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Tel：（010）62580723 主编：李芸编辑：王剑校对：何工劳E-mail押zhoumoban@ LITERATURE作品
7 书话岁月 何时再见燕归来 姻金涛 【《燕子春秋》是郝懿行观察燕子生态习性的成果，另有两种是记载海洋生物的《海错》以及关于养蜂的《蜂衙小记》，还有一部农书《宝训》。
】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唐·刘禹锡）“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宋·晏殊）“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唐·白居易）“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清·吴伟业）吟哦这些描写燕子的诗句，不由得想到，我已经很久不见可爱的燕子了，如同那些远去的老朋友，令人怀想不已。
故乡东门外丘陵起伏的山岗，有一处茂林修竹的小山包，是我家祖茔埋葬之地。
这里地名不知为何称为宋家牌楼，一栋青砖黑瓦两层的老屋，倚靠那林木覆阴的山包，屋前有开阔的空场，道旁有稻草覆顶的牛舍，不远的山麓有一方清清的池塘。
清明时节，大地缀满油菜花金黄的当儿，我们踏着湿滑的田间小径去扫墓时，总要去那家农家老屋歇歇足，拉拉家常，喝一杯苦涩的粗茶，留下一点钱，以答谢他们对祖茔的照应。
这是从祖父起立下的规矩。
记得十年前的一天，我们祭扫祖茔完毕，回到老屋歇足时，抬头看见堂屋房顶上，竟有一个像小簸箕的燕子窝，牢牢地筑在靠近墙角处，堂屋高敞，足有3米多，那窝里有几只嗷嗷待哺的雏燕。
不一会儿，那出外觅食的老燕从敞开的大门飞入， 真奔房顶的小窝，只听见一群雏燕叽叽喳喳，张着嘴，争相抢食，那老燕觅来的食物毕竟满足不了这群饿鬼，于是来不及歇足，转身又飞出大门。
过了片刻，另一只老燕———不知是爹是娘———也捕食归来，一番群雏争食的场景又重演了。
我问房主：这燕子年年来吗？他点点头。
乡下人相信，燕子恋旧，年年回归，预示着家族兴旺。
人与燕子共居一个屋檐下，是多么温馨而和谐的情景！ 此后不久，宋家牌楼那一带的农家老屋以及我家祖茔均夷为平地，盖起商品房了。
从那以后，我没有见过燕子。
近日读《燕子春秋》（《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六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作者郝懿行（1757～1823），字恂
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清嘉庆年间进士，官户部主事，为清代著名学者，经学家、训诂学家。
他不仅长于名物训诂及考据之学，也十分热衷于博物学，是清代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
《燕子春秋》是郝懿行观察燕子生态习性的成果，另有两种是记载海洋生物的《海错》以及关于养蜂的《蜂衙小记》，还有一部农书《宝训》。
作者为《蜂衙小记》写序称：“昔人遇鸟啼花落，欣然有会于心。
余萧斋岑寂，闲涉物情，偶然会意，率尔操觚，不堪持赠，聊以自娱。
”很可说明他写作这些博物学著作的动机。
燕，燕科各种类的通称，鸣禽，体大似雀，翼尖长，尾呈叉状，喙扁而短，口裂很深。
头顶背及 翼黑色有青光，额和喉部棕色，前胸黑褐相间，腹白，尾基有一行白点。
夏时遍布我国，春向北来，冬迁南方，亦候鸟也。
善捕害虫，常在屋壁之高处，作壶形之巢，产卵育雏。
另有金腰燕，体形稍大，夏时亦几遍全国。
《燕子春秋》记录了燕子自农历二月至九月间的生态习性，迁徙、繁殖、育雏、捕食的全过程。
书中记述燕子入室定居时仔细观察的神态：“入人室堂，往来睇视，乃后定居。
”并说人们为了验证燕子回归旧巢之说是否可信，也进行了种种试验：“或言燕今年窼此，明岁复来。
于其将逝，剪爪识之。
其后果然。
吴宮人有戏为之者，或以线系其足，亦然。
”“燕一伏二卵，多者六七也。
”这些都是很可宝贵的有趣见闻。
书中对燕子也作了初步分类：“溽湿为窼，声多稍小者，汉燕也。
紫颔，声轻小者，越燕也。
胸斑黑，声大者，胡燕也。
胡燕山之，汉、越燕家之。
”作者也坦言，他不知燕子的行踪：农历二月，燕子“自海外来，莫知处所，犹天降然”，九月“莫知所去，如初降然”。
这当然需要今天的博物学家们作出回答了。
