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ETHNICITY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137期
201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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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论文】
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研究
——以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为例
对韩国语言文字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哈尼克孜·吐拉克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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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ofSociologyofEthnicity，SociologySocietyofChina
【论
InstituteofSociologyandAnthropology，PekingUniversity
文】
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研究
1 ——以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为例 哈尼克孜·吐拉克
2 摘要：随着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加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部门转
移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内地城市务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外出就业和创业已经成为他们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活动。
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迁移给内地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接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习俗的的机会，丰富了内地城市生活，但由于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不一样，他们在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的过程中所面临困难和挑战较其他民族农民工较多，很难融入内地城市主流社会。
随着这个群体在内地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的城市生存与适应问题也逐渐凸显。
因此，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以及他们的城市生存、适应与融入等问题吸引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主要利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湖北省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群体为例，运用社会学理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展开研究。
关键词：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社会排斥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1．研究背景维吾尔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意为“团结”或“联合”。
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的喀什、阿克苏、和田、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库尔勒、乌鲁木齐、伊犁等城市，少量集聚在湖南常德、桃源、郑州以及河南开封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
一,相当于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4国面积的综合。
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不发达的生产技术水平限制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离开家乡、流入内地城市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改善生活，摆脱贫困。
一方面，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迁移给内地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接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习俗的的机会，丰富了内地城市生活，而对于来内地城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说，迁移内地城市为他们提供了赚钱谋生、开阔眼界、提高文化水平以及创业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不一样，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心里上承受的隔阂和孤独感比其他农民工更多一些。
从西部向中东部，从农村向城市，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向汉族聚居地流动和迁移的过程中，他们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比其他民族农民工付出更多的代价。
尽管如此，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存依然面临很多困难。
3维吾尔族农民工实际上己成为武汉外来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中特殊的一部分，他们同 1本文为作者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12年硕士论文。
2作者为维吾尔族，喀什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
3哈尼克孜·吐拉克：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1 时具有农民工的共性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使武汉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面临新的考验。
目前武汉市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对于来武汉经商、务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工作偏重于管理而轻视对他们的权益保障，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不仅要克服风俗习惯、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而且还要遭受着来自城市社会各方面的显性和隐形排斥。
本文认为，当前维吾尔族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上与本地居民差距大，并且在城市户口、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城市教育与本地市民所享受的待遇有较大差距，也可以说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入度较低。
本文从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这一问题出发，就其现状、面临的困难与困难根源等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为探讨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的路径提供现实依据，指明行动方向。
2.研究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很多，但针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尤其是维吾尔族农民工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研究工作比较缺乏。
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进行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很少。
此选题可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为揭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的规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理论、解释框架，也可以为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解释框架，也可以为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提供政策建议。
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我国庞大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其外出务工对于缩减地区差异、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快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维吾尔族农民工能否很好的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不仅关系到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且更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稳定、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型，关乎到我国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大局。
本文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总目标下，以湖北省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适应现状与影响因素、生存与适应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二）主要概念的界定
1．研究对象——维吾尔族农民工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概念的界定角度不
一。
“农民工”这个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于1983年提出来的，“农民工”意指脱离土地，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陆学艺从四个方面给农民工进行了界定：职业，是非农业职业；制度身份，是农户户籍身份；劳动关系属于被雇佣者；地域，来自农村，属于农业人口。
1本文所指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是指具有农业户口身份和少量土地，从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农村分流出来，通过自愿流动、工作调动、财富投资等渠道进入内地城市，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依靠打工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口。
他们具有以下的特征：一是少数民族身份；二是以出卖劳动力、从事民族特色的行业为谋生手段；三是户口不在流入地城市，而在新疆流出地。
2．社会适应一个人离开家乡到城市中来，需要适应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就业、创业、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方方面面。
本论文主要涉及流入内地城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生计、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等方面。
所以在谈论“适应”问题时，既有具体某个方面的适应（社会、经济和心理层面的适应），也有一般性适应或整体上的适应。
适应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状态，是行动者的“惯习”在新的具体场域逐渐变化、调试的过程。
2社会适应的本质在于和谐与平衡：是个人与社会情景之间交互作用关系的和谐与平衡。
3．社会排斥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3-35页。
2江立华，符平：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局限与突破[j]《调研世界》,2007年,
(6).。
2 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法国。
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Lenoir）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
他说，“社会排斥”首先表现为一种不同身份地位的阶级(statushierarchy)或群体(collectives)之间的排斥；社会排斥是一个多面向的“排斥”，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于不同职业和区域之间。
Kabeer指出社会排斥的观点有助于阐明制定政策所涉及的一系列挑战，有助于在政策领域内自我反生功能的实现。
研究维吾尔族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对策，更有助于在批判的基础上去建设。
1本文主要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反对和消除社会排斥。
反对社会排斥的关键在于建立平等、健全的社会，为农民工创造一种公正、公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
（三）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异的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农民工”一词也成了我国特有的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许多西方国家也一直存在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市打工、定居和生活的现象。
因而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丰富的。
（1）关于流动人口的经典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唯康.佩蒂（WilliamPetty）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他指出，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2科林.克拉克在佩蒂发现的基础上根据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的主张，得出了关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分布关系的演变规律：随着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出现产业结构高度变化的过程，即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份额相对下降，第
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份额相对依次上升。
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者逐渐从第一产业流向第
二、三产业。
3马克思从机器使用以及社会分工角度分析，认为随着生产行为的分化，必然形成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即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前提，又是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只有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现代工业才有更广泛和更加稳定的农村市场。
4以上理论看到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比较差异以及工业化的大趋势，较早也较简单地揭示出农业人口向工业与城市转移的本质性原因。
（2）关于“文化变迁”理论。
所谓文化变迁，指的是一个民族或社会整体上（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技术的、制度的等所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它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本民族内部的因素而导致的变迁，可称为“内源性变迁”，早期人类学家如泰勒（EdwardtTylor）和摩尔根（LewisHenryan）讨论的主要是原始民族的内源性变迁问题，内源性变迁是指本民族自己发动的文化变迁；另一种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而引发的变迁，可称为“外源性变迁”，例如，伍磁（
C.M.Woods）、
C.恩伯(CarolR.Ember)等注意到当代世界对文化变迁的影响。
5农民工研究中，“文化变迁”理论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去关注各种外源性变迁的过程和途径、变迁方式和变迁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等。
尤其是，不同文化的农民工身处城市之中，或由于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变化、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接触和交往的增加、通过传播、借用、发明等途径，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或者如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中适应新的需求和新的环境。
（3）城市适应及其相关概念。
美国社会学家格斯柴德（GoldscheiderG）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的一个过程，而且这是一个贯穿人 1Kabeer,
N.,2000,SocialExclusion,PovertyandDiscrimination:TowardsanAnalyticalFramework,IDSBnllentinVol.31,No.4,Brighton:IDS. 2王亚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74-86。
3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493-494。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551页。
5伍磁：《文化变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53页。
3 的一生的过程。
也意味着两种不同文化群体接触后，相互适应的过程。
适应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同化、多元化等形态。
本研究的城市适应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维吾尔族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其实也包含城市社会和居民逐渐适应和调整自己的态度、行为或政策的过程。
涉及到城市适应的相关概念有三种，一是城市融合和融入。
所谓城市融合是指不同个体、群体、同文化之间相互包容、相互适应的过程，并且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城市融合是指流动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稳定收入与固定住所。
张肖敏认为，城市融入指的是城市的当地人及其他外来务工者和谐相处。
1 二是市民化。
所谓市民是指长期或固定生活、工作在城里、以非农产业为劳动对象的居民。
郑杭生强调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是指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他们身边的转变的过程，而是获得现代性、城市性的过程，也是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过程。
2 三是城市性。
1930年伍磁（LouisWirth）提出了城市性这个术语，认为城市性是一种生活方式。
城市具有的区别与乡村的一套社会与文化特质，社会与文化特质是塑造具有城市特色的一种生活方式。
比尔斯认为城市性是一种文化适应过程，从这一角度出发，城市性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初民部落群体研究包含了同样的元素。
农民工城市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其个人获得城市性的过程，即是个人城市化的过程。
（4）关于“现代化”的理论。
社会学对现代化的研究较多，在讨论社会转型时，现代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自发的、早发的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种是外发的、后发的现代化，即依赖于古代较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社会行为、价值观念等，对其进行借签和吸纳。
涂尔干和韦伯，以及以帕森斯为首的结构功能学派都认为传统社会能通过发展达到现代化的水平。
这种变迁的推动力是在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传统社会可以引入，并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他们也注意到传统社会内部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的现代化是属于第二种现代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呈现出多种文化资源（56个民族及其不同直系的不同群体和地方文化，统称“多元”）的整合，多种价值观（统称“多元”）的相纠结。
这种“多源”和“多元”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与互动，使得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和深入思考。
无论少数民族本身是否选择现代化的挑战，他们都会被动地卷入到现代化的潮流中去。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体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是如何克服地区、城乡差异；二是如何克服文化差异。
（5）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与社会支持相对应，伴随着社会支持的发展而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源于“社会剥夺”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社会排斥的概念在法国正式诞生，主要用来指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斯尔维（Silver）从专业化范式、团结范式和垄断方式三个方面概括了社会排斥的主要类型，指出不同的社会排斥范式将会引起不同的社会排斥结果。
3斯尔维这三大排斥范式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社会排斥理论。
本文所涉及的社会排斥主要指的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的功能性排斥、制度性排斥和非制度性排斥等三大作用机制，详述三大排斥机制在限制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顺利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中的作用。
1张肖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23。
2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
(4)。
3Silver,“SocialExclusionandSocialSolidarity:Threeparadigms”,InternationalLaborReview,Vol.133, 5-
6. 1994,pp.
4 2．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对于“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这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做出了很多研究。
我国学者很早涉及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的研究，但是单独对流入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研究的文献屈指可数。
如朱荟的《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怎样与社会融合》；唐玉青、张劲松的《论沿海企业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拒斥及其对策》；高艳华的《在沪新疆少数民族的城市适应问题及其社会支持路径选择一普陀区若干个案研究》；马明兰的《兰州市七里河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调查与分析》；韩锋、杜社会的《城市外来少数民族务工经商人员生存状况调查》；林均昌的《少数民族向东部中小沿海城市流动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探析—以山东省威海市为例》等。
上述研究从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入发达城市、城市生存与适应、权益保护、民族身份认同等不同的视角较深入地揭示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其中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研究。
朱荟的《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怎样与社会融合》，从宏观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合进行了整体的探讨；杜社会、林均昌、韩锋等从微观层面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农民工发达城市的适应情况，主要包括文化适应、城市适应、社会适应、经济适应等方面；还有学者对政府政策和少数民族农民工自身条件对城市适应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唐玉青等认为:政府要全面贯彻民族政策法规，不断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服务与管理工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与管理的机制和方法。
1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体系，有效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陈晶和张时空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建立民族工作网络，是处理好民族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的基本手段。
马戎认为:民族一时的产生与演变十分复杂，影响民族意识变化的因素也很多。
2民族身份认同感越强，越会影响少数民族人员快速融入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社会。
（2）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
文军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人口素质的提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权利的富裕以及社会参与空间的扩展。
3郑杭生则指出，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强调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化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完全融入城市。
4姜雅丽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
期间伴随着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5
（3）适应内容的研究。
关于城市农民工的经济适应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就业、收入、居住等方面展开，有一些经验研究的成果。
朱力指出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仅仅是农民工生活空间的位置上的转移，还涉及到农民工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等方面的转变。
他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尤其表现在生活稳定性、社会交往、社会心理适应和城市教育等方面。
因此他提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
6风笑天在研究三峡库区移民的经济研究时得出的结论是：农村移民对新生活的适应，首先是从住房、邻里、语言、风俗等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然后是生产劳动力、经济发展、最后是主观感受、心理融合、社会认同在内的“我群感”、“归属感”的建立，而且他认为这一适应过程需要经 1唐玉青，张劲松：论沿海企业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拒斥及其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1。
2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8页。
3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
（3）。
4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
（4）。
5姜雅丽：农民市民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05
（7）。
6朱力：《农民工二代与中国未来》[OL]，中国改革论坛网， anise/Practice/201110/t20111019_125536.htm，2011年10月19日。
5 历相当长的时间。
1江立华认为现代城市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经商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与城市文明冲突与整合的过程。
他在研究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时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主要有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一种是改变自我，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融入城市。
另一种就是在城市重建原来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
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等。
”
2
（4）关于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从制度性身份出发，指出城市社会的“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身份转换和角色转换的分离以及城乡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不明确的首要原因。
王春光认为：身份认同不强将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更会形成“游民化”的社会认同感，使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困境。
3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农民工从少数民族地区向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流动、生存与适应，是一个不断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文化互动的过程。
少数民族农民工既受到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现代文化的强烈撞击和吸引，又深刻体会到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现代社会和文化的陌生和排斥；既要不断接受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又要保持传统的文化模式。
（四）研究方法
1．调查地点笔者选取了湖北省武汉市七个主城区（分别是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洪山区、武昌区和青山区）的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抽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搜集资料。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方法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涉及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的基本状况和生存与适应方面的相关问题，共45题。
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武汉市进行，共发放170份问卷，回收问卷160份，回收率94%。
其中有效问卷150份，有效率88%。
问卷调查结束后采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2）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法通过问卷调查搜集资料的同时还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参与式观察与访谈。
通过对典型个案研究进行结构访谈和无结构访谈，以了解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适应状况，深入挖掘影响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的各种因素。
此外，为了进一步了解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笔者还走访了许多与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相关的政府部门，比如武汉市公安局流动人口管理大队、武汉民族事务委员会等等。
为了了解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生活现状，笔者在武汉市最具维吾尔族特色的新疆阿迪力餐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调查。
通过这些调查笔者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完成这篇论文打下了基础。
此外，本文采用了文献法，查阅了《新疆统计年鉴》、《武汉市统计年鉴》、《中国民族统计年鉴》等有关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资料，并利用这些资料针对本文研究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
（五）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1.性别和年龄在这次问卷调查的150人中，从性别看，男性131人，占88%，女性19人，占12%，男女比例严重不平衡。
被调查的对象平均年龄不到25岁，较低于我国农民工29岁的平均年龄水平。
卡斯冲（Castro）等指出人口迁移行为不是均衡地分布于人的生命周期之中，迁移的年龄结构具有集中于工作年龄 1风笑天：三峡库区待迁移民的搬迁态度及其影响因素[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10）。
2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2003
（5）。
3王群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
（3）。
6 阶段的一般性质。
罗吉斯在20世纪70年代奠定了人口迁移年龄模式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在25岁左右形成迁移率最高峰。
以找工作为目的流入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年龄正值其劳动能力最强的时期，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能促进城市发展。
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看，对于外来非正规就业的维吾尔族农民工而言，由于财富、社会网络、教育程度等都处于劣势，而唯一使他们能够离开家乡进入内地大城市优势的也只有年龄上的优势。
2．文化程度如果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则很难在流入地市场中顺利就业，会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生存。
调查结果显示，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为91.4％ 表1-1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文化程度统计表 变量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总计 频数 408015105150 百分比 30.060.05.23.21.6100.0 特别是在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汉语水平不高，语言方面的差异带来交流的困难，这造成跟其他民族居民之间的距离和隔阂，有时甚至因语言不通造成交流双方之间的误会和冲突。
维吾尔族农民工中，26%能听懂汉语，但不能应用汉语；25%是能听懂也能应用；40%可以熟练使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9%有汉语口语的能力但没有掌握汉语读写。
表1-2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汉语水平统计表 变量 频数 能听懂汉语，但不能应用 35 能听懂，也能应用 30 可以熟练应用 70 有汉语口语能力但没有掌握汉语读写 15 总计 150 百分比 26.0
25.039.4 9.6100.0
3．婚姻状况和对族际婚姻的态度根据人口学理论，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来说，人口流动不仅是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流动。
这种流动宏观上对其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经济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微观上直接地对组成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产生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在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未婚比例高达64.7%。
在150份调查问卷中，已婚占31.3%，单身占66.7%，离婚占4%。
85%农民工的配偶在新疆，只15%的配偶在武汉。
同时，子女个数较少（均值仅为2.24），按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政策，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可以生三个孩子，但是维吾尔族农民工来武汉市打工过程中，为了较好生存与适应武汉市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控制孩子的数量。
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Simpson）和英格尔(Yinger)认为：“不同群体间的通婚的比率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
7 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一个敏感指标。
族际通婚前提条件是，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上没有明显的差异、语言沟通流利、宗教信仰上互相包容、获得到父母和亲友赞同、支持。
表1-3维吾尔族农民工婚姻情况和族际婚姻的态度表 变量 已婚单身离婚愿意跟其他民族通婚不愿意跟其他民族通婚 频率（%） 479765397 比重（%） 31.367.74.035.364.7 具体到维吾尔族跟汉族通婚的问题上，问卷中设计了两个问题，分别为：“您愿意跟汉族人结婚吗？”、“如果愿意的话先考虑哪些因素？”、“如果你的亲属或朋友与汉族（维吾尔族人）通婚，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64.7%维吾尔族农民工不愿意跟其他民族的人通婚，只有35.3%农民工愿意跟其他民族的人通婚。
他们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因为维吾尔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人与非穆斯林结婚），所以如果他们选择族际通婚时，先考虑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比如哈族、克尔克孜族、土耳其族等。
不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的主要原因是，7%的人是先考虑风俗习惯，20%的是考虑宗教信仰，13%的人考虑的是语言，14%的人是考虑饮食，24%的是考虑亲朋支持，65%的人是不赞同亲属或朋友与汉族通婚。
由于他们受到这些因素的限制，在武汉选对象的范围比其他民族的农民工较小，所以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单身比率比其他民族农民工高一些。
4．来武汉的途径虽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执行劳务输出政策，但由于各种原因政策执行效果不是那么理想的好。
而且在武汉没有一家工厂跟新疆政府合作执行劳务输出。
所以维吾尔族农民工来武汉的方式是主要以朋友、老乡或亲戚为中介的一种流动。
调查结果显示，从目前工作的情况看，依靠朋友找工作的占35%，比依靠亲戚找工作（占25%）多出10个百分点。
可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工作是最主要的途径。
从宏观上看，这一点与其他民族农民工没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根据访谈资料，维吾尔族农民工对亲友、老乡的依靠度比其他民族农民工要高一些。
对于集聚新疆，不太熟悉内地城市生活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说，迁移内地城市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如果在内地城市中没有任何亲友、老乡，他们不可能冒然前往。
在武汉市就业、生存与适应过程中，社会资本对他们发挥的作用很大。
根据科尔曼的观点，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而这种关系由资源交换达到的利益互补而形成。
先来者为后来者提供了工作、住所、摆摊等多方面的帮助，为后来者更快、更好地适应武汉市的生活起到了关键作用。
调查发现：维吾尔族农民工受掌握的资源量和交往范围的限制，主要的社会关系就是维吾尔族这个群体，这现象同时反映维吾尔族人的民族认同感强。
变量 通过朋友通过老乡通过血缘亲戚通过政府总计 表1-4维吾尔族农民工来武汉方式 频率（%）3245635150 比重（%）30.032.035.03.0100.0 总之，对于来武汉市务工、经商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讲，利用亲戚、本民族朋友寻找工作，
8 应该是风险率最低而且较方便的求职方式。
二、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现状 目前，由于流动性很大，对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总数无法进行详细统计。
笔者在调查中发
现，在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当中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根本就没有办理过暂住证，这类人员占全部农民工的一半。
虽然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全市农民工中占很少的比例，但是由于其语言文化、体质特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其他民族农民工有明显的差异，这也使他们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一）维吾尔族农民工经济层面的生存与适应状况 笔者认为，跟其他民族农民工相比，在武汉市打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就业、收入、住房与医疗保险的情况比较特殊，值得讨论。
1．从事行业单一对职业结构的调查表明，由于维吾尔族农民工自身的语言、技术技能限制，他们在武汉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主要包括民族特色餐饮业(包括有固定门店的餐厅、烤馕店和羊肉串摊位)、土特产销售(经营馕、核桃、葡萄干、巴旦木等干果以及库尔勒香梨、哈密瓜、阿克苏苹果等鲜果)等。
1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就业模式呈现“三低”特征：一是低地位职业、二是低技术劳动、三是低稳定就业，他们的就业领域窄、以非正规就业为主。
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职业变动率较少，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来武汉以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表2-1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就业结构统计表 变量 开餐厅服务员买羊肉串买干果和馕总计 频率（%）28426317150 比重（%）17.051.073.09.0100.0 在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当中从事餐饮业的人数最多。
他们在武汉经营的餐饮业类型包括有固定门店的餐厅和街头羊肉串摊位。
由于新疆风味的菜肴更接近武汉的口味，所以新疆菜肴在武汉较受欢迎。
根据笔者调查和开餐厅的一个维吾尔族老板的反应，近年来因为租赁营业场所难和办营业证难等原因，武汉的维吾尔族饭馆数量明显减少。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现在开餐馆当老板的这些维吾尔族同胞中，很多人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武汉经商的，虽然来的时候是空手来的，但是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后，他们就开起了自己的饭馆。
可以说，这些人在本民族中，属于社会经验较丰富、有较多社会关系、有较多见识、较大胆量的人。
汉口一家维吾尔族餐馆的老板阿X就属于这种情况：案例01： （阿依古力，女，45岁，初中文化，阿克苏市人，汉口一家维吾尔族餐馆老板） “我是1990年跟老公一起来广州的。
在广州市批发市场从事发货，专门把广州流行的、新 1哈尼克孜·吐拉克：维吾尔族农民工职业教育情况简析-基于武汉地区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状态调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
（9）。
9 款衣服发到新疆，不到两年挣了很多钱，原本想在广州开个商店，买房子定居下来，但是老公不 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那边的黑社会老大交往，做朋友，有一次在帮他卖毒品的过程中，被 警察拘捕了。
由于那时我年轻、社会经验少，不知所措，很快就花完了自己的积蓄，想回去新疆， 但是怕被亲戚、朋友的嘲笑，就一直留在了广州。
我不瞒你，老公坐牢后，由于没有固定的经济 来源，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好多不好的事……这些事使我良心不安，后来我清醒了，离 开广州来武汉了，新来时，很迷惑，不知道从事什么，但是跟几个在这儿开餐厅的老乡聊天后， 自己心里有了明确的目的，用了自己这几年积累下来的资金开了一家很小的餐厅。
新开时，由于 我是一个女人，受到了很多排斥和欺负，但是通过自己不怕艰难的精神坚持到今天了，现在开的 这家餐厅是比以前大了，生意也挺好的（感谢安拉）。
我没有孩子，但是
5年前一个同胞生一个 女孩，她经济条件不允许继续养这个孩子，她打算把孩子给别人领养时，我领养了。
她现在5岁 了，好可爱，我特别喜欢她，经常觉得她对我来说很宝贵。
我打算等再过两年后，她到上学年龄 时，我卖掉这家餐厅，回新疆把她送到好的学校，自己从事别的行业”。
在街头卖羊肉串，也是在武汉市打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主要经营内容之
一。
这种经营形式 也较适合刚来武汉创业的维吾尔族农民工。
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于南疆地区贫困农村，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汉语水平低、没有职业技能而且他们在武汉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卖羊肉串不需要太多的社会关系和语言交流、也不需要太多的投资经费，而且好多武汉人喜欢和愿意吃维吾尔族人烤的羊肉串。
但从环保和市容的角度考虑，在街头卖羊肉串是严重影响城市环境。
按现在的城市发展速度来看，估计还过几年后，很难见到在街头卖羊肉串的维吾尔族农民工。
2．月平均收入偏低，对家庭经济贡献小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武汉市的生存与适应情况。
通过访谈发现，他们的工资低、所挣的收入低于期望值。
虽然他们靠运气、冒险流入武汉市的目的非常明确，是为了挣钱、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经济状况。
但实际上，他们的平均工资为903元，这表明，大多数来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月收入并不高，储存率底，对家庭贡献小，能够自给自足相当不容易，这与他们改善自身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强烈愿望并不相符。
案例02：阿依夏木(女，30岁，初中文化程度，和田地区于田县克孜勒博依乡人，餐厅服务员): “在老家有2个孩子，还有我跟老公两个年纪大的父母，我们要照顾他们。
但是我家总共有 5亩地，人多，种的地少，粮食连自己吃都不够，农业和日常生活支出大大超过收入，很难维持 10 日常生活。
我跟老公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来武汉打工的。
在和田只靠种地养家糊口很难，我们 那边缺水，如果家乡的情况好一些的话，我就不会来这里打工，生活所迫没有办法才来的，每天 想老家的孩子和父母，吃不香，睡不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调查结果显示的是，由于维吾尔族农民经济的贫困，在武汉的工作条件不好、收入低、工作 时间长、受到歧视，但即使“事与愿违”，许多人仍然“满足”。
57%的人对现在的工作满意，43%的人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案例03：艾山江(男，30岁，小学文化程度，伽师县塔西米力克乡人): 问：你在武汉主要做什么呢?
