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23日星期五Tel：（010）62580692E-mail：sxzk＠
观点
王长征
长假回来，又到了分享“血拼”成果的时候了。
奢侈品这个词已经紧紧地与国人度假、消费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人口占全球不到20%、人均GDP世界排名80位之后的国家，可以买走全球47%的奢侈品！ 根据学者的分析，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无论从消费的群体特征还是消费行为来看，均有别于其他国家。
发达国家的奢侈品消费群体集中在40岁到70岁的高收入阶层，而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则大多在二三十岁，甚至还包括了相当比例的中低收入的大城市普通白领。
未富先奢背后的行为逻辑究竟是什么？ 奢侈品的符号意义 想要清楚地知道人们疯狂迷恋奢侈品的心理动机，必须先理解什么是奢侈品。
查阅网络不难发现，关于奢侈品的定义大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
例如，“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或者“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
然而，谈及奢侈品的品牌形象、意义则远非如此简单。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长征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重新定义了品牌的象征形象，它包括了“个人形象”“社会形象”“关系形象”和“集体形象”四个维度的概念框架。
其中，个人形象指的是品牌所代表的“个人自我意义”，即个体拥有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和态度等内在特征；社会形象指的是品牌所代表的“社会自我意义”，即个体享有的成就、声望、权力和社 是什么让我们未富先奢 ■本报记者胡珉琦朱虹 会地位等；关系形象指的是品牌所代表的“关系自我意义”，它涉及的是人类生活中所重视的与人际关系有关的亲情、爱情和友谊等；集体形象则指的是品牌所代表的“集体自我意义”，它与群体成员身份有关，涉及特定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特征、规则和标准等。
他认为，当消费者购买和拥有了某个品牌时，实际上也就占用了该品牌的形象，包括它的个人形象和社会形象。
“消费者占用品牌的个人形象，是为了建构和表达自己的个性，建立与他人的区别，从而形成了个性消费。
消费者占用品牌的社会形象，则是为了建构和表达他的身份地位，向他人展示或炫耀自己的成功、权势、声望和财富等，从而形成了地位消费或炫耀性消费。
” 奢侈品是一种象征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朱虹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上所作的《奢侈品消费背后的行为逻辑》的报告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她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解释了奢侈品最主要的功能是象征和区隔。
社会学认为，以物为媒介是人们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与物的关系就是与人的关系。
而一个人的地位越来越依据其所使用的或者消费的物的等级来识别，而越来越少依据其出生、血统、种姓等级和阶级成分来判定。
因此，在朱虹看来，物品和广告系统，作为社会地位的编码，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符号和解释系统，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对人们的地位和身份加以区分和辨认的符号系统。
“让人们迷恋的恰恰是商品的符号价值。
”朱虹直言，这才是奢侈品最重要的属性。
而消费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
符号消费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人们统统沉浸在对符号的凝视中。
进入品牌时代的奢侈品，其符号代表了与之相对应的高社会阶层与地位、优越的生活方式和品位，赋予了消费同一品牌的个人和群体所共同追求的价值与意义。
“它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我买了你买不起的东西，我和你就不是一个社会类别的人。
”朱虹说。
当人们真正理解作为社会分类意义的奢侈品消费所具有的地位标签功能时，就不难解读当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痴迷炫富的集体情结。
高社会地位的追求 伴随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炫耀消费从食品到金银珠宝、希罕器物，一直演化到今天的品牌奢侈品，虽然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隐藏其后的社会动机却始终如
一，“那就是对高社会地位的追求与固守。
”朱虹说。
人类学认为，个体获得更高社会身份，需要通过“过渡仪式”来实现，而符号消费行为正可以作为一种过渡仪式，成为身份转换的一个重要步骤，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一过程获得更一致的自我认同或更符合自己期待的社会认同。
“因此，有着昂贵符号价值的西方奢侈品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当年中国先富阶层建构高社会地位的迫切需求，于是，炫耀财富成为了先富阶层消解地位恐慌获得社会认同最便捷的路径。
” 朱虹表示。
王长征进一步解释，中国消费者不仅倾向于 通过使用奢侈品或品牌商品来沟通或炫耀他们已有的权力、地位和声望，他们还试图通过对财富和成就等的夸耀，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现实的社会地位。
尽管中国人倾向于强调个人的行为应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但他们在特定或相同的社会互动情境中的身份地位却并不被看作固定、不可改变的。
相反，中国人在同辈群体中常常存在着“地位竞争”，而消费的内容和方式往往就成了竞争中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的资源。
“这便产生了一种可能:人们越是普遍地强调身份匹配，个体越是有可能并成功地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对各种地位象征资源的使用来提升，至少维持他们在互动关系中的个人地位。
”王长征说。
对此，朱虹也指出，在炫耀性消费的过程中，人们更容易认清自己要交往的对象，从而建立资源优化的人际圈层，以实现所谓“强强合作”，获得更多的财富与社会资源的需求。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市场才出现了“满大街都是追逐跟他们身份不相匹配的奢华的人”这一独特的消费景观。
