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校对院王心怡圆园11年4月14日星期
四 栽藻造押渊园员园冤愿圆远员源缘愿382614597耘原皂葬蚤造押news岳 大规模填海造陆每年导致海岸带生态服务功能损失1888亿元。
海洋生态学家、中科院海洋所周名江呼吁： 为我国原始海岸线保护画条红线 阴本报记者廖洋实习生路越 近年来，我国沿海新一轮围填海热潮正在兴起,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沿海大中城市临近的海湾和河口，大有从零散围填海作业转向“集中集约用海”名义下的大规模连片填海造地之趋势，其规模之大，填海造陆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围填海项目审批缺乏生态环境意识，项目实施的监管不够完善，现有法规难以全面落实都是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
大规模填海造陆完全改变了我国海岸线及其相 邻海区的自然属性，原有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完全丧失，对海岸带及近海生态系统影响深远。
就此，中科院海洋所原所长、研究员周名江呼吁，严格控制围填海，为我国原始海岸线的使用画条红线。
据周名江透露，以围填海为主的海岸带开发活动已使我国滨海湿地面积锐减了57%，许多湿地鸟类栖息地和觅食地消失，海洋和滨海湿地碳库功能下降，碳汇功能丧失，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大幅降低。
无节制的围填海后，许多鱼、虾、蟹和贝类等重要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被破 坏，渔业资源延续困难。
一些重要海湾和海岛萎缩甚至消失；人工景观取代自然景观，海岸带及海岛景观多样性受到破坏。
进而导致各种生态环境问题。
根据2007年相关研究成果，我国因围填海造成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达到每年1888亿元，约相当于目前国家海洋生产总值的6%。
据周名江介绍，我国的海岸线大约有18000公里。
截至2008年,我国围填海总面积已达13380平方公里，如按填海区平均2～5公里宽度计算，则已有2700～6700公里的海岸线被 使用，占我国全部海岸线的1/6～1/3。
据各地的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短短的10年内中国沿海地区还有超过5780平方公里的围填海需求，几乎为50年来围填海总面积的一半，将要再占用1100～3000公里的海岸线。
在这短短的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一半的海岸线将会消耗殆尽。
如不加以有效有序的控制和有区别的管理,我国宝贵的海岸线资源的损失将不可挽回。
周名江指出，我国耕地的保护有一条红线———不能少于18亿亩， 这是绝对不能动的底线，动了，粮食安全就有可能出现问题。
我国的海岸线资源也是很重要的资源，滨海城区、滨海工业区、港口、航运、旅游、养殖等各种与海洋有关的活动大都需要依托海岸线来实现，而与海岸线相邻的海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区域，对它的任意干扰和过度破坏，将有可能影响到整个近海生态系统的健康。
不论从生态环境保护，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都应该尽快为原始海岸线的使用画条红线，给予有力的保护。
IBM连续10年居中间件软件市场榜首 本报讯IBM公司于4月8日宣布，在Gartner分析咨询公司根据2010年全球收入总额评出的应用程序基础设施和中间件软件细分市场份额排行榜中，IBM再度荣登榜首。
这是该公司连续10年在中间件软件市场排名中占据榜首。
据悉，IBM以32.6%的市场份额位居软件供应商之首。
据称，IBM在2010年其市场占有率增长14.4%，是整个市场增长率的两倍；全球应用程序基础设施和中间件软件市场增长了7.3%，达到176亿美元。
除了整体上领先市场外，IBM在一些关键的细分市场均占有最大市场份额，其增长速度超过了IT市场的整体增长速度。
“最新的Gartner报告反映出IBM在业务集成中间件市场占有率方面的领先地位继续得到加强。
”IBM软件集团中间件业务高级副总裁RobertLeBlanc表示，“IBM具备的核心优势可以帮助当今企业加快关键的业务流程以及提高这些流程的底层基础设施的灵活性。
”（王剑） 现在想起来，在清华读书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之
一。
我们在清华刻苦学习，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如饥似渴地读书、讨论，经历了改革开放思潮的洗礼。
当我们充满信心地离开清华时，收获的不只有“猎枪”，还有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宝贵的情谊。
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经济条件。
我是班级的团支书，经常组织大家春游。
收春游的费用时，我发现有的同学比较大方，有的同学则比较“计较”。
时间长了我才理解到，这并不是他们吝啬，而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处处都必须精打细算、“斤斤计较”。
有时候，这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同学在学习上也有困难，心里比较自卑，但是大家慢慢地相互理解、关心，情谊超越了金钱和利益。
让大家在精神上更为紧密的是“夜谈”。
那时候，一到晚上10点钟寝 我在清华的日子 阴肖学文 室就准时熄灯，大家若不是到路灯下看书，就要准时躺到床上。
睡不着，就天南海北地聊，谈马克思主义，谈人生，谈哲学；也谈自己的家庭，对未来的憧憬，婚姻、爱情……大家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快毕业时的一次卧谈会，大家越谈越兴奋，最后竟全班同学一起骑车到圆明园，在雪地上跑了好几圈。
那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
不过，夜谈的时候也要提防班主任的突然袭击。
我们班主任是陈国学老师，他常常半夜里到宿舍来，看看大家睡觉了没有，是否有人很晚了还没回宿舍。
他对我们的关心无微不至。
他很少说大道理，而是通过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学习。
班主任是学生宿舍的常客。
下午4点，他赶大家下楼去锻炼身体———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傍晚，又来宿舍喊还在洗衣服的同学去上晚 自习。
即使没有事，他也会来和大家拉家常，哪怕只是一句话说得不合适，他都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对，应该怎么说才更好。
那时候的每一位老师都是这么的负责而严格。
若是有同学心理状态不好，谈话解决不了问题，老师即便是坐火车，也要去他家里家访。
考试的时候，别说作弊，即使是小测验交卷后的一句交流，老师也会立刻把卷子撕掉。
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会注意看大家的表情———如果大家写得很快，老师就会摇头，说这回没把你们考住；如果大家看着试卷，大眼瞪小眼，老师则笑着说：“看，这回可把你们难住了。
” 老师们并不是有意为难我们，当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么“较真儿”。
老师在学术上对我们一丝不苟，我们也学得毫不含糊。
