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周刊HIGHEREDUCATION 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Tel：（010）62580722 执行主编：陈彬编辑：温才妃校对：王心怡E-mail押bchen＠ 统计初次 有意义吗 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史贞军：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王建鹏：南开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每年8月31日是统计初次就业率的截止日期，据公开数据，我国高校的初次就业率已经连续14年超过70%。
这个数据每年基本持平，但与此同时，我国的高校毕业生正在经历一年比一年更严苛的“最难就业季”。
所谓初次就业率统计，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那么，我们有必要问一问，统计初次就业率究竟是为了什么？数字背后的“持平”又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初次就业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业率的统计应该由什么机构操作比较合适？ 赖德胜：从目前来看，高校公布的初次就业率还是比较准确的，全国性的数据是80%左右，像“985工程”高校的就业率会相对高一些。
由于学生就业去向多，如读研、出国、创业等，而且经常发生变化，所以，目前还只能由高校自身来做统计。
储朝晖：中国情况较为特殊，高校没有独立的招生和毕业生派遣权利，学生由政府招生，因此，政府会更加关注学生的毕业及就业情况，就业率自然就由政府统计。
但是政府统计会给各高校制造一定压力，比如一些高校就业率出现造假的问题。
所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应该由第三方进行统计，并且其结果不与高校的办学与招生刚性挂钩。
史贞军：一般的就业率统计模式是在固定的时间内，各高校通过网络形式，将各自高校的就业数据定期上报、更新到教育部的就业信息平台，再由教育部进行统一的汇总和统计，掌握毕业生就业的进展。
但初次就业率的基础数据由高校完成，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在初次就业率的统计阶段，学生一般尚未毕业离校，学校在工作中了解掌握学生的就业动态，统计比较便捷。
王建鹏：以前，统计就业率的口径比较小，包括正常就业，也包括出国、考研、灵活就业（如自由职业者）。
不过，近些年，随着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口径已经分得很细，也更科学了。
比如，有的企业让学生签实习协议，先考察学生，不直接签劳动合同。
随着就业压力的逐渐增大，企业会先选定几个候选人，在实习三个月或半年之后，再留下其中一部分人签合同，学生在这段时间里就只能算实习。
以前这种情况不算就业，现在也算了。
您认为就业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就业质量？ 储朝晖：我认为在就业率不再与学校刚性挂钩的情况下，才能反映出一定的大学办学质量与水平。
如果就业率只是在被动的压力下产生的虚假数据，从某种程度上讲，就业率高的院校，其办学水平往往较低。
史贞军：数字不能完全代表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还包括很多因素，比如学生自身的满意度、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人岗匹配度等，是一个很综合的指标，不是一两个数字能直接体现的。
只不过在现有的模式下，我们还脱离不了数据的统计方式。
但就像人民的幸福指数也不能等同于GDP一样，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数据统计是衡量就业质量的若干指标中很基础的一个指标。
王建鹏：如果是卖东西，当然要先有质，量自然就上来了。
可是对于高校来说，就业质量首先要由就业率来保障，没有一定的就业率，就业质量也将无从谈起。
高校要关注大的群体，而且确实有不少就业困难的学生，所以量要首先得到保证，然后，在保证量的情况下追求质。
您认为初次就业率对学生以及学校的就业工作是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产生的正面意义更大还是负面意义更大？ 赖德胜：初次就业率是衡量一所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评价学校办学质量、专业设置等有一定指导意义，但不能把初次就业率作为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必须辩证看待。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对就业要求高，选择了暂缓就业，准备下一年考研、出国，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如果按就业统计指标来说，这部分人无疑会拉低数据。
就业率是衡量专业设置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就业率过低的专业可能会被亮黄牌，甚至会被停止招生，但其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那些就业导向明显的专业，就业率的权重可以高些；而对于那些社会发展需要，但市场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专业，评 价其办学水平高低时就业率的权重则可以低些。
储朝晖：在其他国家，对于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往往是在学生毕业后半年，甚至1年才进行统计。
我国一毕业就统计，恰好忽视了学生寻找合适工作的过程。
因此我认为不应太过在意初次就业率的统计，而应该依据就业本身的过程，在与其相适应的情况下再来统计就业率。
除此之外，初次就业率也不应与高校招生、高校绩效刚性挂钩。
高校培养学生并不是单纯为了就业而就业，就业只是大学价值的一方面，我们如果只用“就业”这一个方面来衡量，只会让大学变得越来越没有文化内涵，缺失应具备的其他要素。
史贞军：初次就业率的统计，相当于 是高校在就业季所完成的就业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初次就业率对高校的就业工作是具有意义的。
王建鹏：其实，初次就业率早已不是新概念了。
一直以来，就业率都在被大家谈及，前几年，教育部发布的一个文件开始关注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情况，要求学校也要关注学生就业的追踪，因此才提到了初次就业率。
也正是凭着后面的追踪就业率，这件事情才变得更加科学。
以前只谈初次就业率，学生毕业后与学校就没有关系了。
现在不仅有初次就业率，还有半年后的就业率，这让我们意识到学生毕业后，还是要做好他们的就业服务工作。
这项工作以前主要是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来承担，现在高校也要承担相应任务，因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了解人社局的工作。
我觉得，正面意义肯定是更大了。
针对有些高校就业率“掺水”的现象，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曾发布文件，禁止就业率造假，您觉得政府禁令是否能起到理想中的作用？ 赖德胜：只要一件事被过分强调，就容易产生滋生造假的可能。
因此，应辩证地看待就业率作为衡量高校办学质量的依据。
如果政府过分强调其重要性，实行一票否决，高校就可能出现造假行为。
大学造假是一件很恶劣的事情，因为大学本身是育人的场所，自身造假会对育人产生不良影响。
要禁止就业率方面的造假行为，除明确要求外，可以通过抽检来甄别、核实数据的准确性。
教育部现在不仅要求高校公布就业率，还要求公布就业质量报告。
高校数据的准确性可以通过第三方，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检，让第三方机构向毕业生核实准确率。
储朝晖：我国之所以会出现就业率造假的现象，正是因为就业率统计与就业过程存在着不相一致的地方。
学校被迫造假，造成了上报数据不可信的问题。
