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9日星期三Tel（押010）82614599 思考 主编：钟华编辑：陈彬校对：王心怡E-mail押daxue＠
7 对话 郭齐家：教育者要找回丢掉的心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郭齐家刚过完75周岁生日，老先生精神矍铄，每每谈到教育问题，瘦小的身躯中就会发出洪亮的声音。
在他看来，当前的大学改革必须重视去行政化、人文精神培植、教育者本身要受教育这三方面的问题。
行政管理难以产生学派 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公选校长要比指派校长更合乎民情。
当然，在整体觉悟不高、心灵封闭的情况下，公选校长未必比指派校长更合适。
经过慢慢培养、革新氛围，公选出的校长会越来越理想，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民主选举的氛围，这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氛围不够，应该回归到“五四”以后抗日战争之前，从中吸取经验来培养中国的大学精神，其总的精神是东方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的有机结合。
《中国科学报》：当前，中国大学的最大问题是行政化严重。
在您看来，行政化为什么难以去除？ 郭齐家：行政化难以去除，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长期不尊重教授治校，习惯于简单化管理造成的。
中国大学办得最好的时期是“五四”以后至抗日战争之前，这段时间里既有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又有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
遗憾的是，正确的建设之路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切断。
战争年代的教育逻辑是派觉悟较高的领导来管理大学，简单化的管理确为战时的权宜之计。
可是，到了和平年代，沿用这一方式并不适用于做学问。
因为教育、行政有各自的规律，拿行政的规律套教育规律肯定是行不通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当代难出大师、难出学派。
《中国科学报》：去行政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郭齐家：当前，去行政化最大的阻力是用什么观念来领导大学，是让学术自由发展，还是由行政管住学术。
我认为，当前对学术管理过严过细，学术自由的空气不足，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学里学派难以产生。
有学派才有百家争鸣。
过去，京剧里有梅程尚荀四大流派，各派有自己独立的艺术体系。
我们的学问也是独立的体系，不是你管我、我管你，而是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最后再交流、碰撞、争鸣。
上个世纪产生众多大师、学问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术自由的环境。
像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这样的校长，从不把自己的学问强加于人，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服务科学家、知识分子的角色上，为他们的工作做铺垫。
《中国科学报》：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之路，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郭齐家：大学改革应该逐渐淡化行政手段，重视学问手段。
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大学改革最担心丢掉人文精神 《中国科学报》：除了行政化问题，当前的大学改革过程中，您还关注了什么？ 郭齐家：大学改革中，我最担心的还是丢弃人文精神。
现在整个社会过分注重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甚至有人认为“文科无用”。
但是，如果没有做人的方向，技术性能力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成为害群之马。
实际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只是它的偏重不同。
科学精神强调的是力量，人文精神强调的是方向；科学精神讲的是工具理性，人文精神讲的是价值理性。
换句话说，科学精神研究真的问题，人文精神解决善的问题，只有二者结合才是“美”。
在应试环境下，中国的学生往往要到大学中补中学的人文课。
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强调通识教育。
如果暂时开不了通识课程，可以用大学语文代替。
课程中要偏重儒家、道家的内容。
比如，四书相当于是中国的“圣经”，通过《四书》和《道德经》我们可以学会怎么做人，做人的尊严、价值何在。
尽管我不鼓励学生信仰宗教，但是希望他们有宗教情怀，因为宗教情怀重视人文的关怀和终极的关怀。
《中国科学报》：您强调开设通识课、大学语文课，那么内嵌在当中的人文精神有什么特殊的考核形式吗？ 郭齐家：中国文化不是光靠背书、考试就能掌握的，要做到“知行合一”。
不一定非要进行知识性考试，而应该鼓励学生进行人文体验，例如妈妈生日时给妈妈洗一次脚、煮一碗长寿面，期末的时候要求学生写一篇关于“孝道”的心得体会，播放一个以孝为主题的视频等。
只有当学生的人文情怀提升后，行为动力才会充足，学习兴趣才会提高。
开设人文课程 的目的就是在于启发学生们做人的觉悟，唤醒他们的良知。
教育者本身要受教育 《中国科学报》：大学功利化是当今高校的一大弊病。
您认为大学功利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郭齐家：现在很多病根都是出在“上一代”———家长追求名利，“教”会孩子一切向“钱”看；老师也追求名利，个别人学术造假，抄袭作业、考场舞弊。
必须明确，为师者不仅仅依靠知识工具教育下一代，而是要靠觉悟、本性来启发学生，唤醒学生的良知，把认知心与道德心、感恩心、关照心和美感心结合起来。
然而，如今教师队伍的问题出在越来越多的人把教师当做职业对待，缺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
这是一种雇佣的观点，而非觉悟者的观点。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儒家讲本心，道家讲元神，佛家讲本性，西方讲灵魂，实际上说的都是讲心灵。
