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唐钧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海淮海中路６２２弄７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开本８５０× １１６８ １／３２印张６．２５ 插页２ 字数１５５０００１９９８年１月第１版１９９８年１月第１次印刷
印数１４０００ＩＳＢ Ｎ７８０６１８－４２４４／Ｆ·３９４
定价：１２．００元
序
卢汉龙
我和唐钧是１９８９年在山东莱芜相识的。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保障与福利的著名学者朱传一研究员和社会学研究所朱庆芳先生正主持一项关于社会指标的全国重点研究课题。
他们设计了一套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计划在一些地区进行社会发展实践的试验。
各地的积极性都很大，不少省市都愿意作为试验区，山东省的莱芜市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国家民政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撮合下，课题组邀请了一些研究社会指标的专家学者会聚莱芜市，当地的政府对于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迫切的希望利用课题研究的理论成果来指导莱芜的经济与社会建设。
唐钧当时已是在民政部社会工作与社会进步研究所工作。
我则刚完成了上海市科委组织的社会、经济、科技指标体系的研究工作，并在上海开展了关于市民生活质量的社会调查研究。
我们都被邀请参加这次现场研讨活动。
记得当时参加的还有湖南益阳市的同志，他们想必便是后来帮助了唐钧在本书的研究中进行试调查和修正指标。
因此，我们都是在研究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兴趣下相识的。
显然，贫困问题乃是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
唐钧在本书中作了十分扎实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
我有幸以先读本书为快，在庆贺著者成功的同时，很愿意和各位读者分 享这份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唐钧在国家民政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使他对于社会贫困救助 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切的理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变，社会也面临着深刻的现代化转型。
现代社会所面对的贫困救助问题和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困难救助已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范围，需要我们在新的理论框架里来重新加以科学地认识。
唐钧对这一研究课题的选择正是在科学探讨的理论勇气和实际工作中培养起来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下作出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和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区别，那便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绝大部分不是由于经济竞争和经济风险引起的，而是出于自然或个人与家庭特殊的原因。
因此在原计划体制下，人们甚至于违言这是一种经济与社会问题。
解放后的前３０年里，我们的确在消除贫困和减少社会差别方面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数十年计划体制下的低度发展也使我们深刻地领悟到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里保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在邓小平关于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指导下，我国党和政府采取了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发展方式，确立起运用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生产力发展带来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和物质文明水准的极大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但是，市场是具有竞争所引起的明显的缺陷的。
竞争中的失败者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在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社会方面看，这是一种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理应受到社会的关照。
社会必须保证全部的社会财富最终能得到合理与公平的分配，保证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摸索出来的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硬道理。
科学地确定贫困 线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唐钧在本书中详尽地回顾和介绍了国内外有关贫困研究的理论和实际经验，系统地分析了市场菜篮子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和国际贫困标准法等四种分析模型的优缺点，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综合法研究模式。
这个研究的特点是相当虚心地学习世界上市场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与地区的先行经验，但又绝不照搬别国或他人的现成模式。
作者对自行设计的综合法研究模式，也通过在湖南和江苏等地的实证研究来认真地加以修正和确立，在方法的可行性与实用性方面作了很好的示范，使人们对这种综合模式的实际运用价值有了更牢固的信心。
作者的研究更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所必不可少的民主精神。
现代社会里的贫困问题已经不是单纯一个保持生存的数量问题，而是对一定生活素质的满足问题。
简单的衡量客观生活水平的数量指标已不足以用来确定贫困的标准，领导和职能部门个别干部的经验也不能对此来作贸然的决定。
本研究所推荐的综合判定法，其核心要点便是注意通过公众评价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来因地制宜地确定指标类型和权数。
这样产生出来的贫困线指标最能符合实际的情形，它能充分体现着提供公共援助的民意精神。
我相信，如果将这种判定的程序编制成电脑软件，使用时只要将当地的调查数据输入进去，便可得到初步的贫困线标准。
这样简便易行的方法实际工作部门乐于施行，大众也可以接受。
当然，还需要有配套的完整与准确的家计调查数据，用以作为修正最后标准的依据。
这是一种民意调查和政府统计相结合，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对照的研究。
符合了探讨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指标研究的一般原理。
总之，唐钧先生的这一研究不但为我们制定贫困线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同时也为我们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作出可贵的示范。
我一边读着本书一边总是在想，如果我们的每
一 个决策都能体现唐钧探讨贫困线那样的精神，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改革就一定会少走弯路，早日成功。
一九九八年元旦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录 序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和目标
一、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
二、中国现行社会救济制度的缺陷
三、现行测量方法的缺陷和研究的不足
四、研究的目标和意义第二章 研究方法一“、贫困”和“贫困线”的概念化
二、研究方法第三章 文献回顾和探讨
一、文献回顾
二、对确定贫困线方法的归纳和总结第四章 常用方法之一：市场菜篮法
一、市场菜篮法的由来和发展
二、市场菜篮法的优点
三、有关市场菜篮法的争议第五章 常用方法之二：恩格尔系数法
一、恩格尔系数法的由来和发展
二、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
三、有关恩格尔系数法的争议第六章 常用方法之三：生活形态法
一、生活形态法的由来和发展 卢汉龙 １２ ４７１０１２１２ ２３２７２８３１３９４０４２ ４５４９５０ ５３５５５８５９
二、生活形态法的优点
三、有关生活形态法的争议第七章 常用方法之四：国际贫困线标准
一、国际贫困标准的由来和发展
二、国际贫困标准的优点
三、有关国际贫困标准的争议第八章 调查方案：综合法
一、常用方法的评价和比较
二、调查方法的选择综合法
三、调查方案和步骤第九章 试调查和调查方案的修订
一、调查的经过与结果
二、试调查的总结和调查方案的修订第十章 江苏省个案研究
一、调查点的选择和样本的抽取
二、生活形态指标的筛选和生活形态法的调查结果
三、确定“市场菜篮”的菜单和贫困线
四、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整第十一章总结
一、研究过程概述
二、本研究的贡献
三、综合法的局限性
四、本研究的发展潜力参考文献附录
一、关于建立中国城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 研究报告
二、上海市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调查 ６４６５６７ ６８ ７１７３７５ ７５７８８０８４ ８４ ９４９６９６９７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９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８ １１８１４３
三、完善上海市社会救助体系的设想
四、欠发达地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探讨
五、恩格尔系数法须慎用
六、也谈“负所得税制”与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
七、误区在哪里？后记 １５２１６２１７０１７７ １８５ １ ９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 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和目标 在本章中，我们先从宏观的角度俯瞰了在中国激烈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城市居民生活贫困问题，以及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主要是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为此所作出的社会政策方面改革的努力。
但是，由于测量贫困线方法的不当，影响了建立新制度的基础，使出台的改革措施仍然带有明显的缺憾。
接着，我们指出了中国现行确定贫困线的方法的缺陷和研究的不足。
最后，我们提出了本研究的目标和基本思路。
就一个国家而言，贫困的研究和量度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基本国情，也是社会救助乃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慈善事业的基础。
自８０年代以来，关于贫困和贫困线的研究在国际上倍受关注。
在多数欧洲国家中，贫困的研究和测量都发展迅速。
据欧洲共同体估计，在其成员国中，贫困人口大约在４４００万人左右（１９８８年）。
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贫困研究的成果都已经被大量运用到经济工作和社会保障工作中。
法国的社会科学家不但对本国，而且对欧共体的贫困问题研究和进行跨国比较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在美国，贫困研究也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美国的研究证明，美国的贫困范围从８０年代以来急剧扩大，１９８７年估计达３３００万人，或者是占总人口比重的１４％。
澳大利亚的贫困研究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 资金和技术方面近年来正迈向领先地位。
印度也已经以其年度收入和消费调查为基础作出了对贫困状况的估计，并且在地方上和社区里有一支人数不断增加的研究队伍。
早先，前苏联对于贫困问题一直是保持缄默的，直到１９８９年，前总理日泽科夫才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承认：大约有４０００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人均月收入７５卢布以下为贫困线）。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激烈的变革时代，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社会保障及社会救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近年来改革力度的加大更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一是连续三年物价持续攀升；其二是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其三是城镇失业人口增加。
这就使部分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在中国日益突出，城市居民的贫困和贫困线的研究也就成为目前中国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
但是，顺境之中也隐藏着忧患，激烈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迁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少部分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 （一）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不少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时遇到了困难，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使他们难于同市场机制接轨，因而经济效益大大滑坡。
据《１９９６年社会蓝皮书》披露：１９９５年，全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在４５％左右；有７０％以上的企业不同程度地拖欠职工的劳动收 ①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贫困的国际分析》（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ｙ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 人和福利费用；尤其是４万多个停产、半停产企业，涉及的职工已达７００万人，另外，还有２００万下岗人员，这些“双停”企业职工和下岗人员的生活福利费用更是毫无保障。
同时，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增强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不断深入，失业人员也增多，１９９５年，全国失业人员已经达到７００万人，据此计算，城镇失业率达到３． ５％以上，但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只有１４０多万人。
企业不景气也影响了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据调查，有２０％的离退休人员认为自己的收入下降①。
（二）物价上涨使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
据《１９９６年社会蓝皮书》载：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物价连续三年上涨，城市商品零售价格三年涨幅为５８．４％，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三年涨幅为６８．０％。
上述数字意味着，１９９２年居民手中的１００元钱，到１９９５年就只剩下６０元左右了。
同时，在１９９５年，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涨幅在连续两年猛涨的基础上仍居高不下，如食品和服务项目消费分别高达２５％和２１％，而食品类中的粮食、肉禽及其制品和鲜菜竟高达３９％、３１％和２８％。
据调查，由于物价上涨，已使２０％的居民认为自己收入减少，有的省入不敷出的居民家庭的已达４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国家统计局对２万户居民调查的结果表明，“物价上涨过快”是近三年来居民最关注、最迫切希望解决的热点问题。
。
（三）贫富差距拉大。
在地区之间相比较，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要比中、西部地区的高出４０％以上。
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比，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要比国有企业高出１／３，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在城镇居民中进行比较，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如 ①江流、陆学艺等主编《，１９９６年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 以最高收入的２０％居民与最低收入的２０％居民相比较，１９９４年，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３．１倍，１９９５年增长到３． ３倍。
另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计算，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０． ３７７，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１９９５年，人均月收入低于１３０元的城镇贫困人口涉及到３０００万人左右③。
二、中国现行社会救济制度的缺陷 与激烈的经济变革、社会变迁和迫切的社会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虽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但自８０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改革中它仍然丝毫没有被触动。
现行社会救济制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一）救济对象有限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的社会救济对象受“到三无无法定扶 养（人赡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条件的限制，数量极为有限。
１９９４年全国城镇“三无”对象有２０万多人，享受定期定量救济的不足１５万人；加上因其他种种原因接受定期定量救济的社会困难户（大多为有劳动能力或有部分劳动能力而没有就业机会的）１２万多人，共计约２７万人；在３０００多万困难人口中，得到定期定量救济的不到１％，很多应该得到救济的人得不到救济。
（二）救济标准过低中国的救济标准一贯过低，１９８５年，城镇居民的年人均生活 ①江流、陆学艺等主编《，１９９６年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②李强《，贫富差距拉大：五分之一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一半》，北京《，经济改革信息》，１９９５年第１６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 费收入为６８５元，城镇“三无对象”的年人均救济水平为１７１元，救济水平仅占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的２５％。
然而，到了９０年代，上述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到１９９３年，“三无对象”平均救济水平仅仅占城镇居民的年人均生活费收入的２１％，１９９４年又降到１８％；而社会困难户的平均救济水平只占城镇居民的年人均生活费收入的１３％。
（三）救济经费不足救济标准过低的直接原因是救济经费的不足。
据统计，１９９４ 年中国民政部门负责的城镇社会救济工作一共支出救济费共８亿多元（包括城镇社会福利院的开支），虽然比１９８５年增长了３．５倍，但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却一直在下降，１９９３年为０．２７％，与１９８５年比较，减少了０．１２个百分点①。
（四）没有失业救助。
没有与失业保险相衔接的失业救助。
如今虽然在深化企业改 革的文件中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仍然是在没有征求主管部门意见的背景下一笔带过，不具备可操作性。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接着，民政部将这项改革推向全国，要求全国５７０个建制市在非农业人口中建立这项制度。
１９９４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了“对城市社会救济对象逐步实行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进行救济”的改革目标后，形势发展更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内地东部沿海地区又有厦门、青岛、大连、福州、无锡、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①方志勇《，中国城市社会救济的现状及改革思路》，北京《，社会工作研究》１９９５第６期。
②《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③多吉才让《，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工作报告》，北京《，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文件汇编》，民政部办公厅１９９４年编。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 因此，可以说本研究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立项的。
在实际工作方面，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早于本研究已经拉开了帷幕。
但是，这些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建立起来的制度，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个性和特点。
在保障标准的测算上，有的采用市场菜篮法（如厦门），有的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如上海），有的采用收入比例法（如广州），有的则以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来推（算如青岛）。
由于测算方法不
一，加上受到各地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影响，所以，公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差异较大。
大概可以分成３个档次： 第一档次：２００元及以上，如厦（门２２０元）、上（海２１５元）和广州（２００元）； 第二档次：１５０元左右，如福（州１５０元）、大（连１４０元）；第三档次：１２０元及以下，如无（锡１２０元）、青（岛９６元）。
一般来说，各城市都明文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应随物价上涨进行调整。
譬如上海，在制度正式实施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就已经进行了４次比较大的调整：在１９９３年６月制度出台时，标准为月人均１２０元；１９９４年年初，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为１３２元；１９９４年年中，发现物价上涨远远超过原来的估计，又增加了价值为３５元的实物（粮食、食油和糖）补贴，总金额达到１６７元；１９９５年年初，标准再次调整到２００元（１６５元现金加上３５元实物）；但到年中，又发现标准调整的幅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于是将以前领取的救助实物折算为３５元现金照常领取，再增加相当于１５元的粮食或食油，总金额达到２１５元。
分析上述种种现象，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城市目前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实际的基本生活需求之间是否还有相当的距离， ①刘伟能、孙世杰、唐钧、朱勇，《建立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研究报告》，北京《，社会工作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７ 而这个距离存在的原因是由于缺少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测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
于是，表现在实际工作当中，有的城市频繁地对标准进行调整，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最低生活保障线在把握上的游移不定；有的城市，自１９９４年制度实施以来没有进行过调整，现行标准与实际需求之间差距已经拉得相当大；还有一些城市，制度刚刚实施，基层干部和群众就频频反映标准过低，无法保障最起码的生活需求。
综上所述，目前在中国，建立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非常之迫切的社会政策举措。
但是，仅仅建立制度仍然不够，因为贫困线标准过高或过低都仍然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必须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提供一套方法。
三、现行测量方法的缺陷和研究的不足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及改革还存在缺陷，其中之一就是缺乏较为有效的测量方法。
究其原因，是因为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末，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现了平均分配。
据世界银行测算，在改革之前的１９７８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仅仅为０． １６，这个指标之低，在世界上几乎是空前绝后。
。
虽然国外评论认为中国是普遍的贫困，但在国内却无所谓贫富，贫困线自然是无从谈起的了。
７０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农村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村的贫困问题和贫富分化的矛盾突出了，这就导致了中国政府自８０年代初开始的扶贫工作。
既然要扶贫，就要界定一个贫困标准，因此在１９８２年，民政部提出了农村 ①李强《，贫富差距拉大：五分之一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一半》，北京《，经济改革信息》，１９９５年第１６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８ 年收入２００元，城市月收入５０元的贫困线。
实际上，这与许多国家一样犯了个错误，即以救济标准取代了贫困线。
正像维特一威尔逊指出的那样，一些国家以现行社会救助标准来取代贫困线，然后又以此为标准求得贫困面，这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末。
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对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是不足的。
直到８０年代末，才有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问世。
在这个研究中，用的是“以基本需求法为主，博采其他方法（比例测算法、恩格尔系数法、数学模型法）之长”“的综合测算法”，这条思路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据报告介绍，其操作过程中的第一步“主要是综合考虑５％最低收入户的实际消费状况、收入弹性系数、消费效果、消费效益和定量供应标准五大因素逐项确定消费属性、消费数量和消费金额，去掉非生活必需消费，减少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消费，依据功能替代原则，适当增加‘少支出、多受益’的消费”。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主观确定５％的最低收入户是“贫困户”，其所确定的“实际消费状况、收入弹性系数、消费效果、消费效益和定量供应标准五大因素”的“消费属性、消费数量和消费金额”都是这５％的早已定下了的“贫困户”的情况，所以，它并不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贫困和贫困线的真实状况。
从逻辑上说，它也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
如果说，在８０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差距也不是很大，那么这种方法可能还有一定的意义。
但到了９０年代中期，由于经济生活中市场成分的不断增加，情况已经发生了 维特一威尔逊（Ｖｅｉｔ － Ｗｉｌｓｏｎ），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北京，１９８９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９ 根本的变化，主观确定５％或１０％的低收入户为贫困户就与实际情况出入太大了。
遗憾的是，目前为中国的统计部门普遍使用的测量贫困线的方法就是所谓这种“五等分法”或“七等分法”。
通常是将统计部门抽样确定的城市调查户按其收入分为五等分，即“２０％高收入户”、“２０％中等偏上收入户“”、２０％中等收入户“”、２０％中等偏下收入户”和“２０％低收入户”。
也有划分得更细致的，譬如将高收入户再分为“１０％高收入户”和“１０％最高收入户”，将低收入户再分为“１０％低收入户”和“１０％最低收入户”，是为“七等分法”。
另外，还有从“最低收入户”中再分出“５％更低收入户”的①，高收入户则不再分层，这也称为“七等分法”。
若用这种方法来“测定”贫困户，实际上就是将“最低收入户”或“更低收入户”作为贫困户来对待，然后按照他们的收入或消费状况来测算贫困线。
如前所述，这实际上是同义反复。
按照国际惯例，所谓五等分法或七等分法是国际上通常用来比较收入分配的差距的方法，如以最高收入的２０％或１０％的居民与最低收入的２０％或１０％的居民相比较，来说明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这种比较是有说服力的。
但用这种方法来划分贫困线，实际上是无从入手的。
在这五等分或七等分中，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贫困线究竟应该划在何处。
在《贫困的国际分析》一书中，汤森批评“任意或相对任意地选择一个收入的低标准作为贫困标准”的做法时，将“从富裕到贫困的收人分配序列中取最低的１／５或１／１０”的方法作为例子举出②。
因此，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都有 ①《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贫困的国际分析》（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０ 必要对确定贫困线的方法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找到一种能有效地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状态和测定贫困线或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
以下，我们将从对国内国际的有关文献的回顾着手，将国际上常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最后确定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
四、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在阐述了研究的背景之后，本研究的目标也就非常地明显了。
这就是：为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或者说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寻找一种较为有效的确定贫困线，亦即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
