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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现实
朱大可：中国春运和“创伤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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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713:28:21|浏览86222次|评论97条
动物迁移是自然界中诡异的现象之
一。
帝王蝴蝶的超大数量迁徙，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的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的超长途飞越，总数曾达到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旅鼠的看似愚蠢的自杀式“死亡行军”，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的转场运动，都已创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
而在诸多影像纪录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驯鹿的事迹：近18万头驯鹿，每年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而后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场面气势恢宏，惊心动魄。
但所有这些伟大的长征，都无法跟人类的纪录相比。
在21世纪，地球生物的迁徙纪录，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所彻底刷新。
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里，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8亿，总流量超过34亿（人次），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刻写了地球生物史的巅峰纪录。
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在规模、勇气和温顺程度上与中国人媲美。
该物种面对购票障碍、昂贵票价、极度拥挤的运载空间，以及由此带 来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苦，毫无畏惧、年复一年地往返于觅食区（大都市）和繁殖区（故土）之间，制造跨越空间的生命奇迹。
不仅如此，这场大迁徙还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人类拥有战胜旅途困境的智慧与机巧。
今年流行的“春运神器”，除原始的手推车、小马扎、涂料桶、蛇皮袋、扁担和旧报纸外，又出现了各种升级换代版，其中被媒体和网民大肆追捧的，有“硬座宝”、“鸵鸟枕头”、“大腿枕”、“贪睡支架”和“车颈枕”、“箱包防丢器”、“携带型集尿袋”、“开道惨叫鸡”、“拒踩铆钉鞋”、“充电宝”、“迷你麻将”以及“抢票软件”等等。
所有这些发明物形成一条粗大的界线，对中国农民工跟迁徙性动物，做出了深刻的人类学分野。
既然无力改变恶劣的春运体制，返乡者就只能利用外延工具，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
在那些“春运神器”中，有两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大腿枕”，该枕头以特种海绵制成，其手感模仿人体皮肤及肌肉，甚至还有微隆的肚腩；另一神器叫作“鸵鸟枕”，其形状犹如一个臃肿的头套，可以用来遮光与隔音，该设计借用了“鸵鸟政策”的原理——在被天敌撵急了之后，鸵鸟总是把头扎进沙堆，以为自己看不到对方，而对方也就无法发现自己。
这是农民工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从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中，它搭建出一个临时而微小的乌托邦空间。
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精神春药”在推动“中国驯鹿”——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但正是“大腿枕”和“鸵鸟枕”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
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亲属、旧友的思念，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
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
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
鉴于东西部、城市和乡村的巨大落差，落后、破败、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才能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
但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以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春晕”，也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
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
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
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
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
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资源殆尽的终局。
就跟玛雅人的寓言一样，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变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走向“城镇化”的未来，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终结长途迁徙的理由。
如果这场悖论式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我们就能指望“春运”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
作者博客：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
一，著有《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华夏上古神系》等。
） 柴静：你的死亡谁做主？ 博文地址： 2013-03-2710:51:27|浏览133179次|评论53条
1 王奶奶从病房门后抽出一块窄板子，搁到两把椅子上，这块板上能平躺一个人，只能平躺，一翻身就会掉下来。
她七十多岁了，为了照顾病床上的老伴，就这么睡了四年，每天后半夜腰就剧痛，“照了片子，像破锯木一样东倒西歪”。
儿女都有工作，她请过一个护工，那个护工怕病人夜里拔管，把他胳膊用绳子捆在床架上。
第二天她看到硌青的手臂，就让护工走了。
病人燥热，只盖着一个被单，上身裸着，身上一点褥疮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异味。
她每天跪在床上，从后边托着丈夫的胳膊，翻动他，后来抱不动了，用一条干净毛巾衬在他身子底下，抽一下，滚动一点，给他翻身、抹背。
只有她听得懂病人偶尔带着肺里水泡声的咕噜声，给他倒大小便，抓痒，调节呼吸机的进气量。
四年前，他因为肺部阻塞感染，造成急性呼吸衰竭，抢救的时候被切开咽喉，插上了呼吸机，一插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
幸亏有她的照料，他才恢复一点知觉，从ICU转到老年科，不用像那里的其他病人一样，一个月一个月没有任何知觉地躺下去。
但他清醒后，不能说话——用口型对她说“我恨你”。
2 呼吸机的管路从他喉间插进去，成人拇指粗细，七八厘米长，有一个弯路，从气管里插进去。
插管时间长了，压迫支气管，管壁弹性没有了，塌陷了，吸气呼气的张力没了，他感到憋气，厉害的时候脸憋得青紫。
用手抓挠，憋得厉害，只能再加大呼吸机的送气量，他腹间如鼓，难受得用手拍，砰砰作响。
插管送入的气是热的，他嗓子一直干疼。
除了呼吸机，严重的时候，他需要插上胃管、静脉插管、尿管，还有胆囊的引流管。
鼻饲的管子老捅鼻子，时间长了，鼻腔烂了，只能勉强着喂点米汤。
老人在床上一点都动不了，只能用手捏墙上的皮管子，不断地捏，那是他唯一能自主的事情。
在生病前，他是个干净体面的人，养着好多花，十八棵蝴蝶兰，叶子油亮油亮的，两盆巴西红果，结着好多结实的果子，小灯笼似的照眼红。
还养活着几只八哥，诗文背得好着呢，大红嘴，特漂亮，天天喊“爷爷好，奶奶好，大姑姑好”。
他想回家，“着急老哭，哭得眼睛白内障，黑天白天地哭，睁眼哭闭眼哭”，王奶奶没敢跟他说，家里没人照顾，花和鸟都死了。
医生知道他有轻生的想法，有一天总算同意他坐上轮椅下床去看一看外头的世界，轮椅推出了门又折了回来——他眼睛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
王奶奶用手给他挠挠背，凄凉地笑笑：“所以他就老是心里恨我，说‘我嘱咐你别抢救，你高低还是不听话，你还是抢救，你看我 受这个罪’。
”
3 老人得的病是哮喘，退休前他是协和医院的会计。
这么多年，他看过很多患者临终前的痛苦，早跟老伴提过，自己将来一旦治愈无望，就不要再抢救了。
但那只是一个口头的愿望，病急性发作的时候，他昏迷了，家人还是舍不得，儿子说：“妈，赌一把吧，抢救一下，万一好了呢？” 王奶奶说：“当年他退了休，每天我回了家，他饭就做好了。
我的腿做手术时他照顾我也好着呢，那时候想着他有了毛病，也一定得好好照顾他。
不管怎么说，活着怎么是个伴，是吧？要不然你剩一个人孤零零的。
” 丈夫也知道，他心里舍不得她，舍不得还没结婚的孙女，他现在是为她们而活着。
“他说得了，该我受的罪我就得受，我不受也不行，我可能就是这个命。
他难受，我也特别难受。
” 王奶奶只能偶尔换衣服的时候回家哭一场。
“到家里头就把书包一扔，趴床上就哭。
哭完了我又害怕街坊都听见，我说我受这么大累，还是天天这么埋怨我，还老说‘恨死你了’。
”这句“恨死你了”里，不只是责怪，更多是自责——“你要是对我好，我那样睡着觉就走了，我多好啊，你们也好，这样我对不起孩子，我也对不起你。
”
4 我经历过亲人的离世，只是当时我不在她身边，我对人临终时要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毫无心理准备，对那些有创的抢救——用电 击的心肺复苏，喉管切开插管……也没有认识。
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感受只来自于电视剧中的“永不放弃”的口号和戏剧情绪：“人只要能救就要救到最后一刻，不管他的生命是否还有质量，不管是否还能够享受空气、阳光、食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只要我们有，只要我们能够，只要我们在经济上允许，我们就要给他人工的呼吸、人工的心率、人工的生命。
” 当年的我如果有机会，也会是这个选择——我会想，只要还能握着她的手，感觉着温度的存在，也许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
做这个题的时候，罗点点说“你家里一定没有过重病的人”，我才去了协和医院，看到这对夫妇的承受，那句“我恨你”里包含的所有痛苦像刀子一样划拉着人的心，才第一次想到选择的代价。
如果我当时做了选择，那是“我的选择”，不是“她的选择”。
最大的承受者也不是我，是她。
5 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
他是罗点点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团队的成员。
陈小鲁说，他加入这个团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当年没能替父亲做出一个解脱痛苦的选择。
“那时我父亲，可能已经是基本上没有知觉了。
那么这个喉咙里是切开气管，插个管子，他已经不能讲话了，身上都是管子，那我看得非常难受。
就是这个人躺在这个地方，人已经不成形了，经过这个疾病的消耗，然后就是靠这个呼吸机、靠这个输液、靠打强心针在维持。
” 我说也许在外人看来，会觉得说所有这些管子和心肺复苏，是为了延续他的生命。
陈小鲁说：“对，但是延续生命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个是他本人很痛苦，一个是大家都很痛苦，另外就是这个国家资源的浪费。
” “您当时问没问过医生？” “我就问了一个，能不能不抢救？当时医生就跟我讲了两句话，我记忆深刻。
第一个说，你说了算吗？你虽然是他的家属，但是作为你父亲这样一个人，抢救不抢救是你说了算吗？第二个就是我们敢吗？” 他无言可对。
这样的事例很多，他的母亲、好友也都是这样去世。
罗点点说巴金先生最后的六年时光都在医院度过，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帕金森症，后来只能够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
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
巴金先生不得不强打精神，说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还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为你们而活。
罗点点说：“对一个他活着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更好的这样的人，当生命和自然已经给他规定了一个命运的时候——第
一，我自己觉得顺其自然是最好的；第
二，我觉得大家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这是最好的。
” 她说中国人往往附属于一个家族、单位、传统、政治、文化，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以至于对一个人表达尊重的方式，往往是剥夺了这个人选择死亡的权利。
而真正的尊严是一个人的自我意志优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身份，不管他是否德高望重，对吧？他自己只要有了选择，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尊重他”。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心跳变慢，医生判定他已经进入弥留时刻，这次巴老的家属坚决要求放弃抢救，最终得到了同意。
6 创建“选择与尊严”网站的罗点点是罗瑞卿之女，陈小鲁和陶斯亮都参与其中，在这个网站上，人们可以签署自己的“生前预嘱”，来决定“尊严死”。
“尊严死”不是“安乐死”，为了区别涉及主动致死行为的“安乐死”，这种只是在临终放弃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抢救措施的做法，被称为“尊严死”。
做这期节目时，罗点点说，曾经有人问她，为什么是这些可以得到足够医疗资源的高干子女在做这些事，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这期节目播出后，也有人留言说：“我们现在争取的是活的尊严，何谈‘死’的尊严。
” 罗点点很清楚她要面对的现实是什么。
“对一个还没有吃饱饭，还没有进入城市生活，还没有完全医疗保障的人，来谈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可笑的，而且是冒犯别人的。
” 我问：“那您为什么要公开提出来呢？您不担心激起这样的社会情绪？” “我老觉得，我们的社会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所组成的，每一个个人的要求，每一个个人的愿望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在你的愿望和你的要求受到尊重的时候，并不表示你排斥或者是你反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愿望和要求，这是第一个。
第
二，我认为，中国社会在发展，社会在富裕，大家越来越多要面临这个问题。
” 现有的医疗体制中，对于很多公费医疗患者来说，并不存在太多费用负担问题，这就造成了医疗资源在临终人工支持系统上消耗的比例过大。
根据罗点点他们的统计，我国每年有80%以上的医疗支出放在 临终的人工支持系统的消耗上，而且越发达的地区，医疗环境越周全的人群当中这个数字越高。
罗点点说：“高科技的东西都非常昂贵。
在ICU里面住一天，没有特殊的治疗，就只是维持他的人工血压、心率、呼吸，很多人、很多机器，为了一个没有质量的生命，你能猜一猜花费吗？每一天最基本的花费是五六千，一个月就是十几万。
” 她说我们原来只在三级甲等医院里面有ICU，现在在二线和三线城市里只要有条件的，大家都一窝蜂地上ICU。
为什么？“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
ICU是非常赚钱的地方。
很多病人可能就放弃了。
如果我们能把这一部分医疗资源，放到对疾病的防治，放到对于那些可治愈疾病的治疗上，那岂不是社会的福音？” 我也问过陈小鲁，可能有一些家庭，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在ICU里维持着，是因为维持一天的生存，他的待遇、工资都能保持，还可以让子女沾泽。
他想了一下，说：“我承认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也不会去评判别人，我只能强调我的选择，放弃是我的权利和自由。
”
7 做这期节目时，我与家人常常讨论“生前预嘱”，都是自己的意愿很坚定，对对方的决定却有犹豫。
罗点点的团队里，有一位著名的医生，一直是尊严死的倡导者，但到了晚年，丈夫突然昏迷之后，“第
一，她觉得她特别对不起他，你知道吗？第
二，她就觉得每天她到那个ICU里面去，看着她爱人那样，拉拉他的手，摸摸他的脸，她就觉得她今天能过下去。
要不这样，她就不行。
我们说我们太能理解了，而且这件事情真的就说明你们两个人伉俪情深”。
她难过了一下，说“对不起”。
爱也可以导致另一个选择，在协和医院，王奶奶说她最近跟大夫说，如果她的老头儿再需要抢救，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不做了，什么也不做了”。
我问怎么了呢？她说：“做过来他更受罪，那电击是350瓦，多少瓦呀，那大铁的，往两肋打，就这么大岁数，哪受得了，把皮都烧焦了。
那个人工呼吸也是，把年轻的都得压折了两三根骨头，别说他这么大岁数了，受那么大罪干吗？你看这浑身烫的，乱七八糟的，确实瞅着受罪。
” 她对孩子们交代了，也说自己如果遇到类似的事，让她顺顺当当地走吧。
所以“选择与尊严”网站每年都会给所有注册“生前预嘱”的人发一封信，叮嘱他们好好温习一下当年签署的文件，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愿望。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事到临头的时候，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因为死亡和爱是太私人的事情。
在对罗点点的采访中，有一段对答，它最终并没有剪进片子，事后我却常常想起。
我问她：“那如果您最亲近的人跟你说，不，我不希望像你生前预嘱那样，我就希望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我希望能摸着你的手，看着你的脸，那一天我就能过下去，那您会不会尊重他的意愿？” “那不行，那坚决不行。
我不会因为他而改变我自己的意愿，我不会，到时候你自己去纠结吧，反正我这么说。
” “您这么坚决吗？” “他纠结了，那是他的问题了。
我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了。
我自己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
” 我问：“您会期望医生还按照您的意愿执行？不打算为了爱你的人活着？但您刚才难过的时候感觉也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 “我自己认为，人只能够是在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把握，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千万不要做任何情感上的允诺。
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不能够，对不起。
不能因为一句话来改变自己的初衷，不可以，完全不可以。
” 她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信条，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不必求同。
但触动我的，是她唯一承认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她只承认个体按照自身意愿独立做出的选择，而不能被挟持，哪怕是被爱挟持。
在忠于自己的前提下，人可以改变选择，任何改变都应该尊重。
我问她这些年动摇过吗？她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动摇，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如果到那一天，您会怎么办呢？” 她哈哈大笑：“我去改我的生前预嘱，我会跟我的孙子说，你们只要有一分钱，你们就得留着，那边人我都不认识，你们这边人我认识，你们留着给我。
那很可能。
” “如果有那样一个变化的话，会怎么看待您自己呢？” 她答完这一句，嘴边笑意久久不去：“那我觉得我很自然，我很真实。
” 作者博客：/ （柴静，著名电视媒体人，著有畅销书《看见》，曾任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
） 曾颖：教育极端功利将人变成拜金的物质动物 博文地址： 2013-06-0715:16:22|浏览89433次|评论64条 不久前，我从单位辞职的时候，一位朋友不无担忧地问我：“今后你孩子的教育怎么办？你不打算为她提供更好的教育了？”这话问得我一愣一愣的，我不明白的是，在我辞职的时候，他不担忧我的生计，反而担心小孩的教育，足见，在他心目中，孩子的教育比生计更严重也更难对付一些。
其实，如果知道他这些年的人生轨迹，就一定不会诧异他有如此的看法。
早在几年前，关于孩子的教育，我们就有个比较激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一直持续着，谁也没有说服谁。
比如，在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上，他是个坚定的环境论者，即一个孩子的成长，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我也并不反对，但在具体实施路径上，以及判定什么是“好环境”上，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比如，他觉得能给孩子好环境的只有机关幼儿园或私立贵族幼儿园，认为那里硬件设施好，而且安保措施也得力，最重要的是那里就读的孩子非富即贵，给孩子从小营造一个有营养的人脉环境非常有必要。
虽然，为此每年多花个一两万元（现在更多），那也是很值得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嘛！ 而我则认为，幼儿园不过就是一个让孩子从孤立的家庭环境走向群聚的社会环境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在这里与同龄人交往磨合，并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与规则。
这样目的的幼儿园，不需要太豪华的装修，也不必要付过分高昂的费用，只要安全、干净、温馨就足矣， 很多贵得让人不可理喻的东西，不是必需的。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指责和咒骂高额的建园费，认为那是自幼教小孩子们行贿和有钱就能买一切的邪恶价值观，但骂完之后，该缴钱还是缴钱，该拉关系还是拉关系。
而孩子们在我们面前学到的第一课便是“心口不一”，自幼就学会“宣扬自己所不信奉的东西”。
我和朋友的争论，以各自持保留意见而告结束。
看着我把孩子送到不交建园费的“屌丝幼儿园”时，他那悲悯的眼神，至今令我难忘。
他的孩子比我女儿大几岁，他在孩子读小学的前几年，就精心规划了孩子的就学路线图。
为此，他在自己满意的学区里购了房，谁知学区规划调整，他又动用关系，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他经过几年调查甄选并最终得出结果的小学。
为此，他所下的功夫，绝不亚于再读一次大学，他曾无限感慨地说：在为孩子写入学鉴定书时，他所费的精力，不亚于当初写毕业论文…… 我对他这种近乎诚惶诚恐的做法感觉有点不可理喻，一如他对我的很多做法也嗤之以鼻一样。
我们虽然彼此都不认同对方的做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一个共识——他和我对孩子都是爱的，只是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他对孩子的爱，表现在以一副承揽一切甚至代替她规划人生甚至想帮她走过人生道路的架势。
这种心态，爱孩子的父母多少都有一点，大家总担心在社会的风风雨雨中，孩子稚嫩的肩膀承担不起他们所面临的种种责任与负担。
我们在上学路上，随处所见的由父母或爷爷奶奶代背书包上学的场景，其实是中国式父爱母爱的一种最典型形象——小学时家长代孩子们背书包，初中时父母帮孩子打架，高中时父母成为高考后勤补给团团长，大学时父母到学校帮孩子铺床叠被。
经过如此一番无微不至、呵护倍加的代替式哺养之后，孩子们在毕业之后无所事事，成功成为啃老一族，而成年后的他们，父母依旧在代 替他们找工作，代替他们相亲，代替他们全资筹备婚房和婚礼。
等他们好不容易亲自生下孙子或孙女，一场隔代代替式的人生轮回，再一次开始…… 这种爱与呵护，是当下中国家长们的主流。
究其原因，其一是大多数家庭生育的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以稀为贵；而另一个原因，是孩子的爷辈和父辈都是经历了物质窘迫的贫穷时代，一切都欠缺的匮乏记忆，造就了大家的饥饿与亏欠的心理，当这种心理与宝贝独生子女扭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奇异的化学反应，并形成当下社会的种种奇观。
一些父母，从孕育孩子那天起，便开始了令人惊奇的盘算，这种盘算不仅止于排卵期之类，而是对环境、氛围、温度和心态，以及食谱，都做了精心考量。
有些人，甚至对孕房的风水，都会请人用罗盘来勘测一番。
怀上之后，各类名目繁复、收费奇高的检查应市场所需，纷纷出笼。
各种与婴儿用品用具相关的东西，都以一种公主女儿不愁嫁的姿态，价格屡攀新高。
并不是商人们眼光有多犀利，而确实是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太急迫，太跃跃欲试了。
而之后的各种高喊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口号的早教，幼儿英语、幼儿珠心算、幼儿商学，各种高档智能玩具和特殊食品，应孩子们父母殷切的愿望而出，并煽动着这种愿望之火越燃越猛，越燃越烈。
如此形成一种威压的气氛，让那些不愿被牵着鼻子或没有能力跟着去消费的人备感压力，甚至产生“我不爱孩子？”之类的困惑。
这种极端物质化的“爱”，一直延续到孩子成长的各个环节中。
各种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名大学，是为满足这种“爱”的极端化产品。
这种人为加大不公平，集优势教育资源为少数人服务的教育宗旨，就是为了迎合一部分家长给孩子提供“更好”教育之需而建立的；而于校方，“更好”的标准，是花更多的钱修更好的房子引进 极致的昂贵生活方式提供各种看似高级实际却不知所谓的“皇帝新衣”式的教学方式…… 这种极端功利与物质化的教育，客观上加强了社会各阶层的割裂感与焦灼感，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的和谐是无益的。
它固化社会层级，恶化社会风气，使很多人变成“物质动物”，唯物质和金钱至上，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无论对社会氛围还是对个人的修为和性情，都有极其负面的影响。
我那位朋友大致是认同我这番道理的，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大家都这样，你不这样，是要吃亏的。
”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真实心态，大家被裹挟着，形成一股洪流，一面发泄着不满，一面同流合污。
身处洪流中的我，时常对此发出一些无可奈何的感叹，并努力地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至少做到“独善其身”，为此，我从孩子很小时就坚持对她在人格品质上进行培养。
我无须她成为一个考试能手，但我希望她成为一个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我无须她成为一个名牌鉴定专家，但希望她成为一个从生活细微处品味出美好与幸福的人；我无须她成为一个精于财务算计和权谋规划的人，但希望她成为一个不为蝇头小利和利害得失而每天活在诚惶诚恐中的人；我不送她去名校受教育，但我会为她营造一个有情有义的家庭氛围，让她从中体会善意和美好；我不为她延请名师，但会身体力行地在她面前保持风度与气节，陪她玩，陪她去郊外观察，陪她写相同题目的作文；我不会送她超出我们购买能力的奢侈用品，但我会陪她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并从中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天伦之乐；我不会从她幼年时就开始勤挣苦攒学费送她去留学或为她置办令人瞠目的嫁妆，但我会陪她旅行，陪她成长，用心灵和文字，记下与她一起成长的点滴快乐与趣味…… 用我那位朋友的标准来看，这更像是一个“屌丝宣言”，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心灵独白。
但关于爱，关于女儿，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我知道，要做到这些，并坚持到底，其实很难！ 作者博客： （曾颖，专栏作家。
） 木然：活得累 博文地址： 2013-11-0710:12:23|浏览142364次|评论88条 现在的人，“活得累”。
有活得不累的人吗？大概没有，大家都累。
有钱的人累，没钱的人也累；有权的人累，没权的人也累；物质生活累，精神生活更累。
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累人的社会。
每一个人就如同空气中流动的尘埃，不知飘向何方，不知落在何地，没有方向感的焦虑与纠结，没有安全感的苦痛与恐惧，没有思想感的轻浮与悬置，没有人生感的空洞与虚无，没有灵魂感的不洁与脏乱，每一个都有被掐住喉咙般窒息的感觉。
也可能教师是“活得累”的代表。
教师“活得累”，一是因为背负着传统这一重重的壳，中国古代的说法是传道、授业、解惑；二是因为背负意识形态的重重的壳，教师被赋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角色；三是背负着精神生活构建的重重的壳。
这三个壳，如同三座大山，压得教师们喘不过气来。
可教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人间的生活和世俗追求，他们也有向下堕落的魔鬼的引诱，也有向上飞舞升腾的天使的呼唤。
在世俗社会之中，精神追求显得不那么重要，活得累，又不被社会理解，而经常被社会误解，尤其是在反智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中，教师之累还因为恐惧。
于是，教师想卸下重重的壳，卸下伪装，想过人的生活，想过类似小人般的真实生活。
但这种生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反智主义一直玩着把教师的壳拆下又装上的游戏，教师成了反智主义的玩偶。
不过，这种事换成韦伯的口吻就显得崇高了。
在韦伯那里，“活得累”主要不是起因于世俗生活，而主要是起因于精神生活。
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每一个人供奉的可能都是不同的神。
这种精神生活如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如果供奉的是符合自己价值的神，顺从内心的价值，将会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开启众神之战，众神之战一旦打响，就会活得累，身心疲惫；如果不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哪一个神都不得罪，每一个神都供奉，对每一个神都虚与委蛇，那活得更累，这属于精神造假，如果再来诸多精神城管，就会开启魔鬼之战，精神城管拉偏架，不被判精神死刑才怪。
马克斯·韦伯也是生不逢时，他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教师也是“活得累”。
好在那个时候，活得累是学术之累，因为每一个当大学老师的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学术，会不会搞学术，搞了学术会不会被社会承认，搞的学术会不会听从自己内在的良知，会不会听从学术的召唤。
那些有学术信仰和学术思想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搞学术并不总是有自信，等到学术思想成熟的时候，也可能恰恰是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就是那个时代抛弃了他。
这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无论多么深邃的思想家，都会有着痛入骨髓的感觉。
于是，人们经常看到，那些把学术思想看得重于生命的人，那些为学术思想而献身的人，那些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不是疯了就是癫了。
教师会面临着社会的价值之战，“希腊人时而向阿弗洛蒂忒献祭，时而又向阿波罗献祭，所有的人又都向其城邦的诸神献祭，今日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只是那些礼俗中所包含的神秘的、内心深处又是真实的变化，已遭除魅和剥离而已”。
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
大学教师如何在诸种价值中进行选择，在选择价值之后又以什么样的面目对待自己的学生，如何在选择价值之后顺从学术伦理，都是极难解决的问题。
