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王剑校对：王心怡E-mail押zhoumoban@ 4文化CULTURE 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Tel：（010）62580723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院士忆高考37 把握转机开启精彩 刘加平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经历了中国40年来重大的历史变革、转折和发展。
无疑，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不上大学，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没有大学时的努力学习，我也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
不留遗憾，脱下军装为高考 我家在陕西省大荔县伯仕乡平罗村，村里有1000人左右。
我们村早先属于渭南地区朝邑县，上世纪50年代修三门峡水库时并入大荔县。
我父亲在乡政府工作，母亲带着我和我弟弟、妹妹在农村生活。
那时家里很穷，每到春夏之交，经常缺吃少穿。
我们从小除了做家务活，还要干农活。
在我们看来，干农活是辛苦的代名词。
小学、初中我都是在村里上的。
“文革”期间学制改动，原本是小学初中9年制，我们7年就读完毕业了。
我从小念书就好，被人称为“大头娃娃”，夸我聪明。
确实，念书对我来说很轻松，我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
我的高中是在大荔县朝邑镇的朝邑中学读的。
那时没有高考，所以1973年年底高中毕业后我就回乡务农了，那年我17岁。
村里派给我们高中毕业生的活儿，是拉板车往地里送肥，这是绝对的重体力劳动，非常辛苦。
后来我又被安排当过给棉花苗打农药的技术员，还被派到别的地方做过几个月的临时工。
1974年春天，村里来了100多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都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我常与他们一起干农活，相处得不错，秋收后还在一起排练文艺节目。
就在这年冬天，部队来征兵，我报了名。
很幸运，我成为了一名军人。
记得那年年底的一天，我随一群新兵上了辆运货物的闷罐子火车，坐了几天车，在元旦前两天的一个后半夜，到了山西省原平县上阳村火车站。
下车后我们被拉到一个山沟，这是部队的所在地。
新兵训练结束后才知道，我们部队是总后勤部的一个军需库。
当时我们战士主要有4项任务：训练、仓库搬运、执勤、农耕生产。
仓库搬运包括搬进和运出。
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三天三夜没睡觉，从库里往外搬货物，那些军需物资要运到唐山救灾。
部队很能锻炼人。
第一是严格执行命令，命令来了必须服从；二是锻炼人的意志力，训练、劳动强度常常超出人体承受上限，更不要说冬天夜里执勤，气温低至零下20多摄氏度；另外，部队里还有政治学习、体育锻炼，入伍后我慢慢学会了打篮球，做各种器械，如单杠、双杠、跳马等。
可以说，我的好身体是在部队练出来的。
1976年，“文革”结束，国家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到了1977年10月，机会来了，听说地方上要恢复高考了，我们就打听在部队能否参加高考。
很快，正式通知下来，军人不能参加地方高考。
后来又听说军人可以考军事院校。
11月初相关文件下发，要求报考者年龄在20岁以内，而我已经21岁，超龄了！ 面对如此诱人却又与我无缘的高考机会，我面前出现了一道难题：是留在部队等着提干，还是回家参加高考？其实这两者皆有风险，前者必须升到排级干部才可留下，否则过两年还是复员回家务农，而后者，假如考不上，或许错过了部队提干的可能…… 纠结一段时间后，我又得知，我的同学以及我认识的知青中已有人考上了大学，而我的高中学习成绩比考上的同学要好。
这个消息促使我下定决心作出选择———复员回家，参加高考。
1978年的老兵复员一直拖到4月份才进行，我回到老家时已是4月下旬，接着还需到县武装部办手续恢复农村户口。
忙完这些，已经进入5月。
不畏艰难，80天拼搏终如愿 1978年的高考考试时间是7月20日，算下来，我只剩下80天的复习时间。
几年没学数理化，基本的概念如对数、三角函数等都不记得了。
好在，书一翻开，我还能回想起高中上课时的情形，对这些知识也渐渐恢复了记忆。
我每天都学习十五六个小时，先是用十天左右时间将高中课本中简单的内容学习一遍，然后开始做题。
我曾到高考复习班听过两节课，但感 觉不太适合我，就还是自己看书、做题。
有一次，我在父亲所在的县政府看到乡教育 专干手上有一套书，是1977年各省市高考题集，共4本，数学上下集两本，物理、化学各一本。
