吧？” “什么话！”少年说，“开枪是马上就能学会的。
” 少年望着自己的脸映在枪店模糊的玻璃门上，只见一排陈列着的枪跟自己的脸重叠在一起。
现在，以下枪支是禁止持有的：全自动枪；自动装填六发以上子弹的枪（0.22英寸口径的除外）；口径10.55毫米以上的步枪；8号口径以上的散弹枪；可以改装或分解为手枪的枪；全长93.9厘米以下、枪身长48.8厘米以下的枪。
少年推门走了进去。
店里很暖和，有许多鸟的标本和鹿头，还有许多不太常见的外国字。
“你每天都来嘛。
”柜台里一个打零工的学生一边擦着枪身，一边打招呼。
少年没说话，朝他缩了缩肩膀。
“你喜欢枪吗？”打零工的学生问。
“哎，喜欢啊。
”少年回答。
“喜欢也是白搭啊，”打零工的学生说，“今后十年内都不行。
” 少年觉得再等十年太长了，自己打从出生好歹才刚过了十年呢。
“这是沃尔瑟的五连发手动枪机运动步枪。
你瞧，这儿还刻着字
呢：‘步枪集团’。
” 说着，打零工的学生拉过少年的手，让他去摸字凹凸的地方。
少年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
他感到有点儿害怕。
“你来拿拿看？”打零工的学生问。
少年没有吱声。
打零工的学生就像给他发奖状般把枪递过来，少年双手接住了那杆枪。
枪很冷，也很重。
“这杆枪死了，”少年想，“不过，射击的时候肯定会活过来的。
” 那杆枪上带着油味，少年觉得好像以前有一次也闻到过这种气味。
那是梳子的气味，是在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自己闻到的。
那天晚上，少年做梦了。
他梦到自己用枪从枯草丛中瞄准天上的一只飞鸟射击。
少年肩头感觉得到枪的重量，他扣动了扳机。
子弹准确命中，鸟毛在天上散了开来。
“打中了！”少年在梦中喊道。
奇怪的是，子弹命中了，鸟却没有掉下来。
它只是侧了侧身子，又慢悠悠地继续向前飞。
少年又连续打了第二枪、第三枪。
每发子弹都打中了鸟，每次命中后，鸟毛都在空中飞散开来。
但鸟还是在继续飞翔，并没有掉下来。
少年的手渐渐发僵，脸颊蹭破了皮，肩膀疼得像是骨头散了架。
但他
还是继续射击。
而鸟仍然没有掉下来。
少年眼中含着眼泪。
竟然还存在着一个有枪也无法撼动的坚不可摧的世界，这使他悲伤至极。
少年头上洒着阳光，那太阳早在他郁闷的人生开始之前就挂在天上了。
少年的五连发手动枪机运动步枪只能对着鸟已飞走的天空不停射击。
美国报纸上频频出现未成年人持枪犯罪的报道。
有的未成年人某一天会突然把枪口指向自己幸福的双亲。
也有人把这种恐怖现象直接解释为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批判。
然而，枪冰冷沉重的存在感是不容任何比喻的。
“还得等十年！”少年心想。
他手托下巴坐在楼梯上。
昨夜梦醒之后，今天还得继续生活。
“啊，真想早点儿长大啊。
”少年嘟哝道。
父亲在他身后一边听着他嘟哝，一边继续自斟自酌着威士忌。
“不能持有枪支的社会无法让人认同，需要枪的社会更无法让人认
同。
” 酒劲一上头，二十年前腿上落下的老伤又疼起来了。
父亲晕晕乎乎地想着那场已经结束的战争。
“当年把我腿打残的，充其量只是一把枪嘛； 现在我儿子想要的，说到底也还是一把枪啊。
” 小巷绅士录
7长途货车 拂晓的祈祷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只是想离开这里。
——兰斯顿·休斯又有一辆长途货车在拂晓时开走了。
他们的人生就是赶路。
一个司机对着休息区的女招待大声喊着：“你就是想给我写信也没用，因为我的家就是公路。
” 长途货车司机们去的餐厅，让人感觉是个最低档的西式大宾馆。
那里各色人等进进出出，每个人只待吃一大碗盖浇饭的时间。
餐厅墙上贴满了菜谱：炒杂碎套餐、营养套餐、炖杂碎套餐、“强力滋补”的面拖墨鱼套餐、烤猪排……厨房热腾腾的大锅里冒着令人窒息的蒸汽，一个桶里装满了活杀鸡的鸡脚和猪蹄。
餐厅闷热的空气里夹带着汗酸臭，即使到了午夜也无法散去。
跨出门外便是看不到人的 高速公路，周围全无民居灯火，只有刺破夜幕的长途货车时不时从眼前经过。
“阿姨，那个司机每天晚上点的都是同一个曲子呢。
”一个姑娘将大碗盖浇饭送上客人餐桌后，对收银阿姨悄声说道。
阿姨抬头一看，只见那个司机站在半新不旧的投币式自动唱机前，正呆呆地凝视着转动的唱片。
他年龄四十二
三，有点儿驼背，是开货车运青花鱼的。
我已经不、不、不再留恋逃走的老婆，只是这个想吃奶的孩子着实让人爱怜。
我哪里会唱什么摇篮曲啊，傻男人的……浪花调…… “听说那个司机的老婆逃走了，”收银阿姨说，“这种开长途货车的司机，一个星期最多只能回一趟家嘛，所以被老婆嫌弃也不是没道理的。
”餐厅的招牌菜炖杂碎套餐是用萝卜、大蒜和不知什么动物的内脏炖出来的。
也有加豆酱炖过以后再撒上葱花的，不过量要是不多就不好卖。
“听说那个司机的老婆逃走后，他改变了跑车路线，把原来的沼津到东京换成现在的大阪到花卷，路程更远了。
他说跑得远一点儿，遇到老婆的机会就会多一点儿。
”炖杂碎的葱味有点儿冲，吃的时候会从牙齿那儿散发出冬天的土腥味。
那是小时候乡下老家房后菜地里的气味。
唱片里哽咽的嗓音从咽喉深处吐出感伤的歌声： 哪儿有长得像他妈妈的女人 能来抱抱这个可怜的孩子吗？ “喂，老哥，该走了。
”一个穿外套的年轻司机披上肥大的棉衣，一边用牙签在嘴里拨弄着，一边拍了拍投币式自动唱机旁那个中年司机的肩膀。
“我得睡一会儿，麻烦你到横滨的时候叫我一声。
” “你瞧你瞧，那边那个就是人家叫他‘两点哥’的，”收银阿姨一边掰开找零用的一捆硬币，一边说道，“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可他进我们店的时间肯定是半夜两点，准得跟钟一样。
” 她说的那个司机刚把硬币哐的一声扔进弹子盘的投币口中，另一个在鸡饲料运输公司开车的司机盯着弹子盘说： “昨天我输了不少啊。
” 这个弹子盘是MadeInNewYork。
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弹子盘上有无数“迷宫”，他们俩让白色的弹子穿行于其间不能进洞，每次赌一百日元。
两个人互不相识，但都吃着“同一锅饭”，在这里一赌输赢后又会各奔东西，去跑自己漫长的旅程。
弹出去的弹子滚动在盘面上，看到它快要掉进洞的时候，就用食指通过按钮将它停住。
可是弹子不一会儿又会面临掉进洞的危险。
让弹子停住的并不只是手指的意志，这种游戏是眼看要坠落到最底下的球和阻止它坠落的人的意识判断之间的较量，就好比两种“幸福论”的碰撞，虽然是只值一百日元的幸福论。
而坠落进洞的弹子在盘上是无法复生的。
“该你了。
”运鸡饲料的司机说。
“两点哥”使足了劲，那个他把自己幸运押在上面的白色弹子被他的大拇指尖用力弹了出去。
“海豚啊，”那个金牙闪闪发光的人回答我，“我是运海豚的。
” “那种东西运去干什么？” “吃啊。
” “你是说吃海豚？” 我半信半疑地望着他的脸，他的第二碗盖浇饭已经吃完了。
“我不知道竟然还有人吃海豚啊。
” 一听这话，他咧着一嘴金牙笑了： “海豚的肠子好吃着呢，海豚肉的生鱼片更是鲜得没话说。
我让孩子
他妈吃过以后，她连说了好几遍‘服了’‘服了’……” “嗯，”我感慨地心想，“这个镶金牙的人总算还是有妻小的啊。
”可是，冬天寒冷的海上也有海豚吗？不知不觉地，在眼前这个金牙男子吐出的烟雾中，我仿佛看到了等着他归来的妻小和冬日海豚的叠影。
有海豚吗？有还是没有？妻小……海豚……到底有没有…… 不知怎么，我郁郁不乐起来，这大概也因为已经是凌晨两点的缘故吧。
这些司机中上了点儿年纪的人全都戴着戒指，这使我很惊奇。
于是，我一边喝着猪肉酱汤，一边（带着些许醉意）调侃他们： “真有你们的，都戴着戒指呢！” 听了我的话，他们中一个运陶土管的司机应声答道：“这哪是戒指
啊？”说着就从指头上蜕下来给我看。
“不是戒指是什么？” “是图章。
” “图章？”我拿起来一看，果然是图章。
“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出事故。
被警察抓住的时候，马上就得在那张红纸上按图章。
要是找不着图章可就麻烦了。
所以为了防止丢失，就得这么老戴在手指上。
要是能够一辈子不用这个图章就好了……” 他的脸上充满了疲惫，然而那疲惫之中却焕发着活力。
“我哥哥在交通事故中轧死三个人后不再开车，如今在别人的公司干活。
可是他说到了半夜两点左右听到远处有运石子的卡车开过时，还会猛然醒过来。
看来他以为是要交接班了吧。
半夜交接班的时候是困得最难受的。
” 怪不得咖啡那么好卖。
在这个圈子中咖啡之所以比任何一种“强力滋补”的营养食品卖得好，不外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在“跟困倦作斗争”。
尽管如此，“人干得精疲力竭，存款却并没有相应增加。
有了点儿钱也是在名古屋赌赌赛艇什么的，而且总是输得多。
偶尔赌中赢了点儿钱，也都花在女人身上了。
女人嘛，你有钱的时候她当然会对你很温柔的啦。
” 拂晓时高速公路上扬长而去的长途货车上似乎承载着某种悲壮，这是在进行没有指望的高速公路汽车赛。
这些人虽然与我们生于同一时代，却找不到任何值得将自己的青春时代押注在上面的地方。
运青花鱼的货车披着朝阳一路向北奔驰着，驾驶室里的司机们虽然羡慕别人简朴的小市民生活，却依然吹着口哨哼着歌越跑越远： 反正我们就是流浪…… 导致他们发生交通事故的，不仅仅是驾驶上的失误或过重劳动造成的疲劳，而是有更本质的原因。
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不合理时代似乎怀有怨恨吧。
“你说的什么呀！一条道走得腻了，就到别的公司去呀。
“反正我想把整个日本都跑一跑嘛。
“没准过不了多久，我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就在那儿的小镇上过一辈子。
可是现在嘛，跑车就是我的生活。
” 两个女人 四月十日看着樱花奖跑马大赛的实况转播，我想起了两个女人的事。
这两个人同为新宿阿波斯尔酒吧的女招待，却为了争夺一个大学生闹出了伤人事件。
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后来这两人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
可是看着樱花奖跑马大赛中若云和目白菩萨的角逐，往事又像昨日刚发生的事情一样浮现在我脑海中。
目白菩萨是一匹体重三百七十六公斤的小个子马。
在参加樱花奖跑马大赛的二十四匹母马中，就数它个头出奇地小。
不仅个头小，它的身世也出奇地不幸。
记得在那个暴风雨之夜的马厩稻草堆上，它的母亲目白皇后因为难产开始痛苦地挣扎。
望着它痛苦之极的样子，人们都觉得：碰上这么痛苦的难产，马驹说不定没法生下来。
可是过了不久，目白皇后生下了自己的第一胎，却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死去了。
管马的人都被暴风雨淋得浑身湿透，目白皇后的死使他们非常悲伤，来到这个世界的马驹也没有得到任何祝福。
传说这匹马驹刚出生就靠自己的腿站了起来。
就在它站起来的同时，暴风雨出人意料地突然停止了肆虐，黑暗的天空中升起了剃刀般的新月。
马驹被命名为“菩萨”，意为它继承了佛的血统；再从它母亲名字中取来“目白”二字，她就成了“目白菩萨”。
然而不知为什么，目白菩萨比其他马都长得慢，性格也很阴暗，所以管马的人没想过、也根本不期待目白菩萨能崭露头角，成为一匹优秀的参赛马。
虽说目白菩萨满三岁不久就被派去参加比赛，但谈不上“被重用”。
它开始出赛后不久，父亲蒙塔瓦尔也死了。
蒙塔瓦尔是从英国进口的配种公马，说来算是“显贵人家的放荡绅士”，全国各个牧场都有许多因它而怀孕的母马。
然而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家族制度”的，所以目白菩萨没得到它的任何遗产。
目白菩萨作为中央赛马界有史以来少有的“孤儿马”，名字被登上了《赛马报》。
不知为什么，看着目白菩萨这匹马，我会想起少年时代经常听人讲起的琵琶故事中的“石童丸”： 听着野鸽的啾啾啼声， 我想爸爸，我想妈妈。
石童丸这种凄婉的愿望，我觉得或许也是目白菩萨的愿望。
目白菩萨从首次参赛开始，就对争取胜利表现出了超常的斗志。
它的
比赛状态简直让人感到充满了杀气。
随后它参加朝日杯三岁马有奖赛（决出三岁马第一名的特别奖金马赛），获得了七战六胜的成绩。
在朝日杯三岁马有奖赛上，目白菩萨的对手是一大批公马豪强：玉秀峰、哈伯希望、广勇实、鹰朱鹭、毕星团，还有一匹母马目白玛洛卡。
虽然人们觉得目白菩萨“有点儿够呛”，但它在比赛中一直甩开马群冲在前头，最终获得了胜利。
对于“目白菩萨为什么如此强大”，马迷们是这么说的： “这是它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复仇，因为除了取胜之外，它没有其他获得爱的办法。
” 马迷们大概都知道云若事件吧。
1951年樱花奖跑马大赛上，母马云若惜败于月川，痛失获得冠军的荣誉，屈居亚军。
然而不久，它却沦为“京都跑马场集体传染性贫血”事件的牺牲品，被命令宰杀。
患了传染性贫血的马必须进行宰杀处理，这是赛马界的戒律。
然而，受命对云若进行宰杀处理的某人却没有杀它，将它庇护起来转入地下养病（或许此人另找了一匹替身杀掉了）。
这个扑朔迷离的事件被称为赛马界的“基督山伯爵事件”。
不久以后，顺利恢复健康的云若在北海道早来的吉田牧场产下了马驹。
马主想要为这匹马驹登记，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按理已经死掉的马生的马驹不能登记”。
于是，对于这匹幽灵般的马驹，赛马界破例进行了“私生马驹参赛审判”。
这个审判旷日持久，以至最终云若的头胎马驹月樱开始参加跑马赛时，已经是六岁多的老马了。
若云就是这匹幸运的云若生出的第五胎马驹。
由于刚落地时跟母亲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命名人将它母亲名字中的两个字倒过来做了它的名字。
它被作为实现母亲“夺取母马冠军桂冠”夙愿的接班人来进行培育。
若云的父亲是出生于美国的卡法拉普二世，现在还活着。
若云在北海道被精心培育成了生龙活虎的高头大马，体重四百六十公斤。
一匹马获得如此期待与祝福，还是颇为鲜见的。
牧场的人议论道： “云若的夙愿肯定会由若云来实现。
因为若云不是普通的马， 是理应已经死去的马的亡灵生出的马驹。
” 樱花奖跑马大赛的人气被目白菩萨和若云分享了（当然，还有清茂
琉、清数奇、博良那些潜在的奇兵）。
当年驾驭母亲云若的骑手杉村如今牵着若云的缰绳，而经历了状态下降后的目白菩萨已迅速增进食欲，也已处于良好状态。
谁能夺得母马的桂冠，已经成了马迷们热议的话题。
押目白菩萨夺冠的马票卖了三百二十万日元，押若云夺冠的马票卖了一百六十七万日元。
让人感到这场比赛仿佛是在赌“不幸”和“幸运”哪一个强大，大部分马迷们把赌注押在“不幸”的目白菩萨上，如实地反映出现代人的赛马思想。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而马赛却是以清数奇和博良的拼命猛冲拉开序幕的。
过了三分三厘后跑上直道，一个鹿毛色的马头宛如漂亮的音符一般向前冲了出来。
是若云！若云奋力甩开其他马，显得它势必轻松取胜。
就在这时，目白菩萨分开马群，像箭一般追了上来，奇兵博良也加大了步幅。
只见目白菩萨一步一步追上博良和若云，三匹马几乎同时冲过了终点。
最后通过摄影判定的结果是：若云首先冲过终线，博良以一头之差获得第
二，目白菩萨仅以一鼻之差位列第
三。
十年之前，明美用西式剃刀砍伤了美登理。
明美是个孤儿，身材娇小。
美登理是个私生女，她母亲在广岛被扔下原子弹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在北海道的夜总会工作。
她们两人争夺的那个大学生最后跟美登理结了婚。
这次不幸没有战胜幸运。
现代大概也还是运气不好就没法活下去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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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很久之后，又想坐火车了。
火车还是火车，但近来已经不拉汽笛，挺没意思的。
我觉得还是以前的火车好啊。
当年我乘着火车告别自己寂寞的少年时代，从青森车站出发奔向东京，汽笛声真好听啊。
记得我经常坐在房顶上吹口琴，还把口琴声跟汽笛声比较呢。
有老家可回当然好，而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父母。
我就喜欢这样的歌曲。
因为其实我就是“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父母”。
却说那天我提着个旅行包正要出门时，发现邮箱里有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发信人叫森誉，地址是千叶县船桥市宫本町船桥跑马场。
我好奇地拿起了那封信，向还没开始营业的“菲威尔”酒吧走去。
“菲威尔”（farewell）原文意思为“告辞”。
因为有一匹参赛马的名字就叫“菲威尔”，而这家酒吧的店主正是买了“菲威尔”的马票中了彩，才用赢来的钱开了这家小小的托利斯酒吧。
我一个人坐在“菲威尔”酒吧的柜台前面，借着射进来的阳光看了那封信。
信上满纸全是主张开展地方赛马的观点。
信的开头这样写着：“三月初求得阁下大作《让大家都发火吧》开始拜读，从第一篇《别了，勿忘草》起就令我怒火满腔，义愤难平。
“先向您介绍一下鄙人的职业。
“鄙人正是阁下持有偏见的公营赛马（通称地方赛马）中的一名骑手。
” 他在信中抱怨道： “阁下将地方赛马与中央赛马区别开来，意欲使中央赛马享有优越的特权，这不啻一种赛马盲的观点。
” 我的《让大家都发火吧》是一本关于赛马、拳击、棒球的随笔集。
当时中央赛马中那匹叫作“勿忘草”的明星马被卖给了地方赛马，于是我才通过书中这篇《别了，勿忘草》发了一通感慨。
我在文中写道： “当年入选全明星的骏马，如今却被放逐到地方赛马那破棚子般的马厩中去。
我同情这匹马，觉得她就像以前在外地陋巷里的戏台上卖唱的流行歌手。
“我不希望这匹叫作‘勿忘草’的美丽母马在地方赛马中以龙钟老态当众出丑。
“对于血统高贵但已步入晚年的马，应给予关心照顾。
“而‘浪迹天涯的艺人与飘忽不定的云彩，究竟尽头在何处’所描绘的那种境遇，是‘不出彩’的艺人应该背负的宿命，这种命运应该属于二流艺人。
” 可是，森誉骑手对我反击道： “请您有空到我们船桥赛马场来看看。
“那里成排的新马厩至少要比中山赛马场的明亮。
“而且，萨拉布莱德竞技马生来就注定了其终生奔跑的宿命。
“不管草地如何，它们都会摒弃人类共有的那种廉价的多愁善感，在
上面欢快地奔跑。
“而且，即使在地方赛马中，也有不计其数的马并不逊于中央赛马的那些名门之后。
“以前有过库莫莱特、隅田川；阿拉伯马时野桑德、霍森特；还有获得天皇奖的密德法姆、宝石兰、高天原、翁斯洛特；参加过德比赛的醍醐誉、金浪……可谓数不胜数。
” 我对这位森誉骑手的激烈措辞颇有好感。
虽然他是看了我的书后才发火的，但他似乎也跟我同样是个战后派。
他在信上继续写道： “记得大概是在1952年前后吧，我读了武智铁二写的那本不知算是色
情还是艺术的《赛马》，里头的内容也同样令人深感愤慨。
“书中说地方赛马是骗人的假比赛，他不想看。
并断言与地方赛马相比，中央赛马不可能有人为的弄虚作假。
“可是他那本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举报在福岛进行的中央赛马中，小田本和另外两三个骑手搞了假比赛。
“当时我快活至极，哈哈大笑：活该！装什么斯文……不过，那个小田本原来是我的好朋友……” 我觉得也许自己以前对地方赛马的看法过于偏执。
我这种偏执的想法，与森誉骑手质问“难道骑手和驯马师不同样都是日本人吗？”时的意识是有潜在联系的。
也许有人会将其定义为自卑感。
然而实际上，对于出身于贫寒家庭的人来说，是对自己的出身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还是在这种处境中力求改变命运，这两者是不同的。
如果用马来比喻的话，森誉骑手和我都不是“名门之后”，其实都是在类似于地方赛马场那样的地方奋斗过来的血统不纯的马。
