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卷第5期2021年9月Vol.74No.5Sep.2021.121-128
DOI:10.14086/ki.xwycbpl.2021.05.010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
———基于杜甫在英文世界传播的考察
王 鑫 黄皓宇
摘要:杜甫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符号,其形象不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能指的重构与再诠释,更在跨文化、跨媒介的再现与译介过程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20世纪以来,杜甫及其诗歌经由海内外汉学家的译介进入西方的视野,其文化形象也在更为深入的文化互动与政治经济秩序中不断演进。
杜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跨文化译介与传播,展示了在历史语境与国际秩序的演变下,结构与主体在接合异质文化的表征实践中构成的复杂互动。
迈克尔·伍德执导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将杜甫这一文化符号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给全球受众,在影像表征与文本叙事上为杜甫及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面向。
以“表征”理论对杜甫的译介史进行考察,结合对迈克尔·伍德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CMC)主任戴雨果教授的访谈,尝试从多元主体与异质语境的对话中勾勒出世界重构杜甫这一文化符号所采用的机制与策略,揭示文本背后的结构-主体的张力与意识形态因素,并力图在跨文化传播中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理论视角。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英国广播公司;杜甫;表征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5-0108-08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XW037);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年度项目(基础研究)(LJC202015);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21lslybkt-011)
一、“杜甫的旅行”:跨文化传播中符号互动与意义的共享交集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总结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时,梳理出文化(culture)概念的三重意涵:文化不仅是“属于个人自我完善和普遍追求的价值状态”,还是“文献”式的实体构成,更是“人类生活与生产过程中的整体生活方式”。
[1]在威廉斯看来,相应的文化实践不仅需要立足于文献进行文本细读,更应深入与文本相伴生的社会语境与社会结构进行共同体意义上的考察。
不同于英国文化研究立足于文化传统论述共同体间“感觉结构”(Structuresoffeeling)的演变,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在“进步运动”(ProgressiveMovement)的感召下,以符号互动论阐述共同体的建构何以可能,强调文化依托于符号化的展演进行意义的建构与传播。
在“符号互动”的视角下,传播是“由参与者间不同程度地共享意义(meaning)和价值而导致的符号行为(symbolicbehavior)”[2]。
将视点由文化共同体内的沟通拓展至跨文化传播,文化符号的旅行与转译则更为复杂。
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以符号为路径理解传播活动,强调“符号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政治的界定开始于语言”[3],并由此介入对现有国际传播格局的批判。
由于文明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文化符号的译介过程意味着符号意义的跨语境重构。
正如齐泽克将欲望的视点称为被歪曲的“畸像”(anamorphosis),文化符号也在意识形态浸润的转译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流转。
但译介后的文化符号并不是一座剥离原有文化语境的孤岛,而是成为不同诠释社群进行“同情理解”(empatheticunderstanding)的文本场 ·122· 2021年第5期 域。
因此,探讨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意义建构的同与异,也为建构超越民族的理解共通提供了一条幽微的文化路径。
赛义德提倡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即是统合多元文化之同,涵摄他者文化之异的具体实践,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汇点上探察不同文明对同一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立足于文明间共享的意义交集,不断拓展对阐释殊异之处的理解。
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应该提倡一种基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
通过多元主体与异质文明间的对话,揭示意指实践背后的多重视角与权力建构。
所以,笔者在引入文化研究视角对文化符号的文本转译进行分析之外,还结合自己在英国访学期间对《中华的故事》《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下简称《杜甫》)的导演迈克尔·伍德教授①以及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CMC)主任戴雨果教授②进行的开放式访谈,力图通过多元视角的聚焦与不同主体的解读,相对客观地辨析以英国广播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如何在内容生产中编制出表征中华文化的意义之网。
“杜甫”这一诞生于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与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符号,在20世纪以来被诸多汉学家与国际媒体译介与再现,成为观照中西方互动的独特指涉,存在于符号背后的意义流动也促成异质文明间的“视野交融”(fusionofhorizons)。
文化研究学派的“表征”(representation)理论,为本文探察西方世界如何建构杜甫及其背后的中国文化提供了具体路径。
霍尔认为表征意味着“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
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4]。
霍尔通过双重表征系统揭示了交往过程中意义的生产机制———在外界事物内在化的过程中,意义借由人们头脑中能够表示外在世界的概念系统进行流通与共享;在内在概念外物化的过程中,“语言”成为具备沟通功能的第二表征系统。
无论是基于概念的第一表征系统,还是基于“语言”的第二表征系统,霍尔在论述中暗示意义必须在一个共有的场域中完成传递,通过语言来生产意义构建社会共识,运用相同信码生产“共享的意义”。
“语言如何组建意义?
它如何维持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使他们能够建立起共享理解从而以大致相同的方法理解世界的一种文化?
语言能做这事,因为它是作为一个表征系统来运作的。
”[5]本研究试图探讨中国传统符号的跨文化传播,在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环境中,如何能够生产共享的“意义”。
霍尔的理论提示了两个需要考量的重要面向:首先,交流何以可能的前提。
如果不能通过语言实现思想、情感、观念上的共享,交流则是难以实现的。
这也提示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转译和重构如何在思想、情感或者观念上与其他文化中的人形成“共享意义的交集”?