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将按照国际上探讨这一类问题的一般思路：从对贫困和贫困线的概念化的探讨入手；继而，讨论国际上常用的确定贫困线的若干种方法，比较它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然后，提出本研究所使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并以实证来说明之；最后讨论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在理论上的贡献和局限性。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而言，本研究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因为本世纪的最后５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攻坚”的非常关键的时刻。
如果说，８０年代的改革主要是破除旧体制，那么，在１９９２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目标以后，经过一年多准备，到１９９４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便以整体推进的态势开始着手建立新体制的努力：在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外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做好了准备工作。
但是，同时，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使上述经济、社会问题的不良后果加剧。
尤其是在整个社会保障体制中起“兜底”作用的社会救助制度的严重缺陷，使一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
所以，在中国，社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１ 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建立一个普遍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帮助这部分已经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摆脱困境，否则，必然会影响改革进程和引起社会动荡。
若本研究获得成功，则可以以比较有效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为３０００万（实际上可能远不止此数）的城市贫困人口带来经济上的实惠，以此为基础编织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可以适当地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这将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并能为在整个经济、社会变革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并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作出贡献。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２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章的目标是为整个研究提出一个研究的整体框架，这个框架分成二部分：第一是概念化，我们先从贫困的概念化入手，继而引出贫困外延“的二分法”及“三分法”。
接着引入贫困线“的三分法”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
第二部分涉及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第一步是文献资料的收集，第二步是提出研究假说和研究架构，第三步再以社会实验来检验和求证。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出了本研究的目标，即研究确定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的方法问题。
贫困线指的是对“贫困”的度量。
在本章中，按照研究这类问题的一般思路，我们在讨论研究方法之前，必须先“从贫困”“和贫困线”的概念化入手。
这“个概念化”的过程能使我们在一个业已界定了的解释架构中来展开讨论，并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具有共同语言，从而便于沟通。
一“、贫困”和“贫困线”的概念化 贫困，本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具备确定性。
它随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要达到本研究的目 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ｓ），伦敦，儿童贫困关注小（组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３ 标，就得先建立一个与贫困和贫困线相关的概念化的框架体系。
具体而言，要研究贫困和贫困线，就要弄“清贫（困Ｐｏｖｅｒｔｙ）”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概念，这包括“：绝对贫（困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ｏｖｅｒｔｙ）”“和相对贫（困Ｒｅｌｅ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以“及贫困（线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等等。
同时，还要从适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查研究的角度考虑，重视概念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从而构筑一个操作性的解释架构，为定量研究提供一个概念体系。
（一）贫困的内涵世界上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去研究贫困问题，如果 从英国的布什和朗特里的早期著作算起，迄今已经有１００年左右的历史了。
在此期间，不计其数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贫困”下了不计其数的定义。
以下摘录的是至今仍然常常被研究者引用的著名的定义： 英国的汤森在他的《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贫困的：“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
英国的奥本海默在《贫困真相》一书中则是这样认为的“：贫困是指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匮乏。
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要少于平均水平。
……首先，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
它悄悄地夺去了人们享有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 ①布什（Ｂｏｏｔｈ）的早期著作有１８８９年出版的《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朗特（里Ｒｏｗｎｔｒｅｅ）的早期著作有１９０１年出版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Ｐｏｖｅｒｔｙ：ａ Ｓｔｕｄｔ ｏｆ Ｔｏｗｎ Ｌｉｆｅ）， 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英国的贫困：关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伦敦，阿伦·莱恩和培根图书公（司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９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４ 休生涯的机会。
”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说“：所谓贫困 问题，是说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
世界银行在以“贫困问题”为主题的《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欧共体委员会《向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中也给贫困下了一个定义“：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 将这“些权威的”“或经典的”定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引自上述各个研究报告和另外一些文献资料中对贫困一词所下的定义： 在童星和林闽钢所著的《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一文中，是这样定义贫困的“：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
” 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 ①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伦敦，儿童贫困关注小（组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年版。
②雷诺（兹Ｒｅｙｎｏｌｄｓ）《，微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
③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④欧共体委员会，《向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转引自阿特金（森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法定贫困线的制定和经济政策（》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福利国家计划论丛》（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１９９３年第９８卷。
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５ 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对贫困的看法比较一致，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所作的贫困界定是：“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 台湾的江亮演在《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一书中，则将贫困界定为：“通常所称的贫困是指生活资源缺乏或无法适应所属的社会环境而言，也就是无法或有困难维持其肉体性或精神性生活的现象。
” 综合以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到，贫困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 （１）贫困是与“落后”或“困难”联系在一起的，这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肉体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
（２）贫困是低于“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水准，而这种“最低”“或最起码”是得到社会公认的。
（３）贫困与“缺乏”有关，其表象是“低收入”，是缺乏“物质和服务”，其实质是缺“乏手段”“和能力”以“及机会”，这又同与社会环境“的不适应”相关。
我们再从上面概括的诸因素中作进一步的抽象，可以看到贫困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 （１）贫困是一种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生活状况；（２）贫困是一种社会上普遍公认的社会评价；（３）贫困是一种由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后果。
（二）贫困的外延 我们对上一节中所述的贫困定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定义者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北京，１９９０年。
②江亮演《，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台北，桂冠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６ 在对贫困作界定时所站的角度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图２１：贫困概念的不同层面 １．从缺乏最起码的资源条件的角度下定义，如汤森和欧共体的定义； ２．从相对社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角度下定义，如奥本海默的定义。
一般认为，根据定义者所站的不同角度，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鲁德斯说，绝对贫困标准想要明确的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的物质条件；相对贫困标准想要明确的是相对中等社会生活水平而言的贫困①。
劳埃德·雷诺兹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的绝对水平。
多少钱，能使一个家庭勉强过着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
”这就是绝对贫困“；年收入相对全国全部家庭的平均数。
”这就是相对贫困②。
英国的彼特·阿尔柯克在《认识贫困》一书中说道：“绝对贫困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定义，它建立在维持生存这个 ①年版。
② 鲁德（斯Ｒｏｄｇｅｒｓ ）《，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雷诺（兹Ｒｅｙｎｏｌｄｓ）《，微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７ 概念的基础上。
维持生存就是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就会遭受绝对贫困，因为他没有足以延续生命的必需品。
” “相对贫困是一种较为主观的标准，……一个相对的贫困定义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较为不贫困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上的，通常这要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
在西方，关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以及孰是孰非的争论已经几乎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其实，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并非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也不存“在哪个对”“或哪个不对”的问题。
这是因为： 一方面，视衡量贫（困绝对贫困）“的生活必需品”为一成不变是不对的。
被看作绝对贫困概念鼻祖的朗特里在对维持生存的必需品进行度量时就“将非必需品”茶也包括在内，在另一次调查中，他还将收音机、报纸和给孩子的礼品和节日礼品的开支包括进去。
。
对此，贝弗里奇也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地确定人们维持生存需要什么是一个判断问题，对这一点的估计会随时间而变化，一般在一个进步的社区中，这种变化是向上发展的。
”因此，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用于确定绝对贫困所依据的“生活必需品”的范围也会有所扩大，这就使它具有了相对的意义。
另一方面，仅仅说相对贫困是相对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也并不全面。
在一个社会中，有可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其社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贝弗里奇（Ｂｅｖｒｉｄｇｅ），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８ 会平均收入亦不过仅能果腹，甚至有可能会低于一般认为的维持生存的需要；同时，在另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很富裕，大家都有汽车代步，但也可能有少数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汽车；在上述这两种社会中，仅仅以相对社会平均收入的方式来衡量贫困，便会产生许多问题。
因此，相对贫困终究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内核，这就使它也有了绝对的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研究者们是怎样来理解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个概念的。
国家统计局的两个课题组对贫困外延的意见还是基本一致：“绝对贫困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生活不得温饱，劳动力再生产难于维持，这样的个（人或家庭）称之为贫困人（口或家庭）“”。
相对贫困是指相比较而言的贫困。
即生活 水平最低的那一部分人（如占人口的５％）为处于相对贫困的人口，有的机构和组织，曾将收入只（及或少于）总体收入的三分之一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人口。
” 在童星和林闽钢的论著中，他们指出：绝对贫困是“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
相对贫困是“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
”同时，他们又将绝对贫困分成生存贫困和生活贫困：“生存贫困即特困，是指最低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生存有困难。
”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北京，１９９０年。
③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９ 江亮演在《社会救助的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对贫困作出了两种划分：其
一，是将贫户分为第一次贫户和第二次贫户“：第一次贫户（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即虽以全部收入也无法获得维持肉体能力的最少限度的必要物质之家庭“”。
第二次贫（户ｓｅｃｏｎｄｒ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即以全部收入只能维持肉体能力的家庭”。
其实，这种划分本来是朗特里的意见。
其
二，将贫穷的人分为贫困者、极贫者和赤贫：贫困（者ｐｏｏｒ）是“指缺乏自己的资力，虽有断断续续的收入或定期性的小额所得，但是却无法过着最基本的独立生活的人。
”极贫（者ｖｅｒｙｐｏｏｒ）是指“无法充分过着一般国民生活水准而独立生活的人，如无固定的所得者。
”赤贫（ｌｏｗｅｓｔ）则是指“最下层的贫困者，什么东西也没有。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贫困既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贫困的概念②。
这就给我们试图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统一到同一个概念框架体系中去提供了一种可能。
但是，在作出上述尝试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再提一下近年来对贫困外延划分的新发展。
１９９３年，汤森在对贫困问题作出深入研究之后，在传统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二分法”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贫困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维持生存“”、基本需求”“和相对遗缺”。
维持生存：确定一个家庭是否陷入贫困是以其收入能否购买仅仅是维持体能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为界线的。
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减去房租就跌到上述界线以下，它就是贫困的。
虽然在制定贫困标准时也会算上衣着、燃料和一些其他的物品，但是津贴是很少的，而食物占了维持生存的最主要的部分。
江亮演《，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台北，桂冠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版。
②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ｓ），伦敦，儿童贫困关注小（组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０ 基本需求：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基本需求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个家庭个人消费的最低要求：足够的食物、栖身之地和衣着，以及某些家具和设备；其次是由社区普遍提供的必不可少的服务：清洁的饮水、卫生的环境、公共交通和保健、教育和文化设施。
基本需求的概念应该被放到国家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中去考虑。
相对遗缺：用相对遗缺的概念作为衡量贫困的尺度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的：相对遗缺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某些条件或环境的一种感受，而这些条件或环境是他们认为应该得到而实际上没有得到的。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用相对遗缺的概念来唤起人们关注不同群体的不同感受，以及感受和现实之间的差异。
它有助于解释人们的不满和表达集体的意见①。
无独有偶，香港的莫泰基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香港贫穷和社会保障》一书中也将贫穷分为绝对性贫穷、基本性贫穷和相对性贫穷三个层次： 绝对性的贫穷：“绝对性”的贫穷概念是指那些生活缺乏维持起码生存所需的最低度物质条件；在该生活状况下，不但衣食住是极度的缺乏，而且有危及生命之虞。
这种生活状态只能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来维持生命。
因此，这层次的物质生活标准不会因时间、文化和社会组织而有很大改变。
生活在这种状况的人大都被认定为必须急切救助“的贫穷者”，……一般人会称这些“为赤贫”。
基本性的贫穷：有一些穷人的生活是不会有饥饿的问题出现的，不会危及生命。
他们的物质条件已能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但在衣食住行方面，常常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生活不稳定。
他们属社会上的最低层；其生活为该社会一般人所认定的‘没有人性尊严’的生活，属悲惨情况，会受到该社会大多数人所同情和愿意协 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贫困的国际分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１ 助施救。
这层次的物质生活标准是会因时间、文化和社会组织而有所变异的，但不一定跟随经济发展，特别是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改变。
相对性的贫穷：相对性的贫穷是与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连接在一起的，特别是该社会的国民收入和工资的水平。
那些贫穷人士可以分享社会的繁荣成果，当国民收入或工资上升时，他们可以从社会保障待遇中得益。
汤森进一步指出人不是单单依靠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更是一个社会性的人。
故此，汤森提出相对性的概念是不会停留于基本需要，而会强调贫穷者的社会参与能力①。
汤森和莫泰基的“三分法”的创见在于，它更为详细地分析了贫困的实际状况，指出介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还有一部分上下浮沉，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贫困者。
于是，干脆把他们也分为一类，这就是汤森所说“的基本需求”和莫泰基说“的基本性的贫困”。
就定量研究、可操作性和在制订政策时的实用性而言，三分法可能更为有用。
这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阐述。
（三）贫困线对贫困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研究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正 题，研究贫困线的概念。
因为贫困定义本身的模糊性，我们是无法给贫困线直接定量的。
所以，一般都是用一个或若干个与贫困高度相关又可观察、可测量和可比较的社会、经济指标来表示贫困的程度。
在世界银行的《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家庭的收入和人均支出是衡量生活水准的合适尺度’，。
根据上述“的三分法”，我们倾向于将绝对贫（困维持生存）、基本贫（困基本需求）和相对贫（困相对遗缺）看成三个程度不同又相 ①莫泰基《，香港贫穷和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②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２ 互衔接的独立概念，亦即将绝对贫困看成是一个内核，贫困的程度或对贫困理解的范围以它为核心向外扩展，第一波是基本贫困，第二波是绝对贫困。
我们说基本贫困时，是将绝对贫困包含在内的；我们说相对贫困时，是将基本贫困以及绝对贫困包含在内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试将贫困的三个层次整合到一个概念框架体系之中了。
如果我们确认了上述概念框架体系有效，那么，我们就不能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只用个人或家庭收入或支出的某一个数额来作为贫困线，而是需要三个不同的个人或家庭收入或支出的数额来作为区分上述的绝对贫困、基本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界线，称为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
对于这三条界线，我们作以下的界定：生存线：基本贫困的下限，是满足最起码的生理需求的最低费用，低于此线则会陷入绝对贫困状态，甚至威胁生命；温饱线：相对贫困的下限，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最低费用，低于此线则会陷入基本贫困状态，仍然不得温饱；发展线：脱离贫困的下限，是达到基本上能自给有余的最低费用，高于此线则有可能获得发展机会，有望脱离贫困。
生存线 温饱线 脱贫线 图２－２：贫困的外延划分及界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３ 还要补充两点：（１）思想观念上的考虑 这种划分将贫困的三种状态看成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连续过程，这说明在当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或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都有上下浮沉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不能把贫困人口看成是静止不变的：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如果突然遭遇社会、经济风险，或者是自己不努力，都有可能跌到贫困线以下；另一方面，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也是可以通过社会的帮助和个人的努力摆脱贫困。
（２）政策策略上的考虑由于在中国，中央政府目前财政能力有限，各级地方政府的财 政能力则差异极大，各地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也很不一致。
制定三条贫困线可以给政府决策提供了可选择的余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能力强的先进地区，可以选择温饱线乃至发展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地方财政能力弱的落后地区，可以选择生存线；若能得到上（级包括中央）财政的支持，则也可以选择温饱线。
总之，不论选择哪条线，都有个说法，决策者可以清楚地知道保到了什么水平。
二、研究方法 在第一章中已经确定了本研究的目标，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也已经对本研究的对象贫困线作出了操作性的界定，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达到本研究的目标的方法和步骤问题。
在展开这些讨论之前，要强调一点：本研究与一般的社会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研究的是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而不是贫困线本身（这个问题是本研究之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这个特点将贯穿本研究的始终。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目标是探讨确定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４ 方法，要达到这个目标，本研究将分成三个步骤、采取三种方法进行： （一）第一步：收集文献资料本研究的第一步是尽可能地搜集和阅读各种国际、国内与确 定贫困线的方法有关的不同文献，这包括：１．与各种方法的产生与发展有关的文献资料；２．与这些方法的运用和实例有关的文献资料；３．对这些方法进行评价的有关文献资料。
收集文献资料的方法：１．查阅国内图书馆和有关研究单位的图书资料室的图书资 料；２．通过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目录的校际网络（ＣＤ－ＲＯＭ）搜 寻并借阅有关文献资料；３．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购买部分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收集得是否周全，甚至可以说关系到研究的成败。
一 般来说，在国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对于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水平较高，因此，其有关文献资料应推为首选。
但在研究时要特别注意国情的差别。
次选者为港台的有关文献资料，因为其可以作为连接国际的先进理论和中国国情的中介，尤其是一些综合性的研究文献，实用价值更高。
如前所述，国内对贫困的研究，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贫困研究起步较晚，水平也相对较低。
但因为是以中国的国情为背景，易于进行比较。
以前人的工作为鉴，更有利于建立本研究的理论架构。
（二）第二步：建立研究架构在广泛阅读和研究各种可能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之后，就要对 文献中提出的各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和比较，其目的是要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说，即要在中国的城市中确定贫困线，哪些方法适用，哪些方法不适用。
比较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５ １．列举国际上各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和比较； ２．对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作进一步的评估，比较它们的长处和短处以决定取舍； ３．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本研究的目标对常用方法作更深入的比较，强调各种方法在确定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线方面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在上述归纳、分析、比较和评价的基础上，选择本研究所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并进一步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构。
图２－３：研究方法和步骤的流程图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６ 根据确定的研究框架，将研究假说所选择的确定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的方法拿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求证。
