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13年4月12日星期五Tel（押010）51949390 SARS十年 主编：李芸编辑：刘畅校对：王心怡E-mail押dushu＠ 面对SARS，文学没有缺席 姻朱子峡 距2003年春天已过去整整10年了。
这个肆虐全世界36个国家的重大灾难性事件早已过去，然而小小的SARS病毒却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整个社会，包括文学。
文学历来就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危难兴邦，危难亦兴文。
SARS之后，一批批SARS题材的文学作品令我们重新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给作家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我文学观和人生观的契机。
那么这10年来，SARS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向？ 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 2003年2月15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ICU病区的护士长张积慧接到医院筹建SARS病区的命令，毅然决然地参加到抗击SARS的战争中。
她的日记也是从这天开始的。
透过日记，我们可以看到战斗在一线的白衣战士的身影，更可以感受到SARS那真实的恐怖面目。
可以说，中国SARS第一部文学创作应该是从这本《护士长日记》开始的。
接着，当板蓝根、白醋被人们疯抢时，许多作家已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他们广泛搜集素材，不顾危险深入一线采访医护人员和SARS患者，以各种角度分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记录、梳理和思考，为历史留存了弥足珍贵的关于SARS的发生、控制和救治等资料。
面对SARS，文学不能缺席。
正是这种自觉的行动，给了新世纪中国文学以希望和力量。
SARS期间，诗歌最先发出了激励的声音。
严阵、吉狄马加、高洪波、烘烛、孙泱、刘章、谭仲池、纪宇、黄宏、张子扬等大批诗人写下了动人心弦的诗篇。
让人们记住了《以一个公民的名义》、《记住》、《五月诗稿》、《天使颂》等优秀诗篇。
令人惊喜的是，SARS改变了诗人。
诗人沈浩波对此曾作如此评述：“SARS之后，那种号称纯粹的‘躲进小诗成一统’的写作是可耻的！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我们更应当是一个睁着眼睛的具有人文情怀的诗人。
” 与此同时，作为时代传声筒的报告文学也走在“抗非”文学的前列。
重要作品有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徐刚的《国难》、王宏甲的《天使之盾》，陈祖芬和金敬迈等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相关作品也颇受好评。
相比之下，小说的创作较为滞后。
优秀作品有柳建伟的《SARS危机》，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SARS病毒的长篇小说。
凸显生死主题 灾难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巨大的恐惧，还有深深的反思。
加缪在作品《鼠疫》中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
” 这话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确实，人类文明史始终伴随着疾病，也伴随着对疾病的思考与抵抗。
不容置否，SARS给很多作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流行，促使我们看到人生的残酷真相的另一面。
”作家徐坤如此说。
“SARS确实给作家带来一定的影响，最起码使很多作家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的灾难和人类的命运。
”作家阎连科在接受采访中说，“SARS促使作家们 的悲悯情怀得以扩大。
瘟疫给我们带来了苦难和死亡，而苦难与死亡恰恰是文学想要表达的两大主题。
”阎连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上。
SARS之后，他潜心于关于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丁庄梦》的创作，在这部描写生死命运的作品中，人类欲望与挣扎、苦难与救赎、逃亡与毁灭奇异地缠绕在一起。
同样关注人类生死命运的是作家毕淑敏。
十年前，她深入SARS一线采访，此后便一直沉淀着对于SARS的认识和理解。
这一沉淀便是8年。
2012年1月，当人们似乎忘了SARS时，她的作品《花冠病毒》问世。
由病毒，甚至是体制、政策、强权、人性之恶所造就的悲剧一幕幕揭开，把人们重新带回SARS事件发生后那个天灾“人祸”肆虐的世界。
“唯愿可以交代” 一场SARS改变了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从而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观和创作方向。
