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czrbfkb@责任编辑：赵之电话：2356773传真：2265261 ２００9年7月15日星期
三 乡村是许多人的乡愁，一寻根便能寻到故土。
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们有无乡愁?
他们又到何方去寻找自己的根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城市功能萎缩退化的现状。
大尺度的建筑物正在缩小人的存在。
在都市里，悠闲晃荡的马车、驴子的喷嚏与汽车恐龙时代的场景是格格不入的，它们属于枣树、槐树、海棠，适合在青灰色四合院的底色上活动并生动着。
小商贩是这个时代的非法交易者，他们仿佛盛世广场上的小丑，调 城市与乡愁 徐睿 侃着规划整齐的市容。
对每一个农村人而言，“到城里去” 是一个绝对的诱惑，甚至可以成为整个生命的原动力。
因为那意味着身份的改变，当然还有命运的好转。
城市是什么?
城市是机会，城市是财富和丰富多变的生活。
没有人把城市当作家园。
家园是一个安详的所在，需要精心维护，同时也安放你的身心。
城市仅仅作为一个奋斗的战场，一个博取名利的江湖，当然也是寄生虫游弋的海洋。
获取是人们对城 市的态度，城市也能够满足人们的获取愿望。
在这样的约定中，旧城市相继消失，新生的城市是更加符合人们需要的欲望之都。
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的看法，天然地带有伐木工的眼光。
他们以为斧锯所到之处，多余的枝叶纷纷落下，就是妨碍通行的参天巨树也得乖乖地倒下。
他们强硬的目光删除着在他们看来是多余的一切东西。
道路要直，马路要宽，交易要进市场，一切买卖都须批准。
在这样的原则下，城市已经不存在无人管辖的角 落，一草一木都得接受生存许可证才能活下来。
被称为“城市之声”的小商小贩们就成了猫鼠游戏中的弱者，暮色苍茫时分，他们踏着机动车进城，就着月光或烛光销售自己的产品，从桃李瓜果到拖鞋扫把，他们为了交易的结果———获取金钱，压低了嗓门，佝偻了身躯，眼睛和耳朵里装满了雷达，在城市中他们恍若惊弓之鸟，讨价还价成了他们所剩不多的乐趣。
而城里人的居高临下，又使其中的乐趣大打折扣。
城里人已经不习惯跟他们打交道，总觉得他们的东西来路不明，觉得他们的秤和砣一样可疑。
事实上，城市已经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在和城管们日趋升级的争斗中越来越没有胜利的可能。
在没有乡愁的城市人眼里，小商小贩就是和谐生活里跑调的二胡，当钢琴声流水般地倾泄在城市美丽的上空时，又有谁还需要乡村闲间里民间艺人的演奏呢?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支短工大军，多为异乡客，以肩挑背驮谋生，重庆称“棒棒军”，武汉叫“扁担”，他们属于农民工打工阶层中最艰辛的一类。
短工多在货场、车站、进出货频繁的商铺一带等活，散乱地或蹲或坐，两眼却时刻留神可能出现的雇主，也有席地围坐打牌“混时间”的，但一旦发现目标，都一窝蜂拥上来。
经过雇主的“挑肥拣瘦”，挑上的自然高兴，落选的亦不气馁：在这个圈子里，彼此兄弟，早晚都有机会。
短工过剩———用我们老板（凡事须亲力亲为的小老板）的话说“，满大街都是，随手一抓一大把。
”所以谈价时雇主把力资压得很低。
短工虽然大度地表示“：来得去得”就行，实际锱铢必较，结算时少给一角钱也不依的———血汗钱挣来不容易。
一般而言，短工都老实本份，工钱说定，便踏踏实实做 城市的过客 苗连贵 活；也有吃过亏而变得刁滑的，逮机会叫老板破费一点，譬如遇到急件或跟车外出，讲价时，他不明言钱少，活做到一半，他开始“磨洋工”，逼老板加钱。
老板如果一毛不拔，吃亏的终是自己。
但敢与老板斗心术的少，老板毕竟是强势，短工有时明知吃亏也得做，好在力气有的是。
老板和短工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
有的短工聪明，他不计较一得之利，而是谋求与某个老板长期合作。
工钱不争多论少，依老板的“一口价”，而且做事敬 业，表现廉洁。
我们老板就用过这样一个短工，一次，叫他单独送货，验货时发现多了两袋卫生纸，他满可以拿回住处自用或卖钱，但他却如数交回库房。
还有一次，业务员都不在家，老板临时抓他的差，叫他去结一笔小账，他收的是现金，回来一核对，分文不爽，从此得到老板的信任，成为公司的“编外员工”。
短工不限于只为老板们服务，我们平日的生活有时也要借他一臂之力。