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韦伯恰恰又适逢其时。
韦伯的学术思想没有权力的介入与干涉，他有自己从事学术的自由，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也得到后代人的认可，对韦伯的思想研究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产业。
每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都必须提及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每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人，其合法性的概念，其权力类型的划分，都会提到他，总会在他的思想领域下深耕细作。
韦伯是幸运的，时代对他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巨大的回报。
有了类似韦伯的学术成长环境，教师活得累，只是精神之累，精神之累也会带来精神快乐，快乐从累中产生。
如果没有类似韦伯的学术成长环境，教师仅仅是活得累，却没有累之后的快乐，这种累，才是累中之累，才是困苦之累，才是无奈之累。
没有快乐的累，是社会病的标志。
作者博客： （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权力制约的多维视域》。
） 曾颖：十元钱的红包 博文地址： 2014-02-0617:44:23|浏览329006次|评论224条 乡下的表叔又来了，送来两块自制的腊肉和几把面条，还有我们最爱吃但城里的菜市场中不易买到的油菜头，临走，还给每个侄孙侄孙女发一个红包。
红包也是自制的，用红纸和带着粮食香气的糨糊黏合而成，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孩子的名字以及“新年快乐、健康成长”之类的文字，里面装着一张崭新的10元钞票。
这是他多年如一的规定动作，在距春节前十几天一定要完成，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整个正月不进城里来。
因为这样，可以躲开亲戚们给他的孙子发红包。
他这样的举动，还包括亲戚们每一次婚丧嫁娶的酒席，他通常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送最大一份贺礼，但这份贺礼与另外的贺礼相比，也如他的压岁红包与别的压岁红包之间的差异一样。
他为了不占一个酒席位子，而总是悄悄躲得很远。
他不想被人当成空手套白狼的穷亲戚。
对于被一年比一年更厚的红包撑大了胃口的孩子们来说，表爷爷那个外表土气且身材瘦小的红包引来的轻视与不屑是可想而知的，拿到表爷爷的红包后，性格内敛一点的孩子，将红包在脸上扇扇，做个鬼脸坏坏地笑一下；而性情外露一点的，则撇撇嘴，有声或无声地说一声“抠门”。
对于这些在银行账户上积累的压岁钱都超五位数的小富翁来说，这10元钱的小红包，实在太小了。
而在这个以大小论红包美丑的时代，它的不招待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决定了某些侄孙儿们对这位表爷爷的观感。
表叔也是知道孩子们对他的看法的，但他从不计较，也不争辩，更不会向孩子们解释这10元钱需要他卖5斤米，这5斤米需要收8斤谷子，8斤谷子需要他在1.5平方米的稻田耕种收割忙活几季，他全家可以凭此过两天的生活。
在发完红包之后，他总半是愉悦半是遗憾地离开，让观者心中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表兄妹们似乎也有此同感，有人曾当面对表叔说让他今后别再给孩子们发红包。
表叔总是笑笑，说：“这大过年的，给孩子们送个祝福，添点喜气，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穷人，连祝福别人的权利都没有了吧？”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平静得让说者在心中暗骂自己浑蛋，并忍不住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把压岁钱和春节贺礼搞得跟军备竞赛似的，你砸过去三百五百，我报复性地回五百一千。
心里并不完全情愿，而嘴上却笑嘻嘻的。
这样的结果，是红包越来越厚，而人情却越来越薄，亲情中一些温暖的东西在悄悄变冷变淡。
每个人都在抱怨不妥，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开始着手改变。
表叔坚持给孩子们发红包，是为了感谢城里的亲戚们在他前些年做胃切除手术时对他的资助。
他知道，就数量而言，那些钱是他这辈子永远不可能还得清的。
但他多年来很上心地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
仅举一个小例子，如果让城里的亲戚们给他的孙子写一个红包，估计有七成以上的人，不打电话问一下是难以准确书写出孩子的名字的。
捡起孩子们扔掉的那些写着他们名字的红包，感受表面如表叔皮肤般粗拙的外表，想象此前几天的某个黄昏，坐在夕阳下的小院里制作它们时，表叔缓慢但心满意足的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仪式感——那是一个穷人不应该被轻视的亲情与尊严。
作者博客： （曾颖，专栏作家。
） 柴会群：众叛亲离 博文地址： 2014-02-1322:46:20|浏览268338次|评论160条
一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
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
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越发依赖，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
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
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
住院期间有个插曲。
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
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
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
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
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
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
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六年六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
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
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当初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他现在仍然还是一名教师。
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
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
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
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 后来，我曾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
同学正色跟我说：“你错了，这件事情中，你弟弟才是弱者。
” 事情后来的进展似乎印证了同学的话。
柴会超投案不仅得罪了学校，也未能取得家属的理解。
相反，死者家属此后更加强势，在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后，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
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威胁要杀死柴会超的辩护律师。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
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
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 面，义正词严地说：“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我还记得那天动员柴会超投案时，他很是犹豫，说那样做有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我。
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解脱了”。
弟媳知道不妙，马上电话追过来，厉声说你若说了实话，“咱全家全完了”。
柴会超那时已经下定决心，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
二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唯一的支持者。
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
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信什么法律。
”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随大流，搞特殊不会有好结果。
”母亲越说越激动。
在沉默了一阵之后，我开始反击：“如果我真随大流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 我指的是前年母亲那次住院的经历。
在柴会超出事之后，她的心脏开始不好，终于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
当时我在上海，弟媳打电 话来时，母亲被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
医生建议上呼吸机，家里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后征求我的意见。
我六神无主，立即找到我认识多年的陈晓兰医生。
她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当地医院，详细问明情况之后，认为不可气管插管，因为母亲的呼衰是由心衰引起的，上呼吸机纠正呼衰，可能进一步刺激心衰导致死亡。
我听取了陈医生的建议，拒绝了当地医生气管插管的建议。
事后我才发现，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呼吸好转，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一周后出院。
后来我知道，在帮我做出决定时，陈医生也在承受压力。
至于处理的医生为何决定要上呼吸机，医生朋友认为可能主要是缺乏经验和不愿承担责任的缘故。
这个我能理解。
这些年做医疗报道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医院一些鲜为人知的潜规则。
比如，有的医生为规避风险，会夸大病人入院时的病情。
母亲入院后如果上呼吸机，就说明病情极为严重，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只能归咎于病情本身。
虽然我以这个例子勉强说服了母亲，但其实从内心里，我已对当初的决定产生动摇。
我知道，母亲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样，至少结果不一样。
我有时在想，假如母亲那次没能救过来，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或者，假如“谈话死”事件柳暗花明，柴会超被判无罪的话，那么我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不可更改，它充满了悖论，让我无所适从。
我现在仍在帮柴会超申诉，以尽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
然而，我马上又面临了新的困境。
我听说，根据监狱里的潜规则，申诉将会影 响到减刑。
而让柴会超尽快出狱，是家人的共同愿望。
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大耐心容忍我在他们认为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实似乎又要给我上一课：我做得越多，给亲人造成的伤害却可能越大。
三 去年年初Z县的全县干部会议上，面对电视直播镜头，时任县委书记在讲话中突然脱稿，不点名地批评我这个Z县养育的“小小记者”，斥责我“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对不起Z县的父老乡亲”，“无脸再进Z县这个门”！ 他说得并不完全错。
实际上，自从经历了弟弟的事情之后，我越来越对家乡产生一种陌生感，我从内心开始排斥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被县委书记骂了之后，我更是有意疏远一些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以免他们因我受到牵连。
好在书记后来调走，我以为我在Z县的负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亲住院的经历，让我重新摆正了自己在家乡的位置。
我的家乡Z县原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县。
但近十几年来，在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腾飞，GDP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
我所在的那个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已到工厂上班，年轻人大都买了车。
像我们这样的孩子靠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家，早已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是，在家乡“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一些我熟悉和眷恋的东西却渐渐一去不复返了。
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后，情况更加如此。
其实，县委书记生我的气，主要缘于我前年下半年写Z县高利贷的一篇报道。
他认为，这篇报道是我对县里处理“谈话死”事件不满而产生的报复。
柴会超出事的时候，Z县的高利贷状况正如火如荼，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放贷”，家乡因此危机四伏。
高利贷崩盘之后，离婚、外逃、绑架、杀戮一度成为这场游戏的主旋律。
但奇怪的是，冲突多潜伏在水下，Z县表面上仍一片和谐，以至于当初我几次回家，竟然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风暴一无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会超一审宣判之后，我回家后听父亲说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60万元放高利贷，结果被人骗了。
表哥向堂弟追债未果，喝醉酒到我家嚷嚷要找黑社会把堂弟家所有东西搬光，“连一片铁也不留”。
之后我陆续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贷中损失了近10万元；另一位较远的亲戚，因为卷入高利贷已经离婚外逃。
我还有一位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年曾言之凿凿地跟我说没有参与，可这次回家我才听表姐说，他弄了30万元，有一阵已经窘迫到连车都不洗的地步。
后来柴会超也在监狱里写信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曾打算从银行贷款30万放出去，以赚取可观的利差。
如果不是因为“谈话死”事件，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我在调查Z县高利贷的过程中，遭遇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实质性危险：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个村子被一个放高利贷的大户殴打。
我高声呼救，没有一人理睬，最后直到我亮出记者证后对方才收手。
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惧。
不是因为打人者的凶狠，而是因为旁观者的麻木，而他们都是我的乡亲。
我写Z县的负面报道，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议：不碰自己老家，本是这一行的不成文的规矩。
他们可能和县委书记一样，认为我的确出于私心。
其实，写这篇报道的动机，如果说跟“谈话死”有共同点，那就是我在勉力履行一个并不强大的信念：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本来以为很遥远的灾难，可能转瞬间就来到你的面前。
有时候，你需要鼓起勇气，多承担一点责任。
这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在拯救自己。
作者博客： （柴会群，《南方周末》记者。
） 丁征宇：中国最大的歧视是什么？ 博文地址： 2014-02-2411:22:56|浏览136738次|评论53条 歧视，可以说是世界性的问题。
当前，世界各国最主要的歧视是种族歧视，如美国，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在美国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每年发生的各种种族歧视现象很多，表现在就业、言行等方面。
当然，男女性别的歧视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歧视之
一，虽然男女平等宣扬了很多年，女性地位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尤其是在一些宗教国家，男女性别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
另外，民族歧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样十分严重，许多国家的分分合合、内乱、战争等现象的发生，都是民族歧视引起的。
另外，宗教歧视也很普遍，不同的宗教甚至在同一个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有矛盾，有纷争，甚至有流血冲突，这种现象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当前中东的一些国家，内乱长期不断。
但是，在中国，这种歧视似乎都不存在，或者说并不严重，如种族歧视问题，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黄种人，虽然在新疆个别地区有白种人，如俄罗斯族，但我们能够做到和睦相处，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
中国虽然有56个民族，但当今的中国，民族问题早已不是问题，无论在就业、上学、升职等许多方面，从来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产生矛盾。
即使有矛盾，那也是个人问题，不存在普遍的歧视问题。
在中国，少数民族在就业、上学、升职等方面还有许多优惠条件。
男女平等问题在中国更不存在歧视，相反，中国许多地方男人不但不强势，还处于弱势。
如现在考大学的是女性多于男性，在官场上明确规定女性至少要达到一个什么比例，尤其在家庭中，无论老公有多少 钱、当多大官、有多高地位，在家里，必须乖乖地听老婆的话，所有权力都归老婆。
相信许多男人都感同身受，尤其在结婚方面，男人打光棍是没有本事的表现，而女性打光棍，是女强人的象征。
而在宗教方面，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宗教及派别最多的国家，但宗教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歧视。
每个人都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人去歧视你，那是你的权利；也没有本土宗教如道教高于外来宗教的歧视，你既可以信道教，也可以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没有人去笑话你，更没有人去阻止你。
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当一个老人去世之后，哀悼方式有的后代用的是伊斯兰教的，有的后代用的是基督教的，有的后代用佛教的，后代之间也互不干涉，各信各的，有的哭，有的笑，那是后代自己的自由，旁观者也都能接受。
但中国难道就很平等，没有歧视吗？在目前来看，中国同样也存在歧视，而且这种歧视还十分严重，已经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引起了上层的高度关注，目前正在立法方面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
这种歧视就是身份的歧视。
中国人讲究身份历来已久，有几千年的传统，如过去的皇族在一定的时间或者在一个朝代之内都高人一等，是人上人；如权贵一族，当官的实行世袭制，父亲当何官，子女之间至少有一人能够世袭，虽然在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就提出了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而且在后来的朝代更迭中，各代帝王也注意了这个方面的矛盾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科举制，为的就是让最底层的人士能够有流向上游的机会，改变身份。
另外，还辅助以招贤纳士等方法，让各个阶级的人能够改变身份。
所以，几千年来，底层的人士会读书的走科举之路，有其他本领的用招贤纳士之法，有钱的用钱捐个身份，这样，在不同程度上稳定了社会，让人有上进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身份的认同上有更多的方法，如过去考上大学就有工作安排，成为国家干部；近年来，实行公务员统一招考，其 实都是过去科举制的另一种方式。
但是，在当前来看，身份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从上学填制表格开始，就要填父母的身份。
到就业，同样要填类似的表格，最主要的是在同一个岗位上同工不同酬的表现让老百姓有很多的意见，在同一个企业、机关，因为你身份的不同，工资、福利、社保、待遇、提拔的可能性就不同。
现在我们既有干部，也有公务员，还有合同工，更有临时工，当然还有劳务派遣等五花八门的用工制度，即使在私有制单位或合资企业，也有这样的分别。
如新浪这样大型的企业，丁丁也发现，有的员工就有中餐补贴，有的员工没有，这其实就是身份歧视。
你在一个单位，因为所谓身份的不同，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即使你和其他员工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但因为身份不同，你的报酬、福利、社保、待遇、升迁等都不同。
另外，身份的不同还表现在你父母的身上。
如你的父母是领导，你在你父母系统内工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升职的可能性就很高；如出现的所谓官二代、商二代、油二代等许多的二代现象，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歧视，因为你父母的问题，你就让别人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你成为正式员工，别人成为临时工的机会就大。
这种身份歧视在中国太普遍，已经引起公愤，让人感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更让人感叹“奋斗不如出生，不如有个好爹妈”，所谓的“将军的儿子只能是将军，因为元帅有儿子”其实就是身份歧视的典型概括。
这种歧视已经衍生到各个行业，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十分危险，因为这种身份歧视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严重地阻止了国家改革、发展的需要。
现在，许多法律之所以难以制定，难以颁布，难以施行，难以执行，根本原因就是身份歧视在作怪。
如养老、医保等方面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歧视，以至于领导退休后仍然是领导，各种补贴、福利甚至是医疗等方面都要表现特殊，要高人一等，老百姓十分有意见。
当然，身份歧视还包括地域或者是户籍歧视，如前几年，国务院某机构招人要求是北京户口，当时就引起人质疑，国务院到底是北京人的国务院还是中国人的国务院？另外，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流动竟然有许多限制，如就业、升学等方面，这也是中国人感觉最不舒服的一种身份歧视，仿佛你出生在哪里，你的身份就定格在哪里，虽然目前有所改变，但离人们理想的距离似乎还有十万八千里。
身份歧视在中国由来已久，其危害有多大相信大家都明白，但身份歧视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改变，中央必须拿出自断手腕的勇气，因为一旦改变，将涉及自己的既得利益。
但如果不改变，社会将陷入动乱，最终也影响到自身的利益，而且更大。
所以，在中国，要想消除身份歧视这种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博客：/ （丁征宇，知名博主。
） 张鸣：不会阅读的学生 博文地址： 2014-04-0800:00:00|浏览135191次|评论146条 据统计，中国出版物，70%以上，都是教材。
而且人均年阅读量很低，平均不到1本。
中国有近亿的学生在上学，但谈到阅读，都是强制性的，读的不过是教材，还有一点老师推荐的教辅材料。
就那么可怜的一点自主阅读的比例，还有相当大的份额，是几类无聊的作家的“杰作”，诸如一些低劣的穿越、盗墓、玄幻、种马小说。
手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上网人数成亿地增加，但人们在手机上阅读的，90%以上，都是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
稍微讲求一点逻辑，讲一点道理的文字，好多网民（相信多数都是学生）就看不懂。
有大人物出来呼吁，中国的母语教育需要加强，因为学校过于强调外语教学了。
教育部积极响应，据说要把高考的外语分值降低，北京市中考，率先实行，英语从150分降到了100分，而语文分值如旧。
接下来估计还会增加语文教学时间，增大课时量，以强调他们如何重视母语教育。
这样的改革，有效果吗？有，不过是反着的，越折腾，学生的母语水准越差，现在只是好坏不分，再过一阵儿，就该嫉好如仇了。
在本质上，中国的语文教育模式就有问题。
对于教育者而言，语文教育，应该是通过成型知识的学习，引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让学生通过阅读经典语文，增益自己的文学素养，提高读写能力。
阅读过程本身就是识字过程，也是培养阅读兴趣的过程。
但是，中国的语文教学，小学识字阶段的课文，被矫情的拟人、比喻性的范文所充斥，教学过程，似乎就是为了不让学生好好说话。
基础的识字阶段过后，语 文课本的范文倒是有几篇像样的文章了，但每篇文章的教学，都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背景，然后就是字词句，分析拆解。
每篇文章都会有中心思想吗？作者这样告诉你们了吗？作者的写作背景，你们怎么知道的？段落大意，只有一种概括方式吗？只能按老师的意思来概括吗？ 这样的范文，不用老师教，读读也许还有点意思，老师讲完，做一系列烦人的作业，就像一颗鲜桃，被人揉搓了无数道，变成垃圾了。
如果范文本身就不怎么样，这样教下来，就更折磨人。
这样的语文教育，无非是把好好的文章，变成若干细分的知识点，然后一点一点地灌给学生，让学生背熟记牢，以后考试，就按这种切碎了的知识点来考，老师教的，就是标准答案，跟着走，踩到点上，就能得高分。
不用说，这样的教学，不会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几年工夫教下来，乖的学生倒是会考试了，不乖的学生，连考试都不会，两者都对阅读失去了兴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文字，什么叫不好的文字。
他们如果还有一点残存的兴趣的话，就只能去追求荒诞怪异而且空洞的穿越、盗墓、玄幻加种马了。
作者博客：/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 石述思：中国孩子的土豪梦 博文地址： 2014-04-1300:00:00|浏览111156次|评论81条 理想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尚词汇。
那时正值我的青春。
即使后来随着时光的淘洗和生活的挤压，很多曾经的追梦人选择了放弃，回归庸常和平凡的存在，但改革开放最初的浪漫和昂扬依旧是生命中无比珍贵的财富。
今天，在现实的压迫下，理想在相当多人眼中宛如病人的梦呓，更多在校园里的作文题里栖身，而孩子们的理想越来越接地气，甚至背离了最初的定义，沾染了太多世俗的功利，令人大跌眼镜。
媒体最近报道，武汉人民路小学六年级
（2）班语文老师高华云，要求大家以“我的理想”为题写作文。
一位孩子绘声绘色地描绘着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富豪，以后可以开名车住豪房。
”他的理想引起不少学生的共鸣。
此前，北京爆出这样的新闻，一本小学生留言本有着太多这样的留言：“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梦想将来有很多钱”。
随后家长和他们的老伙伴们惊呆了，并引发了人们关于孩子心理能否健康成长的担忧。
当下语文课本上围绕理想展开的课文大多是志士在刑场上视死如归、英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等具有历史烙印和社会正能量的内容，老师希望学生们应该从中感知自己的理想。
“土豪”显然与之相悖，也与正在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严重落差。
首先不要盲目责怪孩子。
相对于我小时候写作文总是按照主题思想东拼西凑加合理想象写就的高大全作文，这样的真实是巨大进步。
而且，在一个多元价值年代，让每个孩子都成为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英雄也脱离实际。
甚至在全民创富的年代，富豪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只要勤劳致富、阳光致富、勇于肩负社会责任，也一样值得肯定和尊重。
麻烦的是，孩子们神往的不是致富背后的奋斗、对社会就业税收的贡献，而是财富本身，甚至充满对不劳而获、奢侈浮华的向往。
结合不断从校园中传出的争当干部的热潮，让人觉得充其量是一个低层次的土豪梦。
课本上的高大上竟然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令人深思。
这说明，在理想价值启蒙中，老师们教授的内容过于简单生硬，重教化轻沟通，很难入脑入心，加上在残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孩子们都明白，考上北大清华才是老师真正看中的教学目标，而德育、美育、体育都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加上现在的校园已非远离尘嚣的净土，部分老师的功利和势利与其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形成巨大反差，无法令孩子信服。
孩子们的功利往往是大人们一面生动的镜子。
你无法想象一个在单位中整日溜须拍马的家长能培育出正直无私的孩子，更无法想象一个毫无公德、街头撞倒一个老人望风而逃的家长能培育出活雷锋一般的下一代。
中国当下教育的一个痼疾是重视言传，忽视身教。
而现实社会，功利当道，道德滑坡，信仰缺失，成功学泛滥，大官、大腕、大款成为人们骨子里认同的奋斗目标，传统国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和现代文明推崇的公民意识、责任担当、公德传承都沦为空洞无力的口号。
孩子 虽小，但不傻，一定会追随大人们匆忙的步伐，将成为土豪当成理想。
向往金钱权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向往的动机。
所谓理想，无非是帮助人找到超越金钱权力的追求，进而成为其合格的主人，并推动社会价值的成长。
中国孩子的土豪梦只是太多中国家长未竟土豪梦的继续。
但一个人人争当土豪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
在这个角度上，很多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无论他们多么聪明好学、见多识广。
改变孩子，重塑理想的前提是：对中国教育理念和方式进行彻底变革，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这是个宏大艰难的系统工程。
这需要每个大人从自身做起——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更好的表率，为了给这个国家赢得更体面的未来。
作者博客： （石述思，知名时评人，《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
） 景凯旋：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压舱石 博文地址： 2014-09-0707:46:59|浏览134478次|评论57条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们也渐渐熟悉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术语。
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一陷阱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等，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平等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告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已经谈及社会财富与公平分配的关系。