作家李洱原本主要着墨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创作，小小的病毒使得他把关怀的目光转向农民。
他在采访中回忆说：“SARS发生时，我住在郊区一个朋友家写作。
当时就感受到农民的痛苦和恐惧远远高于城市人。
我们的痛苦和恐惧可以通过媒体说出来，但他们的痛苦、恐惧、无奈以及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却是说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没有代言人。
”经过这番观察和思考，他开始创作底层题材《石榴树上结樱桃》。
纵观10年来的中国文学，不难发现，底层生存的叙事已成为10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贾平凹、迟子建、关仁山、刘震云、韩少功等众多作家都把他们的写作重心转向底层。
“他们的生存困境更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的命运代表着人类的命运。
”李洱说。
与此同时，探索人类生存状态的生态文学也越来越被人们关注。
正如王安忆所说：“疫情发生，我们才忽然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的生活。
” 实际上，SARS之后中国文学走向其基本核心就是更关注人，著名文学评论家马相武指出其中的一个悖论，他说：“文学似乎愈加关注人，就会愈加关注生态、环境、自然。
而事实上，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已经被全面破坏了。
因此，自然环境也好，人类命运也好，我们的关注起点、衡量标准，不幸都是十分低下的。
国内外反差大，理想和现实反差大，对于自尊心强的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
” 作家徐刚，中国生态文学第一人。
他在20多年前创作的《伐木者，醒来》一书中曾以“沙尘暴，还会再来”作为结尾。
此话，不幸言中。
SARS发生时，徐刚深入防疫前线，创作了SARS题材的报告文学《国难》。
之所以用《国难》这个书名，是因为“我们只有把SARS和别的一些灾难视为‘国难’的时候，才能从国家民族和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和调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求得和平与和谐”。
徐刚告诉笔者。
SARS之后，徐刚将忧虑的眼光投向了人类的水资源，创作了《大山水》。
这部40余万字的作品传递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密切关注，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强烈忧患。
他警醒世人：“一旦缺水和水污染的灾难同时降临，将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巨大的灾难。
” 徐刚坦诚：“我不可能还有几十年激情满怀的时光，因此，我不自豪，唯愿可以交代。
” 透过此言，也许我们可以看到SARS之后的中国文学将更以把握“时代精神”为己任。
当SARS出现在歌词里 “如果流行有罪的话，那就是病菌；如果流行无罪的话，那就是音乐。
一首励志的歌曲真的会带给你最高境界的感悟。
” 谈到SARS，著名词作家阎肃先说了这样一句话。
“但愿作曲家陈翔宇这句话，每首歌都能做到，每个人都有同感。
” “出作品最早的，可能是于文华，但是当时出作品最多最快的，我知道的就是甲丁。
”阎肃告诉记者，“他速度非常快，联系了郭峰、那英、戴玉强等很多歌手、音乐人，赶制了一批以抗击SARS为主题的歌曲。
” 在这种影响下，更多的音乐人也开始投身于这场战争中。
“特别想提到的是法国著名钢琴家菲利普·昂特蒙。
他听说中国的疫情后告诉我：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为中国人民做些事，帮助和鼓励你们渡过难关。
”后来，在他的学生、中国钢琴家许忠的联系安排下，昂特蒙在上海举办了一场露天钢琴音乐会。
阎肃回忆，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剧组在当时特殊的时刻，也发挥了他们特有的优势。
“他们率先与郁钧剑策划了‘同心抗非典———同唱一首歌’的特别节目，还专门作了一首歌，叫《凝聚几分爱》。
让央视的主持人和明星合唱，再加上节目本身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很强大的资源优势。
” “音乐是心灵上的避难所和保护伞。
”阎肃谈到，这些歌曲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足够吸引人了，也是这些歌曲当年收获成功的秘诀。
” 2003年5月，《北京青年报》编辑部收到了一首“承诺书”式的歌词。
这首名为《承诺》的歌词，正是由第一批进入SARS病房的北京420医院医生王艳琴所写下。
“随后报纸就公开为这首歌词征集谱曲，几天就征集了几十首，其中不乏知名音乐人的作品。
足可见当年‘非典’二字对音乐界的影响力。
” 歌词凝聚人心 “很多音乐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歌词有号召力。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原副主席、诗人、歌曲《十五的月亮》词作者石祥告诉记者，例如把一些战斗口号融入歌词也很常见。