所以我自己虽然在关注中央赛马，但当洛克菲勒的马驹北海英雄出场，或是皇家挑战者的子嗣皇家少年参赛时，我也会搜寻能够击败他 们的马。
于是，我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土佐绿或高仓山这些国产竞技马的后代身上。
实际上，我最讨厌“名门少爷”了。
他们将脱下来的VAN夹克扔在跑车座位上，在口袋里面偷偷揣着石津谦介的《实用男子潇洒学》，一边听着美国冒险乐队的电吉他，一边跟时装模特调情。
每当看到他们这副德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啐道：“见鬼去吧！名门少爷。
”可以说，正因为我有着这样的潜意识，所以尽管身无分文，还是会大模大样地跑到路途遥远的东京，为的就是到中央赛马的主场观看那些“名门之后”被打败。
我忽然想去看地方赛马了。
大概那里会有与“阳光灿烂的地方”不一样的不幸的萨拉布莱德竞技马。
也许森誉骑手不会说那些萨拉布莱德竞技马不幸，然而对我来说，一提到地方赛马，总会有点儿凄凉的感觉。
为了打消这种感觉，我感到非出一趟远门不可了。
有老家可回当然好，而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父母。
赛马的梅菲斯托菲勒斯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带去看赛马时，基本上都是会买马票的。
人们都说“新手运气好”，可是为了这个“新手运气好”而荒废一生的人也不少。
在我周围的马迷中，但凡穷困潦倒的落魄汉，似乎都会怨恨第一次把他带去看赛马的人。
他们埋怨： “十年前的那一天，要是那家伙没邀我到赛马场去的话，我这辈子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般田地。
” 而中山赛马场周围原野那条“穷光蛋大道”上，有人口袋里塞着空空如也的钱包，一边模仿美空云雀的腔调哼着歌，一边独自扫兴地往回走。
别想赢，想赢就会输。
输了也不亏，我心中…… 可是，据说也有些人喜欢带新手去赛马场。
这些人是梅菲斯托菲勒斯般的恶魔，他们把那些平时一本正经的工薪族带到赛马场，用付给他们的中彩奖金交换他们的灵魂。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朋友古川益雄等人更是赛马恶魔中的佼佼者，他甜言蜜语地向不懂赛马的男女“灌输赛马的魅力”。
他坐在克莱斯勒的顶级大轿车上，戴着黑礼帽，叼着雪茄。
他身材高大，年龄不详，但肯定已经四十出头。
他是演出公司的总经理，换个说法，也可称其为现代的“人贩子”。
谈论赌博的时候，他总是那么眉飞色舞；参加赌博的时候，就更加兴高采烈了。
我非常喜欢他，知道几个他的逸闻趣事。
譬如，战后经济萧条的时候，他在赛马场当“解说手”。
“解说手”的营生与“猜号手”正相反。
他不是在马赛前预测将要开始的比赛，而是在比赛结束后解说某某马落败的原因。
他凭着音乐学院出身的教养和得体的西装，煞有介事地解说比赛结果，马迷们被他的能言善辩折服，纷纷向他请教下一场比赛将会如何。
于是，他便写出下一次比赛的“结果”交给马迷们。
给出的“结果”当然有蒙不对的时候，但他那天生的儒雅风度和稳重的谈吐举止，还是引来了更多的马迷。
他就是靠自己的口若悬河换来收入养活全家的，所以他不是马迷，而是专业赌马人。
民营电台开业以后不久，他又去当了ABC广播电台的乐队指挥。
搞音乐原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现在不过是东山再起而已。
可是他怎么也提不起拿指挥棒的兴趣，据说他指挥乐队时拿着的是以前用来预测赛马结果的红铅笔。
我没有听过他指挥的演奏，但拿着预测赛马结果的红铅笔指挥出来的交响乐，想必会给人以恶魔般的音乐感受吧。
如果看作一个抽身离开艺术的人对艺术的复仇，他这个逸闻可谓感人至深。
却说过了很久之后，我又遇到那个古川益雄，就跟他一起去名古屋看中京赛马了。
去地方赛马场的好处，是在那里还能够买得着押注比赛前两名的连胜单式马票，而且在场内还不会遇见熟人。
我们并不忌讳被人认出来，不过也学着别人戴上了墨镜。
我们一行六人，同去的还有手执西式拐杖的爵士歌手古谷充，大阪的人气电吉他乐队“林德”的经理加藤宏（他才二十岁，却留着山羊胡子），爵士乐钢琴手大塚善章。
加藤、古谷和大塚这三人本来不想看赛马，是被拉来的“新手”。
他们三人都属于古川益雄的演出公司，既然总经理下了命令，他们也不得不来。
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翻看着“赛马报”，一脸不情愿地跟着我们。
“我就押‘港口乐园’（MinatoPark）和‘晴代小姐’（MissHaruyo）。
“这两个名字的英文缩写连在一起也是M·
M， “既然我是玛丽莲·梦露的粉丝，那就押这两匹马吧。
” 正说着，旁边有辆跑车里下来一个姑娘。
不知是谁瞥了一眼那辆车，说道： “车牌是4253呀……行！就押‘4号马/2号马’和‘5号马/3号马’吧。
” 我们一边说着，一边乱哄哄地涌进赛马场，大家都先买了阿拉伯马特别障碍赛的马票。
结果中彩的是半专业的山形和我，而幸运并没有眷顾他们几个新手。
我虽然一开始赢了，最后还是输光了所有的钱。
只有山形靠两张特别马票中了彩，赚了十六万日元。
我安慰那三个新手说：“还好你们没中彩！” 赢了十六万日元的山形被我们大家狠狠敲了一顿竹杠：我们坐着克莱斯勒轿车，花八个钟头从名古屋一路游玩桑名、奈良和歌山，最后朝大阪开去。
一到大阪，古川益雄提出还要玩老虎机，于是大家在游乐中心又赌了一场。
最后好不容易到夜总会“B……”去喘口气时，已经是早晨三点了。
早晨三点的“B……”烟雾腾腾，几个醉汉人叠人似地倒在狭窄的地毯上。
吸食海米那之后梦魇附体的姑娘、黑人、混血男子、夜总会女招待……店堂里面拥挤不堪。
再加上难得来日本的MJQ的米尔特·杰克逊和柯尼·凯正趁着醉意伤感地曼声吟唱，连空气都令人感到窒息。
我们找不到坐得下来的旮旯，被挤得只好站在墙边。
“爵士乐被这帮家伙搞得越来越不像样！”古川益雄说，“济科·汉密尔顿和约翰·路易斯弄出来的爵士乐不三不四的……” 米尔特·杰克逊还在矫揉造作地唱着。
古川益雄终于忍不住吆喝道： “喂，咱们也来一曲赛马归来的爵士乐让他们听听！” 于是，加藤弹吉他，大塚弹钢琴，再加上古谷的长笛和歌声，他们向
MJQ发起了挑战。
当他们大胆奏出不堪入耳的乐声时，MJQ们皱起了眉头。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客人们兴致越来越高，打着拍子一起唱起来。
有人开始跺地板，MJQ也再次放开了歌喉。
就在这你一歌我一曲的欢唱中，天亮了。
直到六点多的时候，我们才回到旅店。
我倚在遮阳篷下的枕边写了一首短短的歌词，这是我自己对古川益雄人生哲学的一点儿感悟： 假如惟有道别是人生，还会来的春天是什么？那天涯海角盛开的到底是什么花呀？ 啊，日本海 在我的少年时代，青森很流行业余相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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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Ⅰ.①扔… Ⅱ.①寺…②高…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Ⅳ.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1053号 扔掉书本上街去（日）寺山修司著高培明译 选题机构：雅众文化 策划人：方雨辰 特约编辑：陈淡 陈艺恒 责任编辑：汪 欣 装帧设计：孙晓曦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 址： 电 话：010-88310888传 真：010-65270449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 本：787mm×1092mm 1/32印 张：8字 数：152千字版 次：2017年6月第一版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书 号：ISBN978-7-5133-2485-4定 价：45.00元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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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如果阅读后觉得好， 请购买正版书籍！） 第一章 扔掉书本上街去 老大爷，也听我说几句嘛 必须快速 我向往快速。
喜欢兔子，讨厌乌龟。
然而老大爷们要我们学习乌龟。
乌龟正直、勤奋，最重要的是还把
“家”安在背上，老大爷们喜欢的，大概就是它这种其貌不扬但老老实实的样子。
速度对于老大爷们来说，压根就是敌人。
“战前派的所谓高雅，表现在他们对速度的挑剔指责，”皮埃尔·卢梭写道，“面对须以一百公里时速疾驰于让-雅克·卢梭推崇的旅行步道上，司机们抱怨连天；实业家们一边用着电话，一边对‘昔日好时光’的那些小邮局和轿子满怀惋惜；横渡大西洋轮船上的乘客无不仰天叹息，怀念着当年帆船的魅力——那时的船夫可不像如今这种专业技师，他们像身轻如燕的杂技演员，能从中帆纵身跃上顶帆。
”（《速度的历史》1942年） 为什么老大爷们讨厌快速的事物呢？这是因为老大爷们深信速度与人生之间总是存在着对应的函数关系。
所有的速度都会朝向墓地，因此最好还是慢点走。
人生在世，哪怕能多看到一片莴苣叶也是好的。
这就是讨厌快速的老大爷们的幸福观。
速度越慢越能积攒经验是老大爷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建筑在反科学的认识之上。
可是老大爷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实净是些极为快速的东西。
从马拉松的奔跑者到隆格瑞莫的公共马车，再到天体火 箭，这个“速度的历史”在欧洲经过了二千六百年，然而在我国，它是孕育在文化自身的形态之中的。
想想埃及文化吧，那是一种将书简、壁画、玩具、坟墓和所有废物与破烂保存下来，力图凭借回忆勾画出文化轮廓的死人文化；想想那些凝固不变的世界史观和印度文化中力图忘却一切的非历史文化，以及从乌有与涅槃的《梨俱吠陀》到佛陀的宗教有机体……与它们相比，我国的文化大概可以称为“速度”的文化。
日本人不禁深感樱花从开放到凋谢那一瞬即为永恒，这种美学深处也流淌着对于速度的向往。
这种向往具有无数可供佐证的材料：从“最快坏掉的劣质出口商品”到堪称世界上最快的诗——俳句。
正当原本在神风特攻队兢兢业业专注于杀人劳动的老大爷们呈现出肉体上的衰退，变得厌恶“速度”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周刊杂志彩色页面上频频出现了跑车、偷垒王、喷气式飞机“淀号”……有关快速的报道泛滥起来。
速度开始逐渐渗透、植入我们的内心，但却难以附着在老大爷们的肉体上。
一说到速度，老大爷们想到的只有竞技马，只会一把抓起“赛马报”匆匆赶到赛马场去。
马赛中的速度是比喻世界的产物，但对于我们来说，速度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一点我该怎么对你解释呢，老大爷？ 不管怎么说，“速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另一个祖国”，是非常适于居住的地方。
J·波本宣称：“人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英雄的伟业了。
”他这种感受正是从一种以五百公里的时速逃离历史的气魄中萌发出来的。
这一点你懂吗，老大爷？ 母亲不愿跟我一起睡 “一起睡吧。
”当我如此说时，母亲总回答：“不要！”“为什么不要呢？是不是嫌我打拳击练出来的肌肉缺乏性魅力呀？”我的追问被她更直截了当地斥责为“乱伦”。
为什么轻抚母亲的头发是爱，触摸她的乳房也是爱，而一提到要跟她性交就会一下子被贬低为“乱伦”呢？看来，这都怪那宗教色彩浓厚的伦理观。
因为对于母亲来说，性交赋予她的最强烈印象不是快乐，不是爱，而是生殖。
大概可以说，这是少女时代读过的托尔斯泰的书对她的影响吧。
托尔斯泰说过：“唯一正常的性行为，完全以生孩子为目的。
”所以，“即使在夫妻之间，耽于快乐的性交也是不正常的。
”如果将这个观点发展下去，则“使用避孕工具的人，比殴打妻子的变态男子和强奸妇女使其怀孕的禽兽更不正常。
”（C·威尔逊） 然而，我喜欢快乐，母亲大概也是喜欢快乐的吧？而快乐（包括错综复杂的各种快乐方法）不正是我们创造的文化吗？ 母亲跟我一起睡觉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就是父亲跟我一起睡觉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其实，那个补习学校学生“胡萝卜须”每天就是在和父亲睡觉以后，才能够在早晨驱散性压抑去学习的。
快乐，是获得快乐者的财产。
人有和任何人一起睡觉的“自由”，妨碍这种“自由”的既不是不知所踪的神灵，也不是被冠以“正常”之名的惰性习惯。
只有嫉妒才是可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只要可以没有嫉妒，有关性的各种禁忌想必也就全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话，不管自己想一起睡觉的那个对象是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是老师还是第一次见面的人，肯定都能与其轻松地相互爱抚，就像喝一杯咖啡那么简单。
因为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所谓道德什么的，说穿了，不过只是掌权人为了维持秩序和保护自己才编派出来的东西而已。
我要是当了妓女， 第一个客人大概会是来自雪国的吧。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把以前买的书全都卖给旧书店， 然后去买全世界最好闻的香皂。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为满腹悲伤郁郁寡欢的人插上翅膀。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会使自己留有太郎气味的小窝一直保持清洁， 不过对不起，谁也不让进。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在太阳底下洗衣服，哪怕大汗淋漓。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要记住把安德洛墨达变为手镯的咒文。
（略） 写这首诗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女高中生。
这个女高中生身上，一点也
感觉不到老大爷们那些性生活中见不得人的隐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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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自己而言，我每天都想跟各种女人睡觉，这并非根据什么“性解放”的大道理，而是出自一种更为朴素自然的愿望。
不管跟谁都可以性交——听了我这话，你肯定更要皱眉咂舌了。
但假如懂得了这就是性交的快乐、意外的快乐、想象的快乐，那么你或许就能领悟到，男人之间、亲子之间、师生之间……所有可能发生的性交，会使你感受到原原本本的人生实态。
是吧，老大爷？ 人人喜欢战争的社会 每年一到夏天，杂志画报就要推出原子弹爆炸专刊。
于是乎，满大街会到处充斥着原子弹受害者溃烂肌肤和腐败尸体的照片。
出版这些专刊的目的，总的来说是反对投掷原子弹，然而我并不想看这样的杂志画报，因为我基本上是反对“反对投掷原子弹”的。
有一种心理，是名为反对投掷原子弹，实为想一窥他人死去时的丑态。
只要这种心理还深植于大众之中，我大概就不会相信什么历史，也不会去参加什么反对投掷原子弹的运动。
倘若哪年夏天精心策划的投掷原子弹纪念专辑出版上市之后，尽管满篇是烧灼瘢痕和美国秃鹰的尸骸，却一本也卖不出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或许越南战争才会有希望结束。
喜欢战争的老大爷们，你们觉得呢？ “只要有了一点钱，我就想去赌一把。
”一听我这愣头青的话，老大爷们无不瞠目结舌。
“就算你赌赢了又怎么样？”反对赌博的老大爷问我，“不义之财是留不住的。
如果你的钱不是劳动所得，它就绝对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
” 可是能靠劳动挣来的钱又有多少呢？即便不是我那些干冲床的朋友也一定知道吧：如果我们这一代工薪族均衡地把工资分配在各种生活用途上，是根本买不起一辆运动跑车的。
别说是一辆运动跑车了，就是买一套百科辞典，在马克西姆西餐厅享用一份蜗牛汤，或坐在拳击场第一排观看西城正三的比赛，都是无法实现的奢望。
即使想买一双新鞋，也不得不反复斟酌掂量。
这就是现实。
然而另一方面，银座的夜总会却每晚宾客满堂，丰田公司的汽车产量名列世界前茅，售价相当于一名工人半年多工资的全套百科辞典一直跻身于畅销书排名的前列。
还有运动跑车展销会上那些趋之若鹜的青少年，瞧着他们一脸垂涎三尺的表情，不禁让人想起水前寺清子歌中唱的：“东京不行还有名古屋呢！” 如此一来，我们当然要对这种带有经济暴力色彩的单一奢华主义进行思考。
有的人可以裹着毛毯蜗居在桥底下，却省下钱买来梦寐以求的运动跑车；有的人可以连续三天只靠面包和一罐牛奶度日，第四天却踏进了马克西姆西餐厅。
正是这种单一奢华主义突破了平均使用金钱的均衡生活习惯与可能性的地平线。
倘若把金钱均衡地使用在服装、住宿和饮食上，自己便会一下子混同到无差别的“乌龟”群体之中。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能够体现自己存在的对象，把财力集中用到它上面去。
老大爷们揪住那些服装派、美食家、体育狂的年轻人不放，斥之为章法失度。
然而这种积极主动的个人体验，实际上是一种极富思想意义的行为。
丰富多彩的信息社会广泛均衡地发布着各种信息，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何等渺小。
即使在得知自己干到退休的工资加在一起还顶不上森进一寻欢作乐一年的花销后，老大爷们仍然不得不兢兢业业地一直干下去。
为了不重蹈这些无名战争罪犯的老大爷们的覆辙，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必要进行“冒险”。
借用一句非洲土著的自白来说吧，当他们生来第一次看见飞机的时候，受到的震撼是何等之大啊！假如把这震撼作为一种思想萌芽的话，那么希望老大爷们能够理解，对于我们低薪工人来说，银座夜总会的一晚，一盅燕窝汤，一次夏威夷旅游，还有非洲的独立运动，以及我国那梦幻般的“东京战争”——全都是单一奢华主义的产物。
单一奢华主义会用“时间”道路连接起从现实原则到本能化的另一个现实。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并非把这种“赌”当作闲时的乐子，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想来把握，我们要从闭塞的时代找出突破口来。
虽然老大爷们声称“不义之财留不住”，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被称作不义之财的钱财。
所以，与其像浪曲中唱的“乌龟老子驮着乌龟儿子，乌龟儿子驮着乌龟孙子”那样兢兢业业打工挣钱，还不如到那已经内定输赢的赛车场上去赌它一把。
你说呢，老大爷？ 看见岩下志麻的尾巴了吗？ 知道岩下志麻长着尾巴的人很少。
就是有人告诉老大爷们吉永小百合的脚趾间长着蹼，或是浅丘琉璃子的腋下长着鳃，他们想必也不会理你。