答：卖羊肉串 问：月工资有多少？ 答：600元 问：这工资够你一个月的生活费吗？ 答：老板包吃住，每个星期给一次零钱，我用这个钱给家人打电话，买日用品之类的。
问：你觉得这工资怎么样？ 答：很低，说心里的话，我妈生病了好几个月，我很想回家陪我妈，但是老板不愿意给我几 个月积累下来的工资，我问了他几次，他找借口让我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才让我走，不知道他最 后给我多少钱，估计他会扣各种各样的钱，给我的工资不多。
没事，能买到火车票回家就可以啦。
3．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因而建立涵盖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困难重重， 这也使得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处于缺失状态，并直接制约着他们的城市生存与融入。
调查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以租住房为主85%，还有一些人由老板提供住处占5%，或住亲友租的家占10%。
由于房租贵、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而且租房困难，大部分人都是相近的几个朋友、一家亲戚几个人，一起居住同一个房间里。
但是他们能租到的房子是破旧、室内空间较小。
由于武汉冬天十分寒冷，冬季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一样；夏季室内温度非常高，阴雨天时如果室外下大雨，室内就下小雨，室外雨停了，室内还会下；卫生状况更不敢恭维，污水垃圾到处都是，居住的地方条件非常差，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都难以忍受。
案例04：艾海提江(男，28岁，高中文化程度，和田地区墨玉县皮里马乡人): 11 “由于房子太小，室内空气不好，很想换大一点房子住，但房租很贵，租不起。
现在的住房 条件很差，我跟三个老乡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平方。
2011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二章第九十五条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从法律上规定了维吾尔族农民工有参与城市社会保险的权力，这也表明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参加城市相应的社会保险，享受社会保险的待遇。
被调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61.3%愿意参加社会保险，他们的参保意愿很高。
但是他们不了解具体的参保手续、无法实现自我保护意愿、合法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二）维吾尔族农民工社会生活层面的生存与适应状况
1．缺乏社会交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在交往中存在的，从本质的意义而言，社会交往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存在状态。
族际交往状况是民族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交往增多，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与认识，使交友成为一种可能。
调查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农民工跟其他民族农民工和居民的交往中，7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交往障碍。
对于有交往障碍的人，在可选择的交往障碍中，认为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其次是风俗习惯不同，再次是彼此不易沟通，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被调查者的看法基本上一致，只是维吾尔族被调查者对于语言的重视程度更高。
从选择频率上看，认为有障碍者选择语言不同的比例为30%。
可见，语言障碍的消除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和其他民族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增加交往频率的一个基本条件。
表2-2对于维吾尔族和汉族交往障碍的认识表 变量 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对方不尊重我的民族彼此不易沟通其他总计 频率（%）5530202520150 比重（%）41.030.010.09.010.0100.0 在“对方不尊重我的民族”或“民族意识”两个选项上，维吾尔族农民工和汉族居民被调查者的选择有明显的差异：维吾尔族农民工被调查者相对重视前者，汉族居民被调查者相对重视后者。
“对方不尊重我的民族”或“民族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主观意识，而不像其他几种障碍主要来自客观存在的文化方面的差异。
因此，虽然二者作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和汉族居民交往的障碍作用较少，但其中反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认识，却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农民工与武汉市居民的交往程度有限，虽然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工喜欢跟汉族人交友、交往，但是他们意愿的实现往往受多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对于语言不通的这因素，他们表示无能为力，很难以顺利实现。
2．生活“孤岛化”完整的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进城就业，而且意味着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也担负着相同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维吾尔族农民工虽然流入武汉就业了，也在城市中生活，但是他们却享受不到武汉市居民同等的尊严和地位，生活在与武汉市隔离的“孤岛”中。
所谓隔离是指他们不仅生活水平比武汉市居民低，而且还不能与武汉市居民那样享受着日益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
维吾尔族农民工“孤岛化”生活具体地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2 首先，维吾尔族农民工缺少对武汉市文明的了解。
维吾尔族农民工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条件去了解武汉市文明。
他们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干活、睡觉，就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闲暇时间去看电影、报纸、电视等等，即使他们有闲暇时间，也没有经济条件。
现在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要花几十元，而对每月只赚五六百元的他们来说，看一场电影无疑是一次非常昂贵的消费。
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工不仅看不起电影、更看不起电视。
他们有闲暇时间时，聊天、打扑克，以打发漫长的、孤独的夜晚。
再次、维吾尔族农民工与武汉市居民缺少交往，形成封闭的群体。
当然这并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他们找不到愿意与其交往的武汉市居民，因此，他们无奈地生活在内群体中间。
最后，过着性别失衡甚至“单一化”的生活。
尽管最近几年携家带口进武汉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增加，但是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工还是孤身一个人，经常是几十个清一色的男（或女）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在一起，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未婚者却找不到对象，成了一群漂流到城市这个生活海洋的“孤岛”上过着生活的边缘人。
3.宗教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各民族的民间信仰由于是世代传承，并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属于精神世界的深层次文化。
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的全民性宗教，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贯穿在他们的道德观念、为人准则和生活习俗的各个层面。
无论走到哪里，伊斯兰宗教信仰和清真寺都是穆斯林信徒之间联系的纽带。
笔者在调查卖羊肉串的流动商贩的过程中了解到，虽然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无法做到每天五次礼拜，但是每礼拜五他们都到附近清真寺参加聚礼。
他们常去的清真寺有民权路清真寺、马家庄清真寺等，他们做完礼拜后，在清真寺经常互相交流一些信息并结交朋友。
平时，很多人到这里来做礼拜过程中，会结识很多在武汉做生意的本民族的人或回族、撒拉族等其他民族的穆斯林。
笔者发现，他们都十分主动结识新的朋友，以扩大自己的交往面，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发展机会。
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民族身份或宗教信仰，所以他们较容易找到更多共同的话题。
清真寺为他们提供了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这对人际关系基本局限在本民族内部几个朋友或老乡之间的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说意义重大。
虽然伊斯兰教明明禁止过“偷别人的东西，做伤害公共、个体利益的事情”，但是很多维吾尔族人离开老家，来武汉后，好像解脱了在老家从家人、亲友受到的限制，从事一些违法的事情。
但是他们也每个星期五来清真寺做礼拜。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我们不能把宗教和日常生活里有目的的行动区分开来宗教信仰中人们行为的出发点是清醒与理性的——“防避‘现世的’外在弊端和谋求‘现世的’实惠,是一切‘祈祷’的内容1”。
可能他们想通过做一次礼拜，能找到个自己良心安慰，更想找到心的安宁吧。
案例05： 阿X(男，40岁，初中文化，汉口某家新疆餐厅老板) 问：你开这家餐厅几年了？ 答：快15年了。
问：妻子在哪儿呢？ 答：在武汉，不瞒你，我的妻子是汉族人。
我来了武汉后，在打工过程中跟她认识的，她性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478。
13 格很好，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帮助我解决我的困难，她爱我。
由于她是 别的民族，我犹豫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跟她结婚了，有一个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了。
问：你关于未来有什么打算？ 答：在这家餐厅工作两年以后，想去沙特朝拜，然后回新疆从事合适自己的行业。
笔者采访阿
X之前听说过，关于他的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是武汉维吾尔族黑社会的老大， 从新疆拐骗小孩，教他们偷别人财务，从新疆来武汉从事个体行业的维吾尔族人必须拿到他的许 可后才能开始自己的事业之类的。
我们都知道他做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是违法的，当然也违背伊斯 兰教的教训。
当时，我听到他想去沙特朝拜时，愣住了一会儿，脑子里呈现出了好多问题，（比 如虽然他做过许多坏事，但还是承认自己是穆斯林），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愉快地结束 了访谈。
这个老板是在内地城市先做很多坏事，然后希望通过去沙特朝拜等方式清洗自己的罪过，从
而使自己心安。
他的这种心理或许在某些维吾尔族人群中有一定的典型吧。
4．对武汉市的印象武汉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常年雨量充沛，热量丰富、雨热同季、旱涝更替、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通过调查发现,有60.6%的受访者适应不了气候，因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不同（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四周有高山阻隔，海洋湿气不易进入，形成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空气干燥）。
42.9％的人是选择非常喜欢；39.0％的人是选择比较喜欢，7.6％的人是选择一般；仅有1.9％的人是选择不太喜欢。
就是说，这些务工女青年来武汉后，在慢慢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之后，79.9％的人喜欢武汉。
表2-4对武汉感觉的分布表 变量（对武汉感觉） 未填答或已超选两项非常喜欢比较喜欢一般不太喜欢总计 频率（%） 614223868150 比重（%） 8.010.020.012.050.0100.0
5．是否愿意留下继续务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曾经指出，社会距离是一种“使我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自身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区别和隔离”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心理距离。
对于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基本落脚于武汉市，但是与城市居民之间还存在社会距离。
通过调查，我们知道的是70%维吾尔族农民工觉得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这说明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武汉市 14 居民之间有心理距离。
29.5％的维吾尔族农民工选择愿意留下来；41.0％的选择不愿意；18.1％的选择感觉无所谓。
这与她们的年龄和在这里遭遇的困境――语言交流困难也有很大的相关性，他们的过客意识较强。
（三）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观察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笔者发现了，城市跨民族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武汉市居民对维吾尔族农民工态度不对称性问题。
1．民族歧视通过调查发现，由于传统上民族歧视观念的残余、“刻板印象”的原因，在武汉市有部分市民对维吾尔族农民工抱有偏见。
很多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比如，维吾尔族农民工租住房时，有些市民不愿意出租给维吾尔族农民工；有些宾馆对其他民族顾客打折，对维吾尔族农民工不打折甚至还拒绝让他们入住，因为担心他们会不讲卫生，影响客源。
更严重的是有些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搭载维吾尔族农民工。
在求职过程中，武汉市有些职业介绍机构的工作人员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存在歧视现象，一方面很多就业中介机构不太愿意为他们推荐工作；另一方面，一些维吾尔族农民工文化程度很低，缺乏工作技能，也难以获得就业机会。
同时，社会舆论的偏见和歧视往往会加深用人单位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刻板影响和歧视。
偏见是针对某个族群或其个体成员的一种武断信念或感知。
更精细点，偏见包含了一种判断，即“基于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群体或阶层的固定印象，没有经过实践经验，就将其应用于该阶段或群体的所有成员”。
民族偏见是顽固的，如戈登.奥尔珀特解释：“如果预先判断面对新的认知依然不可逆，那么就会成为偏见,这种偏见不仅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且不易纠正。
2．就业困难尽管《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对用工单位的劳动用工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然而事实上，当前我国城市劳动用工制度还存在明显的差异偏向性，尤其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其他民族农民工相比，他们面临着较重的排斥、不同酬等现象。
维吾尔族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以及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或与城市市民的交往过程中遭受城市市民的歧视和漠视态度。
这些因素导致了维吾尔族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下层，与城市市民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位置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就业岗位的选择面较窄，只能从事一些技能水平不高、稳定性较差、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
武汉市大部分的就业服务中心主要是面向城市工人提供就业服务，很少职业介绍中心愿意为维吾尔族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主要提供一些低层次的工作。
二是就业培训主要针对的群体是城市下岗工人、青少年、妇女、残疾人等，而专门用于针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相对不足。
工作的不理想导致维吾尔族农民工收入较低，制约了他们居住条件、生活条件、社会保障以及精神文化需求的改善，使得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就业困难不仅阻碍了维吾尔族农民的城市生存与适应，而且对城市社会的发展、和谐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3．个别人违法乱纪导致的社会污名化名声，一般指普遍被认定的一个人的品德或者某人受到的评价。
良好的名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好的名声建立相对要难，而坏名声的建立却相对容易，偶尔一次印象深刻的错误，却会使人声名狼藉。
跨民族之间的交往通常存在所谓的“刻板印象”。
各民族总是根据本民族的特点来比较和定义其他民族的特点。
由于极少数新疆人给社会留下了负面印象，通常是与其偷盗、抢劫、打架和闹事等行为联系在一起。
武汉市居民对维吾尔族族人的评价一直不是很好，把他们说成是“老土”、“小偷”、“泥巴子”，他们似乎成了武汉市的不安之源。
个别维吾尔族人在内地城市里，制造了一些偷窃案、拐卖儿童、吸毒贩毒案件等，扰乱了当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损坏了维吾尔族同胞勇敢、善良、勤奋的形象，影响了民族团结。
正如心 15 理学家凯利所提晕轮效应（光环效应）中所讲的在人际知觉中所形成的以点概面或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一个人的某种品质，或一个物品的某种特性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
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人们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或这个物品的其他特性也会给予较好的评价。
反之也是如此。
部分市民下意识地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维吾尔族小偷联系起来，不少宾馆、出租车拒绝为维吾尔族人提供服务。
武汉市的社会舆论往往不能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将犯罪问题渲染成维吾尔族人整个群体的一个特性，从而造成武汉市居民对维吾尔族人的高度警惕。
4．非理性的报复行为作为被歧视的弱者维吾尔族农民工也会进行一些保护自己的日常的反抗，他们有时会对歧视他们的人采取“报复”行为，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
正如著名学者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这本书中所讲到的弱者的武器无处不在，它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敌人，也伤害了弱者自己。
尽管“报复”行为可以使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心理上得到相对的满足，但是这种行为不但使双方都遭受损害，而且实施报复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损失会大于被攻击的群体。
其结果不但对采取“报复”行为的少数民族不利，而且会使自己的境况更加恶化。
因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中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少数民族，更是经济上、政治上和资源上的少数，所以，由“报复”行为获得心里满足的代价是经济上、政治上和资源上更大的损失。
总之，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城市社会后，心理上的不适应，且加上对工作条件的艰苦，他们有着独特的心理感受，与其他民族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可能更加敏感，脆弱，容易引起种种苦恼，误解和气愤。
三、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问题的根源——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是指导致人们偏离现代生活的正常交流、实践和权利的多种变化因素。
贫困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结果之
一，但是社会排斥的结果还包括人们无法享有住房、教育、卫生和服务等方面的正当权利。
本章从动态的、互动的角度来描述和解释影响维吾尔族农民工武汉市生存与适应过程受到的三种社会排斥，即功能性社会排斥，结构性社会排斥和非制度性社会排斥。
在社会层面上，消除社会排斥，有益于减轻维吾尔族农民工对社会的不满意，减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而有益于社会的稳定。
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遇到生存与适应问题，究其原因是社会排斥。
影响维吾尔族农民工武汉市生存与适应的的社会排斥表现为以个人能力、社会资源为核心的功能性社会排斥，以户籍、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社会排斥和以风俗习惯为核心的社会排斥。
（一）功能性社会排斥 功能性社会排斥是指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源的不足导致个人在社会参与中处于弱势地位。
来武汉市打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无论是家庭条件还是接受教育的环境都具有先天的不足。
1．个人能力的欠缺许多社会学者指出，流出者的文化程度高于流出地的居民甚至高于流入地居住者的水平，这是流出者在社会上克服一切困难、生存与适应好流入社会的重要要求之
一。
如果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普遍低于城市居民，那很难在流入地市场中找个合适的工作，会影响在流入城市生存。
苏群等的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培训情况、打工时间都对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民工月收入将会增加44.06元，受过培训过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没参加培训的高180.64元。
麦凯龙认为人力资本是农民工群体城市适应的关键因素。
语言水平和文化程度是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他们能否流动并融入武汉市生活的关键因素之
一。
1个人能力的欠缺主要表现为以汉语言表达、自信心、教育和职业技术水平等 1哈尼克孜·吐拉克：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基于武汉地区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 16 指标构成的个人综合能力的不足。
发达城市中有限的就业机会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受教育程度来配
置的，通过对劳动者文化程度的设限来排除掉那些劳动力市场所无法吸纳的人口，这个限制门槛随着职位层次的提高而提高。
在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往往文化素质不高、职业技能水平较低，从而在竞争有限的就业机会中处于劣势地位，只能竞争那些具有较低要求、因而就业条件也较差的职位，这些职位的普遍特点是非正规性、低知识性、不稳定性和较差的工作条件与工资待遇，因而为大多数人所不愿意从事。
此外，语言能力即是文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使用非汉语作为母语的维吾尔族农民工，从以使用民族语言为主、几乎不需要过多使用汉语的家乡来到完全使用汉语的武汉，汉语水平构成了他们无论是竞争就业岗位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避免的一块“短板”。
案例06： 艾买提(男，19岁，喀什阿瓦提县人，初中文化程度，餐厅服务员): “我家在喀什地区阿瓦提县库木巴格村。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由于我学习不好，上到 初中就不上学了。
初中毕业后，闲在家里，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比我年龄大几岁的朋友， 他之前去过内地很多次，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内地玩玩，我什么都没有考虑，便同意了， 也没跟家人说一声，跟着他先去乌鲁木齐，然后转车来的武汉。
通过老乡的介绍找到了现在的工 作，即是在这家餐厅当服务员。
虽然来武汉快一年了，但由于老板给的工资不高，积攒的钱就不 多，很想换个工资高点儿的工作，但是由于汉语不好、也没什么职业技术，所以找不到比现在的 更好的工作。
来武汉后，才意识到了“
知识是无价之宝”。
从案例06可以看出，在家乡所接受的较低水平的教育、缺乏职业技术和汉语能力将维吾尔 族农民工限制于低收入且不稳定的工作岗位，并成为他们谋求改善自身命运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从社会分层理论来看，社会地位的差异本身就会带来阶层之间的相互排斥，特别是较高阶层对于较低阶层的一种排斥。
同时，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这种低层次就业所带来的较低社会地位被锁定，正如案例中这个农民工所言“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从而不断强化这种社会地位差异而带来的社会排斥，阻止他们融入武汉的主流社会。
2．社会资源的匮乏按照人力资源学者的研究，个人动员各类资源支持自己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经济活动的成功与否，是否能够接受或获得资源（财富、信息）是很重要的，这跟掌握资源者有密切关系。
社会学研究结果表示：华人社会是一个“圈子”的社会。
被抛出社交圈子，会对贫困家庭不利，这样他们又陷入了一个“社会排斥”并存的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中。
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武汉，随着自身社会网络规模的缩小，在城市社会网络中参与者的数目也越来越少,社会网络的密度也降低，在社会网络中的权力更减少，使得他们本来处于网络集点上的权利分散或者消失。
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社会资源与其在城市社会中获得的地位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网络对社会资源的接近与控制呈出现出一种金字塔形式的结构，越靠近顶部的位置越容易接受和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越处于底层的位置接近和控制社会资源更困难、更少。
维吾尔族农民工由于各种主观、 报》2011，
（8）。
17 客观原因，处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底层，所以很难接近和控制社会资源。
案例07： 阿依夏木(女，30岁，小学文化程度，和田地区于田县克孜勒博依乡人，餐厅服务员)： “在老家有2个孩子，还有我跟老公两方年纪大的父母，我们要照顾他们。
但是我家总共有 5亩地，人多，种的地少，粮食连自己吃都不够，农业和日常生活支出大大于收入，很难维持日 常生活。
我跟老公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来武汉打工的。
这家餐厅的老板是我老公的远方亲戚， 我们来武汉之前给他打电话联系，他愿意雇佣我们后，我们才离家来到武汉。
我跟老公不会说汉 语，只能听懂“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等简单的问候语，如果没有老板的帮助，我们真不敢 想象在这儿怎么找工作，住在哪儿。
” 从案例07可以看出，构成在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老乡，二是在武汉本地的人脉关系。
维吾尔族农民工之所以能够进入武汉并找到工作，很大程度上通过老乡介绍，或者直接就是在老乡开设的店里就业。
然而由于在武汉的老乡或维吾尔族人士毕竟属于武汉人口的极少数，并且正如前一小节“个人能力的欠缺”部分所论述，他们大部分从事着较低层次的工作，处于武汉的社会边缘，他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同质性较高的强关系。
而正如格拉诺维特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个人选择新的就业岗位而言，自己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具有较低异质性的人之间的弱关系才是能够带来新信息与新机会的重要社会资本。
而案例07中的夫妇，由于缺乏汉语交流的能力，他们只能够同身为他们亲戚的老板进行交流而无法与所在社区的其他人进行交流，因而也就无法在流入地武汉积累更加广阔且富于异质性的社会资本，无从改善自身的处境。
而这种由于同外界交流能力的障碍而形成的对老乡社会资本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像案例中所称的“老板”这种存在地位差异的老乡社会资本的高度依赖，由于不存在替代社会资本的可选择性而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可能导致形成一种带有人身依附色彩的封闭式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网本身就是对外界排斥的一种表现。
（二）制度性排斥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博弈规则,是明确社会事务性质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并以其具有的合法性和强制性来维护人类生活稳定的互动结构。
制度是权利的保障，是对公民某种身份或地位关系的具体安排。
也有国外研究者将制度看作是“游戏的规则”，认为这种游戏规则的设置是通过牺牲他人利益而有利于某些人和群体的发展，这与美国学者斯里维（Silver）提出的垄断化的社会排斥范式不谋而合，它也强调社会排斥是形成群体垄断的一个结果。
英国社会学家卡比尔(Kabbeer)在分析社会排斥的主体、客体和排斥途径时指出，制度机制是社会排斥的主要动力，当制度机制系统化地拒绝对某些群体提供资源和认可，使之不能完全参与社会生活时，就导致其他一系列的排斥。
1当然，以上这些关于制度与排斥的看法来源于西方不同国家背景不同主义的思想当中，并不能完全移植过来进行本土化研究，但是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项社会制度的确立必然有其需求性，对于主客观条件各异的广大社会成员，在某些制度面前，一项制度确立的同时就如一道无形的界限不可避免地凸显其两面性，并非所有的人最大化使用资源的权利都能够得 1Kabeer,
N.,2000,SocialExclusion,PovertyandDiscrimination:TowardsanAnalyticalFramework,IDSBnlentinVol.31,No.4,Brighton:IDS. 18 到保障，总有一部分人被撇在界限的另一边，无法利用资源享受权利，造成社会排斥，例如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问题。
1．户籍制度排斥户籍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关于人口统计的记载。
汉代以后，户籍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户律”，开始将人口的户籍管理上升至法律的层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户籍制度的发展开始呈现“二元”化的倾向。
1958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将我国居民按户籍所在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
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当前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
李强认为，“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
据笔者调查，在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由于不具备所在城市的户籍条件，在社区选举时，他们不能参与所在社区的政治选举。
因而对他们而言，参与社区政治活动的路还很漫长。
案例08： （艾力，男，32，小学文化程度、和田地区墨玉县） 有关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事情，艾力告诉笔者，“社区居委会选举与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人 家咋会叫我们参加选举呢？社区居委会与我们有关事情的主要是让房东提醒我们按时办理或更 换暂住证啥的，其它的基本和我们没啥关系。
” 据访谈，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打算在武汉市呆一段时间，挣好足够的钱后，想回新疆做别
的事情，将自己打工的武汉市当做是一个挣钱的城市，过客意识比较强。
虽然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为了遵守城市管理规则，试试过办理暂住证，但是由于他们汉语口语不好，办暂住证过程中遇到的麻烦比其他民族农民工更多。
由于没有暂住证，他们在找工作、租房子过程中，遇到的麻烦更多，使他们的就业、生存与适应更难。
总之，户籍制度融入在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户籍制度造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身份、职业与角色的背离，它对于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武汉市融入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障碍。
2．社会保障制度排斥社会保障，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和社会对那些基本生活有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或精神等形式的帮助，旨在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
在新旧二元体制转轨过程中，单位保障制度逐渐过渡为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保障、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和社会互助，由政府、单位、社区、家庭共同构成。
1郑杭生先生在其《社会学概论新修》中指出，“社会保障是政府通过立法，社会团体等通过政府授权，以现金、物质和服务等形式向有精神疾病、生理残疾、年老体弱等负担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的旨在维持其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
”2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进而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虽然我国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劳动合同法”，但是在武汉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各种权利被侵犯现象经常发生，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他们的工资经常遭到拖延，健康和安全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而且他们收入不高，支付不了大医院的高医疗费，只能选择去小诊所，甚至不看病。
武汉市务工的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游离于社会保障的“减震器”、“安全网”之外。
这不仅增加了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成本和风险， 1王思斌：略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