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在全国采取划一的贫困标准是不适宜的。
但是，是否有可能运用同样的方法来测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的贫困线呢？ 本研究计划以江苏省为个案来作社会实验。
因为江苏省以长江为界可以分成苏南和苏北二大块，这又恰好与江苏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的二大经济区域相一致，苏南地区是举世公认的目前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
一，而苏北地区目前发展仍不尽人意，属于落后地区。
因为研究资金有限，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来选择调查点，根据江苏省实际工作部门的建议，苏南是发达地区，我们选择了常州市为代表；苏北是欠发达地区，我们选择了盐城市为代表。
见表２－１： 表２－１：常州（市苏南）和盐（城苏北）的基本经济情况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１９９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７ 第三章 文献回顾和探讨 在本章中，我们回顾了近１００年来人们为
确定贫困线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因此而留下的学术成果，特别对方法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以后的几章我们就要循着这个思路，去分析确定贫困线的常用方法的优点和缺点，从而找出本研究所要运用的研究方法。
文献的回顾和探讨是本研究的第一步，为此，必须尽可能周全 地搜集国际、国内各种与确定贫困线的方法有关的文献资料，其中 特别是近１０年（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间发表和出版的文献资料。
本研 究收集资料的渠道有三： 其
一，查阅国内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 书馆等）和有关研究单位的图书资料室（中国社科院资料室、民政 部社研所资料室等）收藏的学术刊物和图书； 其
二，通过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目录的校际网（络ＣＤ － ＲＯＭ）搜寻并借阅有关文献资料； 其
三，利用出国访问（如英国、瑞典）的机会购买部分文献资 料。
阅读和探讨这些文献资料对本研究研究框架的建构是举足轻 重的。
在对世界上近百年来定义和度量贫困的种种方法有了较为 清晰的认识之后，本研究的的研究假说和研究框架也就自然而然 地形成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８
一、文献回顾 按照第二章拟定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搜集的文献资料是有所
侧重的，一是以近１０年中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为主，兼及贫困线研究近百年历史中的特别重要的著作；二是以国外用英语撰写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为主，兼及中国和港台的有关文献。
在阅读了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以后，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虽然在国外探讨贫困问题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但专门讨论如何测定贫困线问题的著作却并不多见。
一般来说，这些文献资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阐述某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的论著；另一类是综合介绍各种测定贫困的方法并加以评论的著作。
在近１０年的文献资料中，绝大多数是后者，而且往往是某一本论著中的若干章节。
研究定义和度量贫困方法的发源地是英国，继而推广到西方各国，至今，在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大群学者在继续一个世纪以前由布什和朗特里这两位先驱者开创的事业。
彼特·汤森可以说是其中的泰斗，在最近的１０年中，他是一位高产的著作者，譬如《，度量贫困的社会学方法》（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贫困的国际分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等，都是研究者必读的力作①。
奥本海默，是另一位在研究定义和度量贫困方面有成就的学者，他的著作《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 Ｆａｃｔ）也是值得研究者仔细研读的②。
另外，如阿尔 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度量贫困的社会学方法》（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牛津《，牛津经济论文（》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１９８５年第３７期《。
贫困的国际分析（》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ｓ），伦敦，儿童贫困关注小（组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９ 柯克的《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阿特金森的《我们怎样度量贫困？》》（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沃克的《欧洲国家的资源、福利支出和贫困 》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等等，有心的研究者都应该拜读。
但是，如前所述，上述著作种种大多数仍然只有一章乃至数章与本研究的内容有关。
如果不受上述１０年时间的限制，阐述方法问题的英语著作就很多了。
其中影响最大的固然是一些方法的创始人：布什的《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与生活》（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①和朗特里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Ｐｏｖｅｒ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ｗｎ Ｌｉｆｅ），他们的研究拉开了近百年来建立度量贫困的方法的努力的帷幕。
在这两本书以及他们后来的一些著作中，他们都站在维持生存的绝对贫困立场上，主张为穷人提供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生活必需品。
这种方法在本世纪的前６０年中，经过不断地修正，一直在度量贫困的舞台上占据着主角的位置，在今天，它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１９６９年美国的奥珊斯基（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发表了她那引人注目的著作《如何度量贫困》（Ｈｏｗ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她在著名的恩格尔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度量贫困的新方法。
她证明：可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阿特金森（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我们怎样度量贫困？》（Ｈｏｗ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沃克（Ｗａｌｋｅｒ），《欧洲国家的资源、福利支出和贫困》（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伦敦，海涅曼出版（社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１９８４年版。
④布（什Ｂｏｏｔｈ ）《，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与生活》（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伦敦，威廉姆斯和诺加（特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ｇａｔｅ）出版社，１８８９年版。
朗特（里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贫困：城镇生活研究》（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ｗｎＬｉｆｅ），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０１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０ 以用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平均值来确定贫困水平。
她提出，一个家庭将预算的３０％以上用在食品开支上就是贫困的。
后来，人们仍然将奥珊斯基的方法称“为恩格尔系数法”。
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法仍然是站在绝对贫困的立场上的，可能它比较适合美国政府较为保守的社会福利哲学，所以一直沿用下来，美国学术界对奥珊斯基的方法也给予了高度评价①。
欧洲大陆的潮流与美国不同，从６０年代开始，相对贫困的呼声日高。
这导致了彼得·汤森倡导的以相对遗缺来度量贫困的方法的诞生，其标志是汤森的著作《英国的贫困》（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的问世。
汤森认为，需求和遗缺是相对的，相对遗缺就是一种需求被从日常生活方式中排除出去了，而这是可以被客观地界定和测量的。
于是，汤森通过制定基本生活形态指标的清单来测定贫困，如果清单上的指标在一个家庭中缺失到一定程度，这个家庭就被认为是贫困的②。
近年来，香港和台湾的学者也对测定贫困线的方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香港莫泰基的《香港贫困与社会保障》、台湾林万亿的《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孙健忠的《台湾地区社会救助政策发展之研究》、江亮演的《社会救助的理论与实务》等书中都用一定的篇幅专门阐述了有关这方面的意见。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香港的周永新在８０年代初所写的《富裕 ①奥珊斯（基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如何度量贫困（》Ｈｏｗ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劳动月刊》（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 ）， １９６９年第９２期。
汤森（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英国的贫困：关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伦敦，阿伦·莱恩和培根图书公（司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９年版。
莫泰基《，香港贫困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孙健忠《，台湾地区社会救助政策发展之研究》，台北，时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⑤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江亮演《，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台北，桂冠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１ 城市中的贫困》，在这本书中，专门介绍了他在香港运用生活形态法进行调查的情况，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专门就一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进行阐述的中文著作①。
二、对确定贫困线方法的归纳和总结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近１００年来确定贫困线的各种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为一窥这个丰富多彩的知识宝库的全貌，中国的童星、林闵钢，香港的莫泰基和英国的阿尔柯克的有关著作都是值得一读的。
（一）童星、林闵钢提出的１２种度量贫困的定量方法在童星、林闵钢所著的《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一文中，提出了３类共１２种度量贫困的定量方法，在目前所见的文献资料中，这是叙述得最全面的。
其划分的３大类的根据是荷兰的奥迪·海根纳斯和克拉斯·得沃提出的三种贫困测量的视角，即客观相对贫困标准、客观绝对贫困标准和主观贫困标准：１，客观相对贫困标准的测定。
所谓客观相对贫困是指从事实上看，某些人的生活低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生活水平。
测定的基本途径有两个，即收入定义和商品定义，具体的方法有３种：（１）收入等份定义法。
首先把国民按收入分成几个（通常是５个或１０个）等份，再辅以基尼系数进行差异比较，从而确定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为贫困人口；再根据这个百分比，利用家庭收入调查资料，求出贫困标准。
（２）收入平均数法。
把居民人均收入按不同水平进行统计分组，以全部居民人均 ①周永新，《富裕城市中的贫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１９８２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２ 生活费用除以２或３作为最低生活费标准，再从统计分组中得出与之对应的贫困率。
（３）商品相对不足法。
它的根据是，一个缺乏普通必需品的家庭必然是贫困的，因此先选定某个标准的消费模式作为社会普遍状况的代表，再与它相比，一个家庭缺少的东西越多，不足的程度就越大，也就越贫困。
２．客观绝对贫困标准的测定。
所谓客观绝对贫困是指从事实上看，某些人的生活水平低于一个确定的最小值。
测定的基本途径有两个，即确定贫困线和编制贫困指数，具体方法有７种：（１）热量支出法。
以每人每日所需摄入的热量为基准，按人均生活费用分组，算出各组的热量摄入量，再找出摄入热量最接近基准热量的组，该组的人均生活费用即为贫困线的标准。
（２）基本需求法。
根据一个人的食品、衣着“等基本需求”的最小值，比照市场价格，计算出这些必需品的最低费用，即定为贫困线。
（３）恩格尔系数法。
恩格尔系数是家庭食品支出与总收入的比值，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
因此即可以把恩格尔系数的某个值（现在国际上一般确定为６０％）直接定为贫困线；也可以依据恩格尔系数间接地用收入金额来表达贫困线。
后者的具体办法是：按营养学知识确定一个最低饮食标准及其相应的饮食费用，然后用它除以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如上述的６０％），其商就是贫困线标准。
（４）超必需品剔除法。
根据住户消费调查资料，从住户全部消费支出中逐一剔除那些“超必需品”，将剩余部分作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即贫困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３ （５）总支出与总收入之比法。
这种方法认为入不敷出的人就是贫困者，因而把贫困定义为 总支出与总收入之比大于１。
（６）编制贫困指数法。
以生活质量为度量标准，根据居民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来 确定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即贫困线，具体的方法是选取几个同收入高度有关的问题，向居民作问卷调查，给每个询问项目打分，以确定最低生活费用标准。
（７）数学模型法。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经济计量分析模型与营养摄入量分析模型。
经济计量分析模型是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ＬＳＥ），建立人均生活费收入与食品、衣着、高档耐用消费品、其他各种物品、燃料、服务费、福利费７大类支出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直接给出了维持基本需求的支出和超过基本需求的支出两大部分，从而来确定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即贫困线。
收入与营养摄入分析模型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的工作能力和状况同营养的摄入数量和结构密切相关，而工作能力和状况又和收入有联系，因此收入同营养的摄入数量和结构也有联系；如果能恰当地确定营养必需量，就可以确定必须的最低收入，也就可以确定相应的贫困线。
该模型就着力于描述收入同营养摄入数量和结构之间的联系。
３．主观贫困标准的测定。
见于构造客观贫困标准的困难，７０年代以后理论界开始了“自我感觉生活需要不足”的贫困测量。
常用的具体方法有两种：（１）主观最小收入定义法。
通过社会调查，询问各家庭认为其收“入足够”“和不足”的数量，对这两种数量作几何平均，就可以得到我们认“为正好”的主观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４ 最小收入水平，如果他们的实际收入低于这个水平即被认为处于贫困。
（２）主观最小消费定义法。
通过调查，询问人们什么是他们的基本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 求需要多“少收入”，然后将其同他们的实际收入相比较，判断出他们是否属于贫困①。
（二）阿尔柯克提出的三种度量贫困的方法在英国的彼特·阿尔柯克所著的《认识贫困》一书中提出了
三 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１．标准预算（法Ｂｕｄｇｅ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标准预算法建立在试图确定一张生活必需品清单的基础上， 是否缺少这些必需品就被用来当做贫困的界线。
早期的标准预算法的基本理念是每周采购一篮子商品，它是朗特里在约克郡进行调查时提出的。
在营养学家的帮助下，他们提出了一份一周饮食的菜单，但这个生活标准未免过于简朴，曾经引起了码头工人的抗议。
后来美国的瓦茨委员会提出，不用有前提的专家判断为基础，而用全社会的现实的消费模型来决定标准预算，他们根据消费模型，制定了三个消费的不同标准，即处于中间层次的“普通家庭标准”、低于它５０％“的社会最低标准”和高于它５０％“的社会富裕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没有“在必需品”的定义问题上取得进展，也未能在属于正常消费的“非必需品”的取舍问题上取得进展。
２．收入替代（法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ｘ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在人们试图将货筐方式或消费模型建立在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向用收入水平替代标准预算或消费模型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因为这就是收入替代法的基本理念。
１９世纪末，德 ①童星、林闵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５ 国的恩格尔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消费模型，她发现收入较低的家庭在生活必需品上花的钱占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更大，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花在必需品上的收入比例下降，而更多地去购买非必需品。
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曲线”。
美国的奥珊斯基论证，专用于必需品消费的平均数可用于确定贫困水平。
她提出，一个家庭的食品开支要占到其收入的３０％以上，这个家庭就是贫困的。
当然，这个比例不一定非是３０％或者需要度量的不仅是食品的开支，例如加拿大的贫困标准就是用于衣食住的开支的比例是６２％。
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有其武断的地方，因为这个收入替代点不能自己从恩格尔曲线上表现出来。
３．剥夺指标（法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剥夺指标法是汤森在６０年代关于英国贫困问题的著作中提出来的，这种方法的理念基础是需求的满足和不足是相对应的。
这种被排除在日常生活方式之外的相对需求是可以客观地确定和度量的。
因此他制定了与收入高度相关的生活标准基本指标的清单，然后进行问卷调查，让人们回“答是”“与不是”，清单上的指标的遗缺就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证据。
以上述指标给不同的家庭的需求不足评分，并概括为各种收入类型的家庭的典型评价，然后与这些家庭的收入相比较，来求出贫困线。
但是，批评者则指出，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是以对家庭的消费调查中揭示的行为模式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它所指定的生活必需品仍然根据专家的判断而定①。
（三）莫泰基提出的常用的４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莫泰基在《香港贫穷和社会保障》一书中也提出了４种最常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６ １．市场菜篮（式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Ｂａｓｋｅｔ Ｍｅｔｈｏｄ）“市场菜篮式”的主要理念是制订出一系列的必需品和服务，作为受益人每月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从而计算出在市场购买这些必需品所要支付的金额。
事实上，在早期的公援制度发展当中，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而且特别是由营养学家来计算所需的起码食物品种。
２．生活形态（式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生活形态式的主要理念是以社会大多数人的观念来确立哪些生活形态是属于贫穷的，再以调查方式找出哪些人是符合这些生活形态，然后找出这些个人或家庭的收入界限，便以此作为该地区的贫穷线了。
３．食费对比（式又“称恩格尔系数法”，Ｅｎｇｌｅ’ｓ Ｒａｔｉｏ Ｍｅｔｈｏｄ）食费对比式的计算法是采用“恩格尔系数”来作为基础的。
恩格尔系数法是以实物费支出作为整体生活消费额的百分比；如某人每月总消费是１０００元，而食物支出是４００元，那么该人的恩格尔系数是４０％。
食物对比式是先计算出现时公援受益人的食物支出，然后把它代人中下层的恩格尔系数的分子来计算出下一年度的公援基本金额。
４．国际贫穷标准（线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国际贫穷标准线基本上是以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的一半作为该地区的贫穷线，并以此订为公援金额的标准。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ＯＣＥＤ），曾于１９７６年调查该会员国，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公援标准相约于个人中位收入的２／３，于是提出以此为贫穷线的起点，推论出２人夫妇的公援金额应以个人中位收入为标准，以便各国进行相互比较。
国际标准的精神，基本上认为单身公援人士应超过个人中位工资的一半，而２人公援家庭应为个人中位工资金额，或２人家庭中位月入的一半；而３人公援家庭则为３人家庭中位月人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７ 的一半，依此类推①。
（四）归纳与比较如果说童星、林闽钢和莫泰基对度量贫困的方法的阐述都是 只在一个平面上，那么彼特·阿尔柯克阐述就显得立体化，较为有历史的纵深感。
后者在对度量贫困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指出了每一种方法的不足之处，他还提出，在现代，为了弥补上述种种定量方法的不足之处，一条可行的途径是更多地让社区居民参与制定贫困线的工作。
在调查研究的开始阶段，应该多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参考他们的意见来设计调查方案。
在调查过程中，可以用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调查的方式，有代表性地反映和综合社区居民的意见。
在调查研究的总结阶段，再拿出调查统计的结果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倾听他们的选择。
总之，没有专家的意见不行，但是光靠专家来作判断也会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要增加确定贫困线的整个过程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我们再将三篇著作进行比较，除了不同之处又可以找到共同点。
童星、林闽钢对定量方法的叙述比“较单一”，而莫泰基和阿尔柯克的叙述则比“较综合”。
莫泰基“的市场菜篮式”与彼特·阿尔柯克“的标准预算法”其实大同小异。
它们可能涉及童星、林闽钢所说的热量支出法和基本需求法；在确定必需的热量、营养和基本需求时，又可能会用超必需品剔除法；同时，也可能会用主观最小消费定义法来作验证，从而最后确定一张适用“的菜单”。
如果将根据菜单得到的相应的数据做成数学模型，那么又会用到数学模型法。
莫泰基“的生活形态式”和彼特·阿尔柯克“的剥夺指标法”又何其相似乃尔。
它们可能涉及童星、林闽钢所说的商品相对不足法，但在调查过程中也可能会用到超必需品剔除法、编制贫困指标法和主观最小收入定义法。
①莫泰基，《香港贫困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８ 莫泰基的“食费对比法”和彼特·阿尔柯克的“收入替代法”基本上是一回事。
它们当然主要用童星、林闽钢所说的恩格尔系数法。
但在确定“食费”时，无疑要用热量支出法和基本需求法。
它也可以做成数学模型，那么也会用数学模型法。
莫泰基的“国际贫穷标准线”用的是童星、林闽钢所说的收入等分定义法和收入平均数法。
表３－１：确定贫困线的方法的归纳 就操作性而言，莫泰基和彼特·阿尔柯克的综合方法比较实用。
但是，我们对此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个工作我们将在第四到第九章中进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９ 第四章 常用方法之一：市场菜篮法 在本章中，我们回忆了市场菜篮法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它的优点和不足。
其优点是（：１）直观明了，通俗易懂，便于公众参与（；２）保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３）可用以比较。
其不足之处在于：（１）由专家来决定菜篮子的内容是不妥的；（２）虽然市场菜篮法标“榜纯客观”，但事实并非如此；（３）菜篮子的分量容易偏低，流于不足；（４）限制受助者的生活方式。
市场菜篮法又“称标准预算法”，它可以算是最古老、最传统的确定贫困线的办法，并且以它“的绝对主义”而著名。
市场菜篮法首先要求确定一张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内容包括维持为社会所公认的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的必需品的种类和数量，然后根据市场价格来计算拥有这些生活必需品需要多少现金，以此确定的现金金额就是贫困线①，亦即最低生活保障线。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反贫困的目标，我们应该往这个菜篮子里装些什么才是最合适的？还有，谁来决定往这个菜蓝子里装什么？为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种最古老、最传统的方法的由来和发展历程。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０
一、市场菜篮法的由来和发展 “标准预算法通常建立在（每周）采购一篮子商品的概念的基础上。
这个主意是朗特里在对约克郡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创造出来的。
”“先算出维持基本生理功能所需要的营养量，然后将这些营养量转换为食物及数量，再根据其市价算出相等的金额”，即为贫困线。
英国朗特里（Ｒｏｗｎｔｒｅｅ）在约克郡的贫困问题研究开始于１９０１年，所以这只“菜篮子”的产生与发展与本世纪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
在约克郡调查中，朗特里与他的助手以美国营养学家爱德华（Ａｔｗａｔｅｒ）的建议为基础列出了一份关于一周饮食的冗长而又繁 琐的清单。
在１９５０年的版本中它包括：大米 １０盎司 ５．５便士；芜菁甘蓝 ６ 磅 １ 英 镑３便士；鸡蛋 １个 ３．５便士；茶 ０．５磅 １英镑８便士。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恐怕是一个简朴得有点严酷的生活标准。
将“菜篮子”的内容定得如此匮乏实在没有必要。
阿尔柯克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菲济等人发表在１９７７年的一篇关于界定和度量贫困的评论：“显而易见，存在着一种所有的绝对贫困定义都在致力于提高最低标准以求生活水平的改善。
”朗特里在最初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孙健忠，《台湾地区社会救助政策发展之研究》，台北，时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③朗特里（Ｌｏｗｎｔｒｅｅ），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菲吉亨（Ｆｉｅｇｅｈｅｎ）等，《英国的贫困与进步：１９５３－１９７３》，（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１９５３７３），剑桥，《剑桥学报》（ＣａｍｂｒｉｇｅＵＰ）。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１ 的菜篮子中就将“非生活必需品”茶也包括在内，尽管它并没有多大的营养价值；后来在１９３６年的一次调查中，他还将收音机、报纸以及给孩子的礼品和节日礼品也包括进去。
这实际上承认，绝对贫困标准并不等于“避免饿死”，同时，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５。
正像世界银行的《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以消费为基础的贫困线可以设想包含两个主要部分：购买最低标准的营养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必要支出，以及各国间的不尽相同的反映参与社会日常生活的费用的另一部分支出。
第一部分是比较明确的。
有关最低标准的、适合需要的卡路里摄入量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只要看构成穷人食谱的食品价格，就能确定其费用。
第二部分则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在有些国家，室内自来水管是‘奢侈品’，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是：‘必需品’”。
其实，对于上述第二部分，亚当·斯密早就说过“：至于生活必需品，我认识到不仅仅是对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日用品，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可能会对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即使他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提出要求，没有某种东西就是粗鄙的。
例如，一件亚麻布衬衣严格说来并非生活必需品，……但在目前……在一个光荣的日子里，工人没有亚麻布衬衣就会羞于在公共场合露面。
”③ 实际上，市场菜篮法发展到今天，已经远非朗特里时代的“吝啬鬼”的形象了。
在现代社会中，除了考虑营养的摄取，除了考虑食物、住房和衣着之外，医疗保健、儿童保育、交通通讯、社区参与、教 ①菲吉亨（Ｆｉｅｇｅｈｅｎ）等，《英国的贫困与进步：１９５３－１９７３年》，（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１９５３１９７３年），剑桥，《剑桥学报》（ＣａｍｂｒｉｇｅＵＰ）。
②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 ），《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２ 育机会、文化娱乐、个人嗜好等等消费都会被考虑在内。
譬如日本计算贫困标准时所用的列举最低生活费用的方式就 考虑到“，必须重新计量家庭支（出家具、水电、煤气与房租等），以及特别加（给如伤病、妊娠、残障、老年、公害、教育、子女等）。
又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社会规划局采用专家及市民代表组成的评委小组来计算公援受助人的１２种基本需要，包括食物、资讯、衣物、个人护理、各种社会服务、医药牙诊、住屋、家具、耐用品、燃料、维修及康乐等。
二、市场菜篮法的优点 本世纪６０年代，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使相对贫困的得到青睐，以绝对主义而闻名的市场菜篮法不断受到质疑。
然而，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较可行的贫困测量方法”它的优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市场菜篮法直观明了，通俗易懂，而且可以罗列得很详尽细致。