因为老大爷们相信人类是用不着鳃、蹼和尾巴的，他们相信人类肉体是按照社会生活的要求，极为有效地长成的。
老大爷们认为赫拉克勒斯那样的肉体能得以长生不老的时代与今世毫不相干，他那种彪形大汉在当代只能去当码头装卸工或是自卫队员。
伊林的《人类的历史》是从人类还尚为大自然温顺奴隶的时代开始写起的，那个时候的人类个子低矮，体质贫弱，尚未成为自然的统治者。
他将人类成为大自然统治者的演变过程写得犹如叙事诗，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后来“自然”转换为“文明”的历史就辞世了。
伊林的心中充满着鲜活的森林，他的这种精神能否真的存活下去实在是个疑问。
老大爷们全都具有发达的臂力和扁平的脚，以及需要戴眼镜的双眼，总的来说，与赫拉克勒斯式十全十美完全不搭边的不完美肉体才是他们所好。
一样发达的臂力是不可缺少的工具——用来扒开他人乘上拥挤的地铁；扁平的脚至少能多接触地球一些——好舒缓他们心中的不 安感；眼镜则是他们电视和杂志看得太多的结果。
然而这些充其量只能适应文明社会的要求，不过是文明社会温顺奴隶的肉体而已。
我倒是觉得，不应该让人类的肉体去适应文明，而应该让文明来适应人类的肉体。
而所有那些女演员作为这种肉体的先锋，必须去预知新的文明。
只想伸手去爱抚生殖器和哺育器官的老大爷们，希望你们今后恢复对人的尊敬，首先就从对人身上那些看上去无用的肉体、丝毫无用的尾巴开始吧。
快点儿，到你们情妇的身上去找尾巴，找尾巴去呀！ 年轻人，胸怀大屁股 “现在这代小年轻，都是些乒乓球啊。
”酒馆里的老女人说道。
“什么乒乓球啊？”我不解地问。
“什么乒乓球？”老女人笑着说道，“就是下面的球挺小的呗。
” 世上什么球最大？ 乒乓球的确挺小，小得可以放在手心里转。
不过，说它小，却也比我
们这代人中不管谁的睾丸都大吧。
有个女孩子说，跟乒乓球相比，还是棒球好啊。
她认为棒球至少比乒乓球个头大，还有重量感，所以，与乒乓球相比，棒球更富有男性特征。
但是照这种逻辑，足球不就更具有魅力了吗？ 因为足球周长二十七英寸，重量有四百克呢。
从它的大小来说，就算谁有直立猿人那么大的睾丸，也远远及不上它吧。
最近的足球热，虽然我认为得益于釜本、贝利“腿的魅力”，可是话题一转到“看来是由于那个大球的魅力”时，我朋友的几个学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们解释道：“因为现在已经是性感时代了嘛。
” 女孩子喜欢大球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是女子春心的表露。
随着马斯特斯报告那种性医学研究的愈加进展，这一原始而朴素的性会吸引到女性的事实已经被阐述得越来越清晰。
“这么说来，球的大小是挺起作用的嘛，”我说，“那么这个世上最大的球是什么呀？” 话刚出口，一个学生答道： “那总归是地球啦。
”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败下阵来：“哪个女孩子要是感觉得到地球的性感魅力，那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 诺曼·梅勒的那篇论文《了解南方的人都知道，白人畏惧黑人的性能力》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篇论文痛快淋漓地抨击了白人的保守性，文中写道：“白人心中惴惴不安，生怕被黑人睡了自己的妻子，因此他们才歧视黑人，不平等地对待黑人，以此困守自己的地位。
” 对于当代男子来说，毋庸置疑的是，性别的优越性依然极为重要，因为它本身就直接关系到统治权力。
如果把诺曼·梅勒这篇论文中的“白人”换成“老人”，“黑人”换成“青年”会怎么样呢？这么一换，自然又会出现另一篇自供状了。
老人畏惧青年的性能力，因此才歧视青年，用不平等的态度对待青年。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现实却恰恰相反。
例1一天在咖啡馆里，只见有个小年轻正无精打采地听着查尔斯·明格斯的《猪叫布鲁斯》。
我问他：“你干吗这么无精打采的呀？” “我女朋友被人抢走了。
” “谁抢走的？”我紧追不放地接着问道。
“我们公司的主任。
主任请她去夜总会，在那儿吃完饭又把她带到旅
馆里，她就直接缴械了。
” “那个主任多大岁数？” “四十六了。
” “哎——？”真是不可思议，二十岁的小年轻竟然被四十六岁的老男人抢走了女朋友，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有强健的内脏器官与肾上腺荷尔蒙。
还有旺盛的精力。
” 即使不服用蜂皇浆和壮父精，充沛的体力也足以轻而易举地满足恋人的欲求。
当然，如果还觉得信心不足的话，不是还有胜过四十多岁男子的情趣，不是还有诗吗？ “怎么竟然会被他抢走了呢？” 听了我的问话，他的头垂得更低，喃喃答道：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会出这种事。
” 例2这个漂亮的女孩有着一双安·玛格丽特那样水灵灵的大眼睛。
以下是她的自白： “我男朋友是个乐手，他长得挺帅，就是没什么钱……而且将来怎么样也是个未知数。
“所以我才会狠下心跟现在这个西服公司的董事长交往起来。
起初还只是打算在他那儿打点零工。
“可是，女人嘛，就是没办法啊。
跟董事长这么一来二去的，不知不觉之间，他那套温柔的床上功夫我想忘也忘不掉了。
这一来，再跟男 朋友约会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
”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
实际上，或许正是这些与球相关的“喜剧”，才是现代青年生活最实在的状况吧。
性经分离的建议什么是老人每天的生活？我思考着。
现代，不正是这些人手握实权专横跋扈的“老人时代”吗？五十五岁从公司退休，尔后寂寞孤独的老人！如果本人希望的话，养老院也会收留他们！这幅景象其实只是表象，现实却恰恰相反。
譬如，你可看看我国的内阁阁僚。
里面有几个大臣不是老人？那些大臣全都是老人，按理全都属于“必须给予照顾与安慰”的那一代人。
青年们被这些老人掌握了政治主导权，而且连自己性的主导权也在逐渐受到侵犯。
他们只能躲避到民谣里去绝望地吟唱： 今儿个的活计又很辛苦，下了班后只能再灌烧酒。
这歌声让人听了觉得简直像是处在“没有未来的世界”里。
在这种现况下，年轻人如果不为了冲破障碍而去琢磨老人们为什么如此仗势妄为，不就是白活了吗？“我感到是发达的强精剂、激素制剂为中老年人带来了性方面的复兴。
”药店店主大概会如此解释。
那么，查尔斯·卓别林、弗兰克·辛纳屈……呢？这些老大爷的返老还童也是激素制剂在起作用吗？“不，不光是这个原因，”青年们反驳道，“还有金钱的原因呢。
”“金钱？”我反问道。
“对，对呀！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是有钱的嘛。
”原来如此，我心想。
英国“愤怒的青年”之一约翰·布莱恩的小说《金屋泪》中有段这样的描写： 女：“乔，你真的爱我吗？”男：“这你不是知道的嘛。
”女：“你有多爱我？”男：“值十万英镑。
”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换算成钱，值十万英镑。
” ……于是，这个男人与拥有十万英镑财产的这个女人结婚了。
青年在财力上是难以与中老年人比肩的。
对此心知肚明的老人们甚至想要用金钱把性交也买断。
然而，性经一致的社会是不幸的社会。
我想起了那些古老美丽的男女爱情故事，想起了保罗与弗吉尼亚、达夫尼斯与赫洛亚，他们并不需要为了得到甜美的性生活而花费金钱。
实际上，得到一个无须金钱也能进行性解放的社会，正是青年的特权。
“性经分离”（过去人们呼吁过政经分离……）是青年恢复性权利的条件。
实现性复兴的梦想 以前，“像个男人样”是很流行的。
那时候，在读了古代的英雄故事后，冒出了一个个夸耀自己阴茎的青年。
有人自称“我把一米长的阴茎捋得像根长矛”，还有人吹嘘“我又硬又直的阴茎像把斧子，用它来劈树，树一下子就倒了”。
这些当然都是胡扯，没人相信真有这种离谱的事。
不过他们自吹自擂起来理直气壮，倒也让人听了忍俊不禁。
小说《太阳的季节》走红以后，我们不少大学生都饶有兴趣地去试验“阴茎是不是真能捅破窗户纸”，有人甚至还组织了这样的比赛，这种游戏也只有青年才搞得出来。
那些精力充沛的青年上初中时就坐着比赛过“谁的精液射得远”，如今却被老人夺走了自己的恋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看来这种现象至少不能说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希望佐藤首相和现在的老人们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吃香？”老人们笑得那么悠然怡悦，显然是有原因的。
因为老人们很放心：“如今不单在政治方面，即便在性方面也已经使年轻人俯首称臣了。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若无其事地说什么“要和青年在同一间茶室里一边平等地喝茶，一边了解他们”。
总之，他们显得颇为轻松自得。
现在电视剧和电影中大显身手的演员都是青年，无论是大卫·詹森、石原裕次郎、《秘密特工》的那对搭档，还是高仓健，人人都很年轻。
然而这些英雄充其量不过是人们酒后茶余的谈资。
但现实社会中的英雄呢，无论是约翰逊、苏加诺，还是泽维尔·库加特、弗兰克·辛纳屈、田中彰治，无一不是“老人”。
这样下去，“我们的时代”是永远也不会到来的。
尽管眼下对于政界、财界被老人把持的现状无法改变，但在“性”方面，年轻人还是必须恢复自己支配权的。
老人们周围环绕着简·曼斯菲尔德般的美女：二奶、小妾、恋人、爱人、情妇……只有到了他们无法不担心这些美女“不知哪天会被年轻人睡了”的时候，才可以说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具有可能性的时代”。
年轻人，胸怀大屁股！这句话既不是克拉克先生的教诲，也不是印错了字。
这正是我的劝告。
如果年轻人为了求得微不足道的幸福——区区两房一厅和稳定的工作，就去对老年人溜须拍马，其实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年轻人如果不舍弃这种“安全的彩票”而去寻求“危险的彩票”，就不可能实现一攫千金的理想。
“胸怀大屁股！”并不仅仅是字面上“胸怀有魅力的女性”的意思，而是希望你们必须有更大、更大的性复兴梦想。
早稻田大学的那些学生觉得：尊崇植木等和施韦策博士也没什么奇怪，不过自己只想跟一般的女孩结婚，胖乎乎的不漂亮，回头率不高也没关系。
我不得不认为，他们这种想法是极为懦弱的。
难道你们不觉得，追求“伊丽莎白·泰勒或是碧姬·芭铎、麦琳娜·德蒙吉奥那样的女孩”，要比追求“胖乎乎的一般女孩”更具有雄心吗？ 如果你觉得索菲娅·罗兰和伊丽莎白·泰勒已经被“老人”掳走，所以就打算找“胖乎乎的一般女孩”来将就，那我会觉得你的理想标准太低了。
那样的话，就好像你在自己的人生开始之前就已经输给人生了。
从肉体上来说，年轻人是胜过老人的，然而性生活并不是体育运动，或许可以说，它倒是更近似于戏剧。
所以有的人虽然老态龙钟，但他堪称台词出众的“名演员”，因此女主角最终就会被他掳走。
简而言之，这种结果也是由于年轻人太缺乏“性文化”的缘故。
所以，虽然他们对性的欲望胜过老人，却无以使这种欲望燃烧起来。
而老人们呢，他们有隐而不露的性文化，有春宫图和性具，还不惜戴着老花镜研读性书，财力或许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再说，自然也有那种每得到一点儿好处就甘愿自降身价的女人。
然而，这些年轻人的性文化和性技能确实极为匮乏。
虽然他们还拥有性音乐那样的武器，却每每还是会败在老人们“去你妈的电吉他！”“披头士乐队滚蛋！”的吆喝之下。
只要年轻人还没有实现性的复兴，还没有诞生出胸怀大屁股那样的文化，他们就休想将老人们赶走。
我自认为不是单纯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欲望，是无法得到未来的。
你们如果不以充满那个球的性能量为武器，不先从性的领域开始反击，将来势必只能落得老人们希望的下场。
能用的东西，就应该迅速有效、淋漓尽致地加以使用。
否则等老人们下了命令：“这个精力过剩的家伙，把他编进自卫队送到越南去！”那时你们就晚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月光假面 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吗？他以为只要披上斗篷、戴上面具，任何人谁都能演一出《月光假面》，于是也学着从房顶上跳下来，结果摔断了腿。
新闻报道说，此人是个四十出头的保险推销员，他这样做是想成为“正义之士”。
读了这篇报道，我不由得心想：“为了成为正义之士就非得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吗？”
1 在我的少年时代，正义之士都以本来面目示人，无论是名探明智小五郎，还是少年侦探团的那些孩子们，全是不戴面具不化装的。
只有怪人二十面相才“来去如疾风”，让人“不知其为何方人士”。
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这个伦理变得颠倒起来——原本象征正义的真颜逐渐变成了显露邪恶的本相，而正义却无处存身，不得不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
对于这种变得“来去如疾风”的正义之士，我的心中掺杂着期待与失望，渐渐觉得他并非“正义之士”，进而开始怀疑正义其本身，甚至感觉到判断正义与否的尺度也不复存在了。
尽管不能公开宣称，但我心里觉得怪人二十面相与明智小五郎是同一人物，月光假面与拐骗儿童犯也变成了同一人物。
正义的自我与邪恶的分身、抑或邪恶的自我与正义的分身在一个人的人格中分裂开来，而为了掩饰这种人格分裂，就需要“化装”。
我们的小学修身课老师在战后因为强奸妇女而上了报纸。
战后对我们进行灌输的民主主义教育中，不存在什么与邪恶截然对立的正义，即使存在这种正义，也无人能够对其进行判别。
既然正义不露真相，正义及其拥戴者便不得不“来去如疾风”了。
然而我们依然渴望着正义之士出现，渴望着月光假面显身，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
如果像布莱希特那样来描述这种现 象的话，恐怕我们可以说：“没有正义的时代是不幸的，而需要正义的时代更为不幸。
” 不知他姓甚名谁来自何方， 可是没有人不知道他。
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 可他到底是谁啊？ 然而，我们对钻研自己所需要的正义本身，却并不显得那么热切。
正义也许是“伪装的邪恶”，此二者也许转眼之间就会由于政治原因而相互颠倒立场。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其实是疏于潜心研究的。
恩斯特·费舍尔在一篇谈正义的随笔中提到了《真理报》总编米哈伊尔·克利索夫的故事。
1942年12月，米哈伊尔在作家同盟的演讲中说道：“这个世界大概会发生极为难以理解的事。
总之，无论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也不足为怪，想想吧，你们俩想想吧。
记住我最后留给你们的这些话……为何斯大林总是正确的……”演说后的第二天他就被逮捕并处死了。
直到1954年之后，米哈伊尔才被恢复名誉。
也就是说，恢复名誉已是在他所说的“总是正确的”那个人死去之后的事了。
2 在明白“正义”是个政治用语之前，我们不得不付出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牺牲。
譬如，当我还是个棒球少年的时候，我觉得穿过好球区的投球是正义的，没能通过好球区的坏球是邪恶的，而判定正义邪恶与否的是裁判。
裁判是神圣的，而且棒球规则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只要是裁判判定的事，任何抗议都无用。
投手将正义与邪恶分别用于同样的球上，因此，其灵魂也是二者选一般地同时存在于正义与邪恶之中，裁判则是将他投出的每个球分类为正义和邪恶给观众看。
然而有一次，一个精通棒球的豆腐店老板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金田投的那些好球吗？”“你说什么？”我反问道。
“巨人队的金田出场时，如果当裁判的是
T，那金田投出的好球绝对会多起来，”豆腐店 老板说道，“个中原因嘛，得从T以前也跟金田一起当棒球投手的时候说起了。
那时候，金田已成为日本最有名的投手，而T一直只是个穷兮兮的二线球员。
所以金田不时把自己的旧西装送给
T，还经常带他去喝酒。
可是现在他们之间变成了一个技能下降的选手和裁判之间的关系。
T就是因为想报当年之恩，所以才会把金田投出的一些坏球都判定为好球的。
这就是金田在T当裁判时要比别人当裁判时投出好球多的缘故。
” 我无法确认豆腐店老板的这些话是不是事实，然而却感到，对投出的球是好球还是坏球（是正义还是邪恶）的判定本应该在科学的支配之下，但只要这种科学并不存在，而判定只是听凭于判定者的人格，那么政治自然是介乎其中的。
正义与邪恶始终处于相对的关系中，同一个行为之所以忽而被赞为正义、忽而被斥为邪恶，都是缘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政治的原因。
如此一来，正义与邪恶就都成了“为了……的正义”“为了……的邪恶”，这势必同时暗示我们：月光假面也是“为了……的月光假面”。
3 这回真的出事了，而且情况极为不妙。
我开始在心里呼救：“月光假面，你非来不可呀！”正想着呢，飘逸着白围巾的正义之士赶来了。
外边传来了摩托车声，我抬头一看，原本想象中的月光假面成了巡逻车上的警察。
在潜意识里，月光假面那白围巾和摩托车就是警察的形象。
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谓不容置疑的“正义”，归根结底就等同于法律上的正义、警察的正义。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看到政治上处于弱势的大众要求有“另一个正义”“另一个法律”时，这种要求本身，难道不已经反映出了他们只能无条件接受管理与统治的丑陋现实吗？当法律与正义得到维护时，是不需要正义之士的；只有当它们被破坏时，人们才会呼唤法律与正义化身的月光假面。
大众不会自己对法律与正义进行验证，而是让月光假面来守护既有的法律与正义。
当我们说“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的时候，对于那种羞于见人、“不露真颜，来去如疾风”的假面人，是不可能毫不怀疑的。
想来，月光假面就像个私人侦探公司的中年探员，他工资不高，酷爱化装。
他露出本来面目时手无缚鸡之力，一旦化了装，便活力充沛得判 若两人。
因为化装能使他从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4 然而，化装的人从化完装开始便属于“另一个世界”了。
那就是假面的世界，或曰虚构的世界，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
我虽然并不否认可以将空想的现实原则用作变革的媒介，但不容忽视的是，他“出手”的动机却总是深植于日常现实之中的。
就是说，他的“正义”不是生成于他的空想现实原则之中，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一种既有的正义。
“另一个现实”并非起着现实的作用，而仅仅作为一种时尚，起着提供白围巾、假面和摩托车的作用。
因此，那些单身过着外餐生活、惯于手淫的侦探公司探员凭借白围巾和假面之威所炫耀的“正义”，并不会变为农家小儿子当上警察后主持的“正义”，它只有作为预备权力去补充警察的疏漏时，才具有月光假面的意义。
