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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郭勉愈编辑：沈春蕾校对：何工劳E-mail押sx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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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科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主要途径。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率不足5%，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临哪些障碍？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待发力 ■本报记者韩天琪 杨国梁 尚智丛 近日据媒体报道，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的科研团队，研发了“无氯氟聚氨酯新型化学发泡剂”专利技术，摘掉了“聚氨酯产业破坏臭氧层”的“紧箍咒”，为产业发展找到了新出路“，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
其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革命性颠覆性的发明，取得了由美国化学会认定的新物质注册号。
该项专利被淄博市临淄区补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5亿元人民币买断20年独占许可使用权。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科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主要途径。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率不足5%，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临哪些障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
多方原因造成转化率低 “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科研团队此次研发的高附加值科技成果未来市场前景十分巨大，由此折射出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现实情况和未来道路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杨国梁看来，造成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现状的原因首先在于科技成果本身。
“国家和科技管理部门一直以来倡导的新理念是要注重科技的实际贡献。
我国长期以来科研的评价体系更多地注重数论文、数专利。
这种数数的评价方式造成很多人为了专利而专利，由此申请的部分专利未必 有很大的市场和转移转化潜力。
”杨国梁认为，不是很恰当的评价方式造成了一些没有那么大转移转化潜力的专利大量存在。
而这些所谓科技成果正是在这种有偏差的评价体系之下的产物。
其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临收益分配的问题。
杨国梁告诉记者，这正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临的难题，在发达国家有过解决的经验。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也很难对科技成果进行转移转化。
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与社会相结合，促进大学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1980年，美国出台了《拜杜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把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权明确下来。
”在《拜杜法案》之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收益权问题变得有法可依。
“我们国家前段时间也出台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法律，但具体的成果收益如何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还缺少明确的规定和细则。
”杨国梁解释。
再次，国外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据杨国梁介绍，技术转移办公室有专门的职业技术转移“经纪人”，专门从事技术转移，“可以说有一支专门的队伍”。
而在我国，很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工作缺少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懂企业需求，能够把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产业和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的专门人才。
这种专门人才的队伍建设方面有待提高。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技术交易市场，但这些市场更多地起到的是中介的作用，尚未在技术转移方面发挥更专业、更有效地沟通科研界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作用。
”最后，长期以来，由于评价体系和政策导向造成的观念，很多科研人员更愿意做学术。
“过去很多做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都是从事学术研究被分流岗位的那些人。
从领导到具体的科研人员都不是很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杨国梁认为，从观念、职业发展通道、是否受人尊重、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定位的角度上讲，很多科研人员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尚智丛提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大的体制障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还不是企业，而在科研机构当中。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强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
让企业成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已经谈了很多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
” 未来需要开拓更大的市场 杨国梁强调，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的案例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从科研成果本身来讲，走向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是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我国大部分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也存在若干问题。