因而也便于公众参与意见。
香港的民间组织香港社区协会提出的“单身人士公共援助基本金额建议”是用市场菜篮法计算公共援助标准的典型，它罗列的各项生活必需品基本上可以算是应有尽有了，观之我们可以体会到市场菜篮法的这个优点。
表４—１：单身人士公共援助基本金额建议（１９９２年） １．每天个人食品开支（参考高龄饮食指南） ①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３ ２．每月个人杂用开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４ ３．每年个人衣物家用 总计（每月） １８９１元资料来源：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二）保证受援者的最起码的需要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在专家学者那里，或者是在公众之 中，也不管会有多大的争论，在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方面还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譬如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最低需求，都比较容易认定。
英国的约瑟和萨姆逊指出：“绝对的贫困标准意味着它是通过了解穷人的需要来确定的，……如果一个家庭已经揭不开锅，那么它就是贫困的。
” （三）市场菜篮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家庭消费的一般数学模型，并且可以用于各类比较 瓦茨（Ｗａｔｔｓ）指出：标准预算法至少还有下列四种用途：１．提供一个既定家庭形态的生活水准常模； ①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和萨姆逊（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平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５ ２．可被用来比较不同家庭形态的生活水准；３．可被用来比较不同时间的生活水准；４．可被用来比较不同区域的生活水准①。
三、有关市场菜篮法的争议 在市场菜篮法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争议。
最主要的有４点： （一）由谁来决定往菜篮子里装什么？关于市场菜篮法争议最多的是围绕着究竟谁来决定哪些是和哪些不是“生活必需品”展开的。
一般认为，由专家来确定“菜篮子”的内容的传统方法包含了随意地强加于人的因素，因为由那些很可能缺乏下层社会生活体验的人作出的判断，常常令人绝望地脱离实际。
当与现实中人们的消费相对照时，就像朗特里的助手们后来发现的那样，在实践时寸步难行。
如果“菜篮子”的内容由全社会来决定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合理些。
美国的瓦茨委员会的办法是，不以专家的有前提的判断为基础，而是以根据现实的消费模式得出的统计数据来制定不同的消费标准。
他们制定出一种处于中间水平的“普通家庭标准”，另外还有低于前者５０％的“社会最低标准”和高于前者５０％的“社会富裕标准”马（克Ｍａｃｋ）和兰斯利（Ｌａｎｓｌｅｙ）尝试通过获得对贫困界定的“社会共识”来确定“菜篮子”的内容。
于是选择了３５个与个人消费相关的项目让被调查者回答：哪些项目是所有的成年人缺一不可 ①瓦茨（Ｗａｔｔｓ），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６ 都应该得到的？哪些项目是有需求但不是不可或缺的？结果，有１４个项目被认为是必要的，马克和兰斯利据此而认定在１４项指标中缺少任何３项及以上（马克和兰斯利称之为“遗缺指标”）即为贫困。
对马克和兰斯利的方法，许多学者还是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皮厄乔德指出：第
一，为什么缺乏３项及以上才算是贫困？第
二，有些人缺乏必需的，但不缺乏非必需的。
譬如抽烟，只有１４％的人认为两天一包香烟是必需的，但却有４２％的人（包括一些穷人）认为自己能够两天享有一包香烟。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穷人一定不能享有非必需项目吗？或者说，穷人在没有满足对必需的项目的需求之前，一定不能享有非必需的项目吗？第
三，这些项目很难转换为消费、预算或收入，还是需要专家来进行计量。
② 然而，虽然这种寻求社会共识的方法有其不足之处，但正如马克和兰斯利指出的：“立足于对生活必需品的构成的普遍的社会共识，将为我们提供一种视社会为一个整体的参考意见。
”他们的这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沃尔克则进一步指出：综合的标准预算法和社会共识法是可以共存的。
也就是布拉德肖等人主张的“标准预算法的民主化”。
也就是，通过公众讨论来确定一套预算指标，以取代传统的单纯由专家来作出判断的预算指标。
③ （二）市场菜篮法虽然“是绝对主义”的，但它不可“能纯客观”，不可能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 ①马克和兰斯（利Ｍａｃｋ ａｎｄ Ｌａｎｓｌｅｙ ）《，贫困的英国》（ Ｐｏｏ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皮厄乔（德Ｐｉａｃｈａｕｄ ）《，贫困的界定和度量中的难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ｋ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１９９４年版。
③皮厄乔德（ Ｐｉａｃｈａｕｄ ），《贫困的界定和度量中的难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ｋ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７ 林万亿指出“：不可否认地，为了测量贫穷，预算标准法在追寻一个可以测量的绝对指标，这个指标的尺度与涵盖的项目一定会被价值判断所影响”。
正因为如此“，菜篮子”中应该纳入哪些项目是一直有争议的。
即使“在最容易取得一致”的项目上，譬如食品、衣着、住房、日常杂用等等方面，也会在每一项目包含的质和量上争论不休，譬如，什么是适当的饮食标准？一个人冬天穿几件什么样的衣服才算是足以御寒了？等等。
此外，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项目，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纳“入菜篮子”的项目。
譬如社会参与、个人嗜好应该不应该纳入？如果认为应该纳入，又会引出新的问题，什么是社会参与？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或出外旅游算不算？什么是个人嗜好？抽烟、喝酒、喝茶、或集邮、收藏、养宠物算不算？这里每一个问题又会引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到后来竟近似“于抬杠”，但又不能说反对意见没有道理。
所以它虽然便于公众参与讨论，但几乎每一次这样的讨论总是很难得出一致的意见。
最后，不得不由专家来作出最后的决定②。
（三）标准容易偏低因为最后选择纳入“菜篮子”的总是最容易取得一致的项目， 而有争议的项目往往会被搁置起来，所以，用市场菜篮法制定贫困线标准容易偏低。
这个毛病从最初的朗特里时代就存在，英国码头工人工会领袖贝文在一次对码头工人最低收入标准的调查会上，根据用市场菜篮法确定的标准，出外买了一些指定的食品：熏肉、鱼和面包，把它们送给在场的专家们，并问他们这是否足以满足一个不得不成天扛沉重的粮食袋子的工人的需要。
①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８ １９７９年，莱恩（斯Ｌｙｎｅｓ）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的儿童维生预算标准简直是“吝啬到不人道的地步” 莫泰基也对上述香港社区协会的“单身人士公共援助基本金额建议”提出了商榷，他指出在交通费、医疗费、文娱费等方面仍是不足的，根据他的计算还应补充１７０元，总数应达２０６１元。
他还指出“，这样计算是否合理，当然也是见仁见智” 对于用于市场菜篮法测定的贫困标准往往偏低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有针对性地采取补救措施可以改善市场菜篮法这方面的不足。
雷（恩Ｒｅｉｎ）建议，将年龄、性别等因素纳入决“定菜篮子”内容的测量，以及以实际的市场价格来衡量预算需求，可以基本上解决标准偏低的问题。
③ （四）限制受助者的生活方式市场菜篮法这种严格的清单式的计算，限制了受助者的生活 方式，使他们的自由选择极少，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是不公平的。
④ ①莱恩（斯Ｌｙｎｅｓ ）《，儿童福利支出》（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②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③雷（恩Ｒｅｉｎ）《，贫困的界定和度量中的难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９ 第五章 常用方法之二：恩格尔系数法 本章回顾了恩格尔系数法的产生和发展，也分析了它的优缺点。
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是：（１）简便易行，便于操作（；２）可以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挂上钩。
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１）固定的标准不可取（；２）所得的标准常常偏低（；３）仍有一定的随意性；（４）要依赖社会消费指数的调查。
恩格尔系数法（Ｅｎｇｌｅ＇ｓ Ｒａｔｉｏ Ｍｅｔｈｏｄ）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
据童星、林闽钢介绍“：恩格尔系数是家庭食品支出与总收入的比值，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
” 莫泰基则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念是：由于食物消费是基本的，不会随收入的增加或消费的增加而提高的；故此，当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或消费额提高时，他或他们的食物支出占总消费的百分比会相对地减少的。
因而，可以引用食物支出占总消费的百分比（即恩格尔系数）来断定某人的生活质素；当恩格尔系数愈高，其生活质素愈差，而当其系数愈低，其生活质素则愈高。
”① ①童星、林闵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②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０ 上述两段引文对恩格尔系数的叙述显然是有出入的：童文说“是食品开支与总收入的比值”，而莫文却说“是食物开支占总消费的百分比”。
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常用，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却不一致，更有甚者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因此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首先追根溯源一番。
一、恩格尔系数法的由来和发展 恩格尔系数法，莫泰基称之为“食费对比法”；在阿尔柯克的著作中，它“是收入替代（法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ｘ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中最主要的一种。
生活必需品所占的比例 收入 图５－１：恩格尔曲线 据阿尔柯克介绍：１９世纪末，德国的研究者恩格尔在比较了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消费模式后，得出一个结论，她发现收入较 低的家庭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钱占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更大。
随着 收入的增加，人们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钱占收入的比例下降，而更 多地去购买非必需品。
在研究中，恩格尔绘出的表示生活必需品开 支
占收入的比例的曲线，就是著名的“恩格尔曲线（Ｅｎｇｌｅ ｃｕｒｖｅ）”。
恩格尔发现的生活必需品开支与收入的增长成反比这
一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１ 著名的论断，称“为恩格尔定律（”Ｅｎｇｌｅ＇ｓｌａｗ）正式运用恩格尔定律测量贫困线，则是美国学者奥珊斯基 （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的研究成果。
１９６４年，为响应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的号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贫困标准：４口之家年收入３０００美元以下、单身成年人年收入１５００美元以下即是贫困。
这个标准试图以保证家庭成员基本的、足够的饮食消费来估计他们的最低收入需要。
奥珊斯基的研究为这个贫困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
奥珊斯基论证，生活必需品开支的社会平均水平可以用于确定贫困水平。
她在研究了美国家庭的食物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后，绘出了一“条恩格尔曲线”，并且声称她在这条曲线上发现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以下的部分就是贫困的。
经计算后她提出，一个家庭将预算的３０％以上用在食品开支上就是贫困的。
１９６５年，奥珊斯基又对自己度量贫困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据林万亿介绍，她的研究分三个步骤：１．她以农业部提出的“经济食物计划”为根据，计算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个人每周所需要的食品消费的预算；２．计算不同的家庭构成（包括年龄和性别）与不同的家庭规模所需的食品消费的预算；３．计算食品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
最后，她提出了一个更精确、更有鉴别力的贫困标准。
即３口或３口以上的家庭的食品消费占其总收入的３３％及以上的，或者２口之家占２７％及以上的，即为贫困户。
根据奥珊斯基的计算结果，美国社会保障署制定出各种不同规模和不同构成的家庭的贫困标准，其基本标准为４口之家（非农业家庭）３２２３美元，同时根据城市和农村的居住条件再进行调整。
按照这个标准，１９６５年美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２ 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１７％，达３３２０万人①。
从此，奥珊斯基的方法广为流传。
但仍被人们称为“恩格尔系 数法”。
现在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６０％或５０％来作为判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庭是否贫困的标准②。
１９８７年，布拉德肖等人经研究后提出，恩格尔曲线不是一条简单的曲线，而是一条更长的“Ｓ”形曲线。
它描绘出消费模式更为复杂的变化。
如图５－２中箭头所指，恩格尔曲线的弯曲点表现的是边际倾向，是表示消费的加速或减速的“转折点”。
在第一点以上，收入的增加造就了更强的消费能力，人们用于购买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增多，而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比例锐降。
到了第二点，情况 转折点 生活必需品所占的比例 收入 图５ －２：恩格尔曲线的转折点发生变化，各种新的消费能力已经耗尽，商品交易趋于定型。
这一点上的变化给出了一个标准，一种较为定型的消费选择取代了消 ①奥珊斯基（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如何度量贫困》（Ｈｏｗ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鲁德（斯Ｒｏｄｇｅｒｓ）《，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②虽然这种说法广为流传，但笔者至今未能找到其出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３ 费需求，这就是贫困标准的所在。
布拉德肖等人主张应该为大多数类型的家庭找到一个以食品、衣着和燃料为基础的最低消费点。
美国学术界对奥珊斯基用以确定贫困线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在２０多年以后，哈夫曼（Ｈａｖｅｍａｎ）在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的评估中说“：采用‘奥珊斯基线’作为法定贫困线提供了一个政策研究与代表了政治妥协的确定数量相结合的成效的重要例子”。
二、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 童星、林闽刚指出：运用恩格尔系数法确定贫困线方法有二：“可以把恩格尔系数的某个值（现在国际上一般确定为６０％）直接定位贫困线；也可以依据恩格尔系数间接地用收入金额来表达贫困线。
后者的具体办法是：按营养学知识确定一个最低饮食标准及其相应的饮食费用，然后用它除以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如上述的６０％），其商就是贫困线标准。
” 如果说，贫困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是已知的，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一）简便易行，便于操作恩格尔系数法简便易行，便于操作。
确定一个“保证家庭成员 基本的、足够的饮食消费”的开支金额，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可以求得贫困线。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②阿特金森（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法定贫困线的制定和经济政策》（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伦敦，斯蒂克（罗Ｓｔｉｃｅｒｏ）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③童星、林闵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４ （二）可以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挂钩恩格尔系数法可以“使公援人士的生活质素客观地与一般市 民生活水平拉上关系，并可逐步改善公援人士生活质素”。
在这里，介绍一下香港和美国的做法。
１．香港：香港的公共援助机构在确定下一年公援基本金额时， 按这样的程序计算（采用１９９０年香港的统计数字）：（１）公共援助物价指数的恩格尔系数：７５．１％。
（２）３人家庭公援人士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２５４１元。
（３）公援家庭个人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２５４１：３×７５．１％６３６． １元（４）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月收入在２５００－９９９９元）的恩格尔 系数：４１． ２（５）下一年度共援家庭个人的公援金额应是：６３６．１÷４１．２％１５４４元（６）三人公援家庭的每月公援基本金额应是：１５４４×３＝４６３２ 元 （７）若以单身人士的每月平均公援金９８３元计算，下一年度单身公援人士的公援金额应是１７９２元。
② ２．美国：在美国，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的长时间里，在计算贫困标准时，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一成不变的。
即“贫困者生活预算的１／３用于食物消费”的假定长期有效。
但美国从１９６９年开始，“将经济食物预算费用”与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以此来调整贫困标准。
使贫困家庭的收入维持在中等家庭收入的３７～４０％之间。
③ ①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②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鲁德（斯Ｒｏｄｇｅｒｓ）《，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５ 表５－１：美国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的贫困标准及与中等收入家庭的比较 资料来源：鲁德斯，《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三、有关恩格尔系数法的争议 与市场菜篮法一样，恩格尔系数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一）许多学者，如阿尔柯克认为，奥珊斯基的“转折点”之说还是有它的随意性，因为它并不能在恩格尔曲线上自己表现出来①。
（二）许多学者也认为，恩格尔系数法从本质上说仍然是“绝对主义”的，因此，得出的贫困标准往往偏低。
美国的鲁德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虽然无疑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但它所规定的贫困标准仍然停留在绝对标准的意义上。
”他指出：根据美国的贫困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６ 标准，１９７８年一个４口人的非农业家庭的年收入是６６６２美元，平均用在食物、住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钱各占１／３，即２２２０．６６美元，而一餐饭仅有２．０３美元，“这个估算是非常之低的。
很难相信有谁能用２．０３美元为４口人准备出一顿富有营养的膳食。
或者能用４２．５６美元为４口之家足够供给一个星期的饮食。
”每月用于住宅方面的１８５．０５美元，也支付不了房租或４人的贷款。
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同样得不到满足①。
（三）一个确定不变的“国际公认”的恩格尔系数的贫困标准，譬如６０％或５０％，用于一般的研究或用作国际比较或许是可行的。
但是，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与社会救助相关的贫困线，则过于粗疏。
因为至少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消费结构和物价水平实际上都会表示出极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也会有极大的差异。
以美国为例，他们的假设实际上是：一个４口之家的生活预算中，１／３用于食物，１／３用于住房，１／３用于衣物、家具、交通、卫生保健、水暖电气、各种税收、文艺等项。
在这个生活预算中，住房的１／３开支是要确保的，所以，食品开支如果超出１／３就会涉及那么多项必需的开支需要压缩，因而就是贫困了②。
加拿大的贫困标准又不同，他们认为需要度量的不仅是食品的消费，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将贫困的标准定在用于吃、穿、住等方面的开支占生活预算的６２％。
这种计算方法又回到恩格尔系数的本义上了③。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②鲁德斯（Ｒｏｄｇｅｒｓ），《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７ 至于中国，情况又大不一样。
到目前为止，中国城镇的普通居民绝大多数房租开支与收入相比还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约不会超过工资的１０％；而用在食品消费上的开支要就大得多，一般在５０％左右。
如简单地用恩格尔系数６０％或５０％为贫困的标准去套，就会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应该从实际调查中得出适用于本国或本地区的恩格尔系数，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运用恩格尔系数法。
第三个问题又引出了第四个问题，正像莫文中指出的，要做一般公援消费物价指数和一般市民消费物价指数这一类的调查成本很高，花费的人力、物力也很大，所以不太可能每年做一次。
香港通常是每５年做一次，公援金额也只能每５年调整一次，平时则跟着通货膨胀作调整。
在表５－１中可以看到，美国的贫困标准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５、１９８０三年均为中等收入家庭的４０％，而其他年份则低于４０ ％，是否可以推测，美国的贫困标准也是５年调整一次呢。
这样，本来贫困标准的调整就会滞后一年（因为要根据当年的消费情况来决定明年的标准），社会救助对象在非调整年就更吃亏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８ 第六章 常用方法之三：生活形态法 本章回顾了生活形态法的由来和发展，分析了它的长处和短处。
生活形态法的长处在于：（１）可以沟通主观和客观；（２）使贫困的涵义扩大；（３）可以有效地比较人们的生活状况。
生活形态法的短处在于对它的争议较多，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包括：（１）“客观性”受到质疑（；２）生活方式实际上会滞后于生活水平的提高；（３）相对贫困不能没有绝对的内核；（４）怀“疑遗缺门槛”的存在。
６０年代以来，主张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定义和度量贫困的呼声日高，相应的定量研究方法也就被创造出来，我们在本章中要讨论“的生活形态（法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两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都是直接从人们的需求及消费和收入入手的话，生活形态法观察问题的视角则不同：它先从生活形态入手，提出一系列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等方面有关的问题；然后根据被调查者回答，从中选择出若干“遗缺指标”；再根据这些遗缺指标来确定哪些人属于贫困者。
从表面上看，这种方法比“较间接”，但它却是符合人们观察事物的一般思路由表及里地去分析问题的。
要深入了解这种方法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再来追根寻源一番。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９
一、生活形态法的由来和发展 生活形态法是英国的汤森在６０年代创造的一种度量贫困的新方法，他称它“为遗缺指标（法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其背后的理念是：“贫困只有本着相对遗缺的概念才有可能被客观且一致地界定”。
据汤森介绍，创造“遗（缺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一词，最早是用来说明为什么在生活上什么也不缺的美国兵还常常感到不满足，后来它被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作为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专有名词广泛采用。
在研究贫困的定义和度量时“，相对遗缺”的概念是：社会上一般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
人们常常因遗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
假如他们缺乏或不能享有这些生活条件，甚至因此而丧失成为社会一员的身份，他们就是贫困的①。
在汤森之前，马克和兰斯利就已经尝试用“遗缺指标”进行贫困研究。
但他们的目标是争取获得对贫困界定的“社会共识”。
汤森的方法与他们不同，虽然他也不否定要了解贫困者主观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但他更强调从外部形态的观察来对“相对遗缺”进行客观的比较。
所以有人称遗缺指标法是一种“行为主义”的方法。
汤森发展了一整套理论来支持他的方法。
在讨论是否有一致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标准时，汤森认为，一种所谓“一元的或清晰的”生活形态并不存在；汤森所说的生活形态是指一系列相互交错和 ①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英国的贫困：关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伦敦，阿伦·莱恩和培根图书公（司
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 ，１９７９年版。
②马克和兰斯（利Ｍａｃｋ ａｎｄ Ｌａｎｓｌｅｙ ）《，贫困的英国》（ Ｐｏｏ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转引自 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０ 重叠的、存在于社区、民族、社会组织和地区的社会生活之中的生活形态，它不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和行动，而是以社会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一种消费和生活习惯。
在现代社会里，个人的生活与需求已经被国家、社会和家庭重新塑造过，所以，从外部观察入手来寻求需求标准的途径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重点强调的。
汤森相信，一种相对的需求遗缺可以表现为某一类消费被从日常的生活方式中排除出去，这决不是一个主观的、随意的判断，而是可以从外部形态的观察来客观地界定和度量的①。
汤森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找出了对“生活必需”的广泛的定义以构造指标，再加上一些他自己发展的和诠释的指标，提出了一整套包括“物质遗缺”和“社会遗缺”两个方面１３组７７个指标的的庞大体系。
物质遗缺包括：１．饮食遗缺，如“过去两周内至少有一天饮食不足“”、一周内的大多数日子缺乏新鲜的鱼（肉素食者则以素食食谱为准）“”、大多数的日子没有新鲜水果”，等等；２．衣着遗缺，如“一年四季中鞋靴不够用“”、缺乏防范严寒的衣着“”、过去一年中购买旧衣物”，等等；３．住宅遗缺，如“缺乏室内厕所、浴室“”、缺电“”、冬季时所有房间均缺乏取暖”，等等；４．家庭设备遗缺，如“没电视“”、没收音机“”、没洗衣机“”、没冰箱”，等等；５．环境遗缺，如“没安全的室外活动场所给５岁以下的儿童游玩“”、工业污染空气“”、交通、飞机与工程噪音严重”，等等；６．场所遗缺，如“在徒步距离内缺乏开放空间（如公园或剧院）“”、１０分钟行程之内没有一家日用品商店“”、本地街道上有脏 ①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１ 乱和抛弃废物的问题”，等等；７．工作遗缺，如“工作环境不（良空气污染、灰尘、噪音、震动和 高温、低温“）”站立或走动的时间占整个工作日的３／４以上“”、非全日制工作”，等等。
社会遗缺包括：１．缺乏就业权利，“如前十二个月至少有二周失业“”、未享有病假的头半年全额津贴“”、前一周工作５０小时以上”，等等；２．家庭活动遗缺，“如室内儿童游戏有困难“”、家中有人有健康问题“”、有残疾或老年亲属需要照顾”，等等；３．缺乏与社区的整合，“如离群独居“”、经历种族、性别、年龄、残疾的歧视“”、疾病中欠缺可预期的资源援助”，等等；４．缺乏正式的社会参与，如“，上次选举未曾投票“”、未参加工会或员工协会、教育课程、运动俱乐部或协会，或者政党“”、未参加志愿活动”，等等；５．休闲遗缺，如“过去一年内未有离家的假期活动“”、一周内未超过５小时的特定的休闲活动”，等等；６．教育遗缺，“如低于１０年的义务教育年限“”、未有正式的学校文凭或继续教育课程或学徒的证书”，等等。
汤森通过对２０００多户居民进行访谈，给以上指标进行打分，最后得出了５０个与收入高度相关的指标，汤森从中选出了１２个“遗缺指标”：（１）最近一年内未离开家有一周的度假；（２）（成年人）最近４周内未有亲友到家里用餐或点心；（３）（成年人）最近４周内未外出到亲友家用餐或点心；（４）（儿童）最近４周内未能与朋友游戏或饮茶；（５）（儿童）最近一次生日未举行庆祝会；（６）最近２周内未能于下午或夜间出外消遣；（７）一周内未能使用新鲜肉食４天；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２ （８）在过去２周内没有享用煮食一天以上； （９）一周内未能有热早餐多天； （１０）家里无电冰箱； （１１）家里不常有星期聚会； （１２）家里未有四项基本设备（抽水便池、洗手池、浴室以及煤 气炉或电炉）。
汤森将根据实证研究得到的２０００户居民的“遗缺指数”与他 们的收入作出了一条曲线。
他在曲线上发现了一“个遗缺门槛”，亦 即当收入低于这“个遗缺门槛”时，遗缺指数会迅速增加，因此相对 “遗缺门槛”的在代“表收入”的横轴上的那一点就是贫困线的替代 占 遗缺指标的标识 １．５ ２ ２．５ ３ ３．５收入 图６－１：遗缺指标和遗缺门槛资料来源：阿尔柯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①汤（森Ｔｏｗ ｎｓｅｎｄ） 《，贫困的国际分析》（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３ 香港的周永新也曾于１９８１年运用生活形态法制订香港的贫困线。
首先，他通过征求家庭服务社工人员的意见，设计了一份有３４个问题，涉及到衣食住行，居所设施，对教育、医疗服务的使用，生活习惯和社会规范５个方面的问卷，通过问卷调查来确定哪些生活形态是贫困户所独有的，调查结果是，其中有１０个项目是被访问者认为最足以代表贫困户的。
基于调查的项目要适用于所有的家庭和反映多方面的生活形态，周永新对上述调查结果又作了调整，最后制订出下列９项区分贫困的指标： （１）家中是否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固定的床？（２）家中有没有电视机？（３）家中有没有雪柜？（４）家人有病时是否通常看私家医生？（５）家中有喜庆事时，全家一般有没有出外吃饭？（６）除了过年过节，平日有没有宰鸡宰鸭？（７）亲友有喜庆时有没有送礼做人情？（８）过年时，有没有派利是？（９）有没有找朋友饮茶吃饭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保障与福利的著名学者朱传一研究员和社会学研究所朱庆芳先生正主持一项关于社会指标的全国重点研究课题。
