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5日星期二Tel:(010)62580712
执行主编:陈彬编辑:许悦校对:何工劳E-mail押bchen@
VIEWS视角
7 海外视野 即便是硬性规定博士生需要发表文章,也应强调学术质量而不是发表的数量,更不应以所谓刊物级别确定文章的水平高低。
该不该规定博士生须发表文章才能毕业 姻郭英剑 近年来,在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教育中,不少高校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发表文章的硬性要求,比如硕士生要求发表1~2篇文章,博士生要求2~3篇核心期刊或者SCI、EI、SSCI、A&HCI以及CSSCI类文章,否则就没有提出申请答辩的资格。
对此,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乃至强烈批评,并以西方高校为例进行对比,提出国外高校并无明确的发文要求,以此批评国内高校的一些做法。
我国何时开始出现这样的要求、其依据何在,人们探讨的较少,但这样的硬性规定与高等教育法并不完全契合是实情。
因此,人们对此提出批评确在情理之中,也出之有据。
但就国外而言,近十余年来,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以美国为例,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8年5月30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文章《不景气就业市场的另类标志:研究生感受到巨大压力要发表文章》(以下简称《另类标志》)就讨论了此事。
由于美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博士生教育,所以本文所谈的研究生主要是指在读的博士生。
就业市场在“逼迫”博士生发表文章 在美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像中国高校那样的明文规定,要求在读博士生必须发表文章,更没有规定发表文章期刊的级别,但这并不代表着博士生没有发表文章的压力。
恰恰相反,美国当下严峻的就业市场,促使博士生不得不在博士学位之外,再用发表的文章来加重自己在就业时的砝码。
记者快评 近日,教育部发布消息,有40所省级人民政 高府申报设置的高等学校 已获得通过,相关名单将 校公示至6月13日。
40所高校中,19所在原有院校基础上新设为本科学校, 更16所高校由“学院”更名 为“大学”,3所独立学院 名,姻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陈科学校,另有两所院校为彬同层次更名。
在这些公示的高校 标中,16所更名“大学”的高校无疑很吸引人的眼球,毕竟每当有“学院”改称 准“大学”,总会招来人们的 各种议论。
然而今年,还有 何一所没有更名成功的学校也颇受人瞩目,那就是落选该名单的唐山学院。
依今年年初,河北唐山 学院申请同层次更名为“唐山交通学院”,但这却引起了西南交通大学学生的不满。
该校学生担心,母校在历史沿革中曾用过“唐山交通大学”之名,未来或被其他高校拿去使用。
此事曾在网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此次唐山学院的“落榜”,是否与西南交大学生的反对有关系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高校更名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对于高校更名事宜,教育主管部门是下发过专门文件的。
就在2017年初,教育部曾发布《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
文件明确规定,要严格依据标准审批“学院”更名“大学”,切实引导高等学校把精力和资源用于特色学科专业建设与内涵发展上来。
同时,教育部还确定了年度高等学校设置工作,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分立、合并和变更等相关事项,均须严格按照规划有序实施,未纳入设置规划的高等学校原则上不予受理。
然而,无论是文件中的“依据标准”还是“按照规划”,均给人以很模糊的感觉,毕竟标准是什么、规划有哪些内容,外界并不知晓。
当前,高校更名的冲动普遍很足,这背后有何利益驱动,在此笔者不做探讨。
但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办学实体,高校是有权利提出更名诉求的,只是这种诉求是否合理合规,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裁定。
然而,这并不代表着这种裁定可以“去透明化”。
相反,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将这种权利的运用情况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换言之,什么样的学校可以更名,什么样的学校不能更名,需要一个相对透明的规定,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一纸文件。
当然,每所高校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要求这一规定做到事无巨细,那样反倒有些教条。
但是,当教育主管部门宣布某所高校可以或不可以更名时,是否可以同时告知公众,其作出这个决定的标准何在,哪怕是一个“粗线条”的标准呢? 《另类标志》一文指出,在美国,不要说二十年前,就是在十年前,人们都不会希冀一个博士生除了博士论文之外再发表别的文章。
然而,现在的情形已经有所不同。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拉普森是该校研究生就业办公室官员,他十年前毕业于波士顿大学。
他说,现在人们越来越希望看到博士生有文章发表,甚至是希望他们有多篇文章发表。
《另类标志》指出,博士生们逐渐感受到发表文章的压力,不过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十年前(即2007~2008年左右)的大萧条之后,低迷的就业市场让博士生们更加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在日渐加剧。