前些日子看报，说是孩子们在老师指挥下唱着《小燕子》的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可是当老师问孩子们：“你们见过小燕子吗？”回答却是令人沮丧的，孩子们全都摇摇头，大眼睛里闪动困惑的目光…… 我已经很久不见可爱的燕子了。
一带一路 姻吴硕贤 丝路绵延众国连，春风早度五洲关。
多赢共创繁荣纪，盛世歌吹达九天。
飞沿走笔 我们发表的作品都可能是错的 姻张田勘 【我说过一句话让我的同事们都特别担心“：我们在《自然》上发表的一切都是错的。
”我很为这句话感到骄傲，但同事们都怕得要死。
】 精神产品的结局常常是不发表即死亡（PublishorPerish），物质产品大抵也如此。
不过，发表后的东西未必就不会死亡。
因为，我们发表的东西，无论是研究结果还是假说，无论是心得经验，还是观念意识，都有可能是错的。
既然是错的，就意味其命运的基本终结，当然还有警世意义。
英国《自然》杂志资深编辑亨利·吉（HenryGee）就持这种观点，认为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所有文章肯定都是错的（注意，是肯定，不是可能），并且这是2013年作者就公开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观点。
他说：当时有科学家说科学就是新的宗教，真理就是它的上帝。
我很生气，所以我在《卫报》上写了个文章。
科学不是关于真理的，它是关于怀疑的；不是关于确定性，而是关于不确定性的。
宗教才整天说不容怀疑的真理。
但我觉得很多科学家忘了这一点。
我说过一句话让我的同事们都特别担心：“我们在《自然》上发表的一切都是错的。
”我很为这句话感到骄傲，但同事们都怕得要死。
我其实想说的是，我们发表的所有东西，都只是对现实的近似。
将来肯定有人会做出更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自然》上发的都是绝对正确的话，我们很快就没工作了，很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发现了。
但是我们知道那句老话：你知道的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就像论文里总是出现的那句话一样，“这项研究提出的新问题比回答的旧问题更多”。
吉的话显然反映了科学的谦卑，也无疑是对成天想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章，并且以此标榜自己的正确和高水平泼了一盆冰水。
当然，吉 并不是要人们别在《自然》上发文章，而是提出，无论是在《自然》还是在其他世界一流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其所阐述的结果和假说都并非正确，更非真理。
显然，这种判断可以延伸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人类对人、社会和自然界的所有认知上。
亨利·吉的观点显然要让政治、哲学、宗教等圈子十分不爽，因为这些领域特别需要以正确和权威来让人仰视和听命，并且时时昭告天下，唯我独尊和掌握了宇宙真理，世人皆得臣服。
推而广之，吉的观点无疑更契合这个世俗的现实社会，尤其是关于人对所有事物的认知。
但是，首先要弄清的是，吉所说的“在《自然》上发表的一切都是错的”实际上是指，人们经过探索以为获得的正确结果和真相其实不是绝对正确，只是对现实的近似或模仿，所以只是相似真理，而非绝对真理。
由此，也可以解释，尽管吉认为，科学不是关于真理的，是关于怀疑的，但最终科学还是关于真理的。
因为，当新的不断发表的文章对旧的文章中的错误认知提出纠正和反驳时，人的认知就一步步接近真相和真理，也因此离正确和真理更近一步，对问题的确定性也逐渐过渡到比较确定，最后慢慢近似于真理和正确。
所以科学不代表真理，但是可以慢慢揭示真理。
所有发表的文章都是错的，要指待后续发表的研究结果来纠正、补充和推翻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人的认知、努力和种种按近似客观规律办事的行为是不可取的，相反，当按照接近于自然和事物真相的规律和本质来对待和处理问题时，就会是有益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人工妊娠就是模拟自然生殖过程的一种做法，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质疑这种方法是否正确，质疑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技术，还扩大到宗教、伦理等方方面面。