”杨国梁说，“比如收益分配问题、如何在国有资产和个人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问题、政策导向问题，等等。
成功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案例可以为其他科研人员提供范例和标杆，让大家更加踊跃地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
”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动力来源于市场需求。
企业会衡量是购买一个专利合适还是使用原有技术获利更多。
”尚智丛认为，现在很多企业用的都是国外技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专利水平还是比较低。
“虽然这些年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在增加，但在真正创造市场价值方面还是较为欠缺。
” 从机制上来讲，国家是鼓励企业购买技术和专利的，为什么我们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还是低？尚智丛将其归因为我国的科技成果在转化时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
“真正有竞争力的技术是有人来购买的。
而现在真正的市场是国际性市场，不存在封闭的国内市场。
国际上各产业都是一体化的，技术竞争也是一体化的，不可能将国内市场封闭起来进行技术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企业都会衡量技术的先进水平和市场获益情况。
如果技术研发水平较低，自然难以获得企业的青睐。
” 尚智丛建议，在未来的体制调整中，更多地倾向于适应市场的技术研发和企业自主研发，给予二者更多的财政和人力上的资助。
第
二，我们所有的科研成果应当向世界市场开放。
“谁购买就卖给谁，不只面向国内企业和发达国家的企业。
不管是哪儿的企业，只要它愿意购买，我们就可以出售给它。
这就是鼓励我们面向世界市场来销售我们技术产品。
” 尚智丛认为，这是我国目前科研机构和大企业面临的一个课题，它们需要去开拓更大的市场。
“现在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面向的市场还是很狭窄，并没有很好地走出国门，面向世界。
” 2016年2月，我国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明确“十三五”期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同时指出，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发展还不平衡，尚不能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同年，美国科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发布“科学素养报告”，对于科学素养的概念和情境进行重读，报告从社会层面、群体层面、个人层面对科学素养问题进行了考察。
科学素养报告首先指出科学素养问题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包括：
（1）经济价值。
早在1918年英国自然科学与教育委员会就提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其物质生产和经济繁荣。
教育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国家GDP与其公民知识水平测试表现之间的关系，指出一国的知识资本与其长期增长紧密相关。
公民科学素养是培养科学技术及其他专业领域人才的基础，为提供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提供保障。
（2）民主价值。
一方面，包括空气污染、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现代公共问题需要有具备科学知识和理性的公民参与，另一方面，社会公共资源，例如空气、海洋、国家公园、公共图书馆、健康卫生设施等，也需要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的公民共同参与和保护。
公民科学素养工作是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3）文化价值。
在现代社会，科学行为逐渐成为理解世界的文化行为，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
科学素养也成为文化素质的体现。
（4）个人价值。
科学素养能够帮助个体公民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在面对健康、卫生、能源、生活方式等一系列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和决策时，科学的理念和知识能够帮助个人和家庭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
科学素养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
（1）科学素养的概念及其扩展。
科学素养的概念和内容包括对科学知识和事实的掌握、对科学过程的理解，以及对科学的社会过程的理解。
科学素养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远不止对科学事实和概念的理解,还包括对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认识。
历史上，对于科学素养概念的主流观点将其局限在个人能力测量层面，然而，在科技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仅注重个人的基础素养已不足以促进科学素养的整体发展。
（2）美国社会科学素养现状。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ScienceBoard)指出，近二十年来美国公民在科学素养上保持稳定，2014年的全民社会调查中，调查对象平均答对了65%的知识测试题目，这与1992年和2001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在美国科学委员会的问卷调查中，80%的调查对象对科学及科学投入持正面的支持态度，90%的调查对象对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保持较高的信任水平。
同时，美国公民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素养差距，这些差距主要受 到收入、教育、种族、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3）群体层面的科学素养。
报告发现科学素养具有重要的群体意义，例如，在科学资源较少、科学素养较低的美国社区和群体，环境和 解读 健康的危机事件更容易发 生。
科学素养的表现具有群 体性特征，尤其是当个人的 科学知识与其所属群体的 科学知识能够得到互动时， 例如，参与社区或群体活动 能够帮助个体公民提出新 问
题，获得新知识，通过与 年科学家群体进行互动，加强 公共参与。
（4）科学知识和 科学态度的复杂关系。
报告 美在科学态度上区分了对科 学的总体态度，以及对气候 变化、转基因、干细胞研究、 国核能等一系列特定科学争 姻鲁 议的态度，指出对科学的总晓 体态度无法预测在这些科周 科学争议上的态度。
报告指出建 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的关中 系比较复杂，受到多种个体张 学和外部因素影响，科学知识 思光 的增长并不代表对科学的 更大支持。