而出人意料的是,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复苏过程后,过去常见的高校用人周期性复苏现象却并未出现。
相反,每年新出炉的博士人数超过了高校能够给予的终身教职的数量。
《另类标志》在预测未来博士生们所面临的激烈竞争时直言不讳,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竞争的形势依旧是“残酷的”,并认为这种残酷的竞争又火上浇油,加速了人们越早发表文章越好的期待。
悄然变化中的美国高校 市场如此,自然导致高校的需求与要求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虽然美国高校并无硬性规定,但形成了软性的规定,或者说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开始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期望。
《另类标志》采访了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耶鲁大学英语教授卡斯坦认为,现在已经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不对博士生提出要求的时代了。
博士生应该有文章发表,对于那些想要寻求学术职业生涯的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了“新常态”。
当然,是否要求发表也要看学科。
美国圣母大学文学院院长麦克格里维说,各个学科的要求有所不同,比如经济学科就少于其他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与政治学等。
但在人文学科,人们则越来越看重文章的发表了。
那么,美国高校这一变化的理念何在?看上去道理很简单。
对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而言,人们往往并不知道其工作做得到底如何,未来是否能够做出成绩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已有的文章则很能说明其未来的潜质和水平。
正如得克萨斯女子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卡品努斯所说,各个系部在招人的时候,都想招聘那些已经知道怎么去发表文章且能够获得研究基金的人。
他们在寻找的是显示了研究才能与研究成就的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现实状况亦如此。
在美国高校招聘阶段,虽然现在的遴选委员会依旧十分看重导师的推荐信,但一篇同行评议的文章———即便不是发表在该领域中的顶尖刊物上,若是声誉良好的杂志也可以———则会使其显得十分突出,能够充分显示这位博士的未来走向。
实际上,美国高校这一变化还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日益增长的兼职教师越来越占据了美国高校众多的教师职位。
据报道,兼职教师能够占到系部约70%的数量。
其次,现在是一个“博士后的世界”,博士毕业不经过博士后研究阶段,已经很难找到工作了。
卡斯坦说,自己在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学生经过6年的博士研究从研究生院毕业后,人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非常罕见了。
即使有例外,那也要先在高校中做2~3年的访问教授或者助理教授,才能进入终身教职系列。
博士生为发表文章而延期毕业 在美国,对于博士生而言,就业市场的严峻性是任何一个还没有戴上博士帽的人都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难题。
因此,多发表文章无疑是增加了自己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一份实力。
卡品努斯也提到,有些博士生推迟了毕业,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发表时间和更多的文章面世。
各个高校也加强了对博士生未来就业的指导,包括提供导师。
有悟性的博士生对此都心领神会,并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导师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而有些博士生则会因此而彻底退出未来的学术圈。
康奈尔大学的高等教育经济学权威艾仁伯格认为,对博士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实际上也对高校的各个院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美国顶尖高校的经济学博士项目大都提高了资助力度,学制也由5年延长到了6年,其他高校也在纷纷效仿。
他说,不久之前,自己的大部分博士生还都会在4~5年之内毕业,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据他了解,在康奈尔今年毕业的经济学博士生中,有8位在校时间为6年,2位是7年,只有1位是5年。
凡是超过5年的博士生大都是把精力用在了发表文章上,几无例外。
为了消解博士生的难题,卡斯坦说,大多数的研究生院都会对博士生予以职业指导。
一般从第三年开始,会帮助他们熟悉会议论文,教他们写作博士论文、写作研究论文、应对面试,等等。
卡斯坦也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能够发表两篇文章就很好了,或者有一篇发表,另外一篇在 评议中也可以。
其实在美国,发表文章的压力不仅是在博士 生这个层次,也波及到了本科生层面。
很多在本科阶段有文章发表的学生,不仅在进一步深造进入研究生院时会受到关注,在进入社会找工作时也往往会被优先录用。
反过来,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博士生的期望值,博士生本来就有的发表文章的压力也会在这种外在压力下持续增长。
发表文章,对非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至关重要 虽然发表文章对在读博士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但它本身并非一无是处。
