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32022年5月3日星期二电话/82828110E-mail/jxnhzwd0410@编辑/周伟达版式/陶峰校对/郑建丰 母亲的母亲的房间，还是洋她活着时的样子，未曾机搬动过一物。
■姚孝平 我出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穿的衣裳都是买了布请人做的。
我母亲学裁缝出身，是远近有名的“裁衣师傅”。
她的房间，半间用来摆她的家当。
门口是台老式缝纫机（俗称“洋机”），紧挨着的是拷边机，后面是裁剪的桌子，中间放衣架，墙上挂着米色皮包。
做完农活后的母亲，一会站着裁剪，一会低头踏洋机，一会弓腰用熨斗烫衣服。
更多时，母亲坐在洋机旁，全神贯注，“咕嗒咕嗒”的响声成了家里最美妙的音乐。
这台洋机是母亲的嫁妆，当年流行 的结婚三大件之
一，时髦也实用。
村上大多数妇女只会简单缝补，只有母亲能用这台洋机挣钱养家。
这种旧式洋机是一张长方形小桌，里面空，中间有个长方形洞，乌黑的洋机头正好嵌入，右脚边有个轴承，一根皮带连接洋机头右上角的圈，靠双脚前后踏带动轴承转动。
村民要做衣服，就上门和母亲说：“美金呀，我要做件衬衫。
”母亲问仔细后，拿卷尺量尺寸，然后拿着她给的布，笑着回一句：“你过三日来拿。
”母亲人缘很好，技艺过硬，村上妇女常来白相，围在母亲的桌边扯着各种颜色的布聊天说笑，笑声和洋机的声响一起传得很远。
看到衣服架上挂了件新衣服，有的妇女马上喊起来：“这件介漂亮，美金，我也要做件。
”母亲坐在洋机旁，微笑着回应：“你要排队了，有好几个也要做这件。
” 有的人家要做的衣服多，家又远，就请母亲上门。
母亲背一个米色皮包，踏着自行车就去了。
洋机由这家来人抬去。
很多时候，见有人把洋机抬走了，我拼命哭。
母亲只好把我也带去。
我从小到高中的所有衣服裤子，全部由母亲用她的洋机缝制。
有一个会做衣裳的母亲，我很骄傲，洋机也成了我崇拜的物件。
后来，桐乡羊毛衫产业兴起，裁缝变得十分抢手。
几个老板常晚上拿着一袋袋半成品来我家，要母亲拼成成衣。
为赶进度，1995年母亲花2500元买了台米色的电动洋机，双脚只要放在踏板上，一按电钮，就动了，省时省力。
母亲于是日夜扑在新洋机上，“咕咕”的急促声没日没夜响着。
老板要得急，母亲只好通宵。
农村的夜很 深，所有人都早已睡觉，只有母亲一人还扑在洋机前干活。
好几次母亲累得倒在衣服堆里睡着了。
这深夜独自奏着的洋机声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母亲脑子很活，她也嗅到了羊毛衫商机，买来布角料，用洋机缝成衣服，拿到濮院羊毛衫门市部寄卖，每件十几块。
母亲靠着这小小的洋机拼命做衣服，养活一家人，给我买好吃的，还有书和玩具。
所以，我家的经济状况当时比村上大多数人家要好，在村坊上第一家买电视机。
母亲当年漂亮、能干，头脑活络，村上很多妇女都很羡慕。
洋机，在我的家庭和我的童年记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承载着一个普通农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通过踏实努力致富的梦想。
也是1995年，我小舅去世，舅妈带着两个孩子，又无一技之长。
母亲把舅妈叫到家，教她做衣服。
两个月后，舅妈就到服装厂上班了。
可怜母亲，不到两年就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许和她长年累月过度踩洋机有很大关系），到处求医，再也踩不动洋机了。
后来，母亲只能躺在床上天天盯着心爱的洋机了，这是她一生最爱的物件，那“咕咕”的响声是她的生计、全家的希望。
最后，为治病买药，母亲忍痛将电动洋机以400元的低价卖掉了。
如今，母亲的房间里都是灰尘，那台旧洋机的头也不见了，剩下一个空壳，里面堆满了各种止痛药瓶。
母亲离开我已19年，活到今天也才64岁。
母亲的房间，还是她活着时的样子，未曾搬动过一物。