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孔子主张“均无寡”是强调稳定而忽视发展。
当今时代，追求社会稳定的方法首先是快速发展经济，而不是让所有人在低水平上收入平均。
这种看法无疑很有道理，但孔子的话却更具对人性的洞察力，因为“患不均”不仅是指生活水平，其实也是指人类普遍和深层的心理，即对公平的渴求。
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固然是荒谬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贫富悬殊同样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即使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正是基于此，社会学家们才发明了一个基尼系数，以此来判断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
一般来说，基尼系数高于0.5即可视为严重的贫富不均。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即将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55，已经达到了“严重的”不平等程度，其贫富差距在二十年间扩大了一倍，甚至超过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美国，跃升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这一调查也印证 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在调查排名中，社会不公甚至排在贪腐和失业之前，表明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巨大的收入差距也造成了底层社会极大不满。
其社会心理不全是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残留影响（尽管有人认为“文革”更公平，但要让这些人回到“文革”，他们未必就真的愿意），而是由于社会财富资源和分配严重不公。
很少有人对民营实业家、职业运动员和演艺人士的巨富感到愤怒，便是一个明证。
换言之，人们愤怒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钱交换的市场关系。
这些年中国市场经济产生了奇迹，令世界瞩目，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其特点是，权力自始至终就与市场紧密相连。
说得更明白点，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是市场。
首先，权力寻租造成腐败和不公，同时把财富资源变成世袭的按爹分配，这一点人们已经谈得够多了，兹不赘论；其次，权力在市场中的僭越与缺位，对市场不该做的它做了，该做的它却又没做。
前者如不合理竞争，当初仓促进行企业改制，将国家或集体财富转移到个人身上（如各地中小煤矿），后来各地圈地搞房地产，崽卖爷田，都是政府操作或者获利，最终获利者几乎都有权力背景，要么是原企业官员，要么是官商双赢。
实质上是在权力运作下掠夺全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使得今天许多有钱人的第一桶金就充满原罪。
当这些财产转化为各种合法投资后，由于分配不公，又自然形成马太效应，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后者如不合理收入，央企在理论上属于全民财产，其高管本应领行政工资，但他们却一边享受政府官员待遇，一边领取百万年薪，享有官员与商人的双重好处。
此外，在任何国家，合理的税制都是实现 社会公平的一个途径，这与劫富济贫无关。
但在今天的中国，税收实行的却是偏向富人的政策：一方面是个税起征点低，使得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另一方面是累进税只征管工资收入，不征管财产收入，从而造成收入最高的阶层基本上没交多少税，税负主要由一般的工薪阶层承担。
市场经济需要有竞争，需要有结果的不平等。
但如果说自由竞争是社会这艘船前行的引擎，那么公平就是这艘船的压舱石。
在社会分配上不能是赢者通吃，否则社会这艘船就会失去平衡，发生倾斜。
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说，这就是“公平的正义”问题。
这位反对传统功利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合作体系里的最高价值，而他所说的正义主要就是指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方式，因而也可称作是分配正义。
罗尔斯承认社会不平等的合理存在，但这个不平等必须是有控的，符合社会整体的合作发展的。
其正义第二原则即认为，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做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有利，尤其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第二原则虽然在排序上次于正义第一原则的自由，但如果受到严重破坏，第一原则的自由也将面临危险。
事实上，世界上发达国家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像北欧诸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其贫富差距并不大，多数人普遍没有社会不公的感受。
而在当今的中国，尚有许多人未达到温饱生活，其基尼系数却远远超过红线，导致仇富现象时时出现。
对此，不应只是让权力退出市场，同时还应发挥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这才是一个责任政府该做的事。
作者博客： （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 社会·民生 丁征宇：一些人为何以欺骗国家为荣 博文地址： 2013-06-28
23:28:55|浏览194123次|评论359条 今天晚上，丁丁从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北京郊区竟然出现大量木棚“种”房子这等稀奇古怪之事。
仔细看过之后，原来是开发商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益，竟然将租来的良田用来盖房子，一方面以种大棚的名义获得国家高额补贴，一方面竟然在大棚内做房子租给城里人。
这等于是以国家补贴做成本，租给城里人为利润，真是好处都被开发商得了，只不过干的是坑骗国家的勾当，破坏的是国家良田，肥了的是自己的腰包。
其实，不仅是这些开发商，许多中国人都在干欺骗国家的勾当，上到各部委，中到各级官员、商人，下到老百姓，各个行业、各个层次都有人在欺骗国家，并且以欺骗国家为荣。
如审计署在每年的审计报告中，我们能够看到各部委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么使用假发票报费用后发福利，要么是把资金挪作他用，要么是骗取国家资金发年终奖金和福利……部分官员更是欺骗国家到了极点，不说别的，从落马官员来看，涉案金额往往触目惊心，令人不敢相信。
那些高喊为国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竟然涉案几百万、几千万到几个亿甚至上十亿，据有关部门统计，2011年涉案官员平均涉案金额达到3000万元，名为贪污受贿，实为欺骗国家。
这些例子丁丁懒得去列举了，太多了，列举不过来。
再来看看商人，去年中央党校某领导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 企业发家的真谛，那就是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不偷税漏税的，几乎都是靠偷税漏税壮大的，而且制假贩假，几乎是许多企业的共性，这也是当前市场假货、山寨货充斥的根本原因，叫人不相信市场上还有真货可买。
我们大家再来看看基层官员，截留国家的各项补贴，冒名领取各种福利，如失业保险、低保金、养老保险、粮补金等等，可以说有些基层官员没有什么补贴不敢截留的，也没有什么福利不敢冒领的。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应该是一部分官员、商人最真实的写照。
而一些老百姓同样以欺骗国家为荣，如前几天报道的在拆迁地建假房子，类似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时有发生。
可以说，从上到下都有一批国人以欺骗国家为荣，而旁观者却说他们有本事，只恨自己没有机会，没有本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批人以欺骗国家为荣呢？其实根本原因只有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是大家的，不骗白不骗。
中国人的劣根性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国家是大家的，不骗白不骗，不拿白不拿，把国家当唐僧肉。
于是，骗国家者自诩高明；旁观者以为又不是骗自己，睁只眼闭只眼；执法部门也持这样的想法，不是上面下命令，往往不会主动查处。
正因如此，行政管理费连年上涨，三公经费连年上涨，贪污腐败越来越多，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癌症村越来越多，重金属作物到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越来越多…… 二是欺骗国家者没有及时受到查处，影响了其他人。
这些欺骗者在一定的时候，不但没有受到查处，而且发了大财，升了高官，这种风气就开始蔓延，你欺骗国家，我也欺骗国家，并且开始联手欺骗国家。
于是，腐败无人管、环境污染无人管、假冒伪劣无人管……因为大家都有利益在里面，所以现在的贪腐案往往不是一个人在干，而是一伙人在干，都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
现在，只要查一个小案件，往往会查出一个惊天大案。
三是正义得不到及时的伸张。
面对这么多人在欺骗国家，其实也有一部分有正义感的人在伸张正义。
但在欺骗国家的那些人编织的关系网里面，这些伸张正义者往往受到打击迫害，污蔑其荣誉，搞臭他，甚至说他们是神经病，让他们失去工作、家庭受到破坏，甚至丢了性命。
正义在一个阶段得不到及时伸张，正是因为如此，让许多心存正义感的人不敢多事，甚至同流合污，让欺骗永远欺骗下去。
殊不知，正是因为国家是大家的，如果有一部分人从欺骗国家中获得好处，那受损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一部分人分享更多的福利、红利，其他人就会少分福利、红利；如果一部分人在破坏环境、损害商品食品质量，受伤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一部分人损害工程质量，受伤害的同样是我们每一个人。
以欺骗国家为荣的人，最后是欺骗自己；以爱国为己任，就是爱自己！ 作者博客：/ （丁征宇，知名博主。
） 单士兵：孩子你可以做不到 博文地址： 2013-11-0216:20:27|浏览108029次|评论406条 “老师我做不到啊”，这是一个十岁男孩的留言，或者说，是遗言，是控诉。
这名成都五年级的小学生，已经从自家住宅楼上坠落身亡。
经初步勘查，疑为跳楼自杀。
据说，他在朗读比赛时说话被老师留下体罚，逼写千字检查，或者罚站一小时。
这个孩子最终选择跳楼，还在语文课本上写下“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有几次都缩回来了”。
我不愿意听到有人说，这个孩子有多么脆弱，有多么偏执。
只要仔细体味他的留言，就一定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是多么渴望沟通，他又是那么惧怕死亡，但，他更害怕的，却是老师。
最后，他在恐惧中绕不出，被逼死了。
“老师逼孩子跳楼”“还我儿来”，孩子家长讨公道的横幅，就挂在涉事学校的门口，背后有清晰的校训，写着“阳光”“自在”。
只不过，孩子已用自杀宣称，他曾经活在黑暗里，他在校园不自在。
孩子永远回不来了，对家长来说，怎样的补偿与惩罚，也都难称公道。
我知道，即便是所谓公道，也不是轻易就能“讨”来的。
曾有太多类似事件，都是面对家长遭受失子之痛，学校和老师找出种种理由推卸责任。
那一刻，他们记不得，在语文课本上，还有鲁迅先生的话，叫“杀人者不知道自己一脸血污”。
那么，现在面对“老师我做不到啊”这声绝望的呐喊，到底有谁在为之哭泣、忏悔，又有谁应为之反思、担责？ 教师逼死学生，其实也就是“教育杀人”。
这些年，校园里不断上演悲剧，总有一些教育行为对孩子的心理和精神进行残忍的扼杀和扭曲。
当然，很多时候，教育的伤害表现是隐形的、潜性的，但这些伤害在孩子身上慢慢植入了极其危险的因子。
谁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可怕的是，这种“教育杀人”，正在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为了让学生成为分数的囚徒，“听话的教育”被推向极致。
特别是教育与家长那根“望子成龙”的敏感神经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那就是好孩子就是听话的孩子，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就是不敢对教育权力和成人世界说“不”的孩子。
问题是，那些喊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起跑线的高度。
他们在孩子对面，并不懂得蹲下身子，以平等的姿态去感受孩子的内心世界，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掉进了成人化的功利陷阱，变得极其简单粗暴。
于是，才会出现像成都这名小学生因为在集体活动中讲话，就要被罚写千字检查，写不到还让去跳楼的无耻教育行为。
这种教育行为，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常态。
比如，让学生写检查的字数要达到多少字，罚抄作业的数量要达到多少遍。
这些数字就是野蛮教育的明证，对此，很多学生只能屈从。
如果做不到，客气的，是让去叫家长，老师不耐烦时，就是让去跳楼。
龙应台有本书，叫《孩子你慢慢来》，很亲切，很柔软，很沉静。
本来，生命成长就是有规律的，就是一个必须等待的过程。
遗憾的是，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个人心 浮躁的时代，有太多人把孩子变成了承载自己利益的工具。
比如，教育权力是为了政绩，学校老师是为了绩效，家长是为了所谓的前途，他们联合起来，对孩子实施的，根本就不是教育，而是压榨。
现在，面对成人世界太多短视、功利与无知，我特别想喊一声“孩子你可以做不到”。
很多事情，孩子你本来就不应该做，本来也应该做不到。
你本来就应该活泼，想唱就唱，童言无忌；你本来应该调皮，喜欢捣蛋，天性自由；你本来就应该年幼力弱，扛不起成人世界扔来的生活重量。
希望所有人都能清醒地记住，很多事，孩子真的都可以做不到。
作者博客： （单士兵，媒体人，专栏作者。
） 黎明：一天的自由应该值多少钱？ 博文地址： 2013-12-20
09:59:09|浏览28634次|评论9条 当什么名人也别当这种：有人因命运悲惨而出名，越是灾难深重，他的名气就越大。
河南省柘城县村民赵作海，就是这样的名人。
1999年，赵作海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缓刑两年。
2010年4月，“死者”突然回村，于是河南高院认定该案系一起错案。
已经服刑11年的赵作海被无罪释放，接着，他领到了国家赔偿和困难补助金65万元。
“苦命名人”也落点好处，他可能被媒体惦记，不知什么时候就跟踪一下。
赵作海的状况大概是这样：众叛亲离，再婚娶妻后妻子和儿媳不和，投资经营后血本无归，有家不能回，儿女不来往，租简陋民房住在商丘市，经济拮据，身陷晚年危机的日子，走一步算一步。
无罪释放后，赵作海在当地成了“有钱人”。
当地政府用20天为他建起了一幢新房，没花他的钱，为儿子举办婚礼后还剩50万元。
问题是伸手向他借钱的人不好打发，“亲戚也不是亲戚了，邻居也不是邻居了”。
听妻子的话误入传销陷阱，15万元打了水漂。
儿子私自取走14万元存款，盘下一家小旅社又因什么都不懂赔了两万多。
剩下的钱都投在妻子上班的投资公司里，“投资前景”似乎也玄玄乎乎。
他老家的“人文环境”，他身边亲人、邻居的心态，就不必说了，反正到处都被那个只认钱的“普世价值观”统治着，几十万块钱，也不至于让赵作海甩脱他那个赤裸裸认钱的底层圈子。
再说，家 长里短的事儿，外人确实不好插嘴。
对那家吸纳了赵作海的“血泪钱”的投资公司，倒是需要提醒一下：注意点，别把赵作海的钱搞没了，否则，可能多少会有点社会反响。
赵作海在监狱里待久了，心智受创，看不懂社会，“跟不上时代”，出狱后过不成正常人的生活。
司法不公造成的冤狱，规定了他的宿命，65万元国家赔偿金，改变不了他青春已逝、无识无能、人生多舛的局面。
从赵作海遭遇看国家赔偿，65万多乎哉？不多也。
自由值多少钱？“不自由，毋宁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些话，告诉大家自由至上、自由无价，这是极好的真理。
不过，对被剥夺了自由的无罪之人，若不讲“自由价格”，那就抽空了自由至上的精神，成了蛮不讲理，夺命灭爱。
不得已求其次，对“自由价格”还是要打价，必须争取个适当的价位。
当然不能过高，要不，机关一心疼，那就“不自由无价”了。
眼下国家赔偿标准和算法，不搅和让国家感到有些头大的自由问题，国家赔偿金以“劳务费”居多，冤狱中的囚犯，姑且算得上个有精神奖励金的“上班族”。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据官方所称，赵作海的65万赔偿金是这么来的： 以2008年度每天111.99元为基准（在2009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还没发布的情况下），考虑到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逐年递增的情况，参照2008年比2007年递增的比例，估算出2009年的职工日平均工资。
赵作海被羁押4019天，最终确定赔偿金数额为50万元。
同时考虑赵作海被羁押期间，家庭遭遇变故，目前生活困难，结合最近《国家赔偿法》增加了精神抚慰金的规定（尚未施行），为体现人文关怀，决定给予赵作海生活困难补助款15万元。
这样，合计算出赵作海一天的自由，价码是161.73元。
过去的旧赔偿法，号称“国家不赔法”，狠心赔一次就不错。
自由的价格，“随行就市”，一年一个价，越往前赔偿金越少。
2008年99.31元；2005年，著名的“佘祥林杀妻”冤案当事人，服刑时间和赵作海一样也是11年，只领了25.69万余元人身侵权赔偿金（另外镇政府给了2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款）；2001年的“处女卖淫案”，对当事人麻旦旦两天被限制自由的赔偿为74元，一天37元。
看趋势，在终能洗冤的前提下，我们大家的冤狱若在今后发生会对个人合算一些，因为社会在进步，收入在增加，可能越往后国家赔偿越多。
今年5月份赔偿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就高了么，张辉、张高平各得110万余元。
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天，一天的自由值305.9元。
国家赔偿多少才合适，看权威媒体的意见也没准，对外对内肯定不是一个标准。
2004年7月，中国人赵燕在美国被国土安全部警员打了，而后索赔500万美元。
我们的《人民日报》报道说，联合国高级官员和外国专家，都说索赔额度一点都不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曾指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只是为人身自由损害赔偿确定一个明确的计算标准，并不是说公民一天的自由就值这么多钱。
我看，还是把冤狱当成一劳动力上班挣钱算了，只要改成一天收入三个班的工资，理就能说圆满。
职工上8小时的班，比起冤狱的人只能算个业余上班的，冤狱的人24小时都不脱岗，让他挣三份钱，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另外我还有个建设性意见：国家赔偿，不能光说“金”而不管其他，保障人权，对人家融入社会的条件，也该提供必要的保障。
他缺乏社会适应能力也是司法不公造成的，国家不能保障他今后一帆风 顺，但至少需要评估一下他的学习与适应能力，给他一定的技术指导。
要是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再加几条“保护条款”，那就更好了。
作者博客：（黎明，知名网络评论员。
） 秦前红：我所了解的农村 博文地址： 2014-02-0509:41:42|浏览476249次|评论157条 使用这样一个题目并非随心所欲的，它的确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其意在说明文中所述及的农村，或者接近农村的某些真实，或者只是充满了我一己之见的影像，或者游离于真实与虚妄之间。
我曾经自以为很了解、很熟悉农村，这份自信来源于：我出生在农村，在农村生活过十六年之久直到考上大学离开当地；我在农村有很多熟悉的父老乡亲，经常和他们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我每年至少回到农村老家几天，有亲临其境感知农村的机会；我每年还指导若干本科生、研究生关于农村问题的社会调查……这样的理由还可以列举甚多。
但今年春节回到农村经历的一件小事，却几乎完全颠覆了我的此份自信，使我觉得当下的农村其实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我在与一位乡亲聊天时问他觉得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现在村里给每位年满六十的老人每月55元钱养老补助，看病有新农村合作医疗，言毕他表现出一份满足感。
此情此景给我极大的震撼，在货币不断贬值的年代，55元钱不够城里人买包烟、吃顿饭或者打个的，55元钱也不够城里人看一部进口大片，但它却让农民充满了对政府的感激。
农民的要求原来却是如此的质朴与简单，除非把农民逼得无路可走，他们绝大多数都安于现状、乐于现状。
为了证实上述我的判断，我将此事写进了新浪微博里，短短的一天内有接近16万人浏览，160多次转发，50多条评论，并且98%以上的网民赞成我的看法，有很多人还具体补充了意见。
由于专业背景和认知的局限，我过去习惯于用平等、正义、权利、民主等这些专业的词汇来看待农民、农村问题，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呼吸之间都是农民问题意识，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傲慢的自负而 已。
在流动的事实与变化的农村世界面前，我有着太多的隔膜和无知。
如果不勤于观察和研究，并辅以正确的方法，曾经的经历和印象积淀也会流于苍白。
当下中国农村已经形形色色，难以用一种叙事范式去容纳全部。
有高度发达的农村，也有千年不变的传统农村；有田园牧歌、菜园篱落短、炊烟袅袅的农村，也有浓烟飘拂、机器轰鸣、大厦林立的农村……借用一句经典的哲学话语来说，对农村其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所叙述的农村，地处江汉平原，位于整个中国的中部地区，其所代表的时际特征就是传统农业问题与现代工业浪潮的交锋、竞逐与博弈，由此而造成具有典型意义的转型农村问题。
以我春节两天在老家农村的了解和观察，农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生活无依问题，只要有土地和最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障，农民就会有很大的满足感。
环境破坏、社会治安恶化、土地被不公平征用、乡镇干部的腐化等才是农民担心忧虑的问题。
环境恶化、生态蜕变。
湖北历史上是千湖之省，江汉平原更是鱼米之乡。
我的老家仙桃过去在地理上属于大排湖、大洪湖、大沙湖等交汇区，并与鄱阳湖、洞庭湖相接，与汉水、荆水相连。
元末明初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就依靠一支水军，神出鬼没，纵横长江两湖流域。
电影《洪湖赤卫队》主题曲所描绘的“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早上出去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并无文学的夸张，它不过是我童年生活场景的真实描绘。
60年代、70年代在江汉平原出生的人，从小与水为伴，以水为戏，但如今这些都成为消逝的远景。
更为可悲的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农药的滥用，许多湖泊、沟塘不是被填满就是被污染，偌大的江汉平原，竟找不到几片净水。
成千上万吃不到自来水的农民，已无法使用地表水作为饮用水，只好自己打井饮用井水。
近十多年来，江汉平原各县市争相兴办化工厂，每一个化工厂的选址都采取以邻为壑的方式，即在自己水域的下游相邻县市水 域的上游作为厂址所在地，甚至有不良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而丧尽天良地大规模污染地下水。
近年来，随着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利税相对较高的化工产业成为江汉平原争先恐后争夺的“香饽饽”，官员异地任职等体制机制弊端更加剧了短视当下罔顾未来的功利主义行为。
江汉平原某县级市因兴办化工厂，已经出现过癌症村等严重生态灾难。
因此，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新一轮环境浩劫在所难免。
乡村社会的破败。
有不少学者曾用“社会的溃败”来指涉当下农村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也许用“破败”来描绘更能接近事实。
“溃败”只是社会组织机理层面的，而“破败”还包括了许多外在的萧条与冷落。
祖土、祖坟、祖屋是最能寄托故乡之情的表征，家庭是中国生活意义的宗教。
许多游子之所以千里迢迢奔赴故乡，也是因为这些让他们神牵梦绕。
工业化、城市化让很多人的灵魂失去安息之地，而变成孤魂野鬼。
许多因生活所逼出走农村或为城市生活所吸引的农民既离乡又离土，任由祖屋破败下去。
而另一部分出去挣钱后则回来建屋娶妻生子，这样便在农村很多地区形成一种新旧交织、贫富对立的奇特景观。
清末以前，对农村袭用了皇权不下县、交由乡绅自治的治理之道。
清末新政废除科举，造成历史学家傅斯年所说的清末以后无乡绅的状况。
民国时期有所谓地方自治的试验，但此种地方自治一方面依赖政治高权的自上而下推行，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统治又不具一统天下的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所谓的地方自治只是政治统治力所不逮之下的治理放任，绝大多数地方并不具备地方自治的精义。
中国共产党取得天下后，通过将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在基层完成了对国家的全面实质统治，又通过行政吸纳社会的方式分化瓦解了一切可能挑战体制的力量。
高度的计划经济造成城乡二元严重分割的局面，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地区的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于行政动员和血缘纽带。
近十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的高频度流动，农村精英的大规模出走，农村适龄教育人口的急剧减少，等等，导致乡镇行政功能不断限缩，从而导致乡镇行政控制能 力的下降。
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一点的乡镇，还可能使用利益诱导的手段，而传统的农业乡镇则只能不断让渡管制空间。
维系农村社会的纽带变成以血缘、家族势力为主，很多地方恶势力和乡村混混乘虚而入。
意识形态的祛魅化导致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佛教等在农村的大面积复活或者推广，官方宗教政策的僵滞导致农村宗教势力既解构了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同时因缺乏法治规范形成宗教势力的鱼龙混杂也是潜在的对政治稳定的重大威胁。
一度如火如荼开展的基层民主选举试验，由于青壮年和知识精英出走导致的农村空巢化，使得这种民主作为治理手段名不副实，也由于恶势力、腐败势力对资源和利益的无规则把控削弱了农民的政治认同，还由于真正的基层民主意味着执政党和政府管制的淡出而使得他们心存疑虑。
在旧的治理方式不断式微，新的可替代的治理方式暂未大规模可复制性出现时，农村治理能力、治理制度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原子式的农民个人一方面保持高度现世主义态度，平稳安逸是其基本生活诉求，但另一方面若有极端事件的刺激比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或者恶性环保事件、重大治安事件，则又会造成以家族、村落或者会众为名义的群体聚集，诱发重大维稳事件。
乡村干部腐败。
乡村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末梢，乡村干部的腐败既直接侵犯农民的利益，又让农民感同身受。
中国农民对其他层面的腐败往往抱持一种观望好奇的态度，而对关涉自己直接利益的腐败往往痛之切之。
当下农村干部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多吃多占，擅自处分集体资产，在公共工程建设中自私而肥，自己或亲信强占或廉价占有集体资源经营牟利……其中最为可恶的是随意撕毁土地承包合同，私自进行不法土地流转，损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对乡村干部的腐败过去主要依赖运动式整风、思想教化或者农民上访告状等途径来处理，法治框架下的处理则面临制度供给不足、效率低下的缺失。
历史上维持乡村熟人社会有序运转的乡绅公共精神后被摧毁殆尽，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得暴戾、投机之气充盈乡村。
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则再 度撕下乡村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功利化、庸俗化。
如何直面上述弊端，实现乡村社会的重建是一个已经展开而未有穷期的课题。
作者博客：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石扉客：一个乡土中国的真实样本 博文地址： 2014-02-0821:48:16|浏览143807次|评论32条 我的故乡浏阳，地处湘东北一隅。
20世纪80年代以前隶属湘潭地区，乃传统的烟花产区，有花炮之乡的美名，同时又戴着革命老区和国家贫困县的双重帽子。
90年代以后，借经济飞速发展的大潮，浏阳摘掉穷帽子，撤县设市，城区规模迅速扩大，人口膨胀到一百四五十万。
319国道拉直以后，黄花机场几乎成为在长沙市和浏阳城之间的中点。
借此便利交通与经济起飞之双重辅助，浏阳跃居全国百强县之列，骎骎然已经成为中部崛起的县域经济样板之
一。
每次返乡，我都会深深感受到，这个样板里不断沦陷与从未得到过的，正如它已经取得的荣光和还在酝酿着的梦想一样，让人赞叹，又让人叹息。
城市化与向心力 在浏阳，似乎汽油不要钱，又似乎汽车不要钱。
大街小巷都是车流。
汽车的密集程度，总会让人怀疑浏阳市民是否已经人手一辆车。
除非不得已，我很不情愿在浏阳县城开车，盖因车辆行驶秩序的毫无章法，停车的难度已经和上海内环城区不相上下。
而市区中心地段的拥挤程度，肉眼看，我相信已在上海之上。
尽管和富饶的东部城市还很难比较，但宝马、奔驰之类的豪车，在浏阳街头已经十分普遍。
豪车的密集程度，已经成为财富在这个县城里物质化流动具备充足代表性的具象。
在这个具象之下，一部分是这座城市税源稳定的工商业活力，另一部分能触摸到的，则是这个县城折射出来的十足笃定，这种笃定由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体的主流社会所释放出来的向心力构成。
四五年前的《南方周末》曾经在岁末的一篇报道里，以《一个县城公务员的幸福生活》为题，以浏阳县城一个公务员家庭为例描写过这类快活日子：公车公款等几乎无须个人开支的日常消费，稳定的薪资、可观的奖金，彼此错综复杂又紧密联系的县城人际脉络，凡事都能找得到熟门熟路熟人的舒适与惬意。
河南作家刘庆邦在小说《神木》里，曾经描述过从外地回来的村民，无论混得多牛逼，一到村支书家里就会收摄心神，敬畏感不由自主而生。
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
我理解这和浏阳这种笃定与向心力一样，不知道是否可用金观涛在二十多年前所说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
但我相信，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超稳定结构社会，与微博上危机四伏的千疮百孔社会一样，都是两个真实的中国。
新农村与审美缺陷 浏阳县城以外，传统上分东西南北四乡，各有特色和特产。
如胡耀邦先生所在的南乡以出产花炮为主，西乡出花木，东乡历史上出产夏布。
我家搬进浏阳县城前，所在地乃北乡，则无所特产，故有耕读传统。
浏阳北乡也是王震将军和网络上屡得恶名的北大“笑长”周其凤先生的老家。
北乡和浏阳县城之间横亘着一座高山，名焦溪岭。
这个地理上的分界线仿佛也是城乡社会的分界线，焦溪岭以北的浏阳北乡，在经济水准与社会发育程度上，很明显比焦溪岭以南的县城要低一个水准。
车辆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出城之后，车子照旧多，但豪车已渐少，好车多挂城区和长沙市牌照。
最常见的是各种经济实用型车，目测结果是吉利、奇瑞和比亚迪在农村家用车市场三分天下。
中国的国产车永远是低端与低档的代名词，忝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真是个令人悲伤的现实。
比车辆更典型的是建筑。
这十来年间，浏阳传统民居建筑形态里最早的土筑屋早已经消失殆尽了，而土砖屋也已经极少见到，遍地都是红砖屋。
这种钢筋水泥结构的红砖建筑，不是江南民居里常见的白墙青瓦，也不是欧美的别墅结构，应该是这二十年来最丑陋的一种建筑。
有时车行在山清水秀的地方，突然会转出一栋极其怪异的建筑，其形其状唯有灵屋可比。
灵屋者，吾乡办丧事时烧给死者阴间居住的纸扎建筑也。
这种完全失控的局面，我想任何一位有想法的建筑设计师，都一定会大摇其头。
比这种建筑学上的审美更糟糕的是，几乎所有的房子都一窝蜂地扎根在马路边。
国道上繁忙的车流永不停息地制造的噪声与灰尘，一点都不浪费地被这些盘踞在公路两边的建筑物们吸收掉。
我相信我的乡邻们也非常清楚这种生活未必舒服，但我几乎没有听到怨言。
相反，每个准备盖新居的人，依旧兴致勃勃地继续在公路边扎堆。
尽管包括我大姐家的建筑在内，开在马路边的这些商店生意总是清淡得让人怀疑随时可以关门，我想这种选址仍然是为种种可能存在的经商便利而预备着的。
我经常在想，这应该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反向选择惯性。
