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 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扫二维码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看科学网 新浪微博：/kexuebao 扫二维码看大学号 CHINASCIENCEDAILY 总第 期 2019年7月31日星期
三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邮发代号：1-82 科学网： 工作坊里“炼”批判性思维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同学们，你们认为这个知识重要吗？”讲台下，学生们异口同声回答“重要”。
“可是，为什么这个知识重要？”学生顿时沉默，一名学生小心翼翼地说：“因为之前教我的老师说‘重要’。
” 这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川川第一次带学生时的场景，类似的场景在中国大学课堂上也不少见，令他印象颇深。
“判断对错只有两个标准———逻辑和经验。
”经济学院的老师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学生强调要有批判性思维能力。
然而，只是单单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似乎欠缺操作性。
于是，2014年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开启了一场锤炼思维的新尝试———成立工作坊，用学术研讨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
为学生提供“自选的拔高动作” 下午1点30分，工作坊“开张了”。
学生们轮番上台作展示，教师、学生们不断给他“挑刺”。
“制度好的国家，人均收入高。
那么，为什么A国制度好，B国制度不好？”“为什么A国选了好制度，B国没有选？……” 第一次上台作展示的学生也许会因“步步紧逼”的节奏，紧张到手心出汗。
但是，展示者收集好师生建议，回去修改，及至第二次、第三次再次登台，被师生“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已“司空见惯”。
这样的工作坊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已有8个，每周举行一次，完全对外开放，全校的师生均可自由参加。
高校怎样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看来，大学教师最直接的诠释方式是通过学术研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因为学术研究永远在追问一个问题———你做了哪些创新，与现有研究有何差别？” 别看台前展示的时间只有几十分钟，台下，师生可没少下功夫。
在课堂上，教师给所有学生提供系统、前沿的知识，为学生们打开一扇了解前沿的窗口。
而工作坊则为部分想要进一步提升的学生提供了“自选的拔高动作”。
“‘拔高’主要体现为两点：知识点更难、更前沿，要求学生学以致用。
”张川川说，学术研究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任何现象背后都有很多解释，学术研究就是要去伪存真，找出最可靠的解释。
过程很考验人，一篇论文改二三十稿，一次次打回去返工，有些学生坚持不下来选择退出。
但对于坚持下来的学生而言，批判性思维、查阅资料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一些高产出的工作坊中，学生已有七八篇论文发在了国内顶级经济学刊物上。
而看不见的是，工作坊内人均至少一篇论文处于未发表或投稿过程中。
五届下来，经济学院工作坊培养的学生有200多人。
锻造思维，第一步是不迷信权威 “只是抱着发表论文的念头，就不要来我的工作坊。
我想带你认真做研究。
”不要抱着功利的念头参加工作坊，这是经济学院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因为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学生都是对思维有所要求的。
如何锻造思维？在他们看 来，第一步是不迷信权威。
《道德经》云：“前识者，道之 华而愚之始。
”从前学生讲到诺贝尔奖获 得者总是“仰望神坛”，缺少质疑精神。
在教师一次次的例证中，学生们逐渐明白，诺奖获得者固然曾经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站在学术舞台中央的是年轻的科研人员。
“在一个成熟的工作坊中，报告者开始演讲后，在各个环节都要面临尖锐的批评，我特别希望有朝一日，学生也能有理有据地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尖锐批评。
”陈斌开说，“必须让学生明白，再优秀的人都有可能出错。
这时候，学生才敢去批评、讨论。
建立起足够的自信，才不会在前人后头亦步亦趋、人云亦云。
” 虽然更多的时候，国民经济学硕士生任阳担心自己的观点幼稚，不敢批评他人，但是“先批再立的思维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认为就是应该这样思考”。
任阳说。
“来这里就是发现自己的无知。
”对此，工作坊的教师们总是这样鼓励学生。
对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表现，教师们也表示理解。
相比于博士4年的训练，本科生大二下学期加入工作坊大三结束离开，仅一年多时间，且知识厚度更有限。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仅完成了思维的初步锻造，后续的深造还要留待研究生阶段。
事实上，举办工作坊的第一年，效果便立竿见影，参加工作坊的学生有3名保送北大。
之后每年都有保研到北大、清华的学生。
能够影响一个人，就会获得成就感 令记者料想不到的是，工作坊并无任何的报酬，靠的是教师的情怀驱动。
为此，记者不断追问，怎样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工作坊的诞生和发展，与计较报酬毫不相干。
一些文献学生能够读明白就已不错，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了解最前沿的文献，指点学生找到方向，否则学生可能摸索许久都毫无头绪。
为此，教师们一定要站在学术的前沿，实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互补，教学相长。
正因为追求高远，往往教师们可以实现科研、教学双丰收。
读博期间，张川川从他的导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那里深刻体会到“，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不存在有没有时间的问题，只存在把什么放在前面”。