（作者系自由职业者） 我在书稼句先生说：“书房房的成长，也就是读书等你人的成长。
” ■禾塘 大凡爱书之人，都喜好逛书店，访书房。
书店随时可进，书房却不是想进就能进的，除非书房主人是你的挚友，更何况书友间大多是神交，很少有机会见识彼此的书房。
于是，对别人的书房，尤其是一些藏书家、读书界大佬的书房，总是充满了好奇。
为了满足大家的这种好奇心，几个读书人凑在一起，捣鼓出了一本有关书房的书——《我在书房等你》。
看这样的 书，仿佛就是去友人的书房，赴一场爱书人的盛宴。
拥有一间书房，是每一个爱书人所追求的，但大多数人都不是轻易实现这一梦想的，名家们也不例外。
著名文史学者陈子善教授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走上讲坛，到他写作《我的书房》一文前一年，三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一间独立的、像样的书房”，越来越多的藏书长期一分为三安放。
了解陈教授的人都知道，这三十多年中，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尤其是对于张爱玲的研究，无人可及。
在没有一间独立书房的环境下，要开展学术研究，个中滋味可想而知。
“天津市十大藏书家”罗文华先生曾经蜗居斗室，“不要说没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屋里就连一张专用的书桌都摆不下”，后来虽然买了房，但由于书多，房子还是小了，“屋里成了书库”，“狭小而凌乱”的环境，让他不敢邀请书友到家做客。
苏州才子王稼句先生也是先有一间兼供起卧的小书房，有了新居后做了两个大书橱，书越聚越多，只好搬到岳父家去住，很快又被书占据了不小的空间。
可贵的是，这些名家们并不是为藏书而聚书，他们都在书中汲取营养，继而再分享给大家。
罗文华先生说：“要写，必须先读……”稼句先生说：“书房的成长，也就是读书人的成长。
”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书房与读书人的亲密关系。
因为爱书，自己也认识了一些全国各地的读书人，所以看他们写自己的书 房，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仿佛他就坐在书房等我，引我参观他的藏书，进而走入他的内心世界。
阿滢兄的“秋缘斋”早已名声遐迩，甚至在书友间流传着“去秋缘斋是去山东旅游的必到景点”的传说，可见主人的好客和藏书的丰盛。
然而阿滢兄也道出了自己的苦衷，自嘲自己的秋缘斋是“杂乱无章”的，而随着藏书的增多，拥有更大的房子是他的理想。
阿滢兄其实道出了每个爱书人的无奈和心声，而这背后更多的是淘书的乐趣，和“与三五好友品茗聊书”的那份快乐。
王志兄至今未见过面，但我们似乎早已认识，早在博客时代，他总是我每篇博客发布后第一时间来问候的书友，他的博客上也记载着他每日的读书量，我可以想象他的书房规模。
他的《书房梦成记》回顾了他的藏书经历和书房的变迁，让我对他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几位熟悉的浙江书友子仪、青鹿、周音莹、许新宇、李剑明等，他们都在书中将各自的书房为我次第打开，精彩纷呈！周立民老师的《亟待整理——也说我的书房》，保持着他一贯的幽默感，他把藏书的增加比作人口的增长，而一旦沾了人气，这些书籍便活了起来，像一群小天使，在书房中与主人嬉戏。
生动传神的文字，赋予了藏书以新的生命，让人不得不叹服： 在这样充满灵性的书房里，读书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啊！ （作者系嘉兴市作家协会会员） 锅壶杯“这只破脸盆不知 在家里放了多少年，本 盆来老早想丢掉了，可想 想又舍不得。
今天你 修们将它修好了，真不知补曲道该如何感谢你们！” ■欧福泰 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五彩缤纷的画板，那么青春无疑就是画板上最绚丽动人的一抹。