我特别“眼馋”，问他能不能借我看看。
他说不行，因为只有这一套，很多人要看。
我说我看得很快。
他问要多少天？我说三天。
他很惊讶，然后很痛快地借给了我。
我看这套考题的方式是，会做的题就翻过去，不会就划出来，思考完就做，会了就过。
两天后，教育专干问我：“明天能还给我吗？”我说我现在就还。
当时总共看了两天半吧。
这套书很有用，尤其是福建、安徽等省的考题对我帮助特别大。
这期间，父亲也时不时地请人帮忙将县中学的考题、模拟题拿给我做。
高考前，我做了一套模拟试题，相当不错，这让我对高考有了一些信心。
考前一个月填报志愿，这方面的信息我了解不多，妹妹比我小几岁，刚高中毕业，她告诉我一些信息。
那时对我们来说，西安就是最好的城市，和北京、上海一样好，所以我报的基本都是西安的大学。
第一志愿填的是西北大学物理系、化学系，第二志愿是西安交通大学。
7月初拿到准考证，接着就是高考了。
记得考试是在朝邑镇中学，我早上骑自行车去，中午吃自己带的东西，休息一下，下午接着考。
顺利考完后，我又和从前一样，到村里干活。
当时村委会正在扩建几间房，我便去当小工，挑水将砖浇湿、拉砖、递砖等。
有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看书，村团支部书记来我家了，高兴地说我考上了，让我第二天到乡里去拿成绩单。
第二天，还没去拿，我妹妹就给带回来了。
总分是357分，其中物理、化学都是90多分，政治70多分，数学因一些知识点不明白考了59分，语文最差，只考了40多分。
当时村里有四五十人参加高考（包括知青），但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人，还有一位考上了中专。
现在回过头来看，考上大学是我人生中最兴奋的三件事之
一。
这三件事按时间顺序分别是：考上大学；45岁时获评建筑物理学科的第一位“杰青”；被评为院士。
一名教授突然得知自己当选为院士，那对大脑的刺激量是相当大的。
但我感觉，考取大学的刺激量超过当院士。
不辞辛劳，如饥似渴争朝夕 我是9月10日左右收到西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国庆节后开学。
我家离西安有点远，那时交通不发达，要转几趟车才能到，刚巧认识一个人说有车到西安，让我搭顺风车，是运造纸厂纸浆的罐子车。
这样，我在10月2日就到了西安，是班上第一个到校报到的，后来还帮着老师接待其他到校的同学。
当时物理系有3个专业，每个班30人。
记得我们班年纪最大的是1943年出生的，最小的是 刘加平 1978年参加高考，同年10月进入西北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业学习。
1982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作至今。
1986年获建筑技术科学工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重庆大学建筑技术科学工学博士学位。
1995年起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研究所所长、绿色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建筑学院院长等。
长期从事建筑物理的理论与应用的科学研究，专攻建筑热工与节能的基础理论和设计方法，潜心于地域民居建筑演变和发展模式的理论探索和工程实践，是我国该领域杰出的科学家之
一。
我国建筑学学科第一个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西部建筑环境与能耗控制理论研究”学术带头人、我国建筑物理学科第一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曾获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奖、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等。
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1年的，年龄跨度很大。
男女比例也不对称，全系90人，只有10个女生，我们班3个。
入校后不久开始评助学金，西北大学农村学生多，助学金也多。
我们班30人，只有几个同学没有助学金。
助学金分成三档，我获助的是一档，每月20元，吃饭足够了。
我父亲每个月还给我10元，一年给10个月，第二年我妹妹考上大学也是一样，我们就靠着这些钱读完了大学。
进入大学，我最大的感受是，真不敢相信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什么都免费！入学免费，到图书馆看书免费，吃饭免费，运动也免费；什么活都不用做，还给你钱，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把书读好。