在一定程 度上，政府的禁令反而会冲击高校办学的过程，使得一些学校放弃培养学生精神文化成人的责任，放弃大学追求人生幸福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学生就业，达到就业率而做出一些工作。
这使得大学的价值被大幅度降低，内涵也不再丰富。
因此，在我看来政府的一些禁令恰恰起到了反作用，不利于大学的健全。
史贞军：就业率统计过程中可能存在部分高校提供数据“掺水”的现象，但至少在大部分负责任的高校中，都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
至于部分学校的行为，片面追求数据上的好看，目前主管部门已经明确禁止，并要求各个高校年底公布就业质量报告，不但要看就业率数据，还要看多维度的考量标准。
王建鹏：这些文件对于高校能起到很 好的引导作用，另外也确实会有限制作用。
这些文件发下来之后，明确了“掺水”行为是严禁做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导向，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第二也是倒逼我们。
要想减少这些“掺水”现象，就要思考如何把就业率变成实打实的，这也有其规范作用。
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没有做好，就是只有禁令，而没有一个督查机制。
毕竟还是有人会打“擦边球”，如果有明确的督查机制，大家会慢慢收手。
违反禁令的人会受到什么惩罚，没有“掺水”的高校会有怎样的鼓励，都是应该明确的。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掺水”的事不一定都是学校在做，有些学生也会做。
比如有些学生毕业后并不急于就业，但又不希望这一年时间在档案中空下来，因为这会涉及之后的社保、落户等问题，所以选择“掺水”。
这部分学生的工作，对于学校来说并不好做。
在您看来，衡量一所学校就业质量高低的标准应如何设定，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赖德胜：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很多，总的来说可分为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
主观指标，如工作满意度等；客观指标，如收入水平、工作环境、就业稳定性等。
最好是能够综合主观和客观评价衡量就业质量，但这不容易界定和操作。
就业率高并非一定是就业质量高，对比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
在国外有些评价体系里，衡量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毕业三年后的收入水平，因为刚毕业时的起薪有时很难说明问题，但工作三年后，你的收入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毕业生能力和就业质量的高低。
储朝晖：对于不同大学，对其就业率的要求也应该有所差别。
对于如清华、北大这类院校不需提出就业率的要求。
而对于一些职业院校，它们侧重技能培训且专业性较强，对于这类院校可以设定就业率要求。
同时，还应改 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方式。
王建鹏：如今的一个现状是，全国没有 一个关于就业质量的统一标准。
我们查阅了很多文件，现在国家对于就业质量的评价不科学。
有些学校会拿企业的社会地位来评价学校就业质量的高低，比如有多少学生去了世界500强企业，这种现象很普遍，但不科学。
以前有一个“就业典型”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个概念我觉得很困惑，是拿到很多offer叫就业典型？还是去了世界500强企业叫就业典型？就业典型都无法衡量的话，就业质量就更没有统一标准了。
所以，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标准，要解决的问题是“培养的人是不是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具有南开特色？”“培养的人是不是符合南开的工程素质人才的培养标准？”等。
我认为，各个学校也是这样的情况。
其次，国家引导学生去西部、基层，去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去国际组织任职，去到那些需要他们发光发热的地方，这也应该是一个标准。
再次，从长远来看，学生的职业发展是不是足够好、雇主的评价高不高更重要。
后者是我们评价就业质量的标准之
一。
但是，现在的就业质量评价考虑更多的是满意度、薪酬高低、稳定度等，这并不科学。
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可以站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全国出台一个更合理的、统一的就业质量评价标准，而不是每年只让我们写一个就业质量报告，而且还不公布各校就业质量的高低。
链接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仅仅是我国政府、高校关注的话题，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备受关注。
但在就业率的统计机构及方式上，各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美国：由政府专职部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民间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这四方共同完成。
其中，政府专职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或州地区展开就业率统计工作，同样采取跟踪调查的方式。
而民间机构大多指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这些机构相比政府的全面调查，则更加关注不同院校各专业就业率、薪金水平等方面，对于新生入学、择校发挥着参考作用。
英国：高校就业率统计工作是由高等教 育统计局和各大高校共同完成。
就业率统计通常在学生毕业后的第6个月对其就业情况进行调查，且统计时采取跟踪调查法，统计毕业生1年或4年的就业情况。
在英国除高等教育统计局外，《卫报》《泰晤士报》等媒体也会参与就业率统计等工作。
每年《卫报》《泰晤士报》等会对英国各大高校进行排名，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也是影响高校排名的因素之
一。
澳大利亚：大学生就业率由政府统计部门进行而非教育部门。
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官方每年都会发布具有权威性的大学生就业率统计报告，虽然某些第三方教育机构和高校也会参与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工作，但主导的还是政府统计部门。
日本：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统计主要是由主管国民福利和就业问题的厚生劳动省负责。
就业率的统计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学校进行统计汇总后上报到厚生省及文部省；另一种则是由一些机关或新闻机构，以问卷调查的形式，给出毕业生整体的就业情况。
（本报记者温才妃、陈彬见习记者许悦、王之康采访整理） 郭刚制图 海峰随笔 恢复高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大事。
关于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很值得我们加以复原和探究。
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召集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议的前几天，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
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差性不发齐言，没说法：大上学课的，必学须生废来除源群参姻刘海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峰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