如过去物资匮乏时期的长期煎熬，什么都要抢要争，导致现在大家都不习惯排队，都喜欢一窝蜂，生怕落在后面就会错过什么；上飞机也是如此。
再比如过去交通极其不便，大家住的地方都崎岖偏僻，山头弯角犄角旮旯什么的；到现在有机会拆了重新盖房子，总希望盖到交通越方便的地方越好，最好汽车能一直开到厅堂里。
当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然是新农村建设的所谓统一规划。
这个规划在民居和建筑上，丝毫没有看到在审美上的任何设计。
相信这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大败笔之
一。
不用说和欧美那些如诗如画的小镇比较，即便和我到过的国外一些算得上偏僻的小镇相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丑陋与恶俗的规划。
国土整理 与之相比，值得称道的是乡村公路硬化工程和国土整理工程。
村村基本都是水泥公路，交通已有极大改善。
而前几年已经完成的国土整理使得农业机械化终于在中国南方水田里得以初步实现。
王小波曾在一篇杂文里感叹在山东姥姥家里挑粪上山的繁重农活，殊不知在南方农村，水田里的农活之繁重是北方旱地的数倍。
繁重的农活特别是“双抢”（为赶节气，在炎热的夏天抢收割早稻和抢插晚稻秧苗，谓之“双抢”），是我青少年时的噩梦。
最可怕的是， 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一两千年前的农具插图，和那时我们使用的几无二致。
这种悲观与绝望感，使得那时我最爱听的歌居然是《我的故乡并不美》，那些歌词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的故乡并不美啊，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男人为你累弯了腰啊，女人为你锁愁眉……后来有机会出国，更是郁闷。
同样是种地，莱茵河边的德国小镇吕德斯海姆就能把种葡萄这种事情拾掇得让人流连忘返，以色列人就能在沙漠地的恶劣环境里愣是整出繁花似锦。
我父亲告诉我，国土整理工作完成后，田亩基本都已规整，现在耕地、播种和收割基本都已经实现机械化，中耕则用除草剂代替，只有插秧因为技术问题尚难以得到彻底解决，于是人们就用抛秧来代替。
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现在已是操作联合收割机承包了数百亩良田的种田大户。
与之同时解放的，还有自此退出历史舞台的耕牛。
我的女儿将来恐怕很难再读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更会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描绘的农耕生活隔膜得很。
但无论如何，这种千百年来传统的人力与畜力相结合的耕地播种插秧收割等原始技术终于让位给现代科技，而这个变化在我有生之年也居然看到了。
这是我这几年每次返乡最开心的地方。
那么，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这些劳动力，又在做什么呢？ 麻将馆 十几年前看长沙本土作家何顿的《我们像葵花》，里面写到一群上山下乡的屌丝知青群体，在回城多年以后再聚，发现其中混得最好的，居然是一个在路边店里摆了两张桌球台子的家伙。
路边的桌球台 子，是20世纪90年代乡村及小城镇的经典娱乐工具。
而之后十年的乡村景象，其实也无二致，只是桌球台子变成了麻将桌子。
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麻将对于乡村的意义。
在回乡的日子里，我看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吆喝着通押二十；我看到夫妻将孩子丢在家里，分头打麻将深夜不归；我看到婆婆老头子怀抱、手牵好几个孩子流连在麻将馆等着摸一把“转转麻将”（最近几年流行的湖南麻将打法，每次和牌者必须让给围观者上桌，赢家轮流转）。
总之除了我父亲他们那辈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免于麻将的凝聚力。
前几年流行的三打哈、扳坨子、买码等中国农村业余活动里，其他几种都已经逐渐式微，唯有麻将持续至今。
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值得民俗或人类学专家来研究。
无意对这种现象来进行道德臧否。
只能说麻将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浏阳是如此，在湖南、四川、江西等都是如此。
事实上我每次回乡，和亲友们的娱乐方式，也主要是麻将。
不打麻将，你还能干什么呢？教堂、图书馆等公共空间或阙如，或僵化；信仰等精神空间或阙如，或逼仄。
何以解忧？唯有麻将。
这是娱乐，是消遣，也是社交，是应酬，是一种用“二五八”、“起手和”、“大开放”等密码包装起来的公共话语。
这自然也是个信息交流平台。
和麻将桌边的乡邻们聊天，精壮劳力还留在本地种田的已经极少。
出路大致是以下几种：类似富士康的兰斯科技等浏阳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消化一部分，去广东等地打工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很经典的技术工种叫打井。
此种打井，非打饮水井，而是到基建工地挖各种基建基脚。
这种有时往往要深达数十米的基脚井，既有一定技术含量，也必须高度依赖人工。
我姐夫告诉我，乡邻们一般是先按深度米数来承包，一米多少钱。
然后一人在地底下手工或操作风锄挖掘，另一人守在井口摇动轱辘吊出泥土。
这种工程因风险高，所以多是夫妻结伴，分工合作。
有发财的，也有出事丧命的，更多的是长期地下潮湿环境作业留下风湿等后遗症的。
除了留守儿童问题外，劳动保护阙如的后遗症一直是这种劳务留下的阴影。
十多年前我那批在郴州等地挖钨矿的小学同学，现在已有不少在严重的硅肺病里苟延人生。
乡邻们描述的这个景象，让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想起刘庆邦的《神木》，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盲井》，心情无法轻松。
值得一提的是，南乡等地的煤矿以及花炮企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现在本地劳动力已经很少，多是从贵州、四川等地过来的打工者。
这个古老国家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以及产业轮替转移的大趋势，在浏阳这个地方足可管窥。
花炮 我老家所在的北乡并不是浏阳花炮主产区，但花炮乃浏阳的经济命脉所系，这个花炮之乡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系出烟花鞭炮产业。
自长沙驱车往东，从319国道隧道出来进入浏阳城区，即可见花炮广场、花炮女神雕塑等。
花炮和浏阳的关系可见一斑。
就在我返乡的这次2012年岁末，浏阳花炮产业遭遇了重大危机。
“八项规定”肇始的节约运动，河南塌桥事件，席卷华北大地的雾霾危机，三个不期而至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对2012年的浏阳花炮造成相当不小的影响。
这三个因素里，节约运动首当其冲。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我，就他所在的公司了解的情况，2013年春节前后，浏阳花炮企业本已经 拿下的省内外200多场大型焰火晚会的订单均被取消。
河南塌桥事件事发时正值花炮购销两旺的年底。
尽管出事花炮出自陕西蒲城，和浏阳毫无关系。
故乡的朋友们仍然非常紧张，生怕殃及浏阳烟花产业。
腾讯微博等处，我时不时能看到他们与其他网友的争论，唇枪舌剑间硝烟四起，火药味比浏阳花炮还要重。
对错不论，其焦灼心情可见一斑。
要命的是，对浏阳来说，这些危机都很难预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毫无来由地冒出来。
比如三年前的央视大火，浏阳花炮就没那么幸运，直接牵扯到其中；再比如十多年前的萍乡烟花爆炸事件，城门失火，殃及浏阳花炮这条池鱼。
每每说到花炮这个问题，我的心情亦非常复杂。
忝为花炮之乡的人，我完全不懂花炮，也谈不上特别喜欢花炮。
以往每到春节，浏阳城区就会打起鞭炮大战，自除夕起一直到正月十五以后才会消停，这种情形甚至让我有几分厌恶。
烟花绽放时的一刹那间的璀璨，璀璨之后的归于沉寂，就像樱花和昙花，或会让人有审美上的快感。
但与之同时与影随行的巨大响声与巨量烟雾，这种侵略性又会让我觉得厌烦。
私心里想，如果烟花永在远方绽放，我能远观其美丽，却不会被侵犯与影响该多好。
这两年好了很多，至少春节里的浏阳城区，很明显比以前清静。
我想前述三个原因里，其实雾霾的影响将远比另外两个严重。
盖因所谓节约新政不知会持续多久，而突发事件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唯有环保问题将直指花炮产业的要害。
这次雾霾事件和花炮产业固然无直接联系，但花炮生产与燃放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毫无疑问与低碳节能的环保政策相悖。
相信未来的环境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而花炮被当作疏导社会情绪的替罪羊，当作产业政策升级调整的抓手的前景，几可逆料。
年前在日本访问时，在新年里参观富士山下的箱根神社。
这种神社供奉着当地的保护神，类似本土城隍庙。
我看到当地民众排着长队拜神，无论男女老少，排到后都只是伸手拉一下殿前象征吉祥平安的幸运绳，然后低头合十祈祷，鞠躬而去。
同是祠庙，同是祈福，相较国内庙宇的烟火缭绕，我喜欢这种安静与内敛，真希望这种祈福方式，能慢慢被我的故乡，被祖国大陆所感染与学习。
但移风易俗谈何容易。
吾土吾民，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习惯与审美文化，早已经浸润到血液里去了。
十几年前北京等一线大城市曾经出台禁燃措施，而后无疾而终。
我所居住的上海，无论中环内环，鞭炮烟花也未加禁止。
每到正月初五的凌晨，接财神的陋习之下，更是鞭炮烟花一齐炸响，仿佛“一·二八”淞沪保卫战重现，又仿佛倘一家敢不放炮，到初六就得破产。
所以浏阳花炮，剩下的靠谱出路，其实就是着眼于长远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改造了。
同学说，冷光烟花、微烟和无烟烟花现在都已经出现，只是成本还有点居高不下。
我的一位专事花炮生意的企业家朋友，江湖人称“炮王”的贺建武说，他正在组织研究，希望开发出一些类似适合家庭室内燃放的小型无烟焰火产品，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把烟花从焰火晚会这种宏大叙事逐渐演变成个人化的家庭型日用消费品。
听同学说，浏阳的烟花技术其实最早来自日本。
而日本现在一些企业，逐渐把烟花当作某种奢侈品在生产，比如纯手工制作的巨型烟花，技术含量高，生产规模小，每年只生产极少产品。
这种高端的奢侈品定位，类似于豪车行业的劳斯莱斯。
我想，无论是家庭型的环保消费品，还是高端奢侈品，或者都可以学习和尝试。
吏治 即便以我这种媒体人的苛刻眼光来看，平心而论，浏阳各级官吏的管治水准，应至少可排到中等以上水准。
如果把浏阳吏治看作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无疑是高效的。
很惭愧，作为一个浏阳人，对于已经膨胀了无数倍的浏阳城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路盲。
和我所熟悉的华北东北平原诸多十来年里几乎像同一张照片的县城相比，这座城市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变化，都在向四周急遽拓展。
这个人也是相当有眼光的。
前述花炮产品的危机，他早已看到并有应对。
同学说，现在浏阳的产业已经开始形成三三制的布局，生物医药等工业园区将会逐渐取代花炮等传统产业。
东部产业转移的机会，自然未被这个精明的人错过。
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一夜之间崛起，兰斯科技等自沿海内迁的大型企业成为浏阳消化本地劳动力的重要战场。
这个人还是务实与狡黠的。
前文所述城区膨胀以及车辆剧增所带来的交通问题，相信绝非浏阳一城一地的问题。
盖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核心阶层，家境殷实的工商阶层，基本都已高度依赖公车和私车，普通市民阶层的公共交通如何解决，向来是县城的顽症。
这次返乡，我看到浏阳在尝试公共自行车试点。
这应是对症下药的正道。
目力所及，全国范围内似乎只有杭州等不多的城市在这样做。
与此同时，浏阳也还有自己铁锁锁车对付违章停车的土政策。
这显然是个不能上桌面的粗鲁政策，如果你想尝试用物权法和程序正义 来抗辩，那就像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笑话。
往往是这种粗鲁的土政策，直接而有效。
而中国语境下的体制内官民等诸人，也往往喜欢并习惯于这种类似的铁腕政策。
从仇和、王立军等官僚的行事风格来看，基本也是如此。
这个人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点勇气。
十年前我服务过的《21世纪环球》报道，曾经以大篇幅报道过浏阳的政务改革；五六年前，浏阳曾经出台过新任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迄今仍然是含江苏沭阳、浙江慈溪、新疆阿勒泰等地在内国内少数几家试水财产公示的县市。
浏阳“有限公开”的做法，尽管依循的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的保守原则，勇气依然可嘉。
最后需要说的是，在我所关心的负面新闻上，这个人有着非常靠谱的直觉与相对准确的判断。
危机公关之迅疾高效，和我所熟悉的中部西部诸多颟顸笨拙的县级市政权来比较，不可同日而语。
触角灵敏，反应迅捷，资源到位，善后亦无懈可击。
多年前我曾听一位官员跟我讲述一次涉及浏阳上市公司负面新闻的应对，讲他如何漏夜进京，如何直闯台长办公室，如何成功铲掉片子等。
不评及事实本身的对错，也不论这种做法的合理与否，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这个人身段柔软，技法纯熟，跌宕起伏，叹为观止。
我常常想，如果把浏阳的宣传部长放在中宣部长的位置上，那么市场化媒体人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
如果要总结一下，一个眼界开阔、反应灵敏、行动高效、身段柔软、高度务实的政府，与一个中西部地区不少颟顸蠢笨，不知所云的政府来比较，前者多少还是要值得期许一些。
但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总归会有隐忧。
隐忧在哪里？在它过于务实的实用主义。
在它急于求成甚至过于自信的无所不能。
能看出效果的它才会做，一时半会儿看不到的，它没有动力做。
在于它重物质层面，轻精神层面。
比如谭嗣同墓在距城区几十公里外的牛石乡，一路几乎没有任何路牌指引。
也许浏阳的管理者认为，在不少青年人心里十分看重的谭墓，远不如城区的“大夫第”含金量高。
在于它重立竿见影，轻日积月累。
如城市软硬件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和平江等相邻区县比或较发达，距发达地区仍有不小距离。
浏阳梦 写到这里的时候，想起十年前的天涯社区关天茶社，以前成都大学教师王怡那篇名文肇始，我的朋友们纷纷撰写同题作文《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环境污染，大规模拆迁，官吏横行不法，乡村凋敝，民风不古等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各地大同小异。
这个“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系列，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描摹。
我的故乡浏阳，自然也不会例外。
浏阳飞速扩张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永远持续。
当步伐慢下来的时候，问题或许会暴露更多，解决的迫切程度也会急遽提升。
故乡电视台来电采访，问我上篇提到的“浏阳正在酝酿着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的理解是，这座城市或许已有不错的基础，但还应有可以期许的未来。
未来的浏阳，不应当只是中部崛起的县域经济样板，还应当是城市的软件与硬件都能进行精细化管理的宜居小城市样板。
像欧美的一些中小城市一样，规模不要大，市容干净，环境清静，有秩序，有法治，同时又有活力，有梦想；文化开放多元，气氛包容宽松，让人活得自在，住得舒服，做事踏实而细致，心态平和而从容；无论城乡，无论官民，人们彼此可以信任，不像陈丹青说的那样长着一副经常被人欺负的脸或者总想欺负人的脸，也没有暴发户 的神采，没有穷怕了的猴急；不需要总想着去北上广这样的地方，也不需要总想着移民去国外，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就在这块土地上幸福生活，快乐繁衍。
我觉得这才是浏阳自己的价值观。
这是我的浏阳梦。
石扉客 2013年2月21日星期
四，韶关乳源 作者博客： （石扉客，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都周刊》编委、《博客天下》主编，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业界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
） 石咏琦：北京饭局背后 博文地址： 2014-03-0218:33:09|浏览185497次|评论12条 林总放下手上的电话，笑呵呵地对一旁的小秘说：告诉我老婆今天晚上有个“局”，不回去吃饭了。
小秘嗲声嗲气地问，在哪儿办呀？可不可以带上我？林总故装神秘地说，在一个会馆，你没去过的。
停了几秒，又瞅了她一眼说，想去还不赶快去换件衣服。
小秘欢天喜地地换上一套绝对露胸线的晚装，挎着林总的手腕就往外头飞去。
纵横两岸商场这么多年，林总心知肚明，今天的会馆来的可不是等闲人。
这个会馆，位于鸟巢附近的一个水岸边，可以说是“林深不知处”。
来电邀他的是熟人，但是不告诉他到底有哪些人。
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猜想，晚上肯定有大腕儿级别的人物出场。
为了给自己添子弹，带着年轻貌美、能言善道，又会见风转舵，并且从不酒后失态的小秘，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北京的“局”，绝对不会是没事来找人吃个闲饭，被电召的，最差也是个陪客。
而且，主人还不一定是付账的人。
经常是主人有事才组这个“局”，或者他要宴请什么人，然后找一个人来埋单。
埋单的多半是商人，主人也许是“单位”里的官员，也许只是出个头。
“局”外人很难有机会进到“局”里头，就连女眷进去，也会被认清楚：您，是跟着哪个头家来的？ 有一本《北京饭局》描写北京人晚上吃饭的这一套饭局：在东边的叫作“东局”，西边的叫作“西局”。
这里面还分“男局”和“女 局”，当然也少不了粉味儿的。
“饭局”的地点不重要，吃完饭谁也不记得了。
不过，有哪些人参加才重要，所以接到电话，只要问一句“有哪些人”，下一句就是：把地点发过来。
然后，按照简讯到时候去就对了。
到了现场，自然明白今天这个局是怎么回事。
最近“上面”抓得严，北京的会馆多半呈半歇业状态。
“三公”经费一旦没了影儿，公款吃喝就得收敛许多。
然而，熟门熟路的吃客，照样找得到该去的地方，什么艺术家画廊、古典音乐厅、养生先贤馆，还有很多高档的境外商人常去的会所，那不都还是灯红酒绿地继续经营。
有门道的人，只要看看会所前面停的是哪个字头车牌的轿车，就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出：今天晚上来的是哪些武林高手或者绿林大汉。
无论什么“局”，北京的宴席上都一定会有“官员”，哪怕是个“装家”（装成是个官员，事实上只是个大单位里的芝麻官），主人也会很盛情地请来说说大话。
宴席上还有很多“托儿”专门说自己有多大能耐，有事请托都靠他们，其实就是白手套。
“局”上也许还有些女的，这些人有的是家属、秘书助理，还有的是来认“干爹”的。
北京饭局上很少有人交换名片，就算是交换，那张名片也不太管用，除非彼此将来有利用价值（所谓的项目合作），名片都只是虚晃一招而已。
当然，真正的老友相聚不在此列，那也完全不必交换名片。
或者，大家谈得好，对方说忘了带名片，就给你用张小纸片写个手机号码，也别当真。
等明天酒醒了打过去，也许对方就不认得你，或者电话根本就不对。
2013年2月26日，《北京晚报》曾引用检察机关司法人员的话说，隐秘性和缺乏监管使各类会所成为腐败的高发场所，与会所相关的腐 败已成为一种新型腐败方式。
这篇名为《揭秘北京会所》的专文还描述：这里有的是以鸡尾酒杯盛装的紫藤、蔬菜和鱼子沙拉开场，佐以剔透水晶盘里漂着紫藤花瓣的乌鱼蛋羹，接着是慈禧老佛爷常吃的紫藤花绣球、鳕鱼狮子头，以及她最爱的那道用鸡蓉吊高汤而成的毫无油腻的开水白菜，主食辅以当年隆裕皇后唤回光绪皇帝之心的光绪小米粥。
价钱呢？入会费是二十万人民币，然后每个项目另外买卡，养生、保健、美容、滋补应有尽有，全部享用那就得超过百万。
像林总这一号的人物，手上经常有个十张八张的会员卡。
来到这个“局”，见猎心喜的时候，随手就奉上一张。
这种美好的善意，透过小秘传达，神不知鬼不觉，往后见到大款就不难了。
大家有了相会的地点，他，只要按图索骥地往上加码就可以。
高档的会所，很放心，没有杂人，虽然人均消费五千以上是正常，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谁会把钱放在心上呢？贴心的服务员在大门口就会把车牌给遮好，就算有明察暗访的，也绝对甭担心会“露馅儿”。
四川的《廉政瞭望》，在2014年第三期的封面故事《官饭的学问》中也明确指出：饭局，在官场上一直为人所重视，吃饭在官场上也历来有学问，重点就在这个“局”而非“饭”上。
官员每天都要应付许多执政难题，在上下级之间穿梭，在公众权益和行政执法之间找契合点，有官员表示，要在吃喝中得到放松和舒缓压力。
还有，不少人是想一探饭局的游戏规则，以期许自己能够在饭局上如鱼得水，当然更怕自己出局。
人脉是种投资。
中国商人花钱花在刀口上，绝对不会虚掷。
商务款待在某种层次上就是一种社交的艺术，不但要使得商务能够拓展成 功，还要宾主尽欢。
多年从事国际贸易的台湾宇乔负责人罗月秋小姐，就举了个例子说明这种接待的关系，国外大型采买公司的业务人员来台的时候，她不仅是招待周到，帮他们支付了旅馆住宿，最后连发票都送给他们带回去，还可以照实核销。
这种款待相信大家心照不宣，都可以明白当事者的诚心诚意。
2014年2月28日，北京《新京报》报道，在检查过37家私人会所和高档娱乐场所后，有6家场所已关闭或正在清退，11家停业整顿，其余的改为“大众菜”继续经营。
这些挂着“停业调整”的会所，当然不是林总去的那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找个“局”内人才知道的地方，那也不是什么难事。
有需求，自然有供应。
否则，经济学理论，怎么写下去？ 作者博客： （石咏琦，海峡两岸著名培训师、作家。
） 姚树洁：中国人不能瞧不起中国人 博文地址： 2014-04-11
23:04:01|浏览60015次|评论36条 今天早上同事打来电话，说的一些话，让我感触颇深。
这是一位在英国的非常优秀的同事，能干，聪明，会做事，她承担着在中国大学里建立一个学院的责任。
外国人在中国办事情，不信任中国人当领导，所以一般派些二流水平的非中国人担任主要领导职位，而有本事的华人一般只能充当配角。
这其实不能完全怪外国人有种族歧视，而是怪国人看不起国人。
外国人到中国办大学，真正好的老师，愿意长期工作下去的老师，大多数是在国外比较优秀的华裔学者，想回到自己的家园，服务自己的国家。
可是，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并没有认识他们的聪明才智，而只是认外国人的“外国脸”。
也就是说，一张脸胜过读八斗书。
我的朋友明明是学术带头人和主要领导，可是，每次开家长会，家长和学生都奔向她的下属。
这些下属，是我的朋友招来当助理的，只是有一张“白”脸孔而已，就能够吸引中国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我以前也听许多从国外回到国内工作的中国朋友说类似的事情，不过，这次从我最接近的同事嘴里听到这件事，加上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内情，才真正地感到这个问题确实严重。
要知道，在入学的时候，家长是以这个学院有多少“白人”来判断该不该入学，而不是判断这个学院有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在那里任教。
就连“白”脸孔在中国找女朋友也是这样。
只要是洋的东西，就能吸引国人。
有人老说，国人非常崇洋媚外，我一直不相信，因为我确实没有切肤之痛。
不过，多年来的观察，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始终是国人的纠结。
中国发展了，有些人开始膨胀，自以为是，这是不对的。
不过，盲目崇拜，不分优劣，却是更加不应该。
假如国人有朝一日能够看得起自己人，洋人就不会那么片面了。
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客观评价自己人的标准，既不要盲目尊大，也不要自己人瞧不起自己人。
要知道，在你瞧不起自己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国人也会瞧不起你呢？ 如果想到了这一层，你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自尊和自爱精神。
如果连自己的国人都不屑一顾，你自己哪有什么自尊和自信可言？ 物质生活改变了，中国人在变聪明。
我今天走在西部一个国家重点大学的校园里，意外地见到了原来在英国认识的一位年轻才俊，他被这所大学当作“百人计划”引进来。
年薪20万元人民币，外加20万元安家费，2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他的妻子在英国读了硕士，也一同被“挖”到同一个大学的外事部门工作。
在我眼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这样优秀的国外名校博士后愿意回国工作，而且实际收入水平和待遇，不亚于在英国，实在是令人 高兴的事。
这位同学拿的20万元安家费，刚好可以买到大学配给的一套120平方米的学校集资房，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待遇。
我还发现，现在国家有钱了，不惜血本，就是想通过各种人才引进渠道，从国外把那些最优秀的学者引进来。
那位同学见到我在这个学校里散步，惊讶得不得了。
他说：“姚老师，怎么是你啊？我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你，这不是做梦吧？” 我看他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
当他说在2009年的全英博士论坛上，见过我做主旨讲话，还提起他的导师名字的时候，我才想起了他。
我于是也很激动，立马关心他的工作和在国内习不习惯的事情。
他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安慰和惊讶：“姚老师，我很满意。
回来前一直想留在国外，回来一年半了，现在要我回去英国，我绝对不干了。
国内变化很大，包括工资收入，再加上我们搞建筑的外快和科研经费不错，生活费却很便宜。
我们已经有了两套房子，在学院里还租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主要是为了上班方便。
” 我说：“天啊，你才30岁出头，就是大地主了。
”他笑了一笑，露出满意的神采。
中国的崛起，不是金钱的崛起，而是人才和理念的崛起。
老百姓的日子还比较苦，国家和大学愿意花重金挖海外高层次人才，是国家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所布下的棋子。
国人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观念。
其实，国人之中，人才是非常丰富的，把这些人才用好了，连带一批一批的人才成长，中国就有希望了，而且，会很有希望的。
当然，一个近14亿人口国家的最终崛起，路还非常漫长，需要无数的仁人志士，包括广大的老百姓，对自己要有信心，对民族和国家要有信心。
中国走向全面崛起，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作者博客：/ （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著名华人经济学家。
） 彭玉宇：朋友从美国带给我的礼物 博文地址： 2014-06-0414:19:35|浏览177901次|评论94条 朋友从美国给我带回来一件T恤，颜色、质地、款式我都喜欢。
一看价格为45美元，我有点儿乐，因为同品牌在国内价格肯定在千元以上。
还有让人更乐的，衣服里边用英语清楚地标明“中国制造”。
从美国带回一件中国生产的东西，现在已经十分平常，常听说有这回事儿。
这个一点儿也不奇怪，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连苹果手机都是中国人组装的，更甭说衣服这类技术含量并不高的东西了。
关税加运费加销售成本，卖价居然比国内产地还便宜，这还不考虑美国人挣的钱跟中国人挣的钱比价多少的因素呢，因而我有点意外，但这却是真的。
都说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因为中国人出去都成了购物狂。
你若跟人说你挣一千美元，我只挣两千人民币，一换算还差得远呀，不过马上会有人说人民币购买力强什么的。
总之，不承认有钱，别人就是不乐意，于是中美经济总量比较的时候有人拿“购买力”说事，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也拿这个说事儿……说得多了连俺们自己也有些陶陶然。
可看一件衣服的价钱，45美元的购买力已经超过了1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所以就会知道，人民币购买力比美元强这类说辞基本是瞎话或者说自欺欺人。
事情到此仍不算完，我满意朋友带给我的衣服也不仅仅是因为品牌，而是这衣服跟国内同款衣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像我们常常买到的不管内衣外衣的领子内侧都有一块大小不一的标牌。
说实话，衣服的商标是一个困扰我多时的问题，在我印象中，不管什么衣服，标牌总是必不可少。
而且不管主料质地是什么，衣服商标牌子一定是化纤布料，穿在身上总觉得有人在用一把小毛刷不停地刷你的后脖颈儿，尤其是天热出了点汗更是难受至极，生生地就像有条毛毛虫在身上爬来爬去。
于是我买衣服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商标，令人不解的是，越是没名气的衣服商标缝得越是牢实，越是品牌不响的衣服标牌越多，除了衣领，左腋下端还会有一到两块。
拆起来可费劲儿了，有时候剪刀刻刀镊子齐上往往还搞得满头大汗，新买的衣服领子经常被我弄出个破洞来，于是一边剪就会一边十分热情奔放地问候生产衣服的厂长他妈妈。
跟朋友交流，似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是共同的，难道制衣厂厂长不穿内衣？显然不会如此。
他们一定晓得好好的衣服上面缝一块化纤布让人皮肤难受，因为给美国人做的衣服就没有这么一块烦人的东西。
其实改进衣服商标并不是件需要“创新”的事情，如果像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衣服那样只是印上商标岂不是还节省了商标布料？就算“内外有别”要保证跟出口服装有所区别，换一块软乎些的棉质丝质布料似乎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而感觉就会截然不同。
为什么服装厂对此熟视无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也不愿意考虑这种小事。
都说细节决定成败，估计所有上点路子的企业家都知道这句话，但面对衣服领子上一块小小商标的问题，很多厂家就没想到要改进一下。
说轻一点是对消费者的诉求不放在心上，说重一些恐怕就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严重缺乏创新能力的表现。
应该说，做现代样式的内衣衬衫甚或大部分服装，我们都是学人家的，缝上商标大约也是学习来的结果，于是就一直沿袭下来了。
既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也就习以为常，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很多事情大都如是。
作者博客：（彭玉宇，知名博主。
） 叶檀：要多少钱体面养老？ 博文地址： 2014-06-2600:13:16|浏览435136次|评论187条 总人口中老人比重增加，如果经济结构无法调整提升效率，未来多数老年人口无法体面养老，而中高收入群体则会将一生积蓄用于养老。
2013年6月13日，联合国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从现在的71.62亿人，增长到95.5亿人。
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滑，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3.85亿人，与现在相近。
到205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比2005年减少30%，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7%，下降到2050年的57%，也即7.89亿人。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数据，200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占总人口数量的12.5%，人数已达1.6714亿人，2013年达到2亿人。
据传毛大庆先生的内部发言，2028～2033年间，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会达到3.9亿～4.4亿，我们取大数4亿，60岁以上人口，会在2033年左右出现，再过20年左右，老人群体将比现在更为庞大。
与农业时代多数老人没有财富靠家庭养老不同，这一辈老人拥有资产与积蓄，但他们的积蓄将如同冰山在艳阳下融化，未来涉及养老的一切服务都将处于上涨通道，从护工、老年医院到养老公寓。
进入市场化的老年公寓需要一笔初始投资，目前政府补贴的养老院根本不敷所需，而社区养老院多数状况极差，无法满足老人养老所需。
市场咨询服务机构同策咨询研究部的数据显示，预计2015年全国 城市商业化养老机构的潜在需求为可自理老人床位数174万～185万张，需要护理老人床位数为30万～32万张。
如果按现有标准，单一养老项目最优化床位数为400张计算，意味着未来3年市场上将需要新建设至少4500个养老项目。
以2013年年底价格论，绿城在乌镇的养老项目，出售的是70年产权的精装修住宅，户型包括72、90、128平方米三种，12500元/平方米，拎包入住。
畅销的90平方米住房售价112.5万元（不计税费），物业费3.5元/平方米/月，90平方米为每月315元；享受老年教育、健身服务等，另外计费；如果需要专业护工，与月嫂一样高昂，一月工资8000元左右，并且每年随行就市，还会上升。
万科在杭州大盘良渚文化村里做的养老组团，预计2015年3月交付，在售的有75、100、110平方米三种，均价16000元/平方米。
项目拥有30年使用权，每个月可根据需求定制个性化服务，服务费用每月2500～3200元不等。
也就是说，购入养老公寓，或者拥有使用权，门槛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需要人性化服务另外收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月费用翻倍。