第
二,霍尔一直提示语言能够生产意义,但他并没有将语言单一的局限为有声的语言或者文字,而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语言中我们使用各种记号与符号(不论它们是声音、书写文字、电子技术生产的形象、音符,甚至各种物品)来代表或向别人表征我们的概念、观念和情感。
语言是一种文化中表达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媒介’之一”[5]。
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表征的运作需要建构异质文明间共享的意义域,并借此进行他者形象的阐释与价值观念的生产。
意义域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选择与解释上,基于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内容生产的大众媒体通过诸如归化、类比的译介策略,将他者文明中具备多元意义的文化符号“化归”“转化”为符合自身认知倾向的文化文本,成为文化表征实践的客体,在符号领域完成了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的再生产,“任何媒介文本对于他者形象的呈现都不是简单的反映(reflective)或意图(intentional)的直接作用,而是一种建构(constructionist)的机制”[6]。
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纪录片《杜甫》不仅提供了一个西方媒体建构机制运作的视角,在沟通上还形成了一种接合异质文化的召唤结构(callingstructure)。
纪录片的“纪实性”与“非虚构”特质,使其 ①笔者曾于2019年3月8日在伦敦与迈克尔·伍德就英国广播公司中国题材纪录片如何呈现中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建构等问题进行访谈。
②笔者曾于2019年6月10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CMC)与戴雨果教授就英国广播公司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报道框架、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问题进行访谈。
王鑫 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 ·123· 相比于剧情片与新闻节目,在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中具备更为广泛的接受度与更为强大的传播力。
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全球著名的新闻广播机构与纪录片制作机构,其价值观背后依然带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威斯敏斯特大学CMC中心主任戴雨果教授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也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态度,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宣扬它自身不带有任何立场和偏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尽可能地传播它的意识形态。
笔者试图在“批判建构”的分析路径中,通过对杜甫及其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史进行考察,并借由纪录片《杜甫》厘清译介过程中的误读,扩大文明间理解与互动的意义空间,为中华文化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探索的路径。
二、“为何是杜甫”:诗人原型与跨文化转译实践 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人文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诗歌批评史上被冠以“诗史”的美誉,是人类共同的文学财产。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杜甫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代表,是因为杜甫及其诗歌的译介史与中西方的交往过程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杜甫这一文化符号在中西方交流互动的不同情势与语境中,逐渐成为表征诗人这一文化形象的原型,并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出容纳多元意义的文化场域。
由此,本文将借助表征的理论框架,从诗学与政治学两个角度,阐述杜甫这一文化形象在译介过程中的旅行。
[7] 20世纪之前,囿于保守的外交政策与封建思想,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受限,西方世界特别是英语国家对中华文化持有很大的偏见。
例如黑格尔在论述中国的象形文字时强调:“由于象形文字的书面语言的缘故,中国的声音语言就缺少那种通过字母文字在发音中所获得的客观确定性”,由此产生了“僵化的文明”(stationarycivilization)[8]。
在西方世界对中国普遍持有偏见的氛围中,杜甫的诗歌与个人形象难免会遭遇误读。
翟理斯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加以肯定,但与这一评价并置的,却是“自信异常”与“仕途失意”的意义标签。
符号诗学重视文本话语中各文化元素构成的位置关系,事物的意义也以文化的方式被建构,并发生着从一种历史语境到另一种的变化。
在翟理斯的表征体系中,杜甫与中华文化共同构成了一种表征他者文化的二级神话系统,加载在杜甫形象上的负面意义与其背后的元语言(中国形象)形成了含蓄的镜面映射,“自大”“失意”等负面意义生成了西方中心论语境下,欧洲人对东方的“视差之见”。
一战之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逐渐增多。
在这个阶段的杜诗译介中,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美国诗人宾纳(WitterBynner)和中国学者江亢虎(JiangKangHu)以唐诗三百首为底本,在1929年向英文世界推出了《群玉山头》,其中包括了36首杜诗。
江亢虎在文中称杜甫为中国的“诗圣(thesageofpoetry)”[9],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为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名。
除了杜诗选译外,美国作家昂德伍德(EdnaWorthleyUnderwood)与中国人朱其璜(ChiHwangChu)还在这个阶段共同合译了杜诗专集《同谷七歌》与《杜甫:徘徊在神州月光下的吟游者》,由跨文化的理论视域出发,对杜甫及其诗歌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介绍。
[10]纵观这个阶段的杜诗译介,会发现先前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与诗歌的种种误读,在逐渐密切的中外互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与摆正,虽然在编排策略与译介水平上被洪业诟病为“完全缺乏任何编排原则,有时同一首诗被冠以不同标题,出现在不同译文中”[11],但表征实践中的他者色彩已然弱化。
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的微妙转变,阐明了作为话语构成体的杜甫,如何在不同话语主体的协商互动中呈现出跨文化传播芜杂的权力生态。
由“异常自信”的文化标签到“诗圣”名号的译介,权力/知识的互动支配了杜甫符号意义的承载与可见。
福柯认为,权力/知识规定了人们对特定现象的理解,因而诸客体与主体的展示过程与权力运作息息相关。
[12]因此,跨文化的译介过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充斥权力关系的,对杜甫身上某些特质的放大或忽视,正是表征实践中政治学的体现。
在这一阶段,本土译者开启向海外译介杜甫的实践,话语权力的重构为杜甫这一文化符号扩展海外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4· 2021年第5期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在中华文化海外译介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
就杜诗译介而言,洪业以传记体写就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对杜甫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确立具备决定性的作用。
这本出版于1952年的杜甫传记之所以“被公认是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著述”[13],与洪业融汇中西的知识结构、认真细致的生平校注有着密切关系。
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对洪业的杜甫研究推崇备至:“在生平方面,我通常采用一致的、证据充分的观点。
较详细的传记可见洪业”[14],洪业这一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成为海外杜甫研究的经典著作,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评价随即成为西方世界对杜甫这一文化符号的共同印象。
例如汉学家Davis受洪业影响,在其译介的《杜甫》(TuFu)中,称杜甫为“中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15]。
美国学者大卫·麦克劳(DavidR.McCraw)在其1992年所著的《杜甫南方悲歌》中呼吁:“现在是杜甫成为世界最伟大诗人之一的时候了,我的译作就是一个开端。
”[16] 杜甫在西方汉学界由“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进阶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洪业的译介可谓居功至伟。
从表征实践的视角审视洪业的杜甫译介,其高明之处在于,为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
正如洪业在其传记开篇就强调:“中国八世纪的诗人杜甫,作为中国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华兹华斯、贝朗瑞、雨果及波德莱尔,被介绍给西方。
为何一位诗人会被比作如此众多、各不相似的诗人?