不过，朱虹也坦言，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消费心理背后是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心理震荡。
在她看来，只要社会结构转型没有最终完成，人们的社会身份流动还在继续，作为标志身份与地位的奢侈品符号消费依旧会大行其道。
只有当社会结构相对固化以后，炫耀性的奢侈品符号消费才可能被西方式的低调与隐蔽的奢侈生活方式所取代。
e见 从时间维度来看，20世纪前半段只有三位女性入选（居里夫人获颁两次），20世纪后半段增加为7名，进入21世纪以来，加上屠呦呦，则共有8位女性问鼎诺奖。
在中国居于较高学术职位的女性人员凤毛麟角，两院院士中女性所占比例还不到6%。
缺乏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制度安排和支持，意味着在正式职务和社会网络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女科学家们获得的科研资源非常有限。
近年来，由于对女性人力资源重视不够，女性在科技领域中的地位甚至有下降的趋势，急需相关政策的有效改善。
———孟羽《科学诺奖的性别鸿沟》（/blog-337440-929194.html） 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种必须依赖于植物生产的有机物为生的“寄生者”（从目前来看，这种属性不大可能会被科技的进步所改变，因为人造光合作用的成功还遥遥无期），因此，对自然关系（循环）的过度改变或破坏总有一天会殃及自身。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史是一部“蹂躏”与“毁灭”自然的历史，现在我们要将这两个对立面撮合统
一，试图用生态的车轮搭载人类的文明，实现传统文明的真正超越…… ———谢平《生态文明的自然本原》（/blog-1475614-929155.html） 领导们为什么对SCI、高影响因子情有独钟？因为它是一种可视性的量化指标，有了它，科研考核可以变成机械化劳动，不必再劳心费力去进行同行评审，名气足够响亮的外行都可以作为你的评判人，可以对你的工作指手画脚。
我们的很多大奖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曹广福《话说科研评价》（/blog-40247-929053.html） 我不觉得现在的研究基金中面向基础研究的太多了，实际上那些工程性的大项目比比皆是，基础研究的基金与之相比只是零头。
但问题是这些大项目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且研究方向有限，无法涵括和支持存在于广大科研人员头脑中的创新创业想法，无法服务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目标。
———廖新化《建议设立以应用研究和创业为导向的国家基金》 （/blog-320403-929002.html） 中国的大学校园曾经是个激情燃烧 的地方。
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即使 在上世纪80年代，勤奋读书、振兴中华的 口号，也曾激励过数百万学子的爱国之 情。
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而我们的精神面貌却在 不断倒退，从一个有志向、信仰的高尚的 人退化成了只知道寻偶觅食的原始动 物。
每每与朋友谈及此事，不禁感慨：社 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李明阳
《忙着寻偶觅食的大学 校园》 （/blog-814 548-928998.html） 栏目主持：罗萨 论道 人工流产低龄化：青少年性健康危机成常态 ■胡玉坤 少女妊娠和堕胎是全球化时代中一道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难题，中国也不例外。
人工流产低龄化早已不是一个“新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少女未婚先孕问题就已浮出水面。
伴随社会环境的巨变，未婚未育女性人流的数量及其所占比例不断攀升。
不仅如此，流产者还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20岁以下的青少年有增无减，年龄最小的仅有12~13岁。
笔者曾参与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09年组织开展的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22.4%有过性经历，几近1/4。
按年龄组的数据显示，15~19岁青少年中有性交经历的男性占10.9%，20~24岁年龄组达到了42.3%；15~19岁青少年女性占8%，20~24岁的相应比例为34.4%，后者也比前者高出了四倍多。
15岁时发生性交行为的比例为3.2%，到24岁几乎高达六成（占58.4%）。
人工流产手术者低龄化意味着青少年婚前性行为低龄化并引致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的低龄化。
上述调查还揭示，在有性经历的女青年中，首次和最近一次性行为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分别为53.9%和25.4%。
从性行为的不良结局看，有性交经历的15~19岁青少年女性的怀孕比例为17%，低于20~24岁年龄组（22.6%），但她们中多次妊娠的比例（5.9%）却高于20~24年龄组的（4.6%）。
所有妊娠的86%最终诉诸人工流产。
流产低龄化可以说是青少年所面临的一连串性与生殖健康危机的一个侧影和折射。
不管你承认与否，不安全性行为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不仅日益严峻，而且渐趋复杂化。
由于缺乏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正面引导，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危机正在不断加深和放大。
低龄人未采取保护措施或避孕失败而诉诸人工流产，直接原因自然可归咎于她/他 们普遍缺乏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必要知识、技能和权力。
更堪忧虑的是，这些负面效应互为叠加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毋庸说，中国青少年面临的各种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挑战业已常态化了。
第
一，年轻一代的性“待业期”延长。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男女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22和20周岁。