以保守的每月3000元计，年工资增长10%左右，5年后就会增长到每月4432元，20年后则上升到2万多，则还是老人没有失能的情况下；一旦失能
一。
帝王蝴蝶的超大数量迁徙，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的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的超长途飞越，总数曾达到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旅鼠的看似愚蠢的自杀式“死亡行军”，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的转场运动，都已创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
而在诸多影像纪录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驯鹿的事迹：近18万头驯鹿，每年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而后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场面气势恢宏，惊心动魄。
但所有这些伟大的长征，都无法跟人类的纪录相比。
在21世纪，地球生物的迁徙纪录，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所彻底刷新。
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里，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8亿，总流量超过34亿（人次），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刻写了地球生物史的巅峰纪录。
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在规模、勇气和温顺程度上与中国人媲美。
该物种面对购票障碍、昂贵票价、极度拥挤的运载空间，以及由此带 来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苦，毫无畏惧、年复一年地往返于觅食区（大都市）和繁殖区（故土）之间，制造跨越空间的生命奇迹。
不仅如此，这场大迁徙还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人类拥有战胜旅途困境的智慧与机巧。
今年流行的“春运神器”，除原始的手推车、小马扎、涂料桶、蛇皮袋、扁担和旧报纸外，又出现了各种升级换代版，其中被媒体和网民大肆追捧的，有“硬座宝”、“鸵鸟枕头”、“大腿枕”、“贪睡支架”和“车颈枕”、“箱包防丢器”、“携带型集尿袋”、“开道惨叫鸡”、“拒踩铆钉鞋”、“充电宝”、“迷你麻将”以及“抢票软件”等等。
所有这些发明物形成一条粗大的界线，对中国农民工跟迁徙性动物，做出了深刻的人类学分野。
既然无力改变恶劣的春运体制，返乡者就只能利用外延工具，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
在那些“春运神器”中，有两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大腿枕”，该枕头以特种海绵制成，其手感模仿人体皮肤及肌肉，甚至还有微隆的肚腩；另一神器叫作“鸵鸟枕”，其形状犹如一个臃肿的头套，可以用来遮光与隔音，该设计借用了“鸵鸟政策”的原理——在被天敌撵急了之后，鸵鸟总是把头扎进沙堆，以为自己看不到对方，而对方也就无法发现自己。
这是农民工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从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中，它搭建出一个临时而微小的乌托邦空间。
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精神春药”在推动“中国驯鹿”——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但正是“大腿枕”和“鸵鸟枕”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
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亲属、旧友的思念，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
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
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
鉴于东西部、城市和乡村的巨大落差，落后、破败、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才能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
但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以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春晕”，也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
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
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
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
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
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资源殆尽的终局。
就跟玛雅人的寓言一样，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变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走向“城镇化”的未来，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终结长途迁徙的理由。
如果这场悖论式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我们就能指望“春运”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
作者博客：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
一，著有《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华夏上古神系》等。
） 柴静：你的死亡谁做主？ 博文地址： 2013-03-2710:51:27|浏览133179次|评论53条
1 王奶奶从病房门后抽出一块窄板子，搁到两把椅子上，这块板上能平躺一个人，只能平躺，一翻身就会掉下来。
她七十多岁了，为了照顾病床上的老伴，就这么睡了四年，每天后半夜腰就剧痛，“照了片子，像破锯木一样东倒西歪”。
儿女都有工作，她请过一个护工，那个护工怕病人夜里拔管，把他胳膊用绳子捆在床架上。
第二天她看到硌青的手臂，就让护工走了。
病人燥热，只盖着一个被单，上身裸着，身上一点褥疮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异味。
她每天跪在床上，从后边托着丈夫的胳膊，翻动他，后来抱不动了，用一条干净毛巾衬在他身子底下，抽一下，滚动一点，给他翻身、抹背。
只有她听得懂病人偶尔带着肺里水泡声的咕噜声，给他倒大小便，抓痒，调节呼吸机的进气量。
四年前，他因为肺部阻塞感染，造成急性呼吸衰竭，抢救的时候被切开咽喉，插上了呼吸机，一插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
幸亏有她的照料，他才恢复一点知觉，从ICU转到老年科，不用像那里的其他病人一样，一个月一个月没有任何知觉地躺下去。
但他清醒后，不能说话——用口型对她说“我恨你”。
2 呼吸机的管路从他喉间插进去，成人拇指粗细，七八厘米长，有一个弯路，从气管里插进去。
插管时间长了，压迫支气管，管壁弹性没有了，塌陷了，吸气呼气的张力没了，他感到憋气，厉害的时候脸憋得青紫。
用手抓挠，憋得厉害，只能再加大呼吸机的送气量，他腹间如鼓，难受得用手拍，砰砰作响。
插管送入的气是热的，他嗓子一直干疼。
除了呼吸机，严重的时候，他需要插上胃管、静脉插管、尿管，还有胆囊的引流管。
鼻饲的管子老捅鼻子，时间长了，鼻腔烂了，只能勉强着喂点米汤。
老人在床上一点都动不了，只能用手捏墙上的皮管子，不断地捏，那是他唯一能自主的事情。
在生病前，他是个干净体面的人，养着好多花，十八棵蝴蝶兰，叶子油亮油亮的，两盆巴西红果，结着好多结实的果子，小灯笼似的照眼红。
还养活着几只八哥，诗文背得好着呢，大红嘴，特漂亮，天天喊“爷爷好，奶奶好，大姑姑好”。
他想回家，“着急老哭，哭得眼睛白内障，黑天白天地哭，睁眼哭闭眼哭”，王奶奶没敢跟他说，家里没人照顾，花和鸟都死了。
医生知道他有轻生的想法，有一天总算同意他坐上轮椅下床去看一看外头的世界，轮椅推出了门又折了回来——他眼睛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
王奶奶用手给他挠挠背，凄凉地笑笑：“所以他就老是心里恨我，说‘我嘱咐你别抢救，你高低还是不听话，你还是抢救，你看我 受这个罪’。
”
3 老人得的病是哮喘，退休前他是协和医院的会计。
这么多年，他看过很多患者临终前的痛苦，早跟老伴提过，自己将来一旦治愈无望，就不要再抢救了。
但那只是一个口头的愿望，病急性发作的时候，他昏迷了，家人还是舍不得，儿子说：“妈，赌一把吧，抢救一下，万一好了呢？” 王奶奶说：“当年他退了休，每天我回了家，他饭就做好了。
我的腿做手术时他照顾我也好着呢，那时候想着他有了毛病，也一定得好好照顾他。
不管怎么说，活着怎么是个伴，是吧？要不然你剩一个人孤零零的。
” 丈夫也知道，他心里舍不得她，舍不得还没结婚的孙女，他现在是为她们而活着。
“他说得了，该我受的罪我就得受，我不受也不行，我可能就是这个命。
他难受，我也特别难受。
” 王奶奶只能偶尔换衣服的时候回家哭一场。
“到家里头就把书包一扔，趴床上就哭。
哭完了我又害怕街坊都听见，我说我受这么大累，还是天天这么埋怨我，还老说‘恨死你了’。
”这句“恨死你了”里，不只是责怪，更多是自责——“你要是对我好，我那样睡着觉就走了，我多好啊，你们也好，这样我对不起孩子，我也对不起你。
”
4 我经历过亲人的离世，只是当时我不在她身边，我对人临终时要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毫无心理准备，对那些有创的抢救——用电 击的心肺复苏，喉管切开插管……也没有认识。
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感受只来自于电视剧中的“永不放弃”的口号和戏剧情绪：“人只要能救就要救到最后一刻，不管他的生命是否还有质量，不管是否还能够享受空气、阳光、食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只要我们有，只要我们能够，只要我们在经济上允许，我们就要给他人工的呼吸、人工的心率、人工的生命。
” 当年的我如果有机会，也会是这个选择——我会想，只要还能握着她的手，感觉着温度的存在，也许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
做这个题的时候，罗点点说“你家里一定没有过重病的人”，我才去了协和医院，看到这对夫妇的承受，那句“我恨你”里包含的所有痛苦像刀子一样划拉着人的心，才第一次想到选择的代价。
如果我当时做了选择，那是“我的选择”，不是“她的选择”。
最大的承受者也不是我，是她。
5 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
他是罗点点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团队的成员。
陈小鲁说，他加入这个团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当年没能替父亲做出一个解脱痛苦的选择。
“那时我父亲，可能已经是基本上没有知觉了。
那么这个喉咙里是切开气管，插个管子，他已经不能讲话了，身上都是管子，那我看得非常难受。
就是这个人躺在这个地方，人已经不成形了，经过这个疾病的消耗，然后就是靠这个呼吸机、靠这个输液、靠打强心针在维持。
” 我说也许在外人看来，会觉得说所有这些管子和心肺复苏，是为了延续他的生命。
陈小鲁说：“对，但是延续生命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个是他本人很痛苦，一个是大家都很痛苦，另外就是这个国家资源的浪费。
” “您当时问没问过医生？” “我就问了一个，能不能不抢救？当时医生就跟我讲了两句话，我记忆深刻。
第一个说，你说了算吗？你虽然是他的家属，但是作为你父亲这样一个人，抢救不抢救是你说了算吗？第二个就是我们敢吗？” 他无言可对。
这样的事例很多，他的母亲、好友也都是这样去世。
罗点点说巴金先生最后的六年时光都在医院度过，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帕金森症，后来只能够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
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
巴金先生不得不强打精神，说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还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为你们而活。
罗点点说：“对一个他活着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更好的这样的人，当生命和自然已经给他规定了一个命运的时候——第
一，我自己觉得顺其自然是最好的；第
二，我觉得大家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这是最好的。
” 她说中国人往往附属于一个家族、单位、传统、政治、文化，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以至于对一个人表达尊重的方式，往往是剥夺了这个人选择死亡的权利。
而真正的尊严是一个人的自我意志优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身份，不管他是否德高望重，对吧？他自己只要有了选择，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尊重他”。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心跳变慢，医生判定他已经进入弥留时刻，这次巴老的家属坚决要求放弃抢救，最终得到了同意。
6 创建“选择与尊严”网站的罗点点是罗瑞卿之女，陈小鲁和陶斯亮都参与其中，在这个网站上，人们可以签署自己的“生前预嘱”，来决定“尊严死”。
“尊严死”不是“安乐死”，为了区别涉及主动致死行为的“安乐死”，这种只是在临终放弃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抢救措施的做法，被称为“尊严死”。
做这期节目时，罗点点说，曾经有人问她，为什么是这些可以得到足够医疗资源的高干子女在做这些事，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这期节目播出后，也有人留言说：“我们现在争取的是活的尊严，何谈‘死’的尊严。
” 罗点点很清楚她要面对的现实是什么。
“对一个还没有吃饱饭，还没有进入城市生活，还没有完全医疗保障的人，来谈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可笑的，而且是冒犯别人的。
” 我问：“那您为什么要公开提出来呢？您不担心激起这样的社会情绪？” “我老觉得，我们的社会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所组成的，每一个个人的要求，每一个个人的愿望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在你的愿望和你的要求受到尊重的时候，并不表示你排斥或者是你反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愿望和要求，这是第一个。
第
二，我认为，中国社会在发展，社会在富裕，大家越来越多要面临这个问题。
” 现有的医疗体制中，对于很多公费医疗患者来说，并不存在太多费用负担问题，这就造成了医疗资源在临终人工支持系统上消耗的比例过大。
根据罗点点他们的统计，我国每年有80%以上的医疗支出放在 临终的人工支持系统的消耗上，而且越发达的地区，医疗环境越周全的人群当中这个数字越高。
罗点点说：“高科技的东西都非常昂贵。
在ICU里面住一天，没有特殊的治疗，就只是维持他的人工血压、心率、呼吸，很多人、很多机器，为了一个没有质量的生命，你能猜一猜花费吗？每一天最基本的花费是五六千，一个月就是十几万。
” 她说我们原来只在三级甲等医院里面有ICU，现在在二线和三线城市里只要有条件的，大家都一窝蜂地上ICU。
为什么？“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
ICU是非常赚钱的地方。
很多病人可能就放弃了。
如果我们能把这一部分医疗资源，放到对疾病的防治，放到对于那些可治愈疾病的治疗上，那岂不是社会的福音？” 我也问过陈小鲁，可能有一些家庭，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在ICU里维持着，是因为维持一天的生存，他的待遇、工资都能保持，还可以让子女沾泽。
他想了一下，说：“我承认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也不会去评判别人，我只能强调我的选择，放弃是我的权利和自由。
”
7 做这期节目时，我与家人常常讨论“生前预嘱”，都是自己的意愿很坚定，对对方的决定却有犹豫。
罗点点的团队里，有一位著名的医生，一直是尊严死的倡导者，但到了晚年，丈夫突然昏迷之后，“第
一，她觉得她特别对不起他，你知道吗？第
二，她就觉得每天她到那个ICU里面去，看着她爱人那样，拉拉他的手，摸摸他的脸，她就觉得她今天能过下去。
要不这样，她就不行。
我们说我们太能理解了，而且这件事情真的就说明你们两个人伉俪情深”。
她难过了一下，说“对不起”。
爱也可以导致另一个选择，在协和医院，王奶奶说她最近跟大夫说，如果她的老头儿再需要抢救，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不做了，什么也不做了”。
我问怎么了呢？她说：“做过来他更受罪，那电击是350瓦，多少瓦呀，那大铁的，往两肋打，就这么大岁数，哪受得了，把皮都烧焦了。
那个人工呼吸也是，把年轻的都得压折了两三根骨头，别说他这么大岁数了，受那么大罪干吗？你看这浑身烫的，乱七八糟的，确实瞅着受罪。
” 她对孩子们交代了，也说自己如果遇到类似的事，让她顺顺当当地走吧。
所以“选择与尊严”网站每年都会给所有注册“生前预嘱”的人发一封信，叮嘱他们好好温习一下当年签署的文件，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愿望。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事到临头的时候，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因为死亡和爱是太私人的事情。
在对罗点点的采访中，有一段对答，它最终并没有剪进片子，事后我却常常想起。
我问她：“那如果您最亲近的人跟你说，不，我不希望像你生前预嘱那样，我就希望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我希望能摸着你的手，看着你的脸，那一天我就能过下去，那您会不会尊重他的意愿？” “那不行，那坚决不行。
我不会因为他而改变我自己的意愿，我不会，到时候你自己去纠结吧，反正我这么说。
” “您这么坚决吗？” “他纠结了，那是他的问题了。
我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了。
我自己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
” 我问：“您会期望医生还按照您的意愿执行？不打算为了爱你的人活着？但您刚才难过的时候感觉也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 “我自己认为，人只能够是在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把握，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千万不要做任何情感上的允诺。
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不能够，对不起。
不能因为一句话来改变自己的初衷，不可以，完全不可以。
” 她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信条，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不必求同。
但触动我的，是她唯一承认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她只承认个体按照自身意愿独立做出的选择，而不能被挟持，哪怕是被爱挟持。
在忠于自己的前提下，人可以改变选择，任何改变都应该尊重。
我问她这些年动摇过吗？她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动摇，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如果到那一天，您会怎么办呢？” 她哈哈大笑：“我去改我的生前预嘱，我会跟我的孙子说，你们只要有一分钱，你们就得留着，那边人我都不认识，你们这边人我认识，你们留着给我。
那很可能。
” “如果有那样一个变化的话，会怎么看待您自己呢？” 她答完这一句，嘴边笑意久久不去：“那我觉得我很自然，我很真实。
” 作者博客：/ （柴静，著名电视媒体人，著有畅销书《看见》，曾任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
） 曾颖：教育极端功利将人变成拜金的物质动物 博文地址： 2013-06-0715:16:22|浏览89433次|评论64条 不久前，我从单位辞职的时候，一位朋友不无担忧地问我：“今后你孩子的教育怎么办？你不打算为她提供更好的教育了？”这话问得我一愣一愣的，我不明白的是，在我辞职的时候，他不担忧我的生计，反而担心小孩的教育，足见，在他心目中，孩子的教育比生计更严重也更难对付一些。
其实，如果知道他这些年的人生轨迹，就一定不会诧异他有如此的看法。
早在几年前，关于孩子的教育，我们就有个比较激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一直持续着，谁也没有说服谁。
比如，在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上，他是个坚定的环境论者，即一个孩子的成长，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我也并不反对，但在具体实施路径上，以及判定什么是“好环境”上，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比如，他觉得能给孩子好环境的只有机关幼儿园或私立贵族幼儿园，认为那里硬件设施好，而且安保措施也得力，最重要的是那里就读的孩子非富即贵，给孩子从小营造一个有营养的人脉环境非常有必要。
虽然，为此每年多花个一两万元（现在更多），那也是很值得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嘛！ 而我则认为，幼儿园不过就是一个让孩子从孤立的家庭环境走向群聚的社会环境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在这里与同龄人交往磨合，并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与规则。
这样目的的幼儿园，不需要太豪华的装修，也不必要付过分高昂的费用，只要安全、干净、温馨就足矣， 很多贵得让人不可理喻的东西，不是必需的。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指责和咒骂高额的建园费，认为那是自幼教小孩子们行贿和有钱就能买一切的邪恶价值观，但骂完之后，该缴钱还是缴钱，该拉关系还是拉关系。
而孩子们在我们面前学到的第一课便是“心口不一”，自幼就学会“宣扬自己所不信奉的东西”。
我和朋友的争论，以各自持保留意见而告结束。
看着我把孩子送到不交建园费的“屌丝幼儿园”时，他那悲悯的眼神，至今令我难忘。
他的孩子比我女儿大几岁，他在孩子读小学的前几年，就精心规划了孩子的就学路线图。
为此，他在自己满意的学区里购了房，谁知学区规划调整，他又动用关系，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他经过几年调查甄选并最终得出结果的小学。
为此，他所下的功夫，绝不亚于再读一次大学，他曾无限感慨地说：在为孩子写入学鉴定书时，他所费的精力，不亚于当初写毕业论文…… 我对他这种近乎诚惶诚恐的做法感觉有点不可理喻，一如他对我的很多做法也嗤之以鼻一样。
我们虽然彼此都不认同对方的做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一个共识——他和我对孩子都是爱的，只是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他对孩子的爱，表现在以一副承揽一切甚至代替她规划人生甚至想帮她走过人生道路的架势。
这种心态，爱孩子的父母多少都有一点，大家总担心在社会的风风雨雨中，孩子稚嫩的肩膀承担不起他们所面临的种种责任与负担。
我们在上学路上，随处所见的由父母或爷爷奶奶代背书包上学的场景，其实是中国式父爱母爱的一种最典型形象——小学时家长代孩子们背书包，初中时父母帮孩子打架，高中时父母成为高考后勤补给团团长，大学时父母到学校帮孩子铺床叠被。
经过如此一番无微不至、呵护倍加的代替式哺养之后，孩子们在毕业之后无所事事，成功成为啃老一族，而成年后的他们，父母依旧在代 替他们找工作，代替他们相亲，代替他们全资筹备婚房和婚礼。
等他们好不容易亲自生下孙子或孙女，一场隔代代替式的人生轮回，再一次开始…… 这种爱与呵护，是当下中国家长们的主流。
究其原因，其一是大多数家庭生育的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以稀为贵；而另一个原因，是孩子的爷辈和父辈都是经历了物质窘迫的贫穷时代，一切都欠缺的匮乏记忆，造就了大家的饥饿与亏欠的心理，当这种心理与宝贝独生子女扭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奇异的化学反应，并形成当下社会的种种奇观。
一些父母，从孕育孩子那天起，便开始了令人惊奇的盘算，这种盘算不仅止于排卵期之类，而是对环境、氛围、温度和心态，以及食谱，都做了精心考量。
有些人，甚至对孕房的风水，都会请人用罗盘来勘测一番。
怀上之后，各类名目繁复、收费奇高的检查应市场所需，纷纷出笼。
各种与婴儿用品用具相关的东西，都以一种公主女儿不愁嫁的姿态，价格屡攀新高。
并不是商人们眼光有多犀利，而确实是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太急迫，太跃跃欲试了。
而之后的各种高喊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口号的早教，幼儿英语、幼儿珠心算、幼儿商学，各种高档智能玩具和特殊食品，应孩子们父母殷切的愿望而出，并煽动着这种愿望之火越燃越猛，越燃越烈。
如此形成一种威压的气氛，让那些不愿被牵着鼻子或没有能力跟着去消费的人备感压力，甚至产生“我不爱孩子？”之类的困惑。
这种极端物质化的“爱”，一直延续到孩子成长的各个环节中。
各种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名大学，是为满足这种“爱”的极端化产品。
这种人为加大不公平，集优势教育资源为少数人服务的教育宗旨，就是为了迎合一部分家长给孩子提供“更好”教育之需而建立的；而于校方，“更好”的标准，是花更多的钱修更好的房子引进 极致的昂贵生活方式提供各种看似高级实际却不知所谓的“皇帝新衣”式的教学方式…… 这种极端功利与物质化的教育，客观上加强了社会各阶层的割裂感与焦灼感，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的和谐是无益的。
它固化社会层级，恶化社会风气，使很多人变成“物质动物”，唯物质和金钱至上，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无论对社会氛围还是对个人的修为和性情，都有极其负面的影响。
我那位朋友大致是认同我这番道理的，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大家都这样，你不这样，是要吃亏的。
”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真实心态，大家被裹挟着，形成一股洪流，一面发泄着不满，一面同流合污。
身处洪流中的我，时常对此发出一些无可奈何的感叹，并努力地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至少做到“独善其身”，为此，我从孩子很小时就坚持对她在人格品质上进行培养。
我无须她成为一个考试能手，但我希望她成为一个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我无须她成为一个名牌鉴定专家，但希望她成为一个从生活细微处品味出美好与幸福的人；我无须她成为一个精于财务算计和权谋规划的人，但希望她成为一个不为蝇头小利和利害得失而每天活在诚惶诚恐中的人；我不送她去名校受教育，但我会为她营造一个有情有义的家庭氛围，让她从中体会善意和美好；我不为她延请名师，但会身体力行地在她面前保持风度与气节，陪她玩，陪她去郊外观察，陪她写相同题目的作文；我不会送她超出我们购买能力的奢侈用品，但我会陪她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并从中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天伦之乐；我不会从她幼年时就开始勤挣苦攒学费送她去留学或为她置办令人瞠目的嫁妆，但我会陪她旅行，陪她成长，用心灵和文字，记下与她一起成长的点滴快乐与趣味…… 用我那位朋友的标准来看，这更像是一个“屌丝宣言”，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心灵独白。
但关于爱，关于女儿，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我知道，要做到这些，并坚持到底，其实很难！ 作者博客： （曾颖，专栏作家。
） 木然：活得累 博文地址： 2013-11-0710:12:23|浏览142364次|评论88条 现在的人，“活得累”。
有活得不累的人吗？大概没有，大家都累。
有钱的人累，没钱的人也累；有权的人累，没权的人也累；物质生活累，精神生活更累。
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累人的社会。
每一个人就如同空气中流动的尘埃，不知飘向何方，不知落在何地，没有方向感的焦虑与纠结，没有安全感的苦痛与恐惧，没有思想感的轻浮与悬置，没有人生感的空洞与虚无，没有灵魂感的不洁与脏乱，每一个都有被掐住喉咙般窒息的感觉。
也可能教师是“活得累”的代表。
教师“活得累”，一是因为背负着传统这一重重的壳，中国古代的说法是传道、授业、解惑；二是因为背负意识形态的重重的壳，教师被赋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角色；三是背负着精神生活构建的重重的壳。
这三个壳，如同三座大山，压得教师们喘不过气来。
可教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人间的生活和世俗追求，他们也有向下堕落的魔鬼的引诱，也有向上飞舞升腾的天使的呼唤。
在世俗社会之中，精神追求显得不那么重要，活得累，又不被社会理解，而经常被社会误解，尤其是在反智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中，教师之累还因为恐惧。
于是，教师想卸下重重的壳，卸下伪装，想过人的生活，想过类似小人般的真实生活。
但这种生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反智主义一直玩着把教师的壳拆下又装上的游戏，教师成了反智主义的玩偶。
不过，这种事换成韦伯的口吻就显得崇高了。
在韦伯那里，“活得累”主要不是起因于世俗生活，而主要是起因于精神生活。
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每一个人供奉的可能都是不同的神。
这种精神生活如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如果供奉的是符合自己价值的神，顺从内心的价值，将会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开启众神之战，众神之战一旦打响，就会活得累，身心疲惫；如果不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哪一个神都不得罪，每一个神都供奉，对每一个神都虚与委蛇，那活得更累，这属于精神造假，如果再来诸多精神城管，就会开启魔鬼之战，精神城管拉偏架，不被判精神死刑才怪。
马克斯·韦伯也是生不逢时，他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教师也是“活得累”。
好在那个时候，活得累是学术之累，因为每一个当大学老师的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学术，会不会搞学术，搞了学术会不会被社会承认，搞的学术会不会听从自己内在的良知，会不会听从学术的召唤。
那些有学术信仰和学术思想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搞学术并不总是有自信，等到学术思想成熟的时候，也可能恰恰是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就是那个时代抛弃了他。
这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无论多么深邃的思想家，都会有着痛入骨髓的感觉。
于是，人们经常看到，那些把学术思想看得重于生命的人，那些为学术思想而献身的人，那些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不是疯了就是癫了。
教师会面临着社会的价值之战，“希腊人时而向阿弗洛蒂忒献祭，时而又向阿波罗献祭，所有的人又都向其城邦的诸神献祭，今日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只是那些礼俗中所包含的神秘的、内心深处又是真实的变化，已遭除魅和剥离而已”。
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
大学教师如何在诸种价值中进行选择，在选择价值之后又以什么样的面目对待自己的学生，如何在选择价值之后顺从学术伦理，都是极难解决的问题。
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韦伯恰恰又适逢其时。
韦伯的学术思想没有权力的介入与干涉，他有自己从事学术的自由，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也得到后代人的认可，对韦伯的思想研究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产业。