简而言之,杜甫不能被视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杜甫是独一无二的。
”[17]将杜甫与西方文明史中大诗人与文学家并称,为杜甫跨文化传播进行了有效的接合,直接以人类文学史中的巨人形象降落在异域文明之中。
同时,洪业以“外在形制”与“内在气质”概述杜甫形象的独特性,具体而言则是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巧妙糅合:“当诗人杜甫追求诗艺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
”[17]洪业准确地抓住了杜甫形象内的这两个人类文明中的核心特质,以突破僵死语言传统的“诗人原型”催动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的理解,以“理事情”交融的伦理精神丰满杜甫形象的血肉,在译介的表征实践中创造了杜甫这一富有生命力的东方形象。
而借由“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旅行创设出的杜甫形象,又扩展了中西文明间共享的意义空间,加深了西方学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正是在洪业译介的影响下,大卫·麦克劳才在杜甫与莎士比亚的对比中惊叹:“杜甫的名气没有传播开,西方汉学家要负一定责任。
”[16]诗人王红公(hRexroth)也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了杜甫这一独一无二的诗人原型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我自己的诗歌无疑是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诗诗人。
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好,至少他更自然和亲切。
”[18]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Owen)更是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对杜甫进行评价:“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1000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
”[14]在以洪业为代表的一系列中西学者的表征实践下,杜甫逐步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独具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文化符号。
三、结构与主体的张力:《杜甫》的影像表征与跨文化叙事 虽然杜甫早已被译介进入英语文化圈,但就媒介性质而言仅仅停留在书籍层面,其影响力也仅限于海外汉学的研究圈。
此次英国广播公司选择以纪录片的形式将杜甫这一文化符号进行影像化呈现则为杜甫形象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契机。
相比于印刷文本译介,纪录片《杜甫》在拥有更强大传播力的同时,影像的重构与再现策略也与之前的文本译介截然不同。
近年来,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始终保持对中国密切的关注。
虽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影像化呈现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仍旧浓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涉及中国的题材选择上,英国广播公司也开始由视觉的奇观化呈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核演进。
探究英国广播公司如何在纪录片这一影像化的媒介形式下,完成对杜甫这一文 王鑫 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 ·125· 化符号的表征与重构,有利于反观英语文化圈的“他者”视角。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不同文明间进行沟通之尝试,又有西方媒体惯有的他者化表征。
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中西方的互动呈现出多元与复杂的特质。
在这一情势下,“杜甫”成为不同话语交织的独特表达,一方面符合英国广播公司对于人类文明传播与教育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受制于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对于历史学教授、导演迈克尔·伍德而言,他又想找到沟通中西方文化的“密码”,使之能够被不同文化中观众接受,为纪录片的影像表达提供必要的空间。
《杜甫》文本的背后,是一种试图接合异质文化意义的表征实践,这一实践在多元文化、异质历史和跨国资本之间,交织成建构主义的传播观。
与新闻生产同理,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对异质文化符号的挪用与译介,实质上也是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一次语境化的意指实践。
因此,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对纪录片表征策略的考察,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与受众分析外,更应重视纪录片在生产端的运作机制。
其
一,在国际传播中,文化符号如何被媒体选择进行跨文化的译介与表征?
其
二,被他国媒体纳入纪录片框架中的文化符号又是如何经过译介与归化向公众敞开?
对意义生产的考察不仅涉及文化符号的表征策略,更与勾连不同社会语境与不同文化主体的传播实践有关。
因此,除了关注译介过程中不同文明语境所呈示的态度偏向,也不能忽视导演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所发挥的主体能动作用。
伍德在拍摄《中华的故事》(TheStoryofChina)时就认为,《中华的故事》和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其他中国题材的内容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来不讲述中国历史,他们选取其中的个别事件来讲述。
可见,伍德作为译介中华文化的行动主体,已然意识到英国广播公司及其置身的文化结构背后存在的畸像与偏见。
为此,伍德想向西方世界呈现一套完整而非局部的中国印象。
伍德在访谈中也向笔者强调:想向世界观众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华历史,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参与。
换句话说,纪录片拍摄内容不是在大学校园里和教授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而是拍摄普通的中国人,这既是英国公众对中国印象和想象的一部分,也是英国公众告诉我们的,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普通人。
由此,尽管受到英国广播公司框架的制约,伍德仍旧试图寻找沟通中西方观众的通路,对中华文化进行译介与表征:我认为拍摄纪录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中国有同理心,能够与中国共情。
当你足够了解这个国家时,你自然就会站在它的角度,你就知道这些事物的意义。
所幸的是,有赖于杜甫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有的意义框架,《杜甫》最终成为一部由英国广播公司与CCTV共同投资的纪录片,这也使《杜甫》文本背后的话语角力更为复杂。
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出,伍德在影像与文本的呈现上尽力平衡异质文化的叙事框架,最终给观者呈现出的,是嫁接了中西文化的多元表征系统。
但是,在纪录片《杜甫》中,异质文明话语的角力具体体现为文本与影像的矛盾。
一方面,在文本叙事的编排上,伍德执导的《杜甫》将重点放在了对人文地理的描摹与介绍,以影像化的方式对杜甫由诞生到逝世所驻留过的重要城市进行回溯与重返,致力于为西方世界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中国风貌。
伍德在重返的旅途中以空间营造出相应的叙事语境,形成接受美学意义上的“召唤结构”,引导观者与杜甫一起感受唐朝历史与杜甫人生,从而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体悟。