那天我买了一台饮水机，不算重，但要拿到高在顶 楼的居所却有些吃力。
天色已晚，遇到一个过路的小短工，我把这笔生意“照顾”给了他，但声明力资不能多要。
他二话不说，扛起饮水机，似乎嫌轻，顺手把我买的菜也拿在手里，跟着我到楼下，嗖嗖地上楼，快得像猴子。
他开价5元，我给了他6元，他推让了一下，喜出望外而去。
因为有了搬家公司，过去我们视为重负的搬家，现在已轻松不少，那些穿红、蓝马夹的搬运工，原本都是短工。
我常想，偌大一个城市，这些挑呀、扛的事，如果不是短工，谁做？短工多是农村来的，他们最终要回到农村去。
城里有需要他们做的事，但没有他们立足的位置（至少目前），他们是城市的过客，但已构成城市链条的一环，如果缺少这一环，城市在某些方面就可能停转。
或许，有朝一日他们不再是过客，也能成为城市的主人？ 体贴不露痕 杨梅 小时候，我们一家住在爸爸所在学校的教师家属大院里，左邻右舍往来甚密，哪家种的葡萄熟了，便会挨家挨户地送上一串；谁家外地来亲戚捎来了土特产，东西不多，但每家每户都要分上一点……那时，每家的生活虽不富裕，但是邻里之间都相互关心体贴，大院里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我家隔壁，住着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叫小青的女孩，她父母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离世了，只能和奶奶在一起生活。
小青奶奶没有生活来源，一老一小的生活很艰难。
邻居中虽很少有人开口表示关切，但都会委婉地送上一些吃的用的。
大家怕给奶奶带来负担，于是想出种种理由作借口。
妈妈每次做好吃的，总是多装出一大碗，让我给隔壁奶奶家端去，出门前，妈妈总是对我说：“告诉奶奶，妈妈做多了吃不了，让奶奶帮忙吃掉。
”当时，我不解地问妈妈：“妈妈，您不是特意多做些，留给奶奶和小青妹妹吃的吗?
”妈妈笑着说：“傻丫头，如果那么说，奶奶该过意不去了，要想关心体贴一个人，应让她察觉不到，要不露痕迹，那才是真正的关心，真正的体贴!
”我恍然大悟。
小青奶奶也不开口致谢，每天早早起来，清扫大院的卫生，谁家大人出去办事，孩子没人管，奶奶便给接到家里照看。
后来我去了外地读大学，家也搬进了楼房，可我始终怀念着大院里的生活。
“不露痕迹的体贴，才是真正的体贴。
”妈妈的话，我铭记至今。
人生需压缩 邓耀华 窗外正下着小雨，我零乱地敲打着键盘，正为一篇约稿“绞尽脑汁”。
春雨的淅沥声与键盘的滴嗒声，交汇成一首美妙的歌谣。
不知何时，雨声渐弱，我的文章也顺利“竣工”。
我连忙把文章发到编辑的邮箱，心里像雨后的彩虹一样，充满光彩。
突然，我想起当美编的妹妹中午曾来电求救，说她急需大量有关云南风土人情的相片。
于是，我马上打开电脑，找出刚从云南采风时照的相片，轻轻一点打包压缩，上百张的照片瞬间像被“拧”成一块，然后把它们发到妹妹的邮箱。
当我操作完后，陷入思索，不禁对当今的科技发出感叹和惊讶，那么多的相片居然瞬间被压缩成一个书样的图标。
顿时，使我想起另一件事。
那是一个晚上，我的大学同学约我去喝酒，原因是他事业受到重创，被人解雇了，心绪异常痛苦和失落。
他与我痛诉他不幸的童年，怨艾他总是失败的主角，迷惘的他总找不到付出与成功的等式，颓废的他只会借酒治疗伤害。
之后，他像触礁翻沉的船一样，变得无所事事，最后竟然走上犯罪的路上，抱憾终身。
这两件事，使我的人生观产生一个强烈的反差：简单与沉重。
人生在世，痛苦与失败阡陌交错。
很多人遇到荆棘坎坷时，只会抱着怨恨痛苦出行；遇到天意弄人时，只会枕着彷徨难以入睡；遇到凌辱委屈时，只会扛着叹息沉沦意志。
曾有一项这样的调查，说现在的人变得越来越重，那不是生活上富足的“重”，而是说人的心灵负荷变得越来越重，重得让人无法喘息，重得迷惑人的清醒，甚至重得令人自取灭亡。
然而，就是没人会想到，人生也可以利用相片压缩的道理，让人生的痛苦、失败、不幸、困难、坎坷、荆棘、怨恨、惘然，如一张张相片，通过压缩让心灵释放更多的空间，这样人的心灵就会变得宽阔，变得轻松，从而人生就会重现真正的快乐。
生活中，上百张的相片都能轻易被压缩，难道人生中的这些“相片”就不可以吗？ 敏锐的枪手们 吴伟衢摄 傍晚时分，我时常到妻子负责的商店里帮忙。
商店在街道的中部，正对着几个建筑工地，所以，每到傍晚，都会有许多民工来买香烟。
妻子总是会进许多“绿芒果”、“沙河”、或是“飞马”之类的低档 烟，但供不应求，都被民工买走了。
有时，他们还会在商店里挤成一堆。
因为别处不卖这种利润极低的香烟。
然而，忽然有一天这种烟没了。