（6）。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
19 限制了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步伐，而且还极易导致他们产生不满和敌对情绪，而这种情绪的聚集必将对城市的和谐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等构成隐患。
案例09： (女，28岁，初中文化程度，喀什地区疏附县克英亚乡人，收银员)： 我问道，“你与老板签合同了吗？”，她说：“在这儿能找到现在的工作已经不错了，还签什 么合同呢？”。
我向她解释：“如果有一天你老板突然解雇你，或者发生受伤之类的事，那怎么 办？，她回答说：“我觉得老板不会突然解雇我的，至于受伤，看运气吧，如果安拉让我受伤， 签什么合同都没用，我不想考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已基本覆盖了城市所有的居民，社会保障的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而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处在初级阶段，且社会保障的参与率还较低。
从案例09可以看出，由于维吾尔族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城市不健全的用工制度下，他们只想努力工作、挣钱增加收入，不会考虑参加社会保险之类的。
维吾尔族农民工，收入微薄，自我保障能力相对较弱。
正如案例中这个女孩所言，“不想考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她还没意识到周边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意识不强、抗风险能力不高、社会保障的缺失依然继续。
这种制度性社会排斥无法让他们回避风险，他们无法享受国家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导致边缘化。
3．教育制度排斥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制度则是顺利开展教育的制度保障。
当前教育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级教育机构、组织与一系列的规章、规范等有机结合而成的统一体，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得以进行知识传递，文化积累和传承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公办学校免除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除书本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并禁止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入学子女征收借读费，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在现行义务教育体制下，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地的武汉市政府没有义务，也没有动力去管外来维吾尔族农民工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
2006年4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了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鄂发〔2006〕3号），明确规定：“要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服务和管理，从劳动就业、子女入学、权益保障、医疗救助、法律服务等方面给予积极引导和切实帮助”。
但是这项政策执行的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维吾尔族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武汉市公立学校就读,就必须交纳高额的借读费.但是由于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他们从事那些非管理性、低知识性行业所挣的收入不多，只能保障自己平时的生活费，他们无法承担高额的借读费，由此，这种体制就人为地将维吾尔族农民工子女与武汉市孩子分割开来。
他们在教育机会方面所受的社会排斥，是他们缺乏教育、缺乏知识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导致他们在武汉市生存与适应难、缺乏就业竞争力。
案例10： （女，38岁，初中文化程度，喀什地区疏附县英亚乡人，收银员）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今年12岁，在老家父母帮我们照顾着，小的是女孩，8岁 20 了，在我们身边。
我跟老公的文化水平不高，由于文化水平低、汉语不好等原因，在这儿受了好 多苦。
为了不想让孩子过像我们一样的苦日子，我们夫妻两打算让她好好上学，所以带女儿去了 武汉市的好几所小学，但是他们以“
学校已经招满了、要招本区的孩子”等理由，据绝了我们。
虽然我们努力一年了，孩子还进不了学校。
我跟老公商量好了，为了孩子，我们决定6月份回老 家。
” 从案例10可以看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多、社会知识水平提高，对受教育的看法和需求也增加。
他们在融入武汉市主流社会过程中，亲身体会到了教育、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收入微薄，他们无力承担学校的高额收费。
贝克尔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如果没有人力资本投资(即没有教育培训)，那劳动力的工资将等于工人所生产产品的边际收益。
1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是全面的发展不仅是要重视盖高层大楼以及经济收入提高，更要重视公平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
而案例10中的夫妇，由于缺乏人力资本，导致了在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的教育制度排斥，找不到归属感，限制了他们融入到武汉的主流社会。
总之，制度性排斥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难问题的的主要根源之
一，这些制度性排斥也是维吾尔族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主要障碍。
但是，维吾尔族农民工除正式制度排斥外，非正式制度排斥也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难问题根源内容。
（三）非制度性排斥 非正式制度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非正式的约束。
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其变化和演进是渐进的。
在社会生活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一样，也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到关键作用。
对此诺斯指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在正式制度产生以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非正式制度来规定和维持，即便是在正式制度诞生以后，人类生活的多数空间仍然是由非正式制度来规定。
2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除了功能性社会排斥、制度性排斥外，还包括其在非制度层面的排斥。
以下笔者主要从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的排斥作用进行分析。
1．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指居住在一定社会文化圈领域内的人们共同遵从的一些行为规范，主要指的是一些习性，礼节和传统的风尚等。
风俗习惯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中，因而它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地域性和继承性。
与对法律法规的外在强制性、约束不同，风俗习惯对社会成员具有非常强烈的内在约束力。
由于风俗习惯具有历史性，因而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改变，原先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就会逐渐被淘汰，一些新的因素也会慢慢的融入现行的风俗习惯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互相融合，宗教活动变成为维吾尔族人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他们独有的特色。
有时也正因为这些“特色”使他们与城市社会格格不入。
风俗习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是今天影响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
1《》][美]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203页。
2[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67页。
21 案例11： （张
X，男，高中文化，武昌一家商店老板） “维吾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每天做五次礼拜，有时我们生意繁忙，工作时间就会与他们的 礼拜时间相冲突，我们觉得会影响我们生意的效率”。
由于风俗习惯上的差异，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生活在自己 的圈子里，哪怕是在饭馆里，使他们跟市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隔阂和冲突增多。
2．文化传统文化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共同享有的知识、信仰、规范等。
它包括人类所创 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具有多样性、时代性、地域性、差异性等特征。
文化传统则是指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
像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是两种具有明显差异的文化模式。
王思斌通过对不同学科关于文化的含义的整理，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广义的文化，中尺度的文化，小尺度的文化。
1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大国家，地区跟地区、民族跟民族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传统差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速度、规模越来越增大，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内地城市务工，促进了地区之间联系的加深。
这一方面冲击着内地城市社会原来有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结构。
案例12： （帕提曼，女，22，初中文化程度） 相对于其他行业的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餐馆会计的帕提曼，与市民的接触较多，受武汉市 人的影响大。
虽然她在上班过程认识了很多汉族朋友，但慢慢发现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传统不 一样，会影响族际之间的交往。
她说：“
每次他们过春节时，我看到他们互相拜访、聚聚，特别 羡慕他们，跟那些经常来我们餐厅的顾客，热情的打招呼，庆祝他们的节日。
但是我们要过节日 时，除了本民族互相庆祝外，没有其他人庆祝我们的节日，感觉到自己怎么做也难以融入到他们 的生活……”
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少数民族和亚文化群体的的典型代表，在武汉市主流社会或市场化就业 模式中，其文化当中的不适应性、在风俗、习惯差异方面表现出来。
他们在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不断地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学习着城市的各种行为规范，管理制度。
但是流入内地城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是文化上跟流入地市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是属于伊斯兰教文化传统的群体，另一个是属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群体。
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族际交往不顺利，影响他们顺利融入主流社会。
3．心理孤独感维吾尔族农民工跟其他民族农民工相比，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汉语水平不好等原因，与城市 1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53页。
22 居民的交往不多而且也不顺利，从而心理很容易会有孤独感。
首先，维吾尔族农民工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很多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在内地城市，从地区上看，虽然他们生活在内地城市社会，但其还是新疆人。
从职业上看，他们从事非正式、低技能性行业，而却享受不到与其他农民工同等的待遇。
因此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如何界定自己的社会身份。
其次，很多维吾尔族农民工缺乏归属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方向。
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游离于内地跟新疆的主体生活之外，处于此二者的边缘地带，因此一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心理上处于一种无着落、失落状态，心理负担较重，“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却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
最后，很多维吾尔族农民工存在自卑心理、缺乏自信。
再加上他们生活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生活水平不高、社会地位边缘化，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与内地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拉大，难以在心理上有效融入内地城市社会。
案例13： 阿力江(女，30岁，初中文化程度，和田地区于田县克孜勒博依乡人，餐厅厨师): “我初中毕业后，不想继续上学，去了和田的一所职业学校，学厨师的。
学完后，回到自己 的县，在一家宴会厅当了一年厨师。
后来在武汉开餐厅的表哥让我来武汉，给他的餐厅当厨师， 我不好意思拒绝他，所以来武汉当厨师了。
每天在厨房最少呆
10个小，很少有机会去外边，逛 街的，而且这儿也没有好朋友，也不能聊聊心里的话。
觉得现在生活太单调了，没什么新鲜的、 开心的事情，很想回家，但表哥不同意，经常觉得心里郁闷。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农民工的非制度性排斥同样是他们制度性排斥不可忽视的
一 面。
如果维吾尔族农民工遭受的制度性排斥是一种“硬性”排斥，那么非制度性排斥则是一种“软性”排斥，是影响到他们的城市生存与适应。
四、促进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的对策 当前维吾尔族农民工主要依靠家庭、亲戚、老乡等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源流入到内地城市，他们融入内地城市主流社会的主要障碍是来源于社会排斥。
因此，为了推动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社会融入就必须破除这些因素的限制，从“根”上解决他们遭受的社会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社会排斥的关键在于建立平等、健全的社会，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创造一种经济公平、政治公正的和谐社会环境，使他们得以摆脱社会排斥，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顺利融入内地城市主流社会。
本文从具体实际出发，认为促进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需要从以下对策层面着手研究。
（一）加强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水平 教育历来就是促进各级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途径，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与社会的公平发展。
人力资本是决定各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教育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这一点早已经是不容置疑的。
没有受教育的人，潜质无从发挥，无一技之长，谈不上就业基于及其他一切方面的公平竞争。
教育是实现人人平等的“有效的途径”。
教育有助于个人社会归属感的增强，从而减少层级之间的差异，促进层级之间的交往。
通过这次的研究发现，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与其所受到的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社 23 会地位越高、归属感越强,反之亦然｡舒尔茨(Schultz)认为，帮助贫困人口走向富裕道路的决定因素在于迅速提高他们的人口素 质，这包括提高教育和健康服务等。
1加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文化引导,提高其城市适应能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完善资金投入机制。
加强对他们进行基本文化知识、技术技能、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法规、思想道德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并且要能够编写出适合维吾尔族农民工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的、通俗易懂的培训教材。
职业技能培训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抓手，也是提升劳动者技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有效途径，把转移就业与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条主渠道；把转移就业与对口援疆工作结合起来，组织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对口支援省市转移就业,按照“服务为依托，维权做保障”的思路,对学员进行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提高农民就业和创业的能力。
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四个认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我们相信这些政策的不断实施和完善，在提高维吾尔族农民和农民工的素质、增加非农就业能力、是提高他们收入、提高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促进其市民化的必由之路。
这样才能逐渐增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的生存、适应、发展能力，加快他们融入内地城市主流社会的步伐。
（二）重视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管理与权益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
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拓展的重大历史关头，“保护人权”、“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少数族群权益”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等现代话语也已被国内社会普遍接受。
在实际工作中，要遵循如下工作原则：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把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贯穿到维吾尔族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全过程。
二是坚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服务体现管理，创造便民利民的和谐环境。
四是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相互支持，加强维吾尔族农民工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沟通与合作。
通过不断深化法制化、规范化、信息化、社会化建设，努力实现以社会防范控制为主的治安管理向综合服务与管理转变。
建立维吾尔族农民工维权机制，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要增强控制、预防和化解涉及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冲突、矛盾以及纠纷的能力，采取有效地措施，防范因涉及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纠纷事件影响武汉市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
所以政府要树立服务理念,保护维吾尔族农民工权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重视他们的就业、城市生存与适应情况，促进他们参与所居住社区的服务和管理,从而增强其社区意识,提高对武汉市的归属感，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
（三）利用媒体，宣传新疆和新疆人的真实情况，消除社会偏见 政府部分一方面要通过大众媒介来改善内地城市的言论环境，使公众从思想上接受维吾尔族
人和维吾尔族农民工，重新去认识他们、接纳他们，增进城市居民与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为他们融入内地城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他们建立起城市与维吾尔族农民工沟通的平台，通过不断地接触从而打破市民心中负面的刻板印象。
一部分市民下意识的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维吾尔族小偷联系起来，对维吾尔族农民工抱有偏见，时常对维吾尔族人和维吾尔族农民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其他族群所持有的偏见行政当局实行的歧视政策，往往会强化一个族群成员的“族群意识”，拉开这个族群与其他 1[美]西奥多．
W．舒尔斯：《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78页。
24 族群之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慢慢会变成民族问题。
1所以政府机关应该关心这些敏感的问题，发挥自己在社会管理、公共管理的主导作用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变其传统观念，消除对新疆人的刻板印象。
消除排斥，促进他们的顺利、快速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公安机关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对那些在内地城市从事违法活动的（偷东西，吸毒，打架）的维吾尔族人采取严格的管理惩罚措施。
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服务工作和依法保护必须由“虚”变“实”。
为此，应该做到几点：一是按照迫切程度的不同，逐步制定和完善针对外来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就业、医疗、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
二是将对外来维吾尔族农民工服务的工作纳入到对市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目标责任考核中。
只有这样，“加强服务”才不会沦为一纸空。
利用现有渠道和资源，建立以政府牵头、社会相关方面共同参与的外来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教育体系、服务体系。
（四）寻找新疆劳务输出的有效途径，实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相互合作关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进程。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寻找新疆劳务输出的有效渠道，不仅能提高新疆贫困地区流出农民工的收入，也能丰富城市民族社会关系的多元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要拓展就业新途径,健全面向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站等，形成培训、就业、服务、维权“四位一体”的转移就业工作模式，树立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劳务品牌，强化引导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政府机构做好劳务输出要把转移就业工作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来认识，找准转移就业服务的最佳结合点和切入点，有序安排和推进转移就业工作。
积极与输入地协商沟通，切实为流入到内地城市务工经商的维吾尔族人员提供就业、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便利。
推进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时，要紧密结合新疆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布局等实际，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为主，同时积极拓展到内地特别是援疆省市转移就业的途径。
要把强化培训作为促进转移就业的重要手段，重点加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汉语培训，大力提高就业素质和培训后就业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制约转移就业工作发展突出问题的研究，不仅要重视解决好挖掘就业岗位、搞好供需对接、增强培训实效性等现实问题，也要注重解决好维吾尔族农民工权益保障、返乡创业、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等基础性和长远性问题，不断增强政策措施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武汉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多从事餐饮等技术含量低的相关行业，月平均收入偏低，对家庭经济贡献较小，生活处于“孤岛化”状况，社会交往活动较少，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污名化现象，这造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困境。
研究发现，系统化的社会排斥成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生存与适应困难的根源，这种排斥包括功能性社会排斥、制度性社会排斥和非制度性社会排斥等，这三种排斥性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排斥系统。
当然，三种排斥性因素并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相互影响和构建的，其中“功能性排斥”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具体来说，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源的不足导致个人在社会参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功能性排斥将维吾尔族农民工限制于低收入且不稳定的工作岗位，并成为他们谋求改善自身命运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从社会分层理论来看，社会地位的差异本身就会带来阶层之间的相互排斥，特别是较高阶层对于较低阶层的一种排斥。
同时，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这种低层次就业所带来的较低社会地位被锁定，而且不断强化这种社会地位差异而带来的社会排斥，阻止他们融入武汉的主流社会。
制度性排斥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障碍的关键性 1[美]马丁·N·麦格著：《族群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7页。
25 排斥因素，其表现为户籍制度排斥、社会保障制度排斥、文化教育制度排斥等，这造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身份、职业与角色的背离，作为非制度性排斥的风俗习惯与主流社会的巨大差异造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变相或隐性的排斥，集中表现出的是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互动中强势的主流文化包容性不够等。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是我国实行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也是中华民族21世纪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本文研究社会排斥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排斥、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要想克服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障碍，不仅需要从宏观层面上考虑解构传统社会的约束、重新构造新城市生存能力，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克服“城乡差异”和“文化差异”，而且需要从中观层面保护维吾尔族农民的权益，微观层面调整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学习主流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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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论文】 对韩国语言文字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邵磊*
一、前言 语言文字的发展，不但受到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会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更会反作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甚至是整个社会今后的发展。
汉民族、大和民族、朝鲜民族、京民族(越南)，这四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也有着相互迥异的语言特点，却因历史上受到中国政治及文化上的影响，共同成为了汉字文化圈的成员，使这些民族都以各种方式使用汉字来表记本民族的语言，促进了该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
然而，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以及各民族所经历的不同历史轨迹，使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比如汉字的创造民族汉民族保持着汉字纯用，善于吸收先进文化和技术的日本根据汉字创制了假名并且使用假名汉字混用的书写体系，曾经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后来被法国殖民统治过的越南在经历了仿造汉字创制喃字的过程后全面废除汉字并将文字拉丁化，而长期以小中华自居但却被日本侵占过的韩国虽独创谚文却一直徘徊于韩汉混用与韩文纯用之间。
韩国近500年来的社会发展经历大致可以归为：臣属中国、日本殖民、民族独立、美国驻兵、重返东亚等几个阶段；相对应的文化政策可对应为：一从华制、顺抗兼有、全民自觉、媚洋西化、重审反思；而又由此而产生的语言文字政策也随之发展为：汉字纯用、仿日汉混用而韩汉混用、韩文纯用、韓文西化、韩文纯用与韩汉混用之争。
很多邻近的阶段之间相互重叠，国民认知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对语言文字政策的态度也处于混乱和争执。
由于自古借鉴汉文和华制的缘故，韩语中有大量的汉字词，而韩国上个世纪中期推行的去汉字化政策导致了文化危机，并影响了本国经济发展。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东亚各国交流往来不断密切并融合的趋势下，韩国出现了“汉字热”。
无论是知识分子、海外韩侨(如中国的朝鲜族和在日、在美韩侨均大量使用汉字)，抑或是在韩中国人、日本人和在华、在日学习工作的韩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新形势下国家对汉字的需求，社会各界要求政府调整文字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作者为韩国延世大学(汉城)国语国文系、国立政治大学(台北)民族学系在读博士，BK21（21世纪头脑韩国）教育研究事业团延世大学研究员。
研究领域：语音学、文字学、古代朝鲜语、朝汉语言对比、阿尔泰诸语比较等。
28 本文将对韩国文字政策的发展脉络做以整理，纵向考察韩国的文字发展；并参考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文字政策，找寻各地的经验与教训，横向考察周边国家对韩国的影响。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对周边的比较，对现有文字政策的检讨，找寻一条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能提高未来发展竞争力，还能促进多元文化下不同文化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开明的文字政策。
二、韩国文字政策的发展
1.臣属中国·一从华制·汉字纯用很多民族虽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自创的文字，于是就只能借用周边民族的文字。
韩国在韩文创制以前也是类似的状况，一直借用汉字来表记本民族的语言。
据推测汉字自汉代孝文帝（公元前202—157）始传入朝鲜半岛，自此，韩国人将汉字作为书面语言运用于文字生活当中。
当时在韩国只有贵族和官绅才有条件学习汉字，使用汉字来书写文书，而一般百姓却很少识字，也无法看懂或书写文书。
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难学难记，因此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但古代韩国的情况较中国又不同的是，汉字是表记汉语的文字，而属于黏着语的韩语与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大相径庭，学习汉字更像是学外文，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韩国人用汉字记录语言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汉文文法书写汉文，二是根据韩文文法书写汉文。
前者相对于是完全照搬汉语的说话方式而记录成文字，如此就出现了说的是一种语言，而写的是另一种语言的不协调现象，这种文字表记方式也在日本和越南出现过。
后者则是将汉文改良，根据韩语的语法规范来书写，不过根据描述韩语语法及语音特征的细致程度，又分为“书记式记录法”和“吏读式记录法”两种。
“书记式记录法”是指依照韩语的语法语序来书写汉文，其例如下： 汉语汉文记二人并誓，誓于天前，自今三年以后，执持忠道，誓无过失。
二人並誓 記， 두사람이함께盟誓1하여記錄한다 韩语汉文书记式记录法（上）与现代韩文直译（下） 天前誓，하느님앞에盟誓한다今自三年以後，忠道執持，只今으로부터三年以後에忠道를執持하고 過失無誓。
過失이없도록盟誓한다 “吏读式记录法”是指不仅语法遵照韩语，连同助词和语尾的发音也细致表记的的汉文记录法，通常用借用同音字、同义字、汉字部首或略字等方法来表记，其例如下： 汉语汉文 蠶陽物，大惡水，故食而不飲。
1为突显韩文与汉文实词的对应关系，本处将现代韩文中的汉字词以汉字来表达。
此类与汉字混用的现代韩文书写方式即为“韩汉混用”式行文。
29 韩语汉文吏读式记录法（上）与现代韩文直译（下） 蠶段陽物是乎等用良，水氣乙厭却，蠶딴陽物이온들쓰아水氣을厭却 桑葉叱分喫破爲遣，飲水不冬，桑葉뿐喫破하고，飲水안들。
由于古时的韩国人尊崇华制，儒家思想被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事大主义被奉为国策，使用汉字等效法中国的做法也由此成了正统。