《另类标志》一文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在顶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来说,文章的发表是他们科研水平与研究能力的有力证明。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副教授恩希纳斯说,有众多文章发表的记录,远胜于毕业于一所名校。
她说,雇主招聘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大学。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凡是发表文章的高手,反过来总是能够让人们对其所在的高校及院系刮目相看。
恩希纳斯说,如果她的学生很不错,文章不断,她也会感到很好,也会文章迭出。
当然,对于博士生来说,抓住发表文章的每次机会自然显得非常重要。
今年春季毕业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斯多特说,她对每次看得到的发表机会都尽量不放过。
在毕业后,斯多特到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担任了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
谈到个人经验,她说自己是个凡事都说好的人,因此受益匪浅,有了现在的发表记录。
这位《另类标志》中的主题人物发表了(含合作)5篇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论文,在期刊上发表了2篇书评,为一部著作写了3个章节等。
对一个博士生来说,这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她能够一毕业就获得终身教职的职位,其突出的发表记录一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该不该对博士生提出硬性要求 美国高校也有教授对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数量提出具体要求建议的事例,比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副校长与教育学院院长德庖就说,可以期望硕士生发表1~2篇文章,博士生2~3篇文章。
这样的要求与目前中国所提出的要求相似。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说的是期望,而非硬性要求。
因此,在笔者看来,我们仍然需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到底应不应该对博士生提出发表文章的硬性要求。
我能够理解高校出台这样规定的初衷,但还是认为不作硬性规定为宜,或者即便是硬性规定,也应该强调质量而非数量。
如果单纯从提高博士生的学术水平以及考虑博士生未来就业的需求来看,高校提出这样的硬性要求,似乎也无可厚非。
虽然有人指责这是依靠博士生在为学校攫取声誉,但毕竟也在客观上促使博士生为个人的前途积累了实力。
特别是作为非名校出身的博士生,如果能有出色的发表记录,自然能够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在众多人中可以脱颖而出,这应该算是好事。
因此,是否硬性规定,完全取决于各个高校的决策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把发表文章视为博士生的机会,是展示博士生学术水平与能力的机遇,那么,出台这样硬性规定似乎也有其合情合理的基础,加上高校具有办学自主权,出台相关规定也算是于法有据。
但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是,即便是硬性规定博士生需要发表文章,也应强调学术质量而不是发表的数量,更不应以所谓刊物级别确定文章的水平高低。
在这个越来越多的高校在教师职称评定中,更加推崇代表作来确定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时代,对于博士生的要求也应该强调质量,从而让博士生从一开始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学问,而不是浮躁地去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域外传真 英国高校教学卓越框架评价存缺陷 姻赫丹·沙阿 在人们最初的预想中,英国政府制定实行的教学卓越框架(Tef),是作为英国各大学每门学科教学质量最终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
评价中所得到的数据将为学生们选择到哪所大学就读提供帮助,这同样会刺激各大学采取更加优化、透明的行动吸引学生。
为达到上述目标而设置评价体系是值得赞许的,但如果评价体系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并不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呢? 实际上,评价体系在使用中所面临的风险有很多。
例如,国家教育部门不完全的统计数据会导致评价结果的扭曲以及排名的误判,这会使该体系失去其有效性,甚至招来不必要的攻击。
最初的教学卓越框架是用来评估整个高等教育机构的。
当时,我们对于这一框架的评价方法是持批评态度的。
但是新的针对学科层面的教学卓越框架带来更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为了将每一门学科评级划分为金牌、银牌、铜牌,评级体系的操作变得更加复杂,这使得其博弈性更加明显。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评价所依赖的样本 更小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教学卓越框架之所以不能够达到其预设的目 标,是因为它所评定的是我们能测算的数据,而不是我们应该测算的。
例如,教学卓越框架的评估标准中包含了就业指标,尽管在影响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各个因素中,大学教学因素的影响可能还要弱于家庭背景和收入。
再例如,该体系通过每个班的学生数量判定教学强度,这样的评价指标也太过于简化了。
除此之外,教学卓越框架过于依赖全国学生调查(NSS)。