据说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不再供应了，最次的也两块五一包啦。
于是，我看到了他们失望的神情。
“真没了？”他们眼里是那种极不信任又满怀希望的光芒。
我说：“真没了，就吸两块五的吧。
”他们说：“吸不起。
”继而便拖着疲倦的身子朝别处走去，我说：“老乡，别找了，这满街上连两块五的也就这儿有了。
”他们不信，依然向远处走去。
这时候，桔黄色的路灯亮了起来，一些时髦的太太和小姐们牵着小狗在街上散步，她们身上还散 没理由奢侈 茹喜斌 发着香水的味道。
当她们和民工相遇时会皱一下眉头，甚至捂一下鼻子。
那一刻，我心里是些说不出的滋味。
我知道他们还会回来。
他们只身在外，或许唯一能排解心绪的就是这烟了。
他们回来了，只是有些沮丧，然后非常心疼地掏出钱来，虽是皱皱巴巴的，但给你时还会再恋恋不舍地看几眼。
他们拿了烟走时会说一句：“唉———吸不起了。
”吸不起了，但商店里有很多高档烟，一个很帅的男人说：“一条‘玉溪’。
”一条 玉溪二百四十块，眼都不带眨的。
我们心里该是怎样的感慨？ 那天我对妻子说：“我们没理由奢侈。
”妻子听了一头雾水。
但我心里明白，那些民工让我看到了社会的差别。
往日我总是感到生活很不如意，因为我不高官也不厚禄，我对生活的现状很不满意也不甘心。
然而，在和民工打交道的日子里，我忽然觉得我是多么幸运，又是多么地体面和富足啊。
比如这天热了，我想买名牌的T恤、名牌的衬衣和名牌的皮凉鞋，但是，当我现在把目光投向这些东西时，心里竟有了隐隐的疼痛。
继而，即使在消费挣来工资时，心中也有了些不安。
妻子说我神经病，这很有可能。
我无法改变民工的地位，连我表哥表弟都帮不上什么，我的不安充其量是一种同情和怜悯，于他们根本没什么作用，我只是突然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他们的艰辛之上的呀，想想这些民工，我们有什么理由奢侈呢？ 一次例行的班级演讲。
他，站在讲台上，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一个岛屿上生活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动物，一天，突发的灾难使得它们不得不逃往另一个小岛。
连接两个岛的是一座桥，几只猛兽占着自己的优势，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大桥，安全抵达小岛，然后，桥梁被后面越来越多的动物挤垮、坍塌，动物们落到海里，淹死了…… 他继续说：初中毕业后，一向厌恶读书的他就去打工，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有一次，到一家洋餐厅面试，同时参加面试的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考官问他们：“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他答：“初中。
”另一个人回答：“高中。
”人家直接录用了那个高中生，而将他晾在一旁不予理睬，这给了他巨大的打击。
后来，他到家电维修部做学徒，学了几个月后，自己认为技术都掌握了，可第一次小试牛刀，就将顾客送修的一个电磁炉由小毛病修成大毛病，最后“不治身亡”，害得他师傅名声受损，不断赔礼道 从睡虫 到猛兽 李建珍 歉，而他，也异常内疚，终于感觉学习知识的重要，于是重返校园…… 按常理，明白“知识就是力量”的他回到校园后应该如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同学那样以十倍的精力投入学习，而他没有。
我清晰地记得，职一入学，他是一个标准的“睡虫”———常迟到旷课，那是在宿舍睡觉，因为对学习没有半点兴趣；即便到班级上课也伏桌睡觉，理由是晚上睡不好，睡不够。
第一轮演讲，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而座号靠前的他却等到最后才迫不得已“压轴”了一次。
半年后，第二轮演 讲，他拖延了数日，也站了出来，说的是他家乡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表达了希望自己能够改变现状的心声。
当时，我和很多学生一样很吃惊，没有想到他竟还有这样的抱负。
这一次，是第三轮演讲。