千百年来使用汉字的韩国人，无论是词汇的丰富上，或是思考的模式上，都受到汉文的巨大影响，使得汉字与汉文深深的融入到了韩国人语言生活。
但由于韩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语言特征迥异，汉字仍然不能确切的记录韩语的每个细节。
深感人民语言生活不便的朝鲜朝世宗大王，开明地创制了韩国人特有的文字——训民正音，也即今日韩文的前身。
世宗大王在《训民正音》中的赐序中这样写到：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
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 矣。
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
” 世宗大王创制韩文的意图如如下三点：
一、汉韩语音不同，汉文表记韩语不通；
二、百姓不识字，无法陈清；
三、扫盲，使人人都可识字学习。
可见世宗大王创制韩文原因主要还是汉字使用的不便。
但韩文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被普遍而广泛地使用，由于汉文化在韩国的根深蒂固以及韩国各界上层人士为坚守事大主义、保守正统文化而进行强烈的反对，使得这套文字没能得到主流地位。
但它简单易学，便于日用，因此在平民妇孺坊间得到普及，而贵族、官员还是继续使用着汉字。
文字的使用体现着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因此汉字被看做是文明的、高雅的、正统的文字，而韩文则被看为是社会下层使用的二流文字，也被贬称为“谚文”。
这样的歧视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
以今天的文字学观点来看，韩文是相当科学实用的文字。
2.日本殖民·顺抗兼有·仿日汉混用而韩汉混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日本出兵朝鲜，要求朝鲜改革内政。
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景福宫。
1895年，战败的满清政府向日本求和，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了朝鲜解除与中国的藩属关系而独立，使朝鲜陷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伤心的朝鲜人民认为中国再也无法保护朝鲜的安全，遂宣告脱离与中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
末代的高宗大王携子纯宗大王，在参拜宗庙时，就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是“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
近代开化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影响，朝鲜民族有了新的想法，他们也开始将韩文看做是自己的民族文字，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并开始提倡使用。
1895年甲午更张时，“韩汉混用文”（或韩汉夹写文、国汉混用文）即被制定大韩帝国的公用文。
本民族文字与汉字混用的书写方式最早源于日本平安时期，而这种“和汉混淆文”一直使用流传至今。
明清以来，日本多次骚扰侵略朝鲜，但间接的也使得日韩在文化领域上有了交流与借鉴。
日本统治时代，日语为学校教育使用的语言。
日治前期与中期，学校教育中亦教授韩语。
这也间接的促使了韩语文书写更靠近日本与汉字混用的书写方式，形成“韩汉混用体”。
如前文表格中的现代韩文直译部分，即是韩汉混用的书写方式。
30 <图1>韩汉混用体的韩国宪法节选 韩汉混用文中，汉字只用于书写“汉字词”（起源于汉语的词汇），而不用于书写韩语的本土固有词汇，固有词需以谚文书写。
此特点区别于日语，日语中汉字可以训读形式书写日语固有词（和语）及外来语。
韩语与日语有着很多的相似性。
首先从语言的角度上看，韩语与日语的语法非常相似，且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而且两者的同源固有词汇和受汉文影响而形成的汉字词汇占本国语言比重巨大，使得两者都成为大量引入汉字词的语言。
从文字的角度看，日韩均曾长期使用汉字作为国文，有着上千年使用表意汉字的传统；韩文与日文又都有仿造汉字外观的因素在里面，皆同汉字一样是方块字，横写竖写均可，且易与汉字混写。
因此韩国仿造日本那样夹杂汉字混写，是非常容易且便利的。
也正是在日占时期，韩国完成了近代化的发展，此时产生的大量新兴事物词汇也从日本创造的汉字词引入。
韩国现代的语文由此奠基。
3.民族独立·全民自觉·韩文纯用日本统治后期，加大了对朝鲜民族各方面的压迫，并推行皇民化政策。
这同时也牵连到教育，朝鲜语被从学校教育中排除，全面施行皇民化教育。
此时的朝鲜人民民族意识高涨，各个领域的独立解放运动展开，在语文政策上开始了韩文纯用的探索。
前文提到，世宗大王首创韩文，但却一直没能得以实践。
韩国一直以“小中华”自居，凡事尊崇汉制，奉行事大主义。
朝鲜1的知识分子和达官贵族害怕这种文字流传入中国，而被中国人嘲笑为“夷字”，而将朝鲜看做是蛮夷之
一。
但满清末年，当中国自身难保、濒临灭亡之时，朝鲜人发现再也无法依靠中国来抵御外敌，原本被神明化中国文化也无法抵挡倭寇和西洋文化的入侵，马关条约之后满清竟然还将朝鲜拱手让给日本。
朝鲜人民悲愤至极，突然觉醒，认为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于是开始大量的去中国化。
首当其冲的非文字莫属。
韩国的文化当中，礼仪、哲学、文字（正式行文）、服饰、风俗等等都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尤其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中国，朝鲜民族的文化甚至比满蒙的文化更靠近汉文化。
因此在众多相同之处寻求不同，韩国的“谚文”便变得十分难得。
也确实，文字是最容易体现一个民族与他民族不同的特征。
朝鲜宣祖朝时，曾有名为许浚的御医把汉文的医典用韩文编写解读；19 1此处并非指代今天的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是指韩国的末代封建王朝——朝鲜朝。
31 世纪前后，还有用纯韩文创作的朝鲜民族文学代表作《春香传》。
此时的韩国人将原本见不得人的“谚文”作品、读物都又拿出来，崔铉培等早期的国语学者又以纯韩文着书构造韩国语的语法和音韵体系等，开始了韩国人重寻韩文之路。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结束了日本在朝鲜半岛长达30余年的统治。
由于受美国国家地位和文化的影响，韩国知识界开始宣传“表音文字优越论”、“汉字落后论”。
1945年，美军临时管制政府的学务部根据韩语教育审议会的意见，在其公布的语言政策中规定的小学和初中教科书不能使用汉字，政府文书也要用纯韩文书写，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并写汉字。
但是这项政策不触及民间以及社会的文字生活。
同时这项政策也成了使用韩语地区中官方废除汉字的首例。
此后的1948年，韩国的制宪会议制定了相关的韩文纯用的法律，1945年的政策得以延续。
1950年，内务部通令容许夹写汉字，但是五年以后该通令被推翻。
1961年通过“5·16”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曾试图自1962年3月起，在韩国所有出版物中全面取消汉字。
但该计划遭到了以南广佑为代表的国语国文学会的一些学者的反对，朴正熙只好暂时放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统治韩国已近十年的朴正熙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挑战，为了摆脱困境，为了能够在1971年第七届总统选举中战胜强有力的挑战者金大中，从而实现其连选连任的梦想，朴正熙展开了政治攻势。
在此背景下，朴正熙选择了贴着爱国标签的“韩文纯用”，并使其真正开花结果。
1968年10月9日是韩文诞生522周年纪念日，朴正熙在这天发表的总统致辞中宣布，韩国将从1970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韩文纯用”。
随后，同年10月25日，朴正熙向政府文教部下达了关于实行“韩文纯用”的七项指示：
一、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文书以及公民向这些机关所提交的书面材料一律不准使用汉字，否则不予受理、采用。
二、在文教部设立“韩文纯用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简易的韩文标记法及其普及方法，以便为韩文的普及创造条件。
三、研制开发韩文打字机，并搞好普及工作，直至将其推广至每一个基层机关。
四、通过奖励等手段，鼓励舆论出版界实行“韩文纯用”。
五、由于1948年“韩文纯用法”中有“在一定时期内，在必要时，可以并用汉字”的规定，因此，要对该法律进行修正，以便为全面实施“韩文纯用”提供法律保证。
六、全面废除各级各类学校教科书中的汉字。
七、将韩国的古典文献从汉字译成韩文。
看得出，朴正熙是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文字革命，是要将汉字连根拔起。
在总统指示下达后不久，政府以国务总理令名义先后于1968年12月和1969年9月下达了《关于韩文纯用的总理训令》和《国民学校(小学)教育课程改正令》，对“韩文纯用”进行具体部署。
4.美国驻兵·媚洋西化·韩文西化就在韩国知识界开始宣传“表音文字优越论”、“汉字落后论”的同时，民族主义国语学者崔鉉培开始主张分韩文改造三段论：
一、废除汉字，将汉字词改用韩文字母表记（拼写方法如果传统的“合写法”），行文由竖改为横；
二、作为过渡期，将每一个韩文字分解为一因素一字母，像英文一样依次按前后顺序排列，也被称为“拆写法”；
三、用一定的西文字母来取代这些被分解为最小单位的韩文字母，从而最终取消韩文字母，即“西文法”。
由此，实现韩文西文化的呼声崛起，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韩国在整个文化和价值上都摆脱东亚汉字文化圈，并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圈，即所谓“脱亚入西论”。
32 <图2>韩文的“拆写法”与“合写法” <图3>韩文的“西文法”但这样的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和官方的拥护，韩文的西化不仅割裂了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更破坏了人民正常的语言文字生活，造成文字认读的效率大大降低，还会造成西化韩文与英文同字不同音的混淆。
而目前即使是韩文纯用，也仅是韩文西化论者三部曲的第一步罢了，目前看来后两种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
但即使韩文不西化，也依然难逃整个韩国语言的西化。
由于与欧美的亲密接触，韩国语中大量引入英语外来语。
若是新鲜事物，固有词无法新造词，而使用汉字词又会产生歧义等不便，引入英语外来语倒也是一般语言的常态。
但韩国语的英语外来语已经达到了一种泛滥的程度，就连“妻子”、“母亲”等这样的常用词，在固有词和汉字词都同时兼有的情况下，韩国语中依旧存在英语外来语。
显然，这些外来语并非是为了方便韩国人而引入的，因为固有词和汉字词足以表达这些概念的含义，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为了方便外国人理解。
但问题是，这些外来语由于发音不标准，致使外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其意。
因此常用词的英语外来语引用就变得毫无意义，只能说是使用者崇洋媚外的心态作祟吧。
而外来语的泛滥也是导致汉字使用大大降低的原因之
一。
5.重返东亚·重审反思·韩文纯用与韩汉混用之争自1970年代起，韩文经历了空前的纯用化文化改革。
从1月份起，政府所有的公文一律使用韩文。
而在学校，除了文科外，连高中毕业生都没能学得一个汉字，只好鼓励他们在大学学习生活用汉文。
1970年11月25日，“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等7个学术团体共同发表了“敦促恢复汉 33 字教育声明书”，并将其呈报到学术院。
其中包括韩文纯用的弊端以及既然汉字词是韩国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应实施汉字教育等内容。
学术院的答复是“赞成从小学起阶段性地实施汉字教育”。
针对此举，“韩文学会”等37个团体于1971年9月24日共同发表了《关于韩文纯用的建议书)，但由于韩文纯用所导致的种种矛盾，没能引起特别的反响。
1972年8月，文教部确定并公布了在中学和高中教育用汉字1800字(初中900，高中900)，并恢复在初中的汉文教育。
这1800字只是教材编写用汉字，对社会的文字生活没有任何制约力。
1974年7月文教部(关于在初中、高中教科书中并用汉字的方针)指出：“在国语、国史教科书中并用汉字，从76学年度起扩展到整个教科书中”。
对汉字教育方案，当局阐明了两个前提，其一是实施汉字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阅读古文，而在理解韩汉文混用的报纸、杂志和专业书籍，其二是利用人名、地名等来增强学习效果所需的汉字，在1800字外可再增加10%的量。
“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发表声明书支持这一方针，而“韩文学会”发表建议书要求中止汉字教育。
1976年9月，文教部推翻自己在同年6月发表的“若可能将从1976起在小学实行汉字教育”的声明，不同意在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对此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197年8月18日，朴正熙大总统指出：“删除现实生活中常用的汉字，这种极端的主张当然不对，但是欲扩大目前使用的数量也不合适。
”“韩文学会”认为，为了发展和弘扬韩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同时为了加速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文字生活只应用韩文进行。
而“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等希望恢复从小学起进行汉字教育并编撰韩汉混用教科书。
1995年5月，金泳三大总统咨问委员会提出了“为迎接信息化、世界化的到来，在中、小学加强汉字教育”的教育改革案。
由此，韩文纯用和韩汉混用这两个主张的对立愈演愈烈。
即使是1990年代以来，该争议依然没有停止过。
“韩文学会”会长许雄于1998年2月末，向韩国总统金大中递交了“强化韩文纯用，反对在小学变相进行汉字教育的建议书”，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韩文纯用运动。
在此之前的2月中旬，主张韩汉混用的“韩国语文会”理事长李应百通过向国会递交的请愿书和建议书要求废止韩文纯用法，并主张从小学起就实行汉字教育。
这两种主张水火不相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1999年2月，韩国政府决定在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将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
该方案指出，今后，凡是地各、人名、历史用语等不写汉字就容易发生释意混乱的词汇，均在韩文后面注明汉字。
而且，为了给中国和日本的观光者提供方便，将逐步在道路交通标志上实行汉字标记。
同年8月，金大中总统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此外，还将同教育部门协调改善汉字教育体制的问题。
主持这次国务会议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说：“如果无视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传统，有必要实行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
”
三、是否使用汉字的争议 韩文纯用论者认为，韩文是最现代、最科学、最简单的文字，使用起来没有任何不便；而汉字不仅难学，而且难写，还费时，不适合作信息化时代的文字。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非使用汉字，更没有必要从小学起就实施汉字教育。
目前在初中、高中进行的汉文教育可足以满足继承传统文化的需要。
学习、研究汉字和汉文是专家的事情。
况且，目前韩国的文字生活基本上是韩文。
例如，国内的书籍几乎全部用韩文出版，与这一趋势相对抗的最顽固的报纸和杂志等新闻媒体目前大部分也采用横写和韩文纯用。
光复后，北朝鲜彻底实施了韩文纯用，只在中学和高中教3000汉字，汉字教育只局限于作为外国语的“汉文”课程。
考虑到朝鲜半岛统一后语文政策的接轨，应该实行韩文纯用。
此外，散居在中国、俄罗斯、美国等世界各地的以洲)万海外侨胞的后裔们也都在学习韩国语和韩文，他们的教育用文字也是韩文。
韩国是世界上文盲最少的国家之
一，这应归功于科学而易学的韩文。
他们强烈主张现在是该删除《韩文纯用法》中的“只是在一段必要 34 的时间内可并用汉字”一条，并彻底贯彻执行《韩文纯用法》的时候了。
韩汉混用论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首先是韩国语的特殊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已在韩 国使用了两千年，扎下了根，成为韩国语的一部分。
学术用语大部分是汉字词，若用韩文表达意思不确切，而外来语的能知度又很低；占据韩国语词汇的70%的是汉字词，而且同音异义词相当多，如不用汉字标记不易区别词义。
其次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需要：大部分古代和近代史籍都是用汉字记载，即使翻译成韩国语，也需读原文。
其三是教育效果问题：汉字有利于促进大脑发育，年幼时开始学习效果更佳；汉字的构词和压缩功能发达，非常适合于作计算机语言。
还有国际关系问题：为确保国力不衰退，并在韩、中、日等拥有17亿人口的亚太地区汉字文化圈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进行汉字教育。
最后一点，韩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表音文字，而汉字是融视觉性、缩约性、构词性、伦理性为一体的最优秀的表意文字。
如果适当地混用这两种文字，可互补各自的长短处，国民的文字生活将会更有效。
韩汉混用绝非是主张以汉字为中心的文字生活，而是制订2000字左右的常用汉字，在报纸、杂志、出版物中混用，这不仅能得到社会、文化方面的教育效果，还可提高人们思考力，扩大词汇量，有利于继承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
因此强烈呼吁废止韩文纯用法。
迄今为止，韩国的汉字教育是以这两种主张折衷的方式进行的。
而且小学的汉字教育行使权由小学校长掌握。
相对立的主张能够争执到现在，其根源在于韩国的语文政策不够一贯。
文教部主张：以韩文纯用为根基，小学课本只用韩文，在中学和高中韩汉并用并讲授汉字”。
虽然1948年国会颁布的《韩文纯用法》至今没有任何改动，但是，1965年曾在国语教科书中出现汉字(单独标记)，而1970年在小学、初、高中中实行了韩文纯用，从1973年起只在小学教科书中实行韩文纯用，而在初、高中教科书中实行汉字并用(在括号内)等，令人无所适从。
四、对韩国文字政策的检讨 在“韩文纯用”实施近三十年的今天，韩国人的汉字水平是怎样一个程度？“韩国汉字能力检定会”是韩国权威的汉字水平鉴定和考试机构，由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会长南广佑于中韩建交之初的1992年9月发起成立(南先生兼任会长，直至1997年12月6日去世)。
1997年5月该会组织进行了全国第九次汉字能力鉴定考试，结果，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成绩仅为29.5分(百分制，使用的是四级试题，出题范围在1000字之内)，这在韩国引起了震动，全国各大媒体均对“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汉字能力接近于文盲”一事表示震惊。
其后，1998年3月，一些专科大学毕业生也接受了同样的考试，平均成绩仅为16.6分。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接受陆军第三士官学校金钟焕教授主持的一项调查时，这些专科大学毕业生中，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自己姓名的竟有6.6%；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父亲姓名的达54.3%；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母亲姓名的多达69.3%。
韩国人的姓名是以汉字为准的，在传统上，如果不能用汉字写出父母的姓名，会被认为是对父母的莫大不孝，因此，这个调查结果一公布，舆论一片哗然。
所以，南广佑生前曾广泛告诫韩国人：“走上社会，如果不想当文盲，就学汉字吧！”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绝对不是。
韩文中的汉字词有数万之多，它们在韩文词汇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而且，汉字词基本都是文化用语；而大学毕业生的汉字水平接近于文盲，因此，即使对韩国一无所知，也能据此对韩国的总体文化水平有一个大致的结论。
那么，不会汉字，究竟会给韩国人带来何种影响？换言之，“韩文纯用”究竟给韩国带来了什么后果？现在韩国人的语言生活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境地呢？韩文汉字词的意思是以汉字所代表的意思为准的，而汉字所代表的意思是通过汉字的形状来体现的，因此，离开了汉字形状的韩文汉字词，便将汉字本来所代表的深邃而精确的含义部分地掩藏了起来，其表意功能便不再像汉字那样完善了。
这就像只用汉语拼音而不用汉字笔画来书写的汉字一样，形与意之间出现了严重 35 脱节，意思的表达与认知出现了障碍，而由它所构成的语言便不再像汉语那么流畅和准确，总有一种隔墙说话、阅读盲文的感觉。
下面引用韩国各界知识分子的一些评价作为对韩文纯用检讨。
淑明女子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中提到：“高中公共科学课现行教材所使用的词汇中有86.7%是汉字词，学生对这些词的意思很不理解。
”“教科书中如果只标韩文，学生对书中的词汇最多只能理解25%。
而如果在这些韩文后面的括弧内注上汉字，学生就能理解到70%。
”而且，韩文汉字词还有一个先天不足，即用拼音文字的韩文书写的词汇常常是同时代表着多个不同的汉字，表达多个不同的意思。
例如：“致命”与“治命”，“公论”与“空论”，“天女”与“贱女”，“对韩贸易”与“大韩贸易”，“肢骨”与“指骨”、“趾骨”等，不仅意思不同，甚至是意义完全相反的，但它们在韩文中的发音却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书写也相同，仅凭书写和发音是无法区别它们所代表的不同意思的。
要想区别它们的词意，最好的办法就是标记汉字。
因为，它们的意思能够通过汉字的不同形状而得到最彻底的反映和体现。
否则，理解就可能出现混乱，搞不清是“指骨”还是“趾骨”，甚至导致完全错误或相反的理解，将“致命”理解为“治命”！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韩文词都存在此类问题，而且在遇到此类情况时，可能通过对上下句关系的理解，甚至通过另外的解释等辅助手段，来减弱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了汉字的纯韩文所带来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的还相当严重。
韩国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常任委员长兼理事长、明知大学国文系教授陈泰夏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世纪以来推行韩文纯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正是韩文纯用才使得韩国社会出现了大批的半文盲。
对于汉字问题，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语文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来考虑，而应该认识到，它是涉及到我们社会是否出现才智崩溃的大问题。
”
1 《朝鲜月刊》记者金容三指出：“假如在汉字消失后，我们仅靠韩文就能维持正常的信息交流、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较高的国家竟争力，那么，不用汉字倒也无妨。
问题在于，我们的语言在构造上，韩文和汉字就像是鸟的两个翅膀、车的两个轮子。
我们却把汉字这个翅膀和轮子给废了。
”“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字中，必须书写汉字才能使理解顺畅起来。
所以，如果离开汉字，交流和沟通就会出现障碍，这将影响国家的生产力或者竞争力，而它们将决定‘国家的质量’。
”
2 国立汉城大学电子工学系名誉教授安秀桔的一席话可谓一针见血：“只有语言是准确的，思维才可能是准确的和清晰的。
但由于我们抛弃了汉字，因而使得那些精雕细刻、内涵丰富的概念性词汇接二连三地退出了舞台，而同时，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主要靠自我感觉来理解的词语也随之而不断出现，这使得我
1 ——以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为例 哈尼克孜·吐拉克
2 摘要：随着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加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部门转
移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内地城市务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外出就业和创业已经成为他们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活动。
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迁移给内地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接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习俗的的机会，丰富了内地城市生活，但由于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不一样，他们在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的过程中所面临困难和挑战较其他民族农民工较多，很难融入内地城市主流社会。
随着这个群体在内地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的城市生存与适应问题也逐渐凸显。
因此，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以及他们的城市生存、适应与融入等问题吸引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主要利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湖北省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群体为例，运用社会学理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展开研究。
关键词：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社会排斥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1．研究背景维吾尔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意为“团结”或“联合”。
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的喀什、阿克苏、和田、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库尔勒、乌鲁木齐、伊犁等城市，少量集聚在湖南常德、桃源、郑州以及河南开封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
一,相当于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4国面积的综合。
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不发达的生产技术水平限制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离开家乡、流入内地城市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改善生活，摆脱贫困。
一方面，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迁移给内地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接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习俗的的机会，丰富了内地城市生活，而对于来内地城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说，迁移内地城市为他们提供了赚钱谋生、开阔眼界、提高文化水平以及创业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不一样，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心里上承受的隔阂和孤独感比其他农民工更多一些。
从西部向中东部，从农村向城市，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向汉族聚居地流动和迁移的过程中，他们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比其他民族农民工付出更多的代价。
尽管如此，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存依然面临很多困难。
3维吾尔族农民工实际上己成为武汉外来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中特殊的一部分，他们同 1本文为作者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12年硕士论文。
2作者为维吾尔族，喀什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
3哈尼克孜·吐拉克：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1 时具有农民工的共性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使武汉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面临新的考验。
目前武汉市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对于来武汉经商、务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工作偏重于管理而轻视对他们的权益保障，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不仅要克服风俗习惯、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而且还要遭受着来自城市社会各方面的显性和隐形排斥。
本文认为，当前维吾尔族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上与本地居民差距大，并且在城市户口、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城市教育与本地市民所享受的待遇有较大差距，也可以说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入度较低。
本文从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这一问题出发，就其现状、面临的困难与困难根源等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为探讨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的路径提供现实依据，指明行动方向。
2.研究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很多，但针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尤其是维吾尔族农民工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研究工作比较缺乏。
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进行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很少。
此选题可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为揭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的规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理论、解释框架，也可以为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解释框架，也可以为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提供政策建议。
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我国庞大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其外出务工对于缩减地区差异、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快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维吾尔族农民工能否很好的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不仅关系到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且更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稳定、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型，关乎到我国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大局。
本文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总目标下，以湖北省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适应现状与影响因素、生存与适应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二）主要概念的界定
1．研究对象——维吾尔族农民工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概念的界定角度不
一。
“农民工”这个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于1983年提出来的，“农民工”意指脱离土地，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陆学艺从四个方面给农民工进行了界定：职业，是非农业职业；制度身份，是农户户籍身份；劳动关系属于被雇佣者；地域，来自农村，属于农业人口。
1本文所指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是指具有农业户口身份和少量土地，从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农村分流出来，通过自愿流动、工作调动、财富投资等渠道进入内地城市，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依靠打工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口。
他们具有以下的特征：一是少数民族身份；二是以出卖劳动力、从事民族特色的行业为谋生手段；三是户口不在流入地城市，而在新疆流出地。
2．社会适应一个人离开家乡到城市中来，需要适应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就业、创业、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方方面面。
本论文主要涉及流入内地城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生计、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等方面。
所以在谈论“适应”问题时，既有具体某个方面的适应（社会、经济和心理层面的适应），也有一般性适应或整体上的适应。
适应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状态，是行动者的“惯习”在新的具体场域逐渐变化、调试的过程。
2社会适应的本质在于和谐与平衡：是个人与社会情景之间交互作用关系的和谐与平衡。
3．社会排斥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3-35页。
2江立华，符平：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局限与突破[j]《调研世界》,2007年,
(6).。
2 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法国。
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Lenoir）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
他说，“社会排斥”首先表现为一种不同身份地位的阶级(statushierarchy)或群体(collectives)之间的排斥；社会排斥是一个多面向的“排斥”，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于不同职业和区域之间。
Kabeer指出社会排斥的观点有助于阐明制定政策所涉及的一系列挑战，有助于在政策领域内自我反生功能的实现。
研究维吾尔族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对策，更有助于在批判的基础上去建设。
1本文主要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反对和消除社会排斥。
反对社会排斥的关键在于建立平等、健全的社会，为农民工创造一种公正、公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
（三）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异的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农民工”一词也成了我国特有的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许多西方国家也一直存在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市打工、定居和生活的现象。