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明显高于法定的最低年龄。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6.7岁,女性为24.9岁。
晚婚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与此同时，随着营养、生活水平及其他条件的改善，青少年的青春期发育提前，他们变得比父母辈早慧早熟。
据200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汉族女生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接近13岁；男生首次遗精为14岁出头，城乡男女孩之间已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如此算来，男女青年的“性待业期”都有约7~8年，而实际的平均年数应该更长，这就难保很多青年人在婚前不发生性行为。
第
二，伴随整个社会性行为规范变得越来越宽松，中国青年的性观念也发生了惊人的戏剧性变化。
“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2万多名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认为男女青年“应保持贞洁，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仅占24.1%和31.5%。
性态度和性观念的转变是性实践的先导。
人口流动、城市化、家庭结构变化与家庭控制松弛、离婚率升高、单亲家庭增多、商业化青年文化的崛起以及通讯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等，无一不对青年人性观念和性实践转变起了直接或间接的催化作用。
第
三，未婚青年性观念的开放、性行为的普遍化与同性健康知识的匮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很多青年人对非意愿妊娠的风险、危害及防范措施浑然不知。
有的青年人把人工流产当避孕措施、把紧急避孕药当常规药来化险为夷。
第
四，青少年生殖保健服务的普及性较差也是加剧人工流产低龄化的推手。
计划生育不仅有助于预防非意愿妊娠，降低人工流产，还有助于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蔓延。
然而，当前生殖健康服务仍以婚后管理为重心，以20~49岁的已婚夫妇尤其是育龄妇女为工作对象，未婚未育的青少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被排斥在外。
第
五，低龄青少年因涉世未深而付出了更高的成长代价。
青春期少男少女的身体迅速发生变化，性心理和情感也随之变化，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处于形成的过程中。
年龄越小，在性事务上越有可能缺乏知识、经验和责任感，无保护的甚至高风险的性行为也就更为普遍。
第
六，青年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她/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大为不同。
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社会闲散青年、职技校学生及留守儿童等社会底层边缘化人群，会面临更大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
例如，农村青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青年，往往初中毕业甚至初中辍学后便迈向社会，绝大多数人又会从农村涌向城市。
一旦脱离了父母的视线、社区的约束和传统乡土文化的“紧箍”，原先固守的性道德规范会荡然无存。
加上灯红酒绿城市生活的冲击，男女打工青年的恋爱和性活动往往具有从众性和盲目性。
未婚流动人口发生非意愿流产的比例要比非流动人口更高。
身处激变的全球化时代，青少年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需要得到特殊保护的脆弱人群。
各种此消彼长的性与生殖健康挑战，也成了一种新常态。
导致和加剧这个少女之“殇”的社会决定因素都打上难以磨灭的时代烙印。
唯有放在更宽宏的时代大框架下加以审视和干预，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三思堂 近日有报道称，我国各大航空公司将普遍实行“付费选座”，国航、海航等公司开始在国内一些航线推广，东航也将步其后尘。
这项服务推出以前，类似机舱第一排、安全通道等抢手位置，曾属于“先到先得”，但以后这些位置将有可能成为交“选座费”乘客的“专座”。
付费选座其实是国际惯例，但在国内一推出就受到了网友的不满和质疑，被戏称为“伸腿费”，甚至有网友指斥航空公司变相涨价。
其实矛盾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能不能收费，而在于消费者在付费的同时是否也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增值服务不仅要有涨价，更要有相应服务的跟进，推出多样化的服务，进行差异化服务，这样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
否则，难免会有变相涨价、乱收费的质疑。
航空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要守住规则和底线，不在服务上精益求精，而是挖空心思增加收入，这显然有悖于现代公共服务理念和市场公平原则。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10月14日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针对这一结论，许多人认为，不能究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因为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推迟，建立在劳动者的劳动环境持续改善、收入水平稳中有涨、健康权休息权享有充分保障的基础之上。
还有专家指出，退休年龄不应该只看多少岁退休，还应该看一生的劳动时间。
据统计，中国职工年均工作时间为2100小时，以女性55岁和男性60岁退休计算，女性一生的实际劳动时间为77700小时，男性为88200小时。
在英国，职工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677小时，以女性60岁和男性65岁退休计算，女性一生的实际劳动时间为70434小时，男性为78819小时。
虽然表面上看中国职工的退休年龄最早，但一生的实际劳动时间却比其他国家长。
因此，在制定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过程中，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国家和民众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找到最佳利益平衡点，才能建成公平均衡的退休制度。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日前发布了《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征求意见 稿）》，拟设“后悔权”，投保人在20天内反悔可全 额退保。