为使英语文化圈的受众更好地沉浸到杜甫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伍德还在串讲与旁白中以类比的形式对西方受众相对生疏的文化概念进行归化。
归化(domesticatingpractices)原本是一个翻译学上的概念,强调的是在译介过程中,以本民族语言为中心,使文本尽可能符合本民族的表达习惯,为读者提供最接近自身文明内涵的译文。
就《杜甫》纪录片而言,具体的归化策略体现在对中国文化、文学形象与历史史实的科普之上。
例如通过设立异质文化间的参照,加深西方受众对相关中国历史事件的理解:在形容安史之乱生灵涂炭的惨烈局面时,旁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设为这场灾祸的参照对象;在讲述长沙作为鲜受战乱波及的避难之所时,以二战时期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作喻。
只是在纪录片所呈示的框架中,既有对英国广播公司描摹中国图景的突破———以杜甫的经历为依托,将镜头深入到之前外媒鲜少接触的辽阔腹地,扩展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意义建构;又微妙地掺杂了一套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
·126· 2021年第5期 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施以污名化的评价,已然成为英国广播公司对中国惯有的报道框架。
伍德在访谈中也表示: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有一条自己的解释框架,他们称之为中国框架,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这套中国框架中,迅猛发展的中国成为怀有“原罪”的客体,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丧失了自然的“本真”。
其实,伍德也没能摆脱这一框架的影响,而成为矛盾的叙述者。
在影片开头,伴随重庆夜景的航拍镜头,伍德介绍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传统文化的逐渐失语。
现代化的城市空间由此发生了意义的转向,霓虹灯闪烁的夜景被编制进另一套反生态主义的叙事框架中,而这套叙事逻辑正如唐原所述:“由于创作者本身特有的艺术观念和文化、政治立场,以及影像媒介在选择现实场景方面的功能,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所传达的空间认知体验又是一种掺杂多种想象的对‘他者’空间的理解和阐释。
”[19]除城市景观之外,英国广播公司对人物的呈现也依然遵从着原有的建构范式,存在奇观化与猎奇化的倾向。
《杜甫》开头介绍长安城的繁华时,影像上呈现的是西安百姓在大雁塔前跳广场舞的画面。
广场舞已经成为西方凝视中国时必不可少的影像符号,被贴上“中国式”的标签在描述中国的纪录片中轮番出现。
广场舞的奇观化来自不同文化因价值偏好不同产生的隔阂与误读,并在大密度的信息传播中成为文明的刻板印象。
而英国广播公司对广场舞的奇观化观看,不仅顺应了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意义结构,也巩固了这一他者化的表征传统。
而任何一套表征系统运作的背后,都离不开耦合生产端、接收端与权力关系的“意义结构”(structureofmeaning)。
意义结构所致力维护的,是“在特定历史观念语境中围绕传播对象或广义的社会主体所确立的一系列假设前提”[20]。
由此复观伍德尝试革新以往中国框架的表征实践,更能够体会主体作为接合异质文化桥梁所付出的艰难尝试。
但在致力于维护现有文化结构与社会共识的新闻媒体中,过于出格的表述不仅不符合西方媒体惯有的报道框架,更会冒犯经由媒体再生产的“意义结构”。
在纪录片《杜甫》中,尽管英国广播公司往常的“冒犯性”误读被尽力抹去,但他者的色彩依旧是牵涉文本表述的隐秘部分。
在伍德介绍西安与长沙时,镜头中的历史建筑(大雁塔、古城墙)与远处的摩登大厦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空间图景,物质、符号、社会历史与权力关系在这一图景下构成了层叠累进的多义空间,这也成为全片在多元且矛盾的文本表征中最为形象的隐喻。
四、跨文化对话的“理、事、情”:建构视角下的国际传播与意义互通 通过上文对杜甫译介史与跨媒介文本表征的分析与考察,不难发现西方世界在对杜甫这一文化符号进行表征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对杜甫及其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行客观全面地再现,而是与所处时代的符码结构、社会语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紧密地耦合,在不同的情势之下延展出不同的意义结构与解读空间。
并且,作为表征施行者的译介主体也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能动主体的译者通过自身的意指实践完成了符号意义的游牧式接合。
具体就《杜甫》纪录片而言,尽管作为影片主创的伍德已然意识到自己所供职的英国广播公司存在一套根深蒂固的“中国框架”,但囿于文化语境与社会体制的局限,伍德在《杜甫》中所采取的叙事与表征策略,体现的是“平衡”与“突围”的微妙共存。
所谓平衡,强调的是在纪录片的文本与影像层面,多重不甚兼容的话语体系相互咬合。
作为创作主体的伍德试图平衡既有框架与异质叙事间的冲突,最后呈现为风平浪静却又暗流涌动的整体语境。
而突围所强调的是在叙事或是画面的局部,伍德完成了对既有结构的突破,展现了基于中国框架的相关纪录片所遮蔽的事实、叙事或情感。
尽管《杜甫》纪录片的突围是局部的,但也阐明了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并不是只能顺应既有的社会共识与文化结构,也可以在话语场中积极进行意义的扩张与革新,以期推动为更广泛的共同体认同。
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对异质文化的表征不应只是传统印象的巩固与重复,而是立足于双方共有的意义域,以多样化的表征手段建构起更为深刻的文明感知。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叶燮提出的“理、事、情”三要素中寻求桥接异质文化的中国视角和理论取径。
在叶燮看来,理、事、情三者在周而复始的运作与交织中穷尽了万千物事的形 王鑫 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 ·127· 态,也成为沟通与交流的基础。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
一,则不成物。
”(叶燮《原诗》)在跨文化传播中,亦须做到以理通人、以事晓人、以情动人,在交流中浸润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寻求兼具超越性与对话性的事物作为对外传播的具体依托,同时将共通的精神性与情感性因素注入跨文化传播实践中。
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桥接东西方语境的文化符号,“在于其传世诗歌的形式之美,还在于他具备打动西方观众的那种超越时空和语言的能在不同文化中流转的‘共通性’内容,即对个体生命疾苦的关注———是生命受困之时的坚韧和达观,是在自然和天地中感受到的沉郁和壮阔之美”[21]。
作为译介者的伍德正是抓住了杜甫这一文化符号中共通的理、事、情,让杜甫与更深层次的中华文化得以获得跨语境的理解与互通:伟大的诗人能在不同文化间产生共鸣,他诗歌中的人类心灵世界,在英语文化中同样非常强烈,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兵车行》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西方媒体习惯的“中国框架”不仅无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间的理解互动,更会塑造文明间有关他者的敌意。
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媒介内容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成为警惕与批判的对象。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抗疫的纪录片就因“黑白滤镜”问题遭到了国内网友的抵制,甚至以“迷因”(meme)的形式进行解构与戏谑。
当传播者在审视和批判西方媒体在表意实践中产生的“畸像”及“畸像”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时,也应思考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搭起更为稳固的共生意义域。