因而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丰富的。
（1）关于流动人口的经典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唯康.佩蒂（WilliamPetty）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他指出，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2科林.克拉克在佩蒂发现的基础上根据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的主张，得出了关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分布关系的演变规律：随着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出现产业结构高度变化的过程，即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份额相对下降，第
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份额相对依次上升。
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者逐渐从第一产业流向第
二、三产业。
3马克思从机器使用以及社会分工角度分析，认为随着生产行为的分化，必然形成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即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前提，又是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只有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现代工业才有更广泛和更加稳定的农村市场。
4以上理论看到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比较差异以及工业化的大趋势，较早也较简单地揭示出农业人口向工业与城市转移的本质性原因。
（2）关于“文化变迁”理论。
所谓文化变迁，指的是一个民族或社会整体上（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技术的、制度的等所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它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本民族内部的因素而导致的变迁，可称为“内源性变迁”，早期人类学家如泰勒（EdwardtTylor）和摩尔根（LewisHenryan）讨论的主要是原始民族的内源性变迁问题，内源性变迁是指本民族自己发动的文化变迁；另一种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而引发的变迁，可称为“外源性变迁”，例如，伍磁（
C.M.Woods）、
C.恩伯(CarolR.Ember)等注意到当代世界对文化变迁的影响。
5农民工研究中，“文化变迁”理论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去关注各种外源性变迁的过程和途径、变迁方式和变迁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等。
尤其是，不同文化的农民工身处城市之中，或由于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变化、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接触和交往的增加、通过传播、借用、发明等途径，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或者如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中适应新的需求和新的环境。
（3）城市适应及其相关概念。
美国社会学家格斯柴德（GoldscheiderG）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的一个过程，而且这是一个贯穿人 1Kabeer,
N.,2000,SocialExclusion,PovertyandDiscrimination:TowardsanAnalyticalFramework,IDSBnllentinVol.31,No.4,Brighton:IDS. 2王亚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74-86。
3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493-494。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551页。
5伍磁：《文化变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53页。
3 的一生的过程。
也意味着两种不同文化群体接触后，相互适应的过程。
适应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同化、多元化等形态。
本研究的城市适应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维吾尔族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其实也包含城市社会和居民逐渐适应和调整自己的态度、行为或政策的过程。
涉及到城市适应的相关概念有三种，一是城市融合和融入。
所谓城市融合是指不同个体、群体、同文化之间相互包容、相互适应的过程，并且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城市融合是指流动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稳定收入与固定住所。
张肖敏认为，城市融入指的是城市的当地人及其他外来务工者和谐相处。
1 二是市民化。
所谓市民是指长期或固定生活、工作在城里、以非农产业为劳动对象的居民。
郑杭生强调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是指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他们身边的转变的过程，而是获得现代性、城市性的过程，也是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过程。
2 三是城市性。
1930年伍磁（LouisWirth）提出了城市性这个术语，认为城市性是一种生活方式。
城市具有的区别与乡村的一套社会与文化特质，社会与文化特质是塑造具有城市特色的一种生活方式。
比尔斯认为城市性是一种文化适应过程，从这一角度出发，城市性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初民部落群体研究包含了同样的元素。
农民工城市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其个人获得城市性的过程，即是个人城市化的过程。
（4）关于“现代化”的理论。
社会学对现代化的研究较多，在讨论社会转型时，现代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自发的、早发的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种是外发的、后发的现代化，即依赖于古代较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社会行为、价值观念等，对其进行借签和吸纳。
涂尔干和韦伯，以及以帕森斯为首的结构功能学派都认为传统社会能通过发展达到现代化的水平。
这种变迁的推动力是在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传统社会可以引入，并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他们也注意到传统社会内部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的现代化是属于第二种现代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呈现出多种文化资源（56个民族及其不同直系的不同群体和地方文化，统称“多元”）的整合，多种价值观（统称“多元”）的相纠结。
这种“多源”和“多元”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与互动，使得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和深入思考。
无论少数民族本身是否选择现代化的挑战，他们都会被动地卷入到现代化的潮流中去。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体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是如何克服地区、城乡差异；二是如何克服文化差异。
（5）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与社会支持相对应，伴随着社会支持的发展而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源于“社会剥夺”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社会排斥的概念在法国正式诞生，主要用来指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斯尔维（Silver）从专业化范式、团结范式和垄断方式三个方面概括了社会排斥的主要类型，指出不同的社会排斥范式将会引起不同的社会排斥结果。
3斯尔维这三大排斥范式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社会排斥理论。
本文所涉及的社会排斥主要指的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的功能性排斥、制度性排斥和非制度性排斥等三大作用机制，详述三大排斥机制在限制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顺利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中的作用。
1张肖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23。
2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
(4)。
3Silver,“SocialExclusionandSocialSolidarity:Threeparadigms”,InternationalLaborReview,Vol.133, 5-
6. 1994,pp.
4 2．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对于“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这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做出了很多研究。
我国学者很早涉及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的研究，但是单独对流入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研究的文献屈指可数。
如朱荟的《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怎样与社会融合》；唐玉青、张劲松的《论沿海企业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拒斥及其对策》；高艳华的《在沪新疆少数民族的城市适应问题及其社会支持路径选择一普陀区若干个案研究》；马明兰的《兰州市七里河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调查与分析》；韩锋、杜社会的《城市外来少数民族务工经商人员生存状况调查》；林均昌的《少数民族向东部中小沿海城市流动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探析—以山东省威海市为例》等。
上述研究从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入发达城市、城市生存与适应、权益保护、民族身份认同等不同的视角较深入地揭示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其中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研究。
朱荟的《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怎样与社会融合》，从宏观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合进行了整体的探讨；杜社会、林均昌、韩锋等从微观层面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农民工发达城市的适应情况，主要包括文化适应、城市适应、社会适应、经济适应等方面；还有学者对政府政策和少数民族农民工自身条件对城市适应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唐玉青等认为:政府要全面贯彻民族政策法规，不断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服务与管理工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与管理的机制和方法。
1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体系，有效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陈晶和张时空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建立民族工作网络，是处理好民族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的基本手段。
马戎认为:民族一时的产生与演变十分复杂，影响民族意识变化的因素也很多。
2民族身份认同感越强，越会影响少数民族人员快速融入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社会。
（2）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
文军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人口素质的提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权利的富裕以及社会参与空间的扩展。
3郑杭生则指出，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强调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化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完全融入城市。
4姜雅丽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
期间伴随着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5
（3）适应内容的研究。
关于城市农民工的经济适应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就业、收入、居住等方面展开，有一些经验研究的成果。
朱力指出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仅仅是农民工生活空间的位置上的转移，还涉及到农民工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等方面的转变。
他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尤其表现在生活稳定性、社会交往、社会心理适应和城市教育等方面。
因此他提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
6风笑天在研究三峡库区移民的经济研究时得出的结论是：农村移民对新生活的适应，首先是从住房、邻里、语言、风俗等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然后是生产劳动力、经济发展、最后是主观感受、心理融合、社会认同在内的“我群感”、“归属感”的建立，而且他认为这一适应过程需要经 1唐玉青，张劲松：论沿海企业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拒斥及其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1。
2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8页。
3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
（3）。
4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
（4）。
5姜雅丽：农民市民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05
（7）。
6朱力：《农民工二代与中国未来》[OL]，中国改革论坛网， anise/Practice/201110/t20111019_125536.htm，2011年10月19日。
5 历相当长的时间。
1江立华认为现代城市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经商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与城市文明冲突与整合的过程。
他在研究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时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主要有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一种是改变自我，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融入城市。
另一种就是在城市重建原来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
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等。
”
2
（4）关于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从制度性身份出发，指出城市社会的“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身份转换和角色转换的分离以及城乡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不明确的首要原因。
王春光认为：身份认同不强将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更会形成“游民化”的社会认同感，使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困境。
3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农民工从少数民族地区向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流动、生存与适应，是一个不断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文化互动的过程。
少数民族农民工既受到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现代文化的强烈撞击和吸引，又深刻体会到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现代社会和文化的陌生和排斥；既要不断接受非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又要保持传统的文化模式。
（四）研究方法
1．调查地点笔者选取了湖北省武汉市七个主城区（分别是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洪山区、武昌区和青山区）的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抽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搜集资料。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方法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涉及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的基本状况和生存与适应方面的相关问题，共45题。
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武汉市进行，共发放170份问卷，回收问卷160份，回收率94%。
其中有效问卷150份，有效率88%。
问卷调查结束后采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2）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法通过问卷调查搜集资料的同时还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参与式观察与访谈。
通过对典型个案研究进行结构访谈和无结构访谈，以了解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适应状况，深入挖掘影响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的各种因素。
此外，为了进一步了解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笔者还走访了许多与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相关的政府部门，比如武汉市公安局流动人口管理大队、武汉民族事务委员会等等。
为了了解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生活现状，笔者在武汉市最具维吾尔族特色的新疆阿迪力餐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调查。
通过这些调查笔者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完成这篇论文打下了基础。
此外，本文采用了文献法，查阅了《新疆统计年鉴》、《武汉市统计年鉴》、《中国民族统计年鉴》等有关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资料，并利用这些资料针对本文研究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
（五）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1.性别和年龄在这次问卷调查的150人中，从性别看，男性131人，占88%，女性19人，占12%，男女比例严重不平衡。
被调查的对象平均年龄不到25岁，较低于我国农民工29岁的平均年龄水平。
卡斯冲（Castro）等指出人口迁移行为不是均衡地分布于人的生命周期之中，迁移的年龄结构具有集中于工作年龄 1风笑天：三峡库区待迁移民的搬迁态度及其影响因素[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10）。
2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2003
（5）。
3王群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
（3）。
6 阶段的一般性质。
罗吉斯在20世纪70年代奠定了人口迁移年龄模式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在25岁左右形成迁移率最高峰。
以找工作为目的流入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年龄正值其劳动能力最强的时期，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能促进城市发展。
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看，对于外来非正规就业的维吾尔族农民工而言，由于财富、社会网络、教育程度等都处于劣势，而唯一使他们能够离开家乡进入内地大城市优势的也只有年龄上的优势。
2．文化程度如果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则很难在流入地市场中顺利就业，会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生存。
调查结果显示，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为91.4％ 表1-1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文化程度统计表 变量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总计 频数 408015105150 百分比 30.060.05.23.21.6100.0 特别是在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汉语水平不高，语言方面的差异带来交流的困难，这造成跟其他民族居民之间的距离和隔阂，有时甚至因语言不通造成交流双方之间的误会和冲突。
维吾尔族农民工中，26%能听懂汉语，但不能应用汉语；25%是能听懂也能应用；40%可以熟练使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9%有汉语口语的能力但没有掌握汉语读写。
表1-2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汉语水平统计表 变量 频数 能听懂汉语，但不能应用 35 能听懂，也能应用 30 可以熟练应用 70 有汉语口语能力但没有掌握汉语读写 15 总计 150 百分比 26.0
25.039.4 9.6100.0
3．婚姻状况和对族际婚姻的态度根据人口学理论，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来说，人口流动不仅是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流动。
这种流动宏观上对其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经济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微观上直接地对组成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产生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在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未婚比例高达64.7%。
在150份调查问卷中，已婚占31.3%，单身占66.7%，离婚占4%。
85%农民工的配偶在新疆，只15%的配偶在武汉。
同时，子女个数较少（均值仅为2.24），按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政策，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可以生三个孩子，但是维吾尔族农民工来武汉市打工过程中，为了较好生存与适应武汉市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控制孩子的数量。
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Simpson）和英格尔(Yinger)认为：“不同群体间的通婚的比率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
7 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一个敏感指标。
族际通婚前提条件是，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上没有明显的差异、语言沟通流利、宗教信仰上互相包容、获得到父母和亲友赞同、支持。
表1-3维吾尔族农民工婚姻情况和族际婚姻的态度表 变量 已婚单身离婚愿意跟其他民族通婚不愿意跟其他民族通婚 频率（%） 479765397 比重（%） 31.367.74.035.364.7 具体到维吾尔族跟汉族通婚的问题上，问卷中设计了两个问题，分别为：“您愿意跟汉族人结婚吗？”、“如果愿意的话先考虑哪些因素？”、“如果你的亲属或朋友与汉族（维吾尔族人）通婚，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64.7%维吾尔族农民工不愿意跟其他民族的人通婚，只有35.3%农民工愿意跟其他民族的人通婚。
他们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因为维吾尔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人与非穆斯林结婚），所以如果他们选择族际通婚时，先考虑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比如哈族、克尔克孜族、土耳其族等。
不愿意跟其他民族结婚的主要原因是，7%的人是先考虑风俗习惯，20%的是考虑宗教信仰，13%的人考虑的是语言，14%的人是考虑饮食，24%的是考虑亲朋支持，65%的人是不赞同亲属或朋友与汉族通婚。
由于他们受到这些因素的限制，在武汉选对象的范围比其他民族的农民工较小，所以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单身比率比其他民族农民工高一些。
4．来武汉的途径虽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执行劳务输出政策，但由于各种原因政策执行效果不是那么理想的好。
而且在武汉没有一家工厂跟新疆政府合作执行劳务输出。
所以维吾尔族农民工来武汉的方式是主要以朋友、老乡或亲戚为中介的一种流动。
调查结果显示，从目前工作的情况看，依靠朋友找工作的占35%，比依靠亲戚找工作（占25%）多出10个百分点。
可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工作是最主要的途径。
从宏观上看，这一点与其他民族农民工没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根据访谈资料，维吾尔族农民工对亲友、老乡的依靠度比其他民族农民工要高一些。
对于集聚新疆，不太熟悉内地城市生活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说，迁移内地城市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如果在内地城市中没有任何亲友、老乡，他们不可能冒然前往。
在武汉市就业、生存与适应过程中，社会资本对他们发挥的作用很大。
根据科尔曼的观点，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而这种关系由资源交换达到的利益互补而形成。
先来者为后来者提供了工作、住所、摆摊等多方面的帮助，为后来者更快、更好地适应武汉市的生活起到了关键作用。
调查发现：维吾尔族农民工受掌握的资源量和交往范围的限制，主要的社会关系就是维吾尔族这个群体，这现象同时反映维吾尔族人的民族认同感强。
变量 通过朋友通过老乡通过血缘亲戚通过政府总计 表1-4维吾尔族农民工来武汉方式 频率（%）3245635150 比重（%）30.032.035.03.0100.0 总之，对于来武汉市务工、经商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讲，利用亲戚、本民族朋友寻找工作，
8 应该是风险率最低而且较方便的求职方式。
二、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现状 目前，由于流动性很大，对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总数无法进行详细统计。
笔者在调查中发
现，在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当中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根本就没有办理过暂住证，这类人员占全部农民工的一半。
虽然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全市农民工中占很少的比例，但是由于其语言文化、体质特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其他民族农民工有明显的差异，这也使他们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一）维吾尔族农民工经济层面的生存与适应状况 笔者认为，跟其他民族农民工相比，在武汉市打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就业、收入、住房与医疗保险的情况比较特殊，值得讨论。
1．从事行业单一对职业结构的调查表明，由于维吾尔族农民工自身的语言、技术技能限制，他们在武汉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主要包括民族特色餐饮业(包括有固定门店的餐厅、烤馕店和羊肉串摊位)、土特产销售(经营馕、核桃、葡萄干、巴旦木等干果以及库尔勒香梨、哈密瓜、阿克苏苹果等鲜果)等。
1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就业模式呈现“三低”特征：一是低地位职业、二是低技术劳动、三是低稳定就业，他们的就业领域窄、以非正规就业为主。
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职业变动率较少，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来武汉以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表2-1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就业结构统计表 变量 开餐厅服务员买羊肉串买干果和馕总计 频率（%）28426317150 比重（%）17.051.073.09.0100.0 在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当中从事餐饮业的人数最多。
他们在武汉经营的餐饮业类型包括有固定门店的餐厅和街头羊肉串摊位。
由于新疆风味的菜肴更接近武汉的口味，所以新疆菜肴在武汉较受欢迎。
根据笔者调查和开餐厅的一个维吾尔族老板的反应，近年来因为租赁营业场所难和办营业证难等原因，武汉的维吾尔族饭馆数量明显减少。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现在开餐馆当老板的这些维吾尔族同胞中，很多人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武汉经商的，虽然来的时候是空手来的，但是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后，他们就开起了自己的饭馆。
可以说，这些人在本民族中，属于社会经验较丰富、有较多社会关系、有较多见识、较大胆量的人。
汉口一家维吾尔族餐馆的老板阿X就属于这种情况：案例01： （阿依古力，女，45岁，初中文化，阿克苏市人，汉口一家维吾尔族餐馆老板） “我是1990年跟老公一起来广州的。
在广州市批发市场从事发货，专门把广州流行的、新 1哈尼克孜·吐拉克：维吾尔族农民工职业教育情况简析-基于武汉地区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状态调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
（9）。
9 款衣服发到新疆，不到两年挣了很多钱，原本想在广州开个商店，买房子定居下来，但是老公不 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那边的黑社会老大交往，做朋友，有一次在帮他卖毒品的过程中，被 警察拘捕了。
由于那时我年轻、社会经验少，不知所措，很快就花完了自己的积蓄，想回去新疆， 但是怕被亲戚、朋友的嘲笑，就一直留在了广州。
我不瞒你，老公坐牢后，由于没有固定的经济 来源，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好多不好的事……这些事使我良心不安，后来我清醒了，离 开广州来武汉了，新来时，很迷惑，不知道从事什么，但是跟几个在这儿开餐厅的老乡聊天后， 自己心里有了明确的目的，用了自己这几年积累下来的资金开了一家很小的餐厅。
新开时，由于 我是一个女人，受到了很多排斥和欺负，但是通过自己不怕艰难的精神坚持到今天了，现在开的 这家餐厅是比以前大了，生意也挺好的（感谢安拉）。
我没有孩子，但是
5年前一个同胞生一个 女孩，她经济条件不允许继续养这个孩子，她打算把孩子给别人领养时，我领养了。
她现在5岁 了，好可爱，我特别喜欢她，经常觉得她对我来说很宝贵。
我打算等再过两年后，她到上学年龄 时，我卖掉这家餐厅，回新疆把她送到好的学校，自己从事别的行业”。
在街头卖羊肉串，也是在武汉市打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主要经营内容之
一。
这种经营形式 也较适合刚来武汉创业的维吾尔族农民工。
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于南疆地区贫困农村，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汉语水平低、没有职业技能而且他们在武汉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卖羊肉串不需要太多的社会关系和语言交流、也不需要太多的投资经费，而且好多武汉人喜欢和愿意吃维吾尔族人烤的羊肉串。
但从环保和市容的角度考虑，在街头卖羊肉串是严重影响城市环境。
按现在的城市发展速度来看，估计还过几年后，很难见到在街头卖羊肉串的维吾尔族农民工。
2．月平均收入偏低，对家庭经济贡献小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武汉市的生存与适应情况。
通过访谈发现，他们的工资低、所挣的收入低于期望值。
虽然他们靠运气、冒险流入武汉市的目的非常明确，是为了挣钱、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经济状况。
但实际上，他们的平均工资为903元，这表明，大多数来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月收入并不高，储存率底，对家庭贡献小，能够自给自足相当不容易，这与他们改善自身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强烈愿望并不相符。
案例02：阿依夏木(女，30岁，初中文化程度，和田地区于田县克孜勒博依乡人，餐厅服务员): “在老家有2个孩子，还有我跟老公两个年纪大的父母，我们要照顾他们。
但是我家总共有 5亩地，人多，种的地少，粮食连自己吃都不够，农业和日常生活支出大大超过收入，很难维持 10 日常生活。
我跟老公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来武汉打工的。
在和田只靠种地养家糊口很难，我们 那边缺水，如果家乡的情况好一些的话，我就不会来这里打工，生活所迫没有办法才来的，每天 想老家的孩子和父母，吃不香，睡不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调查结果显示的是，由于维吾尔族农民经济的贫困，在武汉的工作条件不好、收入低、工作 时间长、受到歧视，但即使“事与愿违”，许多人仍然“满足”。
57%的人对现在的工作满意，43%的人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案例03：艾山江(男，30岁，小学文化程度，伽师县塔西米力克乡人): 问：你在武汉主要做什么呢?