大家就这么相互较着劲，努力追求能在学术 上有更深的造诣。
那是一段单纯而充实的岁月，现在想想，还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光最快乐。
（作者系清华大学机械系1981届学生，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现任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我与清华 （上接A2版）称这些人为“中产阶级”，以为他们不同于“权贵阶层”，简直就是笑话。
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其专制独裁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权贵者。
所谓“民主”，不过是他们向社会要求权势的口实。
他们治下的员工，有几个敢跟他们讲“民主”的？你还要不要端我的饭碗了？将“经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教学科研人员”混为一谈，也不怕低了他们的名头！ 其实，他们的专制倾向有制度性的根源，无论在哪个行当，有可能扮演资本家和“经理人员”角色的绝对是国民中的极少数。
只有这极少数人有能力追求利润极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经济人”的角色，而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视其能否剥夺劳动者的理性选择的空间。
于是在高端行业，劳动者感受到的是饥饿纪律，是“女生当作男生用，男生当作畜牲用”；而在低端行业，劳动者就只能服从棍棒纪律了。
黑窑事件、13连跳事件，将利润极大化机制血淋淋的这一面暴露在了全社会面前。
吴敬琏先生引证道：“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正是“经理人员”的“创新”，“经理人员”的贡献就是利润极大化，他的“贡献”越大越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货币循环失衡。
吴敬琏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指望扩张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中产阶级”，这样的模式能将中国引向何方？ 药方：政府、企业与市场 在分析当前经济系统症结时，吴敬琏先生动用了一大堆不相干的理论，唯独回避问题的症结———货币循环阻滞。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改革思考：“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第一句话还有争议。
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 蹊跷的药方 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是）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 企业一词在英语中为“enterprise”，它由两个部分构成，“enter-”和“-prise”，前者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可引申为“赢利、收益”；后者则有“撬起、撑起”的意思，引申为“杠杆、工具”。
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表示“获取赢利的工具”。
利润极大化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目标。
多年来，这既是主流的理论，也是基本的现实。
“企业（是）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这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正是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基本现实，导致了我们今天面对的货币循环困境：资本的高速积累和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对低下。
然而吴敬琏先生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企业还不够自由，政府管得太多。
他以“大家”的名义提出四条意见： “第
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
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
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
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 政府确实有重大的缺陷，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的长期滞后是其明显的表现之
一。
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本应分析这现象的原因，只有 事实判断清楚，才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
然而，他到此为止，转而讲起了“破”、“立”问题： “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
”“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
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 回避对事实判断的探究，急于推出自己的国策建议，难免让人疑惑。
如果吴敬琏先生引证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符合事实，那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欠账源于地方财力不足，原因何在？在私有化导向的三十几年中，地方国企纷纷陷入困境，然后在“陈卖光”和MBO卷起的大潮中，基本上都“产权明晰”成了资本家的私产，为数不多的国企，大多是央企。
靠“陈卖光”们和MBO诞生的新生资本家，与官僚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人就是前官僚。
指望这样的体系能保障地方财力，岂非白日做梦？ 聪明的吴敬琏先生将矛头一转，指向了中央财政：“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
”中央财政当然有值得检讨之处，然而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嚣张的富豪、阔绰的官僚和破败的学校与贫困的大众。
社会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才是造成地方财政窘迫，靠卖地维持的主要根源。
中央财力是遏制分裂势力，抵御外部入侵的基础。
先让地方财力陷于被富豪绑架的困境，迫使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长速度，靠卖地度日；再向中央财力发难，吴敬琏先生意欲何为？此次盐荒再次证实，资本爆炒商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逻辑是“有钱不赚王八蛋”。
幸好盐业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政府靠行政手段迅速平息了恐慌。