仅以技术而言，人们 的质疑当然值得肯定，也完全有必要，因为，这种技术只是模拟自然生殖过程，其中还省略了自然生殖过程的许多细节，这就让人怀疑，这种技术产生的最崇高的产品———婴儿是否与自然生殖的一样或是否正常，包括智商、情商和一切生理功能。
人工妊娠的结果对这些怀疑的回答是，人工生殖的后代与自然生殖的后代基本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这也回答了上述问题，科技探索的结果和发表的文章虽然并非都是正确的，但是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改善，人们最终能找到无限近似于现实的结论，如人工生殖最大程度地近似于自然生殖，包括流程，并获得无限接近于正常、正确的结果，或真理。
这也是为何人工生殖技术在经过多年的检验后，会无视宗教界的反对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0年授予罗伯特·爱德华兹）。
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认知同样如此，发表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半错半对，或者只是有部分符合事物的真相和规律，但是，这并不否认有很多发表的观点、假说和认知是比较近似和类似于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的假说之一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人认为，这两种假说或理论都有缺陷，并且要么是前者优于后者，要么是后者优于前者。
即便认为“历史终结论”更符合现实，但也仅仅是对现代社会以及之后更为文明的世界的一种认知和描述，即现代欧美国家的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很可能是最优的，任何采取其他制度的种群都会败在它的面前，但也只是非常近似于自现代以来的一段历史时期的真相，这个时间范围的单位是百年，再往后走的时间单位可能是千年。
但是，在千年之后，“历史终结论”是否还接近于现实呢？只有等待更多未来的现实和研究结果来揭示了。
所以，应当平和地接受这一点，我们所发表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是错的。
气象万千 【因为有研究指出，我国西部古代熊猫实际上就有两大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种群，从牙齿构造、尺寸大小都可区别出来。
】 大熊猫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为什么大熊猫单单喜欢食竹呢？据研究，大体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安全说”认为，熊猫在自然环境中多有猛兽天敌，而竹林茂密、猛兽难进，大熊猫自然乐在其中。
而且在较暗的竹林中，黑白相间的大熊猫也是一种保护色。
“粮仓说”认为，竹子一般到处都有，且多四季叶绿，食物资源稳定而丰富，又不必担心别的动物会来抢吃，因为别的动物都是不吃竹的。
实际上，很可能大熊猫就是因为长期躲避猛兽，饿极了而开始吃竹笋、嫩竹，最终“靠山吃山，靠竹吃竹”的。
在大熊猫和人类活动的关系中，有两个问题一直被人们所误解。
一个是认为，是人类活动把大熊猫逼进竹林食竹的。
实际上大熊猫食竹习性早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小种熊猫阶段就已经形成了，是大熊猫自己适应自然环境变迁的结果。
第二个是由于大熊猫从鼎盛而衰，分布区西缩到现今四川盆地西沿及其附近的狭长山区，正是人类从弱小发展到强大的过程。
因此多认为是人类活动把大熊猫“逼上梁山”的。
其实不是。
因为有研究指出，我国西部古代熊猫实际上就有两大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种群，从牙齿构造、尺寸大小都可区别出来。
现今分布区中的大熊猫，实际上从大熊猫诞生的时候起就一直分布在那里。
而向东部地区迁徙扩散的那支，才是因为受到自然环境变迁，例如空间上青藏高原的隆起、时间上冰川期的进退以及人类活动扩展等因素严重影响以至绝灭的一支。
当然，人类活动也并非只影响东进扩散的那支大熊猫。