“诸如‘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
因为与整个歌曲形成一种精神力量，所以至今久唱不衰。
”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歌词，战争年代、灾难中歌曲的歌词都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生死紧密联系在一起。
“群体的大我是歌词之魂，比如‘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即便是小我，也迸发出‘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 吼声，”石祥认为，SARS时期的音乐创作，旋律是其次，而歌词才是凝聚人心的制胜法宝。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歌词创作需要与时俱进。
”石祥说，歌词属于音乐文学，词曲结合在一起才成为歌曲，孤立地评选歌词和评论歌词是很难掌握科学标准的。
“SARS时期有很多优秀的歌词作品，但最终未能成曲。
可能是因为在曲子的挑选过程中，过于套用旧体。
其实作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完全套用原来的标准，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对口曲子的。
” 从“淬火”到“赶浪” 疑似病例越来越少，关于抗SARS公益歌曲的创作热情 音乐姻未本 报记 画者 刘 休止符畅 却越来越高。
SARS题材音乐 的火热，犹如一块烧红的金 属，无数的音乐人都想在这场 战争中为自己“淬火”。
由于作品过多，记者无法统计从2003年 4月以来，相继推出的抗击SARS题材歌曲名 录。
“仿佛一夜间，年轻音乐人的创作热情都 从男女情爱之中拔身而出，于是就如雨后春 笋般，随处都可听到‘抗非典公益歌曲’。
”美 声、民族、通俗、音乐评书……一时间，全国各 大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时时刻刻都有歌星在 大声唱着关于“生命”和“团结”的歌。
“从
4月到5月，短短的一个月里，100多 首打着跟SARS有关旗号的公益歌曲开始泛 滥。
这100多首歌曲中有最新创作的，也有把以 前的歌曲改一改又拿出来的。
”阎肃说，最开始 许多明星站出来，不计报酬以自己的行动为抗 击SARS出力，这些都是可喜的感人景象。
但是 到后来，SARS逐渐变为一个噱头，歌星们的跟 风和过分表演就多少让人感觉不那么舒服。
阎肃把这种行为称为“赶浪”。
“都总想着
一 下子就创作一首歌，一下子就全国流行了，一下 子就创作出奇迹。
大家都想着像春晚的《常回家 看看》一样一夜走红，但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 现在每年大概有
2万首新歌产生，电视、网络等 媒体播放的歌曲铺天盖地，让人无暇辨别好坏。
在阎肃眼里，“急于求成”四个字似乎可以概括 如今创作风气。
“SARS期间，音乐界人士和他们的音乐 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以真情、激情谱写下了动 人的旋律，唱出了激情的歌。
期待SARS十年 之际，音乐界人士能为此写下更为深刻的篇 章。
”阎肃说。
以书画的名义记录 中国文学在灾难中成长 ———访当代文艺评论家马相武 姻朱子峡 《中国科学报》：面对SARS，中国作家肩负时代责任感，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你怎么评价这次的文学创作？ 马相武：10年前的“抗非”创作，让读者再度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点：干预性、社会性、时代性、现实性。
但是，在中国的SARS疫情中，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内容。
为什么那么恐怖、壮烈？为什么那么深刻地触及社会的要害？要回答这些问题，至今也还不那么容易。
要评价SARS文学，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优秀的作品光描写恐怖和壮烈是远远不够的，还有立场问题、思考深度问题和胸怀问题。
以此为标准，有一大批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关注，比如柳建伟的长篇小说《SARS危机》、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广东作家的报告文学集《守护生命》、徐南铁的报告文学《非典的典型报告》，还有诗集《同心曲》、《众志成城的颂歌》等等。
《中国科学报》：在当年的“抗非”前沿，报告文学是最活跃最有力的文学力量。
那么，这将对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起到什么样作用？ 马相武：报告文学的表现再次验证了报告文学的中国特点，也说明报告文学在中国大有作为。
理性干预的勇气，政治意识、社会批判意识、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和战斗意识赋予作品普遍的基本的政论色彩。
报告文学的直接现实性，使得中国文学有一个坚强的社会内核。
它构成一种文学的核心价值和中国style。
在我看来，至少21世纪将延续这个特点。