然而,这一调查并不是专门用于评价教学的,而是学生整体对于课程满意度的调查。
更何况,该调查也会受到很广泛的因素的影响。
例如,位于伦敦的大学在这一项上的评分普遍较低,因为在首都生活费用较高。
总而言之,教学卓越框架的评价指标与“卓越教学”的联系实在是有限,而且评价结果的分数也存在很多统计上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如此的大学比较也变得近乎没有价值。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生不需要更好的择校数据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一所大学的教学环境质量,包括班级的大小、图书馆配置、硬件设施等相关信息,但是我们不应该将此作为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
因此,教学卓越框架存在的缺陷应该被纠正、被弥补,以更好地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作者系英国皇家统计学会执行理事,许悦编译) 图片来源:卫报网 高教观点 陕西省教育厅近日要求,省内高校高考期间高度 治重视在校学生日常管理,调 整好教学安排,坚持正常的教学和集体活动,严格请销 理假制度,一般不允许请假, 因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要 大核清原因,除常规审批程序 外,要经上一级主管领导审核把关。
对无故未到校、不 学参加学校统一安排的教学 和集体活动者,逐人查清去向,防止在校大学生参与高 生考替考。
并重申,在校大学 生参与替考者,一经查实将 替被开除学籍。
这不是陕西省一地的做法,去年,山东省教育厅姻 考为杜绝在校学生违规参加熊 高考和替考行为,要求高考丙期间高校学生一般不允许奇 要请假。
其出发点是从“源头” 治理大学生参加高考替考 从的问题———只要大学生不 离校,那就不会去替人高考 ﹃了。
然而,这并非大学生参 加高考替考的“源头”,从 源“源头”治理高考替考问题, 除了依法加大对替考作弊的处罚力度之外,还必须铲 头除高考替考的“利益链”。
对于高考替考,我国新 ﹄修订的《刑法》已经将其入 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 抓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 家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对 起于大学生参加高考替考,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教育考试机构应当通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
因此,大学生对于参加高考替考的后果是十分清楚的,地方教育部门、高校可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教育,但并不适合采取禁止请假的方式,这超出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权力边界,不是从依法治教角度教育、管理大学生。
进一步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替考被抓不但要被开除,而且要被追究刑责的背景下,还有个别大学生会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呢?这和替考作弊的收益、处罚不对等有关。
一方面,替考成功,请人替考者就可根据作弊得来的分数被大学录取,不出意外也可顺利获得大学文凭;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教学、管理不严,一些在校大学生进大学后没有发展目标和规划。
因此,在利益的诱惑下置违法犯罪风险于不顾,甚至被开除也无所谓。
治理大学生替考作弊就需要解决这两方面问题。
对于第一方面问题,需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不能只以一次考试的分数作为录取依据。
一个事实是,一名学生平时成绩很一般,但高考考场考出远超出平时的成绩,这被我国舆论誉为“超常发挥”,高校必须按这一成绩录取。
但在欧美发达国家,对于这种“超常发挥”是十分警惕的,考试机构会对学生的考卷进行评价,分析是否存在套题、押题等问题,一旦发现问题将取消成绩,甚至如果考生在短时间内参加两次考试,第二次考试成绩提高很多,考试机构也很可能不承认这一成绩,认为这不代表考生的真实水平。
我国内地学生参加雅思、托福考试被取消成绩的不在少数。
另外,高校在评价、录取学生时,不会只看这一次成绩,还会结合中学学业成绩、中学综合表现、大学面试考查等进行综合评价录取。
一个平时学业成绩一般,但统一测试考出超高水平的学生,大学完全可能拒录。
这就使考试作弊的风险大大增加,而收益大大减少。
对于第二方面问题,则需要大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加强过程质量管理和评价,严格执行淘汰制。
一名通过作弊进入大学的学生,如果大学实行严格的培养要求,这名学生将很难达到学校的学业要求,进而被淘汰。
但现在,由于大学对人才培养不够重视,缺乏严格的过程管理和评价,有的学生就以混日子心态面对大学,每门功课也能混及格,这也让作弊者有很大的“收益”———他们作弊的目标就是获得大学文凭;同时也让部分大学生失去理想追求。
据报道,陕西之所以要求高校严格请假制度,是因为2018年陕西省美术类统考中,某高校个别在校学生参与有组织的替考,目前已被开除学籍,并由司法机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这看上去是“亡羊补考”。
但同样是艺术院校招生,美国艺术院校招生有不少采取学生提交代表作,学校对其艺术能力进行评价的方式录取。
按理,提供代表作会有很大作弊、造假空间(请他人替作),可是却鲜有学生作弊,原因是学校会对作品进行严格的评价,一旦发现作弊将取消录取资格。
更重要的是,作弊者就是被录取,如果没有艺术兴趣、能力,将很难完成学业,最终也只有被退学,而且,社会对艺术人才的评价很少看毕业文凭,而是看本人的艺术能力。
在替考入刑后,高考替考问题有所缓解,但是每年还是会有这类问题发生。
这要求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深入分析背后的“利益链”问题,通过改革高考录取制度和大学培养制度来彻底治理高考作弊问题。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7 海外视野 即便是硬性规定博士生需要发表文章,也应强调学术质量而不是发表的数量,更不应以所谓刊物级别确定文章的水平高低。