月光假面的幻象为什么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不光是月光假面，就是怪人二十面相在我心中也已经死了。
上了年纪的小林少年说道：“怪人二十面相太难逮着了，所以说，我、我们已经老啦。
”所有少年侦探团的成员也异口同声唱道：“我、我、我们是老人侦探团。
” 这首歌其实是我作的。
我揶揄少年侦探团的那些人被同性恋者明智小五郎利用，一直在追踪子虚乌有的怪人二十面相（其实是化了装的明智小五郎），结果白白浪费了自己短暂的青春。
他们老了之后才终于明白“邪恶不过是正义化装出来的”，一个社会的正义是另一个社会的邪恶。
然而此时明白，为时已晚。
5 这就是说，无论月光假面还是少年侦探团，都是无法在越南战争那样的国际事件中出动的。
因为正义与邪恶在那里犬牙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双方都打着正义的旗号，想要参加进去的人不得不自己“选择正义”。
而“月光假面叔叔”和少年侦探团员们一贯只为人们托付与其的“正义”行事，他们还无法具备弄清这种复杂情况的“正义观”。
然而，要为正义行事的人必须先构筑出自己的正义——这是我对月光假面的第一个要求。
而且，要构筑出自己的正义，就势必得构筑出自己的法律，创造出作为管理单位的“另一个国家”。
涅恰耶夫将自己编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作为一种法律，以正义的名义枪杀自己的同志；联合赤军也以他们的法律与正义对自己的同志进行“人民审判”与“处刑”。
由于这些都是未得到公认的法律，所以它们被管辖人们日常生活的另一个法律认定为犯罪。
那么，如果月光假面出现过的话，他作为“正义之士”是如何表现的呢？
6 弗雷德·罗代尔写道：“法律是诸科学中的蜂鸟。
”蜂鸟是会向后飞的鸟，法律也是墨守既有原则与先例的成规，“以革新为恶，以陈规为德”的。
所以，如果撇开现在那些想要创造自己国家的革命家们，正义就是极为保守的东西，就等同于“向后飞”的东西，就成了将革命家变为罪犯的魔术师。
我忘了月光假面飘动斗篷飞翔时是在“向前飞”还是“向后飞”，但记得自己曾经一直指望月光假面会以那副围巾加假面的“制服”形象出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人触及自己的极限时，会因此产生联想，期望有能够冲破极限壁垒的“超能力”出现，希望能够以此为阶梯超越真实的自己。
然而，当意识到这种“正义之士”并非对任何人都会给予帮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产生怀疑了。
当他们明白所谓“正义”只是带有乐观色彩的政治用语，月光假面不过是现体制雇用的保镖之后，所谓的“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在他们眼中就开始成了警察招募宣传中的广告用语。
不过说来挺难为情的是，在我书桌抽屉里，现在还放着忘记扔掉的月光假面的面具。
腿时代的英雄们 奄奄一息的家庭剧话题还是从数落棒球开始吧。
棒球是以跑进本垒的次数决定胜负的比赛。
“巨人队善良的柴田何时能够冲进本垒（家里）啊？”“你看那个规矩文静的长岛，他不是凭借本垒打一下子就跑回本垒（家里）去了吗？”这些事成了棒球比赛最受人关心的热点。
而且，许多白领在下班之后也是直接从公司跑进本垒，打开电视机，一边喝着冰镇啤酒一边监视棒球运动员们是不是得以顺利跑进本垒了。
“啊——，笨蛋！你干吗不滑进去呢？”白领惋惜地叫道，“滑进去还是来得及的嘛。
”公寓外边，开过了一辆路面电车。
如果说“边观赏夜场比赛边品味的啤酒”这个广告用语是想表达自得其乐的意思，那么生活本身也是一种自得其乐。
松松垮垮衬裤般的短裤加上一双土里土气的长袜！心中无时不在惦记着跑进本垒。
假如这些棒球运动员算是“当代英雄”的话，那岂不等 于说冒险与史诗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吗？望着那些对准本垒拼命奔跑的运动员，我甚至好像听到了妻子们的呼唤声：“当家的，快点儿回来吧……” “棒球是一项体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如今，棒球成了餐厅里观赏的“家庭剧”。
而且，它还成了相对稳定的小市民们的保守思想代言人。
然而，我却并不喜欢这种计算跑进本垒次数的生活，不喜欢家庭剧那样的生活。
什么家庭剧啊，我最讨厌了。
直播夜场棒球比赛的灰色电视画面上，运动员们在朝着本垒奔跑，但那不过是对于幸福的伪证。
那样的比赛与日常生活中的变革没有一丁点关系。
美丽的腿与强劲的腿接下来介绍一项粗野的运动。
我说的是足球。
据说，全世界的足球人口已有十亿，在我国，足球也热得非同寻常。
今年以来单场体育比赛观众数的排行榜上，足球比赛也已越到了棒球比赛的前面。
6月22日在国立体育场举行的英国阿尔比恩队与日本选拔队的足球比赛，更是吸引了四万五千名球迷到场观战。
球迷们为杉山和小城对英国阿尔比恩队逼抢时的凌厉腿脚送上了热烈喝彩。
“但是，为什么足球会一下子热起来呀？”有些人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这是奥运会的副产物嘛。
”一般人都这么认为。
“听说在开奥运会的时候，其他的比赛都场场客满，只有足球比赛订票的人很少，竟还剩下好几万张票卖不出去呢。
最后只好去到处发。
“这样一来，进场的净是些不懂足球看热闹的外行们。
他们聚集到体育场里，抱着‘管它什么比赛，只要能体验一下奥运会的气氛就行’的心态，却看着看着就来了兴趣。
所以后来足球迷一下子多了起来。
” 除了这种说法，更有体育记者解释说： “克莱默到参加奥运会的日本队来当教练以后，日本队的技术得到了迅速提高，所以才会在奥运会上一举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人气也就一下子高涨起来了。
” 然而，我却觉得另一个更普通的人——酒馆里的一个女招待的感悟很耐人寻味。
她说：“你问我足球有什么好看？那是因为球很大呀。
” 说得没错，与棒球的球相比，足球的确大得多。
它外圆周长68到71厘米，分量有396到453克重呢。
所以在宽广的绿茵上不论滚到哪里都“看得很清楚”。
棒球的球可以被严严实实地藏在手心里，所以经常会让人看不到它。
有时候播音员大声喊叫：“球滚到外场围屏那儿去了！”可是网后面
的球迷们根本没看到球。
所以在业余棒球比赛中，才会有人使用“掩球触杀”这种快速变化的计策，甚至在棒球史上也发生过“比赛中球突然消失”（其实是球埋到了投手前面的草丛里）的事情。
与棒球相比，足球的球实在要大上太多，所以观众很清楚场上哪里是比赛激烈进行的区域。
“一目了然”肯定是足球人气大增的原因之
一。
不过，“球很大”这句话里还有其他的微妙含义。
大颗的球是男性化。
它是性感时代的象征，看上去俨然有种雄赳赳的感觉。
而且，只有大大的球，才是制约世界的条件之
一。
在电影《纽扣战争》中，一个男孩问：“谁来当大将？”话刚出口，另一个男孩傲然回答：“谁鸡巴大谁当啰。
”简而言之，现代正在走向“腿时代”。
人类历史是发明工具、使用工具并以此催生出各种产业的“手时代”。
取而代之的则是“腿时代”。
“手可以做东西，腿做不了。
”换句话说，手具有的是生产性，但腿是消费性的，而且腿似乎远比手更具有享乐性的形象。
腿时代的标志是“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和足球”。
那里展现着美丽的腿与强劲的腿。
恢复男子汉气概的希望在手的时代活了大半生的老人们刚见到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时，吓得差点瘫倒在地上。
这大概是因为以前的女人腿很短，他们害怕裙子一旦短到膝盖以上十厘米，就会看得见女人身上那至关紧要的部分。
然而，统治“腿时代”的腿是又长又美的，碧姬·芭杜的腿长得足以轻轻松松地一步跨过小市民家里那窄小的屋子。
而且，就连街头巷尾的少女们，现在也在借助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炫耀她们的“财产”，以此来反抗“手文明”。
空前的赛马热一直在不停地讴歌腿时代，柴田和杰克逊的走红也说明“腿脚功夫好的家伙”享受着何种荣耀。
可是别忘了，还有一个荣获这个时代最高荣誉“黄金腿”的人。
这个人是杉山隆
一。
就因为他腿脚功夫厉害，阿根廷的职业足球队以七千万日元的高价邀他签约入盟。
早在上清水东高中的时候，杉山漂亮的腿脚功夫就已经开始引人注目，进入明治大学以后，他立刻成为了明星，现在他在三菱重工队踢球。
看着他的腿脚跟着球飞奔而去的情景，不禁使人想起了英雄史诗。
当我看着日本队与英国阿尔比恩队的比赛中杉山快速奔跑在绿茵上时，心里想道： “啊——，强劲的腿脚是何等英武啊！” 据说，足球起源于1042年。
开始时踢的不是球，而是人的头骨。
当时英国人还处于丹麦的统治之下。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把滚落在小巷子里的丹麦士兵头盖骨用脚踢着玩，这就是最早的足球。
就这样，头盖骨踢出去后，第二个人把它踢回来，另外一个人再接着踢。
随后，满怀憎恶的英国人从踢头盖骨竟至创造出了一种游戏，这种游戏不久便普及到了整个英国。
自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这种游戏有了自己的规则，尔后作为英国的国技一直发展到了现在。
人们称它为“世上最大的体育比赛”，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现在足球已经拥有十亿球迷。
它的规则极为简单，除了守门员之外，任何人不得用手触球。
只需用手以外的任何身体部分把球送进对方球门就行了。
犯规的时候，由对方罚任意球（任意球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妙了！），就是从犯规的地方对准犯规方球门使足力气踢一球。
比赛分为上下半场，每半场时长四十五分钟。
比赛中两支球队的腿脚始终以球为中心进行争抢，观众的眼睛也始终集中在一个地方——视线只要追着球就行了。
而在棒球比赛中出现双偷垒的时候，球迷在一瞬间会犹豫不决，不知该盯着哪个地方看。
在棒球比赛中，会由于投手卖弄自己而迟滞比赛的节奏。
当我看到投手摆臂转体做完投球前的准备动作之后，还要摆出一副静止姿势环视全场观众来卖弄自己的样子时，不由得感到，他们与奔跑中的小城和釜本相比，真是一点儿魅力都没有。
怎么说好呢？我国棒球运动员迟滞比赛节奏的站姿可实在不少啊。
还得说一句，我之所以喜欢足球，最大的原因是足球实为一项“从憎恶中起步的比赛”。
踢！用脚踢！这种行为让人感到一种喷涌而出的激情。
这是自得其乐的小市民和幸福的家庭剧主人公们已经忘却了的感情。
那些安居乐业的白领们已经好多年不曾踢过一块小石头了。
当他们看
着足球场上的斗士们踢着头盖骨大的球冲向对方球门（不是自己家！）时，难道不感到应该找回某些失去的东西吗？ 足球能够唤醒现代人对于已忘却感情的回忆。
足球运动员闪亮的鞋尖上寄托着恢复男子汉气概的希望。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威利·罗曼是个年老体衰的
父亲，他抓住自己儿子（一个美式足球运动员）说的一番话令人难忘： “你必须盯住带球的家伙，永远待在那家伙旁边。
这可是你人生的目标啊。
”【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不相信什么历史 就是想逃到什么地方去！一个青年乘坐帆船横渡太平洋之后，人们都把他看作“英雄”。
然而，这个青年并不是想当英雄，只不过企图逃脱自己原来的生活而已。
所以，他没有像麦哲伦那样“发现”什么，只是写了一本《孤苦伶仃太平洋》的逃亡记录。
1960年那场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结束后，遭受失败的年轻人身心疲惫殆尽，呆呆地眼望着远方。
在远离闹市的酒馆里，杰利·藤尾唱道： 我想走在不知其名的街上，我想到远方的什么地方去。
这支歌很像另一首布鲁斯，那是被统治下的黑人对改变自己所处时代感到灰心丧气时唱的歌。
黑人在这首布鲁斯中唱道：“要是有七十五美分，就请给我一张七十五美分的车票吧。
”杰利·藤尾唱的歌与这首布鲁斯出自同样的感情，两首歌中全都不想要回程车票，只要能有离开的单程车票就行了。
歌曲为我们刻画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个“逃亡时代”的情景。
1960年冬，或许正是承载着那个广大群众精疲力竭的“逃亡时代”的感情吧，在朝日杯三岁马特别奖金赛中，白胜甩开对手并夺魁；接下来在1961年的德比赛中，白胜再次把对手抛在了后面，没有辜负马迷们对它的期盼。
然而，它如此奔跑，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或许只能像黑人们在那首布鲁斯中唱的那样： 我全然不知将走向何处， 只想远远离开这个地方。
或许人们会深深地感到，就像小说《长跑者的寂寞》中的主人公那样，逃跑已经成了一种传统。
对历史的幻想破灭之后 我深感自己无处可逃，但这只不过是对历史的幻想破灭之后在地理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浪漫主义。
对《山那边天高地远》的憧憬，也只是在年少的时候。
到了六十年代，有落语艺人模仿结巴的腔调把“那边”说成“窟窿”，编出了一个让向往“山那边”的人掉进“山窟窿”里出不来的笑话。
然而，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就必须得横下一条心来了。
这就是我在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山椒鱼》中的思想。
老师通过井伏鳟二的这篇小说教导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就会幡然转变态度。
山椒鱼从小洞口爬进洞穴里，长大以后已经无法从同一个洞口再爬出来，可是也 无法再变回到原来那么小的身体。
于是，它只好在洞穴里死了心：‘事到如今，我也想开了。
’这种幡然转变态度的方式正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 自暴自弃的手枪 然而，态度是如何幡然一变的呢？ 在那些参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遭遇失败的青年们眼中，无论乔治·奥威尔的《西班牙市民战争》还是托洛斯基的《我的生平》，都显得越来越过时。
自暴自弃成为一种常态，到了1962年，少年犯罪更是刷新了记录。
这个从1960年到1970年的潮流，也反映在一个少年的经历中。
当时那个被称为手枪魔鬼的少年永山则夫起初心里只想着逃亡，他想要离“家”出走，逃出荒凉的北国，逃脱贫困的生活，逃离日本。
然而，问题出在了他偷渡之后的自暴自弃上。
永山由于一直向往美国，想当个现代爵士乐咖啡店的侍者，想到登山营地去干活，他就这么一路在当地追寻，一路用弄到的手枪一次又一次地杀人。
然而永山并不知道，他那种地理性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幻想。
报纸上将永山称为“手枪魔鬼”，可是把他抓住后一看，哪里是什么“魔鬼”啊，人们看到的只是个温顺的少年。
公寓里的邻居对他的评价也不坏，说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在楼梯上弯着腰擦皮鞋”。
他擦皮鞋干什么？这话其实用不着问，因为对于逃跑的人、出门在外的人来说，只有干净的皮鞋才是他唯一的朋友。
我在1960年写过这样的诗： 一棵树也有流淌着的血， 树干的里面， 血站着睡着了。
然而，总有一天，睡着的血势必也会醒来，然后它会探寻树的历史。
假如一切历史令它感到幻灭，那么树唯一的选择是变为将自己砍倒的斧柄。
银幕上的杀人文化 1965年夏，一个少年守在一家枪店里用步枪对外滥射，报纸上的大幅报道将他称为“步枪狂人”，谴责他“不是野兽就是疯子”，质问“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人存在”。
然而，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责难这个叫片桐操的少年。
因为假如电影银幕上发生了同样的事，片桐肯定会产生与史蒂夫·麦奎因同样的共鸣。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片桐不就是背后少了一块电影银幕吗？“你数过没有？”我问酒馆柜台里的调酒师，“高仓健到现在一共杀了多少人？若山富三郎犯了几次法？小林旭用步枪滥射过多少回了？” 想想吧，一天的电视里有多少人被杀呀？而我们呢，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是，电影电视里的故事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呀。
”调酒师说。
“没什么不一样，”我说，“电影电视里的虽然不是事实，但却是真实。
人们把事实和真实都混同在一起了，所以只要高仓健杀人，那么片桐操也会杀人。
就算那块叫作银幕的布是条国境线，这条线一抬腿也能越过去。
”问题不在于实际死了多少人，而在于杀戮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
如果将这一点与越南战争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大概就能明白了。
我对他说：“那个警察是中了片桐操的步枪子弹死的，与其说他是被杀，我看还是把他作为事故死亡比较妥当。
因为那不过是某个夏日里发生的‘事故’嘛。
“然而，把杀人是一种快乐教给片桐操的到底是谁？只要把杀戮变成文化的行为不被追究罪责，就算判决片桐操有罪，也还是没有触及这起事件的本质。
” 一个喜欢步枪的少年总是到枪店去看他梦寐以求的步枪，但从他突然在店里“幡然转变态度”的时候开始，他人生中的虚构与现实就发生了错位。
“怎么样？挺酷的吧？”片桐操一边对扣作人质的女店员调侃一边朝着警队连续开枪，俨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银幕”。
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己通常行为的反叛，也是一场“孤独的东京战争”。
要称其为革命，却又显得过于幼稚了。
然而，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和永山同样都是遭受了“地理性挫折”的年轻人。
他一直梦想能乘上跑国际航线的大轮船，对描写海外旅行和越南战争的书籍很有兴趣，据传他曾对好朋友说过：“我真想跟你两个人一起逃出日本到巴西去。
” 我不清楚片桐操为什么会挑选巴西，不过有人说他确实讲过“在巴西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枪”。
然而，因为鸟在东京无处可飞，自然也就无处打鸟了，这对于执着于枪支的少年来说是何等悲哀，对此我很能理解。
那种简单把他断定为“凶残少年”“精神异常”的处理，无异于抓错了这起事件的真凶。
有个少年到郊外去对空打枪，警察嘲笑他说：“你大概还不懂怎么摆弄枪吧？”这话伤害了少年的自尊心，以致他不假思索地放了一枪。
他为这一枪付出的代价是被判死刑。
如果将他的罪行作为一种时代感情的反映来考虑，这个判决则让人觉得似乎过重了。
至少对于他来说，判处的死刑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啊——，做了个噩梦！”片桐操早晨醒来时心里大概是这样想的，“好，该去干活了。
”然后他会揉着眼睛站起身来，或许当看清眼前是拘留所冰冷的混凝土地面时，他才意识到那一天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原本憧憬着“山那边”，却掉进了“山窟窿”。
这种地理派少年的挫折与悲惨遭遇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就像我自己的遭遇一样。