他们设计了一套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计划在一些地区进行社会发展实践的试验。
各地的积极性都很大，不少省市都愿意作为试验区，山东省的莱芜市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国家民政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撮合下，课题组邀请了一些研究社会指标的专家学者会聚莱芜市，当地的政府对于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迫切的希望利用课题研究的理论成果来指导莱芜的经济与社会建设。
唐钧当时已是在民政部社会工作与社会进步研究所工作。
我则刚完成了上海市科委组织的社会、经济、科技指标体系的研究工作，并在上海开展了关于市民生活质量的社会调查研究。
我们都被邀请参加这次现场研讨活动。
记得当时参加的还有湖南益阳市的同志，他们想必便是后来帮助了唐钧在本书的研究中进行试调查和修正指标。
因此，我们都是在研究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兴趣下相识的。
显然，贫困问题乃是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
唐钧在本书中作了十分扎实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
我有幸以先读本书为快，在庆贺著者成功的同时，很愿意和各位读者分 享这份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唐钧在国家民政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使他对于社会贫困救助 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切的理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变，社会也面临着深刻的现代化转型。
现代社会所面对的贫困救助问题和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困难救助已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范围，需要我们在新的理论框架里来重新加以科学地认识。
唐钧对这一研究课题的选择正是在科学探讨的理论勇气和实际工作中培养起来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下作出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问题和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区别，那便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绝大部分不是由于经济竞争和经济风险引起的，而是出于自然或个人与家庭特殊的原因。
因此在原计划体制下，人们甚至于违言这是一种经济与社会问题。
解放后的前３０年里，我们的确在消除贫困和减少社会差别方面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数十年计划体制下的低度发展也使我们深刻地领悟到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里保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在邓小平关于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指导下，我国党和政府采取了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发展方式，确立起运用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生产力发展带来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和物质文明水准的极大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但是，市场是具有竞争所引起的明显的缺陷的。
竞争中的失败者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在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社会方面看，这是一种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理应受到社会的关照。
社会必须保证全部的社会财富最终能得到合理与公平的分配，保证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摸索出来的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硬道理。
科学地确定贫困 线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唐钧在本书中详尽地回顾和介绍了国内外有关贫困研究的理论和实际经验，系统地分析了市场菜篮子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和国际贫困标准法等四种分析模型的优缺点，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综合法研究模式。
这个研究的特点是相当虚心地学习世界上市场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与地区的先行经验，但又绝不照搬别国或他人的现成模式。
作者对自行设计的综合法研究模式，也通过在湖南和江苏等地的实证研究来认真地加以修正和确立，在方法的可行性与实用性方面作了很好的示范，使人们对这种综合模式的实际运用价值有了更牢固的信心。
作者的研究更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所必不可少的民主精神。
现代社会里的贫困问题已经不是单纯一个保持生存的数量问题，而是对一定生活素质的满足问题。
简单的衡量客观生活水平的数量指标已不足以用来确定贫困的标准，领导和职能部门个别干部的经验也不能对此来作贸然的决定。
本研究所推荐的综合判定法，其核心要点便是注意通过公众评价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来因地制宜地确定指标类型和权数。
这样产生出来的贫困线指标最能符合实际的情形，它能充分体现着提供公共援助的民意精神。
我相信，如果将这种判定的程序编制成电脑软件，使用时只要将当地的调查数据输入进去，便可得到初步的贫困线标准。
这样简便易行的方法实际工作部门乐于施行，大众也可以接受。
当然，还需要有配套的完整与准确的家计调查数据，用以作为修正最后标准的依据。
这是一种民意调查和政府统计相结合，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对照的研究。
符合了探讨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指标研究的一般原理。
总之，唐钧先生的这一研究不但为我们制定贫困线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同时也为我们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作出可贵的示范。
我一边读着本书一边总是在想，如果我们的每
一 个决策都能体现唐钧探讨贫困线那样的精神，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改革就一定会少走弯路，早日成功。
一九九八年元旦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录 序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和目标
一、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
二、中国现行社会救济制度的缺陷
三、现行测量方法的缺陷和研究的不足
四、研究的目标和意义第二章 研究方法一“、贫困”和“贫困线”的概念化
二、研究方法第三章 文献回顾和探讨
一、文献回顾
二、对确定贫困线方法的归纳和总结第四章 常用方法之一：市场菜篮法
一、市场菜篮法的由来和发展
二、市场菜篮法的优点
三、有关市场菜篮法的争议第五章 常用方法之二：恩格尔系数法
一、恩格尔系数法的由来和发展
二、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
三、有关恩格尔系数法的争议第六章 常用方法之三：生活形态法
一、生活形态法的由来和发展 卢汉龙 １２ ４７１０１２１２ ２３２７２８３１３９４０４２ ４５４９５０ ５３５５５８５９
二、生活形态法的优点
三、有关生活形态法的争议第七章 常用方法之四：国际贫困线标准
一、国际贫困标准的由来和发展
二、国际贫困标准的优点
三、有关国际贫困标准的争议第八章 调查方案：综合法
一、常用方法的评价和比较
二、调查方法的选择综合法
三、调查方案和步骤第九章 试调查和调查方案的修订
一、调查的经过与结果
二、试调查的总结和调查方案的修订第十章 江苏省个案研究
一、调查点的选择和样本的抽取
二、生活形态指标的筛选和生活形态法的调查结果
三、确定“市场菜篮”的菜单和贫困线
四、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整第十一章总结
一、研究过程概述
二、本研究的贡献
三、综合法的局限性
四、本研究的发展潜力参考文献附录
一、关于建立中国城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 研究报告
二、上海市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调查 ６４６５６７ ６８ ７１７３７５ ７５７８８０８４ ８４ ９４９６９６９７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９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８ １１８１４３
三、完善上海市社会救助体系的设想
四、欠发达地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探讨
五、恩格尔系数法须慎用
六、也谈“负所得税制”与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
七、误区在哪里？后记 １５２１６２１７０１７７ １８５ １ ９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 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和目标 在本章中，我们先从宏观的角度俯瞰了在中国激烈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城市居民生活贫困问题，以及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主要是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为此所作出的社会政策方面改革的努力。
但是，由于测量贫困线方法的不当，影响了建立新制度的基础，使出台的改革措施仍然带有明显的缺憾。
接着，我们指出了中国现行确定贫困线的方法的缺陷和研究的不足。
最后，我们提出了本研究的目标和基本思路。
就一个国家而言，贫困的研究和量度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基本国情，也是社会救助乃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慈善事业的基础。
自８０年代以来，关于贫困和贫困线的研究在国际上倍受关注。
在多数欧洲国家中，贫困的研究和测量都发展迅速。
据欧洲共同体估计，在其成员国中，贫困人口大约在４４００万人左右（１９８８年）。
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贫困研究的成果都已经被大量运用到经济工作和社会保障工作中。
法国的社会科学家不但对本国，而且对欧共体的贫困问题研究和进行跨国比较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在美国，贫困研究也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美国的研究证明，美国的贫困范围从８０年代以来急剧扩大，１９８７年估计达３３００万人，或者是占总人口比重的１４％。
澳大利亚的贫困研究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 资金和技术方面近年来正迈向领先地位。
印度也已经以其年度收入和消费调查为基础作出了对贫困状况的估计，并且在地方上和社区里有一支人数不断增加的研究队伍。
早先，前苏联对于贫困问题一直是保持缄默的，直到１９８９年，前总理日泽科夫才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承认：大约有４０００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人均月收入７５卢布以下为贫困线）。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激烈的变革时代，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社会保障及社会救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近年来改革力度的加大更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一是连续三年物价持续攀升；其二是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其三是城镇失业人口增加。
这就使部分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在中国日益突出，城市居民的贫困和贫困线的研究也就成为目前中国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
但是，顺境之中也隐藏着忧患，激烈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迁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少部分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 （一）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不少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时遇到了困难，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使他们难于同市场机制接轨，因而经济效益大大滑坡。
据《１９９６年社会蓝皮书》披露：１９９５年，全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在４５％左右；有７０％以上的企业不同程度地拖欠职工的劳动收 ①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贫困的国际分析》（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ｙ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 人和福利费用；尤其是４万多个停产、半停产企业，涉及的职工已达７００万人，另外，还有２００万下岗人员，这些“双停”企业职工和下岗人员的生活福利费用更是毫无保障。
同时，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增强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不断深入，失业人员也增多，１９９５年，全国失业人员已经达到７００万人，据此计算，城镇失业率达到３． ５％以上，但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只有１４０多万人。
企业不景气也影响了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据调查，有２０％的离退休人员认为自己的收入下降①。
（二）物价上涨使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
据《１９９６年社会蓝皮书》载：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物价连续三年上涨，城市商品零售价格三年涨幅为５８．４％，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三年涨幅为６８．０％。
上述数字意味着，１９９２年居民手中的１００元钱，到１９９５年就只剩下６０元左右了。
同时，在１９９５年，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涨幅在连续两年猛涨的基础上仍居高不下，如食品和服务项目消费分别高达２５％和２１％，而食品类中的粮食、肉禽及其制品和鲜菜竟高达３９％、３１％和２８％。
据调查，由于物价上涨，已使２０％的居民认为自己收入减少，有的省入不敷出的居民家庭的已达４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国家统计局对２万户居民调查的结果表明，“物价上涨过快”是近三年来居民最关注、最迫切希望解决的热点问题。
。
（三）贫富差距拉大。
在地区之间相比较，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要比中、西部地区的高出４０％以上。
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比，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要比国有企业高出１／３，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在城镇居民中进行比较，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如 ①江流、陆学艺等主编《，１９９６年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 以最高收入的２０％居民与最低收入的２０％居民相比较，１９９４年，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３．１倍，１９９５年增长到３． ３倍。
另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计算，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０． ３７７，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１９９５年，人均月收入低于１３０元的城镇贫困人口涉及到３０００万人左右③。
二、中国现行社会救济制度的缺陷 与激烈的经济变革、社会变迁和迫切的社会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虽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但自８０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改革中它仍然丝毫没有被触动。
现行社会救济制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一）救济对象有限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的社会救济对象受“到三无无法定扶 养（人赡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条件的限制，数量极为有限。
１９９４年全国城镇“三无”对象有２０万多人，享受定期定量救济的不足１５万人；加上因其他种种原因接受定期定量救济的社会困难户（大多为有劳动能力或有部分劳动能力而没有就业机会的）１２万多人，共计约２７万人；在３０００多万困难人口中，得到定期定量救济的不到１％，很多应该得到救济的人得不到救济。
（二）救济标准过低中国的救济标准一贯过低，１９８５年，城镇居民的年人均生活 ①江流、陆学艺等主编《，１９９６年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②李强《，贫富差距拉大：五分之一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一半》，北京《，经济改革信息》，１９９５年第１６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 费收入为６８５元，城镇“三无对象”的年人均救济水平为１７１元，救济水平仅占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的２５％。
然而，到了９０年代，上述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到１９９３年，“三无对象”平均救济水平仅仅占城镇居民的年人均生活费收入的２１％，１９９４年又降到１８％；而社会困难户的平均救济水平只占城镇居民的年人均生活费收入的１３％。
（三）救济经费不足救济标准过低的直接原因是救济经费的不足。
据统计，１９９４ 年中国民政部门负责的城镇社会救济工作一共支出救济费共８亿多元（包括城镇社会福利院的开支），虽然比１９８５年增长了３．５倍，但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却一直在下降，１９９３年为０．２７％，与１９８５年比较，减少了０．１２个百分点①。
（四）没有失业救助。
没有与失业保险相衔接的失业救助。
如今虽然在深化企业改 革的文件中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仍然是在没有征求主管部门意见的背景下一笔带过，不具备可操作性。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接着，民政部将这项改革推向全国，要求全国５７０个建制市在非农业人口中建立这项制度。
１９９４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了“对城市社会救济对象逐步实行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进行救济”的改革目标后，形势发展更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内地东部沿海地区又有厦门、青岛、大连、福州、无锡、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①方志勇《，中国城市社会救济的现状及改革思路》，北京《，社会工作研究》１９９５第６期。
②《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③多吉才让《，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工作报告》，北京《，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文件汇编》，民政部办公厅１９９４年编。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 因此，可以说本研究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立项的。
在实际工作方面，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早于本研究已经拉开了帷幕。
但是，这些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建立起来的制度，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个性和特点。
在保障标准的测算上，有的采用市场菜篮法（如厦门），有的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如上海），有的采用收入比例法（如广州），有的则以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来推（算如青岛）。
由于测算方法不
一，加上受到各地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影响，所以，公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差异较大。
大概可以分成３个档次： 第一档次：２００元及以上，如厦（门２２０元）、上（海２１５元）和广州（２００元）； 第二档次：１５０元左右，如福（州１５０元）、大（连１４０元）；第三档次：１２０元及以下，如无（锡１２０元）、青（岛９６元）。
一般来说，各城市都明文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应随物价上涨进行调整。
譬如上海，在制度正式实施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就已经进行了４次比较大的调整：在１９９３年６月制度出台时，标准为月人均１２０元；１９９４年年初，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为１３２元；１９９４年年中，发现物价上涨远远超过原来的估计，又增加了价值为３５元的实物（粮食、食油和糖）补贴，总金额达到１６７元；１９９５年年初，标准再次调整到２００元（１６５元现金加上３５元实物）；但到年中，又发现标准调整的幅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于是将以前领取的救助实物折算为３５元现金照常领取，再增加相当于１５元的粮食或食油，总金额达到２１５元。
分析上述种种现象，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城市目前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实际的基本生活需求之间是否还有相当的距离， ①刘伟能、孙世杰、唐钧、朱勇，《建立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研究报告》，北京《，社会工作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７ 而这个距离存在的原因是由于缺少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测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
于是，表现在实际工作当中，有的城市频繁地对标准进行调整，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最低生活保障线在把握上的游移不定；有的城市，自１９９４年制度实施以来没有进行过调整，现行标准与实际需求之间差距已经拉得相当大；还有一些城市，制度刚刚实施，基层干部和群众就频频反映标准过低，无法保障最起码的生活需求。
综上所述，目前在中国，建立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非常之迫切的社会政策举措。
但是，仅仅建立制度仍然不够，因为贫困线标准过高或过低都仍然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必须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提供一套方法。
三、现行测量方法的缺陷和研究的不足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及改革还存在缺陷，其中之一就是缺乏较为有效的测量方法。
究其原因，是因为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末，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现了平均分配。
据世界银行测算，在改革之前的１９７８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仅仅为０． １６，这个指标之低，在世界上几乎是空前绝后。
。
虽然国外评论认为中国是普遍的贫困，但在国内却无所谓贫富，贫困线自然是无从谈起的了。
７０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农村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村的贫困问题和贫富分化的矛盾突出了，这就导致了中国政府自８０年代初开始的扶贫工作。
既然要扶贫，就要界定一个贫困标准，因此在１９８２年，民政部提出了农村 ①李强《，贫富差距拉大：五分之一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一半》，北京《，经济改革信息》，１９９５年第１６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８ 年收入２００元，城市月收入５０元的贫困线。
实际上，这与许多国家一样犯了个错误，即以救济标准取代了贫困线。
正像维特一威尔逊指出的那样，一些国家以现行社会救助标准来取代贫困线，然后又以此为标准求得贫困面，这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末。
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对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是不足的。
直到８０年代末，才有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问世。
在这个研究中，用的是“以基本需求法为主，博采其他方法（比例测算法、恩格尔系数法、数学模型法）之长”“的综合测算法”，这条思路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据报告介绍，其操作过程中的第一步“主要是综合考虑５％最低收入户的实际消费状况、收入弹性系数、消费效果、消费效益和定量供应标准五大因素逐项确定消费属性、消费数量和消费金额，去掉非生活必需消费，减少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消费，依据功能替代原则，适当增加‘少支出、多受益’的消费”。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主观确定５％的最低收入户是“贫困户”，其所确定的“实际消费状况、收入弹性系数、消费效果、消费效益和定量供应标准五大因素”的“消费属性、消费数量和消费金额”都是这５％的早已定下了的“贫困户”的情况，所以，它并不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贫困和贫困线的真实状况。
从逻辑上说，它也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
如果说，在８０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差距也不是很大，那么这种方法可能还有一定的意义。
但到了９０年代中期，由于经济生活中市场成分的不断增加，情况已经发生了 维特一威尔逊（Ｖｅｉｔ － Ｗｉｌｓｏｎ），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北京，１９８９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９ 根本的变化，主观确定５％或１０％的低收入户为贫困户就与实际情况出入太大了。
遗憾的是，目前为中国的统计部门普遍使用的测量贫困线的方法就是所谓这种“五等分法”或“七等分法”。
通常是将统计部门抽样确定的城市调查户按其收入分为五等分，即“２０％高收入户”、“２０％中等偏上收入户“”、２０％中等收入户“”、２０％中等偏下收入户”和“２０％低收入户”。
也有划分得更细致的，譬如将高收入户再分为“１０％高收入户”和“１０％最高收入户”，将低收入户再分为“１０％低收入户”和“１０％最低收入户”，是为“七等分法”。
另外，还有从“最低收入户”中再分出“５％更低收入户”的①，高收入户则不再分层，这也称为“七等分法”。
若用这种方法来“测定”贫困户，实际上就是将“最低收入户”或“更低收入户”作为贫困户来对待，然后按照他们的收入或消费状况来测算贫困线。
如前所述，这实际上是同义反复。
按照国际惯例，所谓五等分法或七等分法是国际上通常用来比较收入分配的差距的方法，如以最高收入的２０％或１０％的居民与最低收入的２０％或１０％的居民相比较，来说明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这种比较是有说服力的。
但用这种方法来划分贫困线，实际上是无从入手的。
在这五等分或七等分中，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贫困线究竟应该划在何处。
在《贫困的国际分析》一书中，汤森批评“任意或相对任意地选择一个收入的低标准作为贫困标准”的做法时，将“从富裕到贫困的收人分配序列中取最低的１／５或１／１０”的方法作为例子举出②。
因此，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都有 ①《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贫困的国际分析》（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０ 必要对确定贫困线的方法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找到一种能有效地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状态和测定贫困线或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
以下，我们将从对国内国际的有关文献的回顾着手，将国际上常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最后确定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
四、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在阐述了研究的背景之后，本研究的目标也就非常地明显了。
这就是：为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或者说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寻找一种较为有效的确定贫困线，亦即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
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将按照国际上探讨这一类问题的一般思路：从对贫困和贫困线的概念化的探讨入手；继而，讨论国际上常用的确定贫困线的若干种方法，比较它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然后，提出本研究所使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并以实证来说明之；最后讨论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在理论上的贡献和局限性。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而言，本研究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因为本世纪的最后５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攻坚”的非常关键的时刻。