答：卖羊肉串 问：月工资有多少？ 答：600元 问：这工资够你一个月的生活费吗？ 答：老板包吃住，每个星期给一次零钱，我用这个钱给家人打电话，买日用品之类的。
问：你觉得这工资怎么样？ 答：很低，说心里的话，我妈生病了好几个月，我很想回家陪我妈，但是老板不愿意给我几 个月积累下来的工资，我问了他几次，他找借口让我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才让我走，不知道他最 后给我多少钱，估计他会扣各种各样的钱，给我的工资不多。
没事，能买到火车票回家就可以啦。
3．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因而建立涵盖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困难重重， 这也使得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处于缺失状态，并直接制约着他们的城市生存与融入。
调查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以租住房为主85%，还有一些人由老板提供住处占5%，或住亲友租的家占10%。
由于房租贵、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而且租房困难，大部分人都是相近的几个朋友、一家亲戚几个人，一起居住同一个房间里。
但是他们能租到的房子是破旧、室内空间较小。
由于武汉冬天十分寒冷，冬季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一样；夏季室内温度非常高，阴雨天时如果室外下大雨，室内就下小雨，室外雨停了，室内还会下；卫生状况更不敢恭维，污水垃圾到处都是，居住的地方条件非常差，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都难以忍受。
案例04：艾海提江(男，28岁，高中文化程度，和田地区墨玉县皮里马乡人): 11 “由于房子太小，室内空气不好，很想换大一点房子住，但房租很贵，租不起。
现在的住房 条件很差，我跟三个老乡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平方。
2011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二章第九十五条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从法律上规定了维吾尔族农民工有参与城市社会保险的权力，这也表明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参加城市相应的社会保险，享受社会保险的待遇。
被调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61.3%愿意参加社会保险，他们的参保意愿很高。
但是他们不了解具体的参保手续、无法实现自我保护意愿、合法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二）维吾尔族农民工社会生活层面的生存与适应状况
1．缺乏社会交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在交往中存在的，从本质的意义而言，社会交往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存在状态。
族际交往状况是民族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交往增多，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与认识，使交友成为一种可能。
调查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农民工跟其他民族农民工和居民的交往中，7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交往障碍。
对于有交往障碍的人，在可选择的交往障碍中，认为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其次是风俗习惯不同，再次是彼此不易沟通，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被调查者的看法基本上一致，只是维吾尔族被调查者对于语言的重视程度更高。
从选择频率上看，认为有障碍者选择语言不同的比例为30%。
可见，语言障碍的消除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和其他民族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增加交往频率的一个基本条件。
表2-2对于维吾尔族和汉族交往障碍的认识表 变量 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对方不尊重我的民族彼此不易沟通其他总计 频率（%）5530202520150 比重（%）41.030.010.09.010.0100.0 在“对方不尊重我的民族”或“民族意识”两个选项上，维吾尔族农民工和汉族居民被调查者的选择有明显的差异：维吾尔族农民工被调查者相对重视前者，汉族居民被调查者相对重视后者。
“对方不尊重我的民族”或“民族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主观意识，而不像其他几种障碍主要来自客观存在的文化方面的差异。
因此，虽然二者作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和汉族居民交往的障碍作用较少，但其中反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认识，却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农民工与武汉市居民的交往程度有限，虽然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工喜欢跟汉族人交友、交往，但是他们意愿的实现往往受多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对于语言不通的这因素，他们表示无能为力，很难以顺利实现。
2．生活“孤岛化”完整的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进城就业，而且意味着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也担负着相同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维吾尔族农民工虽然流入武汉就业了，也在城市中生活，但是他们却享受不到武汉市居民同等的尊严和地位，生活在与武汉市隔离的“孤岛”中。
所谓隔离是指他们不仅生活水平比武汉市居民低，而且还不能与武汉市居民那样享受着日益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
维吾尔族农民工“孤岛化”生活具体地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2 首先，维吾尔族农民工缺少对武汉市文明的了解。
维吾尔族农民工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条件去了解武汉市文明。
他们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干活、睡觉，就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闲暇时间去看电影、报纸、电视等等，即使他们有闲暇时间，也没有经济条件。
现在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要花几十元，而对每月只赚五六百元的他们来说，看一场电影无疑是一次非常昂贵的消费。
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工不仅看不起电影、更看不起电视。
他们有闲暇时间时，聊天、打扑克，以打发漫长的、孤独的夜晚。
再次、维吾尔族农民工与武汉市居民缺少交往，形成封闭的群体。
当然这并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他们找不到愿意与其交往的武汉市居民，因此，他们无奈地生活在内群体中间。
最后，过着性别失衡甚至“单一化”的生活。
尽管最近几年携家带口进武汉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增加，但是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工还是孤身一个人，经常是几十个清一色的男（或女）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在一起，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未婚者却找不到对象，成了一群漂流到城市这个生活海洋的“孤岛”上过着生活的边缘人。
3.宗教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各民族的民间信仰由于是世代传承，并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属于精神世界的深层次文化。
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的全民性宗教，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贯穿在他们的道德观念、为人准则和生活习俗的各个层面。
无论走到哪里，伊斯兰宗教信仰和清真寺都是穆斯林信徒之间联系的纽带。
笔者在调查卖羊肉串的流动商贩的过程中了解到，虽然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无法做到每天五次礼拜，但是每礼拜五他们都到附近清真寺参加聚礼。
他们常去的清真寺有民权路清真寺、马家庄清真寺等，他们做完礼拜后，在清真寺经常互相交流一些信息并结交朋友。
平时，很多人到这里来做礼拜过程中，会结识很多在武汉做生意的本民族的人或回族、撒拉族等其他民族的穆斯林。
笔者发现，他们都十分主动结识新的朋友，以扩大自己的交往面，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发展机会。
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民族身份或宗教信仰，所以他们较容易找到更多共同的话题。
清真寺为他们提供了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这对人际关系基本局限在本民族内部几个朋友或老乡之间的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说意义重大。
虽然伊斯兰教明明禁止过“偷别人的东西，做伤害公共、个体利益的事情”，但是很多维吾尔族人离开老家，来武汉后，好像解脱了在老家从家人、亲友受到的限制，从事一些违法的事情。
但是他们也每个星期五来清真寺做礼拜。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我们不能把宗教和日常生活里有目的的行动区分开来宗教信仰中人们行为的出发点是清醒与理性的——“防避‘现世的’外在弊端和谋求‘现世的’实惠,是一切‘祈祷’的内容1”。
可能他们想通过做一次礼拜，能找到个自己良心安慰，更想找到心的安宁吧。
案例05： 阿X(男，40岁，初中文化，汉口某家新疆餐厅老板) 问：你开这家餐厅几年了？ 答：快15年了。
问：妻子在哪儿呢？ 答：在武汉，不瞒你，我的妻子是汉族人。
我来了武汉后，在打工过程中跟她认识的，她性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478。
13 格很好，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帮助我解决我的困难，她爱我。
由于她是 别的民族，我犹豫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跟她结婚了，有一个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了。
问：你关于未来有什么打算？ 答：在这家餐厅工作两年以后，想去沙特朝拜，然后回新疆从事合适自己的行业。
笔者采访阿
X之前听说过，关于他的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是武汉维吾尔族黑社会的老大， 从新疆拐骗小孩，教他们偷别人财务，从新疆来武汉从事个体行业的维吾尔族人必须拿到他的许 可后才能开始自己的事业之类的。
我们都知道他做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是违法的，当然也违背伊斯 兰教的教训。
当时，我听到他想去沙特朝拜时，愣住了一会儿，脑子里呈现出了好多问题，（比 如虽然他做过许多坏事，但还是承认自己是穆斯林），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愉快地结束 了访谈。
这个老板是在内地城市先做很多坏事，然后希望通过去沙特朝拜等方式清洗自己的罪过，从
而使自己心安。
他的这种心理或许在某些维吾尔族人群中有一定的典型吧。
4．对武汉市的印象武汉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常年雨量充沛，热量丰富、雨热同季、旱涝更替、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通过调查发现,有60.6%的受访者适应不了气候，因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不同（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四周有高山阻隔，海洋湿气不易进入，形成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空气干燥）。
42.9％的人是选择非常喜欢；39.0％的人是选择比较喜欢，7.6％的人是选择一般；仅有1.9％的人是选择不太喜欢。
就是说，这些务工女青年来武汉后，在慢慢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之后，79.9％的人喜欢武汉。
表2-4对武汉感觉的分布表 变量（对武汉感觉） 未填答或已超选两项非常喜欢比较喜欢一般不太喜欢总计 频率（%） 614223868150 比重（%） 8.010.020.012.050.0100.0
5．是否愿意留下继续务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曾经指出，社会距离是一种“使我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自身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区别和隔离”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心理距离。
对于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基本落脚于武汉市，但是与城市居民之间还存在社会距离。
通过调查，我们知道的是70%维吾尔族农民工觉得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这说明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武汉市 14 居民之间有心理距离。
29.5％的维吾尔族农民工选择愿意留下来；41.0％的选择不愿意；18.1％的选择感觉无所谓。
这与她们的年龄和在这里遭遇的困境――语言交流困难也有很大的相关性，他们的过客意识较强。
（三）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观察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笔者发现了，城市跨民族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武汉市居民对维吾尔族农民工态度不对称性问题。
1．民族歧视通过调查发现，由于传统上民族歧视观念的残余、“刻板印象”的原因，在武汉市有部分市民对维吾尔族农民工抱有偏见。
很多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比如，维吾尔族农民工租住房时，有些市民不愿意出租给维吾尔族农民工；有些宾馆对其他民族顾客打折，对维吾尔族农民工不打折甚至还拒绝让他们入住，因为担心他们会不讲卫生，影响客源。
更严重的是有些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搭载维吾尔族农民工。
在求职过程中，武汉市有些职业介绍机构的工作人员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存在歧视现象，一方面很多就业中介机构不太愿意为他们推荐工作；另一方面，一些维吾尔族农民工文化程度很低，缺乏工作技能，也难以获得就业机会。
同时，社会舆论的偏见和歧视往往会加深用人单位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刻板影响和歧视。
偏见是针对某个族群或其个体成员的一种武断信念或感知。
更精细点，偏见包含了一种判断，即“基于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群体或阶层的固定印象，没有经过实践经验，就将其应用于该阶段或群体的所有成员”。
民族偏见是顽固的，如戈登.奥尔珀特解释：“如果预先判断面对新的认知依然不可逆，那么就会成为偏见,这种偏见不仅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且不易纠正。
2．就业困难尽管《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对用工单位的劳动用工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然而事实上，当前我国城市劳动用工制度还存在明显的差异偏向性，尤其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其他民族农民工相比，他们面临着较重的排斥、不同酬等现象。
维吾尔族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以及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或与城市市民的交往过程中遭受城市市民的歧视和漠视态度。
这些因素导致了维吾尔族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下层，与城市市民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位置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就业岗位的选择面较窄，只能从事一些技能水平不高、稳定性较差、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
武汉市大部分的就业服务中心主要是面向城市工人提供就业服务，很少职业介绍中心愿意为维吾尔族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主要提供一些低层次的工作。
二是就业培训主要针对的群体是城市下岗工人、青少年、妇女、残疾人等，而专门用于针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相对不足。
工作的不理想导致维吾尔族农民工收入较低，制约了他们居住条件、生活条件、社会保障以及精神文化需求的改善，使得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就业困难不仅阻碍了维吾尔族农民的城市生存与适应，而且对城市社会的发展、和谐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3．个别人违法乱纪导致的社会污名化名声，一般指普遍被认定的一个人的品德或者某人受到的评价。
良好的名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好的名声建立相对要难，而坏名声的建立却相对容易，偶尔一次印象深刻的错误，却会使人声名狼藉。
跨民族之间的交往通常存在所谓的“刻板印象”。
各民族总是根据本民族的特点来比较和定义其他民族的特点。
由于极少数新疆人给社会留下了负面印象，通常是与其偷盗、抢劫、打架和闹事等行为联系在一起。
武汉市居民对维吾尔族族人的评价一直不是很好，把他们说成是“老土”、“小偷”、“泥巴子”，他们似乎成了武汉市的不安之源。
个别维吾尔族人在内地城市里，制造了一些偷窃案、拐卖儿童、吸毒贩毒案件等，扰乱了当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损坏了维吾尔族同胞勇敢、善良、勤奋的形象，影响了民族团结。
正如心 15 理学家凯利所提晕轮效应（光环效应）中所讲的在人际知觉中所形成的以点概面或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一个人的某种品质，或一个物品的某种特性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
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人们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或这个物品的其他特性也会给予较好的评价。
反之也是如此。
部分市民下意识地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维吾尔族小偷联系起来，不少宾馆、出租车拒绝为维吾尔族人提供服务。
武汉市的社会舆论往往不能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将犯罪问题渲染成维吾尔族人整个群体的一个特性，从而造成武汉市居民对维吾尔族人的高度警惕。
4．非理性的报复行为作为被歧视的弱者维吾尔族农民工也会进行一些保护自己的日常的反抗，他们有时会对歧视他们的人采取“报复”行为，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
正如著名学者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这本书中所讲到的弱者的武器无处不在，它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敌人，也伤害了弱者自己。
尽管“报复”行为可以使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心理上得到相对的满足，但是这种行为不但使双方都遭受损害，而且实施报复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损失会大于被攻击的群体。
其结果不但对采取“报复”行为的少数民族不利，而且会使自己的境况更加恶化。
因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中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少数民族，更是经济上、政治上和资源上的少数，所以，由“报复”行为获得心里满足的代价是经济上、政治上和资源上更大的损失。
总之，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城市社会后，心理上的不适应，且加上对工作条件的艰苦，他们有着独特的心理感受，与其他民族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可能更加敏感，脆弱，容易引起种种苦恼，误解和气愤。
三、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问题的根源——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是指导致人们偏离现代生活的正常交流、实践和权利的多种变化因素。
贫困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结果之
一，但是社会排斥的结果还包括人们无法享有住房、教育、卫生和服务等方面的正当权利。
本章从动态的、互动的角度来描述和解释影响维吾尔族农民工武汉市生存与适应过程受到的三种社会排斥，即功能性社会排斥，结构性社会排斥和非制度性社会排斥。
在社会层面上，消除社会排斥，有益于减轻维吾尔族农民工对社会的不满意，减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而有益于社会的稳定。
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遇到生存与适应问题，究其原因是社会排斥。
影响维吾尔族农民工武汉市生存与适应的的社会排斥表现为以个人能力、社会资源为核心的功能性社会排斥，以户籍、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社会排斥和以风俗习惯为核心的社会排斥。
（一）功能性社会排斥 功能性社会排斥是指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源的不足导致个人在社会参与中处于弱势地位。
来武汉市打工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无论是家庭条件还是接受教育的环境都具有先天的不足。
1．个人能力的欠缺许多社会学者指出，流出者的文化程度高于流出地的居民甚至高于流入地居住者的水平，这是流出者在社会上克服一切困难、生存与适应好流入社会的重要要求之
一。
如果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普遍低于城市居民，那很难在流入地市场中找个合适的工作，会影响在流入城市生存。
苏群等的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培训情况、打工时间都对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民工月收入将会增加44.06元，受过培训过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没参加培训的高180.64元。
麦凯龙认为人力资本是农民工群体城市适应的关键因素。
语言水平和文化程度是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他们能否流动并融入武汉市生活的关键因素之
一。
1个人能力的欠缺主要表现为以汉语言表达、自信心、教育和职业技术水平等 1哈尼克孜·吐拉克：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基于武汉地区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 16 指标构成的个人综合能力的不足。
发达城市中有限的就业机会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受教育程度来配
置的，通过对劳动者文化程度的设限来排除掉那些劳动力市场所无法吸纳的人口，这个限制门槛随着职位层次的提高而提高。
在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往往文化素质不高、职业技能水平较低，从而在竞争有限的就业机会中处于劣势地位，只能竞争那些具有较低要求、因而就业条件也较差的职位，这些职位的普遍特点是非正规性、低知识性、不稳定性和较差的工作条件与工资待遇，因而为大多数人所不愿意从事。
此外，语言能力即是文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使用非汉语作为母语的维吾尔族农民工，从以使用民族语言为主、几乎不需要过多使用汉语的家乡来到完全使用汉语的武汉，汉语水平构成了他们无论是竞争就业岗位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避免的一块“短板”。
案例06： 艾买提(男，19岁，喀什阿瓦提县人，初中文化程度，餐厅服务员): “我家在喀什地区阿瓦提县库木巴格村。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由于我学习不好，上到 初中就不上学了。
初中毕业后，闲在家里，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比我年龄大几岁的朋友， 他之前去过内地很多次，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内地玩玩，我什么都没有考虑，便同意了， 也没跟家人说一声，跟着他先去乌鲁木齐，然后转车来的武汉。
通过老乡的介绍找到了现在的工 作，即是在这家餐厅当服务员。
虽然来武汉快一年了，但由于老板给的工资不高，积攒的钱就不 多，很想换个工资高点儿的工作，但是由于汉语不好、也没什么职业技术，所以找不到比现在的 更好的工作。
来武汉后，才意识到了“
知识是无价之宝”。
从案例06可以看出，在家乡所接受的较低水平的教育、缺乏职业技术和汉语能力将维吾尔 族农民工限制于低收入且不稳定的工作岗位，并成为他们谋求改善自身命运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从社会分层理论来看，社会地位的差异本身就会带来阶层之间的相互排斥，特别是较高阶层对于较低阶层的一种排斥。
同时，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这种低层次就业所带来的较低社会地位被锁定，正如案例中这个农民工所言“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从而不断强化这种社会地位差异而带来的社会排斥，阻止他们融入武汉的主流社会。
2．社会资源的匮乏按照人力资源学者的研究，个人动员各类资源支持自己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经济活动的成功与否，是否能够接受或获得资源（财富、信息）是很重要的，这跟掌握资源者有密切关系。
社会学研究结果表示：华人社会是一个“圈子”的社会。
被抛出社交圈子，会对贫困家庭不利，这样他们又陷入了一个“社会排斥”并存的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中。
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武汉，随着自身社会网络规模的缩小，在城市社会网络中参与者的数目也越来越少,社会网络的密度也降低，在社会网络中的权力更减少，使得他们本来处于网络集点上的权利分散或者消失。
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社会资源与其在城市社会中获得的地位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网络对社会资源的接近与控制呈出现出一种金字塔形式的结构，越靠近顶部的位置越容易接受和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越处于底层的位置接近和控制社会资源更困难、更少。
维吾尔族农民工由于各种主观、 报》2011，
（8）。
17 客观原因，处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底层，所以很难接近和控制社会资源。
案例07： 阿依夏木(女，30岁，小学文化程度，和田地区于田县克孜勒博依乡人，餐厅服务员)： “在老家有2个孩子，还有我跟老公两方年纪大的父母，我们要照顾他们。
但是我家总共有 5亩地，人多，种的地少，粮食连自己吃都不够，农业和日常生活支出大大于收入，很难维持日 常生活。
我跟老公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来武汉打工的。
这家餐厅的老板是我老公的远方亲戚， 我们来武汉之前给他打电话联系，他愿意雇佣我们后，我们才离家来到武汉。
我跟老公不会说汉 语，只能听懂“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等简单的问候语，如果没有老板的帮助，我们真不敢 想象在这儿怎么找工作，住在哪儿。
” 从案例07可以看出，构成在武汉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老乡，二是在武汉本地的人脉关系。
维吾尔族农民工之所以能够进入武汉并找到工作，很大程度上通过老乡介绍，或者直接就是在老乡开设的店里就业。
然而由于在武汉的老乡或维吾尔族人士毕竟属于武汉人口的极少数，并且正如前一小节“个人能力的欠缺”部分所论述，他们大部分从事着较低层次的工作，处于武汉的社会边缘，他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同质性较高的强关系。
而正如格拉诺维特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个人选择新的就业岗位而言，自己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具有较低异质性的人之间的弱关系才是能够带来新信息与新机会的重要社会资本。
而案例07中的夫妇，由于缺乏汉语交流的能力，他们只能够同身为他们亲戚的老板进行交流而无法与所在社区的其他人进行交流，因而也就无法在流入地武汉积累更加广阔且富于异质性的社会资本，无从改善自身的处境。
而这种由于同外界交流能力的障碍而形成的对老乡社会资本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像案例中所称的“老板”这种存在地位差异的老乡社会资本的高度依赖，由于不存在替代社会资本的可选择性而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可能导致形成一种带有人身依附色彩的封闭式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网本身就是对外界排斥的一种表现。
（二）制度性排斥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博弈规则,是明确社会事务性质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并以其具有的合法性和强制性来维护人类生活稳定的互动结构。
制度是权利的保障，是对公民某种身份或地位关系的具体安排。
也有国外研究者将制度看作是“游戏的规则”，认为这种游戏规则的设置是通过牺牲他人利益而有利于某些人和群体的发展，这与美国学者斯里维（Silver）提出的垄断化的社会排斥范式不谋而合，它也强调社会排斥是形成群体垄断的一个结果。
英国社会学家卡比尔(Kabbeer)在分析社会排斥的主体、客体和排斥途径时指出，制度机制是社会排斥的主要动力，当制度机制系统化地拒绝对某些群体提供资源和认可，使之不能完全参与社会生活时，就导致其他一系列的排斥。
1当然，以上这些关于制度与排斥的看法来源于西方不同国家背景不同主义的思想当中，并不能完全移植过来进行本土化研究，但是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项社会制度的确立必然有其需求性，对于主客观条件各异的广大社会成员，在某些制度面前，一项制度确立的同时就如一道无形的界限不可避免地凸显其两面性，并非所有的人最大化使用资源的权利都能够得 1Kabeer,
N.,2000,SocialExclusion,PovertyandDiscrimination:TowardsanAnalyticalFramework,IDSBnlentinVol.31,No.4,Brighton:IDS. 18 到保障，总有一部分人被撇在界限的另一边，无法利用资源享受权利，造成社会排斥，例如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问题。
1．户籍制度排斥户籍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关于人口统计的记载。
汉代以后，户籍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户律”，开始将人口的户籍管理上升至法律的层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户籍制度的发展开始呈现“二元”化的倾向。