据了解，各种保险销售渠道，都容易出现隐 瞒重要信息的问题，消费者一旦轻信口头承诺， 就会面临不小的经济损失。
今后这样的情况或将 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降低销售误导带来的退保风 险，保护消费者合理的购买权，意见稿新增规定， 建立人身保险合同犹豫期法律制度，将部分保险 销售实践中有关犹豫期约定的做法，上升为法律 强制规定。
根据意见稿，保险期限超过
1年的人 身保险合同应当约定犹豫期，期限不少于20日。
此外，保险法修改还拟新增治理“理赔难”的 规定，对保险公司违反法定或者合同约定期限不 履行赔付义务的行为设定法律责任。
由于我国保险行业起步较晚，行业内还存在 不少不规范不透明的现象，欺诈纠纷案例较多， 使得保险行业的口碑亟待改进。
这次意见稿从法 律上支持保险消费者维权，进一步突出保险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监管导向，切实保护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栏目主持：吕小羽） 声音 震惊中外的天津“8·12”危 ﹃
化品爆炸事故发生已经两个月 了，对生命的尊重要求我们必 安须深思：喊了多少年的“安全第 一”口号，如何真正落实？灾难警 示人们的不仅是必须查明事故 全“真相”，更重要的是要追问“安 全第一”的目标与口号何以成 真？生产企业的事故说明了它 第真正危害的是城市生活的安全 运行。
因此，以“安全第一”为主 线展开有责任的事故灾难分析 一品评十分有价值。
■ ﹄“安全第一”的缘由再识 金磊 要“安全第一”的由来有多种 说法，但它真正越来越系统化要归于20世纪世界工业化事 落故的结果。
1906年，美国
U.S钢 铁公司由于坚持“产量第
一，质量第
二，安全第三”的生产经营 到方针，从而对安全重视及投入 很不够，导致生产各环节事故 实频发，一再亏损，企业濒临倒 闭。
公司董事会在分析原因，梳理计算各项事故造成的直接与 处间接损失后得出结论：是事故 酿成的灾祸拖垮了企业。
这
一 分析结论恰好体现了事故灾害 学的要点。
1907年，该公司将经营的方针进行了 根本性改变，提出了“安全第
一，质量第
二，生产 第三”的方针，并选择了试点工厂。
结果迎来事故减少，质量稳步提升，产量增长，效益上升的 好局面。
针对“安全第一”的成效，美国
U.S钢铁 公司便全面推广“安全第一”的方针作法。
此经 验很快在美国各地乃至欧美各国得到认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安全第一”方针首 先在煤矿生产行业得到贯彻。
1949年燃料工业 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会议，明确指出“：在职 工中开展安全教育，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这 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安全第一的要求；2002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安全生产法》将 “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国家法规形式 确定下来，迄今的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及 其相关政策都将“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作为中国社会安全发展的战略。
“安全第一”何以伴随着事故高发 据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的统计：近五年共
发生2400例国内外化学品爆炸事故，其中造成一次死亡5人以上事故有37起，占总事故的17.7%，且明显国内事故高于国外。
同时，生产环节占63.3%，储存环节14.8%，运输环节8.1%，设备维护环节13.4%，总之，化学品生产及储备环节事故占到总事故的78.1%，无疑是安全防灾工作的重点。
个案的分析总括的分析要点是： 其
一，企业生产不仅出产品，也生产价值无限的“安全”。
这是当代企业应具备的复合生产模式，它必然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规律，它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生产与安全的同生共存原则，即效益与安全、速度与安全、环境与安全、生活与安全的大系统观。
无论企业还是城市都不要违反这个规律，否则会受到惩罚，违反规律不仅企业无法生存，社会生活也将失去稳定。
其
二，事故的不可逆性。
生产与生活的安全保障不同于其他系统，一旦发生便无法挽回。
正是如此，提醒人们要足够认知到事故酿成直接与间接损失的同时，还造成社会发展的退步。
大量事故灾例说明，人类生存的环境中，工作环境比其他环境风险要高出1~3倍。
它启示我们，安全生产与生活都无法远离风险，在“安全第一”的旗帜下要做到预防为先。
“安全第一”的当代解读 “安全第一”不仅是方针和目标，更是建设事业的方向。
我们从事故灾难中汲取教训，面对事故风险要树立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使命，痛下决心，改变从上至下责任人忽视、监管者麻痹、图省事的弊端或相关“顽疾”。
“安全第一”要有顶层设计。
它主要涉及国家”十三五“规划乃至一系列与城市防灾安全相关的规划策略研究。
为此必须关注：什么致使当前事故高发且人为灾害凸显，是什么酿成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畸形”与安全态失衡；怎样找到治理城市安全的可持续目标，不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何谈预防为主，不坚持“安全第一”的目标，何以实现城市与社会的安全发展；怎样通过城市的结构优化，使城乡建设纳入安定有序、长治久安的小康社会状态。
“安全第一”要以民为本。
深刻研究城市、社会安全运行的管理内涵，把握住运行中的安全问题，既要发现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点，也要发现安全应急管理人员岗位职责不到位的症结，同时要着力提升社会公众危机文化意识薄弱等问题。
核心是提升全社会安全防灾的理念，这涉及发展的目的是为民的人文理念、社会经济可承载力的自然理念、城市应急科学管理的科学理念、防灾安全综合协调的创新理念等，以专业化防灾演练为例要做到有“实靶”、有“实演”，培养全方位职业化队伍。
“安全第一”要做好细功。
我国城市社会安全防灾呈现人为与自然相互关联、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作用、系统与非系统相互叠加等特征，顶层设计的宏观把控重要，但将所有保障落实到最基本的民生，就必须从精细化入手，这是我国安全减灾应急管理的“短板”，这个精细化涉及校园安全、社区安全、企业安全等环节，社区、乡村、城镇、学校、企业等基层都是“第一响应者”，因此无论从资源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可盲从，都要落到实处。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