在此意义上,内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理、事、情”的文化符号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文化符号的表意实践中达成超越性与对话性的统
一,方能促进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出去。
参考文献: [1] 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6.[2] DonF.Faules,DennisC.Alexander.CommunicationandSocialBehavior:ASymbolicInteractionPerspective,Boston: 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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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杜甫及其诗歌经由海内外汉学家的译介进入西方的视野,其文化形象也在更为深入的文化互动与政治经济秩序中不断演进。
杜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跨文化译介与传播,展示了在历史语境与国际秩序的演变下,结构与主体在接合异质文化的表征实践中构成的复杂互动。
迈克尔·伍德执导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将杜甫这一文化符号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给全球受众,在影像表征与文本叙事上为杜甫及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面向。
以“表征”理论对杜甫的译介史进行考察,结合对迈克尔·伍德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CMC)主任戴雨果教授的访谈,尝试从多元主体与异质语境的对话中勾勒出世界重构杜甫这一文化符号所采用的机制与策略,揭示文本背后的结构-主体的张力与意识形态因素,并力图在跨文化传播中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理论视角。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英国广播公司;杜甫;表征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5-0108-08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XW037);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年度项目(基础研究)(LJC202015);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21lslybkt-011)
一、“杜甫的旅行”:跨文化传播中符号互动与意义的共享交集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总结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时,梳理出文化(culture)概念的三重意涵:文化不仅是“属于个人自我完善和普遍追求的价值状态”,还是“文献”式的实体构成,更是“人类生活与生产过程中的整体生活方式”。
[1]在威廉斯看来,相应的文化实践不仅需要立足于文献进行文本细读,更应深入与文本相伴生的社会语境与社会结构进行共同体意义上的考察。
不同于英国文化研究立足于文化传统论述共同体间“感觉结构”(Structuresoffeeling)的演变,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在“进步运动”(ProgressiveMovement)的感召下,以符号互动论阐述共同体的建构何以可能,强调文化依托于符号化的展演进行意义的建构与传播。
在“符号互动”的视角下,传播是“由参与者间不同程度地共享意义(meaning)和价值而导致的符号行为(symbolicbehavior)”[2]。
将视点由文化共同体内的沟通拓展至跨文化传播,文化符号的旅行与转译则更为复杂。
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以符号为路径理解传播活动,强调“符号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政治的界定开始于语言”[3],并由此介入对现有国际传播格局的批判。
由于文明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文化符号的译介过程意味着符号意义的跨语境重构。
正如齐泽克将欲望的视点称为被歪曲的“畸像”(anamorphosis),文化符号也在意识形态浸润的转译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流转。
但译介后的文化符号并不是一座剥离原有文化语境的孤岛,而是成为不同诠释社群进行“同情理解”(empatheticunderstanding)的文本场 ·122· 2021年第5期 域。
因此,探讨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意义建构的同与异,也为建构超越民族的理解共通提供了一条幽微的文化路径。
赛义德提倡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即是统合多元文化之同,涵摄他者文化之异的具体实践,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汇点上探察不同文明对同一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立足于文明间共享的意义交集,不断拓展对阐释殊异之处的理解。
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应该提倡一种基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
通过多元主体与异质文明间的对话,揭示意指实践背后的多重视角与权力建构。
所以,笔者在引入文化研究视角对文化符号的文本转译进行分析之外,还结合自己在英国访学期间对《中华的故事》《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下简称《杜甫》)的导演迈克尔·伍德教授①以及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CMC)主任戴雨果教授②进行的开放式访谈,力图通过多元视角的聚焦与不同主体的解读,相对客观地辨析以英国广播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如何在内容生产中编制出表征中华文化的意义之网。
“杜甫”这一诞生于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与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符号,在20世纪以来被诸多汉学家与国际媒体译介与再现,成为观照中西方互动的独特指涉,存在于符号背后的意义流动也促成异质文明间的“视野交融”(fusionofhorizons)。
文化研究学派的“表征”(representation)理论,为本文探察西方世界如何建构杜甫及其背后的中国文化提供了具体路径。
霍尔认为表征意味着“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
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4]。
霍尔通过双重表征系统揭示了交往过程中意义的生产机制———在外界事物内在化的过程中,意义借由人们头脑中能够表示外在世界的概念系统进行流通与共享;在内在概念外物化的过程中,“语言”成为具备沟通功能的第二表征系统。
无论是基于概念的第一表征系统,还是基于“语言”的第二表征系统,霍尔在论述中暗示意义必须在一个共有的场域中完成传递,通过语言来生产意义构建社会共识,运用相同信码生产“共享的意义”。
“语言如何组建意义?
它如何维持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使他们能够建立起共享理解从而以大致相同的方法理解世界的一种文化?
语言能做这事,因为它是作为一个表征系统来运作的。
”[5]本研究试图探讨中国传统符号的跨文化传播,在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环境中,如何能够生产共享的“意义”。
霍尔的理论提示了两个需要考量的重要面向:首先,交流何以可能的前提。
如果不能通过语言实现思想、情感、观念上的共享,交流则是难以实现的。
这也提示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转译和重构如何在思想、情感或者观念上与其他文化中的人形成“共享意义的交集”?