每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都必须提及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每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人，其合法性的概念，其权力类型的划分，都会提到他，总会在他的思想领域下深耕细作。
韦伯是幸运的，时代对他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巨大的回报。
有了类似韦伯的学术成长环境，教师活得累，只是精神之累，精神之累也会带来精神快乐，快乐从累中产生。
如果没有类似韦伯的学术成长环境，教师仅仅是活得累，却没有累之后的快乐，这种累，才是累中之累，才是困苦之累，才是无奈之累。
没有快乐的累，是社会病的标志。
作者博客： （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权力制约的多维视域》。
） 曾颖：十元钱的红包 博文地址： 2014-02-0617:44:23|浏览329006次|评论224条 乡下的表叔又来了，送来两块自制的腊肉和几把面条，还有我们最爱吃但城里的菜市场中不易买到的油菜头，临走，还给每个侄孙侄孙女发一个红包。
红包也是自制的，用红纸和带着粮食香气的糨糊黏合而成，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孩子的名字以及“新年快乐、健康成长”之类的文字，里面装着一张崭新的10元钞票。
这是他多年如一的规定动作，在距春节前十几天一定要完成，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整个正月不进城里来。
因为这样，可以躲开亲戚们给他的孙子发红包。
他这样的举动，还包括亲戚们每一次婚丧嫁娶的酒席，他通常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送最大一份贺礼，但这份贺礼与另外的贺礼相比，也如他的压岁红包与别的压岁红包之间的差异一样。
他为了不占一个酒席位子，而总是悄悄躲得很远。
他不想被人当成空手套白狼的穷亲戚。
对于被一年比一年更厚的红包撑大了胃口的孩子们来说，表爷爷那个外表土气且身材瘦小的红包引来的轻视与不屑是可想而知的，拿到表爷爷的红包后，性格内敛一点的孩子，将红包在脸上扇扇，做个鬼脸坏坏地笑一下；而性情外露一点的，则撇撇嘴，有声或无声地说一声“抠门”。
对于这些在银行账户上积累的压岁钱都超五位数的小富翁来说，这10元钱的小红包，实在太小了。
而在这个以大小论红包美丑的时代，它的不招待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决定了某些侄孙儿们对这位表爷爷的观感。
表叔也是知道孩子们对他的看法的，但他从不计较，也不争辩，更不会向孩子们解释这10元钱需要他卖5斤米，这5斤米需要收8斤谷子，8斤谷子需要他在1.5平方米的稻田耕种收割忙活几季，他全家可以凭此过两天的生活。
在发完红包之后，他总半是愉悦半是遗憾地离开，让观者心中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表兄妹们似乎也有此同感，有人曾当面对表叔说让他今后别再给孩子们发红包。
表叔总是笑笑，说：“这大过年的，给孩子们送个祝福，添点喜气，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穷人，连祝福别人的权利都没有了吧？”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平静得让说者在心中暗骂自己浑蛋，并忍不住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把压岁钱和春节贺礼搞得跟军备竞赛似的，你砸过去三百五百，我报复性地回五百一千。
心里并不完全情愿，而嘴上却笑嘻嘻的。
这样的结果，是红包越来越厚，而人情却越来越薄，亲情中一些温暖的东西在悄悄变冷变淡。
每个人都在抱怨不妥，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开始着手改变。
表叔坚持给孩子们发红包，是为了感谢城里的亲戚们在他前些年做胃切除手术时对他的资助。
他知道，就数量而言，那些钱是他这辈子永远不可能还得清的。
但他多年来很上心地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
仅举一个小例子，如果让城里的亲戚们给他的孙子写一个红包，估计有七成以上的人，不打电话问一下是难以准确书写出孩子的名字的。
捡起孩子们扔掉的那些写着他们名字的红包，感受表面如表叔皮肤般粗拙的外表，想象此前几天的某个黄昏，坐在夕阳下的小院里制作它们时，表叔缓慢但心满意足的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仪式感——那是一个穷人不应该被轻视的亲情与尊严。
作者博客： （曾颖，专栏作家。
） 柴会群：众叛亲离 博文地址： 2014-02-1322:46:20|浏览268338次|评论160条
一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
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
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越发依赖，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
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
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
住院期间有个插曲。
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
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
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
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
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
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
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六年六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
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
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当初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他现在仍然还是一名教师。
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
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
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
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 后来，我曾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
同学正色跟我说：“你错了，这件事情中，你弟弟才是弱者。
” 事情后来的进展似乎印证了同学的话。
柴会超投案不仅得罪了学校，也未能取得家属的理解。
相反，死者家属此后更加强势，在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后，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
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威胁要杀死柴会超的辩护律师。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
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
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 面，义正词严地说：“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我还记得那天动员柴会超投案时，他很是犹豫，说那样做有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我。
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解脱了”。
弟媳知道不妙，马上电话追过来，厉声说你若说了实话，“咱全家全完了”。
柴会超那时已经下定决心，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
二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唯一的支持者。
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
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信什么法律。
”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随大流，搞特殊不会有好结果。
”母亲越说越激动。
在沉默了一阵之后，我开始反击：“如果我真随大流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 我指的是前年母亲那次住院的经历。
在柴会超出事之后，她的心脏开始不好，终于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
当时我在上海，弟媳打电 话来时，母亲被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
医生建议上呼吸机，家里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后征求我的意见。
我六神无主，立即找到我认识多年的陈晓兰医生。
她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当地医院，详细问明情况之后，认为不可气管插管，因为母亲的呼衰是由心衰引起的，上呼吸机纠正呼衰，可能进一步刺激心衰导致死亡。
我听取了陈医生的建议，拒绝了当地医生气管插管的建议。
事后我才发现，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呼吸好转，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一周后出院。
后来我知道，在帮我做出决定时，陈医生也在承受压力。
至于处理的医生为何决定要上呼吸机，医生朋友认为可能主要是缺乏经验和不愿承担责任的缘故。
这个我能理解。
这些年做医疗报道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医院一些鲜为人知的潜规则。
比如，有的医生为规避风险，会夸大病人入院时的病情。
母亲入院后如果上呼吸机，就说明病情极为严重，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只能归咎于病情本身。
虽然我以这个例子勉强说服了母亲，但其实从内心里，我已对当初的决定产生动摇。
我知道，母亲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样，至少结果不一样。
我有时在想，假如母亲那次没能救过来，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或者，假如“谈话死”事件柳暗花明，柴会超被判无罪的话，那么我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不可更改，它充满了悖论，让我无所适从。
我现在仍在帮柴会超申诉，以尽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
然而，我马上又面临了新的困境。
我听说，根据监狱里的潜规则，申诉将会影 响到减刑。
而让柴会超尽快出狱，是家人的共同愿望。
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大耐心容忍我在他们认为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实似乎又要给我上一课：我做得越多，给亲人造成的伤害却可能越大。
三 去年年初Z县的全县干部会议上，面对电视直播镜头，时任县委书记在讲话中突然脱稿，不点名地批评我这个Z县养育的“小小记者”，斥责我“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对不起Z县的父老乡亲”，“无脸再进Z县这个门”！ 他说得并不完全错。
实际上，自从经历了弟弟的事情之后，我越来越对家乡产生一种陌生感，我从内心开始排斥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被县委书记骂了之后，我更是有意疏远一些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以免他们因我受到牵连。
好在书记后来调走，我以为我在Z县的负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亲住院的经历，让我重新摆正了自己在家乡的位置。
我的家乡Z县原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县。
但近十几年来，在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腾飞，GDP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
我所在的那个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已到工厂上班，年轻人大都买了车。
像我们这样的孩子靠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家，早已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是，在家乡“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一些我熟悉和眷恋的东西却渐渐一去不复返了。
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后，情况更加如此。
其实，县委书记生我的气，主要缘于我前年下半年写Z县高利贷的一篇报道。
他认为，这篇报道是我对县里处理“谈话死”事件不满而产生的报复。
柴会超出事的时候，Z县的高利贷状况正如火如荼，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放贷”，家乡因此危机四伏。
高利贷崩盘之后，离婚、外逃、绑架、杀戮一度成为这场游戏的主旋律。
但奇怪的是，冲突多潜伏在水下，Z县表面上仍一片和谐，以至于当初我几次回家，竟然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风暴一无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会超一审宣判之后，我回家后听父亲说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60万元放高利贷，结果被人骗了。
表哥向堂弟追债未果，喝醉酒到我家嚷嚷要找黑社会把堂弟家所有东西搬光，“连一片铁也不留”。
之后我陆续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贷中损失了近10万元；另一位较远的亲戚，因为卷入高利贷已经离婚外逃。
我还有一位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年曾言之凿凿地跟我说没有参与，可这次回家我才听表姐说，他弄了30万元，有一阵已经窘迫到连车都不洗的地步。
后来柴会超也在监狱里写信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曾打算从银行贷款30万放出去，以赚取可观的利差。
如果不是因为“谈话死”事件，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我在调查Z县高利贷的过程中，遭遇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实质性危险：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个村子被一个放高利贷的大户殴打。
我高声呼救，没有一人理睬，最后直到我亮出记者证后对方才收手。
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惧。
不是因为打人者的凶狠，而是因为旁观者的麻木，而他们都是我的乡亲。
我写Z县的负面报道，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议：不碰自己老家，本是这一行的不成文的规矩。
他们可能和县委书记一样，认为我的确出于私心。
其实，写这篇报道的动机，如果说跟“谈话死”有共同点，那就是我在勉力履行一个并不强大的信念：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本来以为很遥远的灾难，可能转瞬间就来到你的面前。
有时候，你需要鼓起勇气，多承担一点责任。
这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在拯救自己。
作者博客： （柴会群，《南方周末》记者。
） 丁征宇：中国最大的歧视是什么？ 博文地址： 2014-02-2411:22:56|浏览136738次|评论53条 歧视，可以说是世界性的问题。
当前，世界各国最主要的歧视是种族歧视，如美国，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在美国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每年发生的各种种族歧视现象很多，表现在就业、言行等方面。
当然，男女性别的歧视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歧视之
一，虽然男女平等宣扬了很多年，女性地位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尤其是在一些宗教国家，男女性别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
另外，民族歧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样十分严重，许多国家的分分合合、内乱、战争等现象的发生，都是民族歧视引起的。
另外，宗教歧视也很普遍，不同的宗教甚至在同一个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有矛盾，有纷争，甚至有流血冲突，这种现象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当前中东的一些国家，内乱长期不断。
但是，在中国，这种歧视似乎都不存在，或者说并不严重，如种族歧视问题，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黄种人，虽然在新疆个别地区有白种人，如俄罗斯族，但我们能够做到和睦相处，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
中国虽然有56个民族，但当今的中国，民族问题早已不是问题，无论在就业、上学、升职等许多方面，从来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产生矛盾。
即使有矛盾，那也是个人问题，不存在普遍的歧视问题。
在中国，少数民族在就业、上学、升职等方面还有许多优惠条件。
男女平等问题在中国更不存在歧视，相反，中国许多地方男人不但不强势，还处于弱势。
如现在考大学的是女性多于男性，在官场上明确规定女性至少要达到一个什么比例，尤其在家庭中，无论老公有多少 钱、当多大官、有多高地位，在家里，必须乖乖地听老婆的话，所有权力都归老婆。
相信许多男人都感同身受，尤其在结婚方面，男人打光棍是没有本事的表现，而女性打光棍，是女强人的象征。
而在宗教方面，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宗教及派别最多的国家，但宗教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歧视。
每个人都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人去歧视你，那是你的权利；也没有本土宗教如道教高于外来宗教的歧视，你既可以信道教，也可以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没有人去笑话你，更没有人去阻止你。
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当一个老人去世之后，哀悼方式有的后代用的是伊斯兰教的，有的后代用的是基督教的，有的后代用佛教的，后代之间也互不干涉，各信各的，有的哭，有的笑，那是后代自己的自由，旁观者也都能接受。
但中国难道就很平等，没有歧视吗？在目前来看，中国同样也存在歧视，而且这种歧视还十分严重，已经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引起了上层的高度关注，目前正在立法方面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
这种歧视就是身份的歧视。
中国人讲究身份历来已久，有几千年的传统，如过去的皇族在一定的时间或者在一个朝代之内都高人一等，是人上人；如权贵一族，当官的实行世袭制，父亲当何官，子女之间至少有一人能够世袭，虽然在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就提出了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而且在后来的朝代更迭中，各代帝王也注意了这个方面的矛盾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科举制，为的就是让最底层的人士能够有流向上游的机会，改变身份。
另外，还辅助以招贤纳士等方法，让各个阶级的人能够改变身份。
所以，几千年来，底层的人士会读书的走科举之路，有其他本领的用招贤纳士之法，有钱的用钱捐个身份，这样，在不同程度上稳定了社会，让人有上进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身份的认同上有更多的方法，如过去考上大学就有工作安排，成为国家干部；近年来，实行公务员统一招考，其 实都是过去科举制的另一种方式。
但是，在当前来看，身份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从上学填制表格开始，就要填父母的身份。
到就业，同样要填类似的表格，最主要的是在同一个岗位上同工不同酬的表现让老百姓有很多的意见，在同一个企业、机关，因为你身份的不同，工资、福利、社保、待遇、提拔的可能性就不同。
现在我们既有干部，也有公务员，还有合同工，更有临时工，当然还有劳务派遣等五花八门的用工制度，即使在私有制单位或合资企业，也有这样的分别。
如新浪这样大型的企业，丁丁也发现，有的员工就有中餐补贴，有的员工没有，这其实就是身份歧视。
你在一个单位，因为所谓身份的不同，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即使你和其他员工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但因为身份不同，你的报酬、福利、社保、待遇、升迁等都不同。
另外，身份的不同还表现在你父母的身上。
如你的父母是领导，你在你父母系统内工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升职的可能性就很高；如出现的所谓官二代、商二代、油二代等许多的二代现象，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歧视，因为你父母的问题，你就让别人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你成为正式员工，别人成为临时工的机会就大。
这种身份歧视在中国太普遍，已经引起公愤，让人感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更让人感叹“奋斗不如出生，不如有个好爹妈”，所谓的“将军的儿子只能是将军，因为元帅有儿子”其实就是身份歧视的典型概括。
这种歧视已经衍生到各个行业，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十分危险，因为这种身份歧视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严重地阻止了国家改革、发展的需要。
现在，许多法律之所以难以制定，难以颁布，难以施行，难以执行，根本原因就是身份歧视在作怪。
如养老、医保等方面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歧视，以至于领导退休后仍然是领导，各种补贴、福利甚至是医疗等方面都要表现特殊，要高人一等，老百姓十分有意见。
当然，身份歧视还包括地域或者是户籍歧视，如前几年，国务院某机构招人要求是北京户口，当时就引起人质疑，国务院到底是北京人的国务院还是中国人的国务院？另外，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流动竟然有许多限制，如就业、升学等方面，这也是中国人感觉最不舒服的一种身份歧视，仿佛你出生在哪里，你的身份就定格在哪里，虽然目前有所改变，但离人们理想的距离似乎还有十万八千里。
身份歧视在中国由来已久，其危害有多大相信大家都明白，但身份歧视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改变，中央必须拿出自断手腕的勇气，因为一旦改变，将涉及自己的既得利益。
但如果不改变，社会将陷入动乱，最终也影响到自身的利益，而且更大。
所以，在中国，要想消除身份歧视这种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博客：/ （丁征宇，知名博主。
） 张鸣：不会阅读的学生 博文地址： 2014-04-0800:00:00|浏览135191次|评论146条 据统计，中国出版物，70%以上，都是教材。
而且人均年阅读量很低，平均不到1本。
中国有近亿的学生在上学，但谈到阅读，都是强制性的，读的不过是教材，还有一点老师推荐的教辅材料。
就那么可怜的一点自主阅读的比例，还有相当大的份额，是几类无聊的作家的“杰作”，诸如一些低劣的穿越、盗墓、玄幻、种马小说。
手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上网人数成亿地增加，但人们在手机上阅读的，90%以上，都是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
稍微讲求一点逻辑，讲一点道理的文字，好多网民（相信多数都是学生）就看不懂。
有大人物出来呼吁，中国的母语教育需要加强，因为学校过于强调外语教学了。
教育部积极响应，据说要把高考的外语分值降低，北京市中考，率先实行，英语从150分降到了100分，而语文分值如旧。
接下来估计还会增加语文教学时间，增大课时量，以强调他们如何重视母语教育。
这样的改革，有效果吗？有，不过是反着的，越折腾，学生的母语水准越差，现在只是好坏不分，再过一阵儿，就该嫉好如仇了。
在本质上，中国的语文教育模式就有问题。
对于教育者而言，语文教育，应该是通过成型知识的学习，引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让学生通过阅读经典语文，增益自己的文学素养，提高读写能力。
阅读过程本身就是识字过程，也是培养阅读兴趣的过程。
但是，中国的语文教学，小学识字阶段的课文，被矫情的拟人、比喻性的范文所充斥，教学过程，似乎就是为了不让学生好好说话。
基础的识字阶段过后，语 文课本的范文倒是有几篇像样的文章了，但每篇文章的教学，都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背景，然后就是字词句，分析拆解。
每篇文章都会有中心思想吗？作者这样告诉你们了吗？作者的写作背景，你们怎么知道的？段落大意，只有一种概括方式吗？只能按老师的意思来概括吗？ 这样的范文，不用老师教，读读也许还有点意思，老师讲完，做一系列烦人的作业，就像一颗鲜桃，被人揉搓了无数道，变成垃圾了。
如果范文本身就不怎么样，这样教下来，就更折磨人。
这样的语文教育，无非是把好好的文章，变成若干细分的知识点，然后一点一点地灌给学生，让学生背熟记牢，以后考试，就按这种切碎了的知识点来考，老师教的，就是标准答案，跟着走，踩到点上，就能得高分。
不用说，这样的教学，不会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几年工夫教下来，乖的学生倒是会考试了，不乖的学生，连考试都不会，两者都对阅读失去了兴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文字，什么叫不好的文字。
他们如果还有一点残存的兴趣的话，就只能去追求荒诞怪异而且空洞的穿越、盗墓、玄幻加种马了。
作者博客：/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 石述思：中国孩子的土豪梦 博文地址： 2014-04-1300:00:00|浏览111156次|评论81条 理想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尚词汇。
那时正值我的青春。
即使后来随着时光的淘洗和生活的挤压，很多曾经的追梦人选择了放弃，回归庸常和平凡的存在，但改革开放最初的浪漫和昂扬依旧是生命中无比珍贵的财富。
今天，在现实的压迫下，理想在相当多人眼中宛如病人的梦呓，更多在校园里的作文题里栖身，而孩子们的理想越来越接地气，甚至背离了最初的定义，沾染了太多世俗的功利，令人大跌眼镜。
媒体最近报道，武汉人民路小学六年级
（2）班语文老师高华云，要求大家以“我的理想”为题写作文。
一位孩子绘声绘色地描绘着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富豪，以后可以开名车住豪房。
”他的理想引起不少学生的共鸣。
此前，北京爆出这样的新闻，一本小学生留言本有着太多这样的留言：“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梦想将来有很多钱”。
随后家长和他们的老伙伴们惊呆了，并引发了人们关于孩子心理能否健康成长的担忧。
当下语文课本上围绕理想展开的课文大多是志士在刑场上视死如归、英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等具有历史烙印和社会正能量的内容，老师希望学生们应该从中感知自己的理想。
“土豪”显然与之相悖，也与正在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严重落差。
首先不要盲目责怪孩子。
相对于我小时候写作文总是按照主题思想东拼西凑加合理想象写就的高大全作文，这样的真实是巨大进步。
而且，在一个多元价值年代，让每个孩子都成为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英雄也脱离实际。
甚至在全民创富的年代，富豪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只要勤劳致富、阳光致富、勇于肩负社会责任，也一样值得肯定和尊重。
麻烦的是，孩子们神往的不是致富背后的奋斗、对社会就业税收的贡献，而是财富本身，甚至充满对不劳而获、奢侈浮华的向往。
结合不断从校园中传出的争当干部的热潮，让人觉得充其量是一个低层次的土豪梦。
课本上的高大上竟然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令人深思。
这说明，在理想价值启蒙中，老师们教授的内容过于简单生硬，重教化轻沟通，很难入脑入心，加上在残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孩子们都明白，考上北大清华才是老师真正看中的教学目标，而德育、美育、体育都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加上现在的校园已非远离尘嚣的净土，部分老师的功利和势利与其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形成巨大反差，无法令孩子信服。
孩子们的功利往往是大人们一面生动的镜子。
你无法想象一个在单位中整日溜须拍马的家长能培育出正直无私的孩子，更无法想象一个毫无公德、街头撞倒一个老人望风而逃的家长能培育出活雷锋一般的下一代。
中国当下教育的一个痼疾是重视言传，忽视身教。
而现实社会，功利当道，道德滑坡，信仰缺失，成功学泛滥，大官、大腕、大款成为人们骨子里认同的奋斗目标，传统国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和现代文明推崇的公民意识、责任担当、公德传承都沦为空洞无力的口号。
孩子 虽小，但不傻，一定会追随大人们匆忙的步伐，将成为土豪当成理想。
向往金钱权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向往的动机。
所谓理想，无非是帮助人找到超越金钱权力的追求，进而成为其合格的主人，并推动社会价值的成长。
中国孩子的土豪梦只是太多中国家长未竟土豪梦的继续。
但一个人人争当土豪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
在这个角度上，很多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无论他们多么聪明好学、见多识广。
改变孩子，重塑理想的前提是：对中国教育理念和方式进行彻底变革，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这是个宏大艰难的系统工程。
这需要每个大人从自身做起——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更好的表率，为了给这个国家赢得更体面的未来。
作者博客： （石述思，知名时评人，《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
） 景凯旋：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压舱石 博文地址： 2014-09-0707:46:59|浏览134478次|评论57条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们也渐渐熟悉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术语。
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一陷阱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等，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平等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告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已经谈及社会财富与公平分配的关系。
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孔子主张“均无寡”是强调稳定而忽视发展。
当今时代，追求社会稳定的方法首先是快速发展经济，而不是让所有人在低水平上收入平均。