年纪已过六旬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青年时期那激情四射的年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嘉兴毛纺织总厂维修科担任团支部书记，正逢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总厂团委给我们下达了任务，要求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居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以体现出年轻人学雷锋的朝气和干劲。
我们到底能为群众提供什么服务呢？我立时召集了团支部的一帮弟兄帮助出主意。
我们想到了修补锅壶杯盆。
因为当时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还是紧巴巴，生活用品大多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许多居民的脸盆、茶杯等破损后，都舍不得扔掉，藏在家里等着小炉匠来修补。
我们科白铁工段本来就有小煤炉、锡块及焊锡工具，平时一张白铁皮打个水桶、脸盆都不在话下，修补锅壶杯盆更是小菜一碟。
那我们何不做为居民修补锅壶杯盆的好事呢？ 事情就这样定了。
这一天，春风拂面，天气晴朗。
我们早早地将焊锡用的小煤炉生好，然后将“为民服务车”推到毛纺一村家属区的大门口。
这时候，毛纺一村大门口真是热闹！道路两边，为民服务的摊头一字儿排开，树上插着的共青团的团旗猎猎作响，前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团员青年一字儿地排开。
许多新村居民早就听说为民服务这件事了。
他们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衣服、鞋子、脸盆等，纷纷走出新村，让团员青年进行修理。
我们摆开的修锅盆摊头太闹猛了，那架势就像菜场上排队买菜，许多老爷爷、老奶奶拿着家里不知藏了多久的破脸盆、破茶杯、破茶壶等，请我们修理。
一位老妈妈喊叫着她的儿子：“快点快点，这里有修面盆的，快到屋里去拿上次摔破的面盆过来！”不一会儿，我们的 修补摊头前就排起了长队。
以前虽然没有干过焊锡活，但白铁 工林光荣、计建中他们早就教会了我，因此我也穿着工作服，和大伙一起干。
对那些性急的居民，我对他们说：“不要急，让东西放在这里排队好了。
修好后，你们再过来拿回去吧！” 白铁工段的青年人修补的多是疑难活，干得都挺专业。
他们有时索性将脸盆上的大洞用锉刀锉开，打磨干净后，再根据尺寸，剪上一块白铁皮将破洞贴上，最后用焊锡将白铁皮牢牢地焊在脸盆上，做到“天衣无缝”。
我坐在小凳上，大腿上垫了一块布，先将捏在手中的破脸盆朝天仔细观察，然后用锉刀、砂皮，将脸盆上的破洞铁锈打干净，在破洞处涂上腐蚀铁锈、增加焊锡牢度的药水。
然后，一手用铁钳从炉中夹起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对准另一手上捏着的锡块，将烙割成水珠状的锡块准确地焊在破洞处，最后用烙铁将焊接处熨平。
一个破脸盆在我的手上顺利地修复。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拿起了我刚修好的脸盆，在自来水龙头上接了一点水。
一看盆底：滴水不漏！老人高兴地对我说：“这只破脸盆不知在家里放了多少年，本来老早想丢掉了，可想想又舍不得。
今天你们将它修好了，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 听到这样的话语，我的心中好似荡漾着一股暖洋洋的春风，什么苦啊累啊的，早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作者系退休媒体人） 回娘家 母亲伫立在廊檐底下，冲我们挥手，目送我们的车子驶离小院。