1958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将我国居民按户籍所在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
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当前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
李强认为，“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
据笔者调查，在武汉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由于不具备所在城市的户籍条件，在社区选举时，他们不能参与所在社区的政治选举。
因而对他们而言，参与社区政治活动的路还很漫长。
案例08： （艾力，男，32，小学文化程度、和田地区墨玉县） 有关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事情，艾力告诉笔者，“社区居委会选举与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人 家咋会叫我们参加选举呢？社区居委会与我们有关事情的主要是让房东提醒我们按时办理或更 换暂住证啥的，其它的基本和我们没啥关系。
” 据访谈，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打算在武汉市呆一段时间，挣好足够的钱后，想回新疆做别
的事情，将自己打工的武汉市当做是一个挣钱的城市，过客意识比较强。
虽然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为了遵守城市管理规则，试试过办理暂住证，但是由于他们汉语口语不好，办暂住证过程中遇到的麻烦比其他民族农民工更多。
由于没有暂住证，他们在找工作、租房子过程中，遇到的麻烦更多，使他们的就业、生存与适应更难。
总之，户籍制度融入在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户籍制度造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身份、职业与角色的背离，它对于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武汉市融入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障碍。
2．社会保障制度排斥社会保障，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和社会对那些基本生活有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或精神等形式的帮助，旨在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
在新旧二元体制转轨过程中，单位保障制度逐渐过渡为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保障、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和社会互助，由政府、单位、社区、家庭共同构成。
1郑杭生先生在其《社会学概论新修》中指出，“社会保障是政府通过立法，社会团体等通过政府授权，以现金、物质和服务等形式向有精神疾病、生理残疾、年老体弱等负担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的旨在维持其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
”2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进而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虽然我国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劳动合同法”，但是在武汉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各种权利被侵犯现象经常发生，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他们的工资经常遭到拖延，健康和安全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而且他们收入不高，支付不了大医院的高医疗费，只能选择去小诊所，甚至不看病。
武汉市务工的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游离于社会保障的“减震器”、“安全网”之外。
这不仅增加了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成本和风险， 1王思斌：略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
（6）。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
19 限制了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步伐，而且还极易导致他们产生不满和敌对情绪，而这种情绪的聚集必将对城市的和谐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等构成隐患。
案例09： (女，28岁，初中文化程度，喀什地区疏附县克英亚乡人，收银员)： 我问道，“你与老板签合同了吗？”，她说：“在这儿能找到现在的工作已经不错了，还签什 么合同呢？”。
我向她解释：“如果有一天你老板突然解雇你，或者发生受伤之类的事，那怎么 办？，她回答说：“我觉得老板不会突然解雇我的，至于受伤，看运气吧，如果安拉让我受伤， 签什么合同都没用，我不想考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已基本覆盖了城市所有的居民，社会保障的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而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处在初级阶段，且社会保障的参与率还较低。
从案例09可以看出，由于维吾尔族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城市不健全的用工制度下，他们只想努力工作、挣钱增加收入，不会考虑参加社会保险之类的。
维吾尔族农民工，收入微薄，自我保障能力相对较弱。
正如案例中这个女孩所言，“不想考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她还没意识到周边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意识不强、抗风险能力不高、社会保障的缺失依然继续。
这种制度性社会排斥无法让他们回避风险，他们无法享受国家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导致边缘化。
3．教育制度排斥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制度则是顺利开展教育的制度保障。
当前教育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级教育机构、组织与一系列的规章、规范等有机结合而成的统一体，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得以进行知识传递，文化积累和传承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公办学校免除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除书本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并禁止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入学子女征收借读费，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在现行义务教育体制下，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地的武汉市政府没有义务，也没有动力去管外来维吾尔族农民工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
2006年4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了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鄂发〔2006〕3号），明确规定：“要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服务和管理，从劳动就业、子女入学、权益保障、医疗救助、法律服务等方面给予积极引导和切实帮助”。
但是这项政策执行的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维吾尔族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武汉市公立学校就读,就必须交纳高额的借读费.但是由于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他们从事那些非管理性、低知识性行业所挣的收入不多，只能保障自己平时的生活费，他们无法承担高额的借读费，由此，这种体制就人为地将维吾尔族农民工子女与武汉市孩子分割开来。
他们在教育机会方面所受的社会排斥，是他们缺乏教育、缺乏知识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导致他们在武汉市生存与适应难、缺乏就业竞争力。
案例10： （女，38岁，初中文化程度，喀什地区疏附县英亚乡人，收银员）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今年12岁，在老家父母帮我们照顾着，小的是女孩，8岁 20 了，在我们身边。
我跟老公的文化水平不高，由于文化水平低、汉语不好等原因，在这儿受了好 多苦。
为了不想让孩子过像我们一样的苦日子，我们夫妻两打算让她好好上学，所以带女儿去了 武汉市的好几所小学，但是他们以“
学校已经招满了、要招本区的孩子”等理由，据绝了我们。
虽然我们努力一年了，孩子还进不了学校。
我跟老公商量好了，为了孩子，我们决定6月份回老 家。
” 从案例10可以看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多、社会知识水平提高，对受教育的看法和需求也增加。
他们在融入武汉市主流社会过程中，亲身体会到了教育、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收入微薄，他们无力承担学校的高额收费。
贝克尔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如果没有人力资本投资(即没有教育培训)，那劳动力的工资将等于工人所生产产品的边际收益。
1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是全面的发展不仅是要重视盖高层大楼以及经济收入提高，更要重视公平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
而案例10中的夫妇，由于缺乏人力资本，导致了在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的教育制度排斥，找不到归属感，限制了他们融入到武汉的主流社会。
总之，制度性排斥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难问题的的主要根源之
一，这些制度性排斥也是维吾尔族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主要障碍。
但是，维吾尔族农民工除正式制度排斥外，非正式制度排斥也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难问题根源内容。
（三）非制度性排斥 非正式制度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非正式的约束。
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其变化和演进是渐进的。
在社会生活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一样，也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到关键作用。
对此诺斯指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在正式制度产生以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非正式制度来规定和维持，即便是在正式制度诞生以后，人类生活的多数空间仍然是由非正式制度来规定。
2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除了功能性社会排斥、制度性排斥外，还包括其在非制度层面的排斥。
以下笔者主要从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的排斥作用进行分析。
1．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指居住在一定社会文化圈领域内的人们共同遵从的一些行为规范，主要指的是一些习性，礼节和传统的风尚等。
风俗习惯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中，因而它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地域性和继承性。
与对法律法规的外在强制性、约束不同，风俗习惯对社会成员具有非常强烈的内在约束力。
由于风俗习惯具有历史性，因而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改变，原先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就会逐渐被淘汰，一些新的因素也会慢慢的融入现行的风俗习惯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互相融合，宗教活动变成为维吾尔族人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他们独有的特色。
有时也正因为这些“特色”使他们与城市社会格格不入。
风俗习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是今天影响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
1《》][美]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203页。
2[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67页。
21 案例11： （张
X，男，高中文化，武昌一家商店老板） “维吾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每天做五次礼拜，有时我们生意繁忙，工作时间就会与他们的 礼拜时间相冲突，我们觉得会影响我们生意的效率”。
由于风俗习惯上的差异，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生活在自己 的圈子里，哪怕是在饭馆里，使他们跟市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隔阂和冲突增多。
2．文化传统文化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共同享有的知识、信仰、规范等。
它包括人类所创 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具有多样性、时代性、地域性、差异性等特征。
文化传统则是指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
像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是两种具有明显差异的文化模式。
王思斌通过对不同学科关于文化的含义的整理，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广义的文化，中尺度的文化，小尺度的文化。
1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大国家，地区跟地区、民族跟民族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传统差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速度、规模越来越增大，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内地城市务工，促进了地区之间联系的加深。
这一方面冲击着内地城市社会原来有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结构。
案例12： （帕提曼，女，22，初中文化程度） 相对于其他行业的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餐馆会计的帕提曼，与市民的接触较多，受武汉市 人的影响大。
虽然她在上班过程认识了很多汉族朋友，但慢慢发现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传统不 一样，会影响族际之间的交往。
她说：“
每次他们过春节时，我看到他们互相拜访、聚聚，特别 羡慕他们，跟那些经常来我们餐厅的顾客，热情的打招呼，庆祝他们的节日。
但是我们要过节日 时，除了本民族互相庆祝外，没有其他人庆祝我们的节日，感觉到自己怎么做也难以融入到他们 的生活……”
维吾尔族农民工作为少数民族和亚文化群体的的典型代表，在武汉市主流社会或市场化就业 模式中，其文化当中的不适应性、在风俗、习惯差异方面表现出来。
他们在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过程中，不断地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学习着城市的各种行为规范，管理制度。
但是流入内地城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是文化上跟流入地市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是属于伊斯兰教文化传统的群体，另一个是属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群体。
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族际交往不顺利，影响他们顺利融入主流社会。
3．心理孤独感维吾尔族农民工跟其他民族农民工相比，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汉语水平不好等原因，与城市 1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53页。
22 居民的交往不多而且也不顺利，从而心理很容易会有孤独感。
首先，维吾尔族农民工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很多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在内地城市，从地区上看，虽然他们生活在内地城市社会，但其还是新疆人。
从职业上看，他们从事非正式、低技能性行业，而却享受不到与其他农民工同等的待遇。
因此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如何界定自己的社会身份。
其次，很多维吾尔族农民工缺乏归属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方向。
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游离于内地跟新疆的主体生活之外，处于此二者的边缘地带，因此一部分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心理上处于一种无着落、失落状态，心理负担较重，“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却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
最后，很多维吾尔族农民工存在自卑心理、缺乏自信。
再加上他们生活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生活水平不高、社会地位边缘化，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与内地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拉大，难以在心理上有效融入内地城市社会。
案例13： 阿力江(女，30岁，初中文化程度，和田地区于田县克孜勒博依乡人，餐厅厨师): “我初中毕业后，不想继续上学，去了和田的一所职业学校，学厨师的。
学完后，回到自己 的县，在一家宴会厅当了一年厨师。
后来在武汉开餐厅的表哥让我来武汉，给他的餐厅当厨师， 我不好意思拒绝他，所以来武汉当厨师了。
每天在厨房最少呆
10个小，很少有机会去外边，逛 街的，而且这儿也没有好朋友，也不能聊聊心里的话。
觉得现在生活太单调了，没什么新鲜的、 开心的事情，很想回家，但表哥不同意，经常觉得心里郁闷。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农民工的非制度性排斥同样是他们制度性排斥不可忽视的
一 面。
如果维吾尔族农民工遭受的制度性排斥是一种“硬性”排斥，那么非制度性排斥则是一种“软性”排斥，是影响到他们的城市生存与适应。
四、促进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生存与适应的对策 当前维吾尔族农民工主要依靠家庭、亲戚、老乡等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源流入到内地城市，他们融入内地城市主流社会的主要障碍是来源于社会排斥。
因此，为了推动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社会融入就必须破除这些因素的限制，从“根”上解决他们遭受的社会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社会排斥的关键在于建立平等、健全的社会，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创造一种经济公平、政治公正的和谐社会环境，使他们得以摆脱社会排斥，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顺利融入内地城市主流社会。
本文从具体实际出发，认为促进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需要从以下对策层面着手研究。
（一）加强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水平 教育历来就是促进各级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途径，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与社会的公平发展。
人力资本是决定各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教育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这一点早已经是不容置疑的。
没有受教育的人，潜质无从发挥，无一技之长，谈不上就业基于及其他一切方面的公平竞争。
教育是实现人人平等的“有效的途径”。
教育有助于个人社会归属感的增强，从而减少层级之间的差异，促进层级之间的交往。
通过这次的研究发现，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与其所受到的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社 23 会地位越高、归属感越强,反之亦然｡舒尔茨(Schultz)认为，帮助贫困人口走向富裕道路的决定因素在于迅速提高他们的人口素 质，这包括提高教育和健康服务等。
1加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文化引导,提高其城市适应能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维吾尔族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完善资金投入机制。
加强对他们进行基本文化知识、技术技能、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法规、思想道德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并且要能够编写出适合维吾尔族农民工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的、通俗易懂的培训教材。
职业技能培训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抓手，也是提升劳动者技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有效途径，把转移就业与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条主渠道；把转移就业与对口援疆工作结合起来，组织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对口支援省市转移就业,按照“服务为依托，维权做保障”的思路,对学员进行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提高农民就业和创业的能力。
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四个认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我们相信这些政策的不断实施和完善，在提高维吾尔族农民和农民工的素质、增加非农就业能力、是提高他们收入、提高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促进其市民化的必由之路。
这样才能逐渐增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的生存、适应、发展能力，加快他们融入内地城市主流社会的步伐。
（二）重视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管理与权益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
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拓展的重大历史关头，“保护人权”、“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少数族群权益”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等现代话语也已被国内社会普遍接受。
在实际工作中，要遵循如下工作原则：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把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贯穿到维吾尔族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全过程。
二是坚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服务体现管理，创造便民利民的和谐环境。
四是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维吾尔族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相互支持，加强维吾尔族农民工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沟通与合作。
通过不断深化法制化、规范化、信息化、社会化建设，努力实现以社会防范控制为主的治安管理向综合服务与管理转变。
建立维吾尔族农民工维权机制，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要增强控制、预防和化解涉及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冲突、矛盾以及纠纷的能力，采取有效地措施，防范因涉及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纠纷事件影响武汉市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
所以政府要树立服务理念,保护维吾尔族农民工权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重视他们的就业、城市生存与适应情况，促进他们参与所居住社区的服务和管理,从而增强其社区意识,提高对武汉市的归属感，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
（三）利用媒体，宣传新疆和新疆人的真实情况，消除社会偏见 政府部分一方面要通过大众媒介来改善内地城市的言论环境，使公众从思想上接受维吾尔族
人和维吾尔族农民工，重新去认识他们、接纳他们，增进城市居民与维吾尔族农民工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为他们融入内地城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他们建立起城市与维吾尔族农民工沟通的平台，通过不断地接触从而打破市民心中负面的刻板印象。
一部分市民下意识的将维吾尔族农民工与维吾尔族小偷联系起来，对维吾尔族农民工抱有偏见，时常对维吾尔族人和维吾尔族农民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其他族群所持有的偏见行政当局实行的歧视政策，往往会强化一个族群成员的“族群意识”，拉开这个族群与其他 1[美]西奥多．
W．舒尔斯：《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78页。
24 族群之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慢慢会变成民族问题。
1所以政府机关应该关心这些敏感的问题，发挥自己在社会管理、公共管理的主导作用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变其传统观念，消除对新疆人的刻板印象。
消除排斥，促进他们的顺利、快速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公安机关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对那些在内地城市从事违法活动的（偷东西，吸毒，打架）的维吾尔族人采取严格的管理惩罚措施。
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服务工作和依法保护必须由“虚”变“实”。
为此，应该做到几点：一是按照迫切程度的不同，逐步制定和完善针对外来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就业、医疗、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
二是将对外来维吾尔族农民工服务的工作纳入到对市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目标责任考核中。
只有这样，“加强服务”才不会沦为一纸空。
利用现有渠道和资源，建立以政府牵头、社会相关方面共同参与的外来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教育体系、服务体系。
（四）寻找新疆劳务输出的有效途径，实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相互合作关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进程。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寻找新疆劳务输出的有效渠道，不仅能提高新疆贫困地区流出农民工的收入，也能丰富城市民族社会关系的多元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要拓展就业新途径,健全面向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站等，形成培训、就业、服务、维权“四位一体”的转移就业工作模式，树立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劳务品牌，强化引导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政府机构做好劳务输出要把转移就业工作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来认识，找准转移就业服务的最佳结合点和切入点，有序安排和推进转移就业工作。
积极与输入地协商沟通，切实为流入到内地城市务工经商的维吾尔族人员提供就业、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便利。
推进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时，要紧密结合新疆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布局等实际，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为主，同时积极拓展到内地特别是援疆省市转移就业的途径。
要把强化培训作为促进转移就业的重要手段，重点加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汉语培训，大力提高就业素质和培训后就业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制约转移就业工作发展突出问题的研究，不仅要重视解决好挖掘就业岗位、搞好供需对接、增强培训实效性等现实问题，也要注重解决好维吾尔族农民工权益保障、返乡创业、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等基础性和长远性问题，不断增强政策措施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武汉市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多从事餐饮等技术含量低的相关行业，月平均收入偏低，对家庭经济贡献较小，生活处于“孤岛化”状况，社会交往活动较少，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污名化现象，这造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困境。
研究发现，系统化的社会排斥成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武汉市生存与适应困难的根源，这种排斥包括功能性社会排斥、制度性社会排斥和非制度性社会排斥等，这三种排斥性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排斥系统。