因为人类进入近二三千年的铁器时代，特别是据记载，当清代康熙年间人口达一亿时，以及上世纪60年代，由于人口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断大量砍伐森林，开垦耕地，过度放牧，引进的耐凉土豆、玉米等作物向河谷上游扩展，进一步使大熊猫分布区西缩且被分隔而破碎化（不利于种群发展），并使大熊猫的分布下限进一步上升到1300～1400米海拔高度。
栖息地的分隔使大熊猫数量随之急剧减少。
例如，仅据全国第二次大熊猫调查（1985～1988年），由于大熊猫分布区中27家大型森工企业，砍伐森林42256平方千米（不含各县伐木场），开矿产、修水坝等原因，大熊猫比第一次调查（1974年），栖息地减少44345平方千米，大熊猫数量锐减了1345只之多。
此外，大熊猫美丽可爱的外形和皮毛，近代以来也给它带来了血光之灾。
大熊猫的皮毛很厚，作垫时坐卧都非常柔软，而且熊猫皮毛的皮脂腺发达，分泌出的油脂 使毛光滑亮泽，具有良好防寒、 防潮效果。
大我国古代对熊猫皮也多有 记载，例如汉初的《尔雅·释兽》 中载：“貘白豹……骨节强直中 熊实，少髓，皮辟湿，出自蜀郡。
”唐 太宗曾召集十余功臣宴于丹霄 殿，各赐以貘皮。
大诗人白居易 猫还曾以貘为题，撰写了著名的 《貘屏赞》，其中有“貘者……寝 与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等等。
姻林 大熊猫被发现并传到西方之 以后，许多西方人，上至美国总光 人统（罗斯福）公子、传教士，甚至 服装设计师也都来东方寻找这 个冰川时期的活化石，捕捉大熊 类猫，收集剥取大熊猫皮等。
例如， 1946年《大公报》就已经指出， “出产川康边境的珍兽熊猫，目 活前捕获甚多，已不多见……长此 以往，熊猫有绝种之虞。
”直到这 动个时候，中国政府才开始限制外 国人来华的捕猎活动。
1949年，我国迅速开展大熊 猫调查和保护研究，并于1963 年开始建立了首个四川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至 2014年已发展到67个，大熊猫野外栖息地总面 积达到43520平方千米，野生大熊猫总数也已增 至1864只（2015年2月28日公布）。
大熊猫物种的降危与新危 2016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把大熊猫从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共7级，即绝灭、野外绝灭、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中的濒危级降为易危级。
其主要依据正是由于中国大熊猫保护工作做得好，使大熊猫栖息地在2004～2014年间增长了12%，数量增长了17%，达到了1864只。
这个消息使得国内业界人士又喜又忧。
因为大熊猫物种降危，不仅不利于大熊猫的保护（因为濒危因素并没有消失或减弱，例如据研究，自然界中大熊猫数量要达到8000只以上，才不致自然绝灭），因为现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全球变暖，还会引发大熊猫生存的新危机。
据估计，未来80年大熊猫主要食竹总面积将减少35%，竹子分布区也会因气候变暖而向更西、更高处迁移（例如秦岭南坡已经出现大熊猫向较为凉爽的北坡转移的趋势，从而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在迁移途中加设水源等），而竹子和大熊猫在迁移过程中都会有巨大风险，大熊猫适宜生存区会变得更加破碎，从而使现有33个大熊猫种群中的22个小种群最易发生死亡甚至绝灭。
当然，在这迁移过程中政府、保护机构和群众会加大干预和帮助，但是风险未可预期。
“我们大熊猫保护工作不仅不能降等，而且还要加强。
”有关机构和业内人士如是说。
爱乐者说 宿命般的“第九” 姻李近朱 【于是，在维也纳就有了人们俗称的 “贝九“”舒九“”布九”和“马九”。
】 “九九归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九”是一
个至尊之数。
作家秦牧先生曾以这个数字，梳理了“九”在古今中国大千万象中的种种情状。
仅说故宫、天坛等古代建筑，殿堂亭阁之雕梁画柱、玉栏石阶等，皆是9、18、81等“九”或“九”的倍数。
于是，“九”这个数字便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意涵和神秘莫测的色彩。