如果说，８０年代的改革主要是破除旧体制，那么，在１９９２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目标以后，经过一年多准备，到１９９４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便以整体推进的态势开始着手建立新体制的努力：在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外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做好了准备工作。
但是，同时，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使上述经济、社会问题的不良后果加剧。
尤其是在整个社会保障体制中起“兜底”作用的社会救助制度的严重缺陷，使一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
所以，在中国，社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１ 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建立一个普遍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帮助这部分已经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摆脱困境，否则，必然会影响改革进程和引起社会动荡。
若本研究获得成功，则可以以比较有效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为３０００万（实际上可能远不止此数）的城市贫困人口带来经济上的实惠，以此为基础编织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可以适当地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这将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并能为在整个经济、社会变革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并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作出贡献。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２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章的目标是为整个研究提出一个研究的整体框架，这个框架分成二部分：第一是概念化，我们先从贫困的概念化入手，继而引出贫困外延“的二分法”及“三分法”。
接着引入贫困线“的三分法”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
第二部分涉及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第一步是文献资料的收集，第二步是提出研究假说和研究架构，第三步再以社会实验来检验和求证。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出了本研究的目标，即研究确定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的方法问题。
贫困线指的是对“贫困”的度量。
在本章中，按照研究这类问题的一般思路，我们在讨论研究方法之前，必须先“从贫困”“和贫困线”的概念化入手。
这“个概念化”的过程能使我们在一个业已界定了的解释架构中来展开讨论，并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具有共同语言，从而便于沟通。
一“、贫困”和“贫困线”的概念化 贫困，本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具备确定性。
它随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要达到本研究的目 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ｓ），伦敦，儿童贫困关注小（组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３ 标，就得先建立一个与贫困和贫困线相关的概念化的框架体系。
具体而言，要研究贫困和贫困线，就要弄“清贫（困Ｐｏｖｅｒｔｙ）”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概念，这包括“：绝对贫（困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ｏｖｅｒｔｙ）”“和相对贫（困Ｒｅｌｅ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以“及贫困（线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等等。
同时，还要从适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查研究的角度考虑，重视概念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从而构筑一个操作性的解释架构，为定量研究提供一个概念体系。
（一）贫困的内涵世界上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去研究贫困问题，如果 从英国的布什和朗特里的早期著作算起，迄今已经有１００年左右的历史了。
在此期间，不计其数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贫困”下了不计其数的定义。
以下摘录的是至今仍然常常被研究者引用的著名的定义： 英国的汤森在他的《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贫困的：“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
英国的奥本海默在《贫困真相》一书中则是这样认为的“：贫困是指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匮乏。
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要少于平均水平。
……首先，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
它悄悄地夺去了人们享有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 ①布什（Ｂｏｏｔｈ）的早期著作有１８８９年出版的《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朗特（里Ｒｏｗｎｔｒｅｅ）的早期著作有１９０１年出版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Ｐｏｖｅｒｔｙ：ａ Ｓｔｕｄｔ ｏｆ Ｔｏｗｎ Ｌｉｆｅ）， 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英国的贫困：关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伦敦，阿伦·莱恩和培根图书公（司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９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４ 休生涯的机会。
”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说“：所谓贫困 问题，是说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
世界银行在以“贫困问题”为主题的《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欧共体委员会《向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中也给贫困下了一个定义“：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 将这“些权威的”“或经典的”定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引自上述各个研究报告和另外一些文献资料中对贫困一词所下的定义： 在童星和林闽钢所著的《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一文中，是这样定义贫困的“：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
” 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 ①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伦敦，儿童贫困关注小（组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年版。
②雷诺（兹Ｒｅｙｎｏｌｄｓ）《，微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
③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④欧共体委员会，《向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转引自阿特金（森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法定贫困线的制定和经济政策（》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福利国家计划论丛》（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１９９３年第９８卷。
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５ 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对贫困的看法比较一致，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所作的贫困界定是：“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 台湾的江亮演在《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一书中，则将贫困界定为：“通常所称的贫困是指生活资源缺乏或无法适应所属的社会环境而言，也就是无法或有困难维持其肉体性或精神性生活的现象。
” 综合以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到，贫困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 （１）贫困是与“落后”或“困难”联系在一起的，这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肉体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
（２）贫困是低于“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水准，而这种“最低”“或最起码”是得到社会公认的。
（３）贫困与“缺乏”有关，其表象是“低收入”，是缺乏“物质和服务”，其实质是缺“乏手段”“和能力”以“及机会”，这又同与社会环境“的不适应”相关。
我们再从上面概括的诸因素中作进一步的抽象，可以看到贫困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 （１）贫困是一种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生活状况；（２）贫困是一种社会上普遍公认的社会评价；（３）贫困是一种由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后果。
（二）贫困的外延 我们对上一节中所述的贫困定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定义者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北京，１９９０年。
②江亮演《，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台北，桂冠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６ 在对贫困作界定时所站的角度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图２１：贫困概念的不同层面 １．从缺乏最起码的资源条件的角度下定义，如汤森和欧共体的定义； ２．从相对社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角度下定义，如奥本海默的定义。
一般认为，根据定义者所站的不同角度，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鲁德斯说，绝对贫困标准想要明确的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的物质条件；相对贫困标准想要明确的是相对中等社会生活水平而言的贫困①。
劳埃德·雷诺兹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的绝对水平。
多少钱，能使一个家庭勉强过着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
”这就是绝对贫困“；年收入相对全国全部家庭的平均数。
”这就是相对贫困②。
英国的彼特·阿尔柯克在《认识贫困》一书中说道：“绝对贫困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定义，它建立在维持生存这个 ①年版。
② 鲁德（斯Ｒｏｄｇｅｒｓ ）《，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雷诺（兹Ｒｅｙｎｏｌｄｓ）《，微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７ 概念的基础上。
维持生存就是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就会遭受绝对贫困，因为他没有足以延续生命的必需品。
” “相对贫困是一种较为主观的标准，……一个相对的贫困定义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较为不贫困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上的，通常这要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
在西方，关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以及孰是孰非的争论已经几乎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其实，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并非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也不存“在哪个对”“或哪个不对”的问题。
这是因为： 一方面，视衡量贫（困绝对贫困）“的生活必需品”为一成不变是不对的。
被看作绝对贫困概念鼻祖的朗特里在对维持生存的必需品进行度量时就“将非必需品”茶也包括在内，在另一次调查中，他还将收音机、报纸和给孩子的礼品和节日礼品的开支包括进去。
。
对此，贝弗里奇也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地确定人们维持生存需要什么是一个判断问题，对这一点的估计会随时间而变化，一般在一个进步的社区中，这种变化是向上发展的。
”因此，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用于确定绝对贫困所依据的“生活必需品”的范围也会有所扩大，这就使它具有了相对的意义。
另一方面，仅仅说相对贫困是相对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也并不全面。
在一个社会中，有可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其社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贝弗里奇（Ｂｅｖｒｉｄｇｅ），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８ 会平均收入亦不过仅能果腹，甚至有可能会低于一般认为的维持生存的需要；同时，在另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很富裕，大家都有汽车代步，但也可能有少数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汽车；在上述这两种社会中，仅仅以相对社会平均收入的方式来衡量贫困，便会产生许多问题。
因此，相对贫困终究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内核，这就使它也有了绝对的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研究者们是怎样来理解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个概念的。
国家统计局的两个课题组对贫困外延的意见还是基本一致：“绝对贫困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生活不得温饱，劳动力再生产难于维持，这样的个（人或家庭）称之为贫困人（口或家庭）“”。
相对贫困是指相比较而言的贫困。
即生活 水平最低的那一部分人（如占人口的５％）为处于相对贫困的人口，有的机构和组织，曾将收入只（及或少于）总体收入的三分之一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人口。
” 在童星和林闽钢的论著中，他们指出：绝对贫困是“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
相对贫困是“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
”同时，他们又将绝对贫困分成生存贫困和生活贫困：“生存贫困即特困，是指最低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生存有困难。
”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北京，１９９０年。
③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１９ 江亮演在《社会救助的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对贫困作出了两种划分：其
一，是将贫户分为第一次贫户和第二次贫户“：第一次贫户（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即虽以全部收入也无法获得维持肉体能力的最少限度的必要物质之家庭“”。
第二次贫（户ｓｅｃｏｎｄｒ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即以全部收入只能维持肉体能力的家庭”。
其实，这种划分本来是朗特里的意见。
其
二，将贫穷的人分为贫困者、极贫者和赤贫：贫困（者ｐｏｏｒ）是“指缺乏自己的资力，虽有断断续续的收入或定期性的小额所得，但是却无法过着最基本的独立生活的人。
”极贫（者ｖｅｒｙｐｏｏｒ）是指“无法充分过着一般国民生活水准而独立生活的人，如无固定的所得者。
”赤贫（ｌｏｗｅｓｔ）则是指“最下层的贫困者，什么东西也没有。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贫困既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贫困的概念②。
这就给我们试图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统一到同一个概念框架体系中去提供了一种可能。
但是，在作出上述尝试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再提一下近年来对贫困外延划分的新发展。
１９９３年，汤森在对贫困问题作出深入研究之后，在传统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二分法”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贫困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维持生存“”、基本需求”“和相对遗缺”。
维持生存：确定一个家庭是否陷入贫困是以其收入能否购买仅仅是维持体能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为界线的。
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减去房租就跌到上述界线以下，它就是贫困的。
虽然在制定贫困标准时也会算上衣着、燃料和一些其他的物品，但是津贴是很少的，而食物占了维持生存的最主要的部分。
江亮演《，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台北，桂冠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版。
②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ｓ），伦敦，儿童贫困关注小（组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０ 基本需求：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基本需求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个家庭个人消费的最低要求：足够的食物、栖身之地和衣着，以及某些家具和设备；其次是由社区普遍提供的必不可少的服务：清洁的饮水、卫生的环境、公共交通和保健、教育和文化设施。
基本需求的概念应该被放到国家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中去考虑。
相对遗缺：用相对遗缺的概念作为衡量贫困的尺度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的：相对遗缺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某些条件或环境的一种感受，而这些条件或环境是他们认为应该得到而实际上没有得到的。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用相对遗缺的概念来唤起人们关注不同群体的不同感受，以及感受和现实之间的差异。
它有助于解释人们的不满和表达集体的意见①。
无独有偶，香港的莫泰基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香港贫穷和社会保障》一书中也将贫穷分为绝对性贫穷、基本性贫穷和相对性贫穷三个层次： 绝对性的贫穷：“绝对性”的贫穷概念是指那些生活缺乏维持起码生存所需的最低度物质条件；在该生活状况下，不但衣食住是极度的缺乏，而且有危及生命之虞。
这种生活状态只能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来维持生命。
因此，这层次的物质生活标准不会因时间、文化和社会组织而有很大改变。
生活在这种状况的人大都被认定为必须急切救助“的贫穷者”，……一般人会称这些“为赤贫”。
基本性的贫穷：有一些穷人的生活是不会有饥饿的问题出现的，不会危及生命。
他们的物质条件已能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但在衣食住行方面，常常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生活不稳定。
他们属社会上的最低层；其生活为该社会一般人所认定的‘没有人性尊严’的生活，属悲惨情况，会受到该社会大多数人所同情和愿意协 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贫困的国际分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１ 助施救。
这层次的物质生活标准是会因时间、文化和社会组织而有所变异的，但不一定跟随经济发展，特别是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改变。
相对性的贫穷：相对性的贫穷是与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连接在一起的，特别是该社会的国民收入和工资的水平。
那些贫穷人士可以分享社会的繁荣成果，当国民收入或工资上升时，他们可以从社会保障待遇中得益。
汤森进一步指出人不是单单依靠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更是一个社会性的人。
故此，汤森提出相对性的概念是不会停留于基本需要，而会强调贫穷者的社会参与能力①。
汤森和莫泰基的“三分法”的创见在于，它更为详细地分析了贫困的实际状况，指出介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还有一部分上下浮沉，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贫困者。
于是，干脆把他们也分为一类，这就是汤森所说“的基本需求”和莫泰基说“的基本性的贫困”。
就定量研究、可操作性和在制订政策时的实用性而言，三分法可能更为有用。
这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阐述。
（三）贫困线对贫困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研究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正 题，研究贫困线的概念。
因为贫困定义本身的模糊性，我们是无法给贫困线直接定量的。
所以，一般都是用一个或若干个与贫困高度相关又可观察、可测量和可比较的社会、经济指标来表示贫困的程度。
在世界银行的《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家庭的收入和人均支出是衡量生活水准的合适尺度’，。
根据上述“的三分法”，我们倾向于将绝对贫（困维持生存）、基本贫（困基本需求）和相对贫（困相对遗缺）看成三个程度不同又相 ①莫泰基《，香港贫穷和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②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２ 互衔接的独立概念，亦即将绝对贫困看成是一个内核，贫困的程度或对贫困理解的范围以它为核心向外扩展，第一波是基本贫困，第二波是绝对贫困。
我们说基本贫困时，是将绝对贫困包含在内的；我们说相对贫困时，是将基本贫困以及绝对贫困包含在内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试将贫困的三个层次整合到一个概念框架体系之中了。
如果我们确认了上述概念框架体系有效，那么，我们就不能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只用个人或家庭收入或支出的某一个数额来作为贫困线，而是需要三个不同的个人或家庭收入或支出的数额来作为区分上述的绝对贫困、基本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界线，称为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
对于这三条界线，我们作以下的界定：生存线：基本贫困的下限，是满足最起码的生理需求的最低费用，低于此线则会陷入绝对贫困状态，甚至威胁生命；温饱线：相对贫困的下限，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最低费用，低于此线则会陷入基本贫困状态，仍然不得温饱；发展线：脱离贫困的下限，是达到基本上能自给有余的最低费用，高于此线则有可能获得发展机会，有望脱离贫困。
生存线 温饱线 脱贫线 图２－２：贫困的外延划分及界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３ 还要补充两点：（１）思想观念上的考虑 这种划分将贫困的三种状态看成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连续过程，这说明在当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或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都有上下浮沉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不能把贫困人口看成是静止不变的：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如果突然遭遇社会、经济风险，或者是自己不努力，都有可能跌到贫困线以下；另一方面，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也是可以通过社会的帮助和个人的努力摆脱贫困。
（２）政策策略上的考虑由于在中国，中央政府目前财政能力有限，各级地方政府的财 政能力则差异极大，各地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也很不一致。
制定三条贫困线可以给政府决策提供了可选择的余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能力强的先进地区，可以选择温饱线乃至发展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地方财政能力弱的落后地区，可以选择生存线；若能得到上（级包括中央）财政的支持，则也可以选择温饱线。
总之，不论选择哪条线，都有个说法，决策者可以清楚地知道保到了什么水平。
二、研究方法 在第一章中已经确定了本研究的目标，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也已经对本研究的对象贫困线作出了操作性的界定，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达到本研究的目标的方法和步骤问题。
在展开这些讨论之前，要强调一点：本研究与一般的社会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研究的是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而不是贫困线本身（这个问题是本研究之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这个特点将贯穿本研究的始终。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目标是探讨确定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４ 方法，要达到这个目标，本研究将分成三个步骤、采取三种方法进行： （一）第一步：收集文献资料本研究的第一步是尽可能地搜集和阅读各种国际、国内与确 定贫困线的方法有关的不同文献，这包括：１．与各种方法的产生与发展有关的文献资料；２．与这些方法的运用和实例有关的文献资料；３．对这些方法进行评价的有关文献资料。
收集文献资料的方法：１．查阅国内图书馆和有关研究单位的图书资料室的图书资 料；２．通过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目录的校际网络（ＣＤ－ＲＯＭ）搜 寻并借阅有关文献资料；３．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购买部分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收集得是否周全，甚至可以说关系到研究的成败。
一 般来说，在国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对于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水平较高，因此，其有关文献资料应推为首选。
但在研究时要特别注意国情的差别。
次选者为港台的有关文献资料，因为其可以作为连接国际的先进理论和中国国情的中介，尤其是一些综合性的研究文献，实用价值更高。
如前所述，国内对贫困的研究，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贫困研究起步较晚，水平也相对较低。
但因为是以中国的国情为背景，易于进行比较。
以前人的工作为鉴，更有利于建立本研究的理论架构。
（二）第二步：建立研究架构在广泛阅读和研究各种可能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之后，就要对 文献中提出的各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和比较，其目的是要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说，即要在中国的城市中确定贫困线，哪些方法适用，哪些方法不适用。
比较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５ １．列举国际上各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和比较； ２．对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作进一步的评估，比较它们的长处和短处以决定取舍； ３．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本研究的目标对常用方法作更深入的比较，强调各种方法在确定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线方面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在上述归纳、分析、比较和评价的基础上，选择本研究所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并进一步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构。
图２－３：研究方法和步骤的流程图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６ 根据确定的研究框架，将研究假说所选择的确定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的方法拿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求证。
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在全国采取划一的贫困标准是不适宜的。
但是，是否有可能运用同样的方法来测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的贫困线呢？ 本研究计划以江苏省为个案来作社会实验。
因为江苏省以长江为界可以分成苏南和苏北二大块，这又恰好与江苏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的二大经济区域相一致，苏南地区是举世公认的目前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
一，而苏北地区目前发展仍不尽人意，属于落后地区。
因为研究资金有限，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来选择调查点，根据江苏省实际工作部门的建议，苏南是发达地区，我们选择了常州市为代表；苏北是欠发达地区，我们选择了盐城市为代表。