当然，三种排斥性因素并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相互影响和构建的，其中“功能性排斥”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具体来说，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源的不足导致个人在社会参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功能性排斥将维吾尔族农民工限制于低收入且不稳定的工作岗位，并成为他们谋求改善自身命运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从社会分层理论来看，社会地位的差异本身就会带来阶层之间的相互排斥，特别是较高阶层对于较低阶层的一种排斥。
同时，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这种低层次就业所带来的较低社会地位被锁定，而且不断强化这种社会地位差异而带来的社会排斥，阻止他们融入武汉的主流社会。
制度性排斥是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障碍的关键性 1[美]马丁·N·麦格著：《族群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7页。
25 排斥因素，其表现为户籍制度排斥、社会保障制度排斥、文化教育制度排斥等，这造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身份、职业与角色的背离，作为非制度性排斥的风俗习惯与主流社会的巨大差异造成了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变相或隐性的排斥，集中表现出的是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互动中强势的主流文化包容性不够等。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是我国实行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也是中华民族21世纪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本文研究社会排斥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排斥、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要想克服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障碍，不仅需要从宏观层面上考虑解构传统社会的约束、重新构造新城市生存能力，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克服“城乡差异”和“文化差异”，而且需要从中观层面保护维吾尔族农民的权益，微观层面调整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学习主流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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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论文】 对韩国语言文字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邵磊*
一、前言 语言文字的发展，不但受到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会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更会反作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甚至是整个社会今后的发展。
汉民族、大和民族、朝鲜民族、京民族(越南)，这四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也有着相互迥异的语言特点，却因历史上受到中国政治及文化上的影响，共同成为了汉字文化圈的成员，使这些民族都以各种方式使用汉字来表记本民族的语言，促进了该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
然而，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以及各民族所经历的不同历史轨迹，使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比如汉字的创造民族汉民族保持着汉字纯用，善于吸收先进文化和技术的日本根据汉字创制了假名并且使用假名汉字混用的书写体系，曾经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后来被法国殖民统治过的越南在经历了仿造汉字创制喃字的过程后全面废除汉字并将文字拉丁化，而长期以小中华自居但却被日本侵占过的韩国虽独创谚文却一直徘徊于韩汉混用与韩文纯用之间。
韩国近500年来的社会发展经历大致可以归为：臣属中国、日本殖民、民族独立、美国驻兵、重返东亚等几个阶段；相对应的文化政策可对应为：一从华制、顺抗兼有、全民自觉、媚洋西化、重审反思；而又由此而产生的语言文字政策也随之发展为：汉字纯用、仿日汉混用而韩汉混用、韩文纯用、韓文西化、韩文纯用与韩汉混用之争。
很多邻近的阶段之间相互重叠，国民认知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对语言文字政策的态度也处于混乱和争执。
由于自古借鉴汉文和华制的缘故，韩语中有大量的汉字词，而韩国上个世纪中期推行的去汉字化政策导致了文化危机，并影响了本国经济发展。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东亚各国交流往来不断密切并融合的趋势下，韩国出现了“汉字热”。
无论是知识分子、海外韩侨(如中国的朝鲜族和在日、在美韩侨均大量使用汉字)，抑或是在韩中国人、日本人和在华、在日学习工作的韩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新形势下国家对汉字的需求，社会各界要求政府调整文字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作者为韩国延世大学(汉城)国语国文系、国立政治大学(台北)民族学系在读博士，BK21（21世纪头脑韩国）教育研究事业团延世大学研究员。
研究领域：语音学、文字学、古代朝鲜语、朝汉语言对比、阿尔泰诸语比较等。
28 本文将对韩国文字政策的发展脉络做以整理，纵向考察韩国的文字发展；并参考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文字政策，找寻各地的经验与教训，横向考察周边国家对韩国的影响。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对周边的比较，对现有文字政策的检讨，找寻一条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能提高未来发展竞争力，还能促进多元文化下不同文化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开明的文字政策。
二、韩国文字政策的发展
1.臣属中国·一从华制·汉字纯用很多民族虽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自创的文字，于是就只能借用周边民族的文字。
韩国在韩文创制以前也是类似的状况，一直借用汉字来表记本民族的语言。
据推测汉字自汉代孝文帝（公元前202—157）始传入朝鲜半岛，自此，韩国人将汉字作为书面语言运用于文字生活当中。
当时在韩国只有贵族和官绅才有条件学习汉字，使用汉字来书写文书，而一般百姓却很少识字，也无法看懂或书写文书。
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难学难记，因此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但古代韩国的情况较中国又不同的是，汉字是表记汉语的文字，而属于黏着语的韩语与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大相径庭，学习汉字更像是学外文，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韩国人用汉字记录语言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汉文文法书写汉文，二是根据韩文文法书写汉文。
前者相对于是完全照搬汉语的说话方式而记录成文字，如此就出现了说的是一种语言，而写的是另一种语言的不协调现象，这种文字表记方式也在日本和越南出现过。
后者则是将汉文改良，根据韩语的语法规范来书写，不过根据描述韩语语法及语音特征的细致程度，又分为“书记式记录法”和“吏读式记录法”两种。
“书记式记录法”是指依照韩语的语法语序来书写汉文，其例如下： 汉语汉文记二人并誓，誓于天前，自今三年以后，执持忠道，誓无过失。
二人並誓 記， 두사람이함께盟誓1하여記錄한다 韩语汉文书记式记录法（上）与现代韩文直译（下） 天前誓，하느님앞에盟誓한다今自三年以後，忠道執持，只今으로부터三年以後에忠道를執持하고 過失無誓。
過失이없도록盟誓한다 “吏读式记录法”是指不仅语法遵照韩语，连同助词和语尾的发音也细致表记的的汉文记录法，通常用借用同音字、同义字、汉字部首或略字等方法来表记，其例如下： 汉语汉文 蠶陽物，大惡水，故食而不飲。
1为突显韩文与汉文实词的对应关系，本处将现代韩文中的汉字词以汉字来表达。
此类与汉字混用的现代韩文书写方式即为“韩汉混用”式行文。
29 韩语汉文吏读式记录法（上）与现代韩文直译（下） 蠶段陽物是乎等用良，水氣乙厭却，蠶딴陽物이온들쓰아水氣을厭却 桑葉叱分喫破爲遣，飲水不冬，桑葉뿐喫破하고，飲水안들。
由于古时的韩国人尊崇华制，儒家思想被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事大主义被奉为国策，使用汉字等效法中国的做法也由此成了正统。
千百年来使用汉字的韩国人，无论是词汇的丰富上，或是思考的模式上，都受到汉文的巨大影响，使得汉字与汉文深深的融入到了韩国人语言生活。
但由于韩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语言特征迥异，汉字仍然不能确切的记录韩语的每个细节。
深感人民语言生活不便的朝鲜朝世宗大王，开明地创制了韩国人特有的文字——训民正音，也即今日韩文的前身。
世宗大王在《训民正音》中的赐序中这样写到：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
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 矣。
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
” 世宗大王创制韩文的意图如如下三点：
一、汉韩语音不同，汉文表记韩语不通；
二、百姓不识字，无法陈清；
三、扫盲，使人人都可识字学习。
可见世宗大王创制韩文原因主要还是汉字使用的不便。
但韩文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被普遍而广泛地使用，由于汉文化在韩国的根深蒂固以及韩国各界上层人士为坚守事大主义、保守正统文化而进行强烈的反对，使得这套文字没能得到主流地位。
但它简单易学，便于日用，因此在平民妇孺坊间得到普及，而贵族、官员还是继续使用着汉字。
文字的使用体现着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因此汉字被看做是文明的、高雅的、正统的文字，而韩文则被看为是社会下层使用的二流文字，也被贬称为“谚文”。
这样的歧视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
以今天的文字学观点来看，韩文是相当科学实用的文字。
2.日本殖民·顺抗兼有·仿日汉混用而韩汉混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日本出兵朝鲜，要求朝鲜改革内政。
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景福宫。
1895年，战败的满清政府向日本求和，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了朝鲜解除与中国的藩属关系而独立，使朝鲜陷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伤心的朝鲜人民认为中国再也无法保护朝鲜的安全，遂宣告脱离与中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
末代的高宗大王携子纯宗大王，在参拜宗庙时，就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是“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
近代开化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影响，朝鲜民族有了新的想法，他们也开始将韩文看做是自己的民族文字，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并开始提倡使用。
1895年甲午更张时，“韩汉混用文”（或韩汉夹写文、国汉混用文）即被制定大韩帝国的公用文。
本民族文字与汉字混用的书写方式最早源于日本平安时期，而这种“和汉混淆文”一直使用流传至今。
明清以来，日本多次骚扰侵略朝鲜，但间接的也使得日韩在文化领域上有了交流与借鉴。
日本统治时代，日语为学校教育使用的语言。
日治前期与中期，学校教育中亦教授韩语。
这也间接的促使了韩语文书写更靠近日本与汉字混用的书写方式，形成“韩汉混用体”。
如前文表格中的现代韩文直译部分，即是韩汉混用的书写方式。
30 <图1>韩汉混用体的韩国宪法节选 韩汉混用文中，汉字只用于书写“汉字词”（起源于汉语的词汇），而不用于书写韩语的本土固有词汇，固有词需以谚文书写。
此特点区别于日语，日语中汉字可以训读形式书写日语固有词（和语）及外来语。
韩语与日语有着很多的相似性。
首先从语言的角度上看，韩语与日语的语法非常相似，且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而且两者的同源固有词汇和受汉文影响而形成的汉字词汇占本国语言比重巨大，使得两者都成为大量引入汉字词的语言。
从文字的角度看，日韩均曾长期使用汉字作为国文，有着上千年使用表意汉字的传统；韩文与日文又都有仿造汉字外观的因素在里面，皆同汉字一样是方块字，横写竖写均可，且易与汉字混写。
因此韩国仿造日本那样夹杂汉字混写，是非常容易且便利的。
也正是在日占时期，韩国完成了近代化的发展，此时产生的大量新兴事物词汇也从日本创造的汉字词引入。
韩国现代的语文由此奠基。
3.民族独立·全民自觉·韩文纯用日本统治后期，加大了对朝鲜民族各方面的压迫，并推行皇民化政策。
这同时也牵连到教育，朝鲜语被从学校教育中排除，全面施行皇民化教育。
此时的朝鲜人民民族意识高涨，各个领域的独立解放运动展开，在语文政策上开始了韩文纯用的探索。
前文提到，世宗大王首创韩文，但却一直没能得以实践。
韩国一直以“小中华”自居，凡事尊崇汉制，奉行事大主义。
朝鲜1的知识分子和达官贵族害怕这种文字流传入中国，而被中国人嘲笑为“夷字”，而将朝鲜看做是蛮夷之
一。
但满清末年，当中国自身难保、濒临灭亡之时，朝鲜人发现再也无法依靠中国来抵御外敌，原本被神明化中国文化也无法抵挡倭寇和西洋文化的入侵，马关条约之后满清竟然还将朝鲜拱手让给日本。
朝鲜人民悲愤至极，突然觉醒，认为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于是开始大量的去中国化。
首当其冲的非文字莫属。
韩国的文化当中，礼仪、哲学、文字（正式行文）、服饰、风俗等等都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尤其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中国，朝鲜民族的文化甚至比满蒙的文化更靠近汉文化。
因此在众多相同之处寻求不同，韩国的“谚文”便变得十分难得。
也确实，文字是最容易体现一个民族与他民族不同的特征。
朝鲜宣祖朝时，曾有名为许浚的御医把汉文的医典用韩文编写解读；19 1此处并非指代今天的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是指韩国的末代封建王朝——朝鲜朝。
31 世纪前后，还有用纯韩文创作的朝鲜民族文学代表作《春香传》。
此时的韩国人将原本见不得人的“谚文”作品、读物都又拿出来，崔铉培等早期的国语学者又以纯韩文着书构造韩国语的语法和音韵体系等，开始了韩国人重寻韩文之路。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结束了日本在朝鲜半岛长达30余年的统治。
由于受美国国家地位和文化的影响，韩国知识界开始宣传“表音文字优越论”、“汉字落后论”。
1945年，美军临时管制政府的学务部根据韩语教育审议会的意见，在其公布的语言政策中规定的小学和初中教科书不能使用汉字，政府文书也要用纯韩文书写，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并写汉字。
但是这项政策不触及民间以及社会的文字生活。
同时这项政策也成了使用韩语地区中官方废除汉字的首例。
此后的1948年，韩国的制宪会议制定了相关的韩文纯用的法律，1945年的政策得以延续。
1950年，内务部通令容许夹写汉字，但是五年以后该通令被推翻。
1961年通过“5·16”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曾试图自1962年3月起，在韩国所有出版物中全面取消汉字。
但该计划遭到了以南广佑为代表的国语国文学会的一些学者的反对，朴正熙只好暂时放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统治韩国已近十年的朴正熙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挑战，为了摆脱困境，为了能够在1971年第七届总统选举中战胜强有力的挑战者金大中，从而实现其连选连任的梦想，朴正熙展开了政治攻势。
在此背景下，朴正熙选择了贴着爱国标签的“韩文纯用”，并使其真正开花结果。
1968年10月9日是韩文诞生522周年纪念日，朴正熙在这天发表的总统致辞中宣布，韩国将从1970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韩文纯用”。
随后，同年10月25日，朴正熙向政府文教部下达了关于实行“韩文纯用”的七项指示：
一、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文书以及公民向这些机关所提交的书面材料一律不准使用汉字，否则不予受理、采用。
二、在文教部设立“韩文纯用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简易的韩文标记法及其普及方法，以便为韩文的普及创造条件。
三、研制开发韩文打字机，并搞好普及工作，直至将其推广至每一个基层机关。
四、通过奖励等手段，鼓励舆论出版界实行“韩文纯用”。
五、由于1948年“韩文纯用法”中有“在一定时期内，在必要时，可以并用汉字”的规定，因此，要对该法律进行修正，以便为全面实施“韩文纯用”提供法律保证。
六、全面废除各级各类学校教科书中的汉字。
七、将韩国的古典文献从汉字译成韩文。
看得出，朴正熙是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文字革命，是要将汉字连根拔起。
在总统指示下达后不久，政府以国务总理令名义先后于1968年12月和1969年9月下达了《关于韩文纯用的总理训令》和《国民学校(小学)教育课程改正令》，对“韩文纯用”进行具体部署。
4.美国驻兵·媚洋西化·韩文西化就在韩国知识界开始宣传“表音文字优越论”、“汉字落后论”的同时，民族主义国语学者崔鉉培开始主张分韩文改造三段论：
一、废除汉字，将汉字词改用韩文字母表记（拼写方法如果传统的“合写法”），行文由竖改为横；
二、作为过渡期，将每一个韩文字分解为一因素一字母，像英文一样依次按前后顺序排列，也被称为“拆写法”；
三、用一定的西文字母来取代这些被分解为最小单位的韩文字母，从而最终取消韩文字母，即“西文法”。
由此，实现韩文西文化的呼声崛起，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韩国在整个文化和价值上都摆脱东亚汉字文化圈，并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圈，即所谓“脱亚入西论”。
32 <图2>韩文的“拆写法”与“合写法” <图3>韩文的“西文法”但这样的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和官方的拥护，韩文的西化不仅割裂了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更破坏了人民正常的语言文字生活，造成文字认读的效率大大降低，还会造成西化韩文与英文同字不同音的混淆。
而目前即使是韩文纯用，也仅是韩文西化论者三部曲的第一步罢了，目前看来后两种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
但即使韩文不西化，也依然难逃整个韩国语言的西化。
由于与欧美的亲密接触，韩国语中大量引入英语外来语。
若是新鲜事物，固有词无法新造词，而使用汉字词又会产生歧义等不便，引入英语外来语倒也是一般语言的常态。
但韩国语的英语外来语已经达到了一种泛滥的程度，就连“妻子”、“母亲”等这样的常用词，在固有词和汉字词都同时兼有的情况下，韩国语中依旧存在英语外来语。
显然，这些外来语并非是为了方便韩国人而引入的，因为固有词和汉字词足以表达这些概念的含义，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为了方便外国人理解。
但问题是，这些外来语由于发音不标准，致使外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其意。
因此常用词的英语外来语引用就变得毫无意义，只能说是使用者崇洋媚外的心态作祟吧。
而外来语的泛滥也是导致汉字使用大大降低的原因之
一。
5.重返东亚·重审反思·韩文纯用与韩汉混用之争自1970年代起，韩文经历了空前的纯用化文化改革。
从1月份起，政府所有的公文一律使用韩文。
而在学校，除了文科外，连高中毕业生都没能学得一个汉字，只好鼓励他们在大学学习生活用汉文。
1970年11月25日，“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等7个学术团体共同发表了“敦促恢复汉 33 字教育声明书”，并将其呈报到学术院。
其中包括韩文纯用的弊端以及既然汉字词是韩国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应实施汉字教育等内容。
学术院的答复是“赞成从小学起阶段性地实施汉字教育”。
针对此举，“韩文学会”等37个团体于1971年9月24日共同发表了《关于韩文纯用的建议书)，但由于韩文纯用所导致的种种矛盾，没能引起特别的反响。
1972年8月，文教部确定并公布了在中学和高中教育用汉字1800字(初中900，高中900)，并恢复在初中的汉文教育。
这1800字只是教材编写用汉字，对社会的文字生活没有任何制约力。
1974年7月文教部(关于在初中、高中教科书中并用汉字的方针)指出：“在国语、国史教科书中并用汉字，从76学年度起扩展到整个教科书中”。
对汉字教育方案，当局阐明了两个前提，其一是实施汉字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阅读古文，而在理解韩汉文混用的报纸、杂志和专业书籍，其二是利用人名、地名等来增强学习效果所需的汉字，在1800字外可再增加10%的量。
“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发表声明书支持这一方针，而“韩文学会”发表建议书要求中止汉字教育。
1976年9月，文教部推翻自己在同年6月发表的“若可能将从1976起在小学实行汉字教育”的声明，不同意在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对此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197年8月18日，朴正熙大总统指出：“删除现实生活中常用的汉字，这种极端的主张当然不对，但是欲扩大目前使用的数量也不合适。
”“韩文学会”认为，为了发展和弘扬韩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同时为了加速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文字生活只应用韩文进行。
而“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等希望恢复从小学起进行汉字教育并编撰韩汉混用教科书。
1995年5月，金泳三大总统咨问委员会提出了“为迎接信息化、世界化的到来，在中、小学加强汉字教育”的教育改革案。
由此，韩文纯用和韩汉混用这两个主张的对立愈演愈烈。
即使是1990年代以来，该争议依然没有停止过。
“韩文学会”会长许雄于1998年2月末，向韩国总统金大中递交了“强化韩文纯用，反对在小学变相进行汉字教育的建议书”，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韩文纯用运动。
在此之前的2月中旬，主张韩汉混用的“韩国语文会”理事长李应百通过向国会递交的请愿书和建议书要求废止韩文纯用法，并主张从小学起就实行汉字教育。
这两种主张水火不相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1999年2月，韩国政府决定在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将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
该方案指出，今后，凡是地各、人名、历史用语等不写汉字就容易发生释意混乱的词汇，均在韩文后面注明汉字。
而且，为了给中国和日本的观光者提供方便，将逐步在道路交通标志上实行汉字标记。
同年8月，金大中总统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此外，还将同教育部门协调改善汉字教育体制的问题。
主持这次国务会议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说：“如果无视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传统，有必要实行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
”
三、是否使用汉字的争议 韩文纯用论者认为，韩文是最现代、最科学、最简单的文字，使用起来没有任何不便；而汉字不仅难学，而且难写，还费时，不适合作信息化时代的文字。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非使用汉字，更没有必要从小学起就实施汉字教育。
目前在初中、高中进行的汉文教育可足以满足继承传统文化的需要。
学习、研究汉字和汉文是专家的事情。
况且，目前韩国的文字生活基本上是韩文。
例如，国内的书籍几乎全部用韩文出版，与这一趋势相对抗的最顽固的报纸和杂志等新闻媒体目前大部分也采用横写和韩文纯用。
光复后，北朝鲜彻底实施了韩文纯用，只在中学和高中教3000汉字，汉字教育只局限于作为外国语的“汉文”课程。
考虑到朝鲜半岛统一后语文政策的接轨，应该实行韩文纯用。
此外，散居在中国、俄罗斯、美国等世界各地的以洲)万海外侨胞的后裔们也都在学习韩国语和韩文，他们的教育用文字也是韩文。
韩国是世界上文盲最少的国家之
一，这应归功于科学而易学的韩文。
他们强烈主张现在是该删除《韩文纯用法》中的“只是在一段必要 34 的时间内可并用汉字”一条，并彻底贯彻执行《韩文纯用法》的时候了。
韩汉混用论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首先是韩国语的特殊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已在韩 国使用了两千年，扎下了根，成为韩国语的一部分。
学术用语大部分是汉字词，若用韩文表达意思不确切，而外来语的能知度又很低；占据韩国语词汇的70%的是汉字词，而且同音异义词相当多，如不用汉字标记不易区别词义。
其次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需要：大部分古代和近代史籍都是用汉字记载，即使翻译成韩国语，也需读原文。
其三是教育效果问题：汉字有利于促进大脑发育，年幼时开始学习效果更佳；汉字的构词和压缩功能发达，非常适合于作计算机语言。
还有国际关系问题：为确保国力不衰退，并在韩、中、日等拥有17亿人口的亚太地区汉字文化圈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进行汉字教育。
最后一点，韩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表音文字，而汉字是融视觉性、缩约性、构词性、伦理性为一体的最优秀的表意文字。
如果适当地混用这两种文字，可互补各自的长短处，国民的文字生活将会更有效。
韩汉混用绝非是主张以汉字为中心的文字生活，而是制订2000字左右的常用汉字，在报纸、杂志、出版物中混用，这不仅能得到社会、文化方面的教育效果，还可提高人们思考力，扩大词汇量，有利于继承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
因此强烈呼吁废止韩文纯用法。
迄今为止，韩国的汉字教育是以这两种主张折衷的方式进行的。
而且小学的汉字教育行使权由小学校长掌握。
相对立的主张能够争执到现在，其根源在于韩国的语文政策不够一贯。
文教部主张：以韩文纯用为根基，小学课本只用韩文，在中学和高中韩汉并用并讲授汉字”。
虽然1948年国会颁布的《韩文纯用法》至今没有任何改动，但是，1965年曾在国语教科书中出现汉字(单独标记)，而1970年在小学、初、高中中实行了韩文纯用，从1973年起只在小学教科书中实行韩文纯用，而在初、高中教科书中实行汉字并用(在括号内)等，令人无所适从。
四、对韩国文字政策的检讨 在“韩文纯用”实施近三十年的今天，韩国人的汉字水平是怎样一个程度？“韩国汉字能力检定会”是韩国权威的汉字水平鉴定和考试机构，由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会长南广佑于中韩建交之初的1992年9月发起成立(南先生兼任会长，直至1997年12月6日去世)。
1997年5月该会组织进行了全国第九次汉字能力鉴定考试，结果，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成绩仅为29.5分(百分制，使用的是四级试题，出题范围在1000字之内)，这在韩国引起了震动，全国各大媒体均对“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汉字能力接近于文盲”一事表示震惊。
其后，1998年3月，一些专科大学毕业生也接受了同样的考试，平均成绩仅为16.6分。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接受陆军第三士官学校金钟焕教授主持的一项调查时，这些专科大学毕业生中，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自己姓名的竟有6.6%；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父亲姓名的达54.3%；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母亲姓名的多达69.3%。
韩国人的姓名是以汉字为准的，在传统上，如果不能用汉字写出父母的姓名，会被认为是对父母的莫大不孝，因此，这个调查结果一公布，舆论一片哗然。
所以，南广佑生前曾广泛告诫韩国人：“走上社会，如果不想当文盲，就学汉字吧！”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绝对不是。
韩文中的汉字词有数万之多，它们在韩文词汇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而且，汉字词基本都是文化用语；而大学毕业生的汉字水平接近于文盲，因此，即使对韩国一无所知，也能据此对韩国的总体文化水平有一个大致的结论。
那么，不会汉字，究竟会给韩国人带来何种影响？换言之，“韩文纯用”究竟给韩国带来了什么后果？现在韩国人的语言生活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境地呢？韩文汉字词的意思是以汉字所代表的意思为准的，而汉字所代表的意思是通过汉字的形状来体现的，因此，离开了汉字形状的韩文汉字词，便将汉字本来所代表的深邃而精确的含义部分地掩藏了起来，其表意功能便不再像汉字那样完善了。
这就像只用汉语拼音而不用汉字笔画来书写的汉字一样，形与意之间出现了严重 35 脱节，意思的表达与认知出现了障碍，而由它所构成的语言便不再像汉语那么流畅和准确，总有一种隔墙说话、阅读盲文的感觉。
下面引用韩国各界知识分子的一些评价作为对韩文纯用检讨。
淑明女子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中提到：“高中公共科学课现行教材所使用的词汇中有86.7%是汉字词，学生对这些词的意思很不理解。
”“教科书中如果只标韩文，学生对书中的词汇最多只能理解25%。
而如果在这些韩文后面的括弧内注上汉字，学生就能理解到70%。
”而且，韩文汉字词还有一个先天不足，即用拼音文字的韩文书写的词汇常常是同时代表着多个不同的汉字，表达多个不同的意思。
例如：“致命”与“治命”，“公论”与“空论”，“天女”与“贱女”，“对韩贸易”与“大韩贸易”，“肢骨”与“指骨”、“趾骨”等，不仅意思不同，甚至是意义完全相反的，但它们在韩文中的发音却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书写也相同，仅凭书写和发音是无法区别它们所代表的不同意思的。
要想区别它们的词意，最好的办法就是标记汉字。
因为，它们的意思能够通过汉字的不同形状而得到最彻底的反映和体现。
否则，理解就可能出现混乱，搞不清是“指骨”还是“趾骨”，甚至导致完全错误或相反的理解，将“致命”理解为“治命”！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韩文词都存在此类问题，而且在遇到此类情况时，可能通过对上下句关系的理解，甚至通过另外的解释等辅助手段，来减弱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了汉字的纯韩文所带来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的还相当严重。
韩国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常任委员长兼理事长、明知大学国文系教授陈泰夏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世纪以来推行韩文纯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正是韩文纯用才使得韩国社会出现了大批的半文盲。
对于汉字问题，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语文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来考虑，而应该认识到，它是涉及到我们社会是否出现才智崩溃的大问题。
”
1 《朝鲜月刊》记者金容三指出：“假如在汉字消失后，我们仅靠韩文就能维持正常的信息交流、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较高的国家竟争力，那么，不用汉字倒也无妨。
问题在于，我们的语言在构造上，韩文和汉字就像是鸟的两个翅膀、车的两个轮子。
我们却把汉字这个翅膀和轮子给废了。
”“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字中，必须书写汉字才能使理解顺畅起来。
所以，如果离开汉字，交流和沟通就会出现障碍，这将影响国家的生产力或者竞争力，而它们将决定‘国家的质量’。
”
2 国立汉城大学电子工学系名誉教授安秀桔的一席话可谓一针见血：“只有语言是准确的，思维才可能是准确的和清晰的。
但由于我们抛弃了汉字，因而使得那些精雕细刻、内涵丰富的概念性词汇接二连三地退出了舞台，而同时，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主要靠自我感觉来理解的词语也随之而不断出现，这使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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