该不该规定博士生须发表文章才能毕业 姻郭英剑 近年来,在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教育中,不少高校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发表文章的硬性要求,比如硕士生要求发表1~2篇文章,博士生要求2~3篇核心期刊或者SCI、EI、SSCI、A&HCI以及CSSCI类文章,否则就没有提出申请答辩的资格。
对此,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乃至强烈批评,并以西方高校为例进行对比,提出国外高校并无明确的发文要求,以此批评国内高校的一些做法。
我国何时开始出现这样的要求、其依据何在,人们探讨的较少,但这样的硬性规定与高等教育法并不完全契合是实情。
因此,人们对此提出批评确在情理之中,也出之有据。
但就国外而言,近十余年来,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以美国为例,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8年5月30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文章《不景气就业市场的另类标志:研究生感受到巨大压力要发表文章》(以下简称《另类标志》)就讨论了此事。
由于美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博士生教育,所以本文所谈的研究生主要是指在读的博士生。
就业市场在“逼迫”博士生发表文章 在美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像中国高校那样的明文规定,要求在读博士生必须发表文章,更没有规定发表文章期刊的级别,但这并不代表着博士生没有发表文章的压力。
恰恰相反,美国当下严峻的就业市场,促使博士生不得不在博士学位之外,再用发表的文章来加重自己在就业时的砝码。
记者快评 近日,教育部发布消息,有40所省级人民政 高府申报设置的高等学校 已获得通过,相关名单将 校公示至6月13日。
40所高校中,19所在原有院校基础上新设为本科学校, 更16所高校由“学院”更名 为“大学”,3所独立学院 名,姻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陈科学校,另有两所院校为彬同层次更名。
在这些公示的高校 标中,16所更名“大学”的高校无疑很吸引人的眼球,毕竟每当有“学院”改称 准“大学”,总会招来人们的 各种议论。
然而今年,还有 何一所没有更名成功的学校也颇受人瞩目,那就是落选该名单的唐山学院。
依今年年初,河北唐山 学院申请同层次更名为“唐山交通学院”,但这却引起了西南交通大学学生的不满。
该校学生担心,母校在历史沿革中曾用过“唐山交通大学”之名,未来或被其他高校拿去使用。
此事曾在网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此次唐山学院的“落榜”,是否与西南交大学生的反对有关系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高校更名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对于高校更名事宜,教育主管部门是下发过专门文件的。
就在2017年初,教育部曾发布《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
文件明确规定,要严格依据标准审批“学院”更名“大学”,切实引导高等学校把精力和资源用于特色学科专业建设与内涵发展上来。
同时,教育部还确定了年度高等学校设置工作,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分立、合并和变更等相关事项,均须严格按照规划有序实施,未纳入设置规划的高等学校原则上不予受理。
然而,无论是文件中的“依据标准”还是“按照规划”,均给人以很模糊的感觉,毕竟标准是什么、规划有哪些内容,外界并不知晓。
当前,高校更名的冲动普遍很足,这背后有何利益驱动,在此笔者不做探讨。
但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办学实体,高校是有权利提出更名诉求的,只是这种诉求是否合理合规,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裁定。
然而,这并不代表着这种裁定可以“去透明化”。
相反,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将这种权利的运用情况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换言之,什么样的学校可以更名,什么样的学校不能更名,需要一个相对透明的规定,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一纸文件。
当然,每所高校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要求这一规定做到事无巨细,那样反倒有些教条。
但是,当教育主管部门宣布某所高校可以或不可以更名时,是否可以同时告知公众,其作出这个决定的标准何在,哪怕是一个“粗线条”的标准呢? 《另类标志》一文指出,在美国,不要说二十年前,就是在十年前,人们都不会希冀一个博士生除了博士论文之外再发表别的文章。
然而,现在的情形已经有所不同。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拉普森是该校研究生就业办公室官员,他十年前毕业于波士顿大学。
他说,现在人们越来越希望看到博士生有文章发表,甚至是希望他们有多篇文章发表。
《另类标志》指出,博士生们逐渐感受到发表文章的压力,不过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十年前(即2007~2008年左右)的大萧条之后,低迷的就业市场让博士生们更加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在日渐加剧。
而出人意料的是,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复苏过程后,过去常见的高校用人周期性复苏现象却并未出现。