搞教育者在于把丢掉的心找回来，但是现在的教育异化了，只讲工具、讲计算，不讲心灵。
让教育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物质化。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前30年教育强调为阶级斗争服务，甚至于说把大学办成党校；后30年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很多学校历史系改为旅游系，只教肤浅的东西迎合商品 化。
大学的根本是追求文化，文化的根本是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
过于强调物质化，不仅把大学矮化了，还把大学的灵魂抛弃了。
《中国科学报》：教育要回归本位，需要怎样的一个历程？ 郭齐家：马克思说过一句话，教育者本身要受教育。
要改变中国大学生的气质，首先要改变大学教师气质。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灵魂与灵魂的感召、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教师启发学生良知，使其拥有高尚的道德、大爱的胸怀、善念的种子。
就整个教育环境而言，需要转变权、钱、性的价值观，回归到天地国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信仰上。
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天人合一”，天给我们性，地给我们命，父母给我们身，国家给我们创造好的环境条件，老师给我们“道”，告诉我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文情怀，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的教育要把动脑改为动心，从胎教起就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因为现在大学的问题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的问题是幼儿园、家庭教育的问题，根本问题还在于家庭教育和幼儿园的教育。
应从心灵的培养开始，从小要接受圣贤的教育，要读“论语”、“道德经”，这是中国人的“圣经”。
我们现在教育上、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集中为一点是背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我们的大学，要真正为增强文化软实力作贡献，这样的大学才真正让人民满意。
国际教育观察 作为国家战略的教育国际化 姻侯定凯 传统上，除了科研活动，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地方政府负责的。
但今年8月份，由联邦政府指派的一个咨询小组向国际贸易部长提交的一份题为《国际教育：加拿大未来繁荣的关键动力》的报告，却改变了这一传统。
这份报告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和措施，其中提出加拿大招收的留学生将从2011年的24万增加到2022年的45万，联邦政府与各院校、地方政府共同资助每年5万本国学生赴海外留学、参加文化交流和社会服务等。
同时该报告还从政府层面提出了国际教育的质量保障、市场推广和配套制度等。
由政府出面制订教育国际化的蓝图，相关咨询报告却提交给了国际贸易部门，而不是惯常的教育或人力资源部门，这意味着重要的教育政策转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被广泛地定义为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据另一份加拿大的政府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在该国的留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和日常消费为加拿大贡献了80亿美元，政府从中获得4.45亿美元的收入，同时为本国提供了8万多个就业机会。
在增强国家竞争力、推动教育需求、培育劳动力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被赋予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在国际化教育政策转型方面，加拿大并不是个案。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今都纷纷打出国家“品牌”，参与国际教育的市场竞争。
传统的国际教育领先的国家在重新评估各自遇到的新挑战，而其他国家则在不断分割的国际教育市场中寻求新机遇。
关于国际教育国家战略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
一，发达国家继续控制“高端”国际教育市场。
2011年，美国国土安全部推出“在美学习计划”，重新检视了在美留学学生的签证和访问学者计划，帮助和鼓励留学生继续在美深造，为美国发展作出贡献。
在高等教育公共财政不断紧缩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些高校通过扩大本科阶段自费留学生的规模，来补贴优秀研究生的资助计划。
美国高校通过这样的途径，实现了教育资源配置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兼顾了学生群体的多元化。
第
二，国际教育的质量保障。
2011年3月起，英国政府加强了院校的质量认证，提高了对留学生英语口语的要求。
受到澳元走强和部 分教育机构质量低下的影响，2010年后留学澳大利亚的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
为改革本国国际教育，澳大利亚政府开展了专项的调查研究，反思本国的国际教育质量问题，提出维护澳大利亚教育声望的措施。
2011年10月，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部部长宣布成立国际教育咨询委员会，以帮助政府制订一个为期5年的国际教育战略计划。
第
三，通过多种渠道增强本国教育市场对留学生的吸引力。
具体措施包括：安排专门预算，向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加大教育市场的宣传和营销力度；开拓新的留学生市场（如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完善留学生签证制度等。
第
四，为本国学生提供更多海外留学经验。