把家像衬裤一样扔掉 我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
1960年，我早已辍学的大学里还留有我当年的学籍。
想必我们当年的教室里，现在也还留着用预测赛马结果的红铅笔写下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 站住！ 人人都是一张 仿佛背负着重物的脸。
在这同一条路上， 就在刚才， 时间母亲给我们产出了 庞大、歪嘴的反叛！ ——我曾经对革命有兴趣，但对革命后的社会没有兴趣。
虽然我知道
政治的解放说到底不过是“部分的解放”，但每逢学生们闹事的时候，我都想看到许多年轻人从地理派转变为历史派。
在1960年到1970年那个更大的新阶段，诞生了新型的年轻人。
他们已经不认为“离家出走”是一种逃避行为了。
岛崎藤村曾经想要战胜“家”，但最终没能如愿。
而这一代年轻人却干脆利落地将“家”抛弃了，就像是扔掉一条旧衬裤似的。
从父亲们的权威角度看来，这是不可宽恕的造反。
然而年轻人却创造出“家庭帝国主义”“爸爸·斯大林主义”之类新词汇来予以回击，他们把从家族血亲之中解放出来视为确立自己社会生活的条件。
这些年轻人开始反抗一切权威，想要尝试挑战各种可能性。
只要有一把吉他，他们就能从就职、奋斗、升迁的流水线上逃避出来。
“不受任何人指挥”成了他们的生活目标，没有剧本的即兴戏剧、没有乐谱的音乐、没有画布的绘画——如此逐渐地将自己从形式中解放出来。
只看连环漫画的年轻人不断增多，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按照年轻人的逻辑，通过没有文字的书籍——连环漫画，可以学习唯物史观。
从摆脱形式的观点来看，或许他们这种逻辑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要说他们这样是不是聪明地找到了一种方法，我认为绝对不是。
大概反倒可以说，这些年轻人在这十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了各种苦难。
他们想要在街头演戏时，受到了各种法律的管束；就是想通宵跳跳摇摆舞，一过晚上十一点也被完全禁止。
所以他们才会唱道：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死了…… 虽然这么唱着，但只要找到一点点空子，他们也会钻进“民谣”团体，或是参加已经注册过商标的反代代木派全学联旗下的组织。
他们只能如此寻找“表现”自己的方法。
无家孩子们呼吁的革命 如果要问留长发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去理发店，理由很简单，因为长头发是他们身上唯一的自然。
如果你冲着天上的鸟问：“为什么你们不记住乐谱？”所有人都会笑话你。
同样，那些决心反抗现在的“杀人文明”的年轻人会想让自己更接近自然，以此作为对文明的抗议。
他们不想认同既有的社会，而对自己创造的社会越来越充满幻想。
简单地说，这是一场“无家孩子们的革命”，是在创造自治团体。
欧洲 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庭，开始过起年轻人自己的集体杂居生活。
这已经是各个地方随处可见的现象。
大麻、迷幻药之类的毒品也似乎成为他们为了革命而使用的工具。
我在阿姆斯特丹邂逅的一个叫野部的日本人嬉皮士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理性地干着坏事。
唉，我既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每次都是按照自己理性判断发出的指令行动。
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让自己从理性中解放出来，想让自己变得自由。
遗憾的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使用毒品……大概过些时候，我不用毒品也能做到这一点了吧。
“到那时候，我们集体幻想的‘家’呀‘社会’呀，或许就能够构思出来了。
” 野部并未将自己禁锢于一夫一妻制的传统习俗中，这一点我很清楚，但这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获得的带有地理因素的自由，对这一点我并不欣赏。
我对他说：“咳，要是你回到东京也同样过这样的生活，大概咱们就能更亲近了。
” 裸体也是一种造反 以政治解放为目的的造反学生们打垮了一个又一个“大学的权威”。
毕业典礼的讲台上，造反的高中生在愤怒声讨自己一直接受的虚假的学校教育；女高中生也自己做出了革命的武器。
包括这一切在内，历史正在逐渐拆除自己与虚构的界线，不知不觉之中，主角（原来是父亲，现在是儿子）与配角（原来是儿子，现在是父亲）的立场开始发生了逆转。
每期周刊杂志的彩色页面上都印着几个女大学生或十几岁女孩的全裸照片，这也是对传统道德的造反。
男妓也渐渐兴旺起来了。
我的“天井栈敷”每月有一次考生面试，来面试的人中总会夹杂着三四个“女妆打扮”或有明显同性恋特征的男子。
“镜子……镜子……镜子！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谁？”浸泡在浴缸里的全裸男妓问道。
镜子回答说：“是玛丽小姐呀，我是说你呀。
” 玛丽听了好像很高兴。
“真的？白雪公主还没有生出来吧？” 说着，一条腿突然从浴缸里伸了出来，只见那腿上黑毛浓密，分明是
一条丢人的男人的腿。
怎么又长出来了？真是的！看来脱毛剂这玩意儿也靠不住啊。
（——《长毛的玛丽》） 没过多久，对一切既有概念的造反终于发展到了对“国家”概念的怀疑。
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话题，曾经只能躲在旧书店最里面窃窃私议，如今已能在早餐桌旁一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一边畅所欲言了。
经过1960年至1970年的漫长准备，人们终于开始琢磨“自己真心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或许会在地理的历史上将虚构包容到现实之中，从而使价值观得到重新塑造吧。
经历过十七岁少年山口二矢、小森一孝的历史主义（政治恐怖袭击）后，片桐操和永山则夫的地理主义挫折（步枪、手枪犯罪）又将如何改变20世纪70年代少年犯罪的形式？我很关心这一过程。
之所以如此关心，是因为它让人感到，这个时代的少年犯罪正是这个时代国家犯罪的反映。
明天还会说“再见” 一直纠结着如何对“告别语的概括”再进行概括，不知不觉之中，我的20世纪60年代就要结束了。
我琢磨的是如何通过概括性的告别，像即兴爵士乐那样把握住自由的时代。
正像已经鸣锣开场的戏在剧作者 死前不会落下帷幕一样，看来我还得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再见”下去。
我并不认为人生就只有告别，也不想只对告别进行告别——这难道不是永远革命的法则吗？【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那首老歌《绿色的山脉》中不是这样唱的吗： 旧衣裳啊， 再见啦！ 我觉得到了如今的时代，这首歌里的“旧衣裳”可以换成任何一个其他的词——穿着旧衣裳的知识分子、没有指望的日本、派阀主义、传统、越南战争、大学、行将逝去的对我们毫无助益的废话、看起来不会发生的革命、佐良直美的《只要幸福就好嘛》、将被归还的冲绳、1969年的大选！
1. 皮埃尔·卢梭（PierreRousseau）：法国作家、天文学家、记者。
2.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3.隆格瑞莫：法国地名。
历史上曾为前往巴黎必经之路上最后一个马车驿站所在地。
4.《梨俱吠陀》：全名《梨俱吠陀本集》，是印度最古老的一部诗歌集。
5.喷气式飞机“淀号”：指1970年3月日本赤军将日航飞机“淀号”劫持并迫降到朝鲜的事件。
6.C·威尔逊（1931—201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科林·威尔逊。
7.胡萝卜须：法国作家儒勒·列纳尔的作品《胡萝卜须》中的主人公。
8. 安德洛墨达：希腊神话中的埃塞俄比亚公主。
9.西城正三：日本职业拳击手，曾获得世界拳击协会第十八代次轻量级拳王称号。
10.水前寺清子：歌手，本名林田民子。
11.单一奢华主义：指总体来说比较朴素，但对特定事物不惜代价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
12.森进一：歌手、作曲家。
13.岩下志麻：演员，本名篠田志麻。
14.吉永小百合：演员、歌手，本名冈田小百合。
15.浅丘琉璃子：演员，本名浅井信子。
16.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又称大力神。
17.伊林（Mikhailll'in，1896—1953）：全名米哈伊尔·伊林，苏联科普作家。
18.釜本：指足球运动员釜本邦茂。
19.贝利（Pelé）：指巴西足球球星贝利。
20.马斯特斯报告：指美国华盛顿大学妇产科教授威廉·马斯特斯1966年发表的关于性问题的报告。
21.诺曼·梅勒（NormanMailer，1923—2007）：美国作家、编剧、演员、导演。
22.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Mingus，1922—1979）：美国爵士乐演奏家。
23.壮父精：一种以盐酸育亨宾碱为主成分的速效合成春药。
24.安·玛格丽特（AnnMargret）：美国电影演员、歌唱家、舞蹈家。
25.弗兰克·辛纳屈（FrankSinatra，1915—1998）：美国歌手、演员、节目主持人，20世纪最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
26.“愤怒的青年”：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一批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作家。
27.约翰·布莱恩（JohnBraine，1922—1986）：英国作家，其小说《向上爬》被认为是英国“愤怒的青年”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作之
一。
28.保罗与弗吉尼亚：法国作家贝纳丹·德·圣比埃尔1787年发表的小说《保罗与弗吉尼亚》中的人物。
29.达夫尼斯与赫洛亚：古希腊晚期（公元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上半叶）作家朗戈斯的爱情小说《达夫尼斯与赫洛亚》中的人物。
30.《太阳的季节》：石原慎太郎195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1956年获第34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
31.佐藤首相：指日本内阁第61、62、63任首相（1964—1971）佐藤荣作（1901—1975）。
32.大卫·詹森（DavidJensen，1931—1980）：美国演员，代表作《琼斯的自由国度》《午夜逃亡》。
33.石原裕次郎（1934—1987）：日本演员、歌手、节目主持人、模特。
34.《秘密特工》的那对搭档：美国1964年—1968年播出的105集电视剧《秘密特工》中的演员罗伯特·沃恩和大卫·麦考姆。
35.指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69）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1973）。
36.指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首任总统（1945—1965）朋·苏加诺（1901—1970）。
37.泽维尔·库加特（XavierCugat，1900—1990）：出生于西班牙的美国拉丁乐团核心人物，有“伦巴王”之称。
38.田中彰治（1903—1975）：原日本众议院议员，有“政界炸弹”之称。
39.简·曼斯菲尔德（JayneMansfield，1933—1967）：美国演员。
代表作《为我亲吻他们》《狂欢》等。
40.美国教育家威廉·史密斯·克拉克（1826—1886）：曾任札幌农学校第一任首席教师，“年轻人，胸怀大志！”是他的名言。
41.植木等（1926—2007）：日本著名喜剧演员、乐手、歌手。
42.施韦策博士（1875—1965）：德裔阿尔萨斯人，神学家、哲学家、医生、风琴手。
43.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Taylor，1932—2011）：著名美国演员，出生于英国伦敦，有“世界头号美人”之称。
44.碧姬·芭铎（BrigitteBardot）：法国演员、时装模特，世界著名的性感女星。
45.麦琳娜·德蒙吉奥（MylèneDemongeot）：法国演员。
46.索菲娅·罗兰（SophiaLoren）：意大利演员。
47.《月光假面》：1958年—1959年播放的电视剧（由KR电视台[现TBS电视台]与宣弘社共同制作），月光假面也是剧中主人公的名字。
48.明智小五郎：江户川乱步所著小说中的人物。
49.指江户川乱步所著小说《少年侦探团》中的人物。
50.怪人二十四面相：江户川乱步所著小说《怪人二十面相》中的一个极善化装的盗贼。
51.此处指布莱希特所著《伽利略传》中的话：“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
”“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
” 52.恩斯特·奥托·费舍尔（ErnstOttoFischer，1918—2007）：德国化学家，曾于1973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53. 小林少年：江户川乱步所著小说《少年侦探团》中的人物。
54.指谢尔盖·格那季耶奇·涅恰耶夫（1847—1882），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鼻祖。
其编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被国际学界称为“恐怖主义圣经”。
55.联合赤军：日本极左派武装恐怖组织“赤军”内三个主要派别中的一派。
56.弗雷德·罗代尔（FredRodell，1907—1980）：美国法学教授，著名法学评论家。
57. 掩球触杀：棒球守场员将球掩于手套中，去接触不知情的离垒的跑垒员使其出局的方法。
58.双偷垒：棒球比赛中两个跑垒员同时偷垒。
59.阿瑟·米勒（ArthurMiller，1915—2005）：美国剧作家。
60.杰利·藤尾：歌手、演员、节目主持人，原名藤尾薫纪。
61.白胜：1958年出生的一匹赛马的名字。
62.德比赛：日本中央赛马中全部由四岁马参加的马赛。
63.《长跑者的寂寞》：英国著名工人作家艾伦·西利托所著的小说，后被改编为电影。
64.《山那边天高地远》：原作者为德国诗人卡尔·赫尔曼·巴斯（1872—1918）。
65.日语中“那边”的发音为“あなた”（anata），“窟窿”的发音为“あな”(ana)，将“あなた”（那边）发出两个音节后打个结巴 停住，便变成了“あな”（窟窿）的意思。
66.井伏鳟二（1898—1993）：著名日本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山椒鱼》《本日休诊》《黑雨》等。
67.乔治·奥威尔（eOrwell，1903—1950）：英国左翼作家，原名艾里克·阿瑟·布莱尔。
68.特伦斯·史蒂夫·麦奎因（TerrenceStevenMcQueen，1930—1980）：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代表作品《巴比龙》。
69.高仓健（1931—2014）、若山富三郎（1929—1992）、小林旭均为日本电影演员。
70.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二十世纪初期苏联未来派诗人的代表，主要作品有《革命赞歌》《与列宁同志的对话》等。
71.岛崎藤村（1872—1943）：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原名岛崎春树，主要作品有《若菜集》《破戒》等。
72.“天井栈敷”：寺山修司主持的先锋派剧团。
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参与掀起了日本的小剧场热潮。
73.《长毛的玛丽》：寺山修司编导的舞台剧。
74.山口二矢（1943—1960）：右翼分子，1960年10月12日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凶手。
75.小林一孝：右翼分子，1961年2月1日图谋刺杀中央公论社社长岛中鹏二未遂后又刺伤妻子和一个女佣的凶手。
76. 《绿色的山脉》：电影《绿色的山脉》（1949）的主题歌，西条八十作词，服部良一作曲。
77. 佐良直美：日本歌手、演员，原名山口纳堡子。
78.《只要幸福就好嘛》：佐良直美在第11届日本唱片大奖赛（1969）藉以获得大奖的歌曲，岩谷实子作词，今泉隆雄作曲。
第二章 你也能当黑道 小巷绅士录1扒金窟 游荡的大拇指 无精打采的工薪族正在扒金窟店里享受着三十分钟的神经放松。
他们如何看待这些“游荡的大拇指”呢？或许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些以赌运气为生的人，这些人规规矩矩地把赌注押在那小小机器的偶然上，反正就像水前寺清子歌中唱的那样：玩下去还是输的话就歇手嘛。
游荡的大拇指， 说的是那些凭着一根大拇指到处游荡的人。
这样的人我认识几个。
他们一早来到兼卖早点的杂货店里，一边看着体育报，一边把时间消
磨在一杯苦口的咖啡上。
上午十点，街上的扒金窟店门一开，他们便朝着各自要去的店散开了。
李源国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他戴着旧货店买来的帽子，在轻轨车站公共厕所的脸盆那儿漱洗修面之后，看上去倒也整洁精神。
他目光炯炯，手上总是转动着两个核桃。
“你干吗老这么转核桃啊？” 听我这么一问，他笑着答道：“训练手指嘛。
棒球运动员必须训练全身，我只要训练手指就行了。
” 李源国进到扒金窟店里，并不马上去买弹子，因为他说这时就是买了弹子，也没有“好机器”，买来弹子是没地方用的。
所以，一进店门得先观察机器。
要是找到了看上去觉得“能赢”的机器，这时候才去买弹子开始打。
他只花一百日元买弹子，我不理解他干吗为了一百日元的输赢对选择机器如此较真，可他说那是因为得“靠这个生活”。
翻开《明治赌博史》这本书，上边介绍了一则登载在1892年《邮便报知新闻》上的广告： 奖励赌博演说会 为了唤醒沉睡社会，扩大财务融通，增加社会活力，促进景气回升，并为了全面认识刑法上设置限赌条文的不合理性，大力开展赌博，振兴彩票事业，将向第四次议会提出废止限赌条文的请愿。
为此，特决定于11月10日正午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
登载这则广告的人叫宫地茂平，据说他是个怪人，在民权运动兴盛时期，还向政府提出过脱离日本管理申请书。
这则广告中引起我注意的，是把赌博的目的说成是“唤醒沉睡的社会”。
跟李源国的交谈，也使我明白了扒金窟赌博并不是单纯的游戏。
他正是为了“唤醒”自己才选择这条路的。
李源国打起扒金窟来，说得直白些，就是必须要“瞄准头部打”。
所以他在观察机器时首先检查的，就是弹子盘最上边钉子之间的开档大小。
“头部钉子开档太小，像关闭着一样，是赢不到钱的。
”他说。
如果头部的钉子开档够大，接下来就要检查左侧盘面了。
因为朝台面右半边落下去的弹子叫作死弹，不用对它有任何指望。