奢侈品这个词已经紧紧地与国人度假、消费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人口占全球不到20%、人均GDP世界排名80位之后的国家，可以买走全球47%的奢侈品！ 根据学者的分析，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无论从消费的群体特征还是消费行为来看，均有别于其他国家。
发达国家的奢侈品消费群体集中在40岁到70岁的高收入阶层，而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则大多在二三十岁，甚至还包括了相当比例的中低收入的大城市普通白领。
未富先奢背后的行为逻辑究竟是什么？ 奢侈品的符号意义 想要清楚地知道人们疯狂迷恋奢侈品的心理动机，必须先理解什么是奢侈品。
查阅网络不难发现，关于奢侈品的定义大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
例如，“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或者“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
然而，谈及奢侈品的品牌形象、意义则远非如此简单。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长征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重新定义了品牌的象征形象，它包括了“个人形象”“社会形象”“关系形象”和“集体形象”四个维度的概念框架。
其中，个人形象指的是品牌所代表的“个人自我意义”，即个体拥有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和态度等内在特征；社会形象指的是品牌所代表的“社会自我意义”，即个体享有的成就、声望、权力和社 是什么让我们未富先奢 ■本报记者胡珉琦朱虹 会地位等；关系形象指的是品牌所代表的“关系自我意义”，它涉及的是人类生活中所重视的与人际关系有关的亲情、爱情和友谊等；集体形象则指的是品牌所代表的“集体自我意义”，它与群体成员身份有关，涉及特定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特征、规则和标准等。
他认为，当消费者购买和拥有了某个品牌时，实际上也就占用了该品牌的形象，包括它的个人形象和社会形象。
“消费者占用品牌的个人形象，是为了建构和表达自己的个性，建立与他人的区别，从而形成了个性消费。
消费者占用品牌的社会形象，则是为了建构和表达他的身份地位，向他人展示或炫耀自己的成功、权势、声望和财富等，从而形成了地位消费或炫耀性消费。
” 奢侈品是一种象征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朱虹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上所作的《奢侈品消费背后的行为逻辑》的报告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她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解释了奢侈品最主要的功能是象征和区隔。
社会学认为，以物为媒介是人们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与物的关系就是与人的关系。
而一个人的地位越来越依据其所使用的或者消费的物的等级来识别，而越来越少依据其出生、血统、种姓等级和阶级成分来判定。
因此，在朱虹看来，物品和广告系统，作为社会地位的编码，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符号和解释系统，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对人们的地位和身份加以区分和辨认的符号系统。
“让人们迷恋的恰恰是商品的符号价值。
”朱虹直言，这才是奢侈品最重要的属性。
而消费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
符号消费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人们统统沉浸在对符号的凝视中。
进入品牌时代的奢侈品，其符号代表了与之相对应的高社会阶层与地位、优越的生活方式和品位，赋予了消费同一品牌的个人和群体所共同追求的价值与意义。
“它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我买了你买不起的东西，我和你就不是一个社会类别的人。
”朱虹说。
当人们真正理解作为社会分类意义的奢侈品消费所具有的地位标签功能时，就不难解读当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痴迷炫富的集体情结。
高社会地位的追求 伴随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炫耀消费从食品到金银珠宝、希罕器物，一直演化到今天的品牌奢侈品，虽然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隐藏其后的社会动机却始终如
一，“那就是对高社会地位的追求与固守。
”朱虹说。
人类学认为，个体获得更高社会身份，需要通过“过渡仪式”来实现，而符号消费行为正可以作为一种过渡仪式，成为身份转换的一个重要步骤，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一过程获得更一致的自我认同或更符合自己期待的社会认同。
“因此，有着昂贵符号价值的西方奢侈品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当年中国先富阶层建构高社会地位的迫切需求，于是，炫耀财富成为了先富阶层消解地位恐慌获得社会认同最便捷的路径。
” 朱虹表示。
王长征进一步解释，中国消费者不仅倾向于 通过使用奢侈品或品牌商品来沟通或炫耀他们已有的权力、地位和声望，他们还试图通过对财富和成就等的夸耀，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现实的社会地位。
尽管中国人倾向于强调个人的行为应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但他们在特定或相同的社会互动情境中的身份地位却并不被看作固定、不可改变的。
相反，中国人在同辈群体中常常存在着“地位竞争”，而消费的内容和方式往往就成了竞争中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的资源。
“这便产生了一种可能:人们越是普遍地强调身份匹配，个体越是有可能并成功地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对各种地位象征资源的使用来提升，至少维持他们在互动关系中的个人地位。
”王长征说。
对此，朱虹也指出，在炫耀性消费的过程中，人们更容易认清自己要交往的对象，从而建立资源优化的人际圈层，以实现所谓“强强合作”，获得更多的财富与社会资源的需求。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市场才出现了“满大街都是追逐跟他们身份不相匹配的奢华的人”这一独特的消费景观。