如果盐业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如果政府 行为受制于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他们又岂能放弃这聚敛货币的大好时机？而这对国民意味着什么？网友们生动地答道“：盐荒子孙。
”这与“大核民族”成一佳对。
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力。
”（见董琳《吴敬琏担忧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中国经济网/news/20110321/3707636.shtml） 作用最大的“资源配置”莫过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吴敬琏说“，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
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投资主体构成演化如图
五。
在投资主体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92年后，服务于社区就业的集体经济和社会底层的个体经济也在下降。
唯独以利润极大化为宗旨的“其他经济”（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外商等）迅猛扩张。
饶是如此，吴敬琏先生仍然抱怨：“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力。
”莫非让资本家控制整个经济，才能令吴敬琏先生满意？在这样的状况下，货币循环只会迅速锁死“，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根本无从谈起，而这却是吴先生留给政府的职责。
由此看来，主流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教义深值怀疑。
学者的“普世价值” 为了让市场自由到理想的境界，吴敬琏先生给政府开的药方中，设置了诸多限制。
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戒律，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财富控制权 转变发展方式更要转变思维方式 （上接A1版）此外，我们能不能也关注一些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小事呢？王力先生有一本书，名曰《天大的小事》，书中谈到国外城市管理的很多小事，如家庭住房的“危情报警装置”等。
他体会到，“原来承载美好与幸福的不仅是宅子，不仅是园子，不仅是票子……”可是我们的很多领导未把这些小事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原因不外乎不足以体现政绩。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已经有些领导开始关注这类问题了。
什么时候，这些小事都被我们的干部视为政绩呢？ 有一部分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有“替民作主”的思维。
近年来，为很多网民讥讽的各种“被”，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对“替民作主”说“不”。
老百姓不愿意“被发展”，不愿意“被幸福”。
老百姓的不领情，告诉我们不能随便“替民作主”。
解决这类问题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多一点民主思想。
在一部分官员中似乎流行“讲政治”的思维模式。
本来常规意义下的讲政治是必要的，然而流行的“讲政治”思维却产生了异化。
一个地区甚 至单位的一把手说了什么，本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讲政治”而不研究了。
即使研究，也不说不同意见了。
实际上，党内长期提倡的“实事求是”就被“讲政治”轻而易举地“潜规则”了。
如此“讲政治”，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恐难真正改变。
领导思维中切忌简单化。
如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就把一些企业的领导人变成政府官员呢？重视高等教育，是否就让政府官员去领导大学呢？的确不乏领导迅速转身之后依然能有上佳表现的例子，但当这种方 式变成一种用人的“规律”之后，就不知道“规律”之规律何在了。
谨以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一段话结束本文：“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不仅对自然界我们要尊重规律，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概莫能外。
力。
”（哈耶克语）据说这是对社会最有益的状态，这个判断能成立，以下两个前提至少需要满足其一：或者，私人资本均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或者所谓“看不见的手”能有效遏制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
考诸现实，若相信前者，非迂即伪；若相信后者，如何解释资本的指数增长与社会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事实上，连亚当·斯密对此也未必托底，在出版《国富论》（1776年）之前，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
然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这句话犯了众怒。
曾有主流经济学家回应，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
此言意味着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专业定位于“科学”———回答事实判断问题。
致力于事实判断的科学，其学术规范是“真实”。
这要求科学家不被价值倾向左右，不陷于“主义”之争，彻底地直面现实，用完整清晰的逻辑、确凿的证据，揭开复杂现象间的因果关系。
而今的圣之时者们爱讲“普世价值”，对科学家而言，直面现实，一切论证只基于事实与逻辑，就是科学家的“普世价值”。
与之相悖者，可以是政客、官僚、商人、策士、喉舌、讼棍……唯独不能称为“学者”。
有趣的是，这些角色哪个都比学者挣钱多、势力大，却都有动机将自己打扮成“学者”。
政客、官僚要打扮成“学者型官员”，商人要打扮成“儒商”，为此不惜购买甚至伪造学历，似乎一纸证书就能让他们变成学者。
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普世价值”？ 学者作为具体的个人，难免有价值偏好，比如马克思就公开宣称，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吴敬琏先生偏好何种价值，站在哪个立场，钟情什么主义，是他的自由，别人无由置喙。
但以学者的面貌出现，就必须遵循科学家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切与推崇，从未成为他的论据。
他的论据只来自事实与逻辑。
在他的理论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是论证的结果而非起点。
恩格斯则不避讳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事实，没有一丝“为尊者讳”的意识。