在此期间他的变化惊人，对学习没有太多兴趣的他尽量不旷课，在课堂上，也会努力去听课，去学习，去思考回答问题…… 演讲的末了，他用简朴的语言总结道：“现在，那些拥有强大知识和能力的人是猛兽，而我还只是小动物，但我不想成为被挤倒、淹死的小动物，我要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只猛兽。
” 听了他的话，我抑制不住激动。
过往的很多例子表明：中职的学生，很多都是“睡虫”。
如果，能够像他这般，用一年半载的时间去苏醒———从整个人生来看，这段时间并不长———只要有信心，肯努力，后面的日子完全能够让自己从容地成长为一只“猛兽”。
我相信他的这个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ｈｔｔｐ押／／ｗｗｗ．ｃｈａｏｚｈｏｕ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怀念蔡景亮先生 连春生 那天接到朋友来电，称蔡景亮兄去世。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真让人难以置信。
那个平时乐观幽默的、多管闲事的、积小善为大善的老夫子，竟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管闲事去了。
初识蔡景亮兄，是三十多年前我从海南兵团回城顶职，到工艺厂报到的时候。
那时，适逢“文革”结束，文艺界一派欣欣向荣，他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写一场。
有一次他问我的个人兴趣，当我回答说出于职业，我必须专业于机械工程，他立时觉得若有所失。
但当我接着说平时还是比较喜欢文学，他听后大喜，认为觅得一知音。
自此有空便跑去机房找我谈论文学。
他年长我二十来岁，一开始我叫他景亮叔，他可能想避讳自己的年龄，要我改称他景亮兄。
后来我们关系密切，他总是说“咱俩是忘年交”。
景亮兄似有一点迂。
刚认识时，他跟我大谈如何节约用煤。
那时每家每户所烧的七星煤炉，晚上都要多添一个煤，火才能延续到第二天。
据他说，不如第二天再来生火，就可以每天节约一个煤了。
但没有人相信他。
一次跟我一起吃饭时，突然问我，芫荽要怎样洗才能生吃。
这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没办法我只得请教他老人家。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要用“灰锰氧”(高锰酸钾)浸泡，芜荽才能洗得干净。
景亮兄是一个勤于笔耕的人，他曾经是《南方日报》和《潮州日报》的通讯员。
他善于从生活的小事之中，发现好的素材，赶几个晚上，一篇篇豆腐块文章就出来了。
他喜欢出差。
别人出差觉得很辛苦，他却再辛苦也要出去跑，抱着文人对事物的好奇心，乘出差之便，饱览祖国的大好江山。
他到浙江，自己一个人多跑了两百来里路，到雁荡山观瀑，回来写了一篇游记，把雁荡山写成人间胜景，把瀑布刻画成“黄河之水天上来”。
景亮兄是一个认真的人。
别人到北京游长城看西山红叶，看就看了，也不知红叶是不是枫叶。
他却要看个究竟，发现红叶并不是枫叶，而是“乌桕”树叶。
这样，就有一篇介绍红叶的文章问世，还纠正了前人写西山红叶之误。
他善于从一些日常大家司空见惯的事物，发现一些大道理，然后疾笔成书，于是就有了歌颂萝卜白菜的“蔬菜小品”和描写“我”和外省农 民工的《友谊》以及家庭关系的《妯娌之间》和《我的潮州公婆》。
景亮兄是一个对知识孜孜以求的人。
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无《时间简史》这本书。
据他说欧美国家的人说，没有读过《时间简史》就等于没文化。
我拿出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给他看，并告诉他说，《时间简史》是霍金继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之后的另一部天体物理学的论著。
他听后悻悻地说，为什么外国人会那样说。
他的中文功底比较厚实，外国文学就稍逊一点。
但他很乐于补课。
他常说“主雅客来勤”，总是隔三差五就到我家借书。
他借书保护得很仔细，态度很恭谦。
去年他还让我开一个外国文学书目，说是要到佛山他儿子家住，让他儿子蔡眺帮他去图书馆借。
他知道我有一套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周恩来传》，想借去看，可惜那套书我刚好带去广州的家，等我几个月后拿回来时，他已经再也看不到了。
景亮兄不是大慈善家，但他是对草根阶层极富同情心的小小乐善好施者。