“要是偏到右边去，就什么都完了。
” 这话听上去倒很符合李源国的北朝鲜出身，可是现在对他来说，不管左还是右的思想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唉，说起来，我已经‘失去祖国’啦！”说着，他笑了，“不管在哪里生活，我们心里都不踏实。
就这么无所事事东游西逛的，转眼我都四十二了。
” 望着李源国那根比别的指头粗得多的大拇指，我不由得拍了拍他的肩膀： “得了，不说那些了。
去干一杯吧！” 我突然感到想跟他一起喝酒了。
“如果机器里的弹簧太软，钉子间的开档再大也没用。
“那时候就得把火柴梗夹在玻璃板上，然后用橡皮筋去拽。
“就这样拽橡皮筋来调节弹簧。
” 对我解释这种技术的，是另一个绰号“小兵”的游荡的大拇指。
“小
兵”原来是个伤兵，他说“找到扒金窟这门手艺活之后，现在已经自力更生了”。
他还兼做“调钉师”的工作，看上去像是这个行当里的头面人物。
扒金窟店关门的时候会把他叫来，由他把弹子盘面上的钉子微微弄弯，以缩窄弹子的通道。
弹子经常入洞的弹子盘上，只有一条弹子容易进入的通道，只要给那条通道制造点障碍，弹子就基本上进不了洞。
调节完钉子之后，他从这家扒金窟店收来“修理费”，再以此为资本，接着到另一家扒金窟店去赚钱。
他告诉我，打得顺手的时候，“花一百日元买来的弹子能赚七八千颗弹子，迄今为止最高的纪录是赚了一万四千颗。
” 他们的敌人是“炸弹”。
所谓“炸弹”，指的是被绳子拴住吊在弹子盘后面用来改变倾斜度的石块。
弹子盘要是被“炸弹”吊得向后翘，那即使弹子盘上钉子之间开档再大，弹子也是不会入洞的。
李源国告诉我：“而且，最近‘炸弹’也变得更先进了，他们已经开始用电开关来调节弹子盘的倾斜度，所以我们的指头比以前用起来更难了。
” 我已经不、不、不再留恋逃走的老婆， 只是这个想吃奶的孩子着实让人爱怜。
扬声器里正在播放一节太郎牢骚连连的歌曲唱片。
那些对自己的老实勤恳感到怨气的工薪族们微微撇着双腿，耷拉着右肩，在这半个来钟头里哐啷、哐啷地消磨着时间。
弹子进入头部的通道被比喻为升迁。
可他们瞄准那里打出的弹子却绕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向下坠去。
这种坠落的快感在人生中是绝对得不到的。
一个工薪族如此讲述他的感受： “一进扒金窟店我就会松下一口气来，感到自己被解放了。
专心致志打得入神时，会有一种自己已经变得不是自己的快感。
有时会忽然发现自己妻子也带着菜篮坐在旁边的弹子盘前，她也在出神地玩着扒金窟。
” 对于各位工薪族来说，虽然那花一百日元打五十次的命中概率仅有“历史性的神圣的一次”，然而更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极为安全的娱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概扒金窟不是在“唤醒”小市民，而是在诱导他们“沉睡”。
然而，因为对手不是人而是机器，所以这种娱乐带有独白性、自慰性、甚至反社会性。
心情好的客人是不到扒金窟店来的。
那些昨天彩票中了奖的人、内定得到提拔的人、刚开始恋爱的人是不会来的。
到扒金窟店来的客人，似乎大多是略显疲态情绪不高的工薪族。
“这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信仰的东西。
”小巷里一家扒金窟的店主加治君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扒金窟不好玩，弹子太小了，”有一次我说道，“弹子太小了就缺乏男子气。
他们从那么小的弹子上无法获得满足。
” 李源国一听笑了：“可是，我们打起弹子来可是连发的呀，一次总是七八发连着打到弹子盘里去，这种打法太有男子气啦。
” 外边开始下雨了。
雨天是游荡的大拇指们赚钱的日子，不知为何有着“雨天的弹子容易进洞”的说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或许是因为胶合板抗水性差，湿气会使机器变得迟缓，钉子的反弹力也会减弱的缘故，但我不清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对于偷弹子或捡弹子的人来说，这种球容易进洞的时候也是个赚钱的好日子。
有些贫穷的父亲会让孩子去捡弹子，再集中捡来的弹子去换一包“新生”牌香烟。
这种父亲也可以说是扒金窟产业派生出的一个新弱势人 种吧。
有些人预先带来稍大的弹子，把它们打到弹子盘上的命钉两旁，这些大弹子夹在命钉两旁的钉子之间，像葡萄一样摞成两堵墙，随后打进去的弹子就会不停地自动沿着通道滚进洞里去了。
此外，有人专事出租作弊用的磁铁；有人用租来的磁铁将弹子朝洞的方向吸过去；有人将赛璐珞塞进盘缝里使弹子落下来……扒金窟的作弊可以说五花八门。
但是，有时候也会一个弹子都没进洞，身上的钱就都被吸光了。
李源国曾经问我：“听说你会写诗？”我笑着答道：“我只记得一首诗，诗里是这么说的：坟场是最实惠的寄宿屋。
这是一首黑人写的诗噢。
” “照我想来，扒金窟店算得上是第三实惠的寄宿屋吧？” 小巷绅士录2土耳其浴室 新宿的劳伦斯 单间有许多种。
坟场里有单间，独身公寓也是单间。
而说到用来与素不相识的生客两人共处一室的单间，则只有土耳其浴室了。
蒸汽弥漫的土耳其浴室单间。
造访那里的男人和等着他的陌生女人，或许会令人联想到这个漠视人性的大城市中唯一的亚当与夏娃的邂逅吧。
说起劳伦斯，并非只有“阿拉伯的劳伦斯”。
闹市区里都有土耳其浴室，所以说，“池袋的劳伦斯”和“涩谷的劳伦斯”想必也都是有的。
这些劳伦斯们装束各异，前往讨伐土耳其浴室时，会在入口前停下脚步四下窥视，待确定四周没人之后，才会一下子攻进里面去。
我虽然还谈不上是“新宿的劳伦斯”，但也有几个“土耳其女郎”的朋友。
关在新宿歌舞伎町旅馆里写叙事诗的那些日子，每次早晨去兼卖早点的杂货店喝咖啡的时候，她们必定会在那里等着我。
由于是同乡的关系，她们会请我代笔给乡下写信，于是我就代替她们写起了近况报告。
这些信有给母亲的，也有给男朋友的。
我将她们说的话概括后写完递过去时，她们则多半会脸露不满地要求： “你再多写点儿什么吧！” “你们说的话我都写了啊。
” 我环视了一遍她们，答道。
这些姑娘体形匀称，以致我真想推荐她们去应征模仿春川真澄的电视节目。
“可你是诗人嘛，就不能在信结尾的地方加上一些富有诗意的文字？”她们并不罢休。
“请求对方借钱给你的信是没法写成诗意文字的吧？”我讪笑着调侃道。
“写什么都行啊，把有名的诗句拿来也可以嘛。
只要最后写上诗句，信看上去不就像样多了吗？”这一来，就连她们借钱的信和问候病人的信里都加上了风马牛不相干的诗句： 月遇丛云花遇风，惟有道别是人生。
打开门一进去，温柔的“土耳其女郎”就会像新婚妻子一样为你脱下西装，挂到衣架上。
“外边已经冷起来了吧？”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屋外确实已在刮着初冬的凉风了。
“这个店您是第一次来？”这肯定是她们问你的第一件事。
接下来她们会问：“去洗桑拿浴吧？”听那问话的口气，大概到土耳其浴室来的人中，有很多是不洗桑拿浴的。
展现着母亲般丰满肉体美的“土耳其女郎”将我关进一个木箱子，只让我把头伸出来，就像魔术团表演“会说话的头”似的。
然后她拿来一份体育报，为我在眼前展开。
我的头一看报纸，咂咂嘴嘟哝了一声：“他妈的，又是巨人队赢了！” 额头上开始流出汗来。
忽然，“土耳其女郎”注意到了我的口音，问道： “您好像是东北来的吧？” 汗水和蒸汽搞得我很难受，我苦着脸答道： “是啊，是东北来的，我是青森人。
” 一听这话，“土耳其女郎”兴奋起来： “太巧啦！我也是青森人呐。
” 说着，她拿起毛巾给我擦了擦汗，一下子便无拘无束地操起了青森方
言。
在这间与大城市的喧嚣隔绝的小密室中，我们用青森话交谈着，她话语间让人深深感受到一股“去你妈的东京！”的情绪。
这与其说她是想发泄“对东京的反感”，倒更让人感到她由于身处正在丧失真正对话的大城市现代生活之中，想通过拼命说方言来获得自我认同。
突然间，桑拿浴箱子上边爬来了一只蟑螂！ 蟑螂朝着我无法移动的脖子徐徐靠近，怎么办哪？ “救命啊！”我喊了起来。
我的大声惊叫和“土耳其女郎”的尖声欢笑交织在瀑布般喷涌的蒸汽
中。
这里只有一丝不挂的我和穿着游泳衣的“土耳其女郎”，但却没有巴尔扎克《风流滑稽谈》中的高雅味。
那是最为朴实的感觉——和两坪大小铺着瓷砖的小园子的感觉一样。
男人中的黑道，女人中的“土耳其女郎”，都是PTA妈妈们“最憎恶的眼中钉”。
黑道和“土耳其女郎”似乎一直被置于道德风化的风口上。
然而，黑道（也包括江湖摊贩、江湖艺人、小手艺人这些有职业的人）和“土耳其女郎”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种区别在于，黑道的人总是属于某个集团，而那些“土耳其女郎”却始终是单枪匹马的。
在岩井弘融的《首领党徒集团研究》这篇论文有关黑道的一章中，引述了一名党羽为何加入黑道的自白： “我原来就品行不端，老是跟人打斗，晚上走路也提心吊胆的。
后来听人说要是入了赌博或是别的什么组织，万一有事的时候能找人为我报仇，就是死了也会有人给我收尸，所以我就入了道。
” 黑道确实无法单打独斗，他们始终是听命于组织的人。
而那些“土耳其女郎”则一直在孤军奋战。
她们是拿着橄榄油小瓶四处漂泊的按摩师，一群始终“不被保护”的女人。
去过几次土耳其浴室的男人，想必都听“土耳其女郎”讲过自己“女人的一生”。
有的人会轻蔑地啐道：“呸！又是女人的一生！”然后扫兴地扬长而去；也有的人会同情地承诺给予帮助，却一去不返，再也没有音讯。
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像西田佐知子唱的那样——“反正你会骗我，那就把我一直骗到死吧”，一直等着会再来的“能谈谈的客人”。
在她们搁毛巾香皂的洗脸盆里，经常放着《讨人喜欢的方法》之类书籍。
跟客人有点儿熟了之后，她们之中也有不少人会给客人看看自己的存折，或是插在交通月票夹里的母亲照片。
她们心里把到自己单间来的男人想作字面本义上的“客人”，所以当这些“土耳其女郎”聚在一起时，会相互夸夸自己的客人，还会信以为真地把客人兴头上说的玩笑话讲给别人听。
“你喜欢什么样的客人？” 听到这样的问题时，她们会告诉你：“第
一，是跟我谈得来的人；第
二，是给我许多钱的人。
”这个回答，或许确确实实反映出她们的“心是孤独的猎手”的现况。
新宿的劳伦斯们聚到了一起。
“最近的‘土耳其女郎’大不如前了，”一个人说，“一边按摩一边扭着头，嘴里还哼着佐武丰的什么小调……”另一个一听，也颇为不满地说：“哼哼歌还算是好的呢，我碰到的那个更过分。
她只顾打开电视机自己看连续剧，光是手在动弹，根本没一点儿气氛。
”然而，我对土耳其浴室的看法倒跟他们不一样。
在这种扩散型的大城市生活中，能够一对一地同处于“只有两个人的屋子”里，这难道不是更富人性的时刻吗？珍惜这种互不相识的全裸男人和半裸女人有缘邂逅的新鲜感，难道不是有助于人们恢复相互交流的路径吗？把这种挑选出来的邂逅与“创世”联系在一起尽管过于夸大，但至少新宿歌舞伎町亚当与夏娃之类的传奇还是能够存在的。
我倒是愿意幻想工薪族不把土耳其浴室当成自己“排泄”的地方，夫人们不再攻击“土耳其女郎”伤风败俗，而是把“土耳其女郎”们当作人来对待，把土耳其浴室看作伊甸园。
这才是对那些或许很不幸的“土耳其女郎”的最好的同情。
小巷绅士录3女招待 日本梦 要是想听《军舰进行曲》，可以到夜总会去。
那里总是大声播放着“美好往昔”的日本梦。
热血沸腾的日本梦。
帝国海军万岁！《军舰进行曲》不知怎么也成了老套日本人的日本梦，听着它，感觉就像在喝一杯掺着眼泪的廉价威士忌。
对于现代人来说，日本梦到底是什么呀？ 在我的少年时代，母亲一直在做酒水生意。
因为父亲死后，她一个女人为了养活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母亲在九州煤炭矿区的镇上工作，每个月会给我寄一次生活费和一封长信。
我已经上了中学，对于不在一起的母亲抱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所以一次也没有要求她给我买过什么东西。
母亲信上说：“不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写信告诉我。
”但这些信我连信封都不拆就扔进了书桌的抽屉里。
但是有一次，我想要个口琴了，这才把要求写在明信片上寄了出去。
刚刚进入新学期，新书包也是需要的。
明信片寄出后没过多久，母亲就把书包和口琴寄来了。
她在信上写道： “我先买了书包，然后又买了口琴。
“把口琴放进空书包一摇，就响起了嘎哒嘎哒的声音。
听着这声音，我心里不知怎么颤动了起来。
” 我想象着夕照下的煤炭矿区小镇——老旧暗淡的霓虹灯，小小的酒馆，自轻自贱的醉客哼着《炭矿小调》，我那化着不合年龄的浓妆穿行其间的母亲……记得我望着她寄来的口琴，不知怎么眼中含满了泪水。
可是我根本没去吹那个口琴。
那个便宜的口琴被我忘记在书桌抽屉里，没过一年就生满了锈。
过了一段时间，木下惠介导演的《日本的悲剧》公映了。
影片中做酒水生意的母亲一直在为孩子寄生活费，可孩子对母亲却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不仅如此，心也离母亲越来越远。
孩子虽然明白母亲为了生活才不得不去当女招待，但仍不停地责备她。
后来母亲（出于被孩子抛弃的不安）终于卧轨自杀了。
这部影片摆出了追究战争责任的姿态：是战争夺走了作为一家顶梁柱的父亲的生命，以致“苦难的生活逼得母亲去做酒水买卖”。
影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表彰为当年的优秀作品。
然而，我无法认为《日本的悲剧》是反战影片，反而觉得这出情节剧更像在描写有悖史实的母子亲情。
当母亲和孩子将同一个不幸作为维系家庭这个共同体的纽带时，母亲独自晚上到娱乐区去打工，孩子则被留在家里。
在留守家中的孩子眼里，母亲的“工作”渐渐变成了不守贞操的行为。
虽然母亲已经有了参与其中的社会，孩子却尚未获得参与其中的机会，因此焦躁起来。
而这个裂缝却不是那么容易填平的。
《日本的悲剧》的悲剧性，开始于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破灭之时。
这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就是我母亲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幸福”。
当家里死了父亲这个顶梁柱，孩子长大又要离家去寻找那个“叫作恋人的陌生人”时，母亲自己向往的“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幸福”又是什么呢？ 扩音器里播放着一首女招待们唱的老流行歌曲，留声机唰唰的唱针声犹如地狱口刮来的阴风一般伴随期间。
那歌中唱道： 我是尘世上的迁徙候鸟， 每天风吹雨打泪水涟涟； 不能哭啊，我不能哭啊， 哭了就无法再自由飞翔。
安居在一个地方虽然是母亲们的梦想，她们却不知为什么依然要“自
由飞翔”。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的二律背反，才是日本的悲剧的起因。
“没有钱也不要紧，”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说过，“你可以去当学校的勤务工或炊事员，即使再穷，一起过日子总是好的吧？” 母亲一听笑了：“不是有句话叫‘人间万事钱为首’吗？我必须得攒钱，好让你踏踏实实地升学啊。
” 如果说这种储蓄的思想是那代母亲们的梦想（就是日本梦），那么当孩子们想要脱离未来志向型的母亲和家庭去自力更生时，他们这种现在志向型的思想也是一种日本梦。
所以看来我得对望月优子女士说：您在《日本的悲剧》中不是因为被自己的孩子抛弃，而是因为掉进了两种不一样的日本梦之间的裂缝而死的。
我国的现状，就好像处于复兴期的马克·吐温通过其小说主人公所诠释的那样。
马克·吐温塑造了母亲们所期望的汤姆·索亚型人格，同时期望汤姆·索亚长大后能创造小市民式的家庭，并对孩子们梦想的哈克贝利·费恩型人格充满憧憬。
现代的、我们周围的汤姆·索亚型的和平看来似乎已经基本完成。
那和平主要是梦想电冰箱，还有以电视机为中心的家庭剧，以及洗衣机 和周刊杂志。
而且这种和平还很明显地反映在那种“清茶与同情足矣”的现代交际法则中。
这就是说，战争刚结束时母亲们的艰苦奋斗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这种母亲型的日本梦里有个很大的漏洞。
这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寂寞的漏洞，不知该如何来填补。
当丈夫们躺在小区公寓里的被窝中听着妻子的鼻息时，会忽然想道： “我心里的哈克贝利·费恩到哪里去了？我少年时代梦见的那种放浪冒险的欲望到哪里去了？” 夜总会、酒吧是家庭剧中的反派角色。
那里是无法实现的另一个日本梦的小憩场所。
不喝酒就不得“自由”的西装革履的哈克贝利·费恩们按响那里的门铃，是为了寻找自己失去的某些东西。
夜总会、酒吧里充满了音乐。
财务科的哈克贝利·费恩正把手伸进女招待的裙子；上了年纪的哈克贝利·费恩刚喝醉就鼾声如雷了；中年政治家哈克贝利·费恩正汗流浃背地跳着猴子舞……只有在充满醉意与喧嚣的夜总会和酒吧里，每个哈克贝利·费恩才能想起现实生活中早已完全放弃的生活乐趣。
“噢，好啊！这不是《军舰进行曲》吗？” 老工薪族们站了起来，夜总会的乐队开始演奏“美好往昔”的日本梦： 能攻能守的铁甲舰，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 刚才酒喝得忘了时间的老工薪族竟然都挥舞起拳头来了。
然而，不管他们现在如何陶醉于“自由”的梦想中，女招待们还是一到关店时间就撤出场外，收银条紧跟着也会伸到他们鼻子跟前，这时他们才从梦想中醒来。
或许只有当他们走出夜总会，溜进昏暗的小巷避开路人眼目小便时，才会稍微理解一点儿哈克贝利·费恩的心情。
倘若真是如此的话，就说明他们的日本梦也已经无法重圆了。
独自出航的少年堀江谦一漂泊在漆黑的太平洋上，带来的收音机里正播着村田英雄的歌声： 我把命押在吹口气就会飞走的棋子上，你想笑话我就笑吧…… 据说他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
这是因为堀江谦一也把自己的日本梦压在了一阵风就能吹翻的帆船上。
但究竟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将自己命运压在上面的事物呢？ 小巷绅士录4脱衣舞娘 正因为是肉体 在奥德修斯的时代，只要肉体发达，就能成为英雄。
可是到了现代，肉体发达的人似乎只能当工人或进自卫队了。
而世间称雄的是肉体贫弱但头脑发达的学者。
在这些病态的睿智之中，啊，哪里有发达肉体的未来呀？ 先来介绍一个没有名气的脱衣舞娘吧。
她是个才出道几个月的新手脱衣舞娘。
乳房丰满硕大，脸庞上还留着些许稚气。
她来自东北，出生在一个小村落里。
那地方偏远寂寥，能让人联想起石川啄木“真希望那趟火车的乘务员是我中学同学”的诗歌。
上小学时她循规蹈矩，但进中学后不走正道，只好退学，以后又乱服安眠药玩。
不知不觉地，别人开始称呼她“女流氓”，连她自己也觉得：“现在的我已经不是真正的我了。
”她被关进拘留所接受警察的督导，并在那里结识了路易斯安娜·玛丽。
她听说路易斯安娜·玛丽是个十八九岁的脱衣舞娘，从东京到这里来演出，因为在保守的东北人面前“全让他们看光了”，而被逮捕。
就这样，乡下的女流氓跟东京的脱衣舞娘交上了朋友，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讨论起了人生。
“即使生在乡下，如果是男人的话，还可以成为拳击手，歌手……哪怕是棒球运动员，也是能当上的吧。
可要是女人的话就没戏了，”她说道，“女人难啊。
” 玛丽一听，安慰她说：“但你不是有好东西的吗？” “好东西？” “你瞧你瞧，就是你这对奶子呀！”玛丽用手指了指说，“既然你有这么棒的身体，我觉得光凭它们也能在东京过得下去呢。
” 她仔仔细细揣摩起自己的身体来。
过去一直以为古时候才有光靠发达身体维持生活的事，现在那些肉体发达的人全都当了工人，他们只有被头脑发达的人使唤的份。
现在已经到了戴眼镜的小男人对人猿泰山那样的美男子颐指气使的时代了。
不过，要是玛丽没在骗人的话，那也许到了东京真能好歹过得下去呢。