相反,每年新出炉的博士人数超过了高校能够给予的终身教职的数量。
《另类标志》在预测未来博士生们所面临的激烈竞争时直言不讳,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竞争的形势依旧是“残酷的”,并认为这种残酷的竞争又火上浇油,加速了人们越早发表文章越好的期待。
悄然变化中的美国高校 市场如此,自然导致高校的需求与要求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虽然美国高校并无硬性规定,但形成了软性的规定,或者说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开始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期望。
《另类标志》采访了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耶鲁大学英语教授卡斯坦认为,现在已经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不对博士生提出要求的时代了。
博士生应该有文章发表,对于那些想要寻求学术职业生涯的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了“新常态”。
当然,是否要求发表也要看学科。
美国圣母大学文学院院长麦克格里维说,各个学科的要求有所不同,比如经济学科就少于其他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与政治学等。
但在人文学科,人们则越来越看重文章的发表了。
那么,美国高校这一变化的理念何在?看上去道理很简单。
对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而言,人们往往并不知道其工作做得到底如何,未来是否能够做出成绩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已有的文章则很能说明其未来的潜质和水平。
正如得克萨斯女子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卡品努斯所说,各个系部在招人的时候,都想招聘那些已经知道怎么去发表文章且能够获得研究基金的人。
他们在寻找的是显示了研究才能与研究成就的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现实状况亦如此。
在美国高校招聘阶段,虽然现在的遴选委员会依旧十分看重导师的推荐信,但一篇同行评议的文章———即便不是发表在该领域中的顶尖刊物上,若是声誉良好的杂志也可以———则会使其显得十分突出,能够充分显示这位博士的未来走向。
实际上,美国高校这一变化还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日益增长的兼职教师越来越占据了美国高校众多的教师职位。
据报道,兼职教师能够占到系部约70%的数量。
其次,现在是一个“博士后的世界”,博士毕业不经过博士后研究阶段,已经很难找到工作了。
卡斯坦说,自己在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学生经过6年的博士研究从研究生院毕业后,人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非常罕见了。
即使有例外,那也要先在高校中做2~3年的访问教授或者助理教授,才能进入终身教职系列。
博士生为发表文章而延期毕业 在美国,对于博士生而言,就业市场的严峻性是任何一个还没有戴上博士帽的人都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难题。
因此,多发表文章无疑是增加了自己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一份实力。
卡品努斯也提到,有些博士生推迟了毕业,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发表时间和更多的文章面世。
各个高校也加强了对博士生未来就业的指导,包括提供导师。
有悟性的博士生对此都心领神会,并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导师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而有些博士生则会因此而彻底退出未来的学术圈。
康奈尔大学的高等教育经济学权威艾仁伯格认为,对博士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实际上也对高校的各个院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美国顶尖高校的经济学博士项目大都提高了资助力度,学制也由5年延长到了6年,其他高校也在纷纷效仿。
他说,不久之前,自己的大部分博士生还都会在4~5年之内毕业,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据他了解,在康奈尔今年毕业的经济学博士生中,有8位在校时间为6年,2位是7年,只有1位是5年。
凡是超过5年的博士生大都是把精力用在了发表文章上,几无例外。
为了消解博士生的难题,卡斯坦说,大多数的研究生院都会对博士生予以职业指导。
一般从第三年开始,会帮助他们熟悉会议论文,教他们写作博士论文、写作研究论文、应对面试,等等。
卡斯坦也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能够发表两篇文章就很好了,或者有一篇发表,另外一篇在 评议中也可以。
其实在美国,发表文章的压力不仅是在博士 生这个层次,也波及到了本科生层面。
很多在本科阶段有文章发表的学生,不仅在进一步深造进入研究生院时会受到关注,在进入社会找工作时也往往会被优先录用。
反过来,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博士生的期望值,博士生本来就有的发表文章的压力也会在这种外在压力下持续增长。
发表文章,对非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至关重要 虽然发表文章对在读博士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但它本身并非一无是处。