第
二,霍尔一直提示语言能够生产意义,但他并没有将语言单一的局限为有声的语言或者文字,而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语言中我们使用各种记号与符号(不论它们是声音、书写文字、电子技术生产的形象、音符,甚至各种物品)来代表或向别人表征我们的概念、观念和情感。
语言是一种文化中表达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媒介’之一”[5]。
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表征的运作需要建构异质文明间共享的意义域,并借此进行他者形象的阐释与价值观念的生产。
意义域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选择与解释上,基于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内容生产的大众媒体通过诸如归化、类比的译介策略,将他者文明中具备多元意义的文化符号“化归”“转化”为符合自身认知倾向的文化文本,成为文化表征实践的客体,在符号领域完成了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的再生产,“任何媒介文本对于他者形象的呈现都不是简单的反映(reflective)或意图(intentional)的直接作用,而是一种建构(constructionist)的机制”[6]。
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纪录片《杜甫》不仅提供了一个西方媒体建构机制运作的视角,在沟通上还形成了一种接合异质文化的召唤结构(callingstructure)。
纪录片的“纪实性”与“非虚构”特质,使其 ①笔者曾于2019年3月8日在伦敦与迈克尔·伍德就英国广播公司中国题材纪录片如何呈现中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建构等问题进行访谈。
②笔者曾于2019年6月10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CMC)与戴雨果教授就英国广播公司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报道框架、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问题进行访谈。
王鑫 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 ·123· 相比于剧情片与新闻节目,在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中具备更为广泛的接受度与更为强大的传播力。
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全球著名的新闻广播机构与纪录片制作机构,其价值观背后依然带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威斯敏斯特大学CMC中心主任戴雨果教授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也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态度,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宣扬它自身不带有任何立场和偏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尽可能地传播它的意识形态。
笔者试图在“批判建构”的分析路径中,通过对杜甫及其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史进行考察,并借由纪录片《杜甫》厘清译介过程中的误读,扩大文明间理解与互动的意义空间,为中华文化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探索的路径。
二、“为何是杜甫”:诗人原型与跨文化转译实践 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人文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诗歌批评史上被冠以“诗史”的美誉,是人类共同的文学财产。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杜甫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代表,是因为杜甫及其诗歌的译介史与中西方的交往过程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杜甫这一文化符号在中西方交流互动的不同情势与语境中,逐渐成为表征诗人这一文化形象的原型,并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出容纳多元意义的文化场域。
由此,本文将借助表征的理论框架,从诗学与政治学两个角度,阐述杜甫这一文化形象在译介过程中的旅行。
[7] 20世纪之前,囿于保守的外交政策与封建思想,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受限,西方世界特别是英语国家对中华文化持有很大的偏见。
例如黑格尔在论述中国的象形文字时强调:“由于象形文字的书面语言的缘故,中国的声音语言就缺少那种通过字母文字在发音中所获得的客观确定性”,由此产生了“僵化的文明”(stationarycivilization)[8]。
在西方世界对中国普遍持有偏见的氛围中,杜甫的诗歌与个人形象难免会遭遇误读。
翟理斯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加以肯定,但与这一评价并置的,却是“自信异常”与“仕途失意”的意义标签。
符号诗学重视文本话语中各文化元素构成的位置关系,事物的意义也以文化的方式被建构,并发生着从一种历史语境到另一种的变化。
在翟理斯的表征体系中,杜甫与中华文化共同构成了一种表征他者文化的二级神话系统,加载在杜甫形象上的负面意义与其背后的元语言(中国形象)形成了含蓄的镜面映射,“自大”“失意”等负面意义生成了西方中心论语境下,欧洲人对东方的“视差之见”。
一战之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逐渐增多。
在这个阶段的杜诗译介中,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美国诗人宾纳(WitterBynner)和中国学者江亢虎(JiangKangHu)以唐诗三百首为底本,在1929年向英文世界推出了《群玉山头》,其中包括了36首杜诗。
江亢虎在文中称杜甫为中国的“诗圣(thesageofpoetry)”[9],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为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名。
除了杜诗选译外,美国作家昂德伍德(EdnaWorthleyUnderwood)与中国人朱其璜(ChiHwangChu)还在这个阶段共同合译了杜诗专集《同谷七歌》与《杜甫:徘徊在神州月光下的吟游者》,由跨文化的理论视域出发,对杜甫及其诗歌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介绍。
[10]纵观这个阶段的杜诗译介,会发现先前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与诗歌的种种误读,在逐渐密切的中外互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与摆正,虽然在编排策略与译介水平上被洪业诟病为“完全缺乏任何编排原则,有时同一首诗被冠以不同标题,出现在不同译文中”[11],但表征实践中的他者色彩已然弱化。
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的微妙转变,阐明了作为话语构成体的杜甫,如何在不同话语主体的协商互动中呈现出跨文化传播芜杂的权力生态。
由“异常自信”的文化标签到“诗圣”名号的译介,权力/知识的互动支配了杜甫符号意义的承载与可见。
福柯认为,权力/知识规定了人们对特定现象的理解,因而诸客体与主体的展示过程与权力运作息息相关。
[12]因此,跨文化的译介过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充斥权力关系的,对杜甫身上某些特质的放大或忽视,正是表征实践中政治学的体现。
在这一阶段,本土译者开启向海外译介杜甫的实践,话语权力的重构为杜甫这一文化符号扩展海外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4· 2021年第5期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在中华文化海外译介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
就杜诗译介而言,洪业以传记体写就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对杜甫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确立具备决定性的作用。
这本出版于1952年的杜甫传记之所以“被公认是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著述”[13],与洪业融汇中西的知识结构、认真细致的生平校注有着密切关系。
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对洪业的杜甫研究推崇备至:“在生平方面,我通常采用一致的、证据充分的观点。
较详细的传记可见洪业”[14],洪业这一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成为海外杜甫研究的经典著作,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评价随即成为西方世界对杜甫这一文化符号的共同印象。
例如汉学家Davis受洪业影响,在其译介的《杜甫》(TuFu)中,称杜甫为“中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15]。
美国学者大卫·麦克劳(DavidR.McCraw)在其1992年所著的《杜甫南方悲歌》中呼吁:“现在是杜甫成为世界最伟大诗人之一的时候了,我的译作就是一个开端。
”[16] 杜甫在西方汉学界由“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进阶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洪业的译介可谓居功至伟。
从表征实践的视角审视洪业的杜甫译介,其高明之处在于,为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
正如洪业在其传记开篇就强调:“中国八世纪的诗人杜甫,作为中国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华兹华斯、贝朗瑞、雨果及波德莱尔,被介绍给西方。
为何一位诗人会被比作如此众多、各不相似的诗人?