见表２－１： 表２－１：常州（市苏南）和盐（城苏北）的基本经济情况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１９９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７ 第三章 文献回顾和探讨 在本章中，我们回顾了近１００年来人们为
确定贫困线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因此而留下的学术成果，特别对方法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以后的几章我们就要循着这个思路，去分析确定贫困线的常用方法的优点和缺点，从而找出本研究所要运用的研究方法。
文献的回顾和探讨是本研究的第一步，为此，必须尽可能周全 地搜集国际、国内各种与确定贫困线的方法有关的文献资料，其中 特别是近１０年（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间发表和出版的文献资料。
本研 究收集资料的渠道有三： 其
一，查阅国内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 书馆等）和有关研究单位的图书资料室（中国社科院资料室、民政 部社研所资料室等）收藏的学术刊物和图书； 其
二，通过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目录的校际网（络ＣＤ － ＲＯＭ）搜寻并借阅有关文献资料； 其
三，利用出国访问（如英国、瑞典）的机会购买部分文献资 料。
阅读和探讨这些文献资料对本研究研究框架的建构是举足轻 重的。
在对世界上近百年来定义和度量贫困的种种方法有了较为 清晰的认识之后，本研究的的研究假说和研究框架也就自然而然 地形成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８
一、文献回顾 按照第二章拟定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搜集的文献资料是有所
侧重的，一是以近１０年中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为主，兼及贫困线研究近百年历史中的特别重要的著作；二是以国外用英语撰写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为主，兼及中国和港台的有关文献。
在阅读了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以后，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虽然在国外探讨贫困问题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但专门讨论如何测定贫困线问题的著作却并不多见。
一般来说，这些文献资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阐述某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的论著；另一类是综合介绍各种测定贫困的方法并加以评论的著作。
在近１０年的文献资料中，绝大多数是后者，而且往往是某一本论著中的若干章节。
研究定义和度量贫困方法的发源地是英国，继而推广到西方各国，至今，在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大群学者在继续一个世纪以前由布什和朗特里这两位先驱者开创的事业。
彼特·汤森可以说是其中的泰斗，在最近的１０年中，他是一位高产的著作者，譬如《，度量贫困的社会学方法》（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贫困的国际分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等，都是研究者必读的力作①。
奥本海默，是另一位在研究定义和度量贫困方面有成就的学者，他的著作《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 Ｆａｃｔ）也是值得研究者仔细研读的②。
另外，如阿尔 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度量贫困的社会学方法》（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牛津《，牛津经济论文（》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１９８５年第３７期《。
贫困的国际分析（》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贫困真相（》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ｓ），伦敦，儿童贫困关注小（组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９ 柯克的《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阿特金森的《我们怎样度量贫困？》》（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沃克的《欧洲国家的资源、福利支出和贫困 》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等等，有心的研究者都应该拜读。
但是，如前所述，上述著作种种大多数仍然只有一章乃至数章与本研究的内容有关。
如果不受上述１０年时间的限制，阐述方法问题的英语著作就很多了。
其中影响最大的固然是一些方法的创始人：布什的《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与生活》（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①和朗特里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Ｐｏｖｅｒ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ｗｎ Ｌｉｆｅ），他们的研究拉开了近百年来建立度量贫困的方法的努力的帷幕。
在这两本书以及他们后来的一些著作中，他们都站在维持生存的绝对贫困立场上，主张为穷人提供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生活必需品。
这种方法在本世纪的前６０年中，经过不断地修正，一直在度量贫困的舞台上占据着主角的位置，在今天，它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１９６９年美国的奥珊斯基（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发表了她那引人注目的著作《如何度量贫困》（Ｈｏｗ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她在著名的恩格尔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度量贫困的新方法。
她证明：可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阿特金森（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我们怎样度量贫困？》（Ｈｏｗ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沃克（Ｗａｌｋｅｒ），《欧洲国家的资源、福利支出和贫困》（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伦敦，海涅曼出版（社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１９８４年版。
④布（什Ｂｏｏｔｈ ）《，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与生活》（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伦敦，威廉姆斯和诺加（特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ｇａｔｅ）出版社，１８８９年版。
朗特（里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贫困：城镇生活研究》（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ｗｎＬｉｆｅ），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０１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０ 以用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平均值来确定贫困水平。
她提出，一个家庭将预算的３０％以上用在食品开支上就是贫困的。
后来，人们仍然将奥珊斯基的方法称“为恩格尔系数法”。
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法仍然是站在绝对贫困的立场上的，可能它比较适合美国政府较为保守的社会福利哲学，所以一直沿用下来，美国学术界对奥珊斯基的方法也给予了高度评价①。
欧洲大陆的潮流与美国不同，从６０年代开始，相对贫困的呼声日高。
这导致了彼得·汤森倡导的以相对遗缺来度量贫困的方法的诞生，其标志是汤森的著作《英国的贫困》（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的问世。
汤森认为，需求和遗缺是相对的，相对遗缺就是一种需求被从日常生活方式中排除出去了，而这是可以被客观地界定和测量的。
于是，汤森通过制定基本生活形态指标的清单来测定贫困，如果清单上的指标在一个家庭中缺失到一定程度，这个家庭就被认为是贫困的②。
近年来，香港和台湾的学者也对测定贫困线的方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香港莫泰基的《香港贫困与社会保障》、台湾林万亿的《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孙健忠的《台湾地区社会救助政策发展之研究》、江亮演的《社会救助的理论与实务》等书中都用一定的篇幅专门阐述了有关这方面的意见。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香港的周永新在８０年代初所写的《富裕 ①奥珊斯（基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如何度量贫困（》Ｈｏｗ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劳动月刊》（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 ）， １９６９年第９２期。
汤森（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英国的贫困：关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伦敦，阿伦·莱恩和培根图书公（司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９年版。
莫泰基《，香港贫困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孙健忠《，台湾地区社会救助政策发展之研究》，台北，时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⑤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江亮演《，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台北，桂冠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１ 城市中的贫困》，在这本书中，专门介绍了他在香港运用生活形态法进行调查的情况，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专门就一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进行阐述的中文著作①。
二、对确定贫困线方法的归纳和总结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近１００年来确定贫困线的各种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为一窥这个丰富多彩的知识宝库的全貌，中国的童星、林闵钢，香港的莫泰基和英国的阿尔柯克的有关著作都是值得一读的。
（一）童星、林闵钢提出的１２种度量贫困的定量方法在童星、林闵钢所著的《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一文中，提出了３类共１２种度量贫困的定量方法，在目前所见的文献资料中，这是叙述得最全面的。
其划分的３大类的根据是荷兰的奥迪·海根纳斯和克拉斯·得沃提出的三种贫困测量的视角，即客观相对贫困标准、客观绝对贫困标准和主观贫困标准：１，客观相对贫困标准的测定。
所谓客观相对贫困是指从事实上看，某些人的生活低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生活水平。
测定的基本途径有两个，即收入定义和商品定义，具体的方法有３种：（１）收入等份定义法。
首先把国民按收入分成几个（通常是５个或１０个）等份，再辅以基尼系数进行差异比较，从而确定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为贫困人口；再根据这个百分比，利用家庭收入调查资料，求出贫困标准。
（２）收入平均数法。
把居民人均收入按不同水平进行统计分组，以全部居民人均 ①周永新，《富裕城市中的贫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１９８２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２ 生活费用除以２或３作为最低生活费标准，再从统计分组中得出与之对应的贫困率。
（３）商品相对不足法。
它的根据是，一个缺乏普通必需品的家庭必然是贫困的，因此先选定某个标准的消费模式作为社会普遍状况的代表，再与它相比，一个家庭缺少的东西越多，不足的程度就越大，也就越贫困。
２．客观绝对贫困标准的测定。
所谓客观绝对贫困是指从事实上看，某些人的生活水平低于一个确定的最小值。
测定的基本途径有两个，即确定贫困线和编制贫困指数，具体方法有７种：（１）热量支出法。
以每人每日所需摄入的热量为基准，按人均生活费用分组，算出各组的热量摄入量，再找出摄入热量最接近基准热量的组，该组的人均生活费用即为贫困线的标准。
（２）基本需求法。
根据一个人的食品、衣着“等基本需求”的最小值，比照市场价格，计算出这些必需品的最低费用，即定为贫困线。
（３）恩格尔系数法。
恩格尔系数是家庭食品支出与总收入的比值，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
因此即可以把恩格尔系数的某个值（现在国际上一般确定为６０％）直接定为贫困线；也可以依据恩格尔系数间接地用收入金额来表达贫困线。
后者的具体办法是：按营养学知识确定一个最低饮食标准及其相应的饮食费用，然后用它除以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如上述的６０％），其商就是贫困线标准。
（４）超必需品剔除法。
根据住户消费调查资料，从住户全部消费支出中逐一剔除那些“超必需品”，将剩余部分作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即贫困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３ （５）总支出与总收入之比法。
这种方法认为入不敷出的人就是贫困者，因而把贫困定义为 总支出与总收入之比大于１。
（６）编制贫困指数法。
以生活质量为度量标准，根据居民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来 确定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即贫困线，具体的方法是选取几个同收入高度有关的问题，向居民作问卷调查，给每个询问项目打分，以确定最低生活费用标准。
（７）数学模型法。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经济计量分析模型与营养摄入量分析模型。
经济计量分析模型是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ＬＳＥ），建立人均生活费收入与食品、衣着、高档耐用消费品、其他各种物品、燃料、服务费、福利费７大类支出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直接给出了维持基本需求的支出和超过基本需求的支出两大部分，从而来确定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即贫困线。
收入与营养摄入分析模型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的工作能力和状况同营养的摄入数量和结构密切相关，而工作能力和状况又和收入有联系，因此收入同营养的摄入数量和结构也有联系；如果能恰当地确定营养必需量，就可以确定必须的最低收入，也就可以确定相应的贫困线。
该模型就着力于描述收入同营养摄入数量和结构之间的联系。
３．主观贫困标准的测定。
见于构造客观贫困标准的困难，７０年代以后理论界开始了“自我感觉生活需要不足”的贫困测量。
常用的具体方法有两种：（１）主观最小收入定义法。
通过社会调查，询问各家庭认为其收“入足够”“和不足”的数量，对这两种数量作几何平均，就可以得到我们认“为正好”的主观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４ 最小收入水平，如果他们的实际收入低于这个水平即被认为处于贫困。
（２）主观最小消费定义法。
通过调查，询问人们什么是他们的基本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 求需要多“少收入”，然后将其同他们的实际收入相比较，判断出他们是否属于贫困①。
（二）阿尔柯克提出的三种度量贫困的方法在英国的彼特·阿尔柯克所著的《认识贫困》一书中提出了
三 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１．标准预算（法Ｂｕｄｇｅ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标准预算法建立在试图确定一张生活必需品清单的基础上， 是否缺少这些必需品就被用来当做贫困的界线。
早期的标准预算法的基本理念是每周采购一篮子商品，它是朗特里在约克郡进行调查时提出的。
在营养学家的帮助下，他们提出了一份一周饮食的菜单，但这个生活标准未免过于简朴，曾经引起了码头工人的抗议。
后来美国的瓦茨委员会提出，不用有前提的专家判断为基础，而用全社会的现实的消费模型来决定标准预算，他们根据消费模型，制定了三个消费的不同标准，即处于中间层次的“普通家庭标准”、低于它５０％“的社会最低标准”和高于它５０％“的社会富裕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没有“在必需品”的定义问题上取得进展，也未能在属于正常消费的“非必需品”的取舍问题上取得进展。
２．收入替代（法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ｘ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在人们试图将货筐方式或消费模型建立在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向用收入水平替代标准预算或消费模型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因为这就是收入替代法的基本理念。
１９世纪末，德 ①童星、林闵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５ 国的恩格尔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消费模型，她发现收入较低的家庭在生活必需品上花的钱占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更大，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花在必需品上的收入比例下降，而更多地去购买非必需品。
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曲线”。
美国的奥珊斯基论证，专用于必需品消费的平均数可用于确定贫困水平。
她提出，一个家庭的食品开支要占到其收入的３０％以上，这个家庭就是贫困的。
当然，这个比例不一定非是３０％或者需要度量的不仅是食品的开支，例如加拿大的贫困标准就是用于衣食住的开支的比例是６２％。
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有其武断的地方，因为这个收入替代点不能自己从恩格尔曲线上表现出来。
３．剥夺指标（法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剥夺指标法是汤森在６０年代关于英国贫困问题的著作中提出来的，这种方法的理念基础是需求的满足和不足是相对应的。
这种被排除在日常生活方式之外的相对需求是可以客观地确定和度量的。
因此他制定了与收入高度相关的生活标准基本指标的清单，然后进行问卷调查，让人们回“答是”“与不是”，清单上的指标的遗缺就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证据。
以上述指标给不同的家庭的需求不足评分，并概括为各种收入类型的家庭的典型评价，然后与这些家庭的收入相比较，来求出贫困线。
但是，批评者则指出，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是以对家庭的消费调查中揭示的行为模式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它所指定的生活必需品仍然根据专家的判断而定①。
（三）莫泰基提出的常用的４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莫泰基在《香港贫穷和社会保障》一书中也提出了４种最常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６ １．市场菜篮（式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Ｂａｓｋｅｔ Ｍｅｔｈｏｄ）“市场菜篮式”的主要理念是制订出一系列的必需品和服务，作为受益人每月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从而计算出在市场购买这些必需品所要支付的金额。
事实上，在早期的公援制度发展当中，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而且特别是由营养学家来计算所需的起码食物品种。
２．生活形态（式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生活形态式的主要理念是以社会大多数人的观念来确立哪些生活形态是属于贫穷的，再以调查方式找出哪些人是符合这些生活形态，然后找出这些个人或家庭的收入界限，便以此作为该地区的贫穷线了。
３．食费对比（式又“称恩格尔系数法”，Ｅｎｇｌｅ’ｓ Ｒａｔｉｏ Ｍｅｔｈｏｄ）食费对比式的计算法是采用“恩格尔系数”来作为基础的。
恩格尔系数法是以实物费支出作为整体生活消费额的百分比；如某人每月总消费是１０００元，而食物支出是４００元，那么该人的恩格尔系数是４０％。
食物对比式是先计算出现时公援受益人的食物支出，然后把它代人中下层的恩格尔系数的分子来计算出下一年度的公援基本金额。
４．国际贫穷标准（线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国际贫穷标准线基本上是以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的一半作为该地区的贫穷线，并以此订为公援金额的标准。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ＯＣＥＤ），曾于１９７６年调查该会员国，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公援标准相约于个人中位收入的２／３，于是提出以此为贫穷线的起点，推论出２人夫妇的公援金额应以个人中位收入为标准，以便各国进行相互比较。
国际标准的精神，基本上认为单身公援人士应超过个人中位工资的一半，而２人公援家庭应为个人中位工资金额，或２人家庭中位月入的一半；而３人公援家庭则为３人家庭中位月人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７ 的一半，依此类推①。
（四）归纳与比较如果说童星、林闽钢和莫泰基对度量贫困的方法的阐述都是 只在一个平面上，那么彼特·阿尔柯克阐述就显得立体化，较为有历史的纵深感。
后者在对度量贫困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指出了每一种方法的不足之处，他还提出，在现代，为了弥补上述种种定量方法的不足之处，一条可行的途径是更多地让社区居民参与制定贫困线的工作。
在调查研究的开始阶段，应该多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参考他们的意见来设计调查方案。
在调查过程中，可以用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调查的方式，有代表性地反映和综合社区居民的意见。
在调查研究的总结阶段，再拿出调查统计的结果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倾听他们的选择。
总之，没有专家的意见不行，但是光靠专家来作判断也会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要增加确定贫困线的整个过程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我们再将三篇著作进行比较，除了不同之处又可以找到共同点。
童星、林闽钢对定量方法的叙述比“较单一”，而莫泰基和阿尔柯克的叙述则比“较综合”。
莫泰基“的市场菜篮式”与彼特·阿尔柯克“的标准预算法”其实大同小异。
它们可能涉及童星、林闽钢所说的热量支出法和基本需求法；在确定必需的热量、营养和基本需求时，又可能会用超必需品剔除法；同时，也可能会用主观最小消费定义法来作验证，从而最后确定一张适用“的菜单”。
如果将根据菜单得到的相应的数据做成数学模型，那么又会用到数学模型法。
莫泰基“的生活形态式”和彼特·阿尔柯克“的剥夺指标法”又何其相似乃尔。
它们可能涉及童星、林闽钢所说的商品相对不足法，但在调查过程中也可能会用到超必需品剔除法、编制贫困指标法和主观最小收入定义法。
①莫泰基，《香港贫困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８ 莫泰基的“食费对比法”和彼特·阿尔柯克的“收入替代法”基本上是一回事。
它们当然主要用童星、林闽钢所说的恩格尔系数法。
但在确定“食费”时，无疑要用热量支出法和基本需求法。
它也可以做成数学模型，那么也会用数学模型法。
莫泰基的“国际贫穷标准线”用的是童星、林闽钢所说的收入等分定义法和收入平均数法。
表３－１：确定贫困线的方法的归纳 就操作性而言，莫泰基和彼特·阿尔柯克的综合方法比较实用。
但是，我们对此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个工作我们将在第四到第九章中进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３９ 第四章 常用方法之一：市场菜篮法 在本章中，我们回忆了市场菜篮法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它的优点和不足。
其优点是（：１）直观明了，通俗易懂，便于公众参与（；２）保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３）可用以比较。
其不足之处在于：（１）由专家来决定菜篮子的内容是不妥的；（２）虽然市场菜篮法标“榜纯客观”，但事实并非如此；（３）菜篮子的分量容易偏低，流于不足；（４）限制受助者的生活方式。
市场菜篮法又“称标准预算法”，它可以算是最古老、最传统的确定贫困线的办法，并且以它“的绝对主义”而著名。
市场菜篮法首先要求确定一张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内容包括维持为社会所公认的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的必需品的种类和数量，然后根据市场价格来计算拥有这些生活必需品需要多少现金，以此确定的现金金额就是贫困线①，亦即最低生活保障线。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反贫困的目标，我们应该往这个菜篮子里装些什么才是最合适的？还有，谁来决定往这个菜蓝子里装什么？为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种最古老、最传统的方法的由来和发展历程。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０
一、市场菜篮法的由来和发展 “标准预算法通常建立在（每周）采购一篮子商品的概念的基础上。
这个主意是朗特里在对约克郡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创造出来的。
”“先算出维持基本生理功能所需要的营养量，然后将这些营养量转换为食物及数量，再根据其市价算出相等的金额”，即为贫困线。
英国朗特里（Ｒｏｗｎｔｒｅｅ）在约克郡的贫困问题研究开始于１９０１年，所以这只“菜篮子”的产生与发展与本世纪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
在约克郡调查中，朗特里与他的助手以美国营养学家爱德华（Ａｔｗａｔｅｒ）的建议为基础列出了一份关于一周饮食的冗长而又繁 琐的清单。
在１９５０年的版本中它包括：大米 １０盎司 ５．５便士；芜菁甘蓝 ６ 磅 １ 英 镑３便士；鸡蛋 １个 ３．５便士；茶 ０．５磅 １英镑８便士。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恐怕是一个简朴得有点严酷的生活标准。
将“菜篮子”的内容定得如此匮乏实在没有必要。
阿尔柯克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菲济等人发表在１９７７年的一篇关于界定和度量贫困的评论：“显而易见，存在着一种所有的绝对贫困定义都在致力于提高最低标准以求生活水平的改善。
”朗特里在最初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孙健忠，《台湾地区社会救助政策发展之研究》，台北，时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③朗特里（Ｌｏｗｎｔｒｅｅ），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菲吉亨（Ｆｉｅｇｅｈｅｎ）等，《英国的贫困与进步：１９５３－１９７３》，（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１９５３７３），剑桥，《剑桥学报》（ＣａｍｂｒｉｇｅＵＰ）。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１ 的菜篮子中就将“非生活必需品”茶也包括在内，尽管它并没有多大的营养价值；后来在１９３６年的一次调查中，他还将收音机、报纸以及给孩子的礼品和节日礼品也包括进去。
这实际上承认，绝对贫困标准并不等于“避免饿死”，同时，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５。
正像世界银行的《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以消费为基础的贫困线可以设想包含两个主要部分：购买最低标准的营养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必要支出，以及各国间的不尽相同的反映参与社会日常生活的费用的另一部分支出。
第一部分是比较明确的。
有关最低标准的、适合需要的卡路里摄入量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只要看构成穷人食谱的食品价格，就能确定其费用。
第二部分则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在有些国家，室内自来水管是‘奢侈品’，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是：‘必需品’”。
其实，对于上述第二部分，亚当·斯密早就说过“：至于生活必需品，我认识到不仅仅是对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日用品，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可能会对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即使他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提出要求，没有某种东西就是粗鄙的。
例如，一件亚麻布衬衣严格说来并非生活必需品，……但在目前……在一个光荣的日子里，工人没有亚麻布衬衣就会羞于在公共场合露面。
”③ 实际上，市场菜篮法发展到今天，已经远非朗特里时代的“吝啬鬼”的形象了。
在现代社会中，除了考虑营养的摄取，除了考虑食物、住房和衣着之外，医疗保健、儿童保育、交通通讯、社区参与、教 ①菲吉亨（Ｆｉｅｇｅｈｅｎ）等，《英国的贫困与进步：１９５３－１９７３年》，（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１９５３１９７３年），剑桥，《剑桥学报》（ＣａｍｂｒｉｇｅＵＰ）。
②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 ），《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２ 育机会、文化娱乐、个人嗜好等等消费都会被考虑在内。
譬如日本计算贫困标准时所用的列举最低生活费用的方式就 考虑到“，必须重新计量家庭支（出家具、水电、煤气与房租等），以及特别加（给如伤病、妊娠、残障、老年、公害、教育、子女等）。
又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社会规划局采用专家及市民代表组成的评委小组来计算公援受助人的１２种基本需要，包括食物、资讯、衣物、个人护理、各种社会服务、医药牙诊、住屋、家具、耐用品、燃料、维修及康乐等。
二、市场菜篮法的优点 本世纪６０年代，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使相对贫困的得到青睐，以绝对主义而闻名的市场菜篮法不断受到质疑。
然而，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较可行的贫困测量方法”它的优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市场菜篮法直观明了，通俗易懂，而且可以罗列得很详尽细致。
因而也便于公众参与意见。
香港的民间组织香港社区协会提出的“单身人士公共援助基本金额建议”是用市场菜篮法计算公共援助标准的典型，它罗列的各项生活必需品基本上可以算是应有尽有了，观之我们可以体会到市场菜篮法的这个优点。