东方如此，西方如何？至少，在西方古典音乐中，这个“九”数也有着令人瞩目且同样神秘的现象。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大师中，“交响乐之父”海顿写了百余首交响乐，莫扎特写得少多了，只有41首。
到了贝多芬，他这一辈子57年，只创作区区九部交响乐。
在音乐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涉及到了连中国人都极其青睐的“九”这个数字。
据说，他已有了第十部交响乐的构想，但是命运让他在“九”的面前戛然而止。
接着，贝多芬身后关于“九”的“交响乐故事”便纷至沓来。
贝多芬有一个“粉丝”，叫舒伯特。
在音乐史上，他被誉为“歌曲之王”。
他崇拜贝多芬，因性格腼腆，同在维也纳二人却终生未曾谋面。
1827年春，贝多芬离世。
隆重的葬礼上，舒伯特露面了，他加入为贝多芬扶棺的行列。
一年之后，1828年，舒伯特追随贝多芬而去。
在维也纳，他们的墓地比邻而立。
这位以创作歌曲蜚声世界的音乐大师，也曾创作过交响乐。
但终其31岁的一生，他创作交响乐的数目与先师一样，也是“九”。
这不是刻意追随，英年离世的舒伯特，也止步于“九”数面前。
贝多芬和舒伯特二人在维也纳同与“九”数相衔。
其后，在音乐之都，还有两位音乐家也将“九”数铭刻在音乐丰碑上。
一位是19世纪下半叶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布鲁克纳，一位是走进20世纪声言为“未来”创作的马勒。
这两位艺术家终生以交响乐创作为主，是名副其实的交响音乐大师。
但一步入交响疆域，却像命中注定一般，他们一生也都是创作了“九”部交响乐，便与世长辞。
马勒在写完《第八交响曲》之后，很是忌惮，未敢直书“第九”，而是投入排行“第九”的另一交响之作；他命名的标题是“一个男高音与一个女低音（或男中音）声部与管弦乐的交响曲”———《大地之歌》。
之后，他还是写完了标为“第九”的交响乐。
但这已 是马勒人生的“尾声”。
当他开始写“第十”时，生命终止了，留下未完成的草稿。
最终，马勒也停在了“九”数面前。
于是，在维也纳就有了人们俗称的“贝九“”舒九“”布九”和“马九”。
事不止此。
在不远的波西米亚，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曾写过响彻世界的名作《新大陆交响曲》。
作为浪漫时代中“民族乐派”的大师，他涉足了交响乐，终其所作，又是一个“九”部。
英国那位走进20世纪的著名作曲家沃恩·威廉斯，在他的生命最后时日，创作了第九部交响乐，然后撒手人寰。
宿命一般的“第九”，跨过世纪，穿越流派，萦绕在交响乐上空。
这个神秘的现象极为震撼，以至让我停下搜寻，不想再看到有“九”数一现眼前。
事实上，这些音乐家生前从未知晓“九”数是他们的终结。
因为，辞别人生是谁也不愿意看到，又是自己不可能规划与定夺的。
因此，“九”之终结，就是一个没有人为因素的自然形成，就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真实存在。
虽然，我们似乎总有个幻觉，想象着有一个无形的身影，在为这些乐圣巨擘安排和设计人生的和创作的轨迹；但这却是发生在音乐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史实。
于是，这个“九”数的聚合，只能理解是大千世界并不鲜见的一个“巧合”吧。
当然，后人对于这个“巧合”，往往会去寻找一些必然联系。
这才有了贝多芬的崇拜者舒伯特循先师规制创作“九”部交响的联想。
这不是事实，但却赋予了人们的美好寄望。
作为音乐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贝多芬，他的交响大作是整个交响音乐领域的旗帜，这多少也把他所创造的“九”这个数字神圣化了。
此后，晚生碰上“九”数，似乎都在沿袭与遵循先师巨匠的脚步而不可超越。
这是音乐历史上一个有事实依据的趣话，究其所以，不能够也不必要有一个结论式的共识或答案。
只是这个“九”数之象，在东方和在西方，皆有这么多深意和这么多关切，确也是一种文化晕染而出的轶说。
我曰之“宿命”，说的是这不啻为不可释解的一种“命中注定”。
特别是生死皆追随贝多芬的舒伯特，其宿命色彩确实有点丝丝入扣。
但，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
翻看这些趣闻，便对艺术传承的必然性，又有了从神秘主义视角来诠释的一个小小空间。
在聆听这些充满“九”的宿命色彩的音乐名作时，必然会生发出别样的感觉与感受，这倒是让我们能更深地体悟到了音乐的一种另样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