院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 素养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层 次特点，美国科学院科学教 科育委员会通过科学素养报 告提出两方面建议：
（1）加强 科学素养的理解。
包括科学 学界在内的社会参与者应该 继续加强和扩展对科学素 养概念的理解，一方面理解 素社会结构和组织如何能有 效支持个人科学素养的提 升；另一方面，理解社会和 养群体层面上的科学素养并 不是个体层面的科学素养 的简单加总，在社会和群体 报层面上理解科学素养有助 于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
（2）加强科学素养的理论和 告实践研究。
委员会建议相关 科学界需要对科学素养的 新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的 研究，进一步扩展科学素养的概念。
这些研究 问题包括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的关系、科学 素养的效用、科学素养和其他公民素质的关 系、科学素养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等。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学部科普与教育研究支撑中心。
本文由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供稿） 编织“科技云”
汇成“创新海”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创新掠影 ■本报记者张楠 曾经，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作为中国互联网的诞生地，孕育了中国互联网，见证和参与了它发展壮大的历史，并最早研究、部署和支撑了科研信息化，精心培育着我国科研信息化事业的幼芽茁壮成长。
今天，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其中将发挥最具创新性的作用。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作为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工程任务的总体牵头单位，作为唯一集网络、数据、高性能计算为一体的科研单位，也对自己提出了顺应时代需求的发展目标。
那么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是如何践行改革创新的？ “十三五”继续引领科研信息化发展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发展史，几乎也是中国科学院信息化进程乃至早期中国互联网事业发展的历史，中心已将自身定位精准“绑定”：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的支撑保障作用，加强信息化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汇聚科技和管理信息化资源，促进科研模式转变和科学思想传播，大力培养信息化应用交叉学科领军人才，成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集成、运行管理和服务保障的一流信息中心，引领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
“从‘九五’开始筹划，‘十五’开始实施，到现在‘十三五’，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从组织并参与《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制定、工程任务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到承担近80%的院信息化工程任务，始终发挥的是总体单位的作用。
”中科院计算所信息技术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洪学海告诉记者。
今年2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十二五”信息化专项通过专家验收，既是对“十二五”期间由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牵头的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中国科学院“十三五”信息化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5年，中科院院机关主管部门开始组织编写《“十三五”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发展规划》。
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谭铁牛的指导和支持下，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将科学家需求梳理分解成中国科技云、智慧中科院、科学大数据等五大工 程，并将这五大工程纳入“规划”。
洪学海曾受邀参与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十 三五”期间“一三五”规划的制定工作。
对于中科院信息化五大工程的总体目标，洪学海有着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是代表中国科学院面向全国科技领域，提供‘专柜式’云服务。
”洪学海分析道，科学家对云服务响应的安全、质量、专业的要求很高，例如“高性能对撞机每次试验将产生大量的试验数据，一次几百个GB大数据放在市场上提供的一般云服务平台上是不可能的，瞬时高峰量会把它们堵死，只能由特有的高速科研网络，来提供稳定可靠的服务系统和安全的服务环境”。
科技创新亮点频现 今年3月上旬，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牵头的国家发改委“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已完成全国范围内5个物联网根节点建设；完成Handle、CID、Ecode三个标识体系子平台建设，实现了异构标识识别与互通机制，攻克了物联网标识解析关键技术；平台标识注册量已达11.2亿条，累计标识服务量超过8.2亿次。
该项目各参建单位共完成自主研发和定制软件系统40余套，制定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3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数十项，初步建立了我国物联网标识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同时，物联网标识服务及相关应用已在商品追溯、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智能家居、智慧物流、数字资源管理等领域实现了应用示范及产业化推广。
这也是中心“十三五”期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之一信息物理系统（标识）技术应用的部分成果，被认为有望改变物联网信息孤岛窘境。
事实上，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科研创新亮点频现。
例如2016年曾入围戈登贝尔奖决赛的合金微组织演化相场模拟课题，通过可扩展紧致指数时间差分实现了并行算法自主创新，突破了相场模型大时间步长模拟的可扩展性瓶颈，终将模拟能力提升了3个量级，实现国际上最大的并行计算。
如自主研发的地理空间数据云，不仅通过积累8年的服务经验，收获14类109个数据产品、 800多万条元数据，数据实体超过350TB，数据汇聚能力达到1PB，更实现了面向全球分散数据的自动汇聚、大规模多要素时空数据检索服务、面向按需计算的高效处理系统等方面的技术创新。