这种看法无疑很有道理，但孔子的话却更具对人性的洞察力，因为“患不均”不仅是指生活水平，其实也是指人类普遍和深层的心理，即对公平的渴求。
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固然是荒谬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贫富悬殊同样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即使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正是基于此，社会学家们才发明了一个基尼系数，以此来判断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
一般来说，基尼系数高于0.5即可视为严重的贫富不均。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即将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55，已经达到了“严重的”不平等程度，其贫富差距在二十年间扩大了一倍，甚至超过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美国，跃升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这一调查也印证 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在调查排名中，社会不公甚至排在贪腐和失业之前，表明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巨大的收入差距也造成了底层社会极大不满。
其社会心理不全是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残留影响（尽管有人认为“文革”更公平，但要让这些人回到“文革”，他们未必就真的愿意），而是由于社会财富资源和分配严重不公。
很少有人对民营实业家、职业运动员和演艺人士的巨富感到愤怒，便是一个明证。
换言之，人们愤怒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钱交换的市场关系。
这些年中国市场经济产生了奇迹，令世界瞩目，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其特点是，权力自始至终就与市场紧密相连。
说得更明白点，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是市场。
首先，权力寻租造成腐败和不公，同时把财富资源变成世袭的按爹分配，这一点人们已经谈得够多了，兹不赘论；其次，权力在市场中的僭越与缺位，对市场不该做的它做了，该做的它却又没做。
前者如不合理竞争，当初仓促进行企业改制，将国家或集体财富转移到个人身上（如各地中小煤矿），后来各地圈地搞房地产，崽卖爷田，都是政府操作或者获利，最终获利者几乎都有权力背景，要么是原企业官员，要么是官商双赢。
实质上是在权力运作下掠夺全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使得今天许多有钱人的第一桶金就充满原罪。
当这些财产转化为各种合法投资后，由于分配不公，又自然形成马太效应，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后者如不合理收入，央企在理论上属于全民财产，其高管本应领行政工资，但他们却一边享受政府官员待遇，一边领取百万年薪，享有官员与商人的双重好处。
此外，在任何国家，合理的税制都是实现 社会公平的一个途径，这与劫富济贫无关。
但在今天的中国，税收实行的却是偏向富人的政策：一方面是个税起征点低，使得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另一方面是累进税只征管工资收入，不征管财产收入，从而造成收入最高的阶层基本上没交多少税，税负主要由一般的工薪阶层承担。
市场经济需要有竞争，需要有结果的不平等。
但如果说自由竞争是社会这艘船前行的引擎，那么公平就是这艘船的压舱石。
在社会分配上不能是赢者通吃，否则社会这艘船就会失去平衡，发生倾斜。
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说，这就是“公平的正义”问题。
这位反对传统功利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合作体系里的最高价值，而他所说的正义主要就是指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方式，因而也可称作是分配正义。
罗尔斯承认社会不平等的合理存在，但这个不平等必须是有控的，符合社会整体的合作发展的。
其正义第二原则即认为，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做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有利，尤其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第二原则虽然在排序上次于正义第一原则的自由，但如果受到严重破坏，第一原则的自由也将面临危险。
事实上，世界上发达国家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像北欧诸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其贫富差距并不大，多数人普遍没有社会不公的感受。
而在当今的中国，尚有许多人未达到温饱生活，其基尼系数却远远超过红线，导致仇富现象时时出现。
对此，不应只是让权力退出市场，同时还应发挥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这才是一个责任政府该做的事。
作者博客： （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 社会·民生 丁征宇：一些人为何以欺骗国家为荣 博文地址： 2013-06-28
23:28:55|浏览194123次|评论359条 今天晚上，丁丁从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北京郊区竟然出现大量木棚“种”房子这等稀奇古怪之事。
仔细看过之后，原来是开发商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益，竟然将租来的良田用来盖房子，一方面以种大棚的名义获得国家高额补贴，一方面竟然在大棚内做房子租给城里人。
这等于是以国家补贴做成本，租给城里人为利润，真是好处都被开发商得了，只不过干的是坑骗国家的勾当，破坏的是国家良田，肥了的是自己的腰包。
其实，不仅是这些开发商，许多中国人都在干欺骗国家的勾当，上到各部委，中到各级官员、商人，下到老百姓，各个行业、各个层次都有人在欺骗国家，并且以欺骗国家为荣。
如审计署在每年的审计报告中，我们能够看到各部委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么使用假发票报费用后发福利，要么是把资金挪作他用，要么是骗取国家资金发年终奖金和福利……部分官员更是欺骗国家到了极点，不说别的，从落马官员来看，涉案金额往往触目惊心，令人不敢相信。
那些高喊为国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竟然涉案几百万、几千万到几个亿甚至上十亿，据有关部门统计，2011年涉案官员平均涉案金额达到3000万元，名为贪污受贿，实为欺骗国家。
这些例子丁丁懒得去列举了，太多了，列举不过来。
再来看看商人，去年中央党校某领导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 企业发家的真谛，那就是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不偷税漏税的，几乎都是靠偷税漏税壮大的，而且制假贩假，几乎是许多企业的共性，这也是当前市场假货、山寨货充斥的根本原因，叫人不相信市场上还有真货可买。
我们大家再来看看基层官员，截留国家的各项补贴，冒名领取各种福利，如失业保险、低保金、养老保险、粮补金等等，可以说有些基层官员没有什么补贴不敢截留的，也没有什么福利不敢冒领的。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应该是一部分官员、商人最真实的写照。
而一些老百姓同样以欺骗国家为荣，如前几天报道的在拆迁地建假房子，类似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时有发生。
可以说，从上到下都有一批国人以欺骗国家为荣，而旁观者却说他们有本事，只恨自己没有机会，没有本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批人以欺骗国家为荣呢？其实根本原因只有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是大家的，不骗白不骗。
中国人的劣根性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国家是大家的，不骗白不骗，不拿白不拿，把国家当唐僧肉。
于是，骗国家者自诩高明；旁观者以为又不是骗自己，睁只眼闭只眼；执法部门也持这样的想法，不是上面下命令，往往不会主动查处。
正因如此，行政管理费连年上涨，三公经费连年上涨，贪污腐败越来越多，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癌症村越来越多，重金属作物到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越来越多…… 二是欺骗国家者没有及时受到查处，影响了其他人。
这些欺骗者在一定的时候，不但没有受到查处，而且发了大财，升了高官，这种风气就开始蔓延，你欺骗国家，我也欺骗国家，并且开始联手欺骗国家。
于是，腐败无人管、环境污染无人管、假冒伪劣无人管……因为大家都有利益在里面，所以现在的贪腐案往往不是一个人在干，而是一伙人在干，都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
现在，只要查一个小案件，往往会查出一个惊天大案。
三是正义得不到及时的伸张。
面对这么多人在欺骗国家，其实也有一部分有正义感的人在伸张正义。
但在欺骗国家的那些人编织的关系网里面，这些伸张正义者往往受到打击迫害，污蔑其荣誉，搞臭他，甚至说他们是神经病，让他们失去工作、家庭受到破坏，甚至丢了性命。
正义在一个阶段得不到及时伸张，正是因为如此，让许多心存正义感的人不敢多事，甚至同流合污，让欺骗永远欺骗下去。
殊不知，正是因为国家是大家的，如果有一部分人从欺骗国家中获得好处，那受损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一部分人分享更多的福利、红利，其他人就会少分福利、红利；如果一部分人在破坏环境、损害商品食品质量，受伤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一部分人损害工程质量，受伤害的同样是我们每一个人。
以欺骗国家为荣的人，最后是欺骗自己；以爱国为己任，就是爱自己！ 作者博客：/ （丁征宇，知名博主。
） 单士兵：孩子你可以做不到 博文地址： 2013-11-0216:20:27|浏览108029次|评论406条 “老师我做不到啊”，这是一个十岁男孩的留言，或者说，是遗言，是控诉。
这名成都五年级的小学生，已经从自家住宅楼上坠落身亡。
经初步勘查，疑为跳楼自杀。
据说，他在朗读比赛时说话被老师留下体罚，逼写千字检查，或者罚站一小时。
这个孩子最终选择跳楼，还在语文课本上写下“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有几次都缩回来了”。
我不愿意听到有人说，这个孩子有多么脆弱，有多么偏执。
只要仔细体味他的留言，就一定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是多么渴望沟通，他又是那么惧怕死亡，但，他更害怕的，却是老师。
最后，他在恐惧中绕不出，被逼死了。
“老师逼孩子跳楼”“还我儿来”，孩子家长讨公道的横幅，就挂在涉事学校的门口，背后有清晰的校训，写着“阳光”“自在”。
只不过，孩子已用自杀宣称，他曾经活在黑暗里，他在校园不自在。
孩子永远回不来了，对家长来说，怎样的补偿与惩罚，也都难称公道。
我知道，即便是所谓公道，也不是轻易就能“讨”来的。
曾有太多类似事件，都是面对家长遭受失子之痛，学校和老师找出种种理由推卸责任。
那一刻，他们记不得，在语文课本上，还有鲁迅先生的话，叫“杀人者不知道自己一脸血污”。
那么，现在面对“老师我做不到啊”这声绝望的呐喊，到底有谁在为之哭泣、忏悔，又有谁应为之反思、担责？ 教师逼死学生，其实也就是“教育杀人”。
这些年，校园里不断上演悲剧，总有一些教育行为对孩子的心理和精神进行残忍的扼杀和扭曲。
当然，很多时候，教育的伤害表现是隐形的、潜性的，但这些伤害在孩子身上慢慢植入了极其危险的因子。
谁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可怕的是，这种“教育杀人”，正在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为了让学生成为分数的囚徒，“听话的教育”被推向极致。
特别是教育与家长那根“望子成龙”的敏感神经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那就是好孩子就是听话的孩子，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就是不敢对教育权力和成人世界说“不”的孩子。
问题是，那些喊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起跑线的高度。
他们在孩子对面，并不懂得蹲下身子，以平等的姿态去感受孩子的内心世界，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掉进了成人化的功利陷阱，变得极其简单粗暴。
于是，才会出现像成都这名小学生因为在集体活动中讲话，就要被罚写千字检查，写不到还让去跳楼的无耻教育行为。
这种教育行为，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常态。
比如，让学生写检查的字数要达到多少字，罚抄作业的数量要达到多少遍。
这些数字就是野蛮教育的明证，对此，很多学生只能屈从。
如果做不到，客气的，是让去叫家长，老师不耐烦时，就是让去跳楼。
龙应台有本书，叫《孩子你慢慢来》，很亲切，很柔软，很沉静。
本来，生命成长就是有规律的，就是一个必须等待的过程。
遗憾的是，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个人心 浮躁的时代，有太多人把孩子变成了承载自己利益的工具。
比如，教育权力是为了政绩，学校老师是为了绩效，家长是为了所谓的前途，他们联合起来，对孩子实施的，根本就不是教育，而是压榨。
现在，面对成人世界太多短视、功利与无知，我特别想喊一声“孩子你可以做不到”。
很多事情，孩子你本来就不应该做，本来也应该做不到。
你本来就应该活泼，想唱就唱，童言无忌；你本来应该调皮，喜欢捣蛋，天性自由；你本来就应该年幼力弱，扛不起成人世界扔来的生活重量。
希望所有人都能清醒地记住，很多事，孩子真的都可以做不到。
作者博客： （单士兵，媒体人，专栏作者。
） 黎明：一天的自由应该值多少钱？ 博文地址： 2013-12-20
09:59:09|浏览28634次|评论9条 当什么名人也别当这种：有人因命运悲惨而出名，越是灾难深重，他的名气就越大。
河南省柘城县村民赵作海，就是这样的名人。
1999年，赵作海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缓刑两年。
2010年4月，“死者”突然回村，于是河南高院认定该案系一起错案。
已经服刑11年的赵作海被无罪释放，接着，他领到了国家赔偿和困难补助金65万元。
“苦命名人”也落点好处，他可能被媒体惦记，不知什么时候就跟踪一下。
赵作海的状况大概是这样：众叛亲离，再婚娶妻后妻子和儿媳不和，投资经营后血本无归，有家不能回，儿女不来往，租简陋民房住在商丘市，经济拮据，身陷晚年危机的日子，走一步算一步。
无罪释放后，赵作海在当地成了“有钱人”。
当地政府用20天为他建起了一幢新房，没花他的钱，为儿子举办婚礼后还剩50万元。
问题是伸手向他借钱的人不好打发，“亲戚也不是亲戚了，邻居也不是邻居了”。
听妻子的话误入传销陷阱，15万元打了水漂。
儿子私自取走14万元存款，盘下一家小旅社又因什么都不懂赔了两万多。
剩下的钱都投在妻子上班的投资公司里，“投资前景”似乎也玄玄乎乎。
他老家的“人文环境”，他身边亲人、邻居的心态，就不必说了，反正到处都被那个只认钱的“普世价值观”统治着，几十万块钱，也不至于让赵作海甩脱他那个赤裸裸认钱的底层圈子。
再说，家 长里短的事儿，外人确实不好插嘴。
对那家吸纳了赵作海的“血泪钱”的投资公司，倒是需要提醒一下：注意点，别把赵作海的钱搞没了，否则，可能多少会有点社会反响。
赵作海在监狱里待久了，心智受创，看不懂社会，“跟不上时代”，出狱后过不成正常人的生活。
司法不公造成的冤狱，规定了他的宿命，65万元国家赔偿金，改变不了他青春已逝、无识无能、人生多舛的局面。
从赵作海遭遇看国家赔偿，65万多乎哉？不多也。
自由值多少钱？“不自由，毋宁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些话，告诉大家自由至上、自由无价，这是极好的真理。
不过，对被剥夺了自由的无罪之人，若不讲“自由价格”，那就抽空了自由至上的精神，成了蛮不讲理，夺命灭爱。
不得已求其次，对“自由价格”还是要打价，必须争取个适当的价位。
当然不能过高，要不，机关一心疼，那就“不自由无价”了。
眼下国家赔偿标准和算法，不搅和让国家感到有些头大的自由问题，国家赔偿金以“劳务费”居多，冤狱中的囚犯，姑且算得上个有精神奖励金的“上班族”。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据官方所称，赵作海的65万赔偿金是这么来的： 以2008年度每天111.99元为基准（在2009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还没发布的情况下），考虑到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逐年递增的情况，参照2008年比2007年递增的比例，估算出2009年的职工日平均工资。
赵作海被羁押4019天，最终确定赔偿金数额为50万元。
同时考虑赵作海被羁押期间，家庭遭遇变故，目前生活困难，结合最近《国家赔偿法》增加了精神抚慰金的规定（尚未施行），为体现人文关怀，决定给予赵作海生活困难补助款15万元。
这样，合计算出赵作海一天的自由，价码是161.73元。
过去的旧赔偿法，号称“国家不赔法”，狠心赔一次就不错。
自由的价格，“随行就市”，一年一个价，越往前赔偿金越少。
2008年99.31元；2005年，著名的“佘祥林杀妻”冤案当事人，服刑时间和赵作海一样也是11年，只领了25.69万余元人身侵权赔偿金（另外镇政府给了2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款）；2001年的“处女卖淫案”，对当事人麻旦旦两天被限制自由的赔偿为74元，一天37元。
看趋势，在终能洗冤的前提下，我们大家的冤狱若在今后发生会对个人合算一些，因为社会在进步，收入在增加，可能越往后国家赔偿越多。
今年5月份赔偿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就高了么，张辉、张高平各得110万余元。
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天，一天的自由值305.9元。
国家赔偿多少才合适，看权威媒体的意见也没准，对外对内肯定不是一个标准。
2004年7月，中国人赵燕在美国被国土安全部警员打了，而后索赔500万美元。
我们的《人民日报》报道说，联合国高级官员和外国专家，都说索赔额度一点都不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曾指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只是为人身自由损害赔偿确定一个明确的计算标准，并不是说公民一天的自由就值这么多钱。
我看，还是把冤狱当成一劳动力上班挣钱算了，只要改成一天收入三个班的工资，理就能说圆满。
职工上8小时的班，比起冤狱的人只能算个业余上班的，冤狱的人24小时都不脱岗，让他挣三份钱，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另外我还有个建设性意见：国家赔偿，不能光说“金”而不管其他，保障人权，对人家融入社会的条件，也该提供必要的保障。
他缺乏社会适应能力也是司法不公造成的，国家不能保障他今后一帆风 顺，但至少需要评估一下他的学习与适应能力，给他一定的技术指导。
要是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再加几条“保护条款”，那就更好了。
作者博客：（黎明，知名网络评论员。
） 秦前红：我所了解的农村 博文地址： 2014-02-0509:41:42|浏览476249次|评论157条 使用这样一个题目并非随心所欲的，它的确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其意在说明文中所述及的农村，或者接近农村的某些真实，或者只是充满了我一己之见的影像，或者游离于真实与虚妄之间。
我曾经自以为很了解、很熟悉农村，这份自信来源于：我出生在农村，在农村生活过十六年之久直到考上大学离开当地；我在农村有很多熟悉的父老乡亲，经常和他们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我每年至少回到农村老家几天，有亲临其境感知农村的机会；我每年还指导若干本科生、研究生关于农村问题的社会调查……这样的理由还可以列举甚多。
但今年春节回到农村经历的一件小事，却几乎完全颠覆了我的此份自信，使我觉得当下的农村其实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我在与一位乡亲聊天时问他觉得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现在村里给每位年满六十的老人每月55元钱养老补助，看病有新农村合作医疗，言毕他表现出一份满足感。
此情此景给我极大的震撼，在货币不断贬值的年代，55元钱不够城里人买包烟、吃顿饭或者打个的，55元钱也不够城里人看一部进口大片，但它却让农民充满了对政府的感激。
农民的要求原来却是如此的质朴与简单，除非把农民逼得无路可走，他们绝大多数都安于现状、乐于现状。
为了证实上述我的判断，我将此事写进了新浪微博里，短短的一天内有接近16万人浏览，160多次转发，50多条评论，并且98%以上的网民赞成我的看法，有很多人还具体补充了意见。
由于专业背景和认知的局限，我过去习惯于用平等、正义、权利、民主等这些专业的词汇来看待农民、农村问题，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呼吸之间都是农民问题意识，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傲慢的自负而 已。
在流动的事实与变化的农村世界面前，我有着太多的隔膜和无知。
如果不勤于观察和研究，并辅以正确的方法，曾经的经历和印象积淀也会流于苍白。
当下中国农村已经形形色色，难以用一种叙事范式去容纳全部。
有高度发达的农村，也有千年不变的传统农村；有田园牧歌、菜园篱落短、炊烟袅袅的农村，也有浓烟飘拂、机器轰鸣、大厦林立的农村……借用一句经典的哲学话语来说，对农村其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所叙述的农村，地处江汉平原，位于整个中国的中部地区，其所代表的时际特征就是传统农业问题与现代工业浪潮的交锋、竞逐与博弈，由此而造成具有典型意义的转型农村问题。
以我春节两天在老家农村的了解和观察，农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生活无依问题，只要有土地和最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障，农民就会有很大的满足感。
环境破坏、社会治安恶化、土地被不公平征用、乡镇干部的腐化等才是农民担心忧虑的问题。
环境恶化、生态蜕变。
湖北历史上是千湖之省，江汉平原更是鱼米之乡。
我的老家仙桃过去在地理上属于大排湖、大洪湖、大沙湖等交汇区，并与鄱阳湖、洞庭湖相接，与汉水、荆水相连。
元末明初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就依靠一支水军，神出鬼没，纵横长江两湖流域。
电影《洪湖赤卫队》主题曲所描绘的“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早上出去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并无文学的夸张，它不过是我童年生活场景的真实描绘。
60年代、70年代在江汉平原出生的人，从小与水为伴，以水为戏，但如今这些都成为消逝的远景。
更为可悲的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农药的滥用，许多湖泊、沟塘不是被填满就是被污染，偌大的江汉平原，竟找不到几片净水。
成千上万吃不到自来水的农民，已无法使用地表水作为饮用水，只好自己打井饮用井水。
近十多年来，江汉平原各县市争相兴办化工厂，每一个化工厂的选址都采取以邻为壑的方式，即在自己水域的下游相邻县市水 域的上游作为厂址所在地，甚至有不良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而丧尽天良地大规模污染地下水。
近年来，随着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利税相对较高的化工产业成为江汉平原争先恐后争夺的“香饽饽”，官员异地任职等体制机制弊端更加剧了短视当下罔顾未来的功利主义行为。
江汉平原某县级市因兴办化工厂，已经出现过癌症村等严重生态灾难。
因此，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新一轮环境浩劫在所难免。
乡村社会的破败。
有不少学者曾用“社会的溃败”来指涉当下农村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也许用“破败”来描绘更能接近事实。
“溃败”只是社会组织机理层面的，而“破败”还包括了许多外在的萧条与冷落。
祖土、祖坟、祖屋是最能寄托故乡之情的表征，家庭是中国生活意义的宗教。
许多游子之所以千里迢迢奔赴故乡，也是因为这些让他们神牵梦绕。
工业化、城市化让很多人的灵魂失去安息之地，而变成孤魂野鬼。
许多因生活所逼出走农村或为城市生活所吸引的农民既离乡又离土，任由祖屋破败下去。
而另一部分出去挣钱后则回来建屋娶妻生子，这样便在农村很多地区形成一种新旧交织、贫富对立的奇特景观。
清末以前，对农村袭用了皇权不下县、交由乡绅自治的治理之道。
清末新政废除科举，造成历史学家傅斯年所说的清末以后无乡绅的状况。
民国时期有所谓地方自治的试验，但此种地方自治一方面依赖政治高权的自上而下推行，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统治又不具一统天下的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所谓的地方自治只是政治统治力所不逮之下的治理放任，绝大多数地方并不具备地方自治的精义。
中国共产党取得天下后，通过将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在基层完成了对国家的全面实质统治，又通过行政吸纳社会的方式分化瓦解了一切可能挑战体制的力量。
高度的计划经济造成城乡二元严重分割的局面，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地区的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于行政动员和血缘纽带。
近十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的高频度流动，农村精英的大规模出走，农村适龄教育人口的急剧减少，等等，导致乡镇行政功能不断限缩，从而导致乡镇行政控制能 力的下降。
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一点的乡镇，还可能使用利益诱导的手段，而传统的农业乡镇则只能不断让渡管制空间。
维系农村社会的纽带变成以血缘、家族势力为主，很多地方恶势力和乡村混混乘虚而入。
意识形态的祛魅化导致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佛教等在农村的大面积复活或者推广，官方宗教政策的僵滞导致农村宗教势力既解构了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同时因缺乏法治规范形成宗教势力的鱼龙混杂也是潜在的对政治稳定的重大威胁。
一度如火如荼开展的基层民主选举试验，由于青壮年和知识精英出走导致的农村空巢化，使得这种民主作为治理手段名不副实，也由于恶势力、腐败势力对资源和利益的无规则把控削弱了农民的政治认同，还由于真正的基层民主意味着执政党和政府管制的淡出而使得他们心存疑虑。
在旧的治理方式不断式微，新的可替代的治理方式暂未大规模可复制性出现时，农村治理能力、治理制度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原子式的农民个人一方面保持高度现世主义态度，平稳安逸是其基本生活诉求，但另一方面若有极端事件的刺激比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或者恶性环保事件、重大治安事件，则又会造成以家族、村落或者会众为名义的群体聚集，诱发重大维稳事件。
乡村干部腐败。
乡村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末梢，乡村干部的腐败既直接侵犯农民的利益，又让农民感同身受。
中国农民对其他层面的腐败往往抱持一种观望好奇的态度，而对关涉自己直接利益的腐败往往痛之切之。
当下农村干部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多吃多占，擅自处分集体资产，在公共工程建设中自私而肥，自己或亲信强占或廉价占有集体资源经营牟利……其中最为可恶的是随意撕毁土地承包合同，私自进行不法土地流转，损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对乡村干部的腐败过去主要依赖运动式整风、思想教化或者农民上访告状等途径来处理，法治框架下的处理则面临制度供给不足、效率低下的缺失。
历史上维持乡村熟人社会有序运转的乡绅公共精神后被摧毁殆尽，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得暴戾、投机之气充盈乡村。
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则再 度撕下乡村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功利化、庸俗化。
如何直面上述弊端，实现乡村社会的重建是一个已经展开而未有穷期的课题。
作者博客：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石扉客：一个乡土中国的真实样本 博文地址： 2014-02-0821:48:16|浏览143807次|评论32条 我的故乡浏阳，地处湘东北一隅。
20世纪80年代以前隶属湘潭地区，乃传统的烟花产区，有花炮之乡的美名，同时又戴着革命老区和国家贫困县的双重帽子。
90年代以后，借经济飞速发展的大潮，浏阳摘掉穷帽子，撤县设市，城区规模迅速扩大，人口膨胀到一百四五十万。
319国道拉直以后，黄花机场几乎成为在长沙市和浏阳城之间的中点。
借此便利交通与经济起飞之双重辅助，浏阳跃居全国百强县之列，骎骎然已经成为中部崛起的县域经济样板之
一。
每次返乡，我都会深深感受到，这个样板里不断沦陷与从未得到过的，正如它已经取得的荣光和还在酝酿着的梦想一样，让人赞叹，又让人叹息。
城市化与向心力 在浏阳，似乎汽油不要钱，又似乎汽车不要钱。
大街小巷都是车流。
汽车的密集程度，总会让人怀疑浏阳市民是否已经人手一辆车。
除非不得已，我很不情愿在浏阳县城开车，盖因车辆行驶秩序的毫无章法，停车的难度已经和上海内环城区不相上下。
而市区中心地段的拥挤程度，肉眼看，我相信已在上海之上。
尽管和富饶的东部城市还很难比较，但宝马、奔驰之类的豪车，在浏阳街头已经十分普遍。
豪车的密集程度，已经成为财富在这个县城里物质化流动具备充足代表性的具象。
在这个具象之下，一部分是这座城市税源稳定的工商业活力，另一部分能触摸到的，则是这个县城折射出来的十足笃定，这种笃定由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体的主流社会所释放出来的向心力构成。
四五年前的《南方周末》曾经在岁末的一篇报道里，以《一个县城公务员的幸福生活》为题，以浏阳县城一个公务员家庭为例描写过这类快活日子：公车公款等几乎无须个人开支的日常消费，稳定的薪资、可观的奖金，彼此错综复杂又紧密联系的县城人际脉络，凡事都能找得到熟门熟路熟人的舒适与惬意。
河南作家刘庆邦在小说《神木》里，曾经描述过从外地回来的村民，无论混得多牛逼，一到村支书家里就会收摄心神，敬畏感不由自主而生。
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
我理解这和浏阳这种笃定与向心力一样，不知道是否可用金观涛在二十多年前所说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
但我相信，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超稳定结构社会，与微博上危机四伏的千疮百孔社会一样，都是两个真实的中国。
新农村与审美缺陷 浏阳县城以外，传统上分东西南北四乡，各有特色和特产。
如胡耀邦先生所在的南乡以出产花炮为主，西乡出花木，东乡历史上出产夏布。
我家搬进浏阳县城前，所在地乃北乡，则无所特产，故有耕读传统。
浏阳北乡也是王震将军和网络上屡得恶名的北大“笑长”周其凤先生的老家。
北乡和浏阳县城之间横亘着一座高山，名焦溪岭。
这个地理上的分界线仿佛也是城乡社会的分界线，焦溪岭以北的浏阳北乡，在经济水准与社会发育程度上，很明显比焦溪岭以南的县城要低一个水准。
车辆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出城之后，车子照旧多，但豪车已渐少，好车多挂城区和长沙市牌照。
最常见的是各种经济实用型车，目测结果是吉利、奇瑞和比亚迪在农村家用车市场三分天下。
中国的国产车永远是低端与低档的代名词，忝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真是个令人悲伤的现实。
比车辆更典型的是建筑。
这十来年间，浏阳传统民居建筑形态里最早的土筑屋早已经消失殆尽了，而土砖屋也已经极少见到，遍地都是红砖屋。
这种钢筋水泥结构的红砖建筑，不是江南民居里常见的白墙青瓦，也不是欧美的别墅结构，应该是这二十年来最丑陋的一种建筑。
有时车行在山清水秀的地方，突然会转出一栋极其怪异的建筑，其形其状唯有灵屋可比。
灵屋者，吾乡办丧事时烧给死者阴间居住的纸扎建筑也。
这种完全失控的局面，我想任何一位有想法的建筑设计师，都一定会大摇其头。
比这种建筑学上的审美更糟糕的是，几乎所有的房子都一窝蜂地扎根在马路边。
国道上繁忙的车流永不停息地制造的噪声与灰尘，一点都不浪费地被这些盘踞在公路两边的建筑物们吸收掉。
我相信我的乡邻们也非常清楚这种生活未必舒服，但我几乎没有听到怨言。
相反，每个准备盖新居的人，依旧兴致勃勃地继续在公路边扎堆。
尽管包括我大姐家的建筑在内，开在马路边的这些商店生意总是清淡得让人怀疑随时可以关门，我想这种选址仍然是为种种可能存在的经商便利而预备着的。
我经常在想，这应该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反向选择惯性。
如过去物资匮乏时期的长期煎熬，什么都要抢要争，导致现在大家都不习惯排队，都喜欢一窝蜂，生怕落在后面就会错过什么；上飞机也是如此。
再比如过去交通极其不便，大家住的地方都崎岖偏僻，山头弯角犄角旮旯什么的；到现在有机会拆了重新盖房子，总希望盖到交通越方便的地方越好，最好汽车能一直开到厅堂里。
当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然是新农村建设的所谓统一规划。
这个规划在民居和建筑上，丝毫没有看到在审美上的任何设计。