那时我就想，大学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这就是天堂啊！在这里待着，两个字：舒服。
第一个学期是适应期。
上课后大家才发现，老师讲的很多内容听不懂，开学后一个月期中考试，大家考得都不好，我也一样。
但我并不气馁，继续认真听课，认真学习。
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但活动不多。
我们都一心用在学习上，如饥似渴。
我一般是白天正常上课、自习，晚上学到9点半回宿舍，班上有不少同学常常学习到十一二点。
我向来是起早不贪黑，学习、生活比较有规律，可能是当兵时养成的习惯。
我到现在也不熬夜。
在我看来，睡眠不好，熬夜是没有用的。
读书要讲效率，做学问也是，老磨叽时间没用。
那时周日可以休息一天，这天学校只提供两顿饭，早上9点和下午4点。
我们一般是7点先去自习，9点去吃早饭。
之后的时间，有人继续学习，有人出外活动。
我们班男生一般会在周日下午打篮球。
晚上6点后，大家又都回到教室学习。
那时的读书气氛真的是非常浓厚。
经过第一学期的摸索，第二学期我开始进入 银刘加平为研究生授课 银裴钢于1970年留影 状态，学习没那么困难了。
这时我也开始学会用刊物、参考文献，在图书馆里的时间比较多。
我还喜欢看各种刊物，比如《自然辩证法通讯》，大学4年都在看，尽管不完全看得懂。
另外，其他书也借来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家的小说，以及哲学书等，当时脑子里也没有文理分科的概念，有兴趣的书都读。
不惧风雨，走向世界攀更高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到灾区参加援建，首先关心的不是绿色节能环保，而是安全与否。
对当地人来说，房子是否安全才是第一重要的。
房子坚固了，进一步要求实用，然后是成本、美观与否等问题。
当这些条件都满足了，老百姓才会考虑是否需要绿色节能环保。
因为节能环保是公益事业，受益人是社会上所有人，而坚固、实用、美观的受益人则是行为人自己。
所以环保要放到最后，而现在人们往往把公益事业和追求个人利益混为一谈。
这一观念来自于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级理论。
他认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我熟悉马斯洛的理论是在大学第七学期。
那时学校开了一门公共课，讲授现代管理工程理论与应用。
授课老师讲得很好，让我受用终生。
那时也使我对管理科学有了兴趣，毕业前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遗憾的是有一科差2分，没考上。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建筑物理研究室，从此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我没留过学，是典型的“土鳖”。
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在地域建筑的绿色再生方面，从研究的方法论到取得的成果，可以很自信地说，在国际上都是一流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社会从有序到混乱，再到当下的价值体系恢复重构；也经历了中国从贫穷，通过40年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
经历了中国这么一个历史转折、改变和发展的时代，是很幸运的。
就我而言，在部队时锻炼了毅力，有了责任心，到大学训练了数学、物理的逻辑体系，学习各种知识，阅读各类书籍。
可以说，没有大学4年的努力，也不会有我现在取得的成绩。
所以，我给本科生演讲时，都会劝大家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应该有基本了解才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素质高、天赋好的学生，应该从事科学技术前沿研究。
普通学生也应该掌握一门技能，为社会创造财富。
希望年轻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高雅、高贵的品质，要自尊、自律、自立，有修养、淡泊名利，这样的人无论到哪儿、做什么都受人尊重，也才能走向世界，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温新红采访整理） 银刘加平（第一排左二）参加学校青年教师英语进修 刘加平赴西藏指导当地建设超低能耗建筑 博物古今 周末在菜场偶然见有鱼腥草，颇觉惊喜，想想已经有多年没吃过鱼腥草了。
但我终究还是没买，因我家小孩对茼蒿、香菜等有奇特味道的蔬菜有些抗张拒，再说李时珍不是说“小叔儿食之，三岁不行”吗，既勇如此，我还是谨慎点为好。
在我国西南一带，喜爱吃鱼腥草的人甚多。