《另类标志》一文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在顶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来说,文章的发表是他们科研水平与研究能力的有力证明。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副教授恩希纳斯说,有众多文章发表的记录,远胜于毕业于一所名校。
她说,雇主招聘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大学。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凡是发表文章的高手,反过来总是能够让人们对其所在的高校及院系刮目相看。
恩希纳斯说,如果她的学生很不错,文章不断,她也会感到很好,也会文章迭出。
当然,对于博士生来说,抓住发表文章的每次机会自然显得非常重要。
今年春季毕业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斯多特说,她对每次看得到的发表机会都尽量不放过。
在毕业后,斯多特到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担任了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
谈到个人经验,她说自己是个凡事都说好的人,因此受益匪浅,有了现在的发表记录。
这位《另类标志》中的主题人物发表了(含合作)5篇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论文,在期刊上发表了2篇书评,为一部著作写了3个章节等。
对一个博士生来说,这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她能够一毕业就获得终身教职的职位,其突出的发表记录一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该不该对博士生提出硬性要求 美国高校也有教授对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数量提出具体要求建议的事例,比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副校长与教育学院院长德庖就说,可以期望硕士生发表1~2篇文章,博士生2~3篇文章。
这样的要求与目前中国所提出的要求相似。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说的是期望,而非硬性要求。
因此,在笔者看来,我们仍然需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到底应不应该对博士生提出发表文章的硬性要求。
我能够理解高校出台这样规定的初衷,但还是认为不作硬性规定为宜,或者即便是硬性规定,也应该强调质量而非数量。
如果单纯从提高博士生的学术水平以及考虑博士生未来就业的需求来看,高校提出这样的硬性要求,似乎也无可厚非。
虽然有人指责这是依靠博士生在为学校攫取声誉,但毕竟也在客观上促使博士生为个人的前途积累了实力。
特别是作为非名校出身的博士生,如果能有出色的发表记录,自然能够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在众多人中可以脱颖而出,这应该算是好事。
因此,是否硬性规定,完全取决于各个高校的决策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把发表文章视为博士生的机会,是展示博士生学术水平与能力的机遇,那么,出台这样硬性规定似乎也有其合情合理的基础,加上高校具有办学自主权,出台相关规定也算是于法有据。
但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是,即便是硬性规定博士生需要发表文章,也应强调学术质量而不是发表的数量,更不应以所谓刊物级别确定文章的水平高低。
在这个越来越多的高校在教师职称评定中,更加推崇代表作来确定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时代,对于博士生的要求也应该强调质量,从而让博士生从一开始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学问,而不是浮躁地去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域外传真 英国高校教学卓越框架评价存缺陷 姻赫丹·沙阿 在人们最初的预想中,英国政府制定实行的教学卓越框架(Tef),是作为英国各大学每门学科教学质量最终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
评价中所得到的数据将为学生们选择到哪所大学就读提供帮助,这同样会刺激各大学采取更加优化、透明的行动吸引学生。
为达到上述目标而设置评价体系是值得赞许的,但如果评价体系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并不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呢? 实际上,评价体系在使用中所面临的风险有很多。
例如,国家教育部门不完全的统计数据会导致评价结果的扭曲以及排名的误判,这会使该体系失去其有效性,甚至招来不必要的攻击。
最初的教学卓越框架是用来评估整个高等教育机构的。
当时,我们对于这一框架的评价方法是持批评态度的。
但是新的针对学科层面的教学卓越框架带来更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为了将每一门学科评级划分为金牌、银牌、铜牌,评级体系的操作变得更加复杂,这使得其博弈性更加明显。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评价所依赖的样本 更小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教学卓越框架之所以不能够达到其预设的目 标,是因为它所评定的是我们能测算的数据,而不是我们应该测算的。
例如,教学卓越框架的评估标准中包含了就业指标,尽管在影响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各个因素中,大学教学因素的影响可能还要弱于家庭背景和收入。
再例如,该体系通过每个班的学生数量判定教学强度,这样的评价指标也太过于简化了。
除此之外,教学卓越框架过于依赖全国学生调查(NSS)。
然而,这一调查并不是专门用于评价教学的,而是学生整体对于课程满意度的调查。
更何况,该调查也会受到很广泛的因素的影响。
例如,位于伦敦的大学在这一项上的评分普遍较低,因为在首都生活费用较高。