■简儿 下班驱车回乡下娘家。
从前女子回娘家称“归宁”，两个字真美。
恰黄昏光景，车子穿行在幽深馥郁的乡村公路上。
说是乡村，实则已经和城市接壤，鳞次栉比的房子、绿化带、花园，犹如驰入风景区。
从楼盘向右拐进一条柏油路，就是去娘家的小路了，两旁种了月季，恰是花开时节，无数的花朵，犹如瀑布。
路旁白墙黑瓦的房子，一幢挨着一幢。
有的门口砌了门楼，有点像旅游区的高宅大院。
而这里的乡村的确也开发成了旅游区。
有停车场、咖啡馆、驿站。
一辆辆大巴载着游客，来到村子里。
游客扛着“长枪短炮”，对准村子门口大槐树底下坐着的一个老妇人。
那老妇人穿一件藏蓝色布袍子，梳一个发髻，发髻上插了一支银钗。
仍是从前慢、旧光阴里的人。
摄影师心中狂喜，按下快门。
这一幅作品，取个《乡情》的名字可好？这老妇人的神情，自然极了，慈爱极了，像大地上所有村子里的老妇人。
她是我们的祖母、母亲，勾起了我们浓浓的乡情。
暮色中远远望见一个大湖。
湖水旖旎，宛如童年。
童年的我，在湖畔静坐，折一只芦苇，呜呜地吹。
也下到湖里摸螺蛳、河蚌。
夏夜，繁星漂来，映在湖中，璀璨而梦幻。
这是故乡的湖，充满记忆与乡愁的湖。
如今，湖畔铺了长长的九曲桥，建了菱文化馆。
一架织布机，一个木桶，一把热水壶，皆存放于馆中。
把旧时光封存其中。
游子回故乡，到这菱文化馆转一转，看一看，那些消逝的时光仿佛又回来了。
那个白发苍苍的游子，重又变作了稚子，依偎在母亲的身旁。
尽管，他的老母亲已不在人世很多年了。
可是只要这村子在，老槐树在，大湖在，母亲和故乡便永在。
母亲倚门等我们——下午，母亲去地里摘了蚕豆，剥好，煮一锅野米饭。
母亲打电话 喊我们回家，是为了让我们吃一锅野米饭。
乡下每一个节气，皆对应一样吃食，譬如立夏的蚕豆饭，端午的粽子，七月半的酒酿包子，冬至的桂圆烧蛋。
母亲以吃饭的名义唤我们回家，实则是母亲想我们了。
母亲从不轻易说出“想”这个字眼，这个旧式妇人，朴实、讷言，说不出一句甜言蜜语。
母亲的柔情与恩慈，皆藏在一蔬一饭中。
母亲去集市上买了一水桶小龙虾，说是稻田养殖的，无人机喂养，吃饲料。
我夸母亲忒厉害，连无人机都晓得哩。
母亲说，可不，我有啥不晓得的，天底下大事小事，只要手机上一瞧，不就都明白了。
足不出户的母亲，刷个抖音，竟把天底下大事小事都知晓了。
母亲还会看小红书，抄作业。
母亲按照小红书上烧龙虾之法：把小龙虾的头掐掉，去掉泥肠，放上十三香、蒜头、辣椒、黄瓜炒一炒，焖十分钟；揭开锅，再撒一把香菜。
母亲把一锅小龙虾端到桌上，大家使劲儿吸着鼻子：真香。
吃罢饭，我们在廊檐下饮茶，摆一张小桌，几个瓷碗，泡安吉白茶。
淡绿色的叶子在瓷碗里舒展、浮起。
淡淡的香气从夜里浮起来。
母亲说起毛脚女婿头一回上门，也是这样的春夜，毛脚女婿拎了一篮荔枝，叩响了小院的门。
母亲招呼毛脚女婿进屋，转身去厨房里烧了一碗溏心蛋，满满当当一碗，放了五个鸭蛋，两大勺糖，母亲笑嘻嘻看着毛脚女婿把一碗溏心蛋吃进了肚子里。
转眼，毛脚女婿成了老女婿。
每次女婿上门，母亲照例仍要烧一碗溏心蛋。
女婿嘱咐母亲，妈，煮两个蛋足够了哦。
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书生，哪里吃得下五个溏心蛋。
吃下去两个，已经撑得肚子饱足。
可女婿又怎能拂逆丈母娘这一番款待与厚爱。
纵使肚子再饱，也勉力吃下去。
把空碗递给丈母娘，笑嘻嘻地说，妈，您煮的溏心蛋，是世上最好吃的溏心蛋。
母亲便心满意足地笑了。
这个旧时光里的妇人，勤俭、朴素、温柔、慈爱，生命中除了丈夫和孩子们，再也装不下别的了。
她的心愿小之又小，不过是孩子们齐齐归来，团团圆圆吃一顿她煮的饭。
然后，大包小包往孩子们的车里塞鸭蛋、蔬菜，塞得满满当当，犹如她满满当当的爱。
门前的荷塘里新栽了荷花，一片白茫茫。
母亲说，等荷花开了，再到小院里饮茶，到那时，泡荷花茶给你们喝——村子里大抵也只有母亲，才会不辞辛劳去采荷叶，晒干、制茶，因她晓得她的小女儿爱喝荷叶茶——这清淡、优雅，藏着旧时光的香气的茶汤，甚得她的小女儿青睐。
有空常回家啊。