“大规模地理空间数据云服务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16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谈及科研创新理念，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廖方宇认为，“创新不可能就是买东西，也不会是纯原始研发。
我们最重要的贡献将会是集成创新，是要提供更好的‘东西’给科学家使用”。
据他介绍，经过引进和培养，中心已初步形成面向科学和应用的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研发团队。
为年轻骨干创造条件 “这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人，要想持续站在信息化浪潮的浪尖上，必须对人才培养模式有深入思考。
”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韩华对当前的人才“行情”非常清楚，“我们中心培养的优秀人才，如果去互联网企业有的能拿到百万元年薪。
人才外输、人才流动都是正常现象，但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绝大多数留了下来，其中的一些人才已经成长为业务部室主任，工作中独当一面”。
记者了解到，中心目前有正式在岗职工437人，项目聘用人员占比70%以上，是严重缺编单位。
那么，中心是如何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 措施一：打造支持业务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
“人才队伍结构必须改革和优化。
”韩华说。
新领导班子上任后，决定实现业务干部年轻化，着重培养一批优秀的“80后”作为业务中层后备人员。
为此中心进行结构调整，50%的业务部室均下设了二级业务室，业务室负责人中“80后”占比55%。
“这样不同年龄段的人才梯队形成了，同时这批人在对外合作的时候也会感到交流更通畅。
” 措施二：以人为本创新人才机制。
由于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特色定位，很多做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和应用平台运维的员工，一年中除了春节3天轮休假外，无法享受其他节假日。
负责建设和运维中科院全院ARP系统的管理信息化部，由于各种原因，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名副研究员带领近90人的团队开展相关工作，对该团队项目的申请、对外开展合作交流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面对这一实际情况，中心按照“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方针，结合中心“一三五”任务布局，对正高岗进行了合理的设岗，加大了对各类岗位人员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的考评，使8位员工晋升正高级岗位，年龄最小者为“80后”，有效地理顺了各类岗位人员晋升的通道和空间。
措施三：想方设法拓宽青年骨干人才的晋升渠道和空间。
中心先后制定出台了项目研究员制度，设立了“荣誉员工”奖项。
只要是作为项目负责人能承担千万元以上项目的副研究员，不论是国家项目还是企业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可以聘任为项目研究员，享受正高级岗位待遇，同时对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或在技术产品和服务转化取得突出绩效、或获得国家及部委级奖励或者称号，为中心赢得极大声誉的员工，都可以参加“荣誉员工”评选，2016年有3人获此荣誉。
此外，搭建全方位人才格局，不求所有但求为我所用，这也是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灵活的用人之道。
对于所需人才，中心领导班子的眼界并不止步在单位内部：“一定要打破局限。
譬如调动院内所有从事信息化工作的各类人员，参与到信息化基础设施运维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以及宣传、推荐、培训等各项工作中来。
另外，如专用软件的研发，因为需要面向各个学科领域，就必须和科学家合作。
同时，我们会有大量外聘，甚至聘请企业人才来兼职，现在已经开始物色人选。
” 创新机制整合资源 进入“十三五”，领导班子高度重视通过梳理制度体系与工作流程来促进和推动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单是2016年，中心就发布新制度19条，规范了领导班子议事原则，组织召开所务会、党政联席会、主任办公会21次，安排所领导接待日12次，并在内网进行所务公开。
为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领导班子不断推陈出新，采取多种方式激发员工活力。
今年3月，职代会讨论通过新的“三元”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管理办法。
新办法规定各业务部门的年度绩效总额度与部门项目经费争取、科研成果取得、国家及各类奖项获得等挂钩，将对员工岗位绩效考核的权力基本上放在了设岗部门，增强了部门负责人调动各类资源的权限。
改革后的 绩效以完成任务和成果产出为核心，与每位员工的技术创新挂钩。
此外，中心还制定发布了科研业务事项审签、财务审签等管理办法，将审批权限逐级下放。
通过这些制度的执行，中心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部门层面的沟通应解决80%，各个职能处室解决10%，领导班子解决10%。
韩华认为，这种做法对中层领导来说也是极大的锻炼，减少了审批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人才机制、工作机制创新的同时，中心投入巨大精力完成了业务结构调整。
围绕“十三五”规划目标，中心不仅打破了以往条块化的结构，同时部署了很多前沿学科领域，并相应成立了新业务部门，包括网络空间安全技术与应用发展部、未来网络技术与应用实验室、先进交互式技术与应用实验室和物联网信息技术与应用实验室等。
让软实力“说话” “总是自娱自乐能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走进研究所、走进一线科学家”。
对于服务保障，领导班子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不能只是态度好，能力也得跟上。
比如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应当改变以技术为牵引的历史，转而以用户需求为核心来设计，真正形成科学研究、管理服务和教育培训方面发挥作用的产品和服务，并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喜欢用、爱用。
” 例如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科学院机关的管理信息化，中心专门设立了院机关信息化保障业务室。
而以往一个用户单位要派四五个人在各地开会学习，参加ARP财务模块培训、人事模块培训等现象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年一次的用户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为践行“数据引领下的科研模式转变”，中心成立了包括邬贺铨、孙九林、孙家昶等50位院士、专家在内的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指导中心业务发展，并主动组织团队前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基因组所、空间中心、上海天文台等科研单位调研并洽谈合作，很快还将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单位形成深度合作。