总而言之,教学卓越框架的评价指标与“卓越教学”的联系实在是有限,而且评价结果的分数也存在很多统计上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如此的大学比较也变得近乎没有价值。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生不需要更好的择校数据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一所大学的教学环境质量,包括班级的大小、图书馆配置、硬件设施等相关信息,但是我们不应该将此作为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
因此,教学卓越框架存在的缺陷应该被纠正、被弥补,以更好地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作者系英国皇家统计学会执行理事,许悦编译) 图片来源:卫报网 高教观点 陕西省教育厅近日要求,省内高校高考期间高度 治重视在校学生日常管理,调 整好教学安排,坚持正常的教学和集体活动,严格请销 理假制度,一般不允许请假, 因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要 大核清原因,除常规审批程序 外,要经上一级主管领导审核把关。
对无故未到校、不 学参加学校统一安排的教学 和集体活动者,逐人查清去向,防止在校大学生参与高 生考替考。
并重申,在校大学 生参与替考者,一经查实将 替被开除学籍。
这不是陕西省一地的做法,去年,山东省教育厅姻 考为杜绝在校学生违规参加熊 高考和替考行为,要求高考丙期间高校学生一般不允许奇 要请假。
其出发点是从“源头” 治理大学生参加高考替考 从的问题———只要大学生不 离校,那就不会去替人高考 ﹃了。
然而,这并非大学生参 加高考替考的“源头”,从 源“源头”治理高考替考问题, 除了依法加大对替考作弊的处罚力度之外,还必须铲 头除高考替考的“利益链”。
对于高考替考,我国新 ﹄修订的《刑法》已经将其入 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 抓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 家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对 起于大学生参加高考替考,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教育考试机构应当通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
因此,大学生对于参加高考替考的后果是十分清楚的,地方教育部门、高校可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教育,但并不适合采取禁止请假的方式,这超出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权力边界,不是从依法治教角度教育、管理大学生。
进一步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替考被抓不但要被开除,而且要被追究刑责的背景下,还有个别大学生会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呢?这和替考作弊的收益、处罚不对等有关。
一方面,替考成功,请人替考者就可根据作弊得来的分数被大学录取,不出意外也可顺利获得大学文凭;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教学、管理不严,一些在校大学生进大学后没有发展目标和规划。
因此,在利益的诱惑下置违法犯罪风险于不顾,甚至被开除也无所谓。
治理大学生替考作弊就需要解决这两方面问题。
对于第一方面问题,需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不能只以一次考试的分数作为录取依据。
一个事实是,一名学生平时成绩很一般,但高考考场考出远超出平时的成绩,这被我国舆论誉为“超常发挥”,高校必须按这一成绩录取。
但在欧美发达国家,对于这种“超常发挥”是十分警惕的,考试机构会对学生的考卷进行评价,分析是否存在套题、押题等问题,一旦发现问题将取消成绩,甚至如果考生在短时间内参加两次考试,第二次考试成绩提高很多,考试机构也很可能不承认这一成绩,认为这不代表考生的真实水平。
我国内地学生参加雅思、托福考试被取消成绩的不在少数。
另外,高校在评价、录取学生时,不会只看这一次成绩,还会结合中学学业成绩、中学综合表现、大学面试考查等进行综合评价录取。
一个平时学业成绩一般,但统一测试考出超高水平的学生,大学完全可能拒录。
这就使考试作弊的风险大大增加,而收益大大减少。
对于第二方面问题,则需要大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加强过程质量管理和评价,严格执行淘汰制。
一名通过作弊进入大学的学生,如果大学实行严格的培养要求,这名学生将很难达到学校的学业要求,进而被淘汰。
但现在,由于大学对人才培养不够重视,缺乏严格的过程管理和评价,有的学生就以混日子心态面对大学,每门功课也能混及格,这也让作弊者有很大的“收益”———他们作弊的目标就是获得大学文凭;同时也让部分大学生失去理想追求。
据报道,陕西之所以要求高校严格请假制度,是因为2018年陕西省美术类统考中,某高校个别在校学生参与有组织的替考,目前已被开除学籍,并由司法机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这看上去是“亡羊补考”。
但同样是艺术院校招生,美国艺术院校招生有不少采取学生提交代表作,学校对其艺术能力进行评价的方式录取。
按理,提供代表作会有很大作弊、造假空间(请他人替作),可是却鲜有学生作弊,原因是学校会对作品进行严格的评价,一旦发现作弊将取消录取资格。
更重要的是,作弊者就是被录取,如果没有艺术兴趣、能力,将很难完成学业,最终也只有被退学,而且,社会对艺术人才的评价很少看毕业文凭,而是看本人的艺术能力。
在替考入刑后,高考替考问题有所缓解,但是每年还是会有这类问题发生。
这要求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深入分析背后的“利益链”问题,通过改革高考录取制度和大学培养制度来彻底治理高考作弊问题。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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