但我在鄂西北的沮河边长大，记忆中的鱼腥草都是和草药有关的。
爱恨鱼腥草 记得上世纪70年代 末，当地山乡陆续有脑膜 炎病例出现，而且传染得很邪乎，也没有 疫苗和特效药。
为了预防，学校就组织学 生和家长采集中草药，在赤脚医生指导下 熬了来分给大家饮用，其中就有鱼腥草。
当时我还不认识它在野外的模样，也就没 有采到，至今还留有遗憾。
当然，留在记忆 中的，还有草药汤那种难以忍受的苦涩。
两三年后，我转到县城上中学，坐在 我后排的一位女生不幸得了脑膜炎。
万幸 的是，当地医生对付这种疾病已经很有经 验，从死神手里挽回了她的生命，但遗憾 的是留下一些后遗症。
当时我还在心里嘀 咕，难道她没有喝过中草药来预防吗？这 位女孩原本成绩很不错，得病后学习成绩 大幅下降，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脑膜炎 这种疾病危害的认识。
有了这些经历，再在山野间看到鱼腥 草时，不由得多了一份热情。
即便不是用 来治病防病，那满山坡茂盛的鱼腥草开着 小白花的时候也是蛮好看的呢。
我们通常所说的鱼腥草小白花的花 瓣，其实是它的花托，真正的花是在穗状 花序上直径毫米级的小花。
叶子揉碎了， 可以闻到鱼腥的气味，这是因为植物体内 含有鱼腥草素即葵酰乙醛的缘故，鱼腥草 也因此而得名。
在分类上，它属于三白草 科蕺菜属。
蕺菜是中国古代对鱼腥草的别称之
一，蕺蕺有丛聚、茂盛之意，符合鱼腥草生 长特点“，万事皆天意，绿草头蕺蕺”（唐· 贯休）。
蕺菜一名可追溯至吴越春秋时期， 几种史料均记载有越王勾践嗜蕺一说，而 勾践采集蕺菜的小山便位于浙江绍兴，因 此名为蕺山。
蕺山晴眺至今仍是当地盛 景，蕺山上还有一个蕺山书院，这个书院 由明末儒学流派“蕺山学派”开山人物刘 宗周设立，刘宗周曾写有《采蕺歌》“：上山 采蕺留山阿，衱蕺下山日午蹉。
”刘宗周学 说以“慎独”为其核心思想，他本人也是很 有气节的一个文人，清兵攻破南京后，效 法伯夷叔齐绝食而死。
《吴越春秋》还提到鱼腥草的另一个 别名：岑草。
唐代诗人杜牧有“敬岑草浮 光”之句，也可以附会到这一典故中来，大 约是感慨当时江南已经没有食用鱼腥草 的习俗了。
古时靠天吃饭，难免遭受饥荒， 能够食用的东西自然不会被忽视，《齐民 要术》中曾记录用蕺菜做腌菜的方法—
—— “作蕺菹法”。
现在鱼腥草也有凉拌、烹炒、 煲汤等食用方法，泡茶喝据说也不错。
鱼腥草在中医典籍里出现得更多，比 如《本草纲目》等文献均提到可用鱼腥草 治疗痔疮，这常常会让人联想到勾践尝粪 一说是否由此功用讹化而来。
但是鱼腥草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所 以李时珍有“小儿食之，三岁不行”之说。
国家食监局在
2006年暂停7种鱼腥草注 射剂的使用、注册申请及受理和审批。
这 几年因为马兜铃酸致癌的原因，含有马兜 铃内酰胺的鱼腥草也备受关注，但从反应 途径来看，鱼腥草含有的马兜铃内酰胺类 型与马兜铃酸代谢中的马兜铃内酰胺

I 有所不同，应区别对待。
至于西南地区肾 病是否高发以及是否与鱼腥草有关，还需 深入调查和研究。
当然在研究结果揭晓 前，鱼腥草的食用及药用还是慎重点好。
慎重使用不等于停止研究。
据文献报 道，鱼腥草含有的葵酰乙醛确实有抑制金 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菌、肺炎链球菌 等病菌生长的作用，鱼腥草有效成分的抗 病毒作用也有实验初步证实，有必要开展 深入的研究。
是爱是恨，对鱼腥草的这
一 场斗争显然还将继续。
近日，一篇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
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引起人们关注，尤其结语中延伸的“蟋蟀是一种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的提法，成为争议焦点。
对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文章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天嘉博士。
《中国科学报》：有人质疑蟋蟀负载中华文化这个提法，称其“民族昆虫”不合理，你怎么看？ 陈天嘉“：民族”是就人类而言，昆虫当然谈不上什么“民族”。
“民族生物”是指特定民族社会及其文明与之发生特殊关系的生物。
这涉及另一门新学科“民族生物学”，它研究当地人在特色文化和独特自然环境下，与当地独有动植物进行有趣互动，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
中国斗蟋、巴厘岛斗鸡、西班牙斗牛都值得研究。
科学人类学家还从某个区域或民族文化的视角，研究自然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民族昆虫”的概念可以从这些意义上理解。
我在这篇文章中谈的是中国的蟋蟀品种，尤其是博戏蟋蟀。
其实，只要结合语境和民族生物学，就不会误读我的原意。