为突破创新孤岛，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将更着力于软实力建设，展现信息化在“十三五”科技创新工作中的倍增器作用。
7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科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主要途径。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率不足5%，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临哪些障碍？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待发力 ■本报记者韩天琪 杨国梁 尚智丛 近日据媒体报道，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的科研团队，研发了“无氯氟聚氨酯新型化学发泡剂”专利技术，摘掉了“聚氨酯产业破坏臭氧层”的“紧箍咒”，为产业发展找到了新出路“，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
其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革命性颠覆性的发明，取得了由美国化学会认定的新物质注册号。
该项专利被淄博市临淄区补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5亿元人民币买断20年独占许可使用权。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科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主要途径。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率不足5%，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临哪些障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
多方原因造成转化率低 “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科研团队此次研发的高附加值科技成果未来市场前景十分巨大，由此折射出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现实情况和未来道路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杨国梁看来，造成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现状的原因首先在于科技成果本身。
“国家和科技管理部门一直以来倡导的新理念是要注重科技的实际贡献。
我国长期以来科研的评价体系更多地注重数论文、数专利。
这种数数的评价方式造成很多人为了专利而专利，由此申请的部分专利未必 有很大的市场和转移转化潜力。
”杨国梁认为，不是很恰当的评价方式造成了一些没有那么大转移转化潜力的专利大量存在。
而这些所谓科技成果正是在这种有偏差的评价体系之下的产物。
其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临收益分配的问题。
杨国梁告诉记者，这正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临的难题，在发达国家有过解决的经验。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也很难对科技成果进行转移转化。
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与社会相结合，促进大学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1980年，美国出台了《拜杜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把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权明确下来。
”在《拜杜法案》之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收益权问题变得有法可依。
“我们国家前段时间也出台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法律，但具体的成果收益如何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还缺少明确的规定和细则。
”杨国梁解释。
再次，国外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据杨国梁介绍，技术转移办公室有专门的职业技术转移“经纪人”，专门从事技术转移，“可以说有一支专门的队伍”。
而在我国，很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工作缺少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懂企业需求，能够把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产业和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的专门人才。
这种专门人才的队伍建设方面有待提高。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技术交易市场，但这些市场更多地起到的是中介的作用，尚未在技术转移方面发挥更专业、更有效地沟通科研界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作用。
”最后，长期以来，由于评价体系和政策导向造成的观念，很多科研人员更愿意做学术。
“过去很多做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都是从事学术研究被分流岗位的那些人。
从领导到具体的科研人员都不是很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杨国梁认为，从观念、职业发展通道、是否受人尊重、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定位的角度上讲，很多科研人员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尚智丛提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大的体制障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还不是企业，而在科研机构当中。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强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
让企业成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已经谈了很多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
” 未来需要开拓更大的市场 杨国梁强调，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的案例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从科研成果本身来讲，走向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是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我国大部分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也存在若干问题。
”杨国梁说，“比如收益分配问题、如何在国有资产和个人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问题、政策导向问题，等等。