表４—１：单身人士公共援助基本金额建议（１９９２年） １．每天个人食品开支（参考高龄饮食指南） ①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３ ２．每月个人杂用开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４ ３．每年个人衣物家用 总计（每月） １８９１元资料来源：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二）保证受援者的最起码的需要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在专家学者那里，或者是在公众之 中，也不管会有多大的争论，在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方面还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譬如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最低需求，都比较容易认定。
英国的约瑟和萨姆逊指出：“绝对的贫困标准意味着它是通过了解穷人的需要来确定的，……如果一个家庭已经揭不开锅，那么它就是贫困的。
” （三）市场菜篮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家庭消费的一般数学模型，并且可以用于各类比较 瓦茨（Ｗａｔｔｓ）指出：标准预算法至少还有下列四种用途：１．提供一个既定家庭形态的生活水准常模； ①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和萨姆逊（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平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５ ２．可被用来比较不同家庭形态的生活水准；３．可被用来比较不同时间的生活水准；４．可被用来比较不同区域的生活水准①。
三、有关市场菜篮法的争议 在市场菜篮法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争议。
最主要的有４点： （一）由谁来决定往菜篮子里装什么？关于市场菜篮法争议最多的是围绕着究竟谁来决定哪些是和哪些不是“生活必需品”展开的。
一般认为，由专家来确定“菜篮子”的内容的传统方法包含了随意地强加于人的因素，因为由那些很可能缺乏下层社会生活体验的人作出的判断，常常令人绝望地脱离实际。
当与现实中人们的消费相对照时，就像朗特里的助手们后来发现的那样，在实践时寸步难行。
如果“菜篮子”的内容由全社会来决定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合理些。
美国的瓦茨委员会的办法是，不以专家的有前提的判断为基础，而是以根据现实的消费模式得出的统计数据来制定不同的消费标准。
他们制定出一种处于中间水平的“普通家庭标准”，另外还有低于前者５０％的“社会最低标准”和高于前者５０％的“社会富裕标准”马（克Ｍａｃｋ）和兰斯利（Ｌａｎｓｌｅｙ）尝试通过获得对贫困界定的“社会共识”来确定“菜篮子”的内容。
于是选择了３５个与个人消费相关的项目让被调查者回答：哪些项目是所有的成年人缺一不可 ①瓦茨（Ｗａｔｔｓ），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６ 都应该得到的？哪些项目是有需求但不是不可或缺的？结果，有１４个项目被认为是必要的，马克和兰斯利据此而认定在１４项指标中缺少任何３项及以上（马克和兰斯利称之为“遗缺指标”）即为贫困。
对马克和兰斯利的方法，许多学者还是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皮厄乔德指出：第
一，为什么缺乏３项及以上才算是贫困？第
二，有些人缺乏必需的，但不缺乏非必需的。
譬如抽烟，只有１４％的人认为两天一包香烟是必需的，但却有４２％的人（包括一些穷人）认为自己能够两天享有一包香烟。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穷人一定不能享有非必需项目吗？或者说，穷人在没有满足对必需的项目的需求之前，一定不能享有非必需的项目吗？第
三，这些项目很难转换为消费、预算或收入，还是需要专家来进行计量。
② 然而，虽然这种寻求社会共识的方法有其不足之处，但正如马克和兰斯利指出的：“立足于对生活必需品的构成的普遍的社会共识，将为我们提供一种视社会为一个整体的参考意见。
”他们的这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沃尔克则进一步指出：综合的标准预算法和社会共识法是可以共存的。
也就是布拉德肖等人主张的“标准预算法的民主化”。
也就是，通过公众讨论来确定一套预算指标，以取代传统的单纯由专家来作出判断的预算指标。
③ （二）市场菜篮法虽然“是绝对主义”的，但它不可“能纯客观”，不可能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 ①马克和兰斯（利Ｍａｃｋ ａｎｄ Ｌａｎｓｌｅｙ ）《，贫困的英国》（ Ｐｏｏ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皮厄乔（德Ｐｉａｃｈａｕｄ ）《，贫困的界定和度量中的难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ｋ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１９９４年版。
③皮厄乔德（ Ｐｉａｃｈａｕｄ ），《贫困的界定和度量中的难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ｋ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７ 林万亿指出“：不可否认地，为了测量贫穷，预算标准法在追寻一个可以测量的绝对指标，这个指标的尺度与涵盖的项目一定会被价值判断所影响”。
正因为如此“，菜篮子”中应该纳入哪些项目是一直有争议的。
即使“在最容易取得一致”的项目上，譬如食品、衣着、住房、日常杂用等等方面，也会在每一项目包含的质和量上争论不休，譬如，什么是适当的饮食标准？一个人冬天穿几件什么样的衣服才算是足以御寒了？等等。
此外，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项目，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纳“入菜篮子”的项目。
譬如社会参与、个人嗜好应该不应该纳入？如果认为应该纳入，又会引出新的问题，什么是社会参与？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或出外旅游算不算？什么是个人嗜好？抽烟、喝酒、喝茶、或集邮、收藏、养宠物算不算？这里每一个问题又会引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到后来竟近似“于抬杠”，但又不能说反对意见没有道理。
所以它虽然便于公众参与讨论，但几乎每一次这样的讨论总是很难得出一致的意见。
最后，不得不由专家来作出最后的决定②。
（三）标准容易偏低因为最后选择纳入“菜篮子”的总是最容易取得一致的项目， 而有争议的项目往往会被搁置起来，所以，用市场菜篮法制定贫困线标准容易偏低。
这个毛病从最初的朗特里时代就存在，英国码头工人工会领袖贝文在一次对码头工人最低收入标准的调查会上，根据用市场菜篮法确定的标准，出外买了一些指定的食品：熏肉、鱼和面包，把它们送给在场的专家们，并问他们这是否足以满足一个不得不成天扛沉重的粮食袋子的工人的需要。
①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８ １９７９年，莱恩（斯Ｌｙｎｅｓ）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的儿童维生预算标准简直是“吝啬到不人道的地步” 莫泰基也对上述香港社区协会的“单身人士公共援助基本金额建议”提出了商榷，他指出在交通费、医疗费、文娱费等方面仍是不足的，根据他的计算还应补充１７０元，总数应达２０６１元。
他还指出“，这样计算是否合理，当然也是见仁见智” 对于用于市场菜篮法测定的贫困标准往往偏低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有针对性地采取补救措施可以改善市场菜篮法这方面的不足。
雷（恩Ｒｅｉｎ）建议，将年龄、性别等因素纳入决“定菜篮子”内容的测量，以及以实际的市场价格来衡量预算需求，可以基本上解决标准偏低的问题。
③ （四）限制受助者的生活方式市场菜篮法这种严格的清单式的计算，限制了受助者的生活 方式，使他们的自由选择极少，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是不公平的。
④ ①莱恩（斯Ｌｙｎｅｓ ）《，儿童福利支出》（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②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③雷（恩Ｒｅｉｎ）《，贫困的界定和度量中的难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转引自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４９ 第五章 常用方法之二：恩格尔系数法 本章回顾了恩格尔系数法的产生和发展，也分析了它的优缺点。
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是：（１）简便易行，便于操作（；２）可以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挂上钩。
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１）固定的标准不可取（；２）所得的标准常常偏低（；３）仍有一定的随意性；（４）要依赖社会消费指数的调查。
恩格尔系数法（Ｅｎｇｌｅ＇ｓ Ｒａｔｉｏ Ｍｅｔｈｏｄ）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
据童星、林闽钢介绍“：恩格尔系数是家庭食品支出与总收入的比值，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
” 莫泰基则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念是：由于食物消费是基本的，不会随收入的增加或消费的增加而提高的；故此，当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或消费额提高时，他或他们的食物支出占总消费的百分比会相对地减少的。
因而，可以引用食物支出占总消费的百分比（即恩格尔系数）来断定某人的生活质素；当恩格尔系数愈高，其生活质素愈差，而当其系数愈低，其生活质素则愈高。
”① ①童星、林闵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②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０ 上述两段引文对恩格尔系数的叙述显然是有出入的：童文说“是食品开支与总收入的比值”，而莫文却说“是食物开支占总消费的百分比”。
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常用，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却不一致，更有甚者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因此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首先追根溯源一番。
一、恩格尔系数法的由来和发展 恩格尔系数法，莫泰基称之为“食费对比法”；在阿尔柯克的著作中，它“是收入替代（法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ｘ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中最主要的一种。
生活必需品所占的比例 收入 图５－１：恩格尔曲线 据阿尔柯克介绍：１９世纪末，德国的研究者恩格尔在比较了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消费模式后，得出一个结论，她发现收入较 低的家庭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钱占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更大。
随着 收入的增加，人们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钱占收入的比例下降，而更 多地去购买非必需品。
在研究中，恩格尔绘出的表示生活必需品开 支
占收入的比例的曲线，就是著名的“恩格尔曲线（Ｅｎｇｌｅ ｃｕｒｖｅ）”。
恩格尔发现的生活必需品开支与收入的增长成反比这
一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１ 著名的论断，称“为恩格尔定律（”Ｅｎｇｌｅ＇ｓｌａｗ）正式运用恩格尔定律测量贫困线，则是美国学者奥珊斯基 （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的研究成果。
１９６４年，为响应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的号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贫困标准：４口之家年收入３０００美元以下、单身成年人年收入１５００美元以下即是贫困。
这个标准试图以保证家庭成员基本的、足够的饮食消费来估计他们的最低收入需要。
奥珊斯基的研究为这个贫困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
奥珊斯基论证，生活必需品开支的社会平均水平可以用于确定贫困水平。
她在研究了美国家庭的食物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后，绘出了一“条恩格尔曲线”，并且声称她在这条曲线上发现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以下的部分就是贫困的。
经计算后她提出，一个家庭将预算的３０％以上用在食品开支上就是贫困的。
１９６５年，奥珊斯基又对自己度量贫困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据林万亿介绍，她的研究分三个步骤：１．她以农业部提出的“经济食物计划”为根据，计算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个人每周所需要的食品消费的预算；２．计算不同的家庭构成（包括年龄和性别）与不同的家庭规模所需的食品消费的预算；３．计算食品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
最后，她提出了一个更精确、更有鉴别力的贫困标准。
即３口或３口以上的家庭的食品消费占其总收入的３３％及以上的，或者２口之家占２７％及以上的，即为贫困户。
根据奥珊斯基的计算结果，美国社会保障署制定出各种不同规模和不同构成的家庭的贫困标准，其基本标准为４口之家（非农业家庭）３２２３美元，同时根据城市和农村的居住条件再进行调整。
按照这个标准，１９６５年美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２ 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１７％，达３３２０万人①。
从此，奥珊斯基的方法广为流传。
但仍被人们称为“恩格尔系 数法”。
现在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６０％或５０％来作为判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庭是否贫困的标准②。
１９８７年，布拉德肖等人经研究后提出，恩格尔曲线不是一条简单的曲线，而是一条更长的“Ｓ”形曲线。
它描绘出消费模式更为复杂的变化。
如图５－２中箭头所指，恩格尔曲线的弯曲点表现的是边际倾向，是表示消费的加速或减速的“转折点”。
在第一点以上，收入的增加造就了更强的消费能力，人们用于购买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增多，而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比例锐降。
到了第二点，情况 转折点 生活必需品所占的比例 收入 图５ －２：恩格尔曲线的转折点发生变化，各种新的消费能力已经耗尽，商品交易趋于定型。
这一点上的变化给出了一个标准，一种较为定型的消费选择取代了消 ①奥珊斯基（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如何度量贫困》（Ｈｏｗ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转引自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鲁德（斯Ｒｏｄｇｅｒｓ）《，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②虽然这种说法广为流传，但笔者至今未能找到其出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３ 费需求，这就是贫困标准的所在。
布拉德肖等人主张应该为大多数类型的家庭找到一个以食品、衣着和燃料为基础的最低消费点。
美国学术界对奥珊斯基用以确定贫困线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在２０多年以后，哈夫曼（Ｈａｖｅｍａｎ）在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的评估中说“：采用‘奥珊斯基线’作为法定贫困线提供了一个政策研究与代表了政治妥协的确定数量相结合的成效的重要例子”。
二、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 童星、林闽刚指出：运用恩格尔系数法确定贫困线方法有二：“可以把恩格尔系数的某个值（现在国际上一般确定为６０％）直接定位贫困线；也可以依据恩格尔系数间接地用收入金额来表达贫困线。
后者的具体办法是：按营养学知识确定一个最低饮食标准及其相应的饮食费用，然后用它除以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如上述的６０％），其商就是贫困线标准。
” 如果说，贫困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是已知的，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一）简便易行，便于操作恩格尔系数法简便易行，便于操作。
确定一个“保证家庭成员 基本的、足够的饮食消费”的开支金额，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可以求得贫困线。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②阿特金森（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法定贫困线的制定和经济政策》（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伦敦，斯蒂克（罗Ｓｔｉｃｅｒｏ）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③童星、林闵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４ （二）可以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挂钩恩格尔系数法可以“使公援人士的生活质素客观地与一般市 民生活水平拉上关系，并可逐步改善公援人士生活质素”。
在这里，介绍一下香港和美国的做法。
１．香港：香港的公共援助机构在确定下一年公援基本金额时， 按这样的程序计算（采用１９９０年香港的统计数字）：（１）公共援助物价指数的恩格尔系数：７５．１％。
（２）３人家庭公援人士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２５４１元。
（３）公援家庭个人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２５４１：３×７５．１％６３６． １元（４）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月收入在２５００－９９９９元）的恩格尔 系数：４１． ２（５）下一年度共援家庭个人的公援金额应是：６３６．１÷４１．２％１５４４元（６）三人公援家庭的每月公援基本金额应是：１５４４×３＝４６３２ 元 （７）若以单身人士的每月平均公援金９８３元计算，下一年度单身公援人士的公援金额应是１７９２元。
② ２．美国：在美国，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的长时间里，在计算贫困标准时，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一成不变的。
即“贫困者生活预算的１／３用于食物消费”的假定长期有效。
但美国从１９６９年开始，“将经济食物预算费用”与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以此来调整贫困标准。
使贫困家庭的收入维持在中等家庭收入的３７～４０％之间。
③ ①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②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
鲁德（斯Ｒｏｄｇｅｒｓ）《，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５ 表５－１：美国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的贫困标准及与中等收入家庭的比较 资料来源：鲁德斯，《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三、有关恩格尔系数法的争议 与市场菜篮法一样，恩格尔系数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一）许多学者，如阿尔柯克认为，奥珊斯基的“转折点”之说还是有它的随意性，因为它并不能在恩格尔曲线上自己表现出来①。
（二）许多学者也认为，恩格尔系数法从本质上说仍然是“绝对主义”的，因此，得出的贫困标准往往偏低。
美国的鲁德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虽然无疑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但它所规定的贫困标准仍然停留在绝对标准的意义上。
”他指出：根据美国的贫困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６ 标准，１９７８年一个４口人的非农业家庭的年收入是６６６２美元，平均用在食物、住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钱各占１／３，即２２２０．６６美元，而一餐饭仅有２．０３美元，“这个估算是非常之低的。
很难相信有谁能用２．０３美元为４口人准备出一顿富有营养的膳食。
或者能用４２．５６美元为４口之家足够供给一个星期的饮食。
”每月用于住宅方面的１８５．０５美元，也支付不了房租或４人的贷款。
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同样得不到满足①。
（三）一个确定不变的“国际公认”的恩格尔系数的贫困标准，譬如６０％或５０％，用于一般的研究或用作国际比较或许是可行的。
但是，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与社会救助相关的贫困线，则过于粗疏。
因为至少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消费结构和物价水平实际上都会表示出极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也会有极大的差异。
以美国为例，他们的假设实际上是：一个４口之家的生活预算中，１／３用于食物，１／３用于住房，１／３用于衣物、家具、交通、卫生保健、水暖电气、各种税收、文艺等项。
在这个生活预算中，住房的１／３开支是要确保的，所以，食品开支如果超出１／３就会涉及那么多项必需的开支需要压缩，因而就是贫困了②。
加拿大的贫困标准又不同，他们认为需要度量的不仅是食品的消费，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将贫困的标准定在用于吃、穿、住等方面的开支占生活预算的６２％。
这种计算方法又回到恩格尔系数的本义上了③。
①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②鲁德斯（Ｒｏｄｇｅｒｓ），《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阿尔柯克（Ａｌｃｏｃ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７ 至于中国，情况又大不一样。
到目前为止，中国城镇的普通居民绝大多数房租开支与收入相比还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约不会超过工资的１０％；而用在食品消费上的开支要就大得多，一般在５０％左右。
如简单地用恩格尔系数６０％或５０％为贫困的标准去套，就会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应该从实际调查中得出适用于本国或本地区的恩格尔系数，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运用恩格尔系数法。
第三个问题又引出了第四个问题，正像莫文中指出的，要做一般公援消费物价指数和一般市民消费物价指数这一类的调查成本很高，花费的人力、物力也很大，所以不太可能每年做一次。
香港通常是每５年做一次，公援金额也只能每５年调整一次，平时则跟着通货膨胀作调整。
在表５－１中可以看到，美国的贫困标准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５、１９８０三年均为中等收入家庭的４０％，而其他年份则低于４０ ％，是否可以推测，美国的贫困标准也是５年调整一次呢。
这样，本来贫困标准的调整就会滞后一年（因为要根据当年的消费情况来决定明年的标准），社会救助对象在非调整年就更吃亏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５８ 第六章 常用方法之三：生活形态法 本章回顾了生活形态法的由来和发展，分析了它的长处和短处。
生活形态法的长处在于：（１）可以沟通主观和客观；（２）使贫困的涵义扩大；（３）可以有效地比较人们的生活状况。
生活形态法的短处在于对它的争议较多，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包括：（１）“客观性”受到质疑（；２）生活方式实际上会滞后于生活水平的提高；（３）相对贫困不能没有绝对的内核；（４）怀“疑遗缺门槛”的存在。
６０年代以来，主张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定义和度量贫困的呼声日高，相应的定量研究方法也就被创造出来，我们在本章中要讨论“的生活形态（法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两种确定贫困线的方法都是直接从人们的需求及消费和收入入手的话，生活形态法观察问题的视角则不同：它先从生活形态入手，提出一系列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等方面有关的问题；然后根据被调查者回答，从中选择出若干“遗缺指标”；再根据这些遗缺指标来确定哪些人属于贫困者。
从表面上看，这种方法比“较间接”，但它却是符合人们观察事物的一般思路由表及里地去分析问题的。
要深入了解这种方法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再来追根寻源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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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形态法的由来和发展 生活形态法是英国的汤森在６０年代创造的一种度量贫困的新方法，他称它“为遗缺指标（法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其背后的理念是：“贫困只有本着相对遗缺的概念才有可能被客观且一致地界定”。
据汤森介绍，创造“遗（缺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一词，最早是用来说明为什么在生活上什么也不缺的美国兵还常常感到不满足，后来它被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作为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专有名词广泛采用。
在研究贫困的定义和度量时“，相对遗缺”的概念是：社会上一般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
人们常常因遗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
假如他们缺乏或不能享有这些生活条件，甚至因此而丧失成为社会一员的身份，他们就是贫困的①。
在汤森之前，马克和兰斯利就已经尝试用“遗缺指标”进行贫困研究。
但他们的目标是争取获得对贫困界定的“社会共识”。
汤森的方法与他们不同，虽然他也不否定要了解贫困者主观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但他更强调从外部形态的观察来对“相对遗缺”进行客观的比较。
所以有人称遗缺指标法是一种“行为主义”的方法。
汤森发展了一整套理论来支持他的方法。
在讨论是否有一致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标准时，汤森认为，一种所谓“一元的或清晰的”生活形态并不存在；汤森所说的生活形态是指一系列相互交错和 ①汤森（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英国的贫困：关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伦敦，阿伦·莱恩和培根图书公（司
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 ，１９７９年版。
②马克和兰斯（利Ｍａｃｋ ａｎｄ Ｌａｎｓｌｅｙ ）《，贫困的英国》（ Ｐｏｏ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转引自 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０ 重叠的、存在于社区、民族、社会组织和地区的社会生活之中的生活形态，它不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和行动，而是以社会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一种消费和生活习惯。
在现代社会里，个人的生活与需求已经被国家、社会和家庭重新塑造过，所以，从外部观察入手来寻求需求标准的途径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重点强调的。
汤森相信，一种相对的需求遗缺可以表现为某一类消费被从日常的生活方式中排除出去，这决不是一个主观的、随意的判断，而是可以从外部形态的观察来客观地界定和度量的①。
汤森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找出了对“生活必需”的广泛的定义以构造指标，再加上一些他自己发展的和诠释的指标，提出了一整套包括“物质遗缺”和“社会遗缺”两个方面１３组７７个指标的的庞大体系。
物质遗缺包括：１．饮食遗缺，如“过去两周内至少有一天饮食不足“”、一周内的大多数日子缺乏新鲜的鱼（肉素食者则以素食食谱为准）“”、大多数的日子没有新鲜水果”，等等；２．衣着遗缺，如“一年四季中鞋靴不够用“”、缺乏防范严寒的衣着“”、过去一年中购买旧衣物”，等等；３．住宅遗缺，如“缺乏室内厕所、浴室“”、缺电“”、冬季时所有房间均缺乏取暖”，等等；４．家庭设备遗缺，如“没电视“”、没收音机“”、没洗衣机“”、没冰箱”，等等；５．环境遗缺，如“没安全的室外活动场所给５岁以下的儿童游玩“”、工业污染空气“”、交通、飞机与工程噪音严重”，等等；６．场所遗缺，如“在徒步距离内缺乏开放空间（如公园或剧院）“”、１０分钟行程之内没有一家日用品商店“”、本地街道上有脏 ①林万亿《，福利国家一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１ 乱和抛弃废物的问题”，等等；７．工作遗缺，如“工作环境不（良空气污染、灰尘、噪音、震动和 高温、低温“）”站立或走动的时间占整个工作日的３／４以上“”、非全日制工作”，等等。
社会遗缺包括：１．缺乏就业权利，“如前十二个月至少有二周失业“”、未享有病假的头半年全额津贴“”、前一周工作５０小时以上”，等等；２．家庭活动遗缺，“如室内儿童游戏有困难“”、家中有人有健康问题“”、有残疾或老年亲属需要照顾”，等等；３．缺乏与社区的整合，“如离群独居“”、经历种族、性别、年龄、残疾的歧视“”、疾病中欠缺可预期的资源援助”，等等；４．缺乏正式的社会参与，如“，上次选举未曾投票“”、未参加工会或员工协会、教育课程、运动俱乐部或协会，或者政党“”、未参加志愿活动”，等等；５．休闲遗缺，如“过去一年内未有离家的假期活动“”、一周内未超过５小时的特定的休闲活动”，等等；６．教育遗缺，“如低于１０年的义务教育年限“”、未有正式的学校文凭或继续教育课程或学徒的证书”，等等。
汤森通过对２０００多户居民进行访谈，给以上指标进行打分，最后得出了５０个与收入高度相关的指标，汤森从中选出了１２个“遗缺指标”：（１）最近一年内未离开家有一周的度假；（２）（成年人）最近４周内未有亲友到家里用餐或点心；（３）（成年人）最近４周内未外出到亲友家用餐或点心；（４）（儿童）最近４周内未能与朋友游戏或饮茶；（５）（儿童）最近一次生日未举行庆祝会；（６）最近２周内未能于下午或夜间出外消遣；（７）一周内未能使用新鲜肉食４天；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２ （８）在过去２周内没有享用煮食一天以上； （９）一周内未能有热早餐多天； （１０）家里无电冰箱； （１１）家里不常有星期聚会； （１２）家里未有四项基本设备（抽水便池、洗手池、浴室以及煤 气炉或电炉）。
汤森将根据实证研究得到的２０００户居民的“遗缺指数”与他 们的收入作出了一条曲线。
他在曲线上发现了一“个遗缺门槛”，亦 即当收入低于这“个遗缺门槛”时，遗缺指数会迅速增加，因此相对 “遗缺门槛”的在代“表收入”的横轴上的那一点就是贫困线的替代 占 遗缺指标的标识 １．５ ２ ２．５ ３ ３．５收入 图６－１：遗缺指标和遗缺门槛资料来源：阿尔柯克，《认识贫困》（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伦敦，麦克米伦（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①汤（森Ｔｏｗ ｎｓｅｎｄ） 《，贫困的国际分析》（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６３ 香港的周永新也曾于１９８１年运用生活形态法制订香港的贫困线。
首先，他通过征求家庭服务社工人员的意见，设计了一份有３４个问题，涉及到衣食住行，居所设施，对教育、医疗服务的使用，生活习惯和社会规范５个方面的问卷，通过问卷调查来确定哪些生活形态是贫困户所独有的，调查结果是，其中有１０个项目是被访问者认为最足以代表贫困户的。
基于调查的项目要适用于所有的家庭和反映多方面的生活形态，周永新对上述调查结果又作了调整，最后制订出下列９项区分贫困的指标： （１）家中是否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固定的床？（２）家中有没有电视机？（３）家中有没有雪柜？（４）家人有病时是否通常看私家医生？（５）家中有喜庆事时，全家一般有没有出外吃饭？（６）除了过年过节，平日有没有宰鸡宰鸭？（７）亲友有喜庆时有没有送礼做人情？（８）过年时，有没有派利是？（９）有没有找朋友饮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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