母亲伫立在廊檐底下，冲我们挥手，目送我们的车子驶离小院。
后视镜中，母亲的身影远了，淡了，我晓得母亲仍伫立在廊檐底下。
母亲的目光，仍深情地目送着我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读书人 我在田野里奔跑着寻找回家的路，风从我的耳边吹过，我大声地念诵着刚刚看过的那段文字。
■姚霞红 我不晓得我算不算读书人，但我对“读书人”这三个字，是由衷敬仰的。
小时候出门做客，芸芸宾客中，总会有这么一个人，鼻梁上架着厚厚的镜片，羞涩含蓄，自带光芒。
有亲戚介绍：这是“读书人”。
依我的性格，心里明白是成不了读书人的。
可我依旧偏爱这个称呼，仿若一颗遥不可及的星星。
其实我也是喜欢读书的，小学时候凭着手中一木箱的连环画和《365天故事》《一千零一夜》，与班里的同学交换书读。
同桌爸爸跑供销，有文化投资的远见，给她订了《少年文艺》和《萌芽》，她每期都先带给我。
很多年以后，我在超市遇见她，感觉太亲了，不由紧紧拥抱了她。
走了很远，我回头，她还怔在那里。
或许她实在想不通多年未见的我何以如此热情，却不知道她把杂志带给我的暖，是可以加热一辈子的。
再大一些，我从老爸那里找来《隋唐演义》《薛丁山征西》读，甚至《牛虻》《列车上的谋杀》也看。
其实也没看懂，但就是喜欢这些文字，有故事情节就可以。
也有很多时候，约好同学带书来交换，但同学忘了，等放了学便急着跟同学回家取。
我家在集镇，但再偏远的同学家我也要跟去。
经常拿了书就迫不及待地边走边翻，慢慢发现字变模糊了，抬头看竟是天黑了。
害怕的我在田野里奔跑着寻找回家的路，风从 我的耳边吹过，我大声地念诵着刚刚看过的那段文字。
初中的我成绩不算出彩，但每次开学，迫不及待要打开书本，闻着油墨的味道，觉得那是世界上最能抚慰人心的香。
一口气看完语文书，再读历史书，把书上的每篇文章当小说诵读。
金庸、梁羽生是我少女时代最好的陪伴者，中学对面小书店里所有的小说也被我包圆了：上课时在课本下面垫着看，那时候的课桌很有意思，桌面上很多坑坑洼洼的小洞，这几个小洞洞帮我读完了全套武侠小说。
当然这还不算，放学给小说包上语文的书皮佯装努力，晚上等爸妈睡了，弓着身子打手电筒窝在被子里继续偷偷摸摸。
总之，拿到的书须得要一口气读完才安心。
中考时我背上行囊跟我爸告别：你女儿已经读书破得万卷，十年寒窗荣升为读书人啦！ 我爸纠正：看小说的不是读书人，有文化的才是读书人。
我不以为然，觉得我与文化人只差了一副眼镜的距离。
于是看小说更是夜以继日，以达到残害眼睛可以戴眼镜的目的。
可是我的视力很经得起糟蹋，一点也没有变近视的迹象。
终于等不及，有天回家跟老爸说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要配副200度的眼镜，我爸也不起疑，就这么给我配了。
我兴高采烈地戴上，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但不肯放弃文化人的梦想，把眼镜藏书包里，偶尔路上行走时趾高气扬地戴着。
故事的终结是有次戴着它骑自行车，越骑越晕，可取下来又没地方放，没忍多久就在转弯时撞到墙角岩石上，膝盖摔了一小个洞，汩汩冒血，回家不敢跟家人说，一瘸一拐好些天，终于断了戴眼镜的梦。
成年后的我，无论搬家去哪里，必得先有书柜。
于是书愈加丰裕，各路名家的作品满满装点着书柜，只是读书的狂热成了过往，书渐渐读得断断续续。
某天出去旅游，瞌睡的间隙里，见邻座的晓梅姐姐正认真地捧着书读。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脸上身上，呈金黄的透明，书香弥漫在她周围，美得不可方物。
但她并不知晓，全身心都在书本上，只有微微翘起的嘴角告诉我，她此刻所经历的美好。
在精神世界里寻找更美好的自己，或许就是读书的意义。
之后我又开始读书，周日的大部分时间，我驻足在书房里，努力不负每一个写书的人。
我依旧不晓得我算不算读书人，但愿意让读书成为生活的底色，如此，也欢喜。
（作者系海盐县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