关于中华文化，我们会联想到传统儒释道等哲学和宗教思想层面的东西，比较高大上。
但文化也 蟋蟀成为“民族昆虫”，合理吗 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存在于民间日常生活中，有器物层面的体现。
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皇家贵族、文人墨客、市井百姓都曾一度喜爱斗蟋蟀，大书法家黄庭坚甚至赋予蟋蟀五德标准。
中国人在斗蟋器具、比赛规则和产业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特有的文化现象。
至今，山东宁阳、宁津、台湾新化镇等地还有成熟的斗蟋文化产业。
从全文看，这句话是结论之后的延伸，呼吁大家能从更健康的角度去关注中国蟋蟀文化，关注合理的资源利用与开发。
用蟋蟀赌博是违法的，过度捕捉蟋蟀也会对物种和环境造成破坏。
《中国科学报》：这项研究如今引发网友关注，你怎么想？ 陈天嘉：感觉很意外，其实这只是一个小众的研究方向。
我原来在历史学系从事科技史研究与教学。
团队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资源，从当代科学的视角整理传统自然知识。
我们研究过单质砷、秋石、人部药、尿疗、食用胚胎等，研究 人们制造、加工、使用它们的科学原理和历史依据。
除了史料研究之外，也做模拟实验，使用当代检测手段。
研究对象是旧的，但力图有新的视角和手段。
研究贵在求知，我们基本没有受到国家研究基金专门资助。
这样的研究，读者少，引用率不会高，不会给刊物提高影响因子，审稿人也不好找。
现在有学科外的读者注意到，也算是幸事吧。
我多年给研究生上“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现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一些读者注意到了我的身份，我视为鼓励和督促。
学者与公众实质性社会互动的机会很少，不同知识背景、视角乃至立场，对问题的关注点也不一样。
我偶然遇到了这个机会，觉得还好，大家理性讨论就好。
《中国科学报》：你当初怎么想起研究蟋蟀的？陈天嘉：国际动物行为学界把蟋蟀作为模式生物，研究其行为方式和身体器官与战斗力之间的关系，用于发展争斗机制和策略的理论模型等。
我的 研究受《自然》上发表的德国动物行为学家霍夫曼等人《飞行能恢复蟋蟀战斗力》，以及加拿大生物学家贾奇等人的《雄性斗蟋的武器》（发表在 ）的启发。
两文都提到，他们的工作从中国传统斗蟋蟀经验中获得灵感，进行了严格的科学验证。
事实上，中国关于蟋蟀的历史文献和民间经验还有很多，从科学史角度一定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大家议论的这篇文章是我系列研究中的第四篇，前三篇相继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对蟋蟀行为的观察和认知》）、台湾人类学刊物《民俗曲艺》（《中国斗蟋蟀博戏中的芡草与芡法》）、《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传统蟋蟀谱研究》）上。
《中国科学报》：把蟋蟀作为一项学术研究，你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什么？你又如何看待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陈天嘉：传统的科学史研究者，多把注意力聚 焦在中国人对蟋蟀生活习性和形态等方面的认识上。
而我从动物行为学视角研究斗蟋博戏，这是新的尝试。
我尽力搜罗迄今仍存的所有蟋蟀古籍和今人著作，通过民间走访还找到了新的蟋蟀典籍。
我也做了田野考察，走访北京地区的斗蟋赛场，聚焦历史上和民间对蟋蟀行为特别是战斗行为的相关认识，使用动物行为学的概念框架提炼和分析，看一看哪些内容有待科学验证，哪些能够为今天的行为学研究提供启示。
说到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也是做基础研究经常讨论的。
今天，当我们在谈一件事情价值意义时，更多是与经济效益相关，但可能忽略了学术价值。
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其目的更多在于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或澄清一个思想观念。
像我研究中国历史上如何认识这个昆虫，产生了哪些知识，把这件事弄清楚了，本身就是它的价值。
事实上，研究蟋蟀也的确很“有用”。
比如仿生学，荷兰研究者利用蟋蟀尾须感受气流的原理制作了人工蟋蟀毛，应用于飞机机翼上的大型传感网络。
又如蟋蟀斗败后恢复战斗力的情况，以及动物行为中的“替代活动”，是否能够有助于理解人类的拖延症等心理问题，也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