想到这里，她脱口而出：“我太高兴了！” 伊夫·罗伯特的电影《纽扣战争》中有一大群男孩子。
到了要玩打仗游戏的时候，一个男孩问大家： “到底谁来当大将？” 话刚出口，另一个男孩傲然回答： “当然是鸡巴最大的人当大将啰。
” 看到这里，观众哄然大笑，然而那笑声让人感觉到它里面包含着观众
的羡慕之情。
因为那个质朴的、最具人性的“健康时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病态的睿智取而代之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书单严选，免费下载更多优质、精选电子书】 却说，她从拘留所释放出来后，就拿着包袱赶到东京，按照玛丽给她画的地图左找右找，总算找到了玛丽住的公寓。
一敲门，屋子里出来一个男人，自称是玛丽的丈夫。
“我是来找玛丽小姐的。
” 话刚出口，男人答道： “玛丽逃到别的地方去了，连个电话也没来过。
” 这一来她走投无路了。
可是既然都到了东京，就不能再退回乡下去。
村田英雄不是唱过“明日便要去东京，无论何事须取胜”吗？更何况
自己还有一对出色的乳房呢——这个自信使她坚强起来。
她找到玛丽过去的经纪人，提出了“请你使用我”的申请。
经纪人仅仅看了她一眼就答应了。
第一天是见习，第二天就开始登台。
虽然起初她只是在终场时上去行行礼，但这一来也使她的乳房“社会化”了。
过了一个月，就决定要为她的演出增加一个入浴的情节。
深夜走台时，她反复练习了好几遍“展示入浴”。
这个情节要求她脸上带着微笑，裸体跳进蓬起的肥皂泡中。
正当她劲头十足跃跃欲试时，谁知突然又决定不要这个情节了，这使她沮丧得很。
取消这个情节，是因为舞台旁边没地方放那个大浴缸。
她说到了这个时候，自己已经不再梦想去大剧场演出了。
因为这里大家对自己都很好，都在夸奖自己的肉体。
“你攒了钱想干什么？”我问。
“是啊，”她望着天花板想了想，“我想租一套房间。
现在不是跟大家住在一起吗？有了自己的房间，乡下有朋友来的时候，就能让他们住了。
” 好像是心里想得高兴，她的脸上一下子充满了微笑。
“你说的朋友，是男朋友？” 她没有吱声。
我又问了一遍，她才开了口： “这让我怎么说呀？” “说不出口？就是说，你有心上人啰？” 一听这话，她又笑了。
“他是干什么的？” “大学生。
” “你不想回家乡去吗？” 对这个问题，她轻轻说道：“想回去……”随即又补上一句，“可是
我不回去。
” 家乡有她不堪回首的过去。
她记得当酒吧女招待、艺妓的经历；记得曾经离家出走，想沿着铁路逃到随便哪个地方去…… 她仿佛在向我展示一张少女的履历表，在自己的人生开始之前，她已经遭受了各种挫折。
她又把手伸给我看，只见手腕上有许多烧伤的痕迹。
我吃了一惊，问她： “怎么回事啊？这么多伤痕！” “烧的呀，自己烧的，”她答道，脸上依旧在微笑，“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的时候，是安眠药开始起作用了。
到了这时候，就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疼。
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玩的，所以就自己用火柴烧这里了。
” “可是，这么烧，总是有点儿疼的吧？” “一点儿都不疼。
所以我才会把手腕烧成这样。
”她满不在乎地说道。
她当然不后悔。
她的长处就是始终微笑。
我不喜欢那种“面对弯月满眼泪”的一脸可怜相的女人，一般也不喜欢运气不好的女人。
而有的女人不管闯过多大难关之后都能一直保持笑容，只有当我从这样的女人身上发现她真正的悲伤时，才会深深地被她打动。
而且，我还不喜欢没有自豪感的女人。
当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对自己出色的乳房充满自信时，才会变得美丽。
无论这个时代怎么由理性左右，它也是建筑在肉体的土壤上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以前，小学老师教给了我们一个道理：“健全的精神寄宿在健全的身体里。
”千真万确。
她演出的剧场男厕所里，有人用铅笔涂写了这么一句话：“肉体万岁！文明见鬼！”可是，这两者其实如同父子一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东北的爱玛姑娘。
她的名字叫托咪·秋月，十九岁。
她现在正从浅草座的舞台上用乳房向您致意。
小巷绅士录5工薪族步兵的思想“工薪族成了轻松的职业啦！”并非工薪族的植木等唱道。
于是，满员轻轨车厢中的工薪族们晃动着身子，幸福地笑了。
然而，何谓“轻松”？对于工薪族来说，它是否值得高兴？让我们研究一下那些小市民时代的“大市民”的理想吧。
我开始感到，应该从时代的角度考察一下咖喱饭和汤面。
这两种食品都是学生和工薪族最常吃的，再加上饺子，就成了大众食品中的所谓“三大法宝”。
然而，咖喱饭和汤面虽然看上去同样受人欢迎，其实它们各自的粉丝还是略有不同的。
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则是咖喱饭人群中维持现状型的保守派居多，汤面人群中不满现状型的革新派占优。
这也许是因为（如果剔除快餐食品的话）咖喱饭带有家庭的气息，而汤面却带着街头的风味。
我手头这份广播节目评论（快报）上，登载了一则关于创立《一分钟一万言》新节目的报道。
主办方模仿诺曼·梅勒，让听众进行一分钟即兴演说或是抗议。
有的听众由于日常生活太乏味了，于是想要笑它一分钟，让自己的笑声通过收音机响遍日本。
于是，广播里便整整一分钟都播放着他反复“嘻嘻嘻嘻……嗬嗬嗬嗬……哼哼哼哼……哈哈哈哈……”的笑声。
有个在《一分钟一万言》中发言的工薪族谈到了咖喱饭，他的演说不知怎么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此人花了一分钟称赞妻子做的咖喱饭如何好吃，俨然这个世界上有个什么咖喱饭宪章，将咖喱饭当成了“家庭幸福”的象征： “无论在公司里干得多么不愉快，只要拐进小巷，一闻到飘来的孩子他妈做的咖喱饭香味，我就会忘记所有烦恼。
“这时候我深深地感到：啊，还好我有个家啊！” 这样的咖喱饭人可以说是典型的白领，是日本的步兵。
对他们这些咖喱饭步兵来说，幸福的最大公约数是“睡得好”“一家
老小平安无事”“看电视”。
正因为如此，植木等才会用他那如同摔炮爆炸般的喉咙高唱日本版的抗议歌曲： 不吹牛皮，不惹是非，不打呼噜，不说梦话，夹紧尾巴过日子，世道也不会变。
鼓足劲来吹大牛吧，吹牛皮！吹牛皮！吹呀！吹呀！吹呀！ 然而，虽然《一分钟一万言》也打出了日本人吹牛比赛的旗号，可是人们在节目中比试吹牛皮时，却一点儿也没吹出耸人听闻的牛皮来。
牛皮没吹出什么，谎言倒出来不少。
也就是说，只出现了现实的变奏，却没有出现创造性的想象力。
“咳，真没意思！”我说，“对那些咖喱饭人什么也别指望。
对这样的幸福人种来说，与现实的关系是不会变得紧张的。
”“可那样不是挺好吗？”一位工薪族不同意我的意见，“因为即使‘鼓足劲来吹大牛’，现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呀。
踏踏实实的平凡生活最好了。
”与这种稳妥的咖喱饭人相比，汤面人则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汤面人通常较为贫穷，心态也不大安稳。
曾听一个工薪族说过，热腾腾的蒸汽从地狱煎锅般的汤面馆厨房里冒上来的景象，总给人一种“战争”的感觉。
另一个工薪族对我说： “说到底，不满现状的汤面人并不是想从汤面味中追求什么，而是冲着它比咖喱饭便宜才来吃汤面的。
“不满自己只吃得起便宜汤面，不满吃完汤面没过多久肚子又饿了，这其实是对收入少的不满，是一种阶级性的不满。
” 可是，我的想法有点儿不一样： “汤面和咖喱饭之间的价格差不过才二三十日元，把这么小的差别说成是幸福的界线，是不是太过分了？” “咖喱饭贵一点儿是因为它好吃，连印度人都对日本咖喱饭的味道感到吃惊呢！” “那你觉得它怎么样？”我问，“你想不想尝尝烤里脊牛排、北京烤鸭、燕窝汤？” 这个工薪族答道： “我对那些怪东西不感兴趣。
” “怪东西？哪是什么怪东西啊，我说的是那些高档菜。
” 他一听，轻蔑地说道： “吃了那样的东西会有什么好处？吃了燕窝以后不把肚子搞坏就算是
运气了。
最要紧的是，提心吊胆吃下去的东西是不会好吃的。
” “照你说的那样的话，就不能在饮食上冒险，味觉文化也根本不会发展。
” “咳，不发展也行啊。
我只要有孩子他妈做的咖喱饭，就够满足的了。
” 让·保罗·拉克鲁瓦在《不出人头地的秘诀》一书中写到了“如何逃避出人头地”。
文章写道： “想当年，虽然没有钱，但生活在清闲与友谊之中，幸福就像小河里随时钓得上来的鲫鱼。
而一旦出人头地，即便怀念那乐陶陶的日子，也早已无法企及了。
这样的仁兄沦落为赚钱、发令的机器，与女友约会时要带支票本，没完没了的公司派对让他们吃得肝肿，电话听得耳朵都被话筒压变了形。
“他们说时间就是金钱。
奇怪的是，他们越是有钱，时间就越少。
“他们会跟朋友去喝一杯吗？会和年轻姑娘划划船吗？会到旧书店去淘淘书吗？要知道他们的时间可是按每分钟赚（或者赔）十万法郎来计算的呀……哼哼！” 这本书还对怎样避开出人头地去过平凡生活的方法进行了详细指导。
只要按照书上的指导去做，那么“四十来岁的时候，你大概就能成为那种出色的人、那种文明的真髓，也就是成为‘落伍者’了”。
对于咖喱饭人来说，这种引人捧腹大笑的书籍可以说是他们的福音书。
因为正是这种“不交朋友”“做错事”“不引人注意”的忠告，才能为他们的消极提供伪装。
而且，他们把书末几个无名者“如何实现不出人头地”的传记与自己进行比较之后，想必会很高兴两者间有许多类似之处，会如释重负地舒口气，同时也会感到些许凄凉的吧。
工薪族是步兵。
就是说，在满员轻轨车厢、公司与自己家之间往返时，他们在一步一步地分段走。
然而，下将棋的时候，步兵却是能一转身就升变为金将的。
我这里不是把它比喻为出人头地，而是在把它作为更大的“价值问题”进行思考。
当我们从咖喱饭和汤面之间小小的争议一下子回到整个生存方式的问题上来时，这两种食品之差就有可能扩展到工薪族理想的层面上来了。
工薪族的“幸福论”不应该从咖喱饭中去发现。
只要他们心中的“幸福”没有更多变动的形象，那么步兵势必只能以步兵终其一生。
“所谓幸福，就是寻找幸福。
——儒勒·列那尔” 小巷绅士录6手枪迷枪文明国家中禁止持有枪支的只有我国。
据说在美国只要是纳税的人，连机关枪都能买。
“啊，我想要把手枪。
”少年说。
“你要打什么？”少女问他。
“打太阳啊，”少年回答，“那玩意我越看越生气！” 走到枪店门前，少年站住了。
透过蒙蒙的玻璃门，看得到整排的枪。
少年想要把枪。
然而他既没有买枪的资格，也没有钱。
少年想起了在旧书店里站着读过的那本书：“枪的历史在火药发明的同时就开始了。
早在1664年，罗伯特·梅耶爵士就写过一篇自动式手枪原理实用化的论文。
”1664年？那是三百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别说少年、少年的父亲了，就连少年的祖父都还没生出来呢。
那种很久以前造出来的枪，到底怎么使用呢？ “枪是打什么用的？”少年问。
“打各种东西，”父亲回答，“野鸭啦，野猪啦，好多好多呢。
” 少年坐在楼梯上，父亲坐在餐桌旁，正独自喝着饭后的威士忌。
太阳
完全下山了，周围已经一片昏暗，可屋子里还没点灯。
“光打野兽？”少年又问。
“其实，也打过人吧，”父亲笑了，“那是在战争的时候。
可是现在谁也不会干那种事了。
猎人们打野鸭啦、野猪什么的时候才会开枪。
” “嗯。
”少年听了半信半疑，心想野鸭野猪怎么会有那么多呢？ “如果……”少年问父亲，“如果没打准，打到人了会怎么样？” 父亲被他问得有点儿烦了，因为这会儿他想一个人悠悠地喝酒。
可是
孩子问的这件事又不能不回答。
“中了大口径子弹的时候，血管和枪口周围的组织都会受到破坏，要是打到头骨的神经，一会儿也支撑不了。
大多数中弹的人都会因为大出血或内脏受损死掉。
” “会死？”少年问。
“会死。
”父亲重复了一遍。
少年从没想到过什么是“死”。
可是，对于“绝对”的事情，他是经常思考的。
他觉得，就像蝙蝠侠、大X超人、铁臂阿童木都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一样，枪也具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性。
电视上那个人被另一个人追赶着，就在眼看要被追上的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来，转眼之间，场上的形势立刻发生了逆转。
这样的场面少年已经看过好多次了。
“要是能弄到把手枪就好了，”少年心想，“那多棒啊！” 少年的父亲腿脚有毛病，母亲也在他刚进小学那年因为肝癌死了。
少年的身体绝对算不上结实。
开运动会时他总是跑在后边，打架也从没赢过。
有一次他琢磨过神的事情。
他想像那个神跟杂耍场里劈锁链的大力士一个模样。
今年夏天，少年特地穿过铁路到神学院去了一趟。
可是从长满爬山虎的教堂里出来的那些神学院学生，都长得跟少年心中想像的那个神相差很远。
他们有的太瘦，有的戴眼镜，有的胳膊下夹着克尔恺郭尔或马克斯·皮卡德的书。
“我要买把枪。
”少年说。
“真的？”一个脸上长雀斑的学生羡慕地问，“可你还不知道怎么开枪吧？” “什么话！”少年说，“开枪是马上就能学会的。
” 少年望着自己的脸映在枪店模糊的玻璃门上，只见一排陈列着的枪跟自己的脸重叠在一起。
现在，以下枪支是禁止持有的：全自动枪；自动装填六发以上子弹的枪（0.22英寸口径的除外）；口径10.55毫米以上的步枪；8号口径以上的散弹枪；可以改装或分解为手枪的枪；全长93.9厘米以下、枪身长48.8厘米以下的枪。
少年推门走了进去。
店里很暖和，有许多鸟的标本和鹿头，还有许多不太常见的外国字。
“你每天都来嘛。
”柜台里一个打零工的学生一边擦着枪身，一边打招呼。
少年没说话，朝他缩了缩肩膀。
“你喜欢枪吗？”打零工的学生问。
“哎，喜欢啊。
”少年回答。
“喜欢也是白搭啊，”打零工的学生说，“今后十年内都不行。
” 少年觉得再等十年太长了，自己打从出生好歹才刚过了十年呢。
“这是沃尔瑟的五连发手动枪机运动步枪。
你瞧，这儿还刻着字
呢：‘步枪集团’。
” 说着，打零工的学生拉过少年的手，让他去摸字凹凸的地方。
少年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
他感到有点儿害怕。
“你来拿拿看？”打零工的学生问。
少年没有吱声。
打零工的学生就像给他发奖状般把枪递过来，少年双手接住了那杆枪。
枪很冷，也很重。
“这杆枪死了，”少年想，“不过，射击的时候肯定会活过来的。
” 那杆枪上带着油味，少年觉得好像以前有一次也闻到过这种气味。
那是梳子的气味，是在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自己闻到的。
那天晚上，少年做梦了。
他梦到自己用枪从枯草丛中瞄准天上的一只飞鸟射击。
少年肩头感觉得到枪的重量，他扣动了扳机。
子弹准确命中，鸟毛在天上散了开来。
“打中了！”少年在梦中喊道。
奇怪的是，子弹命中了，鸟却没有掉下来。
它只是侧了侧身子，又慢悠悠地继续向前飞。
少年又连续打了第二枪、第三枪。
每发子弹都打中了鸟，每次命中后，鸟毛都在空中飞散开来。
但鸟还是在继续飞翔，并没有掉下来。
少年的手渐渐发僵，脸颊蹭破了皮，肩膀疼得像是骨头散了架。
但他
还是继续射击。
而鸟仍然没有掉下来。
少年眼中含着眼泪。
竟然还存在着一个有枪也无法撼动的坚不可摧的世界，这使他悲伤至极。
少年头上洒着阳光，那太阳早在他郁闷的人生开始之前就挂在天上了。
少年的五连发手动枪机运动步枪只能对着鸟已飞走的天空不停射击。
美国报纸上频频出现未成年人持枪犯罪的报道。
有的未成年人某一天会突然把枪口指向自己幸福的双亲。
也有人把这种恐怖现象直接解释为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批判。
然而，枪冰冷沉重的存在感是不容任何比喻的。
“还得等十年！”少年心想。
他手托下巴坐在楼梯上。
昨夜梦醒之后，今天还得继续生活。
“啊，真想早点儿长大啊。
”少年嘟哝道。
父亲在他身后一边听着他嘟哝，一边继续自斟自酌着威士忌。
“不能持有枪支的社会无法让人认同，需要枪的社会更无法让人认
同。
” 酒劲一上头，二十年前腿上落下的老伤又疼起来了。
父亲晕晕乎乎地想着那场已经结束的战争。
“当年把我腿打残的，充其量只是一把枪嘛； 现在我儿子想要的，说到底也还是一把枪啊。
” 小巷绅士录
7长途货车 拂晓的祈祷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只是想离开这里。
——兰斯顿·休斯又有一辆长途货车在拂晓时开走了。
他们的人生就是赶路。
一个司机对着休息区的女招待大声喊着：“你就是想给我写信也没用，因为我的家就是公路。
” 长途货车司机们去的餐厅，让人感觉是个最低档的西式大宾馆。
那里各色人等进进出出，每个人只待吃一大碗盖浇饭的时间。
餐厅墙上贴满了菜谱：炒杂碎套餐、营养套餐、炖杂碎套餐、“强力滋补”的面拖墨鱼套餐、烤猪排……厨房热腾腾的大锅里冒着令人窒息的蒸汽，一个桶里装满了活杀鸡的鸡脚和猪蹄。
餐厅闷热的空气里夹带着汗酸臭，即使到了午夜也无法散去。
跨出门外便是看不到人的 高速公路，周围全无民居灯火，只有刺破夜幕的长途货车时不时从眼前经过。
“阿姨，那个司机每天晚上点的都是同一个曲子呢。
”一个姑娘将大碗盖浇饭送上客人餐桌后，对收银阿姨悄声说道。
阿姨抬头一看，只见那个司机站在半新不旧的投币式自动唱机前，正呆呆地凝视着转动的唱片。
他年龄四十二
三，有点儿驼背，是开货车运青花鱼的。
我已经不、不、不再留恋逃走的老婆，只是这个想吃奶的孩子着实让人爱怜。
我哪里会唱什么摇篮曲啊，傻男人的……浪花调…… “听说那个司机的老婆逃走了，”收银阿姨说，“这种开长途货车的司机，一个星期最多只能回一趟家嘛，所以被老婆嫌弃也不是没道理的。
”餐厅的招牌菜炖杂碎套餐是用萝卜、大蒜和不知什么动物的内脏炖出来的。
也有加豆酱炖过以后再撒上葱花的，不过量要是不多就不好卖。
“听说那个司机的老婆逃走后，他改变了跑车路线，把原来的沼津到东京换成现在的大阪到花卷，路程更远了。
他说跑得远一点儿，遇到老婆的机会就会多一点儿。
”炖杂碎的葱味有点儿冲，吃的时候会从牙齿那儿散发出冬天的土腥味。
那是小时候乡下老家房后菜地里的气味。
唱片里哽咽的嗓音从咽喉深处吐出感伤的歌声： 哪儿有长得像他妈妈的女人 能来抱抱这个可怜的孩子吗？ “喂，老哥，该走了。
”一个穿外套的年轻司机披上肥大的棉衣，一边用牙签在嘴里拨弄着，一边拍了拍投币式自动唱机旁那个中年司机的肩膀。
“我得睡一会儿，麻烦你到横滨的时候叫我一声。
” “你瞧你瞧，那边那个就是人家叫他‘两点哥’的，”收银阿姨一边掰开找零用的一捆硬币，一边说道，“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可他进我们店的时间肯定是半夜两点，准得跟钟一样。
” 她说的那个司机刚把硬币哐的一声扔进弹子盘的投币口中，另一个在鸡饲料运输公司开车的司机盯着弹子盘说： “昨天我输了不少啊。
” 这个弹子盘是MadeInNewYork。
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弹子盘上有无数“迷宫”，他们俩让白色的弹子穿行于其间不能进洞，每次赌一百日元。
两个人互不相识，但都吃着“同一锅饭”，在这里一赌输赢后又会各奔东西，去跑自己漫长的旅程。
弹出去的弹子滚动在盘面上，看到它快要掉进洞的时候，就用食指通过按钮将它停住。
可是弹子不一会儿又会面临掉进洞的危险。
让弹子停住的并不只是手指的意志，这种游戏是眼看要坠落到最底下的球和阻止它坠落的人的意识判断之间的较量，就好比两种“幸福论”的碰撞，虽然是只值一百日元的幸福论。
而坠落进洞的弹子在盘上是无法复生的。
“该你了。
”运鸡饲料的司机说。
“两点哥”使足了劲，那个他把自己幸运押在上面的白色弹子被他的大拇指尖用力弹了出去。
“海豚啊，”那个金牙闪闪发光的人回答我，“我是运海豚的。
” “那种东西运去干什么？” “吃啊。
” “你是说吃海豚？” 我半信半疑地望着他的脸，他的第二碗盖浇饭已经吃完了。
“我不知道竟然还有人吃海豚啊。
” 一听这话，他咧着一嘴金牙笑了： “海豚的肠子好吃着呢，海豚肉的生鱼片更是鲜得没话说。
我让孩子
他妈吃过以后，她连说了好几遍‘服了’‘服了’……” “嗯，”我感慨地心想，“这个镶金牙的人总算还是有妻小的啊。