在会上，查全性还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
“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 听完查全性的一番言论，邓小平没有表态，他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 恢复高考的史实复原 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 高考是否来得及。
一些代表说来 得及，于是邓小平最后表态“：既 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 查全性的发言是引发邓小平表态的重要契 机。
据当时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回忆“：会议已进 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 言。
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 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 讲了。
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向这位代表 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
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 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
会前，我在 天津市、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 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 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 怕考。
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 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听后，他说‘：好，这个题 目好，我明天就讲这个。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 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32-133
页）所谓“
十 六字”方针就是“文革”后期推荐工农兵到大学的 基本原则“：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 复审”，而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
一 位代表”就是查全性。
但查全性对此的回忆却与刘道玉有所不 同，2007
年3月，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时，对于当年那一重大事件的回忆为：“发言之 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 建议我怎么讲。
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 风险也不大。
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 看法基本是一样的。
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 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
”两位参与者 的回忆明显有出入。
2011
年4月，笔者应邀到北京饭店出席刘 道玉先生主持的“理想大学学术研讨会”，会后 曾向他访谈过关于恢复高考的史实。
刘道玉先 生在《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3期发表的《刍议 恢复统一高考的得失与对策》一文，又再次谈到 了他建议武汉大学的代表以恢复高考作为发言 内容。
历史才过去30年，许多当年参加会议的专 家都还健在，对这次会议的重要细节已出现不 少互相矛盾的回忆。
可见历史需要进行复原。
其 实，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 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
应该 说，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有意要 恢复高考了。
在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 就有重振教育的举措和想法。
在1977年5月 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邓小平便说：“办 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
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要经过严 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 学。
”这句话已表明有恢复高考的含义。
1997
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 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说： “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
一 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 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 加。
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
一，是否废除 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 法？第
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 持不合格的要留级。
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
第
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
教 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 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可见 1977
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便是借机提出恢 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而决定恢复高 考，则是邓小平抓教育的“具体措施”。
关于40年前那次重要的“科学与教育工作 座谈会”的会场，也有各种说法，有说是在人民大 会堂台湾厅召开的，有说在江西厅的，有说在
四 川厅的，还有说在北京饭店召开的。
2017年6月 7日，新华社的重点栏目《国家相册》记者找笔者 去录制采访恢复高考40年的回忆，顺便问及当 年开会地点到底是在哪个厅，因为他们要到现场 去复原拍摄。
笔者说各种说法都是当年参与座谈 会的专家或组织者的回忆，自己也不能确定，或 许四川厅比较有可能，因为回忆者说邓小平跟
四 川比较有感情。
结果摄制组去人民大会堂四川厅 看过后，发现跟那张珍贵的照片场景不符，到台 湾厅后打开一看，果真与当年照片的场景一样， 于是才最后确定开会地点是在台湾厅。
而台湾厅 的名称不仅与邓小平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与恢 复高考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现场认定后确实是台 湾厅，可见历史事实需要科学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