除了上述加拿大鼓励本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政策，德国也有类似的计划。
2010年，德国政府向31000名本国学生出国留学提供了总额1.09亿欧元的奖学金；目前有30％的德国学生有 机会出国求学；政府计划将这一比例提高到50％。
第
五，非传统教育输出大国积极扩大留学生规模、引进优质办学资源。
例如，马来西亚除了计划招生学生数量从2011年的93000人，增加到2020年的20万人，政府还鼓励国际知名院校到本国开设分校，以进一步提升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
类似的建立名校分校区的做法在亚洲其他国家也较为普遍。
一些国家甚至希望通过引进国际优质办学资源，建立地区性的高等教育中心。
与国际形势形成鲜明呼应的是，我国也在国家层面确立了国际教育的总体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和质量等方面提出了基本的工作框架。
随着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市场和人才竞争在不断加剧，教育国际 化又需要巨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因此，我们需要在《纲要》的基础上，制订针对国际教育问题更加清晰的战略规划，以提高工作的计划性，更好地确立国际化的重点和制度保障，并加强对实施过程的监控，确保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竞争中不断累积优势，并通过国际竞争与合作，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和知识生产能力的提高。
教育国际化既具有学术和教育的意义，也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价值。
虽然当前经济和人力资源流动的因素在国家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扩大院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从国际水准来衡量）、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和知识生产力的提升等方面，依然是教育国际化的根基和改革的归宿。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链接 近些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正在加强。
不久前的一份国际大学排名印证了这一点。
大学排名显示:全球学生流动性增强 不久前，国际最具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发布者之
一、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Symonds）刚刚发布了新一年度的世界大学排名。
而在解读这份排名时，专家们纷纷提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学生国际流动性的加强。
“在那些寻求海外教育目标的一流大学的帮助下，全球学生的流动正在出现一个势不可挡的崛起。
”QS的学术顾问约翰·奥里亚这样表示。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间，全球各高校的国际学生数量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增长。
但此次最新的高校排名显示，在全球排名前100名的大学中，依然有约10%的大学，其国际学生数量依然持续着非凡的增长态势。
据奥里亚介绍，今年在评定高校质量排名的过程中，评估人员将国外学生和教师的数量排名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其中，而这也在今年的评定结果中得到了反映。
从今年的榜单上看，美国和英国的大学依然在总体排名中占据绝对优势，囊括了榜单的前十名。
其中，麻省理工学院超越剑桥大学，占据了榜单首位，剑桥则滑落第
二。
而这一排名变化的原因，便与海外学生的数量有关。
“剑桥大学虽然在国际学生的数量上较之以往已经有了显著增加，但对比其他高校，该校在这一项的排名依然下降了5位，这也是导致其失去总排名第一位置的重要因素。
”一位研究人员这样说。
与剑桥类似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2004年时，曾占据总排名第二的位置，而今年则降至第22位。
“该校排名的下降，不仅源于其较低的师生比，而且还有对国际学生和教师吸引力降低的因素。
”QS的另一位学术顾问马丁·因斯这样说。
专家表示，目前的国际教育环境下，最成功的大学吸引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和教 师。
“将国际学生与国际教师的比例作为评价教育机构多样性和国际吸引力的指标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评论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术排名产生，开始帮助学生选择他们未来考取的大学，如何客观、科学地制定排行榜，则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陈彬编译） 他山之石 栏目主持：年智英 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产生了极为鲜明的自身特点，如果仔细研究这些特点，我们会发现其对国内高等教育的诸多启示。
学术自由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基础是由大学的本质和使命决定的，也被大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所印证。
在美国，学术自由思想一直深受德国学术自由传统的影响，但在充分借鉴、吸收社会生活和制度中的共同主张的基础上，其学术自由思想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并衍生出以终身教职为核心的学术自由制度保障体系。
学术自由的逻辑基础 “逻辑”一词，最早导源于希腊文“logos”，意指思想、理性、规律性等。
而所谓学术自由的逻辑，所指的是学术自由作为一种大学理念和制度，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发展的规律性。
大学自身的逻辑植根于高深学问的持续活动中，学术性是其本质属性，发现和传播真理、发展和繁荣学术是其核心使命。
学术自由是从事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智力活动的保障。