成功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案例可以为其他科研人员提供范例和标杆，让大家更加踊跃地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
”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动力来源于市场需求。
企业会衡量是购买一个专利合适还是使用原有技术获利更多。
”尚智丛认为，现在很多企业用的都是国外技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专利水平还是比较低。
“虽然这些年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在增加，但在真正创造市场价值方面还是较为欠缺。
” 从机制上来讲，国家是鼓励企业购买技术和专利的，为什么我们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还是低？尚智丛将其归因为我国的科技成果在转化时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
“真正有竞争力的技术是有人来购买的。
而现在真正的市场是国际性市场，不存在封闭的国内市场。
国际上各产业都是一体化的，技术竞争也是一体化的，不可能将国内市场封闭起来进行技术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企业都会衡量技术的先进水平和市场获益情况。
如果技术研发水平较低，自然难以获得企业的青睐。
” 尚智丛建议，在未来的体制调整中，更多地倾向于适应市场的技术研发和企业自主研发，给予二者更多的财政和人力上的资助。
第
二，我们所有的科研成果应当向世界市场开放。
“谁购买就卖给谁，不只面向国内企业和发达国家的企业。
不管是哪儿的企业，只要它愿意购买，我们就可以出售给它。
这就是鼓励我们面向世界市场来销售我们技术产品。
” 尚智丛认为，这是我国目前科研机构和大企业面临的一个课题，它们需要去开拓更大的市场。
“现在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面向的市场还是很狭窄，并没有很好地走出国门，面向世界。
” 2016年2月，我国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明确“十三五”期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同时指出，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发展还不平衡，尚不能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同年，美国科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发布“科学素养报告”，对于科学素养的概念和情境进行重读，报告从社会层面、群体层面、个人层面对科学素养问题进行了考察。
科学素养报告首先指出科学素养问题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包括：
（1）经济价值。
早在1918年英国自然科学与教育委员会就提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其物质生产和经济繁荣。
教育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国家GDP与其公民知识水平测试表现之间的关系，指出一国的知识资本与其长期增长紧密相关。
公民科学素养是培养科学技术及其他专业领域人才的基础，为提供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提供保障。
（2）民主价值。
一方面，包括空气污染、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现代公共问题需要有具备科学知识和理性的公民参与，另一方面，社会公共资源，例如空气、海洋、国家公园、公共图书馆、健康卫生设施等，也需要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的公民共同参与和保护。
公民科学素养工作是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3）文化价值。
在现代社会，科学行为逐渐成为理解世界的文化行为，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
科学素养也成为文化素质的体现。
（4）个人价值。
科学素养能够帮助个体公民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在面对健康、卫生、能源、生活方式等一系列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和决策时，科学的理念和知识能够帮助个人和家庭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
科学素养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
（1）科学素养的概念及其扩展。
科学素养的概念和内容包括对科学知识和事实的掌握、对科学过程的理解，以及对科学的社会过程的理解。
科学素养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远不止对科学事实和概念的理解,还包括对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认识。
历史上，对于科学素养概念的主流观点将其局限在个人能力测量层面，然而，在科技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仅注重个人的基础素养已不足以促进科学素养的整体发展。
（2）美国社会科学素养现状。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ScienceBoard)指出，近二十年来美国公民在科学素养上保持稳定，2014年的全民社会调查中，调查对象平均答对了65%的知识测试题目，这与1992年和2001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在美国科学委员会的问卷调查中，80%的调查对象对科学及科学投入持正面的支持态度，90%的调查对象对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保持较高的信任水平。
同时，美国公民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素养差距，这些差距主要受 到收入、教育、种族、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3）群体层面的科学素养。
报告发现科学素养具有重要的群体意义，例如，在科学资源较少、科学素养较低的美国社区和群体，环境和 解读 健康的危机事件更容易发 生。
科学素养的表现具有群 体性特征，尤其是当个人的 科学知识与其所属群体的 科学知识能够得到互动时， 例如，参与社区或群体活动 能够帮助个体公民提出新 问
题，获得新知识，通过与 年科学家群体进行互动，加强 公共参与。
（4）科学知识和 科学态度的复杂关系。
报告 美在科学态度上区分了对科 学的总体态度，以及对气候 变化、转基因、干细胞研究、 国核能等一系列特定科学争 姻鲁 议的态度，指出对科学的总晓 体态度无法预测在这些科周 科学争议上的态度。
报告指出建 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的关中 系比较复杂，受到多种个体张 学和外部因素影响，科学知识 思光 的增长并不代表对科学的 更大支持。
院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 素养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层 次特点，美国科学院科学教 科育委员会通过科学素养报 告提出两方面建议：
（1）加强 科学素养的理解。