为了按时参加工作坊，导师可以推掉很多重要会议。
这也给了曾经因为疲累想要放弃的张川川坚持下去的理由。
他又以同样的理由，鼓励学生不放弃。
如今，对于工作坊的坚持，他已经很笃定，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我心中工作坊的理想状态是保持三到五名教师参加。
学术不能有权威，有权威就会阻碍进步。
”张川川担心，自己会给出错误的评论，而学生不敢批评自己。
对于教师而言，报酬为
0，但对于学生而言，收获却是100。
不久前，2015级经济学本科生张杭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高兴地发来短信“，会一直做一个快乐、正直、努力、对社会有益的人”。
这句话是张川川曾在课堂上讲过的，学生一直非常认可。
“能够影响一个人，学生认同你的理想、追求，有共同的价值观，你就会获得成就感。
”张川川的话，代表了认同并参与工作坊的教师的共同心声。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难以实现既博又专，当今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已不现实，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差异进行培养，形成自己独特的智能结构，从而让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长处。
这，才是教育的目的。
文理分合：不是冤家不聚头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七月是学子告别母校的时节，也是高中毕业生们即将进入新阶段的准备期。
武亦姝，这个斩获《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全国总冠军的女孩，也在今年夏天被清华大学录取。
此时，很多人方恍然大悟，原来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武亦姝是位出身理科的学霸。
其实，当年惜败武亦姝的北京大学博士陈更也是理工科专业出身。
文与理，两个看似必须要有取舍的学科，却在这两位曾经在《中国诗词大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身上完美统
一。
不仅个人的兴趣不再局限于文或理，从政策层面看，文科与理科也正在从分走向合。
去年，《北京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发布，北京成为继浙江、上海后，又一个执行新高考政策的城市。
这意味着在2020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学生将采取“3+6选3”的新模式。
其中，学生除必选的统考语文、数学、英语外，还要从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6门科目中自选3门计入高考，不再从形式上划分文理科。
政策层面的变动，又将文理究竟该不该分科这一老话题推上风口浪尖。
文理是否该融合？两者在分与合之间是否还存在第三条路？若要探讨这些问题， 最先需要弄清的是文科理科分类到底从何而来。
文理分合应时而需 1949年后，新中国百废待兴，为了快速选拔、培养人才参与国家建设，我国高等院校对标苏联，于1952年6月至9月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并将学科进行文科与理科的划分。
例如，当时将北京大学的工科并入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科则大部分纳入北京大学麾下。
经过5年的调整，1957年，高等院校已然将专业划分为文史类、医农类和理工类三大科类，高考试题也被分为文科和理科试题。
“当时出现了很多专业性高校，如工学院、农学院、林学院等，高等教育的专门化倾向明显增强。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陆亭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谈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被暂时中止，直到1977年恢复时，我国依然沿用了文理分科的考试方法。
当时，国家出台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文科生在高考时需要考试的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理科的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和化学。
紧接着，教 育部在《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在文科和理科考试科目中增加外语。
1981年，全国高考在理科考试科目中增加了生物，占30分，1982年调整为占50分。
至此，这种文科6门、理科7门的“大文大理”模式基本形成。
教育部考试中心副研究员李勇曾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改革之科目改革》一文中回忆道，1983年，为改变中学的“应试教育”现象，淡化高考“指挥棒”作用，国家教委提出实行高中毕业会考，探索毕业会考基础上的高考改革方案。
在经历了一系列尝试后，1999年2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3+X”改革方案，这成为历次科目改革中变化最大的一次。
2002年，全国范围开始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即“3+文综/理综”的考试模式，并沿用至今。
也是在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过一次高校合并潮，让一些专业性高校与综合性大学相融合，提升了后者的学科水平，促进了文理在高校的融合。
例如吉林大学与吉林工业大学、长春科技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邮电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的合并，合并后的吉林大学在法学、化学、地质、考古、机械专业 方面都进入国内顶尖序列。
“从当时的历史年代看，我国高考实 行文理分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大量的专业性人才培养确实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马陆亭表示。
多元评价水到渠成 2000年后，打破文理界限的呼声时 有出现。
2008年，一份农工党北京市委 公布的《关于高中阶段取消文理分科与 高考改革的建议》显示，约60%的受访者 认为，高中文理分科会使学生由于缺乏 文理科交叉的综合优势而缺乏创造力， 76.6%的人赞成取消文理分科。