不过，朱虹也坦言，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消费心理背后是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心理震荡。
在她看来，只要社会结构转型没有最终完成，人们的社会身份流动还在继续，作为标志身份与地位的奢侈品符号消费依旧会大行其道。
只有当社会结构相对固化以后，炫耀性的奢侈品符号消费才可能被西方式的低调与隐蔽的奢侈生活方式所取代。
e见 从时间维度来看，20世纪前半段只有三位女性入选（居里夫人获颁两次），20世纪后半段增加为7名，进入21世纪以来，加上屠呦呦，则共有8位女性问鼎诺奖。
在中国居于较高学术职位的女性人员凤毛麟角，两院院士中女性所占比例还不到6%。
缺乏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制度安排和支持，意味着在正式职务和社会网络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女科学家们获得的科研资源非常有限。
近年来，由于对女性人力资源重视不够，女性在科技领域中的地位甚至有下降的趋势，急需相关政策的有效改善。
———孟羽《科学诺奖的性别鸿沟》（/blog-337440-929194.html） 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种必须依赖于植物生产的有机物为生的“寄生者”（从目前来看，这种属性不大可能会被科技的进步所改变，因为人造光合作用的成功还遥遥无期），因此，对自然关系（循环）的过度改变或破坏总有一天会殃及自身。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史是一部“蹂躏”与“毁灭”自然的历史，现在我们要将这两个对立面撮合统
一，试图用生态的车轮搭载人类的文明，实现传统文明的真正超越…… ———谢平《生态文明的自然本原》（/blog-1475614-929155.html） 领导们为什么对SCI、高影响因子情有独钟？因为它是一种可视性的量化指标，有了它，科研考核可以变成机械化劳动，不必再劳心费力去进行同行评审，名气足够响亮的外行都可以作为你的评判人，可以对你的工作指手画脚。
我们的很多大奖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曹广福《话说科研评价》（/blog-40247-929053.html） 我不觉得现在的研究基金中面向基础研究的太多了，实际上那些工程性的大项目比比皆是，基础研究的基金与之相比只是零头。
但问题是这些大项目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且研究方向有限，无法涵括和支持存在于广大科研人员头脑中的创新创业想法，无法服务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目标。
———廖新化《建议设立以应用研究和创业为导向的国家基金》 （/blog-320403-929002.html） 中国的大学校园曾经是个激情燃烧 的地方。
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即使 在上世纪80年代，勤奋读书、振兴中华的 口号，也曾激励过数百万学子的爱国之 情。
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而我们的精神面貌却在 不断倒退，从一个有志向、信仰的高尚的 人退化成了只知道寻偶觅食的原始动 物。
每每与朋友谈及此事，不禁感慨：社 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李明阳
《忙着寻偶觅食的大学 校园》 （/blog-814 548-928998.html） 栏目主持：罗萨 论道 人工流产低龄化：青少年性健康危机成常态 ■胡玉坤 少女妊娠和堕胎是全球化时代中一道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难题，中国也不例外。
人工流产低龄化早已不是一个“新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少女未婚先孕问题就已浮出水面。
伴随社会环境的巨变，未婚未育女性人流的数量及其所占比例不断攀升。
不仅如此，流产者还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20岁以下的青少年有增无减，年龄最小的仅有12~13岁。
笔者曾参与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09年组织开展的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22.4%有过性经历，几近1/4。
按年龄组的数据显示，15~19岁青少年中有性交经历的男性占10.9%，20~24岁年龄组达到了42.3%；15~19岁青少年女性占8%，20~24岁的相应比例为34.4%，后者也比前者高出了四倍多。
15岁时发生性交行为的比例为3.2%，到24岁几乎高达六成（占58.4%）。
人工流产手术者低龄化意味着青少年婚前性行为低龄化并引致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的低龄化。
上述调查还揭示，在有性经历的女青年中，首次和最近一次性行为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分别为53.9%和25.4%。
从性行为的不良结局看，有性交经历的15~19岁青少年女性的怀孕比例为17%，低于20~24岁年龄组（22.6%），但她们中多次妊娠的比例（5.9%）却高于20~24年龄组的（4.6%）。
所有妊娠的86%最终诉诸人工流产。
流产低龄化可以说是青少年所面临的一连串性与生殖健康危机的一个侧影和折射。
不管你承认与否，不安全性行为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不仅日益严峻，而且渐趋复杂化。
由于缺乏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正面引导，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危机正在不断加深和放大。
低龄人未采取保护措施或避孕失败而诉诸人工流产，直接原因自然可归咎于她/他 们普遍缺乏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必要知识、技能和权力。
更堪忧虑的是，这些负面效应互为叠加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毋庸说，中国青少年面临的各种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挑战业已常态化了。
第
一，年轻一代的性“待业期”延长。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男女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22和20周岁。
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明显高于法定的最低年龄。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6.7岁,女性为24.9岁。