包括科学 学界在内的社会参与者应该 继续加强和扩展对科学素 养概念的理解，一方面理解 素社会结构和组织如何能有 效支持个人科学素养的提 升；另一方面，理解社会和 养群体层面上的科学素养并 不是个体层面的科学素养 的简单加总，在社会和群体 报层面上理解科学素养有助 于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
（2）加强科学素养的理论和 告实践研究。
委员会建议相关 科学界需要对科学素养的 新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的 研究，进一步扩展科学素养的概念。
这些研究 问题包括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的关系、科学 素养的效用、科学素养和其他公民素质的关 系、科学素养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等。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学部科普与教育研究支撑中心。
本文由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供稿） 编织“科技云”
汇成“创新海”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创新掠影 ■本报记者张楠 曾经，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作为中国互联网的诞生地，孕育了中国互联网，见证和参与了它发展壮大的历史，并最早研究、部署和支撑了科研信息化，精心培育着我国科研信息化事业的幼芽茁壮成长。
今天，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其中将发挥最具创新性的作用。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作为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工程任务的总体牵头单位，作为唯一集网络、数据、高性能计算为一体的科研单位，也对自己提出了顺应时代需求的发展目标。
那么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是如何践行改革创新的？ “十三五”继续引领科研信息化发展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发展史，几乎也是中国科学院信息化进程乃至早期中国互联网事业发展的历史，中心已将自身定位精准“绑定”：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的支撑保障作用，加强信息化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汇聚科技和管理信息化资源，促进科研模式转变和科学思想传播，大力培养信息化应用交叉学科领军人才，成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集成、运行管理和服务保障的一流信息中心，引领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
“从‘九五’开始筹划，‘十五’开始实施，到现在‘十三五’，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从组织并参与《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制定、工程任务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到承担近80%的院信息化工程任务，始终发挥的是总体单位的作用。
”中科院计算所信息技术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洪学海告诉记者。
今年2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十二五”信息化专项通过专家验收，既是对“十二五”期间由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牵头的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中国科学院“十三五”信息化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5年，中科院院机关主管部门开始组织编写《“十三五”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发展规划》。
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谭铁牛的指导和支持下，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将科学家需求梳理分解成中国科技云、智慧中科院、科学大数据等五大工 程，并将这五大工程纳入“规划”。
洪学海曾受邀参与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十 三五”期间“一三五”规划的制定工作。
对于中科院信息化五大工程的总体目标，洪学海有着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是代表中国科学院面向全国科技领域，提供‘专柜式’云服务。
”洪学海分析道，科学家对云服务响应的安全、质量、专业的要求很高，例如“高性能对撞机每次试验将产生大量的试验数据，一次几百个GB大数据放在市场上提供的一般云服务平台上是不可能的，瞬时高峰量会把它们堵死，只能由特有的高速科研网络，来提供稳定可靠的服务系统和安全的服务环境”。
科技创新亮点频现 今年3月上旬，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牵头的国家发改委“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已完成全国范围内5个物联网根节点建设；完成Handle、CID、Ecode三个标识体系子平台建设，实现了异构标识识别与互通机制，攻克了物联网标识解析关键技术；平台标识注册量已达11.2亿条，累计标识服务量超过8.2亿次。
该项目各参建单位共完成自主研发和定制软件系统40余套，制定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3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数十项，初步建立了我国物联网标识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同时，物联网标识服务及相关应用已在商品追溯、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智能家居、智慧物流、数字资源管理等领域实现了应用示范及产业化推广。
这也是中心“十三五”期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之一信息物理系统（标识）技术应用的部分成果，被认为有望改变物联网信息孤岛窘境。
事实上，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科研创新亮点频现。
例如2016年曾入围戈登贝尔奖决赛的合金微组织演化相场模拟课题，通过可扩展紧致指数时间差分实现了并行算法自主创新，突破了相场模型大时间步长模拟的可扩展性瓶颈，终将模拟能力提升了3个量级，实现国际上最大的并行计算。
如自主研发的地理空间数据云，不仅通过积累8年的服务经验，收获14类109个数据产品、 800多万条元数据，数据实体超过350TB，数据汇聚能力达到1PB，更实现了面向全球分散数据的自动汇聚、大规模多要素时空数据检索服务、面向按需计算的高效处理系统等方面的技术创新。
“大规模地理空间数据云服务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16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谈及科研创新理念，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廖方宇认为，“创新不可能就是买东西，也不会是纯原始研发。