正如美国学者布鲁贝克所言，“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 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
”认识论认为，只有通过自由探索和不懈追求才能不断逼近真理。
政治论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
这是因为，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现在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
在道德方面，学术自由的基本理由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
社会依靠高等学府作为获取新知的主要机构，并作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
多 重 保 障 下 姻朱 的 景坤 美 国 学 术 自 由 学术自由的保障机制 从根本上讲，美国高等教育是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体系，高校在学校的管理、使命和发展方面享有法律赋予的自治权。
在美国，大学分为私立、州立两类：私立大学完全独立于政府，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州立大学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拥有诉讼权、财产管理权、支配权、资金借贷权、人事雇佣权、制定学校内部规则权、征收有关费用权等诸多权力。
在州立大学中，还有一些拥有“宪法规定上的独立法人”法律地位的大学。
这类大学享有更高度的自治，拥有不受州政府、议会、法院干涉的特权。
而且，学术自由受法律保护的地位正是在一系列学术自由实践的判例中逐步确立，才使学术自由概念本身成为融合了宪法原则和学术观念的司法概念。
在社会层面，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全美教育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和机构，在保护学术自由及推行终身聘任制原则方面，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AAUP为例，早在1915年、1940年和1958年，该组织就相继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原则的声明，建立学术职业的标准和规范。
1972年，AAUP又发布了关于集体谈判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大学教师集体谈判和罢课的合法性。
教师集体谈判和罢课开始成为大学教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在学校内部，教授治校给予美国大学教师民主参 与学校管理的权力是保护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
殖民地学院时期，教师只是有知识的青年人谋求教会职务的“跳板”。
19世纪初期，教师职业的专门化在美国开始出现。
19世纪后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和学术职业的形成提高了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在大学办学过程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终身聘任制在促进大学履行教师聘任的正当程序、保障学术自由和教师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终身教职通过提供职业安全和经济保障，抑制非学术因素对大学学术事务的干扰。
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所指出的，“坚持学术的价值，拒绝让大学听命于经济逻辑，就是坚持学术自由”。
这种学术逻辑“使教师相信他的研究成果或专业言论不会受到外界压力的限制或主导，否则，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立场；它使支持和依赖教师的学生和公众相信教师的言论仅仅受到他的专业判断的影响，而没有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明确法人地位是保障自由化的前提 一直以来，大学在我国都是作为政府下属部门的事业单位而存在的，计划体制的长期束缚使大学缺乏应有的自治权。
尽管《高等教育法》中关于高校自主权的规定使得我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染上了法律的色彩，但从现实分析来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行政关系”仍然是主要成分。
因此，淡化大学与政府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实现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法律化，明确学校的法人地位和自主办学权，限制政府出于良好的动机不由自主地干预大学的冲动，是我国保障大学学术自由制度化必须解决的首要前提。
同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呈现强政府、弱市场的状态。
在政府行政权力的超强控制下，几乎没有社会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教师的学术自由与职位保障问题在社会援助体系上存在潜在的制度性缺失。
随着经济机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和高校法人地位的确立，需要成立类似美国AAUP的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学校之间的“缓冲器”和“安全阀”，发挥其维护学术自由的独特功能。
除此之外，由于大学本身缺乏公开透明程序正当的入职、试用和“非升即走”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普遍面临“易进难出”的人才逆淘汰现象。
而随着严格的岗位设置和教师聘任制的推行，教师甚至优秀教师的职业安全将失去应有的保障，学术自由受到潜在的威胁，这似乎又“矫枉过正”地走向了另一极。
而美国的终身教职通过确保教师的职业安全提供了学术的自由。
总之，高校人事政策无论如何调整，保障教师学术自由的目标指向是应该得到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