晚婚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与此同时，随着营养、生活水平及其他条件的改善，青少年的青春期发育提前，他们变得比父母辈早慧早熟。
据200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汉族女生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接近13岁；男生首次遗精为14岁出头，城乡男女孩之间已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如此算来，男女青年的“性待业期”都有约7~8年，而实际的平均年数应该更长，这就难保很多青年人在婚前不发生性行为。
第
二，伴随整个社会性行为规范变得越来越宽松，中国青年的性观念也发生了惊人的戏剧性变化。
“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2万多名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认为男女青年“应保持贞洁，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仅占24.1%和31.5%。
性态度和性观念的转变是性实践的先导。
人口流动、城市化、家庭结构变化与家庭控制松弛、离婚率升高、单亲家庭增多、商业化青年文化的崛起以及通讯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等，无一不对青年人性观念和性实践转变起了直接或间接的催化作用。
第
三，未婚青年性观念的开放、性行为的普遍化与同性健康知识的匮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很多青年人对非意愿妊娠的风险、危害及防范措施浑然不知。
有的青年人把人工流产当避孕措施、把紧急避孕药当常规药来化险为夷。
第
四，青少年生殖保健服务的普及性较差也是加剧人工流产低龄化的推手。
计划生育不仅有助于预防非意愿妊娠，降低人工流产，还有助于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蔓延。
然而，当前生殖健康服务仍以婚后管理为重心，以20~49岁的已婚夫妇尤其是育龄妇女为工作对象，未婚未育的青少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被排斥在外。
第
五，低龄青少年因涉世未深而付出了更高的成长代价。
青春期少男少女的身体迅速发生变化，性心理和情感也随之变化，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处于形成的过程中。
年龄越小，在性事务上越有可能缺乏知识、经验和责任感，无保护的甚至高风险的性行为也就更为普遍。
第
六，青年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她/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大为不同。
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社会闲散青年、职技校学生及留守儿童等社会底层边缘化人群，会面临更大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
例如，农村青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青年，往往初中毕业甚至初中辍学后便迈向社会，绝大多数人又会从农村涌向城市。
一旦脱离了父母的视线、社区的约束和传统乡土文化的“紧箍”，原先固守的性道德规范会荡然无存。
加上灯红酒绿城市生活的冲击，男女打工青年的恋爱和性活动往往具有从众性和盲目性。
未婚流动人口发生非意愿流产的比例要比非流动人口更高。
身处激变的全球化时代，青少年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需要得到特殊保护的脆弱人群。
各种此消彼长的性与生殖健康挑战，也成了一种新常态。
导致和加剧这个少女之“殇”的社会决定因素都打上难以磨灭的时代烙印。
唯有放在更宽宏的时代大框架下加以审视和干预，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三思堂 近日有报道称，我国各大航空公司将普遍实行“付费选座”，国航、海航等公司开始在国内一些航线推广，东航也将步其后尘。
这项服务推出以前，类似机舱第一排、安全通道等抢手位置，曾属于“先到先得”，但以后这些位置将有可能成为交“选座费”乘客的“专座”。
付费选座其实是国际惯例，但在国内一推出就受到了网友的不满和质疑，被戏称为“伸腿费”，甚至有网友指斥航空公司变相涨价。
其实矛盾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能不能收费，而在于消费者在付费的同时是否也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增值服务不仅要有涨价，更要有相应服务的跟进，推出多样化的服务，进行差异化服务，这样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
否则，难免会有变相涨价、乱收费的质疑。
航空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要守住规则和底线，不在服务上精益求精，而是挖空心思增加收入，这显然有悖于现代公共服务理念和市场公平原则。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10月14日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针对这一结论，许多人认为，不能究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因为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推迟，建立在劳动者的劳动环境持续改善、收入水平稳中有涨、健康权休息权享有充分保障的基础之上。
还有专家指出，退休年龄不应该只看多少岁退休，还应该看一生的劳动时间。
据统计，中国职工年均工作时间为2100小时，以女性55岁和男性60岁退休计算，女性一生的实际劳动时间为77700小时，男性为88200小时。
在英国，职工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677小时，以女性60岁和男性65岁退休计算，女性一生的实际劳动时间为70434小时，男性为78819小时。
虽然表面上看中国职工的退休年龄最早，但一生的实际劳动时间却比其他国家长。
因此，在制定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过程中，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国家和民众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找到最佳利益平衡点，才能建成公平均衡的退休制度。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日前发布了《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征求意见 稿）》，拟设“后悔权”，投保人在20天内反悔可全 额退保。