”可是，冬天寒冷的海上也有海豚吗？不知不觉地，在眼前这个金牙男子吐出的烟雾中，我仿佛看到了等着他归来的妻小和冬日海豚的叠影。
有海豚吗？有还是没有？妻小……海豚……到底有没有…… 不知怎么，我郁郁不乐起来，这大概也因为已经是凌晨两点的缘故吧。
这些司机中上了点儿年纪的人全都戴着戒指，这使我很惊奇。
于是，我一边喝着猪肉酱汤，一边（带着些许醉意）调侃他们： “真有你们的，都戴着戒指呢！” 听了我的话，他们中一个运陶土管的司机应声答道：“这哪是戒指
啊？”说着就从指头上蜕下来给我看。
“不是戒指是什么？” “是图章。
” “图章？”我拿起来一看，果然是图章。
“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出事故。
被警察抓住的时候，马上就得在那张红纸上按图章。
要是找不着图章可就麻烦了。
所以为了防止丢失，就得这么老戴在手指上。
要是能够一辈子不用这个图章就好了……” 他的脸上充满了疲惫，然而那疲惫之中却焕发着活力。
“我哥哥在交通事故中轧死三个人后不再开车，如今在别人的公司干活。
可是他说到了半夜两点左右听到远处有运石子的卡车开过时，还会猛然醒过来。
看来他以为是要交接班了吧。
半夜交接班的时候是困得最难受的。
” 怪不得咖啡那么好卖。
在这个圈子中咖啡之所以比任何一种“强力滋补”的营养食品卖得好，不外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在“跟困倦作斗争”。
尽管如此，“人干得精疲力竭，存款却并没有相应增加。
有了点儿钱也是在名古屋赌赌赛艇什么的，而且总是输得多。
偶尔赌中赢了点儿钱，也都花在女人身上了。
女人嘛，你有钱的时候她当然会对你很温柔的啦。
” 拂晓时高速公路上扬长而去的长途货车上似乎承载着某种悲壮，这是在进行没有指望的高速公路汽车赛。
这些人虽然与我们生于同一时代，却找不到任何值得将自己的青春时代押注在上面的地方。
运青花鱼的货车披着朝阳一路向北奔驰着，驾驶室里的司机们虽然羡慕别人简朴的小市民生活，却依然吹着口哨哼着歌越跑越远： 反正我们就是流浪…… 导致他们发生交通事故的，不仅仅是驾驶上的失误或过重劳动造成的疲劳，而是有更本质的原因。
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不合理时代似乎怀有怨恨吧。
“你说的什么呀！一条道走得腻了，就到别的公司去呀。
“反正我想把整个日本都跑一跑嘛。
“没准过不了多久，我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就在那儿的小镇上过一辈子。
可是现在嘛，跑车就是我的生活。
” 两个女人 四月十日看着樱花奖跑马大赛的实况转播，我想起了两个女人的事。
这两个人同为新宿阿波斯尔酒吧的女招待，却为了争夺一个大学生闹出了伤人事件。
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后来这两人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
可是看着樱花奖跑马大赛中若云和目白菩萨的角逐，往事又像昨日刚发生的事情一样浮现在我脑海中。
目白菩萨是一匹体重三百七十六公斤的小个子马。
在参加樱花奖跑马大赛的二十四匹母马中，就数它个头出奇地小。
不仅个头小，它的身世也出奇地不幸。
记得在那个暴风雨之夜的马厩稻草堆上，它的母亲目白皇后因为难产开始痛苦地挣扎。
望着它痛苦之极的样子，人们都觉得：碰上这么痛苦的难产，马驹说不定没法生下来。
可是过了不久，目白皇后生下了自己的第一胎，却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死去了。
管马的人都被暴风雨淋得浑身湿透，目白皇后的死使他们非常悲伤，来到这个世界的马驹也没有得到任何祝福。
传说这匹马驹刚出生就靠自己的腿站了起来。
就在它站起来的同时，暴风雨出人意料地突然停止了肆虐，黑暗的天空中升起了剃刀般的新月。
马驹被命名为“菩萨”，意为它继承了佛的血统；再从它母亲名字中取来“目白”二字，她就成了“目白菩萨”。
然而不知为什么，目白菩萨比其他马都长得慢，性格也很阴暗，所以管马的人没想过、也根本不期待目白菩萨能崭露头角，成为一匹优秀的参赛马。
虽说目白菩萨满三岁不久就被派去参加比赛，但谈不上“被重用”。
它开始出赛后不久，父亲蒙塔瓦尔也死了。
蒙塔瓦尔是从英国进口的配种公马，说来算是“显贵人家的放荡绅士”，全国各个牧场都有许多因它而怀孕的母马。
然而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家族制度”的，所以目白菩萨没得到它的任何遗产。
目白菩萨作为中央赛马界有史以来少有的“孤儿马”，名字被登上了《赛马报》。
不知为什么，看着目白菩萨这匹马，我会想起少年时代经常听人讲起的琵琶故事中的“石童丸”： 听着野鸽的啾啾啼声， 我想爸爸，我想妈妈。
石童丸这种凄婉的愿望，我觉得或许也是目白菩萨的愿望。
目白菩萨从首次参赛开始，就对争取胜利表现出了超常的斗志。
它的
比赛状态简直让人感到充满了杀气。
随后它参加朝日杯三岁马有奖赛（决出三岁马第一名的特别奖金马赛），获得了七战六胜的成绩。
在朝日杯三岁马有奖赛上，目白菩萨的对手是一大批公马豪强：玉秀峰、哈伯希望、广勇实、鹰朱鹭、毕星团，还有一匹母马目白玛洛卡。
虽然人们觉得目白菩萨“有点儿够呛”，但它在比赛中一直甩开马群冲在前头，最终获得了胜利。
对于“目白菩萨为什么如此强大”，马迷们是这么说的： “这是它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复仇，因为除了取胜之外，它没有其他获得爱的办法。
” 马迷们大概都知道云若事件吧。
1951年樱花奖跑马大赛上，母马云若惜败于月川，痛失获得冠军的荣誉，屈居亚军。
然而不久，它却沦为“京都跑马场集体传染性贫血”事件的牺牲品，被命令宰杀。
患了传染性贫血的马必须进行宰杀处理，这是赛马界的戒律。
然而，受命对云若进行宰杀处理的某人却没有杀它，将它庇护起来转入地下养病（或许此人另找了一匹替身杀掉了）。
这个扑朔迷离的事件被称为赛马界的“基督山伯爵事件”。
不久以后，顺利恢复健康的云若在北海道早来的吉田牧场产下了马驹。
马主想要为这匹马驹登记，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按理已经死掉的马生的马驹不能登记”。
于是，对于这匹幽灵般的马驹，赛马界破例进行了“私生马驹参赛审判”。
这个审判旷日持久，以至最终云若的头胎马驹月樱开始参加跑马赛时，已经是六岁多的老马了。
若云就是这匹幸运的云若生出的第五胎马驹。
由于刚落地时跟母亲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命名人将它母亲名字中的两个字倒过来做了它的名字。
它被作为实现母亲“夺取母马冠军桂冠”夙愿的接班人来进行培育。
若云的父亲是出生于美国的卡法拉普二世，现在还活着。
若云在北海道被精心培育成了生龙活虎的高头大马，体重四百六十公斤。
一匹马获得如此期待与祝福，还是颇为鲜见的。
牧场的人议论道： “云若的夙愿肯定会由若云来实现。
因为若云不是普通的马， 是理应已经死去的马的亡灵生出的马驹。
” 樱花奖跑马大赛的人气被目白菩萨和若云分享了（当然，还有清茂
琉、清数奇、博良那些潜在的奇兵）。
当年驾驭母亲云若的骑手杉村如今牵着若云的缰绳，而经历了状态下降后的目白菩萨已迅速增进食欲，也已处于良好状态。
谁能夺得母马的桂冠，已经成了马迷们热议的话题。
押目白菩萨夺冠的马票卖了三百二十万日元，押若云夺冠的马票卖了一百六十七万日元。
让人感到这场比赛仿佛是在赌“不幸”和“幸运”哪一个强大，大部分马迷们把赌注押在“不幸”的目白菩萨上，如实地反映出现代人的赛马思想。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而马赛却是以清数奇和博良的拼命猛冲拉开序幕的。
过了三分三厘后跑上直道，一个鹿毛色的马头宛如漂亮的音符一般向前冲了出来。
是若云！若云奋力甩开其他马，显得它势必轻松取胜。
就在这时，目白菩萨分开马群，像箭一般追了上来，奇兵博良也加大了步幅。
只见目白菩萨一步一步追上博良和若云，三匹马几乎同时冲过了终点。
最后通过摄影判定的结果是：若云首先冲过终线，博良以一头之差获得第
二，目白菩萨仅以一鼻之差位列第
三。
十年之前，明美用西式剃刀砍伤了美登理。
明美是个孤儿，身材娇小。
美登理是个私生女，她母亲在广岛被扔下原子弹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在北海道的夜总会工作。
她们两人争夺的那个大学生最后跟美登理结了婚。
这次不幸没有战胜幸运。
现代大概也还是运气不好就没法活下去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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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很久之后，又想坐火车了。
火车还是火车，但近来已经不拉汽笛，挺没意思的。
我觉得还是以前的火车好啊。
当年我乘着火车告别自己寂寞的少年时代，从青森车站出发奔向东京，汽笛声真好听啊。
记得我经常坐在房顶上吹口琴，还把口琴声跟汽笛声比较呢。
有老家可回当然好，而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父母。
我就喜欢这样的歌曲。
因为其实我就是“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父母”。
却说那天我提着个旅行包正要出门时，发现邮箱里有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发信人叫森誉，地址是千叶县船桥市宫本町船桥跑马场。
我好奇地拿起了那封信，向还没开始营业的“菲威尔”酒吧走去。
“菲威尔”（farewell）原文意思为“告辞”。
因为有一匹参赛马的名字就叫“菲威尔”，而这家酒吧的店主正是买了“菲威尔”的马票中了彩，才用赢来的钱开了这家小小的托利斯酒吧。
我一个人坐在“菲威尔”酒吧的柜台前面，借着射进来的阳光看了那封信。
信上满纸全是主张开展地方赛马的观点。
信的开头这样写着：“三月初求得阁下大作《让大家都发火吧》开始拜读，从第一篇《别了，勿忘草》起就令我怒火满腔，义愤难平。
“先向您介绍一下鄙人的职业。
“鄙人正是阁下持有偏见的公营赛马（通称地方赛马）中的一名骑手。
” 他在信中抱怨道： “阁下将地方赛马与中央赛马区别开来，意欲使中央赛马享有优越的特权，这不啻一种赛马盲的观点。
” 我的《让大家都发火吧》是一本关于赛马、拳击、棒球的随笔集。
当时中央赛马中那匹叫作“勿忘草”的明星马被卖给了地方赛马，于是我才通过书中这篇《别了，勿忘草》发了一通感慨。
我在文中写道： “当年入选全明星的骏马，如今却被放逐到地方赛马那破棚子般的马厩中去。
我同情这匹马，觉得她就像以前在外地陋巷里的戏台上卖唱的流行歌手。
“我不希望这匹叫作‘勿忘草’的美丽母马在地方赛马中以龙钟老态当众出丑。
“对于血统高贵但已步入晚年的马，应给予关心照顾。
“而‘浪迹天涯的艺人与飘忽不定的云彩，究竟尽头在何处’所描绘的那种境遇，是‘不出彩’的艺人应该背负的宿命，这种命运应该属于二流艺人。
” 可是，森誉骑手对我反击道： “请您有空到我们船桥赛马场来看看。
“那里成排的新马厩至少要比中山赛马场的明亮。
“而且，萨拉布莱德竞技马生来就注定了其终生奔跑的宿命。
“不管草地如何，它们都会摒弃人类共有的那种廉价的多愁善感，在
上面欢快地奔跑。
“而且，即使在地方赛马中，也有不计其数的马并不逊于中央赛马的那些名门之后。
“以前有过库莫莱特、隅田川；阿拉伯马时野桑德、霍森特；还有获得天皇奖的密德法姆、宝石兰、高天原、翁斯洛特；参加过德比赛的醍醐誉、金浪……可谓数不胜数。
” 我对这位森誉骑手的激烈措辞颇有好感。
虽然他是看了我的书后才发火的，但他似乎也跟我同样是个战后派。
他在信上继续写道： “记得大概是在1952年前后吧，我读了武智铁二写的那本不知算是色
情还是艺术的《赛马》，里头的内容也同样令人深感愤慨。
“书中说地方赛马是骗人的假比赛，他不想看。
并断言与地方赛马相比，中央赛马不可能有人为的弄虚作假。
“可是他那本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举报在福岛进行的中央赛马中，小田本和另外两三个骑手搞了假比赛。
“当时我快活至极，哈哈大笑：活该！装什么斯文……不过，那个小田本原来是我的好朋友……” 我觉得也许自己以前对地方赛马的看法过于偏执。
我这种偏执的想法，与森誉骑手质问“难道骑手和驯马师不同样都是日本人吗？”时的意识是有潜在联系的。
也许有人会将其定义为自卑感。
然而实际上，对于出身于贫寒家庭的人来说，是对自己的出身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还是在这种处境中力求改变命运，这两者是不同的。
如果用马来比喻的话，森誉骑手和我都不是“名门之后”，其实都是在类似于地方赛马场那样的地方奋斗过来的血统不纯的马。
所以我自己虽然在关注中央赛马，但当洛克菲勒的马驹北海英雄出场，或是皇家挑战者的子嗣皇家少年参赛时，我也会搜寻能够击败他 们的马。
于是，我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土佐绿或高仓山这些国产竞技马的后代身上。
实际上，我最讨厌“名门少爷”了。
他们将脱下来的VAN夹克扔在跑车座位上，在口袋里面偷偷揣着石津谦介的《实用男子潇洒学》，一边听着美国冒险乐队的电吉他，一边跟时装模特调情。
每当看到他们这副德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啐道：“见鬼去吧！名门少爷。
”可以说，正因为我有着这样的潜意识，所以尽管身无分文，还是会大模大样地跑到路途遥远的东京，为的就是到中央赛马的主场观看那些“名门之后”被打败。
我忽然想去看地方赛马了。
大概那里会有与“阳光灿烂的地方”不一样的不幸的萨拉布莱德竞技马。
也许森誉骑手不会说那些萨拉布莱德竞技马不幸，然而对我来说，一提到地方赛马，总会有点儿凄凉的感觉。
为了打消这种感觉，我感到非出一趟远门不可了。
有老家可回当然好，而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父母。
赛马的梅菲斯托菲勒斯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带去看赛马时，基本上都是会买马票的。
人们都说“新手运气好”，可是为了这个“新手运气好”而荒废一生的人也不少。
在我周围的马迷中，但凡穷困潦倒的落魄汉，似乎都会怨恨第一次把他带去看赛马的人。
他们埋怨： “十年前的那一天，要是那家伙没邀我到赛马场去的话，我这辈子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般田地。
” 而中山赛马场周围原野那条“穷光蛋大道”上，有人口袋里塞着空空如也的钱包，一边模仿美空云雀的腔调哼着歌，一边独自扫兴地往回走。
别想赢，想赢就会输。
输了也不亏，我心中…… 可是，据说也有些人喜欢带新手去赛马场。
这些人是梅菲斯托菲勒斯般的恶魔，他们把那些平时一本正经的工薪族带到赛马场，用付给他们的中彩奖金交换他们的灵魂。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朋友古川益雄等人更是赛马恶魔中的佼佼者，他甜言蜜语地向不懂赛马的男女“灌输赛马的魅力”。
他坐在克莱斯勒的顶级大轿车上，戴着黑礼帽，叼着雪茄。
他身材高大，年龄不详，但肯定已经四十出头。
他是演出公司的总经理，换个说法，也可称其为现代的“人贩子”。
谈论赌博的时候，他总是那么眉飞色舞；参加赌博的时候，就更加兴高采烈了。
我非常喜欢他，知道几个他的逸闻趣事。
譬如，战后经济萧条的时候，他在赛马场当“解说手”。
“解说手”的营生与“猜号手”正相反。
他不是在马赛前预测将要开始的比赛，而是在比赛结束后解说某某马落败的原因。
他凭着音乐学院出身的教养和得体的西装，煞有介事地解说比赛结果，马迷们被他的能言善辩折服，纷纷向他请教下一场比赛将会如何。
于是，他便写出下一次比赛的“结果”交给马迷们。
给出的“结果”当然有蒙不对的时候，但他那天生的儒雅风度和稳重的谈吐举止，还是引来了更多的马迷。
他就是靠自己的口若悬河换来收入养活全家的，所以他不是马迷，而是专业赌马人。
民营电台开业以后不久，他又去当了ABC广播电台的乐队指挥。
搞音乐原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现在不过是东山再起而已。
可是他怎么也提不起拿指挥棒的兴趣，据说他指挥乐队时拿着的是以前用来预测赛马结果的红铅笔。
我没有听过他指挥的演奏，但拿着预测赛马结果的红铅笔指挥出来的交响乐，想必会给人以恶魔般的音乐感受吧。
如果看作一个抽身离开艺术的人对艺术的复仇，他这个逸闻可谓感人至深。
却说过了很久之后，我又遇到那个古川益雄，就跟他一起去名古屋看中京赛马了。
去地方赛马场的好处，是在那里还能够买得着押注比赛前两名的连胜单式马票，而且在场内还不会遇见熟人。
我们并不忌讳被人认出来，不过也学着别人戴上了墨镜。
我们一行六人，同去的还有手执西式拐杖的爵士歌手古谷充，大阪的人气电吉他乐队“林德”的经理加藤宏（他才二十岁，却留着山羊胡子），爵士乐钢琴手大塚善章。
加藤、古谷和大塚这三人本来不想看赛马，是被拉来的“新手”。
他们三人都属于古川益雄的演出公司，既然总经理下了命令，他们也不得不来。
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翻看着“赛马报”，一脸不情愿地跟着我们。
“我就押‘港口乐园’（MinatoPark）和‘晴代小姐’（MissHaruyo）。
“这两个名字的英文缩写连在一起也是M·
M， “既然我是玛丽莲·梦露的粉丝，那就押这两匹马吧。
” 正说着，旁边有辆跑车里下来一个姑娘。
不知是谁瞥了一眼那辆车，说道： “车牌是4253呀……行！就押‘4号马/2号马’和‘5号马/3号马’吧。
” 我们一边说着，一边乱哄哄地涌进赛马场，大家都先买了阿拉伯马特别障碍赛的马票。
结果中彩的是半专业的山形和我，而幸运并没有眷顾他们几个新手。
我虽然一开始赢了，最后还是输光了所有的钱。
只有山形靠两张特别马票中了彩，赚了十六万日元。
我安慰那三个新手说：“还好你们没中彩！” 赢了十六万日元的山形被我们大家狠狠敲了一顿竹杠：我们坐着克莱斯勒轿车，花八个钟头从名古屋一路游玩桑名、奈良和歌山，最后朝大阪开去。
一到大阪，古川益雄提出还要玩老虎机，于是大家在游乐中心又赌了一场。
最后好不容易到夜总会“B……”去喘口气时，已经是早晨三点了。
早晨三点的“B……”烟雾腾腾，几个醉汉人叠人似地倒在狭窄的地毯上。
吸食海米那之后梦魇附体的姑娘、黑人、混血男子、夜总会女招待……店堂里面拥挤不堪。
再加上难得来日本的MJQ的米尔特·杰克逊和柯尼·凯正趁着醉意伤感地曼声吟唱，连空气都令人感到窒息。
我们找不到坐得下来的旮旯，被挤得只好站在墙边。
“爵士乐被这帮家伙搞得越来越不像样！”古川益雄说，“济科·汉密尔顿和约翰·路易斯弄出来的爵士乐不三不四的……” 米尔特·杰克逊还在矫揉造作地唱着。
古川益雄终于忍不住吆喝道： “喂，咱们也来一曲赛马归来的爵士乐让他们听听！” 于是，加藤弹吉他，大塚弹钢琴，再加上古谷的长笛和歌声，他们向
MJQ发起了挑战。
当他们大胆奏出不堪入耳的乐声时，MJQ们皱起了眉头。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客人们兴致越来越高，打着拍子一起唱起来。
有人开始跺地板，MJQ也再次放开了歌喉。
就在这你一歌我一曲的欢唱中，天亮了。
直到六点多的时候，我们才回到旅店。
我倚在遮阳篷下的枕边写了一首短短的歌词，这是我自己对古川益雄人生哲学的一点儿感悟： 假如惟有道别是人生，还会来的春天是什么？那天涯海角盛开的到底是什么花呀？ 啊，日本海 在我的少年时代，青森很流行业余相扑。
尤其受欢迎的力士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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