相信这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大败笔之
一。
不用说和欧美那些如诗如画的小镇比较，即便和我到过的国外一些算得上偏僻的小镇相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丑陋与恶俗的规划。
国土整理 与之相比，值得称道的是乡村公路硬化工程和国土整理工程。
村村基本都是水泥公路，交通已有极大改善。
而前几年已经完成的国土整理使得农业机械化终于在中国南方水田里得以初步实现。
王小波曾在一篇杂文里感叹在山东姥姥家里挑粪上山的繁重农活，殊不知在南方农村，水田里的农活之繁重是北方旱地的数倍。
繁重的农活特别是“双抢”（为赶节气，在炎热的夏天抢收割早稻和抢插晚稻秧苗，谓之“双抢”），是我青少年时的噩梦。
最可怕的是， 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一两千年前的农具插图，和那时我们使用的几无二致。
这种悲观与绝望感，使得那时我最爱听的歌居然是《我的故乡并不美》，那些歌词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的故乡并不美啊，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男人为你累弯了腰啊，女人为你锁愁眉……后来有机会出国，更是郁闷。
同样是种地，莱茵河边的德国小镇吕德斯海姆就能把种葡萄这种事情拾掇得让人流连忘返，以色列人就能在沙漠地的恶劣环境里愣是整出繁花似锦。
我父亲告诉我，国土整理工作完成后，田亩基本都已规整，现在耕地、播种和收割基本都已经实现机械化，中耕则用除草剂代替，只有插秧因为技术问题尚难以得到彻底解决，于是人们就用抛秧来代替。
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现在已是操作联合收割机承包了数百亩良田的种田大户。
与之同时解放的，还有自此退出历史舞台的耕牛。
我的女儿将来恐怕很难再读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更会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描绘的农耕生活隔膜得很。
但无论如何，这种千百年来传统的人力与畜力相结合的耕地播种插秧收割等原始技术终于让位给现代科技，而这个变化在我有生之年也居然看到了。
这是我这几年每次返乡最开心的地方。
那么，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这些劳动力，又在做什么呢？ 麻将馆 十几年前看长沙本土作家何顿的《我们像葵花》，里面写到一群上山下乡的屌丝知青群体，在回城多年以后再聚，发现其中混得最好的，居然是一个在路边店里摆了两张桌球台子的家伙。
路边的桌球台 子，是20世纪90年代乡村及小城镇的经典娱乐工具。
而之后十年的乡村景象，其实也无二致，只是桌球台子变成了麻将桌子。
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麻将对于乡村的意义。
在回乡的日子里，我看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吆喝着通押二十；我看到夫妻将孩子丢在家里，分头打麻将深夜不归；我看到婆婆老头子怀抱、手牵好几个孩子流连在麻将馆等着摸一把“转转麻将”（最近几年流行的湖南麻将打法，每次和牌者必须让给围观者上桌，赢家轮流转）。
总之除了我父亲他们那辈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免于麻将的凝聚力。
前几年流行的三打哈、扳坨子、买码等中国农村业余活动里，其他几种都已经逐渐式微，唯有麻将持续至今。
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值得民俗或人类学专家来研究。
无意对这种现象来进行道德臧否。
只能说麻将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浏阳是如此，在湖南、四川、江西等都是如此。
事实上我每次回乡，和亲友们的娱乐方式，也主要是麻将。
不打麻将，你还能干什么呢？教堂、图书馆等公共空间或阙如，或僵化；信仰等精神空间或阙如，或逼仄。
何以解忧？唯有麻将。
这是娱乐，是消遣，也是社交，是应酬，是一种用“二五八”、“起手和”、“大开放”等密码包装起来的公共话语。
这自然也是个信息交流平台。
和麻将桌边的乡邻们聊天，精壮劳力还留在本地种田的已经极少。
出路大致是以下几种：类似富士康的兰斯科技等浏阳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消化一部分，去广东等地打工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很经典的技术工种叫打井。
此种打井，非打饮水井，而是到基建工地挖各种基建基脚。
这种有时往往要深达数十米的基脚井，既有一定技术含量，也必须高度依赖人工。
我姐夫告诉我，乡邻们一般是先按深度米数来承包，一米多少钱。
然后一人在地底下手工或操作风锄挖掘，另一人守在井口摇动轱辘吊出泥土。
这种工程因风险高，所以多是夫妻结伴，分工合作。
有发财的，也有出事丧命的，更多的是长期地下潮湿环境作业留下风湿等后遗症的。
除了留守儿童问题外，劳动保护阙如的后遗症一直是这种劳务留下的阴影。
十多年前我那批在郴州等地挖钨矿的小学同学，现在已有不少在严重的硅肺病里苟延人生。
乡邻们描述的这个景象，让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想起刘庆邦的《神木》，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盲井》，心情无法轻松。
值得一提的是，南乡等地的煤矿以及花炮企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现在本地劳动力已经很少，多是从贵州、四川等地过来的打工者。
这个古老国家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以及产业轮替转移的大趋势，在浏阳这个地方足可管窥。
花炮 我老家所在的北乡并不是浏阳花炮主产区，但花炮乃浏阳的经济命脉所系，这个花炮之乡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系出烟花鞭炮产业。
自长沙驱车往东，从319国道隧道出来进入浏阳城区，即可见花炮广场、花炮女神雕塑等。
花炮和浏阳的关系可见一斑。
就在我返乡的这次2012年岁末，浏阳花炮产业遭遇了重大危机。
“八项规定”肇始的节约运动，河南塌桥事件，席卷华北大地的雾霾危机，三个不期而至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对2012年的浏阳花炮造成相当不小的影响。
这三个因素里，节约运动首当其冲。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我，就他所在的公司了解的情况，2013年春节前后，浏阳花炮企业本已经 拿下的省内外200多场大型焰火晚会的订单均被取消。
河南塌桥事件事发时正值花炮购销两旺的年底。
尽管出事花炮出自陕西蒲城，和浏阳毫无关系。
故乡的朋友们仍然非常紧张，生怕殃及浏阳烟花产业。
腾讯微博等处，我时不时能看到他们与其他网友的争论，唇枪舌剑间硝烟四起，火药味比浏阳花炮还要重。
对错不论，其焦灼心情可见一斑。
要命的是，对浏阳来说，这些危机都很难预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毫无来由地冒出来。
比如三年前的央视大火，浏阳花炮就没那么幸运，直接牵扯到其中；再比如十多年前的萍乡烟花爆炸事件，城门失火，殃及浏阳花炮这条池鱼。
每每说到花炮这个问题，我的心情亦非常复杂。
忝为花炮之乡的人，我完全不懂花炮，也谈不上特别喜欢花炮。
以往每到春节，浏阳城区就会打起鞭炮大战，自除夕起一直到正月十五以后才会消停，这种情形甚至让我有几分厌恶。
烟花绽放时的一刹那间的璀璨，璀璨之后的归于沉寂，就像樱花和昙花，或会让人有审美上的快感。
但与之同时与影随行的巨大响声与巨量烟雾，这种侵略性又会让我觉得厌烦。
私心里想，如果烟花永在远方绽放，我能远观其美丽，却不会被侵犯与影响该多好。
这两年好了很多，至少春节里的浏阳城区，很明显比以前清静。
我想前述三个原因里，其实雾霾的影响将远比另外两个严重。
盖因所谓节约新政不知会持续多久，而突发事件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唯有环保问题将直指花炮产业的要害。
这次雾霾事件和花炮产业固然无直接联系，但花炮生产与燃放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毫无疑问与低碳节能的环保政策相悖。
相信未来的环境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而花炮被当作疏导社会情绪的替罪羊，当作产业政策升级调整的抓手的前景，几可逆料。
年前在日本访问时，在新年里参观富士山下的箱根神社。
这种神社供奉着当地的保护神，类似本土城隍庙。
我看到当地民众排着长队拜神，无论男女老少，排到后都只是伸手拉一下殿前象征吉祥平安的幸运绳，然后低头合十祈祷，鞠躬而去。
同是祠庙，同是祈福，相较国内庙宇的烟火缭绕，我喜欢这种安静与内敛，真希望这种祈福方式，能慢慢被我的故乡，被祖国大陆所感染与学习。
但移风易俗谈何容易。
吾土吾民，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习惯与审美文化，早已经浸润到血液里去了。
十几年前北京等一线大城市曾经出台禁燃措施，而后无疾而终。
我所居住的上海，无论中环内环，鞭炮烟花也未加禁止。
每到正月初五的凌晨，接财神的陋习之下，更是鞭炮烟花一齐炸响，仿佛“一·二八”淞沪保卫战重现，又仿佛倘一家敢不放炮，到初六就得破产。
所以浏阳花炮，剩下的靠谱出路，其实就是着眼于长远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改造了。
同学说，冷光烟花、微烟和无烟烟花现在都已经出现，只是成本还有点居高不下。
我的一位专事花炮生意的企业家朋友，江湖人称“炮王”的贺建武说，他正在组织研究，希望开发出一些类似适合家庭室内燃放的小型无烟焰火产品，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把烟花从焰火晚会这种宏大叙事逐渐演变成个人化的家庭型日用消费品。
听同学说，浏阳的烟花技术其实最早来自日本。
而日本现在一些企业，逐渐把烟花当作某种奢侈品在生产，比如纯手工制作的巨型烟花，技术含量高，生产规模小，每年只生产极少产品。
这种高端的奢侈品定位，类似于豪车行业的劳斯莱斯。
我想，无论是家庭型的环保消费品，还是高端奢侈品，或者都可以学习和尝试。
吏治 即便以我这种媒体人的苛刻眼光来看，平心而论，浏阳各级官吏的管治水准，应至少可排到中等以上水准。
如果把浏阳吏治看作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无疑是高效的。
很惭愧，作为一个浏阳人，对于已经膨胀了无数倍的浏阳城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路盲。
和我所熟悉的华北东北平原诸多十来年里几乎像同一张照片的县城相比，这座城市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变化，都在向四周急遽拓展。
这个人也是相当有眼光的。
前述花炮产品的危机，他早已看到并有应对。
同学说，现在浏阳的产业已经开始形成三三制的布局，生物医药等工业园区将会逐渐取代花炮等传统产业。
东部产业转移的机会，自然未被这个精明的人错过。
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一夜之间崛起，兰斯科技等自沿海内迁的大型企业成为浏阳消化本地劳动力的重要战场。
这个人还是务实与狡黠的。
前文所述城区膨胀以及车辆剧增所带来的交通问题，相信绝非浏阳一城一地的问题。
盖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核心阶层，家境殷实的工商阶层，基本都已高度依赖公车和私车，普通市民阶层的公共交通如何解决，向来是县城的顽症。
这次返乡，我看到浏阳在尝试公共自行车试点。
这应是对症下药的正道。
目力所及，全国范围内似乎只有杭州等不多的城市在这样做。
与此同时，浏阳也还有自己铁锁锁车对付违章停车的土政策。
这显然是个不能上桌面的粗鲁政策，如果你想尝试用物权法和程序正义 来抗辩，那就像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笑话。
往往是这种粗鲁的土政策，直接而有效。
而中国语境下的体制内官民等诸人，也往往喜欢并习惯于这种类似的铁腕政策。
从仇和、王立军等官僚的行事风格来看，基本也是如此。
这个人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点勇气。
十年前我服务过的《21世纪环球》报道，曾经以大篇幅报道过浏阳的政务改革；五六年前，浏阳曾经出台过新任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迄今仍然是含江苏沭阳、浙江慈溪、新疆阿勒泰等地在内国内少数几家试水财产公示的县市。
浏阳“有限公开”的做法，尽管依循的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的保守原则，勇气依然可嘉。
最后需要说的是，在我所关心的负面新闻上，这个人有着非常靠谱的直觉与相对准确的判断。
危机公关之迅疾高效，和我所熟悉的中部西部诸多颟顸笨拙的县级市政权来比较，不可同日而语。
触角灵敏，反应迅捷，资源到位，善后亦无懈可击。
多年前我曾听一位官员跟我讲述一次涉及浏阳上市公司负面新闻的应对，讲他如何漏夜进京，如何直闯台长办公室，如何成功铲掉片子等。
不评及事实本身的对错，也不论这种做法的合理与否，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这个人身段柔软，技法纯熟，跌宕起伏，叹为观止。
我常常想，如果把浏阳的宣传部长放在中宣部长的位置上，那么市场化媒体人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
如果要总结一下，一个眼界开阔、反应灵敏、行动高效、身段柔软、高度务实的政府，与一个中西部地区不少颟顸蠢笨，不知所云的政府来比较，前者多少还是要值得期许一些。
但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总归会有隐忧。
隐忧在哪里？在它过于务实的实用主义。
在它急于求成甚至过于自信的无所不能。
能看出效果的它才会做，一时半会儿看不到的，它没有动力做。
在于它重物质层面，轻精神层面。
比如谭嗣同墓在距城区几十公里外的牛石乡，一路几乎没有任何路牌指引。
也许浏阳的管理者认为，在不少青年人心里十分看重的谭墓，远不如城区的“大夫第”含金量高。
在于它重立竿见影，轻日积月累。
如城市软硬件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和平江等相邻区县比或较发达，距发达地区仍有不小距离。
浏阳梦 写到这里的时候，想起十年前的天涯社区关天茶社，以前成都大学教师王怡那篇名文肇始，我的朋友们纷纷撰写同题作文《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环境污染，大规模拆迁，官吏横行不法，乡村凋敝，民风不古等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各地大同小异。
这个“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系列，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描摹。
我的故乡浏阳，自然也不会例外。
浏阳飞速扩张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永远持续。
当步伐慢下来的时候，问题或许会暴露更多，解决的迫切程度也会急遽提升。
故乡电视台来电采访，问我上篇提到的“浏阳正在酝酿着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的理解是，这座城市或许已有不错的基础，但还应有可以期许的未来。
未来的浏阳，不应当只是中部崛起的县域经济样板，还应当是城市的软件与硬件都能进行精细化管理的宜居小城市样板。
像欧美的一些中小城市一样，规模不要大，市容干净，环境清静，有秩序，有法治，同时又有活力，有梦想；文化开放多元，气氛包容宽松，让人活得自在，住得舒服，做事踏实而细致，心态平和而从容；无论城乡，无论官民，人们彼此可以信任，不像陈丹青说的那样长着一副经常被人欺负的脸或者总想欺负人的脸，也没有暴发户 的神采，没有穷怕了的猴急；不需要总想着去北上广这样的地方，也不需要总想着移民去国外，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就在这块土地上幸福生活，快乐繁衍。
我觉得这才是浏阳自己的价值观。
这是我的浏阳梦。
石扉客 2013年2月21日星期
四，韶关乳源 作者博客： （石扉客，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都周刊》编委、《博客天下》主编，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业界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
） 石咏琦：北京饭局背后 博文地址： 2014-03-0218:33:09|浏览185497次|评论12条 林总放下手上的电话，笑呵呵地对一旁的小秘说：告诉我老婆今天晚上有个“局”，不回去吃饭了。
小秘嗲声嗲气地问，在哪儿办呀？可不可以带上我？林总故装神秘地说，在一个会馆，你没去过的。
停了几秒，又瞅了她一眼说，想去还不赶快去换件衣服。
小秘欢天喜地地换上一套绝对露胸线的晚装，挎着林总的手腕就往外头飞去。
纵横两岸商场这么多年，林总心知肚明，今天的会馆来的可不是等闲人。
这个会馆，位于鸟巢附近的一个水岸边，可以说是“林深不知处”。
来电邀他的是熟人，但是不告诉他到底有哪些人。
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猜想，晚上肯定有大腕儿级别的人物出场。
为了给自己添子弹，带着年轻貌美、能言善道，又会见风转舵，并且从不酒后失态的小秘，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北京的“局”，绝对不会是没事来找人吃个闲饭，被电召的，最差也是个陪客。
而且，主人还不一定是付账的人。
经常是主人有事才组这个“局”，或者他要宴请什么人，然后找一个人来埋单。
埋单的多半是商人，主人也许是“单位”里的官员，也许只是出个头。
“局”外人很难有机会进到“局”里头，就连女眷进去，也会被认清楚：您，是跟着哪个头家来的？ 有一本《北京饭局》描写北京人晚上吃饭的这一套饭局：在东边的叫作“东局”，西边的叫作“西局”。
这里面还分“男局”和“女 局”，当然也少不了粉味儿的。
“饭局”的地点不重要，吃完饭谁也不记得了。
不过，有哪些人参加才重要，所以接到电话，只要问一句“有哪些人”，下一句就是：把地点发过来。
然后，按照简讯到时候去就对了。
到了现场，自然明白今天这个局是怎么回事。
最近“上面”抓得严，北京的会馆多半呈半歇业状态。
“三公”经费一旦没了影儿，公款吃喝就得收敛许多。
然而，熟门熟路的吃客，照样找得到该去的地方，什么艺术家画廊、古典音乐厅、养生先贤馆，还有很多高档的境外商人常去的会所，那不都还是灯红酒绿地继续经营。
有门道的人，只要看看会所前面停的是哪个字头车牌的轿车，就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出：今天晚上来的是哪些武林高手或者绿林大汉。
无论什么“局”，北京的宴席上都一定会有“官员”，哪怕是个“装家”（装成是个官员，事实上只是个大单位里的芝麻官），主人也会很盛情地请来说说大话。
宴席上还有很多“托儿”专门说自己有多大能耐，有事请托都靠他们，其实就是白手套。
“局”上也许还有些女的，这些人有的是家属、秘书助理，还有的是来认“干爹”的。
北京饭局上很少有人交换名片，就算是交换，那张名片也不太管用，除非彼此将来有利用价值（所谓的项目合作），名片都只是虚晃一招而已。
当然，真正的老友相聚不在此列，那也完全不必交换名片。
或者，大家谈得好，对方说忘了带名片，就给你用张小纸片写个手机号码，也别当真。
等明天酒醒了打过去，也许对方就不认得你，或者电话根本就不对。
2013年2月26日，《北京晚报》曾引用检察机关司法人员的话说，隐秘性和缺乏监管使各类会所成为腐败的高发场所，与会所相关的腐 败已成为一种新型腐败方式。
这篇名为《揭秘北京会所》的专文还描述：这里有的是以鸡尾酒杯盛装的紫藤、蔬菜和鱼子沙拉开场，佐以剔透水晶盘里漂着紫藤花瓣的乌鱼蛋羹，接着是慈禧老佛爷常吃的紫藤花绣球、鳕鱼狮子头，以及她最爱的那道用鸡蓉吊高汤而成的毫无油腻的开水白菜，主食辅以当年隆裕皇后唤回光绪皇帝之心的光绪小米粥。
价钱呢？入会费是二十万人民币，然后每个项目另外买卡，养生、保健、美容、滋补应有尽有，全部享用那就得超过百万。
像林总这一号的人物，手上经常有个十张八张的会员卡。
来到这个“局”，见猎心喜的时候，随手就奉上一张。
这种美好的善意，透过小秘传达，神不知鬼不觉，往后见到大款就不难了。
大家有了相会的地点，他，只要按图索骥地往上加码就可以。
高档的会所，很放心，没有杂人，虽然人均消费五千以上是正常，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谁会把钱放在心上呢？贴心的服务员在大门口就会把车牌给遮好，就算有明察暗访的，也绝对甭担心会“露馅儿”。
四川的《廉政瞭望》，在2014年第三期的封面故事《官饭的学问》中也明确指出：饭局，在官场上一直为人所重视，吃饭在官场上也历来有学问，重点就在这个“局”而非“饭”上。
官员每天都要应付许多执政难题，在上下级之间穿梭，在公众权益和行政执法之间找契合点，有官员表示，要在吃喝中得到放松和舒缓压力。
还有，不少人是想一探饭局的游戏规则，以期许自己能够在饭局上如鱼得水，当然更怕自己出局。
人脉是种投资。
中国商人花钱花在刀口上，绝对不会虚掷。
商务款待在某种层次上就是一种社交的艺术，不但要使得商务能够拓展成 功，还要宾主尽欢。
多年从事国际贸易的台湾宇乔负责人罗月秋小姐，就举了个例子说明这种接待的关系，国外大型采买公司的业务人员来台的时候，她不仅是招待周到，帮他们支付了旅馆住宿，最后连发票都送给他们带回去，还可以照实核销。
这种款待相信大家心照不宣，都可以明白当事者的诚心诚意。
2014年2月28日，北京《新京报》报道，在检查过37家私人会所和高档娱乐场所后，有6家场所已关闭或正在清退，11家停业整顿，其余的改为“大众菜”继续经营。
这些挂着“停业调整”的会所，当然不是林总去的那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找个“局”内人才知道的地方，那也不是什么难事。
有需求，自然有供应。
否则，经济学理论，怎么写下去？ 作者博客： （石咏琦，海峡两岸著名培训师、作家。
） 姚树洁：中国人不能瞧不起中国人 博文地址： 2014-04-11
23:04:01|浏览60015次|评论36条 今天早上同事打来电话，说的一些话，让我感触颇深。
这是一位在英国的非常优秀的同事，能干，聪明，会做事，她承担着在中国大学里建立一个学院的责任。
外国人在中国办事情，不信任中国人当领导，所以一般派些二流水平的非中国人担任主要领导职位，而有本事的华人一般只能充当配角。
这其实不能完全怪外国人有种族歧视，而是怪国人看不起国人。
外国人到中国办大学，真正好的老师，愿意长期工作下去的老师，大多数是在国外比较优秀的华裔学者，想回到自己的家园，服务自己的国家。
可是，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并没有认识他们的聪明才智，而只是认外国人的“外国脸”。
也就是说，一张脸胜过读八斗书。
我的朋友明明是学术带头人和主要领导，可是，每次开家长会，家长和学生都奔向她的下属。
这些下属，是我的朋友招来当助理的，只是有一张“白”脸孔而已，就能够吸引中国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我以前也听许多从国外回到国内工作的中国朋友说类似的事情，不过，这次从我最接近的同事嘴里听到这件事，加上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内情，才真正地感到这个问题确实严重。
要知道，在入学的时候，家长是以这个学院有多少“白人”来判断该不该入学，而不是判断这个学院有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在那里任教。
就连“白”脸孔在中国找女朋友也是这样。
只要是洋的东西，就能吸引国人。
有人老说，国人非常崇洋媚外，我一直不相信，因为我确实没有切肤之痛。
不过，多年来的观察，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始终是国人的纠结。
中国发展了，有些人开始膨胀，自以为是，这是不对的。
不过，盲目崇拜，不分优劣，却是更加不应该。
假如国人有朝一日能够看得起自己人，洋人就不会那么片面了。
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客观评价自己人的标准，既不要盲目尊大，也不要自己人瞧不起自己人。
要知道，在你瞧不起自己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国人也会瞧不起你呢？ 如果想到了这一层，你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自尊和自爱精神。
如果连自己的国人都不屑一顾，你自己哪有什么自尊和自信可言？ 物质生活改变了，中国人在变聪明。
我今天走在西部一个国家重点大学的校园里，意外地见到了原来在英国认识的一位年轻才俊，他被这所大学当作“百人计划”引进来。
年薪20万元人民币，外加20万元安家费，2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他的妻子在英国读了硕士，也一同被“挖”到同一个大学的外事部门工作。
在我眼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这样优秀的国外名校博士后愿意回国工作，而且实际收入水平和待遇，不亚于在英国，实在是令人 高兴的事。
这位同学拿的20万元安家费，刚好可以买到大学配给的一套120平方米的学校集资房，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待遇。
我还发现，现在国家有钱了，不惜血本，就是想通过各种人才引进渠道，从国外把那些最优秀的学者引进来。
那位同学见到我在这个学校里散步，惊讶得不得了。
他说：“姚老师，怎么是你啊？我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你，这不是做梦吧？” 我看他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
当他说在2009年的全英博士论坛上，见过我做主旨讲话，还提起他的导师名字的时候，我才想起了他。
我于是也很激动，立马关心他的工作和在国内习不习惯的事情。
他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安慰和惊讶：“姚老师，我很满意。
回来前一直想留在国外，回来一年半了，现在要我回去英国，我绝对不干了。
国内变化很大，包括工资收入，再加上我们搞建筑的外快和科研经费不错，生活费却很便宜。
我们已经有了两套房子，在学院里还租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主要是为了上班方便。
” 我说：“天啊，你才30岁出头，就是大地主了。
”他笑了一笑，露出满意的神采。
中国的崛起，不是金钱的崛起，而是人才和理念的崛起。
老百姓的日子还比较苦，国家和大学愿意花重金挖海外高层次人才，是国家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所布下的棋子。
国人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观念。
其实，国人之中，人才是非常丰富的，把这些人才用好了，连带一批一批的人才成长，中国就有希望了，而且，会很有希望的。
当然，一个近14亿人口国家的最终崛起，路还非常漫长，需要无数的仁人志士，包括广大的老百姓，对自己要有信心，对民族和国家要有信心。
中国走向全面崛起，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作者博客：/ （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著名华人经济学家。
） 彭玉宇：朋友从美国带给我的礼物 博文地址： 2014-06-0414:19:35|浏览177901次|评论94条 朋友从美国给我带回来一件T恤，颜色、质地、款式我都喜欢。
一看价格为45美元，我有点儿乐，因为同品牌在国内价格肯定在千元以上。
还有让人更乐的，衣服里边用英语清楚地标明“中国制造”。
从美国带回一件中国生产的东西，现在已经十分平常，常听说有这回事儿。
这个一点儿也不奇怪，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连苹果手机都是中国人组装的，更甭说衣服这类技术含量并不高的东西了。
关税加运费加销售成本，卖价居然比国内产地还便宜，这还不考虑美国人挣的钱跟中国人挣的钱比价多少的因素呢，因而我有点意外，但这却是真的。
都说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因为中国人出去都成了购物狂。
你若跟人说你挣一千美元，我只挣两千人民币，一换算还差得远呀，不过马上会有人说人民币购买力强什么的。
总之，不承认有钱，别人就是不乐意，于是中美经济总量比较的时候有人拿“购买力”说事，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也拿这个说事儿……说得多了连俺们自己也有些陶陶然。
可看一件衣服的价钱，45美元的购买力已经超过了1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所以就会知道，人民币购买力比美元强这类说辞基本是瞎话或者说自欺欺人。
事情到此仍不算完，我满意朋友带给我的衣服也不仅仅是因为品牌，而是这衣服跟国内同款衣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像我们常常买到的不管内衣外衣的领子内侧都有一块大小不一的标牌。
说实话，衣服的商标是一个困扰我多时的问题，在我印象中，不管什么衣服，标牌总是必不可少。
而且不管主料质地是什么，衣服商标牌子一定是化纤布料，穿在身上总觉得有人在用一把小毛刷不停地刷你的后脖颈儿，尤其是天热出了点汗更是难受至极，生生地就像有条毛毛虫在身上爬来爬去。
于是我买衣服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商标，令人不解的是，越是没名气的衣服商标缝得越是牢实，越是品牌不响的衣服标牌越多，除了衣领，左腋下端还会有一到两块。
拆起来可费劲儿了，有时候剪刀刻刀镊子齐上往往还搞得满头大汗，新买的衣服领子经常被我弄出个破洞来，于是一边剪就会一边十分热情奔放地问候生产衣服的厂长他妈妈。
跟朋友交流，似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是共同的，难道制衣厂厂长不穿内衣？显然不会如此。
他们一定晓得好好的衣服上面缝一块化纤布让人皮肤难受，因为给美国人做的衣服就没有这么一块烦人的东西。
其实改进衣服商标并不是件需要“创新”的事情，如果像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衣服那样只是印上商标岂不是还节省了商标布料？就算“内外有别”要保证跟出口服装有所区别，换一块软乎些的棉质丝质布料似乎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而感觉就会截然不同。
为什么服装厂对此熟视无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也不愿意考虑这种小事。
都说细节决定成败，估计所有上点路子的企业家都知道这句话，但面对衣服领子上一块小小商标的问题，很多厂家就没想到要改进一下。
说轻一点是对消费者的诉求不放在心上，说重一些恐怕就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严重缺乏创新能力的表现。
应该说，做现代样式的内衣衬衫甚或大部分服装，我们都是学人家的，缝上商标大约也是学习来的结果，于是就一直沿袭下来了。
既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也就习以为常，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很多事情大都如是。
作者博客：（彭玉宇，知名博主。
） 叶檀：要多少钱体面养老？ 博文地址： 2014-06-2600:13:16|浏览435136次|评论187条 总人口中老人比重增加，如果经济结构无法调整提升效率，未来多数老年人口无法体面养老，而中高收入群体则会将一生积蓄用于养老。
2013年6月13日，联合国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从现在的71.62亿人，增长到95.5亿人。
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滑，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3.85亿人，与现在相近。
到205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比2005年减少30%，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7%，下降到2050年的57%，也即7.89亿人。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数据，200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占总人口数量的12.5%，人数已达1.6714亿人，2013年达到2亿人。
据传毛大庆先生的内部发言，2028～2033年间，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会达到3.9亿～4.4亿，我们取大数4亿，60岁以上人口，会在2033年左右出现，再过20年左右，老人群体将比现在更为庞大。
与农业时代多数老人没有财富靠家庭养老不同，这一辈老人拥有资产与积蓄，但他们的积蓄将如同冰山在艳阳下融化，未来涉及养老的一切服务都将处于上涨通道，从护工、老年医院到养老公寓。
进入市场化的老年公寓需要一笔初始投资，目前政府补贴的养老院根本不敷所需，而社区养老院多数状况极差，无法满足老人养老所需。
市场咨询服务机构同策咨询研究部的数据显示，预计2015年全国 城市商业化养老机构的潜在需求为可自理老人床位数174万～185万张，需要护理老人床位数为30万～32万张。
如果按现有标准，单一养老项目最优化床位数为400张计算，意味着未来3年市场上将需要新建设至少4500个养老项目。
以2013年年底价格论，绿城在乌镇的养老项目，出售的是70年产权的精装修住宅，户型包括72、90、128平方米三种，12500元/平方米，拎包入住。
畅销的90平方米住房售价112.5万元（不计税费），物业费3.5元/平方米/月，90平方米为每月315元；享受老年教育、健身服务等，另外计费；如果需要专业护工，与月嫂一样高昂，一月工资8000元左右，并且每年随行就市，还会上升。
万科在杭州大盘良渚文化村里做的养老组团，预计2015年3月交付，在售的有75、100、110平方米三种，均价16000元/平方米。
项目拥有30年使用权，每个月可根据需求定制个性化服务，服务费用每月2500～3200元不等。
也就是说，购入养老公寓，或者拥有使用权，门槛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需要人性化服务另外收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月费用翻倍。
以保守的每月3000元计，年工资增长10%左右，5年后就会增长到每月4432元，20年后则上升到2万多，则还是老人没有失能的情况下；一旦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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