所以，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在内的学术界，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本来意义上的学者。
然而吴敬琏先生的论证，回避完整清晰的逻辑，搅乱不同领域的问题，混淆微观与宏观，回避基本的事实与证据。
由此作出的“事实判断”与科学的学术规范不相干；据此提出的国策建议，无非是指向哈耶克的主张“财富控制权力”。
这样的工作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辩护。
其成效如何？不妨上网看看公众的评论，这很难不让人想起鲁迅对梁实秋先生的评价———“乏”，和古人的词： “莫听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
”（宋·朱敦儒《减字木兰花》） （注：图表中未注明数据出处者，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历年《货币统计概览》） 医者，别样的美丽 （上接A1版） 科研不能赶时髦 经常会有年轻人问丁洁如何做好科研，丁洁通常的做法都会反问一句话：“你先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 在丁洁看来，提出科研问题需要扎扎实实的功底。
既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还要具备临床实践经验，同时也要有一腔热情与好奇心。
“从临床角度做科研，就要学会怎么从病床边发现问题，然后再把看似普通的临床问题提炼成科学问题，之后再通过各种研究手段得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并不是发表了几篇论文，而是一定要反过来对临床有帮助。
”丁洁说。
三鹿奶粉事件中，丁洁带领研究团队从实验的研究设计方案到实施过程中的细节把握，再到论文的撰写、修改、发表等一系列工作中科学严谨地论证了三聚氰胺污染奶和幼儿肾结石的发生的关系。
后来，该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著专栏的首篇，得到了国际儿科学会的肯定与好评。
“我当时就是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学术界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丁洁说。
正是在这种冷静而淡定、执著而不为名利的平和心态影响下，丁洁在儿童遗传性肾脏病诊断、致病基因分析、蛋白尿发生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并推动了临床诊治工作。
1998年，首创小儿遗传性肾脏病门诊；2007年，完成了国内首例Alport综合征的产前诊断；在国际上首先确定了多个足细胞分子基因突变导致蛋白尿/肾病的国人病例…… 而对于这一切，丁洁觉得，她只是尽了一位医务科研工作者的本职。
而谈到当前很多医院都试图把临床型医院转变为科研型医院的做法，丁洁大为赞赏，但同时她也指出，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积淀，不是建了科研大楼、购置了先进仪器设备，科研能力就能够迅速提升的。
医改：要讲究战术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丁洁认为她有关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职责。
她曾在政协会议提案中建议将国有公立大型医院的职能定位在解决疑难重症的医疗问题、开展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等方面，加大政府的投入，更好地体现其公益性。
在201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丁洁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加强医学宣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议以及“关于加强我国罕见疾病防治工作”的提案。
“公立医院既要承担着社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培训工作，还要在科研上进行创新、起到引领的作用。
我个人觉得国家在公立医院改革补偿机制的方案设计方面还是不够清晰。
”丁洁说。
丁洁认为，国家制定的医改方案在战略上是比较好的，但是缺乏一套好的战术进行实施。
“我们经常听到战略研讨会，很少听到战术研讨会，而我们目前的医改方案恰恰需要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方法去执行。
” “要让每个人明白在医改这个链条中的职责。
”丁洁说，这就好比一个企业的改革，除了上面领导的思路清晰之外，要具体落实到下面的每个科室、每个班组、每个人。
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一种执行力、任务的落实，而是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来部署。
爱家的女人 平日里繁忙的工作，丁洁大部分的时间几乎全扑在工作上。
摆放在她办公桌上的一张全家人的合影，映照出她爱家的情愫。
在丁洁的眼里，家庭始终是第一位的。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单元、小细胞，也是我们最可能有所为的地方。
家庭就好比我们的‘大后方’，‘大后方’稳定了，我们的工作才能轻松、愉快。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连家庭都经营不好，可能他也做不好别的事情了。
” 丁洁每天几乎都是6点多就要起床，7点多准时赶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直到晚上7点多才能赶到家，吃饭后依然还要打开电脑处理大量工作。
“家庭重要，并不意味着给家庭的时间最多。
” 丁洁很喜欢旅游，前几年还会在休假的时候，与家人一起去国外转转。
“但现在实现起来非常困难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儿，很难把时间凑到一起。
” 不知道是孩子们的可爱感染了丁洁，还是丁洁的亲和力温暖了孩子们。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她“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你还会选择做儿科医生吗？”丁洁非常肯定地回答：一定会，因为我太喜欢孩子了，觉得他们太可爱了。
专家简介 丁洁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儿科副主任。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儿科学会常委、亚洲小儿肾脏病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与医学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等。
担任国内20多个核心学术期刊副主编、编委及多个国际杂志审稿专家，先后获得了20多项国家级、部委级和北京市级科研基金的资助，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SCI收录30余篇；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讲座20余次。
作为第一完成人，她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