浙江、上 海、北京也开始执行新的高考政策，努力 打破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学科壁垒。
尽管国内正在尝试，但
21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采访时直言，不解决唯分数论就难以 让学校将素质教育重视起来。
“而且，整 体教育应试的目的不变，文理就难以实 现真正的融合。
” 熊丙奇认为，文理分科确实为我国人 才培养做出过贡献，但是过早地文理分 科，例如目前在中学阶段就开始文理分科 学习，导致一些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单
一， “文科的学生缺乏科学精神，理工科学生 则缺乏人文素养”。
（下转第
2版） 中国大学评论 如何看待大学排名数据错报？ 姻刘虹张端鸿 日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5所大学承认自己去年综合排名的数据申报有误。

U.S.News官网已将这5所学校的2019年综合排名直接取消，直接显示为未排名（Unranked）。
此事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认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竟然在排名上数据造假，身为全球公立大学典范，在追求大学排名上却也不能免俗。
笔者认为，错报和造假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大学排名数据错报难以避免，作为商业公关行为的大学排名不宜作为公共评价数据来源。
根据声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校在为2020年榜单统计数据时发现此前递交的数据出错，因此主动向排名机构坦诚相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来报送的校友捐献率在2017年度和2016年度平均为11.6％，按照排名机构的统计口径，校友捐赠不能包括不符合美国国税局慈善捐赠减税要求的项目，该校在报送这项数据时未能严格按照排名机构的口径进行统计。
严格按照相关口径，加州伯克利2016年度的校友捐献率只有7.9％。
从排名机构的本意来看，大学发现问题主动纠错，排名机构及时声明强调这是罕见的行为，可以有效提升大学排名的公信力。
其实，类似这样的数据误报情况并不罕见，此前也存在一些其他已经披露出来的数 据误报情况。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部分大学排名以大学报送信息作为排名数据来源，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往往只是向院校发布采集通告，而后收集院校报送数据，缺少必要的验证和核实。
有的排名机构在发现院校报送数据发生重大变化时，甚至毫不过问，有的也只是循例问过之后就照单采纳。
排名机构在编制数据采集说明的时候，因为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很难通过简单几句话就对统计指标作出精确说明。
这就给不少高校按照更加有利于自身排名的统计口径报送数据留下了空间。
一些经验丰富的院校数据报送人员会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进行测算，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优口径。
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数据会对不同的指标产生相悖的影响，这就更加需要数据报送人员进行仔细权衡。
美国高校负责数据统计的部门一般是院校研究部门。
这是一个由高等教育、数据统计和信息技术等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所组成的专业性部门，有着非常严格的准入门槛和专业操守。
正是因为这些人员的专业性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很受尊重，薪酬待遇也比较优厚，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因为数据造假而牺牲自己的专业前途。
美国的院校研究专家表示，类似捐赠、图书馆、学生资助、研究 经费、校友人数等数据，院校研究部门也是从不同的渠道收集而来，由于数据系统、统计口径、数据来源部门人员交接等原因，比较容易产生统计偏差，即使经验丰富的数据分析员也很难避免。
一些美国的高等教育同行认为，美国的高校非常重视政府和专业统计部门的数据统计工作，而对多如牛毛的商业排名数据统计也只能疲于应对。
大学排名数据一般包括四种来源，一是排名机构从数据公司采集的商业数据，二是排名机构组织的学术同行和雇主调查数据，三是政府和院校主动披露的公开数据，四是排名机构向院校采集的统计数据。
虽然大学排名有广泛的国际和社会影响，但大学排名本身并非高利润行业，而大学排名所涉及的院校数量众多，排名机构在开展数据采集时往往遵循“成本控制”原则。
因此，多数大学排名将容易获取却存在明显评价缺陷的科学文献索引信息作为基础性的数据来源。
同样是由于“成本控制”因素，大学排名机构在组织学术同行和雇主调查的时候，做不到遵循严格的抽样原则，样本选择存在明显缺陷。
有的排名机构甚至存在因为利益关系指导和鼓励院校组织受访学者的情况。
由于世界各国高校所面对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环境存在明显差异，院校公开数据的统计 口径存在诸多不一致，直接纳入排名统计难免产生偏差。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大学排名在专业人员眼中从来不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信息来源。
部分院校跟排名机构密切互动，主动做好数据工作，尝到了甜头。
很多院校并不愿意向排名机构提供数据，往往迫于大学排名在新闻传播和大学评价中的巨大影响力，不得不做出一些被动的应对。
也有少数高校认为大学排名是将大学带向功利的罪魁祸首，因此长期拒绝提供数据，在学术界受到很有“定力”的赞誉。
如果理解了大学排名是一种商业公关手段，而非科学评价，也理解了大学排名数据从源头上就很难保证科学评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既存在很多追捧排名的院校，也存在很多抵触而又敷衍排名机构的院校。
在全球院校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大学排名可以通过商业渠道为学生和家长提供粗略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商业性的大学排名不应成为公共评价的数据源，任何公共部门和专业机构的采信行为都会助长其不良的商业气焰。
（作者刘虹系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张端鸿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