据了解，各种保险销售渠道，都容易出现隐 瞒重要信息的问题，消费者一旦轻信口头承诺， 就会面临不小的经济损失。
今后这样的情况或将 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降低销售误导带来的退保风 险，保护消费者合理的购买权，意见稿新增规定， 建立人身保险合同犹豫期法律制度，将部分保险 销售实践中有关犹豫期约定的做法，上升为法律 强制规定。
根据意见稿，保险期限超过
1年的人 身保险合同应当约定犹豫期，期限不少于20日。
此外，保险法修改还拟新增治理“理赔难”的 规定，对保险公司违反法定或者合同约定期限不 履行赔付义务的行为设定法律责任。
由于我国保险行业起步较晚，行业内还存在 不少不规范不透明的现象，欺诈纠纷案例较多， 使得保险行业的口碑亟待改进。
这次意见稿从法 律上支持保险消费者维权，进一步突出保险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监管导向，切实保护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栏目主持：吕小羽） 声音 震惊中外的天津“8·12”危 ﹃
化品爆炸事故发生已经两个月 了，对生命的尊重要求我们必 安须深思：喊了多少年的“安全第 一”口号，如何真正落实？灾难警 示人们的不仅是必须查明事故 全“真相”，更重要的是要追问“安 全第一”的目标与口号何以成 真？生产企业的事故说明了它 第真正危害的是城市生活的安全 运行。
因此，以“安全第一”为主 线展开有责任的事故灾难分析 一品评十分有价值。
■ ﹄“安全第一”的缘由再识 金磊 要“安全第一”的由来有多种 说法，但它真正越来越系统化要归于20世纪世界工业化事 落故的结果。
1906年，美国
U.S钢 铁公司由于坚持“产量第
一，质量第
二，安全第三”的生产经营 到方针，从而对安全重视及投入 很不够，导致生产各环节事故 实频发，一再亏损，企业濒临倒 闭。
公司董事会在分析原因，梳理计算各项事故造成的直接与 处间接损失后得出结论：是事故 酿成的灾祸拖垮了企业。
这
一 分析结论恰好体现了事故灾害 学的要点。
1907年，该公司将经营的方针进行了 根本性改变，提出了“安全第
一，质量第
二，生产 第三”的方针，并选择了试点工厂。
结果迎来事故减少，质量稳步提升，产量增长，效益上升的 好局面。
针对“安全第一”的成效，美国
U.S钢铁 公司便全面推广“安全第一”的方针作法。
此经 验很快在美国各地乃至欧美各国得到认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安全第一”方针首 先在煤矿生产行业得到贯彻。
1949年燃料工业 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煤矿会议，明确指出“：在职 工中开展安全教育，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这 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安全第一的要求；2002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安全生产法》将 “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国家法规形式 确定下来，迄今的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及 其相关政策都将“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作为中国社会安全发展的战略。
“安全第一”何以伴随着事故高发 据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的统计：近五年共
发生2400例国内外化学品爆炸事故，其中造成一次死亡5人以上事故有37起，占总事故的17.7%，且明显国内事故高于国外。
同时，生产环节占63.3%，储存环节14.8%，运输环节8.1%，设备维护环节13.4%，总之，化学品生产及储备环节事故占到总事故的78.1%，无疑是安全防灾工作的重点。
个案的分析总括的分析要点是： 其
一，企业生产不仅出产品，也生产价值无限的“安全”。
这是当代企业应具备的复合生产模式，它必然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规律，它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生产与安全的同生共存原则，即效益与安全、速度与安全、环境与安全、生活与安全的大系统观。
无论企业还是城市都不要违反这个规律，否则会受到惩罚，违反规律不仅企业无法生存，社会生活也将失去稳定。
其
二，事故的不可逆性。
生产与生活的安全保障不同于其他系统，一旦发生便无法挽回。
正是如此，提醒人们要足够认知到事故酿成直接与间接损失的同时，还造成社会发展的退步。
大量事故灾例说明，人类生存的环境中，工作环境比其他环境风险要高出1~3倍。
它启示我们，安全生产与生活都无法远离风险，在“安全第一”的旗帜下要做到预防为先。
“安全第一”的当代解读 “安全第一”不仅是方针和目标，更是建设事业的方向。
我们从事故灾难中汲取教训，面对事故风险要树立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使命，痛下决心，改变从上至下责任人忽视、监管者麻痹、图省事的弊端或相关“顽疾”。
“安全第一”要有顶层设计。
它主要涉及国家”十三五“规划乃至一系列与城市防灾安全相关的规划策略研究。
为此必须关注：什么致使当前事故高发且人为灾害凸显，是什么酿成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畸形”与安全态失衡；怎样找到治理城市安全的可持续目标，不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何谈预防为主，不坚持“安全第一”的目标，何以实现城市与社会的安全发展；怎样通过城市的结构优化，使城乡建设纳入安定有序、长治久安的小康社会状态。
“安全第一”要以民为本。
深刻研究城市、社会安全运行的管理内涵，把握住运行中的安全问题，既要发现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点，也要发现安全应急管理人员岗位职责不到位的症结，同时要着力提升社会公众危机文化意识薄弱等问题。
核心是提升全社会安全防灾的理念，这涉及发展的目的是为民的人文理念、社会经济可承载力的自然理念、城市应急科学管理的科学理念、防灾安全综合协调的创新理念等，以专业化防灾演练为例要做到有“实靶”、有“实演”，培养全方位职业化队伍。
“安全第一”要做好细功。
我国城市社会安全防灾呈现人为与自然相互关联、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作用、系统与非系统相互叠加等特征，顶层设计的宏观把控重要，但将所有保障落实到最基本的民生，就必须从精细化入手，这是我国安全减灾应急管理的“短板”，这个精细化涉及校园安全、社区安全、企业安全等环节，社区、乡村、城镇、学校、企业等基层都是“第一响应者”，因此无论从资源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可盲从，都要落到实处。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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