简而言之,杜甫不能被视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杜甫是独一无二的。
”[17]将杜甫与西方文明史中大诗人与文学家并称,为杜甫跨文化传播进行了有效的接合,直接以人类文学史中的巨人形象降落在异域文明之中。
同时,洪业以“外在形制”与“内在气质”概述杜甫形象的独特性,具体而言则是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巧妙糅合:“当诗人杜甫追求诗艺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
”[17]洪业准确地抓住了杜甫形象内的这两个人类文明中的核心特质,以突破僵死语言传统的“诗人原型”催动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的理解,以“理事情”交融的伦理精神丰满杜甫形象的血肉,在译介的表征实践中创造了杜甫这一富有生命力的东方形象。
而借由“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旅行创设出的杜甫形象,又扩展了中西文明间共享的意义空间,加深了西方学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正是在洪业译介的影响下,大卫·麦克劳才在杜甫与莎士比亚的对比中惊叹:“杜甫的名气没有传播开,西方汉学家要负一定责任。
”[16]诗人王红公(hRexroth)也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了杜甫这一独一无二的诗人原型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我自己的诗歌无疑是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诗诗人。
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好,至少他更自然和亲切。
”[18]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Owen)更是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对杜甫进行评价:“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1000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
”[14]在以洪业为代表的一系列中西学者的表征实践下,杜甫逐步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独具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文化符号。
三、结构与主体的张力:《杜甫》的影像表征与跨文化叙事 虽然杜甫早已被译介进入英语文化圈,但就媒介性质而言仅仅停留在书籍层面,其影响力也仅限于海外汉学的研究圈。
此次英国广播公司选择以纪录片的形式将杜甫这一文化符号进行影像化呈现则为杜甫形象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契机。
相比于印刷文本译介,纪录片《杜甫》在拥有更强大传播力的同时,影像的重构与再现策略也与之前的文本译介截然不同。
近年来,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始终保持对中国密切的关注。
虽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影像化呈现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仍旧浓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涉及中国的题材选择上,英国广播公司也开始由视觉的奇观化呈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核演进。
探究英国广播公司如何在纪录片这一影像化的媒介形式下,完成对杜甫这一文 王鑫 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 ·125· 化符号的表征与重构,有利于反观英语文化圈的“他者”视角。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不同文明间进行沟通之尝试,又有西方媒体惯有的他者化表征。
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中西方的互动呈现出多元与复杂的特质。
在这一情势下,“杜甫”成为不同话语交织的独特表达,一方面符合英国广播公司对于人类文明传播与教育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受制于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对于历史学教授、导演迈克尔·伍德而言,他又想找到沟通中西方文化的“密码”,使之能够被不同文化中观众接受,为纪录片的影像表达提供必要的空间。
《杜甫》文本的背后,是一种试图接合异质文化意义的表征实践,这一实践在多元文化、异质历史和跨国资本之间,交织成建构主义的传播观。
与新闻生产同理,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对异质文化符号的挪用与译介,实质上也是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一次语境化的意指实践。
因此,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对纪录片表征策略的考察,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与受众分析外,更应重视纪录片在生产端的运作机制。
其
一,在国际传播中,文化符号如何被媒体选择进行跨文化的译介与表征?
其
二,被他国媒体纳入纪录片框架中的文化符号又是如何经过译介与归化向公众敞开?
对意义生产的考察不仅涉及文化符号的表征策略,更与勾连不同社会语境与不同文化主体的传播实践有关。
因此,除了关注译介过程中不同文明语境所呈示的态度偏向,也不能忽视导演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所发挥的主体能动作用。
伍德在拍摄《中华的故事》(TheStoryofChina)时就认为,《中华的故事》和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其他中国题材的内容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来不讲述中国历史,他们选取其中的个别事件来讲述。
可见,伍德作为译介中华文化的行动主体,已然意识到英国广播公司及其置身的文化结构背后存在的畸像与偏见。
为此,伍德想向西方世界呈现一套完整而非局部的中国印象。
伍德在访谈中也向笔者强调:想向世界观众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华历史,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参与。
换句话说,纪录片拍摄内容不是在大学校园里和教授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而是拍摄普通的中国人,这既是英国公众对中国印象和想象的一部分,也是英国公众告诉我们的,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普通人。
由此,尽管受到英国广播公司框架的制约,伍德仍旧试图寻找沟通中西方观众的通路,对中华文化进行译介与表征:我认为拍摄纪录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中国有同理心,能够与中国共情。
当你足够了解这个国家时,你自然就会站在它的角度,你就知道这些事物的意义。
所幸的是,有赖于杜甫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有的意义框架,《杜甫》最终成为一部由英国广播公司与CCTV共同投资的纪录片,这也使《杜甫》文本背后的话语角力更为复杂。
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出,伍德在影像与文本的呈现上尽力平衡异质文化的叙事框架,最终给观者呈现出的,是嫁接了中西文化的多元表征系统。
但是,在纪录片《杜甫》中,异质文明话语的角力具体体现为文本与影像的矛盾。
一方面,在文本叙事的编排上,伍德执导的《杜甫》将重点放在了对人文地理的描摹与介绍,以影像化的方式对杜甫由诞生到逝世所驻留过的重要城市进行回溯与重返,致力于为西方世界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中国风貌。
伍德在重返的旅途中以空间营造出相应的叙事语境,形成接受美学意义上的“召唤结构”,引导观者与杜甫一起感受唐朝历史与杜甫人生,从而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体悟。
为使英语文化圈的受众更好地沉浸到杜甫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伍德还在串讲与旁白中以类比的形式对西方受众相对生疏的文化概念进行归化。