当他发现小巷口被人堆了垃圾而久不搬走时，自己就掏了十元钱，请一个三轮车夫把其清理干净。
他发现附近工地的外省保管员和老婆孩子衣衫褴褛，便跑回家动员家人将剩余衣服拿来给他。
而当他知道那个保管员身体高大，又跑去找一位身材高大的陈先生，请他退下些衣物给保管员。
景亮兄也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
走在路上看到有人乱丢垃圾，他会走上前去教育教育。
凭他的年岁，大部分人都会听他的，但有时也会招来人家的奚落。
老先生可不管那些，照样我行我素，该管的还要管，毫不退让。
景亮兄很热爱咱们家乡潮州。
他对那些不太热爱家乡的潮州虚无主义者，总是争论得面红耳赤。
从他对潮州日报和其他几个潮州刊物的热爱和积极投稿就可见一斑。
难怪他去世前投给《潮州日报》的最后一篇稿件发表时，《潮州日报》特意为他的去世加了编者按。
景亮兄故去已经几个月了。
几个月来，总觉得他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
以前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真使人神伤万分。
为此献挽联曰：三宝诚信为力行，斯人已去，空流涕泪续来者；一生清贫求饱学，文章犹在，道德素养可楷模。
在挪威生活的日子 王文咏 崔恩灿在去挪威之前，是我在国内的一位非常亲密的好友。
我开玩笑地说，你的名字像韩国人，去韩国更适合你。
崔恩灿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以他的智商，我想应该很快能适应挪威。
在挪威，他看到了很多街头的艺人，有画人像的、在皮肤上刻花的、扎彩辫的……崔恩灿会拉小提琴，他就拿着一把小提琴走上了市中心的步行街。
他并没有想靠这个挣钱，只是练练手艺，当作是展示自己的才能。
很快，路人被他的琴声吸引了，有的给他送花，有的向他索要联系方法，有个懂行的毕恭毕敬地递给他100元，然后鞠躬道谢。
其实对于初来乍到的人来说，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并不是很轻松。
有次他得知一家规模很大的工厂招聘仓库管理员，便去应聘。
他介绍了自己名牌大学身份以及很多的获奖情况。
但是老板说，我虽然看到了你的这些证书，但我不了解你的实际工作能力，所以你如果愿意，就先从基层做起。
考虑到这家企业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恩灿就决定留下了。
有一天，老板要考查他，问他：如果有歹徒来公司的仓库抢劫，你会怎么办？ 恩灿毫不犹豫地说，我当然会奋不顾身地去保护公司的财产！那神情就是一副大义凛然。
他以为会得到老板的赞赏，谁知老板摇了摇头说：你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遇到歹徒抢劫，你都不许去见义勇为，也不得有任何反抗，你的职责就是按照歹徒说的去做，并记下他们的特征，然后迅速向警方报案。
恩灿不得其解，为什么老板让自己见到歹徒不许见义勇为呢？作为公司的一名员工，这似乎有违自己的职业道德啊，更何况这句话出 自老板之口。
事后，他从别的同事那里知道了原委：如果员工同歹徒搏斗受伤，按照当地的法律，老板要养他一辈子。
而如果真的被抢劫了，公司买了保险，会获得赔偿。
恩灿说，那，警察的作用在挪威是很大的了?
他的同事笑了笑，说，你是纳税人，理所当然受到全方位的保护，如果你报警后，仍然受到伤害，出警的警察就得“下课”。
而且如果真的有案件发生，挪威不会像中国一样，周围聚集着很多的群众。
大家是不会有这种猎奇心理而过来围观的。
挪威社会以人为本，强调“人权”第
一，人的生命第
一，比如歹徒抢劫银行，银行职员首先考虑自己的生命问题，常常将钞票拱手相让。
街头若出现抢劫或者打架斗殴现象，警察一般不允许旁观者参与，以免受到伤害。
挪威实行的是高税收、高物价、高消费和高福利的国策。
它的社会治安情况之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可以说首屈一指。
每每和挪威人交流，他们最引以骄傲的是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幸福，社会治安的良好，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
听好友恩灿给我说起他在挪威的故事，我也觉得这确实是个神秘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