我们最重要的贡献将会是集成创新，是要提供更好的‘东西’给科学家使用”。
据他介绍，经过引进和培养，中心已初步形成面向科学和应用的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研发团队。
为年轻骨干创造条件 “这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人，要想持续站在信息化浪潮的浪尖上，必须对人才培养模式有深入思考。
”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韩华对当前的人才“行情”非常清楚，“我们中心培养的优秀人才，如果去互联网企业有的能拿到百万元年薪。
人才外输、人才流动都是正常现象，但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绝大多数留了下来，其中的一些人才已经成长为业务部室主任，工作中独当一面”。
记者了解到，中心目前有正式在岗职工437人，项目聘用人员占比70%以上，是严重缺编单位。
那么，中心是如何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 措施一：打造支持业务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
“人才队伍结构必须改革和优化。
”韩华说。
新领导班子上任后，决定实现业务干部年轻化，着重培养一批优秀的“80后”作为业务中层后备人员。
为此中心进行结构调整，50%的业务部室均下设了二级业务室，业务室负责人中“80后”占比55%。
“这样不同年龄段的人才梯队形成了，同时这批人在对外合作的时候也会感到交流更通畅。
” 措施二：以人为本创新人才机制。
由于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特色定位，很多做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和应用平台运维的员工，一年中除了春节3天轮休假外，无法享受其他节假日。
负责建设和运维中科院全院ARP系统的管理信息化部，由于各种原因，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名副研究员带领近90人的团队开展相关工作，对该团队项目的申请、对外开展合作交流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面对这一实际情况，中心按照“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方针，结合中心“一三五”任务布局，对正高岗进行了合理的设岗，加大了对各类岗位人员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的考评，使8位员工晋升正高级岗位，年龄最小者为“80后”，有效地理顺了各类岗位人员晋升的通道和空间。
措施三：想方设法拓宽青年骨干人才的晋升渠道和空间。
中心先后制定出台了项目研究员制度，设立了“荣誉员工”奖项。
只要是作为项目负责人能承担千万元以上项目的副研究员，不论是国家项目还是企业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可以聘任为项目研究员，享受正高级岗位待遇，同时对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或在技术产品和服务转化取得突出绩效、或获得国家及部委级奖励或者称号，为中心赢得极大声誉的员工，都可以参加“荣誉员工”评选，2016年有3人获此荣誉。
此外，搭建全方位人才格局，不求所有但求为我所用，这也是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灵活的用人之道。
对于所需人才，中心领导班子的眼界并不止步在单位内部：“一定要打破局限。
譬如调动院内所有从事信息化工作的各类人员，参与到信息化基础设施运维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以及宣传、推荐、培训等各项工作中来。
另外，如专用软件的研发，因为需要面向各个学科领域，就必须和科学家合作。
同时，我们会有大量外聘，甚至聘请企业人才来兼职，现在已经开始物色人选。
” 创新机制整合资源 进入“十三五”，领导班子高度重视通过梳理制度体系与工作流程来促进和推动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单是2016年，中心就发布新制度19条，规范了领导班子议事原则，组织召开所务会、党政联席会、主任办公会21次，安排所领导接待日12次，并在内网进行所务公开。
为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领导班子不断推陈出新，采取多种方式激发员工活力。
今年3月，职代会讨论通过新的“三元”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管理办法。
新办法规定各业务部门的年度绩效总额度与部门项目经费争取、科研成果取得、国家及各类奖项获得等挂钩，将对员工岗位绩效考核的权力基本上放在了设岗部门，增强了部门负责人调动各类资源的权限。
改革后的 绩效以完成任务和成果产出为核心，与每位员工的技术创新挂钩。
此外，中心还制定发布了科研业务事项审签、财务审签等管理办法，将审批权限逐级下放。
通过这些制度的执行，中心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部门层面的沟通应解决80%，各个职能处室解决10%，领导班子解决10%。
韩华认为，这种做法对中层领导来说也是极大的锻炼，减少了审批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人才机制、工作机制创新的同时，中心投入巨大精力完成了业务结构调整。
围绕“十三五”规划目标，中心不仅打破了以往条块化的结构，同时部署了很多前沿学科领域，并相应成立了新业务部门，包括网络空间安全技术与应用发展部、未来网络技术与应用实验室、先进交互式技术与应用实验室和物联网信息技术与应用实验室等。
让软实力“说话” “总是自娱自乐能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走进研究所、走进一线科学家”。
对于服务保障，领导班子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不能只是态度好，能力也得跟上。
比如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应当改变以技术为牵引的历史，转而以用户需求为核心来设计，真正形成科学研究、管理服务和教育培训方面发挥作用的产品和服务，并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喜欢用、爱用。
” 例如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科学院机关的管理信息化，中心专门设立了院机关信息化保障业务室。
而以往一个用户单位要派四五个人在各地开会学习，参加ARP财务模块培训、人事模块培训等现象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年一次的用户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为践行“数据引领下的科研模式转变”，中心成立了包括邬贺铨、孙九林、孙家昶等50位院士、专家在内的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指导中心业务发展，并主动组织团队前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基因组所、空间中心、上海天文台等科研单位调研并洽谈合作，很快还将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单位形成深度合作。
为突破创新孤岛，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将更着力于软实力建设，展现信息化在“十三五”科技创新工作中的倍增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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