归化(domesticatingpractices)原本是一个翻译学上的概念,强调的是在译介过程中,以本民族语言为中心,使文本尽可能符合本民族的表达习惯,为读者提供最接近自身文明内涵的译文。
就《杜甫》纪录片而言,具体的归化策略体现在对中国文化、文学形象与历史史实的科普之上。
例如通过设立异质文化间的参照,加深西方受众对相关中国历史事件的理解:在形容安史之乱生灵涂炭的惨烈局面时,旁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设为这场灾祸的参照对象;在讲述长沙作为鲜受战乱波及的避难之所时,以二战时期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作喻。
只是在纪录片所呈示的框架中,既有对英国广播公司描摹中国图景的突破———以杜甫的经历为依托,将镜头深入到之前外媒鲜少接触的辽阔腹地,扩展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意义建构;又微妙地掺杂了一套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
·126· 2021年第5期 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施以污名化的评价,已然成为英国广播公司对中国惯有的报道框架。
伍德在访谈中也表示: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有一条自己的解释框架,他们称之为中国框架,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这套中国框架中,迅猛发展的中国成为怀有“原罪”的客体,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丧失了自然的“本真”。
其实,伍德也没能摆脱这一框架的影响,而成为矛盾的叙述者。
在影片开头,伴随重庆夜景的航拍镜头,伍德介绍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传统文化的逐渐失语。
现代化的城市空间由此发生了意义的转向,霓虹灯闪烁的夜景被编制进另一套反生态主义的叙事框架中,而这套叙事逻辑正如唐原所述:“由于创作者本身特有的艺术观念和文化、政治立场,以及影像媒介在选择现实场景方面的功能,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所传达的空间认知体验又是一种掺杂多种想象的对‘他者’空间的理解和阐释。
”[19]除城市景观之外,英国广播公司对人物的呈现也依然遵从着原有的建构范式,存在奇观化与猎奇化的倾向。
《杜甫》开头介绍长安城的繁华时,影像上呈现的是西安百姓在大雁塔前跳广场舞的画面。
广场舞已经成为西方凝视中国时必不可少的影像符号,被贴上“中国式”的标签在描述中国的纪录片中轮番出现。
广场舞的奇观化来自不同文化因价值偏好不同产生的隔阂与误读,并在大密度的信息传播中成为文明的刻板印象。
而英国广播公司对广场舞的奇观化观看,不仅顺应了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意义结构,也巩固了这一他者化的表征传统。
而任何一套表征系统运作的背后,都离不开耦合生产端、接收端与权力关系的“意义结构”(structureofmeaning)。
意义结构所致力维护的,是“在特定历史观念语境中围绕传播对象或广义的社会主体所确立的一系列假设前提”[20]。
由此复观伍德尝试革新以往中国框架的表征实践,更能够体会主体作为接合异质文化桥梁所付出的艰难尝试。
但在致力于维护现有文化结构与社会共识的新闻媒体中,过于出格的表述不仅不符合西方媒体惯有的报道框架,更会冒犯经由媒体再生产的“意义结构”。
在纪录片《杜甫》中,尽管英国广播公司往常的“冒犯性”误读被尽力抹去,但他者的色彩依旧是牵涉文本表述的隐秘部分。
在伍德介绍西安与长沙时,镜头中的历史建筑(大雁塔、古城墙)与远处的摩登大厦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空间图景,物质、符号、社会历史与权力关系在这一图景下构成了层叠累进的多义空间,这也成为全片在多元且矛盾的文本表征中最为形象的隐喻。
四、跨文化对话的“理、事、情”:建构视角下的国际传播与意义互通 通过上文对杜甫译介史与跨媒介文本表征的分析与考察,不难发现西方世界在对杜甫这一文化符号进行表征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对杜甫及其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行客观全面地再现,而是与所处时代的符码结构、社会语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紧密地耦合,在不同的情势之下延展出不同的意义结构与解读空间。
并且,作为表征施行者的译介主体也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能动主体的译者通过自身的意指实践完成了符号意义的游牧式接合。
具体就《杜甫》纪录片而言,尽管作为影片主创的伍德已然意识到自己所供职的英国广播公司存在一套根深蒂固的“中国框架”,但囿于文化语境与社会体制的局限,伍德在《杜甫》中所采取的叙事与表征策略,体现的是“平衡”与“突围”的微妙共存。
所谓平衡,强调的是在纪录片的文本与影像层面,多重不甚兼容的话语体系相互咬合。
作为创作主体的伍德试图平衡既有框架与异质叙事间的冲突,最后呈现为风平浪静却又暗流涌动的整体语境。
而突围所强调的是在叙事或是画面的局部,伍德完成了对既有结构的突破,展现了基于中国框架的相关纪录片所遮蔽的事实、叙事或情感。
尽管《杜甫》纪录片的突围是局部的,但也阐明了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并不是只能顺应既有的社会共识与文化结构,也可以在话语场中积极进行意义的扩张与革新,以期推动为更广泛的共同体认同。
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对异质文化的表征不应只是传统印象的巩固与重复,而是立足于双方共有的意义域,以多样化的表征手段建构起更为深刻的文明感知。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叶燮提出的“理、事、情”三要素中寻求桥接异质文化的中国视角和理论取径。
在叶燮看来,理、事、情三者在周而复始的运作与交织中穷尽了万千物事的形 王鑫 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 ·127· 态,也成为沟通与交流的基础。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
一,则不成物。
”(叶燮《原诗》)在跨文化传播中,亦须做到以理通人、以事晓人、以情动人,在交流中浸润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寻求兼具超越性与对话性的事物作为对外传播的具体依托,同时将共通的精神性与情感性因素注入跨文化传播实践中。
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桥接东西方语境的文化符号,“在于其传世诗歌的形式之美,还在于他具备打动西方观众的那种超越时空和语言的能在不同文化中流转的‘共通性’内容,即对个体生命疾苦的关注———是生命受困之时的坚韧和达观,是在自然和天地中感受到的沉郁和壮阔之美”[21]。
作为译介者的伍德正是抓住了杜甫这一文化符号中共通的理、事、情,让杜甫与更深层次的中华文化得以获得跨语境的理解与互通:伟大的诗人能在不同文化间产生共鸣,他诗歌中的人类心灵世界,在英语文化中同样非常强烈,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兵车行》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西方媒体习惯的“中国框架”不仅无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间的理解互动,更会塑造文明间有关他者的敌意。
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媒介内容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成为警惕与批判的对象。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抗疫的纪录片就因“黑白滤镜”问题遭到了国内网友的抵制,甚至以“迷因”(meme)的形式进行解构与戏谑。
当传播者在审视和批判西方媒体在表意实践中产生的“畸像”及“畸像”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时,也应思考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搭起更为稳固的共生意义域。
在此意义上,内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理、事、情”的文化符号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文化符号的表意实践中达成超越性与对话性的统
一,方能促进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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