《中国科学报》：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会带 来一个文学高峰。
比如说，当年的自然灾害，使得以山西的“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为生力军的作家们达到一个创作高峰，从而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飞速发展；唐山大地震也带来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引领现代文学的潮流；而1942年的大饥饿至今还成为作家们的创作题材，比如刘震云的《1942》等。
那么，这次的SARS，你认为它在历史上将会留下怎样的一笔？ 马相武：这次的SARS文学是一种灾难文学，它有记载和宣泄，有启蒙和抗争，也有思考和怀疑。
思考需要延续和深化。
我们需要提升了的灾难意识以及灾难审美深化和升华。
在中国，灾难意识始终是一种由于灾难的激发或积累，由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量变质变所带来的特殊的社 会意识。
灾难文学不应该是仅仅限于某一次灾难的描述和控诉，而应该是不断超越灾难的具有永恒文学主题的永远的文学类型。
这些都是SARS留下的文学遗产。
《中国科学报》：你怎么看待十年来中国“抗非”文学的延续性？ 马相武：在我看来，抗非文学或灾难文学需要一个文体转换过程。
这就是在一个适当时机，大量报告文学和诗歌的涌现，应该及时被大量灾难小说或SARS小说以及思辨性评论理论所代替，以便延伸、提升文学的触角和思考。
因为不幸缺少这个过程，所以“抗非”文学的不足和缺陷比较明显。
我们看到近年来疾病与文学的相关性研究和评论明显加强了。
我把它看做是灾难对于文 学的刺激，包括SARS的刺激。
这也是灾难文学的印记和成长。
《中国科学报》：关于你刚才说到的疾病和文学之间的研究，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两者的关系你能否具体谈一谈？ 马相武：疾病和文学的关系极其密切甚至带有些宿命。
投入进去看，更是如此。
古今中外，诗人作家，无一例外。
鲁迅、郁达夫、丁玲、张爱玲、茅盾、郭沫若、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主观战斗精神、手抄本、样板戏、朦胧诗、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武侠小说、网络穿越以及几乎所有20世纪作家的作品，都和广义疾病有关。
21世纪的文学，可以看做是20世纪的延伸。
鲁迅说文学起源于“吭哟吭哟”，试想，如果不难受难抑，他干吗叫喊“吭哟吭哟”？疾病和身体是有文学意义或历史意义的，是可以审美化的。
外国文学里的托马斯·曼的《魔山》、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等等都是案例。
生理和心理息息相关，生理心理疾病自然也和文学息息相关。
文学是人学，也是病学。
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疾病的历史。
无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和疾病有着与生俱来的关系。
马相武：著名文艺评论家，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长期从事当代文化研究与文艺评论，出版《21世纪文化观察》、《旋转的第四堵墙》等著作多种，出版编著十余种，发表《论文艺原创性》等学术论文多篇。
2003年4月，应广大画家的要求，经过文化部艺术司的协调，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北京画院共同发出“众志成城，战胜非典”著名美术家捐赠作品活动倡议：号召美术家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用艺术表现时代的主题，展示人类追求美好的精神和力量；用艺术驱赶恐惧，增进人们战胜SARS的信心。
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一件件画作中不乏名家佳品，不仅寄托着全国美术家奉献的爱心，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的精神力量。
这些画作有的充满着昂扬的激情，反映出不屈不挠的精神；有的是抒情写意、逸情悦性之作。
多难兴邦、逆境自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传统。
每当面临危难的时刻，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奋斗中，都能看到文艺工作者用自己的专长鼓舞士气的身影。
上图：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韩硕的《烛光》，用简练淡雅的笔墨画了5位手持红蜡烛的年轻女护士，那青春纯洁的脸庞与那肩并肩站立的身躯，仿佛是抵御病毒的城墙，营造出强烈的反差和震撼力。
中图：著名画家郁风的作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用艺术驱赶恐惧，增进人们战胜SARS的信心。
下图：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为抗击SARS的白衣战士作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